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差不多是我与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六个礼拜后，汪东兴突然要我火速赶往北戴河。北戴河原是渤海湾内的一个小渔村。一九五零年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直管理局在海滨给每位“中央领导人”预备了房子，就是将接收下来的别墅重新翻修，作为避暑之所。毛和他的随从几天前就去了北戴河。这次由原来的周泽昭医生陪毛同行。当时我还兼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仍未曾随毛主席出巡。我想这么紧急的召我去，一定是有很严重的事。
好在每天有一列由北京直开北戴河运送公文往返和政府官员的专车，我当天就到了。
我到了北戴河后才知道，当天凌晨时，一次寒潮引来狂风暴雨，涌起的海浪有一层楼高。毛一夜失眠，没有睡觉，要下海去游泳，风浪太大，卫士阻挡不住，打电话给汪东兴。汪匆忙赶到海滩，毛已要下海。汪劝阻毛不要下海，毛没有理汪，走入浪中游向深处。卫士、警卫员和一中队队员纷纷向毛周围游去。
汪看风浪太大恐怕出危险，焦急之下打电话给周恩来和罗瑞卿。周、罗二人赶到海滩，毛已游到远处。周感觉责任过大，又无可奈何，于是报告了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周希望刘出面阻止毛冒险，但被刘拒绝了。刘少奇也许只是识时务，不愿犯上大不韪的罪名来阻挠毛的一意孤行。
就在毛下海游泳的时候，江青也赶到海滩。她叫当时在场的周泽昭医生下海照顾毛。无奈周医生已经五十多岁，年事已高，不会游泳，不敢下海。江斥责他说：“主席游到风浪里去了。万一出事，你站在这边有什么用处。”于是周医生坐上一条小船追上去，可是风浪太大，颠簸之下，在船上根本坐不稳，他又晕船。等到毛回到海滩，周医生由警卫人员抬扶到岸上，只能躺在沙滩上呕吐。这更使江青大不满意。原来这就是要我立即赶到的原因。
毛游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回到海滩，对汪东兴极不满意说：“你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游泳。你自己横加阻挠还不算，还想用中央压我。”
汪东兴和罗瑞卿负责毛的安全工作，是毛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但他们面临了棘手的难题。如果毛出了事，不管他们有多忠心，也不管这是不是毛本人的意思，下场不但是被撤职，还会送命。
但毛却认为汪、罗两人想限制他的行动自由。毛进一步觉得政治局委员想控制他。毛总是我行我素，谁想阻挠、拂逆他，谁就挨一顿臭骂。这次的北戴河事件在毛与汪、罗两人关系上投下一道阴影。他的愤怒隐藏了许多年才终于爆发。
北戴河事件也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夏季将尽，周医生被悄悄撤了职。周离开中南海，前往北京医院任院长，我成了毛的专任保健医生。我的工作一来是替毛治病，二来是维持毛的健康。如果他生了不该生的病，或是有任何病痛，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我的工作与身家性命紧密相连，我必须小心毛身体上的任何细微变化。因此我得先行接近他，才能深入的了解他。自毛从北戴河回中南海开始，我每天都去见他。此后，我也随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我不断翻阅毛的病历时发现，近两年毛每次检查血液中的白血球，总数都高，其中的中性白血球计数也高。但是一九五零年以前的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很正常。这表明在毛的体内某处，有慢性炎症存在，但是没有检查，我确定不下来。
我不知该如何说服毛接受检查，他觉得自己很健康。一九五一年有几位苏联医生来帮他作身体检查，查了大半天，搞得毛大发脾气。自此后他就很讨厌医生。
一次他同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间他谈到战争，由此我谈到人体的抵抗力，谈到白血球是人类抵抗细菌的“战斗部队”。我告诉他，这两年他检查出来，白血球比过去高，表示身体某处有慢性炎症。他说：“为什么？”我说：“如果没有慢性的细菌增殖，身体不会有增加抵抗的表现。但是白血球并不太高，又没有别的不舒服症状，可见这炎症不严重，可能是在什么地方有窝藏细菌。”
