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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对自己的形容至为贴切。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引用了一句歇后语：“我是和尚打伞”，以说明他自己是“无发(法)无天”。那天的翻译对此一歇后语不熟悉，因此将这句歇后语翻译成“一个孤寂的和尚，打着破伞，在雨中踽踽行走。”①因此，斯诺和许多继他之后的无数学者以为毛有一种悲剧性的孤寂情结。这真是个天大的误解。毛其实是在大言不惭的告诉斯诺，他就是神祗，他就是法律--“无发(法)无天”。
毛见外国人时，给毛当翻译很不容易。他在会谈时，常引用诗、文及俚语。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引用了清康熙时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典故：张英的家人与邻居争地界，发生纠纷，给他写信，他赋诗代信回覆：“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立即让地三尺，对方为此也让三尺，成了一条六尺巷道。毛引用了这诗的最后二句，用以表明他对中苏之间边界纠纷的态度。当时我看翻译十分为难，我不懂俄文，不知怎么译，但从尤京一脸茫然的表情看，他恐怕没有听懂毛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谈到和平共处，引用了宋末赵孟俯的夫人管道生给赵的一首诗：“你侬我侬，忒煞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他藉此说明中印二国的亲密关系。翻译很为难，说了很久，我不知道对方是否明白毛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庆祝苏共国庆四十周年时，毛在大会上讲到团结的重要性时，引用了俚语：“一个篱笆三个椿，一个好汉十个帮”。为解释这句话，翻译弄得一头大汗。
一九七一年毛初次会见季幸格，毛引用《红楼梦》中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美国的处境。可是这句话怎么也译不清楚。
毛常告诉我，“我念的是绿林大学”。毛是个彻头彻尾的叛逆分子，他反抗所有的权威，力求驾御一切--从最高政治决策到他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细枝末节，中南海内凡事都须经由他的首肯，甚至江青的衣着打扮。中国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他的批准。
毛没有朋友，自外于一般的来往接触。他和江青很少聚在一起，亲生子女更少。
就我所知，毛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虽很亲切，其实是铁石心肠，感受不到一丝爱或友情的温暖。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是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施。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演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我始终无法了解毛的冷漠，也许他曾目睹过多死亡，因此对人类的苦痛变得无动于衷。毛的第一位妻子杨开慧及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都被国民党处死，大儿子毛岸英死于朝鲜战争中，他有数名子女在长征时夭折或是失散，永无下落。但我从未见他为失去这些亲人表露过任何情感。事实上，由于他一再逃过这些劫难，似乎只让他更相信自己会长命百岁，对那些死去的亲人，他只淡淡的说：“为了革命理想，总有人得牺牲。”
毛虽然行止孤独，消息却很灵通。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床上，一连好几天只罩件睡袍度日，但他勤于阅读，并总要他身边的人，用口头或书面向他报告中国境内和世界大事，因此他对上自中国偏远地区到全球各地，下至他宫闱中的倾轧夺权，都了若指掌。
毛痛恨繁文缛节。一九四九年，当时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建议，按照国际礼节，应该穿黑色衣服，穿皮底黑色皮鞋接见外国大使。毛听到后，大发脾气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搞他们那套做什么。”他穿灰色中山装，胶底黄色皮鞋接国书。从此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也一律穿灰色套服了，于是驰名于世的“毛服”也就随之出现。余因此被调职，文化大革命时余自杀。
