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革与旧政府”的对垒
在文革初期的权力格局中，周恩来所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同以江青为老板的文革小组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由于文革小组贯彻执行的是毛泽东”天下大乱”的意图，因而总能得到毛的支持而占上风；而周这一方则因往往不合毛的意图，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而屡屡败下阵来。
文革全面发动后，毛泽东采取的是”两手抓”的策略，所依靠的也是两套班子：一方面通过由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指挥运动，贯彻他的各种
意图；另一方面则依靠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维持和应付日常局面。尽管在《五一六通知》中明文规定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不过
出于对运动发号拖令的需要，毛泽东更倚重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经常绕过周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而直接向文革小组布置任务。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文革
小组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与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由于这两者所担负的角色截然下同，看问题的立场角度也大相径庭，因而双
方的摩擦和冲突下可避免。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首当其冲。虽然他善于隐忍周旋，尽可能地与中央文革求同存异，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但双方的关系还是日益紧张，成为文革
女老板江青的眼中钉印发泄的对象。比如，从一开始，江青就对周奉毛泽东之命过问清华大学运动时，有意不点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名(王当时任该校工作组成员
–作者注)很有意见，认为周旗帜不鲜明，对前述周所开列的”保护名单”，江青也很下高兴，特别是对宋庆龄的保护，更是让她憋了一肚子火。据知情人回忆，曾
发生过这样的一幕：当江青看到摆在自己桌上的由周恩来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时，竟然歇斯底里大发作，伸手把书扔到地上，抬起双脚践踏，一边用劲踩一边
气冲冲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
由于中央文革多是奉旨行事，贯彻执行的是毛泽东”天下大乱”的战略意图，因而在两军对阵中，总是能得到毛的支持和撑腰而占上风，而周恩来这
一方则因往往不台毛的意图，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而屡屡败下阵来。比如，八月下旬，针对日趋严重的红卫兵以查抄工作组”黑材料”的名义，冲击党政机关的问
题，周与陶铸商量后，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党和国家机密和要害部门的通知，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和中央文革披阅。江青对这个把属于党和国家机
密要害部门的范围规定得极其详尽，几乎无所不包的通知，十分不满，认定这是周恩来借机划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于是她在上面批道：”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
下，更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毛阅后支持了江青的意见，批示：”此件不发”"，把文件退了回去。又如，周恩来针对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乱
斗问题，花了不少精力起草了一份《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对红卫兵的纲领、性质、条件、组织、纪律等问题作了阐述，强调红卫兵要学习掌握政策，遵守纪
律。随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对此进行讨论，准备印发全国贯彻执行。与会的多数人表示赞成，认为现在该是强调讲政策的时候了。
然而，中央文革却从中作梗，康生表示要慎重考虑，否则”有包办代替的危险”。姚文元则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讲政策。康、姚二人在会上
一唱一和，挑刺刁难，是因为文革女老板江青早就非常不满周恩来自文革发动以来，不断出面制止红卫兵乱揪乱门的做法。她曾多次讥讽周足”灭火队长”，甚至当
面责骂周：”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下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就这样，由于中央文革的反对，这份文件最后胎死腹中。
当然，江青对周恩来并不完全是一味的打压拆台，也还有拉拢争取的另一手。这究竟是出于江青本人的智谋，还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不得而知。自
从周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后，江青曾几次表示”欢迎”他参加由她一手把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周心里当然清楚江青此举所打
的如意算盘，是要他放弃所工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把两者合二为一，形成由中央文革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周所不能接受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所主持的中央
常委碰头会是经毛泽东授权的，不经毛的同意，他不会拱手相让，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在眼前的乱局中唯一可以对时局发挥影响的阵地。于是，周恩来婉言谢绝了江青
的这番”好意”，并且不动声色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施展自己擅长团结各种人的本事，把党内的第四号人物、同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拉到他这一
边，并尽可能地与文革小组的另一个顾问康生保持好关系，在遇到问题时，注意尊重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意见，即便是对中央文革中的”小字辈”，诸如王力、关
峰、戚本禹等人，周也纡尊降贵，注意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江青本人，周更是格外恭敬，小心周旋，决不与她正面冲突。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中央文
革小组。
江青见拉拢不成，反而被周恩来挖了墙脚，十分恼火，于是迁怒于陶铸，不断地找他的碴。在后来陶铸被打倒以后，江青的一腔怨恨借机发泄出来，
指着周的鼻子骂道：”你一贯地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里艺，伯，成心拆散中央文
革。”
江青见拉拢这一手不起作用，便开始整周恩来，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让总理知道一下老娘的厉害”。她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不断地向毛泽东告状吹风，说周的坏话，另一方面私下挑唆学生造反派中的头面人物出来反周。
九月下旬，江青指定她的亲信张春桥主持由中央文革召集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会。会上，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蒯大富在江青的授意下，公开点
了周恩来的名，指责他在重大问题上”和稀泥”，搞”折衷主义”。还提出真正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江青在听取汇报
后，立即表态同意蒯大富的看法，说周恩来”就是和稀泥，搞折衷主义”。陈伯达也附和说：总理就是旗帜不鲜明。文革小组会议随即作出决定，把座谈会的记录送
毛泽东，并由王力、关峰起草一篇《红旗》杂志国庆社论，批判”折衷主义”，强调要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这就是后来社会上出现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散布文
革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的流言的由来。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由来
文革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党内外的抵制，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但毛泽东决意硬着头皮搞下去。毛在国庆节之夜天安门城楼上语惊四座地表示：”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毛为了排除阻力而发动的一场新战役。
毛泽东对江青不断反映周恩来在政治上的暧昧态度自然感到不快，对他所主持的工作也有意见，不过毛此刻更关注的还是整个运动的形势，对近来青
岛、长沙、西安等地不断发生工农群众围攻学生的情况甚感忧虑。毛十分清楚在工农群众干预学生运动的背后，是党内各级干部对他发动的文革运动存在抵触情绪，
而根子则在于刘少奇的阴魂不散。因此必须在下一步运动中解决这个问题。
善于从历史中寻找灵感的毛泽东很快便从延安整风期间通过批判”错误路线”，斗垮王明一事中得到启发，决定用批判刘少奇所代表的”错误路线”来统领全局，作为下一步运动的突破口。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九月下旬，毛泽东对八、九两月运动的形势，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特别是
批判错误路线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在这里，毛一石数鸟：其一，把刘少奇的问题正式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这在党内斗争中是性质最为严重的错误，作为错误路
线的代表人物更是意味著在政治上永无翻身之日。其二，又可用来对付刘少奇线上的人，特别是那些对文革存有抵触情绪而又不肯转弯的党内反对力量，以”顽固坚
持错误路线”的罪名将他们打下去。其三，含蓄地敲打了周恩来，警告他不要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态度暧昧，左右摇摆，重犯以往历史上的错误。毛的这一思想，就是
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浪潮的由来。
顺便一提的是，目前大陆官方和学术界为了在政治上维护毛泽东早已摇摇欲堕的偶像，而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曾在文革中搞乱全国的提
法，不是归咎于林彪，就是归咎于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其实，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和最后定夺的正是毛本人。毛泽东要开展对刘少奇”错误路线”批判的意
图，随后由林彪在国庆大会上的讲话中转述出来，宣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
续。”
这其中还有一段插曲。陈伯达、张春桥在起草林彪国庆讲话时最初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但是，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认为这
一提法太重，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被毛泽东所采纳。心有不甘的张春桥在林彪讲话后的当晚向毛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赂线”的提法在语法上
不通，建议再改回来。毛经过考虑后，表示不要再改回来了，以后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
就这样，毛泽东一槌定音。随后《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向全国传达阐述了毛的这一思想，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其中并
专门写了一段针对周恩来的内容，说：”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
采取折衷主义。”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为肇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这是毛泽东面对党内抵制文革的强大阻力而发动的
一场新战役。尽管毛事先对此已经有所估计，但党内抵触情绪竟然如此之大，还是出乎意料，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困境：运动已经一发而不可收，而继续搞下去的话，
又困难重重，前途难以逆料，弄不好会身败名裂。但是，对毛来说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只好铤而走险，硬著头皮搞下去。毛泽东的这种心境，在国庆节之夜天安
门城楼上同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曾经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他语惊四座，说：”文化大革命，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
毙。”为此，毛泽东改变了最初文革运动搞三个月收兵的设想，用大批判开路，继续放手大搞，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在下面发动群众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全
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营造声势，向党内反对势力施压；另一方面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试图对党内各级领导干部”打通思
想”，说服他们接受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果却令毛泽东大失所望。更准确地说，经过这次会议，毛已经对说服与他本人离心离德的党内高级干部失去了信
心，会议一开始，林彪和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轮番上阵，大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张挞伐，指名道姓地抨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
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是把国民党的”训政”那一套搬了出来；宣称”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尽管林彪和陈伯达两人在会上讲话的调门很高，却无法打消与会者对文革运动的思想顾虑和抵触情绪。这些普遍受到冲击的各省、市、自治区的方面
大员迫于形势，不得不检讨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但在私下里却纷纷倒苦水，吐怨言，谈忧虑，摆自己或本地区，本部门各级干部被揪
斗、”坐喷气式飞机”和戴高帽子游街的情况。更有甚者，有人还公然提出要对工作组的问题”重新估计”，企图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虽然会期后来一延再延，
但仍然无法打通与会者的思想，相反倒更像一次”诉苦大会”。这样，毛泽东的设想完全落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知道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已经大大地得罪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高级干部，这批人在党内人数众多，在政治上的能量不
可小视，是日后刘少奇搞翻案，清算文革的党内基础。毛是那种对人不得罪则已，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大约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暗中盘算寻找一条彻底
的解决之道，把这批盘踞党内要津的人统统踢出去。
不过，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是故作姿态，出面安抚这些被红卫兵冲得不亦乐乎的党内高级干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和谅解，说：文化大革命这个
火是我放起来的；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有抵触，也是难怪的，是可以理解的。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
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苦急呀。甚至还表示：万万不能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成了黑帮，我就不好混了。不过另一方
面，毛还是坚持认为：我看冲一下也有好处，你们回去后要振奋精神，好好工作。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有些不同的意见。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其中部分矛头是针对他而来
的，是对他所主持的八、九两月的工作提出的批评。更主要的是，周深知这样一来，不仅对刘少奇的批判将大大升级，而且运动的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将有更多的
人被牵连其中。在这种情况下，运动的收场将更加遥遥无期。这是他内心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眼前的乱局已经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了，顾此失彼，实在难以招架。
为此，周恩来专门找了《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的起草人、中央文单小组成员关锋谈这个问题，提出路线上的问题终归还是党内问题，不同意使
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关锋则坚持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可以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说服他。踌躇再三之后，周又去向
毛泽东反映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问道：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当毛讲了这个提法的来龙文
脉后，周明白这是毛本人的意思，只好表示”我懂了”，不再吭声了。
当然，周恩来的内心疑问并没有真正打消，只不过出于”保持晚节”的心态而强迫自己接受毛泽东的主张罢了。周的这种思想状况在十月中央工作会
议前后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按照毛的部署，出面劝说党内高级干部打通思想时，就着重强调了”保持晚节”的问题，在闭幕会的讲
话中也专门谈了一段”保持晚节”的问题，说：”我们在座的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了，都是半辈子以后的人了，我们的晚年就是主席所说的，如何保持晚节，这不是
消极的口号，应该说是积极的，在晚年也要前进嘛，也要革命麻!”
其实，对文革运动的这种搞法，周恩来自己也是满腹疑云，思想上有许多不解之处，所以只好讲些空泛的大道理来努力说服满腹牢骚的党内高级干
部，同时也努力说服自己。比如，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生在这个伟大光荣的时代，能够亲自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是光荣的幸福的，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无
关大小，都应该把它丢掉，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这个年代比斯大林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更伟大。我们还有世界革命的问题，个人还有什么舍下得
丢掉的?还说，”轰一下怕什么?不是敌人，打错了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要受得住才行，要经得起考验。过去革命是敌人考验我们，现在则是在群众运动中考验我
们。”
“群众斗争你，批判你，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说得很严重，顶得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又如，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说：”群众的批评是不那
么好受的，不如顺耳的话那么好听，但是它对你有好处，是真正的爱护领导。良药苦口利于病。”提出：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当然不是革你的整个政治生
命，这是要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
清下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只要紧跟主席，立场对头了，就有可能不致掉队太远，或掉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周的这一番话，与其说是在打通别人的思
想，倒不如说是讲给自己听的，是他那茫然而又困惑心情的流露。
应该说，周恩来这时已经开始看出文革运动这种搞法的种种乖谬之处，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大局面”，”这样一想，就不寒而栗，而且汗流浃背”。但是，他还是努力在政治上跟着毛泽东走。
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个人的正式发言，表态拥护毛泽东和林彪在会上的讲话，表示自己要努力紧跟毛、林，说：学主席，可
学而不可及，但应学习主席的接班人林彪，不能有任何动摇。对毛泽东最新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搞五年的设想，周恩来含蓄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承认毛在政治
上”有远见”，然后又对毛的设想加以解释，提出运动应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说：”我们应该设想，有缓有急，有张有弛，客观上也要松弛波浪式发展。”对
运动的态度，他结合个人的体会，强调说：”首先，放手支持；其次，挺身而出欢迎；第三，敢于讲政策。”当然，周恩来很清楚如果不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从
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批刘少奇、邓小平的话，在政治上是过不了关的。不过，他还是用了一番心思，采取转弯抹角的说法，避免直接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提法，代之以”错误路线”，并暗示其在党内并不占统治地位。他在讲话提纲中这样写道：
”这次会议对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反对和阻碍以毛主席为代表占全党主要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做了比较深
刻的揭发和批判。对于以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刘、邓两同志的检讨，也较以前进了一步。但是，少奇同志
对于长期以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自搞一套，与主席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情绪，还没有从思想作风和历史社会根源上挖深挖透。因为对这些根本问
题，我们高级干部不能简单地以保证今后遵守纪律来回答。小平同志对于近十年来辜负主席和全党的信任和期望，距离毛泽东思想日远，甚至格格不入，做官当老
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日久，思想作风日益退化，把书记处形成独立王国，以至党中央各部委没有一个不发生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没有做更深刻的揭发，在检讨
中又还有一蹶不振的思想情绪，这是值得小平同志深省的。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虽有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只提过改良主
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示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
之虞。但我有一个信心和认识，如果掉了队，犯了错，有人提醒我或自己觉察到，我必下定决心，知过必改，努力赶上。”
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连同刘少奇、邓小平两人的检讨不陉而走，很快地散播全国。在此之前，中央又向全党转发了根据
林彪提议而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于是，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彻底批判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纷纷踢开党委闹革命，”炮轰”、”火烧”、”砸烂”、”打倒”之风遍及全国城乡，各地党政机关受到更严重的冲击，混乱的局面开始向
工矿企业和农村蔓延。
在时局恶化的同时，周恩来的处境也日见困难，与中央文革的关系越来越难处。江青指挥造反派在社会上刮起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风暴的同时，也没
有放过周。十月间，清华大学校园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批评他搞”折衷主义”，盲称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一时间，弄得满城风
雨，在政治上给周造成很大的压力。
接着，中央文革又利用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之机，由姚文元出面，在讲话中借鲁迅之口，提出批判”折衷、公允、调和、平正”，公开影
射在场的周恩来。在随后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更为露骨地批驳所谓在两军对垒中那种貌似公允、平正的”和事佬”和不偏不倚的”骑墙派”，说：”在这两
条路线的斗争中，进行调和、折衷。这实际上就是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对于中央文革的这种搞法，周恩来虽然知道这不一定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却无论如何是对他在眼下这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所持态度的一次警
告。的确，在批刘的问题上，周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低调，除了在会上必要的表态之外，并不想过于积极，给人当枪使，而是一直恪守这是”党内问题”的界限，宣
称刘、邓的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他曾和陶铸一道不止一次地出面制止社会上的倒刘风潮，对造反派进行进行说服劝阻。比如，周恩来在九月间一次接见各地红卫
兵代表的大会上讲话时，会场的一个角落里突然响起”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接着众人响应，会场上一片哗然。周见状，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以示他本人
不同意这个口号的态度。等会场平静下来后，他才转过身来，并专门讲了一段话，回顾了党的历史，以他的亲身体会，强调说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不能说就是不革命
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以及分裂出去另组织一个党是不同的。并表示：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
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
又如，在国庆节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排列位置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虽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已经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
但仍然是国家主席。周觉得”十一”既然是国庆日，国家主帝就应该排在显要的位置上，但这样一来，就不能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的中央常委的排列次序，在中
央文革那里肯定通不过。经过再三考虑，他最后拟定了这样一个方案：毛泽东居中，右边按照常委的顺序排列，左边则按照国家领导职务排列，这样便把刘少奇安排
在毛的身边。江青那边对这一方案虽很不满意，但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只好同意。
在保刘、邓的问题上，周恩来当时并不是孤军作战，在中央常委中，陶铸也持同样的态度，而且表现得更加率直和大胆。比如，陶铸在审查国庆节新
闻照片时，发现其中缺少邓小平的镜头。他认为邓虽然犯了路线错误，但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了补救这一点，陶铸决定让新华社对新闻
照片做了技术处理，将一帧照片中陈毅的头像抹去，而把邓在另一张照片上的头像移过来见报发表，这就是后来闹成轩然大波的”换头术”事件的由来，成了陶铸作
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之一。
周恩来之所以在这段期间曾多次出面保刘少奇，应该说，主要还不是出于对刘个人的格外关照，而是他清楚批刘调子的升级是一种政治信号，意味着
运动规模的扩大和乱局的加剧，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不过，来自中央文革方面的警告，他也不能置之不理，而是小心行事，尽量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拿毛来作挡
箭牌，利用毛在表面上与江青之间对刘少奇的态度存在的某些差别，从中做点文章。这就是周比陶铸更加老到圆滑之处。
比如，还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得知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准备到天安门去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后，便连夜接见他们，进行劝阻。他表
示：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不是普通的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撤换也不需要这样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并有意点出：你们往天安门贴少奇同志
的大字报，外国人就会认为是中央默认的，就会使中央处于被动地位，连主席也会被动。
十一月八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等人又贴出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称邓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就在第二天，周恩来在会见来访的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等的谈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承认刘、邓两人”犯了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犯
路线错误并不是反党，我们还是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希望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帮助他们改。此外，周恩来还借机回应了中央文革攻击他搞”折衷主义”的指责，
说：中央决定让我去解决清华大学的工作组问题，我去了不提刘少奇同志，也不提王光美同志，我当时应该这样做，这是党的决定，在这方面我们要守纪律，任何时
候我们都不向群众解释，让群众责备我。可是另外也有好处。我这个人总是有一点妥协性，不可能每一句话都说得那么尖锐、明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番
话既巧妙地对这件事进行了解释，又不失分寸地承认了自己的弱点，给了江青面子，从而暂时化解了这场风波。
2014年3月26日星期三
晚年周恩来(七)（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1-30 01:26:08
顺守哲学
”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句话，是周恩来在六十年代初托人传话，送给在国共合作时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副总统陈诚的箴言。这实际上也是周本人 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身不由己卷入文革狂潮后，周采取顺守哲学，既不硬顶，也不想在一旁袖手旁观，而是投身其中，因势利导，做”革命的弄潮儿”。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彭真所主管的北京市首当其冲，机关和学校很快就陷入混乱和瘫痪之中， 而这正是毛泽东所有意造成的局而。在成功地对刘少奇实施了”清君侧”之后，老于权谋的毛并不急于与刘上面交锋，而是设法把群众中的怨火引到他身上去。
毛泽东非常清楚，建国后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对中共党内的官僚特权阶层早就深为不满，从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怨气在被反右 运动一棍子打了下去之后，一直找不到宣泄的机会，这些年来积怨更深。为此，毛决计对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反其道而行之，把群众中的怨恨情绪这把火烧向刘少奇。
于是，毛泽东有意识地把水搅浑，制造上下之间的对立，在幕后遥控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马，点火于基层，造势于报刊，挑动 群众起来造反，布下了群众运动的”火牛阵”，并亲自批准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通过这样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很快便把文革的祸水引到主持中 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身上。
在刘少奇穷于应付迅猛而来的乱局之际，毛泽东故意滞留外地，远离京城，当甩手掌柜，在南方的名山大川之间作逍遥游，同时密切注视事态的发 展，等待时机，对刘少奇展开最后致命的一击。毛在这期间所作的那首《有所思》一诗中所谓”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 驰。一阵风雷惊宇宙，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正是此情此景的写照。
刘少奇不知就里，完之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一步步地掉进了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党内高级干部一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虽 然被迫接受了毛发动文革运动的既成事实，但对此既不理解，更对局势的发展感到忧心忡忡，心里茫然无底。为此，他一方面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迅猛 而来的运动作出八条限制规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失去控制。另一方面，他又频频向毛电话请示，希望能够得到指示，但却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复。无奈之下，刘少奇 只好在六月上旬同其他常委一道匆忙赶赴杭州，向毛当面请示、汇报，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则不动声色，稳坐钓鱼船，不但对刘少奇所提的问题一概不明确 表态，反而还欲擒放纵，委托他”相机处理”运动问题。暗中则张开罗网，诱使刘落入布下的陷阱之中。刘少奇不知是计，还以为真的得到了毛的尚方宝剑，于是在 返京后，决定仿效不久前经毛泽东首肯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取代已经瘫痪的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力图扭转 日趋恶化的局势。
然而，仓促上阵的工作组从一开始就被夹在中央内部两种不同指导思想的对立中间，左右为难，动辄得咎，非但无力从根本上扭转局势，反而在某种 程度上激化了矛盾，采取当年反右时的做法，压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激进学生。这样一来，正好堕入了毛的圈套，与造反的学生形势严重对立，导致 各个学校轰赶工作组的争斗”不断发生”。这种局面，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介入和推波助澜而变得更加严重。这样，刘少奇完全陷入了毛精心布下的”火牛阵” 之中，很快就被烧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只好等待毛以审判者的姿态来收拾他了。
在工作组的问题上，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陷得那样深，与其说是由于”碰巧”出访东欧而逃过一劫，倒不如说是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 考虑而刻意加以保护的结果。实际上，在如何开展运动的问题上，周与刘、邓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主张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避免 局势失去控制。只不过由于周并非是毛锁定的目标，而他本人的态度又比较缓和，行事也更为圆通罢了。
譬如，当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贴出矛头指向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后，周恩来曾派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去做工作，并面授了几条指示，强调要从正 面讲毛主席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有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但当毛随后决定将其向全国广播后，他便默不作声了。又如，刘少奇决定向北京大、中 学校派工作组时，他也是投了赞成票的，不过有意采取了比较低调的姿态，让刘、邓两人唱主角。这多半是和他已经开始发觉政治气氛诡异，充满了不祥之兆有关。 所以当外交部送上曾被他一再推迟的访问罗马尼亚的报告后，周立即表示同意，并报送毛泽东审批。显然，他此刻不愿久留京城这块是非之地，以免被卷入其中。访 罗便是一个暂时的脱身之机。
毛泽东对周恩来此举的动机心照不宣，有意放他一马，当即表示：”赞成总理的意见” 。如果要换成刘少奇的话，恐怕就另当别论了。毛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对周的格外关照，而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经过几十年政治疆场上的搏杀，毛早就对争 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一类的攻伐之道运用自如。他清楚如果任由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和刘少奇、邓小平一道陷进去的话，不仅不利于分化中央 一线，而且还将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一个有用之人，尤其是当他即将在政治上层开一场空前的赌博时。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价值。况且，周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保持晚节”的讲话，业已在政治上表白心迹。在这种情况下，毛乐得顺水推舟，批准周出访东欧，以免和刘、邓一起陷进去。
不仅如此，在周恩来回国后，毛泽东更是刻意拉拢他，立即派康生出面，向他传话打招呼，告知国内运动的形势，说刘少奇、邓小平已经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陷进去了，可能站不住了，提醒他千万不要再陷进去，并叫他要多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联系。
稍后，毛泽东还把他写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给周恩来看过，在政治上向他交底。毛在信中以近乎”黑话”方式，对自己的内心作了剖白，透露出 发动文革的战略意图-一通过”天下六乱达到天下大治”，并表示了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过分吹捧他本人的不安，以及打算”跌得粉碎”的精神准备。这封信是 解读毛在发动文革时心态的最重要的文献。写成之后，毛当时只让极少数人看过，周便是其中之一。
在周恩来出访期间，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刘少奇，邓小平同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发生了严重的争执。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 意图，提出工作组阻碍运动，主张文革应由群众自己进行，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刘、邓则不肯退让，指出”这是不要党的领导”，给顶了回去，并在各个学校中 展开了反击，抓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激进学生。囿于形势，中央文革暂时处于下风，不过却在暗中不断把收集到的工作组”压制革命”的材料密报给毛， 从而让毛掌握了整刘的把柄。
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养精蓄锐、审时度势的毛泽东认为与刘少奇最后摊牌的时机已到，于是开始收紧罗网，并有意作了象征性的举动–在武汉畅游 长江，向人们展示了他健康的体魄和敢于迎接任何挑战的意志之后，返回北京。一回来，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汇报，而用”已经睡了”为借口，让 同样急于汇报的刘少奇吃了一个闭门羹。几天后，毛泽东自忖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材料，可以斗垮对手之后，正式表态：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斗，二 下会改，统统驱逐之。他还出面为中央文革打气撑腰，说人们不讴歌尧(借指刘、邓一-作者注)而讴歌舜(借指中央文革–作者注)，”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 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虽然有心在工作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赞成用简单撤销工作组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一时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平息当时 各大、中学校学生轰赶工作组的风潮，而且见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又成功地分化了他们与周恩来之间原本十分脆弱的联盟，自觉大势已去而不得不同意撤销工作组。
在工作组问题上，周恩来本来就因出访东欧而相对超脱，回国后更是由于康生的打招呼和毛泽东的交底，而有意同刘少奇、邓小平保持距离，并注意 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接触，竭力在两军对垒中保守中立，为自己预留退路。在毛回京后尚未明确表态之际，周就已经开始转向，不再完全附和刘、邓不撤工作组的主 张，而是着重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办法。
七月二十三日，在讨论工作组问题的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认为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党对运动的领导总得通过某种形式，对工作组不能采 取北极撤换的办法。康生、陈伯达等人则列举所收集到的材料，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阻碍运动”。双方相持不下，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周恩来连夜写信给 刘、邓，出面充当和事佬，试图化解双方的歧见。 少奇、小平同志：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此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 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 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匆匆补告，并致敬礼!
周恩来
七月二十四日四时半
这封信充分表现出了周恩来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和息事宁人的为人。信中既肯定了派工作组的”必要性”，为众多参加工作组的干部进行了开脱， 又强调各单位发生的情况”有其特殊性”，暗示中央文革所说的情况亦有可能，并表示要到现场作调查研究。这在表面上是响应毛泽东回京后，对争论的双方所提出 的号刁，实际上则为他后来的转向预留了伏笔。果然，当毛随后正式表态，对工作组大张挞伐时，周马上紧跟，率先表态拥护，主动对派工作组的问题作自我批评。
这里，有一个场面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周恩来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政治态度上的差别以及毛泽东所作出的反应。七月二十九日，根据毛的意见，在 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的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邓直截了 当，在讲话中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周则在讲话中明确承认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当时我们确实是迫不及待，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
周恩来虽然也谈到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一点，但更多强调的是文革”这是个新事物，新的运动，我们很不熟悉，特别是年老的，要到你们中 间去学习，取得经验。老革命更应该是这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为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并传达了毛提出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三人任务：一斗、二批、 三改。已经被毛泽东布下的”火牛阵”弄得焦头烂额的刘少奇则在讲话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无奈的苦衷，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 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与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作什么 自我批评，相反还有意提出”要保护少数”的问题，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如此，刘还含蓄地对毛泽东的欲训之罪作了反驳，说：”有时没拒错 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下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
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是在幕后旁听。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表态大为恼怒，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决心当众给他一个难堪。于是，这次会议的末尾出现了下面的一幕，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当时在场，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毛并未出席，他不愿意让学生认为他和刘、邓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领导和学生们都下知道毛去了大会堂。就在大会开始前，他隐身坐在幕后，我也 随侍一旁。毛下露声色地听着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刘的自我批评和一九六二年毛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承担困难时期的责任的那个自我批评，十分类似。刘并没有 承认犯了错误，更没有说是严重错误，只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毛听了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 命。”我听了以后，心中一沉。现在完全明白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俩是党里的”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这时周恩来在台上宣读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毛打算走回一一八厅，但突然停住，说：”要支持革命群众嘛”。待到周一讲完，几个随从人员 把幕拉开，毛突的现身，像变魔术一样，从幕后走到台前。全场学生欢腾下已。毛举手向台下的学生们打招呼。学生们着魔似的狂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毛在台上左右行走，面如石蜡。欢声雷动中，毛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回一一八厅。周恩来像忠犬般地尾随毛后。毛从头到尾没有正眼看刘或邓一 眼。刘、邓呆立台上。毛的这一行动，最明确不过地在群众眼前，表现他与刘、邓的分歧。
应该指出，李志绥的记述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比如刘少奇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而是邓小下、周恩来说的，而且其中的个别用语也带有个人好恶的色彩，但他对这一场面的记述却是真实生动的，特别是末尾一段更是这一历史插曲中的神来之笔。
为了扭转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对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发动，毛泽东决定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毛一改以往喜 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做法，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值得一提的是，全会原先的议程并没有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改组的内容。由此推定，毛此时虽对解决刘少奇问题的决心已下，但究竟采取什么 方式和解决到什么程度还没有定见，尚在考虑之中，采取的是见机而作的策略。
同五月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样，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也十分紧张。与会者人人自危，生怕说错了话，但又不得不表态，于是纷纷围绕毛泽东对工 作组的批评，检讨自己思想上怕出”乱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错误”，等等。不过却很勉强，多是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评。尽 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经分头作了动员，但在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并且普遍流露出对毛所发动的文革运动”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绪。
这种局面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在中央全会上也会出现一个自己居高一呼，与会者积极响应，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的场面，就像 不久前在青年学生中出现过的一样。为此，毛特意把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的两张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和给他们的亲笔覆信，作为会议文件散发下去，想在全会上 点一把火。毛泽东在信中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表示了异乎寻常的支持，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我们 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然而，应者寥寥，会议开得十分沉闷，多数人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眼看会议就要结束，而问题却远没有解决。毛 泽东为此十分焦急。在他看来，党内存在很大阻力的根子就在刘少奇的身上，有相当多的人在思想上与刘有共鸣，而且还有不少人对他仍心存幻想或顾虑，在看他的 脸色行事。如果不趁此机会，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彻底的解决，非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而且还将会前功尽弃，留下后患。况且，毛这时自信已经抓住了刘少奇” 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的确凿把柄–刘在六月间为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简报的底稿。这是由康生收集在手，而由张春桥自告 奋勇在毛返京后提供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亲自出马，给全会加温，把刘少奇的问题端出来。八月四日，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取惹战激将的办 法，向刘猛烈开火，声色俱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 义”，”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 但毛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把五十多名干部，专家、教授揪 上”斗鬼台”，”斩妖台”的乱打乱斗事件。事后，北大工作组处理了这一事件。六月二十日，刘少奇提议将此大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的简报转发全国，并为中央起 草了转发的按语。在毛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 不得了”时，刘实在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他，表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 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引者注)。”这样一来，不啻火上浇油，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借口。毛随后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 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时宣布原定当天开的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散会后，怒气难消的毛认定刘少奇已经不可救药，最 后下决心在政治上与他分道扬镳，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为此，毛决定延长会期，改变全会原有的议程，着手从思想、组织等方面作了紧急的部署。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用异常激烈的语言，不指名地痛斥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 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 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在文中还联系到一九六二年调整时期的所谓”右倾”问题，气势汹汹地摆出一副和刘少奇算总账的架势。毛的这篇东西随后印发全会， 作为与会者批刘的思想武器，全会随即转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秘密派汪东兴把本来已经告假的林彪从大连疗养地紧急召回北京参加 会议，为自己助战，准备用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彻底闹翻，把周恩来推上了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位置。这是自中共八大以来党内领导格局的重大政变。实际上，还在八届十一 中全会召开之前，毛就已经开始绕过刘少奇，更多地倚靠周来办事了，像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都是由周一手操办的。对此，周恩来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知道这 是毛在政治上对他的信任，是自延安整风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之后对他政治表现的肯定，而这正是他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得到的。另一方面，周恩来的心情却并 不轻松，相反更多的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这倒并不全是因为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所点的那些事情，他本人都难脱干系，更主要的还是深感前 途叵测，又加毛这样搞伊于胡底。毫无疑问，周恩来是决心要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但对毛究竟要往哪里走，走到哪一步，却是心中无数。眼下刘少奇的结局，更 是让他心存恐惧，不知什么时候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在毛意难违的情况下，他只好以”保持晚节”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类信条来慰勉自己了。
周恩来的这种心情在会议期间不断地流露出来。比如，他在大会的发言中，就检查了自己”旧脑筋对待新革命”的问题，表示要经得起群众运动的考 验，不断地洗澡，”不然，我们总说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就是空话了吗?”强调”要以这样一种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去。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错误，大的小 的，我就犯过大的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了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意见，拿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 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一些。”又如，会议期间，毛泽东让周恩来过问清华大学的运动情况。这自然是个难干的差事，弄不 好就会惹火烧身。他非常清楚这一点，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这件事对我既光荣又艰巨”，”仓促上阵，搞不好就也会像工作组一样被撤下来”，表示要知错 就改，说：”跟着著毛主席跟不紧，知道了就改，再跟，再改，我们这样一直跟了四、五十年嘛!”对刘少奇这次在政治上栽跟头，周恩来的心情也很复杂。长期以 来，刘、周两人一直存有某种”瑜亮情结”。刘曾经长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来对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对此，周本人心里很清楚。尽管周恩来的才 干和资历本来部在刘少奇之上，但党内地位周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对刘少奇有时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狭”也是有看法的。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两人并没 有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相安无事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权力格局中对手之间的竞争。
不过另一方面，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为人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为他为人稳重，作风正派，看问题尖锐，注重个人的修养，因而对毛泽东如此大动 干戈不大理解，再加上深知自己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对刘氏落难的处境不免有某种同病相怜之感。当然，周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并且慑于毛的态度，也不 会公开站出来替刘讲话，但他从本心来说，不愿意给毛当枪使，宁可被人说成斗争不坚决，和稀泥，有包庇之嫌，也不愿意冲在前面当打手。这是他一贯的为人处世 之道。
为此，周恩来在全会的发言中，一方面表示向学校派工作组并且坚持工作组不撤，”是方向性错误”，”深刻批评一下只有好处”；另一方面又把自 己摆进去，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承担责任，说：”在北京留在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决定派工作组负责任”，以多少减轻一点对刘、邓两人的政治压力。
在随后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与会者迫于政治压力，按照事先的布置，纷纷向刘少奇开炮，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场面。林彪这时大概已 经看出了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问题上玩弄的权谋，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打算用邓来防范他的用心，所以在会上除了批刘之外，有意把矛头转向邓，批他在编辑处理毛选 四卷注释的问题上，为他本人和二野评功摆好，指邓和吴晗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迫使邓小平不得不在会后交权。在会上对刘、邓两人的批斗中，周恩 来则始终正襟危坐，保持缄默。
对于周恩来在批刘问题上的低调，毛泽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了某种容忍的态度。这除了和毛了解周的一贯为人–总是在党内斗争中扮演”和稀 泥”的角色有关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毛眼下正用得着周而不便过于为难他的缘故。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像周 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干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应该说，这正 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在这次废黜刘少奇、起用林彪作为接班人的问题上，毛就采取了这种作法。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下决心换马以后，首先把周恩来找去，把他刚刚写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底稿拿出来交给周看，说：看来刘少奇 是不行了，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后话锋一转，问周的意见。其实，毛这时早已拿定主意，决定由林彪取代刘作为 接班人，不过却故意藏而不露，反过来问：”你看现在的副主席里面还有谁?”试探周的态度，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而且当时的情况也是明 摆着的，在中央常委七人中，除了毛以外，朱德年事已高，陈云长期称病，两人早已不参与常委的日常议事。在剩下的刘、周、林、邓四人中，既然刘、邓不行了， 那么就只有周和林了。在这情况上，周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绝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毛对此是心中有数的，因为周过去曾多次在中央领导核心内部表示过他只能当帮 手，不能掌舵，并且对党内能够接班的人选作过刘、林、邓这样的排列。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自然顺势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来吧。这一提议，正中毛泽东的下怀。毛很高兴，当即拍板，并吩咐周按此进行部署。随 后，周恩来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北京，并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打了招呼。这就是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大体经过。
接下来，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酝酿过程中，周恩来继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增补名单草案和排列次序，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八 月六日晚间商定的，并由周报告了刚刚返京的林彪。常委内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林彪作为接班人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而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实际上”靠 边站”了。本来，这一名单草案已经初步敲定下来，但后来却节外生枝，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却以文革”女掌柜”的身份插手这件 事，提出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反而在名单的排列中从原来的第七位升到了第四位?力主应该往后排。她又向毛泽东反映陈伯达太老实，怕他不住邓，陶铸为人厉 害，建议把他调上去，排在第四位，好压压邓。毛随即采纳了江青的建议，亲自在周恩来草拟的送审名单上，将陶铸的排名从原来的第十位勾到第四位。
但是这样一来，又完全打乱了原来正常的党内排名顺序，出现了令人棘手的问题。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两员干将陈伯达、康生在名单中分别排在党的副 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的前面，而只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却排在总书记邓小平的前面，因而整个名单显得不伦不类，不好拿出手。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出 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 由于周本人身为党的副主帝，这样的提议由他带头提出，不仅易于摆平党内各方关系，而且也容易说服其他人接受。这和他当年在遵义会议上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 人职务，从而打破了僵局的做法一样。在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央领导机构大调整的同时，周恩来还抽身参加了对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主要文件《十六条》的最后修 改。他和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来其中”黑帮”、”黑线”一类含混不清而又打击面过大的提法，同时加入了某些限制规定，如：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必须严格区 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干部队伍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
很显然，周恩来此时已经嗅出了文革这场政治风暴所挟带的暴戾之气，小心翼翼地试图对它加以某种约束。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心存侥幸，想远事 避祸的话，那么当他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置身于这场风暴的中心，面对铺大盖地而来的狂潮而无处逃遁时，他的态度发生了某种不易觉察出来的变化，那就是中 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儒家的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占了上风，由被动卷入转为积极投入。
周恩来的这种心态从邓颖超身上也可以看出来。她在文革之初一方面给自己约法三章：不会客，不写信，不出门看人；另一方面又通过电话分别给一 些多年的朋友和民主人士如许广平、史良、刘清扬、罗叔章等人打招呼，告知这场运动避免不了，大家都要接受这场”考试”。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 周恩来深明”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道理。这句话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托人传话，送给他在国共合作时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副总统陈诚的箴言。当时蒋介石年事已 高，急于安排后事，把权力交给蒋经国，导致陈诚与二蒋的关系日益紧张。周获知这一情况后，传话给陈诚”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八个字，劝他不要与蒋氏父子 闹得太僵。
实际上，这句话也是周恩来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天下大乱，沧海横流之际，周氏既不想在一旁袖子旁观，听任事态的发展而无所作为，也下想 正面与之硬顶，被来势汹涌的狂潮所吞没，而是像他后来多次所说过的那样，积极投身其中，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做”革命的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因势利导地迎 接它。
正足怀着这样一种想法，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走马上任，在天下大乱之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十年。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顺守哲学
”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句话，是周恩来在六十年代初托人传话，送给在国共合作时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副总统陈诚的箴言。这实际上也是周本人 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身不由己卷入文革狂潮后，周采取顺守哲学，既不硬顶，也不想在一旁袖手旁观，而是投身其中，因势利导，做”革命的弄潮儿”。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彭真所主管的北京市首当其冲，机关和学校很快就陷入混乱和瘫痪之中， 而这正是毛泽东所有意造成的局而。在成功地对刘少奇实施了”清君侧”之后，老于权谋的毛并不急于与刘上面交锋，而是设法把群众中的怨火引到他身上去。
毛泽东非常清楚，建国后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对中共党内的官僚特权阶层早就深为不满，从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怨气在被反右 运动一棍子打了下去之后，一直找不到宣泄的机会，这些年来积怨更深。为此，毛决计对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反其道而行之，把群众中的怨恨情绪这把火烧向刘少奇。
于是，毛泽东有意识地把水搅浑，制造上下之间的对立，在幕后遥控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马，点火于基层，造势于报刊，挑动 群众起来造反，布下了群众运动的”火牛阵”，并亲自批准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通过这样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很快便把文革的祸水引到主持中 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身上。
在刘少奇穷于应付迅猛而来的乱局之际，毛泽东故意滞留外地，远离京城，当甩手掌柜，在南方的名山大川之间作逍遥游，同时密切注视事态的发 展，等待时机，对刘少奇展开最后致命的一击。毛在这期间所作的那首《有所思》一诗中所谓”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 驰。一阵风雷惊宇宙，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正是此情此景的写照。
刘少奇不知就里，完之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一步步地掉进了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党内高级干部一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虽 然被迫接受了毛发动文革运动的既成事实，但对此既不理解，更对局势的发展感到忧心忡忡，心里茫然无底。为此，他一方面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迅猛 而来的运动作出八条限制规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失去控制。另一方面，他又频频向毛电话请示，希望能够得到指示，但却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复。无奈之下，刘少奇 只好在六月上旬同其他常委一道匆忙赶赴杭州，向毛当面请示、汇报，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则不动声色，稳坐钓鱼船，不但对刘少奇所提的问题一概不明确 表态，反而还欲擒放纵，委托他”相机处理”运动问题。暗中则张开罗网，诱使刘落入布下的陷阱之中。刘少奇不知是计，还以为真的得到了毛的尚方宝剑，于是在 返京后，决定仿效不久前经毛泽东首肯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取代已经瘫痪的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力图扭转 日趋恶化的局势。
然而，仓促上阵的工作组从一开始就被夹在中央内部两种不同指导思想的对立中间，左右为难，动辄得咎，非但无力从根本上扭转局势，反而在某种 程度上激化了矛盾，采取当年反右时的做法，压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激进学生。这样一来，正好堕入了毛的圈套，与造反的学生形势严重对立，导致 各个学校轰赶工作组的争斗”不断发生”。这种局面，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介入和推波助澜而变得更加严重。这样，刘少奇完全陷入了毛精心布下的”火牛阵” 之中，很快就被烧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只好等待毛以审判者的姿态来收拾他了。
在工作组的问题上，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陷得那样深，与其说是由于”碰巧”出访东欧而逃过一劫，倒不如说是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 考虑而刻意加以保护的结果。实际上，在如何开展运动的问题上，周与刘、邓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主张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避免 局势失去控制。只不过由于周并非是毛锁定的目标，而他本人的态度又比较缓和，行事也更为圆通罢了。
譬如，当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贴出矛头指向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后，周恩来曾派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去做工作，并面授了几条指示，强调要从正 面讲毛主席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有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但当毛随后决定将其向全国广播后，他便默不作声了。又如，刘少奇决定向北京大、中 学校派工作组时，他也是投了赞成票的，不过有意采取了比较低调的姿态，让刘、邓两人唱主角。这多半是和他已经开始发觉政治气氛诡异，充满了不祥之兆有关。 所以当外交部送上曾被他一再推迟的访问罗马尼亚的报告后，周立即表示同意，并报送毛泽东审批。显然，他此刻不愿久留京城这块是非之地，以免被卷入其中。访 罗便是一个暂时的脱身之机。
毛泽东对周恩来此举的动机心照不宣，有意放他一马，当即表示：”赞成总理的意见” 。如果要换成刘少奇的话，恐怕就另当别论了。毛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对周的格外关照，而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经过几十年政治疆场上的搏杀，毛早就对争 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一类的攻伐之道运用自如。他清楚如果任由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和刘少奇、邓小平一道陷进去的话，不仅不利于分化中央 一线，而且还将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一个有用之人，尤其是当他即将在政治上层开一场空前的赌博时。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价值。况且，周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保持晚节”的讲话，业已在政治上表白心迹。在这种情况下，毛乐得顺水推舟，批准周出访东欧，以免和刘、邓一起陷进去。
不仅如此，在周恩来回国后，毛泽东更是刻意拉拢他，立即派康生出面，向他传话打招呼，告知国内运动的形势，说刘少奇、邓小平已经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陷进去了，可能站不住了，提醒他千万不要再陷进去，并叫他要多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联系。
稍后，毛泽东还把他写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给周恩来看过，在政治上向他交底。毛在信中以近乎”黑话”方式，对自己的内心作了剖白，透露出 发动文革的战略意图-一通过”天下六乱达到天下大治”，并表示了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过分吹捧他本人的不安，以及打算”跌得粉碎”的精神准备。这封信是 解读毛在发动文革时心态的最重要的文献。写成之后，毛当时只让极少数人看过，周便是其中之一。
在周恩来出访期间，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刘少奇，邓小平同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发生了严重的争执。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 意图，提出工作组阻碍运动，主张文革应由群众自己进行，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刘、邓则不肯退让，指出”这是不要党的领导”，给顶了回去，并在各个学校中 展开了反击，抓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激进学生。囿于形势，中央文革暂时处于下风，不过却在暗中不断把收集到的工作组”压制革命”的材料密报给毛， 从而让毛掌握了整刘的把柄。
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养精蓄锐、审时度势的毛泽东认为与刘少奇最后摊牌的时机已到，于是开始收紧罗网，并有意作了象征性的举动–在武汉畅游 长江，向人们展示了他健康的体魄和敢于迎接任何挑战的意志之后，返回北京。一回来，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汇报，而用”已经睡了”为借口，让 同样急于汇报的刘少奇吃了一个闭门羹。几天后，毛泽东自忖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材料，可以斗垮对手之后，正式表态：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斗，二 下会改，统统驱逐之。他还出面为中央文革打气撑腰，说人们不讴歌尧(借指刘、邓一-作者注)而讴歌舜(借指中央文革–作者注)，”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 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虽然有心在工作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赞成用简单撤销工作组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一时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平息当时 各大、中学校学生轰赶工作组的风潮，而且见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又成功地分化了他们与周恩来之间原本十分脆弱的联盟，自觉大势已去而不得不同意撤销工作组。
在工作组问题上，周恩来本来就因出访东欧而相对超脱，回国后更是由于康生的打招呼和毛泽东的交底，而有意同刘少奇、邓小平保持距离，并注意 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接触，竭力在两军对垒中保守中立，为自己预留退路。在毛回京后尚未明确表态之际，周就已经开始转向，不再完全附和刘、邓不撤工作组的主 张，而是着重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办法。
七月二十三日，在讨论工作组问题的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认为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党对运动的领导总得通过某种形式，对工作组不能采 取北极撤换的办法。康生、陈伯达等人则列举所收集到的材料，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阻碍运动”。双方相持不下，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周恩来连夜写信给 刘、邓，出面充当和事佬，试图化解双方的歧见。 少奇、小平同志：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此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 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 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匆匆补告，并致敬礼!
