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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下一步的措施就必然是加强中央对苏区的领导
和红军中党的领导。在9 月29 日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苏区工作。
次日，周恩来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
1930 年10 月3 日，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全党最高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
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周恩来为实际负责人），初步决定由周恩来、
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派项英先行前往江西。
10 月17 日中央政治局最后确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在周恩来未到达之
前，由项英代理书记一职，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军、政最高领导机构。10 月29 日
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通知毛泽东：「苏区中央局在项
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朱德为红一、红三军团总司令。目前一
切政治军事领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①
至1930 年10 月，中共中央为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具体措施已经落实就
绪。为配合中共中央向苏区的转移，周恩来在9、10 月采取了更为细致的部署：
在上海举办从苏联返国准备前往苏区的军事训练班，一批军政干部如张爱萍、黄
火青等参加学习后被派往江西苏区。
安排从苏联学习返国的刘伯承、叶剑英、傅锺、李卓然等把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
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中文，并送往苏区。
主持打通了比较固定和安全的由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成立了以吴德
峰为局长的中共中央交通局。
积极筹备建立自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至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大功率秘密电台和
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至江西苏区的无线电联系，莫斯科—上海—江西苏区的通讯渠道即将
全部打通。
项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共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的身分，肩负加强中共中
央对江西红军领导的重大使命，沿地下秘密交通线于1930 年底抵达江西苏区。
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产业工人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于1921 年在武汉加入中
共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在1928 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是1925 年中共四大后
的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项英
对从苏联学来的马列理论有着坚定的信仰，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感情」较深，个人性格
和作风则比较拘谨和严肃。
1930 年11 月下旬，项英从上海出发，当他刚一抵达江西苏区就闻知不久前在赣西
南红军内部爆发了一场矛头直指红四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富田事变。
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处理富田事变。1931 年1 月16
日，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总
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另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毛泽东等对富
① 《周恩来年谱》，页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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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主张采取较为缓和的、有区别的政策，以缓和苏区内部的紧张关系，
避免红军的分裂。
《决议》的矛盾性和含混性集中体现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上。项英认为「江
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系AB 团要犯」，彼等发
动「富田事变」是「分裂革命势力」「分裂红军」的「反党行为」并决定「将富田事变
的首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但与此同时，项英又声
称富田事变不是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并责令赣西南
特委和红二十军党委，停止党内互相攻击，听候中央局调查处理。
如果说，项英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认识上采取了折衷主义的立场，那么，项英针
对「肃AB 团」扩大化的尖锐批评，几乎就是直接指向毛泽东的了。《决议》重点批评
了「过去反AB 团取消派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列举其主要表现：「第一非群众路
线，许多地方由红军或上级机关代打」，「第二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便打」。项英
强调：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
乱供乱咬加以逮捕」；「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来教育全党党员。这样才能使
党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①
项英的上述态度与他对毛泽东的复杂的观感密切相关。项英在大革命时期虽与毛
泽东有过一些工作接触，但他在未抵江西之前，对江西苏区的认识全凭在上海中央机关
所看到的来自苏区的零散的报告和周恩来的介绍。项英在性格上较为直露和坦率，与毛
泽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因此，一经发现富田事变的原委，项英很快就掩饰不住对毛
的不满。但是，项英毕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十分了解毛在1927 年后对党与红军的贡
献及毛在江西苏区所拥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己又甫抵苏区，深知不能公开指责毛泽
东，所以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判断及处理方法上煞费苦心，既要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
信，又要坚决地制止、纠正毛在「肃AB 团」问题上的错误。然而随着项英逐渐熟悉江
西苏区的内情，他原先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进一步发生变化，对毛泽东的批评也日趋
尖锐。
1931 年2 月4 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中央局给西路同志信》:「飞函
王怀、丛允中等同志及各党部派一人及有关系诸同志（如陈正人，红军学校等）来中央
局讨论，将一切得到一个最后的解决。」项英在这封信中还明确表示那种认为「二全会」
是「AB 团」会议的看法是错误的，②显示出与毛完全不同的态度。项英这封信表明他已
看手准备富田事变的全部善后处理工作。1931 年2 月19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十
一号通告，事实上修正了1 月16 日《决议》关于富田事变是段良弼等人领导的「反党
反革命」行动的看法：
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的历史和党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客观
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
① 〈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 1931 年1 月16 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 册，页 639－42。
② 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强调：「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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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能有事实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
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①
《通告》宣布开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党籍，对其它人，只要「证明未加入
反动组织（AB 团），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的条件之下，应允
许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
2 月19 日后，项英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红二十军返回河东，毛泽东尽管感到项英
的压力，却因身系事件中心，一时明显处于下风，难以有所作为，只能暂取观望之态，
遂把全部身心投入指挥和国民党「围剿」部队的作战中。
项英首先责成富田事变时躲回家乡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回到河西红二十军中去
作说服动员工作。并随带中央局指示，通知赣西特委负责人和参加事变的领导人回苏区
中央局开会，并委派干部去永阳解散由谢汉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是否去苏区中央局开会，这是关系到领导事变负责人的人身安全的关键性问题，
在这个节骨眼上，项英的个人威望起决定性的作用。据曾山回忆，谢汉昌等对项英抱很
大希望，「估计项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在这种预期心理的作用下，1931 年4 月间，
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者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西路行委书记王怀，遵照项英和苏区
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宁都黄陂苏区中央局驻地参加会议，「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
只有段良弼一人因去上海中央汇报富田事变而未前往。红二十军的官兵也遵照苏区中央
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歼灭各地地主武装，夺回被迫反水群众」，但是等
待他们的命运却是他们和项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决了项英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评
价及其处理方法，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红二十军、赣西南大批党员干部的出路只
有一条：被枪毙！
三、「肃AB 团」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团贬斥项英，支持毛泽东
根据迄今披露的资料显示，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富田事变作出反应。
1930 年11 月至1931 年1 月，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上海中央内部围绕
「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返回，原先在中共
党内地位较低的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
在和「立三路线」斗争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以周恩来、瞿秋白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而以何孟雄和罗章龙分别为首的「江苏省委派」和「全总派」，在一度与陈绍禹等联络
反中央后，又转而反对陈绍禹新提出的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党内各派别的争
论使中共濒于分裂，最后，在1930 年12 月中旬秘密抵达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亲
自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31 年1 月7 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强行统一了全党
的认识。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陈绍禹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
向忠发、张国焘组成中央常委会，仍由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中共中央实际由
① 转引自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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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禹、周恩来掌握。1 月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开除继续反对
中央的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至此，开始了中共党史上被称之为「王明左倾路线统
治时期」。在这次会议后，原有的党内纷争基本结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轨道。
一经解决了党内的分裂危机，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讨论
富田事变问题。
1931 年2 月13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富田事变。
在这里，有若干问题仍存有疑点：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变发生消息的？1931 年l
—2 月上海中央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系还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开通了上海中央经香
港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络。有资料显示，富田事变后，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报告
富田事变真相，①毛是否对此作过反应？毛泽东在富田事变后，曾写有《总前委答辩的
一封信》，这封信是否是给上海中央的？据八十年代后期披露的权威性资料反映，富田
事变中被扣押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在事变后即被段良弼开释，携在苏区筹
集的千两黄金很快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另有资料透露，1931 年2 至3 月，段良弼及
江西省团委共三人去上海汇报富田事变经过，博古等会见了他们，并向中央常委会作过
报告。博古判定，赣西南来人及其口头叙述与少共中央所收到的赣西南控告毛的文件大
体都是真实的。②尽管周恩来没有接待过赣西南来人，但有一个问题基本可以确定，这
就是在1931 年2 月13 日前，周恩来等已得知富田事变的有关情况，此时的周恩来已意
识到在赣西南所发生事件的严重性质，并决定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周恩来在2 月1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两项决定：第一、立即给江西发一中央训
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第二，重新调整中共苏区中央局人选，决定项英、
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经过这次调整，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第二号人物的角
色将由任弼时担任，而刚刚在六届四中全会担任中央委员的留苏派王稼祥则进人了苏区
中央局最高领导机构。③
2 月16 日，中央政治局又举行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委员会，
研究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处理意见。2 月20 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三人委员会的
意见，周恩来代表三人委员会发言：「赣西南的AB 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
和红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在客观上也可为AB 团所利用」。④
会议决定：根据周恩来这一结论，由任弼时起草一信，要江西苏区停止争论，集
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苏区处理富田事变，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
的权限。
2 月23 日，中共中央发出由任弼时起草的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
委、各地方党部的信，信中指出：
①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 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34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486。
②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 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34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484。
③ 《周恩来年谱》，页203-204
④ 《周恩来年谱》，页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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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
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中央特决
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
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前，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
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
领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①
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这封信，在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推翻了1930 年1O
月中央政治局原先作出的决定，沉重地打击了项英。
第一，否认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局）而刚刚成立的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合法性，剥夺了项英在江西苏区的最高领导权。
第二，明确规定，在中央代表团抵达之前，毛泽东在江西苏区享有指挥一切的最
高权威，重新恢复了被取消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否认了1 月中旬刚成立的项英领导的
中共中央军委的合法性（事实上，1931 年1 月30 日，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已
决定重新组成由周恩来为书记的新的七人中央军委）。
3 月4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组成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
代表团，立即动身前往江西苏区。作为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的第一
个高级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直接使命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处理富田事变问
题，享有明确而全面的授权。为策安全，议定任弼时于3 月5 日出发，王稼祥3 月7 日
启程。
关于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至今没有详尽资料。1931 年春，共产国际常驻
中国的机构是设在上海的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系德国人，其人在共产国际地位较低，
他的意见经常不被中共中央领导人重视和接受。早在1930 年春由于中共中央与远东局
在「富农问题」等意见上的分歧，周恩来曾专程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汇报。1931 年
夏秋，由于罗伯特向莫斯科汇报了李立三试图把苏联拉入中国内战的情报，以及远东局
对李立三的抵制，罗伯特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不具备足够的权威，以至于
共产国际专门派遣米夫秘密来华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据有关资料透露，米夫于
1930 年12 月抵华后，曾在上海秘密逗留半年时间，但迄今也未发现有关米夫对富田事
变发表看法的任何资料。
只有一两份资料间接透露了有关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根据《周恩来年谱
（1898—1949）》一书透露：1931 年3 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至于远东局意见的具体内容如何，该书未
作任何披露。但笔者根据周恩来在3 月2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次日发表的
《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判断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富田事变的大概意见是：
一、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二、不应夸大敌人在内部进攻的力量。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 册，页141；另见《周恩来年谱》，页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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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这个判断可从另一份资料中得到证实。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
弼时传》透露：在1930 年2 月20 日讨论富田事变的政治局会议后，与中央政治局的意
见相异，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同意贸然肯定总前委反「AB 团」的行动，因此在由任弼时
代表中央政治局起草的2 月23 日的信中，没有写上总前委反AB 团「一般是正确的」这
句话。但是到了3 月27 日，远东局改变了原有的看法，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
动，前委领导是对的」，甚至要求政治局与远东局联名发表对富田事变表态的决议。
①这就是次日发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
1931 年3 月28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决议》究竟是谁起草的，迄今仍无直接资料予
以证实，笔者分析周恩来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周恩来在政治局内分工负责苏区与红军的
工作，从1931 年1 月起，周恩来起草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第一号通告后，周恩来代表中
共中央起草了约七份有关涉及全党政治路线、红军与苏区工作，以及致共产国际执委会
的指示信和电报。举凡全局性的、最重要的文件均由周恩来参与起草。《决议》体现了
周恩来所特有的虽具强烈倾向性、但仍含折衷色彩的思维及行事方式的风格，与周恩来
在讨论富田事变的2 月20 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精神基本一致。《决议》指出：「（富
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 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
行动」「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
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决议》又说，「同时过份的
估量反革命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
战胜阶级敌人的坚强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 ②1931 年2 月以后，中共中央及周恩来
在对富田事变定性问题上一直持强硬态度，以任弼时为首的赴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忠实地
执行了周恩来的方针，而根本不知道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等对富田事变的看法又
发生了新的变化。而具体改变肃反政策及纠正毛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则是在1931 年
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此时，数千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干部早已被冤杀。
1931 年4 月中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带看六届四中全会
的文件，经闽西到达赣南，和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会台。在任弼时等未抵达江西苏区
之前的3 月18 日，项英曾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本是
项英为加强苏区内部团结而开的一次会议，也是巩固其在苏区领导权威的一个重要行
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刚刚收到的1930 年10 月共产国际的来信，具体讨论的问题
包括富田事变和「一、三军团过去工作的检阅」等。项英在谈到苏区中央局处理富田事
变问题时，进一步重申：「用教育的方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清楚认识所有参加富田事变
的人不一定个个都是AB 团取消派，如果否认这一点是错误的。」③
然而，项英的意见在中央代表团抵达后立即被推翻。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下
车伊始，马上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六届四中全会文件和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 年），页209。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页126；另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08。
③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90 年第6 期。
2014年4月3日星期四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4)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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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大陆学者为避毛讳，有意隐去毛的名字），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
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AB 团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
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
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
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
府必是AB 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①
李韶九携毛泽东指示信于12 月3 日前往富田，5 日毛又将第二封指示信派两位红
军战士给已出发的李韶九和省行委送去。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从已被捉的人的线索中
「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贯彻两封指示信，毛又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
「协助肃反」。
12 月7 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
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实施总前委关于肃反的部
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陈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
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
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
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
「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而每一
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现场指挥。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
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 月8 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
也被当作「AB 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
割乳」。②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任心达、
丛允中、段起风等「是AB 团首颌，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 团」。对于这次刑讯逼供，
萧克将军在1982 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
『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③
12 月7 日至12 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韶九（于9 日离开富田）、省苏维
埃主席曾山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于8 日到达）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曾山亲自审讯段
良弼，所得结果是抓出「AB 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四十馀人，27 ④
其中李韶九在未动身前往东固前亲自布置将二十五人处决。
在这之前的12 月9 日，当总前委派来「协助肃反」的古柏赶到富田后，李韶九带
一个排警卫，押着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离开富田，于10 日到达红二十军
军部所在地东固，立即与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两封指示信，「找
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李韶九、刘铁超、曾炳春根据段良弼、谢汉昌被刑讯后的口
① 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98。
② 〈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 年12 月15 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未，页105。
③ 〈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5 期。
④ 曾山：〈为「富田事变」宣言〉（1931 年1 月14 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未》，页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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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认定红二十军174 团政委刘敌是AB 团分子。但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李韶九虽
然在谈话中已点出刘是AB 团分子，但是并没有立即将刘敌逮捕，只是「采用软硬兼施
的方法」，迫使刘敌自己供认。刘敌在富田事变后，写给中央的信中承认他在同李韶九
谈话后，即有了发动事变的念头。刘敌并在信中陈述说，他一向知道「李韶九是素来观
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为了躲过马上就
要降临的刑讯逼供，刘敌改用长沙口音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现在
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
AB 团，军长总不是AB 团，我总为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李韶九见刘
敌这番表态，就放刘敌回去了。①
12 月12 日，富田事变爆发。这天上午早饭后，刘敌同独立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
秘密开会商量应对李韶九的措施。三人一致认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来抓AB 团是打击
赣西南党的干部「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为了防止阴谋得逞，决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
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等人。会后，刘敌即至独立营对战士进行鼓动，率领全营红军战士
包围了军部，逮捕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人，李韶九被捉后逃走，军政委曾炳
春也跑回家乡躲避。傍晚，谢汉昌、刘敌率红二十军军部直属独立营冲到富田，包围了
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 团分子」七十馀人。中
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也被捉了起来（次日即被释放，并被邀请在群众大会上发
表演讲）。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乱逃出富田，跑回家乡。古柏也从「肃反机关跑了
出来」。②古柏之妻曾碧漪、陈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这就是震惊江西苏区的富田
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刘敌等把所率领的红二十军带到赣江以西湘赣苏区永
新、莲花、安福一带，继续展开土地革命，并在吉安县永阳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谢汉昌、刘敌采取了四项紧急措施：
一、派遣段良弼携二百斤黄金紧急赶往上海（实际带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几十两」），
③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南「肃AB 团」及富田事变经过，请中共中央裁决。
二、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认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滥抓「AB
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缉拿归案。
三、争取赣西南特委下属的湘赣苏区西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王怀的同情与支持（1930
年12 月9 日，毛泽东的老部下，原省行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率一个排兵力去西路
行委，贯彻总前委两封信的精神，准备逮捕行委书记王怀，但未果）。在王怀领导下的
河西苏区、红二十军的反毛行动受到普遍同情，王怀的观点——红二十军行动不是反革
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与农民路线两条路线斗争」，被迅速传播开来。富田事变
① 刘敌：〈给中共中央的信〉（1931 年1 月11 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107-108。
②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 年6 月12 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页21－23。
③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 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34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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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几十年后对此还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
思想极端混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分人民和部分党员的认识也逐渐模糊起来」。①
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的极端行为造成的影响是何等广泛。
四、公开打出反毛泽东旗帜，并试图争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支持。
谢汉昌、刘敌在向赣江西边转移途中，张贴大量标语和《告同志和民众书》，指责毛泽
东有「党皇帝思想」，宣称「党内大难到了」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未、彭、黄」
的口号。12 月20 日，谢汉昌、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镇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
公略、滕代远信》，这封信一方面谴责李韶九大抓AB 团，对同志滥捕滥杀，同时又抨击
总前委偏护李韶九，还附上了伪造的《毛泽东给古柏的信》，离间毛与朱、彭、黄的关
系。
《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普遍被认为是一封伪造信，当事人彭德怀的证据可能最有
说服力。数十年后，彭德怀在狱中写交待材料回忆此事时说：「这封信是富田事变的头
子丛允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
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
这封伪造的毛泽东致古柏的信，自1930 年代后，一直未予公开，直到1985 年江
西出版的一本有关中央苏区的历史著作中才首次予以全文披露：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
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
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
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
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
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
陈（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10/12毛泽东。②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闻知此信有不同的反应。朱德随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驻在黄
陂，没有直接领军，因此「离间」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手上握有一万兵力的红三军团司
令员彭德怀及其副手黄公略。
1930 年12 月中旬，彭德怀接到谢汉昌等人的信并《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当即作
出判断，认定此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阴谋」，彭德怀迅速草拟一份「不到二百
宇的简单宣言」，宣称「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表示三军团「拥护毛泽东同志，
拥护总前委领导」。
至于黄公略的态度则较为暧昧，据彭德怀回忆：“我讲这段话时（指彭分析《毛
泽东给古柏的信》是伪造的假信）黄公略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
①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 年6 月12 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页21－23。
39 《周恩来年谱》，页192。
② 见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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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
了。”①
在彭德怀的解释和说服下，红三军团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恨转到对富田事
变」，彭又把部队开到距黄陂总前委所在地十五里的小布，亲自请毛泽东来三军团干部
会上讲话，以表示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
在富田事变后的紧张形势下，彭德怀及三军团对毛泽东的支持具有极重要意义，
此举巩固了毛泽东已遭动摇的地位。但是事变领导人到处散布的反毛的舆论毕竟已严重
损害了毛的声望，毛泽东为了反驳赣西南方面的抨击，亲自出马，毫无愧作，于1930
年12 月20 日草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在这封答辩信中，毛泽东坚持认为「肃AB 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
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 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
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认定
段良弼等为「AB 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
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
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 ②毛明
知将段等定为「AB 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
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
自己承认是「AB 团」头子，即可证明彼等系货真价实的「AB 团」——毛的这种逻辑和
思维方式，成为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造成冤假错案连绵不断的最重要的
思想根源。在这样的思路下，毛坚持「肃AB 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
他说，「AB 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 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
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
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 ③
1930 年12 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
伐富田事变的布告：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
①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页166。
②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 年12 月20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
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 年）；第14 册，页634。
③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 年12 月20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
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 年）；第14 册，页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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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得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①
