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记十六（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2-14 05:00:39

１９４５年５月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日
陈毅和高岗在大会上发言。
高岗尽管有过一段悲惨的经历，但还是和蔼可亲。他跟人交往没有露出一点意志消沉和不相信人的样子。他喜欢听人讲笑话，自己也爱讲笑话。他那非凡的韧性是惊人的——不是忍耐，而是有韧性。他在康生的委员会中表现克制，近乎消极。
洛甫，１９２５年入党，党的高级工作人员之一。１９３１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３５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学过工程、文学、社会政治学方面 的学科，是一位有文化的党的工作者。翻译过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王尔德等人的著作。作过出版工作。以后，任中共中央主要机关刊物《红旗》和《斗争》 编辑。曾在莫斯科留学数年。他是“莫斯科反对派”的积极成员，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挨过整。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日
洛甫今天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
接着洛甫，第二个发言的是康生。康说了两个问题：一、作为现阶段中心的农民问题；二、特务问题；１．日本对中共根据地的军事情报活动；２．国民党的情报活动；３．国民党与日本人在训练间谍方面的合作；４．美国和国民党特务机构之间的合作。
我是大会上惟一的苏联观察员。当前的中共代表大会是一次特别的大会，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明显，大会旨在确立毛泽东的独夫统治。
德国电台宣布了希特勒的死讯。假如这是真的，那就有点不公平了。穷凶极恶的罪犯逃过了人民的审判。
　
１９４５年５月３日
博古在大会上发了言。然后，彭真也发了言。后者的发言是有关城市工作和把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
目前没有时间对洛甫的讲话作详细分析，但是可以初步提出几点粗略的结论：
１．整风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改造了洛甫的思想。（“以前我的声誉受了我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影响……只是由于进行了整风……我才彻底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作风和思想。”）
２．他在发言中极其清晰地描绘了党内斗争。什么都说到了：反李立三的斗争，反对毛泽东在富田时期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国际主义者的暂时胜利，毛泽东为了实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进行的有组织的摧残。（“对所谓反革命的斗争，其方式是错误的”等等。）
３．对苏联培训国际主义干部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污辱性的谴责，这反映了毛泽东的观点。他试图以诽谤苏联的教育制度，也就是拒不承认联共经验有任何价值，来向毛邀宠。(“我学得了教条……”等等)。
４．宣布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惟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革命哲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看作一回事。（“我要是成不了毛泽东同志的学生，那么谁都可以认为我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我们读了点马克思的著作，用来骗了人。将来，我要非常注意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
５．为毛泽东（从富田到整风）的所有镇压措施辩护！毛泽东想从这位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过去著名的国际主义者和王明的战友身上得到的东西几乎都得到了。
６．但是，最惊人的是，洛甫建议“党内经常进行整风”，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不断整风。（“我过去以为掌握毛泽东思想并不难，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我一直坚持学习，力求逐步掌握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７．洛甫给他自己的朋友当头一棒，存心不良的、不公平的一棒。他不仅自己谴责王明和他以前的朋友，而且让整个党来对付他们。（“像我这样的一些人对 领袖、对中国革命问题有着共同的观点。宗派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他们想要分裂我们党，干出国民党特务干不了的事情来。我们党内有一种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倾 向，这有文件可以为证。”洛甫指的是王明和王稼祥致中共七大的信件。）
８．他歪曲党的历史来讨好毛泽东。
９．他肯定党的新的性质，新的关系（这实际上过去几年已在形成）。这就是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阿谀奉承，卑躬屈膝。这是为了证明毛泽东“一贯正确”，而号召放弃人的尊严。就这样，洛甫走到了把毛泽东看成是中国革命史上无与伦比的“天才”的地步。
１０．他极力贬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据他说，没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是没有用的。（“怎样才算诚心诚意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呢？”）
１１．他乞灵于伪造。他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简直是把不要个人尊严，说成是中共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在代表中实际上几乎没有人是和工人阶级有联系的，因此，说“无产阶级思想开始在我身上形成和扎根”是一派胡言！在形成和扎根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１２．整风的成果——人们精神的惊人堕落，个性的泯灭，这就是整风（“洗脑筋”）的总的特点。
刘少奇和周恩来暗中一直在勾心斗角，双方肆无忌惮地相互拆台。这场残酷的权力斗争是在毛泽东暗中纵容下进行的。要是有什么能使周和刘联合起来的话，那就是他们对康生的近乎憎恶的敌意。
健壮的贺龙甚至更发福了。这人生成是个乐天派，勇敢得像传奇人物。见过他打仗的人说他根本不知道害怕。
他嗓门大，笑声高，因而往往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他很爱打扑克，一打就是个通宵。他饮酒作乐，爱开玩笑，发起脾气来很可怕，可是脾气一下子也就过去了。他会一下子从他的部下中间挑出个会说故事的来，指派他做指挥员或自己的随从人员。
这个打起扑克来不要命的人随时都准备出发作战。他治军纪律森严，是八路军中深受人们敬爱的高级军官之一。
　
１９４５年５月４日
据外国电台报道，５月２日晚攻克柏林。
驻意大利的德军，于５月３日投降。
旧金山国际会议在继续进行。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联合国组织，并任命国际军事法庭的成员，这个法庭是为审判法西斯主要战犯而建立的。
世界各国的电台都一再播送希特勒的死讯。一名德国海军上将接管了他的权力。
今天大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聂荣臻。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年，聂荣臻在法国和比利时留学，以后又在莫斯科一所军事学院读完一期短训班。现在他是晋察冀边区部队的司令员。这是中共最强大的解放区，最近大大地发展了。
第二个发言的是杨尚昆。
杨尚昆过去是王明的亲密同事。他在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国。他在军队中担任重要政治职务，有一段时期是中国红军政治部代主任。现任中共华北局书记。
陈云继杨尚昆发言。
陈云从１９３４年起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到过苏联几次。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１９４５年５月５日
人们从洛甫、聂荣臻、杨尚昆和陈云的讲话中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中共中央主席从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一事中得到了一切可能得到的利益。共产国际自行解散的决议本来是鉴于各马列主义革命党本身已经成熟而作出的，实际上却让中共党内的民族主义分子松开了手脚。
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之后，国际主义者的任何一点独立性都遭到了压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这样的形势下不可避免地就自行解散作出的决定，使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推行他自己的路线的机会大大增加了。
共产国际自行解散的决定一公布，毛泽东认为机会来了，他可以泰然地贯彻旨在加强他个人权力的任何政治决议了——从整风的狂热中，从中共领导人与美国人谈判表现出来的不体面的行为中，以及从现在大会的发言中，这一点看得特别明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充满了艰难困苦，但它对毛泽东个人来说却真是天赐良机。用一套套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口号作掩饰来迅速地从思想上改造中共面貌的条件创造出来了。事实上，“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段时候成熟了，定型了。大会的每一篇讲话实际上都证实了我的结论。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自行解散的决定使毛主义的实质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原来在暗中推行的宗派主义和分裂的政策现在是横行无忌，并已开始迅速地改造党。
强有力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影响苏联领导人立场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民的斗争不会得不到苏联的支援。毛泽东深知这一点，并以此进行投机。
当前的大会终于使我相信，毛泽东是个老谋深算、生性自私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都是一场灾难，但是，它对毛泽东来说却是天赐良机。毛泽东的政治目的在忧愁、烦恼、冲突和政治危机中比较顺利地开辟着道路。这是条通向权力的道路！
古希腊人明智地说过：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毛通过玩政治、使诡计和撒谎极其精确地在创造他自己的世界——一个没有欢乐、只有民族主义以及与之俱来的暴力的世界。
评聂荣臻的发言：
１９３８年５月，日军为夺取武汉三镇发动了攻势。可是，战斗出现了相持局面，打得很残酷。日本人随即改变计划进攻广州。１０月２２日，广州沦陷。
日本军方看到欧洲的慕尼黑协定，希望在远东如法炮制，也就是说，取得世界主要强国的同意，瓜分中国，使东京得到好处。日本法西斯希望东方的张伯伦和 达拉第之流也能够劝说中国政府投降。东京本来指望，反苏的资本主义世界列强只要能够促使德国和日本去反对苏联，会不惜采取任何下策。
可是，中国的战斗在继续。
１０月底，日军进入汉口，蒋介石政府被迫撤离该城。不久之后，重庆成了中华民国的陪都。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中国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号召总动员。中国人民不愿受日本奴役。虽然国民党右翼分子施展了阴谋，但是中国政府还是被迫考虑人民的情绪。“东方的慕尼黑计划”显然没有搞成。
日本陆军在夺取广州和武昌的作战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因而攻势放慢了，但是这还不是放慢攻势的主要原因。日本夺取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后，在为发动反 苏战争作准备。它对苏联的远东部分和西伯利亚早已垂涎三尺。某些资本主义强国对日本与对法西斯德国一样采取了绥靖政策，从西方和东方同时出击来打垮苏联的 计划特别合他们的心意。在西方，慕尼黑协定松开了希特勒的手脚。张伯伦和其他反动政客毫不怀疑希特勒即将东进了。
日本也开始削减对中国的作战活动，以便腾出力量来准备进攻苏联。
聂荣臻在中共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宣称“把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联在一起”是个错误，１９３８年日本急剧削减在华作战活动之后我们就不应该再打了。可是，恰恰就是在那时候日军在哈桑湖和哈勒欣河地区进行了人所共知的挑衅。
聂荣臻宣称这是“有利于搞慕尼黑”，也就是说，有利于其他某些国家。他又说“我们当时应该停止对日作战，只打打游击”，就像毛主席当时所坚持的那 样。这就是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行动是不必要的，以后的“百团大战”也是不必要的。让苏联尽量想法去摆脱困境吧——他的讲话就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正 是苏联历史上一段非常紧张的时期——伟大的卫国战争前夕。
另一方面，聂荣臻悲叹：“当时我们不听毛主席的话。”中共本应该让蒋介石去打日本人。按照毛泽东的理论，中国人应该隐蔽在各根据地里，让各主要政治力量在斗争中去流尽鲜血。这说的是１９３８年和１９３９年的事，当时日本人正在试探靠近哈桑湖和哈勒欣河的苏联边境的实力。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打的。中共打这一仗，违反了中国红军部队作为中央政府军队的一部分参加抗日的协议，没有通知蒋介石的总参谋部。
“百团大战”开始于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０日，一直打到同年１２月５日为止。八路军和游击队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华北省份进攻日军。进攻被击退，中共损失了大量的人力和土地。
毛泽东的正式说法是：打“百团大战”是为了防止出现“第二个慕尼黑”（孤立国民党内右翼投降分子），为了挫败据说日本人在进行准备的新的进攻。
“百团大战”的发起人是毛泽东，他把作战方案通知了共产国际。
现在，听了聂荣臻的大会发言，根据同毛泽东多年交往的经验和其他一些事情来分析，我终于坚信毛泽东搞“百团大战”是想达到以下两个目的：
１．扩大现有的解放区和建立新解放区，这不能不影响到国共合作的稳固性。作战的准备工作对中央政府军方如此保密不是没有道理的。作战不事先经重庆同意，那么即使结果良好，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族统一战线的分裂，因为这次战役有打内战的味道，只不过采取了不同的形式罢了。
２．破坏共产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声誉，从而削弱王明及其他国际主义者的地位。作战准备得很草率，计划不周，对人力和物力没有作适当安排。事实上，战斗一打响就注定要失败。
我知道中共中央主席多么重视反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反对派”的斗争，因而几乎不怀疑“百团大战”是毛泽东对民族统一战线和运动战战略的有意挑衅，因 为运动战就是要主动抗击侵略者。昨天，中共最重要的军事工作者之一对此几乎直认不讳。（聂荣臻隐隐约约地暗示：“不要把政治任务和策略任务混淆起来……对 慕尼黑的回答”。）
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受挫，使毛泽东可乘机把运动战的策略转变为游击战的策略。他现在找到他所需要的正当理由了。
毛泽东以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八路军的失败为代价实现了这一政治和军事目的。而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指战员的英雄主义对毛泽东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它不过是他的计划的组成部分而已。
就这样，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的斗争自行作了程度上的调整，以便把它纳入他自己的“革命计划”。
聂荣臻和其他一些发言者一方面谴责那些年的运动战，另一方面想说明跟日本人打游击是正确的。可是，他们尽管很直率，却忘了发动那次“百团大战”的就 是毛泽东自己。因此，那次他们认为预先就知道打错了的大战其灵魂实际就是中共中央主席本人。中共中央主席的才智实际上是很差的。自然，发言者并不想说这 些，可是这是不言自明的。俗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于是，毛泽东把“百团大战”的失败归咎于共产国际、“莫斯科反对派”和八路军的一些主要司令员。
大会上，“毛主席”的支持者粗心大意，不按他的意旨，在发言中头一次把毛泽东作为失败了的“百团大战”的组织者的作用全都捅出来了。这次作战是他个人争权的一个阶段。
毛泽东采取游击战的主要理由是军队技术落后和缺乏武器，聂荣臻的讲话彻底暴露了这种说法是骗人的。毛泽东使军队转向消极防御根本不是由于缺乏武器和 日军占优势的缘故。他有他分裂中国的计划，他听任中国遭受日本侵略而日益衰弱下去，还要保存实力以便下阶段用来夺取政权。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各种力量的利 益，他本国人民的牺牲，城市的毁灭——所有这些都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他的计划的具体内容。士兵和共产党员的英雄主义，种种艰难困苦——这些事情也不过是 这个计划的细节而已。他需要武器，不是为了要抗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为没有武器是不能实现他的计划的。
这些年来，毛泽东坚持“谁能等待，谁就能赌赢”的原则。等待的代价则算不了什么。
　
１９４５年５月６日
大会把党政军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都召集到一起了。这是就近观察他们的难得的也可说是惟一的机会。
事实上我每小时都进行有意思的会见、谈话、介绍。
评杨尚昆的发言：
１．他承认整风是正确的。
２．他号召以毛泽东思想来培训干部，宣称马克思主义和联共经验对培训中国干部毫无实际价值。
３．杨尚昆谈到他错误地死背下来的观点中有下面这样一点：中山大学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那儿只讲授“农民落后，农民独自做不成什么事情”。他的这种说法是对毛泽东有关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作用的观点所作的引申，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肯定了党内的农民意识。
４．杨尚昆谈到他错误地死背下来的观点，还有据说是莫斯科的想当然教育，认为“反动阵营是铁板一块”，“看不到其中有矛盾”。杨所追求的目的是：为毛泽东与美国人接触找理由辩解，而这种接触是在暗中进行勾搭，超出了正常的同盟关系。
５．杨确认“中间分子对中共的价值”，断言党内存在小资产阶级分子是正常的。这个论点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同一发展过程：尽管他们贩卖马克思主义的词 句，党还是在蜕化为典型的农民党。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彭真的报告证实了我的结论：７５３名代表中有４０１名为知识分子代表，３２４名为职业军人。这些人大 都出身于富裕阶层或农民家庭。出身于工人或者与工人阶级有长期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的党的工作者大会上为数很少。因此，彭真在报告里对代表的成分避而不作阶 级和社会分析。但是，即使没有这样的分析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代表主要来自农民和同人民没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职业军人。这再一次表明党正蜕化为农民党。 几乎所有代表的发言都使我得出这个结论，不管他们怎么援引马克思和列宁的话。
６．杨明确地说，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
７．杨在大会的讲坛上承认他一直在告密，告发他的党内同志。他把他自己的过错归咎于莫斯科。１９２８年，托洛茨基主义使布尔什维克党面临分裂的威胁，党对它进行了斗争。杨对此知道得很清楚。他蓄意歪曲这一斗争来为整风的思想原则作辩护。
８．杨说他自己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只有这一点他算说对了。是什么样的机会主义？左的还是右的？这倒无关紧要。主要的是他背叛马克思主义以适应整风这种“现实的马克思主义”。
　
１９４５年５月７日
评陈云的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在发言中站出来证明“先农村后城市”的原则是正确的。
彭真的报告和其他一些发言，谈到了革命工作由农村地区向城市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反映了另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不掌握城市就不可能有胜利。但 是，他们把毛泽东有关农民的作用的论点当做中共纲领的主要理论基础小心地加以捍卫和维护。陈云的发言清楚地揭示了另外一个方面：毛泽东和康生思想一致，他 们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看法相同，因此，使康生和毛泽东结合在一起的并非只是随时准备整人的思想而已。
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这种认识揭示了中共逐渐变质的过程。它越来越成为具有农民性质和农民倾向的党，而且它为了使党适应这一过程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言不由衷的歌功颂德是列宁曾经反对过的不良倾向。在这里，歌颂的是“毛主席的英明”。
列宁谈到过我们党内的这种现象：“我想，这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毕生与个人崇拜作斗争，老早就解决了有关英雄的问题……这是没有好处的……我同其他所有的人没有什么不同。”
可是，对毛泽东的颂扬有其独特之处。人们认为，“毛主席”有权可以任意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的问题。
　
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
前德国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区被捕。在弗兰克的住宅中发现了从波兰抢劫来的价值达１２５０万英镑的油画和其他艺术品。在同一地区，希特勒的前副官威廉·布拉赫在一所医院里被扣押。
法军俘获了德国前皇太子威廉。
德国部长及前驻英大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男爵被捕。这个男爵担任过党卫军大队长、枢密院院长、帝国部长。１９４１年９月，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就是继他出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摄政”的。在已提交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战犯名单中，冯·诺伊拉特名列首位。
英军找到了陆军元帅费多尔·冯·伯克的尸体，两年前他是东线德军的总司令。
５月８日２０点，莫斯科鸣礼炮三响，庆祝乌克兰第四集团军攻占奥洛莫乌茨城；２１点，鸣礼炮三响，庆祝乌克兰第一集团军攻克德累斯顿；２３点，鸣礼炮三响，庆祝乌克兰第二集团军同时攻占四座城市。
英美电台不断重复德国投降的消息。苏联政府没有宣布。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投降呢？没有苏联代表团参加，法西斯德国的投降怎么能算数呢？
我筋疲力尽。我要作出所有大会发言的摘要：当场翻译出来记下。发言者什么方言不讲啊！要把这些方言的特殊表达方法翻译出来又是多么困难啊！
另外，我还要弄清楚代表们在小组会上是怎么讨论的。
大会发言作过一半多了。我可以作出初步结论了。
中共中央主席说莫斯科训练了“教条主义者”，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的。没错，莫斯科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毛要改变中共的思想面貌，使它牢固树立“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上的孪生兄弟——“农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莫斯科的立场给他造成了困难。
因此，不仅仅是共产国际和联共的立场激怒了毛泽东，他们还不同意他的“农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毛就用“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孟什维克”这样一些叫法来发泄他的愤怒。
中共思想演变的方向在大会上极其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它正在被改造成为一个农民党，或者更确切地说，使马克思主义适应农民党的思想意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大会上根本没有代表。
毛泽东抓住了过去十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关键——一度曾支配过俄国生活的土地危机现在在中国也居于支配地位。可是，在俄国，由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了农民，而在中国，共产党迁就了而且滑到了农民群众的思想水平。中共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农民党。
毛泽东抓住了国内倾向的实质性问题之后，就开始对党进行相应的改造，而且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这一改造。每个代表的发言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中共是在十月革命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反映了这一革命的原则、思想和方法。毛泽东总是挖空心思地从事反对中共的历史传统的斗争 ，他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作掩饰、假借革命的名义进行这一斗争，以免自我暴露。可是，有个阶段，这种自我暴露曾使他面临被开除出党的威胁。此后，他的伪装和行 动都更加巧妙了。后来，他的地位加强了，但出于策略考虑，同莫斯科保持联系也是有利的。
毛泽东为人狡猾，善于随机应变。这个肌肉松弛、行动迟缓的人貌似坦率，实则老谋深算，看自己的目标看得很清楚，因而对敌友也就分辨得很清楚。
代表们的讲话揭示出另外一个特点。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要点（思想）经常在一定程度上在每一篇讲话中表现出来。这种思想不自然地同马克思主义搅在一起， 已成为讲话人自己的信念的一部分。现在，他们认罪悔过，不只是因为害怕或者想得到宽恕。不，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自己的真实信仰的一部分。这种信念散见 于所有的发言中，而由毛泽东集其大成。可以说，每一篇发言都是对毛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补充。
说什么在苏联学习只学到错误的东西，这种说法经不住事实的驳斥。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培养起来的苏联人民在战争中坚持下来了，打败了法西斯。取得胜利只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据我看，错误出在另外的地方。中国同志在中山大学所受的教育对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本质并没有起到什么影响，他们只是形式上受了点教育而已。他们的确 是“理论上不成熟”。他们的思想水平不足以应付他们以后不得不在其中工作的农村环境 ，这个环境开始慢慢地吞噬他们，于是，他们思想意识中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农民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就是这种理论的主要代表。
像某些发言者所承认的那样，一个人有了知识还不足以自称为是个共产主义者。这话确实不错。
　
１９４５年５月９日
传来了确实可靠的消息：德军无条件投降协议在柏林郊区签字。朱可夫元帅代表苏联方面签字，空军总司令阿瑟·伍·特德元帅代表盟国远征军总司令签字，威廉·凯特尔、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贝格和汉斯·冯·施通普夫代表德军签字。
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以后，５月９日被宣布为胜利日。
５月９日上午４时，布拉格和其他许多捷克城市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了。
赫尔曼·戈林和阿尔贝特·凯塞林被俘。
弗伦斯堡的“多尼茨政府”认可了投降书。帝国部长路德维希·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也认可了。
为庆祝对德胜利，一千门大炮将于５月９日２２点在莫斯科鸣礼炮三十响。
过去几天来，德国投降成了所有外国电台的主要新闻。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每晚要骑马来我们这儿听广播。他常常在收音机旁边打个盹儿，然后匆匆地赶回他的病人那儿去。
终于胜利了！再也没有希特勒，没有德国法西斯了！希望将来也不会再有！
我们高兴得直叫，大大地惊动了中国人。我们把大杯子装满了烈性酒，为胜利、为我国人民、为反法西斯而斗争的所有的人而干杯。我们互相拥抱，高声歌唱。
我国坚持下来打败了纳粹！我国的国土是这次战争中最伟大最激烈的战斗场所。
胜利！
伟大的胜利！
这次战争几乎使每个苏联家庭都牺牲了亲人。战争中牺牲的人们的形象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
胜利！
我们走过的是一条向死亡挑战的不朽的道路。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０日
陆定一在大会上发言。他的年纪想必跟我一样大。他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早先他在共产国际青年部工作，以后他是党内负责青年工作的官员 ，现任中共武装部队政治部副主任。
接着是刘伯承发言。刘伯承是屯驻晋冀鲁豫边区的部队的司令员。该区的主要战斗部队就是刘伯承指挥下的１２９步兵师。
刘伯承是１９２６年入党的。他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和军事学院毕业，１９３２年被任命为中国红军总参谋长。
今天最后一个发言的是黎玉。黎玉谈了山东党的群众工作和军事工作。
评陆定一的发言：
他强调毛泽东创造了他自己的理论。（“现在，我们有了领袖和理论了。”）
他特别指出，整风是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他实际上是号召永远整风，不断整风，为此必须大力改革党内教育制度。（“我们没有想想，我们懂得什么，理解什么，不懂的又是什么 。”）
他号召进行更严厉的党内清洗，提醒人们说过多的党内民主是有害的。
陆定一发言的其余部分重复了洛甫、杨尚昆的意见和陈云的部分意见。
评刘伯承的发言：
他承认抗日战争打得不起劲，松松垮垮。（“我们打日本人时总是用游击战，只是在打国民党时才用正规战、常规战。”）他证实了正规战和常规战是对付蒋介石的。他证实了１９４１—１９４５年毛泽东采取的是等着瞧的策略，让根据地的中共军队按兵不动。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１日
大会上又一个发言者是古大存。古大存是中国红军的组织者之一，他在游击队里度过了大半生。
下一个发言的是李富春。
为了使“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标准尺度”，经过了多少年的剧烈的党内斗争啊！
中共中央主席并不把王明看作党内同志，而把他看成是一个威胁到他毛泽东的名望的深孚众望的领袖。这虽不是迫害王明的主要理由，但至少是理由之一。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３日
代表们就抗日战争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到此结束。参加讨论的有所谓“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包括洛甫、聂荣臻、杨尚昆、陈云、陆定一、刘伯承、博古。
他们承认了错误，归结起来是：对马列主义作了教条式的理解，在实际工作中脱离群众，低估了毛泽东。
在莫斯科学习过的洛甫、杨尚昆等在发言中批评了苏联教育中国同志所采取的错误办法。他们都承认受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之害，承认他们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特点。
所有的发言者对苏联都表现出两面派态度。几乎人人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盟友苏联而欢呼，同时，所有的发言者又这样那样表现出反苏情绪。供认犯“教条 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其他错误的自我鞭挞，其矛头实际上是针对联共的思想准则的 ，同时，这也等于是抛弃这些准则，肯定中共的新哲学（“毛泽东同志的学说”）。
这种两重性首先反映了中共中央主席对苏联的态度：一方面倚仗苏联的实力来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又谴责和压制“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是用来掩盖反苏作法的）。
毛泽东喜欢听奉承话，这在当前的大会上从他对代表们发言的反应中看得特别清楚。
每个发言者都一定要对中共中央主席歌颂一番。多年进行整风，死记硬背各种文件（“二十二个文件”之类），无休止地反复念诵那些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而端出来的老生常谈，“反复灌输无产阶级精神”——每个人的发言中都有这些内容。
发言的许多内容是可以不讲的。已经是一清二楚的东西，为什么要再三重复呢？可是，人人还都是要把“洗脑筋”过程中硬塞到他们脑子里去的思想认真地复 述一遍。发言者千篇一律，不只赞颂毛泽东的报告，而且赞颂他说过的其他的话。来自毛的一切都是“令人钦佩的”，“深刻的”，“意义重大的”，等等。毛主席 一边听，一边在他的座位上赞许地朝发言者微笑着。
发言者动辄引用“毛主席”著作中的论点，不是为了支持某个论点或某个结论，而是为了向大家特别是向中共领导人表露他们感受到的“整风的极大幸福”。
毛泽东搞了多年的党内斗争和残酷的清洗，通过在政治上耍手腕才有把握把代表大会开成他所希望的那样，才终于召开了这次大会。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４日
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３点１５分，刘少奇拿着厚厚的一迭纸（他的报告）登上讲台。
刘少奇在报告的序言里说：“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应该被看成为是个新的党。中国共产党是新型的党！”
刘少奇报告的序言部分有对毛泽东的报告的评论。
刘少奇说，毛泽东在他的报告里对国际形势作了深刻分析，毛泽东同志对党内情况和党的任务作了总结。
“二十四年的斗争经验，证明我们党逐步发展的组织形式是富有生命力的。我们的任务是根据我们时代的客观情况保持、加深和补充这些形式。我们的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这次修改要影响到：１．组织形式，２．工作方法和形式，３．党内生活形式。组织形式的变化，是根据形势、情况和任务的变化而作出的。尽管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党的组织形式从六大以来还没有改变。”
明天，刘少奇要继续作报告。
毛泽东对大部分的问题（即便是最不关紧要的问题）都亲自作决定，政治局只是通过他的建议而已。
按照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的说法，毛泽东时而兴奋，时而抑郁，这种神经性病症的起因不只是由于工作过度和有血管神经病，而且还因为有家庭纠纷。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５日
莫斯科接连广播苏联新闻处的报道。今天的报道说：“各条战线移交德国战俘的工作已经完成。”这像是最后的战时报道了。
刘少奇继续在大会上作报告。
我还在想他的关于中共是个新型的党的说法。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呢？党的改造过程是否已经达到这样一步，以至于中共领导认为这一过程已经完成了呢？
不管怎样，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主要理论家明确说明了中共领导对党内发生的思想意识变化过程的看法。考虑到大会之前发生的事情，这种说明显得非常重要。
看来，刘少奇总结了１９３５—１９４５年党内斗争的成绩。中共成为“新型的党”，正是这一斗争的结果。
延安有三十二个美国观察员。
每天，美国飞机穿梭来往于重庆、成都与延安之间，为特区也为美国驻在这里的人员运来药品、采油设备(延安和延长等地附近有油田)。
飞机还运来了美国的情报人员、采油工程师、采矿专家。尽管美国人受到地方当局的冷遇，他们还是不客气地在特区住下来了。
美国人带来了功率强大的无线电设备，准备扎扎实实地建设自己的气象站和建立一个大的新闻中心。
美国人利用了中共领导想获得更多的物资援助这件事，忙于同当地居民、军事人员和党的工作者进行接触。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６日
中国共产党的真实目标，而不说它官方宣布的目标（土地改革和民族解放），只是部分体现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的纲领。据我看来，中共不是个马哀思主义的政党 ，在这方面它倒的确是个新型的党。过去十年的所作所为可以证实这一点。
这是个伪装成无产阶级政党的典型的农民党。它的领导人不管怎样声明，还是把农民和资产阶级——而不是把无产阶级——看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他们所作的一切就是喋喋不休地谈论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来掩饰自己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慢慢地断绝了历史性的联系。
共产国际反对中共党内农民思想的发展，反苏主义、沙文主义以及亲近资本主义的美国来源于这种思想。以高级术语（反“教条主义者”、反“经验主义者”等）伪装起来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也是起因于此。
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国际以前留下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折中而成的奇怪的混合物。换句话说，中共领导人正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哲学人为地捏在一起。
民族解放斗争使得中共客观上成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中共必须站在土地革命的前头指引这一革命过程。它理应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立场上来做这桩事，而我却目睹它在演变为社会革命党类型的农民党。
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是毛泽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主要策略。任何自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绝不会去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马克思主义者对付教条主义只有一个办法：在反教条主义方面，作一个坚定的教条主义者。
我要说，毛泽东拿假爱国主义的实际是民族主义的原则来代替明确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原则，从而使党从理论上解除武装。的确，这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不是什么功迹，更不是什么“适合中国现实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
每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六我都会收到一大堆大会材料。奥尔洛夫每晚都来帮我抄一些文件。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７日
大会讨论的几个问题：
１．关于召开中共各根据地的代表会议以及组成根据地的联合委员会问题。
２．关于对美国的态度。
３．关于对苏联的态度。
４月２２日，延安的一份报纸宣布成立中共各根据地职工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会。该报还宣布成立另一委员会，筹建一个代表各根据地的妇女组织。５月３日，该报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统一各解放区的青年组织。
这样，延安在建立解放区政府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步，这个政府的名称将是“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对中共领导来说这一直是个首要的问题，但是形势不稳定，这也就无从实现。而且这几个月中，中共领导人没有时间来为此制造舆论。
现在，既然白宫态度明朗了，美国人将支持谁毛泽东已心中有数，中共领导人这就采取具体步骤来建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了。
正式建立这么一个机构其意义是很清楚的：这将是毛泽东的政府，这是走向内战的一步，是预计能争取到苏联支持的一步。没有苏联的支持这一步就迈不出 去，因为没有这种支持，这个步骤就只是一桩蠢事。这个力量有限的委员会政府在美国势力所支持的国民党面前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显然，中共领导人指望着苏联，指望它的援助，它的最大限度的援助。