毛拒绝服从任何时间表。他神出鬼没，行踪飘忽不定。每回他出去散步，回程一定走另外一条路。他从不重蹈过去的足迹，永远另辟蹊径。无论是在私生活或是在国家大事上，毛总勇于追寻前所未有的途径。
毛对历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覆翻阅的是历史书籍。他看过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惯于用过去来注释现在。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论，与我过去的想象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观点中，没有道德的顾虑。我在知道毛不但认同中国的帝王，而且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后，非常震惊。毛不惜用最残忍暴虐的方法来达到目标。
毛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纣王开辟了东南大片土地，使中国的疆土东抵大海，而且对中国的民族统一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比干这些人反对纣王的开拓疆土政策，当然要杀掉。纣王搞了些女人是事实，但是哪个皇帝不搞？
毛说：秦始皇是中国的广阔版图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人。至于焚书坑儒，焚的是宣传分裂的书，坑的是主张分裂的儒，而且杀的儒生不过四百六十个，实在算不上什么。有些人在这上面大作文章，真是“抓住一点，尽量扩大，不计其余”，完全颠倒黑白。
毛对武则天推崇备至(后来文革中江青以武则天自居)。有一次他同我谈到武则天。我说：“武则天疑心过大，告密过滥，杀人过多”。他说：“武则天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进行改革。唐室的宗室豪门大族想设法推翻她，是事实，不是她疑心大。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呢？将想杀死她的人杀掉，有什么不应该？”
隋炀帝则是沟通中国南方和北方，使南北方密切结合起来的伟大人物。中国的大河都是由西向东入海。隋炀帝开了由北向南的大运河，象一条大腰带，将中国拦腰捆住。毛说这段历史是唐人给完全歪曲了。
西方领袖中，毛对拿破仑极为推崇。他认为拿破仑打破了古典战争的常规，使战争的战略和战术起了革命性的改变。譬如，他进攻时，用密集大炮轰击取胜。毛推崇拿破仑的另一重大事件是，拿破仑进攻埃及时，曾带领大批学者、科学家到埃及，并因此建立了埃及学，研究古埃及文化源流。在这个事件的启发下，毛也决定组队到黄河的发源地青海省，去探寻中国文明的源头。
一九六四年汪东兴组织了一批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地质学者、水文学家和工程学家。汪为此从内蒙古及宁夏调来马匹，成立了一骑兵连，还另外调来大批行军器材和装备。毛和我每天一起练习骑马。毛最后决定八月十日起程。八月五日夜晚传来美国军队直接参加越南战争的急电，这样毛才取消黄河行的决定。
毛的历史观与常人不同，它反映毛本身的性格。毛爱惜古喻今，并自认对中国历史有极大贡献。我认为中国历代宫闱夺权诈术对毛思想上的影响远大于马列主义。
毛是个革命家属不争事实，他的目标是将中国改造成富强大国，但他却从过去的专制历史中寻求统治方法和权力倾轧的对策。
中国历史对毛所追求的新中国作用不大。毛认为中国文化已停滞不前，他要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有必要学习外国，改进外国思想，并使其适应中国国情。他常说：“中国的东西也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些，非驴非马，成了骡子也不坏。”
毛认为社会主义能激发中国人民的蓬勃创造力，并重造过去的盛世辉煌。苏联是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不得不向苏联寻求灵感。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坚持中国要“一边靠”。毛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的是求中国富足强大，文化复兴。换句话说，要创造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常说未经消化吸收的全盘西化不好，他也从未提倡将苏联那一套原封不动的搬来中国。他认为苏联在建设中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都可作为借鉴。
从毛第一次召见我开始，他便将对美国和西方科技的赞赏表露无疑。他深知要重振华夏声威，光学习苏联是不够的。因此他对“一边靠”的口号很有保留。
