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胡耀邦治藏怀柔绥靖事与愿违
●耀邦治藏路线失败，原因复杂：西藏形成了具有自己利益、与中共离心离德的藏族干部既得利益集团；藏族民众对毛泽东的崇拜破灭之后，信仰真空急需填补，重新皈依达赖；等等。一个重要原因是西藏问题国际化
在胡锦涛之前，中共派驻西藏的区党委书记已经换了七任，分别是张国华、范明、张经武、张国华（返任）、任荣、阴法唐、伍精华，前六任，都是行伍出身的将军，是带著军籍入藏的。第七任即胡锦涛的前任伍精华，是被胡耀邦选中的。一九八四年，胡耀邦主持了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批评阴法唐纠“左”不力，甚至继续犯“左”的错误，次年再次换马，以五十四岁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彝族干部伍精华，取代了六十四岁的阴法唐，阴氏调北京降任第二炮兵副政委。
伍精华是四川凉山人，年轻时参加过中共游击队，一九五六年中共召开八大时就是代表，曾任凉山自治州副州长、州长、州委书记，后来从民族委员会这条线升迁，曾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出任西藏区委书记时，仍然兼任国家民委第一副主任之职。应该说他是富有民族事务经验的。
伍精华在西藏忠实执行胡耀邦提出的对藏人经济上收买、政治上让权的政策，
继续对文革期间的极左路线拨乱反正。由于他带头参加各种藏传佛教的法事仪式，
以树立“落实宗教政策”的样板，被西藏的汉族干部讥嘲地安了个“喇嘛书记”的绰号。其治藏措施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惜花钱。他在中央支持下动员全国力量“支援西藏建设”，同时加快撤出汉族干部，加快起用藏族干部。但是这样做了几年，不但没有实现胡耀邦的初衷，西藏独立势力反而变本加厉，爆发了一起又一起事件。胡耀邦下台之后，中共高层对胡耀邦主持制定的西藏政策主张是否适当的指责更加激烈，对伍精华的意见也越来越大。
胡耀邦治藏的怀柔—绥靖路线之所以事与愿违，原因复杂，例如，西藏迅速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利益、与中共离心离德的藏族干部既得利益集团；藏族民众对毛泽东的崇拜破灭之后，精神信仰真空急需填补，从而重新皈依达赖；等等。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西藏问题迅速国际化。自一九七九年达赖喇嘛的哥哥首次从国外重返西藏引起巨大风潮之后，西藏与境外的联系日益增多，西藏的情况被境外媒体添油加醋。加之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推行“新思维”，对西方的威胁减少，在西方战略家眼中，中国作为抗衡苏联的一张牌的重要性也就相应减少，用各种手段削弱中国影响的声浪随之上升。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之下，西藏变成今日国际政治的热点之一，西方妇取颉蛟知的热门话题，就不奇怪了。而西方的舆论支持和关注，反过来又百倍地提高了达赖的威望，使中共治藏增添了极大难度——几乎是动辄得咎，不论怎么决策都受到指责，用西藏问题专家徐明旭的比喻来说，就像美国著名小说中的“二十二条军规”一样让人左右为难！
84：动乱进入了倒计时
●达赖喇嘛访美获广泛支持，使得中国政府极为恼火，强烈指责美国国会公然干涉中国的内政。接连两次发生呼喊“西藏独立”口号、打出“雪山狮子旗”的游行示威，更使北京当局既十分意外又十分震怒：选在中共国庆日示威，其用意还不明显吗？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在举世注目下，抵达美国做十天的访问，
被邀请到美国国会，发表了重要演说，建议和中国对话，这就是著名的《五点和平计划》。一些美国议员对达赖喇嘛表示支持，联合写信给当时的中国总理赵紫阳施加压力。几天之后，拉萨的政府办公楼及民宅墙上贴出标语、海报，抄录了这一年六月十六日美国众议院人权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控告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是一九五○年以来造成西藏“百万”冤魂的元凶祸首。
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发表演说的第六天，二十多名喇嘛手持“西藏国旗”——雪山狮子旗，以及藏传佛教的法轮，在拉萨街头高声喊叫：“西藏要独立！”“中国人，滚出西藏！”在人们记忆中，这类事件，文革结束以后就没有发生过呢。
没过几天，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拉萨又有四十馀名喇嘛手持雪山狮子旗，上街游行，公开高喊“西藏是个自由独立的国家”。警察立即干预，将大部分示威游行者拖入就在附近的派出所。现场立即聚集大批藏人，冲突激化了。
据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次年四月四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对记者回述说：“十月一日的骚乱情况比较严重，骚乱分子烧了公安派出所，烧了汽车，打伤了很多人。当时收容审查了一批闹事的人，有的很快就放了。当我受中央的委托去处理这一事件时，还有七十四人继续收审。经过我们的工作，释放了五十九人，直接参加骚乱的喇嘛、群众全部都宽大处理、释放了。还剩下的十五人，大部分属于犯有打砸抢烧等严重刑事罪行的人，还有一两个没有直接参加骚乱，而是搞地下破坏活动的喇嘛没有释放。”
班禅提供的数字与达赖一方公布的数字（当场死十几人，抓两千多人，四十人被处决）大相径庭。
达赖喇嘛访美获广泛支持，使得中国政府极为恼火，强烈指责美国国会公然干涉中国的内政。接连两次发生呼喊“西藏独立”口号、打出“雪山狮子旗”的游行示威，更使北京当局既十分意外又十分震怒：选在中共国庆日示威，其用意还不明显吗？
从这次示威到十三大在当年十月下旬召开的日子，只有二十来天，中央来不及在西藏换马，伍精华在大会上仍然连任中央委员，但中共决策层和组织部门已经在物色他的继任者了——像伍精华这样五十年代从基层搞民族工作起家的干部，没有能力去驾驭八十年代中期复杂的局面。
不到半年，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著名的拉萨传召大法会最后一天，西藏发生又一次藏独示威，暴力冲突比上两次进一步升级，当场打死了人。董尼德在《西藏生与死》中详细描绘了当时的场面——
85：胡锦涛受命于危难之际
