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见到了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
●时间：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上午；地点：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共预备党员胡锦涛在游行行列中一面甩臂抬腿踏著正步，一面与左右的队友一起向右行注目礼
胡锦涛被清华水利工程系党组织“培养”了四年之久。一九六四年四月，即五四青年节之前，虚岁二十二的大学五年级学生胡锦涛，被党支部大会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发展党员，首先要看的就是此人在政治“大风大浪中”是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无疑，胡锦涛在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的审查中，被认为“符合党员标准”，即做到了这一条。他究竟只是人云亦云地跟随党中央的口号，还是在自己的学习、工作中有了具体的创造发挥，使党支部乃至系领导另眼相看？此点，留待今后继续发掘材料。
成为中共党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要紧跟中共各级组织的部署，“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胡锦涛一九五九年夏末进入清华，没有赶上狠批白专道路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但他赶上了“反右倾”，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一九六三年，
中共走出低谷，开始在全国城乡推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也赶上了；“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口号震天价响，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大论战也已拉开战幕……这一切，要求入党的胡锦涛都赶上了。
他还赶上了亲眼见到毛泽东。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五周年那天上午；地点：北京天安门广场。
胡锦涛进清华没多久，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岁生日。但他是初来乍到的新生，没有来得及参与筹备庆祝活动，除了在星期天坐车进城去瞻望为迎接建国十周年而竣工的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在内的“十大建筑”，就只能满怀羡慕地听著高年级同学兴奋地讲他们游行通过天安门检阅台，红旗如海，欢呼如潮。最令他神往的，当然是他们见到了心目中放射万丈光芒的红太阳。十年一大庆，五年一小庆，五年后，他总算赶上了这样的机会：清华大学抽调一千名学生，十月一日那天参加首都各界大游行。胡锦涛也被选上了。
在中共预备党员胡锦涛看来，这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锻炼。为期一个月的训练中，他和同伴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列队走步：每步七十五厘米，每分钟七十三步，从早练到晚，练得腿似铅、汗如雨。
终于到了国庆节那一天。凌晨一点，胡锦涛和同伴们就披著夜色起床，人人穿上白衬衣蓝长裤，整队集合。来到天安门附近游行出发地点时，才晨光熹微，秋寒料峭。不过，他们既不觉得苦，也没感到冷，胸臆间火热的激情在奔突鼓荡，憧憬著即将到来的一瞬。
确实只是一瞬。游行开始，清华的方队按照预定的顺序行进。随著“正步—走！”一声口令，胡锦涛和同学们甩手抬腿，踏著整齐划一的正步通过了天安门。《星岛日报》报导胡锦涛当年的一个同学回忆他“偷看毛主席”说：“胡锦涛禁不
住抬眼看了一眼在遥远的城楼上挥手的毛主席……虽然只是看了一眼，胡锦涛表现得非常激动。”这位同学回忆的这个细节并不太准确，胡锦涛并不是“偷看”了一眼。当队伍走到天安门城楼检阅台下时，所有的人都按要求一律向右上方行注目礼，胡锦涛抓住时机紧紧凝视，要把“人民大救星”的形象牢牢地铭刻在脑海里——虽然他未必真认准了在高高的城楼上，到底哪一个是毛泽东。
这个十月，胡锦涛还有另一个难忘的经历。周恩来亲自过问，首都文艺工作者创作排练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作为国庆献礼，清华大学选派了一百名学生参加合唱队，其中又有胡锦涛。十月十六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去观看了，并接见了全体演员。据称周恩来当场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晚清华校园到处是振臂欢呼的人潮，胡锦涛也兴奋地指挥同学们高唱《歌唱祖国》，嘹亮的歌声响彻星空。
胡锦涛被安排担任了低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在中国大陆的高等学府，安排高年级学生担任低年级的政治辅导员，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这可以一举三得：公家不必发工资，就得到了表现积极、听话的大批义工助手，去控制和引导低年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亦教亦学的政治辅导员，感到在政治上受到信任和培养，更加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同时得到了机会去锻炼才干、提高政治水平甚至平步青云；而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讲，与高年级学生担任的政治辅导员相处，因为彼此都是学生，处境接近，彼此更能理解沟通。