毛对自身的历史定位十分肯定，他从未质疑过他的角色。他是最伟大的领袖，万王之王--他统一中国，并将改造中国，使它恢复过去的辉煌。毛从未跟我用过“现代化”这个词。毛不是现代人，他念兹在兹的是使中国恢复昔日的繁盛风华。毛是革命家，也是和传统决裂的人，他要改造中国，重振大汉天威。毛将缔造自己的万里长城。他的不朽与中国的伟大交织在一起。整个中国都是他指下的试验场，毛就是中国。任何与毛思想相左或胆敢向他挑战的人，都被毛视为异端。毛毫不留情的铲除敌人，百姓的生命不值一提。
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难接受毛竟会如此轻贱人民的性命，以达到他的目标。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总理访问中国。毛与尼赫鲁会谈时，毛明确表示，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为战胜帝国主义，值得牺牲几千万中国人民的性命。毛这样告诉尼赫鲁：“我不相信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这些话当时使尼赫鲁大为吃惊。
后来毛在一九五七年于莫斯科的演讲中又说过，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亿人)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人。②直到“大跃进”，上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饥荒，我才开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备至的暴君之间的相似之处。毛知道有上千万人饿死。他无动于衷。
我经过一再思索后，终于搞懂了毛的历史观点。此外，他这番话也是在明白告诉我，今后我对他只能绝对服从，不可稍加异议，忠贞不二是唯一的路。
外面的人看毛的宫闱世界，总有如雾里看花，觉得毛如此伟大，为他工作如此光荣，想离开一组简直是不可思议，只有那些对毛不够忠心的人才会被驱逐在朱墙之外。全中国也没有地方敢收容不明不白离开一组的人。
一组里的人有些是真的忠心耿耿。一来因为毛对他们有救命之恩，让他们有安全感(就象我的政治历史被毛一笔勾消一般)；二来他们崇毛如泰山北斗，视他为中国的救星。但却有另外一群人只是拍马屁，向毛争宠。毛的心里也很清楚，只因为他有用得着这些人的地方，所以留着他们，一但利用价值没了，毛便一脚把他们踢开。
一次我同汪东兴谈话，我向汪提出了这个疑问。汪说：“为人民服务，总要有具体的人啊。为毛服务，还不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在这里工作，是党分派你来的，还不就是为党工作吗？”
“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是毛喊出来的。中南海南墙入口的新华门后，这几个斗大的金字嵌在一片墙上，它也挡住了中国老百姓一窥今日紫禁城中高级领导生活和工作真相的视线。在中南海的政治学习中，总是强调要“为人民服务”，是为党工作，不是为个人。这口号使我激动不已，因此决心加入共产党。
后来我发现在毛这里工作，却成了向毛争宠。而毛呢？从来不用亲自穿鞋脱袜，梳洗理发。我对这“为毛服务”的一组现象非常不解。
我那时年轻天真，便听信了汪东兴这番教诲。
毛一旦怀疑一组人员和其他领导人--不管是周恩来、林彪或是刘少奇--关系过于密切，便立即将他们撤换。毛警告我：“祸从口出。”此后二十年中，历尽各次政治运动，不论是“大鸣大放”，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字报”、“小字报”，我都守口如瓶，只埋首于毛的医疗保健；甚至在我深深了解他的残酷暴虐之后，我也一迳保持沉默。我清楚，在中国只有毛有独立意志。
但我此时仍崇敬毛，他是中国的救星，民族灯塔，最高领袖。我将中国视为一个大家族，我们需要一个族长，毛主席就是大家的领导。我为毛主席服务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
注释
①爱德加.斯诺对此事的描述见TheLongRevolution(NewYork：Vintage，1971，p.175)。
②赫鲁晓夫记述毛在断言中国能制造更多的人口时语言的残酷，他及其他苏联领导为毛轻视生灵的态度大表恐怖。见KhrushchevRemembers，Tran.&ed.StrobeTalbott(Boston：LittleBrown，1974，p.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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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同毛开始出巡之后，才见识到“为毛服务”的铺张浪费的一面。毛的安全和保健工作极尽周全。毛的舒适和享受是第一要务。我早知道毛的安全工作一向非常周延，但在中南海内我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等出巡时，这种过度奢侈的现象才变得份外明显。