●用大陆干部私下对这一职务的称呼，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相当于旧时代的“驻藏大臣”。胡锦涛，是中共政权第一个文职出身的“驻藏大臣”——彻头彻尾与军队从未有什么瓜葛
董尼德在《西藏生与死》中详细描绘了当时的场面：年轻喇嘛的行列里数十只握紧的拳头朝天高举。他们抢了庆典主持人的麦克风，数百胸膛挤压出来高叫声：“西藏要独立。打倒中国的压迫。达赖喇嘛万岁。”暴雨般的石头砸向大昭寺附近的警察。马上有数千藏胞加入他们的行列，高唱民族主义歌曲。爬上大昭寺顶的喇嘛，朝著武装警察的车子及在现场转播传召大法会的拉萨电视台的采访转播车丢了大量石块。四处响起了自动武器特有的连发枪声……
徐明旭《阴谋与虔诚》中还披露了一个重要细节：法会过程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与来自北京的两名国务院副部长一直坐在大昭寺内楼上观礼。闹事一开始，寺内的喇嘛们就朝他们冲去，要把他们打死，被他们的保镖拼死挡住，他们被迫从窗口缒墙而下。
这一来，促使中共更加快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继任者的选拔工作。
伍精华下台，对外所宣称的理由是患了“高原病”。这种说法，不太能使人信服。
人们会问：如果他的身体不适合在高原地区工作，为什么会干了四年？他是四川凉山人，凉山的海拔高度当然没有青藏高原那么高，但是与西藏环境也没有霄壤之别，不致于到了西藏根本不适应。人们猜测，高原病是表，“政治病”是里。
用大陆干部私下对这一职务的称呼，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相当于旧时代的“驻藏大臣”。胡锦涛，是中共政权第一个文职出身的“驻藏大臣”——彻头彻尾与军队从未有什么瓜葛。
他在贵州按例兼任省军区政委，那不过是为了体现“党指挥枪”而安上的头衔而已——上任时，比伍精华上任时还要小九岁。
86：世界人权日接到中央加急电报
●一九八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初步定下由胡锦涛进藏。十月三十日，阎明复专门电召胡锦涛从贵阳进京，一同进藏考察半个多月。西藏经过二十年“休眠期”，已经成了不时喷发的“活火山”。中央要求胡锦涛即刻进藏赴任
根据什么，中共最高决策层终于选中胡锦涛来接过这个难挑的担子？据高新、何频《谁领导中国》一书披露，中共高层内部传出三种说法：一种是说发现胡锦涛这匹千里马的老“伯乐”——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宋平曾传胡锦涛赴京相
商，征求意见；另一种是说乔石曾向胡锦涛透露中央有意甄选伍精华的接班人，实际上暗示他主动出来请缨；第三种说法是，中共曾在包括胡锦涛在内的十来位候选人中“招标”，唯有胡锦涛毫无惧色，立即主动表态说愿意前往。
不论是临危受命，服从党的召唤，还是志愿报名，慷慨赴险，在西藏局势日益复杂的关头积极为党分忧的精神，无疑大得党内元老的欢心，为他日后一跃而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埋下了最坚实的伏笔——毕竟在中共老人眼里，关键时候是否能经得起考验，服从党的安排，是接班人最重要的素质。
高新、何频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稍嫌简单化。以上三种说法中，根据种种迹象分析，第三种基本可以予以排除。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事实：选派胡锦涛进藏，是赵紫阳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意图是要其贯彻当时中央处理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但是刚上任没几个月，中央班子就发生大变动，他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作了重大调整的西藏政策，接受他们的评估和审查。
吊诡之处正在这里：赵紫阳为首的党中央认为能够贯彻对西藏怀柔政策而选定的胡锦涛，后来却执行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对西藏强硬政策，而且被他们所认可！
八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初步定下来由胡锦涛进藏。十月三十日，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的阎明复专门电召胡锦涛从贵阳进京，然后带胡锦涛一同进藏考察了半个多月。这一来是让他熟悉情况，二来也对他的思想、能力和体质进行考察。
十二月十日，是世界人权日。正当胡锦涛在贵州省委大楼向他的副手、后任刘正威交接工作时，机要员送来中央的紧急电报：拉萨又一次爆发更加严重的骚乱事件。
事后，中共官方承认在这次骚乱中，警方鸣枪示警，一名喇嘛死亡，十三人受伤。但是外电报导的伤亡数字却比这要大得多。西藏在经过二十年的“休眠期”之后，已经成了岩浆涌动、不时喷发的“活火山”！
中央要求胡锦涛能即刻进藏赴任。十二月十八日，胡锦涛出席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上正式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任命胡锦涛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屋漏偏逢连夜雨——班禅突然圆寂
胡锦涛进藏听取各方情况汇报、办理交接时，就顾不得刚到高原由缺氧环境造成的极大不适，不断穿插著处理紧急事务。即将到来的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是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的三十周年。种种迹象显示，境内境外有人要以纪念三十年前“义举”为名，抓住这个关头再次发难。动乱在即，胡锦涛必须抢时间。
