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传（九）

63：寒潮当中的暖流


　　●在中国那个特定时空，人们正提心吊胆：谁知道“批判的武器”后面是否会跟著“武器的批判”？胡锦涛邀请刘再复到贵州住一段，虽然后来刘因故并没有前去，胡锦涛这一邀请也大得人心

　　一九八七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长、全国青联常委、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因为其文艺理论观点如“人的主体性”“性格组合论”等等，受到“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左派责难抨击。例如以历史小说《李自成》名噪一时的老作家姚雪垠，在《红旗》杂志上连续发表两篇长文，大批刘再复“厌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文艺思想”，把持“发表文章的阵地”，等等。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熊复，本来是十分僵化的理论家，在一九七八年胡耀邦策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此人还为华国锋、汪东兴的“两个凡是”帮腔。后来仗著胡乔木等人的保荐，在思想理论界稳居高位。这次他与其他人互相联手，推波助澜，召开涿州会议，他在会上大谈这几年“自由化泛滥”，点名批评了刘再复，甚至说刘再复与作家刘心武“同香港的资产阶级舆论和反共舆论结成了联盟”。

　　按说文艺界本来就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各种意见出笼，提出上纲上綫甚至疾言厉色的尖锐批评，并没有什么不得了。不过，在中国这个特定时空，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人们都在提心吊胆：谁知道“批判的武器”后面是否会跟著“武器的批判”？一时刘再复日子相当不好过。

　　胡锦涛听到了这个消息，他邀请刘再复到贵州住一段，既避开风头，安心研究学术，又帮贵州学术界开阔思路，增进见识。虽然后来刘再复因故并没有前去，但是胡锦涛这一邀请使他在知识分子中大为得分。

　　贵州著名异议人士、后来侨居美国新泽西的诗人黄翔，对胡锦涛也有自己的观察。

　　十七岁就因发表诗作而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十八岁就因政治原因被除名、四十年在中国大陆不得发表作品的诗人黄翔，虽然自许兴趣和志向都在文学、心灵，在当局眼中，却主要不是个文学撰稿人，而是政治异议者。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黄翔与三个志同道合者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来到北京，在当时正在闹市区的人民日报社门外贴出抨击专制、鼓吹民主的长诗，还举办了多次诗歌朗诵会、演讲会，墨迹酣畅，血火淋漓，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个多月后，他们从贵州再赴北京，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民办团体“启蒙社”。没多久，该社全体成员被捕，释放后也一直受到压制。

64：对异议人士恩威并用


　　●胡锦涛领军的贵州省委指示法院对持不同政见的诗人黄翔判刑三年，他对另一名异议诗人路茫却亲笔批示让其出版诗集——对这种区别对待，胡锦涛有自己的意图

　　当时贵州除“启蒙社”外，还有曾活跃于北京和贵阳两地最早的民间社团“解冻社”、“使命社”、“百花社”等等，民间刊物、学生刊物一直绵延不绝。不过由于地处边远和当地严厉监控，民主、人权异议人士的抗争和长期受到镇压迫害的情况，外界一无所知。

　　在胡锦涛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期间，黄翔又遭到一次打击：一九八六年秋，大学校园里自由民主思潮再一次涌动时，他与其他一些以独立思想著称的诗人、文人如北岛、刘晓波等被北京多所高校的学生邀请去演讲，后来黄翔被当局指控为学潮的“煽动者”之一，乔石、王兆国都针对他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胡锦涛领导的贵州省委指示司法单位调查处理，时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自然将黄翔在北京的活动说得危险万端。于是贵州法院将其判刑三年，黄翔直到一九九○年底才出狱。“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等民间社团成员也相继被捕。

　　不过，当黄翔后来接受笔者查证此事时指出：当时中央要员均有批示，包括中央主管政法的乔石、胡锦涛原来的上司兼同事、此时炙手可热的王兆国，都口气强硬地表了态，胡锦涛想必感受到了强大压力，他能怎么办？而值得一提的倒是：胡锦涛在贵州当政时对异议人士在策略上却出现微妙变化，例如，“启蒙社”创始成员之一李家华（笔名路茫），本来多年受压制，但他对权力体制表示了悔悟和臣服，胡锦涛便亲笔批示，让他出版了诗集《寄给死去的爱情》。