在没有大的政治风浪的年月里，担任政治辅导员，风险不大，只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去作“思想政治工作”。对于有心从政者来讲，固然会从这一工作中积累政治资源、增长工作经验；对于无心从政，只想在专业上发展的人来讲，则只会将之看成负担。但是话说回来，“组织上”对于学生政治辅导员也是给以回报的：那就是在其毕业分配时给以优先权：将之安插到最有利于发展的岗位——例如，他们能分到在最吃香的国家科研机关，或者留校任教，而这些岗位，本是许多更具有科研实力的同班同学觊觎的目标。
胡锦涛在学业上像一块海绵不断吸取，在政治上不断成熟，在不知不觉之间，踏上了将来在政坛飞黄腾达的第一级台阶。
10：结识了《光明日报》前总编辑
●在清华园，胡锦涛结识的人中最重要的一位，非刘永清莫属。周末他常常随小刘到她舅舅、《光明日报》前总编辑常芝青家去，常芝青从政治上点拨胡锦涛，他对他的首肯，是他们确定爱情关系的一颗很重的砝码
在清华园，胡锦涛结识了很多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非他未来的妻子刘永清莫属。
胡锦涛何以最终赢得了刘永清的芳心？
当时清华女生不多，全体女生都住在两栋学生宿舍楼。刘永清的女生宿舍离胡锦涛的宿舍不到二十米。胡锦涛要想与刘永清交往，是有地利之便；不过，这“近水楼台想得月”者没有上百也有几十，水利工程系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达到十几比一，可想而知女生怎样被追求者包围和争夺了。
胡锦涛是班上年龄最小的男生，刘永清则是班上最年轻的女生。刘永清个子不算高，皮肤白皙，相貌秀气，性格文静，在水利工程系是男生们争相呵护的小妹妹。她为什么来到这个一贯是男人天下的水利工程系？并不太好解释。她是从北京考入清华的，父亲是副局级干部，不过，当时她父亲似乎并不在北京任职，因为她经常在她母亲的哥哥、前《光明日报》总编辑常芝青的家里度周末。五十年代末期的一个副局级干部，在外地就算不低了，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到了北京往往就没人买帐——也就像后来那句笑话所说，“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还有人讥讽说：北京的“部长一会堂，局长一走廊，处长一操场”。或许，这是刘永清虽然进了这个名牌学府，却只能进冷门专业的因素之一吧。
但不管怎么说，刘永清是干部子女，胡锦涛家庭成分却是小业主，中间有一定政治等级的差距。这个等级是如何被胡锦涛跨越的？
有些港台海外媒体猜测说，因为胡锦涛是舞会上的“白马王子”。胡锦涛会跳舞也喜欢跳舞，这不假。在六十年代初期，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破坏迫使中共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文化生活也有所松动，从“反右”的朔风严霜中慢慢回暖。清华到了周末也常常举行舞会，让年轻人释放青春的能量。胡锦涛是舞会上的活跃分子，快三、慢四，翩翩穿旋，他往往会邀请坐在角落里不大吭声的刘永清。
但如果认为胡锦涛是因能歌善舞打动了刘永清，就未免太看轻了他和她了。报考进了水利工程系的少男少女，怎么会仅仅被舞步吸引住呢。
胡锦涛虽是学工，却爱好阅读文艺作品，常常到图书馆去借小说看：《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看了又推荐给刘永清。借书，还书，读书，谈书……成为两颗年轻的心交流的重要内容。他们慢慢走得越来越近了，行动越来越公开。
有理由相信，刘永清的舅舅常芝青的看法，对于他们确定爱情关系，是一颗很重的砝码。外甥女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自己的妹妹、妹夫把女儿托付给自己关照，她的终身大事，他能不闻不问吗？胡锦涛在北京没有别的亲戚，他与刘永清交往后，随著刘永清到常家去玩，后来走动越来越勤，常家简直就成了他的第二个家。那时，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度过，但是校园生活毕竟还是清苦，不仅学校食堂没有油水，当学生的也囊中羞涩，于是周末两个年轻人来了，常家总要为他们特别做几个好菜端上餐桌补一补。
那时五十来岁的常芝青，在中共新闻战线上可不是等闲人物。他是山西交城人。193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西北《抗战日报》总编辑，《晋绥日报》总编辑、社长，新华通讯社晋绥总分社社长。建国后，历任重庆《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社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胡锦涛随刘永清到他家度周末那段时节，他已经不当这个总编辑了，去管几家财贸报刊。
说起他不当《光明日报》总编辑，牵涉中共高层当时的一场为期甚短就夭折了的探索。他的这个职务，是被后来闻名天下的“大右派”储安平接替的。《光明日报》创刊于中共建政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最初由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主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毛泽东题词是：“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周恩来题词为：“光明之路”，朱德题词是：“民主光明”。一九五三年一月，《光明日报》改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主办，读者对象也主要是知识分子，但是领导权掌握在中共手里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前夕，中共最高层觉得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了几年，可以放放手了，不妨推进一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舆论界作出点“民主”样子，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中国民主同盟。便要撤出担任总编辑在这里镇守的中共老革命常芝青。中宣部副部长姚溱曾去找过老报人徐铸成，希望他接替主持《光明日报》，徐铸成没有答应。后来几经周折权衡，储安平被选中了，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走马上任。不料，他刚当了两个多月总编辑，椅子都没有坐热，毛泽东“阳谋”大展，储安平也成了被“引出洞”的“蛇”，因放言“党天下”而被中共反手一掌打成了“右派”。他过去办《观察》杂志的历史也被翻出来寻找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历史、思想根源，据学者谢泳的研究，论对《观察》的详细批判，要数《“从联合政府”驳储安平》《从储安平——〈观察〉看民主的个人主义新闻观点》两篇长文，而这两篇长文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被储安平接替的《光明日报》的前总编辑常芝青。