毛泽东理直气壮乃是他认定自己就是红军和党的象征。毛就是根据地的中央，就
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反毛即是「AB 团」，所杀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
的眼里，只要目标崇高——扑灭「AB 团」就是保卫革命，即使手段严厉一些，也无关
紧要。在大恐怖中，总前委和毛的个人权威得到完全确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苏
区的列宁！
二、历时四个月的项英对毛泽东的纠偏
1931 年1 月15 日，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宣布成立，项英正式走马上
任，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由项英担任代理书记，取消总前委和由毛泽东担任的
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毛泽东、朱德等参加中央局。在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同时，还建
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和全国红军，项英兼任主席，
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至此，从党的法理上，项英已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成为江西
苏区中共党、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项英前来苏区及苏区中央局的建立，是处于转折年头的中共实现其将工作重心向
苏区转移的重大战略步骤，是落实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有关指示的具体行动。1930 年7
月下旬，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周恩来，指示中共应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
革命的第一位。7 月23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发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指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建立完全有战斗力和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
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务」。 ②
中共工作重心向江西苏区转移，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
及如何评价毛在江西的工作。从这一时期周恩来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毛并不
尽然满意，但是周恩来却常以自我批评的口吻谈论这类问题。1930 年8 月22 日，周在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我们过去一方面屡屡批评农民保守观念的错误，
另一方面反对单纯军事游击式的策略，中央还特别提出割据的错误，对于根据地确实注
意得比较少，这是工作中的缺点」。③
①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页85。
② 《周恩来年谱》，页183。
③ 《周恩来年谱》，页185。
2014年4月2日星期三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3) 高华2012-02-22 05: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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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根据若于资料记
载，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
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① 「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
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
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
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②
如果说1928 年9 月在井冈山地区开展的「洗党」规模较小，为时较短，那么1930
年2 月以后席卷赣西南的「肃AB 团」则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党内清洗运动，它直接
导致了1930 年12 月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
一、毛泽东的「肃AB 团」与富田事变
1929 年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已经初步形成。促成毛领导权威形
成的两个最重要条件都已具备：一、中共中央对毛的明确支持为毛的权威提供了法理基
础；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地盘扩大，人口增加，一度与毛意见相
左的朱德，因军事失利、威望有所损失，毛的军事成功为毛的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作
为毛领导权威的具体体现，1930 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统
一的苏区党领导机构尚未建立的形势下，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最
高领导机构。然而毛毕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内部仍有部分红军和党组织援引中共中
央来消极对抗毛的新权威。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中共武装革命的草创年代，一时豪雄四起，在反抗国
民党的大目标下，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但根据地内，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
的矛盾、留苏干部与国内干部的矛盾、知识份子干部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矛盾仍然存在，
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来自于中共中央的权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
理论权威。只是此时的中共中央远离乡村，城市中央对根据地的领导必须通过毛泽东来
体现，因此，毛个人的识见、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有武装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为刚强，且最善用兵打
仗，但其人作风专断。1929 年7 月陈毅赴上海汇报请示中央对朱、毛纷争的意见，中
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毛，陈毅返赣后，亲自请毛出山，朱德、陈毅为忠诚的共产党员，
一切服从中央，重新理顺了与毛的关系，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
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却因各种原因而尖锐化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泽东「打AB 团」的大清洗。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
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
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已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
① 刘克犹：〈回忆宁冈县的党组织〉，载余怕流、夏道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 年），页308。
② 朱开卷：〈宁冈区乡政权和党的建设情况〉，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页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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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对力量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
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
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规手段解决党内纷争，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一言以蔽之，
毛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
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
将大规模的恐怖施之于党内和军内，与党道德和党伦理存在巨大冲突，如何解决
这个矛盾？毛泽东自有办法。他声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
富农路线所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之进行彻底改造，这样，毛的镇压就有了思想
的旗帜。
李文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1929 年2 月，毛、朱根
据湘赣国民党军队正看手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的紧急形势，决定撤离井冈山向
赣南发展，在被誉为「东井岗」的东固与李文林部会合。
毛、朱与李文林部会合之初，双方关系亲密。但是自1929 年下半年到1930 年2
月初，赣西南出现了复杂的局面。随着1929 年毛泽东率红四军两度进出赣西南和彭德
怀所率的红五军于1930 年初分兵在赣西南游击，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
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
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
二、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 年11 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
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
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
批准才能生效。1930 年1 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
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1930 年2 月6至9 日，
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及其下属
各行委、中心区委、苏维埃党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
员身分参加会议，刘士奇、曾山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两个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
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厉斗争，
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AB 团」运动埋下了火种。
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
项：
一、毛等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
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
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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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等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
①——这里所提到的「党的领袖」是指由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
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
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2 月16 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
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
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
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
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②
以此通告发布为标志，江西苏区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肃AB 团」的斗争，很快「肃
AB 团」的野火就迅速在赣西南蔓延开来。
江西苏区的「肃AB 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 年春至1931 年
1 月；第二阶段：1931 年5 月至1932 年初，「富田事变」则发生在第一个阶段的后期。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这个1927 年「八七会议」
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
后，中央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
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
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
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
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
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
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
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
理。1930 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AB 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
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
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AB 团」的政策。
「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
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各级领导机关已充塞地主富农」、「打倒机会主义
的政治领导」的（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 团」的宣传攻势，6 月25 日，
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 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
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
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
① 〈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1930 年4 月4 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褊》，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页576－77。
② 〈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 年2 月16 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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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
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它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
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
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
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①
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一经打开，事态
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1930 年7、8 月间，「肃AB 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 月，李文林出
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书记，在「打AB 团」的
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赣西南特委首先选择「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的团特委发行科工作人员
朱家浩作突破口，据赣西南特委1930 年9 月24 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 号——动员
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 团》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后，「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起
初他坚决不肯承认，后「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
赣西南政府，都有AB 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 团分子全部
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AB 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
这就是鼓动采用肉刑逼供和对「AB 团分子」实行「杀无赦」。《紧急通告》说：
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
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
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AB 团」分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
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
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②
赣西南特委厉行「肃AB 团」，到了10 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
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
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 团」。 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
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 团」也大多被杀。④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 团」时，毛泽东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
插手地方的「打AB 团」，进入10 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 年10 月14 日，毛泽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34－35。
②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46、648－49。
③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626、631。
④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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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
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
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
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 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
内外多数为AB 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
以「打AB 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①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众多的「AB 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 年后，为生存
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
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
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
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
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 团」了。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AB
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派一并镇压下去。
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
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AB 团」运动。
就在赣西南肃「AB 团」的大背景下，1930 年11 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
的主持下，也在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大开杀戒，开展了「打AB 团」运动。
1930 年10 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
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在部分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
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 月下旬至12 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
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
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
百馀名「AB 团」分子，②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 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 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
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 团被肃
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随朱德上井冈山后，
曾在危急形势下将被上司叛变拉走的队伍重新拉了回来。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
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将其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
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有友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
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请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
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 一191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年）；页319。以下称
《毛泽东年谱》。另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页90。
②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 年12 月20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
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 年）；第14 册，页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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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
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①果其不然，
这位聪颖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 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据萧克回忆，在「肃AB 团」达到高潮的1930 年11 月底至12 月初，他所在的师
「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 团」，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
六十多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几
人，「但还是杀了二十多人」。②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
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 团」问题上态
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 年10 月，随着「肃AB 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日益
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 月初和10 月底，省行委已着手部署纠偏措施，
但令人回味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1930 年11 月，毛泽东「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
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
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1930 年5 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
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
于8 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二
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
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引致毛的极大不
满，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
央为名反对自己？此时毛尚不知「立三路线」这个词语，于是认定「二全会」是「AB
团取消派」的会议，并将参加「二全会」的人一律视为「AB 团」分于，列入应予「扑
灭」的范围。
1930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
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③这张字条究竟是何内容不得而知，然而将李
文林与「AB 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10 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
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人」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
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 团」首领。
1930 年11 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
继被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1930 年12 月3 日写信给改组
后的江西省行委（李文林被捕后，由毛的老部下曾山领导）——（此信其实是毛泽东所
①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页 100-101
②〈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5 期。
③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 353；但据 1987 年中共吉水县党史办的调查报告称，李文林的父亲只是富裕中农，且早在1927 年5
月就病故。参阅〈关于李文林被错杀情况的调查〉，载中共江西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
辑，页326。
拈花一周微2012-02-20 06: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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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
#拈花的求助# 这六年，我数次几乎被强制“被精神病”，被打过，被抢过，被汽车“碰”过、被拘留过十五天！被经济扼杀！！！但是我没有屈服，我可以被”肉体消灭“，但是我不会放弃自己的尊严！！！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
#拈花的求助# 我已经被失业六年了！这六年，什么样的艰难苦困我都经历过！不到实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开这个口！假如朋友们还希望继续看到我的文章、我的微博，请你支持我，谢谢！！！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
#拈花的求助# 我的帐号是：3602841501034044366*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兴华支行开户名：张广红。电话：13640258735（最好是短信联络，因为一般陌生电话我都不会接）邮箱地 址：steve_zhang80@yahoo.com（这是我的账户信息）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
#拈花的求助# 我是一个MBA，曾经任职财富五百大公司的物流经理，历任香港上市公司/美国上市公司/新加坡上市公司的部门经理。假如不是相关单位的照顾，我早就是一家上市集团的全国物流总监或者一家欧洲公司中国区副总裁了。 （这是我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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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向台湾7个少数民族乡捐赠交通车】北京市长郭金龙今日率文化参访团到台中市，向台湾7个少数民族乡捐赠9辆中巴，供乡内孩童上学、老人就医之用。拈花：狗官，台湾人均收入是多少？国内人均收入多少？更别提那些山沟里赤贫的孩子，你怎么去面对那些饥饿的眼神？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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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大搞“唱红”，但故凯莱帮实德集团徐明大量敛财，徐明为其子呱全面支付英国及美国的生活费及学费，给予大量现金，使呱能经常出入声色场所，瓜的不雅照在 网上广为流传。徐明还用专机送瓜去波士顿上学，并送他法拉利跑车。瓜开法拉利跑车去约会洪博培之女被《华尔街日报》拍到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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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天： 路金波说韩寒4年花掉1000多万：“给他爸妈买套房，他妈妈买张床要17万；5、6个女友一人一张信用卡；买辆跑车半个月后不喜欢了，折价卖掉…”又 说，“4年付给韩寒1700万的版权费”。韩寒代言费更是不菲。但网友去税务局查询，仅查到韩寒申报收入为40万元，纳税为五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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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大称“反腐”，“严禁亲友经商”，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让部下不准帮前妻之子做生意，但他夫人故凯莱在达连大量地参与商业及地产项目批准，用律师顾问费名义收取佣金，将利益收取放在海外。据称参与项目三十多个，收取利益五至十亿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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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晚，央行突然宣布，从2012年2月24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次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选择在周六晚，在 历次调整中实属罕见。分析人士认为，存准率下调原因主要是考虑到外汇存款减少，热钱外流，同时国内的资金面比较紧张，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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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氓毕露 中国护照被视全世界最垃圾：免签入境的国家仅仅18个，有14个在非洲，连去港澳也要签证。全球183个国家排倒数第三，仅列于朝鲜，巴基斯坦之前。免签 的国家有些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香港免签国家135个，台湾免签国家124个。大国地位，可怜巴巴！继续援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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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春以来，云南“三年连旱”的局面还在持续并不断加剧。截至目前，该省农作物因旱绝收32.4万亩，村民洗澡洗衣成奢望。经济损失超过6亿元。云南网报 道，云南旱情呈迅速蔓延和日益加重的发展态势，形势严峻。2月上旬，云南全省平均降水量仅为1.2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少8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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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亲属接近冲情高层人士的匿名人士估测，用糠把持蒸发工作，在经界、发愿系统都有大量贪腐。枉丽君在崇庆打黑期间，以及在贴令任局长期间，极可能掌握了大量用糠的黑材料。用糠目前正焦头烂额，想方设法消除枉丽君事件对他的影响。这可能是他主持崇庆工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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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南海钓客：本人所发同国家体育总局刘局西沙钓鱼微博纯属本人捏造，事实是：本人在西沙遇到风浪，无法返回三亚，后获得西沙部队帮助，返航时偶遇在西沙慰问驻岛官兵的刘局，并合影留念。在此对此微博国家体育总局并刘鹏局长及西沙部队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诚挚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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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2月14日，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资深编辑比尔‧戈茨引用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透露，揍用糠已经开始接替伯主持宠清的工作，阻止都城高层对事件的全面调查或逮捕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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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枉离君被抓后，外界纷纷估测伯与蒸发萎枢机用糠将受连累。近一周来，没有报导粥用糠的消息，外界估测，粥用糠正把持宠清工作，焦头烂额无暇分身。记者调查发现，自从枉离君事件后，由于事件尚未延烧至用糠，粥用糠的活动显得比较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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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贪镇长# 此外，李丙春还先后从镇政府、镇辖村、镇属单位借出公款6笔逾亿元，这些款项大多转入李、孙二人控制的公司用于营利。在挪用公款罪名的指控中，涉案数额更是高达1.78亿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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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贪镇长# 李丙春还将北京甄氏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本应退还给李桥镇政府的2000万元拆迁补偿款私自截留，收入腰包。06年6月至8月，李丙春以镇政府招商引资 为由，擅自决定从李桥镇镇辖村、镇属单位借出土地补偿款等公款6600万元，借给北京甄氏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营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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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真相—数字: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日重要战争22次，中日记录完全吻合。中共参加的是0次，中日之间有3万8千至4万次战斗，中共参与了 100至200次战斗。参战8年里,国民军死亡365万,日军死亡240万,国民军高级少将以上死亡203人,中共方面,少将死亡有1人(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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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杯三鹿给党喝:一个体制内的朋友讲：你别看现在微博上那些公知们骂得凶，他们是未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心存幻想，还以为能够把当局骂醒，好推进民主改 革。其实真实情况如何，体制内的人最清楚。他们早已不抱任何希望，早早就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自己在国内一边高举红旗，一边能捞多少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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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持不同政见者在中国不存在。拈花：报告，我是中国公民，我是持不同政见者！！！！朋友们有谁觉得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过来报个名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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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邓小平不是总设计师】中国的改革从来就不是顶层设计，而是顶层许可。邓小平不是改革总设计师，而是总许可师。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那就是旧体制绑在中国人身上的绳子少了几道，但是松绑道路依然艰巨，而且一些松开的绳索正在重新被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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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贪镇长# 李丙春曾任顺义区李桥镇镇长、党委书记。因涉嫌受贿23万余元，于10年10月案发。经过办案人员调查，发现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李丙春涉嫌贪污高达 3837万余元的拆迁款。06年至07年间，李丙春利用职务便利，先后骗取拆迁补偿款一千万元和860万余元，并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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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贪镇长# 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原镇长李丙春，涉嫌利用职权便利贪污拆迁款达3800余万元，另外挪用公款的数额更是达到1.78亿余元，如果罪名成立，他将成为京城最大的贪腐镇长。下周，该案将在北京市二中院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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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同辉:【依法冲突被杀——司法应如何解释】大同市公安局下午对外证实称，山西省大同市副市长王伟国因家庭纠纷依法冲突被杀…….拜托诸位，您知道在司法的角度——什么是依法冲突被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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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傍晚，由零食馆车辆载着网丽君在双方预订地点由网丽君王立军自己走上四穿省征服车辆，返程都警倍区看管。总办、果办已下命令：任何部门、任何人未经总阳批准不准和网丽君接触、交谈。2月8日清晨七时，由生均区包围补奉命以转机押送网丽君返都，由都城未戍区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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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网丽君“自行离开零食馆”说法，据知是歪叫补和零食馆通过长达近九个小时的交涉，而有关方面和网丽君又通过三次电话交谈后，三方面达成的谅解意向，其中包括保障网丽君安全和法律、政治、公民权利；事件处理解决会做一定程度的公开；会以歪叫途径知会大食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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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突然性是，皇旗幡接室府办工听主人告知：“网丽君去向不明，川师、交通部门、电话、家属全无王的有关信息，从记录上看，有一辆从轻室征服室级干部车辆进入程都……等情况。”当时判断：一可能网会寻短见自杀；二可能网精神失常而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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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下午，网丽君以当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为名支开了助理和司机，叫他们早些返家团聚。网在下午3时许，亲自开车经渝蓉高速公路，按早前和零食馆联络定下的方式，在程都近郊换乘零食馆的车辆直抵零食馆，时间近晚上8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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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播、皇旗幡、市极为枢机和网李军军谈话，谈话内容有三点（在8日上午长萎会议上做了传达：（一）宗仰和市萎对你（网李军）的工作表现是肯定的， 总体评价是好的；（二）有关在原地区工作时情况，组织已展开调查，要相信组织，清者自清；（三）如有问题，要争取主动，放下一切包袱，讲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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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在从轻市萎缩议上由副枢机、室长宣布：网李军不再兼任工按局枢机、据长。