　　这段时间，对中共“第三梯队”和接班人来说，真是噩耗频传。如果说王兆国的政坛失势，多少还是因投机摇摆，咎由自取，那么随着胡耀邦倒台，中央一级部委负责岗位纷纷出现“倒接班”（即由年龄大的接替较为年轻的），就不能不説是保守派全面反攻大捷了。中宣部长朱厚泽被王忍之接替；最为典型的是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竟由七十岁的老人取代五十六岁的中年：中组部长尉健行到国务院转任权力小得多的监察部长；而宋平被从国务委员兼计划委员会主任调来接任中组部长。

　　不过，这对胡锦涛来说，倒并不是一个坏消息：虽然自己没有能当上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总算自己的老恩师宋平被安插来主管这个举足轻重的部门，他对自己是知根知底的，日后多了照应提携自己的机会。

　　说起贵州的省情，省名为“黔”，缺的恰恰就是“钱”。胡锦涛到了贵州之后，主要想的就是如何脱贫致富。


65：不能“夜郎自小”


　　●古来留下两个与贵州有关的成语，都是讽喻讥刺。胡锦涛对这两个典故推陈出新“反其意而用之”：“夜郎自大”不对，但是“夜郎”也不能“自小”，自卑自贱；要脱贫致富，“黔驴”技不穷！

　　本来胡锦涛对于领导经济，尤其是抓商品经济，不算内行。他的专业本行是水电工程，担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主要是抓工程建设，当团中央书记主要是抓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过，搞商品经济，全国都是刚刚起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比别人更差——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摸索。

　　胡锦涛在实地考察了贵州的山山水水，向贵州省各市县、各族、各界详细了解了情况之后，对贵州的情况心中有了“数”。

　　所谓“数”，首先是贵州究竟有多落后的“数”。以前了解的只是统计数据：一九七八年贵州人均收入在二百元以下的贫困户，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点八；到了一九八五年，全省二千九百六十七万人口中，还有百分之三十的农村人口，即约八百万人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粮食没有解决，要靠调入，同时开荒种粮从山脚开到山顶，致使森林覆盖率从五十年代初期的百分之三十下降到一九八四年的百分之十二点六……而多次亲自调查，他亲眼得见贵州山民的穷困实况，更感到眼前景象触目惊心：刀耕火种，半饥半饱，住得破烂，穿得褴褛……

　　但作为中央派来的带头人，胡锦涛还不得不看到、不得不大声疾呼另一个“数” ，那就是贵州“既穷又富”。富在它的资源上：汞储量占全国第一，铝的储量有八亿吨，占全国第三，煤的储量在全国占第四，在长江以南占首位……生物资源也很丰富。他对记者谈到，“来了之后才知道，贵州立体气候也是一大资源，有许多地方适宜发展亚热带水果和其他经济作物。”另外还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关于贵州，古来留下两个成语：“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尽管都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人生智慧，对人有劝喻警诫之意，然而不免使人对贵州产生先入为主的不良印象，也不免使贵州民众在外人面前挺不直腰板。胡锦涛在许多次报告中，对这两个成语“反其意而用之”：“夜郎自大”不对，但是“夜郎”也不能“自小”，自卑自贱。他还说：要脱贫致富，“黔驴”技不穷！

　　说是这样说，胡锦涛当然明白，潜在的优势不算真正的优势，如何将这些优势发挥出来才是关键。中央政府和当地民众都为贵州长年贫穷落后而困扰，却苦于拿不出良策。长年要靠国家给以贷款和援助，国家不堪其负；搞开放搞引资来改变面貌吧，虽有很多听起来很美妙的设想甚至设计了各种方案，但心有馀而力不足：任何设想方案都要有资金才能启动，没有钱，一切都谈不上，但是又上哪儿弄钱呢？工业基础薄弱，投资环境太差，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长年欠帐，又没有投资少、见效快、切实可行的短期项目，难以吸引外资。一个穷家，门开得再大，把“欢迎”的标语写得再醒目，人家也未必肯赏光朝里瞧一眼啊。


