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火箭第二次起飞（1992年）
从权力游戏看，是出乎意料的晋升；从代际交替看，是合乎逻辑的飞跃。
93：改革号再次启动
●苏联变色，国际博弈棋盘上风云会如何变幻？从马克思、列宁以降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政党学说通通破产，中国本来就怎么也难以自圆其说的“四项基本原则”遇到根本性挑战；随之而来中国与前苏联帐下诸国、与东欧“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新政权关系会怎么变化？这种变化给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什么影响？
秋去冬来，转眼间，胡锦涛过了他四十九岁生日，一九九二年来临了。
元月七日，晨光熹微，寒风料峭。一列没有标记、带有八节绿色车厢的列车从北京火车站开出，直下南方：武昌、深圳、珠海和广州。八十七岁的退休老人邓小平在照例去上海过春节之前，要走访经济发展如火如荼的南方。邓小平上一次到广州还是一九八四年，正当他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高潮之际。事过八年，他评论说：“我现在甚至不认识这个地方了。”
前一年，红色庞然大物苏联解体，对于本来就“各吹各的号、各走各的道”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啻一场超级地震。但是，让世人困惑不解的是，与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促使中国急剧转向极权，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使中国更加摆足反修防修姿势那两次截然不同，这一次，眼看着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如同多米诺骨牌稀里哗啦接连倒下，中南海却镇静得若无其事，纹丝不动。
这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关于要沉着冷静地看待国际格局大动荡的意见，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占了上风，主导了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下旬举行的十三届八中全会。苏联的正式解体，是中共这次全会之后的一个月，即这一年十二月下旬，俄罗斯等十一国首脑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宣布的，但是解体的进程，可以以同年的“八一九事件”的流产政变作为开端。八月二十四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职，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同日，民选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俄境内共产党停止活动；八月二十九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暂时中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
到中共这次全会举行之时，正是苏联政局瞬息万变，急转直下之际。巨变来得太突然，让参加这次全会的所有人都不由得手心捏了一把汗：苏联变色，国际博弈棋盘上风云会如何变幻？从马克思、列宁以降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政党学说通通破产，中国本来就怎么也难以自圆其说的“四项基本原则”（“四个坚持”）更遇到根本性挑战；还有随之而来的中国与前苏联帐下诸国、与东欧“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新政权关系会怎么变化，这种变化给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什么影响……这已经够让人伤透脑筋了，而对这些党政大员来说，最迫切、最现实的问号是：自己的地位和前途将会增添多少复杂的变数？
在当时，中央委员们当然还来不及细细深想，他们上京开会，从各个部门、各个省市来到中国政治信息的枢纽，更多地是忙着打探消息。
对北方那个前超级大国的崩溃在即，中共这次全会故作镇定，正式文件中只字不提。尽管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等元老关于对国际形势应把握的原则立场，也把中央对苏联、东欧骤变“实质”的分析判断和初步预测，尽量向这些权大责重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们吹风交底，给他们吃几颗定心丸……但是会议公布出来的议程，却是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只在全会公报中，弦外有音地重申经济发展高于一切的决策。
与中共当局关系密切的香港《镜报》后来评论道：邓小平又一次成功地使企图改变基本路线的党内保守势力的努力化为泡影。
事过十年之后再来看，应该说，比起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八年的浪漫激情害惨了中国和中国人民，邓小平这次所设定的现实主义原则对策，使中国和中国人民大大得益了。
中央全会公报可以不谈，但是“苏东波”的冲击是无法闭眼不看的现实。北京的人们相信，中国一九九二年的政治气候可能变暖，改革开放气氛将再次解冻。这一预言不久就应验了，而且，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邓小平在深圳、蛇口和珠海十天发表的训诫，旨在掀起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浪潮，这实际上既是要重新接续上因为“八九6.4”而中断了两年多的改革进程，也是对“苏东波”变局提出一个更带根本意义的回应方案。虽然他边走边讲，边看边讲，讲的似乎很即兴、很零碎、很带“摸著石头过河”的偶然色彩：应该在深圳和上海建立股票市场，经济特区应该继续享有特殊政策，广东到二○一○年应该争取加入“亚洲四小龙”的行列；他还再次断言：中国应该警惕右，但我们主要应该防左……但邓小平一再反覆强调的东西表明，他内心的思路是有基本成套的雏形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石破天惊，重新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沉重车轮。
邓小平的专列驶离北京站以前，江泽民便得知这位元老的南行计划。当时正在上海和江苏视察的江泽民，和邓小平的随行人员密切保持联系，随时掌握情况，同时，及时按照邓小平的口径来校正自己的调子。一月十八日邓小平在武昌讲了反对过多的会议和典礼，两天后，江泽民便在江苏鹦鹉学舌，告诉当地官员说，必须坚决削减不必要的会议，减少多馀的日常公共集会。江泽民还责成书记处准备一份有关减少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的文件，集中精力制定和实施新的经济政策……
94：江泽民担心阵前换将
●按照加拿大学者兼记者杜林所著第一部英文江泽民传记《悬崖上的虎》中的描述，邓小平南巡，并非冲着江泽民来的，相反，却是帮助江泽民反击左派保守主义势力的
江泽民不能不高度密切地关注海外媒体和评论家的猜测联想。海外舆论一方面指出，邓小平这次南巡之举，富有戏剧性地模仿了毛泽东：一九七一年毛泽东打算搞掉林彪时，就是“视察大江南北”，发表一系列讲话，“打草惊蛇”，“赶蛇出洞”。他们议论说，“南巡”看来成了中共领袖进行政治较量和权力争锋的出奇制胜的杀手锏；另一方面，海外媒体和评论家更多地联想的是，整整五年前，邓小平在即将召开中共十三大那一年的元月份，突然罢黜了亲自选定的胡耀邦；一九九二年，恰恰又是中共要举行五年一度的党代会的年头，莫非老邓又要故伎重演，在党代会前走马换将？