望李军副时长分工负责教育、科技、环保、工商行政管理等。据《动向》杂志报导，2月3日，望李军出席常委会议，中途身体不适，到警备区医院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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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时报》记者比尔．戈茨：〝要揭露瓷器国的真相，这很重要，但是美征服不太愿意这样做。他们过于在乎不让总工生气。这也是他们不给网政治庇护的原因，特别是在洗即将来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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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时报》记者比尔．戈茨，日前报导了望李军到零食馆寻求庇护的详细情况，并根据美棺员的透露，指出望李军向提供的材料中，包括有关播、舟用糠的贪污腐败材料，以及两人密谋计划整垮戏金平，不让他顺利接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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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认为，望李军、播事件出现后，总工高调的均队维稳，影射出总工高层极度的混乱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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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李军案件爆发后，播的盘中棋危及到宗仰高层。权力争夺的战火一度让总工内部出现了恐慌。加上十八打的临近，近几天，传出军队发起了一系列整肃军纪、军风的新动作。中整治部、中后秦部分别发文，要求不对〝听从指挥〞。评论人士认为，总工害怕十八打出事，必须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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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同辉:【依法冲突被杀——司法应如何解释】大同市公安局下午对外证实称，山西省大同市副市长王伟国因家庭纠纷依法冲突被杀…….拜托诸位，您知道在司法的角度——什么是依法冲突被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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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山西大同副市长王维国（原左云县委书记该县以煤为主全国百强县）昨晚在山西大同城内御兴华都小区院内因卖官被妻哥周云用石头块砸死.山西大同这 是又一贪官被杀.原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李某被杀、原公安局长申公元被抓、原副市长王雁峰被抓等。山西大同腐败用法律无法解决了极端手段令人心慌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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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傍晚，由零食馆车辆载着网丽君在双方预订地点由网丽君王立军自己走上四穿省征服车辆，返程都警倍区看管。总办、果办已下命令：任何部门、任何人未经总阳批准不准和网丽君接触、交谈。2月8日清晨七时，由生均区包围补奉命以转机押送网丽君返都，由都城未戍区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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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网丽君“自行离开零食馆”说法，据知是歪叫补和零食馆通过长达近九个小时的交涉，而有关方面和网丽君又通过三次电话交谈后，三方面达成的谅解意向，其中包括保障网丽君安全和法律、政治、公民权利；事件处理解决会做一定程度的公开；会以歪叫途径知会大食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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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突然性是，皇旗幡接室府办工听主人告知：“网丽君去向不明，川师、交通部门、电话、家属全无王的有关信息，从记录上看，有一辆从轻室征服室级干部车辆进入程都……等情况。”当时判断：一可能网会寻短见自杀；二可能网精神失常而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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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下午，网丽君以当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为名支开了助理和司机，叫他们早些返家团聚。网在下午3时许，亲自开车经渝蓉高速公路，按早前和零食馆联络定下的方式，在程都近郊换乘零食馆的车辆直抵零食馆，时间近晚上8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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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播、皇旗幡、市极为枢机和网李军军谈话，谈话内容有三点（在8日上午长萎会议上做了传达：（一）宗仰和市萎对你（网李军）的工作表现是肯定的， 总体评价是好的；（二）有关在原地区工作时情况，组织已展开调查，要相信组织，清者自清；（三）如有问题，要争取主动，放下一切包袱，讲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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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在从轻市萎缩议上由副枢机、室长宣布：网李军不再兼任工按局枢机、据长。望李军副时长分工负责教育、科技、环保、工商行政管理等。据《动向》杂志报导，2月3日，望李军出席常委会议，中途身体不适，到警备区医院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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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2000的微博 【毛主席的政治诚信】周孝正教授曾问90岁高龄的毛泽东前政治秘书李锐：给毛主席的政治诚信打个分，是几分？李答：是零分。周以为听错，再问一遍，李锐说：是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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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子家最早装探头，好象是09年成都挨打回来后。第一个探头装在258门外旁边，后探头移到南面，对准大门出口。去年胖子出来后，在周围增加了探头。再后 来，可能是他欠了三万人的债，探头增加到十三个。草场地住了很多艺术家，能享受严格安保待遇的，也就是@aiww。他是国宝级别，比熊猫还珍贵。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
【你看了这些数字你幸福的了吗？】用于行政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 25.6% 印度 6.3% 美国 3.4% 日本 2.8% 教育医疗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中国 3.8% 印度 19.7% 美国 21.5% 日本 23.3% 在以上国家中只有中国喊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动人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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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认为，望李军、播事件出现后，总工高调的均队维稳，影射出总工高层极度的混乱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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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望李军出逃到零食馆被曝光后。网上盛传，跟播的妻子谷开来同姓的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也被查处，在均中引起不小的震撼。2月13号，《腥滑社》报导，均 委副竹席许财厚、海均死灵员吴胜利、空均死灵员许其亮等多名高层奔赴广州均取，进行政治宣讲。外界揣测，许财厚紧急南下，是为了平息均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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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李军案件爆发后，播的盘中棋危及到宗仰高层。权力争夺的战火一度让总工内部出现了恐慌。加上十八打的临近，近几天，传出军队发起了一系列整肃军纪、军风的新动作。中整治部、中后秦部分别发文，要求不对〝听从指挥〞。评论人士认为，总工害怕十八打出事，必须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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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蓬安 【教育部调查美文凭工厂 9成不合格学生来自中国】都是唐骏、禹晋永的学兄、学弟。教育部调查这个干嘛？这个应该由中央文明委去调查。教育部真想调查假文凭，还不如直接公布全国有多少人次获取过党校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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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房地产蓝皮书》副主编尚教蔚曾表示，2010年地方财政总收入中土地出让收入占比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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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还认为，地方政府低价收购老百姓的土地，再高价把这些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导致土地租金大大提高，农村土地价格大大下降，住房价格被推高，地方政府获 利。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一位专家表示，房地产业此前的利润可以达到20~30%，但土地成本占的比重最大。不过，目前房地产业已经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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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6日下午，“2012金凤凰地产峰会”在北京举行。在峰会论坛上，大陆知名房地产商任志强称，大陆房地产开发商是政府夜壶，撒尿要把夜壶提出来，撒完尿再把夜壶塞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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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士：播绝对不会束手待毙；他怎么这么快就这个消息，而且敢高调派从轻的经察到程都去围，证明这个人不是个善主，他有意把它搞大，反而总阳不好处置； 因为它不是一个播的问题，他跟台子裆这帮人都有来往。他们两边的内斗两边一伤，都只对这些老百姓有利；第二它们就只想势力的划分、摆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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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导，播手握多名长老会长老的黑材料，并籍此要胁长老们，他不会束手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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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要由衷：官方承认薛无罪，并给90万元人民币“生活补助”；家属不再追究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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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咏糠与从轻原工按局长文强关系密切，文强如果不出事的话，肯定是工按补副补长，舟咏糠当时给文强有两个选择，要么进工按部，要么进斯发部，当果家见狱管理举举局长，已经内定了。但由于高层一位人士未同意，后来没能上调。文强后来在拨“打黑”运动中被打倒并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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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在前网:国家草木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万民抗议政府瞒水污】2月12日，因不满政府蓄意隐瞒饮用水污染事故，江苏镇江上万市民自发冒雨抗议。大批警察 与示威人群爆发流血冲突，多人被打伤、被拘捕。为了维稳狗官置百姓生命健康于不顾，肆意隐瞒有毒化学品污染饮用水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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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停工# 港资企业勤兴软胶（深圳）有限公司因搬厂拒付工龄补偿，该厂八百多员工从2月2日开始罢工至今。当局派出数百警察镇压罢工工人，有3人被打伤，多人被抓。目前，劳资纠纷仍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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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研究发现，中国大陆在数十年肆无忌惮发展经济后，空气污染益发恶化，造成该国在2005年损失1,120亿美元的经济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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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利君在都城正被调查，他应该已经交代拨和洲用糠秘密计划阻止洗金瓶接班的细节。他们拟定了一个完整的攻击洗的计划，该计划在过年后实施。计划是透过海外 媒体，释放出对洗的各种指责和批判，消弱洗的权力，然后帮助拨接任蒸发委书记。拨掌握武警、公安系统后，时机许可时，强迫洗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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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利君逃奔零食馆事件看似风平浪静，背后其实有更大风浪在涌动。有消息人士指出，从轻当地的新富阶层虽然不敢公开表态，但私下均表示望利君出事“大快人心”，称从轻打黑以来，已有近600富人被捕或失踪，超过3000亿资产被充公或进入拨、望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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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望利君对总机委内部派系问题早就了如指掌，在何果墙的身边，有很多总机委的高官一直为拨服务，总机委针对从轻的任何风吹草动，拨都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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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机委的一个调查小组找到望利君时，望利君不但守口如瓶，只字不谈，还表现出相当反感。该调查组人员做了很多工作仍无济于事。最后，望利君对总机委的调 查人员说，我只接受果安补的调查，因为他们能遵守原则并保证我的人身安全，而你们却做不到。据悉，总机委参加调查的小组里边就有拨的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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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丽君向调查组和盘托出了自己去零食馆的初衷和目的，以及滞留期间与美官员的全部谈话内容，并交代了自己曾委托零食馆保护事先制作好的一份光盘证据。望丽君对果安补和中参二补的调查人员非常配合，并表现出完全充分的信任，愿意交代自己在零食馆期间所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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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丽君被果安部副补长球进等人带到都城后，当即被安排在一处位于都城玉泉路附近的高级寓所内接受调查，调查组由果按补和中参二补的高级情报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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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某政鞋委员在网上发帖称：“有今天的治安秩序，就有今天的工按部长！”那时中国的刑事案件每年以17%至22%的幅度上升，工按部门成了百姓公认的最腐败、最黑暗的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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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官员爆出望离均向美和都城方面都交代了“拨和州用糠秘密计划阻止洗金瓶接班”的消息。来自都城官场圈内消息人士透露，放出这样一条直接关系洗金瓶前程的秘密信息非常震惊，认为这是美通过这种非官方方式表达谨慎介入总蓝海内斗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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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飞：今天上午，成都黄文伟案件已经宣判，此案属于被拆迁户反抗当局暴力强拆，被当局构陷为所谓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三年半。是强拆案件中的夏俊峰案，请需要采访的记者朋友私信联系！求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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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裕来律师：【薛锦波一路走好！】@翁涛wt：薛锦波先生遗体己于今日归还，并订于在陆丰县殡仪馆召开追思会，限参加人数100人。薛锦波先生为争取民主自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正义和尊严。让我们共同送薛先生最后一程吧！薛公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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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美版广东省政协常委，打人被人肉了】1月，省政协大会上，刘伟宏说：“我20多岁还是个小姑娘时来到广东，遇到不少坏人，为了不让弟弟妹妹受到欺 负，我跟部长讲想加入政协。我要特别感谢他让我加入了省政协…”这番即席发言让全场哗然，她也因此被称为“政协版郭美美”。——部长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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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上功夫: 9日湖北公安县农机局正副局长在局长办公室内发生争执，继而引发肢体冲突，事后副局长到医院治疗，局长自称手部骨折。发帖人到县中医医院住院部，见到了正 在那里治疗的公安县农机局副局长朱某。朱某的右眼皮、右嘴唇伤口已缝合多针。据称是为了公款消费的报销问题而引发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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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eyuji 美国政府统计，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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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領導人訪美，喝一杯紅酒的成本是五億美元，吃一塊美國牛排的代價是十億美元，吃一隻美國龍蝦要付五十億美元，在美 國總統私人農場做一次客的代價是一百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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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今年税收超过10万亿，政府是怎么花的？美国政府看上去好像负债累累，问题很大，但美国政府3万多亿的财政支出里面，1.9万亿 是用在医保和社保上，占财政支出的60％—70％。我们征这么多税，用在医保上的钱却只有2000多亿！烧那么多的钱，却不用在老百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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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今次訪美，不僅與奧巴馬、拜登會晤，還將與議長博納、國務卿希拉妮、國防部長帕內塔、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等政要見面。美方給足了面子，索取的 回報恐怕也是高得驚人。在習近平訪美前夕，人民幣匯率重拾升值軌道，屢創新高。有經濟界人士稱，這一輪人民幣升值， 蘊含着中國給美國送的大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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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许光：强势关注！严惩凶手。【网传辽宁康平县政府强拆致三人重伤 照片惨不忍睹】发帖人称：外面有二十几个人拿着汽油瓶从窗户扔了进来…瓶子落在水泥地上粉碎起火门被堵死，张某和一个妹妹浑身着火。然后铲车撞裂墙壁，4人被拽出遭殴打，在张某小妹哀求下送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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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網引述消息指种选部和果无院心聞辦任由網路散布有關波的負面消息，試圖以這種方式加以羞辱，波已確定無緣擠入长老会之列。另有消息稱「現在长老会想的是如何能穩妥的除掉波，又能保全荡的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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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傳波曾在上周四晚上偷偷飛往帝都。香港《明報》透露，波當日白天還依公開行程，於貴州昆明考察，入夜便由从轻搭機奔帝都，直到上周六才公開現身與哈波會面。至於他這段期間在帝都做了什麼，無法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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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持续数天的富士康集团旗下奇美电子宁波厂罢工事件，在资方同意每人多发四百元人民币之后落幕。台资的奇美电子自称是世界第四大面板生产商，在中国的南海、宁波、深圳、南京等地设有工厂。奇美电子宁波厂共有4个厂区，雇用员工大约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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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中興名臣曾國藩早就論斷：“米人秉性淳厚，與中國常思報效之心。”要知道李鴻章怎麼說，朝鮮方面有記載，他教導末代王妃閔妃（即韓劇《明成皇后》主角）說：要多依靠米國，米國與其他洋夷國家不同，講道理，重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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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笔巨大的补贴费买单的一方是驻美大食馆。通过高效率地组织这种欢迎活动，食馆可以向帝都展示出他们对华人团体所做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华人团体与众侨领也能通过这一活动更加积极地向组织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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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次参加欢迎洗金瓶活动的奖励有多少呢？各种说法不一。记者询问了一些参加这些活动的华人，有人说每次活动补贴50美元，但也有人称补贴的金额是200美元。西北同乡会一位负责人则说，补贴是在参加完欢迎活动之后才会补发的，目前他也不清楚具体金额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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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位当地华人爆料，去年年初呼访美时，他参加过一场上午的欢迎活动，获得了40美元。据他讲，参加当天下午活动的人也能获得40美元补贴。按照大华府地区的消费水平，交通及餐饮的实际费用不会超出20美元，因此，参加迎接活动的人实际上还有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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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金瓶访美活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侨领及众多华人团体也展开了欢迎与接待他的工作。不过，据一些华人爆料，参加欢迎洗金瓶的活动还有一些额外的好处。同乡 会联合会负责人在通知中说，他们将按惯例提供适当的“交通餐饮补贴”给每位参加者。也就是说，这种补贴行动是由来已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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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丽君独闯零食馆后，皇起帆遵从波指示，带领武警奔驰300公里，从从轻到达零食馆。其后皇上周五被召入都， 但皇起帆和谁会面则不清楚，谈话的主题是什么也不得而知。有传言指高层震怒以至亲自向皇起帆追问细节，要他解释他率经察包围零食馆的原因，以及从轻为什么 称枉丽君是在”休假式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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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散步# 2012年2月13日上午10点，江苏南通港闸区永兴商场商户上千人高举“道路要畅通，我们要吃饭”的横幅标语，到港闸区政府抗议，因港闸区政府漠视不理，激怒了抗议的民众，愤怒的民众将港闸区政府的大门砸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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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人士透露，对枉丽君的行為，帝都已经定调他有「极為严重的政治问题。」实际上否定了从轻之前有关王「精神高度紧张」的所谓抑鬱症说法。而政治问题，与 涉及贪腐的「经济问题」亦有区别。政治问题范围广泛，从选举中拉票、诬陷他人、封官许愿，到散播政治谣言，以至泄漏机密等，都属「政治问题」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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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都方面已经初步定调，闯入零食馆、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的枉丽君有「极為严重的政治问题」，间接否定了有关枉精神不正常的说法。对於有关枉丽君闯入零食馆 后，波也曾到程都幕后指挥包围的报道，消息人士证实，波当天并未去，经方是由皇起帆带队，皇还曾进入零食馆与枉丽君谈判劝他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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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香烟滤嘴材料含剧毒 秘密被隐瞒十年】。过滤嘴外包纸(橘黄色水松纸)含有有毒重金属铅和铬。国内烟草行业为降低成本，把本来的过滤嘴材料木质纤维换成聚丙烯。三种添加物黏合剂、稀释剂、硅油导致生产工人头晕、恶心、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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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当王立军这位前公安局长，副市长，遇到冤屈时，都不能通过正当的渠道解决，而是直奔美领馆，因此可以想象那些唐福珍们伸冤无门只能自焚，钱运会们只能车轮死，难怪杨佳去杀警察，钱明奇炸政府大楼，胡文海杀官员了。因为法律成为一种可用可不用的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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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散步# 南通市红枫丽莱公司表示她们不要搬迁补偿，只需租房能把公司安顿下来就可以，对方依然不接受这最低的条件。在她们向南通市委、市公安局、市信访、港闸区、 港闸区信访、唐闸派出所等投诉，并提供监控录像、证据、罪犯人名的情况下刑警才立案，但至今未对此案做任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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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散步#这帮人用两台挖掘机把房屋强行非法进行拆除。公司财产及资料和个人财产全部砸毁在被拆房屋内。他们还把7名员工和一名休假的武警警员像押罪犯 一样不许穿衣服、鞋袜押到广场变电房门前，8人都不同程度受到伤害（其中两人当时住院，警员颅内出血、一名工人心脏病），非法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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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散步# 1月9日，政府和拆迁公司6人到南通市红枫丽莱公司逼迫她们接受120万元的搬迁补偿，要求12天必须搬出交房，否则后果自负。2010年12月31日， 她们厂所在地块在没有竞拍的情况下，以19.2亿元的超低价格定向卖给深圳华强新城市发展有限公司，该价格低于竞拍价约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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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散步# 11年元月，南通市红枫丽莱公司被一群黑社会团伙袭击。他们疯狂的爬围墙进入厂区，砸碎办公室、展厅、财务室、销售部、的玻璃，砸开门窗，闯入室内，抢走 货款及财物等。损毁机械及所有的磁盘、账目、票据、合同、及许多有效合法证件等。用砖头、瓦片、棍棒及其它凶器袭击公司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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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散步# 下午，永兴商场商户继续上午的示威游行，向市政府所在地进发，当局出动100多警察。但出乎意料的是，警察并没有阻止示威游行队伍，还为示威游行开道，也有来声援的群众跟随游行队伍直奔市政府。南通市红枫丽莱木业有限公司老板徐艳丽也加入了示威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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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散步# 港闸区政府为逼走永兴商场还在正常经营的商户，以堵路阻挡客户前去购买商品的手段，妄图达到商户搬迁的目的。目的没达到，港闸区政府雇佣黑社会强拆永兴商场，由于商户们的齐心护卫，强拆未能成功。2月13日上午10点，永兴商户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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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散步# 港闸区政府定向让利近60亿元招进大公司“华强”，为建新项目，对98年招进的小公司没有任何条文，没有合理补偿逼其搬迁。没到期限进行非法暴力强拆致使其诸多小公司破产，南通著名的有三百多商户的大商场永兴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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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散步# 2月13日上午10点，江苏省南通港闸区永兴商场商户上千业主，高举“道路要畅通，我们要吃饭”的横幅标语，到港闸区政府抗议示威，获群众声援。当局派出的一百多名警察没有阻止示威游行队伍，还为游行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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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萍196412 ：中共当员独立参选人冯成宽，因为向我诉说该选区违法选举的参选黑暗与经过。昨晚被不明身份人打断腿！联想独立参选人李碧云被破坏选举罪名，发现对独立参 选人打压与迫害是何等残忍！因为积极索要被选举权，以致于动用黑恶势力对付独立参选人。这就是中国式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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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上的猴子：一篇小文错误百出，几十万字小说草稿干干净净？！每当大家感到无聊的时候，30岁活了15000天的玩笑哥总会及时给大家提供点笑料。玩笑哥韩寒，你爸喊你回家抄作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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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展奋: 我证实：沈嘉禄所言，确有此事，事情发生在上周四，文章上版后，说上面有保韩的禁令，只得撤下。其文写得非常精彩，当然也很公允。插入了公权力的干涉，我感到非常不平且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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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嘉禄1001 ： 我有一朋友写了一篇文章，对韩方之战发表一点看法，特别是对韩少先悬赏后击鼓公堂的做法感到不解，但文章在上版面后拉下来了，据说是上面有指示。这种文人 间的笔墨官司本来价值不大，但领导从国家形象上考量，而且居高临下插一手的话，中国还有言论空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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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导演：宣中部对质疑“韩寒”报道的禁令，是中国所谓知识界和媒体的耻辱，这一天，或许是你们想尽快遗忘的一天，但许多年、或不需许多年后，我们都会感到我们其实不配争取我们的自由，因为我们曾对自由撒谎，并还会撒谎，还会因私利因犬儒而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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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新民周刊@胡展奋 披露，确实有保韩禁令。看来有微博传闻说广东萱萱在韩三篇之前和韩谈过，也应该属实。韩的出版人路金波也默认韩五毛之说的意思。韩寒终于露出网络时代余秋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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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息称上海宣传部曾发出通知，禁止批判韩寒。这一消息进一步确认了韩寒受中宣部禁令保护，从而也确认了“韩五毛”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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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你怎么了？我这辈子就跟你在一起了！”日前，广东省政协常委、深圳某中心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宏开新闻发布会，回应“涉嫌违规售铺”一事。但刘伟宏在新闻发布会上辱骂《深圳商报》女记者，中途离席后又当街拳击跟进采访的该记者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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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们在从轻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后，立即赶到帝都，在果按部和工按部均未得到有关枉丽君的任何消息。在工按部的接待室，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不知情；而在果按部，他们得到的回复是“无可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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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丽君家属为了解事件真相，枉的妻子肖淑丽、弟弟枉立辉特地到从轻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求证有关枉丽君的真实消息，但都被告知事情正在核实与调查当中，无法告知详情。他们想当面向波求证，也被委婉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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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江湖:愤怒！荒唐透顶！武汉江夏区农民工讨薪无果反遭拘留！官府，你不帮弱势群体讨还血汗钱也就罢了，居然助纣为虐！网友，请群起讨之、要求放人！劳 动部门吃什么的？农民工求助多次，你们袖手旁观，就知道讨好有钱人！万般无奈拉个横幅，你们就紧张得这个鬼样子！请网友帮助他们吧！扩散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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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学者说什么波还能进入长老会的话，是不成立的，而且在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波的丑闻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时虎文还把波留在班子内，那是自我抹黑。有 评论说，尽管虎外表木讷，但出手却有屠夫的果毅，如1989年他在洗脏戒严枪杀脏民，没有这个狠劲，他也不会被等萧瓶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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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文是很想处罚波的，为什么呢？因为双方对立到这种程度，若虎不惩治波，不杀一儆百，各地方大员将效仿波以各种方式与宗羊争权力，各地将处于半独立状态，“政令不出总男还“的局面将进一步恶化，宗羊权力将全面失控，那虎的位置也就坐不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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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有消息说，九长老一致同意彻查波。有分析认为，提拔波的蒋派人马既然保不住他干脆同意调查，好全面控制调查范围以求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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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波有三种可能的去向，1、让他体面退休；2、追究他D内的责任让他受到羞辱、摔跟头；3、把他往死里弄，把他投进大牢、监禁，利用这个机会大做他腐败 和各种刑讯逼供、刑事上抓住把柄。从目前来看长老会还没有达成最后一个方案，这种情况下给波留了一定空间，让他的形象在媒体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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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离君出来后，波继续命令皇起帆拦截他们。在零食馆前，求进和皇起帆在栅栏后没国军人的注释下激烈争吵。最后，帝都有人亲自打电话给波，波没办法只好告诉皇起帆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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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按副部长求进到现场后，也和枉离君谈话，并转达帝都的承诺：保证枉离君的安全和进行公正的调查，枉离君才自愿出来。美亦员日前要求对事件进行调查，看是 否处置得当，应该与整个事件的复杂、严重性有关。对美方，除了枉离君的情报价值是否被妥善利用了，还有从轻的包围行动，牵涉到国际法等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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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皇起帆请求并获准进入零食馆，在零食馆内，皇起帆和总零食以及枉离君谈话近一小时，但枉离君坚决拒绝跟皇起帆回从轻，枉离君军清楚的表明，波会用各种方式暗杀他，无论皇起帆还是任何人的承诺都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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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枉离君“滞留”零食馆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确切消息：了解事件过程的知情人士透露，枉离君进入零食馆后，波亲自赶赴程都，指挥包围零食馆，但波本人没露面，而是让皇起帆公开活动。在斯川武警和果安到场后，仍下令从轻金察不得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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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青说，他们处心极虑地拼凑包装黑社会，其目的就是抢钱充公，要不，为什么涉及45亿的一个大案，却在区级法院审判呢？原来，与沙坪坝公安分局联系密切 的迈瑞公司正等着吞掉李俊，李修武的“大蛋糕”。从轻工按局负责李案的魏星说，我们知道赵长青参予相关刑法的制定，但找他辩护也没用，我只听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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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轻新闻界消息人士说，赵长青是从轻市委，市政府的法律顾问，参加庭审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有好多都是赵长青的学生，都认同老师的观点，但波用问强案吓傻了从轻公检法，大家都得照着波的批示判案，不仅法官不客气地打断赵律师的辩护，还不允许媒体报道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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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古稀律师赵长青：波一声令下，不仅数百家民企都变成了黑社会，数以千计的老板成了“黑老大”，我的辩护权也受到了限制，波亲自多次约见我，恐吓我说， 以后涉黑的案件不允许我参与辩护，如果再说三道四，我对你就不客气，还说，你的事务所没有偷漏税的事吗？