胡锦涛进藏不到一个月，万万没有想到，突然间又一场灾难降临：藏传佛教两大领袖之一、唯一能和在境外挑战中共的达赖喇嘛相抗衡的十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突然在西藏日喀则圆寂，得年仅五十一岁。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出生于一九三八年，俗名贡布慈丹。一九四一年仅三岁时，卷入西藏独特的灵童转世制度，从此开始了他极为坎坷的一生：他被班禅堪布会议厅选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后被迎往青海塔尔寺供养。 一九五一年，十三岁的班禅率领班禅堪布厅官员到北京，拥护中共对西藏“和平解放”。此后被中共委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九五九年，西藏爆发反抗，达赖喇嘛成为叛军拥戴的领袖；中共派兵平叛后，虽然恢复了青藏高原表面上的安定，但是班禅仍然感知到藏民内心的激烈不满，感到了巨大压力；他也耳闻目睹许多中共倒行逆施、胡作非为。二十四岁的十世班禅向毛泽东、周恩来递交了尖锐批评中共民族政策的“七万言书”，本来中共对他就心存疑忌，这下他批了逆鳞，冒犯了天威，马上遭到了批判。“文革”中更遭批斗并被投入监狱，关押九年八个月，直到一九七九年，才重新被安排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次年又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班禅被中共暗杀的谣言不可信
据知情人称，班禅一再要求出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赵紫阳都已松口，但邓小平坚持以“政教分离”为由拒绝。正当盛年的班禅，尽管偶尔透露出内心的痛苦矛盾，但是经过权衡，仍然基本上扮演了中共所要求他扮演的角色。毕竟从他自己的利益考虑，如果达赖不回来，他在中共面前就是境内藏族第一号精神领袖、第一号依靠对象；如果达赖回来了，且不说他在中共面前便会贬值降为第二号，而且不论是从两大活佛的历史矛盾看，还是从现实利益看，他在达赖这边都绝没有什么好处可言。
班禅这次奉命安定人心，总的看，是忠实执行了当时中央尤其是赵紫阳的方针政策。赵紫阳这次委托十世班禅回西藏，本来是出了一张好牌：十世班禅开口毕竟在藏民心中具有重量级份量，回藏可以未雨绸缪，先发制人，稳定民心，化解矛盾。一月十七日，班禅在日喀则扎什伦带病主持迎接五至九世班禅遗体入灵塔仪式；二十二日，又主持了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大典。五至九世班禅的灵塔于“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捣毁，塔内木乃伊被扔进河里，由信徒捡起秘密收藏。此时由北京政府出资出料修了班禅东陵，把五位班禅的遗骸全部供放在内。班禅在开光大典上作了高昂振奋的讲话：“宏伟壮观的灵塔和灵塔祀殿，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的象徵，是藏汉两大民族团结的象徵，是西藏宗教界和广大僧俗人民爱国主义的象徵。”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月二十八日，班禅由于不适应高原缺氧加上连续数天操劳过度，心脏病骤然发作，在中共为他建造的宫殿德钦格桑颇章圆寂。班禅在这一关键时刻突然辞世，人们难免有各种猜测，谣言风起云涌，说他是“被中共暗杀的”。然而，此说肯定不可信：中共领导人一心依靠班禅安抚西藏喇嘛，他死了，中共到哪里去找像他那样身份的藏人帮中共说话呢？
●暴乱提前爆发
在西藏事件三十周年倒计时之际，三月五日，终于提前爆发了暴动。
关于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至七日的拉萨骚乱真相，至今疑团重重，真伪莫辨。海外民运杂志发表的《刺刀直指拉萨——一九八九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其描写的情景骇人听闻，后来被多次引用，被视为描写那一事件的权威之作。但有多人指出“纪实”不实，达赖喇嘛自传就讲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仅举一例，在《刺刀直指拉萨》中说，第一天（三月五日）军队和武警就动用武器大开杀戒，甚至向无关民众开枪；而达赖自传却说：“中国的安全部队改变策略，第一天一整天，他们袖手旁观，只拍摄一些照片，晚上在电视上播放。”
三月六日与三月七日的情况，《刺刀直指拉萨》的描述与达赖自传所说大同小异。
《刺刀直指拉萨》说：三月六日上午，武警用自动火器“铺天盖地地向八廓街藏人射击”，密集的枪弹把藏人当作活靶。武警向受伤藏人补枪，将他们击毙，甚至冲进一居民家里打死全家九口人。三月七日武警沿街搜查示威者，许多被捕者被拷打致死或致残。
根据徐明旭《阴谋与虔诚》一书中转述在现场的朋友的回忆，经过大致如下（以下根据该书原文摘要）：
三月五日中午，照例由喇嘛尼姑在八廓街游行并用石头攻击八廓街派出所，拉开骚乱序幕。武警奉命不得朝人开枪。与前两年相比，这次骚乱参加者更多，组织得更好，估计有好几千人。加上以同情态度围观、喝彩的，有上万人之多。当时有人用哨子指挥，有人用摩托车联络，许多骚乱者脸上缠着毛线套头帽或带著口罩与墨镜，怕被录像、照相。他们集中攻击八廓街与北京路上的机关、学校与商店，特别是汉回个体户。二十四个政府机关与学校被攻击。工商管理局被打砸抢后点火焚烧，全部档案化为灰烬。九十九家个体户商店与饭店、八家国营与集体商店遭到彻底破坏，商品与设施几乎全部被砸抢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首次进行城市戒严
徐明旭认为：在实施戒严前，中共严禁武警对人开枪，所以骚乱才会延续三天之久。
这次事件的伤亡数字，也如后来的“八九6.4事件”一样，众说纷纭。中共公布有十六名藏人死亡，一名武警班长被藏人用枪打死。《刺刀直指拉萨》则说：“截止三月十日，拉萨市民共有三八七人在骚乱中丧生，多为被枪弹击毙，七二一人在骚乱中受伤，三五四人失踪；宗教界人士八十二人死亡，三十七人受伤，一百多人失踪。外地藏人死亡数正在统计中。”将市民死亡数与僧尼死亡数相加，总共四六九人，外地藏人死亡数还不在内。
而达赖自传说：“中共至少杀害二百五十名无武装的藏人。”在当年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中，达赖喇嘛把被杀藏人数缩小到二百多人。国际大赦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的镇压，一九八七——一九九二》中估计，中国警察在一九八九年三月拉萨骚乱中枪杀了六十到八十名藏人。美国众议院一九八九年年五月十六日通过的决议说，被杀人数为三十到六十人。
这些数字尽管说法不一，但都远远超过中共公布的数字。
三月五日爆发的骚乱事态空前严重，愈演愈烈，胡锦涛和他的同僚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控制局面，眼看越闹越大，便一再紧急报告中央。
中央举行了紧急磋商。三月七日，由国务院出面下令：从三月八日午夜零时起，对拉萨地区施行戒严。七日晚上七点零五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央电视台同时宣布了这一戒严令。而当天下午，这一消息已经走漏给了示威者。徐明旭介绍说：骚乱者本打算三月七日下午三点进攻拉萨市政府。有中共高级藏官把中国政府要在次日零点戒严的消息提前泄漏给骚乱者，下午两点多钟，一个带口罩的喇嘛与一个带口罩的尼姑站在八廓街与北京路之间市场货架上演说：“今天的游行就到这里结束了，晚上共产党要采取行动，大家散开吧！”