常芝青无疑是党性坚强的中共新闻老兵，胡锦涛认识他的时候，他虽然不会对这个后生小子谈什么高层机密，但是从政治上加以考察和点拨，却是他乐此不疲的——毛泽东那时已经向全党提出了要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并提出了五个条件了么。关于知识分子应加强思想改造，关于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经验教训，他都会对两个年轻人诲人不倦，在给他们加餐补充营养的同时，给他们精神食粮。
小业主家庭出身、亲友都是城市中底层民众的胡锦涛，对常芝青这样能直接聆听中共最高层指示的高级干部的话，充满敬畏地遵从。而常芝青对这个来自南方的小伙子一定也是满意的，并且将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刘永清的家长。
11：中国政坛上的“理盛文衰”
●中国的理工科大学，比文科大学出了更多的政坛明星。而清华大学校友中，更连续不断地涌现高官，从五十年代以来，有三百多人在权力结构的阶梯上攀登到副部级以上
追踪胡锦涛的人生轨迹，写到清华求学这一段，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坛上的“清华帮”现象。
清华人津津乐道几个官方发布的数字：一个是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有四百零一位曾是清华的教师或学生；另一个就是五十年代以来，清华大学共为中国贡献了三百多位副部级以上的官员。
谈到清华出政坛精英，首先要指出：中国的理工科大学，比文科大学出了更多的官场明星——这是一个相当引人瞩目的现象。统计文革中和文革后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官员，会发现：科技背景的人才比人文背景的人才晋升得更快、更多。虽然近年来有了更多法律、经济、管理专业出身的官员，使这一比例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在中共现任省部级以上干部中，仍然还是理工科背景的官员占了压倒优势。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当然还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意识形态领域成为充满了炮火硝烟的激烈战场，人文学科、意识形态领域，不论在哪个时期都被视为“重灾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一种危险的职业，人们特别容易犯“错误”，于是从两个方面受到了惨重的摧残——其一，“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些人因为所研究的课题或者所得出的成果，被扣上“资产阶级立场” “修正主义观点”或者“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乃至更骇人听闻的帽子，受到了批判和清算。其二，“杀鸡儆猴”，即使没有受到批判和清算的人，也往往胆颤心惊，于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创造能力、研究能力都遭到压抑，萎缩不振；或者尽量钻进书斋，选取那些与社会现实关系较小的、更远离人间烟火的课题来钻研。
此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翻过来倒过去地整人，差不多人人被人整，也人人整过人，都成了“老运动员”，恩恩怨怨也就积攒得更多更深。到了要确定提拔对象时，往往一个“乾净”的人、一个没有“民愤”的人也找不出来了！
科技背景的人比人文背景的人在政坛上冒升得更快，还有另一个原因：由于中共建政之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受到现实政治权力的粗暴干预，教条主义盛行，很难说是进入了真正的科学的层面，使社会工作者沦为“政治的奴仆”，在民众中威信扫地；倒是科技工作者，因为离政治稍远，受到的干扰相对较少，而且毕竟所从事的工作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必须按照辩证法办事，不然就会遭到自然规律的即刻报复和惩罚，于是相对而言，学理工科的人具有了更多一点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掌握了更多一点的科学方法论——我们说的仅仅是“更多一点”——这使他们在政坛上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尤其是在整个中国在七十年代后期“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迎来“科学的春天”之后，科技背景的人就更是行情暴涨。
●“清华帮”结起关系网
即便有上述大背景，还是得承认：在中国数千所高等院校中，还没有哪一所像清华大学那样，连续不断地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政坛高官。从中央最高决策层，到各部委、各省市的领导岗位，清华学子纷纷出镜。在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六名常委中，就有两名是清华的毕业生：姚依林（一九三四年历史系）和宋平（一九三五年化学系）；而在中共十四大上，他们两人年老退下，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新增加者也有两名是清华的毕业生：朱镕基和胡锦涛，朱胡两人又在十五大政治局常委中当选连任。“清华帮”在最近两届政治局委员这第二层次权力核心中，也有不小实力。在中共十四届政治局中，除了朱镕基和胡锦涛，还有吴邦国（一九六七年无线电系，国务院副总理），王汉斌（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来又又补进了第五名清华校友：黄菊（一九六三年电机系，上海市委书记）。而十五届政治局中，王汉斌虽然退下，又增加了吴官正（一九六五年动力系本科，一九六八年动力系研究生，山东省委书记），还是五名清华校友。