别以为你女儿，女婿在那里，我查不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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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古稀律师赵长青：一个干了20多年的民企，向国家缴税数以亿计，解决职工就业数以千计，只因为波一句话，一夜间一家30几口都打成了黑社会组织，一点证据也没有啊！他们太冤了，波和枉离君，这是公开地诬陷，乱法，抢钱，中国的法制堕落到如此地步，夫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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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古稀律师赵长青，兴奋地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波和枉搞的“二次文革”，我以前就经历过，现在又体验了一遍，从轻的运动式打黑破坏法制，践踏人权，必将 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激化，其结果就是官民对立，官官互残，人人自危，枉离君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如果不尽快解决波的枉法问题，中国还会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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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先生回忆，据说当时送行的打连市民也达十万人，当时至少有一半的打连人被他蒙骗。波在打连很会做样子，城市景观搞得很漂亮，后来大家才发现，打连的财政出现巨额的亏空，打连要五十年才能弥补这个亏空，简直就是一个败家子！现在打连人都在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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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景先生对记者表示，当年波离开打连去审阳当书记时，打连有许多人送他，看见在高速路上送他的车队一眼望不到头，至少有上千辆车，据说车队从打大连一直连到审阳，“后来听他的铁杆手下的小舅子在饭局上亲口说，都是得到波好处的关系户组织的，波就喜好这个，要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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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避孕药实名制–近日，福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药店出售紧急避孕药时，需要登记购买者的身份证信息，称这是为了监管需要，一般情况不会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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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但即将上台的洗金瓶不会像当初蒋蜇民修理臣稀同，也不会学虎紧套对付臣娘宇。预计波最坏的结果是政治生命，而曾被高层个别领导推荐做工按部主要领导的枉离君，除了政治生命的完结，刑责也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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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消息：九长老和退休的蒋蛰民等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对波和枉离君进行调查，并“尽快给人民一个交代”，希望在3月的两会期间已经有调查结果。目前，枉离 君正接受国安的调查，调查他进入零食馆的“叛逃”尝试，而波将被总几委调查。中纪委将调动最有经验的人组成新的小组，开展对波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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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从轻冒着触发歪叫事件而派出大队警车到程都，为了堵截枉离君制造了轰动世界的丑闻。据悉，帝都正在调查谁泄露消息给波，差点引起灾难性后果。分析人士指出，从轻事件，蒸发委输记洲咏康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媒体，更有传闻洲咏康曾在从轻。目前不知道两者间是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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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离君进入零食馆后，从轻方面开始并不知情，期间应该有人通知了从轻，才有了从轻警车包围零食馆，皇起帆进领馆要人这一幕。据知情人士透露，枉离君进入零 食馆后，大食使馆通告知歪叫部枉离君的情况，歪叫部随后报告给最高层和蒸发委。由此判断，通知从轻的应该是歪叫部、蒸发委、九长老某人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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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床上到主席台上】陈丽原是歌舞厅三陪小姐，与荆门市市委书记的焦俊贤结识，成为情人，并叫“干爹”。焦俊贤将其发展为党员，调入荆门市掇刀开发区工委宣传部，被任命为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并准备出任宣传部副部长。——好一个正确舆论导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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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处无期徒刑的前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重获自由了 】 坐落在北京万寿路的中办老干局，常常来一位身材矮胖的部级干部，在老干部局的豪华餐厅和茶艺室与众多来自东北的大款和高官们聚餐。这位并不神秘的人物不是 别人，他就是在2003年秋天被中纪委双规后判处无期徒刑的原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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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间看到一条外国评价中国的评论，太TM讽刺了——【该国的愤青保不住自己的工作，保不住自己的爱情，保不住自己的房子，保不住自己的家，保不住自己的权利，保不住自己的安全，保不住自己的自由，保不住自己的生活……却想保住钓鱼岛。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2) 高华2012-02-21 06: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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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12日于南京龙江寓所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一 「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独裁」问题
发端于1942 年春的延安整风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毛泽东长久以来对原中共中央
不满的一个总爆发。整风运动的起步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它的近期的准备和酝
酿，虽然可从1935 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和部署中寻找到踪迹，但其
根源则可追溯到苏维埃运动时期。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最高层
之间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恩怨，双方既有过合作，但更多的却是互相猜疑和防范。在毛
与原中共中央的矛盾中，政见分歧占突出地位，但其它因素——由毛的个性和工作作风
而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排斥也占据一定的比重。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中共中央对于毛泽
东，一直是欲用不能、欲弃不舍。
毛泽东之在中国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始自于1927 年秋率众上了井冈山，最先走
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从此成为中共武装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在国民党方面，毛固
然为其心腹大患的「朱毛赤匪」的首领；而在中共及莫斯科方面，毛则是创建了可使中
共赖以生存的红色苏区的头等功臣。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毛却因其思想、行为中
的「异端」色彩不大见容于莫斯科及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异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
内容与表现。1927—1930 年，是毛「异端」萌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莫斯科和中共
中央密切注视着毛泽东在江西的活动，尽管对毛的部分观点存在疑虑。对江西共产党区
域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总的说来，对毛泽东的意见和毛在红军、根据地内的
领导地位是承认和尊重的。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毛泽东对中共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就是在1927 年国
共分裂后最严重的形势下，毛以极大的勇气和智能开辟了一块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发展
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军队，使中共在国民党统治的汪洋大海中有了可以立足、并
实现其政纲的地盘。1928 年6 月，在毛泽东未出席的情况下，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
大仍选毛为中央委员。在处理毛泽东与其它重要军政领导人的关系问题上，中共中央也
极为谨慎，一般都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为重。1929 年9 月，周恩来指导起草的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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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来信」，在毛泽东与朱德间就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的权限关系而发生的争论中，
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帮助恢复了毛对红四军的领导。①
1927—1930 年毛泽东主要以军事领导人闻名于中共，其活动基本上也是围绕军事
武装问题而展开，理论活动只是其军事活动的一个侧面。中共中央认为毛的理论观点仍
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路线的框架之内，毛并没有要求中共中央修正以城市为中心的总
路线。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中享有实际的最高权威，中共中央对
江西根据地的指示基本是通过毛泽东来贯彻和实行的。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
示，毛根据现实和自己的需要加以灵活的解释，因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上海的中共
中央对毛并不构成直接和具体的约东。毛所领导的红四军是维系根据地军队、党、苏维
埃政权生存的唯一重要的柱石，而毛所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是红四军的最高职务。江西
苏维埃区域各级党、政机构的多数负责人，和主力红军的各级领导人中的大部分，都是
跟随毛上井冈山，或较早参加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斗争的老同志。这些人虽然对共产国
际和中共中央充满尊敬，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在情感和知识背景等方面却和共产国际及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存在着隔膜，他们对共产国际的尊崇和服从是以尊崇、服从毛泽东来
实现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只有通过毛泽东才能具体影响江西苏
维埃区域，而这种影响大体也处在毛的控制之下。
但是随着1930 年后中共中央对江西苏维埃区域的日益重视，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
逐渐向江西倾斜，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干部陆续被派往江西以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渐渐微妙起来。
中共中央原先为了中共的发展和红军力量的加强，一度隐忍了对毛泽东某些「异
端」观点和行为的不满，现在，从江西苏区不断传来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对
毛逐渐形成了某些消极性看法。
一、「农民党」的问题
「农民党」的问题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于1929 年2 月25
日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提出来的。杨克敏就中共在边界地区的组织状况写道：「因为
根本是个农民区域，所以农民党的色彩很浓厚」②。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谈
到类似的情况：「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③ 「农民党」问题的严重
性首先表现为江西共产党区域的各级基层组织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农民。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 年），页 169。以下称《周恩来
年谱》。
②〈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 年2 月25 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
民出版社，1986 年），页 136。
③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年），页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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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农民中还包含许多「帮会」分子。据杨克敏的报告，酃
县中共党员三、四百人，「且多洪会中人」。①
第三，地方党组织的家族化。由于根据地只能存在于偏僻的乡村，而湘赣边界的
山地又基本上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下，家族——宗族组织就成为维系当
地百姓社会生活的唯一重要纽带，中共在乡村的组织不可避免与这种家族——宗族结合
在一起。一姓一族的成员组成党支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
族会议」。
第四，由于党组织成员几乎全为农民，文化程度很低，许多人甚至是文盲，「斗争
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党的思想训练在实施中遇到极大的困难，许多
党员和基层党组织表现出严重的「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一些最
基本的党的知识也难以接受，对此毛泽东极为感慨：「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
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②
杨克敏的观察和毛的看法基本一致：「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
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③
尽管毛泽东与杨克敏在对党的「农民化」问题上的分析大致相同，但是两人在对
问题的性质及处理方法的认识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别：
毛泽东只是提出党的农民成份居多的事实，而杨克敏则认为边界的党组织是「农
民党」。毛认为，可以通过给农民灌输通俗的革命知识将农民改造成布尔什维克；杨克
敏则认为，由于农民文化如此低下，政治知识极度缺乏，「实在很难使农民有进步的思
想发生」。杨克敏的看法实际上反映的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正统观点，即认为，只
有通过党的工人阶级化才能克服「农民化」对党的危害。
毛泽东虽然在1926 年9 月就曾表述过「农民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但在1927—1928
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概念对毛仍具有相当影响。由此出发，毛一度对党的「农民
化」表现出某种忧虑，但是经过在湘赣边界一年多的游击战争和对农村经济社会状况了
解的加深，毛逐渐消除了他对党的「农民化」趋向的担心。毛认为尽管农民知识低下，
但政治教育可以发挥作用；至于农民文化知识少，正可避免第二国际错误思想的影响。
而更现实的问题是，在江西根据地几乎不存在工人阶级，即使勉强地把所有小作坊的工
匠和店员列为工人，和农民相比，在人数上也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毛很快就改变了
对边界党组织「农民化」的批评，转而致力于对农民党员的思想训练。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通过政治训练改造农民党员的观点，中共中央很难提出任何正
式批评，一则因为毛泽东并未否认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作用；二则如果按严格的苏共标
准衡量，苏区的中共党组织将不成其为共产党；面对现实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依靠思想灌
①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 年2 月25 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
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134。
②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年），页79。
③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 年2 月25 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
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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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使农民党员布尔什维克化。但是，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解释方面的灵活性
却有所不安，毛在一般肯定工人阶级革命作用的同时，愈加突出强调农民对中国革命的
意义，在中共中央看来，毛已开始表现出「离经叛道」的趋向。
二、「军党」的问题
1927 年IO 月，毛泽东率秋收暴动队伍上井冈山以后，军队就成了维持苏区存在的
唯一重要的力量，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党与红军已融为一体，军队实质上已成为中共
党组织的化身。
在红军中建立党组织是毛泽东吸取中共在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加强党对红军的
领导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毛认为中共在1927 年的失败原因之一即是「我们在国民
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
重的考验」。1927 年IO 月，毛在永新县三湾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10 月中
旬又在酃县亲自主持了六个士兵党员的人党宣誓仪式。从此，在红军中大力发展党员，
成为中共一项最基本的制度。
与「支部建在连上」相配套的是继续采用仿效苏联红军模式的北伐时代的党代表
制度。自1929 年起，红军中的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从1931 年起改称政
治指导员，此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军队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它实际上是地方党的保姆和守护者。1928 年4 月之前，
中共湘赣边界的地方党组织基本处在分散和工作全面停顿的状态，5 月中旬，毛泽东在
宁岗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此次会议正式确定「军队帮助地方
党发展」的方针，选举了以毛为书记的边界第一届特委会，毛泽东从此一身兼军队和地
方的最高领导。然而军队主力一旦转移，地方党的生存马上就发生危机。1928 年8 月，
遵照湖南省委指示，朱德率红军主力进攻湖南，导致「八月失败」，边界各县党组织和
政权大部分解体。而一旦主力红军于9 月重新占领该地区，所有的中共组织和政权即迅
速重建起来。军队的作用如此显着，地方党组织隶属军队系统的领导也就逐渐被认为是
顺理成章了。
对于中共军队在根据地对党组织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中共中央的态度是矛盾和复
杂的。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完全支持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也深知军队领导地方党是艰
苦恶劣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对中共军队的农民化、军队对地方党组织支配
性的关系深感忧虑。
1928 年6 月4 日，中共中央在《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虽然承认了毛泽东
统领湘赣边界红军与地方党的最高权威,但对湘赣边界党和军队的工作也提出了一系列
批评。中共中央对红军中农民成份的急剧增长表示严重的忧虑，认为「无论在政权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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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党的指导机关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意识的影响」，要求毛泽东注意在红
军「成份上尽可能增加工农和贫农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指示毛泽东必须「彻底
地改造各级党部及指导机关，多提拔积极的工农分子特别是工人分子参加各级党部的指
导机关」。中共中央还批评湘赣边界的「苏维埃政权，多是上层的委派的而无下层选举
的基础」，责令毛泽东改变方式，「禁止党部和军队委派苏维埃」，「绝对防止党命令苏维
埃的毛病」。①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红军成份，调整党、军队与地方苏维埃关系的训令，实际上是
一种仿效苏共经验的一厢情愿的空想。1928 年湘赣边界共产党的状况与1917—1918 年
的俄共与苏俄红军的情形不啻相距万里。在湘赣边界形成的由农民组成的红军，和在红
军指导下建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苏维埃政权的三位一体，是客观历史环
境的产物。这个以军队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是作为苏共模式一个分支的中国共产革命的一
个基本形态，只是当时，它正处在刚刚成长的萌芽状态，而不被正统的中共中央所理解。
三、毛泽东的「书记独裁」的问题
毛泽东既是湘赣红军的创始人，也是湘赣边界党组织的领导者，由于军队对边界
共产党的存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毛兼军队与地方党负责人于一身也就十分自然了。
但是随看毛身兼二职，全部权力逐渐集中到毛泽东手中，逐渐出现了对毛大权独揽的议
论。
曾经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的杜修经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指出：
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而
泽东同志又负军党代表责，个人精力有限，怎理得这多？②
一度担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亦有同感：
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
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裹，后来（杨）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
个人的独脚戏。……党员崇拜领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认得党的组织。③
和杜修经、杨开明议论毛泽东「书记独裁」相联系，在中共中央1928 年6 月4 日
〈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要求朱、毛取消红四军的党代表制，建立政治部体制，
也包含了分散作为红四军总党代表毛泽东权力的意思。1929 年红四军内部围绕朱德与
毛泽东的权限范围的问题终于爆发了一场严重争论，虽然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和战
术方针比较接近实际，但是由于他的专断作风也十分明显，红四军多数干部对毛都存有
不同程度的意见，④毛泽东曾一度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往地方工作。最后，中共中央出
① 〈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1928 年6 月4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第4 册（北京：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1989 年），页248、253、256、250、252。
② 杜修经：〈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 年），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页20。
③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 年2 月25 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
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 132、136。
④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 年），页171、205-207、34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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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红四军统一和发展江西根据地的战略考虑，决定在朱、毛之间支持毛作为红四军最高
领导，才解决了这场领导机关内部的危机，但是对毛泽东「书记独裁」的不安并没有真
正消除。
杜修经、杨开明对毛泽东「书记独裁」的议论不是偶发的，它来源于中共中央，
是处于转折年代中共路线、方针和工作方式急剧变化的产物。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理
念和党的作风上还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初期党内民主化思想及其实践的影响，因此对江西
根据地的「书记独裁」现象颇为不满，所谓「群众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显然是指只
认识毛泽东而不认识党。对此，中共中央别无他法，只能再次重申「增加工人领导力量，
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一类的意见。
对于有关「书记独裁」一类的议论和指责，毛泽东很不以为然。1927 年「八七会
议」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大改组，瞿秋白曾建议毛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不
愿跟你们去住高褛大厦」，主动前往艰苦的农村，为共产党开辟一条新路。毛在湘赣边
界也经常向中央汇报工作，反观上海中央领导人，论资历不及昔日的陈独秀，论工作成
绩也乏善可陈，却在上海的「洋房」里指手划脚，只能徒增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反感。
综上所述，1927—1930 年，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线方面并无大
的矛盾，但已隐藏着若干不协调的因素：「农民党」的问题，「军党」的问题，以及毛泽
东「书记独裁」的问题，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日后又发展为其它一系列新问题，导
致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二 毛泽东在「肃AB 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
在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诸多矛盾中，有关肃反问题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
突出的地位，但是这个问题又十分敏感，无论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将各自在肃
反问题上的责任言深说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还说了
许多言不及义的话，造成了大量假说的流行。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
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 年镇
压「AB 团」的行动。在极困难的形势下，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作了许多努力，试图纠
正毛的错误，但是中共中央却从左的理念出发，否定了项英的意见，全力支持毛泽东，
从而形成了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合作。以后随看肃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中
共中央才着手调整政策，而与毛的合作也走到了尾声。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1928 年9 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
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
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
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
2002年5月12日于南京龙江寓所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一 「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独裁」问题
发端于1942 年春的延安整风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毛泽东长久以来对原中共中央
不满的一个总爆发。整风运动的起步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它的近期的准备和酝
酿，虽然可从1935 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和部署中寻找到踪迹，但其
根源则可追溯到苏维埃运动时期。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最高层
之间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恩怨，双方既有过合作，但更多的却是互相猜疑和防范。在毛
与原中共中央的矛盾中，政见分歧占突出地位，但其它因素——由毛的个性和工作作风
而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排斥也占据一定的比重。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中共中央对于毛泽
东，一直是欲用不能、欲弃不舍。
毛泽东之在中国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始自于1927 年秋率众上了井冈山，最先走
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从此成为中共武装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在国民党方面，毛固
然为其心腹大患的「朱毛赤匪」的首领；而在中共及莫斯科方面，毛则是创建了可使中
共赖以生存的红色苏区的头等功臣。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毛却因其思想、行为中
的「异端」色彩不大见容于莫斯科及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异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
内容与表现。1927—1930 年，是毛「异端」萌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莫斯科和中共
中央密切注视着毛泽东在江西的活动，尽管对毛的部分观点存在疑虑。对江西共产党区
域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总的说来，对毛泽东的意见和毛在红军、根据地内的
领导地位是承认和尊重的。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毛泽东对中共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就是在1927 年国
共分裂后最严重的形势下，毛以极大的勇气和智能开辟了一块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发展
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军队，使中共在国民党统治的汪洋大海中有了可以立足、并
实现其政纲的地盘。1928 年6 月，在毛泽东未出席的情况下，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
大仍选毛为中央委员。在处理毛泽东与其它重要军政领导人的关系问题上，中共中央也
极为谨慎，一般都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为重。1929 年9 月，周恩来指导起草的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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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来信」，在毛泽东与朱德间就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的权限关系而发生的争论中，
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帮助恢复了毛对红四军的领导。①
1927—1930 年毛泽东主要以军事领导人闻名于中共，其活动基本上也是围绕军事
武装问题而展开，理论活动只是其军事活动的一个侧面。中共中央认为毛的理论观点仍
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路线的框架之内，毛并没有要求中共中央修正以城市为中心的总
路线。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中享有实际的最高权威，中共中央对
江西根据地的指示基本是通过毛泽东来贯彻和实行的。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
示，毛根据现实和自己的需要加以灵活的解释，因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上海的中共
中央对毛并不构成直接和具体的约东。毛所领导的红四军是维系根据地军队、党、苏维
埃政权生存的唯一重要的柱石，而毛所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是红四军的最高职务。江西
苏维埃区域各级党、政机构的多数负责人，和主力红军的各级领导人中的大部分，都是
跟随毛上井冈山，或较早参加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斗争的老同志。这些人虽然对共产国
际和中共中央充满尊敬，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在情感和知识背景等方面却和共产国际及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存在着隔膜，他们对共产国际的尊崇和服从是以尊崇、服从毛泽东来
实现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只有通过毛泽东才能具体影响江西苏
维埃区域，而这种影响大体也处在毛的控制之下。
但是随着1930 年后中共中央对江西苏维埃区域的日益重视，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
逐渐向江西倾斜，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干部陆续被派往江西以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渐渐微妙起来。
中共中央原先为了中共的发展和红军力量的加强，一度隐忍了对毛泽东某些「异
端」观点和行为的不满，现在，从江西苏区不断传来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对
毛逐渐形成了某些消极性看法。
一、「农民党」的问题
「农民党」的问题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于1929 年2 月25
日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提出来的。杨克敏就中共在边界地区的组织状况写道：「因为
根本是个农民区域，所以农民党的色彩很浓厚」②。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谈
到类似的情况：「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③ 「农民党」问题的严重
性首先表现为江西共产党区域的各级基层组织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农民。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 年），页 169。以下称《周恩来
年谱》。
②〈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 年2 月25 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
民出版社，1986 年），页 136。
③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年），页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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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农民中还包含许多「帮会」分子。据杨克敏的报告，酃
县中共党员三、四百人，「且多洪会中人」。①
第三，地方党组织的家族化。由于根据地只能存在于偏僻的乡村，而湘赣边界的
山地又基本上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下，家族——宗族组织就成为维系当
地百姓社会生活的唯一重要纽带，中共在乡村的组织不可避免与这种家族——宗族结合
在一起。一姓一族的成员组成党支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
族会议」。
第四，由于党组织成员几乎全为农民，文化程度很低，许多人甚至是文盲，「斗争
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党的思想训练在实施中遇到极大的困难，许多
党员和基层党组织表现出严重的「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一些最
基本的党的知识也难以接受，对此毛泽东极为感慨：「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
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②
杨克敏的观察和毛的看法基本一致：「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
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③
尽管毛泽东与杨克敏在对党的「农民化」问题上的分析大致相同，但是两人在对
问题的性质及处理方法的认识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别：
毛泽东只是提出党的农民成份居多的事实，而杨克敏则认为边界的党组织是「农
民党」。毛认为，可以通过给农民灌输通俗的革命知识将农民改造成布尔什维克；杨克
敏则认为，由于农民文化如此低下，政治知识极度缺乏，「实在很难使农民有进步的思
想发生」。杨克敏的看法实际上反映的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正统观点，即认为，只
有通过党的工人阶级化才能克服「农民化」对党的危害。
毛泽东虽然在1926 年9 月就曾表述过「农民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但在1927—1928
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概念对毛仍具有相当影响。由此出发，毛一度对党的「农民
化」表现出某种忧虑，但是经过在湘赣边界一年多的游击战争和对农村经济社会状况了
解的加深，毛逐渐消除了他对党的「农民化」趋向的担心。毛认为尽管农民知识低下，
但政治教育可以发挥作用；至于农民文化知识少，正可避免第二国际错误思想的影响。
而更现实的问题是，在江西根据地几乎不存在工人阶级，即使勉强地把所有小作坊的工
匠和店员列为工人，和农民相比，在人数上也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毛很快就改变了
对边界党组织「农民化」的批评，转而致力于对农民党员的思想训练。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通过政治训练改造农民党员的观点，中共中央很难提出任何正
式批评，一则因为毛泽东并未否认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作用；二则如果按严格的苏共标
准衡量，苏区的中共党组织将不成其为共产党；面对现实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依靠思想灌
①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 年2 月25 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
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134。
②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年），页79。
③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 年2 月25 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
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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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使农民党员布尔什维克化。但是，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解释方面的灵活性
却有所不安，毛在一般肯定工人阶级革命作用的同时，愈加突出强调农民对中国革命的
意义，在中共中央看来，毛已开始表现出「离经叛道」的趋向。
二、「军党」的问题
1927 年IO 月，毛泽东率秋收暴动队伍上井冈山以后，军队就成了维持苏区存在的
唯一重要的力量，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党与红军已融为一体，军队实质上已成为中共
党组织的化身。
在红军中建立党组织是毛泽东吸取中共在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加强党对红军的
领导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毛认为中共在1927 年的失败原因之一即是「我们在国民
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
重的考验」。1927 年IO 月，毛在永新县三湾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10 月中
旬又在酃县亲自主持了六个士兵党员的人党宣誓仪式。从此，在红军中大力发展党员，
成为中共一项最基本的制度。
与「支部建在连上」相配套的是继续采用仿效苏联红军模式的北伐时代的党代表
制度。自1929 年起，红军中的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从1931 年起改称政
治指导员，此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军队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它实际上是地方党的保姆和守护者。1928 年4 月之前，
中共湘赣边界的地方党组织基本处在分散和工作全面停顿的状态，5 月中旬，毛泽东在
宁岗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此次会议正式确定「军队帮助地方
党发展」的方针，选举了以毛为书记的边界第一届特委会，毛泽东从此一身兼军队和地
方的最高领导。然而军队主力一旦转移，地方党的生存马上就发生危机。1928 年8 月，
遵照湖南省委指示，朱德率红军主力进攻湖南，导致「八月失败」，边界各县党组织和
政权大部分解体。而一旦主力红军于9 月重新占领该地区，所有的中共组织和政权即迅
速重建起来。军队的作用如此显着，地方党组织隶属军队系统的领导也就逐渐被认为是
顺理成章了。
对于中共军队在根据地对党组织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中共中央的态度是矛盾和复
杂的。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完全支持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也深知军队领导地方党是艰
苦恶劣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对中共军队的农民化、军队对地方党组织支配
性的关系深感忧虑。
1928 年6 月4 日，中共中央在《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虽然承认了毛泽东
统领湘赣边界红军与地方党的最高权威,但对湘赣边界党和军队的工作也提出了一系列
批评。中共中央对红军中农民成份的急剧增长表示严重的忧虑，认为「无论在政权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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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党的指导机关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意识的影响」，要求毛泽东注意在红