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告诉代表们应该毫不耽搁地解决成立联合委员会的问题。他建议从召开一个各解放区代表会议人手，联合委员会就由该会议来宣布成立。 中共中央主席把这个机构称为“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他强调中共要有自己的政府的重要性 ，同时他又禁止使用“政府”一词来称呼这个机构。他要求所有代表都来考虑考虑，为这个机构起了最好的名字。
对毛泽东说来，成立政府的问题真是急如星火的问题。他提醒代表们说，在目前情况下按照民主原则举行选举几乎是不可能的。
建立联合委员会和选举筹备会议代表，这一事实本身就可能引起形形色色的反动派的咒骂、威胁和造谣中伤。“可是我们没有理由要打退堂鼓，”毛泽东说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利益而行动的，我们的事业无疑是正义的。”
因此，短期内建立起联合委员会来，是意料中的事情。现在，毛泽东已经从言词转向行动了。他号召要格外小心从事，让全世界都理解到在政权问题上中共已 经决定要立即采取行动了。这个问题已由党内最高的五名成员讨论过 ，可是在讨论过程中他们对此意见并不一致。有的极力主张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而且事实上要求立即成立。他们同意等到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闭幕，但坚持现在 就要采取准备措施。实际上，这一派主张不论外部情况怎样都要采取行动，尽快走向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持这一论点的是周恩来，他主张采取最坚决 的行动。 周恩来提醒说，等到苏联开始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再来筹建联合委员会就嫌晚了一点（此外，这也可能使莫斯科处境尴尬），因为到那时候有关各国政府可能会 指责苏联在进行干涉。反对他们的人说建立委员会为时过早，是冒险的。这些同志力主必须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详尽的了解 ，他们说不仅需要等到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闭幕、国共双方意见具体化之后，而且还应知道国民党对今年１１月２５日召开国民大会的态度。不考虑到各方面的情 况就采取行动，太冒失了。
中共中央主席态度暧昧，对这个问题不直接表态。形势越来越有利于周恩来。很可能中央的五名最高成员已经采取了周恩来的路线。
毛泽东似乎最关心有关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９日
关于对美国的态度。
去年一群外国记者来到延安，以后美国观察组又来了，这使特区领导人产生了从美国获得武器弹药的希望。这还引起了各式各样不切实际的加紧武装的计划，等等。
赫尔利的记者招待会使他们在这方面的希望成为泡影。美国人现在对国民党和中央采取了明确的态度，这不仅影响了中共领导人的心情，而且还影响了特区全体人民的心情。早先对美国人的友好感情在迅速消失。
这种情绪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来了，很多发言都强调需要保持同美英的战时联盟，但这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
中共对同国民党关系的立场已经明确了。这种关系要么导致内战，要么还保持和平，过得去。要保持和平，就得努力组成联合政府，这样来解决问题才是同国 民党在政治上保持合作的惟一正确方式。可是，中共领导人虽然在大会上就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种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但并没有把全部真相都和盘托出。还有 第三条道路！无疑，将来中国从南到北都会对日本人展开进攻 ，那时盟国将在中国南部、北部和中部沿海许多地方登陆。他们将把中央政府的军队以及行政和警察机构的人员运往这些地区。美国人会这么干的。此外，美国的登 陆部队将不容许新四军和八路军阻挠中央军前进 ，这样，中共同美国人和国民党军队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八路军和新四军只得不惜任何代价来守卫自己的阵地，不让美国人和国民党军队进来。这样一来，国 民党政府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共军事当局所采取的这些实际上是必需的步骤都不过是一种挑衅行动 ，报刊会居心不良地对中共发动宣传战，甚至可能指责中共跟日本人有勾结。重庆中央政府会极力利用这些事情来孤立中共，国际上各种反动势力都会投身到孤立中 共的运动中来。（苏联会运用自己的威望压制这种喧嚷——这是中共领导人没说出来的想法。）
中共中央主席宣称，苏联是中共惟一忠实的朋友，许多代表在讲话中也重复了他的话。其他盟国的价值已由历史本身表现出来了，例如，英国就在企图扼杀希腊的自由 ，其他盟国也打算在中国犯这种罪。
代表们对纳粹的柏林城防军被击溃并投降的消息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还高呼赞美光荣的苏联红军和斯大林的口号。
朱德在军事报告中重复了中共中央主席关于对盟国态度的论点，其他许多代表以不同的言词重复了这一论点。
展望国共关系，中共领导人不排除苏联可能干预，并促成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苏联必须抵消美国的势力。
不管出现什么形式的内战，还是发生旨在扼杀中共主动性的盟军的登陆，美国总是扮演压制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的角色。
所有的发言者都坚信，苏联一方面打日本，一方面会找出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办法来。苏联是不会任凭中共遭到毁灭的。
国内局势可能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即盟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没有在大会上公开讨论。这一点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已有明白的暗示。
所有的发言者都强调指出，苏联对波、匈、保和其他解放了的国家的政策的民主性。
所有的发言者都充满信心地认为苏联会开始对日作战。由于有这种情绪，所有的代表，苏区所有的党政军人员，仿佛都获得了一种富有希望的新的生命。可是，对苏联那么亲密只是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 ，苏联的实际价值也只是从这个角度来决定的。
代表们对中国形势发展的这三种可能性所持的态度使我的这种看法更坚定了。不管事态朝什么方向发展（联合政府、内战、盟军在沿海登陆），苏联都会对其 后果负责的。延安普遍存在的是一种靠别人的气氛 ，大会只是在口头上号召全党对日作战、保卫争得的利益，而实际上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
中共采取的是等着瞧的策略，而不是动员全党力量。这种情绪在各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中比在大会发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代表们在私下谈话中说得尤其坦率。
毛泽东对我说过，从现在起，中国成了世界政治所关注的矛盾中心。他说，欧洲要解决的只是一些不大重要的问题。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０日
蒋介石、国防部长陈诚、参谋总长何应钦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讲了话。
美国人对特区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颇感兴趣，很多美国地质学家在估计延长和延川地区的石油蕴藏量。他们的兴趣似乎纯粹是商业性的 、事务性的。
特区几乎拥有中国石油资源的百分之五十，煤的百分之三十。
我对大会的感情很矛盾。很多代表是军人，是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老党员，他们参加过艰苦的战斗。这是党的精华、希望和前途。但是，他们也受了整风的影响。
人人都认为对特区有利的事才是国际主义。对他们来说，国际主义就是其他人（自然包括苏联）同意给中共提供援助。这是代表们的普遍心情。
但是，这儿的人不只是受到整风的影响。他们多年生活在山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除了由中共中央主席控制的消息来源外别无来源，而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是半封建性质的，物资又极为匮乏。这些都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去不掉的痕迹。
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常常只是用来作伪装的。一篇讲话中间引马克思主义学说创始人的著作引得越多，提他们的名字提得越多，那么这样的讲话尽管内容空洞，也都越被看重。
毛泽东并不是个蹩脚的心理学家，他所维护的原则中 充满了据他说是中国的和爱国主义的东西。那么，对一个爱国者谈得上什么变节行为呢？
英国人镇压希腊抵抗运动的民主力量使中共领导人提心吊胆。武装干涉是原来没有想到的极其危险的新敌人。因此，中共领导人把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我国的 支持和直接援助上面。毛泽东正力图向我表示他对苏联的友好感情 ，他说中共同得到美国武力支持的国民党即将发生武装冲突，只有苏联才能帮助中共。他在这次讲话中第一次对苏联对中共的作用、对苏联对公正解决远东问题的作 用多少有了点正确评价。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２日
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昨天在重庆闭幕。蒋介石拒绝了同中共结盟的意见，他认为中共不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不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
今天第一个发言的是林彪。
林彪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长征。他指挥一个军团，然后任１１５步兵师师长。他１９２６年入党。他在遵义积极支持毛泽东，起了显著作用。他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１年在莫斯科学习。他的妻子曾一度遭受康生的迫害。他痛恨情报局头子。
我与林彪年纪几乎不相上下。昨天他送给我一张照片，上面写着：“送给孙平同志。这是我负伤后不久的照片。”
下面是他发言的概要：
我将就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发言谈谈马克思主义及其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问题。
关于群众工作。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已就这个问题简明地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这个问题对党极关重要，对军队尤其重要。群众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基础。
我党活动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武装斗争。由于掌握了军队，我们才能在过去抗击蒋介石的时候胜利地坚持下来，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才能保持军力，并从而增强我们的战斗力。其他的党没有这种情况。
我军有最优良的传统。我们的战术比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战术优越。
教条主义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如果没有教条主义，我们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成就就会大得多。
我们经常不是按照计划作战的。在有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能使群众或地方势力支持我们。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受到军阀主义思想影响，军阀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我们群众工作薄弱的缘故。
我们的干部是从我们的队伍中而不是从群众中选拔的。
我们对现代战争懂得不够，这是我们的严重弱点。
同人民的联系不紧密可能严重损害我军的威力。
我们必须很好使用我军的经验丰富的军官。
分析所有这些缺点（同人民联系不紧密，对军官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对现代战争了解不够）之后，我们可以说，所有这些缺点都产生于我国的半封建制度 、半封建的世界观和半封建的传统。
“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大部分可归之于党和军队领导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比例过高。
“我们必须要有军队，而且也有了一支军队，可是我们的群众工作却因此而大大削弱了。中共群众工作之所以薄弱，就因为我们有了一支武装部队的缘故。有了武装部队，党就一直没有去开展积极而生动的群众工作。我们过分依靠武装部队而忽视群众工作，特别是城市工作。
“我们必须效法苏联。苏联的军队、党和人民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就是这种团结使苏联能够打败纳粹德国。
“我们必须依靠农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运动纯粹是农民运动。
“我们怎么发动人民呢？就靠改善他们的生活！这并不排除党还必须进行所有其他的形式的组织工作。”
刘澜波代表东北的代表团发言。他说：“我们代表团代表东北人民来参加大会。我们离开家乡已有十年了。”
刘澜波分析了东北的经济形势，并列举令人信服的数字来加以说明。他说，头几批东北共产党员已经回东北参加当地的地下活动了。
对林彪讲话的简单分析：
林彪实际上承认了中共多年来一直是“作茧自缚”。它同外界联系很有限。
他担心地谈到了军队和人民之间联系薄弱。
他提醒大会注意：中共在军事化，成了个军事化的组织，党面临完全军事化的危险。
他批评了“教条主义者”及其领导人。
林彪是中国红军最有才能的司令员之一。他提醒党注意，党有蜕化成军事组织的危险。他还指出，同人民联系不够是危险的。
林彪的讲话是大会上所作的最清醒的讲话之一，尽管他也对毛泽东顶礼膜拜。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３日
今天第一个发言的是张鼎丞。他是个职业官员。１９３４年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在新四军中指挥一个师。
张鼎丞谈了整风和党的教育、落后的半封建思想意识对党员群众的影响以及要用整风方法来克服这种思想意识。
他对中国红军的发展简单地作了历史的回顾。
第二个发言的是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他是１９２１年入党的党员，１９２５年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是个资格比较老的军队政治工作人员。
傅钟批评了张国焘领导下的军队的一次战役。
傅钟讲话的主题是分析同人民的团结问题。他谈到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和“毛泽东思想”的无比正确。
傅钟指出，山头主义是个主要缺点——这指的是中共各根据地生活中的分散因素。山头主义妨碍团结，由此产生工作上互不联系和形形色色的分散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 ）倾向。
他谈到山头主义时说：“打个比方说，我们各根据地就像一座座大山，互不相连，可是甚至这样的山上还有自己的小山头。”
叶剑英讲话概要：
叶剑英在发言的第一部分中分析了德国战败后的西欧形势：苏联成了欧洲的第一强国，斯拉夫各民族团结在苏联的周围，现在苏联在欧洲起着主要作用 ，各小国都同它联系起来了。
然后叶剑英大谈起苏联的实力和威望以及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来了。
他强调指出这次世界大战把英国削弱了。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４日
如果日本能保持其经东北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它是能与盟国作战的。朱德给我看了缴获的文件，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东京的这种心情。日本陆军总部认为，尽 管有轰炸和海上封锁，还是能够在大陆上继续同英美作战。文件强调指出维持宗主国与大陆（朝鲜—满洲—中国）之间交通线的重要性。为了保持这条交通线，日军 司令部打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５日
在克里姆林宫为苏军领导人举行的正式招待会上，斯大林建议为俄国人民的健康尽情干杯。
接二连三地发生大事：旧金山的激烈辩论，戴高乐和铁托发表讲话，杜鲁门向国会致词，波兰反动分子在伦敦起哄，西班牙把皮厄尔·拉瓦尔藏起来，海因里希·希姆莱自杀，主要的法西斯反犹太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被捕。
来自苏联的报道都是谈国家经济的恢复。又像内战之后一样，城市、乡村、工厂、矿山，几乎一切都得重建。
中共中央主席就即将举行的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特别讲了一次话。他建议大大扩充中央委员的人数，既增加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新同志，又包括以自己的工作证明无愧于这种荣誉的老党员。推举候选人的主要标准应该是对这些同志有充分的信心，相信他们当选后会支持本届大会的政治决议。
有关选举的章程已经两度为代表们所拒绝。最后一稿今天终于为大会所通过。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６日
盟军在意大利北部逮捕了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他在党内的化名是埃尔科勒），因为他“发表了不许可的讲话”。
约瑟夫·史迪威现在担任美国地面部队司令一职。我个人关心他的命运。我从美国军事观察组的一个组员那儿获悉了史迪威的新任命。
魏德迈将军在中国以采取更为反动的方针著称。这位将军反苏。
从叶剑英那儿得到的消息当中，有个报告说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收到伦敦来电，电称英国政府决定改变其对苏政策。英国政府企图转而采取对苏施加压力和逐渐拒绝合作的政策。是啊，丘吉尔仇恨苏联的老政策又在起作用了。
昨天，中共中央主席就选举中共中央委员的问题讲了话。下面是讲话的纪录：
“１．我们选举的主要方针：
选举我党的领导机构是一桩责任极其重大的事情，因为这一机构将是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执行大会的路线和我们党的政策的工具。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同志在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是很好的。
选举中我们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这是一种什么标准呢？标准必须是保证大会决议得以执行。只有这样的标准才是正确的。
我们应该选什么人呢？
（１）首先，我们应该从老的中央委员中选人。现在老中央委员剩下二十五位同志，他们绝大多数都值得推选。他们过去领导我们党成绩卓著，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２）我们还应该推选过去不是中央委员的人。这些同志必须证明自己是有资格被选人中央委员会的。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这种经验必须结合到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去。
新的中央委员人数要多一些，数目要既不太大也不太小。
关于中央委员候选人，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们到底要选什么人呢？
（１）该不该选犯过错误的人呢？有的说该选，有的说不该选。
（２）选举中，我们应不应该遵循全国各地区比例代表制的原则呢？有的说应该遵循，有的表示反对。
（３）应该由具有不同的知识水平和业务水平的人来组成中央委员会吗？又是有的说需要，有的反对。
选出个由没犯过错误的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是个很好的理想。代表们注意这个问题是好的。但是，理想可能恰恰在实践中行不通。
我们一开头就选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好不好呢？不，不很好。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事实。
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断然拒绝把陈独秀选入中央委员会，今天看来这是对的。可是，不选举陈独秀并没有能够保证不翻车。
中全会把李立三排除出政治局。他被解除了领导职务。可是，没有他错误还是照样犯。
还有第三个例子是遵义会议。从那时起十年过去了，而这段期间我们的错误犯得少一点。在这段期间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大部分还是在我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 会上选出的，而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却只剩下四个人。［毛在这儿是说，遵义会议之后洛甫、博古、王稼祥等人，即所有反对他的政策的人，都留在领导机构内，而 错误还犯得少些。因此，现在也不用担心。］如果不是因为有犯过错误的同志的帮助，遵义会议本身就不会开得这么成功。或者，再看看六中全会，参加全会工作的 也还是有这些同志。
从整风开始以来我们党有了很大进步，党内发生了变化。
过去我们采用简单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经验证明这种办法对。一个人犯了错误之后决心改正错误，这就好嘛。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承认了错误，并且决心改正。把他们选 入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对的。这是个很好的想法。
可以说，我们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或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因为我们把理想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了。而我们遵循上述原则，就正好能够把理想和具体的现实结合在一起 ，不然，我们就可能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而办了错事。顺便提一句，这儿所有的同志都是不愿意犯错误的。
形势就是这样。有的同志感情用事，不愿意选举犯过错误的人，可是如果从理智出发，就必须既往不咎选那些同志。需要把感情和理智结合起来。这是能够办到的，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有这种必要性了。
我想，我们能同过去不慎犯过大错误的人合作，不过条件是他们得承认错误。同时，我们自己也应该经受锻炼，学到东西。
举例来说：
马克思建立第一国际时，为了同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合作，被迫把纲领限制在无政府主义者可以接受的水平上。马克思这样作是因为当时有相 当大的一部分群众跟着无政府主义者跑。以后这批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合作 ，那好吧，他们这么干谁在乎呢？这毫不影响马克思的目标或者他的运动的路线。
列宁和斯大林过去同反对派合作，那是在反对派还领导着工人阶级中的某些派别的时候。一旦这些思潮消失，他们就同反对派分子决裂了。
现在共产国际不存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了，但是实际并非如此。世界各国共产党都仰望着它们的领袖，听着他说的每一桩事。全 世界的共产党人对这位领袖的每句话都极其注意，并且以这些话作为行动指南。这些指导思想是大家所遵循的方针。我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之一。
我们党内现在没有反对的倾向，我们现在都站在团结合作的立场上，这自然是很好的事。
这就是我所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再来谈第二个问题。
只选合适的人而不管地区代表性，这个主意倒是不错的。但是，不顾地区代表性有其消极的方面。我们各地区的分散孤立状况并不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特殊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产物，是敌人和统治阶级制造出来的。同志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这就是革命。必须记住这一点。
今天我们有了根据地，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这就是革命。革命根据地是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山头主义（孤立、分散、地方主义）是坏事。中国革命创建了根据地 ，将来，在一定条件下山头主义会自行消失的。
中国有很多地区性的结社、行会和其他组织，每个城市和每个省都有许多。这种现象有其社会原因，是因语言、伦理和风俗、生活方式、传统等等不同而产生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都会逐步得到克服。
选举中要考虑地区代表性的原则，这就可以对应在党的最高机构中有代表的各地区的革命力量作一番全面了解。
第三个问题：是否每个中央委员都必须具有全面的知识？
这是个好想法，但是实际上不可能。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由具有各种不同特长的人组成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人人都受过全面的教育 ，但应努力要求他们是各有专长的人，这样中央委员会里才能包括具有各种学识和专业的人。现在每个中央委员的知识不可能全面，将来也不可能 ，因此中央委员会现在不可能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应该选举那些愿意学习和掌握知识的人。
因此，党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应该包括一大批过去执行党的路线没有犯过什么错误的人，其次，也应该包括一些犯过错误但愿意改正的人 ，还应该有一些全国知名的人士或者可能成为知名人士的人，最后，还应该有一大批在各方面具有知识和经验的人以及少数只在某些方面有知识的人。
中央委员会这样的组成是符合我们党当前的发展阶段的。这样的中央委员会能执行大会的路线，并对我国的发展施加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样的组成会不会太混杂了呢？大革命的最后阶段党是不纯的［毛指的是思想意识领域］。在那个阶段，我们还没有清算过陈独秀。在内战期间我们没 有清算李立三路线，因此党的路线是混乱的，犯了错误。内战末期我们没有清算张国焘路线，党遭到了大损失。遵义会议以后我们还没有清算这些错误。六中全会上 我们才作了个总结，那时才清算了这些路线。以后，我们经过了三年的整风时期。这样，从遵义会议到现在，中间经过了几个阶段，党才消除了这种不纯。
错误会重犯吗？［毛指重犯已经犯过的错误。］
犯过错误的同志表示悔恨，他们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的讲话中间有一点是要求大家帮助他们。我想，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很可能因此会少犯错误。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不能说以后一点错误都不犯。
事情就是这样：过去‘翻过车’的将来会谨慎一点，而过去没有‘翻过车’的可能变得骄傲自大起来 ，要是这样，车子就非翻不可。我们不能保证谁都不翻车，几十个人中间会有个把要落后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同志们乃至我们大家都要拉他，推动他 ，这就能保证防止跌跤。
最后，［选举中］是否会有某种程度的不公平呢？需要考虑到各种情况并作出相应的对策。需要选举出一大批具有全面知识的人和一批只在某些方面具有知识 的人。这样做可能有某种程度的不公平，因为更优秀的同志可能正好没有当选。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这些同志在大会后不要见怪 ，相反，他们应该向其他人作解释。
２．关于中央委员的人数，我和大会主席团的意见是：
主席团认为中央委员会应由大约七十名委员组成。在这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可以多些，有的说可以少些。多些，多多少，到一百人 ？主席团起初有这个意见，但是以后逐渐把数目减缩到七十。少些，又要多少呢，三十到四十人？我想这太少了，这样的人数今天不能代表我们党 ，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二十五人加五人，已经到三十人了。据说是组织小要灵活些，但是我们党已经扩大了，而且将来还会继续扩大。当然，我不是说二十五人就不 能领导中国革命 ，但是，为了使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适合于今天的形势，七十左右的数目是最适合的。
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委员达四十六名的中央委员会，这是值得注意的准备内战的步骤。国民党六大精心搞出了许多政治计划 ，我们只需注意一点：‘统一’，行政、军事政策、外交、经济政策方面的所谓的统一，这些统统都是针对我们来的。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它是革命的动力，要领导和指挥革命运动。我希望会选出一个人数比较多的强有力的中央委员会来。”
毛昨天两小时的讲话可以归纳如下：
——能够保证执行大会主要政策的人才能选入中央委员会。
——组成这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值得再次推选。实践证明他们能够领导党。
——大会必须选出一些具有丰富的宝贵实践经验的新同志。
——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人数上必须大为增加。
最近毛一直在试图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成为私人的友好交往。他越来越经常邀请我去谈心。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７日
评毛有关中央委员会选举的讲话：
毛正忙着想把“莫斯科反对派”的成员拉进中央委员会。他喜欢让中央委员会里有经过粗暴清洗、精神上大受打击的人。另一方面，他的讲话是继续向莫斯科 讨好，希望能从苏联参战得到某些好处。他竭尽全力（甚至用了“翻车”这样蛊惑人心的说法）把受到压制的“莫斯科反对派”中放弃了原来信仰的成员拉进中央委 员会。
毛提到整风，这是值得注意的。一般党员并不十分了解整风的真正含义，思想意识的斗争主要集中于党的上层。在上层，中共同共产国际和联共的联系遭到谴 责，苏联的威望受到损害。至于对一般党员来说，整风是给他们灌输对毛的信仰的方法，也是在爱国主义与忠于马列主义的伪装下把沙文主义因素引进党的思想意识 的方法。
中共大部分负责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对他们的“主席”怀着那么尊敬的态度，这要从上述角度来看就清楚了。他们尊敬毛泽东，首先是因为据说他明确地维护中 国革命的利益，他是“参加国际共运的中国人”，他从前共产国际那里为中共领导争取到了独立。对他的大多数同事来说，毛作为民族主义（！）革命领袖的权威确 定了，这无疑是有利于他的。
很明显，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已经准备就绪。
毛在５月２５日的讲话中讲了斯大林几句好话。我深知毛曾对斯大林冷嘲热讽过，因而不可能相信他有诚意。据我看，毛的这种两面派作法并不新鲜 ，他这么做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苏联的援助特区就顶不住即将到来的内战的缘故。
但是，从毛的颂辞中可以觉察出，他自以为是同斯大林一样的大权威。这个湖南人自命不凡得真是没个边！
我对中共中央主席深有了解，在这点上不存任何幻想。他喜欢听什么，人们在大会上就反反复复说什么。洛甫说得明明白白：没有毛泽东，就既没有革命，也没有马列主义。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８日
遵义会议上，毛把洛甫提到第一书记（总书记）的位置上来取代博古，自己担任了他为他自己设立的中共中央主席一职。这事情的原委现在清楚了。
洛甫成为第一书记，是因为他在毛泽东争取中共领袖职位的斗争中为毛效了劳。正是洛甫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首先说需要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共中央全会，并着手组织一帮军政负责干部，要求立即召开全会。这真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
遵义会议及毛对“莫斯科派”和“教条主义者”的斗争的发展情况都表明，周恩来总是对毛妥协，甚至不只是妥协，而是越来越使自己适应毛。
人们很容易认为，中共的领袖们是有名望的英雄人物。我知道我的意见跟固定的形象大相径庭，可是我目睹了这种形象是怎样塑造出来的。我目睹了这些“英雄人物”怎样把人民的真正的英勇斗争归功于己，把被侮辱的人民的愤怒和仇恨的爆发归功于他们的领导。
我写这些事情的时候深感痛苦。我听说这种事情时不能不感到痛苦。我设法把这种情况报告过莫斯科。有些事情可能非我所能理解，但我如实反映情况。
我能欺骗我的党吗？我能用毛泽东冠冕堂皇的说法凑合过去吗？
５月２５日，美国军事观察组新领导人威尔伯·彼得金上校由陆军空战队上尉查尔斯·斯特尔陪同拜访了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９日
５月２５日会晤时斯特尔强调会晤的非官方性质。
谈话的要点是：美国人希望中共领导能准许他们在中共控制的土地上建立军事情报基地网。
斯特尔按他的前任谢伟思的精神行事。他说，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认为将来可能同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联合作战。据说他们倾向于同中共部队合作。这就是斯特尔谈话的要旨。
斯特尔提醒说，这种合作开头自然是有限的。
美国人主要指望能扩大和巩固他们的情报站。他们准备提供最新式的装备。这些情报站也为中共军队服务，但是有一个条件：由美国人来管理各站的物资和技术设施。
斯特尔建议建立电台网。条件还是一样：人员必须全部是美国人。
人们要是逛新市场，就会闻到一股刺鼻的羊皮、酱油、干大蒜气味，对此，特迪·怀特曾作过描写。
下起倾盆大雨来房屋就嘎嘎作响。山沟里显得荒凉萧索。闷人的、澡堂子似的空气从门外直往屋里钻。
　
１９４５年５月３０日
大会主席团坐在一张普通的长桌旁边，桌子上铺着一块布，上面搁着花。
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身穿一式的黑制服。毛泽东的面前搁着个泡着茶的搪瓷茶缸和一堆文件，他不时看看文件，或者就从坐处讲几句话，或者大声发笑。他一笑，所有听众马上也跟着笑了起来。一般来说，他坐在那儿极其自由自在。
周恩来坐在他旁边，像往常一样显得年轻而又整洁。
朱德有点不自在，他看文件时戴上眼镜。
刘少奇缄默而又镇定。
开会中间休息时，康生到处走动。他像所有的领导人一样也穿着制服，只是他的制服裁剪入时，熨烫得平平的，上衣腰部稍许收一点，衫袖不像大多数情况那么拖着。康近几年来变化不大 ，或许就是头发稍许稀了一点，脸膛略微瘦了一点。
在大会上讲话的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
朱德在闭幕词中号召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周恩来谈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问题，谈到需要联合一切力量来打败日本人，这就要求暂时放弃反对国民党的公开的斗争。“我们的口号是建立联合政府！”
现在中国军队大约有３５０个步兵和骑兵师，大约１８０辆坦克，２５０架飞机。中共军队大约有１５个步兵师，７６个步兵旅，２个骑兵旅，共约６１６０００人。
日本人在中国有３２个步兵师，１个坦克师，官兵共约１００万人。从南洋地区撤回部队使日本驻华派遣军的兵力增加了约三分之一。
周恩来很健谈。他每天几乎工作十八个小时，身体真好，令人羡慕。他似乎是惟一与闻毛泽东私事的人。周的主要特点是他有跟人合得来的本事，甚至跟他所憎恨的人都能相处而不露出自己的感情。他总是那么彬彬有礼，表现出善意。
　
１９４５年５月３１日
斯退丁纽斯通过广播宣布，苏联从来没有在什么地方与美国进行过经济竞争，苏美从来没有进行过争夺市场和原料的斗争，苏美的制度在社会经济方面基本不同，但从 未影响互惠的贸易关系——这似乎是很矛盾的。
外国报纸大谈希特勒的将军们不受审判的问题。可是，德国将军并不只是“技术专家”，他们是德国整个军事法西斯制度的支柱。他们不仅仅是元首意志的顺 从的执行者 ，这些将军率领的陆军具有职业杀人犯的思想意识。这些将领应该作为战犯受审，正是根据他们的命令，德军从地面上消灭了许多城市，屠杀了大批平民。
蒋介石不做行政院院长了，这一职务将由宋子文继任。
宋子文，中国的金融寡头，出身于中国豪富宋氏家族。他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和行长。他１８９４年生于上海，１９１５年毕业于哈佛大学 ，是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最重要的金融家之一。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了闭幕词。
在涉及一般问题的部分，毛泽东谈到了加紧广泛动员群众的问题。蒋介石对动员和组织群众、加强军队和扩充“我们的地区”都会进行干涉。
现在是甩开膀子干的时候了。但这并不是说要搞冒险主义。怎么甩开膀子干呢？应该在对自己有利时进行打击。这就是他讲话的意思。
毛泽东然后谈到第二国际的错误。错误归结起来是第二国际没有遵循第一国际的路线，它不“甩开膀子干”（指不组织群众）。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第三国际的做法就不一样 ，他们“甩开膀子”动员群众，因此，俄国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打败了资本家。
朱德和刘少奇热情地描绘了这一过程。
之后，毛泽东详细地谈了国际形势、旧金山会议、国内形势和某些思想和政治问题。

拈花一周微2012-02-13 03:14:35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