两种猜测联想，对江泽民都不是好兆头。
然而，按照加拿大学者兼记者杜林所著第一部英文江泽民传记《悬崖上的虎》中的描述，邓小平南巡，并非冲著江泽民来的，相反，却是帮助江泽民反击左派保守主义势力的：“九二年邓小平向保守主义发出最后一击，加速了江泽民掌控整体局势的过程，使各方都感到出乎意料。”
邓小平的矛头所向和确切动机，目前尚无材料加以确认。笔者相信，至少，邓小平对江泽民并没有“撤换”的念头——将亲自选定的“天塌下来能顶着的长子”撤换，已经有过两次了，事不过三，他已经不是撤换胡耀邦时的八十三岁，也不是撤换赵紫阳时的八十五岁，而是快八十八岁了——哪里还有精力再去考察、甄别、培养、叮咛一个新的“核心”？
不过，从他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要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等人带话给党中央负责人来看，他对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在开放搞活的道路上谨小慎微、蜗行牛步，确实相当不满。他要给执政的这批领导人加压——如果说，江泽民是“悬崖上的虎”（他属虎），邓小平就要“敲山震虎”——而并不是如杜林所说，目的是为了帮助江泽民巩固掌控。
江泽民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初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议开始，号召学习领会邓小平讲话时，他作了自我批评，这也可作为他认识到自己是邓小平锋芒所向之一的佐证。《镜报》说：“他承认在抓住时机推动改革和开放方面缺乏敏感性，反对左倾也不够坚决。”
五月底，江泽民给政治局写信，要求同事们进一步加深领会和坚决贯彻邓小平的讲话。整个一九九二年，他在大会小会、一个又一个讲话中，不厌其烦地重申邓小平的旨意。无疑，江泽民要化被动为主动。
95：改革声浪中再次露面
●邓小平在南巡中说：中央领导已经在位几年，可以再执政十年后退休。杜林对此解释说：“这就给了江泽民一份权力通行证，可以统治中国一直到二○○二年党的十六大。”
这固然不错，但是不能忽视，邓小平这句话实际上隐含了第二层意思：现在的中央领导也不是可以“万岁”的，既然十年后要退休，那么现在就要培养“接班人”——江泽民当权还只有两年多，还未将总书记的座席坐热，远远谈不上权力稳固，邓小平的眼睛却盯住了让他十年之后“退休”，不能不说行将就木的邓小平实在是深谋远虑：在十四大举行前夕，已经筹划十五大——届时江泽民也过了古稀之年，在政坛上“上有老，下有小”，也该考虑“无产阶级事业后继有人”了。
邓小平抵达深圳没几天，香港媒体便登了报。江泽民一月底回到北京时，邓小平南巡刚刚结束，已经被称作“春天的故事”，在中国成为公开的秘密。可是处在党内左派控制下的新华社，直到南巡四十天之后，三月十一日才报导这一消息。
中共内部文件早就逐级传达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改革新福音。因病在家休息的胡锦涛，也听到了这一传达。
邓小平一言既出，中国大陆沉闷空气被打破，从上到下忙不迭地传出了“改革”之声。中国经济突破了三年徘徊，突飞猛进，九一年时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李鹏制定的百分之六的保守目标，九二年三月底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这一目标被修改为百分之六点五，但上半年刚过，中国经济学家已经预测，当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达到两位数字——而最后公布的数字令每一个人感到意外：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三，外国投资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六，高达一百九十亿美元。
好久未曾露面的胡锦涛，终于重新露面了。
三月份，在北京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上，西藏代表团举行讨论时，“驻藏大臣”胡锦涛来参加并发了言，媒体立即作了报导。胡锦涛倡议“加快改革”，声称“反对西藏独立势力取得进展，已为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说是赶浪头也好，说是发自肺腑也好，总而言之，胡锦涛在这一波加快改革的声浪中，总算不是完全无声无息。
虽然露了面，身体也已逐渐恢复，但胡锦涛因为心脏不适应青藏高原缺氧低气压的恶劣环境，中央正在慎重考虑他的去向，同意他不回西藏。不回西藏去哪儿？之所以迟迟没有作决定，是因为中央此时正忙于通盘谋划秋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人事布局，对胡锦涛的安排使用，也要纳入到这个全局中来；而又正因为当时筹备中共十四大紧锣密鼓，急需人手，于是中央命胡锦涛参加十四大的部分筹备工作，协助主管十四大人事的政治局常委宋平、中组部长吕枫，甄别审核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
胡锦涛每天夹起公文包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上班了。他有了一个意外的机会。
96：元老们最后一次施加影响
●而更牵动中共元老的心的是，十四大很可能是他们能够掌控、能够施加影响力的最后一届党代会
一九二六年出生的江泽民，在一九八九年“八九6.4”事件以后仓促上台。当时邓小平发明了中共“核心”三代接班论：将开国时的领袖称为“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为“核心”，这一代掌权达二十七年（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文革之后掌握权柄的领袖称为“第二代领导人”，自封“核心”，掌权达十五年（从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复出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全退）；册封江泽民等一干最高官员为“第三代领导人”，指定江泽民为“核心”，到十四大前夕也已三年。
而更牵动中共元老的心的是，十四大很可能是他们能够掌控、能够施加影响力的最后一届党代会。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他们预感到五年之后的十五大，自己即便还“没有去见马克思”，很可能已经气息奄奄，辗转病榻。十五大又是二十世纪最后一次党代会，从十五大到十六大，将跨越世纪。那么也就是说，十五大的班子是“跨世纪领导人”，十五大的班子，十四大就要定出个眉目！
人一般的心理，都重视逢五逢十这样的纪念日，这种心理有时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相传当年的理查德?尼克松，之所以先纵容、后掩盖手下“管子工”深更半夜跑进民主党总部那座水门大厦装设窃听器，其实也是这种心理作祟：他想战胜竞选对手，以总统的身份主持美国两百周年国庆盛典。没想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红楼梦》语），最后这个好运气反倒落到了一个被历史学家定评为“平庸”的福特身上。
中共最重视象徵意义，对于二○○○年这样一个大日子，也就难免“千禧年情结”。跨世纪时谁当领袖，似乎就预兆着未来整个世纪中国的发展方向。“第二代领导人”们不能够亲自主持度过二○○○年，那么就退而求其次：要选出自己信得过的人来主持。江泽民届时已有七十四岁高龄，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宋平、薄一波等中共元老，当仁不让地想得更远一点，上穷碧落下黄泉，在各种干部后备名单里，翻拣搜寻江泽民的接班人。
