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8）2011-08-17 10:23:05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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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革命被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
一　　中国共产革命的外在诱因
—— 恶邻沙俄与阴谋推行“东方路线”的苏俄
　　要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真正诱因，就必须了解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而要了解这一阴谋，就不能不首先弄明白沙俄与苏俄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和它们对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别是苏俄共产革命的目标及其成功经验，对于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意义。
第一、恶邻沙俄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不仅使我们老化和积弱的祖国从此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且从此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欺辱和 宰割的命运。沙皇俄国虽然也是一个老化的专制国家，但因它正处在为挽救君主制度，特别是为预防革命而施行专制改良的历史时期，虽然败亡的命运无例外地在等 待着它，但专制改良短暂的正面效应，主要是宗法制农村的破产和自由经济的产生，却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不仅增强了它的国力，而且迸发了它的野心。所 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丧权辱国处境，也就很快地诱发了它对中国领土和资源的欲望。由是，沙皇俄国不仅作为一个专制“列强”，更作为一 个专制“恶邻”，从此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诱发了沙俄掠夺我国黑龙江流域领土的野心
　　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沙皇为加紧侵占我国黑龙江流域，任命大臣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
　　一八四九年，沙俄海军乘炮艇由海上侵入我国黑龙江和库页岛地区。
　　一八五零年八月十三日，沙皇俄国强占了中国黑龙江省的口庙街，并将之改名为尼古拉也夫斯克。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沙皇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亲自率军闯入黑龙江建立村屯、炮台和兵站。
　　一八五五年五月中旬，沙俄再次侵入黑龙江并迁来大批“移民”。
　　一八五六年底，沙俄强占黑龙江省下游地区，并设立了“滨海省”。
二、沙俄继续强占我国领土，强迫我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皇俄国立即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利用“调停者身份”暴取强夺，从而成为我国的一个真正恶邻。
　　一八五八年四月，俄国公使与英、法、美公使一道，率领海军舰队陆续抵达天津白河口，以进逼津、京。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军抵达我国黑龙江省瑷辉县，并于次日向我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了领土要求。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黑龙江将军奕山被迫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中俄瑷辉条约》，即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 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予俄国，仅将瑷辉对岸精奇里江以南六十多平方公里的地区留给中国人居住（按：即江东六十四屯）；将乌苏里 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规定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许中俄两国船只航行……
　　因清政府拒绝批准该条约，所以直至一八六零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中俄瑷辉条约》才被清政府认可。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二日，沙俄霸占我国乌苏里江口伯力，将之改名为哈巴罗夫卡，一八九三年又改称哈巴罗夫斯克。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沙俄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进逼天津之际，以调停为名，诱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天津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俄国得在上海、宁波、福 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等七处通商口岸通商，并停泊兵船，若别国在中国沿海增开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俄国得在原定中国陆路通商地扩大贸易， 对“俄国商人数目即所带货物并本银多少不得限制”；俄国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领事馆，在华俄人享有领事裁判权；俄国东正教士得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俄国在 中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中俄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定明边界”（按：意在进一步强占中国领土）……
　　一八六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沙俄又乘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际，借口对英法“斡旋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悖”相威胁，开始大面积强占我国领土，强迫清政府 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即《中俄续增条约》，其主要内容有：迫使清政府确认《中俄瑷辉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给俄国；规定中 俄两段自沙宾达巴哈起经栽桑着尔、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至浩罕边界，“顺山岭、大河之流及中国现在常驻、卡伦等处为中俄边界”……
　　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为继续强占我国西部领土，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其主要内容有：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栽桑着尔南北四十多万 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增开喀什葛尔（今喀什市）为商埠；两国边民免税自由贸易；准许俄国商人在库伦（外蒙乌兰巴托）、张家口零星贸易；重申在华 俄人享有领事裁判权……
　　一八七一年六、七月间，沙俄乘阿古伯侵占乌鲁木齐并向东进犯之际出兵强占伊犁。经交涉，因沙俄拒不交还，清政府乃于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命左宗棠西 进。至一八七七年五月，左宗棠率军相继克达阪城、鲁克必、吐鲁藩等地，阿古伯败逃自杀。之后，清政府派崇厚使俄谈判归还伊犁事，崇厚却在沙俄胁迫下，于克 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基亚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米斯擅订《里瓦基亚条约》共十八款。另有《瑷辉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和《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里瓦基 亚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收回伊犁城。沙俄割去中国伊犁西面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尔地区栽桑湖以东土地； 沙俄可在蒙古和新疆全境免税进行贸易；开放松花江；俄得在嘉峪关、乌鲁木齐等七处增设领事；中国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二百八十万两）……
　　因国内舆论哗然，纷指崇厚误国，清政府拒绝批准并将崇厚治罪。一八八零年，清政府命驻英、驻法公使曾纪泽兼驻俄公使，赴俄谈判《里瓦基亚条约》。曾于 次年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虽争回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却通过此约与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订立的五个《勘界议定书》， 将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俄国，又将兵费赔偿增至九百万卢布。
三、沙俄侵略我国东北，残害我国人民，继续强迫我签订不平等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俄、德、法诸国担心日本在中国东北势力形成，遂于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由三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 岛。特别是对我国东北怀有极大野心的沙俄，更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并以“愿与中国共同防御日本侵略”为借口，于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诱使清政府于莫斯科 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法文本称为《防御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有：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地方官应尽力 供应俄国军队需要；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威，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有权通过此路运送军队和军需品……通过这一“密约”，俄国终于将它 的侵略势力伸向了我国东北。
　　嗣后，德国于一八九七年强占了我国的胶州湾。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沙俄乃紧步其后尘，迅速地强占了我国的大连湾，并于翌年强迫清政府订立了《续定旅大租借条约》。
　　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侵略我国。为乘机大规模侵占我国东北，沙皇尼古拉二世于一九零零年七月六日亲任总司令，下动员令先后调集十八万军队分六路侵入我国 东北，并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海兰泡原名孟家屯，位于瑷辉县黑龙江北岸，一八五八年为沙俄强占，改名布拉戈维申斯克。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五 日海兰泡俄军突然封锁江面，十七日强令中国居民及商人五千人集聚江边，施以大屠杀，致使“骸骨漂溢，蔽满江岸”，仅数十名落水者游至对岸瑷辉被救起。七月 十八日沙俄军队又于博多至精奇里江口一带，全然不顾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拥有永久居住权，竟将其所有房舍毁劫一空，前后共杀害中国人两千余。消息传出， 举世愤慨。七月三十日，俄军侵占我海拉尔、珲春和三姓。八月三日，俄军侵占哈尔滨，次日占领瑷辉和营口，至是年十月三十一日，俄军已经占领齐齐哈尔、吉 林、辽阳、沈阳和锦州。
　　一九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沙俄又以谈判交还东北为名，强迫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周冕，在旅顺签订为他们所拟好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其主要内容有：沈 阳设俄总管一员，盛京将军置于俄国总管的监督之下。凡是盛京将军所要办的事情，该总管应当明晰；奉天省的军队一律解散，军械一律收缴，各处未经俄军驻扎的 炮台，营垒和火药库，全部撤毁；留俄军驻防；奉天省各处设立马、步各队，转请俄带兵官尽力帮助办理……沙俄以交还奉天为名，企图完全控制我国东三省。一九 零一年一月沙俄逼迫增祺擅订“章程”事败露，清政府将增祺革职，并宣布“章程”作废。
　　虽然东北人民开始了武装抗俄斗争，英、美、日等国亦因各自的利害关系而出面干涉，沙俄仍于一九零二年四月八日逼迫清政府订立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即 《俄国撤兵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俄国撤兵后，中国驻东北的军队人数，应添应减，应随时知照俄国；规定交还山海关、营口和新民厅沿线铁路后，清政府应给予 赔偿等。
　　一九零三年四月，由于沙俄在第二期撤兵期满时，不仅违约不撤，反而增兵，更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新的侵略条件，从而激发了中国的拒俄运动，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矛盾也随之激化。由是，一九零四年二月，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
　　老大的旧专制俄国终于在日俄战争中败给了日本，随之迎来了国内革命的次第爆发。旧沙皇俄国虽然已经不再有力量成为一个疯狂的侵略者，但是，它对中国领 土的野心，特别是对中国外蒙的野心，却始终没有“冷却”。乘我辛亥之后的历史动乱，一九一一年，沙俄策动外蒙封建王公宣布自治，并奉博克多格尔为大汗活 佛。一九一二年沙俄又强迫库伦傀儡当局签订了《俄蒙协定》。一九一三年，沙俄迫使袁世凯同意外蒙自治，签订了《中俄蒙协定》（袁坚持领土主权仍属于中 国）。一九一四年六月，沙俄侵占了我国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一九一七年，旧沙皇俄国虽然被革命推翻，但是，它对我国领土的野心却为列宁和斯大林的新沙皇 俄国，将之迅速地转变成为对于辛亥之后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蓄意颠覆和长期颠覆。俄国这个恶邻确如蒋介石先生所言，实为“我国的世仇大敌”。也难怪我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家蔡元培，早在一九零三年就创办了 《俄事警闻》报，提醒国人要警惕恶邻俄国的野心。
第二、恶邻苏俄的东方路线、阴谋手段和夺权经验
一、俄国共产革命的目标和列宁的东方路线
　　如导论所述，由马克思主义号召和发动起来的共产革命，因声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所以，它才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即要“得到整个世界”，来作为 它明确的最终目标。酷似中世纪罗马教廷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共产国际，其宗旨，一是为了统一世界共产革命的组织，二是为了发动和指挥世界各国的共产革命，三 是保有对于共产革命理论的权威解释权，以卫护正宗，反对异端。第一、第二国际虽然在不要祖国和祖国也不要他们的马克思及恩格斯领导下，在欧洲并企图在全世 界发动共产革命；第三国际则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建立和把持下，将世界共产革命变成了既要忠于苏俄又要保卫苏俄的，没有祖国和不要祖国的革命。一九二九年斯大 林在派兵大举侵略中国时，就曾对中共指示称：“谁决心 —— 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诚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01
　　共产国际，至此乃成为一国之私，成了为维护苏俄的利益，而在全球煽动“革命”、实际是进行颠覆活动的巢穴。自二十年代后半期直至全面抗战开始，在中国 由共产党所发动的长期叛乱和叛国，就全为第三国际所直接指挥。二战末期，第三国际即已解散，但战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内讧和内斗，均愈演愈烈。尽管如 此，在要“得到整个世界”的“共产革命”目标上，他们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继承了列宁和斯大林的遗教及手段，外则对不信共产主义新宗教 的国家竭尽颠覆之能事，内则对不服共产教规的人民敢于斩尽而杀绝。这无疑是一桩世界性的新宗教血案。只要你的祖国还没有被纳入“共产国际”、苏俄帝国或所 谓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或仅仅是没有去莫斯科教廷“认宗”或“归宗”，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即有冕或无冕的红色沙皇们，就会千方百计地煽动那些不要祖国的 “革命者们”造反，或将你排斥在异端的地位之上。而东方第一大国 —— 中国，作为旧沙俄专制帝国一直对之怀有领土野心、并对她犯下过滔天罪行的近邻，就更成了苏俄新沙皇专制帝国，用蒋介石先生的话说就是“赤色帝国主义”，用 后来中共的话说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心垂涎之所在。中国由此而成为他们要发动共产革命、进行红色颠覆的最主要国家。换言之，即不论中国自身正处在 何种历史状态之中，亦不论中国是否爆发过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或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新苏俄专制帝国都不会对中国等闲视之。何况，其时中国不仅已经爆发过民 主革命，而且正处在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史混乱”中呢？这就更加刺激了苏俄要在中国乘乱发动共产革命的“革命主动性”。更何况，中国已经爆发的民主革 命及其初造成功，又与俄国的二月民主革命性质相同，因而也就如是地不合新沙皇列宁的口味。加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欧洲的叠遭失败，又令列宁早在一九一 三年就提出了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这样一条“东方路线”。至于斯大林所一再警告的“勿忘东方”，就更是说明“东方路线”早已成为苏俄要“颠 覆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一条阴谋路线罢了。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其目的和内容，就是“要号召、组织和领导东方革命”。犹如 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伟大指导力量”。02 共产国际“二大”后，新沙皇俄国便立即从中国的外蒙开始推行它的“东方路线”了。在苏俄的“帮助”下，外蒙的苏哈巴托尔和乔巴山终于开始了“革命”。一九 二一年三月一日，苏俄又帮助他们成立了蒙古人民党（一九二五年改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年六月，苏俄远东共和国军队借追剿逃往外蒙的温琴白卫军人而“进 军”外蒙古。七月，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联合攻打并占领了库伦（乌兰巴托）。“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七月十一日，外蒙在苏俄的导演下成立了君主立宪政府。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苏俄又“帮助”外蒙废除了君主制，成立了苏俄的红色附庸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旧沙皇俄国对中国外蒙古的侵略野心，终于由新沙 皇俄国“在革命的名义下”如愿以偿。
二、新专制俄国对中国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手段
　　共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一方面膨胀了新沙皇俄国的极大野心，一方面则诱发了东方马克思主义信徒要发动共产革命的热望。然而，俄国共产革命前列宁虽有 “莫斯科 —— 北京 —— 加尔各答”之发动欧洲共产革命的迂回战略，但俄国共产革命后，当列宁叠遭欧洲列强威胁，并在对东方、主要是中国稍作诱惑而不得之后，03 乃立即转手，企图西向，干脆直接进攻欧洲。为此，列宁不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建立了第三国际，重建国际共产主义教廷，建立美、英、法、德、奥、捷克、意大 利、芬兰、匈牙利、瑞典和俄罗斯等国支部，而且直接策动并指挥了匈牙利和德国的“共产革命”，谋立由苏俄直接控制的苏维埃共和国。只因为转瞬败亡，才使苏 俄要直接在欧洲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炽烈欲望，不得不再作收敛，04 而将推动世界共产革命之“莫斯科 —— 北京—— 加尔各答”的旧战略，重新放到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之刻不容缓的日程表上，尤将革命后的中国及其辽阔版图，当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进攻目标。
　　这一次，苏俄非但没有再浅尝辄止，而且是锲而不舍了。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声称放弃帝俄时代与 中国所订的一切侵害中国之条约，即放弃俄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与庚子赔款，租界与租借地，中东铁路与外蒙以及一切特权。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苏俄又发表了 第二次对华宣言，希望与中国订约，以肯定第一次宣言中宣布放弃的各条，藉以猎取中国人民的好感。05 然后又以“革命的两手”，一面积极与中国北洋政府修好，一面又谋与中国革命力量联合以进行颠覆。即，一边派伏林为代表到北京与北洋政府建交，一边则派第三 国际代表维辛斯基、马林、越飞等数次来华，一再主动联络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当时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将反复辟连遭挫折、正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先生，作为他们 一心要争取和联合的对象（参见下卷第一章），一边又积极策划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经验，以直接扶植建立中国共产党。由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已成为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始，新沙皇俄国就已经将之纳入了它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 阴谋策略之中。
三、俄国共产革命的夺权经验对于策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意义
　　由共产革命在俄国的成功所提供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经验”中，其最为主要的两条，一是世界共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即封建落后的传统农业 国家或地区首先发动成功。二是以分阶段革命理论来代替马克思连续革命的理论，即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后，立即发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并在革命的名义 下，颠覆刚刚诞生的民主共和政体，全面建立教政合一的共产专制极权制度。这两条，前者固然在表面上违背了马克思所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高度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动成功”的共产革命理论，但在实际上却倡明了“马克思主义复辟哲学恰恰是来源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因而只能够为封建专制落 后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这样一个历史的本质。后者则对于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并正处于革命与复辟较量中的落后农业国家或地区，带来了发动共产革命以背叛民 主革命的完全可能性。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又都能够在辛亥之后的中国，找到它广阔的社会基础和同样的时代条件。这自然是苏俄要推行“东方路线”，并首先 要在中国策动共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
二　　中国共产革命的内在诱因
第一、共产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后的中国获得了自由传播的时代条件
