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传（六）

35：团中央书记处摆开新阵容


　　●共青团机关就是一个小一号的共产党机关，其机构设置完全比照与党中央等机构对口的要求。一九八二年的最后一天，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书记处，过了一个喜气洋洋的除夕

　　在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国政坛上，“共青团派”之所以声势看涨，最重要的因素有两条：一是这一派的首领胡耀邦和胡启立，进入党中央最高决策圈，掌握实权，非常引人注目。二是这段时间中共又一次进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权力交接时

　　期，共青团干部由于年龄优势，呈现出全谩颉蛴班的态势。

　　共青团机关就是一个小一号的共产党机关，其机构设置完全比照与党中央等机构对口的要求。团中央机关在胡锦涛上任那段时期，调整为在书记处下设有七部一厅一委一室，即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国际联络部，工农青年部，学校部，办公厅，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和研究室。

　　前四个部门和办公厅、研究室，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对外联络部、办公厅、研究室不仅名称上完全一样，其工作内容也上下对应衔接。而与中共中央相类似的还有，党有党报党刊，团也有团报团刊——《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此外还有面对少年儿童的许多报刊杂志）；党有党校，团也有团校——中央团校后来改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有出啊颉蝥构，团也有出啊颉蝥构——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值得一提的是，团中央下属的机构中，有一个中国青年旅行社，为别的党政机关之所无。

　　一九八二年的最后一天，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书记处，过了一个喜气洋洋的除夕。书记处共由八人组成：书记王兆国，胡锦涛，刘延东（女），李海峰（女），克尤木．巴吾东，陈昊苏，何光炜，以及候补书记张宝顺。

　　刚选出的书记处很快作出分工：

　　王兆国作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全面主持书记处，同时分抓研究室和团校；

　　刘延东分工抓国际联络部，后来她一度主要风尘仆仆奔走于亚非欧美，参加国际会议、接待来访，应邀出访；

　　李海峰主管组织部；

　　克尤木?巴吾东是维吾尔族干部，放在这里就是为了体现“民族政策”，他分工抓统战部，主要就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工作，兼任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

　　中共元老何长工的儿子何光炜，专管办公厅后勤行政这一摊子，以及中国青年旅行社，他掌管了团中央的财权；

　　中共著名元帅外交家陈毅的儿子陈昊苏负责学校部；

　　张宝顺分抓工农青年部。

　　仅仅几个月之后这个班子就开始变动。首先离任的是李海峰，这位前大庆团委书记，团十大就调来担任团中央书记，已达六年，团十一大上当选连任没多久，就被调到河北省任省委常委兼石家庄地委书记，几年后又提拔为河北省副省长。一年以后，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被调到北京市任丰台区副区长，一九八四年升任北京市副市长。巴吾东一九八五年也调走，到新疆担任区委常委，后来他升任区党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

　　虽然这几位离任的团中央书记，职务直到一九八五年共青团全国代表会议上改选后才正式撤销，不过，他们不仅不参加团中央书记处会议，连团中央常委会也不来了——当然，团中央的正式文件、简报，还会每期照发、照寄给他们。
36：三头六臂一肩挑


　　●与书记处所有同事比起来，胡锦涛无疑权责范围最广。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回事，工作担子越压越多，除了国际联络之外，宣传、组织、学校、少工委、研究室、直属机关……竟然统统由他主管

　　有走的就得有来的。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在共青团十一届二中全会上，由党中央提名，团中央委员们举手走个过场，增选了书记处班子成员：从上海调来了三十三岁的李源潮，成为团中央第四把手，主管宣传；调来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青年处副处长的三十七岁的宋德福，在书记处分管组织；又调来刚到“而立”之年的李克强作候补书记，主管学校部。

　　数一数走的、来的，如果再列入一九八四年上调到党中央办公厅当主任的王兆国，那么这个班子在两年之内，其成员就更换了整整百分之五十。

　　与书记处所有同事比起来，胡锦涛无疑权责范围最广。

　　他是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要负责这个庞大青年组织的日常事务；

　　他分工抓宣传口——不仅是要管团中央宣传部，还有团报、团刊、出版社也都要管；

　　他兼任团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是团直属机关系统的最高负责人；

　　后来，按照团中央的惯例，胡锦涛以团中央二把手的身份就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又以此身份，代表青年这一块，成为全国政协常委；胡锦涛还是全国少年工作委员会主任，虽然主要是挂名，但是要参与少工委的重大事务决策，一些重大活动他也得出面。