周恩来
七月二十四日四时半
这封信充分表现出了周恩来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和息事宁人的为人。信中既肯定了派工作组的”必要性”，为众多参加工作组的干部进行了开脱， 又强调各单位发生的情况”有其特殊性”，暗示中央文革所说的情况亦有可能，并表示要到现场作调查研究。这在表面上是响应毛泽东回京后，对争论的双方所提出 的号刁，实际上则为他后来的转向预留了伏笔。果然，当毛随后正式表态，对工作组大张挞伐时，周马上紧跟，率先表态拥护，主动对派工作组的问题作自我批评。
这里，有一个场面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周恩来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政治态度上的差别以及毛泽东所作出的反应。七月二十九日，根据毛的意见，在 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的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邓直截了 当，在讲话中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周则在讲话中明确承认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当时我们确实是迫不及待，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
周恩来虽然也谈到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一点，但更多强调的是文革”这是个新事物，新的运动，我们很不熟悉，特别是年老的，要到你们中 间去学习，取得经验。老革命更应该是这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为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并传达了毛提出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三人任务：一斗、二批、 三改。已经被毛泽东布下的”火牛阵”弄得焦头烂额的刘少奇则在讲话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无奈的苦衷，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 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与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作什么 自我批评，相反还有意提出”要保护少数”的问题，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如此，刘还含蓄地对毛泽东的欲训之罪作了反驳，说：”有时没拒错 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下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
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是在幕后旁听。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表态大为恼怒，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决心当众给他一个难堪。于是，这次会议的末尾出现了下面的一幕，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当时在场，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毛并未出席，他不愿意让学生认为他和刘、邓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领导和学生们都下知道毛去了大会堂。就在大会开始前，他隐身坐在幕后，我也 随侍一旁。毛下露声色地听着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刘的自我批评和一九六二年毛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承担困难时期的责任的那个自我批评，十分类似。刘并没有 承认犯了错误，更没有说是严重错误，只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毛听了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 命。”我听了以后，心中一沉。现在完全明白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俩是党里的”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这时周恩来在台上宣读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毛打算走回一一八厅，但突然停住，说：”要支持革命群众嘛”。待到周一讲完，几个随从人员 把幕拉开，毛突的现身，像变魔术一样，从幕后走到台前。全场学生欢腾下已。毛举手向台下的学生们打招呼。学生们着魔似的狂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毛在台上左右行走，面如石蜡。欢声雷动中，毛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回一一八厅。周恩来像忠犬般地尾随毛后。毛从头到尾没有正眼看刘或邓一 眼。刘、邓呆立台上。毛的这一行动，最明确不过地在群众眼前，表现他与刘、邓的分歧。
应该指出，李志绥的记述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比如刘少奇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而是邓小下、周恩来说的，而且其中的个别用语也带有个人好恶的色彩，但他对这一场面的记述却是真实生动的，特别是末尾一段更是这一历史插曲中的神来之笔。
为了扭转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对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发动，毛泽东决定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毛一改以往喜 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做法，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值得一提的是，全会原先的议程并没有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改组的内容。由此推定，毛此时虽对解决刘少奇问题的决心已下，但究竟采取什么 方式和解决到什么程度还没有定见，尚在考虑之中，采取的是见机而作的策略。
同五月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样，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也十分紧张。与会者人人自危，生怕说错了话，但又不得不表态，于是纷纷围绕毛泽东对工 作组的批评，检讨自己思想上怕出”乱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错误”，等等。不过却很勉强，多是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评。尽 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经分头作了动员，但在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并且普遍流露出对毛所发动的文革运动”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绪。
这种局面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在中央全会上也会出现一个自己居高一呼，与会者积极响应，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的场面，就像 不久前在青年学生中出现过的一样。为此，毛特意把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的两张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和给他们的亲笔覆信，作为会议文件散发下去，想在全会上 点一把火。毛泽东在信中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表示了异乎寻常的支持，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我们 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然而，应者寥寥，会议开得十分沉闷，多数人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眼看会议就要结束，而问题却远没有解决。毛 泽东为此十分焦急。在他看来，党内存在很大阻力的根子就在刘少奇的身上，有相当多的人在思想上与刘有共鸣，而且还有不少人对他仍心存幻想或顾虑，在看他的 脸色行事。如果不趁此机会，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彻底的解决，非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而且还将会前功尽弃，留下后患。况且，毛这时自信已经抓住了刘少奇” 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的确凿把柄–刘在六月间为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简报的底稿。这是由康生收集在手，而由张春桥自告 奋勇在毛返京后提供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亲自出马，给全会加温，把刘少奇的问题端出来。八月四日，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取惹战激将的办 法，向刘猛烈开火，声色俱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 义”，”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 但毛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把五十多名干部，专家、教授揪 上”斗鬼台”，”斩妖台”的乱打乱斗事件。事后，北大工作组处理了这一事件。六月二十日，刘少奇提议将此大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的简报转发全国，并为中央起 草了转发的按语。在毛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 不得了”时，刘实在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他，表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 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引者注)。”这样一来，不啻火上浇油，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借口。毛随后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 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时宣布原定当天开的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散会后，怒气难消的毛认定刘少奇已经不可救药，最 后下决心在政治上与他分道扬镳，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为此，毛决定延长会期，改变全会原有的议程，着手从思想、组织等方面作了紧急的部署。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用异常激烈的语言，不指名地痛斥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 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 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在文中还联系到一九六二年调整时期的所谓”右倾”问题，气势汹汹地摆出一副和刘少奇算总账的架势。毛的这篇东西随后印发全会， 作为与会者批刘的思想武器，全会随即转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秘密派汪东兴把本来已经告假的林彪从大连疗养地紧急召回北京参加 会议，为自己助战，准备用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彻底闹翻，把周恩来推上了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位置。这是自中共八大以来党内领导格局的重大政变。实际上，还在八届十一 中全会召开之前，毛就已经开始绕过刘少奇，更多地倚靠周来办事了，像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都是由周一手操办的。对此，周恩来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知道这 是毛在政治上对他的信任，是自延安整风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之后对他政治表现的肯定，而这正是他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得到的。另一方面，周恩来的心情却并 不轻松，相反更多的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这倒并不全是因为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所点的那些事情，他本人都难脱干系，更主要的还是深感前 途叵测，又加毛这样搞伊于胡底。毫无疑问，周恩来是决心要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但对毛究竟要往哪里走，走到哪一步，却是心中无数。眼下刘少奇的结局，更 是让他心存恐惧，不知什么时候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在毛意难违的情况下，他只好以”保持晚节”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类信条来慰勉自己了。
周恩来的这种心情在会议期间不断地流露出来。比如，他在大会的发言中，就检查了自己”旧脑筋对待新革命”的问题，表示要经得起群众运动的考 验，不断地洗澡，”不然，我们总说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就是空话了吗?”强调”要以这样一种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去。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错误，大的小 的，我就犯过大的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了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意见，拿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 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一些。”又如，会议期间，毛泽东让周恩来过问清华大学的运动情况。这自然是个难干的差事，弄不 好就会惹火烧身。他非常清楚这一点，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这件事对我既光荣又艰巨”，”仓促上阵，搞不好就也会像工作组一样被撤下来”，表示要知错 就改，说：”跟着著毛主席跟不紧，知道了就改，再跟，再改，我们这样一直跟了四、五十年嘛!”对刘少奇这次在政治上栽跟头，周恩来的心情也很复杂。长期以 来，刘、周两人一直存有某种”瑜亮情结”。刘曾经长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来对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对此，周本人心里很清楚。尽管周恩来的才 干和资历本来部在刘少奇之上，但党内地位周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对刘少奇有时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狭”也是有看法的。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两人并没 有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相安无事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权力格局中对手之间的竞争。
不过另一方面，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为人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为他为人稳重，作风正派，看问题尖锐，注重个人的修养，因而对毛泽东如此大动 干戈不大理解，再加上深知自己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对刘氏落难的处境不免有某种同病相怜之感。当然，周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并且慑于毛的态度，也不 会公开站出来替刘讲话，但他从本心来说，不愿意给毛当枪使，宁可被人说成斗争不坚决，和稀泥，有包庇之嫌，也不愿意冲在前面当打手。这是他一贯的为人处世 之道。
为此，周恩来在全会的发言中，一方面表示向学校派工作组并且坚持工作组不撤，”是方向性错误”，”深刻批评一下只有好处”；另一方面又把自 己摆进去，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承担责任，说：”在北京留在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决定派工作组负责任”，以多少减轻一点对刘、邓两人的政治压力。
在随后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与会者迫于政治压力，按照事先的布置，纷纷向刘少奇开炮，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场面。林彪这时大概已 经看出了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问题上玩弄的权谋，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打算用邓来防范他的用心，所以在会上除了批刘之外，有意把矛头转向邓，批他在编辑处理毛选 四卷注释的问题上，为他本人和二野评功摆好，指邓和吴晗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迫使邓小平不得不在会后交权。在会上对刘、邓两人的批斗中，周恩 来则始终正襟危坐，保持缄默。
对于周恩来在批刘问题上的低调，毛泽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了某种容忍的态度。这除了和毛了解周的一贯为人–总是在党内斗争中扮演”和稀 泥”的角色有关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毛眼下正用得着周而不便过于为难他的缘故。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像周 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干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应该说，这正 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在这次废黜刘少奇、起用林彪作为接班人的问题上，毛就采取了这种作法。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下决心换马以后，首先把周恩来找去，把他刚刚写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底稿拿出来交给周看，说：看来刘少奇 是不行了，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后话锋一转，问周的意见。其实，毛这时早已拿定主意，决定由林彪取代刘作为 接班人，不过却故意藏而不露，反过来问：”你看现在的副主席里面还有谁?”试探周的态度，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而且当时的情况也是明 摆着的，在中央常委七人中，除了毛以外，朱德年事已高，陈云长期称病，两人早已不参与常委的日常议事。在剩下的刘、周、林、邓四人中，既然刘、邓不行了， 那么就只有周和林了。在这情况上，周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绝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毛对此是心中有数的，因为周过去曾多次在中央领导核心内部表示过他只能当帮 手，不能掌舵，并且对党内能够接班的人选作过刘、林、邓这样的排列。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自然顺势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来吧。这一提议，正中毛泽东的下怀。毛很高兴，当即拍板，并吩咐周按此进行部署。随 后，周恩来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北京，并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打了招呼。这就是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大体经过。
接下来，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酝酿过程中，周恩来继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增补名单草案和排列次序，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八 月六日晚间商定的，并由周报告了刚刚返京的林彪。常委内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林彪作为接班人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而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实际上”靠 边站”了。本来，这一名单草案已经初步敲定下来，但后来却节外生枝，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却以文革”女掌柜”的身份插手这件 事，提出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反而在名单的排列中从原来的第七位升到了第四位?力主应该往后排。她又向毛泽东反映陈伯达太老实，怕他不住邓，陶铸为人厉 害，建议把他调上去，排在第四位，好压压邓。毛随即采纳了江青的建议，亲自在周恩来草拟的送审名单上，将陶铸的排名从原来的第十位勾到第四位。
但是这样一来，又完全打乱了原来正常的党内排名顺序，出现了令人棘手的问题。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两员干将陈伯达、康生在名单中分别排在党的副 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的前面，而只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却排在总书记邓小平的前面，因而整个名单显得不伦不类，不好拿出手。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出 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 由于周本人身为党的副主帝，这样的提议由他带头提出，不仅易于摆平党内各方关系，而且也容易说服其他人接受。这和他当年在遵义会议上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 人职务，从而打破了僵局的做法一样。在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央领导机构大调整的同时，周恩来还抽身参加了对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主要文件《十六条》的最后修 改。他和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来其中”黑帮”、”黑线”一类含混不清而又打击面过大的提法，同时加入了某些限制规定，如：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必须严格区 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干部队伍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
很显然，周恩来此时已经嗅出了文革这场政治风暴所挟带的暴戾之气，小心翼翼地试图对它加以某种约束。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心存侥幸，想远事 避祸的话，那么当他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置身于这场风暴的中心，面对铺大盖地而来的狂潮而无处逃遁时，他的态度发生了某种不易觉察出来的变化，那就是中 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儒家的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占了上风，由被动卷入转为积极投入。
周恩来的这种心态从邓颖超身上也可以看出来。她在文革之初一方面给自己约法三章：不会客，不写信，不出门看人；另一方面又通过电话分别给一 些多年的朋友和民主人士如许广平、史良、刘清扬、罗叔章等人打招呼，告知这场运动避免不了，大家都要接受这场”考试”。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 周恩来深明”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道理。这句话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托人传话，送给他在国共合作时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副总统陈诚的箴言。当时蒋介石年事已 高，急于安排后事，把权力交给蒋经国，导致陈诚与二蒋的关系日益紧张。周获知这一情况后，传话给陈诚”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八个字，劝他不要与蒋氏父子 闹得太僵。
实际上，这句话也是周恩来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天下大乱，沧海横流之际，周氏既不想在一旁袖子旁观，听任事态的发展而无所作为，也下想 正面与之硬顶，被来势汹涌的狂潮所吞没，而是像他后来多次所说过的那样，积极投身其中，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做”革命的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因势利导地迎 接它。
正足怀着这样一种想法，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走马上任，在天下大乱之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十年。
第三章 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重返一线，直接掌握指导文革运动，按照既定方针，继续放手大干，以期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与此同时，他把设法 维持国家和社会日常生活运作的任务交给了周恩来，指定其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负责处理党、政、军的日常事务。这样，周氏上任伊始，就陷入这两者之间的矛 盾冲突之中，处境困窘，左支右绌，穷于应付。
执两用中的应乱之道
自文革全面发动以后，周恩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设法维持 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这是两个互相矛盾，很难协调的目标，然而周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统一起来。
毛泽东之所以在废黜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后还不想收兵，是因为他深知眼前的胜利是不稳固的，刘只是暂时处于下风，并没有真正认错服输，随时 可能卷土重来。刘在全会上的检讨发言虽然在表面上承认了错误，表示”对这次的决定思想上早有准备，完全没有抵触情绪”，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在小组会议 的发言中公开抱怨被毛和群众”夹在中间”，”上挤下压”。甚至借检讨之机发泄不满情绪，意在言外地影射说：”老虎屁股摸不得，结果就要被革掉，要让人家 革，让人家摸，摸个痛快”。况且，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已经在党内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影响远未肃清，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他的人，目前各地的党政机 构对文革运动普遍存在的消极抵制就是证明。而且在一股群众中，刘少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就在八届十一全会期间，刘去北京建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围观的群 众中还有人喊”刘少奇万岁”的。因此必须趁势穷追猛打，彻底肃清刘在政治上的影响，摧毁他的权力基础。否则的话，刘随时有可能利用党内的不满情绪杀回马 枪，进行秋后算账，就像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那样。这是让毛深为忧虑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采取非常之举，全力支持红卫兵的大串连，利用青年学生作为突击力量，冲垮各地党政机关对运动的抗拒，把文化大革命 的烈火燃遍全国。八届十一中全会刚一结束，毛就刻意穿上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红卫兵代表和革命师生。林彪在 大会讲话中特别代表毛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并宣称”最高司今是我们毛主席”。
历来喜欢从群众运动中寻找灵感的毛泽东则从”八一八”接见时盛大狂热的场面中，受到了启发，那就是在人民群众中营造对他本人狂热的个人崇 拜，以此来作为对付刘少奇的利器。于是，毛随即提出要继续接见下去，要同全国几千万红卫兵直接见面，为此还找了一套说辞，称这是为了接受苏联的教训–在苏 联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后来苏联变修，把列宁主义丢了，与此不无关系。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想法，中央随后宣布进行全国大串连的红卫兵乘车、吃饭、住宿一律 不要钱，完全山国家来负担。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红卫兵运动迅猛异常地席卷全国，势不可当。”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年轻、单纯而又狂热、 冲动的中学红卫兵怀着革命造反、改天换地的强烈愿望，首先冲出校门，杀向社会，在”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旗号下，打人，抄 家，剪长发，剁高跟，焚书画，砸商店，改街名，毁庙宇，横冲直闯，为所欲为。
随后，北京大、中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又奉中央文革之命，到全国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每到一地，不问青红皂白，便大兴问罪之师， 炮轰一切，并以查收工作组”黑材料”的名义，冲击当地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鼓动当地群众起来造反。这样，混乱的局面迅速由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严重地 打乱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这种局面，自然让刚刚接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忧心忡忡。尽管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举过手，赞成开展文革运动的决定，但眼前的这种 搞法还是和他自己对文革的理解和设想相去甚远，且不说已经严重地违背了多年来党所奉行的一贯政策，就是用八届十一中全会才通过的《十六条》来衡量，也大大 出了格，闹得已经不像话了。如果不设法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话，很快便会一发而不可收。不过，已经被交过底的周恩来知道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正是毛泽东 本人有意制造的，意在把文革这把火烧向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上”保持晚节”的心态令他不敢违抗毛的意志，只能跟着走。可是，他又不能完全坐视这种混 乱的局面蔓延下去不管，因为一旦局势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本人也无法向毛交代。这种困处”夹缝”中的境况，使周左右为难，欲言又止。不过，他毕竟是善 于在政治上走钢丝的老手，懂得如何见机而作，因势趋便而又不失分寸，落下把柄。
在红卫兵破”四旧”这场狂潮中，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首先遭难。他们大都是在当年中共打天下的过程中，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老朋友，如今却大祸临 头。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不少人家中珍藏多年的文物古籍被洗劫一空，甚至被付之一炬。这让多年来负责统战工作，一直同他们打交道的周恩来深感不安，一 直想出面制止这种状况。但是，不久前毛泽东对周恩来不能同这些人”过于接近”的敲打，言犹在耳，让他不敢贸然行事，不得不暂且忍耐，等待时机。恰好就在这 时，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湖南名士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详述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批斗的情况，恳请他能”在可能范围内稍梢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 阅后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马上趁机行事，除了立即对章氏采取了保护措施外，更进一步发挥了毛在批示中 的精神，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其中包括孙夫人宋庆龄、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傅作义、前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等十三人。不仅如此， 周在所开列的名单末尾又将保护的范围推而广之，提出对人大、政协、国务院等党和国家以及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也应进行保护。
随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对列入名单的人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有的派人动员他们暂时离家躲避一下，有的被送到解放军三0一医院，有的干跪被送到外地疗养，还有的由公安警卫人员进驻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宋庆龄的保护。在红卫兵横扫一切的浪潮中，宋氏在上海的寓所也未能幸免，连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其中缘由是因为末庆龄得 罪了江青。起因是文革发动以后，毛泽东曾派江青专门探访宋，向她打招呼，解释开展文革运动的必要性。然而，宋对自命不凡的江青并不买账，反而直言批评红卫 兵不应伤害无辜。结果两人的会面不欢而散，宋对文革的态度令毛很不满意，江青更是耿耿于怀，宋由此大祸临头。在江青的策动下，宋庆龄因而成为红卫兵运动的 斗争目标，勒令她剪掉保持了几十年的盘在脑后的发髻，改成三八式齐耳短发。接着宋氏双亲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被毁坏，石碑被推倒在地。深爱自己父母的宋氏 知道后，禁不住失声恸哭，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当即病倒下来。为了保护自己父母的坟墓不再遭受横祸，宋甚至强撐病躯修改了自己的遗嘱，向中央正式提出她死 后一定要与父母葬在一起的要求。
宋庆龄的这种遭遇，令与她交往多年、彼此相知很深的周恩来心里很不好受。不过他对文革女老板江青有所顾忌，上海又是文革派的大本营，不便插 手。为了避免与江青正面冲突，周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劝说宋到北京来住，并指定负责他的警卫工作人员主管宋氏在北京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期间，周 恩来还数次出面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设法借助毛泽东的权威，劝阻红卫兵不要到宋氏的家里去贴大字报，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夫人自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她相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不能因为 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
后来，周恩来又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氏墓地修复，并交待在竣工后拍照片寄给宋庆龄。此外，他还顶住江青的压力，借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 周年的机会进行补救，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为新编选的《宋庆龄选集》题写了书名，以便多少安抚一下精神上受到创伤的宋氏。
针对红卫兵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乱打乱斗的问题，周恩来在八、九月间花了很大精力去做红卫兵的思想工作。同中央文革一味鼓动怂恿的态度有所不 同，周在肯定红卫兵运动大方向的前提下，重点放在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图减少其狂热性与破坏性，设法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轨道上来。在那些日子里，他不分昼夜 地出席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报告会，与红卫兵频繁接触，广为交谈，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要求他们要学习掌握党的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团结大多数，要文斗，不 要武斗。
鉴于红卫兵到处套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提法而炮轰一切的作法，周恩来在做红卫兵工作时，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对手这一提法本身的表态，而是 强调说：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认为是毛主席号召打所有的党政机关，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击，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并不是所有党政领导都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这样看法，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并提醒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 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正是毛主席思想。
这段期间，最让周恩来焦头烂额的，还是承担接待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和应付红卫兵大串连所造成的全国铁路运输全面紧张的局面。在 此之前，虽说他已经对毛实行”天下大乱”的战略意图有所了解，但对运动如此大张旗鼓的搞法还是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在红卫兵大串连之初，周就担心此举会影 响国民经济的命脉–铁路交通运输，从而打乱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力主不要一哄而起，主张要分期分批地进行。但是，这个提议却受到了毛的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下再说什么，而是把庞大的接待组织工作承担下来，作为他本人支持开展文革运动的一个实际行动。为了保证毛每次接见的顺 利进行，周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临时从各机关、学校、驻京部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并紧急腾出大量校舍、办公室组成接待站。他本人则全力以赴，亲自调度粮 食、火车，筹划安排来京外地师生的衣、食、住、行、医。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更是尽心竭虑，不敢有一点疏忽，反复推敲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确保万无一失。
国庆节前夕，全国各地师生云集北京，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总数达到一百五十万人以上。由于来京的人数实在太多，北京市各接待单位虽然已经尽了 最大努力，甚至连许多党政机关的办公室和干部的家中都住了人，但还是应接不暇，仍然有三十万人安排不下。为此，周恩来不得不出面向毛反映目前已经大大超出 了北京的接待能力，再来就有困难了。对此，毛泽东毫不以为意，坚持开展全国大串连，表示现在才刚开始，他要接见两千万人，称他自己在中南海的住所也可以腾 出来让给外地红卫兵住。中央文革则借机指责周恩来所主持的接待工作，让”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露宿街头”。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检讨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并带 头将他的住处腾出来接待红卫兵；另一方面，召开紧急动员会议，向各单位下达接待红卫兵的包干任务，并紧急动用部队搭建临时帐篷，这样幸总算应付过去。
更让周恩来感到头疼的则是红卫兵大串连对全国铁路运输的冲击。当时铁路的客运量早已超过极限，客运列车无一不严重超载，已到人满为患的程 度。每节车厢、过道里都挤满了人，行李架上坐著人，椅子底下躺着人。甚至连厕所里也都站着人。人们上厕所必须从别人肩膀上踩过，上下车则需要从车窗爬进爬 出。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抽调货运列车暂时用来载人。但这样一来，又造成各地货运物资的大量积压。由于物资运不出去，很多工厂只好停工待料。再加上部分铁路 工人已经起来造反，脱产”闹革命”，更加剧了整个铁路运输秩序的混乱。
然而，由于毛泽东执意实行”天下大乱”的方针，根本不在乎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周恩来虽然心急如焚，却无法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只好被动 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每天深夜都要把铁道部长吕正操找来，了解铁路运输的情况，甚至亲自担任铁路总调度，直接指挥疏导交通堵塞最为严重的路段，以 解燃眉之急。他还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开展文革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并征得毛的同意，号召进行徒步串连。
但是，这些努力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最后还是因为进入隆冬时节，天寒地冻，毛泽东的注意力也转到其他方面，这场全国大串连寸逐渐停止下来。不过，铁路运输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相反却由于各地两派之间愈演愈烈的派斗而变得更加严重。
自文革全面发动以来，周恩来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一直处在文革运动实际执行者的地位，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贯彻 落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本来这是两个互相矛盾，很难协调的目标，擅长在政治上走钢 丝的周氏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
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在扮演前者时，总是显得被动迟疑，有些做作，好像是在”做戏”；而在扮演后者时则表现得积极主动的多，是一种”本色” 的表演。换句话说，周虽然决心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竭力勉励自己以一种热情投身到文革战斗中去，但还是无法斩断尘缘，不食人间烟火，内心更关注的还是大乱 之中的国计民生问题，这种情况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开展，上述两者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而表现得愈加明显。
这年九月间，因红卫兵大串连而造成的混乱局面，已经开始波及到工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当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但是出于运动的冲击，不少县和 公社一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大片成熟的庄稼亟待收割，却无人过问。作为国家的总理、七亿人的大管家，周恩来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三年困难时期因国库缺粮而大 批饿死人的惨剧殷鉴不远，如果对眼前这种局面听任不管的话，到头来老百姓势必再度遭殃，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毛泽东那里无法交待。
当然，周恩来很清楚目前运动正处于发动阶段，毛泽东真正关心的是如何排除阻力，把文革运动深入搞下去的问题。因此，如果这时出来对运动设 限，强调抓生产，势必会惹毛不快。况且，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林彪在以接班人的身份布置工作时，特别强调说：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要以主席为轴心，不 能再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并意有所指地说： “我们有许多同志，容易埋头于粮、油，还有钢铁、煤炭的指标，而忽视政治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尽量向毛泽东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力争取得毛的支持，因为他相信不管怎么说，毛还是懂得天下吃饭的问题最大的道理。 他继续采取了见机而作的做法。九月三日，黑龙江省双城县的一个干部向中央反映该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被批斗，生产陷于瘫痪的问题。周立即把这一简报批送给 毛，因事不宜迟，又责成人民日报社立即起草一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先行发出。随后，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会议决定起草一 个中央关于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做出明确规定，解决这一问题。同时，鉴于不少工矿企业的工人已经起来”造反” ，导致生产指标大幅度下降，周恩来决定趁势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并送毛泽东审阅。九月八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 会，修改通过了中央关于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县以下农村的文革运动，仍按”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红卫兵不准到县以下各机关 和社、队去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耕，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对工矿企业则强调：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 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应坚守工作岗位，文化大革命运动可放在业余时间去搞。并重申了红卫兵下要进入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去串连，等 等。
文件搞出来后，行事谨慎的周恩来知道兹事体大，除了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外，还需听取各方意见。于是，他先让陶铸以个人的名义向华东局传达 了这两个通知的基本内容，投石问路。果然，对此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广大干部、工人、农民普遍认为这是中央说了他们想说的话，为他们撑了腰，以后可 以安心搞生产了。而青年学生们则大都不理解，甚至有的认为这是个”大阴谋”，有的人还发火急电报给江青，称”这个所谓文件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和十 六条不相符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为了避免生出事端，马上采取主动行动，写信给毛泽东，表示： “我认为有关农业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然后才好批发关于这两方面的通知。”这时正在考虑如何突破运动阻力的毛自然 对这两个束缚群众手脚的规定感到有些不快，不过他也知道如果不加以解决的话，后果严重，在踌躇了几天之后，只好表态：”可印发，不要讨论了”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后，周恩来终于松了口气，可以名正言顺地抓工农业生产了。就在中央关于农村、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规定下发后的 第二天，他借着毛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机会，在大会上着重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强调搞好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守生产岗位， 说：”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最后，他还带领全场高呼口号：”抓革命，促生产，迎接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接着，周恩来又一鼓作气，搞出来一个财贸战线上的政策规定，以供下面遵照执行。但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后，却被 中央文革扣压下来。他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无疾而终，为此专门写信给文革小组的女老板江青，催促他们抓紧核阅，尽快发下去，说：”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 策方面，农业和工业、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陈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好后再提请中央政 治局讨论。”
江青早就对周恩来这样到处制定条条框框，充当”灭火队长”的作法很不满意，只是因为他行事谨慎老练，处处注意取得毛泽东的支持而暂时无可奈 何罢了。这次，她故意采取拖延战术，以忙于其他事情为借口压着不办。后来经过周的一再催促，最后总算勉强松口，改由中央批转了这个规定草案。尽管如此，周 氏上述设法维持工农业生产所做的努力，在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很快便被毛泽东发动文革新的部署给冲掉了。
”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句话，是周恩来在六十年代初托人传话，送给在国共合作时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副总统陈诚的箴言。这实际上也是周本人 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身不由己卷入文革狂潮后，周采取顺守哲学，既不硬顶，也不想在一旁袖手旁观，而是投身其中，因势利导，做”革命的弄潮儿”。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彭真所主管的北京市首当其冲，机关和学校很快就陷入混乱和瘫痪之中， 而这正是毛泽东所有意造成的局而。在成功地对刘少奇实施了”清君侧”之后，老于权谋的毛并不急于与刘上面交锋，而是设法把群众中的怨火引到他身上去。
毛泽东非常清楚，建国后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对中共党内的官僚特权阶层早就深为不满，从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怨气在被反右 运动一棍子打了下去之后，一直找不到宣泄的机会，这些年来积怨更深。为此，毛决计对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反其道而行之，把群众中的怨恨情绪这把火烧向刘少奇。
于是，毛泽东有意识地把水搅浑，制造上下之间的对立，在幕后遥控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马，点火于基层，造势于报刊，挑动 群众起来造反，布下了群众运动的”火牛阵”，并亲自批准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通过这样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很快便把文革的祸水引到主持中 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身上。
在刘少奇穷于应付迅猛而来的乱局之际，毛泽东故意滞留外地，远离京城，当甩手掌柜，在南方的名山大川之间作逍遥游，同时密切注视事态的发 展，等待时机，对刘少奇展开最后致命的一击。毛在这期间所作的那首《有所思》一诗中所谓”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 驰。一阵风雷惊宇宙，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正是此情此景的写照。
刘少奇不知就里，完之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一步步地掉进了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党内高级干部一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虽 然被迫接受了毛发动文革运动的既成事实，但对此既不理解，更对局势的发展感到忧心忡忡，心里茫然无底。为此，他一方面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迅猛 而来的运动作出八条限制规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失去控制。另一方面，他又频频向毛电话请示，希望能够得到指示，但却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复。无奈之下，刘少奇 只好在六月上旬同其他常委一道匆忙赶赴杭州，向毛当面请示、汇报，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则不动声色，稳坐钓鱼船，不但对刘少奇所提的问题一概不明确 表态，反而还欲擒放纵，委托他”相机处理”运动问题。暗中则张开罗网，诱使刘落入布下的陷阱之中。刘少奇不知是计，还以为真的得到了毛的尚方宝剑，于是在 返京后，决定仿效不久前经毛泽东首肯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取代已经瘫痪的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力图扭转 日趋恶化的局势。
然而，仓促上阵的工作组从一开始就被夹在中央内部两种不同指导思想的对立中间，左右为难，动辄得咎，非但无力从根本上扭转局势，反而在某种 程度上激化了矛盾，采取当年反右时的做法，压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激进学生。这样一来，正好堕入了毛的圈套，与造反的学生形势严重对立，导致 各个学校轰赶工作组的争斗”不断发生”。这种局面，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介入和推波助澜而变得更加严重。这样，刘少奇完全陷入了毛精心布下的”火牛阵” 之中，很快就被烧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只好等待毛以审判者的姿态来收拾他了。
在工作组的问题上，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陷得那样深，与其说是由于”碰巧”出访东欧而逃过一劫，倒不如说是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 考虑而刻意加以保护的结果。实际上，在如何开展运动的问题上，周与刘、邓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主张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避免 局势失去控制。只不过由于周并非是毛锁定的目标，而他本人的态度又比较缓和，行事也更为圆通罢了。
譬如，当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贴出矛头指向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后，周恩来曾派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去做工作，并面授了几条指示，强调要从正 面讲毛主席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有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但当毛随后决定将其向全国广播后，他便默不作声了。又如，刘少奇决定向北京大、中 学校派工作组时，他也是投了赞成票的，不过有意采取了比较低调的姿态，让刘、邓两人唱主角。这多半是和他已经开始发觉政治气氛诡异，充满了不祥之兆有关。 所以当外交部送上曾被他一再推迟的访问罗马尼亚的报告后，周立即表示同意，并报送毛泽东审批。显然，他此刻不愿久留京城这块是非之地，以免被卷入其中。访 罗便是一个暂时的脱身之机。
毛泽东对周恩来此举的动机心照不宣，有意放他一马，当即表示：”赞成总理的意见” 。如果要换成刘少奇的话，恐怕就另当别论了。毛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对周的格外关照，而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经过几十年政治疆场上的搏杀，毛早就对争 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一类的攻伐之道运用自如。他清楚如果任由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和刘少奇、邓小平一道陷进去的话，不仅不利于分化中央 一线，而且还将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一个有用之人，尤其是当他即将在政治上层开一场空前的赌博时。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价值。况且，周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保持晚节”的讲话，业已在政治上表白心迹。在这种情况下，毛乐得顺水推舟，批准周出访东欧，以免和刘、邓一起陷进去。
不仅如此，在周恩来回国后，毛泽东更是刻意拉拢他，立即派康生出面，向他传话打招呼，告知国内运动的形势，说刘少奇、邓小平已经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陷进去了，可能站不住了，提醒他千万不要再陷进去，并叫他要多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联系。
稍后，毛泽东还把他写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给周恩来看过，在政治上向他交底。毛在信中以近乎”黑话”方式，对自己的内心作了剖白，透露出 发动文革的战略意图-一通过”天下六乱达到天下大治”，并表示了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过分吹捧他本人的不安，以及打算”跌得粉碎”的精神准备。这封信是 解读毛在发动文革时心态的最重要的文献。写成之后，毛当时只让极少数人看过，周便是其中之一。
在周恩来出访期间，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刘少奇，邓小平同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发生了严重的争执。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 意图，提出工作组阻碍运动，主张文革应由群众自己进行，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刘、邓则不肯退让，指出”这是不要党的领导”，给顶了回去，并在各个学校中 展开了反击，抓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激进学生。囿于形势，中央文革暂时处于下风，不过却在暗中不断把收集到的工作组”压制革命”的材料密报给毛， 从而让毛掌握了整刘的把柄。
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养精蓄锐、审时度势的毛泽东认为与刘少奇最后摊牌的时机已到，于是开始收紧罗网，并有意作了象征性的举动–在武汉畅游 长江，向人们展示了他健康的体魄和敢于迎接任何挑战的意志之后，返回北京。一回来，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汇报，而用”已经睡了”为借口，让 同样急于汇报的刘少奇吃了一个闭门羹。几天后，毛泽东自忖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材料，可以斗垮对手之后，正式表态：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斗，二 下会改，统统驱逐之。他还出面为中央文革打气撑腰，说人们不讴歌尧(借指刘、邓一-作者注)而讴歌舜(借指中央文革–作者注)，”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 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虽然有心在工作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赞成用简单撤销工作组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一时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平息当时 各大、中学校学生轰赶工作组的风潮，而且见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又成功地分化了他们与周恩来之间原本十分脆弱的联盟，自觉大势已去而不得不同意撤销工作组。
在工作组问题上，周恩来本来就因出访东欧而相对超脱，回国后更是由于康生的打招呼和毛泽东的交底，而有意同刘少奇、邓小平保持距离，并注意 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接触，竭力在两军对垒中保守中立，为自己预留退路。在毛回京后尚未明确表态之际，周就已经开始转向，不再完全附和刘、邓不撤工作组的主 张，而是着重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办法。
七月二十三日，在讨论工作组问题的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认为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党对运动的领导总得通过某种形式，对工作组不能采 取北极撤换的办法。康生、陈伯达等人则列举所收集到的材料，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阻碍运动”。双方相持不下，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周恩来连夜写信给 刘、邓，出面充当和事佬，试图化解双方的歧见。 少奇、小平同志：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此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 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 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匆匆补告，并致敬礼!