　　苏俄意图推行“东方路线”，即意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之时，辛亥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正呈现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跃的状态。一方面，自晚清即已传入中 国的西方各种思想、思潮，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文化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思想界仍承袭晚清以来将种种西学都当作“科学”的传统，亟欲将他们在中国发扬光大， 却既不问其正确与否，亦无能力判断其是否正确。可以说，“一声炮响”之前既无人重视马克思主义；“一声炮响”之后亦无人去制止马克思主义。待到苏俄有心要 来中国宣传它时，则既有欣赏者，亦有反对者，无非是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或思潮而已。这就为马克思学说，共产革命思潮，更为苏俄要向中国传播俄式共产革命的经 验，造就了天赐良机。
第二、辛亥革命失败了的错觉导致了对俄国共产革命成功的羡慕和赞赏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及其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犹如孙中山所言：“夫去一满州之 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 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这种遗憾和痛苦，既然连孙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则其影响之深，压力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因此，俄国十 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两度伪称“废除不平等条约”，便在相当程度上激起了中国革命家的羡慕甚至赞赏，直至激发了他们对于俄国“崭新革命道路”的探索 和向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孙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称：“吾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同年底，他干脆致电苏俄政府称：“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 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其时，孙中山尚因不了解俄国共产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险招，则一般的 知识分子就更把俄国的革命当成了一场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革命。中国民间团体不仅强烈表示要接受苏俄“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置南、北两政府于不 顾地，企图直接与俄国携手结好。06 《新青年》就曾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以宣传马克思的共产革命学说。陈独秀、李大钊等终于成为苏俄青睐和扶植的中国第一代共产党领 袖。共产革命因此而在中国获得了它“真正的开端”。列宁的“东方路线”由是“初战而告捷”。自晚清以来，因欧风美雨而崇尚与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中国思想 界，亦从此开始了自身分裂的悲剧。
第三、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共产革命性质的双重误解
　　首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因崇尚西方民主，效法欧美革命而推动起来的政治革命，盖因民主列强们对内民主却对外强权，而饱受“欧风 吹之、美雨淋之”的痛苦。中国的革命非但没有获得欧美民主列强的帮助，欧美民主列强甚至反而支持和助长了中国的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尤其是反动军阀的长 期混乱和混战。所以，因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而为之一振的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内固然缺少对于革命与复辟较量的深切认识，从而认为辛亥革命已经失败；对外则 天真地认为，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不仅为俄国开辟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国际上推行着一种崭新的“平等国风”。特别是苏俄数度伪称要对我国废除不 平等条约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们因不了解其阴谋手段，尤不了解其革命的性质和本相，而自己为俄国共产革命画上了一道美丽的光环。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坚持数年反复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彼时，他们在国内所追求的革命目标，一为反对封建，即反对封建军阀的复辟与混战；二是反对列 强，即反对东西方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对我国的欺凌和侵略。前者是谓反封建和争民主；后者则谓反列强和争独立。因此，对于俄国共产革命反对沙皇专制统治成功 的误解，07 和苏俄共产专制政权反对西方列强的政策，也就不仅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码在表面上与目标上，符合推动中国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方向。 这就为中国部分知识分子错认共产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国革命亦应该与俄国共产革命携手共进，带来了认识上的绝对错失。
第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桃花源梦促成了共产革命在中国的诱发
　　马克思主义的复辟哲学因自称是“科学”的共产主义 —— 即“科学”的大同主义，并且又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彻底否定，特别是它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动人 心。因此，这个用十九世纪的科学包装起来的欧洲大同主义思潮，也就带着近代西方科学的色彩与魅力，迷惑了视西方一切均为科学的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迷惑了那 些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那些并不曾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及其发展的“假洋鬼子们”。再加上他们既憎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又不 了解俄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真情及本相，特别是俄国十月共产革命和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关系，因而竟简单地认为，只需抛弃欧风美雨，进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 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以及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划上等号，即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桃花源梦”的永恒追求，与马克思所构造的西方共产主义天堂，以及它在 俄国的“实现”混为一谈，便不仅算是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转身一变，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了。
　　然而，这些刚刚脱下了长衫、换上了西装，刚刚剪下了辫子、梳出了洋妆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洋装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颗传统知识分子的灵魂，即虽已 “新其貌”，而并未“新其心”，所以，他们才会从对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转眼之间就能转变成为对于现代西方共产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应该说，这既是当时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转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由那些刚刚还在高喊科学和民主的少数先进者们所发起的根本缘 由。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现代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潮的一拍即合，在实际上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或曰，在转身即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追求者的 人当中，称得上是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过西方教育者几乎没有。周恩来、邓小平等所谓赴法国“勤工俭学”，无非是在 短暂的打工糊口之余，去抄了几条巴黎公社造反的口号罢了。相反，一大批在后来为共产主义思潮所诱惑者，绝大多数是小知识分子即知识青年，尤其是小知识分子 中的失意者，或农村中没有出路的知识青年。他们不仅与历代农民造反中，专事出谋划策和制定口号纲领的小地主阶级不仕子们一脉相承，而且更为共产革命在中国 的发动和扩张，尤其是共产革命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结合和发展，带来了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位创始人中，便无一在欧美国家留过学。陈独 秀、李大钊虽为一时之俊彦，前者也只在日本留过学；张国焘、陈公博虽为北大毕业，李达乃陈独秀学生，但他们不是后期中国共产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 叛者和失意倒霉者；其余八位则不是辍学的农村知识青年，如毛泽东；就是由中国的旧学培养出来的乡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几位中学生。08 这样一个结构，无疑使中国共产党在其建党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力量在“知识结构”上的基本特征。倘使说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共产党还是由一两 个大知识分子为领袖的小知识分子的党，一九二七年之后，其不仅在思想上，尤其在组织上，则迅速蜕变成了一个由一群失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所领导的农民造反党 了。中共后来的“革命”历史，特别是它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反知识和反文化的农民造反特征，不过是把这一场由国际共产革命思潮所诱发 起来的中国共产革命，合情合理地转变成了一场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而已。毛泽东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曾一再告诫他党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这样一类“最高指示”，就是它最本质的说明（参见下卷）。
第五、中国共产革命诱发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诱发，最根本的内部条件，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形态，在辛亥之后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因而，传统中国农 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与国际共产革命思潮顺途而同归。这才给代表了传统农业社会复辟愿望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和俄国共产专制复辟势力企图在中国发 动共产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于建党伊始，其党内就能够迅速形成一个专事鼓吹农民运动派别的根本缘由（参见下卷第二章）。此其一。其 二，一九二七年之后，正是这个派别，才在俄式中国共产革命惨败，中共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之后，能够借鉴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历史经验，进一 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干脆将马克思所鼓吹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大同信条与暴力形式，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大同目标和暴 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与复辟迭呈反复较量、内忧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国，重新开启一场旨在“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的传统型现代农民战争，并乘机在祖 国遭受疯狂侵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实现了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
三　　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性质和由来、原则和失误
第一、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性质和由来
　　一、公平地说，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间的国民革命军两度北伐，之所以能够迅速夺取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功虽在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和蒋 介石先生，其功，亦在国中一切民主革命力量，包括具有一定共和进步意识的旧军人、旧军队，直至一些地方军事势力的大联合。它无疑是辛亥之后十七年反复辟统 一战线的胜利结果。而这个统一战线的一再策划者和实行者，便是孙中山先生。
　　辛亥之前，孙中山先生为推动国民革命在中国的成功，“任何国家的援助他都想争取，也都接受；任何派别的革命党人，只要目的在推翻清王朝，他都吸收。兴 中会虽以广东人为基础，但同盟会成立时，便吸收了两湖的华兴会分子。华兴会的黄兴原主张各省搞各省的革命，经他劝说，才决心与他合而为一，共同革满清的 命。在他团结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成立同盟会之后，他又吸收了江浙一带光复会的势力。虽然光复会人只想推翻满人的政权，尚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如吴敬恒等， 但孙中山亦均予以优容”。09 辛亥之后成立的国民党，虽然以中国同盟会为核心，但因它在相当程度上乃是一个统一战线式的普通政党，因而，才使它成了中国第一大党，并在国会占绝对优势。 如前所述，若不是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解散了国民党，则中国政党政治的道路，亦未始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虽然在一定条件下，联合各种革命力量，甚至是非革 命力量，包括各路军阀和地方势力，为一定的目标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难免不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形，有时亦会出现目标一经达成即如鸟兽散，或目标尚未实现 即已鸟兽散的状况，甚至造成统战未成反遭其害的局面，但是，孙中山先生在与军阀的长期较量中，仍利用各派军阀“南与南不合，北与北不合，南与北复不合”的 复杂分裂状况，甚至不惜利用联合甲军阀打乙军阀等手段，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利用不同的历史事件，以组成短暂的统一战线，以达成反对军阀首恶，削弱军阀 力量，和防止大小军阀联手以共同对付革命的目的。有时，甚至亦能将反复辟的斗争扩张到军阀势力的内部，以起到分化瓦解专制复辟势力的作用。然而，自二次革 命始，直至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历次由孙中山建立的反复辟统一战线，虽也有过成功，却迄无重大之告成者（参见本卷第二章第五节）。尤其是一 九二二年陈炯明的叛变，所给予孙中山及南方革命政府的沉重打击，不单使他对军阀们的背信弃义深感绝望，更使他因痛感没有自己的武力，而深怀企求之心。由 是，孙中山才在反复辟“计无所出”的艰难时势之下，不得不与一心要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的俄国“联手”，以建立新一轮反对中国军阀复辟的统一战线，并由此而 导致了“联俄容共做法”、而非“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的出现。因为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从来就不曾有过一个所谓的“三大政策”，那不过是苏俄和中国共 产党的一番“创作”罢了（参见本章兼论）。
　　二、孙中山之所以要有“联俄容共”的做法，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强一贯地不支持中国革命，一贯地站在支持专制政体和复辟政权的一边，一 贯地支持和操纵中国的军阀混战及割据，以至每一个军阀背后都有一个或数个列强作为其支持者。而反对中国统一、阻碍中国强大、和意在使中国永远处于一种分裂 和贫弱的状况，又几乎是所有列强对中国的共同愿望。一九二三年七月，孙中山就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同年十二月， 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威。孙中山终于忿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三、孙中山之所以要向西方宣称“我们将联合俄国”，还因为列宁伪称要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终止沙俄在中国的特权，甚至伪言要帮助孙中山的国民 革命，特别是答应他“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 ——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的《孙中山、越飞上海宣言》即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 同意，且以为中国最紧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关于此项大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可以俄国为依赖。”
　　四、其时，俄国不仅已经在与北京军阀政府进行建交谈判，而且在决定“支持”孙中山之前，就已经通过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谋求与北方军阀吴佩孚和南方军 阀陈炯明的联合。陈炯明和中共的关系更是相当密切，他甚至被中共某些成员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中共与他的关系，直至他叛变广东革命政府之后才被迫终 止。这就使得一再遭遇国内专制势力顽强反扑和西方列强蓄意阻挠的中国国民革命，极有可能面临着“既要增加一个外部敌人、又要增加一个内部敌人”这样一个更 加严峻的局面。所以才迫使孙中山只能采取“宁肯多一友、而不能多一敌”的统战策略，准备推行“联俄容共”的做法。
　　五、“联俄容共”的做法，实际上是苏俄对孙中山千呼万唤的一个结果。因为历史的事实便是苏俄九番十次地上门找孙中山，而不是孙中山三番五次地要去找苏 俄。10 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何自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苏俄虽万里寻孙十数度，都未能办成“联俄容共”的阴谋大业，直到鲍罗廷带来大批军用物资和每年二百万墨 西哥圆的俄援，方使得孙中山同意“联俄容共”了。而所谓容共，也只是容许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并服从国民党的主义、纲领和纪律。因为孙中山认为，“中共只 有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受国民党的指挥，才能防止中共制造阶级斗争，妨害国民革命进行”。11
　　六、如果说上述诸因素才是孙中山有“联俄容共”做法的外部原因，那么，孙中山之所以会同意“联俄容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原因，这就是孙中山有一 个愿意“联俄容共”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当他还没有象后来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俄国共产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批判之时。 这个思想基础，就是他因自身革命的倍加坎坷，而特别羡慕列宁“革命的成功”，羡慕俄党在组织上的“严密和坚强”。因为他认为俄党的经验将有助于自己改组国 民党的工作。虽然他当时还并不真正了解俄国的“革命”和俄共的性质。此其一。
　　其二、如前所说，一九零五年后的数度考察欧美，虽然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乃是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但同时又使他对欧洲革命和美国革命尚未能解决“民 生”问题，产生了自己的看法。尤如他所自述的那样：“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美列强者，尤未能登斯民极乐之乡也； 是以欧洲志士尤有社会革命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主张所由完成也。”12
　　这一段话固然道明了民生主义思想之所由来，但这一段话里的“斯民极乐之乡”和“社会革命”两语，前者既道出了他本人思想中并未绝根的“传统大同思 想”，为他后来视共产主义即是他的民生主义埋下了伏笔；后者则表现了他对当时欧洲社会革命认识的含糊不清。因此，他才一方面错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看成 为一个“合理的社会革命”；一方面又把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时期所必有的艰难时势，看成为“即使是民族、民权革命成功如欧美列强者，亦因无法解决民生问题”， 因而才“导致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并由此而下结论说，“欧美虽强，而其民实困”，因而“观世界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 这就为他将列宁的“十月革命”，实质是“十月背叛”，视为“欧美为解决民生而进行的合理社会革命”，并由此而倾注“同情”，产生“赞赏”，奠定了错误的认 识基础。
　　孙中山先生身处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 —— 革命与复辟开始出现复杂较量状态的时代，而难于看清十月革命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本质，错把复辟当成了革命，固不足怪，亦无可指责。但是，正是这一 错看，才导致了“联俄容共”做法的产生。然而，孙先生没有料到的，恰恰是这个将中共“容”进了中国国民党内，和将中国共产革命“统”进了中国国民革命阵营 的新一轮统战做法，竟从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进程和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诱发了巨大的混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埋下了巨大的危机。
第二、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原则和失误
　　孙中山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和一位睿智的革命策略家。当他在外部环境和内在思想的交相作用之下，决策“联俄容共”的新统战做法之时，特别是之后，他曾坚持了如下的原则：
一、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三年一月，即在孙中山先生与苏俄代表越飞共同发表“上海宣言”前夕，中国国民党即在其事先发表的“宣言”中，强调“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 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同时公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现行政策。国民党“一大”召开之际，亦即“联俄容共”做法开始之时，孙中山立即开始系统 讲演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集数十万言，非但无一言一语将他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为同类，而且明确地、科学地和系统 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不仅指出民生主义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同时指出，共产主义是理想，民生主义才是 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 —— 错误的物质决定论，荒谬的剩余价值论，暴力的阶级斗争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逐一地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并由是而得出了“师马克思之意则可，师马克思 之法则不可”，即“照马克思主义党徒、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科学结论。更以“俄国革命的结果和所希望的恰恰相反”，来证明马克 思的共产主义必将失败。宣告“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才是最恰当的”。13