中共十四次代表大会如期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开场。代表进驻各宾馆报到，领到厚厚的文件袋，一打开，就大出意外：大会的领导班子中，竟冒出一个年近知天命的胡锦涛：担任十四大主席团第一副秘书长。
●十四大上的耀眼新星
新华社在开幕时所播发的会议照片中，领导人单人照片并不太多，却有两张是关于胡锦涛的。这两张照片分外引人注意：一张是他与胡启立在一起，一张是他与李鹏在一起。在中共极讲“名次学”的宣传系统中，这两张照片透露什么玄机？如果说前一张是为了给“6.4”后下台的胡启立一个出镜的机会，以表示江泽民宽宏大量“落实政策”，让这位政治局前常委遭贬黜后重新亮相，那么后一张呢？显然说不通。
看来，这两张照片透露信息的焦距，还是对准胡锦涛身上的——先让老百姓熟悉一下他的形象，同时也含蓄表明胡锦涛能被各方面的人都接受。
代表们和海内外传媒记者们有了预感：这位前团中央第一书记、前贵州省委书记、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要福星高照了？在这次权力重组中，至少可以当上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吧；或者，他会更上层楼，被破格提升进中央政治局，当个候补委员？
即使有了预感，到最后十四届第一次中央委员全会开完，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结果揭晓，还是使政治分析家、专栏评论家统统跌破眼镜。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九日十一时，中共十四大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与亿万观众见面。胡锦涛，不仅成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一大步跨进了政治局的常委班子，虽然只是排在中共核心决策圈七人的末尾，毕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了！
每次中共党代会，最高决策圈都会有出有进。出与进，既是根据年龄、身体等“自然规律”，更是根据权力较量的规律。
中共十四大前，人们分析推测：谁出谁进？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针对中央领导层说：“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所谓“现在中央这个班子”，首先指的是政治局常委班子。“6.4”以后调整的带有临时色彩的班子，是由六人组成：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总设计师只说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并没有说要“老年人出班子”；但是，既然“年龄大了点”，这就暗示了：常委中年龄偏大的要首先自觉地“船到码头车到站”。
后来邓小平又多次坚持：政治局常委要将年龄档次拉开。
怎么拉开法？
●保险柜里的候选名单
人们揣测邓小平心中究竟有什么样的人事腹案：
政治局常委中，江泽民是核心，不能动；李鹏牵涉到权力结构的平衡，不敢动；乔石倾向于改革，不愿动；李瑞环是“6.4”以后选上来的，邓小平还一度考虑过让他来接替赵紫阳呢，他倾向于改革派，被保守派攻击得最厉害，何况其年龄是那一届政治局常委班子中最年轻的，也不宜动。那么“要将年龄档次拉开”，显然就只能动到姚依林和宋平两位年龄最老的常委名下，请他们退位，再从年轻人中甄选了。年龄是政治上排斥异己的最佳藉口，此其谓也——所谓“最佳”，是因为年龄最公开，因而显得最公平，政治对手最难以招架。
正好，在三月份学习贯彻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政治局会议上，曾经和李鹏一起起草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七十四岁保守派经济沙皇姚依林，受到邓小平讲话的冲击，以“身体不好”为由，提出辞去所有职务，解甲归田。
选谁来取代？姚依林的接替者倒非常现成，而且正是邓小平非常满意的人选，他在首钢讲话中已经夸奖过了——那就是“最懂经济”的朱镕基。朱镕基一九九一年四月从上海上调北京担任副总理，已经在国务院系统将原来由姚依林负责的那一摊业务包揽下来了。但要宋平告老归田，谁来接任？
如果胡锦涛此时还在西藏高原上与藏独势力和贫困落后面貌苦斗，邓小平等元老和第三代领导人们可能会挑选上谁？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胡锦涛有哪些竞争者？可以列出丁关根，王兆国，陈希同，温家宝，罗干，李岚清，吴邦国，曾庆红。
●同辈人中间竞争者如云
李岚清、丁关根……与时年六十四岁的李鹏和朱镕基等相比，年龄小不了一两岁，比五十八岁的李瑞环，还大上几岁，不符合邓小平所说的“拉开年龄差距”的意图。
邓小平说要“找年轻人进班子”，再看看“年轻人”。当然，在中共元老的辞典里，“年轻人”是别有内涵的：未满花甲者，就是“年轻人”。
罗干，当时五十七岁（一九三五年出生），时任十三大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从他的资历看，相当全面，称得上十全十美响当当：在省里任过主管（当过河南省副省长，省委书记）；领导过“群众团体”（当过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当过国务院劳动部长，具有雄厚的专业背景，他曾经留学东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当过科研所负责人和专业协会负责人，主持过稀土金属等课题研究；他对于党务也不陌生，从一九八九年起就担任中共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此外，他的兼职五花八门，从编制、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引进国外智力，到清理整顿公司、职称改革、救灾等等，都挂有头衔——相信他如果要印名片的话，恐怕得比别人的大上五倍才写得下。
这么一个千好万好的人，唯独有一条没有解决好：跟错了人——他被视作李鹏线上的人。考虑到未来第三代核心的力量平衡，罗干只好不上了。不过，按说他可以进十四届政治局的，后来却没有能进。
吴邦国，我们在第二章介绍过，他与胡锦涛都是清华校友；他们还是同乡，都是安徽人。他当时任十三届候补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人们一般预料，在十四大上他会以上海一把手身份进政治局，就像陈希同一样。吴邦国最大的不利，是从来没有离开上海，这样，一来使他的资历显得单一，二来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江泽民的地位空前虚弱，哪里还敢提出这么一个建议让人感觉他又在扩充“上海帮”势力！
●胡锦涛“雀屏中选”
王兆国，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两个对台办公室的主任。
如前面所说过的，他的权力基础比较单薄，团派色彩过浓，又对胡锦涛落井下石，在中办主任岗位上得罪人也较多；况且前一段上得太高，招人物议，又跌为省和部门的主管。据传后来在福建时与搭档陈光毅相处也不很融洽，这样在中央老一辈人中间并没有多少基础。何况如果再重新一把提得高高，大下大上，在党内引起的震动太大。
江泽民内心里一定希望将曾庆红提拔上来。但他只敢在心里想，绝对不敢在老邓面前说出口。在被江泽民带到中央来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真除为主任之前，曾庆红是上海市委副书记，级别也不算低，能力在江泽民眼中更是一等一的高强。但他是中共元老、曾任内务部长曾山的儿子，算是高干子弟，如果真要提拔他进最高决策圈，反而要多一层顾虑；再则属于江核心人马的色彩过浓，江有此意，必然遭至李鹏、乔石等人的激烈反对，而邓小平、陈云等元老们看来，也一定视之为打破权力平衡之举，党内上下引起的反弹可能使江泽民招架不住。事实上，他连安排曾庆红进中央委员会都不敢。而将曾放在中办主任位置上，其实这对江泽民而言，倒是十分实惠。