中共法律规定，对省、直辖市、自治区实行戒严，需要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而对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则只需要国务院批准。拉萨是西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国务院批准就行了。没有想到再过两个多月，五月十九日，李鹏下令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镇压学潮，也是根据同样这条权限规定——在决定对拉萨实行戒严时，中央决策层对这一条款就研究过了，拉萨的戒严，实际上成了北京部分城区戒严的预演。
●在拉萨戒严成为“污点”
不管怎么样，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以他的身份和承担的责任，只有先来硬的一手将暴动弹压下去一途了。三月十五日，年轻的“驻藏大臣”胡锦涛回答新华社记者采访，专门论证了国务院戒严令的正确和及时，也重申了中共关于宗教、民族、统战的政策界限。
拉萨戒严震动了全世界，达赖喇嘛马上谴责中国政府镇压“和平的示威者”，欧洲议会与美国国会也相继发表决议谴责中国政府。
主政伊始就在拉萨戒严——在胡锦涛成为中共第四代接班核心之后，在海外反对中共的各派政治势力眼中，这成为他最主要的“污点”之一；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眼中，这也是产生对他的极大疑虑的根源之一。二○○二年春，也正是因为胡锦涛有这样一段经历，当他访问美国时，许多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团体，才动员力量去向他示威抗议。
我们无意为他开脱，只是想指出，在这种情况之下，过多地追究个人责任是并不妥当的。
胡锦涛这一头戴钢盔的形象为自己立了威。过去，人们对他的印象是细密有馀，魄力不足。或许正是这一点让邓小平印象深刻，埋下了日后钦点他为第四代核心的伏笔。据说邓小平看到报纸上这张胡锦涛头戴钢盔的照片称赞说：“他在原则问题上立场站稳，决不手软。”
●五月学潮拉萨师生也声援北京
人们应该记得，八九民运中赵紫阳表示同情，不准镇压，还命令全国新闻媒体正面报道。邓小平下令戒严时，赵紫阳公开抗命，始终拒不检讨。赵紫阳在西藏问题上的温和态度，与他在民运问题上的温和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当整个社会的躁动略微平息了一点之后，胡锦涛批准了对年初动乱中最活跃的僧尼的司法处理。像元月份哲蚌寺喇嘛阿望平措“策划成立反革命组织”，成员均为寺内喇嘛，“搜集情报，油印反动传单”，年底宣布判刑；三月十一日拉萨近郊的堆龙德庆县尼玛、平措多吉等四名喇嘛“密谋书写反动标语”贴在慕龙寺大门口，十月二十日被公判……
值得一提的是，八九民运期间，西藏也曾声援响应，当年五月二十日的《西藏青年报》，曾登载了“西藏一一一名新闻、文艺工作者发往北京的声援书”，声援北京大学生和新闻工作者要求民主，铲除腐败，以及要求新闻自由的请愿和绝食爱国运动。声援团来自区内数十家新闻和文艺单位，包括汉、藏、回、彝等民族。这个声援团的成员相当识大体：考虑到拉萨正处于戒严期，为维护戒严令的严肃性，决定不搞上街游行声援活动。但委派专人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声援横幅。
而西藏大学的大学生们就没有那么理智和克制了。五月十八日上午，西藏大学六百馀名大学生打著横幅，喊著口号，走上拉萨街头游行请愿，声援北京高校学生。胡锦涛等自治区党政有关领导高度紧张，他们担心的是再次引发藏独暴乱。派出负责干部赶到西藏大学，与校方一起同大学生们协商，指出拉萨目前正处于戒严的非常时期，西藏当前最大矛盾是“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同学们在表达爱国热情时要考虑妥当的方式方法，以免给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但是，当时正在气头上的学生，哪里听得进任何劝阻！他们走上了大街。自治区领导又赶到街上劝说游行队伍不要“走得太远”，学生总算适可而止，走到拉萨市政府门前停住，在市府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声援演讲，在向区党委提出三点要求，得到肯定答覆后，于中午十二点过后返回校园。他们提出的三点要求是：
一、立即向北京致电：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尽快与绝食学生见面对话；
二、北京的绝食请愿不结束，西藏大学同学就保留继续罢课、游行请愿的权利；
三、拉萨新闻单位要如实报道学生爱国请愿。
从当时西藏当局的态度看，确实对请愿学生极为忍让：毕竟这是在戒严期间，是在三次藏独暴乱的阴影之中。当然，这更多地是出于大环境：毕竟当时以赵紫阳为首的党中央对北京的民运还是主张对话解决问题的。而一旦北京开枪镇压了，以胡锦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也很快作出了反应：给中共中央拍发了电报，表示坚决拥护“平暴决策”。
●抓住机会向藏民表示亲善
胡锦涛明白，硬的一手必须辅以软的一手。硬的一手固然万不得已，其副作用也显而易见，只能治标一时，更重要更长远的还是治本。但是，如何治本？其实胡锦涛又何尝端得出新意良策？
纵观他在这一非常时期所作的工作，不外乎三大方面：
一是促进各方——包括僧俗双方、官民双方、军（警）地双方、藏汉双方的沟通了解，缓解极端激化的矛盾。其实，西藏问题发展到今天地步，征结并不是什么各方之间“体谅不够、沟通不畅”；但是胡锦涛的权力所限，无法突破这一传统樊篱，也只能沿此思路花工夫。
胡锦涛四月二十日出席西藏党政军各界庆祝实行“民主改革”三十周年大会（也即是平叛三十周年）并讲话；七月十七日，参加西藏军区举行的“热爱西藏、向西藏人民学习”动员大会；九月十九日，出席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第五届二次理事会，苦口婆心地宣讲“宗教政策”不变；次年开年，他在拉萨参加纪念十世班禅圆寂一周年集会，二月中下旬逢藏历“铁马新年”，又与江村罗布、热地等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马不停蹄，先后到基层向居委会干部、上层爱国人士和郊区农民拜年；五月，率领西藏党政军几套班子的领导参加维修布达拉宫工程的义务劳动……