毛不断的出巡各地，很少待在北京。他是个南方子弟，因此觉得与北京格格不入。广州、杭州、上海和武汉是他最喜爱的城市。毛每次外出都是好几个月，五一节、国庆日或接见外宾时才回北京义务露个面。毛行踪飘忽不定，有时他早上才决定去杭州，我们下午就匆匆上路了。由于警卫局怕会走漏风声，通常随行人员前一夜才通知要外出，却也不知道目的地。
毛通常乘专列出巡。毛的专列共计十一节。专列平常停放在离北京火车站相当远的车库里，以利毛秘密行动。毛的专列有二节主车，一节毛用，一节给江青备用。
江青只有一次与毛同乘这一专列。第三节是毛的餐车。毛的卧车非常豪华，里面装了一张大木床，大部分的地方都堆著书，前面四节满是上下铺的卫士、警卫、摄影员、机要员、厨师等随身人员的卧车。再接工作人员餐车一节，医疗急救车一节。
在毛那节车前另有一节备用主车。
专列没有冷气，夏天酷热难耐。一九六零年初期，铁道部从东德定制一列新专列，十分奢华，有隐藏式灯光、设备齐全、自然也有冷气设备。汪东兴、机要秘书林克和我同住一节，三人共用一起居室。每个车厢内有沙发、桌子、床和热水浴室。
专列沿途的安全措施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毛乘专列到外地一次，铁路的全线行车时间表都要改过，至少一个星期才能恢复正点运行。沿路火车站上匆忙的乘客和叫卖吃食的小贩全换上了安全警卫。专列驶进空荡荡的火车站，一路只见站台上的哨兵，感觉非常古怪。我和其他随行人员跟汪东兴说起这事后，汪便安排了一些打扮成小贩的警卫站在站台上，来增加真实感。
凡毛专列沿途经过的各省领导必须在其所属的省内，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在毛停留期间，每省铁路局都会派出一位司机和火车机车。沿线并有各省公安厅派警卫，每隔五十米放哨。我有一次和辽宁省公安厅一位处长聊起，他告诉我，一九五零年一月毛从莫斯科返国时，在北京到满洲里的铁路沿线上，两边每隔五十米派部队和民兵，轮流昼夜看守。他在一个铁路涵洞下蹲了两个星期，也不知道是谁经过，正是冬天冻得够呛。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火车上载的是毛主席。
毛乘火车也不受时间限制。除加水以外，不靠车站。他不睡的时候，不管多长时间，列车行驶不停。他要睡觉，无论什么时间都得停下来，一般都停在铁路支线的工厂或飞机场。这是工厂就要停工，机场要停止飞机起飞及降落。
有时毛会乘坐飞机。一九五六年夏天我第一次随毛坐机出巡。十月下旬毛去广州，他决定乘坐飞机去。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毛第一次乘飞机是一九四五年由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由延安飞抵重庆，进行“国共和谈”。
飞机的选用与试飞，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空军司令刘亚楼负责，他们经过多次讨论，商定乘坐苏联生产的“利-二”型客机。出发那早，刘亚楼陪同毛及其随行人员前往北京西苑机场。在这段时间，全国所有航线停飞，空军派出战斗机巡逻。随行人员分乘四架飞机，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及其他秘书、警卫员等随行人员乘坐一架伊尔十四。毛的司机、厨师、摄影师、两位食品化验人员及另一批安全警卫分乘两架飞机。其他大约二百名随行人员，则乘毛的专列先行出发。专列载有毛那辆苏联制、防弹的吉斯牌(Jis)车，毛下机后，预订乘车直奔广州小岛招待所。专列则停在白云机场，随时供毛外出使用。
毛的利-二坐机是小飞机，只有单螺旋桨。客舱内原有二十四个座位，前一半的座位拆掉，安装了一个单人床，一只小桌，两只坐椅，后半部只留下了四个坐椅。这架飞机除毛以外，还有卫士长李银桥、一名卫士、秘书林克和我乘坐。
刘亚楼将一位麻脸瘦高个子的军人介绍给毛说：“这是胡平，他开主席坐的这架飞机。”毛说：“这可要辛苦你了。”胡很善于言词，说：“能给主席开飞机，那太幸运了。”胡平在文化大革命后升为空军参谋长。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坠机身亡后，胡平被判刑。
将近中午抵达汉口机场。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书记刘克农，在原是蒋介石别墅的东湖客舍设宴宽待。东湖客舍环境优美，隔湖对面的是武汉大学。以前，外国人，特别是白俄，在汉口开了一些酒吧、饭店，雇用的厨师、服务员都经过专门训练。现在这批人中的一部分被调到招待所，做服务工作。