与上述所有人比较起来，温家宝倒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与有关各派关系都相当好。对于党组织的管理和职能转变也有见解，而且，他也是宋平在甘肃时提起来的后备干部，宋平对他是能够接受的。不过比起来，他比胡锦涛有两点不及：第一未当过地方诸侯（只是在甘肃省地质局当过副局长），第二在赵紫阳当总书记时，看起来他跟随赵跟得较紧，在中共十三大上曾经发表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见解，强调党要管党，多少有点赵紫阳的痕迹。人们未必能抓住什么把柄，摆不到台面上来，但心里总有点“那个”。尽管邓小平曾经高度赞誉温家宝说：“温家宝主任党性强，不会随风倒，工作有魄力，领导能力强，很多文件起草后，不用怎样修改就行了。”但这句话大概只能抵销那种要把他拉下来的压力，却还不足以将他往上提升。
比去比来，胡锦涛就“雀屏中选”了。
国内还盛传一种说法：当时的为数不超过十人的最高决策圈，用了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来缩小遴选范围：这些“第三梯队”成员，既然能坐到省部委一把手的座椅上，干部“四化”中的前“三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就都够了格，也都难分伯仲了，那么只看“年轻化”就行了，划定一个年龄段来作筛选的限定条件吧。他们以五十岁画线，五十岁以下的，只有三个人：温家宝，王兆国，胡锦涛。权衡三人，胡锦涛就出线了。
这种说法，看来也未必可信。例如，王兆国是一九四一年生人，到十四大前夕挑选班子时，天命之年已过。
97：晋升的黑箱作业
●四川省一位封疆大吏不听中央调动，产生了连锁反应，间接促成了胡锦涛在中共十四大的青云直上
另外一种说法，倒是值得在这里详细介绍一下。
要从离题甚远的“天府之国”说起。十四大之前，中共最高决策层打算对四川省的班子作一番大调整。当时的省委书记是杨汝岱，作为中国最大省份的一把手，他还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拟让他退下，次年进人大当副委员长；
当时的四川省长是年已花甲的张皓若，清华化工系毕业的高级工程师，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四年。张皓若与其两个哥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张昕若，天津市副市长张昭若，虽然曾被列入“太子党”的名录，但他们的父亲张仲鲁尽管担任过煤炭管理总局副局长、河南省交通厅厅厅长，但基本上却是一个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文革”初期遭批斗含冤去世。张皓若很早就提出必须落实国营企业的自主权，按照“三资企业”的办法，促使企业走向市场，形成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体制。邓小平南巡之后，张皓若将四川省划为八大经济区域，放手让他们根据各自的特点进行建设，而不是全省一刀切，这在中国各省中尚属首创。海内外舆论都看好他的政治前途，中央拟将他上调京华，进中央委员会，担任国务院权力甚大的生产办公室的副主任——这个办公室将由从吉林省长任上调来的王忠禹领导。
杨汝岱和张皓若空出的位置，中央的腹案是：让当了八年重庆市长、时任省委副书记的萧秧为省委书记，时任省委副书记谢世杰接任省长。
邓小平、赵紫阳打算重用萧秧，盘算已久。萧秧原名陈峥，阆中县人，他也是“清华帮”，四十年代后期在清华电机系和建筑系学习，一九四七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干事、北京玻璃厂军代表、厂长等职务，还到民主德国硅酸盐研究院进修研究过。一九五六年回国，很长时间在北京玻璃总厂担任党委书记、厂长。一九七六年九月“文革”结束前夕，调到国务院任第九办公室领导小组组长，后来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担任水晶棺组副组长——大概是根据其主管玻璃企业的资历吧。一九七七年秋他担任北京市经委副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很受邓小平、赵紫阳、尤其是万里等人青睐，八十年代中期，他被调去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兼市长，一九九二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中央有意让他接替杨汝岱，在十四大上进政治局。
然而，人们却没有想到，张皓若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不肯接受中央对他的安排，去国务院担任生产办公室副主任。这就差点打乱了中央在四川的全部棋局，张皓若这个棋子不挪动，后面的棋子都没法就位。
●服从组织安排赢得元老欢心
张皓若这样“不顾大局”，不服调遣，造成中央人事安排的被动，使得元老们非常恼火。据知悉内情的人说，薄一波大为震怒，强硬下令张皓若必须出四川，听也得走，不听也得走！胳膊当然拧不过大腿，张皓若先暂时到了马上就要裁撤的轻工业部搞搞调研，次年三月才安排到新组建的由原物资部和商业部合并而成的国内贸易部当部长。他敬酒不吃吃罚酒，中央委员自然黄了，十四大上只勉强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让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吃惊不小。
不过，张皓若虽然被强行搬开，中央的布局仍然没有实现：萧秧很快就要被大提拔的阵势，在十四大上引起了代表反弹，在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中，竟然不争气没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与张皓若一样只当上了一个候补委员。这下，当然没有办法安排为四川省委书记了，更没有办法进政治局。次年二月，中央安排他当四川省长。
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何频后来在《“十四大”人事布局透视》一文中写道：
两名颇具改革思想，而且成绩显著的重庆市委书记萧秧和青岛市市长俞正声，
未能如邓小平、万里所愿进入政治局或书记处，只被选上中央候补委员。
萧秧，是万里所赏识的人之一，已主持中共第一个综合改革城市——重庆市有数年之久，他原本内定接替为代表四川的杨汝岱进入政治局，未料竟成了中央候补委员最后一名。究其原因，是萧秧长期与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负责人不和，结果四川代表内部反对萧秧入局，宁愿四川这个人口逾亿人的最大省不在政治局占一席。”
何频也提到张皓若令人诧异，分析说“由于对三峡工程的上马持保留态度，使他在十四大上出乎意料未成为中央委员”。
四川省的人事布局风波，给中央有权拍板的元老们强烈的震撼。这时有人说：“要提拔干部就要提拔党性坚强、服从指挥的，就要培养胡锦涛这样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要好好煞一下向党讨价还价的歪风！”胡锦涛在中央需要人到贵州、到西藏时，服从组织安排，不说二话，不叫困难，这在中共的这些高级干部中，也并不多见，大得元老欢心。
●恩师还是老上级宋平
在十四大及随后举行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只反复宣讲了为什么认为胡锦涛优秀、合格，却没有讲为什么认为胡锦涛比别人更优秀、更合格，甚至是所有接班人中最优秀、最合格——人们也只好很自然地将之简单归结为元老青眼有加，幕后操盘，黑箱作业。