本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及相关国宝忽悠我家人签字同意让我“被精神病”，没能成功，这是若干年内第若干次了，呵呵。假如我的大小博客长时间不更新，就意味着他们成功了。为此，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呵呵。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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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中华：王立军事件对中国未来政局的影响还难以评估，但他给全国官吏上了一课：当你在政治的漩涡里无法自保的时候，找中纪委肯定不如找美国领事馆。找中 纪委，你会在暗箱操作和政治交易中失去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找美国领事馆，你会把自己曝光在整个世界面前，你的命运将在公开的情况下被他人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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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章晓明律师强烈要求发布休假式治疗的重庆市新闻办向全国网民道歉。江苏的虞大律师也说，因此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必须就发布虚假新闻道歉。表示同感的还有江苏的的谭小辉律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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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江湖: 我终于自由了！被警方非法限制人身自由30多个小时，我被从警方从福州强行遣返回家。我去围观福清市纪委爆炸案，13：48走下动车，在福清火车站站台被 10几个警察带走，开车带到福州一宾馆，限制人身自由，长兴县公安局来3人把我带回家，并强行让我做笔录、写保证书保证不出门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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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周文明律师说：人民网的报导说明王不是有病，所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的消息是假消息，强烈要求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就“休假式治疗”的假消息，向国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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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副部级官员，一个长期从事政法工作的高级干部，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在自己遇到危难时，居然对自己长期侍奉的法律，如此没有信心，对于自己的组 织，如此没有信心，对于自己的国家，如此没有信心。那些弱势老百姓呢？还敢指望这个法律吗，还敢指望这个组织吗，还敢指望这个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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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鲁: 【清帝退位】100年前的今天，一则发自北京的退位诏书，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清王朝用这样一种很有尊严的方式谢幕，避免了南北朝式格局的出现，保障了中 国的统一，让革命的阵痛得以大大降低，可说功德无量。诏书出自状元实业家张謇手笔，写得不亢不卑，在情在理，深明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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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有意发布王立军“休假式治疗”的假消息，欺骗中国人民。这种无法无天、极端无耻的行径，理应受到谴责，主要责任人必须向全中国人民道 歉，并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北京的著名律师刘晓原发微博说：“强烈要求你办就‘休假式治疗’的说法作出解释，并向网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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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透露，周日集会中会有“群众”高呼“反对为了政治斗争的阴谋”等口号。 分析人士表示，这是波建立“独立王国”的又一个明显信号，在从轻，波多次不顾帝都的权威。其它的信号还有，命令从轻装甲车、警车越界到程都堵截汪离君，在 事件曝光前，他引用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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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轻周日百万人集会支持波的消息昨天在微博出现，但不断被删除。从从轻知情人士获悉，此行动为波幕后策划，估计周日会有人前往，但不会到百万。 当年波离开达连时，曾有类似的群众聚集，当时有10万人向波告别，据说也是波自己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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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紫涵: 【憋了几年，国土局一口气买了105辆公务车】近日，一篇质疑山东济宁国局买公务车的网帖疯传。政府采购中心工作人员透露：45辆是吉利全球鹰SUV越野 车、40辆是奇瑞瑞虎SUV越野车、20辆吉利小轿车。国土局工作人员表示，几年下来，国土局一直都没有购车，这次算是一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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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早7许，广州越秀区东湖西路一楼房，一对老年夫妇跳楼身亡。悲剧让无数人感到唏嘘，留下不到10岁“龙凤胎”正念小学。死者外甥称，夫妻两人的 悲剧，都是因诸多生活压力造成的。据悉，两人做了30多年运煤卖煤工作，实在做不了就靠捡废品、帮人搞卫生艰难维持生计。最终两人选择跳楼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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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福建维权人士吴华英的女儿星期五从厦门高琦机场出境时，被边检人员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前往日本留学，但未出示书面依据。吴华英 为了弟弟的案件上访九年，也曾为闽清严晓玲命案鸣不平，遭到判刑。对于其18岁的女儿被禁止出境，律师指此举带有“株连”色彩。（by老老笨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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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少雄：毛泽东载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发明了“等额选举”，即在1名主席候选人中“选举”1个主席，在100名委员候选人中“选举”100个中央委员。到了后来，被普遍推广到党的基层组织。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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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如果留在临时馆内，性质就变成叛国了，杀他家人和同伴就变成名正言顺了。这样一进一出，一共在里面停留了24小时，该说的、该录的、该给零食馆的都办妥 了。自己走出零食馆是不想把事情闹大，特别是不背这个叛国的罪名。所以等北京来人把他带走，这样一来就和赖昌星一样，是铁定了死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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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汪离君的出逃临时馆是总几委始料不及的，然而这种鱼死网破的想法，倒是很符合汪离君的性格。这场戏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地看到了d内部的黑暗，如何黑吃黑、黑打黑，而表面上还是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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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离君的“叛变”，很快被波安插在总几委的人通风报信，据说波与汪离君在今年元旦后四天正式摊牌，双方如何谈的不知道，但从官方公布的消息来看，过完年后不久的2月2日，汪离君突然被撤离公an局的实权地位，而被贬去搞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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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很有野心，想当第二个猫，所以汪一到从轻，波就让他抓文强，抓张韬，目的就是要找出曾任从轻市委书记的和郭强、王样的把柄，只要有了这些把柄，波就可以 跟这两人做交易，而且和郭强现任总几委书记，权力很大。波的这些行为，无疑得罪了和郭强，这就是总几委为何要动铁岭的初衷：引蛇出洞，抓汪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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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完谷凤杰，总几委就找到了汪离君。有可靠消息称，2012年元旦前，总几委秘密约谈了汪离君，在确凿证据前，汪离君自知厄运难逃，十分害怕，不过总几委的调查人员说，只要他交出波的各种讲话记录，配合推翻波，他就有将功折罪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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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波主政打连期间，谷在当地开设开来律师事务所，「总之，谷开来的律师所不过是波权利轨跡的副产品，波当打连开发区书记，它诞生在金丰宾馆，波当市 长，它搬到了北京亚运村和打连的百丽大厦，他升任了省长，谷做东北制药的生意，波再任商务部长，她做长春百货的业务，难道这不是铁的事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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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波在打连任市长时，妻子谷开来在当地经营律师所担任上百家企业的法律顾问：「当年在大连百丽大厦，办公室佔地两层楼，营业额数以亿元人民币计，当时律师行业萧条，唯独她络绎不绝，绝对是靠波的关系，贪腐、敲诈勒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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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身在广西柳州的亲戚朋友说我们家乡在那边经商的父老乡亲遭遇暴力拆迁，人都被打的不成人形，甚至目前为止还羁押了数十人，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我非常熟悉的柳州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看到图片，真的惊呆了。一群全服武装的执法暴力围攻……这是为什么呢？（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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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资产或被贱卖 吴永正透露仍有5亿财产被冻结】全文见长微博。昨日，吴英父亲吴永正对凤凰网财经透露，吴英还有5亿资产未拍卖，仍有11套房产完全可补偿3.8亿欠款。不过，最新披露数据显示价值几千万的30辆豪车拍卖所得仅为390万元，吴英资产或被贱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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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少雄2011: 1967年红卫兵在香港做出系列出格事：见洋人强送毛像章，火烧英大使馆，殴打日本记者，冲击港英当局，甚至还要追杀金庸，国际舆论哗然。毛大怒，下令抓 捕姚登山判重刑，枪决红卫兵张建旗，撤职关押中央文革的王关戚穆。后毛向外宾解释：“那些左派，其实就是一些反革命。”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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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美国国土安全部10年公布了09年移民年鉴，其中详细列举了过去10年来中国人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每年的具体数字。从2000年到 2009年，共有34万9450中国人成为美国公民。张万年之子张建国夫妻皆在美国。住纽约郊区顶级富人区。你告诉我这仗怎么打？老子往儿子家扔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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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胡玲:对不起大家，我已经尽了全力，重庆市委周围布满警员，几番拦抢，即便我们是向重庆外办报名，经批准报道，都不允许在路边站着，哪怕只是拍摄哈珀的车队，这里，风声鹤唳，他们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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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小平复职了】@真诚马克：无锡市委书记毛小平说：打个招呼送几百万，提个官送几百万，我自己也要升，当然也要送，这是良性循环，我不收哪来的钱孝敬上 面？我们的公安局长娱乐场所参股，抓人放人收钱，帮开发商拆迁收钱，酒店长期有炮房有人提供性贿赂，我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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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秀才江湖的生日。他奔波在一个又一个事故的现场！追问着一个又一个真相！拷问了一个又一个丧失底线的良知！击穿了一个又一个谎言！所以，今天下午他 被失踪了。兄弟姐妹，救@秀才江湖 让明灯长明！让他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要不然民主的明灯，会被一一击灭，而我们只能在黑暗恐惧中瑟瑟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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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英：【越南今日】转：越南总理潘文凯称：越南将建设一个美国式国家，司法独立，中央及各级党委不干涉司法审判工作，认同司法独立是普世原则，禁止政府 官员兼职国会代表；最高法院可审理党政高级领导腐败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实行《阳光法案》国会代表和政府官员必须申报个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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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金大班：『北朝鲜大批军队调如平壤』刚才看BBC的新闻，北朝鲜被美国间谍卫星发现大规模的军队调动进入平壤，韩国SBS已经开始跟进！韩国军方一 级战备，密切监视北朝鲜动态！难得真的发生了宫廷政变？千万别打起来，美国帮韩国，北约帮美国！中国帮北朝鲜，俄罗斯帮中国！第三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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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也关注01: 2月2日，一名5岁外籍男童在张家口滑雪时摔伤。北京红十字会急救中心直升机从北京往张家口，190分钟花费10万元。 微评：校车血案时不飞、撞车惨剧时不飞！中国的孩子惨死惨伤都不飞，外国的不过是摔伤就立马飞！钱从何来？国人贱么？是够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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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知厚觉 ：【重庆事变！】今早媒记爆料“今天所有重庆报纸、电视没提市委书记任何消息！据重庆同行透露，已接明确通知，报道该书记需更高部门批准！” 8日，昆明网友爆料称“B由警备区政委陪同，突访昆明！昆明全城戒备！交通路口全部封闭！”重庆网友称“在外环线看到导弹车、雷达车、装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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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汪离君接管从轻公安、政法等关键部门后，换上大批自己的人马，仅从了灵等调来的就有68人安排了局级和更高的职务。消息透露，这些都相当于汪离 君的把兄弟，都是发誓效忠汪离君的。他们掌握武装，受到带来的亲信的保护。近期数次聚会商议实施效忠诺言，波也派人监视，但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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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二代撞死著名剧作家# 事故发生后，杨戈平的女儿在微博上发帖求援，称肇事者是一名“官二代”，其父为桂林当地法院官员，肇事者的家属聘请了律师，对受害者家属放话：“干了20多年律师，处理这种案子非常有经验，这件事最后我们肯定能用钱摆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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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二代撞死著名剧作家# （济南日报）2月2日凌晨1时05分左右，四川师范学院在校大学生刘畅酒后驾驶一辆丰田小型客车，撞坏路中隔离栏后驶入道路左侧撞到行人，造成3人死亡，其中1人为著名剧作家杨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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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血死# 去年11月山西平陆县看守所一监区发生一起在押人员“自伤事件”，官方的说法是“自伤后”因失血性休克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多次找看守所、检察院和平陆县政 府，要求实地调查，但是政府极不配合并且阻挠，只想用10万元人民币草率处置，引起亲属更大的愤怒，亲属准备对薄公堂，讨要真相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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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消息：今天晚上七点钟左右，近期一直在北京的武汉被精神病者徐武被人抓走。据一位近日和徐武在一起的访民向本工作室介绍，今天晚上七点钟左右，徐武在北京海淀租住地的房东敲门，徐武等开门后七、八个大汉迅速冲了进来，随即徐武便被带走，现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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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可靠消息，波已经抓捕汪离君身边的人19人，包括司机、厨师、两名保镖、秘书等，其中两人已经被殴打致死，1人自杀。汪离君获悉，如果他不逃跑，会被 暗杀（谋杀），所以就有了6日“造访”零食馆的戏剧化事件。据悉，整肃汪离君和他的人马由波的左右手、办公室主任吴文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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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于至善1957: 新浪 @出版人邢海鸟：求证实：据悉，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晨北京时间2010.2.10 2：45分被不明人士闯入居所枪杀，凶手被警卫员击毙。拈花：有人辟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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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知情人士透露，波已经给九长老写信，对近期的事件负全部责任，称自己错误用涉黑人员（汪离君）主管警叉系统，并表示愿意辞职。他否认自己有腐败问题，但愿意协助对他他妻子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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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老县长: 郎咸平：『东阳警方才是吴英案背后黑色利益链的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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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情人士获悉，波处境危急，在8日四处求助。他已经找登家登朴房和登笑平的一个女儿求助，还找到军队中的两个同学（也是太子党），以及九长老中的州永抗。知情人士认为，这些努力难以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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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在检查机关对富晓东的起诉书中，原来侦查机关对其起诉意见书中的涉嫌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强奸等罪名一个也未提及，富晓东也因此逃过一死。知情人 介绍，富晓东被捕后，其父亲（原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委书记、人大主任）多次进京托人求情，甚至找到了通天的人物，最后总算保住儿子的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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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9月12日，辽宁省公安厅针对铁岭市公安局个别领导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首先落马的，原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刑侦支队长富晓东，因私藏枪支、赌博、伪造公文（本人护照）等罪名，被辽阳市太子河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6年6个月。（汪离君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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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离君在任职公an局长期间，在器官受体移植研究方面，曾获得过“中国光华科研基金会”的“光华创新奖”。他针对药物注射后器官不易受体移植的难题，进行 基础和临床实验，研发出全新配方保护液，并且在“动物实验”、离体实验和临床应用取得了器官可以受体移植的阶段性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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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理均尽管没有相应的学历，在他官方简历中，却有一段和他公an局长工作毫不相关的、任职期间取得的器官移植研究成果，叫作“在国内首次进行注射药物后器官受体移植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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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必须死，棺猿这些年已经盯上了很多富翁的财产，据说，吴英案后，各级棺猿都分到了一些好处。全国各地棺猿都心痒难忍，可能会效仿吴英案，对那些太富有的人下手，从而分一些财产，或者拍买他们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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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拍卖，只是在政府机关少数人之间，名单由公安机关掌握，据说，前往购买的人包括省委领导的亲属，规定参加者人人有份，要注意分寸，不要漫天开价。结果 市价100万元的宝马车，竟然拍到21万的时候就没有人叫价了，因为开口的是市委领导的亲属。拈花：公安局有权处置当事人财产？荒谬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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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东阳警方披露了吴英案资产处置情况。吴英旗下房产共有100余套被查封，大部分他项权证已经抵押给他人。此外，吴英购买了40多辆豪车共计2000余万元，已拍卖了30辆，拍卖所得是390万元。警方称会依法处理吴英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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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阿丁-：何清涟说，据权威人士透露：书记在瑞士银行有46亿美元存款！包养过章小姐、夫人包养过周杰…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奥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法国、英国，都有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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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最新消息，现在可以确定俄罗斯同意在阿盟计划基础上，要求阿萨德下台。把中共政府拽入诸国唾弃的泥坑后，来一个绝尘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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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电文揭示，消息人士说，文成功地阻止了波的晋升，并获得很多憎恶波薄在文革期间冷血对待自己家人的官员的支持。在文革期间，波为了表明自己政治清 白，曾告发自己父亲并公开声明断绝父子关系。消息人士说，中国人最看重家庭伦理道德，波因其“非人”行为被看作是一个“卑鄙的背信弃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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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829：（昨晚）终于回家咯，美领馆全面封锁，别说车了，连回家的人都不准走，好多特警哥，遍地是迷彩大兵，还有无数便衣。有家靠路边的开灯都着警察上去理麻了，到底神马情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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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LeBron06：（昨晚）给我们带来最新消息，领馆路全部封锁，到处都是特警，现在“洋829”家都回不到了，一个人站在寒风中等待，据说整条街不准开灯，友谊宾馆附近全部是特种部队，大校中校满天飞……拍电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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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厚同志一向人缘很不好，不招人待见，连个象样的同盟都没有。经此副部级一役，必然一蹶不起了。他现在要考虑的不是进长老会的问题了，是不要进班房的问题了。瓜儿是不会回来的了，因为回来也不会有他的机会了，还是留在花旗国开法拉利泡妞吧。陈家也不会要他做女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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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兄弟姐妹，呵呵，我前天进入google+了。有朋友同在那里玩的，请加我，名字还是最典型的：拈花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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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挘夺。5.12地震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发放给四川省彭州市军乐镇玉皇村的5.12地震灾民每户的补助款为15,000元。但灾民领到的建房补助款只有 2135元。其余的钱去了哪里？政府称大多数村民同意将这笔钱授权给镇政府用于小区基础设施建设，村民们却表示不知情，授权书上的签名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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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香独韵：据人民邮电出版社记者@葛逊 爆料：黄奇帆想将副部级带回山城，但是某安局人员想将其带回帝都，并且双方发生了冲突，后在更高层干预下，副部级于2012年2月8日清晨六点半从省公X厅发车直奔双流机场，被某安局带往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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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级同志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解读：他在说话？说什么话？他去某馆了，为什么去？因为副部级同志精神状况有问题，他的话不可信，他做的事情是 在精神长期高度紧张的结果！副部级同志出了某馆，就只有保命的问题了。要保命就必须“立功”，拿谁“立功”呢？不言而喻了！副部级同志，咬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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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几乎没有人相信，4个月后，大清帝国竟然覆灭。1988年初，只有3%的西德人认为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两德统一。然而历史的发展常常出乎人们的预 想。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痛定思痛，回顾从前，每人心中都有自己渴望的社会，也许有一天真的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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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婧在成都：外面一会儿警车呼啸，一会儿高音喇叭长鸣，一会儿扩音器狂号，偶闲坐办公室喝我的茶，外面天太灰暗，等黑尽了再回家就不堵车了。平静寻常的生活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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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式的治疗？呵呵，实际情况是什么不言自明了。这种傻逼政府撒的傻逼谎有什么意思？薄、王、中纪委三方博弈，据说胡锦涛大怒拍桌子了，不知道有没有，不过不太象他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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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新浪机构认证： 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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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我在参加吴英案研讨会，知道了很多内情：法学家认为当地政府查封吴英的财产、遣散人员的做法是违法的。律师说，在许多案件中，没判之前就拍卖财产，官员的亲朋好友纷纷低价获得嫌疑人的财产，然后对嫌犯不得不杀之，这是谋财害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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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林泉:@天道酬勤_冀：刚接一电话，说有一重庆副省级领导叛逃到成都美领馆。刚去看了下，武警，警察林立，到处站岗。和以往大不一样。拈花：汪理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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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打人者至今逍遥法外，2月5日，数百名村民到长丰乡和东风村的十字路口堵路抗议，要求当地政府给个说法，村民打出横幅“要村部还给村民一个交代，要求审计局来村查账。”、“严打幕后黑手，切实维护百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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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抗拆# 事发后，现场来了二、三十辆警车，警察没有制止拆迁办的人行凶，也没有抓捕打人凶手。上千愤怒的村民包围了拆迁办，要求交出打人者，有村民冲入办公室，把 门窗、桌椅等砸烂。那些拆迁办的人都躲在办公室。之后来了二、三百个特警，把那里围起来，又叫来两辆双层公交车，把那些人护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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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在今天参加的天则经济研讨会上，有一位发言人对吴英义愤填膺、强烈主张吴英有罪，我问他：你是吴英案受骗人吗？他回答不是。我对大家说：任何一起 犯罪，都有被害人，唯独吴英案，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被害人，希望大家帮助法院找找，否则，指控吴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就是子虚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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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抗拆# 记者了解到四名重伤者的情况，有一人被六个人打，断了三根肋骨，头部缝了五针；有一人被一、二十人拳打脚踢，头被打肿，眼睛肿的吓人，鼻子血流不住；有一 个被打得失去知觉，面部、鼻子裂开、骨折，自己都不知缝了多少针，还需要动手术；还有一个女伤者，头部受伤，被打得不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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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抗拆# 拆迁办工作人员发传单，男的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拿着砍刀、棒子及砖头打人，在光天化日下，非常嚣张，连老人都打，过路的人说了一句公道话，几十个人上 来围着打；有人在自己的房屋卖面，姐弟俩被打；有人拍照，手被打肿受伤。重伤住院的有四、五人，打伤的不下十个，比土匪进村还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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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兵 ： #蓟门琵琶#11月16日，一群警察在河南省高院门口，拉开横幅喊冤：“河南法院无法无天;枉法裁判，警察蒙冤;栽赃陷害，法院枉法”等。 微评：你们将人犯关进狗笼时，想过有这一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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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抗拆# 2月4日武汉市硚口区二百多名拆迁办工作人员到东风村张贴拆迁告示，不许商家继续营业。先冲到东风六队，带头的还鸣枪两下，然后见人就打，所经过的店面全 部被要求关门，不准营业。有一个68岁的老人被几个人围殴，拳头像雨点一样打在老人身上。这些人全部带着蓝色有编号的工作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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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抗拆#2月4日早上，湖北武汉市硚口区数百名拆迁办工作人员到东风村张贴拆迁公告及发传单，带头的人还向天鸣枪警示，并对阻挠村民进行暴力殴打，造成多名村民严重受伤。事发后，上千愤怒村民包围并砸毁了拆迁办，当局派出数百特警“护送”被困拆迁办人员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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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海军司令部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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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的编辑丁补之今天爆料：【2.5亿，现金】在位于北京回龙观的一套别墅内，调查人员拉开一扇门，发现这个40多平方米的房间中，半个房间为遮掩物 覆盖。扯开一看，原来堆积成小山的，全是现金。消息源称，别墅主人为已落马的北京市公安局某区分局前局长，曾在北京市公安局某处及多个分局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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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海涛：叙利亚对不起！尽管我们的声音很无力；叙利亚对不起！那个流氓只能代表他自己；相信你们的血不会白流，自由绝非遥不可及；普世价值是众望所归，专制独裁才终将暴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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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过去10年，警察人数猛增。根据官方媒体报道，全国警察人数已经达到约200万人。但报道引述美国研究机构CAN的中国问题分析员坦纳说，据官方统计，过去30年，中国犯罪率和社冲突数字比公安部队增长〝要快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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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援引官方数据称，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3.8%，略高于国防支出预算的6011.5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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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捐款归政府# 魏忠平感慨：“像四川地震的汶川县，政府官员拿到救灾款后先配一批豪华车，你说谁还愿意捐，谁都心寒吧！”“不捐钱，捐钱少，不代表中国人没有善心，”魏忠平认为，都跟这个体制有关，体制压制了社会道德的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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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捐款归政府# 捐款用途的不透明，也会影响公众捐助的愿望。大陆媒体报导，在2011年几起令人吃惊的慈善机构丑闻曝光后，中国慈善机构去年6月到8月间，接受捐款的数额剧减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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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捐款归政府# 当地政府利用救灾款购买公务用豪华车；甚至还有地方当局贪污救灾款物，举报和上访的大量灾民却遭到截访人员和公安部门的打压，一些人遭绑架殴打、被投入黑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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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捐款归政府# 捐款进入政府后的结果之一是：此后一些承担了灾区援建任务的省份，当地政府拿出对口援建的资金中，竟然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只有不到一半来自政府财政。