说起布达拉宫的维修，中共不惜耗费巨资。从胡锦涛上任后的那一年——一九八九年动工，到一九九四年第四期工程完毕，共耗资六千万元人民币。据统计，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二年这十年间，国务院和西藏区政府拨出维修宗教场所的专款达两亿一千万人民币，维修一千四百多处宗教场所，其中寺庙九百八十二座。这用大陆一句话来说，就叫“花钱买稳定”。胡锦涛多次参加过布达拉宫和其它寺庙维修的义务劳动。
已经圆寂的班禅大师，被胡锦涛利用最后“发挥馀热”，“死人做给活人看”。
班禅圆寂第三天，胡锦涛就与西藏藏干商量，请国务院做出三项决定，“由扎什伦民主管理委员会按照藏传佛教仪规，举行宗教悼念活动，经费由国家拨专
款”。
●参加迎请班禅法体仪式
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惯例，历世达赖和班禅圆寂后要完整保存法体，实行塔葬。塔葬前要对法体长期保存。班禅法体用藏红花、檀香料、盐巴等精心沐浴、擦洗，再用绸缎密密裹紧，吸出法体水份。在四个月内按期更换绸缎，使法体内水份完全吸尽。在这种问题上，当局是最舍得花钱的，西藏区政府当即提供五公斤藏药花，随后几天再次提供五百多公斤、一○八种名贵药品。
班禅法体于五月二十六日吉日良辰，从德虔格桑颇章迎请到扎什伦。
这时西藏局面大体稳定了下来，但胡锦涛等党政军领导人仍不敢掉以轻心，进行了严密戒备。国务院、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等及青海、甘肃省军致电预祝迎请仪式圆满成功。国务院又送了缎子、茶叶、酥油等厚礼和上等哈达一条。
胡锦涛等党政领导人参加迎请法体仪式，手持藏香走在八抬法轿前面。来自西藏和青、甘、川等地的三万群众，手持燃香、哈达，夹道迎送。法轿所经之处，人头攒动，顷刻间数万条哈达犹如白练飞舞，轿顶哈达堆积如山。在一片佛乐声中，法轿被迎进则甲大厅供奉。
胡锦涛以前在甘肃工作时，与藏胞多少有过接触，但那时一则是“文革”期间，宗教活动遭到禁止，二则那是民族杂居之地，感受零碎，而这一次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盛大奇观。供奉班禅大师法体的则甲大厅，四年共接待瞻仰班禅法体一千万人次以上——比一比在中国的首都瞻仰毛泽东遗容的人数，不难比较这个数字何等惊人：相当于西藏总人口的五倍！江泽民、胡锦涛、阿沛?阿旺晋美、迟浩田等，都曾经瞻仰过班禅法体。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日——那时胡锦涛已经离开西藏了——扎什伦又一次举行宗教仪式。法鼓螺号声中班禅法体，被迎请进国家投资六千四百万元专门修建的黄金皮灵塔祀殿释颂南捷。从内地专门订做可耐两千度高温的钢制保险柜，还制作了精致的檀香木灵柩。数千名僧俗群众手持哈达，参加班禅法体入塔仪式。
胡锦涛作为唯物主义者，本不信宗教。但是斯时斯地，他是把举办宗教仪式当作政治任务来确保无虞的。而在一次又一次隆重而狂热的宗教法事中，他不能不感到藏传佛教对于藏民的至高无上的感召魔力。对信仰的力量，也是只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
87：稳定是基础 发展为主导
●胡锦涛所做的第二方面工作，是加强对西藏社会的各项管理措施。例如，推动西藏自治区政府“对拉萨外来人员进行全面申报登记”等制度；辅以显示军威，阻吓各方挑战势力
西藏宗教出家人员，经过十多年“拨乱反正”，有了很大增长，达到四万人，虽无法跟一九五○年僧尼占西藏总人口百分之十一强相比，但是也相当可观了。这批人如何管理是当局最头疼的，胡锦涛和西藏当局虽然左右为难，但不断颁布管理措施，尽力做到外松内紧。
第三方面，是推动西藏经济开放搞活，活跃市场，其用意，是为了加快西藏经济发展，提高藏民生活水平，抒解社会压力，也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兴奋点，让大家将主要精力花在从事生产经营上。还有一层考虑，是想加强西藏与内地“祖国大家庭”的千丝万缕的经济文化联系，从根本上巩固和加强西藏对中央的向心力、凝聚力。
胡锦涛因为有贵州工作的经验和社会联系，对加强西藏与其他兄弟省区的横向区域经济合作，以及与毗邻的国家的交流十分感兴趣。西藏因为党中央已有特殊政策和专门方案，做好了沿海省市分工包干对口支援西藏建设项目的安排，无须当地领导到处求人，西藏领导人便将主要精力花在区域合作上。六月三十日，胡锦涛以东道主的身份，出席在拉萨举行的“西南六省区经济协调会”。他参加外事工作会议，会见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拉纳?巴哈杜尔塔帕，开放边境口岸，搞活对外贸易；出席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分行各支行行长会议，推动加强金融管理和改革；参加自治区科技工作会议……
胡锦涛仍然跟以前一样，四处视察，调查研究，很快摸清了西藏自然和经济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发展方略。他认为：西藏百分之八十是农牧民，农牧业产值占总产值近百分之八十，所以西藏经济仍必须以发展农牧业为主。重点开发一江两河流域（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使西藏这片腹心地带成为全藏商品粮基地、副食品生产基地、轻纺手工业基地、科技试验推广基地。建成羊湖电站、羊八井地热电站等骨干电站，基本解决西藏腹心地区供电问题。改造主要干线公路，发展民航，改善藏内外交通状况。
胡锦涛又使出了他在贵州使过的杀手涧：“把发展教育、培养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作为根本大计，从基础教育抓起，努力使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但是在西藏这一手是否能推行成功？恐怕未必，他自己也来不及看到实践结果了。
不过，我们还是惊异他的出生背景给他打下的烙印——徽州的两大人文特点，一是徽商，二是徽学。胡锦涛到了贵州、西藏，就把商品经济讲到哪里，把重视办学讲到哪里。
88：两手抓的先后顺序大有讲究
●胡锦涛在西藏所确定的策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在主持区党委三届八次全体委员扩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西藏目前形势和面临任务》的长篇报告中，给西藏工作的概括：“一手抓反分裂斗争，一手抓经济建设”