周恩来
七月二十四日四时半
这封信充分表现出了周恩来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和息事宁人的为人。信中既肯定了派工作组的”必要性”，为众多参加工作组的干部进行了开脱， 又强调各单位发生的情况”有其特殊性”，暗示中央文革所说的情况亦有可能，并表示要到现场作调查研究。这在表面上是响应毛泽东回京后，对争论的双方所提出 的号刁，实际上则为他后来的转向预留了伏笔。果然，当毛随后正式表态，对工作组大张挞伐时，周马上紧跟，率先表态拥护，主动对派工作组的问题作自我批评。
这里，有一个场面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周恩来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政治态度上的差别以及毛泽东所作出的反应。七月二十九日，根据毛的意见，在 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的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邓直截了 当，在讲话中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周则在讲话中明确承认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当时我们确实是迫不及待，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
周恩来虽然也谈到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一点，但更多强调的是文革”这是个新事物，新的运动，我们很不熟悉，特别是年老的，要到你们中 间去学习，取得经验。老革命更应该是这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为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并传达了毛提出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三人任务：一斗、二批、 三改。已经被毛泽东布下的”火牛阵”弄得焦头烂额的刘少奇则在讲话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无奈的苦衷，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 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与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作什么 自我批评，相反还有意提出”要保护少数”的问题，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如此，刘还含蓄地对毛泽东的欲训之罪作了反驳，说：”有时没拒错 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下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
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是在幕后旁听。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表态大为恼怒，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决心当众给他一个难堪。于是，这次会议的末尾出现了下面的一幕，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当时在场，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毛并未出席，他不愿意让学生认为他和刘、邓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领导和学生们都下知道毛去了大会堂。就在大会开始前，他隐身坐在幕后，我也 随侍一旁。毛下露声色地听着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刘的自我批评和一九六二年毛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承担困难时期的责任的那个自我批评，十分类似。刘并没有 承认犯了错误，更没有说是严重错误，只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毛听了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 命。”我听了以后，心中一沉。现在完全明白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俩是党里的”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这时周恩来在台上宣读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毛打算走回一一八厅，但突然停住，说：”要支持革命群众嘛”。待到周一讲完，几个随从人员 把幕拉开，毛突的现身，像变魔术一样，从幕后走到台前。全场学生欢腾下已。毛举手向台下的学生们打招呼。学生们着魔似的狂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毛在台上左右行走，面如石蜡。欢声雷动中，毛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回一一八厅。周恩来像忠犬般地尾随毛后。毛从头到尾没有正眼看刘或邓一 眼。刘、邓呆立台上。毛的这一行动，最明确不过地在群众眼前，表现他与刘、邓的分歧。
应该指出，李志绥的记述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比如刘少奇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而是邓小下、周恩来说的，而且其中的个别用语也带有个人好恶的色彩，但他对这一场面的记述却是真实生动的，特别是末尾一段更是这一历史插曲中的神来之笔。
为了扭转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对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发动，毛泽东决定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毛一改以往喜 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做法，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值得一提的是，全会原先的议程并没有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改组的内容。由此推定，毛此时虽对解决刘少奇问题的决心已下，但究竟采取什么 方式和解决到什么程度还没有定见，尚在考虑之中，采取的是见机而作的策略。
同五月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样，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也十分紧张。与会者人人自危，生怕说错了话，但又不得不表态，于是纷纷围绕毛泽东对工 作组的批评，检讨自己思想上怕出”乱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错误”，等等。不过却很勉强，多是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评。尽 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经分头作了动员，但在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并且普遍流露出对毛所发动的文革运动”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绪。
这种局面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在中央全会上也会出现一个自己居高一呼，与会者积极响应，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的场面，就像 不久前在青年学生中出现过的一样。为此，毛特意把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的两张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和给他们的亲笔覆信，作为会议文件散发下去，想在全会上 点一把火。毛泽东在信中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表示了异乎寻常的支持，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我们 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然而，应者寥寥，会议开得十分沉闷，多数人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眼看会议就要结束，而问题却远没有解决。毛 泽东为此十分焦急。在他看来，党内存在很大阻力的根子就在刘少奇的身上，有相当多的人在思想上与刘有共鸣，而且还有不少人对他仍心存幻想或顾虑，在看他的 脸色行事。如果不趁此机会，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彻底的解决，非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而且还将会前功尽弃，留下后患。况且，毛这时自信已经抓住了刘少奇” 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的确凿把柄–刘在六月间为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简报的底稿。这是由康生收集在手，而由张春桥自告 奋勇在毛返京后提供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亲自出马，给全会加温，把刘少奇的问题端出来。八月四日，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取惹战激将的办 法，向刘猛烈开火，声色俱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 义”，”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 但毛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把五十多名干部，专家、教授揪 上”斗鬼台”，”斩妖台”的乱打乱斗事件。事后，北大工作组处理了这一事件。六月二十日，刘少奇提议将此大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的简报转发全国，并为中央起 草了转发的按语。在毛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 不得了”时，刘实在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他，表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 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引者注)。”这样一来，不啻火上浇油，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借口。毛随后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 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时宣布原定当天开的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散会后，怒气难消的毛认定刘少奇已经不可救药，最 后下决心在政治上与他分道扬镳，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为此，毛决定延长会期，改变全会原有的议程，着手从思想、组织等方面作了紧急的部署。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用异常激烈的语言，不指名地痛斥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 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 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在文中还联系到一九六二年调整时期的所谓”右倾”问题，气势汹汹地摆出一副和刘少奇算总账的架势。毛的这篇东西随后印发全会， 作为与会者批刘的思想武器，全会随即转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秘密派汪东兴把本来已经告假的林彪从大连疗养地紧急召回北京参加 会议，为自己助战，准备用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彻底闹翻，把周恩来推上了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位置。这是自中共八大以来党内领导格局的重大政变。实际上，还在八届十一 中全会召开之前，毛就已经开始绕过刘少奇，更多地倚靠周来办事了，像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都是由周一手操办的。对此，周恩来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知道这 是毛在政治上对他的信任，是自延安整风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之后对他政治表现的肯定，而这正是他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得到的。另一方面，周恩来的心情却并 不轻松，相反更多的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这倒并不全是因为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所点的那些事情，他本人都难脱干系，更主要的还是深感前 途叵测，又加毛这样搞伊于胡底。毫无疑问，周恩来是决心要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但对毛究竟要往哪里走，走到哪一步，却是心中无数。眼下刘少奇的结局，更 是让他心存恐惧，不知什么时候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在毛意难违的情况下，他只好以”保持晚节”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类信条来慰勉自己了。
周恩来的这种心情在会议期间不断地流露出来。比如，他在大会的发言中，就检查了自己”旧脑筋对待新革命”的问题，表示要经得起群众运动的考 验，不断地洗澡，”不然，我们总说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就是空话了吗?”强调”要以这样一种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去。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错误，大的小 的，我就犯过大的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了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意见，拿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 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一些。”又如，会议期间，毛泽东让周恩来过问清华大学的运动情况。这自然是个难干的差事，弄不 好就会惹火烧身。他非常清楚这一点，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这件事对我既光荣又艰巨”，”仓促上阵，搞不好就也会像工作组一样被撤下来”，表示要知错 就改，说：”跟着著毛主席跟不紧，知道了就改，再跟，再改，我们这样一直跟了四、五十年嘛!”对刘少奇这次在政治上栽跟头，周恩来的心情也很复杂。长期以 来，刘、周两人一直存有某种”瑜亮情结”。刘曾经长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来对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对此，周本人心里很清楚。尽管周恩来的才 干和资历本来部在刘少奇之上，但党内地位周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对刘少奇有时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狭”也是有看法的。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两人并没 有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相安无事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权力格局中对手之间的竞争。
不过另一方面，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为人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为他为人稳重，作风正派，看问题尖锐，注重个人的修养，因而对毛泽东如此大动 干戈不大理解，再加上深知自己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对刘氏落难的处境不免有某种同病相怜之感。当然，周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并且慑于毛的态度，也不 会公开站出来替刘讲话，但他从本心来说，不愿意给毛当枪使，宁可被人说成斗争不坚决，和稀泥，有包庇之嫌，也不愿意冲在前面当打手。这是他一贯的为人处世 之道。
为此，周恩来在全会的发言中，一方面表示向学校派工作组并且坚持工作组不撤，”是方向性错误”，”深刻批评一下只有好处”；另一方面又把自 己摆进去，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承担责任，说：”在北京留在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决定派工作组负责任”，以多少减轻一点对刘、邓两人的政治压力。
在随后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与会者迫于政治压力，按照事先的布置，纷纷向刘少奇开炮，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场面。林彪这时大概已 经看出了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问题上玩弄的权谋，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打算用邓来防范他的用心，所以在会上除了批刘之外，有意把矛头转向邓，批他在编辑处理毛选 四卷注释的问题上，为他本人和二野评功摆好，指邓和吴晗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迫使邓小平不得不在会后交权。在会上对刘、邓两人的批斗中，周恩 来则始终正襟危坐，保持缄默。
对于周恩来在批刘问题上的低调，毛泽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了某种容忍的态度。这除了和毛了解周的一贯为人–总是在党内斗争中扮演”和稀 泥”的角色有关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毛眼下正用得着周而不便过于为难他的缘故。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像周 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干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应该说，这正 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在这次废黜刘少奇、起用林彪作为接班人的问题上，毛就采取了这种作法。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下决心换马以后，首先把周恩来找去，把他刚刚写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底稿拿出来交给周看，说：看来刘少奇 是不行了，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后话锋一转，问周的意见。其实，毛这时早已拿定主意，决定由林彪取代刘作为 接班人，不过却故意藏而不露，反过来问：”你看现在的副主席里面还有谁?”试探周的态度，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而且当时的情况也是明 摆着的，在中央常委七人中，除了毛以外，朱德年事已高，陈云长期称病，两人早已不参与常委的日常议事。在剩下的刘、周、林、邓四人中，既然刘、邓不行了， 那么就只有周和林了。在这情况上，周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绝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毛对此是心中有数的，因为周过去曾多次在中央领导核心内部表示过他只能当帮 手，不能掌舵，并且对党内能够接班的人选作过刘、林、邓这样的排列。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自然顺势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来吧。这一提议，正中毛泽东的下怀。毛很高兴，当即拍板，并吩咐周按此进行部署。随 后，周恩来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北京，并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打了招呼。这就是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大体经过。
接下来，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酝酿过程中，周恩来继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增补名单草案和排列次序，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八 月六日晚间商定的，并由周报告了刚刚返京的林彪。常委内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林彪作为接班人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而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实际上”靠 边站”了。本来，这一名单草案已经初步敲定下来，但后来却节外生枝，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却以文革”女掌柜”的身份插手这件 事，提出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反而在名单的排列中从原来的第七位升到了第四位?力主应该往后排。她又向毛泽东反映陈伯达太老实，怕他不住邓，陶铸为人厉 害，建议把他调上去，排在第四位，好压压邓。毛随即采纳了江青的建议，亲自在周恩来草拟的送审名单上，将陶铸的排名从原来的第十位勾到第四位。
但是这样一来，又完全打乱了原来正常的党内排名顺序，出现了令人棘手的问题。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两员干将陈伯达、康生在名单中分别排在党的副 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的前面，而只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却排在总书记邓小平的前面，因而整个名单显得不伦不类，不好拿出手。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出 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 由于周本人身为党的副主帝，这样的提议由他带头提出，不仅易于摆平党内各方关系，而且也容易说服其他人接受。这和他当年在遵义会议上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 人职务，从而打破了僵局的做法一样。在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央领导机构大调整的同时，周恩来还抽身参加了对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主要文件《十六条》的最后修 改。他和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来其中”黑帮”、”黑线”一类含混不清而又打击面过大的提法，同时加入了某些限制规定，如：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必须严格区 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干部队伍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
很显然，周恩来此时已经嗅出了文革这场政治风暴所挟带的暴戾之气，小心翼翼地试图对它加以某种约束。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心存侥幸，想远事 避祸的话，那么当他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置身于这场风暴的中心，面对铺大盖地而来的狂潮而无处逃遁时，他的态度发生了某种不易觉察出来的变化，那就是中 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儒家的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占了上风，由被动卷入转为积极投入。
周恩来的这种心态从邓颖超身上也可以看出来。她在文革之初一方面给自己约法三章：不会客，不写信，不出门看人；另一方面又通过电话分别给一 些多年的朋友和民主人士如许广平、史良、刘清扬、罗叔章等人打招呼，告知这场运动避免不了，大家都要接受这场”考试”。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 周恩来深明”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道理。这句话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托人传话，送给他在国共合作时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副总统陈诚的箴言。当时蒋介石年事已 高，急于安排后事，把权力交给蒋经国，导致陈诚与二蒋的关系日益紧张。周获知这一情况后，传话给陈诚”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八个字，劝他不要与蒋氏父子 闹得太僵。
实际上，这句话也是周恩来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天下大乱，沧海横流之际，周氏既不想在一旁袖子旁观，听任事态的发展而无所作为，也下想 正面与之硬顶，被来势汹涌的狂潮所吞没，而是像他后来多次所说过的那样，积极投身其中，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做”革命的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因势利导地迎 接它。
正足怀着这样一种想法，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走马上任，在天下大乱之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十年。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顺守哲学
”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句话，是周恩来在六十年代初托人传话，送给在国共合作时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副总统陈诚的箴言。这实际上也是周本人 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身不由己卷入文革狂潮后，周采取顺守哲学，既不硬顶，也不想在一旁袖手旁观，而是投身其中，因势利导，做”革命的弄潮儿”。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彭真所主管的北京市首当其冲，机关和学校很快就陷入混乱和瘫痪之中， 而这正是毛泽东所有意造成的局而。在成功地对刘少奇实施了”清君侧”之后，老于权谋的毛并不急于与刘上面交锋，而是设法把群众中的怨火引到他身上去。
毛泽东非常清楚，建国后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对中共党内的官僚特权阶层早就深为不满，从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怨气在被反右 运动一棍子打了下去之后，一直找不到宣泄的机会，这些年来积怨更深。为此，毛决计对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反其道而行之，把群众中的怨恨情绪这把火烧向刘少奇。
于是，毛泽东有意识地把水搅浑，制造上下之间的对立，在幕后遥控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马，点火于基层，造势于报刊，挑动 群众起来造反，布下了群众运动的”火牛阵”，并亲自批准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通过这样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很快便把文革的祸水引到主持中 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身上。
在刘少奇穷于应付迅猛而来的乱局之际，毛泽东故意滞留外地，远离京城，当甩手掌柜，在南方的名山大川之间作逍遥游，同时密切注视事态的发 展，等待时机，对刘少奇展开最后致命的一击。毛在这期间所作的那首《有所思》一诗中所谓”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 驰。一阵风雷惊宇宙，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正是此情此景的写照。
刘少奇不知就里，完之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一步步地掉进了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党内高级干部一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虽 然被迫接受了毛发动文革运动的既成事实，但对此既不理解，更对局势的发展感到忧心忡忡，心里茫然无底。为此，他一方面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迅猛 而来的运动作出八条限制规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失去控制。另一方面，他又频频向毛电话请示，希望能够得到指示，但却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复。无奈之下，刘少奇 只好在六月上旬同其他常委一道匆忙赶赴杭州，向毛当面请示、汇报，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则不动声色，稳坐钓鱼船，不但对刘少奇所提的问题一概不明确 表态，反而还欲擒放纵，委托他”相机处理”运动问题。暗中则张开罗网，诱使刘落入布下的陷阱之中。刘少奇不知是计，还以为真的得到了毛的尚方宝剑，于是在 返京后，决定仿效不久前经毛泽东首肯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取代已经瘫痪的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力图扭转 日趋恶化的局势。
然而，仓促上阵的工作组从一开始就被夹在中央内部两种不同指导思想的对立中间，左右为难，动辄得咎，非但无力从根本上扭转局势，反而在某种 程度上激化了矛盾，采取当年反右时的做法，压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激进学生。这样一来，正好堕入了毛的圈套，与造反的学生形势严重对立，导致 各个学校轰赶工作组的争斗”不断发生”。这种局面，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介入和推波助澜而变得更加严重。这样，刘少奇完全陷入了毛精心布下的”火牛阵” 之中，很快就被烧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只好等待毛以审判者的姿态来收拾他了。
在工作组的问题上，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陷得那样深，与其说是由于”碰巧”出访东欧而逃过一劫，倒不如说是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 考虑而刻意加以保护的结果。实际上，在如何开展运动的问题上，周与刘、邓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主张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避免 局势失去控制。只不过由于周并非是毛锁定的目标，而他本人的态度又比较缓和，行事也更为圆通罢了。
譬如，当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贴出矛头指向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后，周恩来曾派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去做工作，并面授了几条指示，强调要从正 面讲毛主席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有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但当毛随后决定将其向全国广播后，他便默不作声了。又如，刘少奇决定向北京大、中 学校派工作组时，他也是投了赞成票的，不过有意采取了比较低调的姿态，让刘、邓两人唱主角。这多半是和他已经开始发觉政治气氛诡异，充满了不祥之兆有关。 所以当外交部送上曾被他一再推迟的访问罗马尼亚的报告后，周立即表示同意，并报送毛泽东审批。显然，他此刻不愿久留京城这块是非之地，以免被卷入其中。访 罗便是一个暂时的脱身之机。
毛泽东对周恩来此举的动机心照不宣，有意放他一马，当即表示：”赞成总理的意见” 。如果要换成刘少奇的话，恐怕就另当别论了。毛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对周的格外关照，而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经过几十年政治疆场上的搏杀，毛早就对争 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一类的攻伐之道运用自如。他清楚如果任由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和刘少奇、邓小平一道陷进去的话，不仅不利于分化中央 一线，而且还将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一个有用之人，尤其是当他即将在政治上层开一场空前的赌博时。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价值。况且，周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保持晚节”的讲话，业已在政治上表白心迹。在这种情况下，毛乐得顺水推舟，批准周出访东欧，以免和刘、邓一起陷进去。
不仅如此，在周恩来回国后，毛泽东更是刻意拉拢他，立即派康生出面，向他传话打招呼，告知国内运动的形势，说刘少奇、邓小平已经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陷进去了，可能站不住了，提醒他千万不要再陷进去，并叫他要多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联系。
稍后，毛泽东还把他写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给周恩来看过，在政治上向他交底。毛在信中以近乎”黑话”方式，对自己的内心作了剖白，透露出 发动文革的战略意图-一通过”天下六乱达到天下大治”，并表示了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过分吹捧他本人的不安，以及打算”跌得粉碎”的精神准备。这封信是 解读毛在发动文革时心态的最重要的文献。写成之后，毛当时只让极少数人看过，周便是其中之一。
在周恩来出访期间，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刘少奇，邓小平同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发生了严重的争执。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 意图，提出工作组阻碍运动，主张文革应由群众自己进行，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刘、邓则不肯退让，指出”这是不要党的领导”，给顶了回去，并在各个学校中 展开了反击，抓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激进学生。囿于形势，中央文革暂时处于下风，不过却在暗中不断把收集到的工作组”压制革命”的材料密报给毛， 从而让毛掌握了整刘的把柄。
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养精蓄锐、审时度势的毛泽东认为与刘少奇最后摊牌的时机已到，于是开始收紧罗网，并有意作了象征性的举动–在武汉畅游 长江，向人们展示了他健康的体魄和敢于迎接任何挑战的意志之后，返回北京。一回来，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汇报，而用”已经睡了”为借口，让 同样急于汇报的刘少奇吃了一个闭门羹。几天后，毛泽东自忖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材料，可以斗垮对手之后，正式表态：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斗，二 下会改，统统驱逐之。他还出面为中央文革打气撑腰，说人们不讴歌尧(借指刘、邓一-作者注)而讴歌舜(借指中央文革–作者注)，”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 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虽然有心在工作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赞成用简单撤销工作组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一时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平息当时 各大、中学校学生轰赶工作组的风潮，而且见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又成功地分化了他们与周恩来之间原本十分脆弱的联盟，自觉大势已去而不得不同意撤销工作组。
在工作组问题上，周恩来本来就因出访东欧而相对超脱，回国后更是由于康生的打招呼和毛泽东的交底，而有意同刘少奇、邓小平保持距离，并注意 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接触，竭力在两军对垒中保守中立，为自己预留退路。在毛回京后尚未明确表态之际，周就已经开始转向，不再完全附和刘、邓不撤工作组的主 张，而是着重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办法。
七月二十三日，在讨论工作组问题的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认为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党对运动的领导总得通过某种形式，对工作组不能采 取北极撤换的办法。康生、陈伯达等人则列举所收集到的材料，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阻碍运动”。双方相持不下，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周恩来连夜写信给 刘、邓，出面充当和事佬，试图化解双方的歧见。 少奇、小平同志：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此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 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 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匆匆补告，并致敬礼!
周恩来
七月二十四日四时半
这封信充分表现出了周恩来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和息事宁人的为人。信中既肯定了派工作组的”必要性”，为众多参加工作组的干部进行了开脱， 又强调各单位发生的情况”有其特殊性”，暗示中央文革所说的情况亦有可能，并表示要到现场作调查研究。这在表面上是响应毛泽东回京后，对争论的双方所提出 的号刁，实际上则为他后来的转向预留了伏笔。果然，当毛随后正式表态，对工作组大张挞伐时，周马上紧跟，率先表态拥护，主动对派工作组的问题作自我批评。
这里，有一个场面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周恩来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政治态度上的差别以及毛泽东所作出的反应。七月二十九日，根据毛的意见，在 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的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邓直截了 当，在讲话中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周则在讲话中明确承认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当时我们确实是迫不及待，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
周恩来虽然也谈到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一点，但更多强调的是文革”这是个新事物，新的运动，我们很不熟悉，特别是年老的，要到你们中 间去学习，取得经验。老革命更应该是这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为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并传达了毛提出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三人任务：一斗、二批、 三改。已经被毛泽东布下的”火牛阵”弄得焦头烂额的刘少奇则在讲话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无奈的苦衷，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 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与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作什么 自我批评，相反还有意提出”要保护少数”的问题，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如此，刘还含蓄地对毛泽东的欲训之罪作了反驳，说：”有时没拒错 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下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
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是在幕后旁听。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表态大为恼怒，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决心当众给他一个难堪。于是，这次会议的末尾出现了下面的一幕，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当时在场，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毛并未出席，他不愿意让学生认为他和刘、邓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领导和学生们都下知道毛去了大会堂。就在大会开始前，他隐身坐在幕后，我也 随侍一旁。毛下露声色地听着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刘的自我批评和一九六二年毛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承担困难时期的责任的那个自我批评，十分类似。刘并没有 承认犯了错误，更没有说是严重错误，只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毛听了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 命。”我听了以后，心中一沉。现在完全明白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俩是党里的”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这时周恩来在台上宣读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毛打算走回一一八厅，但突然停住，说：”要支持革命群众嘛”。待到周一讲完，几个随从人员 把幕拉开，毛突的现身，像变魔术一样，从幕后走到台前。全场学生欢腾下已。毛举手向台下的学生们打招呼。学生们着魔似的狂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毛在台上左右行走，面如石蜡。欢声雷动中，毛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回一一八厅。周恩来像忠犬般地尾随毛后。毛从头到尾没有正眼看刘或邓一 眼。刘、邓呆立台上。毛的这一行动，最明确不过地在群众眼前，表现他与刘、邓的分歧。
应该指出，李志绥的记述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比如刘少奇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而是邓小下、周恩来说的，而且其中的个别用语也带有个人好恶的色彩，但他对这一场面的记述却是真实生动的，特别是末尾一段更是这一历史插曲中的神来之笔。
为了扭转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对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发动，毛泽东决定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毛一改以往喜 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做法，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值得一提的是，全会原先的议程并没有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改组的内容。由此推定，毛此时虽对解决刘少奇问题的决心已下，但究竟采取什么 方式和解决到什么程度还没有定见，尚在考虑之中，采取的是见机而作的策略。
同五月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样，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也十分紧张。与会者人人自危，生怕说错了话，但又不得不表态，于是纷纷围绕毛泽东对工 作组的批评，检讨自己思想上怕出”乱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错误”，等等。不过却很勉强，多是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评。尽 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经分头作了动员，但在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并且普遍流露出对毛所发动的文革运动”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绪。
这种局面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在中央全会上也会出现一个自己居高一呼，与会者积极响应，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的场面，就像 不久前在青年学生中出现过的一样。为此，毛特意把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的两张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和给他们的亲笔覆信，作为会议文件散发下去，想在全会上 点一把火。毛泽东在信中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表示了异乎寻常的支持，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我们 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然而，应者寥寥，会议开得十分沉闷，多数人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眼看会议就要结束，而问题却远没有解决。毛 泽东为此十分焦急。在他看来，党内存在很大阻力的根子就在刘少奇的身上，有相当多的人在思想上与刘有共鸣，而且还有不少人对他仍心存幻想或顾虑，在看他的 脸色行事。如果不趁此机会，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彻底的解决，非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而且还将会前功尽弃，留下后患。况且，毛这时自信已经抓住了刘少奇” 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的确凿把柄–刘在六月间为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简报的底稿。这是由康生收集在手，而由张春桥自告 奋勇在毛返京后提供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亲自出马，给全会加温，把刘少奇的问题端出来。八月四日，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取惹战激将的办 法，向刘猛烈开火，声色俱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 义”，”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 但毛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把五十多名干部，专家、教授揪 上”斗鬼台”，”斩妖台”的乱打乱斗事件。事后，北大工作组处理了这一事件。六月二十日，刘少奇提议将此大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的简报转发全国，并为中央起 草了转发的按语。在毛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 不得了”时，刘实在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他，表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 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引者注)。”这样一来，不啻火上浇油，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借口。毛随后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 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时宣布原定当天开的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散会后，怒气难消的毛认定刘少奇已经不可救药，最 后下决心在政治上与他分道扬镳，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为此，毛决定延长会期，改变全会原有的议程，着手从思想、组织等方面作了紧急的部署。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用异常激烈的语言，不指名地痛斥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 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 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在文中还联系到一九六二年调整时期的所谓”右倾”问题，气势汹汹地摆出一副和刘少奇算总账的架势。毛的这篇东西随后印发全会， 作为与会者批刘的思想武器，全会随即转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秘密派汪东兴把本来已经告假的林彪从大连疗养地紧急召回北京参加 会议，为自己助战，准备用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彻底闹翻，把周恩来推上了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位置。这是自中共八大以来党内领导格局的重大政变。实际上，还在八届十一 中全会召开之前，毛就已经开始绕过刘少奇，更多地倚靠周来办事了，像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都是由周一手操办的。对此，周恩来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知道这 是毛在政治上对他的信任，是自延安整风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之后对他政治表现的肯定，而这正是他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得到的。另一方面，周恩来的心情却并 不轻松，相反更多的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这倒并不全是因为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所点的那些事情，他本人都难脱干系，更主要的还是深感前 途叵测，又加毛这样搞伊于胡底。毫无疑问，周恩来是决心要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但对毛究竟要往哪里走，走到哪一步，却是心中无数。眼下刘少奇的结局，更 是让他心存恐惧，不知什么时候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在毛意难违的情况下，他只好以”保持晚节”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类信条来慰勉自己了。
周恩来的这种心情在会议期间不断地流露出来。比如，他在大会的发言中，就检查了自己”旧脑筋对待新革命”的问题，表示要经得起群众运动的考 验，不断地洗澡，”不然，我们总说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就是空话了吗?”强调”要以这样一种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去。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错误，大的小 的，我就犯过大的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了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意见，拿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 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一些。”又如，会议期间，毛泽东让周恩来过问清华大学的运动情况。这自然是个难干的差事，弄不 好就会惹火烧身。他非常清楚这一点，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这件事对我既光荣又艰巨”，”仓促上阵，搞不好就也会像工作组一样被撤下来”，表示要知错 就改，说：”跟着著毛主席跟不紧，知道了就改，再跟，再改，我们这样一直跟了四、五十年嘛!”对刘少奇这次在政治上栽跟头，周恩来的心情也很复杂。长期以 来，刘、周两人一直存有某种”瑜亮情结”。刘曾经长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来对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对此，周本人心里很清楚。尽管周恩来的才 干和资历本来部在刘少奇之上，但党内地位周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对刘少奇有时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狭”也是有看法的。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两人并没 有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相安无事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权力格局中对手之间的竞争。
不过另一方面，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为人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为他为人稳重，作风正派，看问题尖锐，注重个人的修养，因而对毛泽东如此大动 干戈不大理解，再加上深知自己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对刘氏落难的处境不免有某种同病相怜之感。当然，周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并且慑于毛的态度，也不 会公开站出来替刘讲话，但他从本心来说，不愿意给毛当枪使，宁可被人说成斗争不坚决，和稀泥，有包庇之嫌，也不愿意冲在前面当打手。这是他一贯的为人处世 之道。
为此，周恩来在全会的发言中，一方面表示向学校派工作组并且坚持工作组不撤，”是方向性错误”，”深刻批评一下只有好处”；另一方面又把自 己摆进去，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承担责任，说：”在北京留在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决定派工作组负责任”，以多少减轻一点对刘、邓两人的政治压力。
在随后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与会者迫于政治压力，按照事先的布置，纷纷向刘少奇开炮，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场面。林彪这时大概已 经看出了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问题上玩弄的权谋，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打算用邓来防范他的用心，所以在会上除了批刘之外，有意把矛头转向邓，批他在编辑处理毛选 四卷注释的问题上，为他本人和二野评功摆好，指邓和吴晗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迫使邓小平不得不在会后交权。在会上对刘、邓两人的批斗中，周恩 来则始终正襟危坐，保持缄默。
对于周恩来在批刘问题上的低调，毛泽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了某种容忍的态度。这除了和毛了解周的一贯为人–总是在党内斗争中扮演”和稀 泥”的角色有关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毛眼下正用得着周而不便过于为难他的缘故。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像周 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干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应该说，这正 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在这次废黜刘少奇、起用林彪作为接班人的问题上，毛就采取了这种作法。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下决心换马以后，首先把周恩来找去，把他刚刚写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底稿拿出来交给周看，说：看来刘少奇 是不行了，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后话锋一转，问周的意见。其实，毛这时早已拿定主意，决定由林彪取代刘作为 接班人，不过却故意藏而不露，反过来问：”你看现在的副主席里面还有谁?”试探周的态度，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而且当时的情况也是明 摆着的，在中央常委七人中，除了毛以外，朱德年事已高，陈云长期称病，两人早已不参与常委的日常议事。在剩下的刘、周、林、邓四人中，既然刘、邓不行了， 那么就只有周和林了。在这情况上，周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绝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毛对此是心中有数的，因为周过去曾多次在中央领导核心内部表示过他只能当帮 手，不能掌舵，并且对党内能够接班的人选作过刘、林、邓这样的排列。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自然顺势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来吧。这一提议，正中毛泽东的下怀。毛很高兴，当即拍板，并吩咐周按此进行部署。随 后，周恩来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北京，并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打了招呼。这就是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大体经过。
接下来，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酝酿过程中，周恩来继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增补名单草案和排列次序，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八 月六日晚间商定的，并由周报告了刚刚返京的林彪。常委内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林彪作为接班人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而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实际上”靠 边站”了。本来，这一名单草案已经初步敲定下来，但后来却节外生枝，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却以文革”女掌柜”的身份插手这件 事，提出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反而在名单的排列中从原来的第七位升到了第四位?力主应该往后排。她又向毛泽东反映陈伯达太老实，怕他不住邓，陶铸为人厉 害，建议把他调上去，排在第四位，好压压邓。毛随即采纳了江青的建议，亲自在周恩来草拟的送审名单上，将陶铸的排名从原来的第十位勾到第四位。
但是这样一来，又完全打乱了原来正常的党内排名顺序，出现了令人棘手的问题。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两员干将陈伯达、康生在名单中分别排在党的副 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的前面，而只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却排在总书记邓小平的前面，因而整个名单显得不伦不类，不好拿出手。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出 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 由于周本人身为党的副主帝，这样的提议由他带头提出，不仅易于摆平党内各方关系，而且也容易说服其他人接受。这和他当年在遵义会议上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 人职务，从而打破了僵局的做法一样。在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央领导机构大调整的同时，周恩来还抽身参加了对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主要文件《十六条》的最后修 改。他和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来其中”黑帮”、”黑线”一类含混不清而又打击面过大的提法，同时加入了某些限制规定，如：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必须严格区 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干部队伍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
很显然，周恩来此时已经嗅出了文革这场政治风暴所挟带的暴戾之气，小心翼翼地试图对它加以某种约束。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心存侥幸，想远事 避祸的话，那么当他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置身于这场风暴的中心，面对铺大盖地而来的狂潮而无处逃遁时，他的态度发生了某种不易觉察出来的变化，那就是中 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儒家的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占了上风，由被动卷入转为积极投入。
周恩来的这种心态从邓颖超身上也可以看出来。她在文革之初一方面给自己约法三章：不会客，不写信，不出门看人；另一方面又通过电话分别给一 些多年的朋友和民主人士如许广平、史良、刘清扬、罗叔章等人打招呼，告知这场运动避免不了，大家都要接受这场”考试”。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 周恩来深明”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道理。这句话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托人传话，送给他在国共合作时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副总统陈诚的箴言。当时蒋介石年事已 高，急于安排后事，把权力交给蒋经国，导致陈诚与二蒋的关系日益紧张。周获知这一情况后，传话给陈诚”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八个字，劝他不要与蒋氏父子 闹得太僵。