二、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
　　首先，“联俄容共”的做法实行之后，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不但已经在理论上明确地表明了他要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当苏 俄顾问鲍罗廷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将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结成“反对帝国主义同盟”，实际上就是要将中国国民革命诱变成世界共产革命的一部分时，又 为孙中山所坚决拒绝。再者，孙中山更在“联俄容共”做法实现之后，一再坚持不夺人地产以解决土地问题，而是要通过平均地价以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法，来解决土 地和农民问题，以避免工农革命，反对暴民运动，更反对苏俄顾问鲍罗庭借陈炯明叛乱所提出的，“立即发动工农革命”的要求，和鲍罗廷所一再要求的，“应该没 收地主土地交给现耕的农民”这一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最低纲领”，从而坚持了中国国民革命的民主革命方向。14
三、坚持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共产专制制度
　　首先，“联俄容共”做法实行之前，“孙文、越飞上海宣言”就已经明白宣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其后，孙中山先生更不断强调“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 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并在国民党“一大”后系统讲演三民主义时，鲜明地反对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明确地反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制度。其次，“联俄容 共”做法实行后，中国国民党又正式发表宣言，公布政纲，称：“对外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对内要实行均权主义，普选制度，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 论、出版、居住和信仰的完全自由权。”（“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这就从根本上划开了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在目标上 和实践上的根本区别，标明了中国国民革命志在建立“新民主共和制度”而非“新共产专制制度”的高度民主主义品质。
四、坚持国民党党性和党权，反对破坏国民党党性和党权
　　“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前，孙中山曾屡次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申明：“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国民党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 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袒护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15 “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后，当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违反规定，公开纂文批评国民党，公然反对国民党的政策，而且于国民党中制造矛盾、打击揭发他们的四名国民 党员时，孙中山则宣布四名国民党员无罪。而当共产党违反规定，在国民党中自组共产党秘密党团的阴谋和公开支持北方军阀政府的“阳谋”被揭露之后，孙中山则 指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是年七月七日作出决定，宣布党员的言论行动如不依据主义（即三民主义），必予严重制裁（参见下卷第一章）。
　　由是可知，“联俄容共”的做法，既不是在性质上与俄式共产革命的合一，亦不是在形式上与中国共产革命势力的合流。它在统一战线的意义上无非是一种有限 的联合，而作为争取俄援的做法，亦仅仅是一种策略而已。就孙中山本人而言，他虽然内有对俄党革命成功的羡慕之心，外有逼迫他不得不建立新一轮统一战线的种 种不得已因素，但是，正因为他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是意在推进中国国民革命，是为了反对军阀复辟，是为了捍卫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所以，“联俄容共”的 做法才在本质上具有“政治策略”的意义，即联俄是为了俄援，容共是为获取俄援的交换条件。而在联俄容共开始实行之日，孙中山即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 共产革命的系统批判，无非说明孙中山先生要对联俄容共做法作原则上的把握。如果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在为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而建立的新一轮统一战线中， 确实贯彻了这一正确的政治策略，如果苏俄是要真心地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共又是真心地要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前者不是志在改变中国国民革命 的方向，并竭尽阴谋地企图窃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后者亦不愿在苏俄的指使下实行“挖心战术”，坐国民党之怀而结共产党之大，如果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 不是处在东江有陈炯明盘踞，广州有英国支持的商团在密谋叛乱，前方正与皖、奉联合以对抗曹、吴这样一个亟需援助的险恶环境之下，如果孙中山对苏俄指使中共 颠覆国民党和诱变国民革命的阴谋和野心，既怀警惕又有预防，则新一轮“联俄容共”的统一战线，也确乎能够起到反复辟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作用。然而事与愿 违的是，不仅苏俄与中共对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于阳谋之下使尽了阴谋手段，而且，孙中山本人亦在贯彻这一政治策略的一 些具体做法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失误之一，是身为中国国民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在决策“联俄容共”的做法之前，就未能认清列宁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恶果，更对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阴 谋不甚了了，以至不但对苏俄完全放松警惕，甚至反而欣赏列宁革命，羡慕列宁革命的成功，尤想学习俄共建党的经验，从而既予苏俄企图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以“天 赐良机”，又予国民党“左派”幼稚病的发作以适时的政治条件。因为以廖仲凯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幼稚病患者们，正因为孙中山先生委托他们为联俄容共而“筹 划一切”，他们才为自己“幼稚病”的发作，找到了一张可以作大旗的“虎皮”。16
　　失误之二，是身为中国国民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在联俄问题上有“重权宜之计，而轻国民革命大计”的倾向。当蒋介石衔命访俄归来，即于口头和书面向他 报告了苏俄“革命”的实际情形，和中共在苏俄如何诋毁中国国民革命以及孙中山本人，并断言苏俄“主义与事实”有别时，孙中山先生非但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 反视为“小题大作”。其根本原因，无非是他过于重视俄援这个“权宜之计”，从而放松了他对苏俄应有的警惕和防范之心。
　　失误之三，是孙中山视中国国民党乃是一个曾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创建中华民国、并坚持过十数年反复辟的“老大革命党”，在中国既有威望，又有影响和力 量，因而看不起一九二三年底才有四百三十二个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所以当苏俄、中共要与他实行两党联合以“推动国民革命”时，他非但拒绝“平等联合”，反而 只准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如是，他一是忘记了中共虽小，苏俄却大；中共虽幼稚，苏俄却老辣；中共虽只有几百个党员，玩不转；却有苏俄亲自 扶植、直接指挥，中共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二是未能意识到，苏俄与中共在革命目标、革命理论、革命性质和革命手段上，都与中国国民党完全不同。因 而，叫共产党参加进来的结果，只能造成意在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在思想、纲领、目标、方法和组织上的严重混乱，直至造成国民党分裂和国民革命阵 营分裂等一系列痛苦政治效应的产生。
　　失误之四，是孙中山先生以己心度人心，以为苏俄及中共和他一样，乃是“言行一致”的君子。殊不知专靠阴谋背叛发家的列宁和斯大林，在“联俄容共”的做 法尚未开场之时，就已经派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向中共挑明，“要把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工农群众争取过来……更要将国民党划为左、中、右三派，并要支持左 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了（参见下卷第一章）。后来，苏俄的这个阴谋终于得逞，实在不能不说是孙中山先生“大意失荆州”所致。
　　失误之五，是孙中山虽有“联俄容共”做法，却从未有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但是，他的“联俄容共”做法和他一心欲借重俄党建党经验的用心，尤其是他将国民党“一大”包括党纲在内
　　的四百余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廖仲凯，并由廖仲凯交付俄国顾问鲍罗廷、中共以及所谓左派去草拟的种种做法，一方面虽使“联俄”有了“靠俄”之嫌，一方面 却向苏俄顾问与中共提供了“代国民党立言”的大好历史机遇。自此之后，苏俄与中共不仅开始大肆鼓吹孙中山先生有所谓联俄联共的政策，而且开始鼓吹与发动工 农革命，倡行暴民运动。特别是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至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间，当苏俄顾问鲍罗廷和中共破坏北伐和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的阴谋就要全面破产之际，他们 竟进一步将“联俄容共”的做法，径自篡改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将之伪称为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代孙立言”—— 实际是要公然推倒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为他们公开的背叛制造理论根据，和为他们要在苏俄指使下，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打倒孙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 民党人，颠覆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制造“最高借口”。这不仅为在国民革命获得重大胜利的时代，蓄意制造革命的大混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对孙后蒋介石、中 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历程的重大误解；更使得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的长期控制和欺骗之下，竟对孙中山先生究竟有无“新、旧两个三民主 义”，迷惑和惶惑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参见本章兼论和下卷第一章）。
　　失误之六，因联俄几成“靠俄”，因而，容共也就成了“捧共”。在国民党“一大”所选的二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竟占了十一名（一名候补）。中 共党人谭平山更担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大批年轻的中共党人初出茅庐，便在国民党内担任了许多高级职务。这无疑 为中共背靠苏俄，公然窃夺国民党的党权和国民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膨胀了野心，更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带来了日益沉重的危机。由是，孙中山 先生期望建立一个坚强的国民党组织的愿望，不仅瞬间落空；孙中山先生一心要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亦从此被逼向了就要被诱变为中国共产革命的危险之途；中国 共产党在苏俄直接策划和指使下，阳冒国民革命、阴怀发动共产革命的欲望，亦终于有了一个“胜利的开端”。
　　失误之七，因孙中山先生一意要为“俄援”而“联俄容共”，从而使党中持不同意见者不能申张己见，或申张己见而不得，从而招致了部分国民党员的不满。 “一大”上“跨党案”的强行通过，诚已留下了国民党分裂的基因。“一大”之后，中共跨党成员在苏俄指使下蓄意分裂国民党，劫夺国民党权力，甚至公开反对国 民党主义、纲领、政策的种种行为，在被国民党员揭露并上告给孙中山先生之后，孙中山为俄援而不愿过分开罪苏俄的让步做法，又为他逝世之后国民党的分裂埋下 了不幸的种子。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是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一年之后即剧然而逝，则，一是有他在，苏俄及中共尚不敢迅速和全面地窃夺国民党党权与国民革命 领导权，以煽动和发动共产革命；二是如果苏俄和中共在孙中山健在之时，就胆敢加速他们的阴谋，并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造成重大危害或威胁，那么，孙中山先生 一定会根据决策“联俄容共”做法的原则，从国民革命的大业计，迅速并果断地根绝“俄祸”。孙先生所说的“有我在，他们还不敢”的话，便是这个意思。但是， 他的过早辞世，却使他来不及纠正这些失误，甚至由亲俄护共的“左”派们，将他的失误引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此后，若不是蒋介石等一批真正国民党人起而保护 了国民党，捍卫了国民革命，坚持了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则孙先生和他的国民党人决心将反复辟进行到底的历史愿望，也就无由达成了。

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7）2011-08-16 08:37:23

四　　中国人民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运动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在思想文化上反复辟的革命
　　如果说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因全中国人民的“共击之”而先后归于败亡，那么，当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于马场誓师到执掌国柄的转瞬之 间，就又成为再造假共和真复辟的大军阀时，应该说，它给予国人的强刺激，实不亚于袁、张的公然复辟。尤其是北洋军阀制造一系列混战和混乱的行径，不单使国 人痛心疾首，特别使得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陈独秀语）。
　　再者，如前所说，辛亥之后清王室的宗亲贵要就曾到处成立孔教会、孔道会、经学会等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而袁氏复辟帝制的先声便是“通令学 校祀孔，亲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衍圣公暨配礼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所谓“欲遏横流，在寻正轨”，试图以独尊“孔教”，来改变所谓“波邪充 塞、法守荡然”的“共和现实”。康有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又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时，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长” （院长徐世昌），而亲拟宣布复辟的上谕。并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仪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实际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实现复辟。至于 满清的遗老遗少们，不仅为推动复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读经，意在“倡明周公孔子之学”，而且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地从辛亥前一直闹到辛亥后，甚至从袁氏 复辟一直闹到北伐推倒军阀乃止。由是，国中贤者便不难发现，凡复辟，必与独尊孔教有关。孔教不仅是为专制复辟鸣锣开道的精神法宝，而且是专制赖以复辟的政 治法宝，更是专制已经实现复辟的一剂“思想保和汤”。因此，国中贤者们也就不论他们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型思想家，还是要反对文言文和旧文学的新型文学 家，便都将孔教当作他们志在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狂飙伊始，就会喊出“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无疑是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时代的思 想产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复辟思潮的一场必有较量，更是辛亥前那两场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和专制改良的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在辛亥后的继续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国统 之下的数度专制复辟，又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痛苦，28 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者们，不仅能够认识到批判专制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够理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质，进一步普及共和主义思想的重 要性。特别是他们又在一个特殊的痛苦时代 —— 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思想灵感和文学创造的深厚生活基础及丰富情感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确和更坚决 的反复辟时代条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先后两声呐喊，既开启了对“孔家店”的大胆批判，又开始了对革命与复辟较量时代社会生活的文学表现。前者继承辛 亥前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志在思想战线上为反对专制复辟、推进民主革命而尽其功；后者则以晚清的文学革新为前瞻，继承和发扬了它敢于批 判现实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会生活，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是，一场在后来被托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并在革 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中国大地上，被轰轰烈烈地推动开来了。
第二、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批判专制、科学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命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体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动于袁氏复辟的岁月，呼喊于张勋复辟的前后，如潮如涌在军阀复辟混战的年头，结果于北伐成功的辉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已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以“敬告青年”为题，为这一场反对复辟的思想革命，竖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他说，“国人而欲 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公开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 治的国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对着复辟派非难《新青年》“破坏礼教、礼法、贞节、伦理”之等等罪名，他又发表了纲领性的“自辩书”，宣称“要拥护那 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 和旧文学”。并誓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若因为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能辞”。29
　　由是，面对着在辛亥之后已经堕落为复辟派的康有为，和他一再力倡“尊孔、复古、读经”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陈独秀则在“孔子之道德与现代生活”等文章中，严正标明了“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孔子之道与共和制度直接对立”的思想立场，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钊乃大声疾呼“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30 吴虞则继承了辛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对于纲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进一步清算“维系了二千年专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想”，指出了礼教 的吃人本质。
　　鲁迅亦尖锐地抨击了要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派”们，指出“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同时还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伪革新派们，批判了他们“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的两重思想。
　　可以说，既高举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对专制政治和整个专制制度；又高举起科学的大旗，以反对数千年来专制思想、专制观念和专制文化所造成的种种愚昧 —— 这在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激烈较量的时代，不仅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而且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影响