军「成份上尽可能增加工农和贫农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指示毛泽东必须「彻底
地改造各级党部及指导机关，多提拔积极的工农分子特别是工人分子参加各级党部的指
导机关」。中共中央还批评湘赣边界的「苏维埃政权，多是上层的委派的而无下层选举
的基础」，责令毛泽东改变方式，「禁止党部和军队委派苏维埃」，「绝对防止党命令苏维
埃的毛病」。①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红军成份，调整党、军队与地方苏维埃关系的训令，实际上是
一种仿效苏共经验的一厢情愿的空想。1928 年湘赣边界共产党的状况与1917—1918 年
的俄共与苏俄红军的情形不啻相距万里。在湘赣边界形成的由农民组成的红军，和在红
军指导下建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苏维埃政权的三位一体，是客观历史环
境的产物。这个以军队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是作为苏共模式一个分支的中国共产革命的一
个基本形态，只是当时，它正处在刚刚成长的萌芽状态，而不被正统的中共中央所理解。
三、毛泽东的「书记独裁」的问题
毛泽东既是湘赣红军的创始人，也是湘赣边界党组织的领导者，由于军队对边界
共产党的存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毛兼军队与地方党负责人于一身也就十分自然了。
但是随看毛身兼二职，全部权力逐渐集中到毛泽东手中，逐渐出现了对毛大权独揽的议
论。
曾经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的杜修经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指出：
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而
泽东同志又负军党代表责，个人精力有限，怎理得这多？②
一度担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亦有同感：
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
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裹，后来（杨）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
个人的独脚戏。……党员崇拜领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认得党的组织。③
和杜修经、杨开明议论毛泽东「书记独裁」相联系，在中共中央1928 年6 月4 日
〈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要求朱、毛取消红四军的党代表制，建立政治部体制，
也包含了分散作为红四军总党代表毛泽东权力的意思。1929 年红四军内部围绕朱德与
毛泽东的权限范围的问题终于爆发了一场严重争论，虽然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和战
术方针比较接近实际，但是由于他的专断作风也十分明显，红四军多数干部对毛都存有
不同程度的意见，④毛泽东曾一度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往地方工作。最后，中共中央出
① 〈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1928 年6 月4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第4 册（北京：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1989 年），页248、253、256、250、252。
② 杜修经：〈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 年），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页20。
③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 年2 月25 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
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 132、136。
④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 年），页171、205-207、34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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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红四军统一和发展江西根据地的战略考虑，决定在朱、毛之间支持毛作为红四军最高
领导，才解决了这场领导机关内部的危机，但是对毛泽东「书记独裁」的不安并没有真
正消除。
杜修经、杨开明对毛泽东「书记独裁」的议论不是偶发的，它来源于中共中央，
是处于转折年代中共路线、方针和工作方式急剧变化的产物。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理
念和党的作风上还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初期党内民主化思想及其实践的影响，因此对江西
根据地的「书记独裁」现象颇为不满，所谓「群众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显然是指只
认识毛泽东而不认识党。对此，中共中央别无他法，只能再次重申「增加工人领导力量，
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一类的意见。
对于有关「书记独裁」一类的议论和指责，毛泽东很不以为然。1927 年「八七会
议」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大改组，瞿秋白曾建议毛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不
愿跟你们去住高褛大厦」，主动前往艰苦的农村，为共产党开辟一条新路。毛在湘赣边
界也经常向中央汇报工作，反观上海中央领导人，论资历不及昔日的陈独秀，论工作成
绩也乏善可陈，却在上海的「洋房」里指手划脚，只能徒增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反感。
综上所述，1927—1930 年，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线方面并无大
的矛盾，但已隐藏着若干不协调的因素：「农民党」的问题，「军党」的问题，以及毛泽
东「书记独裁」的问题，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日后又发展为其它一系列新问题，导
致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二 毛泽东在「肃AB 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
在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诸多矛盾中，有关肃反问题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
突出的地位，但是这个问题又十分敏感，无论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将各自在肃
反问题上的责任言深说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还说了
许多言不及义的话，造成了大量假说的流行。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
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 年镇
压「AB 团」的行动。在极困难的形势下，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作了许多努力，试图纠
正毛的错误，但是中共中央却从左的理念出发，否定了项英的意见，全力支持毛泽东，
从而形成了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合作。以后随看肃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中
共中央才着手调整政策，而与毛的合作也走到了尾声。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1928 年9 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
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
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
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1) 高华 2012-02-17 04: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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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高华
目录
第一章：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1、”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专政”问题
2、毛泽东在”肃AB 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
3、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苏区肃反问题上的异同点
4、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5、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
6、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第二章：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与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1、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
2、从毛、张（闻天）联盟到毛、刘（少奇）联盟
3、1931-1935 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
4、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
第三章：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1、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2、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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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让步与等待：1937 年12 月政治局会议
4、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第四章：毛泽东对王明的初步胜利
1、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
2、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
3、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
4、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五章：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1、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2、”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
3、”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
下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及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1、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2、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3、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
4、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
5、毛泽东的”内管家”：任弼时、陈云、李富春
6、扶植地方实力派：毛泽东与高岗
7、重新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处境尴尬的军方
第七章：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1、穷途末路的国际派
2、进退失据的周恩来
3、初战告捷：1941 年9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八章：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
1、动员”思想革命”：毛泽东究竟要做什么？
2、冻结政治局，中央总学委的成立
第九章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1、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自由化”言论的出笼
2、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
3、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4、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辔头”？
5、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第十章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1、重建”党的喉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
2、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
3、邓发被贬黜与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4、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第十一章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1、教化先行：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
2、排队摸底：命令写反省笔记
3、审查在后：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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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运动重心的转移作准备：毛泽东、康生的幕后活动
5、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
6、”脱裤子，割尾巴”：在双重压力下涤荡灵魂
7、”得救”：”新人”的诞生
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1、康生机关与1937 年后延安的”肃托”
2、1940 年的审干与干部档案制度的建立
3、”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4、毛泽东的”肃反”情结：从”肃AB 团”、”肃托”到”抢救”
5、毛泽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社会部的关系
6、在”试验田”里创造出的”张克勤案”7、”抢救”的全面发动与刘少奇进入”
反奸”领导核心
第十三章”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1、”抢救”的策略和手段
2、中直机关的”抢救”
3、军直机关的”抢救”
4、西北局和边区系统的”抢救”
5、中央党校的”抢救”
6、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抢救”
7、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8、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9、华中根据地的”抢救”
10、唯一未开展”抢救”的山东根据地
第十四章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1、”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
2、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3、1943 年12 月22 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
4、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第十五章、”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1、”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2、刘少奇等对毛泽东的颂扬
3、摧毁”两个宗派”：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
4、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
5、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洛甫等人的公开检讨
6、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后记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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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42年冬春之际，在中共战时首府延安，随即在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一幕
延续多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是以延安为中心，又以在延安开展的
运动最为典型，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是和毛泽束的
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场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包括诸多方面内容的党内整肃和重建的
运动，它包含：
党内上层的斗争与党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改组；
全党的思想改造；
审查干部的历史和「肃反」；
新制度的创设。
在上述几个方面中，党内上层的斗争和领导机构的改组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延安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初，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却在1942年以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开
始。它最初表现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至1937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所获得的相对
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
迅速转变为毛泽东对中共政治路线、组织机构、精神气质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1938
年秋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于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次会议，将毛泽东于
1935年后在军权、党权方面的权力扩张予以合法化，使毛泽东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得到极大
的加强。从1938年未至1941年秋，是毛泽东操纵局势演变、并使其党内对手日益虚弱的权力再
扩张的重要阶段。这个过程在 1941年 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达到高潮，以毛泽东当面向王明
发起挑战，并获得全胜而告结束。
在多年精心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的大幕终于在1942年初拉开。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
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
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
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
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
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
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与范式相沿成习，在1949
年后改变了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经过多年的斗争，毛泽东改变了他原先在中共领导层内孤立的处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
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刘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泽东使中共核心层完全接
受了他的主张和他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造成历史上毛泽东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别于
莫斯科正统理论之「异端」想法和他个人的专断性格，经过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异
端」主张，大大有利于中共实力的扩展，这种结果，迫使中共党内的亲莫斯科派向毛泽东输诚，同
时，也将中共高级军事将领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毛泽东的专断性格最早暴露于1930—1931年由
他亲自参与领导的「肃 AB团」大镇压，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红色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和中共力量的削
弱。1935年后，面对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暂时收敛了他的专断个性，但是随着毛泽东在中
共党内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其专断个性在1941年后又再度复苏，而此时，中共高层已再无可能对毛
泽东的专断行为予以有效的约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意放纵其专断的个性，使之有机地配合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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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毛泽东以我划线，创造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异己；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毛泽东策动整肃全党干
部的「抢救运动」，放任恐怖政治。由毛泽东植入中共肌体的极左的审干、肃反政策，经过整风运
动，演化为党的性格的一部分，对1949年后的中国带来长期不良的影响。
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显现其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提供了舞台。毛泽东敢于突破中共历史上的常
规，其手法深沉老辣，对其对手心境之揣摩和制敌谋略的运用，均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
毛泽东的谋略既来之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术的熟练运用，又源之于他对俄共「格伯乌」手段的深刻
体会。在毛泽东的强力驱动下，通过1945年中共七大，毛将中共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毛泽
东的公共关系形象在整风前后也得到充分展现，伴随日益升温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气氛，毛泽东
有意识地在全党和国人面前显现自己的领袖姿态。在公众场合和他与各方人士的会晤中，毛泽东常
常扮演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诚恳、得体，从而赢得中共广大党员和国统
区社会各界人士对他个人的普遍好感。但在党内高层，毛泽东放纵其刚愎自负、桀傲不驯的个性，
对昔日政敌睚眦必报，对党内同僚峭刻嘲讽，由于毛泽东随时调换他的两副面孔，致使外界对他长
期缺乏深切的了解。
发生在1942——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是在传统意识形态术语
的演绎不，其全貌至今尚混沌不明。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对主流话语系统中有关整风运动的论断
展开辩驳，而是试图通过对远近各种有关延安整风运动史料的辨析和梳理。对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新
的研究，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
叙述和解释，斯是吾愿，是否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待读者评判吧！
重印自序
拙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连动的来龙去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3
月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两年来，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对于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谨致
以衷心的感谢。
延安整风运动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却较为薄弱，我
在本书中尝试性对其作出研究和分忻，自是一家之言，欢迎读者随时赐正为祷。
此次拙著重印，特别要感谢一些学界前辈的指教。杨振宁、王元化、陈方正、吴敬链、韦政
通，张灏、林毓生、张玉法、董健、魏良※等先生以不同的方式与我探讨拙著中涉及的若干重要问
题，并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宝贵的鼓励和嘉许。金观涛、刘青峰、熊景明、吕芳上、陈永发、刘小枫、
许纪霖、萧功秦、朱学勤、何清涟、陈彦、丁学良、徐友渔、黄英哲、唐少杰、钱文忠、钱永祥、
梁侃、毛丹、李杨、张文中、钱钢、吴东峰等先生还就我所从事研究的如何深人发展提出了积极的
建议，他们的看法使我受惠甚多。
本书初版时，由于电脑转换简繁体字的功能不尽完善，虽然对文稿做了多达七次的校核，仍
留下若干文字的错误。此次重印仅限于文字错讹处的更正。近两年来，围绕延安整风运动，又有若
干新的史料问世，日后，当拙著出增订本时，我将对其内容做全面的修正和补充。
在这里，我要对殷毅、马沛文、尉天纵先生和薛遴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拙著甫出版，殷毅、
马沛文先生就来信、他们不仅就拙著的内容和写作与我进行了深人的讨论，还特别指正了书中的文
字错误。尉天纵先生也来信指正了书中一误值的地名的错谬。薛遴教授是南京大学的语言学专家，
她的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对本书的修订有重要的启发。
本书的修订，由我的研究生黄骏协助做了电脑文字处理工作，特此致谢。
高华
延安日记最终（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2-16 04: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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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月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日
日本内阁首相、海军上将铃木说：“我们将坚定地向前进，把战争打到底！”
贝当在受审。根据新闻记者所说，这位前元帅自从被逮捕以来一直表现出可耻的懦怯。
宣传部长王世杰已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长。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帝国主义政策已经暴露出来，尽管中共领导还不愿同美国人断绝关系。事实上，这是在中国和远东局势依然未定的时候保证与美国保持有力 联系的一项“长期政策”。中共领导人希望美苏之间发生利害冲突，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很大的可能从一方得到武器或其他援助，究竟从哪一方得到，这是无所谓 的。
按奥尔洛夫的看法，毛泽东的周期性抑郁症是由中枢神经的过度紧张引起的。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日
昨天，美国人以８９架飞机组成一队的机群轰炸东京。在２１天里，同盟国击沉和击毁了１０３５艘日本小登陆艇，打下和破坏飞机１２７８架。
战斗在下缅甸继续进行。
西班牙政府将引渡赖伐尔。
对贝当的审判推迟了。
根据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要解散这个党在军队中的政治机构。
中国的最高国防委员会在７月３１日承认了联合国宪章。这个决议将交由立法院(国会)批准。
美国人推迟遣返苏联公民。
重庆军队已在所有战线上加强作战。
日本人正在缩短防线，他们把战斗部队缩拢到比较小的地区。这样，日本人在陆地上的抵抗并没有削弱。日本人为守住每一个重要阵地而作战。
东京的计划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通过顽强的抵抗迫使其敌人放弃叫他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日本军事当局害怕遭到法西斯德国及其领导人的命运。
盟国对这种“牺牲惨重的”进攻战感到惊恐。现在，他们估计进攻过程中要损失５０万至１００万官兵。美国人在为取得最后胜利所要付出的代价发愁。日本拼死作战，要打到最后一个人。盟国威胁日本说，要对它进行更厉害的封锁。
美国电台广播说：“日本人现在营养不良，还挨饿，以后更会吃到这种苦头！”
１９４５年８月３日
三大国波茨坦会议于昨天结束，主要议题是商定根除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措施和标定欧洲各国在战后的边界。
对希腊的民主主义者又来了一次恐怖行动。
在南斯拉夫，对罪大恶极的歹徒德拉扎·米海伊洛维奇的审讯已经开始。
重庆军队已收复广东省的平陆县。日本人顽强抵抗。
美国人报道，他们的喷气式飞机进行试飞，时速达５５０英里。
１９４５年８月５日
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说，美国登陆部队正在完成作战准备。
几天来，东京没按惯例广播战报。
当前重庆报纸上经常提到的问题之一是在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观察家们说，大会将制定出一部宪法，结束一党制。这些观察家表达了政府的观点。
蒋介石政府的官方路线是要召开国大。
爱、憎还是容忍，这一切都以取得贸易、投资和利润的好处为转移——这就是美国外交的不可改变的原则。毛泽东乐意接受美国人这种处理问题的办法。这可 以拿毛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以及中共中央主席与美国人的其他坦率的谈话来证明。更有甚者，毛泽东打算向美国保证它与中共结盟的政治利益！
毛泽东拼命想摸到莫斯科的意图，同时在未来阶段的对日战争中迫使莫斯科以某种方式积极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他梦想用红军来摧毁与战区地带接壤的国民 党的军政机构。他要使苏联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如果这一着不成，他就想撇开红军，建立新的中共军队，重新装备他的武装力量，占领中国新的广大地区。所有这些 方案都是或多或少地以苏联和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为前提条件的。
对毛泽东来说，我们并非他思想上的同盟者，而是他想用来达到其个人目的的工具。中共中央主席在同我谈话中强调说：“太平洋问题的解决与我们是有着利害关系的。”
在这一切问题的背后存在着苏联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险。
毛泽东认为，形势可能会很快朝着他的目标发展。这种形势使他飘飘然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
远东的战争接近结束，这就是说我不久就可以回家了……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哪！很快我就可以拥抱我的孩子和玛丽亚了。我离家时尤拉还很小，才六岁，他还认识我吗？
四年中，我只接到过一次家信。
１９４５年８月７日
所有的美国电台都报道说：昨天已向日本投了第一枚原子弹，相当于两万吨ＴＮＴ。杜鲁门总统说整个日本行将成为废墟。
原子弹扔在广岛，爆炸后，全城笼罩在一片浓烟烈火之中。
大会上那些理论水平低得可怜的发言，不禁使我回想起我在１９４２年“洗脑筋”高潮时所作的结论。
中共干部的文化水平离要求还很远。谈不上受过什么基础扎实的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只是在形式上被接受。这不叫教育，而是一种非常肤浅的速成的 理论训练。大部分工作人员满足于简单的学童式的训练，在这同时，则是有组织地自然而热心地接受“毛的思想”，因为这是盛行于这个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精 髓。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国际的活动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可是，后来共产国际经常受到各种小资产阶级朋友的激烈的反对。当然，这里有社会经济的原因，可是帝国主义把它变成了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处于文盲状态，很多世纪以来国家是落后的，这种情况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于说到中国共产党，它是软弱的，思想上动摇不定，而且绝不是统一的。
这里的人们背诵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把它们当作抽象的教条来背诵。党内只有几个人有权阐述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革命”，对其他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好比是赞美诗。结果，马克思主义思想就与民族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溶成一体了。
中国不像俄国，缺少一批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的党的知识分子。
大、中、小学的教育还带着中国封建落后的痕迹，充满着过去那个时代的残余。中国几百年来按照传统的做法，凡属有生命力的思想统统都为教条所扼杀。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一切使他们误解了并进而歪曲了共产国际的活动。
深深扎根于中共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倾向是由中国和整个世界形势发展的特点造成的。日本对中国的长期侵略与当前的世界大战给共产国际的活动造成了极大 障碍，相反却使各种机会主义理论得以蓬勃发展，降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功利主义的理解并把它庸俗化的现象。
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
就波茨坦会议的结果发表的评论真是数不胜数。
美国人在８月６日用超级炸弹这种崭新的武器轰炸了日本。杜鲁门和艾德礼就此发表了谈话。
所有电台从早到晚都在广播对广岛的原子弹轰炸。美国电台说，这个城市已被彻底摧毁！
在中国沿海的日本阵地受到同盟国从航空母舰起飞的机群的袭击。
国际军事法庭已经组成。
昨天，中国政府领导人宋子文由外交部长和一批高级官员陪同又到莫斯科去了。斯大林接见了宋。
毛把“党内的巨大变化”归功于整风运动，他在５月２５日的讲话中提到了“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这就是说，中共中央主席认为这次镇压运动从１９４２、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一直持续进行到这次代表大会。这也就是说，我的看法是对的——他还用整风的办法对大会代表“洗脑筋”。
对毛泽东歌功颂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他现在被称作“中国革命的旗帜”，使中共不受“小资产阶级工贼”侵蚀的救星。更有甚者，所有不同意他的人都被 视为反毛主义者而受到镇压。洛甫５月２日的讲话无疑已说明这个问题：只有“系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才能掌握革命理论，才能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 神”，只有毛泽东的著作才是必读的重要著作！
对这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主席会感到得意的。
毛泽东生就是个演员，他懂得如何掩饰感情，即使在熟人面前也能机灵地扮演他所需要的角色。有时他耍弄人，可是装得很认真，事后他还要问问人家他装得像不像。
和毛泽东一起上街，边走边谈，他在阳光中眯着眼睛，心满意足。代表大会以后，他情绪很好。他还跟往常一样敞着上衣领子。他谈了党的团结问题。这个“团结”的公式是毛泽东用来掩盖他在夺权斗争中的残暴行为的。
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
苏联政府昨天通知日本驻苏大使，苏联从８月９日起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日本政府在7月中旬曾要求苏联对远东和平问题进行斡旋。美国、英国和中国的驻莫斯科大使都接到过日本政府有关这个要求的通知。
土地问题不断引起革命的形势。国民党是不愿侵犯地主财产的，将来也不愿这样做。这说明土地革命迫在眉睫。毛泽东是估计到了这一点的。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
我军已穿越苏满边境，在广阔的战线上作战，日本的钢筋水泥防线已从滨海省突破。在哈巴罗夫斯克地区，我军巳强渡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进入战斗。
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向日本宣战。
昨天，美国人又投了一颗超级炸弹，长崎现在也成了废墟！这种新的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将根本改变战争的特点。
苏联参战在中共领导人中引起了混乱。在这里谁也没有料到苏联军队竟能如此迅速地从德国挥师远东，而且其打击力量又如此之大。红军已摧毁了日军防线。
这种混乱清楚地说明中共领导人又犯了“老毛病”——对苏联潜力估计不足。这不是什么误解，而是一种“毛病”，病根就在于他们违背了国际主义和看不见苏联的现实。
中共领导人纯粹是用算术的方法来给苏联算命的——苏联在对德战争中遭受了重大损失，这说明苏联已一蹶不振，在短期内不可能作好与日本开战的准备。在这方面，他们忽视了苏维埃制度不同于其他制度的质的特点。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１日
我军穿过泰加森林，走过无路可通的地带和没有水的大草原，翻山越岭，一路向前推进。关东军已陷于混乱局面。
艾森豪威尔到莫斯科作友好访问。
红军在满洲和从外贝加尔地区发动的攻势使中共中央主席目瞪口呆。由于中国形势急剧变化，需要立即采取重大决策，而中共中央主席却完全不知所措，几乎吓昏了。
这几天，毛的懦夫本性暴露得特别清楚，他往常那种皇帝的威风早己不知去向了，我看到了一个意志薄弱的渺小人物。从一切表现来看，他简直都要吓瘫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２日
日本通过其在伯尔尼的使馆宣布它向所有的交战国无条件投降。
毛泽东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说，苏联现在或将来应该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中共和联共（布）目前和将来的关系全都靠这样一点来决定。
毛泽东对苏联抱有一种本能的恶感，他把苏联看作是思想上的对手，尽管保证友好的话都给他说尽了。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厌恶既不是一时的心血来 潮，也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这种反苏主义已有十年的历史，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可以追溯到他派王稼祥到莫斯科去摸清共产国际的“支持投降主义”情绪的 时候。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是在造就“教条主义者”。从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就在逐渐地、一步一步地破坏联共（布）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他在按他的计 划改造中国共产党。
他认为革命的主力在农村，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共产国际的看法。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中共在农村地区扎了下来。事物按必然规律发展，中共开始蜕 化为一个具有独特思想的农民党。很自然，在这个蜕化过程中，中共党内充满着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可以说，这种斗争 还没结束。
由此看来，“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走运政客的活动的产物，而是一种具有牢固的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哲学体系。不管他们在大会上说什么无产阶 级思想，在党内找不出无产阶级思想的痕迹。无产阶级思想在这里被解释成对毛泽东的意志的军人般的服从。就这样，党闭塞了，农村把党“蛀空”了。毛泽东确实 成了领袖，但并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的领袖。一切事情都按“存在决定意识”这一经典的公式进行。
总起来说，“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整风式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历史的狂想曲，而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反映。客观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已经起了作用，现在还起 作用，并且将继续起作用。这个过程是从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经济、阶级关系、传统等等情况中产生的，中共就是从这些因素所创造的环境中不断发展起来的。
这说明为什么不仅毛泽东，而且党的所有其他统治者也是厌恶苏联、共产国际和联共党的。他们没有推动历史，而是这个人数众多的农民国家的客观进程的力 量在推动着他们。既然是这样，要“指导他们一步步向前走”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是这个国家的国情的集中表现。他们是怀有民族主义野心的小私有者哲学的极端 表现。中共的这个变化过程会有各种形式，但其实质和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我了解他们对苏联和联共（布）的真正态度。即使在当前这种被迫表示良好愿望的气氛中，他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言论和态度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一次在 饭店聚会时的情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马克西姆·高尔基曾目睹那一情景，并作了描述：“喝着来莱河地区产的白葡萄酒和啤酒，葡萄酒是带酸味的佳酿，喝了暖 身子，啤酒也不错。社会民主党人在谈到俄国革命和俄国党的时候也带着酸味，抛不掉优越感。而当谈到他们自己的党、德国党的时候则觉得非常之好！总之，一切 都是那样自满，叫人觉得连椅子也因被这些尊敬的领导人的屁股坐过而感到心满意足！”中共领导人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毒害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党和人民。
我是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评价“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我不承认任何其他的看问题的哲学方法。我的结论是以事实作根据的，而不是以一些词句，或诸如《新民主主义论》这样一类毛泽东的著作为根据的。
在这里回忆一下罗莎·卢森堡关于机会主义分子的一段话，那是非常贴切的：“你们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你们是坐在甚至躺在马克思主义上面。”
我甚至想用更尖锐的话来谈毛泽东及其在中共党内的支持者。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３日
在满洲和外贝加尔地区的红军部队的快速推进，以及关东军的崩溃，完全出乎中共领导人的意外。在他们眼里关东军是一支可畏的、难以战胜的力量。他们又一次低估了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潜力。
毛泽东大吃一惊，简直发愣了。我们难以了解，中共中央主席到底乐意不乐意看到这个发展进程。他现在只是给助手们签发指示。
贺龙和聂荣臻的部队奉命夺取太原（山西省省会），并朝东北方向、向北平移动。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
８月１３日，苏联部队在满洲继续进攻。
希腊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缓和下来。
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给毛泽东，建议在重庆举行会议，来解决抗日战争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争执。
整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占去了我全部时间，因为我是出席大会的惟一的苏联人。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不会全部公开，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共领导人将“筛出”必要的文件和方案来，准备将来编到新闻报道中去。这里的人们对此考虑不多。
毛主席通过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给我提供了下列保密文件：
１．王明给中共中央第七次全体会议的信；
２．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３．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第一和第二部分；
４．博古的声明；
５．新党章草案；
６．关于军队组织的报告；
７．王稼祥给毛泽东的信；
８．王明和王稼祥给毛泽东的联名信；
９．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大会决议；
１０．另一个不同的党章草案；
１１．关于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材料；
１２．毛泽东向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附有没发表的引言部分）。