再往下一个层级：中央委员会，十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共有二十九名清华校友，其中正式委员十八名，候补委员十一名。
十四大半年以后的八届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清华校友再次大出锋头：有一人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六人出任国务院部长，他们是：国家安全部长贾春旺（一九五八年入学），广播电影电视部长艾知生（一九五一年毕业），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七十年代担任清华副校长），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一九五七年考入工程物理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一九五○年毕业于社会系），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曾建徽（一九四八年毕业于电机系）。
这次两会上，清华校友中还出了三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四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是：一九四九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土木系肄业、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李锡铭，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清华的社会学家、民盟主席费孝通，和王汉斌；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主政广东多年的叶剑英之子叶选平，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清华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朱光亚。
五年过去，到中共十五大、九届人大，清华校友的声势长盛不衰。政府领导成员中，清华校友人数或有减少，地位却更加显赫：朱镕基接过了“宰相”的大印，胡锦涛成为国家副主席；除他们之外，在比上届大为精简、总人数大为减少的内阁班子中，清华校友一人出任副总理（吴邦国），两人出任部长（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公安部长贾春旺）。
12：蒋南翔扮演了清华帮教父角色
●为什么这么多清华人能够在政治阶梯上飞黄腾达？中国大陆作家李方比较说：北大人的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被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倒的流浪汉。清华人则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信赖的士兵
清华凭什么能成为中国“第二党校”？为什么这么多清华人能够在政治阶梯上飞黄腾达？
北京大学师生一向与清华有类似英国的牛津和剑桥、美国的耶鲁和哈佛那样的瑜亮情结，对炙手可热的清华人当然有话要说。先前就有北大人冷嘲热讽：清华学子循规蹈矩者多，“符合党的选拔人才的标准”，而北大学子则重视独立、自由，不买当权者的账。
有一种解释，将众多清华人执掌重权归功于清华治学务实、重视群体合作的校风。一位毕业于北大、目前在清大教书，对两校风格有切身体会的教授就认为，清华重团体，北大重个人；清华学生多务实，北大学生多浪漫；清华喜宁静，北大喜喧嚣。从政的清华人确实大抵都是从企业中脱颖而出走向官场，沿著“技术员—工程师—企业负责人—政府该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某级政府负责人”这样的轨迹升上去，从治厂，到治行业，再到治地方，最后进入治国的行列。但是对这种说法，在北大的网站上也有人反诘：这些清华人究竟有没有企业管理和经营的才能？他们是否真是凭借其在企业的真实业绩而冒出？如果清华人真的务实，善于经营企业，为什么清华的校办企业办不过北大的校办企业？
清华办企业比北大早，八十年代中期就大张旗鼓地搞起来了，最早的就是“清华紫光”——有人讥讽说：这岂不是明显暗示自己所谓“中南海紫光阁”的“显赫背景”！不过清华紫光公司的发展并不那么出色，反倒是专业相对来说比较偏于理论化的北京大学，搞出了全亚洲最大的校办企业、唯一进入中国电子工业十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十强、中国企业五百强的校办企业——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其年产值居然占全国高校校办企业年总产值的四分之一还多，相当于清华所有企业的产值总额的三倍多！
当然，校办企业的输赢，未必能做两所大学培养的人才的素质优劣的判断依据，不如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通过比较来把握清华人的精神特质和人生路向。中国大陆毕业于北大的散文作家李方，曾有一篇文章《北大与清华》，相当深刻地对比了两校学子的分野。他说：
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审视，清华人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的主流。北大人作为一个批评者而不是建议者，则永远带著异端式的怀疑的目光。
由过早地入世到过早地退隐，北大人往往意识不到道家精神是如何地渗入了他们的灵魂。……清华人则在科学和自律的外表下更接近于真正的儒家。