胡锦涛的这次讲话，中共的宣传媒体给予了相当显著的报导。胡锦涛强调“稳定局势，是西藏第一位的政治任务”。他表示，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以来拉萨多次发生的骚乱事件，既有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又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其实质就是分裂祖国、反对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斗争。这场斗争是西藏长期存在的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的继续，也是国际敌对势力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组成部分。胡锦涛这番话，沿袭了党内正统说法，还将之推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极端。
仔细推敲一下这一“两手抓”的方针，充满了玄机。当时，正是中共“八九6.4”开枪镇压了民运、整肃了内部的改革派和民主派，反对改革和反对民主的势力气焰高张之际，中共高层对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一手软”全面批判，但邓小平提出“两手都要硬”这两手中，还是经济建设这一手在前面。而胡锦涛竟公然提出在西藏的“两手”，把“反分裂斗争”放在了首位，颇有点“阶级斗争为纲”的意味了。
胡锦涛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是中共对西藏方针的又一次大转弯。
早在一九八七年国庆骚乱后，中央的强硬派和许多在西藏工作多年的汉族干部（被俗称为“老西藏”）就认为，这是一九八七年初下台的胡耀邦对西藏独立势力姑息的恶果，要求改变西藏政策。当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西藏问题，出乎许多人意外，新当选的总书记赵紫阳一开会就说：“这次骚乱事件，基本上是长期‘左’的结果。”并决定委托班禅处理西藏宗教问题。《西藏日报》随后发表社论，严厉批判西藏干部的“极左思潮”。
在中共的语汇里，“左”就是要加强控制，“反左”就是要放松控制。赵紫阳认为拉萨骚乱的根源是“左”，那就应该进一步放松对藏独势力的控制。
但是出乎赵紫阳的预料，“反左”的后果，却是暴乱接二连三。一九八八年藏历新年大昭寺传召大法会前，班禅受赵紫阳委托先去拉萨安抚喇嘛，宣布释放去年国庆骚乱后多数被捕者，时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多吉才让宣布给三大寺落实政策、退赔钜款，并当场向甘丹寺退还《大藏经》等，付给退赔款。但藏独势力并不领情。哲蚌寺喇嘛益西群培竟抢过话筒说：“西藏历来是一个独立国家，一九五○年汉人以帮助为名，占领了西藏”；“我们要独立，落实政策是装样子”。
89：中共对西藏方针再次大转弯
●主张对藏独怀柔的中共主流派的努力再次遭到挫败。后来传召大法会发生了更严重的骚乱。这促使中央内部进一步反思权衡由邓小平制定、由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推行的西藏方针政策的利弊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主管治安政法工作的乔石到西藏考察，旨在探索西藏骚乱的根源。他发出了与赵紫阳“反左”不同的声音，讲话时说：落实政策不能没有边，不能没完没了、永远落实下去。落实政策的目的和著眼点是要有利于广大藏族人民，落实政策侧重政治上的解决问题。对寺庙落实政策的同时，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不能管理混乱，失去控制，在落实政策的同时，又不使寺庙成为骚乱的据点。
乔石的话反映了中共内部主张停止对藏独势力执行绥靖政策的那部分人的声音。根据他的指示，西藏当局成立了寺庙政治清理工作办公室，从八八年八月下旬起派出九个工作组进寺庙，对参与骚乱的僧尼进行“政治清理”。但这种政治清理，当时还是相当温和、有节制的，经过两个月的清理，真正决定当即清除出寺的只有二十五人。这是因为中共中央毕竟还是赵紫阳当总书记，他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几次骚乱并未改变赵紫阳的看法，他还是委托班禅处理西藏问题，以抚为主。
但是在西藏一九八九年三月骚乱最后导致戒严，标志著邓小平制定的、胡耀邦、赵紫阳推行的西藏怀柔——绥靖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紧接著“八九6.4事件”爆发，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随之而来的，不能不是对赵紫阳的西藏政策进行清算，尽管其实大政方针打下的是邓小平的印记。而使这一切雪上加霜的，是当年秋天流亡境外的达赖喇嘛竟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一跃而变成国际政治明星！
正如不少识者所指出的，如果说一九八○年邓小平对西藏改行怀柔政策，可与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相提并论，那么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三次大骚乱，也正可与一九五九年叛乱相提并论。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九日，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再一次讨论棘手的西藏问题。
●从以胡罗卜为主改为以大棒为主
会议认为西藏骚乱是“境内外分裂势力在国际反动势力支持下掀起的旨在分裂祖国、反对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政治斗争”。“落实政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落实宗教政策是为了照顾和尊重群众的宗教感情和需要，而不是去适应分裂主义分子或他们头子们搞分裂活动的需要。因此，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不允许寺庙干涉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和恢复封建特权”。“今后要坚定不移地带领广大群众把反分裂斗争进行到底，坚决反对搞‘西藏独立’、‘半独立’和‘变相独立’的一切主张和行为。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动西藏的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关于宗教政策的那段话，显然是一年前去过西藏的乔石的意思。这次会议表明，中共决心改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继续用钜款提高藏人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严厉镇压一切藏独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摆出强硬无比的姿态，从各方面说，都是合乎逻辑的，也当然令中共新执政的江核心和本来就主张强硬的乔石和李鹏等人点头。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西藏：人权与法治》也承认：“自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的示威与骚乱之后，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再发生向和平示威者开枪的事例。”