实际上，这句话也是周恩来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天下大乱，沧海横流之际，周氏既不想在一旁袖子旁观，听任事态的发展而无所作为，也下想 正面与之硬顶，被来势汹涌的狂潮所吞没，而是像他后来多次所说过的那样，积极投身其中，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做”革命的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因势利导地迎 接它。
正足怀着这样一种想法，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走马上任，在天下大乱之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十年。
第三章 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重返一线，直接掌握指导文革运动，按照既定方针，继续放手大干，以期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与此同时，他把设法 维持国家和社会日常生活运作的任务交给了周恩来，指定其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负责处理党、政、军的日常事务。这样，周氏上任伊始，就陷入这两者之间的矛 盾冲突之中，处境困窘，左支右绌，穷于应付。
执两用中的应乱之道
自文革全面发动以后，周恩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设法维持 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这是两个互相矛盾，很难协调的目标，然而周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统一起来。
毛泽东之所以在废黜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后还不想收兵，是因为他深知眼前的胜利是不稳固的，刘只是暂时处于下风，并没有真正认错服输，随时 可能卷土重来。刘在全会上的检讨发言虽然在表面上承认了错误，表示”对这次的决定思想上早有准备，完全没有抵触情绪”，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在小组会议 的发言中公开抱怨被毛和群众”夹在中间”，”上挤下压”。甚至借检讨之机发泄不满情绪，意在言外地影射说：”老虎屁股摸不得，结果就要被革掉，要让人家 革，让人家摸，摸个痛快”。况且，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已经在党内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影响远未肃清，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他的人，目前各地的党政机 构对文革运动普遍存在的消极抵制就是证明。而且在一股群众中，刘少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就在八届十一全会期间，刘去北京建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围观的群 众中还有人喊”刘少奇万岁”的。因此必须趁势穷追猛打，彻底肃清刘在政治上的影响，摧毁他的权力基础。否则的话，刘随时有可能利用党内的不满情绪杀回马 枪，进行秋后算账，就像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那样。这是让毛深为忧虑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采取非常之举，全力支持红卫兵的大串连，利用青年学生作为突击力量，冲垮各地党政机关对运动的抗拒，把文化大革命 的烈火燃遍全国。八届十一中全会刚一结束，毛就刻意穿上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红卫兵代表和革命师生。林彪在 大会讲话中特别代表毛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并宣称”最高司今是我们毛主席”。
历来喜欢从群众运动中寻找灵感的毛泽东则从”八一八”接见时盛大狂热的场面中，受到了启发，那就是在人民群众中营造对他本人狂热的个人崇 拜，以此来作为对付刘少奇的利器。于是，毛随即提出要继续接见下去，要同全国几千万红卫兵直接见面，为此还找了一套说辞，称这是为了接受苏联的教训–在苏 联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后来苏联变修，把列宁主义丢了，与此不无关系。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想法，中央随后宣布进行全国大串连的红卫兵乘车、吃饭、住宿一律 不要钱，完全山国家来负担。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红卫兵运动迅猛异常地席卷全国，势不可当。”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年轻、单纯而又狂热、 冲动的中学红卫兵怀着革命造反、改天换地的强烈愿望，首先冲出校门，杀向社会，在”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旗号下，打人，抄 家，剪长发，剁高跟，焚书画，砸商店，改街名，毁庙宇，横冲直闯，为所欲为。
随后，北京大、中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又奉中央文革之命，到全国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每到一地，不问青红皂白，便大兴问罪之师， 炮轰一切，并以查收工作组”黑材料”的名义，冲击当地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鼓动当地群众起来造反。这样，混乱的局面迅速由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严重地 打乱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这种局面，自然让刚刚接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忧心忡忡。尽管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举过手，赞成开展文革运动的决定，但眼前的这种 搞法还是和他自己对文革的理解和设想相去甚远，且不说已经严重地违背了多年来党所奉行的一贯政策，就是用八届十一中全会才通过的《十六条》来衡量，也大大 出了格，闹得已经不像话了。如果不设法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话，很快便会一发而不可收。不过，已经被交过底的周恩来知道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正是毛泽东 本人有意制造的，意在把文革这把火烧向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上”保持晚节”的心态令他不敢违抗毛的意志，只能跟着走。可是，他又不能完全坐视这种混 乱的局面蔓延下去不管，因为一旦局势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本人也无法向毛交代。这种困处”夹缝”中的境况，使周左右为难，欲言又止。不过，他毕竟是善 于在政治上走钢丝的老手，懂得如何见机而作，因势趋便而又不失分寸，落下把柄。
在红卫兵破”四旧”这场狂潮中，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首先遭难。他们大都是在当年中共打天下的过程中，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老朋友，如今却大祸临 头。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不少人家中珍藏多年的文物古籍被洗劫一空，甚至被付之一炬。这让多年来负责统战工作，一直同他们打交道的周恩来深感不安，一 直想出面制止这种状况。但是，不久前毛泽东对周恩来不能同这些人”过于接近”的敲打，言犹在耳，让他不敢贸然行事，不得不暂且忍耐，等待时机。恰好就在这 时，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湖南名士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详述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批斗的情况，恳请他能”在可能范围内稍梢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 阅后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马上趁机行事，除了立即对章氏采取了保护措施外，更进一步发挥了毛在批示中 的精神，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其中包括孙夫人宋庆龄、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傅作义、前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等十三人。不仅如此， 周在所开列的名单末尾又将保护的范围推而广之，提出对人大、政协、国务院等党和国家以及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也应进行保护。
随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对列入名单的人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有的派人动员他们暂时离家躲避一下，有的被送到解放军三0一医院，有的干跪被送到外地疗养，还有的由公安警卫人员进驻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宋庆龄的保护。在红卫兵横扫一切的浪潮中，宋氏在上海的寓所也未能幸免，连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其中缘由是因为末庆龄得 罪了江青。起因是文革发动以后，毛泽东曾派江青专门探访宋，向她打招呼，解释开展文革运动的必要性。然而，宋对自命不凡的江青并不买账，反而直言批评红卫 兵不应伤害无辜。结果两人的会面不欢而散，宋对文革的态度令毛很不满意，江青更是耿耿于怀，宋由此大祸临头。在江青的策动下，宋庆龄因而成为红卫兵运动的 斗争目标，勒令她剪掉保持了几十年的盘在脑后的发髻，改成三八式齐耳短发。接着宋氏双亲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被毁坏，石碑被推倒在地。深爱自己父母的宋氏 知道后，禁不住失声恸哭，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当即病倒下来。为了保护自己父母的坟墓不再遭受横祸，宋甚至强撐病躯修改了自己的遗嘱，向中央正式提出她死 后一定要与父母葬在一起的要求。
宋庆龄的这种遭遇，令与她交往多年、彼此相知很深的周恩来心里很不好受。不过他对文革女老板江青有所顾忌，上海又是文革派的大本营，不便插 手。为了避免与江青正面冲突，周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劝说宋到北京来住，并指定负责他的警卫工作人员主管宋氏在北京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期间，周 恩来还数次出面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设法借助毛泽东的权威，劝阻红卫兵不要到宋氏的家里去贴大字报，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夫人自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她相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不能因为 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
后来，周恩来又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氏墓地修复，并交待在竣工后拍照片寄给宋庆龄。此外，他还顶住江青的压力，借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 周年的机会进行补救，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为新编选的《宋庆龄选集》题写了书名，以便多少安抚一下精神上受到创伤的宋氏。
针对红卫兵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乱打乱斗的问题，周恩来在八、九月间花了很大精力去做红卫兵的思想工作。同中央文革一味鼓动怂恿的态度有所不 同，周在肯定红卫兵运动大方向的前提下，重点放在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图减少其狂热性与破坏性，设法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轨道上来。在那些日子里，他不分昼夜 地出席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报告会，与红卫兵频繁接触，广为交谈，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要求他们要学习掌握党的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团结大多数，要文斗，不 要武斗。
鉴于红卫兵到处套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提法而炮轰一切的作法，周恩来在做红卫兵工作时，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对手这一提法本身的表态，而是 强调说：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认为是毛主席号召打所有的党政机关，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击，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并不是所有党政领导都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这样看法，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并提醒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 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正是毛主席思想。
这段期间，最让周恩来焦头烂额的，还是承担接待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和应付红卫兵大串连所造成的全国铁路运输全面紧张的局面。在 此之前，虽说他已经对毛实行”天下大乱”的战略意图有所了解，但对运动如此大张旗鼓的搞法还是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在红卫兵大串连之初，周就担心此举会影 响国民经济的命脉–铁路交通运输，从而打乱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力主不要一哄而起，主张要分期分批地进行。但是，这个提议却受到了毛的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下再说什么，而是把庞大的接待组织工作承担下来，作为他本人支持开展文革运动的一个实际行动。为了保证毛每次接见的顺 利进行，周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临时从各机关、学校、驻京部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并紧急腾出大量校舍、办公室组成接待站。他本人则全力以赴，亲自调度粮 食、火车，筹划安排来京外地师生的衣、食、住、行、医。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更是尽心竭虑，不敢有一点疏忽，反复推敲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确保万无一失。
国庆节前夕，全国各地师生云集北京，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总数达到一百五十万人以上。由于来京的人数实在太多，北京市各接待单位虽然已经尽了 最大努力，甚至连许多党政机关的办公室和干部的家中都住了人，但还是应接不暇，仍然有三十万人安排不下。为此，周恩来不得不出面向毛反映目前已经大大超出 了北京的接待能力，再来就有困难了。对此，毛泽东毫不以为意，坚持开展全国大串连，表示现在才刚开始，他要接见两千万人，称他自己在中南海的住所也可以腾 出来让给外地红卫兵住。中央文革则借机指责周恩来所主持的接待工作，让”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露宿街头”。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检讨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并带 头将他的住处腾出来接待红卫兵；另一方面，召开紧急动员会议，向各单位下达接待红卫兵的包干任务，并紧急动用部队搭建临时帐篷，这样幸总算应付过去。
更让周恩来感到头疼的则是红卫兵大串连对全国铁路运输的冲击。当时铁路的客运量早已超过极限，客运列车无一不严重超载，已到人满为患的程 度。每节车厢、过道里都挤满了人，行李架上坐著人，椅子底下躺着人。甚至连厕所里也都站着人。人们上厕所必须从别人肩膀上踩过，上下车则需要从车窗爬进爬 出。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抽调货运列车暂时用来载人。但这样一来，又造成各地货运物资的大量积压。由于物资运不出去，很多工厂只好停工待料。再加上部分铁路 工人已经起来造反，脱产”闹革命”，更加剧了整个铁路运输秩序的混乱。
然而，由于毛泽东执意实行”天下大乱”的方针，根本不在乎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周恩来虽然心急如焚，却无法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只好被动 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每天深夜都要把铁道部长吕正操找来，了解铁路运输的情况，甚至亲自担任铁路总调度，直接指挥疏导交通堵塞最为严重的路段，以 解燃眉之急。他还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开展文革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并征得毛的同意，号召进行徒步串连。
但是，这些努力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最后还是因为进入隆冬时节，天寒地冻，毛泽东的注意力也转到其他方面，这场全国大串连寸逐渐停止下来。不过，铁路运输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相反却由于各地两派之间愈演愈烈的派斗而变得更加严重。
自文革全面发动以来，周恩来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一直处在文革运动实际执行者的地位，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贯彻 落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本来这是两个互相矛盾，很难协调的目标，擅长在政治上走钢 丝的周氏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
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在扮演前者时，总是显得被动迟疑，有些做作，好像是在”做戏”；而在扮演后者时则表现得积极主动的多，是一种”本色” 的表演。换句话说，周虽然决心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竭力勉励自己以一种热情投身到文革战斗中去，但还是无法斩断尘缘，不食人间烟火，内心更关注的还是大乱 之中的国计民生问题，这种情况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开展，上述两者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而表现得愈加明显。
这年九月间，因红卫兵大串连而造成的混乱局面，已经开始波及到工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当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但是出于运动的冲击，不少县和 公社一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大片成熟的庄稼亟待收割，却无人过问。作为国家的总理、七亿人的大管家，周恩来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三年困难时期因国库缺粮而大 批饿死人的惨剧殷鉴不远，如果对眼前这种局面听任不管的话，到头来老百姓势必再度遭殃，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毛泽东那里无法交待。
当然，周恩来很清楚目前运动正处于发动阶段，毛泽东真正关心的是如何排除阻力，把文革运动深入搞下去的问题。因此，如果这时出来对运动设 限，强调抓生产，势必会惹毛不快。况且，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林彪在以接班人的身份布置工作时，特别强调说：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要以主席为轴心，不 能再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并意有所指地说： “我们有许多同志，容易埋头于粮、油，还有钢铁、煤炭的指标，而忽视政治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尽量向毛泽东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力争取得毛的支持，因为他相信不管怎么说，毛还是懂得天下吃饭的问题最大的道理。 他继续采取了见机而作的做法。九月三日，黑龙江省双城县的一个干部向中央反映该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被批斗，生产陷于瘫痪的问题。周立即把这一简报批送给 毛，因事不宜迟，又责成人民日报社立即起草一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先行发出。随后，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会议决定起草一 个中央关于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做出明确规定，解决这一问题。同时，鉴于不少工矿企业的工人已经起来”造反” ，导致生产指标大幅度下降，周恩来决定趁势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并送毛泽东审阅。九月八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 会，修改通过了中央关于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县以下农村的文革运动，仍按”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红卫兵不准到县以下各机关 和社、队去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耕，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对工矿企业则强调：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 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应坚守工作岗位，文化大革命运动可放在业余时间去搞。并重申了红卫兵下要进入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去串连，等 等。
文件搞出来后，行事谨慎的周恩来知道兹事体大，除了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外，还需听取各方意见。于是，他先让陶铸以个人的名义向华东局传达 了这两个通知的基本内容，投石问路。果然，对此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广大干部、工人、农民普遍认为这是中央说了他们想说的话，为他们撑了腰，以后可 以安心搞生产了。而青年学生们则大都不理解，甚至有的认为这是个”大阴谋”，有的人还发火急电报给江青，称”这个所谓文件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和十 六条不相符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为了避免生出事端，马上采取主动行动，写信给毛泽东，表示： “我认为有关农业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然后才好批发关于这两方面的通知。”这时正在考虑如何突破运动阻力的毛自然 对这两个束缚群众手脚的规定感到有些不快，不过他也知道如果不加以解决的话，后果严重，在踌躇了几天之后，只好表态：”可印发，不要讨论了”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后，周恩来终于松了口气，可以名正言顺地抓工农业生产了。就在中央关于农村、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规定下发后的 第二天，他借着毛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机会，在大会上着重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强调搞好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守生产岗位， 说：”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最后，他还带领全场高呼口号：”抓革命，促生产，迎接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接着，周恩来又一鼓作气，搞出来一个财贸战线上的政策规定，以供下面遵照执行。但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后，却被 中央文革扣压下来。他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无疾而终，为此专门写信给文革小组的女老板江青，催促他们抓紧核阅，尽快发下去，说：”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 策方面，农业和工业、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陈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好后再提请中央政 治局讨论。”
江青早就对周恩来这样到处制定条条框框，充当”灭火队长”的作法很不满意，只是因为他行事谨慎老练，处处注意取得毛泽东的支持而暂时无可奈 何罢了。这次，她故意采取拖延战术，以忙于其他事情为借口压着不办。后来经过周的一再催促，最后总算勉强松口，改由中央批转了这个规定草案。尽管如此，周 氏上述设法维持工农业生产所做的努力，在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很快便被毛泽东发动文革新的部署给冲掉了。
晚年周恩来(六)（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1-29 00:29:42
-
毛发动文革的谋划
为了发动文革，毛泽东施展权谋，故布疑阵，作了精心的部署。在政治上采取”联林、拉周、整邓、倒刘”的策略，对处于中央一线的几个主要人物分化争取，打拉结合，以”层层剥笋”的手法向刘少奇步步进逼。
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毛泽东从舆论准备、组织措施乃至军事部署都作了精心的筹划，深谙兵不厌诈一类用兵之道的毛一方面不断放出风声，制造自 己快要见上帝，将不久于人世的假象，同时又把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批判王明路线的九篇文章(其中有夸刘和批周的内容)找出来，在中央核心圈内传阅，故 意迷惑对手。另一方面，毛又大讲”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大造舆论，有意在党内制造要出大事的紧张空气。与此同时，毛泽东暗中放出江青作为炮手，在 上海秘密组织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向刘少奇势力控制下的京畿地区发难的重磅炮弹。就这样，文化大革命很快便在紧锣密鼓声中拉开了序幕。
对党内各种力量的纵横捭阖中，老于权谋的毛泽东采取了”联林、拉周、整邓·倒刘”的策略，对处于中央一线的几个主要人物分化争取，打拉结 合，以孤立主要的对手刘少奇。毛泽东知道自己在党政系统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林彪所掌管的军队才能与之争胜。他看出刘少奇也在积极插手军队，暗中排挤林 彪，拉拢在军中掌握实权的贺龙和罗瑞卿，公开散布罗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而罗自恃在中央有毛本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支持，也不把其他人放在眼 里，与林彪以及军中其他老帅的关系日益紧张。为了在政治上做倒刘的大文章，毛决意利用林、罗之间的矛盾，拉林打罗，反制刘插手军队的企图，以确保军队在最 后摊牌，林站在自己这一边。
林彪本来就是毛泽东多年精心扶植起来的心腹爱将，现在更成为他与刘少奇较量中所主要依靠的力量和为他保驾护航的”尊神”。为了换取林彪的支 持，毛对林彪关心备至，格外迁就，不仅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与林彪互通声气，而且在倒罗的问题上形成默契，就在罗瑞卿即将大祸临头的前夕，毛还特意让罗向林 彪传话：”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而林彪也正利用这一点，趁机开出自己入伙文革的价码–拿掉不肯为其所用的 罗瑞卿。毛明知罗对自己一贯忠心耿耿，罗点点勤于任事，不过此时由于在政治上有求于林彪，所以默许了他倒罗。
此外，为人多疑的毛泽东这时也发现罗瑞卿跟刘、邓、彭很紧，让人不大放心。特别是当发现罗瑞卿在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问题上态度 暧昧，和彭真暗通消息后，毛认定罗不是自己的人，于是导演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会议批罗的一幕。毛本人亲自出马，指罗”个人独断”，”阳奉阴违”，是 个”野心家”。这样，为了毛、林之间的这笔政治交易，罗瑞卿便成了文革祭坛上的第一个牺牲品。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格局中，周思求是在政治上争取和借用的力量。毛一改五十年代后期因”反冒进”问题而逢会批周的做法，对周竭力拉拢，软硬 兼施，力图借重他在党内的影响和地位来达到钳制刘少奇的目的。毛十分了解周一直在为三十年代追随王明路线整了自己而惴惴不安，因而利用在中央核心圈中传阅 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批判王明路线的九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专门批周的)时，特意笔下留情，对周网开一面，专门加写了一段批语，说总理是功大过小。
毛泽东的这一手十分老辣，兼具笼络和威慑两方面的作用，既教周恩来感念毛的宽宏大量而知恩图报，又迫使他不得不在政治上小心翼冀，唯毛的马 首是瞻，否则老账新账一起算。与此同时，毛又有意在政治上采取重大动作之前，事先向周吹风打招呼，比如在倒罗的问题上，就个别和周通了气，当然毛并不是所 有的事情都向周打招呼，其中是有选择的。对周既不同于林彪，也不同刘、邓，更多的是点到即止，让周自己去领会。
对邓小平，毛泽东打算采取”整而不倒”的作法。毛十分恼火邓近年来在政治上日益疏远自己而跟着刘少奇跑，因而决心狠狠整他一下。但邓毕竟有 过一段在中央苏区和毛一道挨整的经历，而且也有魄力和手段，毛很看重这一点，因此多年来一直刻意培养扶植，和林彪一样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所以毛并不真想打 倒邓，只是想教训教训他，因而始终对他与刘有所区别。这既是出于在政治上对刘少奇势力分化瓦解的需要，同时也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一暗中对林彪预留一手。 晚年的毛疑心极重，对任何人都怀有戒心，包括他眼中最亲密的政治盟友林彪在内，邓便是毛准备日后对付林彪乃至周恩来的一张王牌。
为此，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专门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要他和林彪搞好关系，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安排。据邓榕在回忆邓小平的文革岁月一 书中讲，邓按照毛的意思，找林彪谈话，结果只谈了一次，两人就谈崩了。谈崩的原因书中没有提及，依笔者的揣测，恐怕是林彪看出此举的用心，有意不肯转圆。 即便如此，毛后来在文革中还是始终顶住文革派的压力，坚持要把刘、邓两人”拆开来”，对邓小平的批判适可而止。
至于对刘少奇，毛泽东更是施展权谋，故布疑阵，虚虚实实，在政治上打诸如”中央出修正主义”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一类哑谜，让人们对文 革的目标莫测高深。与此同时，为了稳住刘，毛泽东表面上与之虚与委蛇，大摆迷魂阵，假惺惺地表示要”让贤交班”，让刘少奇来挂帅，做主席，邓小平做秘书 长。暗中则不动声色地采取”清君侧”的办法，将刘一步步孤立起来。
毛泽东先是用调虎离山之计，以”加强三线工作”为名，将彭德怀送到西南的大山沟里监管起来，防止刘少奇、彭德怀二人的”文武合壁”。原因是 刘曾向彭表示过：如果林彪身体不好，还是请你回来当国防部长。这话令毛人为紧张，深知彭在军中仍有相当影响，如果真的出现刘、彭合流的局面，刘将在政治上 如虎添翼，变得更加难以对付。
为了哄骗彭德怀离开北京，毛泽东亲自出马，找彭谈话，故意做出和解的姿态，表示真理也许在你这一边，劝说彭去大西南三线工作。接着又如法炮 制，把彭的副手黄克诚送到山西。与此同时，毛又不动声色地将曾依据刘少奇的批准在他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离要害岗位，换上长期担任他 本人贴身警卫的汪东兴出窜枢机。在组织上安排妥当以后，毛开始展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采取迂回战术，对刘少奇的心腹大将彭真开刀，以”层层剥笋”的方 式，向刘本人步步逼近。
“保持晚节”的表白
”保持晚节”走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口头禅。它透露出周晚年心态，是解读他在整个文革期间政治态度的一把钥匙。这种”保持晚节”的心态，说穿 了不过是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带有明显的愚忠味道。不管以后的是非对错如何，总是先要在政治上跟着毛泽东走。自延安整风以后，这已成为周心目中最重要的政 治操守和准则。
在文革前夕密云下雨的日子里，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完全被蒙在鼓里不同，周恩来由于事先有毛泽东的打招呼，心里多少有些底，知 道毛在政治上将有大的动作。尽管这时他对毛的全盘意图还不大清楚，不过凭借其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觉察出政治气氛的诡谲，山雨欲来，并且看出了其中的某些名 堂。
像罗瑞卿的问题，周恩来就看出是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在政治上的交易。所以当深感委屈的罗瑞卿要求见毛、林一面，当面把问题解释清楚时，他就给 挡了下来。但罗不知就里，仍然执意要给林彪打电话时，周本人也在电话上急了起来，大声说道：”太天真！你太天真了!”在意识到一场重大的党内斗争已经不可 避免的情况下，周恩来行事十分小心，处处谨言慎行，在政治上采取远事避祸的态度，继续埋头于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尽量避免过问其它方面的事情。然而，后来事 态的急剧发展，并不以他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很快便把他一步步推向政治风暴的中心。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各项准备大体就绪后，抛出了姚文元的发难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下令全国各地的报刊转载。然 而出师不利，不仅在学术界受到抵制，普遍对该文深文周纳，杀气腾腾的政治批判颇多非议，而且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决定北京各报刊暂不转载， 甚至连《解放军报》也按兵不动。
这种情况，让毛泽东大为恼火，更加认定北京是由刘少奇控制下的”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的话已经没有人听了。为此，毛亲自打电话把周恩来叫到上海，表明自己的态度，要他出面进行干预，解决转载问题。
这样一来，周恩来身不由己，只好奉命介入，从此卷入文革的旋涡之中，并且越陷越深。从一开始，他便面临著两难的处境。从内心来说，他并不赞 成姚文元文章中过火的政治批判，清楚这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搞法只会伤害知识分子，造成学术界的思想混乱，令人们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在这个问题上，他 更倾向于执行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不是搞一言堂，唯我独左，靠政治运动来解决学术问题。同样，在治国思路上，周也是希望走由他不久 前在三届人大宣布的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的强国之路，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连年搞政治运动。
然而，毛命难违，周恩来既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和整人的厉害手段，不敢说出他的真实想法，同时也早已习惯于顺从毛的意志，凡事听命于毛。自延安 整风以后，他早已洗心革面，在政治上形成了对毛不可动摇的信仰，把他看作是个人、全党乃王整个民族的精神主宰，因而对毛的独断专行总是逆来顺受，不管后来 的是非对错如何，首先总是要在政治上跟着毛泽东走。这已成为周氏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
在两难之中，善于调和矛盾的周恩来采取了一条折衷之道。他先是说服彭真，提议召开专门会议，博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讨论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 文章的问题。同时又竭力淡化姚文中的政治批判色彩，将其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为此，他有意把姚文元的文章安排在《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学术讨论”专栏 中，并亲自修改审定了编者按，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 人”。他还煞费苦心地大段引用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双百方针”的讲话，以增加编者按的权威性。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和稀泥的作法很不满意，不过毕竟是帮了他的忙，解决了在北京转载的问题，从而在对手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初战告捷 后，毛并没有急于扩大战果，而是继续在幕后静观势态的发展，等待抓对手的辫子。所以，当彭真携带旨在试图对已经迅速扩展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术批判运动 加以约束的”二月提纲” ‘专程到武汉汇报时，毛再次施展”阳谋”，故意对这个明显违背自己意图的文件表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以便麻痹对手，引蛇出洞。与此同时，毛又对江青面 授机宜，让她到林彪那里搬救兵，以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名义，让军队介入这场斗争，在政争中扮演威慑力量的角色。
一个月后，一直在幕后评估形势，寻找做文章的题目和时机的毛泽东发动了第二波攻势，拿刘少奇所掌管的对兄弟党的工作开刀，有意在政治上造 成”关门打狗”的局面。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决定派代表团前去参加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采取在会上与之斗争的方针。同时在中日两党联合声明 的问题上，考虑到日共非执政党的处境，同意在两党联合声明中不点苏联的名，而代之以”现代修正主义”的提法。
对此，毛泽东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把外交部的简报批给在京中央常委，说：一个大会为什么一定要到呢?不到就要砍头吗?是否要发贺电，也值得 考虑，不发就犯了罪吗。毛称此举是当作”挑战策略”的t(L最后无非是兵临城下”l：，完全推翻了在京常委原先所作的决定，彻底关闭了中苏之间仅有的对话 大门。
接着，毛泽东又向纵深突破，矛头直指刘少奇的亲信彭真。他利用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机会，专门就学 术批判问题讲了一篇话，对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压制学术批判的问题，表示了严重的不满，提出”北京有人造反”；并针对中宣部扣压关锋、戚本禹批判 《海瑞罢官》稿件一事，警告说：宣传部不要搞成从前的农村工作部(该合因鼓吹推行”包产到户”而被撤销-一作者注)!
毛泽东本来是想在这次会议上以搞”独立王国”的罪名，一举解决彭真的问题，打掉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但在常委内部试探了周恩来、邓小平的态度后，却得不到两人积极的响应。刘本人更是不会赞成，所以只好暂时作罢。
散会后，刘少奇出访东南亚。一直在一旁观风的康生趁机奏了彭真一本，给苦于一时找不到借口的毛泽东提供了炮弹。康生利用陪同接见外宾的机 会，当面向毛汇报了不久前，彭真让中宣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批评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一 事，说这是彭真”整到主席头上厂”。
这一下，毛泽东终于有了整倒彭真的把柄，可以师出有名了，说服党内多数人相信彭真等人确实正在阴谋反对他本人，”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迫在眉睫，必须发动一场革命来彻底摧毁他们。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于是，毛泽东决心利用刘少奇出访的机会，揭开彭真问题的盖子。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他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彭真主 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 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并让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传达他的意见。
当时，因刘少奇不在国内，邓小平去西北视察工作，中央一线的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一人在京留守。因此，他的政治态度如何攸关事态发展。对周的 态度，毛心中有数，早就算计好了的。周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知道自己正在面临着一次政治上的重大选择。所以他并没有急于表态，而定有意压了一下，以便有时 间可以从容考虑一下。实际上，周已经觉察出毛对彭真日益不满的态度，而且也看出这是冲着刘少奇而来的。
平心而论，从个人关系上来说，周恩来对彭真的为人并无太多好感，其中缘由一直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期间。当年彭真追随毛泽东、刘少奇整肃党内 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唯我独革，不能容人的霸气，让他很不以为然。不过，当时周氏自觉理亏，并没有过多计较，长期以来，还是一直把彭作为 党内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来看待。在工作中，更是由于毛泽东，刘少奇对彭真的欣赏和重用，让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而对他尊重有加，乃至以党的副主 席之尊，主动向他请示汇报工作。对此，彭真曾多次对自己下属不无感触地提起这一点。
即使在后来毛泽东已对彭真表现出明显不满以后，周恩来也并没有马上就跟着变脸。如前所述，当毛在三月杭州会议上，根据江青的告状，为沪剧 《芦荡火种》到北京未能演出一事，批评彭真在北京搞”独立土国”时，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小心翼翼地为彭真缓颊，表示：我还没有什么感觉，让毛泽东碰了 一个软钉子。
这次，周恩来无法再这样做了。从毛泽东充满火药味的谈话中，他已经看出毛抛出彭真的决心已下，而且正在盛怒之中，如果这时再为彭真讲话，不 仅于事无补，而且还会引火烧身，把自己也给搭进去。因为毛在这次严厉斥责彭真包庇资产阶级学阀和反共知识分子的同时，也点了周的名，说：”周同这些人，不 能不接近，但是要注意”。
尽管周恩来此时对毛泽东如此大动干戈仍有不理解的地方，对局势的发展也感到忧心忡忡，但是有一个信条支配着他：那就是在政治上要跟着毛泽东 走，保持自己的革命晚节。这是自延安整风以后，他始终恪守的政治准则。此外，毛的政治谋略、驾驭大局的能力以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脾性，在党内都是无人可 与之匹敌的。任何企图与毛泽东硬顶的作法，都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对这一点，周恩来是深信不疑的。
经过两天的考虑，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报告中说：遵 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 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 五人小组报告(即”二月提纲”-一作者注)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 写。
周恩来的表态，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了，而是代表了在京中央常委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 下向毛写了书面检讨，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相缺点”。这样一来，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彭真已经注定要下台，回家检讨休息了。由此毛泽东重新夺 回了对中国政治中心的控制权，在与刘少奇的较量中赢得了第一个回合。
不仅如址，周恩来的表态对不在北京的刘少奇、邓小平，也是一个有力的牵制。纵使他们有心对彭真援之以手，也会囿党内力量对比的形势而感到孤掌难鸣，况且他们目前远离京城，鞭长莫及，等他们回来以后，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只好忍痛演出”挥泪斩马禝”的一幕了。
根据周恩来给毛泽东报告中的提议，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被紧急从外地召回北京的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 论贯彻毛的指示。会上，邓表态拥护毛批彭的指示。康生、陈伯达这两位后来文革中的红人充当炮手，系统批判了彭真在学术批判问题籼慨史上所犯的”严重错 误”。周则以监军的身份坐镇会议，和邓一起指出彭真所执行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丰席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并一起检讨了常委”失职”的问题。
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销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草拟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这就是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最高指挥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由来。
远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对祸起萧墙的情况毫无所知，甚至在回国后，奉命紧急飞住杭州，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专门解决彭真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 委扩大会议的途中，仍被蒙在鼓里，还把从国外带回来的水果也给彭真准备了一份。面对毛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党内力量对比的悬殊形势，刘少奇没有作任何抵抗，便 接受默认了毛对自己头号干将的开刀问斩。这样，彭真成了文革祭坛上的另一个牺牲品。
刘少奇的软弱退让，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附和屈从，令毛泽东更觉得可以无所顾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继续放手大干。一九六六年五月Pq日至二十 六日，作为文革全面发动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通过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的纲领文件《五·一六通知》。
本来，这次会议完全是山毛泽东一手策划的，特别是对会议所要通过的主要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更足煞费心思，亲自主持修改，增添了大段内 容，并饶有深意地在结尾处加了一段点睛之笔，点出文革斗争的目标就是那些正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但是在会议期间，毛却有 意滞留外地，躲在幕后，”委托”刘少奇出面主持会议，让他用自己的手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与此同时，毛又与林彪达成默契，让他在会议上唱主角，作一个和当 年七千人大会时一样有份量的发言。
五月十八日，林彪按照预先的安排，在中央常委中率先发言，从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危言耸听地大讲”防止政变”的问题，制 造中央内部有人搞政变、颠覆的恐怖气氛。然后，他又对毛泽东大加吹捧，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 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的讲话随即成为会议的主调。与会者人人自危，纷纷在发言中对照林彪的讲话，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同时对彭、罗、陆、杨群起而攻之， 唯恐不能划清界限。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形成人人过关的场面。多年赋闲在家的元老如朱德因不明底里，在发言中走了题，被责令”脱裤·产”检讨，招来众人的 围攻批斗。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中第二个发言，谈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这是周氏在 文革发动之初，在党的正式会议上的首次发言。与林彪的讲话相比，这篇讲话，尤其是第三部分，虽然语不惊人，但实际分量也很重，给与会者不小的思想触动。同 时，它透露出周恩来晚年的政治心态，成为解读他在整个文革期间内心世界及其基本政治态度的一把钥匙。
周恩来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为清除政治隐患而对彭、罗，陆、杨所采取的措施，宣扬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是有 预见的，早就有感觉和材料，抓得准，抓得狠；并联系彭真等人当年在延安整风中”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的表现，用”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的道 理，来说明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原因。周恩来还在讲话中阐述了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剥笋”政策–不断清除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分子，像层层剥笋一样，剥掉 他们，说：”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保持晚节”是周恩来通篇讲话的中心，话虽不多，却是他在审时度势之后所精心选择的话题，刻意向毛泽东所作的内心表白。他表示：”要跟着毛 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定态度，周氏甚至提出：”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下能定论”，提议” 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因为这两个人在最后关头都经不起考验，变成了革命的叛徒，瞿秋白临死前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而 李秀成在被俘后向清廷写了”自述”，全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保持晚节”问题本来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毛日益感到他的主张在党内曲高和寡，不为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所以挖空心思 地祭出了这一武器，专门用来对付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思想上日益严重的离心倾向。他在各种场合提醒党内老同志要保持”无产阶级晚节” ，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甚至还刻意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引经据典，用《诗经}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来强调一个人保持晚节是最难的。文革前夕，毛更进 一步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对史学界评论李秀成自述一事，亲笔批示：”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毛泽东的这种敲打，在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一时间，人们纷纷以此来自律自勉，唯恐在跟着毛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后不能保全自 己的晚节。像军中老帅叶剑英就在批罗瑞卿的会议上有感而发地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晚节末路之难也如此。罗瑞卿同志的晚节不能保全，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教 训。”
不过，要说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思想上对此受触动最大的还数周恩来。他一直把在政治上保持革命晚节和忠于毛泽东本人联系在一起。这和他深受中国 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包括其中的忠君思想，内心深处对毛的尊崇、敬畏乃至感戴之情，都远在一般人之上。实际上，自延安整风以后，周就开始自 觉不自觉地用事君之道来处理与毛的关系，尽心竭力地侍奉他。在重庆谈判时，周忙里忙外，除了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外，还充当了毛的”大警卫员”，对毛照料得 无微不至。
建国以后，周恩来更是身体力行。而骨子里帝王思想浓厚的毛泽东对这一套搞法也怡然自得，在中共立国以后，更是处处摆出一副君临天下、舍我其 谁的架势，独断乾纲，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在中共党内借尸还魂，大行其道。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唯毛独尊，以封建君臣关系来顺从迎 合毛，早已相沿成习，无人不恪守遵行。林彪甚至私下概括出：”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这样一类的心得。
应该说，中共党内对毛泽东风行君臣之道的这种搞法，根子还在延安整风。当年刘少奇大力鼓吹毛泽东思想，把它在党内宅于一尊，开了恶劣的风气 之先。其后，林彪在庐山会议后主持军委工作带头大搞毛的个人崇拜更是推波助澜，周恩来也难辞其咎，在这方面是带了头的，把对毛尽忠守分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操 守。林、周两人这样做，虽说都有在政治上韬晦防身之意，所不同的是，林彪搞的是两面手法，阳奉阴违，表里不一。而周则更多的是诚心信守，身体力行。
对此，周恩来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妥。在他看来，在政治上忠于毛泽东，虽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忠君思想有某种相似之处，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 毛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形成的，是在近代饱受屈辱和挫败的中国人为了尽快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作出的历史选择。因此，遵从中国人民的这种选 择，乃是天经地义的，是历史的需要，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什么愚忠。
更何况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一生理想和事业的旗帜，正是在毛的领导下，才成就了革命大业，才有了他今天的一切–作为泱泱大国的总理，在内政外交 的舞台上显露身手。周氏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的这种内心感受。因此，忠于毛很自然地就和他全部的政治信仰，诸如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等联 系在一起，并成为其中最高的体现。
另一方面，周恩来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强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这既与他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有关，在革命的队伍中并非”根正苗红”，同时也和他 在二十年代那段与毛泽东的历史恩怨分不开。按照中共在政治上衡量干部的标准，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本来就属于大节己亏，如果再在历史上反对过毛，那 就更是罪加一等了。对此，周的内心一直深自愧悔，引为终生教训：大节既亏，晚节岂可不保?因而他在政治上更加小心谨慎，处处夹着尾巴做人，在工作上尽心竭 力，任劳任怨，以求补过。对毛则更是低首下心，隐忍屈从，唯恐一误而再误。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的”保持革命晚节”，正好切中周恩来的心病，让他怵然惕厉。况且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半个月前，毛在提出”剥 笋”政策的那次与外宾的谈话中，又当着周的面，再次提及他在江西时期挨王明路线整的那段经历，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并意在言外地说：”那个时候一个鬼都不上 我的门，有一个鬼上门，就算我有群众。”
无论毛泽东此举是否在有意敲打周恩来，他却宁可这样理解，并把它看做是毛在这场重大的党内斗争中对他政治态度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正因为如 此，周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意选择了”保持晚节”这个题目来作为自己的政治表态。他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历数自己在三十年代反毛的”错误和罪恶”"，心情 沉重地说： “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他的表态，特别 是”保持晚节”的讲话，在与会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强调周所提出的保持晚节的重要性，说：”保证 不打自己的旗帜，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这样就是在一些路线性质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我们也比较容易改正。这一点，恩来同志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不断地讲 (周恩来插话：也还要警惕。)，人人都要警惕。只要不搞个人野心，不搞个人主义，不打自己的旗帜，我看总可以跌倒了爬起来，慢慢地跟上。”
自此以后，”保持晚节”差不多成了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口头禅，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不断地讲，尤其是每当党内斗争剑拔弩张的关头更是如此。他反 复表示要保持好自己的革命晚节，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跟着毛泽东走，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周氏的晚年，他一直以此 自勉，并且身体力行。
周恩来这种”保持晚节”的心态，说穿了不过是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明显带有愚忠的味道，不过确实是周晚年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当然，这种内 心表白也带有某种政治防身术的作用，隐含了对翻覆无常的毛的顺守之道。这种情况，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和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而愈发明显。在本书后面的章节 中，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2014年3月25日星期二
拈花一周微2011-11-28 03:04:29
拈花时评:
@总统阿丁：天涯社区：广西省三把手贪污80个亿！勾结黑社会贩卖毒品、强迫少女卖淫、私卖土地、卖官职…此人有56套房产、17名情妇，家中藏有30公斤金条，古董、名画、名表、名烟、名酒无数，家属已全部移民奥大利亚，据说目前正在接受内部调查
拈花时评: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号称金陵“奶王”的副厅级贪官金维芝创立的金式“情妇逻辑”谬种流传：“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拈花时评:
安徽省宣城市市委副书记杨枫，不仅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索取巨额贿赂，而且包养了7个情妇。为了防止情妇们争风吃醋，这个以“学者型官员”自 诩的贪官，运用进修时学来的ＭＢＡ管理知识，让“首席情妇”邹某用分类法统领其他6个情妇。在邹某的“科学”调度下，杨枫和情妇们很长一段时间相安无事。
拈花时评:
乐山副市长李玉书包养情妇的业绩就令所有涉足此领域者汗颜！因为他包养的情妇才仅仅16岁！为了把娇艳动人、且属处女的16岁花季少女搞到手，他竟谎称自己是新加坡商人，为博得丽人一笑，他在成都丽都花园花61万余元购买了一套豪宅。
拈花时评:
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原副局长李庆普以“另类收藏”著称，在其储藏室里4个带有密码锁的铁皮柜中，有着李庆普记录其本人每次跟女人发生两性关系全过程的 日记本95册，日记本里每隔几页用纸包卷的则是与李庆普发生性关系的女人的毛发。办案人员统计，李庆普收集的女性毛发多达236份。
拈花时评:
外交部，对朝鲜等而言，它是援助交际部，简称援交部；对美日等而言，它是口头交涉部，简称口交部。
拈花时评:
美国总统说过，我们不知道哪辆校车里的孩子将来会是美国的总统，所以校车安全性是中国的40倍。中共领导人知道，不论哪辆校车里的孩子都不会是中国的主席，因为领导的孩子不会去坐校车。
拈花时评:
@貧九代：大陆网友开始行动 向马其顿政府要回校车。另外宇通公司微博证明，此次校车捐赠实为政府行为，非该公司出资。
拈花时评:
崔大使先生你对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怎么看？在场的记者都愣住了，怎么美国记者会问这个问题？崔大使微微一笑：“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机智的回答让现场的记者一片欢声笑语，然后崔大使当着所有记者的面唱了一首《中国人》 。
拈花时评:
@psren：中国最近的重大外交胜利 1、我调查船到钓鱼岛水域航行获日本批准。2、两桶油报名参与南海石油开发获得菲、越二国批准。3、泰国已经同意接受我三千万援助，并且愿意调查军人杀人 事件。4、，菲律宾接受500亿大单后愿意访问中国。5、塔国在收下10亿低息贷款后，帮中国瘦身2.6万平方公里。
拈花时评:
在电视上露面的阿萨尔少将说，“我们的心在流血，我们希望这样的危机将会结束，不再发生。”两位将军敦促民众不要把他们和已经被赶下台的前总统穆巴拉克相 提并论，并且坚持表示自己不会贪恋权力。记者莱纳说，两位将军发表谈话的语气同军队最高领导人坦塔维元帅星期二讲话的对抗性语气完全不同。
拈花时评:
埃及军方领导人星期三（11月23日）晚间出面为过去几天开罗及其他城市骚乱中的遇难者表示道歉和哀悼，形容他们是“烈士”。从上个星期五开始的抗议示威 仍在持续，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示威者要求军政府立即下台。埃及军政府的两位高级成员在电视上露面，“就所发生的悲剧表达整个军方的歉意”。
小市民之声:【老鼠偷油】据说网络上在不停删帖，有幸在绕城公路加油站路边拍到了省政府的车，苏A00064驾驶员正在从油箱里抽油偷卖给收油的人.