他问我有没有办法弄清楚。我告诉他先将容易藏细菌的副鼻窦、牙齿、喉咙和前列腺几个部位查一查就可以。他问我要多长时间。估计半个小时就完了。他要我立刻检查。 我先查了鼻腔和上颔窦及额窦，没有发现不正常。又查口腔，牙齿上积垢太多，成了一层绿色膜。毛保留着农村习惯，从来不刷牙，睡醒后，最多只不过用茶水漱口，叫他看牙医更是比登天还难。我想起，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上，彭德怀走来同我说：“主席的牙齿像是涂了一层绿漆，你们要劝他刷牙。”毛有几个牙齿，用手指稍压齿龈，就有少量脓液排出。我怀疑毛为了讨厌看医生，天大的病痛也强忍下来，不肯吭声。可见毛是极能耐苦的人。
我跟毛解释牙齿是主要问题。他说：“这怎么办呢？你给想想办法。”我建议他请个牙科医生看看，因为一般医生在学医的时候，虽然也学牙科，但只是稍微涉猎，尤其在毕业以后，更是从来不接触牙科，所以很生疏。他笑了说：“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么说起来，你倒不是强不知以为知。”他同意了我的建议。
随后我检查前列腺。他有包茎，包皮很不容易翻上去。自他迁入中南海以后，就再也没有洗过澡。他觉得洗澡浪费时间。他的卫士每晚在他批公文、看书或闲谈时，用一条湿毛巾替他擦身。毛右侧的睾丸没有降到阴囊，也不在腹股沟，所以是隐睾。这不会影响到性能力，但能导致睾癌。我得注意这个不正常现象。毛的前列腺不大，柔软。我做了前列腺按摩，用试管装了精液，拿回到办公室。
隔了两天，毛起床后，要去请牙科医生来。我请了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的张光炎医生。张是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院的毕业生，比我高两班，在学校时就很熟识。
临时诊所就放在菊香书屋内中间那饭厅里，理发用的高靠背藤椅正好用做诊疗椅。我接来张医生。张十分紧张，问我检查时有什么判断，又问我毛的习惯与性格。
我老实告诉张，毛的性格，我还不完全了解，因为我也初来不久，我只知道，他喜欢简洁，不喜欢迟缓罗嗦，张担心做不好。我说不会，他决心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配合好。我叫张放心。
我带著张医生走进北屋中间的那间饭厅。毛坐在藤椅上，正拿著一本线装书在看。毛在会见客人时，总是拿着一本书在看，以缓解心情紧张。另一方面，毛很清楚他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明白一般人都像对待神祗一样的对待他，拿著书也可帮助他先想好谈话的内容。他以说笑话、谈琐事做开端，使他的客人一下子就从精神紧张中松弛下来。特别是对初次见面的人来说，他表现得既机智，又幽默，且富于谈话的技巧。毛用亲切而不著边际的口吻，使见他的人自然而然地讲出真心话。
毛放下了书，笑著说：“一卷在手，看得昏天黑地，你们已经来了。”同时站起来与张医生握手，示意让我们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卫士给我们端来茶。给毛拿一个热手巾，毛擦了脸，又擦手，并且著意地擦一个个的手指。
然后毛问起张的名字，说：“你叫光炎，那么是光大炎汉的意思了。这个名字在清朝末年，反清运动时，是很吃的开罗。”又问张是哪里人，张回答是河北省人，不过在四川住了好多年。
毛说：“啊，河北，这河指的是什么河呢？”张说：“黄河。”毛说：“黄河原来靠北，自东汉以来，越来越向南移。河北离黄河越来越远了。”
毛点燃了一支香烟，又问张说：“四川是哪四条川呢？”张脱口说：“岷江、沱江、嘉陵江和金沙江。”毛笑了笑说：“不是金沙江，是乌江吧。乌江比金沙江大得多啊。”张也笑了说：“我想到主席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所以认为是金沙江。”毛大笑说：“那是写诗啊。”
当谈到张和我都是华西协合大学毕业，而张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毛欢快地说：“抗日战争时，在延安，美国派来一个军事代表团，和我们相处得很好。由美国来的医生，像马海德(GeorgeHatem)，一直同我们在一起不走。在消灭花柳病上，他出了很大力。他是你们的同行。”
马海德(一九一零～八八)于一九三六年和斯诺一同前往共产党北方基地陕西保安，后来终生留在中国行医，入了中国籍。
“美国也给我们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那时美帝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这言论简直是反革命。“你们是英美派的，我就用你们这些英美派。”他又对著张说：“我在学英文，李大夫就在教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是Socialism吧？”张说：“是。”
这时我看张已经完全放松，神态自如了。我说：“主席，现在检查吧？”毛说：“那好。”