　　到后来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回事，胡锦涛身上的工作担子竟越压越多：

　　李海峰调走了，组织大权移交给了王兆国，但没多久王兆国患腹膜炎住院，胡锦涛得分出一部分精力过问王兆国原来分管的组织部和研究室——当然，重要的政策研究课题，重要的人事任免，胡锦涛不会擅自作主；

　　陈昊苏调走，胡锦涛又兼管学校部；

　　克尤木?巴吾东调走了，作为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接过对统战部的主管……

　　算起来，除了国际联络部仍由刘延东负责之外，其他宣传、组织、学校、少工委、研究室、直属机关……竟然统统由胡锦涛任主管！——起码是名义上的主管。而胡锦涛好像有三头六臂，有条不紊。

　　共青团十一大之后，在团中央机关的全体大会上，新的团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亮了相，会后马上就有人对新来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做了归纳：“王兆国嗓门亮，胡锦涛模样帅。”前者，是说王兆国在大会上发言中气十足，嗓门洪亮。当时引得光临团十一大会议的邓小平、陈云和胡耀邦等人都不禁点头微笑；而胡锦涛作起报告来虽然声音没有那么有气派，但他一表人才，风度翩翩。

　　与党中央又一点相同的是，团中央也是一个权力角斗场。

　　话要从胡锦涛来团中央之前说起。

　　团十一大之前的第十届书记处班子，是一个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看来很不得力、很不令人满意的班子。这届班子中也有几位后来很得邓小平、胡耀邦信任的政治明星如胡启立、李瑞环，但他们在团中央都呆的时间不长，就挂著团中央书记的名衔调任别的岗位。像胡启立，虽然一九七八年就从清华大学副校长任上回到了团中央（他在文革前曾任团中央候补书记），担任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但很快就到天津市担任市长。
37：前任班子的前车之鉴


　　●七十年代后期思想解放运动，青年向官方意识形态提出尖锐的质疑挑战。党中央很希望团中央抵挡一阵，但是韩英等人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却被批评为软弱无力，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更是节节败退

　　团十一大之前的第十届团中央班子第一把手韩英，本在山西煤矿系统搞技术工作，“文革”中后期，他于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四日被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相当于后来的副书记），与谢振华、陈永贵、张平化、王谦等人共事主政山西；“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周围的官员垮了若干，他却通过了审查，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的山西第四次党代会上当选连任省委书记，后来，由山西籍的华国锋挑选上来主持筹备团中央的恢复工作，而后就当了团中央第一书记。由于他被人视作在文革中窜升甚快的“火箭”干部，当邓小平成功地搬开了华国锋等人之后，他也就地位越来越不稳。

　　韩英在任上抓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评选活动，以顺应全党战略重心转移；和其他政工、群团组织发起了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等为内容的五讲四美等活动，以图挽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颓势。但是文革之后的青年普遍发生“信仰危机”，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运动之际及其后，青年更是思想活跃，向官方意识形态提出了越来越尖锐的质疑与挑战。党中央很希望团中央发挥“助手作用”，最好能够冲锋在前，起码也能够抵挡一阵，以减轻党中央所受的冲击，分散一些压力。例如，当民办刊物《北京之春》、《四五论坛》和《探索》等等出笼，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上访者大批涌进北京，西单墙大批大字报不断激起汹涌热潮时，党中央招架不住，再三要求团中央积极出面“做工作”——毕竟，上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份和要求，例如知识青年大回城、青年就业等社会问题，是与共青团的工作范围有关。

　　但是韩英等人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却被批评为软弱无力，“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更是节节败退。而这时的团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又有王军涛、韩志雄等人，他们是以在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中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英勇事迹，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成为众所瞩目的英雄，从而被选入团中央委员会的。但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们又成为民主运动的骨干，不仅发文章、作演说，王军涛还在就读的北京大学里积极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名噪一时。在他们看来，这是秉承了四.五运动的真谛，而在当局看来，则是这些人正在“走向反面”。党中央本来指望韩英等人能成功地控制住王军涛这些“不安定因素”，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在“内部”不至于向社会上扩散，但是这哪里是韩英办得到的！这更激起党中央的不满。

　　关于韩英当年面对王军涛等人做工作的尴尬，笔者曾向王军涛本人求证过。《北京之春》一九九八年八月号发表亚衣对王军涛的专访《政治是责任、智慧与善意》，也讲述了韩英当年怎样无计可施：