公民彼得:傻瓜 19:28:16 【台湾要捐赠美式校车！大陆政府无回应！】台湾媒体讯：马英九总统26日说：“对中国甘肃校车事故中21名遇难者深感痛心！很伤心难过！已和《海基会》商讨，决定向中国捐赠500辆55座的美式校车！目前中国方面没有任何回应！
小美人拍:【无耻，无语！】来自新加坡的华文作家蓉子向粤东某地捐出18.6万元，以扶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可是当她拿着当地政府提供的助学名单，逐一找 名单上的学生进行面谈后，竟然揪出了1/3的水分。名单上有的学生家里还在深圳买了别墅的，还有的学生是村干部的孩子
拈花时评:
@紫叶不哭：【买美国国债花40000亿，支援非洲的兄弟花了4000亿，干部病房疗养花了6000亿。】广西的小朋友拿棺材当板凳！湘西的小朋友每天饿肚子上学！而四川的8岁女童小孩悬崖背水..您不转？
拈花时评:
严少雄2011: 【校车事故所在地庆阳市政府大楼真豪华】正宁县属庆阳市，下辖7县，5个国家级贫困县，5年来没有一个县脱贫！庆阳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地区，目前全市尚有 100万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占到总人口的50%以上。斥巨资2亿元修建政府豪华办公大楼。修建大楼，仅给原市主要领导回扣达1500万元（7.5%）转
拈花时评:
唐女士认为丈夫秦小连死因可疑，涉案警察事后举动不正常，她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跑，所以我怀疑我老公是被他们打死的，不是跳楼摔死的。如果是跳楼摔 死的话，那应该当场就摔死了，为什么还跑离我们住的那家宾馆的另外一条街道，并且是街道旁边有一栋老式有卷闸门的房子，我老公就躺在地上。”
拈花时评:
死者的妻子唐女士告诉记者，11月25日晚她跟丈夫秦小连入住桂林市建杆路上的东岸商务酒店六楼601房间。“晚上10点48分，有公安敲门……我老公想 跑，我说六楼跑什么，抓就抓了，大不了关二、三年。他说‘抓还是小事，就怕被他们打死。’他就跑到窗外空调那躲着。他们一进来就说，抓住他搞死他。
拈花时评:
11月26日，桂林灵川县古东镇古东村近二百村民抬着他们从医院抢出来的村长秦小连的尸体，突破警方的包围，中午时分赶到临川县公安局前抗议，要求公安局调查村长昨晚躲避警方追捕过程中“意外死亡”的真相。
拈花时评:
11月26日，广州市进行2011年公开选拨市直机关副局级领导干部笔试。城管局副局长岗位的考题主要针对执法中法律法规出题，也涉及如何应对城管网络形 象妖魔化，如何塑造良好城管形象等问题。评：塑造城管形象？最好的办法就是撤销城管局。http://url.cn/0VrEJB
拈花时评:
听风-：【国内最雷人标语】1.河南国道旁：抢劫警车是违法的；2.山东聊城监狱：人民罪犯人民爱，人民罪犯爱人民；3.安徽农信社：人死债不烂、父债子 来还！4.江苏农村：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5.河北电网：严禁触摸电线，五万伏高压，一触即死，不死法办。6.山西税务干部：今天，你税了吗？
拈花时评:
李健GG 【据说】捐赠马其顿的校车没有学校敢要，因为马其顿的学生家长联合抵制。家长们觉得：让自己的孩子坐中国无偿赠送的校车，对不起包括刚刚死于甘肃的19位学童在内的无数死于私人劣质校车的中国学童。
鲁国平:辽宁凤城又发生校车翻车事故30多名幼儿受伤：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昨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热线4008000088接到听众电话， 称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宝山镇中心小学校车昨天早上发生翻车事故，内有32名幼儿园儿童，伤者被送往丹东市中心医院抢救。具体的伤亡情况并不清楚。
拈花时评:
红楼达人 ： 刘志军案现已逮捕15名局级以上官员，共涉案金额2000亿。相当于年收入5万共计400万人一年的收入；可以建134万所希望小学；可以够800万个贫 困大学生生活一年；可以让3570万人交一年的失业保险；可以供养8500万中小学生免费读书一年。如果这只是冰山一角？不敢想像还有多少这样的腐败？
拈花时评:
@外貌协会解密手册：1914年黄兴拒绝向孙中山宣誓效忠：这是专制主义。黄兴严厉地质问：这样一个让全党效忠一个人的党，把党员分成三六九等的党，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古罗马的贵族院吗？这是专制主义！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和袁世凯还有什么区别呢？！
拈花时评:
@品牌2000 ： 【郎咸平：中国将大变革】新兴国家必发生经济危机，房地产必崩溃，最长日本，时间40年，其韩国、香港、台湾等，都只用了30多年，现大陆已有30多年 了，时间已到极限了。房地产崩溃，银行必崩，银行崩，中小企业必崩。失业人数将过亿。银行崩，就会全国狼烟四起，军警人员不够用的！
拈花时评:
【贺卫方论体制和腐败】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变成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 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
拈花时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维权人士表示，赈灾捐款不仅仅是贪污，还有更邪恶的用途，当局不顾水深火热的灾民，不检讨自己的建筑质量，而把精力重点投向募捐活动，大发一笔善款财，官方公布的累积捐款额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实际上远远不止。
拈花时评:
512灾民陈永高表示，他们还了解到，地方政府将5.12灾后完好住房都申报为灾后重建住房，骗取每户补助金2万多元，仅明星镇虚报重建农户1000多 户，骗取重建补助金4600万元。而真正的需要重建的灾民只能领到非常微薄的重建费，赈灾款被层层盘剥，让低层民众泣泪，全县30个乡镇的村民都是如此。
拈花时评:
5.12灾民张国学表示，射洪县是汶川地震的重灾区之一，灾民的生活补贴和灾后重建的大量赈灾救济款被各级官员大肆贪污，如人均每天大米1斤，生活补贴 10元，这是明文规定的对灾民三个月的救济，而该县明星镇义和村在三个月救济期间，每位灾民一共只分到1斤大米，过年时每户只分到198元，此外没有任何 补贴
拈花时评:
512灾民陈永高还表示，为了给灾民伸张正义，他们依然不屈不挠上访，已六次上北京求诉。上级官员说已转回地方政府督查办理，而贪腐官员正是地方政府，地方官员称：“吃点赈灾款算什么，你就是告到联合国去也告不翻！”
拈花时评:
512灾民陈永高：掌握了地方当局贪污腐败的大量证据，并有一千多灾民联名要求向上级部门投诉。灾民维权代表去了地方政府和省政府上访都没有解决问题，又 去了北京找中央政府国家信访办，还是没有惩治贪腐，相反却遭到截访人员和公安部门的打压。灾民近年来因维权上访多次被拘留、关黑监狱、软禁和殴打
拈花时评:
四川射洪县是5.12汶川地震的重灾区之一。25日，射洪县灾区维权人士揭露：灾民的生活补贴和灾后重建的大量赈灾救济款，被政府各级官员大肆贪污。： “赈灾捐款不仅仅是贪污，除高官中饱私囊外，当局还将大笔捐款用于邪恶的‘维稳’，用善款去打击善良民众，而捐款人似乎成了帮凶。”
新闻哥-非官方精选:【辣评：微博终将公安局副政委的儿子“转”进班房】微博疯传“河南潢川县公安局副局长之子指使杀人案”现已告破，涉案人员彭帅被刑事 拘留，其父为潢川县公安局副政委彭峰，目前已被停职。此案已抓获涉案人员9名，4名涉案人员在逃，对在逃人员，警方正在全力缉捕中。摘自季良。 请关注新闻哥-非官方精选
拈花时评:
@高金国：外交部电话热了！转：刚才给外交部打电话表示强烈愤慨。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合格的校车，死伤20多，外交部竟在孩子们尸骨未寒时向一个欧洲发达国 家捐校车，匪夷所思！接电话的人员表示她已记录，并且已接到很多百姓的电话。她说这是商务部主导的，我当即反驳，是中国驻马其顿大使崔志伟经办！
拈花时评:
无关证 ：刘江互通立交桥位于京珠、连霍高速郑州交汇处，开通仅6年，被誉为亚洲第一立交桥。近日有群众反映，立交桥1年来因出现较大裂纹经历了大规模工程养护， 质疑该桥是豆腐渣工程。官方回应称裂纹产生主要是因为重载、超载车辆过多。专家表示，单纯货车超载不足以使桥梁出现“拇指粗细”的裂纹。
吴祚来:转并求证：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说：大跃进期间58-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解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 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泽东。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已经解 密！
拈花时评:
微闻大义：今天上午10点左右，广东肇庆四会市天光墟玉器城全部档主罢市，抗议档租升三倍。近千名档主在四会大道游行示威，并拦截车辆，造成交通大拥塞， 引起全城轰动。人群一路游行至市政府广场，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达数千人，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力现场戒备。下午市长提出方案解决租金问题，人群散去。
拈花时评:
@华语85：2011年11月25日晚上约9时，广州晓港湾有几名残疾人士在街边卖唱，城管暴力执法，拳打脚踢殴打一独臂男孩，周边群众实在看不过眼，上千人将城管包围起来，场面一度失控，当局出动过百警察控制局面，事件持续2个小时。
拈花时评:
傻根的天空: 【裸官？不裸！】新华网：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凤凰网：山东省二把手贪污90亿美元巨款！包养有46名情妇，46房产，家 属已全部移民海外。虽是巨贪，绝对不裸！家属都移民?黄省长滴二奶直至46奶不是还在么!贪神诞生鸟!玩出新花样，贪出新高度，裸出新境界！
拈花时评:
终日凝眸一段愁: 郎咸平：五大电厂根本没有亏损，华能国际的净利润是11.78亿元，国电电力11.4亿元，上海电力1.83亿元，大唐发电的8.54亿元，它们都是赚钱 的。既然没有亏损，为什么要忽悠我们呢？倒卖煤炭！电厂联合在一起忽悠加价，只有加价才是最省力的！拈花：老表字跟她爹一般无耻
拈花时评:
物价水平数据：201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住房、农产品、电子信息产品等分类产品物价水平和总体物价水平，均全面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1978年，物价水平远低于当时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全球排倒数几位。
拈花时评:
克松1972年初访华，欢迎他的仪仗队人数达360人，比欢迎其他元首120至155人多；而中共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国宴招待，除标准的四菜一汤： 芙蓉竹荪汤、三丝鱼翅、两吃大虾、草菇盖菜和椰子蒸鸡，更特别下令大连的潜水队冒-20℃严寒潜入深海，采集了1,000公斤优质鲍鱼招待尼克松。
拈花时评:
1962年中国与印度在边境开战，令藏南 9万平方公里领土重落印军手中。苏明质问，现在周边邻国非但不尊重中国，反而是耀武扬威不惜与中国一战。一个朝代到了这个地步上，不是衰世又是什么呢？
拈花时评:
白龙尾岛赠越南： 50年代为支援越南抗击美国，中共主动将北部湾本属自己的白龙尾岛，送给越共军队做基地。越南统一后，该岛被越方据为〝领土〞。在 60年代，中共要拉拢缅甸，当时中共与缅甸划界时主动将原本属云南的南坎地区和江心坡地区送给缅甸，两地面积合共逾 7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 70个香港面积
拈花时评:
《中X共弃X地数百万平方公里》：中X共弃X地数百万平方公里。鸭绿江岛屿送北X韩，只是中X共在领土问题上备受海外舆论批评的例子之一。自 49年中X共建政以来，当局主动放X弃的领X土多达数百万平方公里；其中 50年代承认外X蒙X古独立，以及 90年代承认被沙X俄强占的领土，就达近 300万平方公里。
拈花时评:
那么中国为什么连一口油气井都没有，更没有产出一桶油来呢？早在90年代初，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就与美国克里斯通石油公司合作，计画在南沙海域“万安北 -21”区块进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但越南却百般阻挠，干扰中海油的正常作业。中国在尚未展开作业的情况下就撤离勘探船，此后十几年再未进入该海域作业
拈花时评:
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通过，根据新的海洋法公约，一座小岛可拥有自己的12海里领海，还有12海里的毗连区管辖权，甚至可能拥有200海里的专 属经济区和350海里的大陆架。70年代以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纷纷出兵占领其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南沙群岛争端开始凸显。
拈花时评转播:
我听说的是另一个版本，扒灰就是清理炉灰，要跪着干，膝盖会弄脏，所以叫污膝。膝、媳同音，就是污媳的意思，呵呵。 || 浴火凤凰: [抱拳] || u13170258112: 长见识了。 [憨笑] ||高小然：嘎嘎，学问啊||浴火凤凰：|| 乘长风: 原来如此。
浴火凤凰:《红楼梦》中说到扒灰，是说公公和媳妇通奸，但不知其来历。有种说法是古代有一神庙，香火旺盛，香火中锡箔熔在香炉中，上面积着厚厚香灰，淘出 里面的锡，可卖好价钱。神庙附近居民发现了秘密，就经常扒开香炉中香灰，盗取其中锡来卖钱。扒灰是为了偷锡。锡，媳同音，扒灰作为偷媳隐语传播开来。
拈花时评:
位于中国传统海疆线附近的含油气盆地，几乎已被越南、马来西亚等国进行勘探开发。《证券市场周刊》文章指出，6月，中国南海问题再次升温，越南、菲律宾公 然向大陆挑战南海主权，这背后涉及到了巨大的油气资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南沙海域南的1000多口油气井中，却没有一口井是属于中国大陆的。
拈花时评:
2010年国税系统公车费用竟然高达15亿，民脂民膏是如此美味，官老爷们万般无耻！
拈花时评:
问题是他怎么到的河边？从电梯里被抬出来就说明他不能走了，怎么到的河边？是自己投河的？还是被人扔进去的？难道溺水死亡都是自杀吗？是我们傻啊？还是你 们把我们当成傻子了？他顽强上访告状，说明他心没有死，没有绝望，如此，他主观没有死的想法和打算，客观已经不具备投河的能力，请问这是自杀吗？
拈花时评:
湖南村官被自杀：1.据法医分析，死者死后，自己将肋骨折断，造成他杀的假象。2.一个人死了,还可以将自己的肋骨弄断,这个比那个11刀自杀更险恶!
拈花时评转播:
他干嘛要去学校炸呢？那么多豪华的政府大楼看不见啊？死了还是个懦夫！ || 瓶子: 去年是拿刀捅，今年换成炸药包了，为什么不转个弯去冤有头债有主的地方？学生和老师，都是无辜的。 || 风继续吹: || 第三只眼:
财经网:【山西安泽男子在校园引爆炸药身亡6人受伤】24日15时30分许，一名男子携带炸药闯入山西安泽冀氏镇冀氏小学内引爆炸药，当场身亡；正在校园 里上体育课的1名体育老师及5名学生被炸药炸伤。男子叫冯爱红，为冀氏镇李庄村人，事发时，刚刚从沁县回到安泽。作案动机目前尚不清楚 http://url.cn/46xDmT
拈花时评:
梦回吹角连营abc: 【闭嘴】中国驻印度大使张炎前日对一名印度记者关于领土问题穷追不舍的发问不厌其烦当众呵斥记者“闭嘴”但该记者反唇相讥“这里不是中国，印度是有自由的”
拈花时评:
《环球时报》社评：中国必须以不惧同归于尽的决心告诉美国，在南海，这种游戏必须结束，否则就撞撞看！评：泥马的，要死你们去死，别绑架我们。纯粹属鸭子 的，死了嘴硬。你们那八千万里面不会有一个真敢同归于尽的，全是软骨头懦夫，吓唬谁呢白痴。http://url.cn/1xNfUS
拈花时评:
zhiai118 老师带领小学生去监狱接受道德教育后，问大家有什么感想。一学生回答：“现在的监狱跟解放前国民党的监狱一样。”老师很惊讶问：“为什么呢？”学生说“关的全部是共产党的干部!
拈花时评:
湖南警方称上访村官肋骨断裂是死后形成。湖南公安厅回应新化县游家镇佛光村村支书游济安死亡事件质疑。表示，监控视频是原始连贯未经剪辑的，尸检结果未发 现异常，死者被发现时衣着完整，所谓“裸死”是侦查人员出于体表检查需要，脱去了死者的所有衣服。评：早知道是这结果。http://url.cn /0VmF76
拈花时评:
汪洋独舟：焦裕禄62年6月到兰考工作，兰考没有度过饥饿期，泛黄区满目疮痍。他用毒辣手段继续搞阶级斗争，用恐怖行政手段强压人民对当局不满。不顾实际 提出将兰考本已破坏殆尽的生态继续折腾。到兰考不到一年；64年5月就死去。宣传焦裕禄完全是上层路线争权需要，他对兰考根本没有也不可能会带来改变。
拈花时评:
为什么说一查到底就杯具了呢？比如说“公共情人”李薇案件，据可靠消息再往深处查，就把WQS同志纠出来了，所以马上停手！
拈花时评:
“粤北首富”行贿31名厅级干部案今日二审。08年曾引起一方震动的“8.14韶关系列腐败案”发生后，核心人物“粤北首富”朱思宜被以行贿罪判决有期徒 刑16年。该案曾牵出31名厅级干部、100多名政府官员及企业老总。评：反腐机构潜规则：查到一定阶段就停手，一查到底的话就杯具了。 http://url.cn/2YB1Yf
拈花时评:
袁国宝：【印度男子扇农业部长耳光 抗议粮食价格上涨】印度农业部长帕瓦尔24日在新德里接受采访时遇袭，一名男子突然冲上来扇了他一个耳光。男子被带走时大喊：“你们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他 吗？老百姓生活痛苦不堪，我打他打错了吗？”据悉，印度一些部长和官员经常受到扔鞋“待遇”。
拈花时评:
「官谚」：「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了班子没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了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
拈花时评:
翻墙人(胡静桃)：土地，在清朝时是我家的， 在北洋政府时是我家的， 在民国时是我家的， 在日伪时期还是我家的， 你来了，土地就变成你的了，就连日本人来了，都没有说土地是天皇的，要住房子要建房子要向日本天皇买地。你TM的来了，地就是你的了，你TM的比日本人还 强盗啊？(转）
拈花时评:
媒体《新周刊》通过官方微博表示，你听到政府年底突击花掉血汗钱的哗哗声了吗？每年最后一个月，中国各级政府在2007年花掉1.2万亿元，2008年花 掉1.5万亿元，2009年花掉2万亿元。今年，余下近两个月中要花掉超过3.5万亿元——这相当于瑞士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拈花时评:
中国贫困地区学童免费午餐发起人、媒体人士邓飞在微博中表示：能不能动员哪个地方政府把钱突击花在校车、教育、贫困人口上？现在这种宁愿年底糟践了，也绝对不给老百姓办事的“大好”局面不知还能维持多久？
拈花时评:
与政府年底突击消费财政预算相对应，甘肃“校车门”揭开了全国校车新闻的序幕。校车破烂不堪，各地政府却纷纷说没钱采购校车。“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教育部门没钱买校车！中国还有2千万学童营养不良。网络民意表示，各地政府突击消费预算不如采购校车。
拈花时评:
“超过所需的财政收入意味着对国民无情掠夺和残酷剥削！一方面是预算虚高导致年底突击花钱，另一方面则是科、教、文、卫、社保的巨大资金缺口……”
拈花时评:
11月23日，有大陆媒体报导，统计数据显示，中共财政部门不得不在余下的近两个月中确定超过3.5万亿元财政资金的去向——这相当于瑞士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拈花时评:
政府一直实行传统的“基数预算”。在这种模式下，每一年的预算决策都是在上一年拨款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数额，并且结余全部上缴。叶青举例称，一个单位去年 预算是100万元，但是只花了80万元，节约下来的20万元不仅全部上缴，而且第二年的预算会因此被削减为80万元。节约不仅没好处，而且还吃亏
拈花时评: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微博表示，“突击花预算”是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存在的普遍现象。“我们不允许上一年没用完的预算留到下一年，因此只能在有限的时 间里全部花完。”深圳花160万元翻修尚未验收的天桥，长春警方采购单价近3万元的笔记本电脑。一名税务局的公务员抱怨年底买发票的人太多。
拈花时评:
又到年底，上演多年的各级政府年底突击花钱再次拉开序幕。湖南的一位乐器老板踢爆了政府年底突击花钱的内幕。为了完成“预算”任务，各级政府年底忙于“虚张采购”，花双倍的钱采购——本该花1500万买的东西偏要花3000万买下，其中的猫腻令人惊讶。
拈花时评:
据2010年初中共官方做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中共厅级以上官员的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拈花时评: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先生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公布的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分析指出，中国人口的60％－70％生活在全世界的贫 困线以下，也就是说中国有七、八亿人口，他们每天的消费支出还不到世界银行公布的最低贫困线标准，即每天1.25美元。
拈花时评:
中共问题专家何清涟透露：“北京有人在一个小讨论圈里说，夏威夷会议之后，回京的相关人员都比较沮丧，原因是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应怎样调整。大家只好将火气全撒到外交系统身上，认为他们无能。殊不知外交只是国内政治的表现之一。”
拈花时评:
“被学习者”在“学习班里”吃、喝、拉、撒、睡都在一个小房间内，被剥夺了监狱犯人都具有的权利，他们惊呼“哪怕犯人也有放风权利”。杨希军称，他们5人被送进2号楼里安有防盗门窗的5间房内，一人一间隔离并限制出入，外面的门用绳子扣住，并有人专门看守。
拈花时评:
南方都市报刊记者张国栋发自山东的消息《信访局里的“学习班”》报导了山东平度市十里堡村访民李保文自10年3月始因征地补偿问题频繁上访，一年后，他称 被带进平度市委党校强制“学习”，5天后转入平度市信访局，直至写下不再上访的保证才被放出，总共被关17天。同批“学习”的还有另外4名同村上访代表
拈花时评:
在毛的关照下，华国锋的仕途一帆风顺。五十年代初，毛提出将华国锋调到湖南省湘潭地区任地委书记，而在毛九次到湖南或经过长沙时，都叫省委安排与华国锋见 面，并让当时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多关心华国锋。六十年代初，华国锋升任湖南省委文教部长、统战部长、省委书记。
拈花时评:
香港《开放》杂志披露，华国锋乃是毛的长子。20年，毛在长沙时与一位姚姓女子相识并同居。姚氏的父亲是从山西到湖南来贩运烟草的商人。21年，姚氏生下 了华国锋；姚氏病故后，毛一直委托亲属抚养华国锋，并让其随收养的人家姓华，取名华光祖。抗战后，又改名为华成武；国共内战期间，才改名为华国锋。
拈花时评:
资料显示，北京、上海及深圳位列离婚率前三甲，北京和上海的离婚率更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婚外情为主要原因。一项对5,000位离婚人士做的追踪调查显 示，离婚者80%以上为第三者的介入，60%以上的人遭遇过不同程度的身体出轨或精神出轨，5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的出轨是“阴错阳差”。
拈花时评:
中国离婚率连续7年递增，婚外情成婚姻最大杀手，从年龄结构看22~35 岁人群是离婚主力军，36~50岁年龄段是婚姻平稳期，50岁以上人群离婚率上扬， 中国公布，今年一季度共有317.6万对夫妻办理了结婚登记，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也就是说每天平均有5,166个家庭解体，离婚率也达 14.6%
拈花时评:
新时代中国女性应：“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常，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新房，斗得过二奶，打得过流氓。”
拈花时评:
一美国人来中国旅游，不小心掉进一个正在施工的大坑里，他爬出来后非常生气地说：“在我们美国，危险的地方总会插上一面红旗的！”导游淡定地回道：“入境的时候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拈花时评:
东莞办暂住证是这样办的:把一大片出租房的人赶到空旷的地方,挨个收钱!踢开门,有暂住证的把暂住证撕了,你就没有暂住证了.如果有女的正好在洗澡,这些禽兽直接踢开门……当然,现在和谐社会,已经没有暂住证了,但是,却有了居住证……
拈花时评:
究竟有多少手拿钢管，狂飙摩托车，聚众群殴的人是巡警队员？当时他们要是按着他的手硬是把名字签上了，这件事会是什么样子？恐怖啊！
拈花时评:
在东莞厚街工作的贵州小伙易龙军和老乡古先生去钓鱼，返家途中被4名便衣巡警队员持钢管追上殴打，易龙军被打至骨折。厚街公安分局负责人称，当晚执勤的巡 警队员要求二人停车接受检查，但二人反而骑车逃窜，巡警才骑车追逃。评：平常没事警察会带着钢管上班？肯定是收钱了，走狗！http://url.cn /3Z8wav
拈花时评:
商务部网站就《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提到，对购买记名卡和一次性购买1万元以上不记名卡的单位或个人，发卡企业应进行实名 登记。违反者将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评：这就是吃饱了撑着的傻逼，腐败的根源在腐朽的社会制度，抱薪救火有何益？
拈花时评:
11月23日下午两点，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为迎接省领导及媒体的到来，两百多名小学生暂停上课，身着校服站在县政府大院内的道路两旁，夹道等待前来开会的领导。图为站在县政府大院内，等待领导到来的小学生。评：令人恶心的官场作风在污染我们的孩子！
拈花时评:
11月23日晚，也门总统萨利赫在沙特签署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旨在化解也门危机的调解协议，和平移交权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萨利赫在签字后 将前往美国治病。根据协议，萨利赫及其在军政任要职的亲属获得了豁免权。评：独裁者们，觉醒吧，你们的日子不多了。
拈花时评:
10月17日，深圳宝安区沙井镇黄埔第二工业区，专为西铁城（CITIZEN）加工表配件的冠星精密表链厂2千名工人举行大罢工，罢工工人高举〝还我血汗钱〞标语，在厂大门挂上〝维权停工、还我血汗钱〞横幅，抗议厂方违法行为，以及要求依法支付长期克扣的加班费。
拈花时评:
2011年11月22日，深圳沙井三工业区成千上万工人发动大罢工！游行示威的人群高喊口号〝还我人权！反对剥削！减少加班！增加工资！〞，政府惊恐！急调两车持械民兵！大批武装特警前往戒备！双方对峙！气氛异常！人民觉醒了！希望不要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
拈花时评:
11月22日下午，深圳沙井镇新桥第三工业区精模电子科技全体员工大罢工，工人们陆续走出工厂，并试图堵107国道示威抗议。当局派来数百名民兵、公安、 特保、治安、防暴警察等到场阻止，将工人赶回厂内，并派员进驻工厂。工人罢工的原因主要是加班时间过长，每天长达六小时加班甚至加通宵。
拈花时评:
在120天的事故调查报告最后提交期限已过之际，《京华时报》于11月21日发表报导，援引事故调查组副组长王梦恕的话说，调查组技术报告已经提交，调查组排除了事故原因是信号故障。
拈花时评:
央視記者早前隨一輛運煤車行至山西省兩縣境內時，司機分別向並無罰單及收據的交警交出100元和50元（人民幣，下同）才獲放行。當交警發現記者偷拍後欲 強搶攝錄機，事後又強塞給記者2萬元「掩口費」。事件曝光後，山西省即時撤銷兩縣公安局長職務，公安部也派出督察組前往調查。
拈花时评:
温家宝在2007年4月9日签署、同年6月1日施行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 告；特殊情况下，经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60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已经过去六十天 了。
自由不再言论:梁文道：大陆官员给人感觉和印象就是什么事都敢做！贪污和搞女人在他们眼里就像吃个饭一样简单，我常到大陆去演讲，常和他们吃饭，让我惊 叹，每顿饭最少都三、四万元，在饭桌上，他们会直接把伸进女服务员内裤乱摸，如果是个公安局长的，你没有玩过女明星和处女，你都不好意思当这个局长。
拈花时评:
村民谢先生对记者表示，早上大约有二千多村民在村内游行，依然打着昨天(21日)的标语横幅，同时高喊：“反对独裁”、“打倒官商勾结”、“打倒贪官”、 “还我人权”等口号。今天有港、澳、台等地的记者陆续到现场采访；下午估计有四千多名村民参加，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拈花时评:
继21日广东陆丰乌坎村数千村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后，22日，乌坎村民在村内继续举行游行活动，直到下午有四千多人参与，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村民游行的主题依然是反独裁、要求民主选举和解决土地问题，他们前往那些被开发的地块、村内存在土地争议的企业及村委会等地进行了游行示威。
拈花时评:
23岁的女副局长 王然，山东新泰人。1986年出生，大学学历，官二代，本科双学士学位。08年8月30日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新泰市纪委工作，担任案件审理室科员。10年 2月初，当选为山东省新泰市(县级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副科级)，年仅23岁。评：美女当官，或是靠爹或是靠日。
拈花时评:
11月22日晚，大连港油品码头海滨北罐区31号、32号原油罐因雷击密封圈着火，一个多小时后被基本扑灭，无人员伤亡。据悉，起火的两个油罐为10万吨 级，属于大连大港集团罐区。评：距离上次大火才几天？距离上次的油罐才一百米，中石油的管理真厉害，就这水平还拿高薪？
拈花时评:
广州部分单位为规避公车管理长期租豪车。11月22日，广州市白云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透露，为规避公车管理规定，不少单位长期租用大排量豪车，严 重超标。评：制定政策的人就是傻逼，因为政策必须配套制定，还要监督执行。当然，在现行社会制度下执行是不可能的任务。
拈花时评:
22日北京遭遇大风，首都机场T3航站楼D区屋顶局部被强风吹开，机场方面称事故未对机场安全运营造成影响。据悉，T3航站楼金属板去年12月曾被风掀 开，而首都机场扩建指挥部相关责任人此前曾表示，T3可抗12级大风。评：说抗12级大风是有条件的，就是发包的人不吃太多回扣的情况下。
拈花时评:
发出成立领导小组的发文主体是上海市党委机关。领导小组是党的小组不是上海市政府的，党的小组对人民是保密的。善款是由公民捐的，发放是由慈善组织负责 的，跟上海市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总结一下在静安大火事件中，上海市政府什么事也没有做，没有成立领导小组，也没有过问慈善的收支，什么也没有做！
拈花时评:
能买光全世界的飞机，却买不起一辆校车；能把卫星送入太空，却造不了一座小桥；能给别国花数亿，却不肯多几所小学；一年能吃掉几十艘航母，却逼着孩子捐出午饭钱
拈花时评:
几万元的校车，装60多个学生。几十万元的公车，装一个领导干部。他们对医疗不重视，因为他们有高干病房； 他们对教育不重视，因为他们的孩子留洋； 他们对食品安全不重视，因为他们有特供食品；他们对堵车不重视，因为他们出行警车开道；他们对国家未来不重视，因为他们妻儿已经移民美国！
拈花时评:
针对有些地方“强制”中小学生入会并收取会费现象，中国红十字会表示坚决反对，要求各级红十字会坚持青少年会员入会自愿，会费自愿缴纳，数额不限。红会还表示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由来已久，收取会费旨在体现其会员意识，而非筹资。评：老鸨要求小姐不要有偿接客？
拈花时评:
22日上海“11·15”大火部分灾民状告上海市政府的两起案件宣判。法院驳回王鬨等21位灾民代表的相关要求。此前，灾民向上海市政府申请公开大火案善 款信息以及善后领导小组批文和名单遭拒绝，因此将政府告上法庭。评：为什么拒绝公开善款信息？都给美美买什么好东西了透露一下呀。
拈花时评:
22日联大通过决议，对叙利亚当局针对本国人民持续实施侵犯人权行为和暴力做法表示强烈谴责。决议草案由美、英、法、日等国发起，中国和俄罗斯弃权，古 巴、朝鲜、伊朗等国对决议投反对票。评：二十一世纪是全球独裁者的梦魇，一切独裁者都将走入坟墓。世界趋势，锐不可挡。
拈花时评:
贵州省的独立参选人陈西说，网络上活跃后，外出身后都有尾随。他说：“正因为这样，所以直到选举期间以及选举后，，今年这么长时间，他们都对我采取了全天候的监控，也就是24小时啊。都要保着，跟着，的确有很多不便。走哪里都有尾巴的。”
拈花时评:
东莞三周三起工人罢工游行，均遭警方镇压。10月26日，位于东莞塘厦的旭展塑胶有限公司倒闭，工人讨要工资占领工厂；政府与警方出面从厂内清空工人，引 发冲突。10月28日位于东莞东城区堑头新兴工业区的东莞高樊酒店家俱公司老板欠工人薪资后潜逃，工人前往镇政府抗议遭到当地警方和联防队的镇压。
拈花时评:
10月底，大约300名苏州冠捷科技（TPV）电视机厂将停工倒闭，工人们担心失去工作岗位后没有了生活来源。为此，工人在厂区罢工示威，要求赔偿。工人 们通过扩音器高呼我们要生存，我们要一个回答。一名工人说：〝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没办法生存了。说得难听点就是没办法活下去了。〞
拈花时评:
6月20号，成都玖源化工厂千人罢工。单单在2009年，中国各地就上演了3万多起大大小小的罢工，直接影响到当地百万个商业操作。
拈花时评:
10月底，深圳宝安区西铁城冠星精密表炼厂工人罢工，持续了18天，工人被军警押送到车间并现场监督他们复工，被迫进入车间的工人拒绝干活。
拈花时评:
11月7日，上海新华医院逾百名清洁工人，因为不满薪金过低，聚集在医院急症室门口罢工抗议。
拈花时评:
本月15日，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职工抗议康师傅收购百事案，全体罢工。重庆百事全体职工身着蓝色工作服，在工厂大门前拉横幅，要求企业因并购案赔偿 员工损失。个别工厂的员工甚至打出了〝还我青春还我自尊！要改嫁先赔钱〞等横幅。据悉，百事可乐多家瓶装厂的生产受到影响。
拈花时评:
央行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外汇占款余额为25.4869万亿元，较9月份减少248.92亿元，这是2007年12月以来外汇占款首次下降。中金公司在 最新策略周报中估计，10月热钱的流出规模约为1800亿元。分析称国际社会看空中国经济是热钱外流的主要原因。评：是国际热钱还是贪腐资金外流？
拈花时评:
市场调查机构Canalys旗下子公司Palo Alto今天公布一份报告。报告显示，若加上平板电脑，苹果在个人电脑市场所占的份额已在过去4个季度里由9%上升到了15%——这平了苹果公司过去15 年的最高纪录。而照此速度发展，苹果在2012年时则很有可能会超越惠普成为全球第一大个人电脑生产商。
拈花时评:
韩国内脏移植案告破 中国出售死囚脏器铁证如山。韩国釜山警察厅破获一起脏器移植的个案，逮捕四名中介人，并在追捕中国地区的负责人。釜山警察厅国际犯罪搜查队表示，被逮捕和 追捕的5名嫌犯，同中国方面合作，安排国内患者在中国地区接受脏器移植手术，触犯韩国的脏器移植法令。
拈花时评:
刘馨雨2009: 摊贩父子发飙暴打城管，城管被逼得打电话报警，民警赶到时，已经有两名城管被铁质品和砖头打晕了，还有六名城管需要送医救治。哈哈
拈花时评:
山东环保厅称2012年起山东17市将对空气PM2.5指标进行监测和公布。PM2.5(直径≤2.5微米)及更细颗粒物因易进入人体细支气管和肺泡，被 称为可入肺颗粒物。山东环保厅称科技已达到监测PM2.5的水平，大气透明度和PM2.5监测信息会向公众公布。评：终于有人尽职责做份内事了，早该如 此。http://url.cn/1wYW2K
拈花时评:
网易湖南省网友： 交警罚款太多了，车辆每经过一个地段就要被罚款，而且是防不胜防。特别是那些故意设置的陷阱。仅交通罚款一项，就不止两万亿。
拈花时评:
赵本山：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更大。这句话谁说的?范伟：精神病人。高秀敏：错！是中国专家。 赵本山：请听题，有一个人经常要代表你说话，但你从来没有见过面，为什么? 范伟：是私生子他亲爹。 高秀敏：错！是人大代表，不认识你也要代表你。
拈花时评:
赵本山：请听题，从小就听说有，但你现在一直没有见过的是什么？? 范伟：鬼。? 高秀敏：错！是共产主义社会。? 赵本山：请听题，刚被人打了一棒，马上潜入水中，过一会在不远处穿着马甲又探出头来的是什么？? 范伟：乌龟。? 高秀敏：错！是免职官员。?
拈花时评:
赵本山：请听题，你只有10平米的房屋，邻居从0平米换到100平米，你的居住面积有没有增加？? 范伟：没有。? 高秀敏：错，你在平均住房面积里被增加了45平米。? 赵本山：请听题，一个永远要你对她负责而她却不对你负责的是谁？? 范伟：二奶。? 高秀敏：错！是银行。?
拈花时评:
赵本山：请听题，什么东西要藏起来暗地里用，用完之后再暗地里交给别人?? 范伟：照相底片。? 高秀敏：错，是潜规则。? 赵本山：请听题，边做假药广告、边说假药效果、边痛斥假药危害的是什么？ 范伟：江湖骗子。? 高秀敏：错，是CCTV。?
拈花时评:
赵本山：请听题，世界上最不痛苦的死法是什么？ 范伟：安乐死。? 高秀敏：错！是躲猫猫。? 赵本山：请听题，中国当官要精通哪四种语言？ 范伟：英语、法语、俄语和日语。? 高秀敏：错！假话、空话、大话和套话。
拈花时评:
就像各个部门年底突击花钱一样，年初就把全年的罚款额都定好了，必须年内完成，且要超标完成是各个部委，各级交通，路政，税务等部门的头等大事~！
拈花时评:
2009年，进入预算内的收费罚款收入为8962.2亿元，有统计的预算外收费罚款收入大约为7900亿元，而无统计的预算外收费罚款收入估计在5100亿元左右，共计约为21962亿元，超过税收的三分之一。
拈花时评:
《人民日报》援引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文章数据称，中国预算内外的收费罚款收入“共计约21962亿元，超过税收的三分之一”。必须禁止对一 些政府部门的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改为专门税务机构的收税和财政拨款体制。评：罚款经济，全世界唯一的创举。最大的无耻！
拈花时评:
面对南海争议随时可能升级的态势，菲律宾向韩国请求军事协助，以协共同遏制中国在南海的任何可能的行动。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昨天会见到访的韩国总统李明 博时，向对方发出了这样的请求。阿基诺：“在防卫合作方面，我向李明博总统表达了菲律宾从想获得作战直升机，舰船以及飞机等军事设备的兴趣。”
拈花时评:
日前叙利亚一名15岁少年伊萨因拒绝参加支持阿萨德政府的游行，在学校同学面前被政府民兵开枪击中胸部死亡。叙利亚有2万人出席了伊萨的葬礼，并高呼他为“烈士”。评：盛大的游行场面是一场戏，独裁者的把戏，中国的独裁者也做过同样的事情。
拈花时评:
汪洋批准?罕见 广州工人游行讨薪警车开路护航。大陆不时发生打工仔为讨薪示威游行事件,但多数都遭当局强力镇压,甚至流血收场,招外界劣评。广州花都区近日有数百名民工上街游行讨薪,当局意外没有镇压,还派警车开路护航,引起舆论和外界关注。
拈花时评:
2011年11月18日中午12点左右，广州花都建设北路有数百民工喊着口号游行示威，大大的横幅：“还我血汗钱”、“我要吃饭”，警察沿途开路护航、疏导交通，公交车要改道，造成交通堵塞。
拈花时评:
四川古蔺县安监局公务员袁路图于11月17 日晚与4名警察发生口角，因抗拒警察抓捕而发生拉扯，随后倒地身亡。次日凌晨3点，一群人去拆现场的摄像头，被民众阻止未能得逞；两小时后，突然出现六七 十名全副武装的特警抢尸体并暴打守尸亲属，死者岳母被打得头破血流，亲戚们抵挡不住，看着尸体被抢走。
拈花时评:
据《南方周末》报导，自2007年发现患有尿毒症的安徽农妇张艳，只当年就花了16万的医药费，在花光了自己家的积蓄后，去年又抵押出去自己家农村的楼 房，并欠下30多万债务之后，在未有希望及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张艳选择了：在病房的卫生间里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拈花：瞎了狗眼的政府为什么看不到？
拈花时评:
他们多次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至今未有犯罪嫌疑人受到处理，且公安机关拒绝向公民提供报案凭证，亦拒绝向报案公民就案件侦破进展等问题进行通报。 目前绑架行为还在持续之中，幸国惠、胡金琼、王朝胜刚逃脱绑架，流亡在外。
拈花时评:
从2011年9月起，四川省成都市区、县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开始，独立候选人胡金琼、幸国惠、李维国、干兴艳、周文明、何秀君、李昭秀、查素琼、赵先琼、庄富英等多次遭绑架、毒打，其中李维国至今仍在医院住院治疗。
拈花时评:
罂粟非毒: 政府能不能抽出四万亿三公的一丁点来扶贫？？？这么小的劳力 光着脚丫 哭的凄凉 心痛的同时是痛心！！！拈花：你们一下子免这个债，一下子金援那个，对外国人比对你爹妈还好。自已的国民呢？自己的孩子呢？CNMD政府瞎了狗眼看不到？
拈花时评:
11月21日，成都30名独立候选人集体前往四川省政府请愿，要求省领导关注独立候选人在参选过程中的人身安全问题，并递交了相关的请愿信。三位独立候选 人代表与政府有关官员对话。大批国保和警察也赶到省政府欲对他们分别下手，在请愿民众的齐心下，对方未敢直接动手，请愿者跳上公车离开现场。
拈花时评:
关于今天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的消息：1、这次游行，村民们事先已经向政府“申请”了（有无通过未知）；2、乌坎本村收了人丁钱，还有捐款的，游行的活动经费 已达百万之多；3、乌坎前天还成立了维安队（图中手臂戴红巾的），主要职责是在游行中维持秩序。——多么英勇的海陆丰人民啊！
拈花时评:
今天举行了这次大规模的游行。这是独裁的政治体制造成，中国民众没有民主，要惩治官腐问题、解决农民诉求问题，首先得解决一党专政这个根本问题，所以打出 了“反对独裁”、“还我人权”等标语。早上11点10分左右，市长出来接了农民代表递交的诉求书，称会尽快解决农民关于土地被盗卖的诉求
拈花时评:
广东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四年前征地时，政府没有给予赔偿，村民怀疑村官私吞赔偿金七亿多元人民币。今年9月2日，爆发五千多名村民到市政府抗议示威事 件，砸烂村委会及多处大型建筑物玻璃，并掀翻、砸坏多辆警车。22日上午，村民继续抗议，遭特警镇压，村民则投掷石块还击，有几十名村民被打伤住院。
拈花时评:
陆丰土地维权人士谢先生对记者表示，乌坎村村民除老人小孩外，约3,500人参加了游行。村民五人一排，排了长达二公里的长龙，大家靠边行走，没有影响交 通秩序。从乌坎村游行到陆丰市政府，沿途引起大量路人围观，也引起警察的注意，有便衣警察过来拍照，但没有强行制止，约早上10点半顺利抵达了市政府。
拈花时评:
今天游行队伍声势浩大，走在最前面的队伍举着大量彩色标语，上面写着“反对独裁”、“还我人权”、“还我耕地”、“反对做假事”、“反对造假人”、“打倒官商勾结”、“打倒贪官”等等。
拈花时评:
11月21日上午8点，广东陆丰乌坎村数千村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农民打着五颜六色的标语旗帜，游行队伍长达二公里，沿途吸引大批路人围观，他们途步二 个多小时到达市政府，和平、理性地向当局表达农民的诉求。其中村民“反对独裁”、“惩治腐败”、“还我人权”等口号格外引人注目。
@总统阿丁：天涯社区：广西省三把手贪污80个亿！勾结黑社会贩卖毒品、强迫少女卖淫、私卖土地、卖官职…此人有56套房产、17名情妇，家中藏有30公斤金条，古董、名画、名表、名烟、名酒无数，家属已全部移民奥大利亚，据说目前正在接受内部调查
拈花时评: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号称金陵“奶王”的副厅级贪官金维芝创立的金式“情妇逻辑”谬种流传：“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拈花时评:
安徽省宣城市市委副书记杨枫，不仅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索取巨额贿赂，而且包养了7个情妇。为了防止情妇们争风吃醋，这个以“学者型官员”自 诩的贪官，运用进修时学来的ＭＢＡ管理知识，让“首席情妇”邹某用分类法统领其他6个情妇。在邹某的“科学”调度下，杨枫和情妇们很长一段时间相安无事。
拈花时评:
乐山副市长李玉书包养情妇的业绩就令所有涉足此领域者汗颜！因为他包养的情妇才仅仅16岁！为了把娇艳动人、且属处女的16岁花季少女搞到手，他竟谎称自己是新加坡商人，为博得丽人一笑，他在成都丽都花园花61万余元购买了一套豪宅。
拈花时评:
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原副局长李庆普以“另类收藏”著称，在其储藏室里4个带有密码锁的铁皮柜中，有着李庆普记录其本人每次跟女人发生两性关系全过程的 日记本95册，日记本里每隔几页用纸包卷的则是与李庆普发生性关系的女人的毛发。办案人员统计，李庆普收集的女性毛发多达236份。
拈花时评:
外交部，对朝鲜等而言，它是援助交际部，简称援交部；对美日等而言，它是口头交涉部，简称口交部。
拈花时评:
美国总统说过，我们不知道哪辆校车里的孩子将来会是美国的总统，所以校车安全性是中国的40倍。中共领导人知道，不论哪辆校车里的孩子都不会是中国的主席，因为领导的孩子不会去坐校车。
拈花时评:
@貧九代：大陆网友开始行动 向马其顿政府要回校车。另外宇通公司微博证明，此次校车捐赠实为政府行为，非该公司出资。
拈花时评:
崔大使先生你对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怎么看？在场的记者都愣住了，怎么美国记者会问这个问题？崔大使微微一笑：“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机智的回答让现场的记者一片欢声笑语，然后崔大使当着所有记者的面唱了一首《中国人》 。
拈花时评:
@psren：中国最近的重大外交胜利 1、我调查船到钓鱼岛水域航行获日本批准。2、两桶油报名参与南海石油开发获得菲、越二国批准。3、泰国已经同意接受我三千万援助，并且愿意调查军人杀人 事件。4、，菲律宾接受500亿大单后愿意访问中国。5、塔国在收下10亿低息贷款后，帮中国瘦身2.6万平方公里。
拈花时评:
在电视上露面的阿萨尔少将说，“我们的心在流血，我们希望这样的危机将会结束，不再发生。”两位将军敦促民众不要把他们和已经被赶下台的前总统穆巴拉克相 提并论，并且坚持表示自己不会贪恋权力。记者莱纳说，两位将军发表谈话的语气同军队最高领导人坦塔维元帅星期二讲话的对抗性语气完全不同。
拈花时评:
埃及军方领导人星期三（11月23日）晚间出面为过去几天开罗及其他城市骚乱中的遇难者表示道歉和哀悼，形容他们是“烈士”。从上个星期五开始的抗议示威 仍在持续，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示威者要求军政府立即下台。埃及军政府的两位高级成员在电视上露面，“就所发生的悲剧表达整个军方的歉意”。
小市民之声:【老鼠偷油】据说网络上在不停删帖，有幸在绕城公路加油站路边拍到了省政府的车，苏A00064驾驶员正在从油箱里抽油偷卖给收油的人.