张给毛清除掉许多食物残渣和齿垢。张慎重地向毛说：“主席以后要天天刷牙，齿垢太多了。”毛不以为然说：“我一向用茶漱口，不刷牙。老虎并不刷牙，为什么虎牙那么锋利呢？”这一下子将张和我都问住了，实在出乎意料，不知怎样回答。
毛眨眨眼说：“你们医生也有些生理现象说不清楚吧？”张说：“很多。”
张又提出要拔除左边上面第四个牙齿。张说：“这个牙齿的周围已经有脓，牙齿很松了，如果不拔，会牵连前后的牙齿。”毛说：“真有这么严重吗？”张正色说：“我可不敢乱说，这是真的。”毛点点头说：“那就照你的办。可是我很怕痛，你要多用点麻药才行。”
张悄悄地问我：“主席对普鲁卡因过敏吗？”我说：“在他的病例记载上，肌肉内注射过很多青霉素，都加普鲁卡因止痛，没有一次过敏反应。”张又悄悄同我商量说：“这个牙只要稍一夹就可以下来，还要用麻药吗？”我说：“还是用一点，这样他可以放心。”张说的对，真是轻轻一夹，就顺利地拔下来。毛十分高兴说：“英美派胜利了。”
过了两天，我又给毛取了耳垂血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恢复到正常。我将检查结果告诉他时，他高兴地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你胜利了，英美派万岁。”又让我准备好牙刷牙膏，决定刷牙。但是他坚持不到几天，就又放弃了。
往后几年毛仍有牙痛，也仍然讨厌看医生。他的牙齿全部变黑，一颗颗掉了下来。到一九七零年初，他后上方的牙齿全掉光了。好在毛说话或微笑时，嘴唇总能盖住剩下的牙齿，因此很少人注意到齿疏色黑的现象①前列腺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报告显示他没有生育能力。毛与他前后三位妻子生了好几个小孩。毛跟江青生的小女儿，李讷，那时不过是十五岁。看样子毛的生育能力是在中年后停止的，我一直无法找出病因。
我告诉他，前列腺没有问题，不过没有生育能力了。他说：“那么我成了太监了？”我说：“不是。”我这才发现毛完全没有基本的生殖常识。他也是现在才知道他的右侧睾是隐睾。我又解释说：“生育能力全看精虫是不是正常，性欲和性能力与精虫没有关系。”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毛担心的不是他的不孕症，而是性无能。他一直相信性生活活跃期是在十二岁到六十岁之间。他讲他年轻时，在韶山曾和一个十二岁女孩子有性关系。他一直对此事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一九五五年这时毛六十二岁，深恐从此丧失性能力。也是在此时毛开始有阳萎现象。毛坚信性能力和健康有直接关联。在我刚去他那里工作时，他正由别的医生建议肌肉注射鹿茸精，我不同意这种治疗，但骤然无法使他中止。随着他自己的年龄越老，他将上面说的年限不断扩大，最后成了“男女年龄在十一岁到八十岁之间”。这无非是以他自己的性经验做出的结论。
我只好等所谓一个疗程完结后，同他说明这类称之为“补肾壮阳”的药，对身体有害无利。他说：“你们医生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这个赞成，那个反对。看来医生的话，只能听七分。”但他也并未再坚持注射。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相信一些长寿的药，也想寻求这类药。例如，那时宣传很多的罗马尼亚医生勒普辛斯卡娅的长寿法，用肌肉注射奴佛卡因，即她称为H3的②。他很相信，要来了一些相关资料，详细看过，按法注射了将近三个月，他自觉没有什么效果而停止。
以后他还是要我找既安全又有效的壮阳药。我同泌尿科和精神科医生商量后决定用暗示治疗，胶囊内装上葡萄糖，取了一个名字，给他服用。 后来我发现毛在权力斗争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下，阳萎现象最为严重。一九六零年初期，他势如中天，阳萎突然完全治愈。毛和江青那时早已不同床，但毛跟那些年轻女孩完全没有问题--同床的女人数目增加而平均年龄骤减。
即使毛不断求长生不死药，他仍相信他自己年轻时写的一首诗。诗中自豪“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在一九六零年中期跟外宾说他准备去见上帝--或是马克思--完全只是一种伎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健康状况达到最高峰。
毛在被攻击时常久卧不起，但他也把生病当成一种政治策略。毛的健康状况常是中国政治局势的反映。
一九六三年，中苏关系陷入低潮，毛在苏联驻中国大使前表演了一出精湛的垂死大戏。他想籍此观察苏联对毛之死会有的反应。先前他在我及数位卫士的众目睽睽之下，在身上盖了一块毛巾被，假装痛苦万分，表情呆滞，语不成调。“我演得好不好？”他问我们。然后毛把苏联驻中国大使叫到床前，演将了起来。