这次外出，使我对毛被奉承的情形大开眼界。王任重说：“史达林处理党内斗争问题，比主席差多了。他杀了那么多人，我们党对王明他们还是讲团结。”毛说：“是啊，应该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不同性质。对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从来不主张乱捕乱杀。”王说：“这是主席领导才做得到。”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任重，我感到他极会阿谀奉承。我从旁观察，毛对王相当亲切。无怪王的官运亨通，不过四、五年，升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虽然如此，毛也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文化大革命初期，王被调到北京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但很快被江青在群众会上，指斥为“背着文革小组活动”，而遭批斗。
将近下午六时，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广东省省长陈郁等人在机场等候。从机场乘车去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一路上突出的印象是街道脏乱，街上的人们大多穿着木底拖鞋，嘀嘀答答，十分吵人。
毛的广州之行是个机密。一组人员被拆散，分居数处，并不准随意外出、打电话、会客或收信。我们寄到家里的信件全由专邮送投。毛要走前几天，汪东兴才准我们随同广东省公安厅的公安人员外出观光。
毛的舒适仅次于安全措施。
和平解放北京后不久，没收了许多旧别墅，也相继造了些新的，供党领导专用。
中央办公厅在玉泉山上替五大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造了五个别墅。后来罗瑞卿和汪东兴(两人都是旱鸭子)又为毛加盖了游泳池。为了安全起见，游泳池只有两个澡盆宽，水只及膝。
毛为这小游泳池大为光火，此时彭德怀又在政治局会议中直言，指斥动用公款以为毛私用。毛于是用他自己的稿费付出建游泳池的费用。他此后没有去玉泉山住过①。
一九五零年中央办公厅又在北戴河海滨一带没收了许多旧别墅，分配给各领导，并特别为毛修建了“八号楼”。自此后，各省领导也争相在其省内为毛修建别墅，但他们以为毛喜欢最现代化的设备，别墅内装设了西式弹簧床和坐式抽水马桶。毛出巡时总带了一张大木板床和蹲式马桶随行。一九四九年到苏联莫斯科时，这个木床也运去了。一九五七年再去苏联的时候，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只有坐式马桶，他没有办法，最后取来一个便盆临时凑合救急。
陶铸在广州为毛和江青修建的小岛招待所最合毛的意，因此毛爱常去广州住。小岛招待所在珠江两支流交会处，整个小岛布置得象个大花园，种着广玉兰、白玉兰、栀子树、洋桃树、木瓜树、芭蕉和香蕉。
这里面原有一座孙中山先生的别墅，小巧的两层楼老式楼房，称为二号楼。省委书记陶铸觉得这楼太小，在旁边造了一号楼，两头各有一间卧室，毛住西首一间，江青住东首一间，中隔一极大大厅，可以开会，也可放映电影。靠西又修造了三号楼，是毛与江的起居室。
四号、五号和六号楼，是为刘少奇、周恩来及朱德来时用的。这次由罗瑞卿、杨尚昆和我们分住。我与林克住四号楼。
岛内布满武装明哨和暗哨，中央警卫团就来了一个中队。陶铸、罗瑞卿和其他公安人员深恐不到九十里外的香港内的国民党特务会想法子暗杀毛，因此这条珠江分支封了航，除去巡逻炮艇外，断绝航行。搞得岛上安静得出奇，只听到热带鱼的啾啾叫声。
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人员，加上毛在北京的随行人员，总人数将近二百人。他们大都住在位于与内陆衔接的对岸桥头公安大厅内。八到十个人挤一间房间。
毛的专用厨房设备良好，卫生安全，管理容易。北京巨山农场每天运菜过来，共毛的厨师使用。毛有时会试试广东的水果、青菜和鱼，但他还是爱吃油腻辛辣的湖南菜。
但公安厅大楼的饭厅问题很大。饭厅和厨房的服务员及厨师的工作量突然增加很多，地方原本又小，没有食品冷藏设备。菜蔬肉类堆放在一间小储存室内，堆满以后，放不下了，又堆在厨房外院子中。虽然已经入冬，可是广州天气还很暖，老鼠又多，疾病容易滋生，也有可能食物中毒。汪东兴便召集了北京来的一些人员，协助厨师们做好厨房的清洁卫生，建立食品包管与化验制度，我则负责小岛内部的医疗卫生工作组。
汪东兴和罗瑞卿为了毛的安全工作，可谓大事周章，虽然理由正当，毛仍然十分不满。后来毛批评汪东兴，在警卫工作上“前呼后拥，如临大敌，只相信自己，什么事都要自己带的人去干，不相信当地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更不相信群众。”毛从来感受不到身边警卫人员的紧张心情。毛清楚群众崇拜他，谁会想谋害他呢？
这年冬季因为毛在广州，其他的“中央首长”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都来到广州，以便开会。领导们分别住进四、五、六号楼，我则迁桥对岸的广东公安厅大楼住。其余政府首长分别住在小岛旁的广州军区招待所，和城里的广东省委招待所内。