事隔一年，当《人民日报》记者刘伟采访胡锦涛时，他以肯定的语气说：“西藏局势已趋于稳定，平息拉萨骚乱取得胜利，治理整顿也取得成效。”他反覆提到“两手抓”：一手抓稳定局势，一手抓经济建设，还一条一条地举出了经济发展的成就：工农业总产值比前年增长百分之三，粮食生产结束十年徘徊，总产达到五十三点二五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而物价上涨指数比前年同期有所下降；拉萨去年居民危房改造投入一千三百万元，使六百三十户居民迁入新居；今年又为此投资一千三百万元。
他著重强调的一条政绩，是“西藏地方财政前年结束负收入的状况，即地方财政收入超过了企业亏损额，去年收入达一千三百八十万元”。胡锦涛这样说并不是为自己评功摆好，这条政绩，只要将其时间算一算，就不难明白，归功于他的前任伍精华和在任的许多同僚。
●与藏族实权派官员苦心周旋
胡锦涛刚进藏时，难免也会碰到必然会遇到的处理人事关系的问题，区党委的实权派热地等人对他这个“空降干部”是满怀戒心的。
当时胡锦涛在区政府任主要负责人的搭档，前有多吉才让，后有江村罗布。多吉才让是一九五九年“平叛”后因西藏“民主改革”急需干部而从甘肃调入西藏，一路升迁；一九八○年胡耀邦讲话之后，由于汉族干部大量撤出，他这样的藏族干部身价百倍，一九八五年当上了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区党委副书记，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他与胡锦涛没有共同工作多久，就因心脏病而调回内地；而江村罗布则资格要嫩得多，接替多吉才让担任自治区主席，直到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才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比起他们来，比胡锦涛大四岁的热地是当地的实权派。据在西藏工作过多年、曾经近距离观察过他的徐明旭揭露，此人实际上是个“大流氓”，利用职权强奸了一个汉族姑娘。他的从政经历虽然远不如胡锦涛丰富，但是其在西藏这块土地上如鱼得水。一九七七年，在“四人帮”刚粉碎之后中共举行十一大时，他就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填补了“四人帮”党羽被清除留下的真空，成为西藏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连续担任了两届西藏区政协主席；在中共党内，他不仅从十二大以后一直当选为中央委员，更从一九七五年起担任西藏区党委副书记。值得提醒本书读者的是：在西藏，由于藏族和藏传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特殊，政协的作用和地位都比别的省区要高得多。而热地长期经营，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官场关系网，不论中央空降谁来当一二把手，都得和他搞好关系才行。
说起热地以降的藏族干部，据徐明旭的看法，西藏闹事的幕后真正鼓动者，是中共自己培养提拔的这些藏族高级官员，即所谓“翻身农奴干部”。这些既得利益者尽管与汉族干部有矛盾，想挤走他们，但他们的腐败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从自己利益出发，既不希望达赖回来，自己会被轰下台；也不希望西藏独立，从中央再也拿不到大把银子；他们只想在这个高原王国独享权力。他们看清可以从一九八○年以后胡耀邦、赵紫阳推行的路线中渔翁得利：只要藏民闹事，中共就会批评西藏汉族官员“极左”，就会加快撤走汉干，加快提拔藏干，加拨巨额款项。那么，何乐不让藏民不时闹上一闹，好火中取栗？
徐氏看法，证诸事实，确有道理。不过，复杂的西藏方程式，当然并非只有唯一的解。
以胡锦涛之聪明，来到拉萨看一看听一听想一想，自然心明如镜。热地究竟是否也属这一类唯恐西藏不乱的藏干，不能骤下结论。不过，人生地不熟的胡锦涛总是小心为宜。他谨慎地不去触动热地等人的既得利益，也不打乱原有的权力格局，这样慢慢地化解热地的戒备之心，渐渐在区党委中站住脚跟。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写到的，胡锦涛的内敛圆融的性格，在以汉族为主的中共官场上，使他得分不少。但是与相对来说比较率直憨厚的藏人周旋，他这样的性格却未必能使他们打消心头的疑虑。据一位曾经多次进藏区采访、与多位藏人交上朋友的作家介绍，藏人给胡锦涛取了一个外号：“从眼镜底下看人的人”，意谓他城府很深，别人摸不透。这样一个评价，大概是为胡锦涛始料不及的吧！
90：陪同江泽民巡视西藏
●到一九九○年夏，甫上任刚刚一年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巡视西南边陲各省区，来到西藏，七月二十二日听取汇报时，胡锦涛已经很有点成绩可以谈上一番了
这时正是西藏解除戒严十个星期之后。在中共三代领导核心中，江泽民是唯一一个曾经登上青藏高原的，他是自胡耀邦一九八○年进藏以后，十年间再次视察西藏的中共总书记，也是出访西藏的第一位军委主席，无疑，这是显示北京重视西藏、强调对西藏主权的罕见表白。中共领导人绝少在西藏露面，主要是他们都已高龄，很少能忍受处于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原稀薄空气。
医生建议江泽民及随行人员不要直飞拉萨，而改乘汽车进入西藏，这个由二十四人组成的代表团先飞到和西藏相邻的格尔木，然后穿过分割青海和西藏的峡谷，乘车三日，开行一千一百五十五公里，抵达拉萨。据说江泽民在途中即告诉随行者说：“我们看看能做点什么，真正帮助西藏人民，而不是仅仅空喊支援口号。”代表团成员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丁关根、国防部长迟浩田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