还不断有灾区民众反映，政府在当地建设一些“豆腐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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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捐款归政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的邓国胜带领调查团队，历时4个月做了一个地震捐款情况的调查，结果：“全国760多亿元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极可 能有80%左右进入政府财政专户。”约有500亿汶川地震捐款流入政府。这个调查中的基础数据均为可信的官方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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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何兵:昨天浙江高院声明:“枉法违心判吴英死刑是造谣”。请问:法律规定，宣判前三天书面通知律师，你们仅提前一天电话通知律师，是不是事实？你们程序违法，现实怪社会造谣？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程序违法，不要怪社会血口喷人。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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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捐款归政府# 这近六成的流入政府的捐款中，20.6%的捐款直接进入到民政部门，9%进入到他党政机关、人民团体，6.7%进入到红十字会，22.0%进入到慈善（总 /协）会。而只有1.3%进入到了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非和福利院领域里，而在这个领域里，依然有一些是有政府背景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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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捐款归政府#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公布《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58.3%的捐款都流入政府以及有政府背景的慈善会和红会系统，仅有四 成左右捐款回归民间。垄断中国慈善机构，帐目不透明滋生腐败，救灾款被谋取私利，整个体制压制了社会道德的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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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八成猪肉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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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悉，两天前南方周末记者打通了汪李君的电话，问他“是否出事了”。汪李君说：“我现在还是自由的。”记者又问他“司机是否被抓？” 他回答：“抓就抓呗。”消息还称：汪李君随时有可能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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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最新消息：“汪李君周围的人被抓，确有其事，具体情况是：不厚抢在中jii委前，先动手清理汪李均周围的人，搞证据。”消息称，“从司机开始，不厚已经逮捕了汪李君周围十一人。此事对不厚‘打黑’运动是极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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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件的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用武力摆平的是北约；第一时间官员辞职不干的是日本；第一时间发表全国演说的是美国；第一时间承诺对事件负责的是塔利班基地组织；第一时间用飞机 轰、导弹炸、绝不示弱的是俄罗斯；第一时间领导高度重视,现场坐镇指挥,最终涌现出可歌可泣英雄人物的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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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访，领导们也绝望了“一个上访户到北京，只需花200多元买张火车票，如果我们把他从北京截回来，每人每次至少3万，两个保安1万元，每人5千，再加上 食宿、交通等，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们镇政府一年要花几十万。”在福建省委党校学习的镇干部说：“这样的维稳何时是个尽头！”领导也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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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萍196412 ： 广东顺德独立竞选人李碧云因阻止当地非法选举，深陷囹圄。于2月8日9点在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开庭！这是公民推进民主进程所付出的代价！仅此向李碧云致敬！我前往开庭现场的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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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啊，为什么总是如此拥挤如此艰难？这些图片让人失望、心酸、气愤、无奈。。。。。在车站排队买票的人永远都是劳苦大众，权贵李刚们从来不会出现这 样的人群里。更让人愤怒的是，有时候即使排队你也买不到票。一个总不能让百姓平安舒适回家的国家，为什么领导人选举的得票率会是99、9%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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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忠儿子留学美国、加拿大人蒋大为高唱党啊亲爱的娘、司马南在美国与家人团聚过年不幸被电梯夹头，事实告诉善良的人们，他们都是国棋高手，不管执白还是 执黑，均不代表本人立场，只有既得利益高于一切。什么人才配得上人民的尊敬?大多数思想家，政治家，作家诗人可以归入娱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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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来，中国死亡9869名矿工，中国农民被略夺土地一亿六千亩，六千万人无家可归，官员外逃财产2万亿，购买各国债累计8万7千9百亿，上访冤民累计突 破一亿五千万，被暴打、被失踪、被警告良心人士突破400万，09年开始，某公司删帖8000万条、封号196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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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成奇先后担任南昌市郊区蛟桥镇镇长助理、党委副书记，郊区湖坊乡（后合并为湖坊镇）党委副书记、书记，郊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南昌市副市长、市委常委，南昌县委书记9个职务，受贿次数高达350余次，平均每年近20次。受贿一次单笔收受钱款10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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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南昌电：深谙官场定律，头顶无数光环，原南昌市委常委、南昌县委书记汤成奇曾在经济开发中被称为“成就奇迹”的人。然而，就是这个汤成奇最终由“经 济能人”沦为腐败“祸首”。因受贿3901万余元，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国家损失2．8亿多元，被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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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崖崖: 如果你不想被代表，就说出来！严正声明，我不愿意被外交部代表，并向叙利亚人民表示歉意！强烈抗议外交部代表我！！！签名 ：不一样的崖崖。拈花：签名：拈花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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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嵩说，他的同学经常会自豪地对他讲，多亏伟大领袖金将军给了朝鲜人民幸福的生活。 北朝鲜学生认为，是领袖创造了一切的幸福和美好，但如果还有不够好的地方，比如物资匮乏，那归根到底一定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的伤害”。而在平壤街头，“打 倒美帝”、“一心团结，保卫祖国”的标语也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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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朝鲜的中国留学生在北朝鲜所见的异象：朝鲜历史书写着“人类起源于朝鲜半岛”，电视节目称“地道战和地雷战战术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发明的”，朝鲜学生会自动回避外部世界话题，梦见被外界视为独裁者的“伟大领袖”会激动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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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农民# 温州市苍南县泮河东村、西村的数千村民抗议贪官私卖土地，2月1日开始，连续在村内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去年10月底村民开始大规模维权活动，村 政府工作人员包括村警全都跑掉了，五千余人的两个村庄，早已成为了无政府状态，治安状况良好，秩序井然，村民空前的团结和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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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吴英在二审中主动悔罪，应考虑从轻量刑。此外，一审结束后吴英连写控诉材料，检举了湖北荆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天贵、荆门市农业银行[2.75 0.00% 股吧 研报]原副行长周亮和中国农业银行丽水市灯塔支行原行长梁骅，此3人都已分别获刑。拈花：所以联名要求处死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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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叙利亚决议# 格兰特之后对记者说，他对于中方否决这项决议尤其感到惊讶，因为中方在谈判期间没有特别对任何条款表示忧虑。法国驻联合国大使阿罗德同样感到愤慨。他指责 俄罗斯和中国阻碍安理会的行动，并且说，历史会严厉审判那些不支持阿拉伯联盟计划、且与屠杀自己人民的政权为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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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叙利亚决议# 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格兰特说，他对于俄中两国动用否决权感到“震惊”，并表示，这项决议中没有任何条款应该引致否决。格兰特说：“事实是，俄罗斯和中共今天 作出了选择，那就是背离阿拉伯世界，支持暴政而不是叙利亚人民的合法愿望。这两国没有担负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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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叙利亚决议# 赖斯说：“几个月来，安理会一直被几个成员国所钳制。这些国家支持空洞的讨论和维护自身利益，它们拖延和寻求删除任何能让阿萨德改变行动的条款。当你想到这些国家中的至少一个仍继续向阿萨德交付武器时，它们的这种毫不让步的行为就显得更加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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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叙利亚决议# 叙利亚反对派组成的叙利亚国家委员会CNS周日也抨击俄罗斯及中共动用的否决权导致决议流产，如同给予杀人却不受处罚的许可证，并斥责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突尼斯总理杰巴里呼吁所有阿拉伯国家及其他国家，驱逐叙利亚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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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叙利亚决议# 约旦的伊斯兰兄弟会周日呼吁抵制中国及俄罗斯的产品。主席赛义德：他认为俄罗斯及中共两个政权在助长叙利亚国内流血行为。他呼吁所有穆斯林及阿拉伯国家与 叙利亚人民团结一致为自由奋战，抵制中国及俄罗斯的产品，他并呼吁俄罗斯与中国“要站在叙利亚人民一边，而不是站在政权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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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叙利亚决议#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Susan Rice）则称阻挠决议通过是“可耻的行为”。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表示，动用否决权违背叙利亚人民期待。伊斯兰兄弟会呼吁抵制中国及俄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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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叙利亚决议#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也门反对派人士卡尔曼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谴责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反对票的做法。她说：“这两个国家对叙利亚国内发生屠杀事 件承担人道和道德责任。他们的做法是助纣为虐。”叙利亚反对派抨击中俄的做法是“为杀戮发放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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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晴草原:大贪官纷纷减刑出狱】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有20％左右获得减刑，但奇怪的是，这种好事竟全都落到获判重刑的大贪官，大富豪身上。比如原统计局长 邱晓华没坐几天牢就出狱调任中海油研究员，因远华案垮台的原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也保外就医。为什么大贪官的服刑时间都特别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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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国：【 吴英䅁法律研讨会 】 1、所有发言都认为不应判死刑。2、所有发言认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3、大多数发言认为吴英无罪，有两位专家认为吴英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但罪不 至死。4、所有发言都呼吁财产犯罪取消死刑，但对贪官暂时保留。5、大多数人发言主张尽快完善民间金融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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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58.3%的捐款都流入政府、慈善会及红会系统中，只有1.3%捐款到了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非和福利 院，而即使在这1.3%的捐款接收部门中，仍不排除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民间公益组织现状堪忧。拈花：这政府跟吸血病的钉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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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叙利亚决议#本周六（2月4日），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投了反对票，否决了这项决议案。此举引发西方各国及阿拉伯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广泛谴责。中俄被指助纣为虐，约旦的伊斯兰兄弟会周日呼吁抵制中国及俄罗斯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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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江湖:【无期徒刑只坐了八年，市委书记又回来了：2012年元旦，前市委书记俞芳林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钦州。2002年10月3日，被法院以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不死，办法肯定有的！大胆贪吧！休息几年出来，又是一条王八蛋

延安日记十五（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2-10 06:41:01

１９４５年４月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日
毛泽东不能让康生受到谴责，因为这会间接说明他的路线是错误的，所以康生的报告从大会日程中删去了。毛颇为踌躇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为作这样一个报告，总结一下整风的成果，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彭真的报告也不明不白地从大会日程中删去了。难道报告中关于中共城市工作的材料不够？彭真原来打算讲的正是这个问题。
大会发言人的名单中博古的名字同样被划掉了，原因也不清楚。原定博古要向大会报告党的新闻出版工作。毛泽东知道，要跟莫斯科搞好关系，博古肯定是个很有用的人，但是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信任博古的。
这些决定都是３月２４日作出的。
建议从日程中删去这些问题的就是毛泽东本人。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些建议。
大会日程中还删掉了邓发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这也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办的。
毛决定挡住对康生及其支持者的打击，并不是因为他对情报局局长那么同情。只需稍稍观察一下整风就可明白审干委员会的后台是谁，以及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运动的思想动机何在。
毛坚决地认为：这次大会一定不能把莫斯科的注意力引到怀疑中共中央主席是否正直的那些问题上来。
谢伟思吐露心曲决非偶然。他并没有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尽管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这样。他把中共领导看成是他的国家的潜在盟友，这才对他们“坦率”起 来。他和戴维斯似乎已经领悟了中共领导政策的民族主义含义，他们认为中共是一支有前途的力量，如果美国想保住它在亚洲地区的阵地，必须与中共友好相处，而 且也是能够做到的。据戴维斯看，中共领导采取的民族主义政策使中共的纲领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实际上还会使苏联在远东起不了什么作用。
谢伟思坦率陈词的实质，史迪威的随员戴维斯、卢登、谢伟思和怀特迈耶的种种活动的全部含义，就在于此。这就是谢伟思有点控制不住他的感情的原因。赫尔利表现了美国整个远东战略的懦弱和近视。使得毛泽东发脾气的正是赫尔利对中共领导政策的这种“不理解”。
直到最近，毛泽东还一直在同赫尔利满怀深情地互相通信，感谢这位具有崇高品质的将军所作的“出色的调解”。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日
罗马尼亚外交部长乔治·塔塔雷斯库说，同苏联的关系必须建立在持久合作的基础上，这种合作将标志着同这一东邻大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共党内滋生着的反苏思想具有一种相当独特的形式，从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破绽。凡提到苏联和联共时都很尊重。
这是因为反苏思想披上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苏联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这类词句是报纸和政治工作者的口头禅。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际主义精髓被抛弃了。毛泽东派的利益高于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所有其他的”利益。整风向全党灌输了讨厌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之成为一种本能），在一定情况下这种情绪可能排斥一切非中国的事物。这也就是毛泽东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基础。
人人都相信这样的话：“王明卑鄙地想当党的统治者。他向蒋介石卑躬屈膝，他是个机会主义者”，等等。这就是说，王明所主张的一切都已被弄得名誉扫地。这不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副嘴脸又是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内的国际主义者因努力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原则而受到诽谤，据说这些原则对中国是不适用的。共产党遇到了种种困难和麻烦，这都要怪“教条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
经受整风冲击的群众学到了这些规矩，因而毛现在甚至用不着费力向谁去说明它们的正确性了。毛泽东多年来一直在政治上诽谤王明。
共产党内对王明及其支持者的鄙视首先就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全世界劳动人民要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延安与这个原理背道而驰，事事都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
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的党内斗争对每个人都有影响。谁都不怀疑整风的正确性了。另一方面，人人又都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党员，一身清白。
因此，对毛来说主要危险是：虽然人人懂得整风的正确性，同意整风，人人忠于中共中央主席，但同时他们又认为自己是无辜受害者，这种受伤的感情日积月累就会发展成愤愤不平的情绪和对运动及其罪恶作法的强烈不满。
反康生的怒潮不断高涨，事实上威胁着毛泽东的整个党内政策。毛泽东本人为之担忧，很想扑灭他自己煽起来的火焰，而这种愿望又使他万分苦恼。对毛泽东 个人的忠诚以及对康生的憎恨（因为康几乎使每个人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预示着中共中央主席会碰到麻烦事情，一种除了毛本人及其亲密伙伴以外谁都不清楚的 麻烦事情。因此，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以及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必须全力以赴，制止大会代表的自发反抗，而他们都是些真诚地把毛当作党的化身的人，他们连做 梦也不会去想要伤害任何人的自尊心或者怀疑毛这个领导人的权威和诚实，而是无限忠于他，并且准备为他而死。
反康生的怒潮已经威胁着毛泽东，惟有毛看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感到难以平息这种不满情绪，是因为他不可能有啥说啥。在想要靠拢苏联的情况下，以争取使共产党具有民族性作借口来继续进行反“教条主义者”的斗争是危险的，莫斯科将来采取行动时可能要考虑中共领导的这些情绪。
毛竭尽全力避免讨沦整风，要不就用几句话批评整风，含含糊糊敷衍过去，不让大家展开讨论，并且只有实在无法避开这个问题时他才出此下策。
看来，毛泽东打算把康生抛出来作为搞镇压行为（“把好事办坏”）的惟一罪人。
毛希望这样来使整风的思想不受玷污，因为整风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了。
代表大会这出滑稽戏，经过多年的精心排练，即将呜锣开场了。
　
１９４５年４月３日
中共中央主席千方百计避开讨论党内问题，不然，一讨论起来就可能揭露这些年来在他怂恿之下进行的斗争：对王明派的镇压、阉割国际主义精神的努力、秘 密的反苏活动。因此，毛泽东打算集中精力解决当前的问题。他这样做将能防止代表大会上出现意见分歧，从而使大会在团结一致的气氛中结束，而这种一致就会使 与会者相信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是一贯正确的。
毛坚持不懈，毫不动摇，日复一日地努力推行他的计划。最后，各种报告的草稿终于分发到了中共中央委员手中。然后，党内同志都必须在中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
我把这些报告浏览了一遍。这也算是报告！对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三年来党内发生的事情的实质竟一字不提！
必须悄悄地撇下一切棘手的问题——这是毛认为最重要的事。要尽一切可能防止代表们提出党内问题。
因此，对报告中根本不提任何人的名字只能作这样的解释。
　
１９４５年４月４日
４月２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帕特里克·赫尔利宣布，美国只打算同国民党合作，准备停止给特区供应任何武器装备。
赫尔利曾经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签署了国共两党的协定草案。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力图挽回他的“民主主义者”和“中国问题专家”的名声。然而，这都无济于事。他简直连他的同事有被驱逐出中国的危险也不顾了。
赫尔利显然忘记了自己已不再是陆军部长而是外交官了，他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对延安领导人发出了强硬的威胁。他的调解人的假面具扯下来了。
赫尔利作此表演当然主要是由于他的感情受了损伤。首先，他未能解决国共两党的冲突，反而加深了这一冲突。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他把中共谩骂了一遍。这位将军和政治家出了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大概忘记了中国并不是酒吧间，在这里靠挥舞拳头和进行咒骂是解决不了争端的。
中共中央主席同帕特里克·赫尔利谈话时曾把他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他希望美国人理解他。在那些谈话中毛是那样卑躬屈膝。他往往冒着很大的风险，不惜把自己的名誉都赌上了。
毛本来希望，盟国会对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只“铁拳”感兴趣。中共中央主席的保险柜里存放着他同赫尔利将军多次会谈的记录全文。这些文件中有的确 实是珍品！恐怕没有哪一份会原封不动地公诸于世。在这些文件中一切都直言不讳。中共中央主席向美国人提议，他们组成联盟，组成神圣联盟。他保证延安在政治 上不受莫斯科的影响，等等。
主席给惹火了，对美国人破口大骂，因为他所建议的同盟没有实现，他的美梦破灭了。
旧金山正召开国际会议，商讨建立联合国组织。这是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的巨大成就。延安草草讨论之后，便派伍修权、董必武和陈家康作为特区的代表去参加大会。
毛泽东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草稿）中回顾了过去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中共中央主席强调指出，苏联提供了真诚的援助，而且随时准备奋起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毛泽东说，如果没有苏联这个太平洋大国参加，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进行讨论。
中共中央主席的报告以很大篇幅谈到国民党对苏联的关系，说它具有惟利是图的特点，而且基本上是敌视莫斯科的。国民党只不过是以表面上的善意把它对莫斯科的仇恨掩盖起来罢了。
伍修权过去赞同王明的观点，由于是个“教条主义者”而挨够了整。他被指定为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特区代表团的成员，是因为他精通俄语。他俄语的确讲得很地道，如果你闭上眼听，绝不会认为这是个中国人在讲话。真是连一点中国口音都不带！
毛泽东派伍修权去有其一定的目的：第一，伍修权懂俄语；第二，他属于国际主义者之列，会受到苏联代表团的欢迎。
现在毛泽东仍旧希望在苏联的帮助下，在旧金山解决他的政策的主要问题。
陈家康是周恩来的人。
陈大学毕业，过去积极从事青年运动。去年夏天以来他实际上成了周恩来的秘书。
１９２７－１９３０年间伍修权曾在莫斯科留学。他是个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
董必武，１８８６年生，湖南人，是个老革命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还参加过长征。在国共合作期间（到１９２７年）和目前抗日统一战线 时期都担任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络工作，去年曾参加林伯渠、王若飞（代表中共）与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代表国民党）之间的会谈。同中国共产党会谈 时，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几乎每次都有邵力子。他是中央政府前驻莫斯科大使（他还用过邵文泰、邵分寿和邵崇怀等别名）。
　
１９４５年４月６日
中共的一切计划和梦想都与苏联将来参与解决远东问题挂上了钩。他们希望问题解决得对特区有利，因而能把原来寄托在美国身上的已经破灭了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起来。这已经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党内力量的重新组合。
中共中央主席原来的亲信——情报局长、彭真还有那些当地政府中级别比较低的官员们——都是那一条非常令人憎恨的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他们现在大大丧 失了原先的威风和势力。这不难解释，因为从思想上摧毁“莫斯科派”的斗争只影响到这一派的王明、博古、洛甫等一些代表人物，而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 会的工作则触动了全党，就连军队和党的高级领导人也都受到这样那样的打击。
世界的力量对比已经改观，苏联威信在迅速提高，这不可能不影响毛泽东的态度。现在，他不得不另外物色一批可以信任的人。在外交方面，周恩来就是这样 的人。毛泽东现在不得不同博古合作。这些人都不会忘记整风时所蒙受的耻辱。军队干部也不会忘掉这个耻辱（当然，谁也不敢用这个词来指康生的活动）。现在彭 德怀、朱德、聂荣臻、叶剑英、陈毅等军队同志又受到毛的恩宠了，他们强大得足以反击康生了，他们是绝不会错过良机的。
原定由任弼时来对１９３１—１９３５年期间党的政治路线作评价。由于某种原因，他的报告从大会日程中取消了。
代表们都十分憎恨康生和彭真。
斯大林的信，《消息报》上的文章，还有同美国人会谈的失败，表明靠拢苏联是惟一正确的方针。这一进程在发展中。
换句话说，在目前情况下无视莫斯科那就太危险了。这也就是说，党内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毛泽东赶紧从日程中取消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或多或少反映了他的反苏政策、他抵制共产国际影响的斗争和其他可能对毛泽东不利的种种“业绩”。
这样，才决定不让康生和任弼时在大会上发言。
　
１９４５年４月７日
毛泽东从大会日程中取消了两个最重要的报告：康生和任弼时的报告。
中共中央主席下这步妙棋，就能缓和一下甚至完全挡住对康生及其同伙的打击。否则，他们在大会上是够受的，因为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的这批人在党的生活中充当过像宗教法庭审判官那种角色。
然而，要悄悄地把这个问题遮掩过去是不成的。首先，整风是毛泽东的得意杰作。第二，引起莫斯科注意大会上可能突然爆发的争吵是愚蠢的。因此，情报局长的报告草稿将提交目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去讨论。
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就去忙着讨论当前事务算了。关于军事和政治问题的报告还不够他们操心的？同时，也不要去批判和辱骂“莫斯科派”了（因为一批起 来骂起来，毛的民族主义势必会暴露无遗）。是的，“不要去搞了”。中共中央主席似乎很怕发生这种情况。同季米特洛夫通信的详情他还记忆犹新。如果在远东关 键事件发生的前夕再出现类似的政治问题，情况又会怎样呢？
毛并不怕在大会代表面前暴露自己（这他倒觉得挺有把握，因为他是领袖嘛！），他怕的是在莫斯科面前暴露自己。因此，他提议把主要的也是最使他伤脑筋 的问题提交中央全会而不是代表大会去讨论。第一，全会不是代表大会。此外，控制全会要容易得多，何况全会也不会引起外界很大注意。当前切不可在政治问题上 和军事问题上引起争论——这是毛的计划中极关重要的一点。代表大会要能这样开，就可以向全世界、特别是向莫斯科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真是坚如磐石。
这还旨在于掩盖毛的政治投机中另一个欺人手段。由于代表大会不对党内政策进行任何讨论，所以这自然被理解为代表们以至全党都一致同意这种党内政策，把它看成是绝对正确的。换句话说，毛泽东的总路线将不经讨论或辩论而五条件地获得通过！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０日
帕特里克赫尔利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使延安深感沮丧。中共领导人认为，这位美国大使的讲话是从政治上对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地位重重的一击。
毛泽东怒气冲冲地谈到“美国对华、特别是对共产党的新政策”。他对美国援助所抱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于是就大骂赫尔利是“帝国主义者”。可是就在五 个月前，毛泽东还称赞这位“美国总统的使者的杰出才干”，感谢赫尔利将军“对中国人民所抱的友好感情”。宴会上，毛泽东曾说过多少亲切的话，当时他多么愉 快，而他对那位“头脑清醒的美国政治家”的能力又是多么赞赏啊！
感情变化多快啊！正像俄国俗话所说：“先捧场，后骂娘。”
４月３日，中共领导人收到了关于美国大使讲话的新闻报导。第二天，中共领导人召开非正式会议，会上提出两项建议：
１．发表一个答复声明：
——国民党也是个武装的政党。此外，它武装夺取了政权。
——给国民党提供援助就是增强它的挑衅的、反革命的核心力量，这样做最终会导致新的内战。
——答复赫尔利：蒋介石是个法西斯分子！
——批驳赫尔利关于共产党请求美国给它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的讲话。
２．致函帕特里克·赫尔利，向他提出抗议。
但是，４月６日五个最高领导人开会，决定不采取这一行动。
这里普遍对赫尔利不满，好像谁都不打算原谅他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命令复印去年１１月９日晚草就的由赫尔利和中共中央主席签署的国共协定便足以证明这一点。
影印本交给了董必武，不久他就要乘飞机前去参加旧金山会议了。影印本将在适当的时候交报界发表，那时赫尔利就无法否认协定草案的存在了。如果报界怀疑这个文件的真实性（这个协定毕竟是个密件），董必武就将出示协定原件，这样就会损害赫尔利的名誉，因为原件上有他的署名。
赫尔利出访伦敦，同丘吉尔进行了会谈。他即将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据说将向斯大林转交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中共对此深感不安。人们普遍猜测，赫尔利的活动是同远东问题主要是同中国问题直接有关的。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２日
本届中共中央全体会议正在讨论任弼时和康生的报告（草稿）。代表大会本来应该已经开起来了，但是对这两个报告的不满已经发展成激烈的争吵。特区党组 织的代表们在小组会上辩论得特别激烈。高岗是这个代表小组的组长。代表们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整风对特区的打击最大，想使他们平静下来是不可能的。他 们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陈独秀、李立三、博古、王明、“莫斯科派”，还有康生及其一伙，统统受到猛烈的抨击。
毛泽东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结束事态的逆转。代表们一个个被叫去进行个别谈话。
中央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主席所作的政治报告。对军事报告提了些意见，报告随即作了适当的修改。
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也获得批准，但是其中并没有把毛泽东抬到高于党和可以不受批评的地位的词句。
至此，共产党扩大的中央全会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已全部讨论完毕。但是，对任弼时和康生的报告的辩论拖长了时间，中共领导不得不将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推迟一星期左右。
不出所料，任弼时的《论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５年间党的政治路线》的报告触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毛泽东很聪明，把这个报告从代表大会日程中移到了全会上来，如果不这样做结果会怎样，当然只有他知道。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４日
美国总统弗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突然于４月１２日去世。
罗斯福的去世不仅仅是美国的巨大损失。他是一位明智的、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
他是在画家为他画像时去世的。
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接任总统。
蒋介石给他所属将领的密信：
——共产党正加紧对日占区进行控制，目前忙于在湘中、皖北和长江流域一带扩大其影响。
——共产党正大肆进行不利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宣传。
——共产党正采取一切措施阻挠中国军队的反攻，并在国内制造混乱，为此正寻求外国援助。
蒋介石号召他的军队的将士加强纪律。他指出他的参谋总部腐化成风，将官们欺骗统帅部。
国民党的全部梦想就是靠它自己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出去，这将有助于他们控制沦陷区。