北大人是以傲气著名的，以至不屑于在世俗中为了某一目的而呼朋引类。清华人则不然，他们似乎天然具有某种群体合作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北大像雅典，而清华则像斯巴达。
最值得重视的还是这一段：“中国今后的历史，很可能还是清华人来写，北大人则永远会以一种精神漫游者的形象被归入另类。他们的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被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倒的流浪汉。清华人，则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信赖的士兵。”（以上引文均见《欲望元年——新人类的道德与出路》，李方著，敦煌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胡锦涛的人生历程，验证了上述论断中清华人的“下者”（可信赖的士兵）和“中者”（稳健的官吏），现在就看他是否能证实“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了。
●蒋南翔扮演了清华帮教父角色
如果说，校风熏陶与政坛明星成长的关系毕竟很抽象，看不见摸不著，那么更具体更切实的缘由，是清华的掌门人蒋南翔。
在清华先当学生后当校长的蒋南翔，对于“清华帮”的贡献，主要是两点：第一，在北平“一二?九运动”期间，他是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率先喊出“中国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著名口号，将一大批清华人培养、锻炼成坚定的革命者，后来担任中共高级职务。除最后升到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和宋平之外，还有曾任中共石油部长的康世恩，曾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荣高棠，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等等。在那批清华人中，出了著名的“南北两乔木”。“北方乔木”是中共的老笔杆子胡乔木，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也曾担任刘少奇的秘书，还担任过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最后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沙皇”。“南方乔木”是乔冠华，他写文章的笔名是“乔木”，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长年主持中共喉舌《新华日报》笔政，后来成为中国外交界继周恩来之后最有才华、最有魅力的干才，一九七二年曾以外交部长衔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出席联合国恢复中国大陆席位的那一次大会。
蒋南翔的第二点功劳，就是中共建政后他长期担任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如果说在中共开国功臣中，清华人虽然出众，人数却有限，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政坛的清华人就越来越多了。蒋南翔不同于北大校长马寅初是党外学者，也不同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谢觉哉是党内夫子，他极有心计地从高教界、教育界开始，由近及远，向各级各界培植和扩展清华势力。他从清华同期、前后期校友中，提拔输送了大量干部到各个关键岗位，使清华大学在高教界的影响根深蒂固、咄咄逼人，以致人们一提高教部，就习惯性地称之为“蒋管区”。对于一届又一届毕业生的分配去向，他也非常重视，因为他再清楚不过：“今天的桃李，就是明天的栋梁。”
这位老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感情无比深厚，在临终弥留时，他对身旁的亲属说：“我一生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把我那笔小小的存款交给学校，作为学生奖学金吧。”
13：唯一能在中南海举行活动的校友会
●蒋南翔用三个培养人才的法宝：因材施教、文体社团、政治辅导员，打造“满清王朝”。胡锦涛正是这三条的受惠者。还有多少受惠者？连中南海里都有半公开的“清华校友会”组织——或许是唯一一个能够在中南海里举行活动的校友会
继蒋南翔之后，清华校长何东昌又出任教育部部长，后来教育部升格为国家教委之后，他担任副主任，掌握实权。他本人思想保守僵化，在“八九6.4”中更声名狼籍，但是却不遗余力地巩固“清华帮”的影响；何东昌下台后，清华又一任校长张孝文又调任国家教委第一副主任；国家教委的另一位副主任滕藤，也是清华大学一九五一年毕业生，后来也担任过清华副校长。
清华毕业的旅美学者迟延昆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何以最近二十年来相当多的高级官员出身于清华：“我认为这主要是蒋南翔的教育思想的结果。蒋南翔有三个培养人才的法宝：因材施教、文体社团、政治辅导员三大制度。因材施教是从分专业开始，选出一批学习优秀的学生给他们加担子、创条件，使之在学业上更上一层楼。用蒋校长的话说：‘天才的头脑是肥沃的土壤’。可惜文革打断科研的部署，这一条没有可见的成果。但至少有一个好处：加了担子，开阔眼界，骄气无形之中消退了不少。大张旗鼓把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作为培养人才的一大渠道，我当时并不理解——清华总不是体育学院。但渐渐地明白了这些课外活动对于陶冶情操培养团队精神的重要。”
迟延昆特别强调第三条：“政治辅导员制度完全是蒋南翔的创造。即选拔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低年级的辅导员，实际上有点像中学的班主任，此外还包括团委、学生会的半脱产的主要干部。这些辅导员晚毕业一年，在作辅导员其间给一定的津贴。这一渠道明里说是‘双肩挑’的集中表现，实际上真正的目的是要培养懂业务的领导干部。……我所认识的政治辅导员除一人在加里福尼亚外，都从了政。”
胡锦涛正是蒋南翔这“三个培养人才的法宝”的受惠者。还有多少人是蒋南翔这三大法宝的受惠者？据清华校友会一位活跃人士告诉笔者，连中南海里都有半公开的“清华校友会”组织——或许是唯一一个能够在中南海里举行活动的校友会。