相同地，在一九六五年，毛故意跟旧识斯诺说他快死了。毛这一方面是在刺探美国对此事的反应，另一方面想籍此使美国改变其中国政策。同年，他也告诉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同一句话，考验欧洲的反应。
毛常指控他人挑拨离间和阴谋诡计。但说起搞阴谋，谁都搞不过毛。
注释
①毛未曾修饰过的照片可清晰看见他微笑时露出的黝黑牙齿。
②一九九二年九月伯克莱《健康杂志》(WellnessLetter)指出，近几年新推出“一种有名的罗马尼亚防止老化的药方”，它能“使你一夜之间变得更年轻。”这灵丹妙药为普鲁卡因(商品名称为奴佛卡因，Novocain)。报告中声称一位安娜·阿斯兰医生在一九四零年代于布加勒斯特曾用此药进行试验。没有任何研究显示此药品是否真有其所宣称的效果。 在本书此处和其他处，读者将会发现中国医学界对此未达成学术共识。这在美国也是个新主张。
8
我刚给毛做专任保健医生时，毛的医疗问题都不严重--感冒、偶发性肺炎、皮肤搔痒、鸡眼或胃口不好。毛的便秘倒是非常严重，因此他的卫士两、三天就给他灌肠一次。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他的便秘。哪天突然正常如厕，便成了件大喜事①。
毛的精力充沛，异于常人。他计算时间的方法，与大家完全不同。上午下午，夜间白天，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的身体拒绝依照二十四小时的变换来运转，他大部分的活动都在夜间进行。
大体上，每次入睡的时间，总比头次入睡时晚三、四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又常常睡四、五个小时，或五、六个小时，就醒了。醒著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时连续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个小时不睡，随即连睡上十或十二个小时，环境嘈杂也不受影响。也许毛的生理时钟一向就不规律，傅连璋在一九三零年代初期曾想治好他的失眠症，但长达二十年的行军和革命生涯，使毛的睡眠完全纷乱不堪。毛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讲到失眠。这位英国元帅说，在第二次大战时，战况如何激烈，他也定时入眠。毛说，你真是好福气。
每当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时，象他一次同我说的，引了《西厢记》张生的一句话，真是“捣枕捶床”，无法成眠。于是无论昼夜，他总是做些体力活动，如游泳、跳舞、以求体力疲劳。在我做他的保健医生前，他已服用了二十年的安眠药。傅连璋在一九三零年代给他开的是佛罗拉(Veronal)。一九四九年以后，改用温热葡萄糖水送服药效极强的安米妥钠(sodiumamytal)零点一克的胶囊一粒。毛按这个方法，往往睡不著，于是加服一粒或两粒，甚至三粒，也就是最多时，用到了零点四克了。而正是这个时候，大家最为紧张不放心的了，因为他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走路摇摇晃晃，可是又最不愿意别人搀扶。
我到职前，傅看到药量太大，惟恐中毒或成瘾，所以暗中将胶囊减量，只装零点零五克或零点七五克，告诉毛仍是每个零点一克，但毛服用剂量还是越来越大。
我知道毛服用的是安米妥钠后，感觉十分不妥，我从来不给病人服用这种药效强烈的安眠药，也怕毛会上瘾。我劝他不要吃药，毛回我一句：“那我不用睡觉了。”他不肯听，还是继续服用。
他有一次开玩笑问我：“你说一年多少天？”我很奇怪他怎么提这样的问题。我说：“自然是三百六十五天。”他说：“对我来说，一年恐怕只有二百多天，因为睡的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以后说：“不，要用醒的时间长度算。主席的一年要有四百多天，很象‘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了。”毛哈哈大笑说：“照你这样算，失眠倒成了长寿的办法了。”这自然是说笑话，我确很清楚他的意思，对失眠真要想想对策。
我同傅连璋谈过一次，要改变以上方法。安米妥钠是一种起作用慢，但作用时间长的安眠药，用来引导入睡比较差。我建议改用起作用快，而作用持续时间短的速可眠钠(SodiumSeconal)。晚饭前二十分钟服用零点一克的速可眠钠两粒，来迅速引导入睡。饭后可以再服一粒安米妥钠，以延长睡眠，而且要将胶囊内药量不同，告诉他本人。给毛服药的是他身边那些没有医学常识，农民出生的年轻卫士，而毛的保健是我的责任，我必须确定卫士们不会给毛服用过量才行。
傅同意这方法，我然后将这方法同毛谈了，而且说：“用这种方法，睡眠会好得多。”毛似信不信地说：“说嘴郎中没好药，试试看吧。”