66：争取外援，开拓潜力


　　●八十年代中期，贵州人心思变。胡锦涛与省委省府一班人商量决定，一方面推动与周围省区的区域合作，更加强与沿海开放富裕地区的交流。在多次视察、慎重评估的基础上，胡锦涛拍板，采取了一个改革大动作

　　但胡锦涛还是尽量努力设法，与许多国家尤其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农牧国度交流，同时争取联合国和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的支持。在赵紫阳总理支持下，应邀访华的新西兰总理戴维?朗伊和夫人一行，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底到贵州参观访问，贵州破天荒第一次接待了一位外国政府首脑。后来新西兰农牧部部长莫依尔也曾到贵州访问，谈成了若干合作项目。在这些访问过程中，胡锦涛都抓住机会请教，并极力宣传贵州的潜力和前景，推动合作。对外经济交流主要要省长和省政府要员出面，省委书记不便直接上阵。胡锦涛支持王朝文省长先后率团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斯拉夫、奥地利和美国出访；但他自己不亲眼观察、亲身体验还是心中无数，以前虽然出访过多次，都很少接触经济实务，隔了一层，所以一九八六年三月上中旬，胡锦涛率领了一个友好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

　　在他上任之后不到一年里，贵州对外开放确实迈开了步伐，不仅从美、法、澳、新等国引进技术和设备，贵州的民间艺术团在法国和西班牙各种艺术节上大出风头，贵州省还与奥地利施蒂利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贵州大学与美国奥克兰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这是贵州省的大学第一次与外国大学建立这种友好关系。

　　八十年代中期，全国经济改革势头甚猛，周围各个省市都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贵州也人心思变。不过当时全国的兴奋点在东部沿海地区，对于贵州这样的西南贫困山区，究竟如何改革，谁都没有把握。胡锦涛与省委省府一班人商量决定，一方面推动与周围几个省区的区域合作，更加强与广东、上海这些沿海开放富裕地区的交流合作。他们曾邀请上海市委副书记吴邦国（他也是胡锦涛的清华校友）、广东省长梁灵光来贵州磋商，而贵州省长王朝文和几位副省长也曾多次到沿海省份和吉林、新疆、甘肃等省区取经求援，寻觅合作机会。

　　在多次视察毕节、慎重评估的基础上，胡锦涛拍板，采取了一个改革大动作：一九八八年三月，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意见》，五月上报给国务院，六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这个试验区。

　　毕节五五八.七万人（一九八七年末数字），就有三一五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人均粮食产量不足二百公斤，由于粮食紧缺，陡坡开荒严重，水土流失漫漶高达百分之五二?六。在这个地区光靠种植粮食作物显然是不行的。胡锦涛来视察多次，主要就是想能否动一动开发其它多种资源的脑筋，逐步实现“以经济开发支持生态建设，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生态恶化和人口膨胀三大难题，摆脱恶性循环，为贵州西部岩溶地区的发展走出一条路子。为此，胡锦涛支持在这个毕节试验区摸索一些改革措施，主要是产业所有制宽松化，让出国营经济的部分空间，调动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的积极性。


67：从不吸烟的胡锦涛看上了烤烟


　　●几年拼死拼活，胡锦涛领导的贵州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些进展，各项经济、文化指标也大有增长，但是人民生活实际改善相当有限。胡锦涛在任期内，也没有来得及扭转贵州粮食无法自给的局面

　　胡锦涛认为贵州要从实际出发，切实改变以粮为纲的做法，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不适宜种粮的地方，就得调整，对三十五度以上的坡地要退耕还林；他举例说，许多地方种油菜和烤烟，已成为全省及烟区的主要财政支柱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大家就应该学习这种思路——从不吸烟的胡锦涛，为了经济，不得不对烤烟大表兴趣了。