目前并无资料显示胡锦涛在校期间与蒋南翔有任何直接的接触——胡锦涛听过校长的报告，蒋南翔看过校文工团的舞蹈节目，仅此而已。但是世事难料：在胡锦涛的政治生涯中，蒋南翔至少有过一次极其关键的提携，那已经是胡锦涛离开母校十四年、而蒋南翔也早已离开清华的后话了。
关于“清华帮”现象，海内外媒体都极感兴趣，有心人从省部级官员、从军队、政法、金融、外交、组织等各个领域，从“太子党”的观察角度，将清华人一一发掘出来，以说明清华帮是何等声势浩大。对于地方封疆大吏中清华校友成群占据要津，江泽民最有切身感受，因为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上海市党政主要领导中，至少有五名是清华毕业生，除了当时的市长朱镕基和市委副书记吴邦国之外，还有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黄菊，副市长倪天增和蒋以任。江泽民当上总书记之后，有一次到清华与师生座谈时脱口而出：“我们上海领导都成了‘清华帮’了。”似乎意识到什么，他赶快又加上一句：“我是开玩笑。”
清华人自己对此也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本书笔者在国内采访时，曾有一位清华人说：你知道“满清王朝”的说法吗？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国歌，都得归功于清华人！确有其事。早年清华留美学生、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任五十年代的教育部长，后改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他在全国政协会议筹备建国期间，提议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为大会接受。在挑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时，又是由张奚若力荐，徐悲鸿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提议才获得通过。
在政坛清华帮中，有几位对于胡锦涛在政坛上的轨迹相当重要，值得多花一点篇幅来介绍。
首先是朱镕基。中共十二大时，他连代表都没当上；中共十三大时，他仅为候补中央委员；而中共十四大，他一大步跨入政治局常委，成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而十五大上，他当上总理。
一九二八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朱镕基，于一九四七年即十九岁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比胡锦涛要早十二年，后担任过清华学生自治会主席。几乎与中共建国同时，一九四九年十月，他成为中共员。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到基层，文革中又受到冲击，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才算告别厄运。朱镕基与清华母校关系非常密切，自打一九八四年清华大学成立经济管理学院，他就兼任该院院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每学期都要听取该院工作汇报，并亲自带过四名博士生，即使在他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一直没有中断；到他进了中央当了总理，也仍然坚持亲自培养从事经济管理人才。朱镕基很少题词，但是该院新教学楼大理石墙上，凸嵌著六个颇具魏碑功力的大字“经济管理学院”，就是他的手迹，却并无署名。朱镕基多次扬言，“我退休后要到清华教书”。然而二○○一年六月七日，就在退休之日已经遥遥在望之时，他突然去清华发表告别演说，宣布辞去兼职十七年的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演说中充满伤感：“今天，我告别清华，以后就很少来了。说实话，永远也不来了。但是，请大家放心，我的心永远留在清华。再见了，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几乎是同时，六月下旬，他把自己重游湖南老家的诗作交给《中华诗词》杂志发表，还特意附上该诗手迹的照片。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诗是写在印有“清华大学”字样的信笺上的。是什么促使他作出了辞职、“永远也不来了”的决定，同时又毫不隐晦地宣布“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著意要通过手迹照片强调自己与清华的关系？他留下一个谜，又留下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线索让大家来猜谜。江泽民是肯定知道谜底的，而胡锦涛也知道谜底。
14：影响胡锦涛仕途的清华人
●对胡锦涛拔擢最力的清华人是宋平。他担任甘肃省一把手和进入最高决策层主管组织人事的半届任期内，对胡锦涛的命运起到关键作用。另一位对胡锦涛青云直上有极大关系的清华人是胡启立
清华人中要论对胡锦涛拔擢最力的，自然是宋平。他与姚依林一样，是中共老一辈中官当得最大的清华人。宋平比一九三四年考入清华的姚依林低一届。与胡锦涛夫妇的一个共同点是，宋平夫妇也双双出自清华，他夫人陈舜瑶比他更低一届。
一九三九年的清华毕业生宋平，在他得到清华大学毕业文凭的五十周年之际，成为与他的学兄姚依林一样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共组织人事——这是一个最有实权的岗位。在他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和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的这半届任期内，对胡锦涛的命运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另一位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胡锦涛的青云直上也有极大关系的清华人，是胡启立。一般人看待胡启立与胡锦涛的关系，往往从共青团派系的传承关系上著眼，忽略了“清华帮”这一角度。胡启立并不是清华毕业生，他与清华的渊源是在七十年代后期出任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便也被列进“清华帮”的名单。胡启立虽然一度执掌重权，成为中央决策圈的五名常委之一并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在“六四”后受到贬黜，从决策圈里被赶了出来。后来又复出，担任了电子部副部长、部长。