事实上用这个方法以后，确实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时间长些了。后来有的胶囊只装葡萄糖，与不同剂量的安眠药配合服用，起了很好的效果。他有几次笑笑的同我说：“你这个偷工减料的药葫芦里，卖的药倒还管事。”
但有时毛的失眠严重到我的方法也不起作用。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
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病名在美国已不再被提起，在中国却非常普遍，毛和江青皆深为所苦。一般来说，神经衰弱是由心理抑郁所导致，但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等于丧失颜面，因此症状多转为生理疾病。神经衰弱最普通的症状是失眠，其他症状则包括头痛、酸痛、头晕、恐惧感、高血压、沮丧、阳萎、皮肤疾病、肠功能失调、食欲减退和脾气暴躁。
后来，我逐渐把神经衰弱视为在共产党内无路可走的政治体系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疾病。我第一次处理的病例是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大哥在“三反”运动中遭到批斗，发展出严重的神经衰弱，主要症状为高血压。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展开后，许多无辜的人被误打成右派，神经衰弱的病例大为激增。在国民党政府主政时，我未见过比例如此高的情况：那时不管政治局势变得多糟，总有法子可以逃离那个政权，但在共产党统治下，却是无处可逃。严重的精神病，比如精神分裂症和忧郁症，都可以在共产党体制中得到通容；但轻微的心理困扰被硬批成“思想问题”。中国人觉得看心理医生是很丢脸的事。在毛在世期间，国内也根本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治疗，而且医生只提供药物，不可能深入探讨疾病的根源。
我从来不以“神经衰弱”一词，来界定毛的焦虑抑郁②。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毛会觉得我是在轻视他，我也会被撤职。他也从来不用这个词。毛久卧不起，忧郁终日时，他只简单说他心情不好，要我对症下药。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搔痒和阳萎，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有一次他接见非洲的代表团，许多团员围著他，兴高采烈，用手指著主席做了很多姿势，我察觉毛开始摇晃，连忙跑去扶他。因此，在他外出、走路、接见客人时，一定有人在旁扶持。当然，在他情绪高涨，精神振奋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而经过多次检查，毛无论心、脑、内耳都没有实质的病变。
毛的神经衰弱与一般人原因不同。毛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五十年代中叶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的问题不断增加。每在这种情况，毛就会长期失眠，在毛苦想应对战略和得到最后胜利的数周、数月中，睡眠变得非常混乱。我在初任他保健医生时，不清楚他正困在对农村合作社化的反弹险境中，而我帮他治疗的失眠症，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毛的目标是在迅速而全面化的完成中国的改革，他对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实施的农村土地改革并不满意，土改后私有财产制仍到处可见。毛要的是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农村合作社化。中国太贫穷，农村机械化则过于耗日费时。
一九五三年农村合作社化运动开始在农村展开，由于步调过快，又倾向于建立难以管理的大型合作社，要求农民缴交农具和牲畜，使农民和许多领导干部反对声浪日高。中国某些地方在建立合作社后不久，便立即撤销。撤销工作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下令执行。毛认为邓和一些党内官员主持下的农村工作部阻碍农村走向社会主义化的道路，从而取消了农村工作部。邓受到批评，从此一蹶不振。
另一方面，至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戴河，为了农村合作化问题，毛与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更形紧张。在狂风巨浪中游泳，只不过是他表现出他决心无视于任何艰险，而勇往直前。