　　显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先导部分和主体部分，乃是一场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在它一开场，便带头对于一切复旧、复辟的思潮和 行为，进行了大胆的、并且是坚决的批判和清算，所以，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才有可能在一开场便生机勃勃地高举起“反文以载 道”的文学革命旗帜，更只在短短的几年中便获得了那样大的成就。说到底，几位留学生在美国关于“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闲话，31 之所以能够在国中诱发起“文学革命”的时代大潮，无非是这个关乎文学的“闲话”，适应了辛亥之后国人在思想文化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时代需要，它，才有可能因 为“一点因由”，而被“着意点染”，从而在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已经蓬勃开展的时代条件下，推动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和文学革命，结出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 硕果。这也是胡适之先生所小心翼翼提出来的“文学改良刍议”，到了陈独秀的手里，便不仅还了胡适之先生“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本意，而且能 就此做成一篇“文学革命论”，并喊出了“三推倒和三建设”之文学革命主张的根本原因。32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成就是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白话文的被正式公开提倡和被迅疾地推广普及。33 这不仅对于文学革命和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成形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于推动民主理念，普及科学知识，提倡革命精神，号召反对复辟，即在更为广泛的规模上批判 专制思想、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推广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和新知识，直至推动北伐在全国的迅疾成功，均起到了无以低估的历史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个成就是文学革命的实绩。首先，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便是在批判“吃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应运而生的。紧接着，鲁迅又从批判专制 政治的“上下”两个方面入手，以对孔乙己命运的深刻描写，猛烈地批判了专制统治之精神枷锁 —— “科举制度”的罪恶；又在对乡村游民 —— 阿Ｑ形象的塑造中，深刻地揭示了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维系其长期统治的社会基础，即中国传统农民无思想、无文化，却有着根深蒂固之封建专制观念的本相。胡 适、刘半农、郭沫若开始以白话诗歌的形式咏叹社会的痛苦，人民的不幸，歌唱一个古老民族的方死和方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新人，则以重大的社会问题作 为自己创作的主题，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歌、新戏剧终于爆发开来，其作为一场文学运动，不仅为白话文的迅疾推广与普及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为我们民族现代语言的形成建立了莫大的功勋，而且它开山之日便是结果之时，诞生了迄今为止，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都无愧于 后人的不朽之作。尤其是它在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的时代，作为那一场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的一个部分，确乎揭出了病痛，也引起了疗救的注意，引发并坚定了人 民、特别是青年反对专制复辟、追求民主政治的信念。这一切无疑都是文学革命的重大成就。
　　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成就是它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由于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它虽由少数知识分子所倡导，却又为广大青 年和普通民众所参加。加上辛亥之后中国人民已经拥有相当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分裂混战中的军阀又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再造专制一统，以强行取缔这一自由，因 而，这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就不仅在思想上、文化上及文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其影响之深，之广，之 所向披靡和只进无退，实是将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时代的整个社会生活氛围，引向了一个空前的质变阶段。不仅予旧思想、旧文化以重创，特别予刚刚诞生、还在鲜 血和痛苦中挣扎的新中国，在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注进了新鲜的历史气息，使之迅速地出现了推陈出新的思想文化局面。尤其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崇尚 自由、反抗权威，排斥专制、追求民主，批评传统、肯定现代，破除迷信、推崇科学，深怀理想、一意求新，和要积极、不要消极，要个人主义、不要专制主义”之 种种崭新的时代精神，不仅在迅疾地改变着那个时代的面貌，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因而，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更为久远的历史范围内， 将它视作在各个方面均要推陈出新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也就言之不过。
第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的负面影响
　　其一、文学革命方面。由于中国数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成份 —— 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绝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批判、清算得了的；由于刚刚认同科学和民主理念的批判清算者本身，同样背负着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由于辛亥之 后的中国正处在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既身置其时，又身在其中；因而，他们对于时代发展的本质，也就很难认识得十分清楚。由是，那一批在 旧时代为旧文化所培养起来的新文化人，即“新青年”，就自然而然地会把由专制复辟所造就的社会灾难，和由刚刚覆灭的专制王朝所遗留下来的社会痛苦，与辛亥 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联系起来，甚至反转过来认为，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没有获得成功所致。这就使得鲁迅等一批作家于文学革命后期，将对数千年专制社会的批 判与辛亥革命所必然要引起的时代阵痛划了等号，不仅混淆了辛亥前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区别，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的政治界限。从而为不仅要推倒专 制制度，甚至要否定辛亥革命的错误思潮，作了文学上和心理上的铺垫。比较一下法国波庞王朝复辟时代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伟大作家，重新认识一下他们在文学 上一心要批判的复辟贵族，竟恰恰是他们在政治上一心要维护的心爱者 —— 这样一个“根本矛盾”，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对复辟时代社会心理与时代风情的描写，实在是对那个“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时代，作了相当本质、相当鲜 明，即相当深刻和准确的文学概括。于连·索黑尔，包法利夫人，德·拉·木尔侯爵的女儿马特尔小姐 —— 应该说，正是从这些不朽的文学形象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法国社会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激烈冲突，以及这个冲突之必然要解决和必然能够解决的历史前途，即 “圣·玛丽街修道院里的共和主义英雄们”一定能够战胜专制复辟的胜利前景。这固然是法国文学已经走向成熟的表现；同样是法国民主革命前漫长的思想启蒙运 动，曾对专制主义实行过广泛深入批判的一个积极成果；更是法国传统农业社会已经并正在解体，民主与科学已经先走一步这一历史进步性，所带来的进步文学现 象。
　　其二、思想革命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革命范围内，没有能够积极地区分传统思想文化与其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界限，从而将所有的传统思想文化 都当成了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就不仅为对手的反击带来了可乘之“理”，而且表现了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不公正态度，更为嗣后在共产革命思潮的侵扰下，不加鉴 别地动辄便要否定和打倒传统文化，甚至以批判和打倒传统文化来取代对于当代共产专制思想文化的清算，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 国大陆出现的，某些人不能、不敢、甚至是不愿批判共产专制政治，却乐于批判、直至全面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并坚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奇异文化现象，虽然不过 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而已，但是，这一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却在维护共产专制制度，鼓吹共产专制体制内的政治改良，淡化共产专制制度的罪恶，特别是它 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上，对新一代青年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实在不能不说是新文化运动“负面影响”的一个至为悲哀的历史效应。
五　　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程
一、中国国民党的由来、性质、理论和纲领
　　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史进程中，要想明白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程，首先就要对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的由来、性质与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国民党”，是发动辛亥革命成功的主要政治团体 —— 中国同盟会，在辛亥之后进行公开大发展的一个历史结果。是民国初年中国形形色色政党中最大的一个政党。一九一二年八月，中国同盟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 民生主义”为纲领，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以及全国联合进行会成立了国民党。持平而论，如果当时并不存在着一个“才足以帝制以 自为、智足以压服民党、魄力足以借刀杀人”的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则于民初共和主义思想颇为普及，国民党已经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绝对多数 席位，宋教仁亦在全国竞选中深获民众拥护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议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从而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法制之共和国的目标，也就未尝没有实现的可 能。但是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被袁暗杀这个悲惨而且黑暗的事实，却阻断了这个可能。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袁世凯遂相继宣布解散 了国民党和国会。其时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因痛感“国民党的芜杂”，而决心“正本清源”，因而，才于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虽然对外仍沿用国民党的 名义相号召，对内则要求恢复中国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在军事上要以武装讨袁为目的，在思想上要坚持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在宗旨上要以创建“五权宪 法”为目标，并接受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篡权复辟、革命党之所以被迫让权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军政、训政和宪政”之重大革命方略。应该说，这实在是孙中山民主 建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为嗣后中国民主革命反复辟的历史进程，深化了理论，明确了纲领，规定了它的革命历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之死，因使倒袁目标实 现，中华革命党本部遂迁往上海，并通令海内外各支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但为别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普通政党国民党，本部初用中华国民党之名，一九一 八年八月始正式称中国国民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则正式公布《中国国民党规约》。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一是确定中华革命党党员即为中国国民党党员。二是规定民初 的国民党员须重新履行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手续。在性质上则宣称自己是革命政党，不惜以革命手段和武装力量推倒反对共和的政敌，因而有别于民初的普通政党国民 党。在革命目标上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国国民党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在革命方略上亦明言必须坚持“军政、训政和宪政”的 革命历程。上述各项原则不仅明见于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二零年之后历次修订的党章和发表的宣言，而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愈见完善。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由中国 国民党所发表的“宣言”，不仅全面地和系统地就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个方面阐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纲领，尤将人民直接投票行使创制、选举、复决与罢免的权力， 和人民拥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予以确认。从而具显了她作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的基本性质。
二、中国国民党反复辟的艰辛历程
　　应该说，中国国民党（按 —— 为了叙述的方便，姑以此名称总代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华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于辛亥之后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复辟的艰辛历程，恰如孙中山本人所概括的那样，可以分为“护国之役”和“护法之役”这样两个历史阶段。
一、护国之役
　　护国之役的第一阶段是革命军的第一次北伐。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为“巩固中华民 国、实行三民主义”而陆续颁布各项“民主建国法令”，推行各种民主政治举措，虽然使全国民众有了开天辟地之感，但是，却使袁世凯一心要由他建立“新政府” 的阴谋濒于破产。于是，袁才一边指使其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发出“誓死抵抗”的叫嚣，一边撤销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34 一边发兵攻陷武昌，与革命军隔江对峙，蓄意制造紧张态势，以逼迫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由是，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北伐讨袁”的主张。一九一二 年一月十三日，北伐的革命军败清军于安徽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亦不战而下，安徽、湖北、河南各战场革命军均获得相当胜利。如前所说，只因列强公然出面、 出兵支持袁世凯，才再一次逼出了“南北议和”的局面。这便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崭新民主政权的第一次北伐，也是北伐一词的由来。
　　护国之役的第二阶段是二次革命。虽然袁世凯在各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支持下，曾“誓言”“愿竭尽其力量，发扬共和之精神，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 国”，不仅骗取了民主革命派的信任，而且获取了中华民国中央政权。但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氏谋杀宋教仁的枪声，不仅使孙中山“猛醒”，而且使孙中 山立即意识到，要推倒复辟，“非去袁不可”。由是，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沪、皖、湘、鄂、闽、重庆等相继宣布独立，江苏都督程德全亦在黄兴迫动下宣布讨 袁。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遂组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并赴湖口督师。二次革命固然因北洋水陆两军夹击湖口，陷南昌，占九江，和袁军张勋部攻占南京而失 败，但是，却首开辛亥之后中国国民党坚决反击袁世凯复辟的端绪，拉开了反袁复辟的第一幕。其后，孙中山虽然被迫亡命日本，但他“不以挫抑而灰心，不因失败 而退却”，“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暌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正是为了竟辛亥之功，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 —— 中华革命党，才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中，一边派胡汉民、邓铿、许崇智等先后往南洋筹款，以准备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一边又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派 员刺杀袁世凯心腹 —— 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发动上海肇和舰起义；一边派国民党人李根源联系广西陆荣廷、广东陈炯明和时在云南、四川、湖南、安徽的李烈钧、熊克 武、纽永健、柏文蔚等，以图军事讨袁。从而为蔡锷反袁护国的一举成功，更为袁后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败亡，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准备。
二、护法之役
　　因孙中山先生在发表“讨袁宣言”时就已经明确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有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所以，当“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段 祺瑞转身就又变成“再造专制”的大奸雄，北洋军阀转脸就从袁氏公然复辟走向了“假共和以复辟”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已经进一步认识到，“袁世凯虽死，而袁 世凯所留遗之制度，不随以俱死……曾不期年，而毁约弃法，解散国会之祸再发，驯至废帝复辟，民国不继如屡。复辟之变，虽旬余而定，而毁法之变，则愈演愈 烈”。由是，为保护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不被阉割，为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不被废弃，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护法之役。
　　护法之役的第一阶段 —— 第一次护法战争。因孙中山指斥段祺瑞“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并首先举起了“护法”的大旗，一百五十名原国民党议员遂随孙南下，海军总长程璧光亦 率第一舰队开赴广州，然后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任命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发动了第一次护法战争。但是，不久以后，盖因唐继尧、陆荣廷为首 的南方军阀与北方直、皖军阀暗中勾结，并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以对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军政府釜底抽薪，方使得正在湖南作战的北伐军归 于败北。为此，孙中山乃痛感“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因此愤而离粤。第一次护法战争遂以失败为告终。
　　护法之役的第二阶段 —— 第二次护法战争。第二次护法战争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曾获得相当的胜利和发展。一九二零年，因陈炯明于福建彰州誓师后返兵归粤，并请回了孙中山，广州革命政 府得以重建。翌年四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即挥兵西进，并于同年七月十五日克南宁，八月一日占桂林，南方革命政府遂在形式上统一了两广。其后，孙中山 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在政治上与皖系及奉系结成三角同盟，冀抵制掌握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在军事上则秣马励兵，准备北伐打倒北洋军阀。一九二 二年四月，北方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又设大本营于韶关，遣李烈钧、许崇智北伐以攻江西。李、许于六月二十二日克赣州。直系为阻孙北伐，一面宣布恢复旧国 会，使广州政府无护法之依据；一面阴使五百万圆贿赂陈炯明叛变，陈遂以护法成功为由，迫孙下野，因不得，竟于六月十六日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从而造成孙 中山二度护法的失败。
　　护法之役的第三阶段。二度护法的失败因使孙中山有了“山穷水尽”之感，所以他才选择了另一条反复辟的“危险之路”，即在苏俄数度谋划请求之下，开始了 “联俄容共”的做法，虽给未来的中国国民革命埋下了天大的祸患（参见下章），却为他重建南方革命政府、创建黄埔军校和北上护法带来了机会。虽然北上护法， 因段祺瑞与各路军阀的抵制和孙中山本人的逝世，而再一次夭折，然而，五年护国，六年护法，以反对袁氏复辟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的艰辛历程，却没有白 走。因为，正是护法之役，才为孙后蒋介石领导北伐胜利、实现中国国民党“竟辛亥之功”的历史愿望，奠定了基础。换言之，中国国民党，也正是在十七年反复辟 的艰辛历程中才得以成长和发展，并迎来了她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辉煌历史岁月。
兼论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革命诱发没有因果关系
　　第一、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宝爱共和，厌弃专制”的思想革命，标举的是“民主与科学”，追求的是人权和民权，推崇的是科学和崇尚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是 传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及其体系，反对的是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复辟。因而，新文化运动才既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所发动的一场思想运动，更不是要 标举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共产革命。更何况早已在晚清民初就开始流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非但只是当时正在中国传播的资本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 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直至杜威实证主义等形形色色“西学”中的一种，而且是这些并存西学中唯可顾影自怜者，即最无市场者。因而，它非但没有条件，而且也根 本没有资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