美国电台评论员要人们警惕未来的中美关系。这些美国人说：“战后的美中关系，对我国来说意味着美国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这些伪君子，说什么重庆和延安的关系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大国不应卷入这一年深月久的争端中去。把这些话与这里实际发生的事情加以对照，那真有意思。
中共中央主席把任弼时和康生的报告移到全会上，目的在于给激烈的争执降温。他的这一招效果很好，当前有关这两个文件的辩论就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代 表想起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想起整风中所受的打击，仍然心有余痛。在全会的一次会议上，当讨论到任弼时的报告时，白发苍苍受人尊敬的林伯渠都不 禁流下了眼泪。这就不难想像，如果报告弄到代表大会上去讨论结果将会如何。
林伯渠是特区的代表之一，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党员。
对这两个报告的愤怒感情可能会使人们注意到中共中央主席十年来的政治路线，所以他非常注意要设法缓和辩论时的尖刻语气（最好是能使讨论收场）。毛泽 东不断召开出席本届全会的各代表团团长开会。在最近一次汇报会上，中共中央主席指责代表团团长“对思想感情腐朽落后的人太软弱了”，要求他们强硬些，以便 结束对任弼时的报告的讨论。
高岗明显地感到，要改变代表们这种普遍的思想情绪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于是，中共中央主席宣布，他要给“留尾巴”留得最多的各代表团讲话。这首先就指特区代表团。
中共中央主席急于要使任弼时的报告顺利通过，以便缩短这场辩论，因为辩来辩去，意见不一致和不满的险兆露头了。毛泽东自恃其在党内享有绝对权威，想 给代表们开导一番，使形势能“健康”发展。他想把这些感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使得代表大会能百事顺利，谁都对“康生同志的错误”闭口不言。
情报局局长的行动都是受中共中央主席指挥的。这就是说，对这个委员会的活动稍加批评，都会或多或少引起人们怀疑毛的政策是否正确。
毛泽东把王明变成他政治棋局中的一个卒子了。把这个原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选进中共中央能消除莫斯科的怀疑（整“教条主义者”，想用金医生的药剂毒 死王明，季米特洛夫的揭发电报，毛同美国人会谈的某些方面）。毛泽东已经给代表们施加了压力，力图使他们相信，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把王明选进新的党中 央委员会是必要的。
由于长期对王明进行诽谤和对舆论施加压力，他成了不受代表们欢迎的人。这也是代表大会推迟召开的另一个原因。要把王明重新选进中共中央是条妙计，这会带来许多政治上的好处。因此，毛泽东并不急于召开大会。
这些年来毛泽东一直在攻击国际主义者，煽起人们憎恨“莫斯科派”和“教条主义者”的感情，换句话说，他一直在煽起党内斗争的火焰，或者不如说，煽起一场旨在消灭他的政敌的大火。但是，现在他力图扑灭这场火灾，以达到他的策略目的。毛如此固执己见，令人不胜惊讶。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６日—１９日
把任弼时和康生的报告从代表大会的日程中去掉以后，中共中央主席就不怎么怕他的个人威信会受到损害了。他早已把所有的反对派都整垮了。甚至没有谁敢 说毛泽东什么时候“出过纰漏”。十年来，毛泽东一直努力宣扬他制定的政策对党多么重要。他千方百计这样干。他主要就是利用人们的民族主义本能，这样做颇有 成效。在斗争的各个阶段（有时形势很复杂）毛泽东都采用这一屡试不爽的策略。他甚至为它找到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哲学根据。所谓“现实的马克思主 义”，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意思。
毛并不担心他的威信出问题。中央全会上吵吵闹闹，那是由于怕失去莫斯科的信任。毛很清楚，整风中大整其人、迫害王明以及企图背着苏联同美国人达成协议，这些事情都可能影响苏联对延安的态度。
目前，在全会上，他拼命想掩盖反苏反共产国际的活动，让人看不清他活动的实质。中共中央主席为了谋求苏联支持现在正在走向另一极端。他甚至准备牺牲 康生，要康生对“曲解”整风精神干出来的事情负责，以便取得莫斯科的支持。最近帕特利克·赫尔利的记者招待会使他完全相信，国民党和美国联盟已经成为现 实。他突然意识到，他现在站到了悬崖峭壁的边缘，因而不免灰心丧气。
毛现在使出他玩政治的浑身解数来解决主要问题：取得莫斯科的信任，证明他是值得信任的，以此来支持自己。每次报告之后都要集中讨论报告中有关联共 （布）和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友谊的冗长段落。麻烦的是，代表们弄不清这是毛的政策还是他真正的目的（全党也是如此，只有很少几个党员除外）。毛泽东在他的报 告中为代表大会制定了现在和不久的将来对苏联的方针。
所有的发言和报告都会按照毛的政治报告的调子说：“苏联是各被压迫民族的朋友、兄弟和希望！”
不过，“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哲学思想，尽管现在把这一点小心翼翼地搁起来不谈。毛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寸步不让的。他宁肯牺牲康生和彭真，但绝不会放弃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主要事业。
今后几年该怎么办？中共中央主席已作了抉择。他知道他敌不过美国全力支持的蒋介石，只得指望苏联，因此他是被迫作出这种抉择的。中共正按此对整个工作重新加以部署。
毛对莫斯科本来是百般揶揄的，而今却突然变得卑躬屈膝，而且满口说起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来了。
毛现在把宝全押在联共（布）的国际主义原则上。他是经过冷静的算计之后才这样做的。普通党员却按表面文章来理解这些事情，他们为苏联的胜利而高兴，报纸、电台和政治家的演讲造成了一种言过其实的对苏友好的气氛。
毛紧紧抓住这出木偶戏的绳子。他急于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又不愿让步，一点儿也不放弃他的原则——他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为了保住他的思想体系，必要时可以牺牲他的忠实的同志。毛完全了解，赌赢赌输全看他玩政治的手法是否高明。
毛精神非常紧张。他害怕代表们突破经过精心炮制并已获通过的讲话的框框，他不遗余力地扮演着舞台提词人这一新角色。中共历史上最可怕的十年党内斗争的痛苦呻吟万万不可暴露出去！
现在，延安有来自全国各省的人，讲各地的方言，显得很活跃。到处可以看到一群群的人，有大会代表，行政工作人员，忙忙碌碌的保卫人员等。几乎到处都可感到大会前夕的紧张，感到大事即将来临的气氛。
苏联政府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这表明我们对太平洋地区形势的发展不会袖手旁观。
延安沸腾了。毛泽东这些天来一直很兴奋。苏联政府的决定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这里的人都明白，国民党不久就会找上门来，要同共产党达成协议。
延安纷纷推测，在未来的对日战争中苏联军队和中共军队势必会要相互配合。
中国领导同志现在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为苏联和斯大林唱赞歌。
现在，从普通党员到党的高级工作人员，人人都认为苏军理所当然地会解决所有延安单独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将为中共解放内蒙古，打垮满洲的关东军，而胜利的桂冠也会属于中国共产党。毛显然希望苏联为他夺取大块地盘，扩大特区。
苏联政府的决定是在赫尔利将军召开的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之后作出的，他们对此更是大肆张扬。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０日
毛泽东总是独自一人呆在自己的住处。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那座窑洞迷宫，那里人人都穿着软底鞋走路（延安没有其他鞋）。但是，由于窑洞深穿入地，寂静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而他的公务员就像是幢幢鬼影。
毛对闲话很敏感。他听不到、事实上也不喜欢听这些闲话。
当他为自己的表演所陶醉时能讲上几个小时。他讲话和演讲时激昂慷慨。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把他的生命都倾注在他的讲演中了。当他说话时，他变了，变成个新人，而且把他的听众都忘了。
不过，中共中央主席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话完全是另一副神气。有时，和他那低沉的嗓音极不相称，他感情洋溢，慷慨激昂，并且旁征博引，脱口而出。有时， 穿插不少土里土气而通俗易懂的妙语和粗俗的玩笑，使听众忍不住大笑起来。有时，他又仿佛是一个伏案的思想家，镇定自若，平心静气地喃喃自语。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１日
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总算结束了。毛用压力、奉承和许愿得到了他所期望的东西。全会上的讲话都通过了，激动的情绪也已平息下来。代表们成为遵守纪律、服从领导的人了。
由于中共中央主席亲自进行了干预，才达到了这一步。《论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５年间党的政治路线》这个报告把它的作者任弼时快要拖垮了。在激烈的辩论 中，他受到种种责难：“他不加考虑地乱说”，“他歪曲事实”，“他不说实话”，等等。体弱多病的任弼时经受了一次折磨，因而请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去看了 病。
中共中央主席出马挽救了这个历史性报告，使它摆脱了困境。为了使这种混乱的局面能平息下来，毛泽东给代表们作了长篇演讲。全靠他的权威和赤裸裸的压力才把压顶的风暴控制住了。我真没有料到代表们的反应会如此强烈！
全会就任弼时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文件大部分是诽谤博古和王明的，特别是诽谤共产国际的观点的。
据宣布，大会不久就要正式开幕了。
不妨借用鲁迅的一段话来形容毛泽东目前的行为。鲁迅说：“他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准备了另一种脸谱和另一面旗帜，以便登上新形势下的舞台。你以为这是神殿的大门，但你看到的却是猴子的嘴脸。”
我想，记日记是可以直言不讳的。几年来在毛身边的生活，说得轻点，使我无法尊敬他。
当形势和他的个人利益需要时，这个人会毫不犹豫地毁灭成干上万甚至几十万人的生命，但他却又以胆怯闻名，事情一到严重关头就惊恐万状，我曾多次见过这种情况。
他把自己的健康看得高于一切。很少有一个星期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不被叫去给他看病的，看的不过是些小毛病。同时，他对其他人甚至他的亲属得病或死去都漠不关心，冷酷无情。
我曾经向毛说到内战的威胁，援引黑格尔的话说，一旦时机成熟，真理就会为自己开辟道路。毛没有回答。我认为他倒并不是想使我难堪，他只是对此有不同看法，历史必须服从他的意志。我经过多年，对他有深刻的了解，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毛是那种自认为要流芳百世的人物之一。
对于黑格尔的著作他并不熟悉。我问他关于黑格尔的东西并非全出于好奇。毛总算是位“领袖”吧，可是黑格尔也并不是上海的黄包车夫，他的名字并不是无足轻重而不见经传的。
我把这几年来我记的笔记和发出的报告总结了一番，得出结论如下：
１．毛泽东与美国人交往的目的就是想从他们那里得到武器。这一点无需详细阐述。
２．向重庆提出政治要求目的在于孤立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主席完全忘了，他的行动可能会造成分裂。战争只不过是达到他个人目的的一种方便的手段而已。 这些要求是不现实的。他的目的是把蒋介石描绘成破坏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业的顽固不化的蠢人，以争取使美国人同意与特区签订协议。盟国对八路军和新四军 感兴趣，这成为他的一张主要王牌。
３．在延安签订的、由赫尔利签了字的协定草案所用的措辞就使协定不可能付诸实施。蒋介石绝不会同意把政权全部交给共产党，而这个协定的条款里就含有要他交权的意思。赫尔利上了圈套，至今不能自拔。美国由于它的一个主要的又是接近白宫的政治家的失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丢了脸。
４．毛泽东不顾国内军事和政治形势，想全凭武力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他利用西安协定作幌子夺取了中央政府控制的大片土地，显然是为了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
５．毛泽东想使美国与共产党结盟。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他把中共描述成美国必须依靠的一支力量。中共中央主席不顾成功的希望渺茫，力图说服同他谈判的美国重要政治官员相信他是可以依靠的盟友。
６．毛想在政治和军事上同美国人结盟来孤立蒋介石，以便彻底消灭他。这一点蒋介石是明白的，忙着提出各种政治建议的美国人也开始明白了。蒋介石完全了解，美国人方面对毛泽东所作的任何让步都会损害重庆政府的威信，所以，他使美国把史迪威调离开了。
７．毛泽东还期望通过与美国人结盟来使苏联不能积极参与解决远东问题。毛泽东与盟国都反苏，这就是他们交往的基础。美国人起初把这种不加抑制的反苏 情绪视为战术上的计策，他们无论如何不敢牺牲蒋介石。而毛却把自己出卖了！反苏（“共产党的某种民族特征”），是美国同毛签订任何协议的基础。毛泽东很清 楚，在意识形态方面苏联一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敌人。他知道这一点，并力图加以利用。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巧妙的计谋而已。我知道会谈的每一细节。为了换 取美国的武器以及与美国结盟，毛泽东答应同苏联一刀两断。
８．中共中央主席向国民党提些不现实的要求，以便证明自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为是有理的，并指责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宣称中国共产党是在它们的逼迫下同蒋介石结盟的（指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２日中共与国民党签订的西安协定）。
９．毛泽东在同美国人的交往中还暴露出他的政治特质的另一方面。他充分暴露出自己不是个共产党人，而是国内某种“主要的民族力量”，他的原则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１０．如果诺言和原则不能为毛泽东的目的服务，他就准备通通加以否认。什么条约，什么传统的国际联系，什么人民的痛苦，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毛泽东把辩证法理解为不讲原则的自由行动。更清楚更确切地说，他的“辩证法”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的行动和背信弃义的勾结的混合物。
１１．苏联对中共提供了武器和金钱援助，对在莫斯科各高等学校和专科院校求学的中国学生提供了奖学金，在政治上又给予大力支持，使国民党反动派不敢 打共产党。但是毛泽东在纳粹德国对苏联进行战争的年代里采取了一种近乎彻底背叛的立场。在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最困难的日子里，在日本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刻 不容缓的时候(是苏联人民的勇敢使日军不敢进攻)，毛泽东漠不关心地听任事态发展，甚至命令八路军不去开展积极的军事行动以打乱日军在苏联边境进行部署。 当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在通往莫斯科、列宁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和斯大林格勒的道路上流血牺牲的时候，毛泽东开始清党， 大整“教条主义者”即中国共产党内的国际主义者。不久，他命令八路军完全停止抗日作战活动，让日军能不受干扰地准备进攻苏联。
１２．毛泽东从他的哲学观点——即民族主义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出发整垮了“莫斯科反对派”，并诽谤共产国际及其活动。
１３．毛泽东用反苏主义和民族主义腐蚀党的干部，在党内使用恐怖方法。
１４．他虚构一些数字，设法掩盖八路军抗战（和部分掩盖新四军抗战）的真相，掩盖他对抗日统一战线所采取的政策的真相。现在，世界上几个主要通讯社 广泛引用这些数字，对材料来源延安连提都不提。这些数字都成了正式的资料了。它们不仅不能反映战争时期中共活动的真相，而且歪曲了历史进程——它的特点、 方向和程度。而最重要的是，它们掩盖了中共领导人的意图。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定于明天开幕。按照１９３８年中共中央六中全会的决定，本届大会原应于１９４０年举行。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讲了话，他讲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他的讲话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只有毛泽东对王明的报告进行 了一些批评，但是经过辩论之后他明白自己有被孤立的危险，终于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决议认为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日本侵略的条件下惟一正确的策略。
不久，王明和后来成为“莫斯科反对派”的大部分成员前往汉口，代表中共参加蒋介石政府（当时叫做“国防政府”）。王明在汉口一直呆到１９３８年１０ 月汉口被日军占领为止。在这期间，毛不失时机地积极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准备整风。康生的侦缉机关的实力也就是在这时候增长起来的。同时，毛泽东着手推翻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的会议决议以及中共六中全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并从而否定了共产国际所持的立场。
中共明天就要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了！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致开幕词。他的话简述如下：
党二十五年来的历史是一部既有胜利也有失败的历史。在这段时期里，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斗争在继续。
我们的主要成就是，全中国人民都维护我们的政治路线和欢迎新民主主义。我们在斗争过程中已逐渐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现实生活相结合。毛泽东的旗帜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
我们已进入世界大变动的时期。希特勒即将战败，民主即将获胜。在东方，日本人将在两、三年内被赶出中国。我们要开始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了。中国人民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任弼时讲完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的话简述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将决定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他们即将下定决心。本届大会必将确定中国人民要遵循的道路。大会必须团结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以便保障他们可以取得胜利。
柏林不久将被攻克。在东方，抗战仍在继续，但是胜利在望，胜利在握了。
当前形势大好。人民必须决定走哪条路。一条是光明的路，另一条是黑暗的路。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我国要么成为自由、独立和民主的国家，要么还是那个旧 中国，跟过去一样。我们的任务是团结全党、全国，团结全世界一切力量，走光明的路，从黑暗走向光明。我们有可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吗？可能！中国共产党就有一 百多万党员，还有广大的解放区。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舆论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几年前这种形势是不存在的。（可是毛还是一心想着与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并 全力以赴试图发动内战！他的这番话，恰好是他自己的冒险行动的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自供状。）我们必须用上面提到的这些力量，来打败日本，建设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二十五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斗争阶段：北伐战争，内战和抗日战争。在我党历史的这三个时期中，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党成了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
当前，我党正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
我们虽然取得了这些成绩，但还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继毛泽东之后讲话的有朱德、日共的代表冈野、刘少奇、周恩来和林伯渠。他们的讲话都平平淡淡，如出一辙：简要地分析一下国际形势，号召打败日本帝国 主义，简要地回顾党的历史，对当前形势、取得的成就、力量的增长以及团结问题作一番评价。发言者都指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旗帜”，已经领导 他们并将继续领导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之后，李富春宣读了日本解放同盟及其他一些党派的贺电。
彭真向大会宣布了代表资格审查的结果，报告了代表们的党龄、家庭出身和年龄等情况。
代表们的党龄和人数：１９２１—１９２７年入党的代表有２１０人，约占出席大会代表总数的２８％；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入党的有４４４人，占５９％；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入党的有９８人，占１３％。
代表的年龄：２３—３０岁的有１３０人：３１–４０岁的有４５３人；４１—５０岁的有１４０人；５１—６０岁的有２４人；６１—６９岁的有５人。
代表中有７００名男代表，５２名女代表。
７５２名代表中有４０１人出身于自由职业者，４２２人受过中、高等教育，３１９人受过初等教育，１１人根本未受过正式教育。
代表中３２４人是军人，３１５人是专职党的工作者。
出席大会的有７名正式邀请的客人，４名其他人士。正式的来宾有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代表。
明天，毛泽东要作重要的政治报告。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４日
会后，一位中国同志找上我对我说，从现在起我在大会上记的笔记都算机密文件。这位同志说这是毛泽东亲自下的命令。他把我的笔记本拿走了，让我稍等一 会儿。十五分钟后他回来了，把笔记本还给了我。笔记本封面上盖上了一个“机密”字样的印戳，并用漂亮的字体写道：“孙平同志，这本笔记本是机密文件，编好 了页码，一页都不准撕掉，每次会后都要交上来，并绝对不许携出会场。大会闭幕后要把笔记本交出。”
因此，我不得不把笔记本交上去，明天开会之前才能拿回来。
大会的正式记录中没有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我倒把它记下来了）。我深信不会如实地将它全文公布的。事实上，这个讲话是个机密文件，除了毛泽东和与会代表外谁都不会知道还有这个讲话。这倒并不是由于它有中共的政治和军事秘密的缘故。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６日
毛的政治报告令人惊讶，其中有些论点与实际情况不符。在许多问题上，理论和实践根本不一致，二者好似各走各的道，而且往往还越走彼此离得越远。
人们得出这样的印象：讲话人企图回避党内生活的一切关键问题。他的论据常常与事实不符。即使马马虎虎听一遍，也可以听出它与中共领导人的实际政策有 出入。毛的讲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来掩盖他个人争权夺利的行为，并为他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法辩护，把刚刚过去的整风运动的见不得人的动机和手段遮掩 过去。所以，这个报告听起来诚恳，实际上这种诚意是假的。此外，报告极不准确，而且矛盾百出。一方面，报告人借口“争取领导权的需要”，声称要同国民党进 行不调和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说什么同国民党联合是有利的。如果大会动员一切力量与国民党作斗争的话，那么抗日战争究竟要不要继续呢？人们心中不由得会产 生这个问题。这些话显然应当这样来理解：中共将保存实力，排挤掉国民党军队，占领新的地盘。中共要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这才是讲话人的原意。
报告中列举的有些数字仅仅是想要达到的数字，可是眼睛一霎就成为实际存在的数字了（如，中共统治区的人口数）。
总之，报告漏洞百出。
报告从头至尾都说明毛非常关心党的干部问题。整风造成的损失显然是非常严重的，党的工作者在理论领域的创造性全都被扼杀了，甚至无人想在实际工作中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了。党内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权发号施令，其他的人就是去执行。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这种不能独立行动的情况是异常危险的。 必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有力而又富有创造性的措施来对待异己思想。党的干部对理论漫不经心，中共中央主席关心这个问题显然是有道理的。一方面，毛不能否定整 风，更不用说谴责它了。另一方面，整人的消极作用太明显了，不能掉以轻心。毛好像在呼喊：我们不能损害党的干部，我们要尊重他们，我们需要干部！
呆在延安多年了。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有种种理由叫人担心……
正因为如此，党提出保证，保证不会再对党的干部横加打击了，不会再重复过去那一套了——否则就很难保持对新区的控制。毛要使当地干部相信他看重他们 所作的贡献，他们无需担心。他想以此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在人事方面，正如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一样，毛似乎决心采取这样的政策：使不协调的东西协调起来，不 一致的地方一致起来。他既想保持整风的精神，又想使党恢复活力，使同志之间再度融洽无间，使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人们心中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毛究竟相信 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呢？
毛画饼充饥，作出一些乐观计划，但并不操心去使这些计划与实际联系起来。这个报告夸夸其谈，拼凑得很巧妙，并随心所欲地避开了所有会引起争论的问题。
他关于联共党、关于苏联和苏联领导人的高谈阔论只不过是策略而已，与他过去的行径不符。我听起来是一堆空话。
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任务和历史，对与此有关的国共合作，都作了主观的、带有偏见的论述。
谁都不敢对报告的内容表示怀疑或提出批评。人们把这篇报告当作一个详尽的指示、一道命令。不难想像，要讨论这个报告，也不外乎是对报告解说一通而已。
党的高级官员和普通党员之间的关系也独具一格。党内同志间的那种正常关系完全不存在。民主徒有其表，实际上有的只是军队中上级对下级的态度。代表们奴才气十足，丧失了为人的尊严。这都是整风干的好事。
要正确理解毛泽东的讲话，必须充分了解他的政策以及他的拐弯抹角、模棱两可的术语。
所谓“动员民众”就是准备夺取国民党的更多的地盘和准备发动内战，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与抗日毫不相干的动员。
所谓“１９４１—１９４５年军队的发展”就是游击战，一种小规模战斗的战术，即缩减对日作战的规模，为将来同国民党发生冲突而积蓄力量。
所谓“我们正确地提出了必要的改革方针”，就是说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继续玩弄花招，为解决国共分歧提出一些对方难以接受的要求。这是借口对事情要进行阶级分析来使中国政治上的分裂合法化。据毛泽东本人说，这种破坏抗日战线的策略可追溯到１９３８年。
报告充满这种模棱两可的、也可以说是不诚恳的话。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７日
毛泽东的讲话中追溯了１９３５年那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他谈到军队和地方党的干部时，说：“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军完成了长征。当他们到达特区时，所有的党和军队干部都残酷地、不公正地对待了当地党和军队的干部。”
毛泽东假意地对党的缺点进行了批评（“我们虽然是布尔什维克，但是也免不了有缺点”），企图以此掩盖特区原来的党政工作人员所遭受的苦难。当初，毛 泽东曾把大批军队派到那儿去“维护法律和秩序”，也就是取缔当地党政机构，在老根据地建立起他的新班子。毛希望成为新基地颐指气使的头子，在那里树立自己 的绝对权威。
在这个地区，高岗特别是刘志丹深孚众望，被看作是人民英雄。在长期的游击战争过程中，他们在国民党封锁和长期国内战争的情况下，在延安附近的蟠龙镇创建了巩固的苏区。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毛泽东的先遣部队在陕西大肆杀戮。当地所有的党政工作人员都被逮捕了。挺身保卫他们领袖的指战员惨遭杀害。
毛泽东率主力红军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到达陕北时，屠杀还在进行。
红军及其先遣队大开杀戒，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引起了强烈的义愤。大家都认为毛泽东应对这种镇压行为负责，因为人人心里都明白命令是他下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主席便把责任推到率领讨伐队的指挥员身上。高岗、刘志丹和其他所有幸存者都恢复了名誉。
那年冬天，执行惩罚任务的那批人逮捕了高岗、刘志丹和他们的一些战友。作为刑罚，那批人让被捕者在冰天雪地里挨冻。当高岗、刘志丹和其他同志累得半死倒下时，那些人拳打脚踢，强迫他们站起来，在一路鞭打下走回去。
早在富田时期，毛泽东的亲信就广泛使用火刑。这次他们重施故伎，对被捕者用火刑。
这些年来，高岗对他的这段经历，对他在那种酷刑之下右大腿上的肉被烧得见到骨头的情况，绝口不谈。
毛惯用的手段是：冷酷无情地对待党内独立见解过多和威信过高乃至使他不舒服的领导人，然后把暴力行为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一古脑儿推到具体执行者身上。
富田镇压以及“高岗和刘志丹事件”之后他就是这样干的。
整风之后也是这样，把整个责任都推到了康生和他的一些同事身上。
　
１９４５年４月３０日
周恩来做了个报告（更确切地说，是个补充报告）：
１．论国共统一战线。
２．建党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
报告的主要结论是：我们在战争开始时提出的“建立联合攻府”的口号至今不变。
然后，周恩来进一步论证了毛泽东关于“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政策”的主要观点的正确性（报告的前一部分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详细论述了在各个发展时期的国共关系：
１．西安事变之前是动员群众进行抗战和反对国民党的时期。
２．西安协定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２日，中共就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发表声。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发表声明，正式承认有这个协定。当时的口号是：“国家的法律和秩序第一！”
３．汉口沦陷之前（汉口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底被日军占领）。
４．１９３９—１９４４年期间（即本届国民参政会召开以前的时期）。
５．现阶段（形势已在我们所提出的要求中充分反映出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周着重论述了国共关系的第四阶段（１９３９—１９４４年）。这个阶段尽管打了个“耳团大战”，中共部队奉毛泽东之命开始减少对日作战活动。
这一时期同国民党的关系日趋恶化，这不能光怪蒋介石。早在这一时期之初，毛泽东的政策就逐渐转向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了。
１９３９年日军进攻长沙失败后，国民党军队与中共部队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这与毛泽东的计划是一致的。虽然那时他在口头上继续高喊尊重西安协定，但是一直在执行破坏同国民党合作的计划，并宣称中共是受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国际的逼迫才进行这种合作的。
这一时期于１９４４年结束，这并非巧合。事情是这样：那年４月日军从开封地区发动进攻，到年底就使中国在军事上濒于崩溃的边缘。
因此，根据毛泽东的主要学说制定的以游击战术为幌子的观望策略于１９４４年结束了。
这时，中央政府的力量已被日军的凌厉攻势大大削弱。毛泽东一看机会来了。为了这个机会，他曾拒绝参加积极的抗日活动，因而使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实现。 现在，中共中央主席认为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权力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景清晰而现实地在他面前展现出来。蒋介石的军队拖垮了，政府机构松散了。统一战线中这个 政治盟友已筋疲力尽，一旦发生内战，成功的机会现在双方已大致相等。
周恩来有了明显的转变。
１９４３年７月之前周恩来一直都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毛泽东说他是反对派中的“经验主义者”，这样，他就把周归入“莫斯科反对派”，实际上周也确实是莫斯科反对派的，因为他曾经赞同王明的观点和支持共产国际的决定。
在整风斗争过程中，毛泽东企图诽谤“莫斯科派”的某些人，同时争取另一些人。从事实来看，毛泽东想争取周恩来做盟友，因为毛给他一切机会，让他悔改，以后又让他与“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一致起来。
在毛泽东和康生的压力下，周恩来不仅脱离了王明派，而且谴责了共产国际的活动。于是，他就从毛的对手变成了毛最积极的支持者。到１９４３年底，他已开始执行毛的最微妙的任务，诸如调解毛与王明的冲突等等了。
毛泽东所有的重要计划都出自周的手笔。周是促使共产党领袖与美国人进行接触的主要人物。总之，周可说是对西方抱有好感的中国人之一。周非常积极地同 美国人进行会谈，他是中共外交政策方面的一切重要行动的幕后操纵者。毛主张在解决远东问题时最大限度地孤立苏联，周支持这一立场。众所周知，他们对美国的 依靠为时甚短，不过，这倒也不是他们的过错。
周恩来恨康生（周吃过整风的苦头）。
周恩来的女儿与马海德的妻子苏菲很要好。
周处理各种问题都相当冷静。他很谨慎，相当健谈但又守口如瓶；他善于适应各种形势，在党、政、军各机构中都有他的人，这些人似乎自成体系而忠于他。
他见识广，政治上灵活得到了机会主义的程度。在我看来，机会主义是他的主要的政治气质。
周是与闻中共中央主席私事的少数人之一。事实上，有时毛在解决家庭小纠纷时还要求助于周。
周能够把自己的决策付诸实施，而且一贯如此，但总要把这些决策说成是“毛主席的思想”。

延安日记十四（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2-09 04:21:42

１９４５年２月
　
１９４５年２月４日
１月３０日，周恩来在重庆外交部长宋子文的办公室同国民党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谈。
王世杰代表国民党提议可有一个民盟代表参加政府，但他不同意召开各党派会议。
周恩来讲话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并要求召开国民大会。
尽管赫尔利积极进行调解，周恩来拒绝作出让步。
赫尔利说他想回美国了。
　
１９４５年２月６日
毛泽东并不反对冻结同重庆和华盛顿的一切外交活动，但是他又怕输了这场赌博：如果苏联不对日本开战，那怎么办！
中共领导老在捉摸这样的问题：苏联在远东的地位增强了，从而产生了力量的重新组合，并必然导致中共地位的巩固，因而该指望谁呢？是美国？还是苏联？
想到延安的事情，我不由回忆起一个法国人讲的话：“谎言就像赝币那样，由罪犯制造，而由最诚实的人来传开。”
中共官员逐渐为民族主义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条所征服，成了毫无原则的人。毛一贯正确，全知全能，像活着的上帝一样受到崇拜。
　
１９４５年２月７日
在我弄到的外国记者关于延安之行的报导中最说明问题的一篇是西奥多·怀特写的，它刊登在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８日的《生活》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我 们的意识形态对手强调了某些事实，这很有意思。从特迪·怀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明白无误地抓住了中共中央主席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害，就是他对“西 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抵制。旁的不说，在这种抵制的背后滋长着毛泽东的反苏思想。这对《生活》杂志的尊敬的订户是最关重要的论证。毛对由“只不过是个留声 机”的人重复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危害性的评论，最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整风之后我懂得了，中共中央主席所指的“留声机”唱的就是被毛泽东和康生 所压垮了的中共国际主义派所主张的原则。
这篇文章也证实了毛泽东蒙蔽舆论得逞，掩饰了八路军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真实情况，夸大了据说是反映这一斗争的数字。特区对外国新闻界谎报消息所作的努力产生了效果。
有一篇全面评述中共军队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文章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这篇述评去年由叶剑英向外国记者宣读过，后来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 述评中的数字已成了正式材料。这些数字不仅为外国记者所引用，而且观察组的官员也在引用。毛泽东想把它们载入史册。按这些虚假的数字来看，毛集团在抗战中 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怀特在文章中反复提到了这些数字。
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证实了毛泽东从事党的活动的特点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说到毛泽东的“顽固不化的实用主义”时所用的词句最准确不过地说明了他 的政治观点的本质。实用主义抹杀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差别，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说法，实用主义为武断地伪造科学铺平道路，给反动 的哲学思想提供基础。
像怀特这样的文章，对美国政客和商人的未来活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淘金区”。
中共领导会见怀特并不是轻率采取的行动，他们对这位年轻的资产阶级记者透露消息绝非偶然。他们利用美国是苏联反希特勒战争中的盟国这一特点作为幌子，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走了这步棋。毛泽东利用这种同盟关系来达到他反苏和反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目的。
中共领导通过《生活》杂志对美国商界宣布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在一定情况下这是一个不能漠视的诡计。
　
１９４５年２月８日
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的一封电报，谈到了有关谈判的详情。周恩来同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和张治中会谈了几次。
蒋介石不想放弃一党专政，而赫尔利劝他不要如此。赫尔利承认国民党领导人关于民主的讲话是空谈，他错把宋子文和王世杰看成是自由派了——他们跟蒋介石一样死抱住旧事物不放。
赫尔利建议改组军事委员会，把美国的、国民党的和中共的军队统一起来，任命一个美国人当总司令（来指挥中共所有的军队，包括在敌后作战的军队），国共双方各派一人担任副司令。
周恩来说这种解决办法是不适当的、不公正的。
赫尔利要求周恩来理解他的用意。赫尔利警告说，除非问题确实获得解决，否则他要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他的使命已告失败。但是，假如他们真达成了协议，美国总统也许会访问中国，以便亲自与闻协议成果。
宋子文告诉美国大使说共产党想要夺取全国政权。
赫尔利甚至并不反对支持中共提出的在国民党高级官员看来是过分的要求，但他怕让步和协议会被苏联钻空子，因为据说苏联想夺取中国。
　
１９４５年２月９日
在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了一项新建议。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中共军队就会因得到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武器而大大加强，并能实现它对全国武装力量的控制。