　　我在一九七八年被选为共青团十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八○年团中央开会的时候，当时的第一书记韩英，派了两个书记、三个部长到北京组参加讨论说要处理我。后来是被胡耀邦制止的。胡耀邦从外地回来，韩英到机场迎接，向胡耀邦汇报了我的问题，胡耀邦说年轻人愿意讨论一些新问题，没有什么，可以批评，但不要组织处理。


38：空降“太子党”的风波


　　●胡耀邦将党中央“掺沙子”人事决定，通知韩英等团中央负责人。没有想到，以前对这种办法从来也不持、也不敢持异议的团中央委员们，这次却破天荒地表示了抵制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美国的《世界日报》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关于民主墙的一件往事》，也从另一个角度透露了当年情况，介绍说：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时任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宣部长胡耀邦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副总编辑王若水、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和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叫到他家中谈话，拿出有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批示的一份公安部报告给他们传阅。这份报告称：十一月十五日，《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请求把他们要求释放刘青的信转给中央，王若水接见了他们。徐还说团中央也支持。邓小平批示：“应要求王若水等人就此事提出正式报告。”华国锋批示：“建议耀邦、穆之和韩英同志抓一下。”

　　王若水写道：

　　在胡耀邦面前，韩英叫屈说，“对这些人很难做工作，因为读书不如他们多。”韩英还讲了他同王军涛谈话的情况，说这些年青人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连（中共建政以后到“文革”这）十七年也不是（社会主义）。不然，为何不如日本？你看他这个观点！可他还信心十足。”韩英说还找了王军涛的父亲，他爸爸说服不了儿子。

　　软的，没有效果；硬的，胡耀邦又不同意。韩英他们对付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民运青年”，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党中央要将韩英等人搬掉的直接导火索，是前一年即一九八一年八月，在团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调来四名干部，安插进团中央书记处班子。这四个人是：克尤木?巴吾东、王建功、陈昊苏及何光炜。其中后两人是“太子党”。

　　这种由中共任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做法，早是中共的惯例；共青团既然是完全跟随中共的政治组织，就更不在话下。以前一直是这么做，从来也没有想到有什么不妥，胡耀邦当年就是这么被毛泽东一声令下从四川调来；韩英也是这么被华国锋一声令下调来；在他们眼里，团中央哪里是一个独立的群众组织？分明就是共产党的“青年工作部”而已。

　　胡耀邦这次也就轻车熟路，将党中央的这一“掺沙子”的人事决定，通知韩英等团中央负责人。当然，毕竟团中央在名义上并不是党中央一个下属部门，为了取得合法性，他们还是要走一走过场，要在团中央全会上让所有委员们举一举手。

　　但是没有想到，以前对这种办法从来也不持、也不敢持异议的团中央委员们，这次却破天荒地表示了抵制。在团中央全会的小组讨论中酝酿班子增添新人的名单时，大家牢骚冲天，质问他们除了是高干子弟（其实并不全是），有何德何能，对青年工作又毫无经验，今后怎么领导全团？为什么不从多年团干部中提拔？而从级别上看，从他们原来所处的岗位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可说是乘坐了“直升飞机”，这难道不是“突击提拔”？


39：王兆国是被邓小平亲自选中


　　●胡耀邦等人担心共青团系统中再次对由党中央“空降”干部产生反弹，于是在共青团十届四中全会上，慎重其事地把王兆国推荐给全体团中央委员，履行追认手续

　　团中央委员们为何“造反”？或许是因为其时北京和全国民主风潮高涨，团中央委员们被“启了蒙”；或许感到此四人一来，堵塞了原来某些人以为“非己莫属”的升迁之路，或许跟随韩英的一些人感到党中央此举矛头冲著自己，地位受到威胁？

　　而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一些像王军涛等人这样的非专职团干，提出的问题，更具有实质性的挑战，他们质问党中央这样作，将“群众组织的权利”置于何地？

　　全会已经在进行之中，选举在即。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在任的负责人大惊失色，赶紧分头连夜进行说服动员，最后在选举时，总算勉强保住了四个人当选，但是票数低得惊人，其中王建功比半数仅仅多三票。党中央非常难堪和震惊，胡耀邦后来严词批评了韩英等人。应该说，这次的批评并不见得有多少道理，但是党中央熬到团中央换届就将韩英调走的决心就此下定。