坊间出现多种传言，将胡锦涛仕途上所有扯得上的靠山都扯进去，例如，有传言甚至说宋平以提拔胡锦涛接班来作为自己告老归田的交换条件。据北京比较知悉内情的人士说，重用胡锦涛的主意，最早是宋平和乔石两人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率先提出的。此后，宋平曾向薄一波等老人作了游说——因为薄一波头脑中还有个团中央时期由何光炜等人打小报告而形成的对胡锦涛的成见。胡锦涛下去当省委一把手，尤其是驻守西藏高原，他说不出什么来，但是要提升，要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成为下一代领导核心——更要慎重地为党把一把关了。宋平此人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颇有口碑，曾有元老称赞他“党性很强”。这个评语，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说他两袖清风，为人正直，人品上相当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本色”。这本来是十分可敬的品格，但是“党性很强”的评语还有第二层意思，称赞他的元老是作为优点提出，但是在一般人看来则未必是优点，抵销了他受人敬重的一面，即：他的政治思想十分僵化，谨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警惕性甚高，与中共党内思想开明人士也就格格不入。
●邓小平一锤定音
胡锦涛最为不利的，是年轻了一些，诸侯资历略嫌不够：六年来他统管的都是边远穷困省区，也是商品经济最不发达的省区；而他在黔藏两地并没有拿出出色的政绩，充其量只是做到了稳定局面，却未能做到腾飞和突破——中国现在最走红、在经济上最财大气粗的东部沿海诸省，对他怎么会服气呢。
不过，这条缺陷，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优点：江泽民、朱镕基都是来自最富裕发达的上海，那么政治局常委班子中有从西部落后地区来的，倒可以更具广泛代表性，形成制衡，减轻倾斜之感。
北京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一段故事说：邓小平找江泽民去谈十四届领导班子，问对胡锦涛怎么安排。江泽民说，他的身体不适应西藏高原气候，可以安排到水利部当部长。
邓小平一听大笑：太小了吧！这个年轻人，一是有人品，对胡耀邦有情有义；二是有原则，对西藏分裂活动不手软；三是有经验，干过基层工作，作过团的工作，当过贵州和西藏的一把手；四是熟悉西部，长期在西部工作；五是年轻，不到五十岁。（参见《星岛日报》二○○二年五月六日Ａ二○版）
这段故事很有演义的色彩，即使是“小说家言”，创作者也应该说揣摩了在政坛上三起三落、见惯冷暖炎凉的邓小平的思想和性格。当年邓小平看中顶住了“批邓”的王兆国，与其说是因为王兆国忠于邓的路线赢得他的欢心，不如说他憎恶“墙倒众人推”的小人嘴脸，于是便误以为王是不肯随波逐流，举动难能可贵。他没有想到自己会看走眼，王兆国在胡耀邦问题上的表演让他非常失望，相形之下，胡锦涛不肯跟风批判胡耀邦，自然也会让他印象深刻。
●胡锦涛是“young woman”
胡锦涛这匹黑马出线，让多少所谓专家出乎意料之外，从一件事可见一斑：
在十四大之前海外报刊上连篇累牍分析这届大会政策走向和人事布局的文章中，除了香港《明报》“引述北京消息来源指出，胡锦涛已内定进入常委会，并将接替宋平掌管中央组织部”，这条消息后来为台湾的《中国时报》所引用之外，评论家们、政治分析家们都几乎没有注意到胡锦涛。台湾专门搜集分析整理中共政情的月刊《中共研究》，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二十六卷第十期，发表了署名“龙飞”的长文《对中共选拔培养“跨世纪接班人”之研析》，列举了很多活跃于中共政坛的新星，却一个字也未提到胡锦涛！
后来广为人知的一个轻松小插曲，从侧面印证了胡锦涛在冒升为党中央常委之前，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是何等有限：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九日，在十四大结束之际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江泽民率领新出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场亮相，一一介绍。当最后介绍到胡锦涛时，他说：这个年轻人只有四十九岁。翻译刚刚将这段话翻译成英语，会场内六百多中外及港澳台记者爆发出哄堂大笑。原来，外交部来的翻译马雪松，竟将“年轻人”翻译成了“Young women”（女青年）。江泽民抓住机会来显示自己英语水平，用英语纠正了翻译的口误，没想到这个翻译用英语重复江泽民的纠正，却仍然将“年轻人”翻成了“Young women”！
马雪松后来解释说：“我当时根本没看见胡锦涛长得啥样，隐隐约约将他当成了与他同时在团中央任书记的刘延东。”
●分工抓党务是中看不中用？
中央很快公布了政治局常委分工：“第三代核心”总书记江泽民，全面负责；李鹏和朱镕基主管国务院，其中朱镕基侧重抓经济；乔石管人大，李瑞环管政协；刘华清抓军队，剩下“老七”胡锦涛，管党务——这正是宋平以前所管的那一摊。中国大陆实行的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神权、君权、族权和夫权四条绳索，而现在中国，取代这四条绳索的则是无所不包、无微不至、无远弗届的党权的罗网。胡锦涛正是党权的主管：中共的组织发展、管理，党员、党干的升降进退、素质提高，党纪的执行，党风的整顿……全都由他来一把抓。然而，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共党内管党的这一岗位已经今非昔比，这有两条原因。第一，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的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和社会运转机制已经有了深刻变动。每一次变动，都是对原有的“党统管一切”权力结构的一次冲击和改组——经济实体内的主导实权由党委转到了行政主管手里；而中央向地方放权，又进一步削弱了中央党权；党能够号令天下臣服，能够调动千军万马的手段日益弱化：经济？行政？法律？都越来越不在党组织手里。第二，执政党的党风败坏，是最触目惊心的现实。党风败坏，根源是由中共一党专制引起。一党专制不改变，无法起动自我更新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党风怎么扭转得了？这就像一个人拿起了手术刀，他要切掉的正是自己拿刀的那只手！
●管党务仍是实权在握的关键岗位
难道说，胡锦涛被放在这个位置上，对核心江泽民来说，是在无论哪种情况下都能驾驭局面，稳操胜券；而对胡锦涛自己来说未得其利、先受其苦？
却又不然。只说到这一层，又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三。
主管党务，不能只看眼前不看长远。虽则不如抓经济那么立竿见影，但是只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统治结构不改变，管党务就还是一个实权在握的关键岗位。不论是“改革派”“民主派”还是“保守派”，不论“上海帮”“北京帮”还是“山东帮”，不论是主张全面更新党的体制和机制，给党重新定位的势力，还是鼓吹完全恢复党的传统角色的派别，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都得集结队伍，在权力结构中取得尽可能大的份额——得让他们信得过的人上来。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得过胡锦涛这一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由别人，而正是由胡锦涛，决定中国未来一二十年的面貌。而从他个人来讲，这也是不折不扣的增强个人凝聚力，扩大自己领导基础的机会。