陶铸为了表示对来广州的“客人们”的热情欢迎，在省委招待所举办宴会。陶来请毛，毛不愿出席这种应酬。陶一再请尝尝广东菜，毛仍不答应，最后同意让汪东兴、叶子龙和我参加，毛对我说：“你去，有什么特别的菜讲给我听。”
开饭前一个半小时，中央警卫局办公室主任田畴跑来找我。他十分焦急。他说食品化验在菜中化验出氰化物，全部饭菜封存，厨房工作人员也全部不准离开，汪东兴要我马上赶去省委招待所。
我赶去时，七张大桌上都已经铺好了白桌布。我走进厨房旁边一间食品化验室，各种菜、饭、酒、饮料的样品都放在那里，由北京带来的两位食品化验员，正忙得满头大汗。看见我进来后，他们似乎舒了一口气，说：“您来了，可好了。您看怎么办。”
广东省公安厅苏副厅长对我说：“这事情真奇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反复审查过，都没有政治问题。可也难说，离香港这么近，容易有坏人钻空子下毒。”
经化验后只有青笋中含有氰化物，其他的菜都没有问题。青笋是在招待所院子内的竹丛中自己挖出来的。于是又挖出一些青笋，化验表明确含有微量氰化物。我又赶到中山医学院，查阅书籍，青笋正常含有微量氰化物，是在正常食品允许含量以内。
我将情况向陶说明，陶立刻绽放满脸笑容，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等会我敬你一杯酒。” 苏副厅长拉我到一间客房，暗暗跟我说：“你可帮了大忙，刚才陶书记大发脾气，说是要处分我们。好在问题搞清楚了，饭也可以准时开了。要不然这黑锅我们可背不起。”
饭中，陶铸走到我前面，举杯对我说：“李大夫，我谢谢你，干杯。”我站起来，谢了他。陶转身对汪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汪乐吱吱的，嘴都合不上。
晚上回到小岛，我去看毛，毛正在看《明史》。我进去后，他放下书，问我有什么新闻。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他说：“我历来反对向外国乱搬乱学，搞个吃饭也要化验。在北京搞了还不算，又把这一套搬到外地搞，搞得人家人仰马翻。结果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告诉汪东兴，要改。”
我从毛那里出来后，到了汪的书房，告诉他毛的意见。汪很不高兴。我说：“你怎么这样不了解主席。我不讲，自然有别人会去讲。到那时，主席会说我有事不向他讲，对他不老实。而且别人讲，很可能跟事实有出入，给主席一个不真实的情况。他先有了一个歪曲的印象，就根本无法在改变。倒不如直接向他说明，听听他的意见。”汪觉得有道理。经过毛的批评，汪改变了毛的食品供应制度，取消了食品化验及试尝办法，巨山农场交给北京市，供应站仍保留，负责到各地采购食品(但这改变只是表面的，毛的食品仍大部分由巨山直接供应)。
以后我又将这些改变告诉了毛。毛笑起来说：“我说学苏联，难道拉屎撒尿也要学苏联？我就不学，我倒要学学美国。” 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江青也曾参与兴建这座小游泳池的决议。
12
江青这时也在广州，我们常常接触见面。
到广州后的第三天，卫士长李银桥来告诉我：“你最好去见江青，把主席这些天的情况，总的向她汇报一次。”我说：“到广州的当天，大家不是一同见过她了？”
他说：“不行。你要专门去见她一次，否则她会说你架子太大。”
我听了李的话，那早九点，我随护士到二号楼江青的书房，江青正低头翻看一本“参考资料”，她穿着潜蓝色连衣裙，半高跟白色凉鞋，头发仍向后挽成一个髻。
江青跟毛久了，也学毛看书这一手。但不同的是，她完全是在客人面前装幌子，甚至通报客人已到了的时候，她才拿起书来。
她示意要我坐下。我首先问候她好，这可是李银桥及护士分别一再叮嘱我，不可忘记的礼貌。
“主席的身体很好，”我做着说明，“没有定时的作息，已经成了习惯，而且是多年的习惯，不可能再改变了。勉强改会造成主席精神上增加负担。”
江青这是插话说：“你的意思是照这样下去，用不着劝主席定时起居了？”我说：“是这样，勉强改或加重失眠症状。”江轻蔑地说：“这就是医生的见解吗？”我说：“这是我的看法。”江青的眉毛向上一挑，两眼睁得圆圆的说：“你的见解同主席讲过了吗？”我沉静的说：“我讲过了。”
江青似乎是意想不到，用手指敲著旁边的茶几，正色说：“主席的意见呢？”我说：“主席讲同意我的看法，还说，已经老了，有些习惯不能再改了。”江青低下头，然后抬头用手一抿头发，微笑说：“我也是这种看法。以前别的首长劝主席改，我是不赞成改的。”
江青又问道：“那么安眠药呢？”我说：“主席长期有失眠。现在看来，使他入睡，恢复疲劳，安眠药有作用。”江青说：“你的意思又是不要改了。”我说：“是的，只要不再加大药量，可以不改。”江青严肃地说：“没有一个医生主张吃安眠药。你自己吃吗？”我说：“我不吃。”江青说：“你不吃，你知不知道安眠药有害？”我说：“最好是什么药都不要吃。可是主席这么多年的习惯……”我话没有说完，江青的脸色变得阴沉下来，又问我：“你也向主席说了可以吃安眠药？”我说：“是的，讲了，主席也同意。我累计了主席的睡眠时间，每天入睡总比前一天入睡时晚二到四小时。推迟晚些，睡眠长些；推迟得早，睡眠就短。平均下来每天可以睡到六小时。有时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小时没有睡，可是每次有这种情况，接下去就可以睡十到十二小时。平均起来，还是每天睡五、六个小时。所以看起来不规律，但是仔细算，主席的睡眠有自己的规律。”