　　胡锦涛在团中央的主要合作者，是王兆国。

　　王兆国比胡锦涛早到团中央。早在会前三个月，他就从位于湖北十堰市的第二汽车制造厂调到这里。一九八二年九月上旬，他们两人都参加了中共十二大，当时党中央并没有作出让胡锦涛到团中央任职的决定。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十二大期间的九月四日晚，召见了包括韩英在内的团中央常委和王兆国，正式通知韩英卸任，王兆国接替，令王兆国马上就到团中央上班，而韩英则等候另行分配工作。后来，他被调任正在组建的北方煤炭公司副总经理，第四把手。这个公司是个部级单位，那么他就算是副部级了，比他在团中央第一书记的级别略有降低，但也总算差强人意。自然，韩英的中共中央委员是无法再连任了，王兆国则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而胡锦涛开完党代会，当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之后，就重返兰州，当他的团省委书记去了。

　　胡耀邦等人担心共青团系统中对再次由党中央“空降”干部可能产生反弹，同时也要让王兆国有个合法的身份，于是在当年十一月初举行的共青团十届四中全会上，也就是在团的十一大之前的最后一次全会上，与全体团中央委员见面，并履行增补为团中央委员、常委、书记的追认手续。

　　有了前一年掉以轻心差点“阴沟翻船”的经验教训，这次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照华专门到会，对全体团中央委员介绍党中央对王兆国的审查经过和审查意见。

　　据他所公布的情况，王兆国确实是邓小平一九八○年七月到湖北二汽视察时发现的。当时二汽的党委书记黄振亚向邓小平当面汇报工作时介绍，二汽车厢分厂副厂长王兆国在一九七六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坚决顶住，不搞批邓，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兴趣。邓随即召见了王兆国，这个抵制批邓的青年干部就铭刻在邓小平脑海里了。

　　●王兆国的三条缺点

　　不过这次王照华在全会上对团中央委员们反复强调，王兆国的越级提拔，并不是邓小平一言堂的结果。邓小平在向中央人事安排小组推荐了王兆国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做了多次考察。湖北省委也证明：王兆国已经列入了省的后备干部名单。后来，胡耀邦到湖北视察时也专门召见了王兆国，印象也很不错。王兆国于一九八一年调中央党校受训。中央是这样经过慎重考察和斟酌之后，才决定将王兆国挑选来担任全国青年的头号带头人的。

　　王兆国有没有缺点？王照华这次在介绍中，倒也没有“为宠者讳”。在用大量篇幅赞扬了他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党性强”、“坚持原则”、“有魄力”，等等符合干部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四化要求之后，比较少见地提出他有三条不足：第一，他对“老同志过于尊重”；第二，他长期在基层从事技术工作和企业管理，缺乏从事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第三，他的知识结构有所欠缺，对文史哲经少有涉猎，文学书籍中“只读过中国古代四大名著”。

　　王照华讲到这里，台下响起一片嗡嗡的低声议论：这三条，对于企业主管，或许无关宏旨，对于一个担当全国团的领导重任的官员来讲不是致命伤吗？爲什麽一定要把经验和知识有这些缺陷的干部放到显然并不适合他的岗位上？中央提拔和使用干部，到底是个啥标准？

　　但是由于当时在任的团中央书记们分头软硬兼施，团中央委员们这次没有人公开发难，王兆国顺利当上了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当时虽不是团中央委员，但以团省委书记的身份，率甘肃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全会。

　　两个多月后，在团的十一大又经全体代表投票，新班子正式当选，实现了团中央的改朝换代。

　　胡耀邦对团中央新一任班子寄予厚望。前一任班子在组成时受到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左右，后来再想“掺沙子”，也还是不理想。这次全部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应该最能推行党中央的意图了。

　　在组建新班子时，党中央开始有一个考虑：王兆国、胡锦涛和刘延东等人过去都没有从事过团的领导工作，为了新老交替搞点传帮带，同时也体现不要对旧班子全部赶走，那么留下一两个老的团中央书记是否更适宜呢？原来团中央书记处的核心人物韩英、刘维明、周鹏程和王建功等人要调走，是确定无疑了。上届团中央书记中唯一一位女性李海峰，虽然在新一届书记处中留任，但是事先就有考虑，有合适去处就安排，团代会后没有多久果然调走了。不过，党中央当时决定留下在前一届班子中分管宣传的高占祥。

　　胡耀邦、万里和胡启立等人，早在“文革”前就认识北京印刷工劳动模范、担任过北京团市委副书记的高占祥——他的经历与李瑞环和张百发颇为类似——认为高为人正派、刻苦、稳重。