　　同时他催促加快执行中央“有水快流”的方针，在有矿产资源的地方，发展小煤窑、土法炼焦、提炼铅、锌等等。他还大力破除地县这一层主管希望上面拨款投钱的“等、靠、要”思想，要他们多打“短平快”，上那些投资少、技术要求低、适宜群众性开发、见效快的项目。通过“滚雪球”，逐步发展起来。

　　几年拼死拼活，胡锦涛领导的贵州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些进展，各项经济指标、文化指标也大有增长，但是人民生活的实际改善相当有限。根据《贵州年鉴》所载有关部门公布的逐年抽样调查的数据，胡锦涛当政的几年中人民收入和增长情况如下：

　　一九八六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七四二元，比上年增长十三点六；农民人均纯收入三○三点五七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点六（均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这一年人均收入在二百元以下的贫困户比例为百分之十八点四（我们在前面提到，一九七八年贫困户为百分之九十五点八）；

　　一九八七年，物价上升势头较猛，城镇居民虽然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八一一点九二元，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收入水平不升反降了百分之零点二；农民则得到较多实惠，人均纯收入三四一点八四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八；收入在二百元以下的贫困户比重下降到百分之十二点四（但是统计人员好象并没有考虑到随著价格上涨，这条“二百元”贫困线，也应该向上浮动）；

　　一九八八年，通货膨胀更烈，全年商品物价指数上升了百分之二十点二。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九三八点一七元（在《贵州年鉴》后面表格中却载为九八○点四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五（该年鉴后面表格中为增长百分之二十点八），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收入水平比上一年竟下降了百分之四点九；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三九七点七四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四，却没有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实际增长数字。此外，在二百元以下的贫困户比重，降到百分之七点七二。

　　胡锦涛在任期内，也没有来得及扭转贵州粮食无法自给的局面。长期依靠调进粮食解决吃饭问题的贵州，是在他离开之后的九十年代，才农业连续六年获得丰收，一九九八年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最好水平，在此前连续三年保持在一千万吨以上的基础上，该年更达到一千一百万吨，农村人均占有粮食达到三百五十公斤以上——在二十世纪快结束时，贵州终于初步实现了农村人口粮食自给。


68：治穷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这件事，提起来千斤，放下去四两。每个当政者急于建功立业，而教育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是胡锦涛决定：不管自己任期是三年还是五年，要在这个百年大计上花气力，这可以“一箭数雕”

　　贵州治穷，千头万绪，哪里是突破口？胡锦涛深思熟虑之后，将自己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狠抓贵州的教育上。

　　当时贵州知识界的有识之士曾经向胡锦涛进言：贵州一穷二白，外在表现是“穷”，内在根源在“白”，比穷更为严重的是“白”。胡锦涛很同意这种看法：贵州这落后那落后，最根本的落后还是人的素质太落后。中共建政快四十年了，贵州的文盲半文盲，仍然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贵州民众不仅极为缺乏现代科技知识，而且由于多年封闭，观念极为陈旧，胡锦涛感慨地说过：有的农民家里养著不少牛、猪、羊，却还要吃救济——因为他不知道这些牲畜可以换成钱！没有商品经济观念，成为阻碍贵州社会转型的软件方面的最大绊脚石之一。

　　教育这件事，提起来千斤，放下去四两。每个当政者都能侃侃而谈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但每个当政者又都不约而同，被更紧迫的眼前要务占住精力和时间，对教育的重视实际上停留在口头上。在“重要”与“紧急”这两类要处理的公务上，中共官僚们历来是向后者倾斜——人人都急于“建功立业”，拿出看得见摸得著的成就来让上司和下级眼见为实，当然也就盛行“短期行为”；而教育嘛，正如俗话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属于长远投资和长远受益的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能管就管，管不过来就随它去。

　　但是胡锦涛想去想来，却决定“迎难而上”：不管自己的任期是三年还是五年，要在这个“百年”大计上花大气力。

　　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论是从政治家的责任、远见等角度，还是从现实策略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明智之举。