几乎就在胡锦涛当选之次日，他就以新的身份在公众面前亮相、处理公务了。从公开报导看，这些公务的范围虽广，从会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到会见优秀科技人员、发展中国航天事业功臣；从代表党中央出席全国总工会十一届五次执委会、会见共青团十二届五中全会代表并讲话，到出席授予警衔仪式……却都是不具有多少实质性的礼仪活动。这些活动，更好像只是中国最高当权者急于安排他到各个场合，让各色人等看清他，以及他手中那一柄崭新的权杖。
第八章 高处不胜寒（1992—1997）
他在推动党的改造，党也在改造他──人们说他成熟了，这是赞扬，还是批评？
98：政绩如何难打分
●一九九六年初，香港《争鸣》杂志传出胡锦涛“高处不胜寒”，三次萌生激流勇退之意，向政治局提出辞职请求
一般到了这种高位，“卒子过河只能拼命向前”，不过萌生退意，倒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完全可以设想，他这五年处境非常为难。就说他与江泽民和乔石的关系吧。江泽民以前与他八杆子打不着，乔石却屡有提携拉拔之恩。但是偏偏自己分工管党务，这就难办了。管党务，而党内腐败之势愈演愈烈，大案要案一再发生；作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提出要加强立法，加强监督，来根治腐败，依胡锦涛之聪明，不可能不体会到其思路之正确可行；依胡锦涛之聪明，也不会不知道乔石这一主张“一箭双雕”的另一“雕”是什么。他作为管党务者，只能强调“党要管党”、“党管干部”，进行思想教育……之类。这就不能不落入江泽民的“讲政治”的窠臼，而与讲“法制”的乔石渐行渐远。同辈竞争者甚多，人人都是过五关斩六将才到达今天的地位，各有各的高招绝活，又都各有后台靠山，自己仅凭钦定而占据高位，他们不服气是可以料定的，借故发难，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要在他们面前树立权威，又要与他们融洽感情；要给他们尝到甜头，又要与他们保持差距；要开始在他们中挑选和培植信得过的班底，为将来掌权未雨绸缪，又不能让第三代领导集团抓到把柄，产生疑忌。身为最高决策圈的成员，自是今非昔比。总的来说，这五年中他的曝光率虽然在常委同仁中还是最低，但官方电视和报刊等媒体关于胡锦涛报导的数量急剧增多，在中央报刊和电视上露脸的次数，一个月就超过当政治局常委之前一年的总和。但是这些报道要么浮光掠影，要么八股套话连篇，使胡锦涛反而常常成为一个传声筒般的模糊影子。
●协助摧跨“北京帮”，向江靠拢
十四大之后这几年他被安排了好几件露脸之事：
同意陈希同“引咎辞职”、尉健行取而代之，是胡锦涛代表中央到北京市开党政干部会宣布；
十五大筹备班子，政治局指定由胡锦涛挂帅牵头；
一九九五年陈云辞世、一九九七年邓小平辞世、同年彭真辞世，代表党中央出面为这些元老的后事负责张罗的，主要是胡锦涛……
不过这些事，除了摧垮以陈希同为帮主的“北京帮”一事，其它都只是表面“功夫”。这五年，算得上多事之秋，其他人好歹都有几把自己的刷子，江泽民，有“讲政治”“江八条”等等；朱镕基有“宏观调控”；乔石几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反覆强调“法治”……而胡锦涛拥有什么主张的首创权，获得什么打下个人印记的成果？
摧垮以陈希同为帮主的“北京帮”，倒确实是胡锦涛在任期中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也正是这件事，使他决定性地赢得了江泽民的信任。
陈希同垮台，到底是法治的胜利，还是江泽民在政治权力争夺中的巨大成果？难怪人们疑窦丛生：此案既然并不牵涉国家机密，为何调查审理直到最后判决，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当局一直是黑箱作业，不敢对外界公开？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何刚开始搞倒陈希同时，罪名骇人听闻，最后判决时却又大为缩水；而区区几十万元的腐败金额，却又判了他囚禁十六年的重刑？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仅一百六十五个字的消息，强烈地撼动国内海外：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慑于反腐败威力自毙身亡；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引咎辞职。
陈希同事件由此拉开序幕。
用“爱恨交织”来形容北京民众对陈希同的感情，大概八九不离十。辞职时六十五岁的陈希同，也属马，是一匹从没离开过北京的“老马”。一九八八年一月他连任北京市市长；四月，升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八九”学潮期间，全国电视观众都看到了屏幕上他与学生对话，后来也都知道了他在“八九风波”期间如何上下其手，推波助澜。李锡铭下台后，他当上了北京市委书记，进入了政治局。
●在第一线指挥调查陈希同
陈希同当市长、当市委书记当了多年，专横跋扈，除了邓小平等元老，谁也不放在眼里。但是北京市民却认为在陈希同领导下，北京市政建设“旧貌变新颜”，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确有较大改善。许多人并不关心高层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也不过问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方针的辩论，他们只念叨陈希同的许多不辞劳苦深入现场的故事。
一九九五年四月五日，王宝森跑到怀柔县郊区畏罪自杀；次日，陈希同和市长李其炎联名向中央书记处呈交“引咎辞职报告”。江泽民批示：辞职一事暂不议，先向北京市处以上干部传达王宝森自杀事件的情况，上下要坚守岗位。
胡锦涛本来就忙，这下别的往后推一推，北京完全占住了他的手。四月中旬，政治局常委研究了北京市的紧急事态后，胡锦涛随江泽民找陈希同谈话，提出将其调职的意见，不料陈希同盘算一番后，却以退为进，坚持要“辞职”。他列举出三条理由：年龄大，不适合再做第一线工作；王宝森自杀虽是个人问题，但我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己的秘书也卷入王宝森案，对此我有直接责任。
江、胡听后，仍没有同意陈辞职，但对他宣布，今后北京市的工作要向胡锦涛汇报。
整个四月，胡锦涛不得不一头扎进陈希同、王宝森的案件中，与陈希同的谈话就有多次。江泽民后来透露，他和李鹏、胡锦涛“抱著治病救人的态度，同陈谈过多次话，但是他一直不讲（自己的违法事实）”。江泽民早就如鲠在喉，不拔不快，这次是一定要仿效毛泽东摧垮彭真一样，摧垮他的“独立王国”了。江泽民亲自坐镇，指派胡锦涛率中纪委第一书记尉建行等人在第一线指挥，调查陈希同的罪状。
四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同意陈希同辞职，同时根据乔石、李瑞环、刘华清等人提议，由尉健行接替陈希同。
●陈希同案判决难以取信国人
这么个惊天大案，陈希同只是收了五十五万多元外国人的礼物没有交公而已，难怪很多国人感到受了当局一个大大的愚弄：谁能相信位高权重的陈希同，会贪图五十几万块钱礼物的蝇头小利？！陈希同对对判决大概也会觉得好笑，所以才辩称“未将礼物交公是为捐助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么点事，居然要调查三年一千多个日夜才宣判，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此事一定有政治权争的背景，江泽民只是“杀鸡儆猴”，借陈希同的“政治人头”来树立权威；要么陈希同一定还有见不得人的事，牵涉到其它中共高官，不便公开。不管是哪种，老百姓都是被蒙在鼓里了。当局希望把此事宣传成“反腐败”的巨大成果，效果却适得其反，在民众看来只是欺人之谈而已。树倒猢狲散。陈希同一倒，北京市权力系统发生地震，仅一九九五年，市纪委直接立案三十一件，涉及正局级以上干部六人、副局级干部十人。原市政府秘书长、市人大副主任、外号“铁女人”的铁英、原市政协副主席黄纪诚……相继被逮捕；北京市甚至传言说“市委大院随时有警车进去”。副市长张百发一时也风声鹤唳，后来安排退休销声匿迹。 让老百姓很难打消“陈希同是败于政治斗争”疑云的还有一个理由，这就是谁来接替陈希同垮台留下的席位？江泽民将在福建省委书记位置上还未坐满一届的贾庆林调来，将京畿重镇一手交给了他。而贾庆林正是“国王的人马”！江泽民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当然是大大的赢家；而胡锦涛虽然没有在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帮垮台事件中扩充地盘，但是赢得了江泽民的器重，也算是得分了。