胡锦涛的同辈校友中，在仕途上离得最近的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这位安徽同乡比胡锦涛晚了一脚进清华园，经历大同小异：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电真空器件专业，低年级时当过团支部书记、班长，三年级时加入中共，尔后也担任过学生政治辅导员、系团委副书记。但毕业后，他没有像胡锦涛那样远离大城市，而是回到了上海，直到上调北京之前，再没有离开过上海。另一个与胡锦涛的不同点是，他在一家电子管厂先后任工人、技术员、车间主任、副厂长和厂长，是从业务和行政这条线上晋升的，而不是从党务政工这条线。
黄菊，一九六二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算是胡锦涛的学兄。他也长期在上海市基层单位工作，在江泽民、朱镕基和吴邦国先后调升到中央之后，他任上海市委一把手，主管这个中国的最大城市。
吴官正，也是胡锦涛的学兄，清华一九六五年动力系本科，一九六八年动力系研究生。他长期在武汉附近的葛店化工厂从事技术、担任业务主管，一九七五年担任武汉市科委副主任，就此走上政坛，从武汉市长、江西省长、省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进入十五届政治局。
还有一个汪恕诚，论权力级别远不能与上述几位校友相提并论，只是当今国务院水利部长，但是论与胡锦涛的关系，却比他们近得多——他是胡锦涛的同系同届的同窗。
他们因为专业不同，学业上的接触不是很多。但是汪恕诚当年是团支部组织委员，作为学生干部，社会活动很多，与胡锦涛相当熟识。毕业后汪恕诚接著读研究生，与留校当政治辅导员兼搞一些科研的胡锦涛同在一个党支部，胡锦涛这时已经是正式党员，而汪恕诚则是预备党员，接触就更频繁。
汪恕诚后来被分配到第六工程局，与胡锦涛就天各一方了。他的仕途之路一度蹒跚难行，一九八二年当上第六工程局党委副书记，一九八七年晋升为正局级职务，工作岗位换了好几个，但是都不算提升。一九九三年八届人大国务院换届时，胡锦涛主持人事安排，汪恕诚由被撤消的能源部的一个司长，升为新的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成员。但是到九八年，国家机关进一步改革，电力工业部又被撤消，汪恕诚被安排屈居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但是那一年的“世纪洪灾”，给他提供了意外的机会：朱镕基认为“发生这么大的洪水，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水利主管部门总要对人民有个交代”，于是刚刚上任八个月的水利部长钮茂生黯然离职，去了河北，汪恕诚这才进了朱镕基内阁。
15：胡锦涛重视清华校友人脉
●胡锦涛与师长和同窗保持联络，时常嘘寒问暖。校友会通知活动，他总是尽量抽时间出席。尽管以他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再怎么轻车简从，也必然前呼后拥，难以与大家无拘无束
胡锦涛在清华时，除了汪恕诚之外，认识其他这些政坛上的同辈人吗？与日后提携他的学长有过交往吗？目前无法证实。可以设想：清华大学举行团代会和学代会时，年轻的胡锦涛与吴官正、吴邦国、黄菊这些人，或许同为代表；但是很难认定他们相识，彼此提携呼应，更谈不上交情。胡锦涛并没有早早有意识地为从政而广结人脉，编织网络，为日后继承大统预作前期准备。他自己说“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当官，年轻时作的是红色水利专家的梦”，大体上是可信的。
然而，胡锦涛对清华这段岁月，却不可能不是刻骨铭心地牢记，因为他的生命近六分之一的“黄金时段”，他事业的蓝图，他爱情的梦，都是与清华园联系在一起的。
一九六五年初夏，胡锦涛毕业了。作为又红又专、亦教亦学的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他被选中留校，担任政治辅导员，同时参与一些科研工作。
他的恋人刘永清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被分配到甘肃兰州附近的八盘峡，那里正在抓紧设计，筹备黄河上的又一座水电站破土动工。八盘峡水电站后来于一九六九年十月正式开工，一九七五年九月开始发电，一九八○年竣工，安装了五台机组，总装机容量为十八万千瓦。
尽管胡锦涛并没有表现出那么强的政治功名心，或许更多地只是出于一种性格和习惯吧，他与师长和同窗保持联络，时常嘘寒问暖。由于他过人的记忆力，在交往中总能让对方感觉热诚和亲切。当他的职务不断提升之时，不难想象，他对许多细节的关注与铭记，更会让人惊喜和感动。入主团中央和成为一方诸侯了，同学打电话找他，只要他在，总是亲自接电话，为同学排忧解难；还说，有事若找不到他，“可找永清”。
有记者挖出他在贵州当省委书记时的一段佳话：有一个星期天，他步行去拜访一位在基层工作的清华老同学，不巧，这位同学不在家，只有他的岳父母在家。他便和二位老人“亲切地攀谈起来”。这位同学回家之后，根据岳父描绘来客的相貌衣著、言谈举止，断定是胡锦涛来过，告诉老人这是省委书记，老人惊叹不已。
胡锦涛相当积极地通过校友会与校友联络，得到活动的通知，总是尽量抽时间出席。他高升到中央，曾不无遗憾地说：“以后再想来参加大家的活动，就没这么自由了。”但是他还是在同学欢聚的不少场合露面——尽管以他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再怎么轻车简从，也必然是秘书、警卫、校方领导等等前呼后拥，难以与大家无拘无束地畅叙友情。
一九九五年四月三十日，胡锦涛来到当年学习过的新水利馆三○三教室，与同年级学友共庆毕业三十周年，他们在校园内的近春楼前种下了一棵雪松。这棵象征著水利系一九五九级学子心愿的雪松葳蕤茂盛，树前的纪念石上刻有胡锦涛和全体学友的签名。在那次聚会中，著名水利专家、清华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张光斗院士来到会场，胡锦涛马上站起来，向张老鞠躬致意。