一九五五年秋到五六年冬，毛主持了一连串宣扬社会主义改革的会议。一九五五年的秋天，为了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批评共产党内有些领导人“右倾”，并号召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化的改革脚步。在这期间，他常常严重失眠。
十月中旬的一天，已经有三天没有睡好，这天又是连续三十几个小时不能入睡，服过几次安眠药都不起作用。他到了游泳池游泳。待我接到电话通知，赶到游泳池时，他已经游完。这时天气还暖，正是中午，他躺在躺椅上晒太阳。
我看他面色红润，精神很兴奋，可是神态却显得疲惫了。他要我坐下，问我游不游泳。我告诉他，今天还没有吃饭，不游了。毛笑了说：“我不吃饭，没有睡觉，还游了一个小时。吃过三次安眠药也不顶事，你是不是拿的偷工减料的安眠药？”我笑起来说：“主席，今天可都是真的。”他说：“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睡觉。”
我告诉他，可以服一次水合氯醛(chloralhydrate)试试看。傅连璋告诉过我毛一贯不吃水药，所以我说明，这可是水药，而且味道很不好吃，苦、涩，还有点辣。
他说：“我爱吃辣。这不相干，拿来试试。”
我坐车赶到弓弦胡同。那时傅连璋仍负责管理毛及其他领导人的药品，保健局药方经由香港公司由美国、英国和日本批药进来。为了安全起见，毛的药品都是用毛在一九四六年，在国民党围剿弃守延安时的假名--李德胜--来配药。
药剂师将瓶塞加上火漆密封印章，交给我。这时傅连璋知道了，跑过来，急切地说：“主席从来没有吃过水药，你怎么这样大胆，把这么难吃的水药给他吃？他发起脾气，怎么办？”我说：“傅部长，这些我事先都同他讲了。他让拿去给他试试。他在等着，我得赶快。有什么情况，我以后再向你报告。”我匆匆往外走，隐隐地听到傅在叨叨：“怎么这样莽撞，事先也不同我商量好了再办。”傅认为他是我的领导，应有权参与毛所有的保健问题。他以他与毛之间长久的关系自豪，自以为很了解毛主席，而毛也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但现在常跟毛接触的人不是傅连璋。毛正开始对我信任有加。
赶到游泳池，饭刚做好。我讲：最好先吃药再吃饭。毛同意，说：“那好，听你的。”我给他倒了十五毫升在小杯子里，他一口气喝下去，然后说：“味道很不错。我不喝酒，这倒像酒。”接着他又说：“这个灵不灵，还难说。”
这时饭菜摆上来，看来药的作用已经开始发挥了，他正处在安眠药作用开始的欣快期，饭吃得很好。等到吃完饭时，他已经昏昏欲睡，来不及回菊香书屋了，就到室内游泳池的床上睡了。这一觉，从下午近二时起，直到半夜十二时多才醒，足足睡了十个多小时。
醒后，他十分高兴，半夜把我叫回去，跟我说我这炮可打响了。
我走进他的睡房，他正在闭目养神，他睁开眼睛，拿半截香烟装在烟嘴上点燃，说：“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怎么会这样好？”我扼要说明了这药的性质和作用，并且说：“这是安眠药中最早出现的，十九世纪已经由医生普遍应用在临床，所以对这个药的作用和副作用，了解得最清楚。这个药对人体安全。”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吃？”我说：“主席不爱吃水药，这药味道又不好，所以不到不得已时，没有拿出来。”
事实上安米妥纳的效果和水合氯醛差不多，但是他已经几天失眠，当天又是疲乏不堪，再加上服药前，用语言和行动，使他在精神上接受了有力的暗示治疗，因此才会如此见效。
我想毛清楚他的精神衰弱根源在生、心理两方面。他也相信精神慰藉的力量。小时有次他病重，他母亲带他到佛庙里去拜拜烧香，毛服下香灰后，就不药而愈。“我反对摧毁佛寺，”毛在全中国“破四旧”捣毁庙宇时跟我说：“乡里农民，小病挺挺就过去了。大病也不一定找医生，拜个菩萨，求点香灰回来吃。你不要小看香灰，给人的精神上的支持可大啊。”
他笑着说：“你倒是留了一手啊。你这个郎中还有点好药。你回去睡觉，我要开始办公了。”
从此以后，水合氯醛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安眠药，与速可眠钠同时用。到六十年代以后，毛上了瘾，不只吃饭前服安眠药，就是会客、开会、晚会跳舞，甚至性生活前都要服一次。
注释：
1。毛其他随身人员也描述毛的便秘。据说在井岗山，贺子珍用手指替毛抠便，后来她学会了灌肠。国共内战期间，毛拒绝使用盥洗室，都由他的警卫陪他到野外，在地上挖个坑如厕。据说在长征期间，毛顺利如厕可以激励红军士气。
2。在本书中，因为李医生未受过精神医学训练，李的用词“抑郁”是一般大众的用法，而非严格的医学名词(depression--忧郁症)。自毛去世后，中国人对心理疾病的观念已有改变，许多城市那都设有心理咨询诊所。
9