●几年之内走遍全国
胡锦涛在当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尤其是担任封疆大吏之后就养成习惯，在省里工作，要走遍全省，在中央工作，就要走遍全国。胡耀邦当年当总书记时曾发下宏愿，“要走遍全国每一个县”，但壮志未酬；但他的宏愿却在此时对胡锦涛产生奇妙的功效。胡锦涛遵守了中央政治局的有关规定，除了中共中央召开重要会议和出国访问之外，基本上每一到两个月都要到各省市巡视考察一次，每次一周左右：一九九三年，他到了北京、浙江、江西、湖南、云南、辽宁等地； 一九九四年，他到了河南、天津、内蒙古、上海、广东等地；一九九五年，他到了陕西、福建、青海、宁夏、内蒙古、以及河南、河北、山西交界处的太行山一带； 一九九六年，他到了广西、吉林、河北与北京交界地带、四川、海南、安徽和江苏等地；一九九七年，中共大事太多，但他仍然抽出时间到了天津、湖北三峡等地。
罗列胡锦涛的考察地域，笔者发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他有意回避自己生活、工作过或者有瓜葛的地方：到安徽时，主要视察了淮河流域，却并未到皖东南的绩溪老家；他到江苏，走了很多地方，却特意绕开了泰州，没有回去看看旧居；他到了青海和宁夏，却偏偏没有在自己工作过的甘肃停留；他去了广西、湖南和云南，也偏偏没有再重返贵州夜郎国……从这一点看，说胡锦涛非常谨慎，名不虚传。
●讲话磨平一切个性特征
无论翻开胡锦涛哪次讲话，都很难发现他的个性化语言，和具有独特创意的见解。将胡锦涛署名的文章题目、在公开场合所发表演说的标题列出来，基本上就是中共的套话、空话大全。
细按胡的文章、讲话篇目，其中有：《人民群众的公仆 年轻干部的楷模》（人民日报一九九四年十月三日）；《领导干部要带头增强党性》（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机关部级领导干部所讲的党课，见《紫光阁》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九期）；《工人阶级要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努力奋斗》（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在首都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为实现党的跨世纪宏伟目标艰苦奋斗建功成才》（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八日在首都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一二.一”运动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党都来学习孔繁森》（人民日报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二日）；《迈向新世纪，创造新业绩》（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在共青团十四大开幕式上发表祝词）；《适应跨世纪发展需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经验交流暨表彰会议上的讲话）…… 不仅与在社会下层摸爬滚打过多年、深通市井语言的朱镕基、李瑞环相比，黯然失色，比行伍出身的刘华清，比附庸风雅、被老百姓讥讽地称为“大话、空话、上海话、外国话”的“四话干部”江泽民，也要逊色甚多，甚至比起索然无味、毫无魅力可言的李鹏，都显得更缺乏光采。应该公平地说，听过胡锦涛本人指示的人对笔者介绍：胡锦涛实际上讲话（尤其是小范围听取汇报和深入讨论问题的场合），比新华社所公布的他代表中央的那些程序化的演讲，要生动和具体得多，也要更为言之有物，多少也能闪现一些他自己的思考锋芒，其逻辑性在上述中共几个最高决策者中，甚至可以说数一数二。但这些东西，他自己严格把关不让外传，外界无缘得见；一旦要公布，他一定事先把棱角全部磨平，四平八稳得让人昏昏欲睡。
●要改革党又怕改垮党
胡锦涛在十四届中央政治局期间几年艰巨的工作，一言以蔽之，是推动中共这个正统革命政党作出必要的调整革新，以适应现代化社会。说其艰巨，主要艰巨在他必须“走钢丝”：既要恪守马列主义教条、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恪守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避免触犯说话仍有分量的元老；又要顺应历史潮流，顺应党心人心，顺应社会变迁，否则没有办法保住必要的统治基础。换句话来说就是：党要改革，但又不能被改垮，或者更准确地说，不能被元老视作“改垮”。胡锦涛虽然不能轻易动作，但是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铁打江山一朝覆亡的前车之鉴，与各国共产党交往中了解到他们的理论和现实的困境，以及每天从送到他的办公桌上来的全国各地基层危机的信息，不能不令他深入反复地思考。他着手部署作了大量的考察、研究工作，在尽量不露形迹、不动声色的前提下，安排各条线上的智囊、幕僚，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乃至未来的政治战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搜集意见，充分论证，提出各种各样的蓝图。其中，由“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署名的一份《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值得一提。这份研究报告提出中共应该从革命党真正变成“执政党”，但其中主张将国有资产“党有化”，传到海外后引起猛烈抨击。当时人们以为这份“太子党施政纲领”的东西是陈云的儿子陈元策划的，但后来据知情人透露，才知道是《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潘岳一手策划的。
与被称为“江泽民化妆师”的王沪宁、专职政协委员何新、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等中国当代思想新锐一样，潘岳也被认为是“奏折派”之一。类似《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这样的奏折，还有其它如中共中央研究部门、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和党报党刊理论部门许多人也都独立或者合作搞出不少方案，通过各种渠道上送到胡锦涛面前。这些信息到了他那里，就是到了“终端”、进了黑洞，没有了下文——他才绝不轻易作任何表态。
●策划中央组织部的改朝换代