公民彼得:傻瓜 19:28:16 【台湾要捐赠美式校车！大陆政府无回应！】台湾媒体讯：马英九总统26日说：“对中国甘肃校车事故中21名遇难者深感痛心！很伤心难过！已和《海基会》商讨，决定向中国捐赠500辆55座的美式校车！目前中国方面没有任何回应！
小美人拍:【无耻，无语！】来自新加坡的华文作家蓉子向粤东某地捐出18.6万元，以扶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可是当她拿着当地政府提供的助学名单，逐一找 名单上的学生进行面谈后，竟然揪出了1/3的水分。名单上有的学生家里还在深圳买了别墅的，还有的学生是村干部的孩子
拈花时评:
@紫叶不哭：【买美国国债花40000亿，支援非洲的兄弟花了4000亿，干部病房疗养花了6000亿。】广西的小朋友拿棺材当板凳！湘西的小朋友每天饿肚子上学！而四川的8岁女童小孩悬崖背水..您不转？
拈花时评:
严少雄2011: 【校车事故所在地庆阳市政府大楼真豪华】正宁县属庆阳市，下辖7县，5个国家级贫困县，5年来没有一个县脱贫！庆阳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地区，目前全市尚有 100万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占到总人口的50%以上。斥巨资2亿元修建政府豪华办公大楼。修建大楼，仅给原市主要领导回扣达1500万元（7.5%）转
拈花时评:
唐女士认为丈夫秦小连死因可疑，涉案警察事后举动不正常，她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跑，所以我怀疑我老公是被他们打死的，不是跳楼摔死的。如果是跳楼摔 死的话，那应该当场就摔死了，为什么还跑离我们住的那家宾馆的另外一条街道，并且是街道旁边有一栋老式有卷闸门的房子，我老公就躺在地上。”
拈花时评:
死者的妻子唐女士告诉记者，11月25日晚她跟丈夫秦小连入住桂林市建杆路上的东岸商务酒店六楼601房间。“晚上10点48分，有公安敲门……我老公想 跑，我说六楼跑什么，抓就抓了，大不了关二、三年。他说‘抓还是小事，就怕被他们打死。’他就跑到窗外空调那躲着。他们一进来就说，抓住他搞死他。
拈花时评:
11月26日，桂林灵川县古东镇古东村近二百村民抬着他们从医院抢出来的村长秦小连的尸体，突破警方的包围，中午时分赶到临川县公安局前抗议，要求公安局调查村长昨晚躲避警方追捕过程中“意外死亡”的真相。
拈花时评:
11月26日，广州市进行2011年公开选拨市直机关副局级领导干部笔试。城管局副局长岗位的考题主要针对执法中法律法规出题，也涉及如何应对城管网络形 象妖魔化，如何塑造良好城管形象等问题。评：塑造城管形象？最好的办法就是撤销城管局。http://url.cn/0VrEJB
拈花时评:
听风-：【国内最雷人标语】1.河南国道旁：抢劫警车是违法的；2.山东聊城监狱：人民罪犯人民爱，人民罪犯爱人民；3.安徽农信社：人死债不烂、父债子 来还！4.江苏农村：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5.河北电网：严禁触摸电线，五万伏高压，一触即死，不死法办。6.山西税务干部：今天，你税了吗？
拈花时评:
李健GG 【据说】捐赠马其顿的校车没有学校敢要，因为马其顿的学生家长联合抵制。家长们觉得：让自己的孩子坐中国无偿赠送的校车，对不起包括刚刚死于甘肃的19位学童在内的无数死于私人劣质校车的中国学童。
鲁国平:辽宁凤城又发生校车翻车事故30多名幼儿受伤：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昨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热线4008000088接到听众电话， 称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宝山镇中心小学校车昨天早上发生翻车事故，内有32名幼儿园儿童，伤者被送往丹东市中心医院抢救。具体的伤亡情况并不清楚。
拈花时评:
红楼达人 ： 刘志军案现已逮捕15名局级以上官员，共涉案金额2000亿。相当于年收入5万共计400万人一年的收入；可以建134万所希望小学；可以够800万个贫 困大学生生活一年；可以让3570万人交一年的失业保险；可以供养8500万中小学生免费读书一年。如果这只是冰山一角？不敢想像还有多少这样的腐败？
拈花时评:
@外貌协会解密手册：1914年黄兴拒绝向孙中山宣誓效忠：这是专制主义。黄兴严厉地质问：这样一个让全党效忠一个人的党，把党员分成三六九等的党，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古罗马的贵族院吗？这是专制主义！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和袁世凯还有什么区别呢？！
拈花时评:
@品牌2000 ： 【郎咸平：中国将大变革】新兴国家必发生经济危机，房地产必崩溃，最长日本，时间40年，其韩国、香港、台湾等，都只用了30多年，现大陆已有30多年 了，时间已到极限了。房地产崩溃，银行必崩，银行崩，中小企业必崩。失业人数将过亿。银行崩，就会全国狼烟四起，军警人员不够用的！
拈花时评:
【贺卫方论体制和腐败】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变成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 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
拈花时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维权人士表示，赈灾捐款不仅仅是贪污，还有更邪恶的用途，当局不顾水深火热的灾民，不检讨自己的建筑质量，而把精力重点投向募捐活动，大发一笔善款财，官方公布的累积捐款额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实际上远远不止。
拈花时评:
512灾民陈永高表示，他们还了解到，地方政府将5.12灾后完好住房都申报为灾后重建住房，骗取每户补助金2万多元，仅明星镇虚报重建农户1000多 户，骗取重建补助金4600万元。而真正的需要重建的灾民只能领到非常微薄的重建费，赈灾款被层层盘剥，让低层民众泣泪，全县30个乡镇的村民都是如此。
拈花时评:
5.12灾民张国学表示，射洪县是汶川地震的重灾区之一，灾民的生活补贴和灾后重建的大量赈灾救济款被各级官员大肆贪污，如人均每天大米1斤，生活补贴 10元，这是明文规定的对灾民三个月的救济，而该县明星镇义和村在三个月救济期间，每位灾民一共只分到1斤大米，过年时每户只分到198元，此外没有任何 补贴
拈花时评:
512灾民陈永高还表示，为了给灾民伸张正义，他们依然不屈不挠上访，已六次上北京求诉。上级官员说已转回地方政府督查办理，而贪腐官员正是地方政府，地方官员称：“吃点赈灾款算什么，你就是告到联合国去也告不翻！”
拈花时评:
512灾民陈永高：掌握了地方当局贪污腐败的大量证据，并有一千多灾民联名要求向上级部门投诉。灾民维权代表去了地方政府和省政府上访都没有解决问题，又 去了北京找中央政府国家信访办，还是没有惩治贪腐，相反却遭到截访人员和公安部门的打压。灾民近年来因维权上访多次被拘留、关黑监狱、软禁和殴打
拈花时评:
四川射洪县是5.12汶川地震的重灾区之一。25日，射洪县灾区维权人士揭露：灾民的生活补贴和灾后重建的大量赈灾救济款，被政府各级官员大肆贪污。： “赈灾捐款不仅仅是贪污，除高官中饱私囊外，当局还将大笔捐款用于邪恶的‘维稳’，用善款去打击善良民众，而捐款人似乎成了帮凶。”
新闻哥-非官方精选:【辣评：微博终将公安局副政委的儿子“转”进班房】微博疯传“河南潢川县公安局副局长之子指使杀人案”现已告破，涉案人员彭帅被刑事 拘留，其父为潢川县公安局副政委彭峰，目前已被停职。此案已抓获涉案人员9名，4名涉案人员在逃，对在逃人员，警方正在全力缉捕中。摘自季良。 请关注新闻哥-非官方精选
拈花时评:
@高金国：外交部电话热了！转：刚才给外交部打电话表示强烈愤慨。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合格的校车，死伤20多，外交部竟在孩子们尸骨未寒时向一个欧洲发达国 家捐校车，匪夷所思！接电话的人员表示她已记录，并且已接到很多百姓的电话。她说这是商务部主导的，我当即反驳，是中国驻马其顿大使崔志伟经办！
拈花时评:
无关证 ：刘江互通立交桥位于京珠、连霍高速郑州交汇处，开通仅6年，被誉为亚洲第一立交桥。近日有群众反映，立交桥1年来因出现较大裂纹经历了大规模工程养护， 质疑该桥是豆腐渣工程。官方回应称裂纹产生主要是因为重载、超载车辆过多。专家表示，单纯货车超载不足以使桥梁出现“拇指粗细”的裂纹。
吴祚来:转并求证：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说：大跃进期间58-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解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 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泽东。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已经解 密！
拈花时评:
微闻大义：今天上午10点左右，广东肇庆四会市天光墟玉器城全部档主罢市，抗议档租升三倍。近千名档主在四会大道游行示威，并拦截车辆，造成交通大拥塞， 引起全城轰动。人群一路游行至市政府广场，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达数千人，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力现场戒备。下午市长提出方案解决租金问题，人群散去。
拈花时评:
@华语85：2011年11月25日晚上约9时，广州晓港湾有几名残疾人士在街边卖唱，城管暴力执法，拳打脚踢殴打一独臂男孩，周边群众实在看不过眼，上千人将城管包围起来，场面一度失控，当局出动过百警察控制局面，事件持续2个小时。
拈花时评:
傻根的天空: 【裸官？不裸！】新华网：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凤凰网：山东省二把手贪污90亿美元巨款！包养有46名情妇，46房产，家 属已全部移民海外。虽是巨贪，绝对不裸！家属都移民?黄省长滴二奶直至46奶不是还在么!贪神诞生鸟!玩出新花样，贪出新高度，裸出新境界！
拈花时评:
终日凝眸一段愁: 郎咸平：五大电厂根本没有亏损，华能国际的净利润是11.78亿元，国电电力11.4亿元，上海电力1.83亿元，大唐发电的8.54亿元，它们都是赚钱 的。既然没有亏损，为什么要忽悠我们呢？倒卖煤炭！电厂联合在一起忽悠加价，只有加价才是最省力的！拈花：老表字跟她爹一般无耻
拈花时评:
物价水平数据：201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住房、农产品、电子信息产品等分类产品物价水平和总体物价水平，均全面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1978年，物价水平远低于当时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全球排倒数几位。
拈花时评:
克松1972年初访华，欢迎他的仪仗队人数达360人，比欢迎其他元首120至155人多；而中共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国宴招待，除标准的四菜一汤： 芙蓉竹荪汤、三丝鱼翅、两吃大虾、草菇盖菜和椰子蒸鸡，更特别下令大连的潜水队冒-20℃严寒潜入深海，采集了1,000公斤优质鲍鱼招待尼克松。
拈花时评:
1962年中国与印度在边境开战，令藏南 9万平方公里领土重落印军手中。苏明质问，现在周边邻国非但不尊重中国，反而是耀武扬威不惜与中国一战。一个朝代到了这个地步上，不是衰世又是什么呢？
拈花时评:
白龙尾岛赠越南： 50年代为支援越南抗击美国，中共主动将北部湾本属自己的白龙尾岛，送给越共军队做基地。越南统一后，该岛被越方据为〝领土〞。在 60年代，中共要拉拢缅甸，当时中共与缅甸划界时主动将原本属云南的南坎地区和江心坡地区送给缅甸，两地面积合共逾 7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 70个香港面积
拈花时评:
《中X共弃X地数百万平方公里》：中X共弃X地数百万平方公里。鸭绿江岛屿送北X韩，只是中X共在领土问题上备受海外舆论批评的例子之一。自 49年中X共建政以来，当局主动放X弃的领X土多达数百万平方公里；其中 50年代承认外X蒙X古独立，以及 90年代承认被沙X俄强占的领土，就达近 300万平方公里。
拈花时评:
那么中国为什么连一口油气井都没有，更没有产出一桶油来呢？早在90年代初，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就与美国克里斯通石油公司合作，计画在南沙海域“万安北 -21”区块进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但越南却百般阻挠，干扰中海油的正常作业。中国在尚未展开作业的情况下就撤离勘探船，此后十几年再未进入该海域作业
拈花时评:
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通过，根据新的海洋法公约，一座小岛可拥有自己的12海里领海，还有12海里的毗连区管辖权，甚至可能拥有200海里的专 属经济区和350海里的大陆架。70年代以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纷纷出兵占领其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南沙群岛争端开始凸显。
拈花时评转播:
我听说的是另一个版本，扒灰就是清理炉灰，要跪着干，膝盖会弄脏，所以叫污膝。膝、媳同音，就是污媳的意思，呵呵。 || 浴火凤凰: [抱拳] || u13170258112: 长见识了。 [憨笑] ||高小然：嘎嘎，学问啊||浴火凤凰：|| 乘长风: 原来如此。
浴火凤凰:《红楼梦》中说到扒灰，是说公公和媳妇通奸，但不知其来历。有种说法是古代有一神庙，香火旺盛，香火中锡箔熔在香炉中，上面积着厚厚香灰，淘出 里面的锡，可卖好价钱。神庙附近居民发现了秘密，就经常扒开香炉中香灰，盗取其中锡来卖钱。扒灰是为了偷锡。锡，媳同音，扒灰作为偷媳隐语传播开来。
拈花时评:
位于中国传统海疆线附近的含油气盆地，几乎已被越南、马来西亚等国进行勘探开发。《证券市场周刊》文章指出，6月，中国南海问题再次升温，越南、菲律宾公 然向大陆挑战南海主权，这背后涉及到了巨大的油气资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南沙海域南的1000多口油气井中，却没有一口井是属于中国大陆的。
拈花时评:
2010年国税系统公车费用竟然高达15亿，民脂民膏是如此美味，官老爷们万般无耻！
拈花时评:
问题是他怎么到的河边？从电梯里被抬出来就说明他不能走了，怎么到的河边？是自己投河的？还是被人扔进去的？难道溺水死亡都是自杀吗？是我们傻啊？还是你 们把我们当成傻子了？他顽强上访告状，说明他心没有死，没有绝望，如此，他主观没有死的想法和打算，客观已经不具备投河的能力，请问这是自杀吗？
拈花时评:
湖南村官被自杀：1.据法医分析，死者死后，自己将肋骨折断，造成他杀的假象。2.一个人死了,还可以将自己的肋骨弄断,这个比那个11刀自杀更险恶!
拈花时评转播:
他干嘛要去学校炸呢？那么多豪华的政府大楼看不见啊？死了还是个懦夫！ || 瓶子: 去年是拿刀捅，今年换成炸药包了，为什么不转个弯去冤有头债有主的地方？学生和老师，都是无辜的。 || 风继续吹: || 第三只眼:
财经网:【山西安泽男子在校园引爆炸药身亡6人受伤】24日15时30分许，一名男子携带炸药闯入山西安泽冀氏镇冀氏小学内引爆炸药，当场身亡；正在校园 里上体育课的1名体育老师及5名学生被炸药炸伤。男子叫冯爱红，为冀氏镇李庄村人，事发时，刚刚从沁县回到安泽。作案动机目前尚不清楚 http://url.cn/46xDmT
拈花时评:
梦回吹角连营abc: 【闭嘴】中国驻印度大使张炎前日对一名印度记者关于领土问题穷追不舍的发问不厌其烦当众呵斥记者“闭嘴”但该记者反唇相讥“这里不是中国，印度是有自由的”
拈花时评:
《环球时报》社评：中国必须以不惧同归于尽的决心告诉美国，在南海，这种游戏必须结束，否则就撞撞看！评：泥马的，要死你们去死，别绑架我们。纯粹属鸭子 的，死了嘴硬。你们那八千万里面不会有一个真敢同归于尽的，全是软骨头懦夫，吓唬谁呢白痴。http://url.cn/1xNfUS
拈花时评:
zhiai118 老师带领小学生去监狱接受道德教育后，问大家有什么感想。一学生回答：“现在的监狱跟解放前国民党的监狱一样。”老师很惊讶问：“为什么呢？”学生说“关的全部是共产党的干部!
拈花时评:
湖南警方称上访村官肋骨断裂是死后形成。湖南公安厅回应新化县游家镇佛光村村支书游济安死亡事件质疑。表示，监控视频是原始连贯未经剪辑的，尸检结果未发 现异常，死者被发现时衣着完整，所谓“裸死”是侦查人员出于体表检查需要，脱去了死者的所有衣服。评：早知道是这结果。http://url.cn /0VmF76
拈花时评:
汪洋独舟：焦裕禄62年6月到兰考工作，兰考没有度过饥饿期，泛黄区满目疮痍。他用毒辣手段继续搞阶级斗争，用恐怖行政手段强压人民对当局不满。不顾实际 提出将兰考本已破坏殆尽的生态继续折腾。到兰考不到一年；64年5月就死去。宣传焦裕禄完全是上层路线争权需要，他对兰考根本没有也不可能会带来改变。
拈花时评:
为什么说一查到底就杯具了呢？比如说“公共情人”李薇案件，据可靠消息再往深处查，就把WQS同志纠出来了，所以马上停手！
拈花时评:
“粤北首富”行贿31名厅级干部案今日二审。08年曾引起一方震动的“8.14韶关系列腐败案”发生后，核心人物“粤北首富”朱思宜被以行贿罪判决有期徒 刑16年。该案曾牵出31名厅级干部、100多名政府官员及企业老总。评：反腐机构潜规则：查到一定阶段就停手，一查到底的话就杯具了。 http://url.cn/2YB1Yf
拈花时评:
袁国宝：【印度男子扇农业部长耳光 抗议粮食价格上涨】印度农业部长帕瓦尔24日在新德里接受采访时遇袭，一名男子突然冲上来扇了他一个耳光。男子被带走时大喊：“你们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他 吗？老百姓生活痛苦不堪，我打他打错了吗？”据悉，印度一些部长和官员经常受到扔鞋“待遇”。
拈花时评:
「官谚」：「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了班子没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了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
拈花时评:
翻墙人(胡静桃)：土地，在清朝时是我家的， 在北洋政府时是我家的， 在民国时是我家的， 在日伪时期还是我家的， 你来了，土地就变成你的了，就连日本人来了，都没有说土地是天皇的，要住房子要建房子要向日本天皇买地。你TM的来了，地就是你的了，你TM的比日本人还 强盗啊？(转）
拈花时评:
媒体《新周刊》通过官方微博表示，你听到政府年底突击花掉血汗钱的哗哗声了吗？每年最后一个月，中国各级政府在2007年花掉1.2万亿元，2008年花 掉1.5万亿元，2009年花掉2万亿元。今年，余下近两个月中要花掉超过3.5万亿元——这相当于瑞士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拈花时评:
中国贫困地区学童免费午餐发起人、媒体人士邓飞在微博中表示：能不能动员哪个地方政府把钱突击花在校车、教育、贫困人口上？现在这种宁愿年底糟践了，也绝对不给老百姓办事的“大好”局面不知还能维持多久？
拈花时评:
与政府年底突击消费财政预算相对应，甘肃“校车门”揭开了全国校车新闻的序幕。校车破烂不堪，各地政府却纷纷说没钱采购校车。“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教育部门没钱买校车！中国还有2千万学童营养不良。网络民意表示，各地政府突击消费预算不如采购校车。
拈花时评:
“超过所需的财政收入意味着对国民无情掠夺和残酷剥削！一方面是预算虚高导致年底突击花钱，另一方面则是科、教、文、卫、社保的巨大资金缺口……”
拈花时评:
11月23日，有大陆媒体报导，统计数据显示，中共财政部门不得不在余下的近两个月中确定超过3.5万亿元财政资金的去向——这相当于瑞士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拈花时评:
政府一直实行传统的“基数预算”。在这种模式下，每一年的预算决策都是在上一年拨款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数额，并且结余全部上缴。叶青举例称，一个单位去年 预算是100万元，但是只花了80万元，节约下来的20万元不仅全部上缴，而且第二年的预算会因此被削减为80万元。节约不仅没好处，而且还吃亏
拈花时评: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微博表示，“突击花预算”是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存在的普遍现象。“我们不允许上一年没用完的预算留到下一年，因此只能在有限的时 间里全部花完。”深圳花160万元翻修尚未验收的天桥，长春警方采购单价近3万元的笔记本电脑。一名税务局的公务员抱怨年底买发票的人太多。
拈花时评:
又到年底，上演多年的各级政府年底突击花钱再次拉开序幕。湖南的一位乐器老板踢爆了政府年底突击花钱的内幕。为了完成“预算”任务，各级政府年底忙于“虚张采购”，花双倍的钱采购——本该花1500万买的东西偏要花3000万买下，其中的猫腻令人惊讶。
拈花时评:
据2010年初中共官方做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中共厅级以上官员的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拈花时评: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先生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公布的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分析指出，中国人口的60％－70％生活在全世界的贫 困线以下，也就是说中国有七、八亿人口，他们每天的消费支出还不到世界银行公布的最低贫困线标准，即每天1.25美元。
拈花时评:
中共问题专家何清涟透露：“北京有人在一个小讨论圈里说，夏威夷会议之后，回京的相关人员都比较沮丧，原因是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应怎样调整。大家只好将火气全撒到外交系统身上，认为他们无能。殊不知外交只是国内政治的表现之一。”
拈花时评:
“被学习者”在“学习班里”吃、喝、拉、撒、睡都在一个小房间内，被剥夺了监狱犯人都具有的权利，他们惊呼“哪怕犯人也有放风权利”。杨希军称，他们5人被送进2号楼里安有防盗门窗的5间房内，一人一间隔离并限制出入，外面的门用绳子扣住，并有人专门看守。
拈花时评:
南方都市报刊记者张国栋发自山东的消息《信访局里的“学习班”》报导了山东平度市十里堡村访民李保文自10年3月始因征地补偿问题频繁上访，一年后，他称 被带进平度市委党校强制“学习”，5天后转入平度市信访局，直至写下不再上访的保证才被放出，总共被关17天。同批“学习”的还有另外4名同村上访代表
拈花时评:
在毛的关照下，华国锋的仕途一帆风顺。五十年代初，毛提出将华国锋调到湖南省湘潭地区任地委书记，而在毛九次到湖南或经过长沙时，都叫省委安排与华国锋见 面，并让当时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多关心华国锋。六十年代初，华国锋升任湖南省委文教部长、统战部长、省委书记。
拈花时评:
香港《开放》杂志披露，华国锋乃是毛的长子。20年，毛在长沙时与一位姚姓女子相识并同居。姚氏的父亲是从山西到湖南来贩运烟草的商人。21年，姚氏生下 了华国锋；姚氏病故后，毛一直委托亲属抚养华国锋，并让其随收养的人家姓华，取名华光祖。抗战后，又改名为华成武；国共内战期间，才改名为华国锋。
拈花时评:
资料显示，北京、上海及深圳位列离婚率前三甲，北京和上海的离婚率更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婚外情为主要原因。一项对5,000位离婚人士做的追踪调查显 示，离婚者80%以上为第三者的介入，60%以上的人遭遇过不同程度的身体出轨或精神出轨，5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的出轨是“阴错阳差”。
拈花时评:
中国离婚率连续7年递增，婚外情成婚姻最大杀手，从年龄结构看22~35 岁人群是离婚主力军，36~50岁年龄段是婚姻平稳期，50岁以上人群离婚率上扬， 中国公布，今年一季度共有317.6万对夫妻办理了结婚登记，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也就是说每天平均有5,166个家庭解体，离婚率也达 14.6%
拈花时评:
新时代中国女性应：“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常，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新房，斗得过二奶，打得过流氓。”
拈花时评:
一美国人来中国旅游，不小心掉进一个正在施工的大坑里，他爬出来后非常生气地说：“在我们美国，危险的地方总会插上一面红旗的！”导游淡定地回道：“入境的时候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拈花时评:
东莞办暂住证是这样办的:把一大片出租房的人赶到空旷的地方,挨个收钱!踢开门,有暂住证的把暂住证撕了,你就没有暂住证了.如果有女的正好在洗澡,这些禽兽直接踢开门……当然,现在和谐社会,已经没有暂住证了,但是,却有了居住证……
拈花时评:
究竟有多少手拿钢管，狂飙摩托车，聚众群殴的人是巡警队员？当时他们要是按着他的手硬是把名字签上了，这件事会是什么样子？恐怖啊！
拈花时评:
在东莞厚街工作的贵州小伙易龙军和老乡古先生去钓鱼，返家途中被4名便衣巡警队员持钢管追上殴打，易龙军被打至骨折。厚街公安分局负责人称，当晚执勤的巡 警队员要求二人停车接受检查，但二人反而骑车逃窜，巡警才骑车追逃。评：平常没事警察会带着钢管上班？肯定是收钱了，走狗！http://url.cn /3Z8wav
拈花时评:
商务部网站就《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提到，对购买记名卡和一次性购买1万元以上不记名卡的单位或个人，发卡企业应进行实名 登记。违反者将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评：这就是吃饱了撑着的傻逼，腐败的根源在腐朽的社会制度，抱薪救火有何益？
拈花时评:
11月23日下午两点，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为迎接省领导及媒体的到来，两百多名小学生暂停上课，身着校服站在县政府大院内的道路两旁，夹道等待前来开会的领导。图为站在县政府大院内，等待领导到来的小学生。评：令人恶心的官场作风在污染我们的孩子！
拈花时评:
11月23日晚，也门总统萨利赫在沙特签署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旨在化解也门危机的调解协议，和平移交权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萨利赫在签字后 将前往美国治病。根据协议，萨利赫及其在军政任要职的亲属获得了豁免权。评：独裁者们，觉醒吧，你们的日子不多了。
拈花时评:
10月17日，深圳宝安区沙井镇黄埔第二工业区，专为西铁城（CITIZEN）加工表配件的冠星精密表链厂2千名工人举行大罢工，罢工工人高举〝还我血汗钱〞标语，在厂大门挂上〝维权停工、还我血汗钱〞横幅，抗议厂方违法行为，以及要求依法支付长期克扣的加班费。
拈花时评:
2011年11月22日，深圳沙井三工业区成千上万工人发动大罢工！游行示威的人群高喊口号〝还我人权！反对剥削！减少加班！增加工资！〞，政府惊恐！急调两车持械民兵！大批武装特警前往戒备！双方对峙！气氛异常！人民觉醒了！希望不要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
拈花时评:
11月22日下午，深圳沙井镇新桥第三工业区精模电子科技全体员工大罢工，工人们陆续走出工厂，并试图堵107国道示威抗议。当局派来数百名民兵、公安、 特保、治安、防暴警察等到场阻止，将工人赶回厂内，并派员进驻工厂。工人罢工的原因主要是加班时间过长，每天长达六小时加班甚至加通宵。
拈花时评:
在120天的事故调查报告最后提交期限已过之际，《京华时报》于11月21日发表报导，援引事故调查组副组长王梦恕的话说，调查组技术报告已经提交，调查组排除了事故原因是信号故障。
拈花时评:
央視記者早前隨一輛運煤車行至山西省兩縣境內時，司機分別向並無罰單及收據的交警交出100元和50元（人民幣，下同）才獲放行。當交警發現記者偷拍後欲 強搶攝錄機，事後又強塞給記者2萬元「掩口費」。事件曝光後，山西省即時撤銷兩縣公安局長職務，公安部也派出督察組前往調查。
拈花时评:
温家宝在2007年4月9日签署、同年6月1日施行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 告；特殊情况下，经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60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已经过去六十天 了。
自由不再言论:梁文道：大陆官员给人感觉和印象就是什么事都敢做！贪污和搞女人在他们眼里就像吃个饭一样简单，我常到大陆去演讲，常和他们吃饭，让我惊 叹，每顿饭最少都三、四万元，在饭桌上，他们会直接把伸进女服务员内裤乱摸，如果是个公安局长的，你没有玩过女明星和处女，你都不好意思当这个局长。
拈花时评:
村民谢先生对记者表示，早上大约有二千多村民在村内游行，依然打着昨天(21日)的标语横幅，同时高喊：“反对独裁”、“打倒官商勾结”、“打倒贪官”、 “还我人权”等口号。今天有港、澳、台等地的记者陆续到现场采访；下午估计有四千多名村民参加，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拈花时评:
继21日广东陆丰乌坎村数千村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后，22日，乌坎村民在村内继续举行游行活动，直到下午有四千多人参与，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村民游行的主题依然是反独裁、要求民主选举和解决土地问题，他们前往那些被开发的地块、村内存在土地争议的企业及村委会等地进行了游行示威。
拈花时评:
23岁的女副局长 王然，山东新泰人。1986年出生，大学学历，官二代，本科双学士学位。08年8月30日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新泰市纪委工作，担任案件审理室科员。10年 2月初，当选为山东省新泰市(县级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副科级)，年仅23岁。评：美女当官，或是靠爹或是靠日。
拈花时评:
11月22日晚，大连港油品码头海滨北罐区31号、32号原油罐因雷击密封圈着火，一个多小时后被基本扑灭，无人员伤亡。据悉，起火的两个油罐为10万吨 级，属于大连大港集团罐区。评：距离上次大火才几天？距离上次的油罐才一百米，中石油的管理真厉害，就这水平还拿高薪？
拈花时评:
广州部分单位为规避公车管理长期租豪车。11月22日，广州市白云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透露，为规避公车管理规定，不少单位长期租用大排量豪车，严 重超标。评：制定政策的人就是傻逼，因为政策必须配套制定，还要监督执行。当然，在现行社会制度下执行是不可能的任务。
拈花时评:
22日北京遭遇大风，首都机场T3航站楼D区屋顶局部被强风吹开，机场方面称事故未对机场安全运营造成影响。据悉，T3航站楼金属板去年12月曾被风掀 开，而首都机场扩建指挥部相关责任人此前曾表示，T3可抗12级大风。评：说抗12级大风是有条件的，就是发包的人不吃太多回扣的情况下。
拈花时评:
发出成立领导小组的发文主体是上海市党委机关。领导小组是党的小组不是上海市政府的，党的小组对人民是保密的。善款是由公民捐的，发放是由慈善组织负责 的，跟上海市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总结一下在静安大火事件中，上海市政府什么事也没有做，没有成立领导小组，也没有过问慈善的收支，什么也没有做！
拈花时评:
能买光全世界的飞机，却买不起一辆校车；能把卫星送入太空，却造不了一座小桥；能给别国花数亿，却不肯多几所小学；一年能吃掉几十艘航母，却逼着孩子捐出午饭钱
拈花时评:
几万元的校车，装60多个学生。几十万元的公车，装一个领导干部。他们对医疗不重视，因为他们有高干病房； 他们对教育不重视，因为他们的孩子留洋； 他们对食品安全不重视，因为他们有特供食品；他们对堵车不重视，因为他们出行警车开道；他们对国家未来不重视，因为他们妻儿已经移民美国！
拈花时评:
针对有些地方“强制”中小学生入会并收取会费现象，中国红十字会表示坚决反对，要求各级红十字会坚持青少年会员入会自愿，会费自愿缴纳，数额不限。红会还表示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由来已久，收取会费旨在体现其会员意识，而非筹资。评：老鸨要求小姐不要有偿接客？
拈花时评:
22日上海“11·15”大火部分灾民状告上海市政府的两起案件宣判。法院驳回王鬨等21位灾民代表的相关要求。此前，灾民向上海市政府申请公开大火案善 款信息以及善后领导小组批文和名单遭拒绝，因此将政府告上法庭。评：为什么拒绝公开善款信息？都给美美买什么好东西了透露一下呀。
拈花时评:
22日联大通过决议，对叙利亚当局针对本国人民持续实施侵犯人权行为和暴力做法表示强烈谴责。决议草案由美、英、法、日等国发起，中国和俄罗斯弃权，古 巴、朝鲜、伊朗等国对决议投反对票。评：二十一世纪是全球独裁者的梦魇，一切独裁者都将走入坟墓。世界趋势，锐不可挡。
拈花时评:
贵州省的独立参选人陈西说，网络上活跃后，外出身后都有尾随。他说：“正因为这样，所以直到选举期间以及选举后，，今年这么长时间，他们都对我采取了全天候的监控，也就是24小时啊。都要保着，跟着，的确有很多不便。走哪里都有尾巴的。”
拈花时评:
东莞三周三起工人罢工游行，均遭警方镇压。10月26日，位于东莞塘厦的旭展塑胶有限公司倒闭，工人讨要工资占领工厂；政府与警方出面从厂内清空工人，引 发冲突。10月28日位于东莞东城区堑头新兴工业区的东莞高樊酒店家俱公司老板欠工人薪资后潜逃，工人前往镇政府抗议遭到当地警方和联防队的镇压。
拈花时评:
10月底，大约300名苏州冠捷科技（TPV）电视机厂将停工倒闭，工人们担心失去工作岗位后没有了生活来源。为此，工人在厂区罢工示威，要求赔偿。工人 们通过扩音器高呼我们要生存，我们要一个回答。一名工人说：〝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没办法生存了。说得难听点就是没办法活下去了。〞
拈花时评:
6月20号，成都玖源化工厂千人罢工。单单在2009年，中国各地就上演了3万多起大大小小的罢工，直接影响到当地百万个商业操作。
拈花时评:
10月底，深圳宝安区西铁城冠星精密表炼厂工人罢工，持续了18天，工人被军警押送到车间并现场监督他们复工，被迫进入车间的工人拒绝干活。
拈花时评:
11月7日，上海新华医院逾百名清洁工人，因为不满薪金过低，聚集在医院急症室门口罢工抗议。
拈花时评:
本月15日，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职工抗议康师傅收购百事案，全体罢工。重庆百事全体职工身着蓝色工作服，在工厂大门前拉横幅，要求企业因并购案赔偿 员工损失。个别工厂的员工甚至打出了〝还我青春还我自尊！要改嫁先赔钱〞等横幅。据悉，百事可乐多家瓶装厂的生产受到影响。
拈花时评:
央行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外汇占款余额为25.4869万亿元，较9月份减少248.92亿元，这是2007年12月以来外汇占款首次下降。中金公司在 最新策略周报中估计，10月热钱的流出规模约为1800亿元。分析称国际社会看空中国经济是热钱外流的主要原因。评：是国际热钱还是贪腐资金外流？
拈花时评:
市场调查机构Canalys旗下子公司Palo Alto今天公布一份报告。报告显示，若加上平板电脑，苹果在个人电脑市场所占的份额已在过去4个季度里由9%上升到了15%——这平了苹果公司过去15 年的最高纪录。而照此速度发展，苹果在2012年时则很有可能会超越惠普成为全球第一大个人电脑生产商。
拈花时评:
韩国内脏移植案告破 中国出售死囚脏器铁证如山。韩国釜山警察厅破获一起脏器移植的个案，逮捕四名中介人，并在追捕中国地区的负责人。釜山警察厅国际犯罪搜查队表示，被逮捕和 追捕的5名嫌犯，同中国方面合作，安排国内患者在中国地区接受脏器移植手术，触犯韩国的脏器移植法令。
拈花时评:
刘馨雨2009: 摊贩父子发飙暴打城管，城管被逼得打电话报警，民警赶到时，已经有两名城管被铁质品和砖头打晕了，还有六名城管需要送医救治。哈哈
拈花时评:
山东环保厅称2012年起山东17市将对空气PM2.5指标进行监测和公布。PM2.5(直径≤2.5微米)及更细颗粒物因易进入人体细支气管和肺泡，被 称为可入肺颗粒物。山东环保厅称科技已达到监测PM2.5的水平，大气透明度和PM2.5监测信息会向公众公布。评：终于有人尽职责做份内事了，早该如 此。http://url.cn/1wYW2K
拈花时评:
网易湖南省网友： 交警罚款太多了，车辆每经过一个地段就要被罚款，而且是防不胜防。特别是那些故意设置的陷阱。仅交通罚款一项，就不止两万亿。
拈花时评:
赵本山：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更大。这句话谁说的?范伟：精神病人。高秀敏：错！是中国专家。 赵本山：请听题，有一个人经常要代表你说话，但你从来没有见过面，为什么? 范伟：是私生子他亲爹。 高秀敏：错！是人大代表，不认识你也要代表你。
拈花时评:
赵本山：请听题，从小就听说有，但你现在一直没有见过的是什么？? 范伟：鬼。? 高秀敏：错！是共产主义社会。? 赵本山：请听题，刚被人打了一棒，马上潜入水中，过一会在不远处穿着马甲又探出头来的是什么？? 范伟：乌龟。? 高秀敏：错！是免职官员。?
拈花时评:
赵本山：请听题，你只有10平米的房屋，邻居从0平米换到100平米，你的居住面积有没有增加？? 范伟：没有。? 高秀敏：错，你在平均住房面积里被增加了45平米。? 赵本山：请听题，一个永远要你对她负责而她却不对你负责的是谁？? 范伟：二奶。? 高秀敏：错！是银行。?
拈花时评:
赵本山：请听题，什么东西要藏起来暗地里用，用完之后再暗地里交给别人?? 范伟：照相底片。? 高秀敏：错，是潜规则。? 赵本山：请听题，边做假药广告、边说假药效果、边痛斥假药危害的是什么？ 范伟：江湖骗子。? 高秀敏：错，是CCTV。?