40：最后一刻中央才决定高占祥离开


　　●投票选举团中央委员前夕，党中央书记处例会，有人提出，“新的团中央主要负责人”要求高占祥不必留任——他们不希望有人在旁边指点、掣肘

　　大陆由团中央主办的一家杂志《中华儿女》，一九九五年第六期上发表了一篇《铁匠出身的部长高占祥》，其中写道：

　　在一九八五年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主持会议，耀邦提出能否选拔四十岁左右的同志担任省委书记的问题，万里说，怎么不行，我们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嘛！于是会上作出决定由高占祥出任河北省委书记。时值高占祥正在团十一大上任秘书长，准备继任团中央书记，选票都印好了。王兆国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团中央需要占祥同志留下，而且闭幕词还要由他作呢。耀邦说：闭幕词还由他作，然后去河北，这叫做“题诗一首，扬长而去”。在致完闭幕词后，高占祥赶赴河北就任省委书记……

　　这番话，写得生动，但错误百出。

　　首先年代错了，团十一大是一九八二年底召开的，而不可能是一九八五年；其时王兆国还没有资格参加党中央书记处会议；而且据信恰恰是他向中央提出最好高占祥不必留任。团十一大开完正是除夕，高占祥也没有致完闭幕词就跑到河北去——那时，只是决定他要调任，去向何方，中央还在大费周章呢。

　　不过有一条说对了：党中央确实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高占祥离开的。

　　且说在团十一大举行时，高占祥担任主席团秘书长，在印好的团中央委员候选人、团中央常委候选人和团中央书记候选人这三种选票上，都列有他的大名。十来天会议，高占祥忙前忙后，废寝忘食。但是到投票前一夜，突然传来指示：党中央改变了主意，决定高占祥不进新的团中央领导班子。

　　这一变故来得十分突然，出乎上上下下意料之外。后来据知情人透露，投票选举团中央委员前夕，党中央书记处例会，有人提出，“新的团中央主要负责人”要求高占祥不必留任——他们不希望有人在旁边指点、掣肘。选举在即，重新再印委员和常委选票已经来不及了，中央发话：“（尽管不当书记了，）占祥同志可以进（团）中央委员会和常委会嘛”。

　　高占祥的去向后来一度十分困难。他作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属于副部级干部，如何安排？中央征询刚接替王任重的中宣部长邓力群的意见，是否可以调到中宣部担任副部长？邓力群一口回绝：我这里副部长已经摆不平；中央又问国务院文化部部长朱穆之，是否可以接受高占祥担任副部长？朱穆之也婉言拒绝。几经波折，最后还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说，到我这里来吧。于是高占祥才走马上任去当了河北省委书记，名列第四把手。几年以后，他被调回北京，终于当上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这是后话了。

　　高占祥并不一定很想留在团中央与新的一届班子共事，但是这么仓促地走，也未见得愉快。胡锦涛其时尚未正式参加团的领导班子的工作，静观其变。不过，他大概会从这件事中品味出，新班子人事复杂，要多加小心。


41：撤销少工委之争


　　●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在团中央新班子眼中也属于要裁撤的对象，打算将这一部分业务并入学校部。但是没有想到不少干部提出强烈的质疑和反对，他们认为，一合并只能是变相取消这项“在新时期十分重要”的工作

　　胡锦涛上任之初，书记处各成员坐定席位了，按照惯例是要从上而下地确定各层干部是升，是降；对于团中央这么个年龄限制更严、过渡性质更强的机构，许多人还面临抉择：是去，是留。与人事更迭相联系的，还有一个机构部门的裁撤合并问题。

　　中共治下有一个常见的规律：每隔一段时间人们惊觉机构重迭，精兵简政的呼声日益强烈；动一次手术，合并一些部门，减少一些人员；过一段时间，又慢慢恢复一些机构，或者再重新建立一些部门。王兆国在团代会举行之前，由于上任之前中央的指示，已有了裁撤团中央部门的腹案，新的班子建立之后，再斟酌一番就要付诸实施。原来的青工部、青农部，并成了工农青年部；原来的文体部，并入了宣传部成为一个处。原来的少工委也属于要裁撤的目标，打算将这一部分业务并入学校部。

　　团中央是个比较特殊的机关，其特殊，缘于前面提到的团组织的两重性，对外要维持共青团作为“青年群众组织”的形象，在内部则是不折不扣的党的青年工作部门。于是便出现这样奇特的机构设置方式：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