这些文件包括了从遵义会议开始一直到最近的代表大会毛泽东为夺得无限的权力而进行斗争的全部历史。把这些文件藏起来不给我那是愚蠢的，而且，毛泽东 认为，考虑到他现在正跟莫斯科耍花招，这样做也是不大聪明的。何况，我在大会上什么都听到了（一部分是在代表进行讨论时听到的）。
毛泽东认为未来是属于他的，而且只是属于他的。
我看到了一个为未来而斗争的舞台。
张天翼写道：“请相信我的话，世界上有一些人，将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这人不是毛泽东，不是康生。
我相信而且也看到确有这样一种力量存在。通过暴力和整风的武断手段而强行灌注的主张并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信念。细细的微粒和小小的分子构成真理，在真理面前，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暴力都是起不了作用的。
一个人能说上一年，说上十年、二十年的谎话，但绝不能永远欺骗下去！
中国人民正在探索真理。震撼着中国的伟大革命就是对真理的探索，中国人民会获得真理的。
我再一次写下这句话：“相信我，未来属于世界上的人民！”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
莫斯科证实，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
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的条件：无条件投降。
铃木内阁辞职。铃木说，日本人民绝不会忘记这个失败的日子。
阿南陆相昨天自杀。
与中华民国的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字。
中共中央委员会终于通过了一项与苏联参与对日战争有关的指示。这个指示说明了党的形势以及它在目前和将来的任务。除了其他各项任务以外，指示强调必 须巩固新解放区和帮助中农，因为中农“是农村的一批重要力量”。还建议对富农采取削减地租的政策，必须给地主以生存的机会，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的条件还不 成熟。在那些已经这样做了的地方必须维持现状。可是应该帮助地主，应该让他们活下去。因此，必须争取富农，并要主动支持那些家道日衰的中农。对美国和国民 党的批评可采取温和态度，但只是在延安。各地对遇险的美国人都必须加以协助。各根据地和各部队都必须进行准备，协助将来登陆作战的美军。对美国人民及美国 政府中的民主分子表示同情。
由于在即将解放的地区发生了军事摩擦，国共双方关系日趋紧张。
日本的投降使中共领导感到震惊，在他们看来，日本应该还能防守好几年(无论如何，起码是两年)。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６日
延安领导人惯于依赖别人，这一特点已经暴露无遗。
党的领导人不知干什么好了。你能感觉出来，他们对苏联军事行动有种暗暗不满的味道。中共领导人原来期望苏联和蒙古军队会朝内蒙、张家口进击，如果不是朝包头和归绥的话。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红军出击所向是从军事上考虑的，就是说要以最少的损失把敌人彻底打败。
中共领导人认为，苏联选择满洲作为它惟一的军事作战区是出卖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利益。这方面的怨言多极了！
朱德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发出回电，拒绝了蒋介石关于会谈的建议。
内战是中共领导人谈话的主题。
陈纳德将军对《纽约时报》一名记者说，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导致迅速结束军事行动的决定性因素——日本立即投降了，不管是不是投了原子弹，结果都一样。
陈纳德说对了。红军以它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潜力打垮了日本反抗的支柱——它在大陆上的基地（满洲和朝鲜）。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８日
日军在我们的前线继续进行抵抗。可是，在有些地方他们已开始投降。
在缅甸，有个别的日本驻军也还在继续抵抗。
日本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将领纷纷自杀。
东久迩宫亲王奉命出任日本首相。这位亲王并不是个主和派。他生于１８８７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在法国住过七年。１９３７年他当过日本武装部队的空军首脑。
在奥地利开始了对战犯的审讯。
戴高乐为已判死刑的贝当减了刑。这位法国前元帅将被送到一个堡垒中去，终身监禁。
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９日
延安发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民兵都开进了日本占领区。敌人士气低落，不作抵抗，但坚守据点。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军事机构空前活跃。延安忙得连打盹的功夫都没有。
惟一的目的是要赶在国民党前面占领新的地盘和日本人的军火库，并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央政府军前进。
延安发布了秘密指示：消灭一切坚持向前推进的国民党部队。而且，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可能，就把他们从新占的地区赶出去。
军人、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一批一批地离开延安。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日
日军不向中国方面投降。他们并不打，但也不接待中国派遣的代表。
中国军队总参谋长何应钦乘飞机到玉山这个小城市，与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将军谈判
陈毅好像同何应钦一起飞往玉山。
由于害怕遭到报复，日军拒绝在投降书签字前投降。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１日
关东军在前线的大部分地区停止了抵抗。关东军的部队向我军投降。
我军继续向预定方向推进。
叶剑英告诉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总部发来电报的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好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要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毛泽东想为他的解释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
谈话表明了所有这一切做法是如何不体面。与日本司令部的关系早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共领导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或像毛 所称呼的“联络员”）可以说是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之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和新四 军总部之间。
中共中央主席发出的必要的情报留在新四军总部，等着这个代理人（他原籍日本）。这个代理人的情报在新四军总部总是很快就译成密码发往延安。
中共军和中央政府军向各地铺开。双方的军队搅在一起，相互发生冲突。
延安与重庆的关系已急剧恶化，相互在报纸上指责对方。
实际上，形势是每时每刻地在恶化。国共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性正在迅速增长。
何应钦将军在湖南（芷江）接受了日军的投降。所有日本部队奉命在原地集中。日军指挥官的投降仪式也在那里举行。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２日
美国人对日本的政治前途进行推测。所有评论家一致认为，日本必须不再成为美国的军事敌手，它也不会这样了。它将是一个被美国军事力量包围起来的国家。由美国来承担起“在世界的这部分地区保障和平的使命”。
美国人说，他们来了，他们要在太平洋岛屿上长期呆下去，日本的前途最终要由他们来决定。
毛泽东多次接到蒋介石的邀请，请他去重庆商讨双方有争执的问题，订出协定来。毛保持沉默。他现在使我想起一种人：不管风向，把火焰煽起来，而不考虑火势将往哪个方向蔓延。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３日
８月２２日，红军的部队在满洲以及在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按预定方向挺进。
我们的空降部队在大连和旅顺降落，开始解除日本驻军的武装。
堪察加南面各岛上的日军也向我军投降。到处都在收容战俘，缴获武器。
８月２１日，我军俘获了７１０００名官兵，其中有２０个将官。
日本投降书将于８月３１日于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将代表美方接受日本的投降。
头一批盟军定于８月２８日在东京登陆。
叛徒安梯·帕维利克将由盟国引渡给南斯拉夫进行审讯。
蒋介石接连两次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会晤。中国已濒临内战边缘。
重庆报纸对毛泽东拒绝邀请深表痛心。按中国规矩，两次拒绝别人的邀请是对邀请者的莫大侮辱。报纸说：“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决定自己不来， 而派‘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他的得力助手周恩来来重庆。可是，周恩来已经到过重庆多少趟了，他在重庆作过无数次的讲话，安排过多次记者招待会和各种会议， 但一无效果。”
延安电台在答复蒋介石的邀请时要求重庆放弃“一党专政”。
蒋介石在其第二个电报中建议与毛泽东进行紧急会晤。考虑到日本的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军队和党的干部对于军队的问题有不同看法。哪种体制更有利呢？是正规军还是游击队？直到最近这次代表大会之前，军队组织是 作为他们自己地区的、有的是大区的独立单位存在的。甚至毛泽东也不得不提请军队领导人注意他们的工作作风和行为的典型的“军阀主义味道”。林彪在大会上的 发言证实了这一点。
中共七大决定，要逐渐把游击队的体制改变为坚强的正规军组织。鉴于日本即将崩溃，以及大会实际上已经批准准备打内战的方针，这次重建军队就成为必要的了。
朱德被任命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叶剑英为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
中共武装部队的官方数字：１０个步兵师，３个纵队，７个大队，１０个区队和１个骑兵大队（一个纵队相当于一个师，一个大队和一个区队相当于一个兵步团）。
１．八路军目前的正规兵力：
第１１５师——６万人。
第１２０师——１１万人。
第１２９师——１０万人。
２．聂荣臻的部队——９万５千人：
河北—河南纵队——２万５千人。
山东纵队——５万人。
骑兵大队——６千骑兵。
３．新四军的正规兵力：
新四军本身——９万人。
独立的部队——３万６千人。
在敌后——３万６千游击队员。
这些部队的正式兵力总共约６０万人。
可是，如果不是按官方的夸张数字，这些部队的真正兵力大约是３８万人。
游击队约有８万战士。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５日
８月２４日，红军部队在远东按预定方向前进。
我军在沈阳地区解放了一个盟军战俘营。日本人在这个战俘营里关有１６７０个官兵，２８名将军。
８月２３日，我俘敌官兵１４０００人。
丘吉尔就美国终止租借法案问题在下院发表讲话。这位前首相说：“我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租借法政策我认为是历史上最无私的，却会采取这样粗暴的行动来损害它的忠实盟国。”
蒋介石发表了长篇讲话。
中共领导人没想到，在１９４５年下半年形势会发展得这样快。这不仅说明了他们政治眼光短浅，而且也说明他们对苏联的态度。
“毛主席”在长征期间遗弃了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是在她生病的时候遗弃她的。他把他的五个孩子留给农民照管。
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没有选举权。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本没参加。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全会通过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之后，毛泽东意识到他是孤立的，意识到大会很可能选出一个新的中共中央主席——王明！因此，毛决定要搞掉王明。这是一场争权斗争，同时也是为争取实现他的思想而进行的斗争。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１２月会议上发言以后发现他自己是孤立的。他感到震惊！在康生当上了“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的负责人之后，毛就大搞起整风运动来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６日
重庆报纸报道，蒋介石又一次邀请毛泽东去会晤，商讨有争议的问题。
蒋介石说：“国家的前途取决于这次会谈。”
蒋介石下令派一架中国空军的飞机来接毛泽东。
中央政府军已开进上海和南京。国民党军和中共军队间的小冲突在全国都有发生。
日本首相东久迩宫亲王要求日本人民“最大限度地保持镇静和遵守纪律”。
外国电台继续广泛评论对广岛和长崎进行原子弹轰炸的后果。
莫斯科电台报道了经济恢复的进展情况。
苏联政府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定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注意。
毛泽东被迫同意在重庆与蒋介石会晤。这已是中央政府主席发来的第三次邀请了。
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在谈判时要提出的要求编列了一张单子，内容有：
——承认由人民选出的政府（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标定那些中共代表能单独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
——严惩汉奸；立即解散所有属于一党一派的军队；
——改组军队和使国家非军事化；
——正式承认各党各派的地位；
——废除关于限制集会、出版等自由的法令；
——取消秘密的政治组织；
——释放政治犯；
——立即召开有各党派、组织、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议，商讨中国在战后的体制问题；
——制订出民主改革方案；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要求还将由延安电台予以广播。
除了一些正当要求之外，也还有些蒋介石不会同意的要求——这一点毛是完全明白的。他抱一线希望，认为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局势可能会按他所希望的发展。
莫斯科的不干涉内政的决定就是拒不支持毛泽东的冒险政策，这种政策会引起形势的变化，使世界发生冲突。
现在，问题超出了国家的界限，不纯粹是中国问题了。毛的行动实际上已经为美苏之间发生军事冲突造成了必要的条件。
莫斯科断然拒绝被牵连到这样一场冲突中去。这挫败了毛泽东个人的计划，使他那种完全不顾当前形势、利用别人为他打仗和为他效劳的策略不能得逞。当前 形势是红军和美军正在扫清日本在中国的残余兵力，在这种形势下，继续执行毛的政策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共冲突。美国支持国民党。
苏联同重庆缔结条约是从中国和整个世界当前形势出发来考虑的。莫斯科宣布，她将信守今年7月与中国政府缔结的条约。
这对毛是当头一棒！他所希望的是由苏联的军事力量保证他可以自由行动，而且当时这种一触即发的局面是他梦寐以求的。
与延安政府的愿望相反，过去这两周时间它的政治阴谋的背景暴露出来了。我们正被推向一场战争，延安竭力要使这场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延安丝毫不考虑这场战争打起来，只能是一场世界大战。
莫斯科的处理办法不仅考虑了中国的实况，而且也考虑了其他地方的真实形势。这是对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坚决抵制。
毛泽东还对他去参加谈判时的人身安全问题担心、害怕。他认为蒋介石的邀请是个圈套，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周恩来还是那样积极。他忙着准备文件，发布指示，并协助处理一切事务。毛泽东则完全乱了套，实际上什么事都不管。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主席接受了蒋介石的第三次邀请。重庆早已接到通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今天乘一架空军飞机抵达延安。国民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将军与赫尔利同机到达。
赫尔利将军看上去有点疲倦，虽然在与毛泽东会见的过程中他还像平常那样自然和愉快。他和毛作了一次长谈，但就我所知这是在互相试探对方的看法。赫尔利没有说什么肯定的话，只是表示希望能看到毛泽东和蒋介石最终能坐到一张桌子旁边来解决争端。
客人们在宴会上限于一般地交谈。对赫尔利来说，国共之间达成协议也是他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与其全部政治生活前途有关的问题。在这方面他犯过大错误，现在的形势给了他恢复名誉的机会。
延安想尽方法希望摸清蒋介石的政治锦囊中为这次重庆谈判装了些什么妙计，但毫无结果。客人们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延安电台列举了中共的要求，并说如不能满足这些要求，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再度要求证实苏联政府是否准备保障他在重庆的人身安全。他要求，如果他的安全受到威胁，他就到重庆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去避难。我明确对他说他 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同时让他放心，必要时可以到苏联军事代表团去避难。可是，所有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因为蒋介石还不敢侵犯他的生命。这是莫斯科可以 坚决担保的。
中共中央主席将由周恩来和王若飞陪同于明日乘机飞渝谈判。
赫尔利在重庆机场发表讲话说：“我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应毛泽东的个人邀请即将前往延安。我当和毛泽东及其一行一起返回重庆。我很高兴。一年来我们一直劝告中央政府要避免分裂和内战。谈判的范围很广泛，但是双方领导人是能达成协议的，这就带来了良好的希望。”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
在延安机场看到了一幅有趣的情景：高大的满头灰发的赫尔利(比毛要高出十来个厘米)穿一身考究的西服，系蝴蝶式领结，戴了一顶时髦的帽子，在他旁边的毛泽东则穿了件又肥又大的深蓝色上衣，戴一顶软木遮阳帽。这种遮阳帽我只是在蒋介石的照片上见到过。
毛泽东笑容可掬，但我清楚这些天来他心境如何。是形势逼得他不得不同意去谈判。这些年来中共中央主席的政策的目标就是阻挠任何谈判。
他仿佛是去受难似的。
载着代表团和客人的飞机于晚上到达重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９日
数万日本兵向红军的部队投降。我们的部队在进军中接二连三地解除了他们驻军的武装，解放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
美军已在上海登陆。
盟国的一支舰队正在东京外海游弋。
日本在千岛群岛只保住了一个岛，其他岛屿都已被我军攻占。
毛泽东昨天在重庆发表声明，大意是说国内团结是“一项首要任务”。他说：“我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的邀请前来重庆共商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 战争已胜利结束，中国正准备走上和平变革的阶段。当前的时机是特别重要的。目前要求立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在国内保证和平、实行民主、保障团结。国内许多紧 迫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问题应该在全国实现和平、民主和团结的合理基础上加以解决，这样才有可能建设一个独立、富强和繁荣的新中国。我们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 党和爱国人士同心协力，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共同奋斗。我对蒋介石先生邀请我来重庆表示感谢。”
蒋介石设宴招待毛泽东。
延安报纸说，“我们完全有决心与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缔结一个协定，以促使各种问题能早日获得解决。在将来的一段时期里，我们应该与国民党建立牢固的联盟，这种联盟将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可能得以实现。”
延安报纸仍坚持要把实现方案中的各点——即承认解放区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等等——作为国共缔结协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此外，就是暗中盼望局势发生变化，盼望莫斯科突然改变态度。
可是苏联政府今天重申，它决心不介入中国的内政，并遵守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的条约。
马海德已成为中共领导人与美国人之间的“联系人”。两方面都很看重他。马海德是康生的反谍报机构不加干涉的人。马海德同总参谋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已经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１９４５年８月３０日
主要战犯的名单已经公布，其中包括要由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批提审的人。
“密苏里”战舰已于昨天进入东京湾。美军已在东京附近开始大规模登陆。
南京傀儡政府主席陈公博自杀了。
重庆谈判于８月２９日开始。蒋介石、王世杰和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政府。
毛泽东在８月２８日的宴会上与蒋介石见面。按重庆报纸报道，他们两人的前一次见面距今正好二十年，那时国共还处在合作时期。
中国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中共和国民党的军队仍在继续争夺日本的武器库和新地盘，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央政府军之间的小规模战斗没有停止过。
１９４５年８月３１日
１９４０年以前我们只有几个同志到过特区，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４年间那里住有少数外国人，包括其他东方民族（蒙古人，日本人和朝鲜人等）的几个代 表，还有几个外国医生，这就使中共中央主席能在暗地里组织整风运动，并能想办法提供错误的消息，使其他国家的公众弄不清楚中共军队（尤其是八路军）所进行 的抗日战争的特点，弄不清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
不过，应当说，这种破坏往往被《解放日报》上的爱国文章、群众集会和公开声明掩盖住了。自１９４１年以来，特区的反国民党政策已经成为中共领导人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凡属违背毛的意志的消息从未从这个小小的封闭的世界里泄漏出去。即使现在，许多外国记者和军政领导人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和康生对每一个党员和战士的 严格控制使他们仍有可能继续成功地向外界提供假消息。只有那些训练有素的“来自人民中间的人”才准许去回答外国记者和政治家提出的问题，其他所有的人要么 保持沉默，要么就用一些死记硬背的口号来回答问题。完全顺从、害怕露出独立见解已经取代了革命的民主。这些年来，前线的真实情况和中共政策的真正趋向一直 都很小心地瞒住我们苏联人，不让我们知道，但又不断要求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这个政策。
这里使用了暴力，世界对其真相也许永远无法全部了解，即令了解一点也只是一鳞半爪。
中共七大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并无疑还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谁也不可能知道这次大会的全部真相，报纸上所登的官方报道并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很多讲话， 包括洛甫、杨尚昆和毛（关于许多问题的发言）以及其他人的讲话都从会议记录中抽掉了，其他讲话在付印时都作了重要删节，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来反映大会的 工作。
大会上除了几个日本人、朝鲜人和蒙古人以外我是惟一的外国人。中共中央主席深信我不知道那些重大的事情——对大会代表进行说服和施加压力的幕后斗争，以及充满了激烈的反苏主义、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
现在，已完全不顾客观现实来解释大会的历史。说得婉转一点，这种解释是不符合事实的。事情都被一些模棱两可的公式、造出来的假话、作了大量删节的速记稿弄得模糊不清了。
从中共中央主席的态度来看，他以为我从１９４４年以来就完全处于他的影响之下，以为我是理解并支持他的政策的。他自信，关于他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问题、关于他经常供给莫斯科假消息的情况以及他与白宫作交易并想在远东政治范围内孤立苏联的企图是没有人知道的。
情报局不遗余力地保证使这个小小的世界“封闭起来”，从而培育出“现实的马克思主义”。顺便说一下，这也是毛离不开康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深信没有人知道在这里发生的情况！整风运动使三万干部遭到清洗。人人都逃不过特务机关的眼睛，人们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能知道，结果，就是大多数人去接受“思想改造”。
王若飞是中共的一位老党员，二十年代初他在法国参与了建立中共支部的工作。他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了与国民党的所有重要谈判。他是中共中央委员。
１９４５年９月１日
苏联军队已完全扫清千岛群岛的残敌。
新加坡的日军还在继续顽抗。
外国电台来回广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苏联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这些广播的调子是公然挑衅。
重庆谈判的形势在慢慢地改变，报纸上甚至报道说谈判的气氛友好。
重庆报纸讽刺地说：“现在毛泽东称蒋介石为主席，而不是‘反动的法西斯独裁者’了。他把政府也称作国民政府，而非‘蒋介石政权’了。”
延安政策的特点是要从有关的各个方面尽量攫取经济和政治利益。思想意识上的考虑是无所谓的，目的就是利用形势榨取一切。
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
英国船只已进入香港港口。
陈纳德将军说，即使到现在，日本是否就认为她是被打败了？他对此有怀疑。
希特勒的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斯坦因将军和海因里希·勃劳希契将军已被逮捕。
对维德孔·吉斯林的审讯在进行中。检察官说，吉斯林不仅是帮助了德国人，实际上他还叫他们去夺取挪威，梦想成为挪威元首。
被俘的日本军官认为，战争打败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士气不高。皇军的士气一直是高昂的。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苏联对日宣战在满洲引起了日益增长的惊慌——顺便说一下，日本人自己也是承认这一点的。
八月份中央医院做手术１４５次，主要是由安德烈·雅科夫烈维奇训练的外科医生做的。（１９４１年全年，在同一个医院总共才做了４００次手术！）
奥尔洛夫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也能用中文写东西了。
特区联防军由贺龙指挥（张经武是参谋长，高岗是政委，谭政是政治部主任）。
联防军司令部设在延安，特区的一切军事单位都属它领导：
１．独立第一旅驻在绥德地区。
２．第二警备旅驻在三边地区。
３．第三警备旅驻在三边地区。
４．还有３５８旅。
５．王震领导的３５９旅余部驻于南泥湾。以王震为首的这个旅于去年开赴湖南，在那里新建了中共的一个根据地。
６．还有新建的第四旅。
还有其他一些部队。
联防军的全部兵力是７６５１８人。
毛泽东在赴重庆的前夜和我谈到他想写一本书论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还谈到他打算访问苏联。
在毛泽东外出、康生靠边站的时候，刘少奇主管党政一切事务。
奥尔洛夫说，康生是那种宁为池塘中的大鱼而不作大海里的小鱼的人。尽管他威信下降，但情报局头头依然权力在握。
由于毛泽东的做法，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实际上已经破裂。
国共分裂的深化使中国濒于民族灾难的边缘。前几年的军事行动是很可悲的，预示日本法西斯行将取得胜利，但毛对这种事态的变化并不着慌，他考虑了世界 的政治形势，就把全副精力集中在国内夺取政权上面，而把打败日本的困难转嫁到苏联和盟国的肩上。毛玩弄政治阴谋而不是积极从事反侵略者的斗争，却等着苏联 和盟国把德国打败后拿出它们全部军事实力来对付日本。国家遭到侵略者的蹂躏，人民死于饥饿，处于困境，而毛却在等待，等着能用他的全部兵力来夺取政权这样 一个时刻的到来。
日本法西斯主要是靠美国和苏联打败的，这使中国消除了受侵略者奴役的威胁，消除了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所造成的危险后果。但毛的这种肆无忌惮的政策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由于毛默许日本侵略而死亡枕藉，财产损失也不可胜数。
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
昨天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日本投降书。
第一个签字的是日本外相重光葵，第二个签字的是日本总参谋长梅津美治。
代表苏联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是陆军中将库兹马·捷列维扬科。
昨天在重庆的苏联使馆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缔结举行盛大招待会。中国国民政府官员参加了招待会，毛泽东与周恩来也参加了。
１９４５年９月４日
盟国的广播说，日本的经济形势很困难，而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多年。
根据重庆的报道，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若干政治问题上已达成谅解。
现在看来，很可能我也将被莫斯科召回了。我是随军记者和前共产国际派往中共中央的一名代表，对我来说，这场战争也结束了。
今天我发了个电报给莫斯科，第一次请求批准回国。当然啰，我已在中国住了很多年了。
（全书完）
延安日记十七（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2-15 04:12:17
１９４５年６月—７月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日
朱德的军事报告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主席所作的政治报告的翻版，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同样是旧调重弹。他们两人的报告都重复了毛泽东的观点。
关于选举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问题还是没有定下来。
大会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它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第二种版本就是中共中央主席４月２４日在大会上发表的《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谈论问题。毛态度明朗，坦率地提出他的看法和评价各项大事。他还分析了党的工作的缺点。
第一种版本内容上没什么不同，但措词温和得多。根本没提蒋介石。关于党的工作的缺点只是一笔带过，说得十分笼统。
第三种是为公众准备的正式版本。与前两份比较，这份报告措词甚至更加温和，所有问题都被敷衍搪塞过去。没有提到中央政府首脑。
延安报刊上已发表了政治报告的最后一种版本。
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三个报告是主要的报告。这三份报告要讨论，并为将要作出的主要决议提供依据。
主席绷着脸，面色苍白，眼圈红肿。江青向安德烈·雅可夫列维奇诉苦说她的丈夫夜里不睡觉，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奥尔洛夫对我说：“他的失眠和其他一些症状是由植物神经失调引起的。但他身体很好，那只是一种机能性的失调而已。”
美国租借物资无疑是有助于苏联反希特勒德国的斗争的，可是那些物资并不像一些外国记者宣扬的那样是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在战争的危急年代，苏联实际 上是单独地抵抗和击溃了德军主力，并没有从别的国家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援助。可以说，租借法案对战争持续的时间是有影响的，多少使战争的过程缩短了一些，可 是，法西斯德国的命运是由红军的斗争决定的。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日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结果是：
１．总结了党内斗争的成果；
２．提出了对国民党的政策；
３．促进了对全军的动员以打败日本；
４．通过了扩大所属各地区和各根据地的政策，以及加强军队的政策；
５．对把中共活动中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作出了部署；
６．提出了由游击战术改为运动战战术的必要性；
７．要党提防美帝国主义用武力消灭中共的可能性；
８．表明了对苏联的态度——苏联是中共惟一的朋友和同盟者。
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收获是总结了党内斗争的成果。在大会上没有人就此问题发言，一切都已经在全会上得到解决——康生在全会上那个又流眼泪又骂自己的发言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大会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它承认了中共中央主席在党内采取的路线是正确的。
这次大会与全会的开法稍有不同，这一次他们只是作检讨，并进一步肯定毛泽东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对党务以及解放区的文化、经济发展情况没作分析 ，大部分发言都只是一种肤浅的回顾，至于从六大至七大这段时间内党内发生的错误斗争的问题则只字未提。有的，只是检讨发言。
主席在有关“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及“新民主主义”的见解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路线现在已全面告捷。
毛泽东——“中国革命的旗帜”，“公认的领袖”！所有的发言，甚至在大会第一天所作的几篇开场白，也都是以赞扬中共中央主席开头的。
反对派已被彻底打败，它的领导人已公开承认了错误，承认得多少有点说服力。
毛泽东对王稼祥写的书面检讨特别感到满意。
中共中央主席有理由认为已经打下了团结的牢固基础。在所有问题上，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反对派实际上都已被击败。
大会要求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持续不断地灌输“毛泽东的思想”。
然而，毛泽东说，要达到完全的团结还差得远，现在党的团结还是相对的。他告诫党说，要达到完全的团结还需要长期的斗争。
中共中央主席说，每个部队、每个苏区（即使是组织得很好的大苏区）都表现得像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每个人都各行其是。看起来是一个有机体，但大家谋求自己单位的发展，感觉不出中央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说，要达到党的完全团结，斗争还在前头。
江青经常来看我。总是带着警卫，几个战士留在外面，但有一个断然进入屋内，在他后面跟着苗条、娇弱、面带笑容的江青。
江青不谈政治。她活泼，愉快，只有当她诉说她丈夫工作过于繁忙的时候才看出担心的样子。
这种谈话方式奇特，警卫肃立在门口（江青经常不叫他出去），院子里站着几个黑黝黝、雄赳赳的身佩毛瑟枪的士兵，几匹瘦小的马在阳光下直流汗。
１９４５年６月３日
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对国民党的态度。将来所要采取的办法是可以预见得到的，中共中央主席的思想是最终地、不可改变地构成将来与国民党关系的基础。
大会谴责了所有主张与国民党联合的人，他们被说成是阻碍了全国的解放运动，妨碍了解放区的发展，他们深怕“吓跑了委员长”，只看到国民党的积极方面，讨好重庆，配合国民党来损害自己的力量，对国民党的反动特性没有展开坚持不懈的斗争。
可是，“打倒中央政府！”“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就目前来说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
毛泽东说，共产党想把蒋介石脸上的污点洗掉。主席把这说成是延安要谋求改革的愿望。内战的危险是可能存在的，蒋介石正在各方面作打内战的准备 ，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与发动内战的一切企图作斗争。与重庆的谈判仍然是可能的，不应该忽视这种可能性。
主要的要求（要为此尽一切努力）是成立中国的联合政府，主要的任务是阻挠、挫败和消除召开一次国民大会的任何可能性（要用一切办法和力量来达到这个目的）。
中共中央主席在他的政治报告中说，共产党必须集中至少六分之五的政治手段（就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无情地批评国民党和对它展开坚决的斗争 ，六分之一的政治手段留作机动。
大会的气氛是公开反蒋的，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指责国民党，对凡是咒骂蒋介石或国民党的话代表们都热烈鼓掌。
对毛泽东的报告以及其他的报告和讲话作些分析，毫无疑问可以看出，大会的目的之一是要全面地为内战作有力的准备，也就是进行动员 ，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和不同意召开国民大会只是通向内战的两个步骤而已。
国民党和蒋介石是不会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的，延安对这种拒绝早有准备。如果事情真这样发展，那就立即宣布成立中共中央政府（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这样一来内战就会成为现实，因为双方的裂痕在抗日过程中还会不断扩大。
实质上，中共的全部政策都是从及早打一场无法避免的内战这一事实出发的。这一点有下列情况为证：新四军第七和第二步兵师的战斗行动；在陕西的备战活 动；从特区调出部队；一批军队和党的干部同时调离特区，往同一方向调动；共产党在湖南和河南两省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为内战作准备。
１９４５年６月４日
大会讨论了扩大共产党根据地的问题。代表们一致同意扩大的政策，大家都对发展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寄予巨大希望。任务是急剧发展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力量 ，大部分代表发言的要点都是扩军和建设新根据地的问题。
大会也讨论了同日军作战的问题，但每一个发言者都无例外地一方面忘记了要抗日，一方面却对国民党进行诽谤，每个人的讲话都是以抗日开头，而以号召同国民党作斗争结束。
日光直射我们的小矮屋子，屋子四面都挨晒，到中午的时候屋里非常热，天花板和墙都散发着热气。
热浪涌进了整个山谷，太阳炙烤着稀稀拉拉的草。山坡上，灌木的叶子都枯萎了。河水也变浅了。
１９４５年６月５日
西方大国由于对克里米亚会议决议作出带有偏见的解释，在旧金山发生了争吵。
丘吉尔在电台发表的竞选演说中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与极权主义思想和对国家的令人厌恶的崇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美国电台评论员无耻地说俄国一心想要征服世界。
美国参议员Ｂ．Ｋ．惠勒在意大利发表了反苏讲话。
美国商业部长亨利．Ａ．华莱士说，蓄意破坏美苏关系的人是和平的敌人。
日本驻中国派遣军由冈村宁次将军指挥。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成果之一是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在城市工作的决议。毛泽东说，党的城市工作也得像农村工作一样取得成功。党在农村的地位是巩固的 ，认为我们是“土皇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我们是中国农村的真正主人，农民是我们最坚定的和最忠实的支持者。可是，继续这么干下去是错误的 ，我们也应成为城市的主人。今后，我们就没有权利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农村了，这同马克思主义是相矛盾的。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党员不应陷入另一极端，忘记 我们可靠的支持者——农民，从而忘记在农村的工作。
彭真就此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它可以看作是一个补充报告。
从政治报告和彭真的补充报告中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走出农村，依靠工人。对中共来说，这些无疑是正确的和十分重要的结论。
可是，同样饶有兴味的是，毛泽东承认党一直是个农民党，它依靠农民，力量来自农民。毛泽东企图小心地加以掩盖而共产国际则坚持不懈地与之作斗争的正是中共党内的这种农民意识。
“农民处处表现出民族的、地方主义的狭隘性”，这是无可辩驳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列宁告诫我们，要防止把这种农民的狭隘性带到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中来的危险。他强调，俄国作为一个具有大量的农奴制和封建制残余的农民国家，清楚地表 现出农民原始的、自发的革命性，它影响到与之相联系的工人阶级。列宁写道：“这种革命感情无疑表现了一种一般的民主要求（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而 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领导人承认“我们是土皇帝”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同时也反映出中共历史上一些十分重大的事件的实质以及日常政治活动的实质。
中共中央主席还进一步说：“我们必须预见到，我党政治生活中的这个转折点将会使一部分党员产生误解，感到格格不入。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点，并为此作好准备。”
毛泽东的这句话并非偶然，值得注意，因为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在中共党内占统治地位，这点是不可能否认的。
在大会上没有谈到党的社会构成，但是，在报告中谈党的性质那一节时毛泽东说：“我们党很大一部分党员出身于非无产阶级。这是否就能说我们党是非无产 阶级的党呢？……不，绝不能这样说。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它的纲领就是证明。”（就我所知的中共事务而言，毛泽东提到的纲领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上都没有 讨论过，所以根本就不存在 。）
观察组留在延安，毫无收获，成了笑柄。尽管如此，美国人还很看重这个观察站，很沉得住气地在干工作。
中共中央主席不想在苏联对日开战之前跟盟国断绝关系——我说的“盟国”指的是美国。
美国人在中国已牢固地取代了英国人的地位。
说到英国人，他们在中国境内的“战斗”大都由伦敦的记者来干。
苏、美、法、英四国政府代表于６月５日在柏林签署宣言，宣布德国战败，并由四国接管德国最高权力。有关占领区的计划将在报上公布 ，“大柏林”地区将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宣言由苏联的朱可夫元帅、艾森豪威尔将军、伯纳德·蒙哥马利陆军元帅以及德塔西尼将军签署。
蒋介石拒绝了日本关于派遣代表进行和谈的要求。
１９４５年６月９日
今天的大会要选举中央委员。在７９个候选人中将有４５人当选。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０日
内阁首相、海军上将铃木贯太郎在国会表示，日本将不顾一切进行抵抗，如果战争蔓延到日本本土，日本将充分利用其一切有利的地理条件。
今天，在开始选举中央候补委员前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下面是他讲话的摘要：
“我们已经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这很好。但是选中央候补委员也很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我要求同志们认真注意今天的选举。
有一个代表在写给主席团的信中说，大会应选举能保证执行我们大会路线的同志。这是绝对正确的。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提出问题呢？
１．因为候选人中有些人不孚众望，还有些人过去有过缺点。即使这样，这些同志还是能够执行我们大会的路线的，或者能为实现大会的路线创造条件。我认为，这样一些人能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可是，我今天不能保证他们有些人将来就不会落后。
２．王稼祥同志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过去犯过错误，但他是一个有功劳的人，一个有才干的人。党中央四中全会的路线与党的路线（应理解为‘毛的路 线’）是不符的 ，但王稼祥支持党的军事路线，坚决予以贯彻，这就使胜利打退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成为可能。另一个事实是：遵义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但如果没有王稼祥和洛浦的支持会议就不会取得那样大的成功。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他们已经脱离错误路线。我们到达陕北后，王稼祥被派往共产国际 ，他从莫斯科回来后对共产国际的路线作了正确的汇报。那时，我们党处境困难（他指的是与国际主义者的分歧）。共产国际的路线是赞成投降主 义的路线。王稼祥是正确的。王稼祥同志是中央委员会关于扩大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联系等四个决议草案的起草人。这是值得大加称赞的。
３．这次我们一定要选一位来自东北的同志，这对于我们的将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也要在东北发展党。”
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就开始选举中央候补委员了。
毛泽东在５月２５日和６月１０日的讲话是多么意味深长啊！毛说：“从遵义会议开始到现在，经过了几个阶段，党已经不再有各种不同思想了。”
这应该这样来理解：中共党内所有与毛泽东的路线不符的观点和意见都已经被压下去了，结果，“党已经不再有各种不同思想”而表现为清一色，毛泽东的清 一色。这就是遵义会议、反共产国际的斗争以及三年整风运动的成果 ，这就是按照毛的模式形成的党的团结！简直找不到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证明了！
对王稼祥去莫斯科的目的所作的解释我倒是第一次听到，原来他是毛的使者，这位党的新领袖在那时就委托他去收集关于共产国际“赞成投降主义活动”的材 料了。当时，毛泽东居然就已在准备对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共党内的支持者展开决定性的斗争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在执行他自己的路线了。
这些讲话清楚地证明了毛的策略，这就是分化反对派，并在他们昔日支持者的帮助下压服持不同意见的人。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用这个办法。
毛现在怕的是新中央委员所受的熏陶达不到原先的25个中央委员那样的水平，他们“自己的想法”可能太多，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说出自己的意见，从而导致“翻车”。
这些短短的讲话透露出多么激烈的斗争啊！可是，毛只不过揭开了党内政治斗争帷幕的一角而已！
谈到过去时的短短几句插话所揭露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情景啊！斗争何等激烈！何等凶险！
我认为，毛过去在公开讲话中从来没有这样坦率地表示过他的意见，但他现在可以这样做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党的“十足的主人”。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１日
宣布了选举结果。
大会选出了４４名中央委员，３３名候补中央委员。
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得５４３票，朱德５４３票，刘少奇５４３票，任弼时５４３票，林彪５４１票。
王明得３２１票，博古２７５票。博古和王明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当选的还有：徐特立，张鼎丞，陈云，陆定一，李富春，邓颖超，林伯渠，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康生……
候补中央委员有古大存、乌兰夫、谭政和陈伯达。
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在大会闭幕会上讲了话。