　　为什么？因为这可以“一箭数雕”。

　　要从根本上改变面貌，就得从这基础上做起。胡锦涛抓教育，在上司和民众看起来，不仅是很有远见、不求速效，而且是追求实绩、不务虚名。对其形象的塑造，无疑会大为得分。

　　而另一方面，抓教育也最少引起争议。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这种基础工程中去，就摆出了与世无争的架势，避开了官场人事纷扰，使人感到新来的“强龙”并不打算要压“地头蛇”，本省委书记不是那么急功近利要借此作跳板的角色，也就不至于在省委、省府一班人中惹人疑忌，招人使绊子。

　　胡锦涛当然清楚：抓教育投入精力甚多，收效却慢，一时难以看到成果。不过，第一，中央本来就没有指望胡锦涛到了贵州就能在一个早上改天换地；第二，以当时胡锦涛的处境，不出纰漏，平平稳稳就好，无过就是功。那么抓教育岂不就正好抓在点子上？

　　胡锦涛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抓教育。


69：惩处残害教师的官员子弟


　　●在推动贵州全民重视教育中，胡锦涛运用他练得十分纯熟的办法：“抓典型”。除了表彰“正面典型”，还抓住“反面案例”。典型只要想抓，到处都有，黔西县发生一起残害小学教师的严重事件

　　胡锦涛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抓教育。

　　他推动省委和省政府制订关于教育的硬指标，发往全省各地遵照执行，要求 每县要有培训初级人才教育基地；他要求拨专款，办实事，改变穷困山区办学条 件。一九八五年，他刚到贵州的那一年，贵州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关于推进教 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发展教育、开发智力，是振兴经济、兴黔富民的根 本大计”。在省里财政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胡锦涛力主压缩其它开支，在教育方 面追加了四千万元投资。后来他又提出在三年时间里，投资两亿四千万元，解决 全省二百二十万平方米中小学危险房屋。一九八七年，贵州全省的教育事业费实 际支出总额达到四亿五三三七万元，比前一年增加三九一七万元，增长幅度达百 分之九点四六。在当时全国各省中比起来，这个幅度不算最高的，但是贵州是全 国最穷的地方之一，能挤出这些钱来，委实不易。　　鉴于贵州各级干部普遍素 质参差不齐，驾驭商品经济的能力更差，他强调干部培训，请专家来贵州讲课， 派贵州干部到先进地区参观进修。一九八六年，贵州办民族干部培训基地达到二 百四十二个。

　　在推动全民重视教育中，胡锦涛运用了一个他在团中央已经练得十分纯熟的 办法，就是“抓典型”。除了大力表彰各类型的“正面先进典型”，还抓住“反 面典型案例”，惩处“一小撮”，教育“一大片”。

　　典型只要想抓，到处都有。在胡锦涛到贵州上任的前夕，在黔西县发生了一 起污辱、残害小学教师的严重事件。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在该县林泉区西溪 小学门前，县政协副主席滕居位的儿子滕勇及其两个同伴，竟从行驶的汽车上用 绳子套拖、伤害和污辱女教师袁桂芬。事发后，滕居位与县公安副局长等勾结， 徇私枉法，大事化小，只给三名歹徒以行政拘留处分。受害人多次向有关部门申 诉，要求秉公执法。此事捅到了北京，当年九月，贵州省的全国人大委员在全国 人大会议上揭露此事，引起极大义愤。新来乍到的胡锦涛没有放过这一天赐良机，责成有关部门认真复查，严肃处理。最后由毕节地区中级法院判处滕勇无期徒刑，其他两人有期徒刑。不仅如此，胡锦涛更趁热打铁，要求纪检和司法部门追究包庇罪犯者的责任，最后不仅开除了滕居位的党籍并罢免其县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县公安副局长也被判刑一年。

　　胡锦涛利用这一案例，在贵州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了新来的省委书记“既秉 公执法，又尊师重教”的良好形象。


70：平息夜郎国学潮


　　●当时政坛新苗在职拿高学历文凭已经起于青萍之末，但胡锦涛没有这样做，而是读计算机本科，其著眼点是面对赵紫阳多次转述的“第三次浪潮”的挑战。教师节没过多久，贵州大学进修学员与本科生发生了冲突