我一向不过问政治，对毛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之间剑拔弩张之势也一无所知。一九五六年初，我开始察觉到毛主席正在策划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到今天，我才懂文化大革命那场持续十年的政治大风暴，其实早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播下了种子，赫鲁晓夫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共产党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中发表的那篇反史达林秘密报告是其导火线。
毛并未参加大会，由朱德率领中共党代表团前去苏联。朱面容慈善，那时已是七十岁，头发很黑而多。朱没有政治野心，解放后几乎是半退休，只担任几个荣誉职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官方性的巡查和在中南海的花房里种花--他养了上千盆兰花。人代会委员长是个闲差，但大家仍称他“朱总司令”。中国人民十分尊崇他在共产党所内做的贡献。
赫鲁晓夫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朱德措手不及。朱德向中央打电报请示时，表示要支持反史达林。毛十分震怒。毛说：“朱总司令这个人十分糊涂。可见朱德和赫鲁晓夫都靠不住。”
毛对国家领袖的角色持着神秘主义的信念。毛从不曾怀疑他自身的领导能力。只有他的领导能改造中国。全天下都认为毛是中国的史达林。和一般中国人一样，毛视自己为民族救星。赫鲁晓夫的那篇反史达林秘密报告，直接对毛的统治构成威胁，质疑毛的领导，毛被迫起而迎头痛击。如果毛同意赫鲁晓夫反史达林的攻击，等于为往后会有的反毛运动铺路。毛决不容许此事。史达林于一九五三年去世后，赫鲁晓夫随即领导苏联，毛毫无异议。但发生反史达林事件后，毛转而对赫鲁晓夫深怀敌意。毛认为赫鲁晓夫违反了一条基本的革命道德--那就是忠心不二。赫鲁晓夫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归功于史达林的提拔；赫鲁晓夫此举无异是过河拆桥。
此外，毛觉得赫鲁晓夫这样做是为虎作伥---授美国帝国主义以柄。毛说：“他们不要这把刀子，我们要拿起这把刀子，我们要充分使用这个武器。你们苏联反史达林，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
我一直非常敬仰史达林。但是毛反对“反史达林运动”并不是出于对史的尊敬。
事实上，毛鄙视史。我听到毛形容他和这位前苏联领袖的关系不好时，非常惊愕。
毫无疑问地，毛在一九五六年初跟我说的一番话是气话。毛时常扭曲历史以迎合其政治目的。
毛对史的强烈个人憎恶要追溯到一九二零年代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时期。
一九二四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第三共产国际命令共产党与国民党携手成立统一战线。中国当时四分五裂，第三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完成统一，建立中央政府。但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悔，大举歼灭城市里的左翼分子，毛逃回湖南，亲眼目睹农民的暴动。毛于是认为，中国农民一定会起来领导二十世纪的革命。毛便大胆采取了一个合於中国历史情境，却为非正统马列主义的战术。毛发动共产党领导农民秋收起义。随即毛在江西井岗山建立基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毛在此号召农民的支持，实行土改，继续和蒋介石的军队做游击战，以耗损国民党的力量，进而领导农民攻占城市。苏维埃政权在毛领导下日渐壮大。
一九三零年，史达林指派当时才二十五岁，在苏联读了好几年书的王明为第三共产国际代表前来中国。据毛所言，王明虽未实际领导中国共产党，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按照王明的指示，执意将当时的革命路线由乡村推往城市。毛认为当时势力仍薄弱的红军一定会节节溃败，元气大伤，因此大力反对，而被打成保守右倾，并前后不下二十次被撤、降职，以及开除出党，并被封为狭隘经验主义。毛说：“长久以来，史达林骂我是红皮白萝卜，意思是外面红，里面白，我也没有骂他。”
江西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时，红军决定突围而出，开始了历史性的长征。在长征途中，毛夺回指挥权。