在重庆会谈过程中他们为争夺权力而进行了斗争，把民族利益抛到了九霄云外。谁也不认真地想想抗战，而日本则继续在中国侵占新的领土。他们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和美国身上。重庆和延安正在拼命讨价还价。
我老是要关注形势，这何时才能到头？我日夜都处于紧张状态，脑际时刻萦绕着延安的人和事。而我一直是单枪匹马地在这里工作。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０日
我同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一起散步了一个钟头，把压在我们心上的事都谈了出来，说了不少消息。
我对奥尔洛夫讲了最近的消息和事态发展。他沉默不语。
我说，现在有一件事使这个湖南人等得焦心，这就是一个半月之后要满期的苏日中立条约的命运。莫斯科是否会废除这个条约？——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在 折磨着你的病人。假如条约废除了，我们就要开始对日作战。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又有完全不同的机会了。美国人依靠蒋，同时又用一切力量来控制毛。按毛 的看法，事态发展的进程将会使他作出正确的抉择。
雅科夫列维奇说：“我的病人担心他的健康，精神很紧张。”“江青在这方面表现得也不比毛强。每周都要把我叫去几次。他们就是为心律不齐、身体虚弱而着急。但我觉得，要是我们能有他们那样好的身体就不错了。”
中共中央主席决定把周恩来从重庆召回。形势在这么发展：蒋介石总统竟出人意外地准备对延安所坚持的若干问题作出让步了。
召回周恩来的电报已发往重庆。让周再留在重庆就有危险了。蒋介石的让步会公诸于众，而中共中央主席则继续在对于国共两党的协定草案置之不理。再这样耍花招，会使得延安领导人的政治骗局有暴露的危险。事实上，延安一方面呼吁和解，一方面不肯妥协。
延安现在必须决定如何才能做到在不违反公众舆论的情况下能使蒋介石失面子，而中共又不用作任何让步。周是这里的主要顾问，他享有第一号外交家的盛名。
事实上，延安的顽固态度还有另一层意思：日苏条约的命运到底如何呢？如果苏联宣布废除条约把关东军打垮了，那么作出让步合算吗？在此情况下，靠莫斯科来取得一切政治的、物质的和军事上的利益不是更省事吗？
中共中央主席对我不止是亲切而已。任弼时对我说：“我们都是他的老战友，可是比起我们中的许多人来，也许你更受到信任。”
正如卢梭说的：“他们把自己的弱点变成了长处。”这贴切地说明了毛泽东行为的典型特征，他不惜拿自己的背信弃义来进行投机。
他为了迎合苏联，唱着“长沙的旧歌”——我一直是联共党和苏联人民的忠实朋友。
使自己的卑鄙俨然成为美德，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很有经验的。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１日
在毛的接待室里经常能见到一个值勤的卫兵，他时刻注意着来访者的一举一动。带着毛瑟枪的卫兵就在窑洞上方埋伏着，许多公开的或秘密的步哨守卫在通往住所的各条路上。对住宅前面的所有树木都精心加以保护，这样，从飞机上往下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昨天，中共中央主席在和他的少数同事议事时说，同重庆妥协尽管令人遗憾，但难以避免。可是，在四月中旬莫斯科的意图见分晓之前不应该妥协。
“四月中旬之前，要尽一切可能维持重庆谈判的不即不离的局面。”这是中共中央主席给他在国民党那里的代表们的指示要点。
前几天，中共中央主席通过我发出了一连串的电报。他装作忠诚，把一些塞满数字以及他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他揭露美国的诡计等内容的电报发往莫斯科。
认为毛泽东不懂什么那就错了。他全面研究了有关东方的材料。他阅读了大量的报道、报告、军事评论和其他文件，并加以融会贯通。他对当前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有透彻的理解。
从思想领域来说，他只知道中国文化和历史。他特别喜欢中国的古老文化，无疑他认为它比其他任何文化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性。
中共中央主席在一份电报里说，蒋介石及其一伙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重庆催促华盛顿尽快开始把盟国的军队输送到中国来，蒋介石的目的是要用美国佬的援助来整编他的军队，给它装备最新式的武器，并将步兵机械化，云云。
中共中央主席说，华盛顿的目的是要套住中共。蒋介石和罗斯福总统都在作这件事。
毛泽东电报的这一部分可说是不打自招。延安和重庆都在梦想和美国结盟，双方都企图用美国的武器和美元的援助来跟对方算账。为酬答这种援助，双方都答 应把国家完全交给大洋彼岸的商人去控制。华盛顿选择了蒋介石，因而毛现在说美国人和蒋介石已达成协议，这对特区是一个威胁，莫斯科应有阶级情谊，与中共团 结一致。
为了要使莫斯科生气，毛在电报中塞满了有关“国民党在政治上出卖灵魂”的事（毛在和我的谈话中也说过这些事）。毛在此再次采取他那屡试不爽的虚报数字的策略。
他说，中央政府的军队约有１５０万官兵。这表明他们的力量已大大地减弱了。
蒋军的战斗力达到了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最低点。相形之下，拥有７１万官兵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力量增长了。
中共中央主席写道：
国民党军队去年与我军相比还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但是，日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结果使得八路军、新四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动。 即使在湖南、河南以及南方各战线的大溃败发生之前，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也至少抗击了５１％的日本精锐部队，那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只用４９％以上的战斗部 队来遏制重庆部队。国民党军队在湖南、河南与南方各战线的惨败迫使共产党军队弥补国民党军队所减弱的抵抗力。目前，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牵制了敌人精锐 部队的６４％。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还同９０％的南京伪军作战。尽管国民党军队目前只受到敌人整个驻华派遣军不到３６％的部队的攻击，但在侵略者面前却 节节败退。特别是现在，正当日军把全中国变为集中营和废墟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加恶劣。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２日
毛泽东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本身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中共中央主席说，去年，国民党军队大大超过八路军和新四军。只有完全不负责任的人才会在１９４３ 年７月发动反国民党运动，以及把八路军撤离前线，而使特区面临失败的危险！这是一种特殊的不负责的做法！对毛说来，首先就是必须证明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策 略是正确的，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掀起反国民党歇斯底里和破坏抗日的作战活动（这种作法正中侵略者的下怀）。
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可以追溯到将要签订西安协定的时候，其目的是要破坏中共同共产国际的联系，然后逐渐地清除与共产国际有联系、并赞同其策略和服膺其威望的党员。这样，才进行了整风。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仅仅为了达到他的国内政策的目的，毫不迟疑地拿特区和共产党的命运去冒险。但是，冒这种风险是完全不顾后果的！中共中央主席相 信苏联不会听任国民党去消灭中国共产党。可是，我看到了毛泽东在１９４３年７月危机时的恐慌情绪。毛一下子又踌躇起来了——假如苏联忙于反希特勒的斗争， 不能对他进行援助，那可怎么办呢？这使毛泽东犹豫了。以后，我听说毛得了俄国人挖苦地称之为“熊病”的慢性腹泻。
毛泽东明白１９４３年对苏联意味着什么——那时，苏联面临严重的军事和经济困难，战争正处于转折点。我随时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但毛不顾这一事实，拼命想把苏联拖到远东冲突中来。
按照中共领导的意见，苏联现在应该参加对日战争，用它的军队和物资来解放一些土地，然后由中共来将其变成根据地。至于中共军队，大部分要保存起来， 专门用于将来同蒋介石角逐，分裂国家。苏联或盟国军队在打垮日本人的未来战争中应起主要作用，中共军队只应协助。这种机会切不可失，应善加利用。——这就 是中共领导人所策划的计划的关键。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３日
这些日子，延安正在用独特的方法解释整风的性质。中共历史上的这段时期现在有它的理论了，它是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作出来的“无可争辩的”结 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曲解，用来实现毛泽东的目的，而不为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服务。无论过去和现在，这里都在说服人们，强迫人们相信在党内 使用暴力是必要的，是反对阶级敌人的整个斗争的组成部分。这是用来对国际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的精神和肉体进行摧残的一种掩盖。
整风已不太引人注目了。为了清除所有不符合中共中央主席的观点和不符合他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延安正在进行新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 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整风。一般说来，在这里批评是不允许的，简直是不可能的。谁都得“相信”，不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什么都是不正确的。这里的人谈论着列宁主 义的工作方式，可是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方式。
党内民主在这里被解释为所有的人都重复毛的讲话，在一切场合引用它们，即使是很可笑的说法。重复毛的见解，引用毛的话，党员只有在命令和指示的范围内才允许表现主动精神。
毛泽东的指导方针由刘少奇精心地化为文章，用各种形式重复一个思想，说整风运动是历史的必然，它改造了受资产阶级伦理学和哲学影响的年轻的新党员。 据说整风把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帮助他们“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据说整风揭露了机会主义者，他们在共产党领导机构中的代表出来反对 发展人民的斗争，反对建立新解放区，反对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扩大中国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据说，这些机会主义者反对从日本人手里收复本应由工农政权控制 的中国的神圣领土。由于害怕日本，“一些党员的阶级觉悟降低了”，“他们开始在国民党面前放弃无产阶级立场”，并说什么这是加强抗日统一战线所必需的。据 说毛泽东纠正了这种偏差，挽救了党，明确地指出了一条走向胜利的道路。
这就用不着评论了。
首先，这样讲理论，其目的无非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哲学适应于某人的利己主义。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实际上就是诋毁马克思主义（例如把马克思主义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教条”）。
由刘少奇用毛泽东的思想写成的文章是站不住脚的（尽管这些文章在这里是不容辩驳的！）。分发给所有党组织的这些文章实际上承认，作为党的希望的年轻新党员大多数是非无产阶级分子。
蒋介石对他的老战友和高级官员说，他要遵照孙中山的遗嘱，和全党一起建立一个新中国。“我只会把权力移交给人民。”蒋介石是这样说的：“但决不交给任何其他党派或个人。赫尔利是个笨蛋！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我们能消灭共产党。”
毛泽东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一份电报中把蒋介石这些话引下来了。
几乎没有一天不跟康生碰头。看来他情绪低落，尽管他力图表现出一切都正常。刑官在为他的前途担心。我很清楚他对我的真实态度，他对毛同季米特洛夫的通信以及我与此事的关系当然是了解内情的。莫斯科对刑官的行为的严厉谴责使我永远成了他的死对头。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８日
任弼时以说教的口吻对我说：“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撤除了领导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自１９３５年１月以来党由毛泽东同志领导，他懂得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运用于我国革命的实践。”
显然，对中共这段说远又不远的历史的一切谈话都是与准备召开七大有关的。
共产党的领导在狂热地进行活动。他们对外国电台就反希特勒联盟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的克里米亚会议所作的报导和苏联新闻处就此问题发表的公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预测。
毛泽东和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最感兴趣的是苏联是否会参与远东战争。我对报纸上公布的正式公报全文作了详尽的叙述。
对毛泽东来说，知道苏联的意图是极为重要的。他该同谁去结盟呢？屈从美国，接受蒋介石的计划，也许好一些？
简而言之，延安的外交处于十字路口。
毛泽东的所罗门式的决断就是等待——等到四月中旬再说，在此之前不作任何重要的政治决策，同时推迟党代会的召开。
既然美国人不想作出进一步的让步，那么，延安必须弄清苏联对将于４月１３日满期的对日条约的态度，才能决定对策。
博古在会上说，克里米亚会议一定讨论了所有盟国对法西斯日本联合作战的事。博古确信，苏联政府首脑签署了一项决定苏联在远东参战的协定。
博古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把日本的侵略方针考虑在内了。日本多年来力图吞并苏联的一些地区，仅仅由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才终于使它清醒过来。
博古的观点，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国际主义者的观点。他不由自主地就想到苏联的参战将有利于被奴役的中国人民。他说出这些想法，期望我也有啥说啥。尽管我很尊敬他，我却无法告诉他确切的情况。
同样，我也不能满足洛甫的好奇心。他认为苏联不会对日作战。洛甫的立场还带着整风的思想感情的烙印。
中共中央主席就苏联军队参与远东战争一事考虑得很多。毛泽东认为，苏联元气大伤，经济千疮百孔，人力已枯竭。
刘少奇用全副精力来准备代表大会的材料。
周恩来若即若离地对我表示亲切。他的眼睛总是盯着中共中央主席，对于苏联是否可能参加对日战争不发表任何明确的意见。
那个湖南人由于考虑到自己的声望，发表意见也很小心谨慎。他并不确切知道事态会发生什么变化，生怕把自己弄得很尴尬。（他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作出错事来的嘛！）
中共中央主席把作出新的有很大影响的政治决定（首先是对国民党的关系）同苏日中立条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要么讹诈蒋介石，给他施加压力，为不久的将来打内战积聚力量，要么就达成协议，承认重庆当局正确，签订美国人所提议的协定草案。
这就是毛不同观察组断绝联系的原因，尽管他对它已积恨甚深。
朱德、叶剑英和其他军事领导人相信，苏联会宣布废除对日条约，参与对日作战。朱德认为，苏联不会宽恕日本法西斯在国内战争时期的干涉（组织和支持高 尔察克运动、几个白卫军政府以及谢苗诺夫运动）、在哈桑湖地区的挑衅、哈勒欣河的血战以及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的进攻准备。中共军事领导人坚信苏联会参战 的。
总之，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很分歧。
灵活而不大肆声张的苏联外交把毛弄糊涂了。他不能不感到，莫斯科不愿让他知道其重要决定已有一段时候了。莫斯科的缄默使毛沮丧，他不会看不出这意味着什么。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９日
毛泽东的随从们每逢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或蒋介石的失败时总要大摆宴席庆祝一番，酒席上烟雾弥漫，又说又笑，又嚷又叫。
毛对我特别友好，可以说，自从给季米特洛夫发出难忘的一月电报以来他一直是这样。那份电报是季米特洛大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来电谈到整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之后发出的。
他会不时地坐到我的旁边来，一定要我喝酒，弄得我无法拒绝。他自己也喝，酒后他饭菜吃得很少，烟抽得很多。
所有的宴会都像这个宴会一样，办得好像是为了庆祝毛的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日子，例如他的生日那样。人们开怀痛饮，高声谈笑。但是，所有的人都注意着毛，以便跟上他的情绪。
毛喝得醉醺醺时讲话就特别难懂。在这种时候，他那单调的、口齿不清的湖南腔特别重。这种单调的、含糊不清的话还不时夹进两三个发音特别加重的词。只要稍一喝醉，毛就失去了他那重要的大人物的神态，有时就像一个农民进了饭铺，粗声粗气地又叫又嚷。
他拉着我的手出乎意料地说，至今为止，从莫斯科到中国来工作的没有比我更好的了，他也没有见过更好的了。在这种时刻我又得灌下一杯烈酒。不管我喝完没喝完，就往我的大酒杯里倒酒。
毛也用大杯子喝酒。他的脸变红了，头发分梳在两边，眼睛炯炯发光，心不在焉地微笑着。他的脸不像平时那样冷淡，而是变得神情快乐了。
“我很高兴，孙平，你正好是在我们党的这段伟大历史时期和我们合作。你知道，我对你很尊重。”
人们争着跟我干杯。我很难拒绝。每人只消干自己的一杯，可是，我却要干好多杯。
顺便说一句，这里敬酒的事并不常有，人们只是边谈边喝。我只希望我的头脑能保持清醒。我为没完没了的各种问题所苦恼。人们纷纷向我提问题，简直像下暴雨一般。
这一切都跟毛很喜欢的那种相当粗俗的玩笑掺杂在一起。这些玩笑往往是非常色情的，轻浮的。
在这种场合，他们总是简短地交换意见，而且嘲笑同志的过失，奚落他人，并为之发出一阵阵哄堂大笑。
从他们的言谈和漫不经心地说出的话里，我获悉中共七中全会最近就要开会，讨论与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我知道“对遵义会议以来（也就是毛泽东掌握领导权之后）这一段党史的估价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现在正试图消除这种‘分歧’。”
１９３９年秋周恩来在莫斯科。他顺便对我谈到过那时的印象——当然，不是所有的印象。要求苏联给予武器援助以支持中国革命，这是周奉毛泽东之命去访 问的目的。１９３９年秋天在莫斯科讨论了武器问题，虽然不是直截了当进行的。这事情已在适当的时候告诉过我。因此，我听到了有关他访苏的另一种说话，感到 不胜荣幸之至。
同时，周在莫斯科弄清了他早巳知道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立场，即主张中国全国合力抗击日本侵略。总的说来，他当时想探听苏联政府对远东问题的态度，想判定其政策方向，以及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可能性与因此而产生的种种后果。
我很了解周。我相信他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知道苏联是否可能同重庆决裂，从而以一切必需的武器来装备中共军队。
这真是完全无视世界大战初期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他们只想到他们的计划和利益，而不考虑苏联所遇到的军事上的复杂情况。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周很了解情况，但他还要问我关于我们在重庆的军事使团情况。他讲话的态度同往常一样富有魅力，但只是一次礼节性的谈话而已。
酒后，大家都感到无拘无束，他们谈着，相互插话，说话和动作都很随便。
这里人们对事态的发展十分满意！目前，他们的一切希望都与苏联联系在一起。他们单刀直入地来谈这问题，装得诚心诚意的样子，好让我把每件事都向莫斯科报告。在提到美国人时则用了一种嘲讽的口吻。
有的人甚至说，苏联在东方的战争与其说为了中国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苏联的利益。
毛说我的头发白了，但这不是什么缺陷。无论如何，这表明一个人不像是在二十多岁那样天真了。智慧比青春更可贵，但是对于……在大家的笑声中，点明了他的“但是对于”是什么意思。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１日
正式决定三月份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这项决议和其他若干决议是由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会议听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的报告。没有进行讨论。
重要决议之一是关于建立特区和共产党所有解放区的政治与行政中心的具体步骤。这个中心的建立要推迟到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国民党代表大会 的决议将提供必要的论据，以证明建立“联合行政中心”是有理的。这是中共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建立联合中心将不可挽回地最终使国家分裂（当然，不算大大小小 的傀儡政权）。
随着联合中心的建立，同“重庆集团”的摩擦将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内战不能排除的原因。
这个计划是延安精心策划的。从成立联合中心到内战的可能爆发，整个过程会有好几年，需要五、六年，可能还要长一点，因为按中共中央主席的意见，抗日战争还要打几年。（毛泽东说，中国将要在两三年内赶走日本人。）
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必然会通过一项加强其政权的决议。中共中央主席不想失去这个机会。国民党会受到延安报刊和开明的重庆新闻界以及一切进步舆论的猛烈抨击。
把共产党的所有根据地建成一个联合行政中心的计划将会被看成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在目前这样的时刻，这种措施不会引起国内外的不满，虽然这一定会扩大 抗击侵略者的民族阵线的分裂。毛认为，这个步骤将给中央政府的政权造成极大破坏，而事实上，这个政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遭极大的破坏。蒋介石将被看成是分 裂统一战线和造成其他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
会上，发言的人都强调联合中心只应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后成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就国共双方领导人的会谈问题作了长篇报告。他的报告证实了我的猜测和其他一些事实。
顺便提一句，组成毛泽东的未来政府（所有苏区的联合中心）的具体措施已决定了，付诸实施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出一个星期就要把建立工会中心的消息通知全国各解放区。延安的同志们还没有把它的名称定下来。不管怎样，会出现一个各解放区的工会组织，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特区正常运转的党政机构。这将是终将爆发的内战的第一声响雷！
周恩来的报告并没有包括会议的全部议题。
不用说，最重要的大事是中共中央主席的讲话，他的讲话在后来几天讨论了多次。中共中央主席在讲话中第一次对克里米亚会议（大都是关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问题的）决议明确地表了态。
毛说，无容置疑，苏联一定会参加对日作战。应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中共中央主席又说，中共的任务是要求英、苏、美三国领导人干预重庆“一党政府”的事务。反希特勒联盟的领导人应该懂得，蒋介石政府必须满足共产党的主要要求。反希特勒联盟的成员国是否都会同意这样一些要求非常值得怀疑，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同意。
下面就是毛泽东接着讲下去的内容要点：
我们要提防美、英、苏三国首脑可能会拒绝我们的要求。他们即使拒绝，我们也决不放弃这个战略计划（建立联合中心）。在苏、美、英领导人面前我们将竭力保住这个计划，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后退。
令人遗憾的是妥协可能不可避免。要把这种因素考虑进去，而且，即使我们被迫同意妥协，也得要让妥协对我们略为有利。
“全力坚持，为了以后得到最高代价而后退。”这是中共中央主席这一部分讲话的主要思想。
对毛泽东的这些话听众报以嗯嗯的赞同声。
这里，毛泽东彻底暴露了自己——他从蒋介石那里是不会得到权力的。要强者自动让出权力，这还没有过先例。可是，利用国际政治力量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分出权力来也许不是空想。想到中国战争的特点，这真不是空想！
毛宣布，为此目的，中共应该想方设法让反希特勒联盟的领导对作为反法西斯联盟成员之一的中国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决定。重庆政府的首脑在罗斯福、丘吉尔 和斯大林三巨头的压力下一定会让步，到那时他就会发现自己陷入圈套了，他除了让步之外别无他途，而这种让步定会对我们有利。我们要尽力争取各种最强有力的 政治势力的支持。因此，蒋介石可能会改组政府。这种改组必须是彻底的！在这方面共产党极有可能取胜！“重庆的独裁者”必须接受对我们极其有利的条件。目前 形势对我们最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会谈就是错误的。我们应等到四月中旬再说（暗示着苏日条约的命运决定之后，形势将会明朗）。
中共中央主席紧接着竟然说，实际上，不太可能在中国组成联合政府！应该现实地来判断事实！即使联合政府难以成立，作这种争取仍不失为使人心倾向共产 党的有效方法。将来，我们还要提出重庆难以接受的要求和条件！“这是我们对付蒋介石的带战略性的政治计划！绝不要提出任何使他有后退余地的条件！”
毛泽东的立场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主要问题就是要“逼得蒋介石走投无路”，就是要逼得他来发动内战！此外，要操纵舆论，以便给共产党充分动员的时间。
用抗日作幌子来夺取领土，也就是说要扩大根据地，准备将来打内战。此外，形势在某种程度上约束着蒋介石。但是，蒋也在着手准备对付特区，因而美国可 能大量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因此，毛即使不能完全阻止的话，也要竭力限制这种援助，要迫使美国人考虑公众舆论。延安会揭露盟国的这种行动。
还有一桩使毛特别苦恼的事：他并不完全肯定苏联会打日本。他说苏联会打，但他不能肯定这一点。因此，共产党领导要推迟到四月中旬以后才对一切国内外政策作出决策。这是毛的典型作风！他甚至对他的战友也保留几分，不肯尽吐真情。
除了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有关的任务作出估计之外，毛着重谈了华北的形势。在听众的掌声中他庄严地说：华北的形势很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地区 可以算是归共产党管辖了。在华北，中共的权力、影响和势力毫无疑问是强大的。但是，最好是把华北的干部更换一下：“加强干部队伍！斗争就在前头！”“我们 不应该自我陶醉：还必须加强察、绥、热地区的干部。所有不称职的党政领导人员都应撤换！这同样也适用于内蒙古和东北。”
之后，中共中央主席又回到建立全苏区的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上来。
从我对毛泽东的了解来看，该委员会将起导火线的作用。工会筹委会将召集代表开会。代表们不会只通过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他们会通过一项关于必须建立中国全苏区的联合行政中心的决议（无沦如何，他们将要求立即组成这一中心）。这就能摧毁“一党专政的蒋介石政权”。
顺便提一句，毛泽东像党的所有其他领导人一样并没有谈到山东、山西和河北的情况。这三个省内共产党的政权是谁也动摇不了的。的确，那里有国民党的军队，但他们正在逐渐被摧毁，不久将要被彻底消灭。
毛泽东的整个讲话都是准备内战的号召，虽然并不排除妥协的可能性。毛在这方面并没有认真考虑国内形势。中共中央主席的指导方针实质上就是用武力夺取土地的方针。周和毛驻重庆的其他助手的政治花招只不过是在争取时间、愚弄公众和进行讹诈！
朱德在会上谈了他的活动。他的讲话清楚地反映了“整风的旧病复发”。他忏悔起来了，这真出人意外。他说，他低估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因而错误地坚持 要把中共的大部队转移到南方和东南各省去。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及时指示才能化险为夷（防止了错误地选择军事活动的地区，把兵力分散为小部队，等等）。毛再次 起了救星的作用！
朱德还说，他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犯有错误。他曾经希望全国革命爆发，其实，需要的是在农村逐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朱德说：“我相信能立即在全国夺取政权，这是重大的政治错误。”
中共中央主席就这样通过朱德，号召利用抗日战争的特点实行夺取国统区的策略。同时毛警告大家说，同国民党发生一次公开的全面冲突中共很可能一败涂 地！毛彻底完蛋！一方面，要侵占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建立军队，制造事端——就是说向蒋介石挑衅；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力量对比显然不利于共产党，一场内战 会导致特区的毁灭。
驱使毛这样做的不仅仅是他的冒险主义和毛希望在发生严重纠纷时得到苏联的援助，而且也是他的强烈的权欲，这种欲望常常（太经常了）使他连常识都没有了！
毛泽东把农民看成可以用于打内战的主力。农民深受土地危机之苦。土地危机一定有助于他鼓动全国，动摇蒋介石的政权，使国家毁灭！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使中共成熟，党的领导趋向于小资产阶级的左倾。
苏联军队在欧洲战胜法西斯军队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延安。美国人不愿抛弃蒋介石，这对毛泽东来说是已经明了而且日见重要的事实。毛泽东没有选择余地，共 产党只有苏联这一个盟友。毛的诺言消除不了美国政界领导人的怀疑，美国在加强蒋介石的力量。这个事实决定了中共中央主席的行动。
在抗日斗争中与莫斯科结盟，对中共内部局势正常化，对培养造就新的一代共产主义者即国际主义者，在客观上会起积极作用。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２日
２月１８日《消息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中国形势的若干事实》的文章。文章指出，苏联希望在解决远东问题时一定要适当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
很明显，尽管毛在政治上耍阴谋，我们莫斯科的领导还是坚定地保持着支持中共的方针。
支持中共就是支持中国革命，就是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斗争。假如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这将是帝国主义在我国十月革命之后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苏联将拥有自由的中国这个强大的朋友，跟它联盟将使社会主义阵营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
联共把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外国奴役的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的神圣权利，把对中国人民的援助看作是自己伟大的国际主义义 务。这是莫斯科的坚定立场，毛集团的政治赌博是无法影响它的。对中共中央主席的追随者很难有别的话可说。他们与党、与拥有五亿人口的国家相比确实就像一小 撮政治阴谋者。至于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道路那是很清楚明确的——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和平地建设新中国。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３日
延安在期待着中共代表大会的召开。
不管谈什么题目，毛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谈阶级斗争，天天斗，时时斗。对于按毛泽东的格式进行的阶级斗争我有充分的了解，并亲自看到了它的种种表 现。这是毛谈话的主要题目之一，他用它来为整风给党带来的暴力行为以及贯穿整风全过程的暴行作辩解。决定斗争结局的是暴行，而不是全会、会议或决议。
毛泽东的政策看来似乎自相矛盾。今天他提出某些要求，一星期以后他会坚持一些完全不同的要求。昨天他诋毁受人尊敬的党的工作者，而今天又给予他们重要的职务。他一会儿和美国人“度蜜月”，一会儿又踩他们一脚，等等。
这就是经常被称为神秘的东方外交，巧妙而又不可捉摸。但是，这是外行的看法。事实上，这种政策是符合逻辑的，也是前后一贯的。
这种逻辑性和一贯性也是中共中央主席所执行的政策的特征。情况变了，他为了适应形势也不断改变斗争的形式，但万变不离其宗，主要的东西原封不动。这就是说，坚决抵制抗日统一战线，反苏主义和清除“教条主义”的作法原封不动。
这里没有一点神秘而巧妙的东方外交的痕迹。是呵，他违背诺言和撕毁协议。他贬低一些人，吹捧一些人，装得像个民主主义者，而在家里却是个老爷。他在巴雷特和外国记者面前装模作样，对我说废话，欺骗莫斯科。
这是聪明、巧妙的东方外交？简直是胡说八道！连一点气味都没有。这是陈词滥调，是弥天大谎！如果真有所谓东方外交的话，那可以把它叫做厚颜无耻！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５日
毛泽东事实上正在干着陈独秀和李立三因之而被撤除中共领导职务的事。他的这一特点我不知怎么竟没有注意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立三的错误不仅为中国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这一特点所决定，而且也为那时刚刚迈出步子的年轻的共产党的普遍不成熟所决定。
毛毕生一直在有意识地为抵制共产国际的影响、为修正马列主义而斗争着。这个湖南人真狡猾！
这里有一封给斯大林同志的贺电。电文下面有两个熟悉的签名：中共中央主席和新四军与八路军的总司令。１９４１年秋季，毛泽东对他的支持者通常只是冷嘲热讽，而这份贺电中这种口吻连一丝痕迹都没有了。日历告诉我们，现在是１９４５年了，所以毛泽东要吹捧斯大林了。
中共中央主席写到了苏联军队的辉煌胜利！按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当今，苏联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苏联军队赢得了不朽的光荣，而他（毛）确信，他们还会由于有其他许多功勋而赢得光荣。
然后，毛泽东向斯大林保证，他的天才的经验使毛确信，最伟大的解放斗争将取得最后胜利。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６日
召开党的七大的决定使人们的感情激动起来了。大家又围着王明、杨尚昆、王稼祥和洛甫闹腾开了。照例是在会上公开谴责一番，或在背地里骂上—通。
王明被直截了当地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种看法已成定论。大家都确信毛挽救了党，使党没有采取王明的“投降国民党”的路线。“王明是舔蒋介石的靴子的”，人们绕着弯用这样的话来说他。
国际主义者（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格言——“忠于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忠于党的利益”——横遭诽谤，这个格言现在已被遗忘！毛泽东的领导阶层逐渐 使大家相信，王明“从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以来一直在党内培植异己分子”。据说，远在１９３１年王明出现在上海时，他就像个大官僚那样武断地决定与党的命 运有关的问题。愚蠢而又可笑，但谁都不能反对，也不会反对！
整风有效地完成了它的任务。甚至王明过去的合作者也开始诋毁他了。例如，杨尚昆说王明对蒋总司令“推行”了阶级投降路线。这话竟出之于杨的口，而杨又岂只是王明过去的一个同志而已。
在上海时期，他们共同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们共同反对毛泽东和李立三的机会主义活动。
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使从前的“莫斯科派”成员不得安宁。他们受到诽谤。党员对他们毫不同情。整风“揭露了这些投降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整风使人人都相信，“幸亏有中共中央主席的英明领导，才使延安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
在党的会议上，发言的人没完没了地说“毛泽东同志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他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不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宣传，都要大家记住：“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考虑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而不能像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
最可悲的一点是，民族主义被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富有创造力的表现。这是毛泽东的政治纲领的基础。我跟陈伯达谈过活后对这一点就确信不疑了。陈是毛的思想传声筒。
我确信，代表大会会采取同民族主义思想完全一致的路线！
上次，我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与往常不同的谈话。没喝威士忌，没喝烧酒，也没有客人们的喧闹声。我们正谈到一些琐事时，毛不知不觉地转了话题，谈到了 死亡的问题，谈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人无法抗拒的无情的命运。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是听他一个人讲，如果你不听，他全记在心里，可是还和和气气地一直等到你 走。他喜欢人家听着。谁有反对意见他就会很生气，虽然他不表现出来。他还会客气地跟你分手，但会把什么都记住！
他在考虑和谈论着人生易逝和流芳百世的问题。想到死亡，他便消沉了。他引述了孔夫子、古代作家和诗人的话，并朗读了几段他自己写的诗——他完全沉浸在这些思想中了。
他变得很温和，同时又很激动。他那雕像似的庄严样子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他讲话讲得很快，用嘶哑的声音吐出他要强调的话。他挥手叫所有想进屋的人都走开。
他还问我问题，但不等我回答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有时好像已经忘记我在旁边了。
他不耐烦地把手伸到棉袄兜里摸着，取出一支烟来，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心不在焉地笑着。一支抽完了，又取出一支。他的棉袄掉下一个钮扣，他气冲冲地把它踢到一边。
这以后，他又问问题。很遗憾，我没听懂他说的一句古话。他看着我，等我回答。他那双闪闪发光的湿润的眼睛显露出激动的神情。他不想揭露我的无知。不，他只是自个儿陷入沉思而已。
我能说什么呢？我耸耸肩膀，承认我不懂，但是，我会懂的，因为我还年轻，还有时间读点东西。“但是”，我说：“革命前我在乡村学校里学《圣经》，《圣经》上说，死就是：生于土……归于土。”
毛咧咧嘴，把烟头扔到地上。
分手时，他突然问我：“你在这里看中了哪个单身漂亮姑娘了吗？别害臊。……”
我对这问题一笑就过去了。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７日
在所有的省中，日军入侵最远的是贵州。当中国军队的失败看来已不可避免时，日本的进攻倒减缓了。
美国人常常举行按延安标准来说是奢侈的宴会。
虽然美国人迟早要回去的问题现在连提都还没提到，但他们却已经着眼于将来来同中国人进行交往了。讨厌的酒宴！每隔一天就有一次，弄得人人都昏昏沉 沉！美国人无需费力就能让客人们都喝得醉醺醺。这些客人是不需要主人敬酒的。我不由得想到契诃夫的一句带有伤感情调的警句。他在一篇小说中描绘那个主人公 时说：虽然他只说他渴，但实际上他是想喝酒。……这里，你也会看到契诃夫提到的那种渴的“革命者”。可是，你和他们交谈交谈看，他们准会给你说出一大堆马 克思的话来。
１９４５年３月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日
中共领导人一直不让赫尔利进行调处，但也无意同美国人破裂。他们一方面装作反对“帝国主义”，秘密地把美国人的“阴谋”报告莫斯科，另一方面，他们不愿同观察组断绝联系。
毛泽东等待着日苏条约满期的时刻，到那时，他就能胜利在握地行动了。
今天，毛泽东收到了约·维·斯大林的回电，连他本人也觉得十分出乎意料。中共中央主席立即召开了会议。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日
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使党的生活振奋起来。他们召开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开！
但是，如何来掌握大会呢？整风有着明显的反苏特点，反“教条主义”只不过是否定联共党的思想原则而已。
大会上这一切可能都会暴露出来。怎么能预卜代表们讲些什么呢？你没法检查每句话。形势很微妙，中共中央主席要找个出路。
中共中央再次指示要学习一些文件，其中大多数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特别强调要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只要浏览一下“必读著作”的书目就足以看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表明毛泽东的著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