胡锦涛和自治区政府新主席江村罗布、以及热地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姜洪泉等一同陪同江泽民考察，去了布达拉宫、大昭寺、拉萨郊区堆龙德庆县南嘎四村和羊八井地热电厂——无疑，安排这几个点，能给江泽民一个“西藏已大体恢复平静”的印象。
党魁巡边，不能空手。江泽民这次视察同意掏钱建一个新机场，还答应派遣更多技术干部赴藏，许诺将采取更多的“特别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西藏的经济发展。他所许的愿，在他看来或许手笔不小，但是若和上一次胡耀邦来时所给与的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这倒也难怪江泽民，因为整个大背景和中央对西藏的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江泽民不敢、也不能效仿胡耀邦的行动。江泽民在离开西藏之前，仍然对胡锦涛等人重点强调，要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击败分裂分子挑起的动乱，要求警察配备更好的武装对付骚乱。
91：胡锦涛也患了“高原病”
●多少天废寝忘食地奔忙，夜以继日地操劳，胡锦涛病倒了，据传是“高原病”，不得不回北京治疗和休养。按说西藏的前几任党魁，没有谁不病上几遭、回北京至少是回成都治疗、休养的。没办法，高原条件实在太恶劣。胡锦涛这次回京，西藏党政主管们也见多不怪
胡锦涛自己也没有想到，居然一去就是一年多。从一九九一年元月二十八日，胡锦涛出席西藏自治区直属机关第一次党政工作会议，又于同日出席了自治区科技工作会议开幕式之后，就从西藏消声匿迹了。
二月十一日，他在北京出现，与在京工作的藏族人士共庆藏历新年，随后，人们在公开场合就很难见到他的身影，只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该年第十期上，读到他与江村罗布和热地，这西藏三巨头合写的长篇文章《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的伟大实践》，总结统治西藏的经验，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这篇文章，胡锦涛等人写道：近年来西藏骚乱，“就是从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以来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继续”。文中引用了邓小平的话：“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把西藏拿出去，我看他们没有这个本事。”再次正式表态秉承邓小平等中共政要对西藏的方针路线。
但是只见其文，不见其人。胡锦涛本人一直没有露面。后来，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结巴堪苏?伦珠陶凯治丧委员会名单中，人们又发现胡锦涛列名为主任委员——但这次除了在灵堂见到花圈的挽带上署有“胡锦涛”之名外，人们仍然并没有见到他的身影。
在这么长的时间中，胡锦涛只在公开场合露过一次面，那就是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他出席了北京市各界人士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大会。
“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这样的大日子，总是为各方所瞩目：中共要大张旗鼓地庆祝以证明其历史决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挑战势力也要针对这一日子否定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在拉萨，两方面的活动都达到高潮，又一次矛盾激化： 从中国大陆官方报刊的公开报导方面看，五月二十三日，官方组织了数千人参加的纪念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庆祝大会，当晚万人大联欢；还有报刊报道、学术讨论会、图书展、文物展、电影回顾展、摄影展；体委举行“红旗插上喜玛拉雅山”象徵性万人登山活动……
92：滞留北京养病读书思考
●而中共的报刊上不会公开报导的则是：从三月份以来，西藏每天都要发生或大或小的反共示威，在冲突中导致一些人伤亡，几千人被捕。报刊对这些虽然缄口不言，但偶尔也还是会透露出来一点社会风吹草动的蛛丝马迹，例如《法制报》四月二十三日报导，拉萨一次出动五百多名警察，缉获了二十把被盗手枪和一千发子弹
西藏毕竟与闭关锁国的过去时代不同了，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也会将耳闻目睹的情况传开来，更何况还有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宣传机器呢。
一位从拉萨旅游归来者描述：三辆卡车，每辆载有二十八名手持步枪、配有轻机枪的士兵，在八角亭广场上慢慢巡逻；七辆三轮摩托车载著手持冲锋枪的武警，在街上穿梭；重装备的镇暴警察，部署在广场四周；晚上十时开始宵禁，违者被拘留盘查……
“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这样的敏感关头，“驻藏大臣”不在拉萨坐镇，却滞留京华，无论如何是启人疑窦的，于党于己，胡锦涛最起码必须出席在北京召开的这次重要大会，不能缺席。
在这次会上，他自然成为人们注视的焦点之一，人们注意到胡锦涛确实气色不好，健康欠佳。
胡锦涛有病，这大概并未造假，不像前述伍精华多半患的是“政治病”。但是，他是否就病得无法回青藏高原视事？除了病，还有没有别的理由使他宁愿在北京的闹市里蛰居？
一九九一年，整个中国的气氛压抑沉闷。中央一时也顾不上重新安排胡锦涛的工作，他就这么休养着，读书，思考。
胡锦涛仍然住在团中央分配给他的宿舍里。左邻右舍都是团中央昔日的同事，其中有的已经调到其他单位，有的还在团中央供职。邻居们不时在门口、走廊上能够见到胡锦涛，聊上几句。有一次他对团中央一位相熟的干部叹了口气说：“反正，我听中央的，要我到哪就去哪吧……”
当时似乎没有什么人会将胡锦涛当成自己仕途上的对手，同级干部中，又有谁会羡慕“西藏高原王”这个苦差事呢？谁能想到，胡锦涛回京养病一年多，因祸得福，时来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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