毛认为红军早期的失败全该归罪于史达林和第三国际的横加干扰。他说：“中国共产党自江西红军时代，深受第三共产国际瞎指挥的苦头，将大好形势搞得一塌糊涂，白区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我们没有怪史达林和苏联共产党，只怪我们自己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毛还骂王明是左倾的“投机分子”。
毛又说：“日本投降以后，史达林怕美国，要我们像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希腊共产党一样交出枪去，我们不同意。日本投降后，(我们)同国民党打起来了，苏联没有给我们一枪一弹的援助。淮海战役以后，又要我们与国民党划江而治，不要打过长江去。等到国民党在南京站不住脚，搬到广州去，英国和美国都不肯把大使馆搬到广州，可是苏联大使馆跟着去了，表示他们支持国民党，跟我们没有牵连。一九四九年冬天，我到莫斯科去谈判，史达林对我可是不相信了，一住两个月，史达林根本不谈。我发了脾气，不谈就不谈，我回去，这才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朝鲜战争，美国打到鸭绿江了，我们说应该出兵。史达林说不能出，出了兵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说，你不打，美国把朝鲜打掉了，中国、苏联岂不是唇亡齿寒？你不打，我们打。你苏联有武器，你怕英美说你援助我们，那么我们买你的武器，打起来与你没有关系。”①“高岗在东北，史达林封他东北王，实际上是插手中国党，搞分裂。”
这是毛首次明确谈到他对史达林的看法，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原来存在这么久、这么深的分歧。
但毛从未公开他的看法，他本身的革命领导地位和史达林过于息息相关。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使中国国内领导人立场一下子泾渭分明。朱德表示要支持反史达林，大大触犯了毛。我从不认为朱德会对毛构成威胁。毛和朱德在江西时期曾分裂过，②因此朱德对“反史达林”的最初赞成反应，使毛与朱德隔阂加深，进而说这是“个人品质问题”。一九五六年的五一节，朱德身体不舒服，但他即使不能上天安门，也得上。每年五一劳动节，领导人都照合照，如果不在里面，就很耐人寻味了。朱德告诉陈琮英说：“如果我不上，别人会以为我犯了大错误，上不了天安门。”那年五一节中国领导合照的相片中，朱德脸色苍白，愁眉不展。朱德仍想确保他在毛主席身边的政治地位。
毛永远不会原谅赫鲁晓夫反史达林。一九五六年中，我也发觉毛对共产党领导同志非常不满。毛首先对他们对苏联模式依样画葫芦的死方法发难。
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已深受苏联模式影响，此时已建立了一个深入乡镇，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庞大国家官僚体系。农业合作化推展完成，城市中主要的工厂和商店收归国营。规模较小的手工业工厂和商店不是合作社化，就是交由地方政府经营。
就经济和官僚制度而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似乎已趋完善。
但毛所极力追求的国民精神改造--也就是中国的浴火新生--仍遥遥无期。在庞大繁杂的官僚体制建立后，昔日的革命斗士成为养尊处优的官僚，汲汲于追求显赫地位，而将毛的革命理想抛诸脑后。毛深感不耐，他要快速地推动改革，继续革命奋斗。但党官僚、领导干部纷纷发出警讯，坚持遵循苏联的渐进改革模式。毛则认为他们对苏联的模仿缺乏创意，在不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下，将苏联的组织体系全套抄袭过来。毛为此对当年并肩作战的领导同志十分震怒。
毛的革命需要大胆、气魄和斗争等特质，这些也是毛的性格。因此他认为其他领导人只会墨守成规。他们当中一些人同意赫鲁晓夫反史达林，无异是向毛的最高领导层下了挑战。毛戒心大起。毛不要他的任何下属在他死后，摇身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写黑报告告发他。在他有生之年，他会拔掉所有能破坏他统治的毒草。
他对共产党党内的不满逐日加深，多年后，终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
注释
①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所使用的军火，其中有将近百分之九十购自苏联。
②朱德在井岗山期间曾与毛意见相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即针对朱德及陈毅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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