《新民主主义论》这部著作的意义在于使马克思主义思想适应毛泽东的观点。这本书显然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论点和原理的。
毛在其著作中常常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提及和援引马列语录，这造成了他精通马列主义的错觉。对约·维·斯大林的歌功颂德掩盖了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得出的危险结论。
毛泽东通过《新民主主义论》这一著作为反对共产国际的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从这部著作里看得出整风对“莫斯科派”的摧残和民族主义的由来。
“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看法。他把社会阶级成分划得混乱不堪，人们得小心，别上当。
各种会议把该书的一些章节硬灌给每个人，把整风锻炼了党的这一思想强加于人（实际上倒也无需再强加了，因为他们自己就一再重复这些话）！
恐怖和暴力——现在他们说这叫做使党经受锻炼。整风所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在抗日运动高涨的岁月里入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在整风期间进行了自我教育。
喔！那么王明、博古、洛甫、杨尚昆、朱德、王稼祥呢？我还可以把这个名单开下去，大部分党的负责人都会包括在内。但是，问题在于，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党建立那天起就在党内，那么，对“刚刚来到的新人”进行斗争的整风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改造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中共中央主席的顺民），以保证他们能承认他将来凌驾于党之上的绝对权力。从上到下，人人都挨打！可以这么说，对党和非党的干部进行清洗，是否忠于毛是主要的试金石——哼，“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原则嘛！”
想在未来的代表大会上不只是听到有关整风的莫明其妙的一套，而且还能听到头脑清醒的发言，确实有困难，但并非没有可能。党内还有健康的力量嘛。
希望是有的。意大利人说时间是个诚实的伙伴。但这里显然缺少诚实，哪怕是一般而起码的诚实。
　
１９４５年３月５日
对苏日条约的命运议论纷纷。毛泽东关于苏联势必对日作战的理由已经具体化了，可归纳为以下几条：
——俄国人不会宽恕日本人在内战时期的干涉（暴行，掠夺）。
——他们会因日本人曾在哈桑湖附近和哈勒欣河流域一带进行挑衅找日本人算账。
——他们会因由日军豢养的白匪军不断侵扰苏联边界，因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态度暧昧，而严惩日本人。
“怎么样？姑娘们很漂亮，是吗？”谈话结束时，中共中央主席对我说，“而且身体也很健康。你不相信吗？也许你看中了什么人？”
真的，我绝没想到毛泽东会是个拉皮条的！我一笑置之，跟他分手了。
但到傍晚时一个姑娘悄悄地出现在我们的屋子里。她腼腆地跟我打招呼，说是来打扫屋子的。
她像每个人一样也穿着粗布衣服，但是她的棉袄上露出个白领子，这在这里是少见的。她腰里束一根军用皮带，身材很苗条，圆圆的脸蛋，黝黑洁净的皮肤，长得好看而开阔的额头，黑头发披到肩上，别着朵花当发夹，一双大眼眯缝着。
是啊，靠延安菲薄的定量供应生活的人不会是这副模样的。
我搬出一条凳子放在墙根一棵树下。她坐了下来，有点紧张，但面含微笑。然后，她亲切地回答了我的问话，并且始终谨慎地等候着。她细长的两腿交叉着，脚上穿一双布鞋。
我给她拍了几张照片，就把她送走了。
她是个很美的姑娘，真的！
我们一路走。她边走边对我说，她是刚入学的大学生。她确是很年轻的啊！
天哪，这一切是多么卑鄙，多么令人生厌哪！我多么希望此时此刻我是在家里！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
会有这样的情景吗？我真会见到我的家吗？但是什么时候哇？什么时候哇？哪个朋友会来迎接我呢？经过这场战争，谁会幸存下来呢？
　
１９４５年３月７日
延安报纸用大号字体刊登了约·维·斯大林对毛泽东和朱德贺电的回电。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３日
１９４４年底，国民党也开始断然缩小抗日作战的规模。他们也受到准备打内战的思想的感染了——而延安是一直有计划地、秘密地进行着这种准备的。
这是对中共领导多年来从不大规模对日作战的作法的报复。
同时，中共军队正以进行抗日为名积极地把国民党军队从个别地区赶走。
日本军队忙于在太平洋岛屿和东南亚同美国人进行斗争，只用同中国兵力相比微不足道的兵力来控制占领地区，在有些地方甚至还在扩大地盘。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５日
中共领导的政策和想法都在继续发生变化。最近所发生的事件更进一步地使他们的看法和估计明朗了、具体了：苏联报纸刊登出毛泽东和朱德给斯大林的电报，然后斯大林的复电又被准许在延安报纸上刊登——对中共领导人来说这首先是苏联即将参加对日作战的迹象。
３月４日，斯大林的电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电台反复广播了电报全文。
《消息报》的文章支持了中共领导的看法。
中共领导自己作了两大结论：１．苏联势必会发动对日战争。２．莫斯科对特区的命运是关心的。
３月１日收到斯大林同志的电报。当晚，中共中央主席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举行了会议。会议一直开到凌晨四点。不知道他们讨论了些什么，他们都守口如瓶，但是会议与电报有关这是无疑的。
第二天毛泽东宣布，现在召开代表大会不困难了——一切都明朗化了！
毛可以好几个小时毫无表情地坐在扶手椅里。他装得像个古代的专心致志的政治家，“关心重大的问题，不为任何琐碎的俗务分心”。
我想毛泽东一开始从事活动就有意识地培养这种本领，而他的本性并不是这样的。不过，经过多年苦练，这已成为他的一种性格了，也就是说，那种使人民看来俨然是伟大天朝的真正的政治家的性格。
毛泽东对我越来越不摆架子了，他那有些粗鲁的态度，那邋遢的样子(他的穿着是很简便的)，也越来越表现出来了。他开起玩笑来很粗俗，他的嘱咐中间也常常夹着粗话。
在中共中央主席的家里（而且不仅仅在家里）是江青作主。毛泽东和他的妻子从不邀请任何人到他们的住所去。但是且慢——只有周！是呵，只有周是例外的。周知道怎么做这个例外的人。
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深信残忍是由于正义而产生的行为，严格地说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残忍，有的只是正义——只有正义！他从不怀疑他自己的决定是正义的，他对残忍的深信不疑就化成为暴力。这是他特殊的工作作风。
我从未听见过他对什么人表示过同情，也许他同外国人或者从其他根据地来的代表这样的客人进行谈话时例外，那时他会谈到他对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关怀，诉说日本人的残暴，说出几句鼓舞“普通老百姓”的话来。
毛泽东有好几种形象。报刊反映出来的是一种：他带着中共中央主席的灵光，他出席大会、积极分子会、全会，他表现聪明、机智、殷勤。
另一种是当地政府、军队和党的工作者所看到的，这些人或多或少经常在工作中同他有接触。这时，中共中央主席是古代统治者的活生生的形象，不过由于称人“同志”、跟人握手显得有点民主化而已。
也还有个真正的毛，是我在私人交往中常常看到的。
这不是说他的闲话。他采取这种独特的政治上的变形术，显然既考虑到了民族传统，又照顾到了时代精神。毛泽东经常摆出最适合当时场面的姿态而出现在人 们面前：要么既坦率又友好——一个真正的“党内同志”，要么是纪念碑似的一动也不动，装得若有所思，是一位耽于沉思的思想家，是一个超凡人圣的哲学家。
他坐在扶手椅里，要么听着，把他的谈话者淹没在香烟的烟雾中，要么自己谈着。假如他心情舒畅愉快，谈话声是单调的，对要加强的字他就稍稍加强语气；假如他激动了，那就带着演说家的惊人耐力，侃侃而谈。他可以一气不停地讲上三四个小时！而这是私人谈话！
他也可能坐着想他自己的心事，对谈话者连瞧都不瞧一眼，只是偶尔客气地点点头。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７日
谢伟思再次访问特区。他很受特区的重视，特区对他已形成了肯定看法。谢伟思了解中国。他不仅仅是生在成都，而且还是在中国受的教育——当然，他是在上海为有钱人（主要是欧洲人）办的学校上的学。他的全部外交事业与中国有联系，他周游了全中国。
周恩来把他看作持进步观点而不带偏见的人。谢伟思不像间谍那样进行活动，尽管很难相信他不是。他很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失足，态度谦逊，办事认真。
原来谢伟思的延安之行是未经大使批准的。帕特里克·赫尔利本人目前在华盛顿，谢伟思便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同叶剑英和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时，这位美国大使馆的二秘告诉他们说赫尔利是不大可能让他来延安的。
我几乎立刻就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讨论的问题是那么不平常，使中国同志以为可以让我知道他们的秘密，从而帮助他们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国同志被这个美国外交官不寻常的坦率做法弄糊涂了。
谢伟思年纪不大，而经历的事情不少。他在上海学校毕业后就在他自己国内(加利福尼亚)获得文学士学位。他是在昆明的美国使团中作技术工作而开始他的事业的。后来，他去北平当美国大使馆译员，在北平工作了几年。他显然表现出有才干，就直接从译员提升为副领事。
一般来说谢伟思是很讨人喜欢的。他颇有教养，精通中文，能倾听别人意见，而极为重要的是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在１９４１年时就成了使馆的三秘，不久（即在１９４３年）成了二秘。
谢伟思很年轻，一点也不像赫尔利那样傲慢自大。这种人往往总有一些切合实际的思想。可能约瑟夫·史迪威很器重他。美国有关中国的所有重要决策直到最近之前都还是依靠史迪威来作的，这很可能对约翰·谢伟思的很快提升起了作用。
谢伟思在延安时人人都很注意他。他职务不高，但知识渊博，而且他一般不浪费时间。他不是那种不敢超越指示一步的人。
这位美国大使馆的二秘称他的大使是个保守派。帕特里克·赫尔利不了解中国及其传统，不了解当前极其复杂的形势，竟想处理中国的所有问题！就是因为这 样，他反对赫尔利——这就是谢伟思所谈的意思。谢伟思进一步说，赫尔利对于国共之间的冲突有他自己的看法——一种保守派的观点，它与驻印度和中国的美军前 任司令的观点相矛盾。结果，史迪威被迫离开中国。戴维斯的命运也一样。所有那些想为中国问题找到新的政治解决办法的人也将会有同样的遭遇。
我认为约翰·谢伟思谈的这些话是真实的。我亲眼见到了赫尔利的严重的政治失策。我也在宴会上注意了这位将军和政坛人物，喝了几盅之后就在那里夸起他 “和克里姆林宫的私人关系”来了。显然，他这么干是要给中共中央主席以深刻的印象。然后，赫尔利灌下一大杯威士忌，就宣布说１９４２年１１月至１２月他是 美国总统派驻莫斯科的私人代表，继这之后，他作为美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德黑兰会议。赫尔利接着又夸起他如何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事务，以及他“同斯大林的 关系”来。
德黑兰会议的决议、罗斯福和蒋介石在１９３４年的会见——所有这些事情都引起了延安的病态的关切。赫尔利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有点醉了，开始吹嘘他参加菲律宾的几次战役、他的负伤和他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引人入胜的生活细节。
现在，赫尔利身任美国驻华大使。论年龄、级别和威望，谢伟思都不能与他相比，因而他孤注一掷未经许可就来到特区。按照谢伟思的看法，美国通过赫尔利 在对延安的态度上犯了政治错误。赫尔利把中国两个最有影响的政治集团——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早已存在的复杂关系搅得更加混乱了。可是，赫尔利的任务 恰好是相反的——要制止抗日统一战线的分裂。赫尔利接二连三地犯错误。他谁的话也不听，对他来说只有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重视的，那个人就是蒋介石。可是，想 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荒谬的。光听一面之词是难以解决问题的。所以，赫尔利在把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机构中所有有才干的、进步的人士都调离中国，这么干，谁 还敢去反对他呢？这位帕特里克·赫尔利，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美国陆军部长！（“天哪，有谁能比部长知道得更多呢？！即使他是位前任部长”。——这是谢 伟思的想法，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谢伟思说，他相信赫尔利的政策对国共两党和对美国都是有害的，因此，他和卢登打了一份报告给华盛顿，批评新大使的做法和政策。怀特迈耶也知道这份报告的内容，他也同意他们的结论。
谢伟思没有耽搁就回重庆了。目前，他除了任美国大使馆的二秘外，还担任盟军驻华司令部的“政治官员”的职务。
约翰·谢伟思和周恩来讨论了中共现阶段的政策的实质及其前途。这个美国人显然想知道延安外交政策的具体目标。他只关心一个问题：延安领导人目前推行的政策的实质。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８日
显然，中共同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联盟没有实现。白宫正式宣布，提供给中央政府军队的武器指定只能用于抗日。美国不允许把这批武器用于解决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
延安顿时改变了态度，同观察组的关系人为地紧张起来了。
不过，毛泽东并不排除出现使白宫对特区改变态度的情况，他心里希望华盛顿还会正确地评价与延安建立友好关系的好处。谢伟思的访问表明，在美国人中间有“头脑清醒”的人，也许在最高当局也有这样的人。
因此，观察组还照样驻在延安，不过，他们只限于作礼节上的交往而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了。
可是，显然毛泽东害怕这种不确定的局面拖得太久。他怕同蒋介石面对面打交道，因为蒋介石有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撑腰。因此，与此同时要改变政策，转到亲近莫斯科的方向来——这已经看得很明显了。
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周恩来命令培养俄语的口译和笔译的部门调整学生人数。迅速招收了新生，现在学生的人数又增加了五十名。
延安对重庆采取了一定的行动，暗示要同苏联团结一致。特区的报刊开始用公开敌对的语气来评论蒋介石的统治了。对于要同国民党签订的协定草案的各项条款，原来是作为要求提出来的，现在几乎像是发出最后通牒。决不让步！这也是广播的主题。
在延安的美国人发慌了，他们在此除了搞谍报工作之外，还要遏制毛泽东，不让他主动采取行动。他们进行鼓励、劝说、暗示，实际上是要阻止延安在军事和政治的许多方面采取有力行动。可是，现在毛不肯听从摆布了！报刊的语调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留情了。
美国人立即觉察到了中共领导的政治路线的这种改变。在重庆，中共代表和美军司令部之间发生了摩擦——虽然还不是真正的摩擦。
毛泽东不是一直都表现得很愿意取得谅解的吗！美国人断然决定对他施加压力。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毛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主见，榨不出“油水”的盟国他是不需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并不总是选中他们所“特别喜欢”的盟友的。毛正是这么行事的。
中共中央主席发出命令改变同观察组的关系。虽然谈判的大门要保持敞开，但必须使大家明白特区并非是孤立的，他们得好好考虑。苏联是特区的盟友。
毛认为内蒙和满洲的形势是大有希望的，将来它们都会落到中共手里，华北的地盘也同样是牢固的。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９日
毛泽东向来是不下小赌注的。延安当局对观察组的态度随着他的意旨而急剧改变，观察组的代理组长、陆军少校雷·克罗姆利立即向重庆报告了一切情况。
重庆的气氛更紧张了。
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在设法使国共双方和解（他们仍然希望拟订出一个能为双方接受的协定草案）。
蒋介石力图保住他对全国的统治，共产党代表所提出的要求正好就是打击这种统治的基础的。美国人试图说服蒋作些让步。他尽管不愿意，倒还真同意了。但是，中共的代表偏偏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美国继续对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施加压力，但这立即使在延安的观察组自食其果。
在重庆发生了一场大争吵。赫尔利显然已陷于绝境。
克罗姆利少校会见了叶剑英，并以适当的形式表示了抗议。但叶剑英在这一点上早已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克罗姆利少校，国共关系的恶化完全是美国人的过错。
形势日趋紧张。康生显然处于孤立。
延安的阴谋使我对政治产生厌恶。但政治是现实，生活在政治之外是空想。严酷的政治现实比起任何的空想都要好些。
延安的气氛沉重而紧张。
代表大会的命运将由中共的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来决定。全会将“润色”大会的报告，并挑选出几个要出台的重要人物。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０日
美国人正在努力用非常独特的方式来控制矛盾重重的局势：在延安不断举行宴会。他们不只是想恢复良好的关系，而且由于他们看出了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情绪，想再次把毛泽东“拴住”。
他们以前就是这么干的——用希望“能以某种方式解决武器供应问题”之类的话来把他拴住。事情的发展也许同当初主张向延安派出观察组的人的意愿大相径 庭，但这个组肯定束缚了中共中央主席的手脚。他等待着，盼望着。时间过去了，但他为之而担风险的事业——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依然没有取得进展。虽然有 时毛泽东的确不怎么听话，但他还是耐心地忍受着这种束缚。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因此给在延安的美国班子起了个浑名，叫“等着瞧的使团”。
但是形势变了，美国人现在看清楚了。毛已表明他的政策的倾向。同美国人进行的赌博看来是快要结束了。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２日
宴会一个接着一个。多么混杂的人群啊！有美国职业情报官员，当地政府和党的工作人员，康生和李克农的人，有时还有来采访的记者。观察组无限制地供应美酒，使他们保持着既定的节奏。
美国搞情报的小伙子们都是好样儿的。除了一两个人外，观察组可以有把握地组成一个相当不错的足球队。都是精选出来的小伙子，身材魁梧，有自信心。最 重要的是他们在这儿很大方。在宴会上，威士忌、啤酒、巧克力、面包、罐头食品、黄油，应有尽有！对当地政府要员来说这太诱人了。
现在，我在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家里颇为经常地发现桌子上有黑白牌威士忌，甚至这威士忌商标上的两只小狗的剪影都成了我熟悉的东西了。约翰尼·沃克牌的威士忌是这儿最常见的一种威士忌，装酒的瓶子是四边形，看起来像纪念柱一般。不过，老百姓是没有这种口福的。
陈毅是个贪吃的人。他对招待会有特殊的嗅觉，哪里有威士忌和茶点，你就能在哪里听到他的笑声。
一般来说，延安的高级官员不参加这种宴会，双方都只有大人物的喽啰们参加。他们喝啊，喝啊，既能贪杯解馋，又履行了公务，好使对方泄露消息。当特务真是一种有害健康的职业：肝硬化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共领导围绕着即将在党的七大上做的报告展开了激烈斗争。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３日
毛泽东在尽最大的努力。他的工作很忙，但是他情绪低落倒不是因为忙。博古告诉我说，他惟恐有关“莫斯科派”的活动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来。毛怕这事会影响苏联在解决远东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４日
有一些中国同志也痛恨和美国人搞这些宴会。他们主要是沿海大城市来的人。他们人数很少，但有这种人。他们清楚地记得中国人受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欺侮，记得那污辱性的诨名“黄皮肤”、仅供白人居住的住宅区、白人极为富裕的生活以及那些海外来的“客人”不断对中国人的侮辱。
毛泽东向我详细谈了国共两党的谈判情况以及其它一些问题，想以此表明他对莫斯科并不保密。
中共中央不断地开会，他们正讨论代表大会的文件。全会的工作为一种保密的气氛笼罩着。他们真正谈论些什么是严加保密的。到目前为止，他们倒还认为有必要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５日
不出所料，大会的日期又一次推迟了。大会将于四月召开，也许是１５日开始。中共领导的这个决定直接表明，它将来要看苏日条约的命运如何来作出决定。这个条约在四月初到期。延安等待着这个日子的到来等得都很不耐烦了。
谁将在大会上作报告？这是个重要问题。谁都在争这个权利。
谁去讲军事问题？几乎没有争论：朱德是总司令，所以就得他去讲。
任弼时是一个忠诚的执行者。毛泽东委托他做关于党内斗争的报告，这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报告要总结中共执行的政策，时间虽然只有四年（１９３１— １９３５年），但那是些什么年代啊！事实上，任弼时是受委托去从思想方面说明党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领导。
当然，中共中央主席将是大会上的主要发言人。他的政治报告大致已准备就绪，剩下的事只是稍作修改而已。可是，苏日条约的命运还未见分晓，现在定稿难免失之轻率。
中共中央主席也没有忽略康生。情报局头子要作关于“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耐人寻味的是原来没有打算做这个报告，但是整风对全党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致无法把这个问题遮掩过去。当然，毛泽东对党内同志是什么也不怕的。他对这点很有信心。他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
康生的报告将对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党内斗争情况作一个毛泽东所授意的叙述。一个四平八稳的报告将永远载入党的史册。这个报告也将使毛泽东本人避免 挨打，因为康可能承担一部分责难。而对毛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脱身之计——不过是一个热心过度的政策执行者把事情做得过分而已，岂有他哉。
康生的报告将总结整风的成果，说明为了斗倒“教条主义”应该整风，并且要把整风成果定为党的生活准则。
同时，毛泽东想通过康的口宣布整风是一个合理的、必要的运动，不能也不应受到指责。因此，在经过多次讨论和会议之后，决定把这个报告列入大会日程。这个决议实际上到了最后一刻才通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也是日程上的一个问题。战事结束已经在望，将来要为收复至今还在日军控制下的领土、建立新的根据地而进行战斗。当前重要的是 要决定党在将来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斗中应采取的立场，提出就此同国民党合作的设想。这是一个极微妙的问题。这类微妙问题通常都是由周恩来来处理的， 所以中共领导人选了他作这个报告。
高岗要作一个有关他最熟悉的问题的报告：他要讲特区各方面的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宗教问题）。
陈毅也受委托作一个报告。作为华中地区的专家（负责当地的解放区和中共军队），他要就此谈谈情况。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扩大新区的可能性问题。
特工部的头子彭真也没有被晾在一边。彭是康的热心的助手之一，是整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和十足的反苏分子。过去彭在城市里作地下工作，在上海甚至还被捕过，所以他作为多少熟悉城市革命工作的官员之一（如果不是惟一的官员的话）受托谈这个问题。
彭是个机会主义者的突出的典型。他依靠刘少奇来到了延安，参加了康的特务工作，懂得如何通过挑拨和不道德的行为来向上爬。必要时，他对什么都会“相信”的。
我不喜欢这个人。他十分高大、魁梧、健壮。他善于曲意逢迎。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有所选择的顺从。这是拍马屁拍到了家，是整风年代的一种典型产物。
大会上要做报告的还有彭德怀。彭德怀是个沉着的、健壮的人，是我第一次奉命来华时就认识了的老相识——当时，我们的同志设法为他的部队提供了一些装备。他是个真正的战士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那时，我也认识了朱德。
在大会上，彭德怀将就他透彻了解的方面作一个报告：他要谈华北各省的战斗历程。八路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扩大根据地。
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同周和中共中央主席的报告一样是主要报告之一。在极端保密的新的党章草案中，有一些条款显然要把毛置于独特的地位。毛敢不敢 把这些条款作为将来党章的一部分呢？不管怎样，这个草案就像代表大会的其他一些文件一样是保密的。这种保密绝不是出于怕泄漏什么经济和军事机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正式通过了报告的题目以及作报告的人选。党中央委员会将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大会的议事日程和工作程序。这次全会安排在三月底。
尽管康生四面楚歌，但他表面上并不让步。他讲究效率，办事井井有条，眼镜后面依旧是两道傲慢地高耸起来的眉毛。
他终究是要挨打的，而且已在挨打，但也并不都是打在他身上。也许他懂得这一点，因而如此沉着。在延安，政治上的妥协意味着有能力给所有经过整风洗脑 之后的幸存者（或者更确切地说，还没有堕落的人）以最后的打击。康不是干了这种事吗？整风实质上没有变——谁都承认这一点。整风被称为正义的事业——部分 地、全部地或者有保留地承认，但谁都承认这一点！康懂得：他的政治声誉并没有受到损害。是啊，他甚至要在大会上作报告呢！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我这样描写这些人物是容不得人吗？很难这么说。看到人们怎样赖在党内、粘着党并且玷污党，然后夸说干了革命工作，这使我作呕。甚至连这类“领袖”的日常工作也受到称赞，好像是为国家做出了特殊贡献似的。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９日
美国对延安问题的政策中最有远见的看法是戴维斯和谢伟思的看法。
谢伟思最后一次访问表明，他正确地抓住了中国两大集团的领导人之间的民族主义的共同性。这是为了美国将来的利益所作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估量，这也是他为什么要跟周恩来作惊人坦率的会谈的道理。
谢伟思远不是一个政治空想家。这位美国驻中国使馆的二秘跟戴维斯一样比他的许多著名的同胞更加目光敏锐——这是事实。同周的会谈表明，谢伟思是这儿的最危险的美国人。他不是那种一味躲避“布尔什维克瘟疫”的人。他关心的不是言词而是政治现实。
但是命运又是多么嘲弄人哪！他的保护人——高斯大使和史迪威将军——不在这里了。戴维斯同意他的政治见解，也调开了。
像谢伟思这样的人往往不能功成名就。他太有主见了。

延安日记十三（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2-08 05:14:52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日
斯退丁纽斯是美国新任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因病辞职。
查尔斯·戴高乐到了苏联。
据传，罗斯福在重庆的私人代表唐纳德·纳尔逊已担任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一职。这个事实本身表明了中国在美国政策中所居的地位。显然，美国想取代英国和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同时又假中国政客们之手对苏联设立一道新的“防疫带”。
盟国击溃法西斯德国之后会集中经济和军事力量来打垮日本侵略者。毛对此十分清楚。
中共中央主席急于利用美国来站稳脚跟，以便立即突然袭击蒋介石。美国人知道毛泽东的真正意图，他们不大可能给他提供武器。但是，赫尔利和魏德迈之流倒是很想消除苏联对中共的思想影响，而成为特区和全中国的政治指挥。
毛像个商贩似的估量了苏美双方的情况，断定苏联在战争中元气大伤，不能很快就参加远东战争。此外，他通过与美国军事观察组周旋能够给国民党施加压力，保障他的军队和基地的安全。同美国人可能发生分歧之处只是有关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５日
赫尔利把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协定草案带到了重庆。对蒋介石来说，同意这个协定就意味着主动放弃政权。赫尔利同蒋介石会谈以后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但 是，毛泽东和罗斯福已经互致贺电。赫尔利想摆脱这个难于应付的局面。他会把中共扔在一边吗？不会，美国人被使用共产党的军事基地的想法迷住了。
华盛顿急于要趁苏联被西方战争拖住的时候来解决远东问题。所有这一切搅成一团，成为最严重的利害之争，双方都想来解开，却无济于事。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６日
日本人正调动大批军事力量继续胜利进军。许多军车奔忙于津浦和平汉两线。中共领导一直密切关注着这类运输。军车从北向南开。
日本人显然要对中央政府的军队增加压力。
普罗先科带来了一册俄文版的鲁迅著作。这是战前的版本，由王明作序。序言很清楚，很有力。
在谈到必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鲁迅说：“让我们调转枪口，对准外来的敌人——这是当前所要考虑的。……”鲁迅就是首先把这场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斗争。
鲁迅对于中国语文必须进行改革的见解是很有意思的。
我从王明的文章中知道，鲁迅是“大众语”运动的热情拥护者。大众语运动主张应该在新的、比较简单的字母的基础上来运用中国丰富的方言。
鲁迅写道：“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
按照鲁迅的说法，“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因为甚至富裕阶层的人们学习掌握汉字也需要十五年，即使这样还不见得就有学问了。
照我看来，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中国的落后应归咎儒家学说和文字的复杂。
必须会读会写一定数目的方块字才能为文化打下基础，这妨碍了各方面知识的传播，使知识成了特权集团的特权。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工作人员只 受过初步的教育。此外，中国闭关自守，千年不变的规范教条化，显然也是原因之一。我这是撇开了决定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而说的。
王明与鲁迅通过信，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鲁迅的文章《１９３５年上海之一瞥》给人以深刻印象。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８日
装载日本兵的列车只是在入夜之后行驶，并都集中在孝感—信阳路段。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主席密切注视苏联军队在西方的进展。他经常和我谈论军事方面的问题（他想知道战争大概什么时候能结束）。
不用说，最近中共领导对我和我的同志们特别客气。
中共跟美国人做交易的事情肯定搞不成。
巴雷特又到重庆去了。昨天，他和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
魏德迈将军坚持要蒋介石同意组织联合政府。这位将军为此作了特别声明，警告蒋介石说，假如他拒不改组政府，美国就可以不经他同意来解决这个问题。华盛顿将另行单独与延安建立关系。这种关系将包括给特区提供武器、弹药和装备等等。
西方的战事将近结束，这驱使美国人大肆活动。他们拼命想控制整个中国。他们想控制重庆和延安，最后在远东封锁苏联。毛就这方面干着对他们有利的事。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１日
美国总统下命令要赶快促使中央政府同特区签订协定。魏德迈少将接到白宫的命令，要他与中央领导会晤。显然，艾伯特·魏德迈过几天就要在延安露面了。
作为执行罗斯福的命令所采取的最初步骤就是将物资空运来延安，为此派定了几十架道格拉斯飞机。我不知道货物的种类及其重量。
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将军把这事告诉了周恩来。周证实美国总统对此确实下了命令。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２日
在这里，生活中到处是陷阱，可以说我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中。他们企图愚弄我，损毁我的名誉，想把我灌醉，想找出莫斯科对延安事态发展的真正态度，向 我提出一大堆看来天真但实际是狡猾的问题，想拿“乐于助人”的少女来引诱我，想叫我相信他们的谎言，最后是想赢得我的信任。采取这些手法，与其说是要摆脱 我，不如说是要使我变得跟他们一样地想问题。不，不只是要把我争取到他们一边去，而是要使我不折不扣地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要说服我，要迫使我相信毛 所主张的一切，这样，我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就会把毛的政策说成一贯正确，并维护他的利益。这就是现在他们所追求的目的！
看来，他们认为我已采用他们的思想方法了，因此，主席如此经常地对我“交心”。不过，他并不是在跟同志谈知心话——毛泽东是那种对每句话、每个行动都要掂量一番的人。
我得到了他的“信任”，他在假装信任我。
有一点使我真的屈服于毛了，那就是他的好客。他经常邀请我。进行事务性的谈话绝不会是邀请的理由。在这方面我完全放弃了我的“原则立场”。拒绝这些邀请是不聪明的，不合情理的。
我睡得太少，而且睡得不好，不安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不这么紧张就好了。哪怕只有一天呢！
对共产党的畏惧占了上风——美国人拒不提供武器给中共。
这件事使毛泽东大发脾气。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发表声明而已。
主席对观察组渐渐地不感兴趣了。中共领导接到重庆发来的一份新的国共协定草案，这是一份对赫尔利将军和主席在延安签署的草案的反提案。重庆无意分权，更谈不上自动放弃权力。这个草案显然是与毛的计划背道而驰的。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３日
毛泽东谈到急需召开代表大会。
重大事件即将来临，必须使全党认清形势，巩固整风成果，配备党的高级机构的班子。
在讨论蒋介石的反提案之后，中共领导开始考虑这样的会谈究竟是否有必要进行下去。经过热烈讨论之后，主席命令对蒋介石提的国共协定草案不作任何反应。
毛采取报复措施，决定立即把他派到国民党那里去的代表撤出重庆，以便使中央政府首脑处于窘境（因为美国人遵照罗斯福的命令正在给他施加压力）。
主席明确发布命令，董必武和周恩来不必再回重庆。聪明的一着！可是，我已经习惯于延安外交的反复无常了。
就在一个月之前，主席写信给美国总统，说他一直努力想同蒋介石总统签署一项协定。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协定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
延安对于董必武和周恩来的撤离将以他们需要向领导作定期汇报来解释。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４日
以下是毛泽东对我解释的中共领导所执行的外交政策的意图：
１．尽力帮助国内进步势力的发展。
２．通过宣传鼓动来孤立反动派和顽固派。
３．从日本人手里夺取土地，扩大解放区。
他特别强调，根据这样的方针，同美国人接触是有利的。美国人想借助中共的兵力就会作出一些让步，并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自然，只字不提他的实际目的。
事实表明，同美国人接触结果失败了。比较保守的美国政客的慎重的不信任中共的方针正在占上风。盟国宁可把将来在中国争取政治优势的斗争永远同蒋介石 政府的体制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盟国拒绝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武器装备就是证明。显然，白宫否决了利用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突击力量来在中国打败日本人的设 想。也许美国人考虑到了毛泽东想在斗争过程中夺取国家的广大新地区的秘密意图，因此，延安和华盛顿之间的会谈陷于僵局。美国政客不把宝押在毛泽东身上，不 担这个风险了。对他们来说，重庆政权从各方面看来似乎都更加可靠，但是，解放运动的发展行将日益缩小这个政权的基地，这就是他们的阶级估量的错误所在。
美国人并不了解实际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怒。他已经用了一切办法来向他们证明他们同特区联盟是正确的，必要的。他对中国的现在和将来的看法、对中共在权力斗争各阶段中起的作用的看法已经是讲得够坦率了。
当然，他们所采取的立场（他们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他们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想乘机捞点好处。毛的政策当然带有这种因素。乘机到处捞东西（他这样作的时 候不惜大为许愿，而又从来不讲原则），这是他的惯技，对毛说来，要增强实力就得捞东西。至于怎样使用这种实力，在这方面他倒并不需要什么劝告。他所追求的 只是实力！他发动整风来整人，希望得到美国军火，利用东方各国人民要求解放的情绪，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及同联共（布）的所谓国际友谊来进行蛊惑宣传，他就是 靠这些办法来增强实力。
实力，这是他的政策的主要立足点。他不顾一切原则想凭武力来得到权力。
赫尔利将军和主席于１１月在延安的几次谈判产生了几项（美国人所）没有料到的、肯定会影响到国共两党之间今后关系的先决条件。在现阶段，这些条件很 容易使国共关系更加恶化，甚至严重恶化，这是确定无疑的。这除了怪赫尔利将军之外就不能怪谁了。正是他的调处给了毛泽东几张同重庆进行政治赌博的王牌。
毛泽东为不受约束地进行政治活动找到了正式理由，因为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使者在延安同意了国共之间的政治解决纲领。现在，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这个纲领又被宣布为不能接受了。
在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想通过一项关于组织所谓的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决议。这又是赫尔利笨拙调处的结果。赫尔利亲自为此扫清了道路，因为他在延安谈判中承认了中国需要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假如不发生什么意外，毛泽东就会建立这样的委员会。
同时，毛有了这份美国人也已经获悉的草案，就会利用它来吓唬美国人，把他们争取到他一边来，从而使他们给他提供武器。假如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愿合作，毛就要分裂这个国家，打起内战来。
所有这些阴谋都是在日军的炮火声和中国沦陷区的ＢＡＮ—ＺＡＩ（日语“万岁”）声中酝酿的，而延安没有人为这样的事担忧。
延安领导人一面利用赫尔利的失策进行讹诈，一面加紧准备第七次党代会。大会无疑就要在最近几个月之内召开。赫尔利拒不承认在延安所签订的协定草案， 这件事给了毛许多有力的论据，其中主要的是国共两党之间的联合是不可能的。从这一论据中得出了影响深远的结论。这证明，毛早在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４年期间 所实施的全部政策（对日本侵略者不进行积极斗争，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揭露国民党“特务”的运动，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发动内战，等等）都是正确的，也 就是说，他的全部宗派活动是正确的。
现在，毛直截了当地说同蒋介石反动派联盟是办不到的。他蓄意曲解这一联盟的目的。他宣称这是一种反常的、同阶级敌人的联盟（是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 的联盟），而不说明这种联盟的特征是反抗侵略者。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各种民族主义力量都全力以赴来打法西斯，而毛对此一声不吭。他口口声声地说同阶级敌人蒋 介石联盟是荒谬的，说主张同国民党“妥协”的王明集团是目光短浅，并把共产国际的策略（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说成是“赞成投降”。
毛喜欢显示他是事事都作阶级分析的，但是每当这种分析与他的目的相矛盾时他就不作阶级分析了，而以臭名昭著的蛊惑宣传来收场。而且这种蛊惑宣传也有 特定的模式，它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基础上的，这种原则是在爱国主义、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或“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提出来的。
毛一定会告诉全世界说，联合委员会并不是中国政府，因为他怕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所以，他是不会去建立这样一个政府的。又是蛊惑宣传！他们在延安编造了自己的说法，说联合委员会只不过是使国家民主化的有效工具，它行将促进共同战胜日本的事业。这些话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了。
联合委员会必然就是第二个中国政府（当然不算南京的日本傀儡政府），而这第二政府的成立必然会引起中国的最严重的分裂。这是发生在战时的分裂，是加深人民灾难的分裂。
另一方面，毛的理想即将实现：他将成为这个政府的首脑，并采取最坚决的步骤来发动内战。
现在延安把赫尔利当做笑料。可是不管怎样，同美国人还是保持接触，以防万一。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５日