　　对外是与团中央并列的机构，内部只是团中央学校部之下的大学处；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全国青联），对外，在名义上凌驾于团中央之上——按其章程，是共青团“加入”青联，成为其“团体会员”；内部来看，它只是归团中央管辖的统战部，

　　统战部的部长，兼任全国青联的秘书长，负责实际操作。

　　所以，在理论上，少工委的机构设置问题，也可以比照上述两个机构来办理，即：对外名义上是“独立的机构”，内部归并到团中央学校部成为其下属的一个处。

　　但是没有想到少工委和下面从事少先队工作的干部，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反对。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少年儿童工作与团中央学校部的工作对象、性质、任务非常不一样，一合并只能是变相取消这项“在新时期十分重要”的工作。

　　他们的反对，或许有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考虑，但是其理由摆在桌面上，也还是相当有理有据。在团的十一大上，少工委副主任李启民不仅找到王兆国、高占祥，以及说得上话的前团中央诸多同事、上司，而且找到会议简报处的工作人员，要求将这一要求写进内参，送到党中央有关部门重新考虑。

　　甫上任的胡锦涛，也接待了并倾听了李副主任的几次申诉。后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儿童工作会议上，他又听取很多老儿童工作者的意见。几经研究，四面八方要求团中央慎重处理撤销少工委之事的大有人在，最后团中央书记处打消了原来的念头，将少工委还是作为团中央一个相当于部的部门保留了下来。


42：团中央机关的四部分力量


　　●团中央机关人员相当复杂，根据来源大体上分为四部份：胡耀邦时期就来这里工作至今的一些老人，前任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时期调来的干部，一九八二年以后新进机关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党中央掺沙子陆续调来的“太子党”

　　不论胡锦涛当时想到没有，少工委保留下来这件事对他大有助益：因为他多了这项分管工作，接触面也就更广，尤其是接触到了许多中共元老们的夫人们。这些夫人，丈夫在世也好，去世也好，多有很强烈的干政企图和能量，甚至比起丈夫来更少顾忌：“老大姐”怕什么！包括康克清、邓颖超在内的许多元老夫人，是在各种关心培养少年儿童的基金会、委员会工作。胡锦涛在团中央旗下少工委这个少年儿童思想教育的最高领导机构挂帅，无疑就与这些夫人们有了很多打交道的机会。而她们一定会对丈夫们讲起对胡锦涛的好印象，在未来元老们有机会推荐安排提拔什么人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也会想起夫人们所赞扬过的那个“小胡”。

　　团中央机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人员也相当复杂，大体上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胡耀邦时期就来到团中央机关里工作至今的一些老人。多年来，从事团的工作的干部中，一拨又一拨，能提拔的都提拔了，剩下这些人，都文化不高，能力不强，难以提拔调任到别的更显赫岗位上。但是他们对党忠诚，对团也忠诚，为人正派纯朴，与被重用的大批“共青团派”（包括胡耀邦、胡启立本人）有密切的私人情谊，能直通天庭。

　　第二类，前任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时期调来的干部，这些人多半是从工矿、县城调京的政工干部，官场打滚的经验极为丰富，很多人互相呼应，盘根错节，多半占据团中央机关的部、处长中层岗位，执掌了不容小觑的实际权力。但多数没有文凭，又失了靠山，一时势头受挫。他们中许多人赶快进入各种函授、刊授学院或者夜大电大，设法弄个文凭；同时在团中央新的负责人面前尽力表现自己。

　　第三类，是一九八二年以后新进团中央机关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这些人，尤其是高考制度恢复以后最初几届毕业生，年龄偏大，与前述第二类不相上下，但是他们有文凭、没经验，正好与有经验、没文凭的前一类人相反。他们中间许多人也雄心勃勃，打算在政界好好施展一番，不过，他们在团中央毕竟一时没有来得及形成势力。

　　麻烦的是第四类：前一两年党中央给团中央掺沙子陆续调来的太子党陈昊苏、何光炜等人，他们人数并不多，但是由于是空降来的，所以占据重要地位；而又由于他们知道，到团中央工作时间不会太长，这只是一个通向别的更高职务的跳板，用不著在这里有什么长期打算，这样他们除了对权力要实实在在把握之外，别的并不那么看重。他们瞧不起玩小把戏显示卖弄的工农干部，又与后来居上的王兆国、胡锦涛扦格不入，常常到“伯伯叔叔”那里打小报告。不过他们拿不出打开“新时期”青年工作局面的妙策，调到别处也无甚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