拈花时评:
赵本山：请听题，世界上最不痛苦的死法是什么？ 范伟：安乐死。? 高秀敏：错！是躲猫猫。? 赵本山：请听题，中国当官要精通哪四种语言？ 范伟：英语、法语、俄语和日语。? 高秀敏：错！假话、空话、大话和套话。
拈花时评:
就像各个部门年底突击花钱一样，年初就把全年的罚款额都定好了，必须年内完成，且要超标完成是各个部委，各级交通，路政，税务等部门的头等大事~！
拈花时评:
2009年，进入预算内的收费罚款收入为8962.2亿元，有统计的预算外收费罚款收入大约为7900亿元，而无统计的预算外收费罚款收入估计在5100亿元左右，共计约为21962亿元，超过税收的三分之一。
拈花时评:
《人民日报》援引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文章数据称，中国预算内外的收费罚款收入“共计约21962亿元，超过税收的三分之一”。必须禁止对一 些政府部门的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改为专门税务机构的收税和财政拨款体制。评：罚款经济，全世界唯一的创举。最大的无耻！
拈花时评:
面对南海争议随时可能升级的态势，菲律宾向韩国请求军事协助，以协共同遏制中国在南海的任何可能的行动。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昨天会见到访的韩国总统李明 博时，向对方发出了这样的请求。阿基诺：“在防卫合作方面，我向李明博总统表达了菲律宾从想获得作战直升机，舰船以及飞机等军事设备的兴趣。”
拈花时评:
日前叙利亚一名15岁少年伊萨因拒绝参加支持阿萨德政府的游行，在学校同学面前被政府民兵开枪击中胸部死亡。叙利亚有2万人出席了伊萨的葬礼，并高呼他为“烈士”。评：盛大的游行场面是一场戏，独裁者的把戏，中国的独裁者也做过同样的事情。
拈花时评:
汪洋批准?罕见 广州工人游行讨薪警车开路护航。大陆不时发生打工仔为讨薪示威游行事件,但多数都遭当局强力镇压,甚至流血收场,招外界劣评。广州花都区近日有数百名民工上街游行讨薪,当局意外没有镇压,还派警车开路护航,引起舆论和外界关注。
拈花时评:
2011年11月18日中午12点左右，广州花都建设北路有数百民工喊着口号游行示威，大大的横幅：“还我血汗钱”、“我要吃饭”，警察沿途开路护航、疏导交通，公交车要改道，造成交通堵塞。
拈花时评:
四川古蔺县安监局公务员袁路图于11月17 日晚与4名警察发生口角，因抗拒警察抓捕而发生拉扯，随后倒地身亡。次日凌晨3点，一群人去拆现场的摄像头，被民众阻止未能得逞；两小时后，突然出现六七 十名全副武装的特警抢尸体并暴打守尸亲属，死者岳母被打得头破血流，亲戚们抵挡不住，看着尸体被抢走。
拈花时评:
据《南方周末》报导，自2007年发现患有尿毒症的安徽农妇张艳，只当年就花了16万的医药费，在花光了自己家的积蓄后，去年又抵押出去自己家农村的楼 房，并欠下30多万债务之后，在未有希望及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张艳选择了：在病房的卫生间里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拈花：瞎了狗眼的政府为什么看不到？
拈花时评:
他们多次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至今未有犯罪嫌疑人受到处理，且公安机关拒绝向公民提供报案凭证，亦拒绝向报案公民就案件侦破进展等问题进行通报。 目前绑架行为还在持续之中，幸国惠、胡金琼、王朝胜刚逃脱绑架，流亡在外。
拈花时评:
从2011年9月起，四川省成都市区、县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开始，独立候选人胡金琼、幸国惠、李维国、干兴艳、周文明、何秀君、李昭秀、查素琼、赵先琼、庄富英等多次遭绑架、毒打，其中李维国至今仍在医院住院治疗。
拈花时评:
罂粟非毒: 政府能不能抽出四万亿三公的一丁点来扶贫？？？这么小的劳力 光着脚丫 哭的凄凉 心痛的同时是痛心！！！拈花：你们一下子免这个债，一下子金援那个，对外国人比对你爹妈还好。自已的国民呢？自己的孩子呢？CNMD政府瞎了狗眼看不到？
拈花时评:
11月21日，成都30名独立候选人集体前往四川省政府请愿，要求省领导关注独立候选人在参选过程中的人身安全问题，并递交了相关的请愿信。三位独立候选 人代表与政府有关官员对话。大批国保和警察也赶到省政府欲对他们分别下手，在请愿民众的齐心下，对方未敢直接动手，请愿者跳上公车离开现场。
拈花时评:
关于今天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的消息：1、这次游行，村民们事先已经向政府“申请”了（有无通过未知）；2、乌坎本村收了人丁钱，还有捐款的，游行的活动经费 已达百万之多；3、乌坎前天还成立了维安队（图中手臂戴红巾的），主要职责是在游行中维持秩序。——多么英勇的海陆丰人民啊！
拈花时评:
今天举行了这次大规模的游行。这是独裁的政治体制造成，中国民众没有民主，要惩治官腐问题、解决农民诉求问题，首先得解决一党专政这个根本问题，所以打出 了“反对独裁”、“还我人权”等标语。早上11点10分左右，市长出来接了农民代表递交的诉求书，称会尽快解决农民关于土地被盗卖的诉求
拈花时评:
广东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四年前征地时，政府没有给予赔偿，村民怀疑村官私吞赔偿金七亿多元人民币。今年9月2日，爆发五千多名村民到市政府抗议示威事 件，砸烂村委会及多处大型建筑物玻璃，并掀翻、砸坏多辆警车。22日上午，村民继续抗议，遭特警镇压，村民则投掷石块还击，有几十名村民被打伤住院。
拈花时评:
陆丰土地维权人士谢先生对记者表示，乌坎村村民除老人小孩外，约3,500人参加了游行。村民五人一排，排了长达二公里的长龙，大家靠边行走，没有影响交 通秩序。从乌坎村游行到陆丰市政府，沿途引起大量路人围观，也引起警察的注意，有便衣警察过来拍照，但没有强行制止，约早上10点半顺利抵达了市政府。
拈花时评:
今天游行队伍声势浩大，走在最前面的队伍举着大量彩色标语，上面写着“反对独裁”、“还我人权”、“还我耕地”、“反对做假事”、“反对造假人”、“打倒官商勾结”、“打倒贪官”等等。
拈花时评:
11月21日上午8点，广东陆丰乌坎村数千村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农民打着五颜六色的标语旗帜，游行队伍长达二公里，沿途吸引大批路人围观，他们途步二 个多小时到达市政府，和平、理性地向当局表达农民的诉求。其中村民“反对独裁”、“惩治腐败”、“还我人权”等口号格外引人注目。
晚年周恩来(五)（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1-25 01:51:56
第二章 文革之初的”保持晚节”心态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一场来势异常凶猛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当时，谁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竟会把 中国拖入一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这一年，周恩来已经年近古稀，刚刚过完六十八岁的生日，旋即被卷入政治风暴的中心。他人生最后的十年就是在这种天下 大乱、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度过的。
毛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触发了他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与苏联一争高低。毛这种急于事功的乌托邦狂想和闯下大祸后，担心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灾难之路。
文化人革命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具”怪胎”–中国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与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这场风暴事起突然，然而却是 中共立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以来社会内部积累已久的各种弊端和矛盾的一次总爆发。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 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的先发制人之举。可以 说，毛发动文革的念头由来已久，其心路历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的斯大林之死。
一九五三年的斯大林之死，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内政上都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使得中苏之间早已存在的裂痕迅速 表面化，演成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的大分裂，而且大大刺激了毛泽东内心深处渴望充当社会土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史 上的一个狂热和恐怖的年代，国无宁日，祸乱不已。
对于斯大林之死，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在失去了斯大林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家长后，一直深感受制于人的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 熬成婆，从此行事可以不再有所顾忌；而且社会主义阵营一时群龙无首，正好可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一逞其压抑已久的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雄心抱负。
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毛泽东的头脑开始急剧膨胀，决意独辟蹊径，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向苏联模式挑战，企图再一次创造奇迹，与苏联 一争高低。毛后来种种好大喜功，头脑发烧，急于求成的举动，诸如改变原来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大幅加快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乃至发动”大跃 进”，莫不根源于此。
忧的是，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为发端，各国共产党纷纷起来效尤，掀起了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迷信的浪潮。这固然正好给中国 提供了一个摆脱苏联的发展模式，走自己道路的机会，却又使得同样在中共党内独断乾纲，而且又对此津津乐道的毛泽东感到兔死狐悲，如坐针毡。
平心而论，毛泽东对斯大林并无多少好感，他本人就曾在三十年代吃过斯大林这个”太上皇”的不少苦头。但是，他更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在斯大林身 后对他的冒犯和亵渎。这令毛看到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弄不好的话，在自己身后，中共党内也会有人效仿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落得和像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 场。从此，毛的戒心大起，在以后的余生中，”中国的赫鲁晓夫”一直像梦魇和符咒一样缠绕着他，驱赶著他像唐·吉诃德一样不停地同这一心造的幻影作徒劳无功 的搏斗，一刻也不能安宁。
正是毛泽东这种企图一步建成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梦想和担心身边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的猜疑妄想，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路。这 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历史怪圈。毛氏种种急于事功的作法和试图扮演社会主义阵营龙头老大的举动，引起了中共领导层内部的严重分歧，而且也招致了来自”老大哥” 苏联的不满和批评。对于毛所发动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运动，内有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直言谏诤，为民请命，外有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 会谈中的坦言劝告，希望毛不要走火入魔。
然而，这并没有今毛泽东迷途知返，相反却触动了他那根异常敏感的神经，认定党内外、国内外的”赫鲁晓夫们”正串通一气，立下战书，联合起来 反对自己。这就是后来在斗争彭德怀时，除了算老账以外，非要给他戴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的原因所在。为了排除内外阻力，一生信奉斗争哲学的毛泽东祭出 对内”反右”、对外”反修”的利器，对国内外的”赫鲁晓夫们”大张挞伐，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在政治上越搞越左，陷入内外交困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从此，中国的政局动荡不安，党内斗争愈演愈烈：中苏两国之间的龃龉也不断加剧，由兄弟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发展成公开论战，最后彻底闹翻，在两 国边境剑拔弩张。这种内外关系的全面紧张，又反过来刺激了毛泽东的那根敏感的神经，更加重了他的危机感，愈发相信开展”反修防修”的必要性，从而更加一意 孤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就是沿着这样的历史轨迹而变本加厉，走向极端的。
文革发动前夕，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已经十分强烈，被所谓”中央出修正主义”和北京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一类的忧虑，搅扰得整日心神不定，寝食难 安。这种内心深处草木皆兵的恐惧感，自从在庐山会议上加罪彭德怀，以及由他一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酿成全国件的大饥荒，导致两千万人成为饿 殍以后与日俱增，挥之下去。毛深知自己闯下大祸，但又不肯认账，唯恐自己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更害怕有人出来追究他的历史责任。毛因此而变得极端多疑猜 忌，感到在党内日益孤立，大权旁落，被人们敬而远之。这是枭雄’世的毛所无法忍受的。
更让毛泽东忧虑的是，刘少奇这位在延安整风中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和一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正在背叛他。毛在”大跃进”中惹出乱子后，．随后以 退为进，把中央分成一线、二线，自己退居幕后，而把刘推到一线，替他收拾烂摊子。但没想到的是，此举却弄巧成拙，出现”一国二公”的局面，刘少奇利用收拾 困局的机会，培植个人势力，树自己的旗子，在中央形成了另一个司令部，与他分庭抗礼。
非但如此，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在六十年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所采取的种种经济调整的举措，并不是在帮助他渡过难关，而是在乘人之危，否 定”三面红旗”，有意在政治上和他唱对白戏。更触动毛泽东那根敏感神经的是，刘竟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逢会便讲”形势严峻”，”国民经济要崩溃”， 实则暗中进行逼宫，迫使他检讨下台。像公开散布造成国家困难局面的原因是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自己提出的”指头论”唱反调，乃至提出”活人不 揭，死后下一代揭”等等，就是冲着自己来的，蓄意挑动舆论，准备秋后算账。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心结日深，认定他心怀异志，其心可诛，就是那个将在自己身后像赫鲁晓夫一样作秘密报告的人。这成为毛挥之下 去的梦魇。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已在认真考虑解决这一问题。不过，由于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又经营多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他 的人，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而且刘所采取的调整举措在党内外颇得人心，更足为他赢得了不少政治资本，得到人们的普遍拥戴，声望与日俱增。在这种隋况下，通过 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已经难以解决刘的问题，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除掉这一心腹之患。这种想法随着毛泽东日益老迈年高，急于安排后事而变得愈发强烈起来。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堪这种梦魇的缠扰，决心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
周旋在毛、刘的分歧之间
在为”大跃进”收拾残局的过程中，周恩来有一种不祥之感，一直试图在政治上走钢丝，一方面积极配合刘少奇主持的对”大跃进”后果的纠偏，同时又体谅毛泽东骑虎难下的困境，尽量顾全他的面子。并且试图缓和毛、刘之间的紧张关系，充当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
在”大跃进”引发的日益严重的党内分歧中，周恩来一直企图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竭力不偏不倚，避免卷入是非之中，并试图缓和毛泽东与刘少奇之 间的紧张关系，充当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作为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大管家，当时又担任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贵人的周氏当然很清楚各地大量饿死人的实情， 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内心是赞同并支持刘少奇所采取的调整举措的，以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但是，他又深知毛的为人–既不甘认输，而且还在伺机杀回马枪， 因而表现得小心翼翼，处处谨言慎行，尽量顾全毛的面子。
在六十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周恩来充分显示出善于左右逢源的本领。一方面，他率领国务院各部委，在实际工作中全力配合刘少奇主持的对” 大跃进”后果的纠偏。另一方面，他又体谅毛泽东骑虎难下的困境，刻意保持低调，决不主动提出有关涉及在全局上纠偏的建议，等待毛自己转弯或由刘出来挑头。 为了避免刺激毛，周煞费心思地对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六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作了修改，将其中”整顿”改为”调整”，又加了”充实”，形成后来著名的”八 字方针”。与此同时，他埋头具体工作，忙于调粮救灾，只谈经济不谈政治，与刘少奇等人保持距离。 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在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上的态度。当时会上主要有三种声音。一是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和讲话，强调对当前国民经 济处于严重困难的形势要有足够的估计，反对套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来掩盖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并借湖南农民之言，指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 的原因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碍于毛泽东的面子，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不便直接表态，只是含糊其辞，说不急于作结 论，等五年、十年以后再说。而刘的头号大将彭真则直言不讳，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上指名道姓地点毛的名，指毛本人应对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办食堂等问题负 责，说：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
二是林彪在大会上独树一帜的发言。他离开会议的主题，给正处于困境之中的毛泽东捧场帮腔，大谈毛的历史功绩，说党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 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都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至于目前的困 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缘故。毛对林彪与众不同的发言大为赞赏，不仅当场带头鼓掌，而且让林彪把这篇 讲话整理出来，发给党内各级干部学习，并亲笔批示：”这是一篇很奸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还在私下里考问大将罗瑞卿能不能讲出这样有分量 的讲话来。
三是周恩来的发言。虽然也谈困难形势和调整，但只涉及经济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就事论事，绝不言及其它，并代表国务院对经济中新出现的问 题为毛泽东分担责任，在各种场合的发言中多次作自我批评，表示：这是我的账，要交代。弄得在一旁的毛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嘛?大概是 已经觉察出毛、刘之间的成见日深，已有某种不祥之兆，周还特意在会上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问题，说：”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 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一番话既道出了周心中的隐忧，也显示出他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为人。
应该说，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发书的不同调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预示出后来政治上的分野。
毛泽东对林彪给予的支持自然心存感激，把他视为在政治上斗倒刘少奇的头号盟友，同时也注意到了周恩来在态度上与刘少奇的差别。这让毛大大松 了一口气。因为在毛看来，在与刘的摊牌问题上，仅仅与林彪结成联盟是不够的，还必须争取周的支持，至少是使其保持中立。原因在于周这类党内中间派的倾向攸 关政治力量的对比，这和当年扳倒王明、博古时的情形有相似之处。眼下毛对周在政治上两边都下得罪的作法虽不大满意，但却判定他不会和刘少奇联手，因此可以 专心致志地对付刘一个人了。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有意在政治上施展欲擒放纵的把戏，动身离开北京，自称”徐霞客”，游历名山大川，在京城唱起了”空城计”，看刘少 奇如何表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随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讨论部署扭转经济上面临严重困难的局面，会议认为当前国民经济 仍处在”非常时期”，一定”要退够”，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毛则认为困难时期早已过去，这是危言耸听，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刘少奇这样搞是 对他揪住下放，对他发动的”大跃进”进行秋后算账。为此，毛决定寻机敲打一下刘，同时进行试探摸底。刘少奇之子刘源在《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一文中 记述了这一幕：
]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 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下住阵脚了?为什么下顶住?”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 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 你急什么?”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大，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 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 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持续。
据刘源说，刘少奇以为在游泳池的这番谈话，已经化解了毛泽东的不满，取得了毛对实行调整举措的谅解，因而如释重负。应该说，刘的想法未免太 天真了。其实恰恰相反，这次谈话非但没有化解毛的心结，反而大大激化厂矛盾，毛本来就是个会记仇的人，特别是”人相食，要上书的”那番话更是重重地击中了 毛的心病，由此认定刘少奇居心叵测，就足要像赫鲁晓夫那样在他身后作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刘少奇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威望大有超 过他之势，他本人讲话已经不大灵了。像在蹲点的问题上，毛讲了多次，但应者寥寥，而刘少奇一发话-一”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级 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这让毛着实领教了刘的厉害，心里很不是滋味，为此寝食难安，日思夜想，必欲除掉刘少奇这一心腹之患。发动文革的念头便由此而生。
如果说周恩来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人会上保持中立的态度，还只足让毛泽东觉得有隙可乘的话，那么他在一九六四年秋冬接连发生的内外风波中的表现，则让毛泽东越来越相信日后在政治上同刘少奇摊牌时，周恩来还会站在他这一边的。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的下台，令毛泽东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愈发相信他发动批判以赫鲁晓夫为头子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先见之明。这在当时自 然也给正在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带来一线转机。中国方面为此派出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借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庆祝活动之机，对苏共 新领导进行试探摸底。结果双方正式会谈还没有开始，就因国宴上的一场风波不欢而散。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借祝酒的机会，先是向周恩来表示：苏中要友 好，不要让任何魔鬼来妨碍我们的关系，不要毛泽东、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周见来者不善，避免与他纠缠，表示：我不懂你的话，马上转身离去。但马利诺夫斯基 下依不饶，又冲著周背后减道：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
经验老到的周其实当时听到了这句话，不过鉴于是在外交场合，话题又这样露骨和敏感，于是装着没听见。马氏见周没理他，又对贺龙说了同样的 话。贺龙当场驳斥了他。由于当时有许多西方国家使节和记者在场，这场风波立刻被报道出去，并添油加醋地渲染说，据苏联权威人士透露，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 议，中国也将让毛泽东下台，改由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主席。这样一来，事情闹大了，已经不是不予理睬就可以了结的了。深知其中利害的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对苏 联方面这种公然策反的举动提出正式抗议。
第二天，周恩来向回拜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人进行了严词反驳，指出这是”胡说八道”，这件事的问题很严重，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发生 过，不能用”酒后失言”来解释，而是”酒后吐真言”。他表示：中苏原则分歧并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要煽动反对毛泽东同志，这根本是妄想，丝毫下能损害他在中 国党内的崇高威望；并断然表示：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谈其他问题。在勃列日涅夫一再以苏共中央的名义表示道歉以后，周仍决定提前回国。
周恩来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强硬，毫不合糊，固然是出于维护中共和国家尊严的需要，同时也有着个人在政治上的考虑，那便是给毛泽东 吃一颗定心丸。他非常清楚担心被人搞掉是毛的一大心病，眼下在党内外歧日深的情况下，毛更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如果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不斩钉截铁、旗帜鲜 明地反击苏方的挑衅的话，就会犯毛的大忌而灾难临头。事实上，后来也即证了这一点。毛在文革中之所以听信了林彪对贺龙的诬告，决心拿掉贺龙，不能说与这件 事没有一点关系。尽管贺龙当场进行了反驳，但毛还是疑云难消。不过，毛当时对周的这种处理方式还是满意的，所以在他回国时，特意破例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在一九六四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分歧发展到公开争论的地步。毛在会前已经为刘在动员党内领导干部下去指导 四清运动的问题上讲话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范围的会议上人发了一通，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 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 你抓小平、总理。”
会前，主管会务工作的邓小平本来是出于照顾毛泽东身体的好意，劝他可以不必每天都参加会。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来，毛在会上讲话中强调正在 进行的”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毛讲话时插话说：四清运动 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紧张。
毛泽东对刘少奇竟敢当众顶驳自己大为光火。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著《党章》，一手拿著《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 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不仅如此，自觉颜面大失的毛还执意要让刘少奇检讨认错，示意陶铸、谢富 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压力。但刘少奇一开始相当固执，拒绝低头认错，弄得毛一时下不了台。
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面做工作，施展其擅长调解党内矛盾的本事，从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一方面，他提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刘少奇进行批 评帮助，以平息毛泽东的怒火。另一方面，他又亲自出面，与贺龙一道找刘少奇个别谈话，劝他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的”态度”问题而回避政治上的争论，无论如何 要给毛一个台阶下。与此同时，中组部长安子文请出党内老同志出面做劝说工作，要他维护毛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在各方压力下，刘少奇只好顾全大局，被迫喝下了 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周恩来的调解虽然暂时化解了这场风波，却无法弥合毛、刘之间在政治上愈来愈深的裂痕。而且这种明显”拉偏架”的做法和党内一边倒的形势，使 得毛泽东更加无所顾忌，自认有”理”而不肯善罢甘休。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当刘少奇检讨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非但没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 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不仅如此，经过这场风波，一直在评估 形势的毛泽东也达到了试探虚实的目的，认定日后在对刘少奇动手时，不仅周恩来会跟着他走，而且在党内也不会有什么人敢于公开站出来作对，这样一来，让毛大 大放了心，根本不想转圜，对刘少奇作点团结和解的表示，相反却愈发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此后，毛开始认真考虑发动文革的问题，并为此做 了多方面的准备，将其付诸于行动。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一场来势异常凶猛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当时，谁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竟会把 中国拖入一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这一年，周恩来已经年近古稀，刚刚过完六十八岁的生日，旋即被卷入政治风暴的中心。他人生最后的十年就是在这种天下 大乱、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度过的。
毛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触发了他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与苏联一争高低。毛这种急于事功的乌托邦狂想和闯下大祸后，担心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灾难之路。
文化人革命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具”怪胎”–中国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与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这场风暴事起突然，然而却是 中共立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以来社会内部积累已久的各种弊端和矛盾的一次总爆发。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 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的先发制人之举。可以 说，毛发动文革的念头由来已久，其心路历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的斯大林之死。
一九五三年的斯大林之死，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内政上都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使得中苏之间早已存在的裂痕迅速 表面化，演成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的大分裂，而且大大刺激了毛泽东内心深处渴望充当社会土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史 上的一个狂热和恐怖的年代，国无宁日，祸乱不已。
对于斯大林之死，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在失去了斯大林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家长后，一直深感受制于人的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 熬成婆，从此行事可以不再有所顾忌；而且社会主义阵营一时群龙无首，正好可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一逞其压抑已久的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雄心抱负。
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毛泽东的头脑开始急剧膨胀，决意独辟蹊径，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向苏联模式挑战，企图再一次创造奇迹，与苏联 一争高低。毛后来种种好大喜功，头脑发烧，急于求成的举动，诸如改变原来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大幅加快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乃至发动”大跃 进”，莫不根源于此。
忧的是，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为发端，各国共产党纷纷起来效尤，掀起了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迷信的浪潮。这固然正好给中国 提供了一个摆脱苏联的发展模式，走自己道路的机会，却又使得同样在中共党内独断乾纲，而且又对此津津乐道的毛泽东感到兔死狐悲，如坐针毡。
平心而论，毛泽东对斯大林并无多少好感，他本人就曾在三十年代吃过斯大林这个”太上皇”的不少苦头。但是，他更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在斯大林身 后对他的冒犯和亵渎。这令毛看到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弄不好的话，在自己身后，中共党内也会有人效仿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落得和像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 场。从此，毛的戒心大起，在以后的余生中，”中国的赫鲁晓夫”一直像梦魇和符咒一样缠绕着他，驱赶著他像唐·吉诃德一样不停地同这一心造的幻影作徒劳无功 的搏斗，一刻也不能安宁。
正是毛泽东这种企图一步建成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梦想和担心身边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的猜疑妄想，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路。这 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历史怪圈。毛氏种种急于事功的作法和试图扮演社会主义阵营龙头老大的举动，引起了中共领导层内部的严重分歧，而且也招致了来自”老大哥” 苏联的不满和批评。对于毛所发动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运动，内有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直言谏诤，为民请命，外有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 会谈中的坦言劝告，希望毛不要走火入魔。
然而，这并没有今毛泽东迷途知返，相反却触动了他那根异常敏感的神经，认定党内外、国内外的”赫鲁晓夫们”正串通一气，立下战书，联合起来 反对自己。这就是后来在斗争彭德怀时，除了算老账以外，非要给他戴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的原因所在。为了排除内外阻力，一生信奉斗争哲学的毛泽东祭出 对内”反右”、对外”反修”的利器，对国内外的”赫鲁晓夫们”大张挞伐，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在政治上越搞越左，陷入内外交困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从此，中国的政局动荡不安，党内斗争愈演愈烈：中苏两国之间的龃龉也不断加剧，由兄弟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发展成公开论战，最后彻底闹翻，在两 国边境剑拔弩张。这种内外关系的全面紧张，又反过来刺激了毛泽东的那根敏感的神经，更加重了他的危机感，愈发相信开展”反修防修”的必要性，从而更加一意 孤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就是沿着这样的历史轨迹而变本加厉，走向极端的。
文革发动前夕，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已经十分强烈，被所谓”中央出修正主义”和北京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一类的忧虑，搅扰得整日心神不定，寝食难 安。这种内心深处草木皆兵的恐惧感，自从在庐山会议上加罪彭德怀，以及由他一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酿成全国件的大饥荒，导致两千万人成为饿 殍以后与日俱增，挥之下去。毛深知自己闯下大祸，但又不肯认账，唯恐自己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更害怕有人出来追究他的历史责任。毛因此而变得极端多疑猜 忌，感到在党内日益孤立，大权旁落，被人们敬而远之。这是枭雄’世的毛所无法忍受的。
更让毛泽东忧虑的是，刘少奇这位在延安整风中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和一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正在背叛他。毛在”大跃进”中惹出乱子后，．随后以 退为进，把中央分成一线、二线，自己退居幕后，而把刘推到一线，替他收拾烂摊子。但没想到的是，此举却弄巧成拙，出现”一国二公”的局面，刘少奇利用收拾 困局的机会，培植个人势力，树自己的旗子，在中央形成了另一个司令部，与他分庭抗礼。
非但如此，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在六十年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所采取的种种经济调整的举措，并不是在帮助他渡过难关，而是在乘人之危，否 定”三面红旗”，有意在政治上和他唱对白戏。更触动毛泽东那根敏感神经的是，刘竟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逢会便讲”形势严峻”，”国民经济要崩溃”， 实则暗中进行逼宫，迫使他检讨下台。像公开散布造成国家困难局面的原因是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自己提出的”指头论”唱反调，乃至提出”活人不 揭，死后下一代揭”等等，就是冲着自己来的，蓄意挑动舆论，准备秋后算账。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心结日深，认定他心怀异志，其心可诛，就是那个将在自己身后像赫鲁晓夫一样作秘密报告的人。这成为毛挥之下 去的梦魇。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已在认真考虑解决这一问题。不过，由于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又经营多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他 的人，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而且刘所采取的调整举措在党内外颇得人心，更足为他赢得了不少政治资本，得到人们的普遍拥戴，声望与日俱增。在这种隋况下，通过 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已经难以解决刘的问题，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除掉这一心腹之患。这种想法随着毛泽东日益老迈年高，急于安排后事而变得愈发强烈起来。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堪这种梦魇的缠扰，决心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
周旋在毛、刘的分歧之间
在为”大跃进”收拾残局的过程中，周恩来有一种不祥之感，一直试图在政治上走钢丝，一方面积极配合刘少奇主持的对”大跃进”后果的纠偏，同时又体谅毛泽东骑虎难下的困境，尽量顾全他的面子。并且试图缓和毛、刘之间的紧张关系，充当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
在”大跃进”引发的日益严重的党内分歧中，周恩来一直企图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竭力不偏不倚，避免卷入是非之中，并试图缓和毛泽东与刘少奇之 间的紧张关系，充当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作为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大管家，当时又担任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贵人的周氏当然很清楚各地大量饿死人的实情， 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内心是赞同并支持刘少奇所采取的调整举措的，以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但是，他又深知毛的为人–既不甘认输，而且还在伺机杀回马枪， 因而表现得小心翼翼，处处谨言慎行，尽量顾全毛的面子。
在六十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周恩来充分显示出善于左右逢源的本领。一方面，他率领国务院各部委，在实际工作中全力配合刘少奇主持的对” 大跃进”后果的纠偏。另一方面，他又体谅毛泽东骑虎难下的困境，刻意保持低调，决不主动提出有关涉及在全局上纠偏的建议，等待毛自己转弯或由刘出来挑头。 为了避免刺激毛，周煞费心思地对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六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作了修改，将其中”整顿”改为”调整”，又加了”充实”，形成后来著名的”八 字方针”。与此同时，他埋头具体工作，忙于调粮救灾，只谈经济不谈政治，与刘少奇等人保持距离。 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在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上的态度。当时会上主要有三种声音。一是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和讲话，强调对当前国民经 济处于严重困难的形势要有足够的估计，反对套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来掩盖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并借湖南农民之言，指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 的原因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碍于毛泽东的面子，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不便直接表态，只是含糊其辞，说不急于作结 论，等五年、十年以后再说。而刘的头号大将彭真则直言不讳，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上指名道姓地点毛的名，指毛本人应对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办食堂等问题负 责，说：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
二是林彪在大会上独树一帜的发言。他离开会议的主题，给正处于困境之中的毛泽东捧场帮腔，大谈毛的历史功绩，说党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 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都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至于目前的困 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缘故。毛对林彪与众不同的发言大为赞赏，不仅当场带头鼓掌，而且让林彪把这篇 讲话整理出来，发给党内各级干部学习，并亲笔批示：”这是一篇很奸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还在私下里考问大将罗瑞卿能不能讲出这样有分量 的讲话来。
三是周恩来的发言。虽然也谈困难形势和调整，但只涉及经济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就事论事，绝不言及其它，并代表国务院对经济中新出现的问 题为毛泽东分担责任，在各种场合的发言中多次作自我批评，表示：这是我的账，要交代。弄得在一旁的毛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嘛?大概是 已经觉察出毛、刘之间的成见日深，已有某种不祥之兆，周还特意在会上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问题，说：”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 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一番话既道出了周心中的隐忧，也显示出他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为人。
应该说，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发书的不同调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预示出后来政治上的分野。
毛泽东对林彪给予的支持自然心存感激，把他视为在政治上斗倒刘少奇的头号盟友，同时也注意到了周恩来在态度上与刘少奇的差别。这让毛大大松 了一口气。因为在毛看来，在与刘的摊牌问题上，仅仅与林彪结成联盟是不够的，还必须争取周的支持，至少是使其保持中立。原因在于周这类党内中间派的倾向攸 关政治力量的对比，这和当年扳倒王明、博古时的情形有相似之处。眼下毛对周在政治上两边都下得罪的作法虽不大满意，但却判定他不会和刘少奇联手，因此可以 专心致志地对付刘一个人了。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有意在政治上施展欲擒放纵的把戏，动身离开北京，自称”徐霞客”，游历名山大川，在京城唱起了”空城计”，看刘少 奇如何表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随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讨论部署扭转经济上面临严重困难的局面，会议认为当前国民经济 仍处在”非常时期”，一定”要退够”，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毛则认为困难时期早已过去，这是危言耸听，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刘少奇这样搞是 对他揪住下放，对他发动的”大跃进”进行秋后算账。为此，毛决定寻机敲打一下刘，同时进行试探摸底。刘少奇之子刘源在《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一文中 记述了这一幕：
]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 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下住阵脚了?为什么下顶住?”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 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 你急什么?”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大，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 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 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持续。
据刘源说，刘少奇以为在游泳池的这番谈话，已经化解了毛泽东的不满，取得了毛对实行调整举措的谅解，因而如释重负。应该说，刘的想法未免太 天真了。其实恰恰相反，这次谈话非但没有化解毛的心结，反而大大激化厂矛盾，毛本来就是个会记仇的人，特别是”人相食，要上书的”那番话更是重重地击中了 毛的心病，由此认定刘少奇居心叵测，就足要像赫鲁晓夫那样在他身后作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刘少奇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威望大有超 过他之势，他本人讲话已经不大灵了。像在蹲点的问题上，毛讲了多次，但应者寥寥，而刘少奇一发话-一”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级 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这让毛着实领教了刘的厉害，心里很不是滋味，为此寝食难安，日思夜想，必欲除掉刘少奇这一心腹之患。发动文革的念头便由此而生。
如果说周恩来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人会上保持中立的态度，还只足让毛泽东觉得有隙可乘的话，那么他在一九六四年秋冬接连发生的内外风波中的表现，则让毛泽东越来越相信日后在政治上同刘少奇摊牌时，周恩来还会站在他这一边的。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的下台，令毛泽东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愈发相信他发动批判以赫鲁晓夫为头子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先见之明。这在当时自 然也给正在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带来一线转机。中国方面为此派出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借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庆祝活动之机，对苏共 新领导进行试探摸底。结果双方正式会谈还没有开始，就因国宴上的一场风波不欢而散。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借祝酒的机会，先是向周恩来表示：苏中要友 好，不要让任何魔鬼来妨碍我们的关系，不要毛泽东、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周见来者不善，避免与他纠缠，表示：我不懂你的话，马上转身离去。但马利诺夫斯基 下依不饶，又冲著周背后减道：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
经验老到的周其实当时听到了这句话，不过鉴于是在外交场合，话题又这样露骨和敏感，于是装着没听见。马氏见周没理他，又对贺龙说了同样的 话。贺龙当场驳斥了他。由于当时有许多西方国家使节和记者在场，这场风波立刻被报道出去，并添油加醋地渲染说，据苏联权威人士透露，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 议，中国也将让毛泽东下台，改由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主席。这样一来，事情闹大了，已经不是不予理睬就可以了结的了。深知其中利害的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对苏 联方面这种公然策反的举动提出正式抗议。
第二天，周恩来向回拜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人进行了严词反驳，指出这是”胡说八道”，这件事的问题很严重，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发生 过，不能用”酒后失言”来解释，而是”酒后吐真言”。他表示：中苏原则分歧并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要煽动反对毛泽东同志，这根本是妄想，丝毫下能损害他在中 国党内的崇高威望；并断然表示：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谈其他问题。在勃列日涅夫一再以苏共中央的名义表示道歉以后，周仍决定提前回国。
周恩来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强硬，毫不合糊，固然是出于维护中共和国家尊严的需要，同时也有着个人在政治上的考虑，那便是给毛泽东 吃一颗定心丸。他非常清楚担心被人搞掉是毛的一大心病，眼下在党内外歧日深的情况下，毛更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如果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不斩钉截铁、旗帜鲜 明地反击苏方的挑衅的话，就会犯毛的大忌而灾难临头。事实上，后来也即证了这一点。毛在文革中之所以听信了林彪对贺龙的诬告，决心拿掉贺龙，不能说与这件 事没有一点关系。尽管贺龙当场进行了反驳，但毛还是疑云难消。不过，毛当时对周的这种处理方式还是满意的，所以在他回国时，特意破例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在一九六四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分歧发展到公开争论的地步。毛在会前已经为刘在动员党内领导干部下去指导 四清运动的问题上讲话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范围的会议上人发了一通，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 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 你抓小平、总理。”
会前，主管会务工作的邓小平本来是出于照顾毛泽东身体的好意，劝他可以不必每天都参加会。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来，毛在会上讲话中强调正在 进行的”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毛讲话时插话说：四清运动 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紧张。
毛泽东对刘少奇竟敢当众顶驳自己大为光火。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著《党章》，一手拿著《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 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不仅如此，自觉颜面大失的毛还执意要让刘少奇检讨认错，示意陶铸、谢富 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压力。但刘少奇一开始相当固执，拒绝低头认错，弄得毛一时下不了台。
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面做工作，施展其擅长调解党内矛盾的本事，从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一方面，他提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刘少奇进行批 评帮助，以平息毛泽东的怒火。另一方面，他又亲自出面，与贺龙一道找刘少奇个别谈话，劝他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的”态度”问题而回避政治上的争论，无论如何 要给毛一个台阶下。与此同时，中组部长安子文请出党内老同志出面做劝说工作，要他维护毛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在各方压力下，刘少奇只好顾全大局，被迫喝下了 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周恩来的调解虽然暂时化解了这场风波，却无法弥合毛、刘之间在政治上愈来愈深的裂痕。而且这种明显”拉偏架”的做法和党内一边倒的形势，使 得毛泽东更加无所顾忌，自认有”理”而不肯善罢甘休。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当刘少奇检讨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非但没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 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不仅如此，经过这场风波，一直在评估 形势的毛泽东也达到了试探虚实的目的，认定日后在对刘少奇动手时，不仅周恩来会跟着他走，而且在党内也不会有什么人敢于公开站出来作对，这样一来，让毛大 大放了心，根本不想转圜，对刘少奇作点团结和解的表示，相反却愈发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此后，毛开始认真考虑发动文革的问题，并为此做 了多方面的准备，将其付诸于行动。
晚年周恩来(四)（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1-24 02:11:24
-
抗战初期的毛、周分歧
抗战爆发后，中共党内对出兵问题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愿与国民党捐弃前赚，共赴国难，通过打几个胜仗来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数人 都持有这种想法。毛泽东却迟迟按兵不动，刻意保存实力，以便日后与蒋介石争天下。毛的主张虽说对中共日后的发展更加老谋深算，无奈曲高和寡，一时不为党内 多数人所接受，因而在与王明的争斗中一度处于下风。
到达陕北以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政治领导中心地位的日益巩固，周恩来对毛的态度开始从主动退让、委曲求全转为降心相从，甘愿充当毛的副 手。既然毛不愿意他人染指军队，周就知趣地接受毛的安排，留守后方，做军需保障和东北军的工作，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并且迅速打开局面，与执行剿共 任务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秘密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协议，在西北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位一体暗中联合的局面。这不但为长途跋涉、师老兵疲的红 军赢得了一个极为宝贵的喘息机会，而且更为日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使中共从根本上摆脱了困局，成为这一事变中最大的获益者。对中共日后的发展来 说，周氏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在开始接受毛泽东领导的同时，对他还是有所保留的，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心悦诚服，至多只是”半条心”。用周本人在延安整 风中检讨自己的说法，是由于他”当时对毛的领导还没有信心”。应该说，这只是其一。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此刻在周的心目中，共产国际的权威仍在毛泽东 之上的缘故。
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后，虽说共产国际的威信已经大打折扣，但是中共毕竟在组织上仍隶属于共产国际。而且共产国际新近的某些指示，例如关 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和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等，尽管是出于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需要，但也确实从方针策略的转变上帮助中共摆脱了困境， 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又恢复了共产国际以往的权威。共产国际这时并没有明确承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复先斩后奏所确立起来的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而毛在领导中国 革命的过程中，又显露出越来越明显的独立自主的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便被夹在以斯大林为后台的共产国际和正在中共党内崛起的毛泽东之间而不得不作出某种选择。这对于行事总是恪守组织原 则，而且又经历了六届三中全会后那场由共产国际一手操控的党内斗争之后仍然心有余悸的周氏来说，还是小心一点为好，不愿在政治上跟毛太紧，以免遭受池鱼之 殃。所以，在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恢复以后，当毛的主张与莫斯科的意图相左时，他往往附和共产国际的指令，而和毛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情况使得一度缓和过 来的毛、周关系在抗战初期又再度出现了问题。
事情还要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间王明回国说起。王明是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的，目的是贯彻苏联的战略意图，要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服从并维护以国民 党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能够拖住日本，以避免苏联同时在西线和东线险于两面作战的境地。斯大林当时认为中共的力量还过于孱弱，中国抗战的成败 主要取决于国民党，为此在王明回国前专门召见了他，在谈话中特别强调要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鉴于毛泽东在抗战中从中共的自身利益出发，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应 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避琵与日军打硬仗，而把工作重心放在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中共力量上面，斯大林担心毛这种趁机坐大的作法会惹怒蒋介石， 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从而使日本能够在中国腾出手来转而对付苏联。为此，派王明作为”钦差大臣”回来纠正这种偏差。用当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话说 是”需要很了解国际形势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
王明回国后果然不负莫斯科的厚望，不遗余力地贯彻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批评 中共在抗战爆发后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说这样只会”吓走同盟者”，称”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王明的主 张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获得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数人的赞同。周在发言中联系他在山西抗战中的感受，也跟着批评了中央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 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在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主张应公开指出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使国民党更信任和佩服中 共。
周恩来在十二月会议上这样附和王明，批评了毛泽东所强调的独立自主的主张，自然是看到王明手中持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同时也委婉表达了对 毛在国难当头之际，过于考虑中共的党派利益而处处保存实力作法的不同意见。因为在周看来，共产党人既然标榜是民族的抗日先锋，就应该表里如一，不惧怕承担 牺牲，为友党友军做出表率，通过打几个胜仗来鼓舞士气和振奋民心。所以从抗战一开始，周就不大同意毛所采取的按兵不动的作法，曾在八月间的洛川会议上针对 毛所提出的名为开展”山地游击战”，实则尽量避战的红军作战原则，婉转地表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随后亲赴山西前线推动抗战，参与策划了平型关战役， 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种态度当时在中共领导层中是有代表性的，即大敌当前，愿与国民党捐弃前嫌，真诚合作，共赴国难。像朱德、彭德怀、任弼 时、博古、项英等人都持有这种想法，批评中共军队出动太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主张虽对中共日后的发展壮大来说，更加老谋深算，但无奈曲高和寡，一时 并不为党内多数人所接受，因而不足在与王明的争斗中陷于孤立，暂时处于下风。
中国有句俗谚：一山难容二虎。对于中共这种集权体制的政党来说，正是如此，可以说，毛泽东与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争论并不仅仅是政见之争， 同时也是一场争夺中共最高领导权的较量。双方对此都心照不宣。尽管毛在欢迎词中把王明的回国称作”喜从大降”，实际上却是忧上心头，担心自己刚刚确立起来 的领袖地位会被王明夺去。王明则自恃是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又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成员，对中共的领袖地位志在必得。不过，真正令毛感到不安的，倒还不 是王明咄咄逼人的架势，而是他的主张竟然在党内大有市场，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人在政治上都跟着他跑。这是最令毛忧虑之处。在毛泽东看来，只会夸夸其谈的 王明手上虽然持有莫斯科的尚方宝剑，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实际上在党内缺乏根基和磨练，只是像山间的竹笋那样”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因 而不足为虑。不过，一旦周恩来这批人人股，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本人虽无意在党内争雄，但却是一个可以影响党内力量对比的人物，在政治上举足轻重。可以 说，周倒向哪一方，哪一方便会在党内占上风。这次就让毛泽东再次品尝了陷入孤立的苦头，深感”中央已名存实亡”。为此，他曾向李维汉慨叹道：”我的命令不 出这个窑洞。”
然而，毛泽东绝非等闲之辈。他深谙权谋，懂得政治上的攻守之道。面对于明咄咄逼人的攻势，毛采取以退为进的旋略，让王明起草十二月会议的决 议，以化解斯大林的疑虑。自己则暂时退居一旁，而把虚骄自负的王明放在炉火上烤。这一点，从目前保留下来的这一时期中共领导层的集体合影中就可看出：毛总 是不露声色地站在最边上，而让王明坐在正中。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着手拆散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盟，以便分而治之，他先是将周氏派驻武汉，组建中共中央长江 局，并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而准备将王明留在延安。但当喜欢出风头，不愿困守在延安穷山沟里的王明提出蒋介石要他”在汉相助”后，毛又顺水推舟，趁机调虎 离山，同意他留驻武汉，让他那一套”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国民党那里碰钉子。
王明不知底里，欣然前往。结果造成了毛泽东坐镇中共的大本营延安，以中央号令地方的局面。与此同时，毛又故伎重施，分化党内国际派，在继续 拉拢张闻天、王稼祥的同时，又挖王明的墙脚，将一同回国的康生争取过来，还做了老国际派任弼时等人的工作，逐步扭转了在党内孤立的局面。
在毛泽东和王明的争雄之中，使攻守局面从根本上逆转的还是共产国际的态度。共产国际在看到中共的政策有所转变之后，出于维护中共内部团结的 考虑，并不鼓励王明继续在党内与毛争夺领导权，以免两败俱伤，削弱抗日营垒的力量。对王明更加不利的是，这时他在共产国际中的靠山，当年一手扶植他上台的 米夫在联共党内斗争中遭到整肃，而现任主管中共事务的季米特洛夫则对他印象不佳。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季氏专门托王稼祥传话，强调” 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这对一心想当中共领袖的王明来说，不啻足当头一瓢冷水，失望之余，不得不开 始收敛。
武汉失守后，国内外时局出现的变化，更是让毛泽东在这场争斗中占了上风。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武汉失守，标志著国共两党在抗 战初期短暂合作蜜月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国共两党之间愈演愈烈的互相猜忌、摩擦乃至武装冲突，最终爆发了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中共领导的新四军 在奉命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围歼。这一严重的挫败，不仅使得王明失去了他在政治上的重要盟友、新四军政委项英，而且使他鼓吹的”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论调在中共党内破产。
与此同时，毛泽东所强调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主张则逐渐被党内多数人所接受。对毛来说，更天助人意的是国际形势的剧变。一九四一年 六月，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战争初期，德军长驱直入，苏军则节节败退，大半国土沦陷，局势岌岌可危。苏联本身自顾不暇，再也没有精力像过去一样插 手各国共产党的事务了。共产国际随后不得不宣布解散。政治对手王明的后台老板无疾而终，这令毛大大松了一口气，在与他争夺中共党内最高领导权的较量中不必 再投鼠忌器了。于是，毛开始用心思盘算在党内彻底斗倒王明的问题。
在延安整风中
毛泽东在党内清算斗争王明的同时，也没有放过周恩来。周被指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和王明一起被批判斗争，经历了一段投身革命以来最难捱的日子。周本人从此洗心革面，由衷地拥戴和信服毛的领导，并为自己选定了历史角色。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获得共产国际的肯定，却并没有高枕无忧，他知道这种胜利并不巩固，王明也没有真正认输，仍在 伺机卷土重来。另一件让毛大受刺激的是，周恩来赴苏治疗臂伤回来后，转达了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国际领导人所作的指示，其中有主席团成员曼努伊尔斯基称 赞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这样的话。毛听后大为恼火，乃至一时失态，说出”什么理论家，不过是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这样的话来。
毛泽东之所以对这样区区一句话如此在意，乃是触到了他的心病，他知道如果不彻底斗倒党内教条宗派的话，他本人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是不巩固的。由此萌生了发动反对以王明为首的党内教条宗派的整风运动的想法。
毛泽东是个深谙政治权谋的老手，他并非不想一鼓作气解决王明的问题，但顾忌王明背后有苏联人撑腰而暂时隐忍下来。再加上毛这时已经在形势估 计和统战策略等不少问题上与莫斯科歧见日深，闹得很不愉快。因此不想再火上浇油，与远方(共产国际)搞僵关系，因为对于中共来说，维持与莫斯科的关系毕竟 是大局。不过，毛并没有放弃这个念头，而是伺机而动，采取迂回战术，先扫清外围。
在这种情况下，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共理论家的张闻天遂成了首先开刀的对象，尽管他在遵义会议后一直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盟友。这种卸磨杀驴的做 法，大概是张闻天未曾想到的。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措辞尖锐，情绪激动，矛头直指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张闻天，发出了整风学习 的动员令。
随后爆发的苏德战争更是天赐良机。看到苏联已经无暇他顾后，毛泽东趁势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名，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旨在彻底清算 斗倒王明，不仅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要在思想上确立他本人在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其实，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就想这样做，曾经考虑在准 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一举解决王明的问题。但是，当时共产国际不同意这样做，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解决抗战中的实际问题，而不应花很多的时 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强调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要特别慎重”。为此，毛才不得不把这个念头暂时搁置下来。现在，毛已经可以不必再过多顾忌莫斯科 的态度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按照毛泽东所定的调子，把党在十年内战后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所犯 的错误，提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来检讨和清算。深谙攻伐之道的毛先”打通”了博古、张闻天的思想，在他们承认并检讨了在江西主政时期所把的错误后，很快就解 脱了他们，而将王明孤立组来。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不识时务，不仅拒不认错，申辩他本人当时已在苏联，因此不能对中央苏区的失败负责，反而指责批评别人。王 明这种四面树敌的做法正中毛下怀，在党内领导层中被完全孤立起来，成为众矢之的，群起而攻之。
会后，自知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的王明以攻为守，借季米特洛夫一份责问中共的来电，反过来指责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太”左”了，是自我 孤立，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人资产阶级，建议目前仍以国民党为主，中共辅之，设法同蒋介石妥协，并表示决心要和毛泽东争论到底，不惜到共产国际去打官 司。随后，王明便称病躺倒，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王明的对抗反扑，更让毛泽东决心在政治上把他斗垮搞臭，随即成立了由他本人挂帅的清算过去曝史委员会。毛并亲自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 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指出这一时期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形成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 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其后，毛泽东又挑选出当年临时中央时期的九份有典型错误的文件，痛加批判，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把王明等人包括周恩来在内批得狗血喷 头。文中认定王明是这条左倾路线的始作俑者，而且还给他戴上了”小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帽子。”这便是所谓”九篇文章”的由来。后来在文革中，毛又对此一再 修改，准备作为批周的”石头”抛出来。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接着，毛泽东又趁热打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整风学习，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流毒，把全党统一在自己的思想之下。与此同时，又在组织上动手术。 一九四三年三月，全面改组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把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排除出局，改由毛本人、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正式被任命为中央政 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并被授予”有最后决定之权”。虽然这在当时还是就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但新的中央书记处已经成为党内的最高领导核心，并且 完全被清一色的毛派所掌握。
在书记处排名第二的刘少奇由毛泽东一手拔擢到中央，是毛在政治上坚定的盟友。另一名成员任弼时当年虽曾在宁都会议上力主撤换毛，但早已改弦 更张，并且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立了大功，帮助毛改善了斯大林对他的印象，目前对毛也是鼎力相助。这样，通过这次改组，毛终于如愿以偿，在党内确 立了他本人绝对权威的地位，成为中共神坛上一尊新的偶像。这对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完成思想统一和组织调整以后，毛泽东又回过头来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展开了彻底清算王明错误的批判斗争。时间是选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以后。 这样在清算王明时，就不必再担心投鼠忌器了。关于王明的错误性质，毛一槌定音：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理论的创造者和支持者，博古等人是执行 者与发挥者，并老账新账一起算，把王明在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上的主张上纲到”右倾投降主义”，指其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接下来，王明作 为前后两次错误路线的罪魁祸首，被毛”请君入瓮”，在持续两个多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陷入了鼓破众人捶的境地，最后只好认错投降。
在整肃王明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放过周恩来。这既是报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与毛对当时党内形势的判断有关。延安 整风期间，毛把党内各种力量分为三派：一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其中包括博古、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二是以周氏为首的经验宗派，成员大都像朱德、彭德 怀、陈谷等这样一些曾和毛的共事中有过不同意见，以及一批在党内军中和周有较深渊源的人；三是以毛本人为首的正确路线派，即所谓毛派，其中包括刘少奇、任 弼时、康生、彭真、高岗、林彪、邓小平等。
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经验宗派大都是党内军中独当一面的各路诸侯，在政治上的影响很大，往往能左右党内的形势，这是毛泽东在作任何决定时 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实际上，正是由于这批人先是和博古而后是和王明联手，才使得毛在党内受到孤立，吃了不小的苦头。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斗垮王明为首 的教条宗派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趁机整服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的话，那么他本人在党内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还不能说最终确立起来。这是毛在发动延安整风时 决心加以解决的。为此，毛对周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既打又拉，其中打和拉都是为了使他能更驯服地为其所用。毛相信如果周的态度能够转变过来，就能带 动影响党内一大批人。
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连电催促一直常驻重庆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火速返回延安，参加中共党内高干的整风运动。当时时局正处在变动之 中，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制造舆论，要求中共自行解散，并调集军队侵扰陕甘宁边区，企图以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两手压中共作出让步。周因 忙于临行前的未了事宜，加以天雨和车坏，途中又遵毛嘱在西安同国民党将领胡宗闹交涉其军队侵扰边区一事，所以耽搁了一些时日才返回延安。
周恩来一回到延安，毛泽东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劈头盖脸地批评他在与胡宗南办交涉时破坏了党的纪律。原来周在西安了解各方情况后，发现国民 党军队进攻边区的部署并未进入行动阶段，因此认为中央考虑有所戒备是必要的，但延安为此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并且通电全国一事则”刺激太甚”，所以致电延安， 建议通电在重庆、西安暂缓印发。对此，毛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周这样做完全是顾虑个人的安全而不敢对国民党方面示强，并甩出一句很重的话：”不要人在曹营心 在汉!”