胡锦涛上任以后，将很大的精力投向了中共干部队伍从选拔、考核和培训的正埂颉虔、制度化、程序化。他首先面对的还是一个老问题：要调整党务方面的人事，使手下的一帮人马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十四大之前中共中央的组织工作一直由宋平掌管，十四大之后的中组部长接班人选，也是事先由宋平提出推荐人选交中央讨论。宋平当时提出的推荐人选便是胡锦涛。十四大开幕前夜，邓小平突然发话要胡进政治局常委会，连宋平都事先没有想到，以至于再考虑另外推荐一个合适的中组部长接班人选，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把当时已超过六十五岁的中组部长吕枫再留用一段时间。在所有的党中央部委首长之中，以中组部长最为位高权重，成为争夺的焦点。数一数中共党史上的组织部长，后来大多数成为党内权倾一时的重量级人物：三十年代，陈云就当过中央组织部长；中共建政之后，彭真、邓小平、胡耀邦、宋任穷、乔石、尉健行、宋平……都在中组部长职务上积聚力量，收揽队伍，而后呼风唤雨，大展宏图。据何频考证，十四大开过之后，胡锦涛在乔石帮助支持下，重组中央组织系统的领导结构，煞费了一番苦心，动了不少的手脚。乔石先把追随自己的亲信、原中组部副部长孟连昆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自己手下，委以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孟连昆的年龄偏大，不调走不行，而这么一调，至少就连带扯下了另一位比孟连昆小三岁的副部长赵宗鼐。赵是宋平的老交情，宋平在甘肃任职时，赵是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一九八八年赵升任宋的副手，担任中组部副部长兼国务院人事部副部长。本来光要将赵宗鼐拉下来，胡锦涛肯定是会要得罪其恩公宋平的；但如果不将之拉下来，且不说对胡锦涛也栽培拉拔有加的乔石这一关通不过，胡锦涛自己要想施展才智，也会多受掣肘。现在，让孟连昆也下来，宋平就说不出什么了——谁要他们都年龄过了线呢？乔石也相当满意。
下，是为了给上的人腾出位置。随后胡锦涛就操办着将原团中央第一书记、已经出任国务院人事部长的宋德福，委以中组部副部长职务。
●宋德福在胡锦涛手下“得福”
宋德福之所以能后来居上主掌团中央，主要是因为胡锦涛离开时向中央鼎力推荐；二来是当时军方负责人向中央提出，宋是我们军内培养的后备干部，团中央不提，我们就把他要回来提。没想到党中央突然下达决定：团中央排在书记最后一名的宋德福，从排尾跳到排头，当了第一书记。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的王兆国，到团中央机关传达中央决定：“延东同志很优秀，但是中央认为，德福同志更有潜力。”一时间，所有原来排在宋德福前面，突然被甩在他后面的那些书记们大吃一惊！据后来传出的消息，宋德福之所以能后来居上，主要是两条原因：一是胡锦涛走时向中央鼎力推荐；二来是当时军方的负责人余秋里和杨尚昆向中央放话说，宋德福是我们军内准备提拔的后备干部，团中央这次如果不提的话，我们军队就把他要回来，自己提！这样将了一军，宋德福就当了团中央第一把手。可想而知，宋德福对胡锦涛是感激不尽，而胡锦涛也藉此机会与军方接上了线。
恰巧就在宋德福在团的十二大上连任第一书记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学潮。宋德福心悬到半空中：自己是否会蹈韩英的覆辙？
更糟糕的是，韩英当年还仅仅是对参加民运的青年作说服劝阻不力，民运骨干中虽然有团中央候补委员王军涛等人，但毕竟团中央机关干部没有卷入。这次可不同了：团中央机关竟有干部在李鹏宣布对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之后，组织游行，声援绝食学生，向党中央请愿！这要让邓小平等人知道了，岂不龙颜大怒！宋德福再清楚不过：这种关键时刻只能明哲保身，千万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天，当团中央机关游行请愿队伍集结起来，要打起“团中央机关”大旗出门之际，宋德福带领团中央书记们、部长们赶到门口，声嘶力竭地极力劝阻，但他们无力回天。最紧张的瞬间，忽见宋德福眼皮一翻，在大庭广众中突然倒地。“宋德福晕倒了！”现场一片混乱，有人赶忙将他送往医院急救。团中央二把手刘延东，不得不“继承遗志”，继续劝阻，但就更拦不住游行队伍出门，汇进广场上和平抗议的洪流了。
宋德福从此就在医院住下了，再不管事，直到”天安门事件”平息。
后来在清查期间，宋德福果然厕身事外，一身干净，而刘延东不得不对机关当时大批人马卷入“动乱和暴乱”风潮，担负起领导责任。团中央机关不止一人猜测过：宋德福当时究竟是真晕假晕？有人调侃：刘延东毕竟还是嫩了点，缺个心眼，当时她要是抢先一步晕倒就好了！
●与宋德福不是纯然利益交换
胡锦涛支持宋德福晋升的原因，目前尚无可信资料以供分析。但是有一个说法值得记载于此留作参考。此文披露说：胡锦涛被宋平推荐进入政治局常委时，“需要按照选拔接班人的‘民主程序’进行一番‘群众评议’，由中组部派出几个征求意见小组分赴胡锦涛工作过的团中央、贵州省委和西藏自治区委找人谈话。在团中央系统，宋德福不但自己对胡锦涛大加称赞，而且特别组织了许多团中央的中基层干部座谈，为胡锦涛评功摆好。”笔者证诸中共提拔干部时的考察程序，基本可以断定这一说法可信。那么，这就给胡锦涛提拔宋德福的动机提供了一个线索，虽然笔者并不认为从这一史实，能够推断出胡锦涛与宋德福的关系纯然是利益交换。宋德福接掌国务院人事部，虽说是十四大之前即已内定，但胡锦涛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向中央推荐宋德福的领导能力。在胡锦涛本人进入常委之后五个月，四十七岁的宋德福终于被任命为国务院人事部部长，成为国务院最年轻的部长，随后不久，宋德福又被连续任命为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胡锦涛主持该委员会工作），兼任中组部副部长，一时权势炙手可热。为了使宋德福更上一层楼成为中组部长，胡锦涛一度煞费苦心地安排。除宋德福而外，中组部当时的副部长中再没有一个被安排成中央委员，只有两人——武连元和王旭东是候补中央委员，这就造成宋德福是“中组部长候选人”的说法更在北京政坛不胫而走。宋德福在人事部长任上倒也没有辜负胡锦涛的嘱托。他最大的贡献是具体操作，推动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改革。这在中国大陆整个干部制度的转型上，是做了一项基础性和开创性的工作。而近年来，他又提出“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概念，颇为标新立异。他主持召开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工作会议，指出中国人才资源仍相当落后，每万名劳动力中具有初级以上职称者仅六百四十名，人才资源密度仅为百分之五点一。他提出用五年至十五年时间，基本建立起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布局合理、配置科学的人才队伍。尽管对他这一目标，熟悉中国国情的人多表示怀疑是否能按期达到，但是应该说，确实抓住了中国立国之本。
●逐步调整中央各部人事
中央办公厅因为是江泽民的心腹曾庆红在那里当家，胡锦涛既无力也无意去搅混水，干脆避而远之。在中宣部，丁关根近年以一个劲地靠拢江核心着称，以多少改变自己邓系色彩太浓的缺陷，为邓后安身立命作准备；这里有著名“左将”徐惟诚，原来长期在北京市委当常委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对他恨之入骨，又莫可如何，他升不上去也垮不下来，八九年“6.4事件”以后才趁势当上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但是十四大以后，胡锦涛协助江泽民，安排胡耀邦前秘书、新当选的中央委员郑必坚到中宣部当上“第一副部长”，压过徐惟诚一头。而另一个副部长刘云山，在胡锦涛担任团中央常务书记期间，正担任内蒙古团区委副书记，胡锦涛与他打过交道。江泽民、胡锦涛又调来与上海有渊源的龚心瀚、徐光春等人。中宣部的力量对比有了极大改观。中央对外联络部，历来与中共高层党内权力结构关系较远。十四大以后胡锦涛调整起人事来，难度也较小。接替朱良任部长的李淑铮，是胡耀邦当书记时的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少年部长，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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