人们不难看出，中共领导人和普通的党的工作者的思想感情是不同的。我注意到，后者对特区领导人想借助美国人来解决国内问题的企图往往表示不满。这些党员带着不信任感来看待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进展。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意见：美国人不可能对公正地解决中国问题感兴趣。对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是敌人，不过暂时成了同盟者。这些同盟者欺骗了俄国人，他们直到德国人已被红军击溃、战争将近结束时才来开辟第二战场。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６日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作了如下声明：在农村中，应当依靠贫农，坚定地联合中农。
他再次谴责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时期的党的领导在农村所执行的过左政策。谴责是针对博古、洛甫等人的。
毛的典型动作是：眯紧眼睛，用手指头来回揉额头。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７日
莫斯科授予我“保卫莫斯科”奖章，并向我祝贺。
不管毛怎么做，他的整个政策总是把苏联的支援考虑在内的。在任何危急的形势下，他采取的政策中都设想到了苏联坚定不移的支持。要克服任何政治危机，就要把苏联会为延安进行决定性的干预打算在内。
在毛同美国人进行的赌博中他是个受欢迎的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他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实力。可是，他是由苏联支持着的，这就使得这场赌博对美国人来说特 别富有吸引力。美国一心想使中共反对莫斯科，来削弱莫斯科的地位（而且它现在还坚持这个政策，无意撤销军事观察组）。同毛泽东联盟使美国人有机会利用中共 各基地对苏联远东边境进行突然袭击，并使臭名昭著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防疫带”得以建立起来。
白宫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不敢贸然同中共联盟，以免作茧自缚。
为什么我对此那么确信呢？
１２月１６日观察组的组长要求会见叶剑英和朱德。巴雷特表示遗憾，说在中国的盟军领导无法给八路军和新四军装备武器。巴雷特强调说这是中共领导表现固执、拒绝中央政府首脑所建议的协定草案而招来的直接后果。巴雷特说：“我们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提供武器。”
要是不涉及权的问题，毛泽东本来会作出让步的。这对他是当头一棒，因为他原来想至少能从美国人那里捞到一点好处。
巴雷特同朱德、叶剑英分手时说，提供援助的时机也许会来，不过，人们得有耐心。
就这样，白宫决定要从保险的投资中去收取利润。蒋介石可以庆祝胜利了。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８日
在阿登，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向后撤退。德国的几个坦克师已从亚琛—卢森堡地区发起攻击，突破了防线。
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指挥的美国空军第十军驻扎在印度。该军有些部队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陈纳德少将指挥的第十四航空队全部驻在中国。甚至在日本向美国宣战之前，陈纳德就是美国在华的志愿飞行员的头头。
戴维斯又一次来到延安。美国人在宴会上狂饮，并要中国同志也参加。
一个叫柏德的人和戴维斯一起来了。他的肩章表明他是陆军少校。柏德是美国军事情报机构的一名代表。
所有这些访问，这些观察组的新人的到来，都表明赌博在进行中。同时，美国人正在暗暗地权衡利弊。他们在特区极力从军事和政治上对中共武装部队和中共领导进行了解。
谁也不能预料远东局势确切将如何发展。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愿意保持往来。
巴雷特同延安领导人会晤时，柏德也参加了。
主席通过我把一份定期的电报发往莫斯科。他使我想起那种在两张牌桌上赌运气的玩牌人。
主席在这份电报里说，现在共产党对决定中国的命运正起着关键作用，它是挽救中国的主要力量，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这一切都是过去八个月中震撼中国的形势变化的结果。
事态的发展行将改变国共两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程度。共产党的影响很快就会超过国民党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情况已经不同了。总之，共产党的影响在发展中，这对国民党是极其不利的。
毛泽东接着就虚报数字了，他说，中共正规军的数目已达６５万人，并称明年完全可望达到１００万人。
延安重新制定了对莫斯科的方针，这是事实。党的领导人纷纷谈论着苏联根据“两个兄弟党共同一致的精神”维护中共利益所起的作用，等等。
毛泽东和莫斯科有私人通讯往来的工具（有功率大的电台，私人的密码），但是他老是硬要通过我来发电报。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１日
毛泽东对希腊的事态表现出一种不正常的关心。希腊爱国者被英国干涉者处决，使他想到盟国可能会在中国干出同样的事情来。此外，美国人已拒绝给他武器。总之他有心事。
形势已起变化，大家对１２月２日《消息报》发表的文章表现出高度关注。
我的笔记内容真是极为广泛。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这些都是我亲自写下来的，这多有趣。然而这是事实，无可争辩的事实。我被事实吸引住了。事实在一个人的工作中是主要的事情。首先是事实，然后才有结论和感想。人的记忆力可能靠不住，可是这些事件的记录是靠得住的。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２日
主席同我谈了八个多小时，他严令旁人不得打扰我们。
与通常情况相反的是，毛泽东这次坐在桌旁，他的右边是一张中国地图，桌子边上堆着三四本中国百科全书。他前面放着带盖的白色搪瓷杯、一瓶墨汁、一枝毛笔和一个装着一枝铅笔和一枝普通钢笔的玻璃杯，手边放着几张白纸，脑袋稍向右歪，激动地、滔滔不绝地讲着。
主席自己提出任务来，向我解释应该如何理解适用于当前形势的统战策略。他提出了中共领导的官方看法（对这些看法，他在实际生活中往往置之不理）。
毛提到了重庆政府的首脑。在他看来，他是一个“独裁者、屠夫、笨蛋”。
毛告诉我遵循什么原则来保持同国民党的关系。然后，他把军事建设的情报告诉了我。有许多有趣的事实，但是以前那种虚报数字的策略支配着一切，这就暴露了他向我介绍每一件事情时都想欺骗我。
毛特别注意分析过去的党内斗争。其所以说是“过去的”，是因为按毛的看法党内现在已达到统一了。主席不点王明、洛甫、博古等人的名，只是说有了“整 顿三风”的斗争，才能使那些鼓吹向国民党反动派让步投降的人得以暴露，等等。这次斗争使党的队伍得到了整顿，用明确的目标武装了党。
毛泽东分析了中共领导和美国人之间的谈判过程。在这方面，他向我详细叙述了他上次同军事观察组组长会晤的情况，他扮演了每个与会者的角色，模仿了巴雷特上校的声调和动作。
毛泽东向我指出，第一个协定草案由赫尔利在延安签署了，盟国就“正好进了圈套”，他们只能要求蒋介石方面让步。他们从“他们的奴才”那里得到了这些让步，现在是要求中共作出让步的时候了。美国人这就来攻击中共领导。
这时毛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里踱步。他不时在我面前停步，模仿巴雷特反对他的神态。
毛向我解释说，他不可能同意让步，因为同蒋介石签订任何协定都意味着给共产党套上一根绞索。美国人正天真地为争取让步作努力，可谁也不想让步，因为 中共提出要求时就估计到蒋介石这个“杂种”肯定要加以拒绝的。从一开始，每件事都办得要使蒋介石这“杂种”拒绝中共的要求。“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做得 对。”“这样，美国人就派巴雷特来对付我了。”毛泽东抿着嘴轻声地笑道。
巴雷特来到主席面前，开始谈到要对蒋介石作让步的事，谈到相互让步的不可避免，并且提示了大致要作出的让步。
主席采取攻势，对国民党和重庆政府发出一连串的咒骂。为了把巴雷特弄得狼狈不堪，他说：“赫尔利先生来过这儿。他主动地签署了协定草案。为什么要拒 绝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同意了的和签了字的东西呢？”主席用十分恼怒的语调对巴雷特说了这些话。他对我模仿了自己当时的声调和脸部表情：不仅怒气冲冲，气 愤形之于色，而且受到伤害的感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吃吃地笑着，激动地在房间里踱步。他回味着赫尔利的失策，以及老练的间谍巴雷特因而狼狈不堪的情景，感到十分得意。他一再津津有味地叙述他所经历到的这一场面。
有人想进来——毛粗暴地叫他走开了。他把他的椅子挪到我的椅子旁边，开始详细地说这一切如何使巴雷特吃惊，巴雷特又如何提高嗓门劝他不要犯错误，因 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固执是不会为美国公众舆论所理解的，顽固下去会受到很大的损失。美国公众舆论会反对延安和整个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切援助便会成为泡 影。
主席就更加大动肝火了，他说，拿公众舆论这样的东西来吓唬特区是愚蠢的。这种诡计在这儿行不通。一切保守派和反动派憎恨共产党和搞反共运动已经有多年了。
“我们受到最难听的辱骂！”毛说，“对他们来说我们都是罪犯。可是，对所有这些舆论的谴责，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巴雷特威胁说美国将只援助重庆中央政府，一切援助只会给国民党。他想用这种威胁的办法来达到他的目的。
主席在回答时控制不住自己的说话声了。他喊叫着说，说到底，特区是不管谁承认不承认它的。共产党在进行着一场斗争，并没依靠谁，它会继续这么干下 去。美国拒不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援助一直在干，并且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会继续干下去！”就这样，直到今天还只有 重庆在接受军援。什么东西都只给国民党。假如事情就这样下去，那么特区要召开一次会议来组织自己的政府了。让蒋介石在重庆去兜着吧！这个政府是否为苏联 ［！］、美国、英国所承认，特区并不在乎。如果他们还算明智的话，他们就不会对特区过分挑剔。如果他们拒绝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也不会因此损失什 么。十年、二十年过去，一个世纪过去，他们终归要达成协议，派来使节的。他们都会要承认我们的！也许是在一百年以后，可是他们会承认我们！他们是躲不开 的，是要承认我们的！
谈话结束时，主席同巴雷特上校说，他总是很乐意接待美国人的。“假如上校坐飞机来这里，”毛说，“我要去接他，我要亲自到机场去。我们不拒绝谈判。我们主张谈判。假如以后你还来，我会见你的。……”
第二天，巴雷特上校急忙飞重庆作汇报去了（已有足够的内容可汇报了）。
毛十分激动地谈了他同巴雷特的会面。他的头发落到鬓角上了，也不撩回去；他的脸涨得通红，说话声音又高昂，又急促，间或穿插一些粗俗的笑话，辅之以富有表情的动作。
主席表示对我十分坦率，他甚至不想隐瞒这一场大声的谈话是故意表演的。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坦率远不是真实的，这是预先演习过的。
上校的访问背后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而且进行会谈还有什么秘密打算，毛泽东甚至连提也不提。毛显然打算通过取得美国的支持增强实力，来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当然，他对他想利用白宫来反对莫斯科的打算滴水不漏。
毛一心想利用美国人的帮助，使他将来同国民党的斗争变得对自己有利。实际上，在这几个月中一直在想把自己出卖给白宫的是他而不是蒋介石。他很清楚，美国人只会按一定政治条件才能同意跟他联盟，而首先就要看是不是能把苏联在远东孤立起来。
事实上，正是毛的这种种打算使他与美方在武器问题上发生争吵。他一定知道，要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本身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对此他一直是抱 有希望的，甚至到现在也没放弃这种希望。就在巴雷特离开之前，周恩来又交给他另一封给帕特里克·赫尔利的信，这并不是无的放矢。
美国人偏爱蒋介石，因而毛才被迫在不同白宫彻底破裂的情况下去寻求莫斯科的支持。这就是秘密通信以及演给我看的他同巴雷特的那场戏之类的事情所要达到的目的。总之，为了保险起见，他耍了一番花招，这是事实。在他的计划中，找莫斯科是个应急的方案，对他来说，还是个下策。
我就是根据这样的路子来给莫斯科写报告的。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３日
延安对《消息报》上克莱诺夫的文章兴趣如此之浓，竟使我不得不让莫斯科把文章内容告诉我。
文章表明，尽管毛泽东采取了无耻的政策，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团结情谊和友好感情仍旧不变。可是，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观点解释这篇文章。在他看来，这说明苏联将在远东采取行动了。
文章指出，中国的分裂是它在军事上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国士兵超过日本兵约十五倍。日军不像纳粹那样在中国使用大批的坦克部队。盟国的空军保持着空中优势。尽管中共缺少弹药、武器和粮食，但是，不能认为这是日军不断取胜的主要原因。
中国军事上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力量的分裂。
莫斯科坚决地痛斥国民党的右翼分子，警告他们，苏联不准他们在同中共关系中诉诸武力。
文章证明，苏联并不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前途跟毛泽东的路线看成是一码事。
文章希望，在争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斗争中，中国社会中头脑清醒的人们会占上风。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４日
我回想起上次同毛的会见，得出一个结论：毛对巴雷特的行动是严格地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计划进行的，但毛对这次活动的后果感到有些着慌。
他讲到他曾想过对巴雷特是否做得过头了，担心美国佬会认真看待这件事，因而和他断绝关系。这不是随便说说的。
主席毫不怀疑盟国会同意他的要求（回到最初的协定草案上去）。真是很有意思！他还抱着希望哩。
毛泽东认为，通过妥协可能建立一个全国各武装部队的联合总部。白宫很可能提出这样一个方案，蒋介石会被迫同意这个方案。美国会迫使他同意的。这么一个总部将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的武装部队的代表。当然，这个机构将由某个美国将军来领导。
毛泽东早就讨厌这个计划了。这计划对共产党会是一种枷锁。原因不仅在于要派美国教官到八路军、新四军中来，而且在于要听命于联合总部。让间谍、教官 和顾问见鬼去吧！至于说听命于联合总部——这才是真正的枷锁！没有命令，就一步也不能挪动。这意味着他们还得去打日本人，而不是首先去扩展中共的根据地。 总之，这就使他们无法为同蒋介石发生冲突而作好一切准备，而作好这种准备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惟一目标，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为此而 奋斗。
毛泽东一讲到蒋介石的名字就不能不大发雷霆。他提蒋的名字时往往夹杂一大堆骂人的话。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说道，他迟早要打倒重庆的统治者（“他别那么乐观——我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和办法的！”）。
主席会对我完全坦率那才怪呢。他对他的知心朋友说过，建立联合总部之所以比套上枷锁更糟，还由于下列原因：一旦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并开始在 满洲或内蒙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八路军可能会被美国登陆部队挡住，与苏军作战行动之间的联系会被切断。这将是个不可宽恕的错误，因为那边的政权原是应该由 中央去抓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美国人不会同意这样做。结果，由于进入那些地区的所有道路都预先被盟国切断，中共就捞不着苏联的胜利成果了。
如果不能取消建立联合总部的计划，主席就打算采取下面的办法了。他只把直接支援盟国登陆作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交给联合总部指挥。他将提到中共部 队和盟军之间在连云港地区的合作计划作为例子。按照这个计划，中共领导答应投入不少于４０个满员的团的兵力。人们不由得会想起另一件事：要是在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年时中共领导哪怕只用这样的兵力的一半来支援苏联在远东的阵地，该有多好哇！那时候，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们的困难！他们的电报信誓旦旦地表示友谊。 对于说空话，他们却是从不吝惜的。
我知道了一件怪事：听说，连云港的作战计划已被日军司令部获悉。
瞧，你们搞整风，抓特务，揭发特务，结果只有中共官方最小范围内才能知道的计划却立刻就被敌人知道了。当然，整风还有别的目的。
他与巴雷特的活动还有一个目的，毛泽东也不让我知道。他一定想说服美国人，共产党已经成熟得能在外交政策的任务方面独自决策了。难怪他用建立第二中国政府的前景来吓唬他们。
此外，白宫仍然极需有生力量，希望用中国士兵来补充。一旦国共两党分裂，这些土兵就会去打内战。白宫无意让自己的公民去流血。
美国和延安每作出一项决定都纠缠着一堆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相互排斥的。纠缠来，纠缠去，弄得不可开交，而且一般都发展成为争吵，一场背着为反对法西斯德国而浴血奋战的苏联的争吵。
主席还想达到另一个目的：要使共产党成为独立的力量，好叫人们能跟它做交易，这是要紧的。
他们虽然已没希望得到武器了，但还不想失去这个希望。无论如何，他们还抱着希望。
他们对盟国虽然怀恨在心，但是还在讨好它们，还在死乞白赖要同它们合作——真像是在耍马戏！
这几个月来毛干了不少事。他拼命要把未来的事态纳入对他最有利的轨道。他力图抢在重要事件（远东战争的结束）发生之前采取行动，作为中国的主要政治 力量来起作用。但是，按照他的看法，这个主要政治力量应该是纯粹的民族力量，应该跟苏联在政治上没有联系。他希望利用美国来抵制苏联。白宫把这个计划一笔 勾销了，事情弄成这样，并不是他的过错。
毛这次跟我谈的时间格外长，这并非偶然。毛想装作是中共和联共（布）两党之间的国际联系的支持者，他想证明中共拒绝美国草案是“有原则性的”，他把他的行动说成是正当的，按照“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为他的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事实上，毛在掩盖他所作所为的痕迹。
毛泽东同我一下子谈了八小时，滔滔不绝，兴奋而激动。谈话中他感情奔放，不知疲倦。
但是，在其它的时候，例如在今天，他沉闷而又别扭。他好像有病似的无精打采地跟我握了握手，请我坐下。他开始在房间里沉重地踱步，弯腰曲背，像是怕冷。他心烦意乱，好一阵沉默不语。然后坐下来，浑身无力的样子，疲乏地把手放在膝盖上。
他又一次向我解释，中共领导在同美国人会谈时的路线表现出关心苏联对日苏中立条约的态度。但实际上他是想摸摸莫斯科对他的行径的态度。
他面带困倦的笑容不时地看看我。窗格子的模糊影子在他的棉衣上闪动。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６日
盟国在阿登处境困难。德国人正向安特卫普挺进。
原始的唯物主义，这就是毛的哲学和理论水平。他老是害怕群众的民主本能。对毛来说，党内论战和同群众的联系首先是个威信问题，因此，他就要用整风的办法来教育一般党员，使他的每句话都成为不可辩驳的真理。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盲目服从便是党内关系的理想境界。主席的民主主义限于穿普通的制服，在专门场合衣服上还补上很多补丁。
毛通过拼命夺权来压制每—个人。他的全部“理论”只不过是为这种一直萦绕心头的目的打掩护而已。
毛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一心向往的事物。他有一些惯常的行动，但他所全神贯注和热切希望的只有权力！有了这种权欲，那就对什么都没有感情了。这毁了毛 泽东，使他变成了一个毫无人的自然情感的、危险的、专门整人的人。事情如不按他的计划进行，那就对他毫无意义。凡是与巩固他个人权力不相容的事，也就是与 中共不相容的事——这就是毛泽东的终极的政治信条。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８日
中共设在重庆的机构约有５０名官员，由周恩来和董必武领导。
陈家康是主要官员之一。他是广西人，受过高等教育。在去年一年里他当周恩来的秘书。他的英语很好，同在重庆的所有美国军事人员都很熟悉，也是他们的常客。在延安，美国人把他当作好朋友来接待。
刘少文年近四十。他是毛泽东的同乡。不过，刘的个人经历中有个有趣的情节：他曾一度赞成朱德去支持张国焘，当时张就红军的领导问题同毛发生了你死我 活的斗争。但这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了。刘在重庆机构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他在那里领导着大批的特务。李克农很器重他。现在刘少文完全是李克农的人。如果我没弄 错的话，李克农和康生互相妒忌，而主席就为了他自己的私利利用这一点。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３０日
显然，希特勒德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这样，苏联能采取措施来保护其远东边境的时刻临近了。这就是中共领导召开了一连串会议的原因。
毛急忙掉过头来同苏联进行赌博，以此讹诈美国人和蒋介石。
昨天我向莫斯科报告了以下情况：
“最近事态表明，毛泽东和他的亲密伙伴迅速回头来拖住苏联，要同苏联进行一场长期的、不光彩的赌博。他们的目的是唯利是图，尽可能多地从苏联在远东的行动中攫取好处。”
１９４５年１月
　
１９４５年１月５日
中共中央主席在同我谈话时再次强调，对中国进行革命的改造并不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了解中国，了解它的需要、风俗、历史，这才是重要的。
毛泽东甚至避免提到联共。他对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毫无兴趣，尽管他喜欢提到它。
毛随着他的权力为大家所公认并且日益巩固，开始想成为一个独揽党政大权的、无可争议的权威，而且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了。
毛捉摸出了一套合乎他地位的举止风度。他讲话的声音很难叫人听清，因此听者不得不十分注意。他慢慢地踱来踱去。在椅子里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几乎一动也不动。
他做什么和说什么都考虑到中国人的心理。
他动不动就发脾气。
　
１９４５年１月７日
去看毛泽东。
他在准备大会文件，看上去很疲倦了。他说话慢吞吞的，常常停下来考虑压在他心头的事情。他不时地站起身来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步，头发落到了面颊上他也不把它甩回去。他常常在书桌旁停下来，看看文件，喝口茶。
毛的姿态和举止表现出他胸有成竹，相信人民是一定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他平时很健谈，但有时为了“扮好角色”又很少说话。
毛抱怨说，他有一阵身体不好。
毛又高大又健壮，可是耐不了费体力的事情。他不散步，躲避阳光，不爱活动。
毛总说自己的年纪大了。他感伤地说：“快老了。”他抽烟抽得特邋遢，裤子和上衣都给烟灰弄脏了。他随地扔烟头，痰吐得特多，真叫人讨厌。
令人惊奇的是，不顺心或者最轻微的不适竟能立即使他衰老。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１日
赫尔利还在设法使国共在美国控制下和解。美驻华武官德帕斯上校，日本问题顾问怀特迈耶，魏德迈的参谋人员爱德华少校，还有另外几个军官，昨天从重庆来延安。
美国大使赫尔利通过德帕斯给中共领导递交了一封信。赫尔利的信上说，目前具备一切条件使特区与国民党之间的谈判能圆满结束。他请求毛泽东和周恩来准许他偕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宣传部长王世杰、中国陆军政治部主任张治中访问延安。
德帕斯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叶剑英会谈。他们对这位美国武官都表现得极其冷淡。
今天，德帕斯等美国人飞往重庆，带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拒开谈判的信件。毛泽东在信中代表中共要求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并给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以充分的自由。毛泽东坚持要就中国民主改革的所有问题开展全国范围的讨论。
中共领导人采取这种不妥协的坚定态度目的在于使国民党在国际上遭到孤立，甚至破坏各国同国民党的联盟。毛泽东考虑了由于日本人不断进攻而出现的形势。国民党实际上受到反日联盟各国报刊的谴责。
赫尔利去年１１月１０日在国共延安协定草案上签了字，中共中央主席继续利用他的这一失策。毛泽东了解，美国大使发现自己处境尴尬，将不得不在特区和 重庆之间的谈判中进行调处，以免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恶化导致武装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不顾现实对所提的要求天天加码的原因。他认为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蒋 说得一无是处，来引起美国对特区的同情。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日《消息报》发表文章之后，中共领导人明显地改变了他们有关同美国人会谈的看法，而把他们的一切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希望我们从 政治上永远支持他们。可是，他们并没有把老政策从他们的武库内抛掉，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这种政策。拿定老主意，他们就想这样来讹诈美国人。
戴笠是蒋介石的人。他是反间谍机构的头子。蒋介石对他无限信任。美国武官德帕斯上校是见到他的少数人之一。戴笠避不与人接触。重庆几乎没有什么人见过他。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２日
我请求中共中央主席不要勉强我再从情报局头子那里去获取军事政治情报了。
首先，依靠康生是很丢脸的。每天我得去聆听他屈尊告我的新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仅必须耐心地听取各种各样的假报告，情报局头子还总是想嗅出我心里在想什么。
第二，我要把错误的消息从所有这些材料中排除，照例要搞得劳累不堪。
第三，他经常对我隐瞒有损苏联利益的延安政策的真实情况。
第四，他恨我。他想干掉王明的时候我进行了干涉，因而他是饶不了我的。他恨我，还因为我告诉莫斯科他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是残害持国际观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刽子手。
第五，我还在受监视。情报局头子的局里有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我用来监视我的新方式方法。
第六，康生找些事情来败坏我的名誉，并说我以前向莫斯科打的报告都不可信，用这个办法来迫使我依靠毛。
自然，我没有把这些告诉毛泽东。为了让我的请求站得住脚，我对他说远东形势正在变得极其复杂，在这种形势下康生不能提供我所需要的情报。延安既没有 外国报纸，又没有新闻中心，因此我对重要时事未能及时得到消息。在当前的情况下，康生不能够（我当然不说他就是不愿意）客观地评价形势的发展。我无法得到 可靠而及时的消息，这对共同的事业是有害的。
虽然中共中央主席很难反对，但是他还是表示遗憾说他别无良策，因为康生是特区消息最灵通的人。（“如果不是全中国消息最灵通的人的话。”毛开玩笑说。）
我说我倒有个办法。看得出来叶剑英同志是个能干的外交家，由于他的地位而掌握着必要的情报，他能够对时事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最重要的是，这会使得工作效率高一些（这无疑会提高情报的价值）。叶剑英同志见多识广，这就保证了他能提供够水平的报告和见解。
要在两年前中共中央主席甚至不会跟我讨论这个问题。那时，世界上所有电台都已计算好了希特勒完全战胜苏联所需要的时间。
毛勉强地同意了让叶剑英作“新闻专员”。他不是由于软弱而让了步，他只不过是开始在认真地同莫斯科玩一场赌博，而我在他的计划中已被排定在某个位置上。值得惹我生气吗？
分手时毛泽东含笑对我说，问题不在于我从谁那里获得情报，主要的是使情报为“共同事业”服务。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４日
毛同我一起往外走。叶剑英过来了。毛拿出一支香烟来点着。他是能够等待和保持沉默的。
叶剑英说美国人对延安的苏联人感兴趣。“你的新闻处使他们很感兴趣，孙平。”叶剑英最后说。
“记者们对此也感兴趣。”毛泽东补充道。毛指的是去年外国记者访问特区的事。美国军事观察组和爱打听的记者们自然很有兴趣探知莫斯科在这儿的“地 位”。他们都惊奇地发现延安只有三个苏联人，那就是我、奥尔洛夫和里马尔（不算普罗先科，因为他只是偶尔来延安），而美国人在延安却驻有一个庞大的使团， 其人数有时有好几十。用运动员的话来说，这方面显然美国人得分多。
我想，美国人知道不少整风的事情，（多亏了谁呢，弗雷还是马海德？）即令他们不知道党内分歧的全部错综复杂的情况，他们也一定抓住了主要问题：毛泽东想实施他的民族主义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而他们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反苏的。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自然，并非所有的观察员都对整风的意义作这样的评价，但是像戴维斯、谢伟思、卢登（多少还有史迪威）这样的人物显然及时意识到了毛泽东这种看法所提 供的机会。中共有这样一个领袖，他们就不大在乎它的经济纲领了。同他联合的基础是现成的，因为他竭力想在政治上孤立苏联，而人们能从中觉察出反苏的思想 来。观察员先生们没有弄错，他们闻到了中共领导情绪中的反苏味道。
史迪威、戴维斯、谢伟思和卢登是那种最危险的“盟友”，他们比起他们的那些不相信毛会真正反苏、断定这位主席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同僚来要看得远得多。 其他的美国军官只不过是不折不扣地遵循上面的指示而已。其实毛的行为同那种把毛泽东看成为“第一号共产党人”的意见并无共同之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还 谈得上取得什么进展呢！）军官先生们还断定“第一号共产党人”不过是虚张声势哩。
史迪威那伙人（戴维斯、谢伟思、卢登）懂得，美国同特区合作，比起传统地倾向于蒋介石或只是有限地利用中共的军队来前景要广阔得多。
约瑟夫·史迪威对形势了解得非常清楚。这位将军的左右有这样一些人并非偶然。史迪威无可争辩地是个中国通，他青年时期跟美国军事代表团一道在中国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太平洋战争伊始，罗斯福总统就任命他为中缅战场美军总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６日
同美国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共产党领导意识到同美国人谈判成功的机会逐渐化为乌有，借助美国来解决国内问题的希望要成泡影了。毛想，起码也要 利用美国人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的关注，让他们管住蒋介石。一旦他当权，他保证美国垄断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投资能得到相当大的利润。
美国人不会容许民族解放战争表现出革命性，这并没使毛感到不安。对他说来，重要的是利用他们的援助来增强实力，使老蒋失势。他拿重庆体制的腐败、它的崩溃的不可避免性和从经济前景来看这一体制的不可靠来吓唬白宫。毛像个商人做买卖那样，试图证明他的货是最好的。
结果，美国人还是被他们对共产党的极端恐惧征服了。他们准备相信中共领导人，但又不相信他们所领导的力量。尽管他们想把共产党领导人玩政治的小动作 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明显区分开来，但还没有这样的胆量。白宫认为危险太大了，它的使节不断往返于华盛顿和重庆、延安之间。诱惑是大的，可恐惧甚至更大。 美国人以为莫斯科是中共中央主席的后台。毛泽东对这点十分了解！这个湖南人试图使美国人相信中共享有完全的民族独立（！），用种种办法让他们领会苏联在远 东的孤立不仅适合美国的利益。他这样做并不是无的放矢。可是，华盛顿并没有把他的友好表示当作一回事。华盛顿断定毛不过是想损人利己罢了。
毛对美国人越来越生气，现在他决定利用他们想打中共军队主意这一点从他们身上狠狠捞一把——要他们经常把蒋介石管起来，并迫使他们提供援助。虽然美 国人对给武器是很吝啬的，但是他们并不拒绝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将来靠谁在这里打日本人呢？让他们用延安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把蒋介石的手脚捆起来吧。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８日
毛继续向美国人和我加紧提供同样的数字。我不知道巴雷特对此作何感想。
白宫像以往一样渴望把中共的军队抓到手。美国人正试图促使国共双方达成政治解决——这就是说，巴雷特正在上钩。美国人穿梭来往于延安与重庆之间，轮 番劝诱蒋、毛和周。然而，这可能不只是与八路军和新四军有关，美国人还要控制中国政局的发展，他们梦想操纵中国的政治进程，控制一切。
不久前我发了份重要电报。通常，我从中共中央主席手里接电报稿的时候那就成了我们会见的借口。他终于选择了我作为他跟莫斯科通信的传送环节。他认为这样比较策略。
电报的要点如下：中共中央主席关心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工联大会。他认为大会是另一个制造有明确倾向性的舆论的工具，这种舆论会驱使美国人去对蒋介石加 大压力，因此参加大会将有助于解决一些政治问题（孤立蒋介石，美国的可能转向延安，中共在对日战争中可以继续采取回避重要作战行动的策略）。
致世界工联大会的电报已通过重庆发出。毛不能肯定蒋介石的新闻检查员是否让电报发出，因此他机密地告诉莫斯科他打算特派信使到印度去发份电报给伦敦大会的组织委员会。
在这份致莫斯科的电报中，中共中央主席故伎重演，虚报数字，例如，他把中央各省主要地区的工会组织的会员数目定为２０万人（共八个地区）。一般来 说，这种工会组织是否存在都成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在战争混乱之中和严格的战时管制之下，在这种形势下还谈得上什么工会基层组织？
况且，就算果真存在这样的工会，谁也没有计算过它们的会员数目。中共领导甚至说不出它的武装部队的确切兵力。实际上，每个司令员都可能随意报数字。中央无法控制。各级都夸大数字，这对每个人都有利：能提高司令员的威望，加大他的功绩，同时也有利于延安领导。
毛有次跟我谈话时埋怨中共军队里还有军阀主义的残余。这再一次使我确信虚报数字在这里是合法的。
邻省晋东南地区的工会至少有会员１２４０００人。在临战形势下居然有这么多工会会员，这只有天知道！
延安的工会会员人数看来大体上有这么多，但我得强调这“大体上”，因为这个数字竟接近６１０００。
毛泽东告诉莫斯科说这只是个大概数字，雇农未计算在内。
晋绥地区工会会员最少，为１７０００人。但是，“无产阶级反抗日本法西斯和解放祖国协会”则明确地认为有工会会员２３５０００人工作于晋冀地区。
共产党在北方的根据地山东工会组织有会员１４４０００人。
毛泽东写道，中共领导已决定派遣工会代表团参加将于英国首都召开的世界大会。工会的全部会员人数达８０万人。共产党领导希望派遣一个全权代表团到伦敦去。
电报下面签了个中国字——“毛”。
我认真核对数字和检查这份致莫斯科的电报的电文之后深信这是蓄意提供的错误消息，是过去几年内发出的许多类似的电报之一。
我在中共中央主席的电报后面附上了我的意见。我告诉莫斯科这只是一份表明毛要迷惑联共领导人的文件而已。
毛泽东并不指望听取联共领导的意见。他对此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因为他长期从事的是同进步的世界工联的纲领不协调的活动。
中共中央主席这次想利用工会大会来达到同抗日斗争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国内政策的目标。中共中央主席一方面这么干，另方面却又强调他是在为争取全民族各 种力量的团结而斗争。实际上他是在为分裂国家、引起权力危机卖力。至于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事，他希望由外国军队（苏军和美军）去完成。
工会组织的人数是任意确定的。这份电报由政治局委员周恩来起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他奋斗几个通宵的成果。周恩来是大多数对外政策文件的作者，他无保留地支持中共中央主席欺骗莫斯科的方针。
博古告诉我，在电报中加上要派特别信使去印度打电报给伦敦世界工联大会组织委员会的是周恩来。但是，谁都不打算派出这样一位信使——这是中共领导集 体编造的谎言。他们通过了一项秘密决议，将派遣一名代表带上极为详细的（不只是关于解放区工会活动的）文件去参加大会。这些文件会在中国挑起新的政治纠 纷，又一次动摇事实上已经不稳定的政局，而他们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发表这些文件迫使蒋介石对将来丧失更多的地盘无可奈何。显然，蒋介石是不会同意这样“团 结一致”来抵抗侵略的。因此，伦敦大会将是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又一次打击，而这一肮脏的赌博还正是在日军长驱直入的时候进行的。
周还说，如果代表团（或代表）不能去伦敦的话，就需要采取一切办法让康的特务系统保证把文件转到伦敦去。
毛泽东命令，有关解放区工会的特别政治报告的一切情况都要让大会知道。
毛给我电报要我发往莫斯科的日期，同就这个问题作出一系列决议的日期差好几天。这又一次表明我是对的。这儿对莫斯科的意见都没兴趣。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９日
我感到毛对我颇为不满。这自然是康生撺掇的结果。叶剑英私下表示情报局头子在对他施加压力。尽管如此，叶剑英是坚定的，另外，他显然也很满意。自从 整风进入高潮以来，他同康的关系，说得婉转点，一直是冷淡的，不过保持礼貌而已。报复的时候到了。叶剑英巧妙地折磨康。康想恢复旧日关系，但枉费心机，这 使得叶剑英很高兴。真的，仅仅在一年半到两年之前这个情报局头子还在嘲弄着每一个人，并对人执“法”呢。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主席老是一阵阵的心情抑郁。奥尔洛夫应他的请求为他注射了鹿茸精。但是，即使在这种时候毛泽东仍亲自掌握党务和军务的领导。
中国同事妒忌奥尔洛夫。他对我抱怨说，他们中间许多人经常这样那样损毁他的信誉。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１日
康顺利地使中共中央主席陷入了他所希望的精神状态。毛泽东显然后悔让我从叶剑英那里获取情报。
叶剑英私下对我说他倒并不怎么烦恼，这又不是他的事，他不过是执行指示而已。叶剑英说得可能有点不真实，他还是烦恼的，可是他对康生的鄙视压倒了事业上的考虑。
情报局头子试图对叶剑英施加压力，压他自动放弃作我的“新闻专员”的职务。叶剑英总算有了个出气的机会，他不让康干涉别人的事情。
康受到了侮辱。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２日
德帕斯上校带着大使的又一封信星期日乘专机自重庆飞抵延安。白宫准备促成中共在中国军事委员会派驻代表，这是个很大的让步。
但是，中共中央主席反对周恩来的重庆之行，因为蒋介石设于行政院（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是旨在欺骗舆论和阻碍共产党发挥主动性的骗人的机构。
中共已经采取步骤来挫败重庆的这一着棋，并在国内外公众面前进一步损毁蒋介石的威信。
美国人显得异常忙碌和紧张不安。这也许跟即将召开的三盟国会议有关，也许跟罗斯福总统打算访问中国也有关。美国人想操纵这儿的局势，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想脚踩两只船。可是，迄今为止谁也没有因此而成功了的。
事实依然是：赫尔利先生坚持要求周恩来到重庆去。美国大使还希望能改正他犯的错误，希望能控制中国，既控制国民党又控制共产党。
美国人特别急于要进行各种会谈，因为他们怕苏联必然要在远东采取行动。毛泽东也考虑到了这种行动。政界人士忙得团团转！天天有新的拜会和记者招待会，报上天天有富于倾向性的社论。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５日
对美国大使的建议整整讨论了三天。三天三夜来，毛和他的同僚绞尽脑汁，要想出既能拒绝国民党最近的建议而又不致引起公众不满的办法来。三天来，德帕斯上校在耐心地等候答复。
周恩来和美国武官星期二飞重庆。我看德帕斯似乎比往常说话少了——自然，很少有值得高兴的理由。机场上，他的一群同胞欢送他。德帕斯穿着笔挺的军装 和发亮的皮鞋，显得很出众。他是个典型的职业军官。他上了年纪，面带倦容，这面容同他挂着绿色上校肩章的结实的宽肩膀不大协调。
此行的正式目的是同蒋介石会谈，由赫尔利作中间人。赫尔利大使肯定会作为“媒人大使”在美国外交史上流传。
毛泽东以对我信任的口气告诉我：“中共原则上反对参加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
中共中央主席同往常一样并不是彻底坦率的。现在，中共领导希望通过苏联而不是通过美国的调处来获取更多的东西，因此他们同意谈判，以便他们政治要求的急剧变化不致激怒公共舆论。周恩来带去一大堆文件和要求，那些要求重庆是一定不会接受的。
周恩来在重庆机场发表声明，内容如下：
“去年十一月，我与赫尔利将军自延安飞重庆。当时，中共中央授权我同国民党当局讨论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问题。从那时到现在，国内形势变得甚至更加危急了。
“为了动员和团结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与盟国配合行动，来打败日本侵略者和挽救时局，现在迫切需要同政府以及其他方面讨论有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
“这就是我再度来到这里的原因。作为我党的代表，我要求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召开各党各派会议，该会议行将成为召开国民大会之前的预备会议。我还建议讨论组织与召开国民大会以及组成联合政府的方案。
“我们认为，这是动员和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打退敌人的进攻、以行动配合盟国反攻的惟一道路，是挽救时艰的惟一出路。所有用以减轻病症的治标剂都不能治愈疾病本身，都绝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中国人民现在所期望于国民政府的是立即废除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我们热忱希望政府毫不拖延地接受这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