江青抱怨我道：“这些你为什么早不同我说？”我说：“以前没有机会多谈。这些都是主席随便同我闲谈时，讲到的。”江青欠了欠身说：“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你有什么见解，先同我谈，再告诉主席。”江青说这话是想控制我，进一步间接控制毛。我是不会上她的圈套的。
我辞了出来。这时正好下着阵雨。我没有带雨伞，只好在中央大厅徘徊。
江青以为我已经走了，走出书房，在大厅看到我仍在那里。我立即解释说：“外面下阵雨……”江接着道：“大夫，你太拘谨，再进来坐一下。”我跟在她后面，走进书房。
江青开始问我在什么学校读书，在什么医院工作。她同我讲她在三十年代时，在上海的一次看病经历。
她说：“有一天我发高烧，一个医生问也没有问我的情况，潦潦草草看一下，开了药方就要走。我当时气坏了，问他为什么这么草率对待病人。他还是不理。我骂他真是外国资本家的走狗，真让人痛心。我药也没有拿，就回去了。”停了一下又对我说：“你们这些外国派头的医生，丝毫不关心病人的疾苦。”
我说：“不都是这样，从医学史上讲，一些伟大的医学家，都是为了解除病人痛苦，而不惜自己做出牺牲。这种事例多的很。”江青冷笑道：“这是庸俗的人道主义。”我说：“这些人的事例很感动人。”江止住我的讲话。她说：“你是大夫，我不喜欢别人同我辩论，我是一个病人。”
这时阵雨已过。我再次告辞，回去。
后来江青的护士告诉我，我走后江青一直在跟她嘀咕说：“这位李大夫傲慢，竟敢当面顶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不过看上去，这个人很有主见，而且不轻易放弃他的见解。这个人要好好整整。”
当天晚上我去见毛时，顺便将上午同江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毛。当讲到人道主义的话时，毛笑起来。他说：“我们并不笼统反对人道主义。我们反对利用人道主义模糊敌我界限。你的讲法，恐怕江青对你有意见了。以后要当他她的面，多说她的好话，给她戴上高帽子，她就会高兴。”
夜里吃消夜以前，见到汪东兴，我将白天和晚上的这段周折告诉他。汪眨眨眼说：“你太直了，也不会看脸色。对江青可要尊重，要不然……”我没有说下去。
我心里想，汪可能对自己有亲身体会，不便于向我讲清楚吧。我十分愕然于毛的这种方法。这同过去我听到的“教导”，要做正派的人，不能做阿谀奉承的小人，完全两样。
我既不肯给江青戴高帽子，又无法同情她，只好想法子了解她。江青生活条件极为优渥，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江青整天无所事事，生活毫无意义。毛处理公物忙碌，对江漠不关心，两人也早已不住在一起。毛大江二十岁，两人的生活习性和爱好真有若天壤之别。江青做事按部就班，井然有条；毛则反抗一切的常规礼范。毛非常嗜于阅读；江青没有耐心看完一本书。毛以他的健康和体力自豪；江青整日生病，愁眉不展。他们连口味都南辕北辙。毛爱吃辛辣的湖南菜；江青喜欢清淡的鱼和青菜，或是自以为懂得吃些她在苏联吃过的“西洋菜”--烤肉和鱼子酱。
毛也曾试着让江青做些工作。一九四九年以后，毛让江青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她的作风霸道，以毛的代言人自居，上上下下都和不来，只要离开宣传部。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任副主任。在这里她仍然颐指气使，气势凌人，不受欢迎，又被调离政治秘书室。第三次是专任毛的秘书，替毛从“参考资料”中，挑选一些所谓重要消息，送毛参阅。
可是这项工作，真正承担下来的是毛的秘书林克。因为江青根本不耐烦去读“参考消息”。真的要她读，她又分不出那些消息是重要的，因此对毛来说可谓毫无用处。
江青是中国人所谓的“小聪明”--小事精明，但知识水平不高，缺乏分析能力。
她对中国历史所知甚少，对于外国历史就更模模糊糊。她知道一些重要国家和世界领袖，但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知。比如她不知道西班牙在哪，其政治历史和现今领袖是谁。她读书常抓不到重点。她有次跟我说：“英国没有我们中国这么封建。他们就有过好几个女王。”
她对有些汉字不认识，又不肯说不认识，却问别人：“这个字用北京话怎么发音？”
她虽然知识水平不高，倒很喜欢讥笑他人的缺点。毛有次笑我说我的历史知识都是从京戏中学的。我深觉侮辱，因此有系统的去读了《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但江青日后仍常拿这事来奚落我。毛常送些书、文件和新闻给江青读，意思是要她多懂历史和时事，但江青常将它们搁置一旁。
她天天看香港进口电影，有时上午、下午到晚上都看。她长期“生病”，看电影是她治疗神经衰弱的办法。
一九五三年由中央卫生部与中央警卫局共同派了一位徐涛大夫，做她的专职医生。徐涛原本是毛的保健医生，但毛的身体好，平常没有什么医务上的事要办。因此毛将徐派到给了一天到晚生病的江青。