　　其次，新文化运动作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发动的一场文化革命，亦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为白话文运动，二为文学革命。前者固然与马克思主义思潮没有任何关 系，后者，尤其是在它的发动期和发展期，则从理论到实践都不曾有过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侵入。由鲁迅小说“狂人日记”所代表的那一声“呐喊”，要揭穿的无非是 “中国数千年专制的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这样一个主题。以鲁迅为首的作家所创作的其它文学作品，目的虽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却根本没有开出过 任何一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革命”的药方，来作为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他们身为作家，直面社会，表现生活，批判专制，渴望疗救，固在本质上毫无错处。即便是 因为他们看不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艰难反复较量，才是造成社会病苦的根本病因，我们亦不能因此而去苛求与责斥他们。至于一九二一年中共在苏俄的直接扶植 下成立之后，立即秉承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专制政治要求，要把文学变成“共产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甚至于一九二二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要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无非是中共要师法苏俄，将中国的新文学变为“遵命文学”，即遵苏俄命，要在中国为发动共产 革命而发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已。它，无非导致了“从文学要革命而向‘革命’要文学”的过渡，以及共产文学的兴起和文学自身的消亡。在本质上，则是要 将“文以载道”改变成“文以载共产革命之道”，因而才是对文学革命的变相反扑，和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反动。
　　第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以反对军阀卖国为旗帜，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目标，固无任何“主义”作为其后盾，才能激起社会各界和最广大群众共同起来 以支持之，参加之。如果说工人罢工乃标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那么，早已在反袁、反张复辟中就已经罢过市，更于五四运动中先于工人罢工 罢市的全国商人，即中国的“资产阶级”，岂不是更有资格走上政治舞台吗？显然，只有托名这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并给它强加上共产革命的色彩和性质，更 标榜“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才能给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既带来它的“光荣性和进步性”，又制造了它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之所以没有因果关系，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的传播乃始于晚清民初西学东渐之时，而非“五四”之后。 一九零三年日人福井准造的“近代社会主义”一书，已由赵必振译成中文出版，是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首批读物之一。一九零六年的《民报》第二号和一九零八 年的《天义报》第十五号及第十六号至十九号，亦已经择译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尤其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因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 国的建立，而在中国大地上造就了空前自由与解放的思想局面，一时间不仅各种学术观点、学问思潮均相兴相存，而且形形色色的政党政团，均呈现风起云涌之势。 然而在以各种思潮作为背景所组建的各种政治团体中，唯独没有一家自称“共产党”者。其间，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和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虽有倾向劳工 的意向，却也不曾明确声称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更何况他们既没有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又没有宣誓要为不要祖国、甚至要出卖祖国的“世界共产革命”而 奋斗，尤其没有接受“国际”、实际是苏俄的亲手扶植、严密控制和直接指挥。毛泽东声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非但是一句历史 的谎言 —— 因为马克思主义早就送来过了，而且，指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革命之发端， 若不是有意地篡改历史，起码也是对历史的曲解。
　　再者，一九一七年在中国首先报导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新闻标题，竟是“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35 尤其是由英、法留学生主办的《太平洋杂志》，其所用标题“革命后之俄国大政变”，就更是对“民主革命后的俄国政变”，表达了相当的疑问心理。一九一八年， 在苏俄一再假言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后〔参见下章），除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乃突然写出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样一些文章， 以歌颂俄国共产革命以外，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对俄国的政变抱着观望和研究的态度。一九一九年冬，胡汉民、戴季陶等就以研究者、介绍者而非信仰者的身 份，纂文介绍唯物主义思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则以被正宗马克思主义所深恶痛绝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彼时，梁启超和他的 “共学社”亦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如《资本论解说》，《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及《何谓马克思社会理论体系》等等，但都是客 观介绍而已。同时，即便是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专号，其不仅是《易朴生专号》等等专号中的一家专号而已，而且它的出版之 日，虽为五四运动爆发之时，但它的编定之日，则无疑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上述事实，足以说明五四运动既与“一声炮响”没有关系，更不是马克思主义才将五 四运动引向了共产革命的邪路之上。
　　第四、一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一波惊起即巨澜国中，作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五四运动的更加广阔、更加猛烈、更加深入和 更加具有群众性，才能对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直至将它推向了更加广阔、持久与升华的境界。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这一互动的关系，不仅使它们相映生辉，而它 们的直接成果，便是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迭呈较量的中国，推动了一场更大的和更广泛的群众性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中，虽然也使得从晚清民初 即已东渐的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了一派百家争鸣的态势，却在根本上为在中国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而非马克思的 共产主义思想，造就了重大的社会效应。应该说，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交替影响和巨大影响，才带来了对于科学与民主这一人类进步思潮的广泛认知，和对 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普遍了解及有心追求，从而使得由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人民已经坚持了十数年的反复辟斗争，从此进入了它的第一个胜利时 期。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虽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乃使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并由此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 文化运动已经获得巨大成功，五四运动早已夺取了爱国民主胜利之后，中共在苏俄直接扶植下召开“一大”时，不仅只有代表十三人，其党员总数只有五十七人。即 便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底，当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向国民党谋求“容共”时，它的总人数也仅仅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其创党元年所得民间捐款的总数竟只有一千圆（参见 下卷）。这才是共产国际代表既要对中共明言“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学生、包括工人”的缘由（参见下卷），更是一九二四年 后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借“帮助”国民党，才能于暗中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的根本情由。这些无非证明，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中国，实 在是信三民主义的多，而信共产主义的少。至于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代表中共所发表的那些歌颂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的话，及其代表中共向中国国民党所作 的种种保证（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也就更加证明，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是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真正信仰的主义。因而，正确地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乃 是对中国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巨大推动，而非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原因。
　　第五、之所以会产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诱发”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曲解，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它的杰出领袖陈独 秀，后来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国共产革命的最早发动者。因为它明显地造就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即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动者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然而，陈独秀个人在政治追求上的转变，不仅有其时代的条件，而且有其个人的原因；而他批判传统的思想与文化，亦不等于他已经真的决裂了传统的思想和文化。 他作为一个在新旧交替时代曾奋力追求新思想和新知识、尤其是追求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亦同样不能说明他已然是一个完全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 陈独秀作为一个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和一个先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其对于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和他对于儒家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无非是在一定的诱因下， 即在他眼里乃是更高的和更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名义下，归还了他作为一个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的“本相”。如果说这是他一己的悲剧，毋宁说是新旧交替时代 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完全可能发生的若大悲剧罢了。其根由，无非是“俄国农民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不但俄国传统型知识分子身上有之，而且中国传统型知识分子 身上更有之。更何况，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那一整套儒家大同思想，又是俄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传统型知识分子所不能稍比的呢。所以，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 领袖，虽然能够变成俄式共产革命的“中国发起人”，却又在一九二七年之后，当他已经认识到俄国共产制度的专制本质和中国共产革命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破坏 时，他又成了中国共产革命的取消派领袖，直至走向了共产革命的反面，成为中共党内对俄国共产革命最早和最坚决的否定者，36 从而又未尽失一个民主与科学追求者的本色。应该说，正是从陈独秀的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新旧交替时代，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复杂追求，和他们为了这个追 求所曾付出的代价。一言以蔽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与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根本没有因果关系。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究为何因，这就是本书下一章 所要详细论述的问题了。

拈花一周微2011-08-15 05:02:53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2)]
贪腐中国-蒋航频道:[转，深圳警察杀人？!]他在影响我执行公务！2岁半男童“影响公务死”！深圳龙岗医院的宿舍楼下，一名两岁半的男童在玩耍时，被一 辆巡逻警车先从前轮轧过，之后警车没有停下，后轮又碾过男童的身体。这位“人民公仆”高声叫嚷：“他在影响我执行公务!”
拈花时评:
Steve锐推(李开旭)：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報導，大陸財新網指出，今天在大連市政府門口人民廣場聚集的人數有「上萬人」，警察中午曾試圖接近在廣場核心區靜坐的市民，但很快被礦泉水瓶砸回。不過，這則報導已被刪除。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2)]
彭晓芸:这样的市民是中国未来希望所在。这位女性的背影让人无比感慨，对待这样的市民，如果有人好意思压制，如果新浪还删帖子，让那座城市的名字都消失， 新浪的管理显然还是路径依赖和无知。这样的理性社会运动，恰恰应该得到传播，电脑前的公民可通过图片学习如何理性抗争，莫等有一天怒了拎着炸药上街。
拈花时评:
@圣诞女神：新任大连市委书记唐军在会上火了：“PX必须搬走，否则，我不干了！……“
拈花时评:
#大连px 现场：RT 李旭(@lixu1983) 我往回走了，可现在有大量军车开往游行方向，各位保重！via @freemoren
拈花时评:
@新民周刊杨江：大连有多危险？8月8日，大连因PX遇险一场惊魂，去年7月16日中石油大连新港基地油罐燃爆，因毗邻PX项目，大连、辽宁高层就像此次 一样高度紧张，民众恐慌，我记得该项目距大连市区直线十多公里，消防人员说一旦px项目爆炸“整个儿大连都将变成一座死城”。我们的报道在大连被封杀
拈花时评:
【转】：市政府通过大喇叭宣布立即停产，尽快搬迁。市民开始离开广场。。。
拈花时评:
RT @XiaYeliang: 宋丹丹：今天的大连，那是相当地壮观，人山人海，横幅招展，连八十岁老太太都出动了。平时来个领导人吧，也就十几辆警车了不得了，今天大连的警车差不多都到了，广场上黑压压一片，哎呀妈呀，还有带兵器的呢！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2)]
雾夜飞鹰:当局在那块地上赚不到钱，所以他们不管，中国太大，花同样的力量抢夺本国老百姓的财物，比较起来要划算的多，，，都是政治经济学的妙用，党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个个会抓钱。
拈花时评:
【 触目惊心的数字 】 ①30年人民币贬值超600%；②10年房价上涨超500%；③城乡收入差距：1978年为1.8:1，2009年为3.5:1；④政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 例：中国为30%，日本为4%；⑤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开支人员：中国为39人，日本为1.38人；⑥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为美国的6%，中国的平均 房价已远超美国。
拈花时评:
张铁 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过去苏联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 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拈花时评:
@江湖侠客：惊呼：越南已经修正主义了!五搞!应该将越南开除出现有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1,司法独立,中央及各级党委不干涉司法，2,认同普世原 则；3,禁止政府官员兼职国会代表；4,最高法院可审理党政高级领导的腐败案件，党中央不干预审判工作；5,实行《阳光法案》，国会代表和政府官员申报个 人财产。
拈花时评:
我这两天之内，被删除帐户、封杀达到七、八次，但是我随即注册新的。被删除的围脖不计其数，我随即发新的。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公民，中国是我的国家！！！我有绝对权力发言问政！！！
拈花时评:
@清风入帘3：中国有什么资格自豪？西方的司法2000年前就用平民陪审团审判了，中国几千年都是君臣游戏，除了起义造反，屁民一天也没有参与过政治，这样的国家需要自豪吗？
拈花时评:
傅剑锋：正在从云南曲靖南盘江流向广东珠江的5000吨剧毒铬渣，已在云南曲靖至少致37名饮水农民死亡。珠江沿岸数千万居民，保括我本人，及沿岸数万名 政府公务员，我们都可能是受害者！消息可靠，来于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及云南信息报报道。再次吁请广东省委省政府紧急应对，一切以保障民众生命安全为重
拈花时评:
骆家辉官至美大使,虽未能给祖籍乡亲带来利益,但因为他吉龙村的集体坟场免受强迁之灾,令村民大感欣慰。那里是众多骆氏先人亡魂栖息地,包括家辉曾祖。两 年前已发通告准备征地。骆氏乡亲多次力争,当局置之不理。直到骆家辉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强行征地声音不再。村民明白是骆令先人不受滋扰。
拈花时评:
崔永元：记得小时候书本上总说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可是它没有告诉我们，这22%的人口养了世界60%的公务员；这22%的人口的教 育经费只占世界的3%；这22%的人口的财富97%集中在其中1%的人手里；这22%的人口中的90%吃着全世界最毒的食物，缴纳着最高的税，干着最脏最 累的活 。
拈花时评:
余维江：【中国首例杀死强拆者获公正判决】本溪钉子户张剑，开发商一心想扒掉他的住房而盖起别墅，遭拒绝后动用暴力拆迁，冲突中，张剑杀死了一名强拆者。 被判防卫过当，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此判罚为中国首例，极具震撼性。法律保护了公民的私权！现代法治文明之第一宗旨，就是制约强悍公权！
拈花时评:
龙龙a1978： 温州的楼市开始崩盘了！！！ 最近几天在《温州都市报》上出现了大量的房产转让广告，每天都以5个版，有数千套房产在转让，转让的房产价值超百亿元！
拈花时评:
周述恒：【质疑良心】：想一想，全球百强网站，我们在大陆80%都不能访问，此外还有很多技术博客被限制，大量教学视频无法观看，怎么去学习先进文化知 识。大量教师水平低，不认真，不少学生自学能力差，只能天天无所事事，沉迷于游戏，或外出惹事生非。如果你是国保（秘密警察）未来如何面对自己子孙？
拈花时评:
删掉我们的围脖吧，删掉我们的帐户吧。可是我从你们疯狂的行动中看到了你们恐惧的双眼，你们开始战栗了，因为中国屁民觉悟了。屁民正在向中国公民蜕变，国家是我们的，我们要要回我们自己的东西-这个国家！！！
拈花时评:
昨天开始，各大网站开始疯狂删除各种围脖甚至帐户。可是你们无法吓倒我们，删了帖子我们会发新的，删了帐户我们会注册新的。这是一场最新式的人民战争，战争双方是裆对中国人！！！
拈花时评:
博茨瓦纳原属非洲最贫穷国家，是上世纪的1966年独立的。独立时，该国经济基础一穷二白，但之后由于政治民主，市场稳定，GDP就一直以7-9%的速度 增长，并于2008年达到人均12000美元（一说9000美元）。相比之下，我国建政已有60余年，同期GDP还不到博国的三分之一。这就是值得自诩的 中国模式吗？
拈花时评:
1949:中国人民从此战栗起来了。
拈花时评:
李健GG ：【从黄桥战役大捷，到皖南事变奇冤】《人民日报》文章称“尤其是韩德勤部，更是我军东进抗日的阻力”，于是共军“开辟苏北”，与韩德勤发生摩擦，黄桥战 役新四军歼灭国军1.1万人，“大捷”后并无东进抗日，国军发疯，有皖南事变，歼灭新四军五六千人，“千古奇冤”！
拈花时评:
邱大春 下图为北京福彩中心一位良心发现的职员披露出来的内幕——看到这些东西，你还会去买彩票吗？！
拈花时评:
原七届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终生教授江平在香港的讲演时说：“ 黑非洲的那些小国都在民选总统了，我们连个人大代表还不能民选产生，还说什么“大国崛起”，凭什么崛起？怎么可能崛起？”@ 经典微博语录
拈花时评:
【网民是中国的脊梁】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自己繁重的本职工作，还要兼顾：铁道部、红十会、城管、强拆、司法公正、新闻媒体、食品安全、揭发曝光贪污、腐败等 一切社会不公。不但分文不取，还要排除外星人及水军的滋扰，为了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顽强战斗着。网民，加油！这样，社会才能进步啊，不是吗？
拈花时评:
黄慧贤律师：被他们带走的这几天让我“永生难忘！”他们在我身上用尽了各种你们想都不到的下流花招，这种非人的待遇，有的女孩子一定会自杀，在此我不想多 说。人权法律、在这个国家已被践踏到疯狂的地步！谁还相信这玩意，只能说你是傻瓜，所以决定改行当妓女，帅哥同行可挂帐，“阿丁”可白玩100次
刘晓原律师:黄慧娴律师被失踪重现后说：被他们带走的这几天让我“永生难忘！”他们在我身上用尽了各种你们想都不到的下流花招，这种非人的待遇，有的女孩 子一定会自杀，在此我不想多说。人权法律、在这个国家已被践踏到疯狂的地步！——所以决定改行当妓女，http://url.cn/2Jw5nv
拈花时评:
奥巴马年薪40万美元,相当银行中层干部薪水.穿破西服修补再穿.和妻子在学生时曾欠下12万元信用卡债务,10年才还清.他现在忙着写书挣稿费,收入增 加不少.妻子爱淘旧货,是史上最“抠门”总统夫人.女儿做家务挣零钱.不算富裕的他将0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140万奖金捐给慈善.中国官员学习一下?除非 太阳从西边出来
拈花时评转播:
李健GG:【军人有权放下武装，不执行违背良心暴力活动？】基于对纳粹的反思，德国宪法规定：“ 任何人不得被迫违背其良心，武装从事战争勤务 ”1991年海湾战争，为了反对参战，有些德国军人走出营房，放下枪摘下头盔，转身离去。
拈花时评转播:
河蟹屁民二世:#分享照片#贾葭(@贾葭) ：自作聪明地在大运会开幕式当天审理王大姐的案子，以为能围魏救赵，谁料国际媒体根本不鸟大运，目光都在北京温榆河，大姐反而受到更多的关注。每次都能准 确无误地搬石头砸在自己脚上。这么蠢的事情，以至于我都怀疑这是第五纵队干的。
拈花时评:
邝美云向红会捐960万 郭美美后首笔大额捐款：昨日上午，昔日港姐邝美云盛装亮相广州，出席广东省“红十字博爱康复理疗中心”捐建仪式，斥资960万元为广东省红十字会捐建20 家康复理疗中心以及贝安达康复医疗设备，这也是“郭美美事件”后首笔大额明星捐款。评她肯定是个托，广州话叫“做媒的”
拈花时评:
【方城县农民自建“毛主席纪念馆”面临被强拆】011年7月20日，河南省方城县券桥乡土山村毛主席纪念馆收到了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这座纪念馆香火 还可以，当地村民逢初一十五都会去烧香参拜。图中这尊毛主席像也被推倒，弃于野草堆中，甚至有小孩在上面撒尿，农民馆长表示心痛。评：报应？
拈花时评转播:
唐士军:@lzuDarrell 直接打电话骂客服，问是为啥？RT 刘晓原律师(@liu_xiaoyuan): 是新浪搞的鬼，昨天开庭开始，我的新浪微博被限制，至今还没有解除。RT @doctor8888: 刘晓原律师(@liu_xiaoyuan) 為什麼在劉律的新浪博客留言要通過審核=.=
拈花时评:
香港《东方日报》：权力期权腐败已成大陆官场的潜规则。有些官员之所以提拔心腹，就是为退休后下海经商，在行政审批、项目立项、企业生产、经营等方面能够 得到老部下的关照，获得更大利益。在大陆官场，这种现象叫着“人退权不退，身退威不退”，退休高官“发挥余热”，变成上演权力“最后的疯狂”
拈花时评:
转：他们慷慨地邀请外国孩子来中国度假,却不肯让中国留守儿童去爸爸妈妈家里玩；他们慷慨地免除他国债务，却不肯免去老百姓的医疗和教育费；他们三公消费 达到了天文数，却叫老百姓为希望小学和灾区捐款；他们把子女都移民国外，却要老百姓爱国；他们把富饶的南海任别人开发，却不择手段强拆百姓的..