一九九九年四月下旬，一九五九级八十多位校友又在北京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聚会，欢庆入学四十周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八点多，胡锦涛和刘永清一起，在同级学友、水利部部长汪恕诚陪同下，也赶到八楼会议室，与大家共话同窗情谊。之所以在这里举行，是因为水科院院长高季章是清华水利系一九六九届校友，而副院长孔昭年，更是胡锦涛的同届校友。
16：清华给胡锦涛从政储备了丰富资源
●清华人中的政坛明星犹如过江之鲫，预先给胡锦涛未来从政，准备下了一笔极其丰富的资源宝藏。虽然他尽可能地淡化“清华帮”色彩，但是这张网的存在，就使胡锦涛的政治潜力不容人小觑
胡锦涛亲切地叫著许多同学的名字，回忆当年与哪几位同学同住一间宿舍等各种往事。他还饱含感情地说：“在我们大家欢聚一堂的时候，我首先要谈到我们年级已经去世的十一位同学。他们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为国家、为人民所做的贡献，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他又说：“我还要特别提到那些长期奋斗在边远省区、在基层第一线的同学。因为他们的敬业精神、献身精神使我非常敬佩，值得我永远学习。”
胡锦涛与同窗们侃侃而谈了近两个小时，最后说：“我还要向大家表示歉意，因为明后天的活动我不能参加了，好在我们家还有一个代表……”大家一下子笑了起来。第二天上午，他们家的“代表”刘永清又来参加了座谈、聚会。
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是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胡锦涛、刘永清夫妇俩又来到清华园内新水楼，在楼前与校友合影后，参加了由当年的团支部组织委员汪恕诚主持的座谈。
在几位校友发言后，胡锦涛也发了言。他说：我对母校建校九十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借这个机会，向母校的教职员工、向所有的清华校友表示衷心的问候。回顾四十二年前，我们还是处在青春年华时间，来到了美丽的清华园，在这里度过了六年难忘的时光，正因为在清华六年的大学生活打下的基础，正因为在六年当中我所受到的清华精神的熏陶，使得我们在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能够始终不忘国家，不忘我们应给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我觉得，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清华校友当中既涌现出了一批治学大师，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治国兴业的人才。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为清华校友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也应该为母校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功感到骄傲。
随后，他在校党委陈希副书记陪同下，与汪恕诚等一起步行走向新落成的体育中心，参加庆典，一路上与前来参加校庆的老校友和青年学生握手交谈。
胡锦涛参加类似活动不少，除了校一级活动有时见诸报端之外，系和年级的活动，媒体一般很少报导，因为胡锦涛不愿意曝光太多，他把这些活动定位在私人的范围。
清华人中的政坛明星犹如过江之鲫，毕竟预先给胡锦涛未来从政，准备下了一笔极其丰富的资源宝藏。虽然他尽可能地淡化“清华帮”色彩，但是这张网的存在，就使胡锦涛的政治潜力不容人小觑。
●文革：清华生涯的句号
如果没有文革，胡锦涛的清华学子生涯将是十全十美：学业出众，入了党，认识了未来的妻子，留校从事教学与研究……不论是事业还是家庭，都展现出一片绚烂辉煌的前景。
可惜，来了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毕业一年之后，胡锦涛赶上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黑色龙卷风，清华大学一下成了旋涡的中心。
蒋南翔在风暴刚起时就首当其冲，被整了下去，校党委迅即瘫痪。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鉴于清华大学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之十分重视，有意将清华作为亲自抓的点，稳住被毛泽东在南方遥控的咄咄逼人的攻势所冲乱的阵脚。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委派他在“四清”运动中活跃一时的夫人王光美到清华，开始是“看大字报”，两天后正式参加了派驻该校的工作组。工作组操纵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对不听部署的少数“反动学生”“枪打出头鸟”，逼出个绝食抗议的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闹得满城风雨。
毛泽东要打倒他视作“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刘少奇，清华园这一场斗争也就正好借题发挥。当毛泽东指挥中央文革煽风点火，狠批刘少奇，蒯大富一下成了全国响当当的造反英雄，手眼通天的文革闯将，拉起了“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的造反派组织，后来又发起创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领取了张春桥传达的旨意之后，带著队伍到天安门广场游行集会，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刷遍全城，一时炙手可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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