这对于一直身处在国民党的笼潭虎穴，为中共尽心竭力办外交的周恩来来说，自然是很大的不公和委屈，但也着实给了已经阔别延安三年的周氏一记 当头棒喝，让他领教了已经今非昔比的毛的威势。对这件事，他一直放在心里，不敢忘记。许多年后，他奉毛泽东之命检讨自己在历史下所犯的错误时，又再次提及 此事，说：”到王明投降时期，我的弱点暴露最多。一直到考虑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
周恩来确实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当他一回到延安，发现政治形势已经大变，拥戴毛泽东已经成为党内的大势所趋，而毛在清算王明的同时，正准备对 他开刀的时候，周立则采取主动行动，对毛表示信服和拥戴。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辞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 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 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对于周恩来这样的表态，毛泽东自然感到高兴，但他更需要的是好好地敲打周一顿，经过清算斗争后，彻底把他整服，今后不敢再有二心。用他自己 的话来说是”惩前毖后”。因此毛没有立刻对周高抬贵手，而是按照既定方针，在党内高层的整风I户，把周作为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同作为”教条宗派” 的代表人物王明放在一起批。
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月连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为高干整风的目的定了调子，说：从四中全会后，党内行两个宗派，一个 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宗派，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 批判别人。要发展自觉性，也要适当地将军，内力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当然，毛并没有忘记把经验宗派同教条宗派加以区别，说：”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 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
在高干整风期间，是周恩来政治生涯中一段难捱的日子。他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 ， “教条统治的帮凶”，在党内领导层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历时之久，火药味之浓，都是他在以往的党内斗争中从未经历过的。其中不少用语，诸如”篡 党”、”篡军”、”帮凶”，等等，完全和二十年后文革中所使用的语言如出一辙，甚至被威胁开除出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去年的整 风，才在我思想上开门。这一次历史检讨，才进一步认识自己。” “因为要说历史，不能不牵涉到牺牲的同志，他们已为党牺牲，表现了他们高贵的布尔什维克品质，而我连续犯了罪过，这在我涉及他们时，心里不能不难过。”
经过三个月的整风学习和自我反省，在中央学习组接受批判帮助，周恩来写下了近三万字的学习笔记和检讨提纲，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他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整整作了五天的发言。这是在党内高干整风中检讨时间最长的一个，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给自己上纲上线，戴帽子，泼污水， 系统清算了自己在历史上所犯过的错误，其中重点是中央苏区时期和抗战初期这两段。他承认自己”有经验宗派之毒，再加上迷信国际并与教条宗派有思想上、气味 上相投之处，所以不论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担了极大的罪过，成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迷惑人的口(原稿字迹辨认不清一-作者注)人物，党的布尔 什维克化的阻碍”。
关于在中央苏区时所犯的错误，周恩来是这样给自己上纲的：为教条宗派肃清道路，造成不可饶恕的罪过，中心关键在反毛。他把在中央苏区反毛泽 东的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一、项英阶段，取消肃反为最高峰；二、稼祥、弼时阶段，苏区党大会为最高峰；三、周恩来阶段，宁都篡军为最高峰；四，博古、洛 甫阶段，五中全会为最高峰，篡党篡政篡军的完成。”
关于在抗战初期所犯的错误，周恩来在检讨中表示：”这是第二次教条经验宗派的结合，其主要代表人物确如毛所说为陈(绍禹，即王明-一作者 注)、周(恩来)、彭(德怀)，项(英)。第一次结合是经验投降教条，这一次要没有周、彭、项的拥护，教条宗派是建立不起统治的，故名为教条宗派打天下， 或开辟天下。”
周恩来还对他之所以屡犯错误的社会家庭原因和个人品质进行了自我解剖。他在发言提纲中这样写道：”我是个破产的封建世家子弟。这个家庭社会 给我的(好虚荣)，包庇，爱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伥琐冲动的劣根性并未很好铲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养，更增加我的党内奴性、软弱性，便 成为我以后长时期富有妥协性缺乏原则性的根源，同时又带有破坏性。”周恩来进一步解释道：”动摇性是很明显的了，政治上常常左右摇摆，特别是重要关头之转 弯拐角时，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现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宁都会议) 。虚荣性表现在爱面子，不大戳破自己和人家的摘处，常常原谅多于责备，同时，也养成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质的毛病。冲动性表现在盲动和破坏纪律上(如武汉时 期、洛川会议后，乃至西安最后· 一电) 。软弱性表现在党外之迁就倾向，党内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会前后、博古李德时代)。”
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在当时党内过火斗争的气氛下，对自己的反省、检讨乃至谴责，用语是很重的，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往自己身上泼了不 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过不了关。不过，他仍然对自己作了某种辩护。他这样说道：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 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在二十多年党的生活中，党的基本立场(即是说为党好)并未失去，而且也有许多锻炼，若干改正，如顽强性也渐 渐生长，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因此摇摆不定并未发展到灰心失望；世故也未发展到阴谋诡计；爱面子注意表面也未发展到说谎话做口(原稿字 迹辨认不清一-作者注)人的事情；盲动还没发展到不顾一切地蛮干，破坏纪律没走到分裂和小组织行动；党外迁就还没有失去最后界限，党内畏首畏尾乜还没有发 展到完全没有原则。因之，我的品质上基本特点是调和性与缺乏原则性。
这场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对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和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展开的清算斗争，后来终于在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干预下而不得不收场了。这和延安整风运动出现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有关。
还在周恩来返回延安之前，根据毛泽东”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的部署，延安整风运动转入了肃清内奸、审查干部的阶段。这项工作由毛亲自挂帅的中央总党委负责领导，当时担任总党委副王任，同时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具体主持其事。
康生曾经追随王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里长期共事，关系本来很密切，但后来对王明反戈一击，并且力排众议，一手撮合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婚 事而深得毛的信任和重用。康生看出毛泽东想在政治上彻底斗垮王明，于是有意夸大敌情，加罪于王明，甚至把周恩来也捎带上。他公开散布说，延安存在一个右倾 机会主义集团，专门散布对蒋介石的幻想来破坏党，王明、博古、张闻天和周恩来等都是其中的成员，这些人对新四军的失败和国民党特务大批渗入到延安来，有着 不可推卸的责任。
接下来，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整风审干大权，在延安各机关单位、学校发动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巴掌大的延安地区，仅仅在几 天内就揪出所谓”特务份子”一千四百多人。由周恩来负责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更是普遍地成为被怀疑的对象，被诬指为”红旗党”(即打着红旗的假共 产党)，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就连毛泽东后来十分信任的何尘施，当时仅因在中央统战部作为王明的副手，同时有过留苏的经历，也被关押批斗，妻子被迫跳 井，搞得家破人亡。一时间，整个延安地区”特务如麻”，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毛泽东，对这种状况表示忧虑，并提出忠告，说：”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它过去的领导人谁也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出于个人友谊，我不得下对您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让我担忧”"季氏接 着表示：”我认为，现在进行的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他们是由于执行共产国际提倡的民族战线政策而被指控，似乎他们因此而把党引向分裂， 像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不应该被开除出党，而应该保留他们，并为了党的事业充分地使用他们。”
在对毛泽东婉言规劝的同时，季米特洛夫对在康生主持下搞的肃反扩大化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说：”我也觉得，康生起的作用令人怀疑。那些像 清除党内敌对份子和团结党的各种正确措施，康生及其机构是通过那些不正常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只能煽动相互间的怀疑，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强烈不满，帮 助敌人瓦解党。”
毛泽东对季米特洛夫的劝告当然不以为然，心里很不痛快，但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共产国际虽然已经解散，但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权威和影响 依然存在。加之眼下中共在诸多方面仍有求于莫斯科，因此绝不能把关系搞僵。况且季氏毕竟曾经有恩于毛–正是由于他的表态，才迫使对共产国际惟命是从的王明 放弃了与毛展开的那场中共领袖的争夺战，毛才最终得以在党内独占鳌头。凡此种种，都令毛不得不认真考虑”远方”的态度，而对周恩来乃至王明的清算斗争适可 而止。
更主要的是，毛泽东此刻也乐得顺水推舟，趁势收兵。因为在他看来，重点在党内领导层中开展的分清路线是非，统一思想的整风运动已经达到了预 期的目的：既斗垮了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又整服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最终奠定了他本人在中共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毛不仅在组织上大权独揽，成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握有”最后决定权”的双料主席，而且在思想上也被定于一尊。由刘少奇提议，毛泽东思想被作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同，写入随后召开 的中共七大党章，从而在中共党史上正式开启了”毛泽东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延安整风运动确实可以而且应该凯旋收兵了。
延安整风运动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重要关节，对周恩来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遵义会议后，周开始接受毛泽东的领导还只是” 半条心”的话，那么通过延安整风，他从此洗心革面，开始由衷地拥戴和信服毛。这固然是因为当时拥毛已在中共党内成为大势所趋，而且成为党章中对每个党员的 要求，同时也是深感今是而昨非的周在比较了曾共过事的几位中共领袖的长短之后，对毛的领导心悦诚服的认定。
这以后，在周恩来的心目中，毛泽东完全取代了以往共产国际的神圣地位，成为真理和权威的化身。与此同时，周也为他自己选定了历史角色，内心 深处以中国历史上辅佐雄主成就大业的张良、诸葛亮自勉，甘愿在毛的麾下充当助手，辅佐毛成就革命大业，实现推翻三座大山，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理 想。
在以后长达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毛、周之间一直保持着这种政治合作的关系，直到周恩来生命的终结。周始终恪守自己的这种历史角色，以君臣之道 来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尽忠守分，克尽厥职，从不作非分之想。无论是当他无端受到毛的捕总和整治，还是在毛陷入幻想，将国家和民族引入灾难之时，周总是隐 忍退让，委曲求全，从不出一句恶声。即使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毛的错误时，也总是处处维护毛，唯恐有损”天皇圣明”的形象，乃至身后留下”逢君之恶”的骂名。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种行事作为，固然是和他个人深自痛悔曾在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因而不想一误再误有关，但是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不过是中 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君为臣纲”这一皇权专制主义的老根来，实在是又粗又深，斩而不断，借尸还 魂，继续在现代政治人物的身上顽强地表现出来，主宰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即便是思想激进、标榜同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的共产党人最终也下能逃脱这种历史的宿命。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捉弄人的。周恩来这种一误不可再误的心态导致他晚年陷入更大的误区之中。当国家和民族由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而陷入生 前灾难的时候，周既想努力保持忠于毛的”革命晚节”，又不忍心对国家的乱局坐视小管，于足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小心翼翼地在政 治上走钢丝。应该说，周氏晚年的政治技巧不能说不圆熟，表演也不能说不成功，否则也就不会在他死后北京有百万人上街哭送灵车的一幕了。然而，正是在这两者 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周恩来左支右绌，心力交瘁，却仍然得不到毛的欢心，而他本人也难逃良心上的审判，最后背负著沉重的十字架，抑郁而终。
这正是本书所要展开的正传。
晚年周恩来(三）（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1-23 01:43:20
宁都会议的缘起
宁都会议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历史恩怨的根子。用周本人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毛在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离开军队，由周取而 代之，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一段日子。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实由周给后 方中央局的一封信而起。
另一件让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是两人之间真正的过节，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一大公案。这次毛被完全剥去军 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 上门”。周由此铸成大错，用他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从此深深结怨于毛。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莫不根源于此。
对于毛、周之间这段影响深远的历史公案，海内外的看法大相径庭，各执一端，海外的多有渲染，咬定这是周恩来衔左倾中央之命，抢夺毛泽东的军 权。大陆的则轻描淡写，尽量为周氏开脱。可惜，这两种看法都只是片面之辞，并非事情的全部。那么，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从头说起吧。
周恩来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由地下交通线秘密潜入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他之所以在这时离开上海，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红军和根据地在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二是当时处于地下的中共中央由于内外一连串的打击，在上海越来越难于存身； 三是在此之前，周恩来本人刚刚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大的打击。起因是他在和瞿秋白一道主持纠正中共党内立三路线的错误时过于温和，不合莫斯科的胃口而被戴 上”调和主义”的帽子，处境狼狈。因此他自己也愿意尽早脱离中央这块是非之地，另图他兴。这样，由毛泽东一手开创的、在当时势力最大的中央苏区便自然成了 他的落脚之地。
立三路线是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左倾急性病的一次大发作。当时周恩来正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头脑发热， 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不顾共产国际的阻拦，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 江”的口号，并异想天开地企图把苏联拖下水，要其出兵援助中国革命，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
李立三的鲁莽行动，使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好不容易才积蓄起来的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而且造成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和派别纠纷，从而给了共产国际 扶植”忠于国际路线”的王明一派上台的机会。本来，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停止了立三路线的冒险计划，只是没有 指出这是路线错误，而把它说成是”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共产国际却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提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 和主义”的错误。
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共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不得不吞下了由王明教条宗派全面掌权的这颗苦果。周恩来虽然被留在中央，却威信扫地， 只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留用人员。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话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 的错误。”
经过这一场打击之后，周恩来元气大伤，虽说还没有到心灰意冷的地步，变得和他性格相仿、个人关系又一度很好的江浙同乡瞿秋白一样，但党内斗 争的残酷和叵测，特别是李立三因违抗共产国际而遭到的下场，却在他的内心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深感如履薄冰。周本来就是一个组织纪律观念极强的人，又有着 临事而惧的个性，在他对事情没有看清并且确有把握之前，宁可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这是周氏一生典型的政治哲学。
周恩来的这一特点，在经历了立三路线所引发的这场党内轩然大波以后愈加明显；如果说在此之前，周还有自己一定的主见，遇事敢于一争的话，那 么此后他就变得时时引咎自责，行事缺少自信，畏首畏尾，生怕越雷池一步，完全让王明教条宗派牵着鼻子走。周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反省这一段时，说自己当时 的头脑”失去了主宰”，尽管在政治上不被信任，”但我无基本觉悟，仍充满着苦闷拼命地干，而且认为政治是人家(指王明–作者注)对的，比比过去陈(独 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也各有短长，也就算了”。
正是这种处境和心态，决定了周恩来同毛泽东打交道时的基本态度。简而言之，周是集钦差大臣和留用人员两种身份于一身的。作为中央派出的钦差人臣，同时也是中共在江西中央
宁都会议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历史恩怨的根子。用周本人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毛在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离开军队，由周取而 代之，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一段日子。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实由周给后 方中央局的一封信而起。
另一件让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是两人之间真正的过节，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一大公案。这次毛被完全剥去军 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 上门”。周由此铸成大错，用他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从此深深结怨于毛。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莫不根源于此。
对于毛、周之间这段影响深远的历史公案，海内外的看法大相径庭，各执一端，海外的多有渲染，咬定这是周恩来衔左倾中央之命，抢夺毛泽东的军 权。大陆的则轻描淡写，尽量为周氏开脱。可惜，这两种看法都只是片面之辞，并非事情的全部。那么，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从头说起吧。
周恩来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由地下交通线秘密潜入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他之所以在这时离开上海，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红军和根据地在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二是当时处于地下的中共中央由于内外一连串的打击，在上海越来越难于存身； 三是在此之前，周恩来本人刚刚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大的打击。起因是他在和瞿秋白一道主持纠正中共党内立三路线的错误时过于温和，不合莫斯科的胃口而被戴 上”调和主义”的帽子，处境狼狈。因此他自己也愿意尽早脱离中央这块是非之地，另图他兴。这样，由毛泽东一手开创的、在当时势力最大的中央苏区便自然成了 他的落脚之地。
立三路线是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左倾急性病的一次大发作。当时周恩来正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头脑发热， 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不顾共产国际的阻拦，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 江”的口号，并异想天开地企图把苏联拖下水，要其出兵援助中国革命，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
李立三的鲁莽行动，使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好不容易才积蓄起来的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而且造成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和派别纠纷，从而给了共产国际 扶植”忠于国际路线”的王明一派上台的机会。本来，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停止了立三路线的冒险计划，只是没有 指出这是路线错误，而把它说成是”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共产国际却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提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 和主义”的错误。
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共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不得不吞下了由王明教条宗派全面掌权的这颗苦果。周恩来虽然被留在中央，却威信扫地， 只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留用人员。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话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 的错误。”
经过这一场打击之后，周恩来元气大伤，虽说还没有到心灰意冷的地步，变得和他性格相仿、个人关系又一度很好的江浙同乡瞿秋白一样，但党内斗 争的残酷和叵测，特别是李立三因违抗共产国际而遭到的下场，却在他的内心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深感如履薄冰。周本来就是一个组织纪律观念极强的人，又有着 临事而惧的个性，在他对事情没有看清并且确有把握之前，宁可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这是周氏一生典型的政治哲学。
周恩来的这一特点，在经历了立三路线所引发的这场党内轩然大波以后愈加明显；如果说在此之前，周还有自己一定的主见，遇事敢于一争的话，那 么此后他就变得时时引咎自责，行事缺少自信，畏首畏尾，生怕越雷池一步，完全让王明教条宗派牵着鼻子走。周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反省这一段时，说自己当时 的头脑”失去了主宰”，尽管在政治上不被信任，”但我无基本觉悟，仍充满着苦闷拼命地干，而且认为政治是人家(指王明–作者注)对的，比比过去陈(独 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也各有短长，也就算了”。
正是这种处境和心态，决定了周恩来同毛泽东打交道时的基本态度。简而言之，周是集钦差大臣和留用人员两种身份于一身的。作为中央派出的钦差人臣，同时也是中共在江西中央
晚年周恩来(二）（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1-22 01:37:24
-
不是冤家不聚头
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的家庭出身、教养、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方式截然不同，却同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失意激进青年，在五四大潮的激荡 下，怀抱著改造中国的政治理想，聚合在共产革命的旗帜下，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一部中共党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毛、周两人合作的关系史。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也就是打下今日红色江山的那一代，大都是南方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不例外。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
不过，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同是南方人，但两人的家庭出身，教养，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方式却迥然下同，相去甚远。毛氏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偏僻 贫瘠的山村，是个地道的农家子弟。而周氏则出生在地处江浙的鱼米之乡、交通文化都很发达的古城准安，是个封建世家的破落户子弟。毛由于其父的专制和严厉粗 暴的管束，以及受湘楚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幼养成了反抗传统，蔑视权威，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周则在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嗣母的养育下，从小就沐浴在温 馨仁慈的母爱之中，并且深受江浙文化气质的熏陶，为人处世带有明显的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人格色彩。 与上述各自的气质相联系，毛泽东生性好斗，桀骛不驯，崇尚斗争哲学，凡事敢为天下先。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周 恩来则为人沉稳内敛，待人谦和，克己忍让，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行事处世恪守中庸之道，从不走极端。当时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 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都经历过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洗礼。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被迫开始自己向现代化过渡的艰难进程中嬗变的关节点。
由于中国政府在战后巴黎和会上对山东权益交涉的失败，极大地刺伤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的民族自尊心，整个社会情绪急遽左转，救亡取代了启 蒙，倡导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无疾而终。国人在极度失望之余，认为西方国家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完全是骗人的把戏，于是掉头而去，完全 改变了自上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以英美为师的原有的历史演进方向，转而以俄为师，拥抱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
五四运动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激发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极大的爱国热诚，吸引了一大批知识精英和激进青年投身其中。这批人随后成为中国共产党诞 生的中坚力量。前者如陈独秀和李大钊，后者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成为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毛、周二人虽然出身、经历迥异，却在五四运动中风云际会，一南一 北，遥相呼应，双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毛在五四前后在湖南创立的新民学会以及所主持的《湘江评论》，与周在天津创立的觉悟社以及社刊《觉悟》，都是当时国 内有名的社团和刊物。尽管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还没有一面之交，但他们以文会友，志同道合，互相知名，彼此仰慕，则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毛泽东、周恩来二人最初的会面相识是在什么时候呢?根据现有的史料考证，大约是在一九二六年初，地点在广州。这时距五四运动已经过了 七个年头。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周二人一文一武，在政治舞台上双双崭露头角，是当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毛泽东时任国民 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恩来则刚刚由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党代表由汪精卫兼任)。
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在中共的出道更早一些。他先是参加了中共一大，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以领导自己家乡湖南工农运动的出色表现，受到 中共党内的第一位大家长、人称”老头子”陈独秀的赏识，被选为中共三大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的五人成员之一，并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总书记处理中 央日常工作。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很看重毛泽东，视为自己的人，在讲话中经常把他挂在嘴边上。不过好景不长，大概是由于跟马林太紧的缘故，再加上毛本 人个性也太强，不愿甘居于人下，一年多后随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换马，毛也黯然地离开了中共的领导核心圈子，”告病”还乡疗养。
对于自己这段最初的政治沉浮，毛泽东在日后回首往事时，曾经语带调侃地作过这样的评论：”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
周恩来的政治生涯起步虽然稍晚一些，却一帆风顺，后来居上。他正东渡日本求学，屡号不中后，一度灰头土脸，无奈之下，只好”返国图他兴”， 寻找出路。适逢国内五四大潮的兴起，他因缘际会，投身政治运动，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五四运动后，他随国内兴起的旅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赴欧求学。在为个人寻 找谋生之道的同时，深为五四人潮所激荡的周氏已经把此行的目的更多地放在寻求如何挽救国家危亡的解决办法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 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经过短暂的踌躇徘徊之后，周恩来如同当时中国大多数的热血青年一样，面对国难深重的时局和战后欧洲百业凋敝的双重现实，放弃了原先一度倾心 的英式渐变道路，在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中，选择了最为激进的俄式革命道路，作为拯救中国的手段，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先是加入了中共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 黎共产主义小组，后又筹组了旅欧少年共产党，是中共旅欧党组织的主要领袖之一。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奉命回国，就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 主任。由此奠定了周氏一生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地位。
黄埔军校不仅是蒋介石的嫡系，由他亲自兼任校长，而且也是培养中共军事人才最初的摇篮。国共两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黄埔出身，因此与周恩来有着师生之谊。更重要的是，这一经历使得周氏脱颖而出，成为中共领袖中实际掌握军事武装的第一人。
在这一点上，中共党内其他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无法与其相比，正是凭借这样的资本，周恩来先后出掌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共中央的军事部长，成为早 期中共领袖中的实力派人物，是中共军队的创建人，与军队众多将帅有着很深的关系。这也是日后毛不得不倚重周的地方，但又总是心存戒备的原因之一。
至于毛泽东、周恩来初次会面的确切日期，则是在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O事件)之后。这里，有周本人的回忆为讲。
中山舰事件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蜜月的结束和两党分道扬镳的开始。事变的起因，国共双方各有不同的说法，大致经过是：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 深感国民党大权旁落，又在党内权手中受到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联合打压，遂在国民党右派的推动下，决意展开反击，护党自卫。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氏藉口由 中共党员担任舰长的中山舰异动，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谋准备将他绑架到苏联海参崴的流言，在广州宣布戒严，派兵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地， 并要求所有中共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此后，蒋氏完全掌握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实权。 事变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都主张进行反击。周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这样回忆道：
”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关键，这以前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 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苏联顾问)，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
由于当时作为中共太上皇的苏联顾问主张退让妥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只好听命。这样，中共党员被迫全体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 恩来本人则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为了这件事，陈独秀的儿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气得大骂其父”老糊涂”、”混蛋”!这实 在是冤枉了陈独秀，让他为苏联人背黑锅。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这次邂逅相遇，虽然来去匆匆，商讨出来的对策也没有被上面所采纳，从而影响时局，但却成为毛、周两人日后在政治上几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的开端。正是这种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
平息红四军内斗风波
周恩来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下，像小媳妇一样看他的脸色行事。曾几何时，周曾是毛的顶头上司，掌握著毛的政治命运。在红四军的内斗中，要不走周出来为毛转圜，把落选后撂挑子不干的毛请回来，由毛唱主角的中国现代历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写了。
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被迫转入地下，在以牙还牙，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同时，摸索探求重新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从这时起，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开始在政治上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少年时代就熟读民间流传的各种传奇小说，向往《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占山为王的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失败后，仿效历史上草莽英雄惯用的办法，率领残部开赴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做”革命的山大王”。
应该说，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毛泽东对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国情天然有着一种比他人更为深切的领悟。他首先认识到中国的共产革命实质上是 一场农民革命，而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环节也恰恰在农村。中国革命的道路必须适合这一国情。基于这种认识，毛在以后的实践中开始离经叛道，大胆向俄国十月革 命的模式挑战，逐步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关于中国革命发展战略的主张：中国革命应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是像十月革命那样一味搞城市的武 装暴动。
与毛泽东的离经叛道相比，周恩来则显得循规蹈矩得多，缺少毛的那种特立独行，大开大阖的领袖气魄。他在领导南昌暴动一炮打响后，并没有跳 出”城市中心论”的窠臼，像毛那样深入农村，就地闹革命，而是率军劳师远征，南下广东，企图攻占海口城市，取得苏联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结果兵败潮 汕，不得不乘一叶扁舟逃往香港。
不过，南昌暴动的惨败，并没有使周恩来从此在政治上一蹶不起。相反，他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组织才干，特别是善于求同存异， 团结各种人一道工作的品格，在中共党内得到了一致公认。平心而论，当时共产党内确实聚集了一大批富有理想、勇于献身的有志青年。但问题是当这些人聚集在- 起时，就难免争强好胜，磕磕碰碰，互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氏的克己忍让，顾全大局，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的为人，就格外被人们所看重。这也是他能够脱颖 而出，并长期留在中共的领导核心圈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同为领导暴动失败而受到惩办，但毛却是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 务。而周则只是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然后又被委以重任，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正式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在稍后举行的中共六大上被继续选为中央政治 局常委，并兼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周大权在握，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这样，周恩来便成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前后大约有八年的光景。由于他们两人在中共党内所处的地位不同，形象地说，毛脚踏实地，而周则高高在 上，因此两人看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大不相同。毛所领导的红军由于一直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因而事事处处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容不得半点马虎大 意，稍有不慎，就会招致重大挫败乃至全军覆灭。周恩来则被夹在莫斯科的指令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之间，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至 少也是把两者如何结合起来的问题。这固然是和周本人天性柔弱，富于调和有关，做事总是奉命唯谨，习惯于围绕著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用他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检 讨自己的话来说是”党内奴性”作祟；但更多的应该说是当时形格势禁的结果–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按照组织原则，中共必须绝对听命于共产国际。因 此，中共手里的自主权少得可怜，只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事事要看共产国际这个婆婆的脸色行事。
问题还并非仅此为止。共产国际是根据苏联的国家利益制定其策略的，且不说这样势必脱离各国革命的实际，而且又总是根据联共党内斗争的风向， 指令各国共产党开展各种反倾向斗争；也就是说，莫斯科刮什么风，中共党内就下什么雨。因此，毛泽东的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行，自然为共产国际所不容而成为党内 反倾向斗争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毛、周之间的角色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尽管这并非是周恩来的本意，他只是在奉命行事。再加上当时中共党内开展的反倾向斗争往 往实行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做法，用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术语，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更加雪上加霜。毛、周之间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 历史积怨便由此而来。
在红军初创时期，主要有两件事，一直令毛泽东日后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的。
一件是在中共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灰溜溜地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红四军，时间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间。这对于视枪 杆子为命根子的毛来说，无疑是政治上的一大打击。这种下级党组织内部的斗争，远在上海中共中央的周恩来并没有直接卷入，按说对此不应该负什么责任。不过， 事情的起因却与他起草的那封中央”二月来信”多少有些干系。
还在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提出分散红军的主张，认为如果集中，不仅目标大，容易被敌人消灭，而且难于保障部队的给养，”会吃光 农村里的最后一只母鸡”。回国后，周恩来便根据这一意见，于一九二九年二月间起草了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信中除了要求他们将主力红 军分成小股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外，还提出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说：”两 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作为相应措施，随后周还指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刘 安恭参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临时军委书记。
应该说，中央的”二月来信”显然是典型的高高在上，不切实际的照搬主义。问题还不仅仅于此，更糟糕的是此举致使红四军领导内部早已存在的分 歧表面化，形成了激烈的争论。从表面上看，争论的焦点是围绕着党和军队的关系等建军原则问题进行的，但实际上却是人们对身为党代表的毛泽东大权独揽，搞” 书记专政”的家长制作风表示不满。
当时还是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在政治上的高明之处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因而人们对他还个人服气；另一方面却对他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喜欢独 断专行的作风颇有怨言。相形之下，朱德既有带兵经验，人缘又好，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所以更受人拥戴。在这种情况下，自恃有中央作靠山，并怀有个人企图的 刘安恭又浑水摸鱼，以中央”二月来信”为尚方宝剑，四处活动，挑动舆论，指责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分兵游击的决定，散布红四军领导中分为两派：一为拥护中央 派，一为反中央派，指毛所主持的红四军前委”管得太多”，”权力过大”，逼其交出军权。这就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红四军七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毛 泽东落选后，一气之下索性撂挑子，跑到蛟洋”养病”。后来红四军曾几次三番请他回去主持工作，但遭到毛的拒绝，理由是在没有分清是非前，不能轻易回去。毛 还复信挖苦了接替他担任前委书记的陈毅一顿，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 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这样，在缺少了毛这个主心骨后，红四军军心涣散，连吃败仗，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事情后来没有闹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靠周恩来居中 调解，化解了这场风波。不然的话，由毛泽东唱主角的中国现代历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写了。因为成为”光杆司令”的毛本人纵使再有雄才大略，也是英雄无用武之 地，无法演出日后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活剧来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先是毛泽东在四月间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 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当时下级党组织像这样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见的。这显示了毛蔑视权威，敢于抗上的个性。而作为中共党内最高军 事首脑的周恩来在六月间收到毛的这封辗转来信后，表现出相当的民主作风，并不认为这是在违忤抗命，相反还觉得毛的申述意见不无道理，便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 自我批评，承认中央”二月来信”中让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 ，并且不再坚持让朱、毛离开部队，而改为希望红四军前委指派一得力人员前来中央讨论问题。
在解决红四军领导内部的分歧时，周恩来充分显示了善于调解党内矛盾的本事。对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纠纷，他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采取了息事宁 人的态度，各打五十大板。尽管他作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与朱德的个人关系更熟一些。因为在周看来，这种在大敌当前， “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作法，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
为了维护已经形成的毛泽东作为红四军政治领导中心的地位，周恩来首先批评了红四军七次大会对毛泽东的处置，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机 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也批评了毛泽东落选后撂挑子不干的作 法，指出这是”不应有的消极观念”。最后代表中央宣布仍然由毛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
主要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在九月间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信中对红四军领导内部的这场风波作了结论，并要 求前委做到：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领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 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雨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 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中央”九月来信”虽然对毛泽东也作了某些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在政治上为毛撑了腰，给了他一个体面下台阶的机会，这与其说是周恩来对毛本人有 多大的好感，不如说是着眼于大局的考虑。而毛本人也识时务地趁机转圆，重返军中。借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之机，毛泽东在红四军中重新站稳了脚跟，由此 确立了更加牢固的领导地位。这对毛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因为红四军是当时中共军队中最精锐的一部分，也是毛日后赖以打下红色江山的最大本钱。
红四军七大的这场风波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第一次磕碰，还算不上真正的交手，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并没有对两人的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而且周在政治上还有恩于毛，帮助毛度过了难关。总之，双方不打不相识，以和衷共济告终。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