拈花时评:
同城集结 太和镇村民跪访城管执法局党委书记陈小朋，反映侵占农用地问题。 拈花评：又一个跪倒的，中国人，你膝盖是软骨来的？男人膝下有黄金啊！！！
拈花时评:
温州惨案，本来就是人祸。动车的标准配置是具备自动停车功能的，但由于中国铁路轨道建设不合格，动车自动停止频繁，所以现在的动车是关闭了自动停止功能行 驶的。而对于动车司机的培训，国外需要三年，而中国只需三个月，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自然没有足够的经验。如此质量和管理岂能不出事呢？
于无声处听惊雷:原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曾向媒体透露，要将“瓦良格”号修复改装完毕，需花费700亿元。资料显示，美国尼米兹级大型航母造价为35~50 亿美元，法国戴高乐级中型航母造价约20亿美元。其中：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里根”号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造价约40亿美 元。钱花哪去了 转
温军:张恩超:皖南事变前2月陈毅部队突袭黄桥，之前抗日国民党共阵亡师级以上将军10人，此役即被干掉两个中将。蒋介石强忍怒火，为避免再次摩擦命令新 四军年底前北渡，不料12月陈毅又发动曹甸战役延续半月。新四军军部迟迟未动，被指抗命，1月4日，新四军军部突然向南突围，袭击国军第40师，皖南事变 爆发。
唐士军:禾子华:开始卖孩子了，党国啊，让人咋说你？董崇飞：3个月了，但“邵氏弃儿”事件至今仍无官方说法。有关方面轻描淡写的“仍在调查处理之中”， 就把苦候结果的媒体拒之门外。——人民网8月12日再度“发飙”：《“正在调查”，岂能成为解决公共事件的烟雾弹》http://url.cn /1QbDW6
拈花时评:
无语: 1995年10月，瑞典副首相萨林用公务信用卡买了几盒巧克力，不料被一个记者追查到银行，调出了萨林的全部刷卡消费记录，指责萨林挪用公款。对此，萨林 说她只是把公务信用卡和私人信用卡拿混了。但这并没有赢取公众舆论的同情，最终，在强大的舆论力量面前，萨林选择了辞职
夏骏:@风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人民只要温饱就能够满足，他们还不如呆在监狱里。”解决温饱问题是一个合法政府最起码应该做的。它既不值得自 豪，也不值得夸耀。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一次大的饥荒是发生在民主国家的。只要没有人祸，天灾不会死人。因此，可以说温饱问题本身就是由政府制造的。
拈花时评:
【房屋被强拆 48岁农民自焚 乡领导称不准曝光】自焚者弟讲：7月24日，自家位于洛川县杨舒乡北谷村的房子在未达成赔偿协议的情况下被乡政府强拆，哥哥王宽旺在多次找县、乡政府要求 协商解决未果的情况下，于25日下午5点左右，在被拆房屋废墟上浇上汽油点燃后纵身跳入火中http://url.cn/4eL83f
拈花时评:
连承敏盖临沂县八星级办公大楼闻名世界。（开放杂志资料）
拈花时评:
网友：还记得去年在黔西的时候，经常半夜还在街上游荡，那时候的城管是最牛的，查那些违规进城的货车，把车叫停了把司机拉下来先拖到阴影里爆打一顿，全是 大皮鞋，无数次我站在马路对面听，都把我搞得心惊胆战的，辟里啪啦全是爆头声最后就看见司机有气无力、晃晃悠悠地上车拿钱出来数给他们，然后赶路
拈花时评:
至今日凌晨三时许，城建局、交警大队、公安局皆受袭，近三十辆警车被砸烧，办公处所被打砸。相关部门出动军、警千余人维持秩序，以防事态恶化！！ 8月12日凌晨四点过，黔西县城上街的人群已逐渐散去，街头有2000多军警。今日街上情况基本如常，并没有戒严。
拈花时评:
12日2时11分，我已到达公安局门口，全是防暴武警，百姓不肯离开。 黔西交警队院内有16辆车烧毁，新县政府前两辆车冒出浓烟。现在已经有近百名武警布防，不准围观人群靠近县政府大楼。突然冒出的武警，据说是贵阳市武警一支队，有十几辆车。
拈花时评:
12日00时52分，据我目睹和所知，被砸的全是警车和城管的车。 12日1时36分，公安局被砸，目前还在进行中，打闹声，骂声，火烧建筑声，起哄声交错……现在还在闹呢！警车被烧了不少！群众把公安局围了个水泄不通！ 12日1时46分， 刚才公安局门口近千人去打砸，与武警对抗。
拈花时评:
据现场目击者称，有一位县长抵达现场，立即被围殴。记者致电黔西公安局，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下面是新浪网友E***的微博直播： 12日00时6分，政府官员就在“百姓医院”，即蓝色房子的顶楼拍照。 12日00时33分，刚刚县交警队被烧，六辆车被烧毁。
拈花时评:
后来，警察赶到，愤怒失控的人群开始掀翻警车并放火焚烧。只要看见穿制服的就追着打，穿制服的警察不敢靠近。 情绪激昂的人群沿着道路赶去公安局大楼，沿途又将一辆警车掀翻。随后花鸟市场再次发生骚乱，先后有两辆警车分别在百姓医院和花鸟市场被点燃。
拈花时评:
据现场目击者描述，11日傍晚，在黔西县沙窝路口与燕山街交界处马路口，一对夫妻骑电动车去办事，几名城管大队的工作人员要没收人家的车子，双方发生争吵，一名城管首先动手打人，引起围观民众的愤怒和不满，人群越聚越多，由几千人增至上万人。
拈花时评:
黔西县一位群众对记者说：“前几天在贵州安顺就发生了一起冲突，今天又发生冲突，我们都不敢出门，听到外面很多警车鸣笛的声音，还有消防车的警笛声。我打电话给我的亲戚，他住在距离公安局附近的地方，据说现场聚集的民众多达万人，有几辆警车被掀翻、被烧毁。”
拈花时评:
8月11日17时左右，贵州省黔西县城管大队暴力执法，打伤一名妇女引起众怒，现场聚集的民众达万人之多，愤怒的人群将多辆警车和城管车掀翻点燃。看到穿制服的就打，追着打，据说有一位到场的县长被当众群殴。有些网站及论坛的相关消息陆续被屏蔽。
拈花时评:
湖北黄石一名网友实名举报，黄石中级法院院长方鄂生与其妻有染，半夜还开着公车接其妻开房过夜。此外，举报人还称，方鄂生插手其夫妻离婚诉讼的财产查封事 宜。方鄂生回应说，他只是带举报人之妻去酒店开房谈事情，并没过夜。评：办公室不能谈？大概是需要对对方完全袒露身躯吧？http://url.cn /0ihA1m
拈花时评:
湖北黄石一名网友实名举报，黄石中级法院院长方鄂生与其妻有染，半夜还开着公车接其妻开房过夜。此外，举报人还称，方鄂生插手其夫妻离婚诉讼的财产查封事 宜。方鄂生回应说，他只是带举报人之妻去酒店开房谈事情，并没过夜。评：办公室不能谈？大概是需要对对方完全袒露身躯吧？http://url.cn /0ihA1m
拈花时评:
记者致电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一位官员无奈地表示，大连PX项目是南方不接受，被大连市政府招商引资引来的。“这个毒气一旦泄露，整个大连600多万人都将被毁掉。”对于政府是否考虑迁厂，该官员表示还不知道。
拈花时评:
2010年11月，国家环保部网站公示了对29个竣工项目的环保验收监测和调查结果，早已正式投产的福佳大化项目位列其中；在工程建设情况一栏可 见，2010年4月“经辽宁省环保厅核准进行试生产”。早在获批试生产前近10个月、国家公示环保验收结果前近17个月，福佳大化就已正式投产。
拈花时评:
《青年时报》报导中将防波堤决堤隐喻为权力溃坝，且指出，所有的豆腐渣工程都与权力腐败有关，谁能说大连的这个PX项目背后就没有腐败？若是没有一个巨大的权力为其撑腰，它敢当着大连市委副秘书长的面、当着区公安局长的面殴打记者？
拈花时评:
陈先生表示，都是市长夏德仁不干人事儿，我们都是孤民，说了不算。记者从当地了解到，因化工厂密集，空气里经常弥漫着怪味儿。陈先生还特别强调：“这里有 两个巨大液化气大罐，另外还有100多个石油罐，是中石油的，属国家战略储备库，要是爆炸，都能炸到市里去，就是这些油罐炸了，大连地区也毁了。”
拈花时评:
“什么质量的堤坝，台风还没到，就塌了一半，纯是豆腐渣工程。很危险，如果大水冲向大罐，毒气肯定要泄露。” 他表示，当地人都知道，如果毒气泄露，100公里之内都得完，整个大连市都保不住。人吸入毒气后，重者当即死亡，轻者留下残疾后遗症。
拈花时评:
8月8日上午，受“梅花”影响，海面掀起的大浪冲垮大连福佳大化防波堤，一旦发生海水倒灌，直接威胁只有20米之遥的苯罐和PX大罐有毒物质。大连新港鲇 鱼湾村村民陈嘉华（化名）告诉记者：“福佳大化工厂在岸边，有一个土堤坝，就是为了保护大罐的，被海浪冲垮了。”
拈花时评:
据悉，当晚《新闻1+1》话题为，大连半年内三大国家重要项目均发生过突发重大事故，有油库火灾、爆炸、溃坝。高危项目却低调入驻生产，环评、安评处于空 白监管之地。大连新港鱼湾村民气愤地对记者表示，防波堤是一个土堤坝，台风还没到，就塌了一半，纯是豆腐渣工程。
拈花时评:
“大连PX，你到底有多牛X？”“央视你到底怎么了？”8月9日晚，由白岩松主持的《新闻1+1》节目播放了调查大连福佳大化PX项目防波堤溃堤事件预告片，后被中断，最后换成重播焦点访谈，对此网友纷纷质疑，大陆各大媒体则噤声。
拈花时评:
霍倾城: 河南新乡千余户警察家属堵路对抗“最牛开发商”。大家怎么看？
拈花时评:
美文化： 有些事，别你妈找借口，是婊子就承认，别你妈的婊子找理由装烈妇。。。。
Ben小犇:韩国各大媒体纷纷披露，中国大陆医院与黑市交易，利用地下工厂将死胎加工成人肉胶囊，并且以每100粒80万韩元（约748美元）的价格贩售 至韩国。节目组亲眼目睹：胎儿尸体从家用冰箱里取出后，利用烘烤药材的微波炉烘干，随后用粉碎机等自制设备将尸体粉碎，最后制成胶囊。卫生部就此事将展开 调查….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2)]
严少雄起:今晚CCTV新闻报道画面显示：1.伦敦市长拿笤帚上街清扫。2.伦敦市长在没有保安保护状态下走上街头，在走人群中，接受市民尖锐质问，并认 真恭敬回答。 【对比】1.我们的市长是不会拿笤帚上街的。2.我们的市长上街是要净街的，市民无法和他对话。3.就算我们的市民能当面质问市长，也是要被“维稳”的。 坐
拈花时评:
蜜石榴名师： 强奸不如去嫖娼！市公安部宣。
拈花时评:
安徽淮南潘集区2010年被举报虚报采煤沉陷区安置人数，套取数百万元安置补偿。潘集区沉治办对此予以承认，称因补偿标准太低导致安置点资金缺口大，目前 已与煤企协商调高补偿。8月8日，安徽省审计厅进驻淮南，对搬迁安置开展专项审计。http://url.cn/1RgGHX
拈花时评:
记者10日获悉，昆明市发改委工作人员成某因聚众淫乱已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并移交公安机关。2011年4月，成某在昆明市区一居民小区住宅内参加聚众 淫乱活动，并被犯罪嫌疑人暗中拍摄视频进行敲诈勒索。评：开始否认，然后有条件承认，最后无法否认，弃卒报车。http://url.cn/3cSvGk
拈花时评:
2010年11月，23岁的小贩马判松在广西柳州一个十字路口卖水果时与城管人员发生冲突。城管将其三轮车抬走。马判松拿出水果刀捅伤两名城管，其中一人 因失血过多死亡。8月10日，马判松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评：我相信你不需要服完刑就解放了。
拈花时评:
2010年7月16日，大连新港油罐燃爆，因毗邻PX项目，大连、辽宁高层就像此次一样高度紧张，民众恐慌，传闻逃城。我记得该项目距大连市区直线十多公里，我们当时拿到消防内部材料，消防人员说：一旦PX项目爆炸，“整个儿大连都将变成一座死城”。
拈花时评: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重要工业园区周边云集了西太平洋石化、逸胜石化、福佳大化等石油化工企业近40家。石化企业如此密集，高环境风险让市民难以轻松面 对。 PX项目原定落户于厦门，因市民集体抗议而被迫叫停。后被大连市政府接纳，PX芳烃项目在开发区大孤山石化产业园区建厂投产，至今已投入上百亿。
拈花时评:
当地民众网上指名道姓狂骂曾任大连市委书记、现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夏德仁，指他当年不顾民意引进该项目，成为大连市民头上的计时炸弹。网民指，当年厦门要引 进同样项目，但因市民抗议而作罢，姓夏的在大连根本不搞谘询，强定项目。网民：姓夏的，你远在沈阳，此刻你的良心对得起惊魂落魄的大连市民吗！
拈花时评:
据当地媒体记者在微博等网站描述，大孤山区昨天一片恐慌，成千上万民众冒大雨，驾车、开拖拉机或搭巴士大撤退，沿途车辆成龙，当局出动交警维持交通疏导民众。但央视记者现场采访受阻，化工厂几十名员工在厂领导带领下，动手殴打记者，砸坏摄像机.