中共中央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国际歌》歌声中结束。
现在，对中共中央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情况说几句。
发言的有２４个代表，他们是：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及其经验教训的补充报告）、陈毅（作关于华中形势的补充报告）、彭德怀（作关于华北形势的补充报告）以及高岗（作关于特区情况的补充报告）。
所有发言可以分成两大类：一、过去反对毛泽东路线的人所作的讲话，二、所有其他人的讲话。
一、关于过去反对毛泽东路线的人的讲话：
１．洛甫、博古和杨尚昆的发言。
在这三个同志的发言中最保持尊严的是博古。
大会对洛甫的的发言表示宽容。
洛甫和杨尚昆公开乞求毛泽东饶恕他们过去的“罪过”。他们的发言对过去各个阶段的“错误”低声下气地作了检讨，自我鞭挞，谴责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 点”。说到莫斯科，他们说在那里学了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 ，指责共产国际的领导犯了错误（洛甫发言），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并颂扬毛泽东。
博古没有赞扬毛泽东，他表现得不失尊严。
２．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的发言以及朱德的部分发言。
他们很有分寸地谈了各自的错误，并没有一味自我鞭挞。大会不满意彭德怀的发言。
３．王明和王稼祥没有在大会上讲话，但是写了书面检讨，承认他们在党内犯了所谓的错误。
凯丰虽然是反对毛泽东的主要人物，但他既没有发言，也没有写书面检讨。
二、其他发言。
这些同志并没有一个劲儿地检查错误或表示他们不能在理论上一贯坚持正确的东西或论证“毛泽东路线”的正确，他们每一个人都谈具体工作，大部分谈的是过去，对目前谈得很少，几乎没有涉及到将来。只有李富春、叶剑英和林彪的发言是例外。
大部分发言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很低。
康生集中讲两个问题：党对农民的政策以及他那个部门的活动。
康生在农民问题上能捞到好处，因为反对毛泽东的人大都是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
情报局头子不嫌浪费笔墨，把情报工作和反情报活动的情况吹得天花乱坠。
虽然毛泽东已在报告中承认审干委员会犯了错误，而大会也在等待康生作些解释，可是康生对审干的错误和整风的暴行却一声也不吭。他的发言刚完，大会主 席团就收到许许多多的条子，要求康生解释为何不提他的错误。主席团建议康生，要么讲一讲，要么给主席团写个书面发言。刑官悍然拒绝说他是在“执行毛泽东的 路线”！
你会想得到康生那时候的那副模样！他活像个被触怒了的知识分子：眉毛在眼镜后头装腔作势地一扬，噘着嘴，摆出一副有教养的人受了委屈的模样。真是一身清白还有罪！
这迫使中共中央主席在闭幕词中以沉重的心情再一次谴责在审干期间所犯的错误。不过，这并没有提高康生在代表中的威信。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２日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有下列几次：
１．４月２３日，在开幕式上作《两个中国的命运》的报告。
２．４月２４日，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共中央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３．５月２５日，作关于选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讲话。
４．５月３１日，作总结发言。
５．６月１０日，在选候补中央委员前的讲话。
６．６月１１日，在大会闭幕前作《愚公移山》的报告。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经常在不同地区的代表会上讲话，并与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通宵达旦地开会。就在这以前不久，他还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第七次全体会议！工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确实，不能否认五十二岁的毛所具有的政治领导人的气质。
现在谈谈关于中共领导机构的选举问题。
有关的准备工作在大会前早已做好了。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防止产生偏激情绪，并把洛甫、王明、博古、王稼祥和凯丰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
到５月２５日情况就清楚了，这个目的并没达到，大多数代表赞成中央委员会人数要少一些。反对上面提到的那几个人。
这使毛泽东不得不在５月２５日讲了一次话。他对于选举的原则、候选人的挑选以及选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的必要性讲了两个小时。为了说服大会，毛泽东甚 至说犯过错误的人更加可贵 ，因为他们想起所得到的惨痛教训就不会再重复错误（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经过锻炼了），而那些没犯过错误的却可能出于自信而容易犯错误。
在那次会上，毛泽东还建议把组成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暂时定下来。毛建议由７０人左右组成中央委员会，大会对此当然表示同意。
候选人名单拟出来了，但杨尚昆、罗迈和孔原没在名单内，他们要进入中央委员会看来完全无望了。
毛讲这番话，看来是强调了选洛甫、王明、博古和王稼祥的必要性，他们都包括在候选人名单里了。列入名单的还有李立三，他现在在莫斯科。
由于发生了争论，原定在５月２０日前后进行的选举到６月９日至１０日才举行。代表们要求列入名单的每个人要有个小传，有些问题要作出解释，等等，等等。
因此，选举就具有清算的性质（应该记得，这些干部都是在整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问题又从头讨论一次 ，他们又在各小组会上受到恶毒的诽谤。
然后轮到贺龙（军阀作风和错误的工作作风），康生（审干问题），彭真（审干问题），彭德怀（军事错误和缺乏自我批评），高岗（伪造中国西北的历史并自我吹嘘），陈毅（对他的政委搞“阴谋”，并组织了一帮人来反对他和其他人）。
围绕着选举出现的政治斗争，使人对中共党内的形势、对毛泽东不厌其烦地谈到的中共团结的涵义得到了一个概念。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３日
按照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会由４５人组成。在选举中央委员过程中，代表们投票反对邓发、王稼祥和凯丰。
决议规定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为３３人。
当选中央委员的有４４个同志。
邓发与凯丰的落选只是使毛感到不快，但他对王稼祥的落选倒是当真感到苦恼。要把凯丰和邓发留在党的领导机构内是完全没有希望了，可是，毛打定主意要 把王稼祥拉进中央委员会。这就是大会不选最后一个中央委员的原因。毛泽东向各代表团的领导和代表们公开施加压力。另外，他还向大会建议把王稼祥列入候补中 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内。前一天，他要求代表们不要选第４５个中央委员。
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之前，中共中央主席讲了一次话。在讲话中，他向代表们强调了王稼祥对党的贡献。
结果，王稼祥不仅当选候补中央委员，而且是第二个得票最多的人！
新的中央委员会计划在一周内召开一次全会，毛泽东将在会上操纵一切。毫无疑问，即使不是在第一次全会上，那么，在以后的全会上毛泽东也一定会把王稼祥增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的。
毛泽东的反对派在思想上的动摇不定不仅使毛可以压制他们，而且后来还能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起诋毁共产国际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联共的经验。“莫斯科派”放弃自己的立场，使毛泽东有机会修正马克思主义，从而带来了种种后果。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４日
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毛泽东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从１９３５年１月他成了中共领袖之后就开始了。毛于５月２５日和６月１０日的讲话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他说，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共路线开始发生根本的转折。以前，毛泽东避免在公开场合谈到这一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说，的确，从遵义会议以来他就一直在与共 产国际的“赞成投降主义的路线”作斗争（也就是反对列宁创立的第三共产国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
６月９日、１０日和１１日，美国观察组的代表斯特尔、多姆凯和斯温森分别拜访了毛泽东、朱德和叶剑英。这次拜访是魏德迈要他们飞往重庆的指示促成的。
毛泽东、朱德和叶剑英在与美国人的谈话中说，不管是美国、英国还是苏联，谁帮助了中国人民，他们就把谁看作是朋友，谁要是反对这种援助，谁就会被看 作是敌人。他们告诉美国人说，美军总部和中共军事当局不签订军事合作协定，就谈不上派遣美国人去敌后根据地和建立气象站等问题。
斯特尔说，他接到通知，美国最高军事当局将派代表来延安。叶剑英重申，如果这位官员是来谈判大规模合作问题而不是来讨论一些琐碎的私事，那么，中共领导人欢迎他来延安。
在奥尔洛夫的坚决要求下，用石头在窑洞外扩建了一间新的手术室，这就有可能同时对６个病人作手术。现在，百分之七十五的手术是由安德烈·雅科夫烈维奇训练的外科医生做的。在延安已经出现了两起天花病，更不用说其他传染病了。
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６月１１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讲了话。发言内容概括如下：
１．大会开了五十天。它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决定了党的路线，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会前活动，报告与讨论，以及选举。
会前的充分准备保证了大会取得成功。代表们的发言很好，并且作了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既不过分，也不算少，当然可以再多一点。有了自我批评，大会才能达到团结一致。
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进行得很顺利。
大会以后许多代表就要回去，他们应在那里的党员和全体人民中对大会的决议展开大规模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党员是会赞成大会的路线的。
有些人会搞分裂活动。
有些人，可以说，将无视大会的存在，大会的决议对他们没有约束力，他们将继续按老的路线和观点来办事。
需要采取一切措施来消除党内的不和，还需要作出重大努力来加强党的团结。
２．“关于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是同意和它合作的，但要按双方同意的某些条件来进行合作。”
毛泽东接着叙述了他与将赴重庆的观察组代表的谈话。
允许美国人呆在延安和第１２９步兵师原驻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资本主义，欧洲已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阶段。”
“前途如何？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革命，一是战争。”
３．关于苏联的态度。
“６月３日《消息报》的评论文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与中国的现实》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４．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由于中国的特点，这个过程将会很长。
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前途也可能是一场艰苦的浴血斗争。（谈到发展，毛泽东指的是在全中国夺取政权。）
“革命的发展由人民的愿望来决定。如果人民拥护革命，就没有人能阻挠这个进程，如果人民反对，那么共产党的希望就不能实现。我已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中写了这个问题 ，我又在发言中强调了这个问题，并向去年访问延安的记者作了说明。”
５．毛泽东在结束讲话时又提到党的团结问题。他说，对党的团结有自己见解的人，是应当懂得党的决议的，“但首先必须实行大会的路线。遵循这条政治路线，中国人民就会得到胜利！”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１日
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说：
——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还不成熟；
——批评国民党是必要的。要消除人民中可能会有的错觉，因为国民党的影响仍然很大，要比共产党的影响大得多。
——中央政府军的官兵百分之百都是国民党员，而在整个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共产党员只占百分之五十。
目前，中共约有２０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热得难以忍受，这个夏季好像要把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生物都热死似的。即使穿着鞋，我的脚还被黄土反射出来的热气烫得直发痛。
山顶在落日的余晖中变成黄色，变成粉红，最后成了深红色。月亮正冉冉升起。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５日
日本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政府对年在１５—６０岁的全体男子以及１７—４０岁的全体妇女进行动员。
中共中央主席最近的几次讲话证实了我的某些结论。从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以来，他一直在与影响中共的力量——共产国际——作斗争，且这个事实已为毛在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之前的讲话所证实。
他把共产国际看成是他思想上的对手，因此，他开始同共产国际断绝关系。这个斗争导致他修正马克思主义和发展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哲学——“现实的马克思主义”。
斗争的继续就是抛弃国际主义，背叛从事反希特勒战争的苏联，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借口下破坏与联共的思想联系，并助长中共党内的沙文主义思想。
现在，中国的国内形势、他对美国武力干涉的惧怕以及他个人的私利促使他和我们结盟——只是结盟而巳，并不是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的兄弟。他在同我们 的结盟中找好处。他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冷酷的自私打算支配的 ，因此，党的有生力量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思想清洗”，还是多次跟他发生冲突。毛的一生都是在搞计谋，他不是在贯彻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在“民族特点”的借 口下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因此，他就一直用恐怖统治来反对他自己的党，他要把党内的共产国际的影响彻底铲除。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６日
莫斯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胜利游行，游行队伍由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率领，受到朱可夫的检阅。缴获的法西斯战旗被扔在列宁墓前的广场上。
旧金山会议已经结束，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各国代表团团长作了闭幕讲话。
美国总统说，法西斯主义没有完全消失，消除专制统治者和捣毁集中营要比消灭使这些东西得以产生并赋予其力量的那种思想要容易。
安德烈·葛罗米柯代表苏联代表团发言。
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在这个国家夺取政权，他之所以对党有兴趣，只是因为党能保证他夺到这个权力。因此，他提出了一些表面上看来是正确的口号和说法，而且引述马克思、列宁的话。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８日
中国陆军参谋总长何应钦说：
——如果美军不在中国大陆登陆，重庆军队是不可能把日本人赶跑的。
——即使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可能被切断，靠美国的帮助把侵略者赶跑仍需很长时间。
——日本军队靠着满洲国的军事资源将会长期顽抗。
我几乎难以继续写日记了。到我一有空，人却筋疲力尽了，坐到书桌旁立刻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蜡烛已燃尽，一点烧残的黑烛芯在一汪烛油中咝咝作响。
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
马赛·加香在巴黎召开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并不是要获得领土，它只要消灭法西斯主义，并保证自己免受希特勒式的侵略。
波兰组成了一个全国团结政府。
斯退丁纽斯已经辞职，詹姆斯·贝尔纳斯已被任命为新的美国国务卿。杜鲁门的一班人在慢慢地取代罗斯福的亲密伙伴和同事。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受苏联邀请到莫斯科访问。国民党想在远东的决定性事变开始之时与其强大的邻国发展关系。
中共的代表大会是为内战作准备的大会。不管代表们谈什么问题，最后一切都归结为要与国民党作斗争。
大会是跟着毛泽东走的，这是对“莫斯科派”的残酷迫害以及敌视共产国际的思想原则所造成的后果。
在苏联为反对德国法西斯而进行生死斗争的年代里，中共的所有活动都是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可是现在，远东问题的解决要靠苏联，而且，美国主张用武 力对付中共的人也根本不反对搞垮共产党，毛泽东就假装成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和我国人民的朋友了。可不是吗，中国的政治形势以及国际舞台上的形势使这个破 坏团结的大师没有选择余地了 ！
１９４５年７月２日
今天，奥尔洛夫向毛泽东祝贺中共建党二十四周年纪念。毛泽东回答得很爽快：“如果没有苏联，也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
奥尔洛夫昨晚睡在我们屋里。
快到黎明时，我听到有脚步声。我起床到走廊里看看：是安德烈·雅可夫烈维奇。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回头再跟你说 。”说完就走了。
外边一片寂静，天色还很黑。在发报室，科利亚正靠着烛光拍发我给莫斯科的电报，传来了像往常那样的嗒嗒声。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是出去“看日出”的。在延安这地方黎明来得很快 ，几分钟内黑夜就为白天所代替了。但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爬到了我们房屋上面的山丘上，也还是没看到那景色。在太阳出来的地方，天空开始呈现灰色 ，山脊的轮廓看得见了，只有谷底还是一片幽暗。天空越来越亮，群山中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然后就出现一圈黄色的圆边。几分钟后，一轮金红的旭日高悬在山脊 之上 ，接着，一群燕子飞掠过延安的上空。
１９４５年７月３日
毛泽东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时的讲话使我深信，从遵义会议时期开始，毛泽东就已经以不信任和敌对的态度来对待共产国际和苏联了。在他看来，莫斯科得帮助他推翻蒋介石，只有这样这一力量才有用处，而且以后也还有用。
特区军队的作战技术已在去年得到提高，很注意不再沿袭游击战的打法。
关于苏联战胜希特勒的问题在这里谈得不少，但从中得出的一个明确的结论是：苏联是一个“会帮助中共积聚实力以摧毁蒋介石政权的朋友”。虽然并没有直说，但意思就是这样。而且大家都在期待着苏日开战。
博古比我小一岁，从１９２５年开始他就是中共党员，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４年他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１９３４年１月在中共中央第五次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
毛泽东不大喜欢博古。在我们的谈话中，毛总想使我对博古产生敌对的感情。
需要记下来的事情是如此之多，因为靠记忆是不可能都记住的。但疲劳忽然战胜了你，拿着笔倒在桌上就睡着了，这是最伤脑筋的事了。然后就用冷水浇头，抽支烟，以为这样就能把睡魔赶跑，继续工作。但只有半小时工夫，眼前的字句又都模糊不清了。
我常常就是这样睡着的。一两个小时后，我在一片黑暗中醒来，蜡烛早已烧光，只留下很重的蜡味。如果还有时间，我就脱了衣服上床睡觉。
我写得很多，睡觉时右手发麻，就像失掉知觉一样，我就侧向另一边睡。
到了早晨，我又得把脸刮得光光的，梳洗一番，打起精神来。每时每刻都要全神贯注哇。
１９４５年７月４日
毛泽东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党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大会，无疑它会对党和人民产生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
大会保卫了党，抵制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党的侵蚀。
我们党内原来存在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但是在大会的准备期间这终于被克服了。党内的政治观点已经一致了。
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它维护了马列主义原则的纯洁性，但也适当考虑了中国现实的一些特点。
“在目前１２１万党员的总数中，１９２１—１９２７年入党的只有１千人，在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时期入党的只有２万人。”
特区并不具备扩大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这里谈得上什么把党锻炼成无产阶级钢铁般的政党呢？而党的核心呆在这里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
在中共其他根据地里情况也不见得好些，同样是一些偏僻山区的农村。
１９４５年７月９日
在最近的一次宴会上，毛谈了许多关于他青年时期的轶事。他几乎一直坐着，眯着眼，心不在焉地环视四周，还像往常那样拼命抽烟。
周谈到重庆的事情，他那有声有色的谈吐，跟毛的唠唠叨叨的讲话形成鲜明对照。
屋里充满了笑声。这时他们喜欢笑，也许因为他们喝酒喝得太多，抽烟抽得也凶。
周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他随时到处走走，与大家交谈。除了周，所有的人都渐渐地醉丁。他始终能控制自己，保持冷静。
在这种场合谈政治问题，他们喜欢谈重庆的消息和传闻。重要的事情放到另外的时间，没有外人在场时再谈。
毛喝酒要比三年前我到延安时喝得少了。他不时为体虚困倦的症状所苦已有几个月了，并经常向奥尔洛夫谈他这种病。
毛始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蒋介石的统治和蒋介石本人。
毛总是低着头，随时准备抨击蒋介石。而每次周都能向毛报告一些完全适合他胃口的新情况。
在这里只有毛是轻松的。其余的人都在继续玩一场赌博，每个人都跟其他所有的人作对，除了周，他坚定地相信他享有立身于此的权利。
烟灰缸上的烟头熄灭了。光线越来越暗，夜越来越深了。
毛的侍从对他爱吃几样什么都深为了解，仆人们悄悄地给他送上他爱吃的东西。
“蒋介石不是一个演说家”，周说，“他是提问题的能手，而且他会听别人的话，善于吸收别人的思想。”
周说话很快，面带笑容，拍拍我的肩或拉拉我的手。我看出他同时在留心倾听所有在座者的讲话，他不放过一个字或一个姿态。
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住在曾家岩。王炳南和陈家康同美国武官保持联系。
康生真是个政客，他以不变应万变。不过，现在态度不那么傲慢了，显得温文尔雅，善于逢迎。康在苏联大约呆了五年，从１９３７年起他就一直在延安，没有离开过。从１９３８年以来他担任情报局局长的职务。
“戴笠是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头子，没人见过他，是个难以捉摸的人物。”康说。
毛怡然自得，姿态悠闲而轻松，一张圆圆的、和蔼的脸。毛的嘴能笑，但他的心是永远不会笑的。
“你快成中国人了”，毛对我说：“就连你的朋友都看不出你的苏联人样子了”。
一股明显的烟草味和潮湿的泥土味布满了毛的地下住室。毛不愿住通常那种房子，要不，人们在几周内就可以为他修建一所。可是，毛喜欢这种地下住室。这种窑洞可以防轰炸，又避人耳目 ，他住在这里才感到绝对的安全。
一扇玻璃窗几乎占了整个墙面，透进灰白色的夏日晨曦。
桌上放着一架已被人遗忘的留声机和一堆唱片。烟灰缸、碟子和痰盂里到处都是烟头。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使我觉得他非常像马克西姆·高尔基作过精彩描述的那个孟什维克费道尔·邓恩。高尔基说：“费道尔·邓恩说话的腔调表现出他 把真正的真理看作是自己的女儿 ：他生了她，抚育了她，现在还抚育着她。至于他自己，费道尔·邓恩，则完全是卡尔·马克思的化身。而布尔什维克则是些一知半解的粗俗之辈，这从他们对孟什 维克的态度，看得尤其清楚。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是孟什维克。”
“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机会主义的哲学。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种典型的超级“革命哲学”高调的实质，他说：“当革命的政党要同小资 产阶级分子直接或间接联合结盟，即无产阶级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分子结合时，或者革命事件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发展时，革命政党往往要因搬弄革命辞藻而大吃苦 头。我们所说的搬弄革命辞藻，就是不顾客观环境一味重复革命的口号。”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０日
“飞行堡垒”的机群正日复一日地把日本城市炸成废墟。Ｂ-２９型飞机的高度实际上是日本战斗机所达不到的，它们列成队形向目标扔炸弹，就像是受检阅一样。
在５月３１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在闭幕词中谈到了审干以及与间谍活动作斗争的问题。现把他讲话的有关部分简要概括如下：
——在这项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发生了许多严重错误。
——这些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按照少搞但要搞彻底的原则来进行这项工作。
——可是我们却搞多了，搞得也粗。
——我们必须把犯过的错误变为武器。惩罚早已禁止，不要轻信口供。我们始终应该以谨慎的态度来处理每件事情。
——但我们对事物也必须有一个严肃的态度。我们不容许自由主义，因为它是有害的。
就这样，毛泽东在大会讲坛上向全党宣布：“洗脑筋”以及其他一切镇压措施的思想实质是没有缺点的。
他发出号召，要继续无情地惩罚持不同意见的人，并使整风的镇压方法成为党的生活的一种制度。为了使代表们放心，他虚伪地答应要使康生“刑室”的工作更“客观些，而且要注意区别对待”。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１日
美国人认为日本的命运是已经注定了的，可能需要一年、两年或者三年之后才见分晓，但它无法逃避失败的命运。日本工业已被破坏，这个海岛国家的商船队 实际已不存在。而且，尽管广播的调子还是那样自吹自擂，但从中不难听出他们对美国未来的进攻所持的不安心情。美国人估计他们自己大约要损失一百万官兵。他 们总是把行将进行的进攻称为“流血的”进攻。
大会开了五十天，时间很长，但根本不是因为要解决的问题是复杂的。这样长的时间是过去党内斗争的反映。
代表们是非常听话的，但是要让他们有发言的机会，这样，就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检讨和对别人的指责来证明“现实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毛泽东有意识地选择了这个办法。
在选举过程中，党内这些年的激烈斗争又重演了。代表们再次绝对听从毛的意见。但是，现在必须使他们对“莫斯科反对派”成员所持的敌意缓和下来，而且要使所有那些“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进 入中共领导机构，这就需要时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国际主义者被弄得声名狼藉，以致毛泽东实际上又不得不去说服代表们重视他的推荐。在新的形势下，他迫切需要他们，需要这些“教条主义者”、“莫斯科分子”、“经验主义者”以及“投降主义者”，他们能为毛的政治路线打掩护，他们是在这次交易中受过熏陶的人。
就这样，一周又一周，代表大会开了整整五十天！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２日
在整风运动的苦难日子里，共产党员们经受了一次毛泽东思想的严酷训练。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从思想上总结了“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成就。
这些党员大多数年龄不到三十，他们已经成为党的干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成长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党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最坏的是把毛泽东与革命、与普遍真理看成一回事。对党员来说，毛泽东是带给他们革命信仰的使者，他是一贯正确的。在这里，理智被本能 （一种盲目的本能，一种宗教信条）所代替！他们不需要理解就相信，因为是毛泽东说的么！
革命者的信仰和对创造奇迹的神的信仰发生了冲突。
我不由得翻开我的哲学笔记。在这方面非常有意义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劳拉·拉法格的信。恩格斯在信里写到了１８７１年之后巴黎工人的“极端革命性”，即布朗热主义的问题。他说：
不，这次陶醉于布朗热主义的原因是更深远的，那就是沙文主义……法国这种爱国狂热的必然后果是，法国工人现在成了沙皇反对德国而且也反对俄国工人和 革命者的同盟军！……但是像这样的狂热从１７８９年以来已经是第三次了。这种狂热的浪潮第一次把拿破仑第一拥上台，第二次把拿破仑第三拥上台，现在又把比 他们两个更坏的家伙拥上台，但是，幸而浪潮已没有力量了。无论怎样，我们显然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巴黎人革命性的消极面——沙文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同积 极面一样都是不可缺少的方面 。在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之后，波拿巴主义就会再次发作，要求有一个救主，去消灭……可恶的资产者。
因此，我将欢迎巴黎人赐给我们任何革命的激情，但预料他们以后又会受害而转向创造奇迹的救主。我希望和相信，巴黎人在行动上会像往常一样有能力，但他们如果要求在思想方面进行领导，那我就不敢领教了。
１９１１年君主政体被推翻，持续不断的农民暴动，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的革命动乱，以及内战的血腥暴行——结果产生了同一种信仰，信仰一个“创造奇迹的偶像”——毛泽东。
从我对毛泽东和他所创造的整风运动的长期了解，我确信我的说法是对的。我有时觉得，好像我自己也在这里经受了这场严酷的洗脑筋运动。这场清洗有助于使我看清民族主义的危险，盲目信任领袖的危险，用教条、用政治上的犹太教义、用歪曲来代替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危险。
中共党内的沙文主义是中国民族意识酿成的悲剧之一。
我在延安呆了这些年以后，我感到，马克思、列宁和恩格斯的才智、深邃的远见和伟大的人格更加光彩夺目了。他们的思想培育了布尔什维克党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具有伟大的生命力以及它必然取得胜利的保证。
延安培养出来的党的工作者一批接一批地走向国家最边远的地区。他们到各地去领导党员群众。他们是怀着对革命、真理、国家以及对毛泽东的神圣信念离去的。
凡在理智屈服于盲目本能的地方，教条就成了生活的真谛和目的。可怕的教条——“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
我经常听到一套套标准的答话，而听不到一句生动的语言。不同的人在表情上都是一个模样，这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人们心安理得地在死记硬背“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对毛的赞扬带有神秘主义色彩，是一种不健康的吹捧。这种危险做法使党员没有主见，思想超不出毛泽东指示的范围，使党丧失能动性——这在大会上已有表现。结果，毛主席一个人的“一贯正确的创造奇迹的头脑”代替了千百万人的头脑。
研究了毛泽东的几个报告之后，我确信他是很有手腕的。他通过歪曲共产党的历史、歪曲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目前的事件以及通过搞整风运动这种无事生非的做法来腐蚀党员群众。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３日
在民族解放运动政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重大的差别。毛在美国人面前如此欣然同意改变党的名称是不无理由的，这种情况根本不是什么策略问题。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难得的装饰品”，借以掩护他去搞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运动完全不相干的、不受其约束的社会运动。历史使他不能有别的抉 择：共产党的兴起不是他的意愿，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已深 入人心，使人无法忽视。于是，他就利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掩饰，搞出了他自己的哲学“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说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为什么如此激烈和 残忍 ，它实际上是中共党内两种思想——毛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因此，党经历了十年时间的尖锐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冲突对局外人 来说并非一直都很清楚，可是斗争没有减弱，一直在持续进行 ，采取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一直到为“纯洁文风”而进行的斗争）。这是党内的阶级斗争，是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是被一种不断高涨的、极易为沙文主义情绪 所左右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激发起来的斗争。
这个斗争在代表大会上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结束。虽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团结还在前头。”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因日本的失败而高涨起来，这使中共党内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力量与小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康生下来了，新人被提拔到中共的领导位置上。这一事实说明，已经向中共党内的先进分子作出了让步，尽管这种让步只是形式上的。总之，为“真正的团结”而进行的斗争还在前头。事情并不都是按毛所希望的那样发展的。这显示了历史发展的逻辑。
日本人在战场上仍然是个难对付的力量。盟国为拿下太平洋的每个岛屿都不得不艰苦作战，日本守卫部队抵抗到最后一个士兵。美国人表示担心，不知道日本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将怎样接待他们呢 ？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７日
不幸的是，在中共领导中还有一些动摇于共产国际和延安之间的人，他们正在猜测哪条路线将会获胜。
这些人在莫斯科是同意共产国际的建议的，但回到延安又迁就毛泽东。他们在这里虽然很谨慎，但还是要把在莫斯科赞同过的同一条共产国际的路线叫作“支持投降主义和不符合中国民族特点”的路线，如此等等。
他们是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人，只是变换假面具而已！换来换去，直到整风的浪潮把共产国际想支持的一切事物都冲光。
毛越来越经常地陷于抑郁，这也说明了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忧郁症一发就打不起精神来，干不了工作。
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１日
由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及他们的外长参加的波茨坦会议开幕了。
在罗马，人们将要庆祝佛朗哥反叛西班牙人民共和国的周年纪念。真是厚颜无耻！
有八名德国罪犯在美国被处决。
法西斯恐怖笼罩希腊。
对法国前元帅亨利·贝当提出了控告，指控他阴谋破坏国内安全并与敌人相勾结。
今天毛泽东跟我说，他高度评价苏共和苏联在中共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光线很难透过纸窗照进屋内，天气不好时室内更暗。就像现在似的，正是中午时分，但外面下着雨，我只好点上一支蜡烛。
今天，是我好几个月以来第一个比较空闲的日子。
雨点不断滴滴答答地打在糊着油纸的方格窗上。
我想着当我回莫斯科的那一天，我将交出我的代表证，收起我的钢笔，不考虑任何问题，信步往家走去……
我也不会再通宵达旦地伏案写紧急报告，翻译冗长的中文材料，捉摸谈话笔记中的弦外之音，去戳穿谎言、探索事实真相了。
而且，在很多年以后我终于不需要再经常处于警惕状态之中了。
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７日
丘吉尔落选了。由工党克莱门特·艾德礼主持，在英国组成了新内阁。丘吉尔处境尴尬 ，他不得不收拾行装，在会议处于高潮时离开波茨坦。
对法国的大卖国贼贝当的审判已经开始。
日本内阁宣布：日本要一直打到底。
美国新闻处在特区设有中心站，有一批观察员在延安工作。这个小组由３２人组成（８名新闻人员，９名电台操作人员，还有其他工作人员） ，小组负责人是彼得金少校。
此外，美国新闻处人员还遍布中共各根据地：有两名在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地区，两名在太行地区，还有两名在新四军中。
中共中央主席考虑到国家未来的事变以及苏联对日开战这些问题，他正在重建力量。
中共领导的思路是这样的：苏联将打败日本，它不会让美国人对特区采取行动，苏联部队一定会帮助中共，掩护中共军队收复北方几个省，苏联还将从物质上和政治上帮助中共。这种想法，大会代表曾以不同说法反复表示过。
这正是毛泽东把康生从特区政治生活的最前线撤下来的原因。中共中央主席的这位最亲密、最忠实的助手由于反苏，在莫斯科名声太臭了。
毛泽东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攻到康生头上。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将逐渐地战胜毛泽东主义。但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毛泽东主义发展的许多客观条件——物质的、思想的和文化方面的 ，将来它以某种形式大肆活动也是可能的，这就存在着毛泽东主义为中国开一危险的历史先例的可能性。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日
朱德的军事报告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主席所作的政治报告的翻版，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同样是旧调重弹。他们两人的报告都重复了毛泽东的观点。
关于选举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问题还是没有定下来。
大会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它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第二种版本就是中共中央主席４月２４日在大会上发表的《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谈论问题。毛态度明朗，坦率地提出他的看法和评价各项大事。他还分析了党的工作的缺点。
第一种版本内容上没什么不同，但措词温和得多。根本没提蒋介石。关于党的工作的缺点只是一笔带过，说得十分笼统。
第三种是为公众准备的正式版本。与前两份比较，这份报告措词甚至更加温和，所有问题都被敷衍搪塞过去。没有提到中央政府首脑。
延安报刊上已发表了政治报告的最后一种版本。
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三个报告是主要的报告。这三份报告要讨论，并为将要作出的主要决议提供依据。
主席绷着脸，面色苍白，眼圈红肿。江青向安德烈·雅可夫列维奇诉苦说她的丈夫夜里不睡觉，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奥尔洛夫对我说：“他的失眠和其他一些症状是由植物神经失调引起的。但他身体很好，那只是一种机能性的失调而已。”
美国租借物资无疑是有助于苏联反希特勒德国的斗争的，可是那些物资并不像一些外国记者宣扬的那样是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在战争的危急年代，苏联实际 上是单独地抵抗和击溃了德军主力，并没有从别的国家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援助。可以说，租借法案对战争持续的时间是有影响的，多少使战争的过程缩短了一些，可 是，法西斯德国的命运是由红军的斗争决定的。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日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结果是：
１．总结了党内斗争的成果；
２．提出了对国民党的政策；
３．促进了对全军的动员以打败日本；
４．通过了扩大所属各地区和各根据地的政策，以及加强军队的政策；
５．对把中共活动中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作出了部署；
６．提出了由游击战术改为运动战战术的必要性；
７．要党提防美帝国主义用武力消灭中共的可能性；
８．表明了对苏联的态度——苏联是中共惟一的朋友和同盟者。
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收获是总结了党内斗争的成果。在大会上没有人就此问题发言，一切都已经在全会上得到解决——康生在全会上那个又流眼泪又骂自己的发言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大会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它承认了中共中央主席在党内采取的路线是正确的。
这次大会与全会的开法稍有不同，这一次他们只是作检讨，并进一步肯定毛泽东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对党务以及解放区的文化、经济发展情况没作分析 ，大部分发言都只是一种肤浅的回顾，至于从六大至七大这段时间内党内发生的错误斗争的问题则只字未提。有的，只是检讨发言。
主席在有关“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及“新民主主义”的见解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路线现在已全面告捷。
毛泽东——“中国革命的旗帜”，“公认的领袖”！所有的发言，甚至在大会第一天所作的几篇开场白，也都是以赞扬中共中央主席开头的。
反对派已被彻底打败，它的领导人已公开承认了错误，承认得多少有点说服力。
毛泽东对王稼祥写的书面检讨特别感到满意。
中共中央主席有理由认为已经打下了团结的牢固基础。在所有问题上，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反对派实际上都已被击败。
大会要求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持续不断地灌输“毛泽东的思想”。
然而，毛泽东说，要达到完全的团结还差得远，现在党的团结还是相对的。他告诫党说，要达到完全的团结还需要长期的斗争。
中共中央主席说，每个部队、每个苏区（即使是组织得很好的大苏区）都表现得像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每个人都各行其是。看起来是一个有机体，但大家谋求自己单位的发展，感觉不出中央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说，要达到党的完全团结，斗争还在前头。
江青经常来看我。总是带着警卫，几个战士留在外面，但有一个断然进入屋内，在他后面跟着苗条、娇弱、面带笑容的江青。
江青不谈政治。她活泼，愉快，只有当她诉说她丈夫工作过于繁忙的时候才看出担心的样子。
这种谈话方式奇特，警卫肃立在门口（江青经常不叫他出去），院子里站着几个黑黝黝、雄赳赳的身佩毛瑟枪的士兵，几匹瘦小的马在阳光下直流汗。
１９４５年６月３日
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对国民党的态度。将来所要采取的办法是可以预见得到的，中共中央主席的思想是最终地、不可改变地构成将来与国民党关系的基础。
大会谴责了所有主张与国民党联合的人，他们被说成是阻碍了全国的解放运动，妨碍了解放区的发展，他们深怕“吓跑了委员长”，只看到国民党的积极方面，讨好重庆，配合国民党来损害自己的力量，对国民党的反动特性没有展开坚持不懈的斗争。
可是，“打倒中央政府！”“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就目前来说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
毛泽东说，共产党想把蒋介石脸上的污点洗掉。主席把这说成是延安要谋求改革的愿望。内战的危险是可能存在的，蒋介石正在各方面作打内战的准备 ，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与发动内战的一切企图作斗争。与重庆的谈判仍然是可能的，不应该忽视这种可能性。
主要的要求（要为此尽一切努力）是成立中国的联合政府，主要的任务是阻挠、挫败和消除召开一次国民大会的任何可能性（要用一切办法和力量来达到这个目的）。
中共中央主席在他的政治报告中说，共产党必须集中至少六分之五的政治手段（就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无情地批评国民党和对它展开坚决的斗争 ，六分之一的政治手段留作机动。
大会的气氛是公开反蒋的，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指责国民党，对凡是咒骂蒋介石或国民党的话代表们都热烈鼓掌。
对毛泽东的报告以及其他的报告和讲话作些分析，毫无疑问可以看出，大会的目的之一是要全面地为内战作有力的准备，也就是进行动员 ，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和不同意召开国民大会只是通向内战的两个步骤而已。
国民党和蒋介石是不会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的，延安对这种拒绝早有准备。如果事情真这样发展，那就立即宣布成立中共中央政府（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这样一来内战就会成为现实，因为双方的裂痕在抗日过程中还会不断扩大。
实质上，中共的全部政策都是从及早打一场无法避免的内战这一事实出发的。这一点有下列情况为证：新四军第七和第二步兵师的战斗行动；在陕西的备战活 动；从特区调出部队；一批军队和党的干部同时调离特区，往同一方向调动；共产党在湖南和河南两省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为内战作准备。
１９４５年６月４日
大会讨论了扩大共产党根据地的问题。代表们一致同意扩大的政策，大家都对发展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寄予巨大希望。任务是急剧发展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力量 ，大部分代表发言的要点都是扩军和建设新根据地的问题。
大会也讨论了同日军作战的问题，但每一个发言者都无例外地一方面忘记了要抗日，一方面却对国民党进行诽谤，每个人的讲话都是以抗日开头，而以号召同国民党作斗争结束。
日光直射我们的小矮屋子，屋子四面都挨晒，到中午的时候屋里非常热，天花板和墙都散发着热气。
热浪涌进了整个山谷，太阳炙烤着稀稀拉拉的草。山坡上，灌木的叶子都枯萎了。河水也变浅了。
１９４５年６月５日
西方大国由于对克里米亚会议决议作出带有偏见的解释，在旧金山发生了争吵。
丘吉尔在电台发表的竞选演说中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与极权主义思想和对国家的令人厌恶的崇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美国电台评论员无耻地说俄国一心想要征服世界。
美国参议员Ｂ．Ｋ．惠勒在意大利发表了反苏讲话。
美国商业部长亨利．Ａ．华莱士说，蓄意破坏美苏关系的人是和平的敌人。