　　胡锦涛身体力行推动尊重知识的新风，还采取了一个在省级干部中相当罕见 的做法：他进了贵州大学数学系计算机专业，当了八五级本科的“旁听生”，跟 班听课，他成了与自己的子女差不多同龄的少男少女们的同学。一九八八年教师 节时，他还以“班代表”身份，给任教老师送上贺卡，上书：“教诲如春风，日 日沐我心。感谢您，我的老师！”

　　当时一些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坛新苗在职深造拿高学历文凭的风气，已 经起于青萍之末，他们抢先联系进名校、从名师，以自己权力能掌控的资源或者 自己潜在的政坛前景作资本，读博士硕士，所选专业，多是法律、经济、管理、 金融等等；而胡锦涛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读计算机本科，其著眼点是学些新知， 以面对当时赵紫阳多次转述的“第三次浪潮”（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之 语）的挑战，并不在于拿到一纸文凭。

　　教师节没过多久，八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贵州大学发生了进修学员手持凶器 将十一名本科生殴打致伤的事件。一时间，校园里群情激愤，千馀名大学生将肇 事学员宿舍团团包围，断水断粮三十多小时；愤怒得失去理智的学生后来又打伤 了前往恢复秩序的二十多名警员，砸毁警车后冲出校门上闹市游行。

　　胡锦涛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在天天都有各种事情发生的北京，这样规模和性 质的事件也不是件小事，而在这闭塞的省份，更是影响巨大，后果难料，一颗火 星可能燃起无法控制的山火，将稳定的社会局面毁之一旦。事不宜迟，他召集紧 急会议，部署安排省委宣传部、团省委、省教育厅和贵州大学党委，对大学生们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总算使学生按捺了怒气，冷静下来，事态得以平息。此事省委第一书记出面摆平，马到成功，得力于他共青团工作的经验，得力 于他两年多治黔的口碑，也得力于他的贵州大学“同学校友”身份。毕竟与大家 在感情上有一分亲近，了解学生的情况和要求；他的魅力和口才，也使他便于与 年轻人沟通。胡锦涛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得到了一次相当完美的展现。这 个信息，自然也传到了中央。

　　一九八七年秋天，中共十三大之后，邓小平和赵紫阳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总 算进一步退半步、小心翼翼地迈出了步伐。胡锦涛在贵州也开始行动起来。

　　一九八八年，贵州省委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安排是，从党政分开入手，从 省级和企业做起，连续制定了《贵州省省级党政分开实施方案》《中共贵州省委 机关机构改革近期实施方案》，重点解决省委和省政府的职能划分，相应调整省 级党的组织形式和省委工作机构。


71：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外围战


　　●当“改革”从嘴皮上的八股口号、字面上的官样文章走到现实生活中，虽然还仅仅只是著手制定方案，没有真正对积重难返的难题动真格的时节，产生的矛盾就已经复杂得无法言喻。胡锦涛夜以继日地开会、商讨

　　这次省级党政职能划分，把十三大提出的地方党委的五条职责具体化。胡锦 涛主持贵州省委常委会制定了自己的工作规则（试行），以及加强自身作风建设 的若干规定。

　　改革牵涉到各方十分复杂的利益格局，又与多年来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搅在 一起，当“改革”从嘴皮上的八股口号、字面上的官样文章走到现实生活中，仅 仅还只是著手制定方案，拣争议较少的问题先开刀，还没有真正对积重难返的难 题动真格的时节，产生的矛盾就已经无法言喻。胡锦涛夜以继日地开会、商讨， 对各方官员一遍又一遍地苦口婆心地说服，到最后总算有了点粗略的头绪。

　　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分步骤撤销省政府部门的党组。在胡锦涛主导下，这一 年就先后撤销了省人事局、劳动局、统计局、审计局、工商局、物价局、对外经 济协作办公室、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人防战备办公室和省教委、国防科工办（电子 工业厅）等十一个部门的党组，政府系统逐步建立健全行政首长负责制。

　　为适应省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对全省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实行政治领导 的需要，由省委分管书记和常委牵头，吸收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一些议事小 组。已经设立的有：政治体制改革，外事，对台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党史等。