江青让徐涛有如生活在人间地狱中。一九五四年，中南海内展开反革命运动。在江青的指挥下，徐遭到批斗。后来江青也未曾善罢干休。今年到了广州，徐医生又被一个卫士指控对江青的护士有不正当的行为。
江青一名护士有轻度贫血，到广州后，经常头晕，她要求徐医生给她检查。徐医生在他们住的客房休息室里给她检查。要检查自然要脱去必须脱掉的衣服。一个农村出身，文化低下的卫士刚巧走进撞见。他对医学检查毫无概念，马上联想到不正常的关系上去。这便传出了徐医生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风言风语。
汪东兴不得不为此开了会，展开调查。汪本人和徐很熟，并不相信那些传闻，何况他清楚那年轻卫士本身目光狭窄，毫无见识。我参加了这次会，听到警卫们的指控，十分吃惊。这些指控极为荒唐。徐涛为人耿直，有些固执，但是道德上十分严谨。再说，徐医生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已被戴上反党小集团成员的帽子，不能再落井下石。我表明了我的这种看法，说明不能对医生的职业上的操作，做些莫须有的指责。
最后毛替徐涛出面。徐涛没事，那位卫士被撤职。
但江青这边可就没完没了。江青爱看片子，又怕片子没意思，引不起兴趣，就让徐医生先试看，好的再推荐给她看。有的片子徐认为不错，她看了认为不好，看完大闹，说徐利用片子使她精神上受折磨。徐说那让别人试看。她又说，看电影是治疗她精神衰弱的办法，医生不能不负责任。
江青的精神衰弱完全来自精神空虚，还又怕被毛抛弃的深沉恐惧。江的病状很特别，怕声音，怕光线，怕风。这些都无药可治。看电影是她逃避现实，寻找心理慰藉的主要方式。
问题是很少有江青喜欢的片子，她的影评更是刻薄不堪，常常好片子一到她嘴中就变成不值一看的大烂片。她常看《乱世佳人》，却说它颂扬美国南方奴隶制度，并且斥责我们这些爱看的人是“反革命”。一九五零年中期，没有人把她的高见当一回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她说的话可就左右了许多人的前途和生死。
就算江青觉得徐医生挑的片子不错，她还时有得闹。放映的时候，片子光线要合适，亮了伤眼，暗了看不清，两者都可以说成是要折磨她害她。电影室内温度要恒定，不能高，不能低，不可有风，必须空气好。这些实在不能同时做到。只好用两间房，一间映片子，映完一本，到另一间休息，映电影这间立即通风换空气调温度，再过来看。
有次广州寒流来袭，负责给锅炉房加煤的服务员得跪在地上，爬过江青的客厅窗户，免得打扰她的清静。有一次为了探戈是四步舞还是五步舞的问题，江青同卫士争了起来，最后，她叫卫士到院子里罚站两个小时。回北京时，她要飞机停在济南把她不喜欢的医生和卫士赶下机。她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身边总有五、六个人忙上忙下，弄得人仰马翻。替毛主席夫人服务是天大的光荣，但这工作的精神压力实在太大。
后来我才了解她的病源在于毛不断的拈花惹草。我负责管理他的护士，护士们多半是年轻漂亮，容易吸引毛的女孩。她同我多次讲过：“大夫，你可不要太天真。主席在感情上可不专一。你用的这些护士要注意，要教育他们。”还有一次，那是在北京的时候，一天傍晚，她一个人在一组后门的中南海木椅上坐着流泪。我正经过那里，吃了一惊。江见到是我，叫我过去，拭干眼泪说：“大夫，不要同别人讲。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连史达林也没有办法对付他。在男女关系的个人私生活上，也是谁也搞不过他。”
因为毛的外遇多，江又不能不想到，她的位置有可能被别的女人取代。刚开始时毛为顾及江青的颜面还偷偷摸摸的。但日子一久，便再也没那么小心谨慎。江青就撞见毛和她自己的护士许多次。她作为一个女人，自尊心受极大打击，又无可奈何。她又不敢公然表示她的怒意，怕毛会不要她。
有一次毛同我谈到江的病时，说：“江青就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讲不会的，可她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毛并不了解他的风流行为伤了江青的自尊心，及带给江极度的不安全感。
孤单、寂寞、抑郁的江青只好把气全出在服侍她的人身上。江青对毛唯命是从，我始终都不清楚她是否是心甘情愿。江青的言论行动，甚至她的穿戴，都得经过毛的首肯。极度的不安全感使得她待人刻薄、小器。她明明知道，叶子龙、李银桥和卫士们都是毛同女友联系的助手，却也无可奈何。尽管卫士们有汪东兴庇护，她不敢怎样。因此对待医生，她自可以肆意撒气了。
江青老是说别人精神虐待、折磨她；其实，她才是那个让别人痛苦的人。她的随从人员通常都做不久，受不了她，要求调走。徐涛到一九五六年秋天，也提出脱离临床看病太久，要求到医院学习提高。于是徐便调到北京协和医院去了。那时，我十分羡慕他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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