日本驻中国派遣军由冈村宁次将军指挥。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成果之一是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在城市工作的决议。毛泽东说，党的城市工作也得像农村工作一样取得成功。党在农村的地位是巩固的 ，认为我们是“土皇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我们是中国农村的真正主人，农民是我们最坚定的和最忠实的支持者。可是，继续这么干下去是错误的 ，我们也应成为城市的主人。今后，我们就没有权利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农村了，这同马克思主义是相矛盾的。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党员不应陷入另一极端，忘记 我们可靠的支持者——农民，从而忘记在农村的工作。
彭真就此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它可以看作是一个补充报告。
从政治报告和彭真的补充报告中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走出农村，依靠工人。对中共来说，这些无疑是正确的和十分重要的结论。
可是，同样饶有兴味的是，毛泽东承认党一直是个农民党，它依靠农民，力量来自农民。毛泽东企图小心地加以掩盖而共产国际则坚持不懈地与之作斗争的正是中共党内的这种农民意识。
“农民处处表现出民族的、地方主义的狭隘性”，这是无可辩驳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列宁告诫我们，要防止把这种农民的狭隘性带到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中来的危险。他强调，俄国作为一个具有大量的农奴制和封建制残余的农民国家，清楚地表 现出农民原始的、自发的革命性，它影响到与之相联系的工人阶级。列宁写道：“这种革命感情无疑表现了一种一般的民主要求（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而 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领导人承认“我们是土皇帝”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同时也反映出中共历史上一些十分重大的事件的实质以及日常政治活动的实质。
中共中央主席还进一步说：“我们必须预见到，我党政治生活中的这个转折点将会使一部分党员产生误解，感到格格不入。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点，并为此作好准备。”
毛泽东的这句话并非偶然，值得注意，因为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在中共党内占统治地位，这点是不可能否认的。
在大会上没有谈到党的社会构成，但是，在报告中谈党的性质那一节时毛泽东说：“我们党很大一部分党员出身于非无产阶级。这是否就能说我们党是非无产 阶级的党呢？……不，绝不能这样说。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它的纲领就是证明。”（就我所知的中共事务而言，毛泽东提到的纲领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上都没有 讨论过，所以根本就不存在 。）
观察组留在延安，毫无收获，成了笑柄。尽管如此，美国人还很看重这个观察站，很沉得住气地在干工作。
中共中央主席不想在苏联对日开战之前跟盟国断绝关系——我说的“盟国”指的是美国。
美国人在中国已牢固地取代了英国人的地位。
说到英国人，他们在中国境内的“战斗”大都由伦敦的记者来干。
苏、美、法、英四国政府代表于６月５日在柏林签署宣言，宣布德国战败，并由四国接管德国最高权力。有关占领区的计划将在报上公布 ，“大柏林”地区将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宣言由苏联的朱可夫元帅、艾森豪威尔将军、伯纳德·蒙哥马利陆军元帅以及德塔西尼将军签署。
蒋介石拒绝了日本关于派遣代表进行和谈的要求。
１９４５年６月９日
今天的大会要选举中央委员。在７９个候选人中将有４５人当选。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０日
内阁首相、海军上将铃木贯太郎在国会表示，日本将不顾一切进行抵抗，如果战争蔓延到日本本土，日本将充分利用其一切有利的地理条件。
今天，在开始选举中央候补委员前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下面是他讲话的摘要：
“我们已经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这很好。但是选中央候补委员也很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我要求同志们认真注意今天的选举。
有一个代表在写给主席团的信中说，大会应选举能保证执行我们大会路线的同志。这是绝对正确的。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提出问题呢？
１．因为候选人中有些人不孚众望，还有些人过去有过缺点。即使这样，这些同志还是能够执行我们大会的路线的，或者能为实现大会的路线创造条件。我认为，这样一些人能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可是，我今天不能保证他们有些人将来就不会落后。
２．王稼祥同志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过去犯过错误，但他是一个有功劳的人，一个有才干的人。党中央四中全会的路线与党的路线（应理解为‘毛的路 线’）是不符的 ，但王稼祥支持党的军事路线，坚决予以贯彻，这就使胜利打退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成为可能。另一个事实是：遵义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但如果没有王稼祥和洛浦的支持会议就不会取得那样大的成功。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他们已经脱离错误路线。我们到达陕北后，王稼祥被派往共产国际 ，他从莫斯科回来后对共产国际的路线作了正确的汇报。那时，我们党处境困难（他指的是与国际主义者的分歧）。共产国际的路线是赞成投降主 义的路线。王稼祥是正确的。王稼祥同志是中央委员会关于扩大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联系等四个决议草案的起草人。这是值得大加称赞的。
３．这次我们一定要选一位来自东北的同志，这对于我们的将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也要在东北发展党。”
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就开始选举中央候补委员了。
毛泽东在５月２５日和６月１０日的讲话是多么意味深长啊！毛说：“从遵义会议开始到现在，经过了几个阶段，党已经不再有各种不同思想了。”
这应该这样来理解：中共党内所有与毛泽东的路线不符的观点和意见都已经被压下去了，结果，“党已经不再有各种不同思想”而表现为清一色，毛泽东的清 一色。这就是遵义会议、反共产国际的斗争以及三年整风运动的成果 ，这就是按照毛的模式形成的党的团结！简直找不到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证明了！
对王稼祥去莫斯科的目的所作的解释我倒是第一次听到，原来他是毛的使者，这位党的新领袖在那时就委托他去收集关于共产国际“赞成投降主义活动”的材 料了。当时，毛泽东居然就已在准备对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共党内的支持者展开决定性的斗争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在执行他自己的路线了。
这些讲话清楚地证明了毛的策略，这就是分化反对派，并在他们昔日支持者的帮助下压服持不同意见的人。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用这个办法。
毛现在怕的是新中央委员所受的熏陶达不到原先的25个中央委员那样的水平，他们“自己的想法”可能太多，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说出自己的意见，从而导致“翻车”。
这些短短的讲话透露出多么激烈的斗争啊！可是，毛只不过揭开了党内政治斗争帷幕的一角而已！
谈到过去时的短短几句插话所揭露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情景啊！斗争何等激烈！何等凶险！
我认为，毛过去在公开讲话中从来没有这样坦率地表示过他的意见，但他现在可以这样做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党的“十足的主人”。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１日
宣布了选举结果。
大会选出了４４名中央委员，３３名候补中央委员。
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得５４３票，朱德５４３票，刘少奇５４３票，任弼时５４３票，林彪５４１票。
王明得３２１票，博古２７５票。博古和王明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当选的还有：徐特立，张鼎丞，陈云，陆定一，李富春，邓颖超，林伯渠，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康生……
候补中央委员有古大存、乌兰夫、谭政和陈伯达。
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在大会闭幕会上讲了话。
中共中央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国际歌》歌声中结束。
现在，对中共中央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情况说几句。
发言的有２４个代表，他们是：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及其经验教训的补充报告）、陈毅（作关于华中形势的补充报告）、彭德怀（作关于华北形势的补充报告）以及高岗（作关于特区情况的补充报告）。
所有发言可以分成两大类：一、过去反对毛泽东路线的人所作的讲话，二、所有其他人的讲话。
一、关于过去反对毛泽东路线的人的讲话：
１．洛甫、博古和杨尚昆的发言。
在这三个同志的发言中最保持尊严的是博古。
大会对洛甫的的发言表示宽容。
洛甫和杨尚昆公开乞求毛泽东饶恕他们过去的“罪过”。他们的发言对过去各个阶段的“错误”低声下气地作了检讨，自我鞭挞，谴责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 点”。说到莫斯科，他们说在那里学了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 ，指责共产国际的领导犯了错误（洛甫发言），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并颂扬毛泽东。
博古没有赞扬毛泽东，他表现得不失尊严。
２．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的发言以及朱德的部分发言。
他们很有分寸地谈了各自的错误，并没有一味自我鞭挞。大会不满意彭德怀的发言。
３．王明和王稼祥没有在大会上讲话，但是写了书面检讨，承认他们在党内犯了所谓的错误。
凯丰虽然是反对毛泽东的主要人物，但他既没有发言，也没有写书面检讨。
二、其他发言。
这些同志并没有一个劲儿地检查错误或表示他们不能在理论上一贯坚持正确的东西或论证“毛泽东路线”的正确，他们每一个人都谈具体工作，大部分谈的是过去，对目前谈得很少，几乎没有涉及到将来。只有李富春、叶剑英和林彪的发言是例外。
大部分发言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很低。
康生集中讲两个问题：党对农民的政策以及他那个部门的活动。
康生在农民问题上能捞到好处，因为反对毛泽东的人大都是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
情报局头子不嫌浪费笔墨，把情报工作和反情报活动的情况吹得天花乱坠。
虽然毛泽东已在报告中承认审干委员会犯了错误，而大会也在等待康生作些解释，可是康生对审干的错误和整风的暴行却一声也不吭。他的发言刚完，大会主 席团就收到许许多多的条子，要求康生解释为何不提他的错误。主席团建议康生，要么讲一讲，要么给主席团写个书面发言。刑官悍然拒绝说他是在“执行毛泽东的 路线”！
你会想得到康生那时候的那副模样！他活像个被触怒了的知识分子：眉毛在眼镜后头装腔作势地一扬，噘着嘴，摆出一副有教养的人受了委屈的模样。真是一身清白还有罪！
这迫使中共中央主席在闭幕词中以沉重的心情再一次谴责在审干期间所犯的错误。不过，这并没有提高康生在代表中的威信。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２日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有下列几次：
１．４月２３日，在开幕式上作《两个中国的命运》的报告。
２．４月２４日，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共中央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３．５月２５日，作关于选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讲话。
４．５月３１日，作总结发言。
５．６月１０日，在选候补中央委员前的讲话。
６．６月１１日，在大会闭幕前作《愚公移山》的报告。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经常在不同地区的代表会上讲话，并与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通宵达旦地开会。就在这以前不久，他还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第七次全体会议！工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确实，不能否认五十二岁的毛所具有的政治领导人的气质。
现在谈谈关于中共领导机构的选举问题。
有关的准备工作在大会前早已做好了。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防止产生偏激情绪，并把洛甫、王明、博古、王稼祥和凯丰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
到５月２５日情况就清楚了，这个目的并没达到，大多数代表赞成中央委员会人数要少一些。反对上面提到的那几个人。
这使毛泽东不得不在５月２５日讲了一次话。他对于选举的原则、候选人的挑选以及选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的必要性讲了两个小时。为了说服大会，毛泽东甚 至说犯过错误的人更加可贵 ，因为他们想起所得到的惨痛教训就不会再重复错误（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经过锻炼了），而那些没犯过错误的却可能出于自信而容易犯错误。
在那次会上，毛泽东还建议把组成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暂时定下来。毛建议由７０人左右组成中央委员会，大会对此当然表示同意。
候选人名单拟出来了，但杨尚昆、罗迈和孔原没在名单内，他们要进入中央委员会看来完全无望了。
毛讲这番话，看来是强调了选洛甫、王明、博古和王稼祥的必要性，他们都包括在候选人名单里了。列入名单的还有李立三，他现在在莫斯科。
由于发生了争论，原定在５月２０日前后进行的选举到６月９日至１０日才举行。代表们要求列入名单的每个人要有个小传，有些问题要作出解释，等等，等等。
因此，选举就具有清算的性质（应该记得，这些干部都是在整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问题又从头讨论一次 ，他们又在各小组会上受到恶毒的诽谤。
然后轮到贺龙（军阀作风和错误的工作作风），康生（审干问题），彭真（审干问题），彭德怀（军事错误和缺乏自我批评），高岗（伪造中国西北的历史并自我吹嘘），陈毅（对他的政委搞“阴谋”，并组织了一帮人来反对他和其他人）。
围绕着选举出现的政治斗争，使人对中共党内的形势、对毛泽东不厌其烦地谈到的中共团结的涵义得到了一个概念。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３日
按照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会由４５人组成。在选举中央委员过程中，代表们投票反对邓发、王稼祥和凯丰。
决议规定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为３３人。
当选中央委员的有４４个同志。
邓发与凯丰的落选只是使毛感到不快，但他对王稼祥的落选倒是当真感到苦恼。要把凯丰和邓发留在党的领导机构内是完全没有希望了，可是，毛打定主意要 把王稼祥拉进中央委员会。这就是大会不选最后一个中央委员的原因。毛泽东向各代表团的领导和代表们公开施加压力。另外，他还向大会建议把王稼祥列入候补中 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内。前一天，他要求代表们不要选第４５个中央委员。
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之前，中共中央主席讲了一次话。在讲话中，他向代表们强调了王稼祥对党的贡献。
结果，王稼祥不仅当选候补中央委员，而且是第二个得票最多的人！
新的中央委员会计划在一周内召开一次全会，毛泽东将在会上操纵一切。毫无疑问，即使不是在第一次全会上，那么，在以后的全会上毛泽东也一定会把王稼祥增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的。
毛泽东的反对派在思想上的动摇不定不仅使毛可以压制他们，而且后来还能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起诋毁共产国际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联共的经验。“莫斯科派”放弃自己的立场，使毛泽东有机会修正马克思主义，从而带来了种种后果。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４日
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毛泽东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从１９３５年１月他成了中共领袖之后就开始了。毛于５月２５日和６月１０日的讲话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他说，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共路线开始发生根本的转折。以前，毛泽东避免在公开场合谈到这一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说，的确，从遵义会议以来他就一直在与共 产国际的“赞成投降主义的路线”作斗争（也就是反对列宁创立的第三共产国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
６月９日、１０日和１１日，美国观察组的代表斯特尔、多姆凯和斯温森分别拜访了毛泽东、朱德和叶剑英。这次拜访是魏德迈要他们飞往重庆的指示促成的。
毛泽东、朱德和叶剑英在与美国人的谈话中说，不管是美国、英国还是苏联，谁帮助了中国人民，他们就把谁看作是朋友，谁要是反对这种援助，谁就会被看 作是敌人。他们告诉美国人说，美军总部和中共军事当局不签订军事合作协定，就谈不上派遣美国人去敌后根据地和建立气象站等问题。
斯特尔说，他接到通知，美国最高军事当局将派代表来延安。叶剑英重申，如果这位官员是来谈判大规模合作问题而不是来讨论一些琐碎的私事，那么，中共领导人欢迎他来延安。
在奥尔洛夫的坚决要求下，用石头在窑洞外扩建了一间新的手术室，这就有可能同时对６个病人作手术。现在，百分之七十五的手术是由安德烈·雅科夫烈维奇训练的外科医生做的。在延安已经出现了两起天花病，更不用说其他传染病了。
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６月１１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讲了话。发言内容概括如下：
１．大会开了五十天。它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决定了党的路线，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会前活动，报告与讨论，以及选举。
会前的充分准备保证了大会取得成功。代表们的发言很好，并且作了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既不过分，也不算少，当然可以再多一点。有了自我批评，大会才能达到团结一致。
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进行得很顺利。
大会以后许多代表就要回去，他们应在那里的党员和全体人民中对大会的决议展开大规模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党员是会赞成大会的路线的。
有些人会搞分裂活动。
有些人，可以说，将无视大会的存在，大会的决议对他们没有约束力，他们将继续按老的路线和观点来办事。
需要采取一切措施来消除党内的不和，还需要作出重大努力来加强党的团结。
２．“关于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是同意和它合作的，但要按双方同意的某些条件来进行合作。”
毛泽东接着叙述了他与将赴重庆的观察组代表的谈话。
允许美国人呆在延安和第１２９步兵师原驻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资本主义，欧洲已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阶段。”
“前途如何？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革命，一是战争。”
３．关于苏联的态度。
“６月３日《消息报》的评论文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与中国的现实》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４．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由于中国的特点，这个过程将会很长。
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前途也可能是一场艰苦的浴血斗争。（谈到发展，毛泽东指的是在全中国夺取政权。）
“革命的发展由人民的愿望来决定。如果人民拥护革命，就没有人能阻挠这个进程，如果人民反对，那么共产党的希望就不能实现。我已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中写了这个问题 ，我又在发言中强调了这个问题，并向去年访问延安的记者作了说明。”
５．毛泽东在结束讲话时又提到党的团结问题。他说，对党的团结有自己见解的人，是应当懂得党的决议的，“但首先必须实行大会的路线。遵循这条政治路线，中国人民就会得到胜利！”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１日
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说：
——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还不成熟；
——批评国民党是必要的。要消除人民中可能会有的错觉，因为国民党的影响仍然很大，要比共产党的影响大得多。
——中央政府军的官兵百分之百都是国民党员，而在整个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共产党员只占百分之五十。
目前，中共约有２０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热得难以忍受，这个夏季好像要把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生物都热死似的。即使穿着鞋，我的脚还被黄土反射出来的热气烫得直发痛。
山顶在落日的余晖中变成黄色，变成粉红，最后成了深红色。月亮正冉冉升起。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５日
日本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政府对年在１５—６０岁的全体男子以及１７—４０岁的全体妇女进行动员。
中共中央主席最近的几次讲话证实了我的某些结论。从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以来，他一直在与影响中共的力量——共产国际——作斗争，且这个事实已为毛在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之前的讲话所证实。
他把共产国际看成是他思想上的对手，因此，他开始同共产国际断绝关系。这个斗争导致他修正马克思主义和发展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哲学——“现实的马克思主义”。
斗争的继续就是抛弃国际主义，背叛从事反希特勒战争的苏联，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借口下破坏与联共的思想联系，并助长中共党内的沙文主义思想。
现在，中国的国内形势、他对美国武力干涉的惧怕以及他个人的私利促使他和我们结盟——只是结盟而巳，并不是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的兄弟。他在同我们 的结盟中找好处。他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冷酷的自私打算支配的 ，因此，党的有生力量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思想清洗”，还是多次跟他发生冲突。毛的一生都是在搞计谋，他不是在贯彻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在“民族特点”的借 口下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因此，他就一直用恐怖统治来反对他自己的党，他要把党内的共产国际的影响彻底铲除。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６日
莫斯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胜利游行，游行队伍由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率领，受到朱可夫的检阅。缴获的法西斯战旗被扔在列宁墓前的广场上。
旧金山会议已经结束，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各国代表团团长作了闭幕讲话。
美国总统说，法西斯主义没有完全消失，消除专制统治者和捣毁集中营要比消灭使这些东西得以产生并赋予其力量的那种思想要容易。
安德烈·葛罗米柯代表苏联代表团发言。
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在这个国家夺取政权，他之所以对党有兴趣，只是因为党能保证他夺到这个权力。因此，他提出了一些表面上看来是正确的口号和说法，而且引述马克思、列宁的话。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８日
中国陆军参谋总长何应钦说：
——如果美军不在中国大陆登陆，重庆军队是不可能把日本人赶跑的。
——即使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可能被切断，靠美国的帮助把侵略者赶跑仍需很长时间。
——日本军队靠着满洲国的军事资源将会长期顽抗。
我几乎难以继续写日记了。到我一有空，人却筋疲力尽了，坐到书桌旁立刻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蜡烛已燃尽，一点烧残的黑烛芯在一汪烛油中咝咝作响。
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
马赛·加香在巴黎召开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并不是要获得领土，它只要消灭法西斯主义，并保证自己免受希特勒式的侵略。
波兰组成了一个全国团结政府。
斯退丁纽斯已经辞职，詹姆斯·贝尔纳斯已被任命为新的美国国务卿。杜鲁门的一班人在慢慢地取代罗斯福的亲密伙伴和同事。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受苏联邀请到莫斯科访问。国民党想在远东的决定性事变开始之时与其强大的邻国发展关系。
中共的代表大会是为内战作准备的大会。不管代表们谈什么问题，最后一切都归结为要与国民党作斗争。
大会是跟着毛泽东走的，这是对“莫斯科派”的残酷迫害以及敌视共产国际的思想原则所造成的后果。
在苏联为反对德国法西斯而进行生死斗争的年代里，中共的所有活动都是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可是现在，远东问题的解决要靠苏联，而且，美国主张用武 力对付中共的人也根本不反对搞垮共产党，毛泽东就假装成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和我国人民的朋友了。可不是吗，中国的政治形势以及国际舞台上的形势使这个破 坏团结的大师没有选择余地了 ！
１９４５年７月２日
今天，奥尔洛夫向毛泽东祝贺中共建党二十四周年纪念。毛泽东回答得很爽快：“如果没有苏联，也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
奥尔洛夫昨晚睡在我们屋里。
快到黎明时，我听到有脚步声。我起床到走廊里看看：是安德烈·雅可夫烈维奇。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回头再跟你说 。”说完就走了。
外边一片寂静，天色还很黑。在发报室，科利亚正靠着烛光拍发我给莫斯科的电报，传来了像往常那样的嗒嗒声。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是出去“看日出”的。在延安这地方黎明来得很快 ，几分钟内黑夜就为白天所代替了。但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爬到了我们房屋上面的山丘上，也还是没看到那景色。在太阳出来的地方，天空开始呈现灰色 ，山脊的轮廓看得见了，只有谷底还是一片幽暗。天空越来越亮，群山中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然后就出现一圈黄色的圆边。几分钟后，一轮金红的旭日高悬在山脊 之上 ，接着，一群燕子飞掠过延安的上空。
１９４５年７月３日
毛泽东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时的讲话使我深信，从遵义会议时期开始，毛泽东就已经以不信任和敌对的态度来对待共产国际和苏联了。在他看来，莫斯科得帮助他推翻蒋介石，只有这样这一力量才有用处，而且以后也还有用。
特区军队的作战技术已在去年得到提高，很注意不再沿袭游击战的打法。
关于苏联战胜希特勒的问题在这里谈得不少，但从中得出的一个明确的结论是：苏联是一个“会帮助中共积聚实力以摧毁蒋介石政权的朋友”。虽然并没有直说，但意思就是这样。而且大家都在期待着苏日开战。
博古比我小一岁，从１９２５年开始他就是中共党员，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４年他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１９３４年１月在中共中央第五次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
毛泽东不大喜欢博古。在我们的谈话中，毛总想使我对博古产生敌对的感情。
需要记下来的事情是如此之多，因为靠记忆是不可能都记住的。但疲劳忽然战胜了你，拿着笔倒在桌上就睡着了，这是最伤脑筋的事了。然后就用冷水浇头，抽支烟，以为这样就能把睡魔赶跑，继续工作。但只有半小时工夫，眼前的字句又都模糊不清了。
我常常就是这样睡着的。一两个小时后，我在一片黑暗中醒来，蜡烛早已烧光，只留下很重的蜡味。如果还有时间，我就脱了衣服上床睡觉。
我写得很多，睡觉时右手发麻，就像失掉知觉一样，我就侧向另一边睡。
到了早晨，我又得把脸刮得光光的，梳洗一番，打起精神来。每时每刻都要全神贯注哇。
１９４５年７月４日
毛泽东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党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大会，无疑它会对党和人民产生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
大会保卫了党，抵制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党的侵蚀。
我们党内原来存在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但是在大会的准备期间这终于被克服了。党内的政治观点已经一致了。
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它维护了马列主义原则的纯洁性，但也适当考虑了中国现实的一些特点。
“在目前１２１万党员的总数中，１９２１—１９２７年入党的只有１千人，在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时期入党的只有２万人。”
特区并不具备扩大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这里谈得上什么把党锻炼成无产阶级钢铁般的政党呢？而党的核心呆在这里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
在中共其他根据地里情况也不见得好些，同样是一些偏僻山区的农村。
１９４５年７月９日
在最近的一次宴会上，毛谈了许多关于他青年时期的轶事。他几乎一直坐着，眯着眼，心不在焉地环视四周，还像往常那样拼命抽烟。
周谈到重庆的事情，他那有声有色的谈吐，跟毛的唠唠叨叨的讲话形成鲜明对照。
屋里充满了笑声。这时他们喜欢笑，也许因为他们喝酒喝得太多，抽烟抽得也凶。
周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他随时到处走走，与大家交谈。除了周，所有的人都渐渐地醉丁。他始终能控制自己，保持冷静。
在这种场合谈政治问题，他们喜欢谈重庆的消息和传闻。重要的事情放到另外的时间，没有外人在场时再谈。
毛喝酒要比三年前我到延安时喝得少了。他不时为体虚困倦的症状所苦已有几个月了，并经常向奥尔洛夫谈他这种病。
毛始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蒋介石的统治和蒋介石本人。
毛总是低着头，随时准备抨击蒋介石。而每次周都能向毛报告一些完全适合他胃口的新情况。
在这里只有毛是轻松的。其余的人都在继续玩一场赌博，每个人都跟其他所有的人作对，除了周，他坚定地相信他享有立身于此的权利。
烟灰缸上的烟头熄灭了。光线越来越暗，夜越来越深了。
毛的侍从对他爱吃几样什么都深为了解，仆人们悄悄地给他送上他爱吃的东西。
“蒋介石不是一个演说家”，周说，“他是提问题的能手，而且他会听别人的话，善于吸收别人的思想。”
周说话很快，面带笑容，拍拍我的肩或拉拉我的手。我看出他同时在留心倾听所有在座者的讲话，他不放过一个字或一个姿态。
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住在曾家岩。王炳南和陈家康同美国武官保持联系。
康生真是个政客，他以不变应万变。不过，现在态度不那么傲慢了，显得温文尔雅，善于逢迎。康在苏联大约呆了五年，从１９３７年起他就一直在延安，没有离开过。从１９３８年以来他担任情报局局长的职务。
“戴笠是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头子，没人见过他，是个难以捉摸的人物。”康说。
毛怡然自得，姿态悠闲而轻松，一张圆圆的、和蔼的脸。毛的嘴能笑，但他的心是永远不会笑的。
“你快成中国人了”，毛对我说：“就连你的朋友都看不出你的苏联人样子了”。
一股明显的烟草味和潮湿的泥土味布满了毛的地下住室。毛不愿住通常那种房子，要不，人们在几周内就可以为他修建一所。可是，毛喜欢这种地下住室。这种窑洞可以防轰炸，又避人耳目 ，他住在这里才感到绝对的安全。
一扇玻璃窗几乎占了整个墙面，透进灰白色的夏日晨曦。
桌上放着一架已被人遗忘的留声机和一堆唱片。烟灰缸、碟子和痰盂里到处都是烟头。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使我觉得他非常像马克西姆·高尔基作过精彩描述的那个孟什维克费道尔·邓恩。高尔基说：“费道尔·邓恩说话的腔调表现出他 把真正的真理看作是自己的女儿 ：他生了她，抚育了她，现在还抚育着她。至于他自己，费道尔·邓恩，则完全是卡尔·马克思的化身。而布尔什维克则是些一知半解的粗俗之辈，这从他们对孟什 维克的态度，看得尤其清楚。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是孟什维克。”
“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机会主义的哲学。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种典型的超级“革命哲学”高调的实质，他说：“当革命的政党要同小资 产阶级分子直接或间接联合结盟，即无产阶级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分子结合时，或者革命事件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发展时，革命政党往往要因搬弄革命辞藻而大吃苦 头。我们所说的搬弄革命辞藻，就是不顾客观环境一味重复革命的口号。”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０日
“飞行堡垒”的机群正日复一日地把日本城市炸成废墟。Ｂ-２９型飞机的高度实际上是日本战斗机所达不到的，它们列成队形向目标扔炸弹，就像是受检阅一样。
在５月３１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在闭幕词中谈到了审干以及与间谍活动作斗争的问题。现把他讲话的有关部分简要概括如下：
——在这项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发生了许多严重错误。
——这些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按照少搞但要搞彻底的原则来进行这项工作。
——可是我们却搞多了，搞得也粗。
——我们必须把犯过的错误变为武器。惩罚早已禁止，不要轻信口供。我们始终应该以谨慎的态度来处理每件事情。
——但我们对事物也必须有一个严肃的态度。我们不容许自由主义，因为它是有害的。
就这样，毛泽东在大会讲坛上向全党宣布：“洗脑筋”以及其他一切镇压措施的思想实质是没有缺点的。
他发出号召，要继续无情地惩罚持不同意见的人，并使整风的镇压方法成为党的生活的一种制度。为了使代表们放心，他虚伪地答应要使康生“刑室”的工作更“客观些，而且要注意区别对待”。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１日
美国人认为日本的命运是已经注定了的，可能需要一年、两年或者三年之后才见分晓，但它无法逃避失败的命运。日本工业已被破坏，这个海岛国家的商船队 实际已不存在。而且，尽管广播的调子还是那样自吹自擂，但从中不难听出他们对美国未来的进攻所持的不安心情。美国人估计他们自己大约要损失一百万官兵。他 们总是把行将进行的进攻称为“流血的”进攻。
大会开了五十天，时间很长，但根本不是因为要解决的问题是复杂的。这样长的时间是过去党内斗争的反映。
代表们是非常听话的，但是要让他们有发言的机会，这样，就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检讨和对别人的指责来证明“现实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毛泽东有意识地选择了这个办法。
在选举过程中，党内这些年的激烈斗争又重演了。代表们再次绝对听从毛的意见。但是，现在必须使他们对“莫斯科反对派”成员所持的敌意缓和下来，而且要使所有那些“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进 入中共领导机构，这就需要时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国际主义者被弄得声名狼藉，以致毛泽东实际上又不得不去说服代表们重视他的推荐。在新的形势下，他迫切需要他们，需要这些“教条主义者”、“莫斯科分子”、“经验主义者”以及“投降主义者”，他们能为毛的政治路线打掩护，他们是在这次交易中受过熏陶的人。
就这样，一周又一周，代表大会开了整整五十天！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２日
在整风运动的苦难日子里，共产党员们经受了一次毛泽东思想的严酷训练。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从思想上总结了“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成就。
这些党员大多数年龄不到三十，他们已经成为党的干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成长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党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最坏的是把毛泽东与革命、与普遍真理看成一回事。对党员来说，毛泽东是带给他们革命信仰的使者，他是一贯正确的。在这里，理智被本能 （一种盲目的本能，一种宗教信条）所代替！他们不需要理解就相信，因为是毛泽东说的么！
革命者的信仰和对创造奇迹的神的信仰发生了冲突。
我不由得翻开我的哲学笔记。在这方面非常有意义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劳拉·拉法格的信。恩格斯在信里写到了１８７１年之后巴黎工人的“极端革命性”，即布朗热主义的问题。他说：
不，这次陶醉于布朗热主义的原因是更深远的，那就是沙文主义……法国这种爱国狂热的必然后果是，法国工人现在成了沙皇反对德国而且也反对俄国工人和 革命者的同盟军！……但是像这样的狂热从１７８９年以来已经是第三次了。这种狂热的浪潮第一次把拿破仑第一拥上台，第二次把拿破仑第三拥上台，现在又把比 他们两个更坏的家伙拥上台，但是，幸而浪潮已没有力量了。无论怎样，我们显然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巴黎人革命性的消极面——沙文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同积 极面一样都是不可缺少的方面 。在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之后，波拿巴主义就会再次发作，要求有一个救主，去消灭……可恶的资产者。
因此，我将欢迎巴黎人赐给我们任何革命的激情，但预料他们以后又会受害而转向创造奇迹的救主。我希望和相信，巴黎人在行动上会像往常一样有能力，但他们如果要求在思想方面进行领导，那我就不敢领教了。
１９１１年君主政体被推翻，持续不断的农民暴动，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的革命动乱，以及内战的血腥暴行——结果产生了同一种信仰，信仰一个“创造奇迹的偶像”——毛泽东。
从我对毛泽东和他所创造的整风运动的长期了解，我确信我的说法是对的。我有时觉得，好像我自己也在这里经受了这场严酷的洗脑筋运动。这场清洗有助于使我看清民族主义的危险，盲目信任领袖的危险，用教条、用政治上的犹太教义、用歪曲来代替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危险。
中共党内的沙文主义是中国民族意识酿成的悲剧之一。
我在延安呆了这些年以后，我感到，马克思、列宁和恩格斯的才智、深邃的远见和伟大的人格更加光彩夺目了。他们的思想培育了布尔什维克党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具有伟大的生命力以及它必然取得胜利的保证。
延安培养出来的党的工作者一批接一批地走向国家最边远的地区。他们到各地去领导党员群众。他们是怀着对革命、真理、国家以及对毛泽东的神圣信念离去的。
凡在理智屈服于盲目本能的地方，教条就成了生活的真谛和目的。可怕的教条——“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
我经常听到一套套标准的答话，而听不到一句生动的语言。不同的人在表情上都是一个模样，这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人们心安理得地在死记硬背“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对毛的赞扬带有神秘主义色彩，是一种不健康的吹捧。这种危险做法使党员没有主见，思想超不出毛泽东指示的范围，使党丧失能动性——这在大会上已有表现。结果，毛主席一个人的“一贯正确的创造奇迹的头脑”代替了千百万人的头脑。
研究了毛泽东的几个报告之后，我确信他是很有手腕的。他通过歪曲共产党的历史、歪曲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目前的事件以及通过搞整风运动这种无事生非的做法来腐蚀党员群众。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３日
在民族解放运动政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重大的差别。毛在美国人面前如此欣然同意改变党的名称是不无理由的，这种情况根本不是什么策略问题。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难得的装饰品”，借以掩护他去搞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运动完全不相干的、不受其约束的社会运动。历史使他不能有别的抉 择：共产党的兴起不是他的意愿，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已深 入人心，使人无法忽视。于是，他就利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掩饰，搞出了他自己的哲学“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说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为什么如此激烈和 残忍 ，它实际上是中共党内两种思想——毛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因此，党经历了十年时间的尖锐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冲突对局外人 来说并非一直都很清楚，可是斗争没有减弱，一直在持续进行 ，采取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一直到为“纯洁文风”而进行的斗争）。这是党内的阶级斗争，是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是被一种不断高涨的、极易为沙文主义情绪 所左右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激发起来的斗争。
这个斗争在代表大会上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结束。虽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团结还在前头。”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因日本的失败而高涨起来，这使中共党内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力量与小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康生下来了，新人被提拔到中共的领导位置上。这一事实说明，已经向中共党内的先进分子作出了让步，尽管这种让步只是形式上的。总之，为“真正的团结”而进行的斗争还在前头。事情并不都是按毛所希望的那样发展的。这显示了历史发展的逻辑。
日本人在战场上仍然是个难对付的力量。盟国为拿下太平洋的每个岛屿都不得不艰苦作战，日本守卫部队抵抗到最后一个士兵。美国人表示担心，不知道日本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将怎样接待他们呢 ？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７日
不幸的是，在中共领导中还有一些动摇于共产国际和延安之间的人，他们正在猜测哪条路线将会获胜。
这些人在莫斯科是同意共产国际的建议的，但回到延安又迁就毛泽东。他们在这里虽然很谨慎，但还是要把在莫斯科赞同过的同一条共产国际的路线叫作“支持投降主义和不符合中国民族特点”的路线，如此等等。
他们是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人，只是变换假面具而已！换来换去，直到整风的浪潮把共产国际想支持的一切事物都冲光。
毛越来越经常地陷于抑郁，这也说明了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忧郁症一发就打不起精神来，干不了工作。
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１日
由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及他们的外长参加的波茨坦会议开幕了。
在罗马，人们将要庆祝佛朗哥反叛西班牙人民共和国的周年纪念。真是厚颜无耻！
有八名德国罪犯在美国被处决。
法西斯恐怖笼罩希腊。
对法国前元帅亨利·贝当提出了控告，指控他阴谋破坏国内安全并与敌人相勾结。
今天毛泽东跟我说，他高度评价苏共和苏联在中共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光线很难透过纸窗照进屋内，天气不好时室内更暗。就像现在似的，正是中午时分，但外面下着雨，我只好点上一支蜡烛。
今天，是我好几个月以来第一个比较空闲的日子。
雨点不断滴滴答答地打在糊着油纸的方格窗上。
我想着当我回莫斯科的那一天，我将交出我的代表证，收起我的钢笔，不考虑任何问题，信步往家走去……
我也不会再通宵达旦地伏案写紧急报告，翻译冗长的中文材料，捉摸谈话笔记中的弦外之音，去戳穿谎言、探索事实真相了。
而且，在很多年以后我终于不需要再经常处于警惕状态之中了。
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７日
丘吉尔落选了。由工党克莱门特·艾德礼主持，在英国组成了新内阁。丘吉尔处境尴尬 ，他不得不收拾行装，在会议处于高潮时离开波茨坦。
对法国的大卖国贼贝当的审判已经开始。
日本内阁宣布：日本要一直打到底。
美国新闻处在特区设有中心站，有一批观察员在延安工作。这个小组由３２人组成（８名新闻人员，９名电台操作人员，还有其他工作人员） ，小组负责人是彼得金少校。
此外，美国新闻处人员还遍布中共各根据地：有两名在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地区，两名在太行地区，还有两名在新四军中。
中共中央主席考虑到国家未来的事变以及苏联对日开战这些问题，他正在重建力量。
中共领导的思路是这样的：苏联将打败日本，它不会让美国人对特区采取行动，苏联部队一定会帮助中共，掩护中共军队收复北方几个省，苏联还将从物质上和政治上帮助中共。这种想法，大会代表曾以不同说法反复表示过。
这正是毛泽东把康生从特区政治生活的最前线撤下来的原因。中共中央主席的这位最亲密、最忠实的助手由于反苏，在莫斯科名声太臭了。
毛泽东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攻到康生头上。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将逐渐地战胜毛泽东主义。但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毛泽东主义发展的许多客观条件——物质的、思想的和文化方面的 ，将来它以某种形式大肆活动也是可能的，这就存在着毛泽东主义为中国开一危险的历史先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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