　　调整省委工作机构，目标是逐步形成少而精的运行机制。指导方针是：强化 决策参谋系统，健全党务工作系统，不再设立党政合一、共管和对口领导政府部 门的机构。在胡锦涛领导推动下，撤销了省委农村工作部，组建省委农村政策研 究室；撤销省委研究室，组建省委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其职能作相应调整。同 时还将一批省委与省政府双重领导的部门划给了省政府。改革企业领导体制，理顺企业党政关系。全省这一年在十七个企业进行了试 点。到这一年年底，据八个工业厅局和贵阳市一百四十三家企业统计，已著手改 革领导体制的占百分之七十二。

　　此外，胡锦涛主持的贵州省委，还设立了一个“政治特区”：批准在该省“ 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相应进行一些“大胆而慎重”的政治体 制改革措施。毕节地委在这一年内提出试验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总体方 案和实施计划。但是后来不久全国局势发生大变化，这个试验区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搞不下去了——那时，胡锦涛已经调离。


72：主政时间短，改革难收效


　　●胡锦涛在贵州带领省委一班人所推行的政策、措施，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多少看得见摸得著的实际成效。这并不能责怪胡锦涛，而是与中共建政后实行“短任期制”有直接关系

　　深入分析起来，胡锦涛在贵州带领省委一班人所推行的政策、措施，在当时、在后来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多少看得见摸得著的实际成效。应该说，这并不能责怪胡锦涛，而是与中共建政后实行与过去封建时代“短任期制”“回避制”一脉相承

　　的官吏管理制度，有直接关系。“短任期制”（或称“频繁调任制”）与“回避制”（或称“异地为官制”，即本地人不得在本地任职）虽然也有其优点，也有其不得不如此的苦衷，但是衍生的弊端更多，使主政者不能真正深入地掌握情况。虽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形成地方利益集团，但是由此催生官员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爲，却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负面效应更大。

　　如果中共高层对封疆大吏的管理、考核、使用和升迁，真正遵守自己制定的有关制度，倒也罢了，但是事实上，中南海的决策者却常常摆出连“短任期制”也并不打算尊重和遵循的态度。何以如此，有时候让局外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胡锦涛的政坛轨迹中，这种现象表现得格外明显。中央将胡锦涛调来贵州和调离贵州的两次决定，就正是这样：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胡锦涛刚刚被中共中央任命、随后在共青团中央全会上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一九八五年七月，中共中央就下文任命他为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八八年秋天，胡锦涛刚刚在贵州第六次党代会和六届一次会议上当选连任省委书记，十二月，中共中央就下文任命他为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既然要调离，为何要列为候选人（众所周知，候选人也是要经过中央酝酿提名和批准的）？既然选出来了，又发了正式批准的文件，为何又匆忙调走？“革命工作需要”自然是个最方便的说辞，但也是最难以服人的说辞：“革命工作”何以就在此时此地非此人不可，别人不行？

　　这种任命和调离的方式，透露出的，是对参加投票的团代表、党代表的明显蔑视，似乎有意要强调党中央“想怎么就怎么”的无上权威，有意要让当事人和选举人明白：“谁是你真正的老板”！

　　如果说胡锦涛来贵州几年，在推动贵州的开放改革、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方面，没有拿得出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成果，那么他严于律己、不搞特权的严谨党性，不摆架子、深入百姓的亲民作风，在贵州却是有口皆碑。

　　前面第二章我们讲过他去看望清华老校友父母的故事。这类平易近人的亲民故事，在贵州还流传不少。有一次，胡锦涛与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一起视察贵阳防空洞，当时安排了记者拍照。一位记者因为闪光灯出了故障，又急又恼，手忙脚乱，满头大汗。胡锦涛发现这个记者遇到了麻烦，就安慰他说：不要急不要急。他一直握著张铚秀的手，摆出姿势，耐心地等了三分多钟。看见记者的闪光灯亮了两次，才放下手，问记者：“拍好了吗？”记者回答：“很好很好！”他才放心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