拈花时评:
8月8日强热带风暴“梅花”，掀起20米高巨浪，将大连福佳大化（PX）建的防波堤冲垮，海水倒灌。最让人担忧的是在距离溃坝约20米的地方，有储存PX 等物质的大罐，巨毒气体随时有泄露危险。虽然当局宣称险情被有效控制，无化工原料外漏，但事件引起当地民众恐慌，上演“冒雨大逃难”。
拈花时评:
美国债降级 中国发火 专家解析
拈花时评:
凤凰是个小鸟 【中国希望工程落地非洲，10年内将建1000所希望小学】这叫什么病？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神经病”!　拈花评：tmd这是什么狗裆来的？人性没了也罢了，现在连狗都不如，狗性都没有了。
拈花时评:
中美最好 2011年1月 政府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中拨款1000亿用于网络评论员，网络评论员的薪水由每条五毛涨为每条一元，2011年的目标是有1000亿条正面 评论，坚守在评论征地的five mao党们黯然落泪，苦撑多年，被骂无数，终于等来了大部队。从此，在各大互联网评论中，网评员和正常人类的比例达到5比5。
拈花时评:
@厚知厚觉：【贵阳市地“睡”局主任王先贵手机13007869030丢了，于是他出名了，他的座机0851-6588139】他群发短信说：“想你，特 胀特硬！”，她们是： 贾雨芝13985151399，刘小红13008323001，李舒老师13595291561，李失忆13809447505，姚蓉 13608523784，黄俊敏15185051297，王蓉13618585533
拈花时评:
凤凰是个小鸟 村民镇政府大门前抗议大埔县大麻镇府强征强拆。http://url.cn/3PMVpo
拈花时评: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盲道
拈花时评:
为什么在中国，凡是正直的人，善良的人、诚实的人，愿意为弱势群体争取利益的人都活不好？因为你正直善良诚实就必然与利益集团产生冲突，必然遭利益集团的 整治。另外利益集团都不是善良正直诚实的人，所以他们必然不合群，不合于同党，于是必然遭排斥。你想活得好？跟他们同流合污吧。
拈花时评:
他是被吊照的律师，一个没有收入的律师，他是在失踪者中最强硬的，也是被酷刑最惨烈的律师。一个被释放后体重不到一百斤的律师。他是我所见最正直的的律 师。他是唐吉田。 他有一次天津声援王宇律师，我看到他穿着一双开口的鞋，问他为什么不换一双，他说这双可以再穿几天。他连房租都付不起。
拈花时评:
@万国盛世: 河南沁阳八位农民，因为在村内散发传单，指控村支书有经济问题等，当地公安机关将几位农民公捕，在公捕大会上进行“展览”，每人脖子上挂了牌子，写着：扰 乱公共秩序。八位农民被刑期一到两年不等。被告们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所有被告皆被加刑！
拈花时评:
在德语当中，有人把“中国五毛党”称作“网络民意特工大军”（einer Armada von Netzagenten die offentliche Meinung）。在日语当中，有人则把“中国五毛党”称作“政府的信息操纵部队”（政府の情报操作部队）
拈花时评:
【千年盛世】清乾隆時期，中國GDP占全世界的51%；孫中山先生創建民國初年，中國GDP占全世界的27%；民國11年時，GDP仍然達12%；兲朝成 立時，中國的GDP占全世界的5.7%；而到2003年中國的GDP占全世界還不到4%。與國民政府時期遭遇的幾十年戰爭引發經濟下降不同，我黨則基本是 在和平時期引發的經濟下降。转
拈花时评:
多难兴邦级灾难ISO流程图。（来自新浪刘长(@刘长)）
拈花时评:
RT @taozimaoma: 723动车杯具中遇难的意大利女子茜茜，铁道部给予91.5万元的赔偿被拒绝。然后茜茜的父母回到意大利，准备请律师起诉中方。如果能赢得诉讼，意大利法 院将判决中国铁道部支付不少于一亿美金的赔偿。如果无法得到赔偿，意大利法院将冻结中国在意大利的外汇资产
拈花时评:
李健GG ：【19家路桥上市公司17名董事长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翻开19家路桥上市公司高管的履历，会发现：19家上市公司中，有17家路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前身都曾经是各交通系统的主管领导或主要部门的要职。人民网）党的干部发挥模范先锋带头作用很给力！
拈花时评:
@影色渔樵：牧惠先生青年时代在广东打游击。他晚年曾经去看望东江纵队的老领导——这位老革命沉痛地说：“当年我们对着党旗宣誓，要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却没想到还包括牺牲良心！”
拈花时评:
宫铃 ：國務院硬起來了。國務院推翻了鐵道部的調查結論，重啓調查！
拈花时评:
“今年怎么这么多翻了警车的事情呢，看来要检讨了。”“看到他们怒掀警车，我感觉他们都觉醒了。只有用流氓的办法对付那些流氓，中国才有救，否则你与他讲理，你会吃亏的。”
拈花时评:
有网友发帖称，随后现场到达60余名特警，并又专人配发一手一警棍，在要求围观群众后退过程中，警察与一名不到30岁男子发生冲突，7、8名警察把男子拉到街中暴打，并有一名现场指挥领导参与毒打。
拈花时评: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司机表示，出租车司机下来和他评理，被对方殴打了，（车上）不是有报话机吗？后来司机们都过去了，那打人的司机要跑掉，围观的人看不 惯，把车围了。报警后，警察把打人的司机弄到警车上去了，民众更气愤，把警车也掀翻了。围观的群众很多，有上千人，警车被掀翻，防暴队都去了。
拈花时评:
在石家庄槐安路与中华大街交口东行200米处，车号“冀O 81360”司机醉酒驾车，并对前车拉客出租车乱用警报，恶语相向，并对出租车司机大打出手，引起围观群众强烈愤慨。110赶到现场后，冀O司机坐上警车 躲避，围观民众要求其下车道歉，他不予理会，群情激奋之下，将110警车掀翻。
拈花时评:
8月9日晚上9点左右，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槐安路与中华大街交叉口发生逾千围观民众掀翻警车事件。因车牌为“冀O 81360”（特权车）的车主酒驾并殴打出租车司机，引发众怒，最后当地政府出动防暴警察驱赶民众。
拈花时评:
要理智地看待这头鹿。
拈花时评:
在总裹，公款私分是正常现象，国人无需大惊小怪。但是，祖宗的留下的宝贝要分的话应该人人有份，故宫的太监自己吃独食就有点太不厚道了
拈花时评:
故宫被曝09年曾发生一起内部人士私分票款案。据称，故宫内部人员曾勾结导游带领游客绕过买票环节进入故宫，游客付的钱被私下“勾兑”。此事被举报后，传 故宫曾付给举报人10万元封口费。评：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环节，只要你有心查都能看到腐败糜烂的存在，裆的丰功伟绩呀。http://url.cn /4WBXAy
拈花时评:
最牛烟草局长汕尾市陈文铸一月200万，一年2亿元的天价招待费是不是贪污腐败犯罪，一个地级烟草局，一年招待费2亿元！是不是不处罚了？陈文铸3年间用 假名护照进出港澳65次、违法持有两本不同名字的护照、民间到处他是台湾间谍！倒卖高利润名烟牟取暴利、更违规调入和提拔亲友数十人，是不是该清除！
拈花时评:
网易美国网友 [mbzhao] 的原贴： 大连这几年这恶心！！大连媒体就是一条狗！！！ 出多大事情都不报道！！！！ 还有大连那些报纸简直都是垃圾，满篇幅的广告还好意思涨价？？ 虾仁你滚好！！大连市民永远铭记你的粪沟猥妓！！！！
拈花时评:
外部性就是说，有风险的事情让别人去做好了。事情不成连累不上我，事情成了我搭便车，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心理。我犯不着冒险，我搭便车就好了。TMD有 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吗？这年头谁是傻瓜？于是大家都做缩头乌龟，于是大家搂着一起死。每个人都这么想，国家迟早完蛋。
拈花时评:
他妈的，好牛B的大连市正副，打了你央视的记者打了也白打了，还让你在众目睽睽下丢丑。昨晚，大连开发区百姓紧急疏散，因为据内部人士说，其实罐体已经破裂，这也就是宁可背着殴打央视记者的罪名，也不让拍的真是原因。
拈花时评:
网易辽宁省大连市网友(113.226.*.*)的原贴：来大连旅游的以后就别来了，说不定哪天这个PX就漏了，在大连居住百姓能往别的城市搬就快搬吧， 咱们百姓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网易辽宁省大连市网友 [EL尼诺] 的原贴：大连以后成为死城了。什么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都成我们的回忆了
拈花时评:
网易辽宁省大连市网友 [afafaf] 的原贴：现在大连开发区的人喝水都买矿泉水了，担惊受怕的，这还是小雨，这要是大点，呵呵
拈花时评:
老乡，它滚出了大连可能就跑到咱赣州了呀，现在那些个官老爷可是巴不得能拉到大项目，咱们那化工厂已经不少，听说我们县都要从某乡专门引入饮用水源，赣江水都快不能喝了
拈花时评:
我是大连人，8月8日那天我度过了一个极为难熬的夜晚，周围很多人一样。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也许我和众多大连人一样，可能第二天能够醒来，也很可能就此长 眠~~~~在这天，网上得知PX可能泄露的人有连夜逃往外地的，而我父母70多岁，老弱病残，没有车，往哪里逃？怎么逃？这些问题一直纠结我。
拈花时评:
经济学有个概念叫做外部性，说做一件事情，其代价是很多人付出的，而得益是自己的。于是当然做，因为付出少得益多啊，后果不需要自己承担。环保是典型例 子，污染环境受影响的是大多数人，利润是自己的，谁愿意主动治理？中国人也这样，抗争要付出代价，不抗争的后果是大家承担的，那就等别人抗争好了。
拈花时评:
大连三大隐患： 1.核电站 2.PX化工 3.石油 任何一个出现问题，大连就不在了。
拈花时评:
勃起来那个王八蛋，祸害完大连了，又去祸害重庆了。这玩意真不是好东西，要是文革重来，他八成又揣断他老爸三条肋骨了。没人性的豺狼。
拈花时评:
还有重庆人，难道你们都不知道他们在三峡库区建生产局毒产品的化工厂？一旦发生事故，局毒会沿着长江一路下行，死的人就多了。重庆人，你们的血性呢？你们也选择做怂人？
拈花时评:
很是不明白，传统观念上东北人是敢作敢为的血性汉子，现在呢？大连人还不如厦门人，死到临头了还缄默，难道要浮尸遍地才站出来？记得几年前就有大连人托我转文章揭露大连px项目，所以大连人知道真相的并不少。厦门人敢散步，大连人呢？没血气了？悲哀呀。
拈花时评:
昆明市发改委工作人员成某首先是是聚众淫乱的参与者。其次才是敲诈勒索案件的受害者。所以不要相信艳遇，艳遇只是一个传说，甚至一个圈套。
拈花时评:
媒体调查发现，大连发生溃坝的福佳大化PX项目在环保验收之前已经投产，坍塌的防波堤在审批之前也已经开始修建。此前溃坝事件未造成有毒气体泄漏，福佳大 化曾阻拦记者采访。评：毒气没有泄露？那为什么要阻止记者采访？大连人生命财富受到严重威胁了还不敢说话？怂人一批呀。http://url.cn /4Chjaf
拈花时评:
8月9日，昆明市公安局通报称，该市发改委官员成某艳照案，查明系犯罪嫌疑人通过交友网站物色到成某后，色诱其聚众淫乱并暗中拍成视频，再以截图进行敲诈 勒索。4名嫌疑人已被抓获，犯罪嫌疑人对截图做过技术处理。评：哈哈，那就是官员玩5p啦，不打自招。http://url.cn/3VdtBM
排骨汤(@Leosmiling): ？！？！|| 反攻永不停歇(@fgybtx):? || 民联(@GAOZHENYA1978cat):
拈花时评:坏蛋在此: 大连新港大孤山前方最新消息，由于落入水中的小罐打捞失败，PX已经泄漏，现场放弃抢险，已经全部撤离，大罐也岌岌可危，ZF还在极力隐瞒此事件
拈花时评:
@禾子华：昆明公然污蔑我党，党代会弄得跟法西斯会议一样，举报！！！卞成东:昆明迎接党代会召开，上千警察荷枪巡逻。对内如虎狼，对外如绵羊。真是如临大敌一样，特别是云南省高院院长家附近啊。
拈花时评:
今晚九点三十分是央视新闻频道《新闻1+1》，在九点二十八分左右，节目的预告就是大连福佳PX被海浪冲的现了原形：一个被厦门人“散步”赶出去的项目， 原来跑到了大连。可是，临到九点三十分，《新闻1+1》被临时换成《焦点访谈》的重播。在亿万观众面前，央视被黑了，被神秘的权力之手盖住了镜头盖。
拈花时评:
严少雄起: 学生过桥：在党领导的国家，功劳是裆的，这张图片就不是形象？修桥要你们的几瓶茅台酒？
拈花时评:
【这样捐赠 你怎么看？】慈善家李春平为急需骨髓移植的贫寒少女捐款30万元，因将现金摆放在病人床头，“赤裸裸”拍照引发争议。李春平本人，在过去20余年里，平均 每天以3万多元的速度，累计在全国捐款2亿8千万人民币。“我这是为了防止诈捐，社会上有人捐款拿支票，之后不兑现，所以我直接带现金。”转
拈花时评:
07玩家: 转发微博： 领导啊！中国的好领导们！你们实在是太清苦啦！一顿工作午餐，就一个菜，还木有汤！阳澄湖的生螃蟹啊！河蟹社会呀！每斤五百四呀！一顿四十斤啊！总价两万一千六百啊！（认为是人民好父母官的，必须转！）
拈花时评:
美国政府真笨！那么多高速公路，应该全国设收费站，一年至少增收1万亿美元。应该通过的士公司向司机收“份子钱”，一年增收至少1万亿美元。应该低价从农 民那强购土地，转卖给开发商，一年增收至少2万亿美元。钓鱼执法，年收入至少1万亿美元。美国政府那么穷，应该向东方某国学习呀，毕竟学无止境。
拈花时评:
@幽壹 ：《天涯网友于8月7日晚发贴曝料，指中国妇联“官商勾结”，假借所谓的“温暖工程”，把成本不到30元的炉子，采购报价756元。同时，该工程的各类运作费竟高达270多万元。妇联真的会成为继红十字会、铁道部之后的下一个吗？
拈花时评:
喜欢鞋2011: 《省长儿媳开129万宝马车撞人，一死十二伤，法院却判二年缓三年》，母畜生苏秀文丈夫关明波(现任哈药老总），兄弟关学平(哈尔滨路桥集团老板)系关舟 (原黑副省长，国家医药总局副局长)前妻李海英所生。，事故调查专家组13人各得30万，这母畜生背景历害吧！大家转一下！呼吁母畜生出来受死
拈花时评:
坏蛋在此: 大连新港大孤山前方最新消息，由于落入水中的小罐打捞失败，PX已经泄漏，现场放弃抢险，已经全部撤离，大罐也岌岌可危，ZF还在极力隐瞒此事件
拈花时评:
猪氓： 邓小平的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跛脚改革”把毛泽东极权政治的核心完整保存下来，实际也就是现在公权独揽，国器私霸，政治腐败，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的社会制度根源。——为什么现在对毛泽东的评价呈现两极趋势？他是当代民族灾难之源，但也是极权统治集团的“政治教父”！
拈花时评:
@嘟嘟美女：英国人真傻！有着光荣历史的首都伦敦骚乱，居然不封锁消息，封杀记者，居然不发统一稿件，任由这样影响国家形象和稳定大局的事件在全世界疯传，离伦敦奥运会都不到一年了，灰常的鄙视英国人，一点也没有国家荣誉感和安定团结的观念！
拈花时评:
@草根屁民：中南海！！！怎么样，新华门后的那扇屏风墙，那扇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屏风后不是花园池塘，不是四合院矮楼房，更不是停车场！！
拈花时评:
中国的行政开支竟然高达四万亿（其中吃喝玩乐的三公消费高达二万亿）。1978年的行政开支是五十亿，三十多年来竟然疯长了八百倍，而这三十多年来民众的 名义收入只增加三十倍，任何一个国家，行政开支应该和民众的收入同步增长，根据民众收入的增长速度，现在的行政开支应该是一千五百亿（凌霜）
拈花时评:
@微指南：100万人民币在全球各地都能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坑爹啊，最后一张我彻底震精了！
拈花时评:
另一位职工说：〝事情到了今天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我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听见社会上说油田工资高，而实际…..〞、〝我们只是在争取自己应该得的那份微薄工资！〞 据职工表示，油田的领导对此还威胁员工家人说：只要谁敢闹就株连九族，一家都不放过。
拈花时评:
职工才决定在8号罢工为此事讨个说法并发贴表示：为保住个人私利，乌纱帽的各级狗奴才们的劝说，使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心虚，这恰恰提醒大家这次活动的必要 性。表示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能抹去数字，抹去传单，摘掉标语，他们能抹去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不平吗，只要问题不解决，斗争就只能越来越猛烈。
拈花时评:
由于实际工资与官网记录差距大引起争议，河南社保网关闭了网站。又牵扯到上报中石化河南油田人均工资都是7万，而中石化不同意给涨工资的说法。职工质疑河 南油田的领导在搾取工人的血汗钱：〝连温饱都无法保证了，领导还在压榨工人！职工拿网上公布的工资去局里讨说法，领导说打错了。
拈花时评:
事情的导火索是职工在河南省社保网站上查询养老保险，发现单位科级干部的月薪基数达万元，普遍比实际工资高出很多。而非全民工月薪更是与实际收入差距悬 殊。例如网上报基层技术员的月薪基数是7千8百多。实际月工资是1500左右，加上扣的和油田给补的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所有的钱都算上才3万多
拈花时评转播:
史锐:【历史上的江西丰城事件 】：1999年8月，江西丰城数万农民冲击乡政府，在乡政府刨了一个大坑将乡长等二人活埋。同月31日，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全部 参加，会议要求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2000年江西省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全国取消农业税。此为有名的江西丰城事件。
拈花时评:
中石化河南油田8.8大罢工：由于河南油田领导贪腐职工工资，引发了全体员工的极大不满和愤恨。8月8日上午，已有上千河南油田职工在油田总机关–局办公楼前集会。帖文指，前线的采油一厂、二厂由于前一天的围堵与停发通勤值班车未能全员支援，前线生产已陷入瘫痪
拈花时评:
中石化河南油田8.8大罢工：由于河南油田领导贪腐职工工资，引发了全体员工的极大不满和愤恨。8月8日上午，已有上千河南油田职工在油田总机关–局办公楼前集会。帖文指，前线的采油一厂、二厂由于前一天的围堵与停发通勤值班车未能全员支援，前线生产已陷入瘫痪
拈花时评:
8月5日，广西来宾市五山派出所所长谭宁江涉嫌故意杀人被逮捕。7月21日晚，谭宁江在大排档喝酒，在醉酒情况下开枪乱射，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目前，案 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谭宁江开枪原因仍不明。评：能有公正判决吗？拭目以待。http://url.cn/0MchVb
拈花时评:
是啊，辽宁人牛屄，牛屄的将PX迎到家门口了。想当年，我们厦门人众志成城，就是要将这不顾民众健康的超高GDP项目赶出去。而今天的东北人，有这个血性吗？
拈花时评:
大连福佳大化工厂所建的防波堤被冲毁，记者前往采访被企业员工殴打、抢夺摄像机。记者采访得知，PX是一种有毒化合物，如果接触到空气，将对人体造成危 害，该项目距离大连市20公里，很多老百姓对其立项并不知情。评：大连人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http://url.cn/4SmHG9
拈花时评:
曝出“山西陈醋九成勾兑”的山西醋产业协会副会长王建忠已经辞去副会长的职务。山西醋产业协会会长曹文杰称，山西老陈醋加防腐剂并不等于就是勾兑醋，这是 “概念错误”。不能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把山西陈醋的招牌毁掉。评：勾兑可以，骗人可以的，说出来就砸牌子了，做不砸牌子？http://url.cn /1uaPvp
拈花时评:
市长老婆在长沙没来过张家界，就等于不会染指张家界工程吗，幼稚而无力的辩解！！！！张家界的路造价是其他地方的3倍以上，这个数据如果是真实的，就是问题。招标流程就是掩盖暗箱操作的最好羊皮。张家界人应该集体顶一下。。。。
拈花时评:
湖南省张家界市城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龚厚钦在网上实名举报该市市长夫妇染指当地重大工程招标等问题。当地官员表示，省纪委已经调查过，并没有举报所说 的内容。多名张家界市政府官员表示，龚厚钦与市长有私人恩怨。评：下属敢捏造事实实名举报上级？省纪委捞了一大笔呀。http://url.cn /3SkX23
拈花时评:
周筱赟:铁道部耍无赖啊？竟然称掩埋追尾事故列车车头说法不实，而且是所有部件和车体绝没有实施掩埋。有现场视频、照片证明拆解掩埋了车头，铁道部发言人 王勇平也承认了掩埋，只是理由是填埋现场的泥塘，至于你信不信，反正王勇平信了。而现在一转脸，啥都不承认了。我看汉语语法要因为铁道部而改了
拈花时评:
@康少见：今天下午，王惠带着丈夫的骨灰离开温州赶回福建连江老家。在她离开时，我认识的一名跟拍了王惠近一周的摄影小兄弟情绪失控，蹲在地上痛哭了40 多分钟。我打电话对他说，这些天发生的事对人性的伤害无以复加，只要是有良心的人，谁也难以忍受这样的伤害，即使是旁观者。兄弟，哭吧，这不丢人！
拈花时评:
@陆晓逊铁道部以毁尸为要挟，逼迫家属签字。此等无耻到极限的反人类行径，官方无一人跳出来反对，上千人大代表集体失声。全球60亿人争看中国式毁尸胁迫这种只有在交战国之间才会发生之事。我们不但有所谓全球最快的高铁，也有全球最狠的心。
拈花时评:
@康少见：老子忍不住了！从业8年多，我从与采访对象电话或面谈时从未失过态，但今天，当王惠女士的电话通了后，我有半分钟泣不成声。我真他妈不敢相信这 是真的！你们这帮王八蛋！要是老子昨天或者现在在温州，老子一定破门而入，用我能拿到的一切东西打爆你们这帮王八蛋的头！
拈花时评:
王惠首次和铁路部门代表谈判时，对方落座就问“你们觉得多少钱合适？”王惠警告对方先不要提钱，她提了6条要求。对方说“会向上反映”后，继续自顾自地分 析起“50万元赔偿”的构成来。王惠再次警告，而对方的话题依旧是：“这笔钱也差不多了。”坐在对面的公公再也忍不住，拿起面前的矿泉水扔了过去。
拈花时评:
@康少见：周六晚上，我曾数次专门叮嘱王惠女士，让她对媒体的离开做好心理准备，一定要在媒体离开的时候坚持自己发声，有困难给律师和媒体打电话，看来， 她没办法做到。丈夫去了，女儿不在身边，政府施压，亲人就如何处理有分歧，她本已快崩溃。最终，善后人员用上了最卑劣的手段，将她击垮。你们赢了
拈花时评:
华璐(@hualulu):今天郑杭征的妻子王惠被告知，因为“失误”，丈夫的尸体没被保存好，她情绪接近崩溃。经南都记者@小党 采访，王惠表示自己今晚会签署赔偿协议，“自己已坚持不下去了”。昨天她在腾讯微博上表示，有官方人员在老家调查亡夫，调查结果竟然是弄出了“二奶和私生 子”。无耻之至！
拈花时评:
@陈荣辉行摄天下：宝宝，当你在殡仪馆拿着手机要给爸爸打电话的时候，所有人都为你哭泣。当你见到父亲的遗容时，你突然地放声大哭，刺痛了我们的心。相信你的妈妈会好好照顾你，我们都会好好记着你，关心你。
拈花时评:
告别仪式上的王惠母女~伤心死了~泪 — “ 铁道部，你 赢 了 ！”
拈花时评:
仪式开始前，王惠手捧丈夫遗像泣不成声。早前曾有媒体报道，相关部门以郑杭征尸体未冷冻相要挟，迫使王惠签属赔偿协议。在与丈夫道别的时刻，女儿糖糖也出现了，王惠母女终于忍不住抱头痛哭，场面甚为凄惨，令人目不忍睹。
拈花时评:
手捧丈夫遗像泣不成声的王惠
拈花时评:
糖糖 .. 郑先生和王惠的女儿。这张照片好凄凉！一岁多的孩子就披麻戴孝.好残忍！我曾问过王惠，是不是对赔偿数额有异议，她说她不在乎钱，她只想找回她先生的手 表。那块手表价值20多万元，是她先生留给女儿的嫁妆。那块手表是被人从她先生的手上捋走的，家人在遗体上能看见捋手表留下的划伤！
拈花时评:
@康少见：郑杭征先生遗体告别会今天下午两点在温州殡仪馆举行。这是媒体同行小丁先生刚短信发给我的现场照片。我们不要忘了：为了让郑先生的遗孀王惠女士 放弃追索郑先生被捋走的手表、让她在赔偿协议上签字，郑先生的遗体没有被冷冻！郑先生走好！您的灵魂应该上天堂。那些作恶的人，应该下无间地狱！
拈花时评:
@康少见：王惠说，她现在也不会硬挺着要找到丈夫被捋走的手表了。“我怕连我老公的遗体都保不住。”关于手表的问题，她在面见总理的时候提过，得到了总理“让有关部门解决”的承诺，也得到了盛的承诺。“承诺”仍在，可是，她现在“不要了”。她是不想要吗？！
拈花时评:
@康少见：我一直不想提这个细节，因为这会让良善的心对人性失望，但今天，我要提。我曾问过王惠，是不是对赔偿数额有异议，她说她不在乎钱，她只想找回她 先生的手表。那块手表价值20多万元，是她先生留给女儿的嫁妆。那块手表是被人从她先生的手上捋走的，家人在遗体上能看见捋手表留下的划伤！
拈花时评:
严少雄 ： 还记得8月3日一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保中心科长李晨”的微博吗？这位“朝廷最美公仆”为什么会取消新浪认证，并且将之前所有相关的照片删除？有什么猫腻？转
拈花时评:
点点得世界：“铁道部官员与狗不得入内” 深圳知名餐馆 醉翁亭 贴出的告示，引发众多市民抗议。普遍的看法是：这样的告示深深伤害了狗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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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下山：人权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一个政权如果关起门来都不能维护自己本国普通公民的权利，它有什么资格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这个国家的权利，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张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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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1992年邓南巡之后，田纪云有篇内部谈话，：”有人要坚持计划经济，好办。建议搞个计划经济特区，发粮票、布票、统购统销。实行自愿原则，让坚 持要搞计划经济的人住那里去。看他们愿不愿意去。“素质低不宜行民主，当政者说是利益需要，国人附和是愚昧。凡事总要有”破局”，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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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小祖咒(@左小祖咒)：程玉红杀气腾腾地说：“压死一个太少了，至少应该压死三个！” 被压扁的王庆柏，老退役军人，年轻时参加过剿匪，是躲过战争劫难的老人。他跟随毛主席打下的江山。。。 http://url.cn/2alLZv 评：看看这个国家都成什么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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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官朋友同事，最近几乎被逼疯。那家伙判了个案子，裁决开发商把一个拆迁户原有建筑面积少算50平方为合法。户主上诉但被驳回，一日尾随法官见他们夫妻 接孩子，遂跟至家门上前恭问，这是你老婆孩子吧？此后再无一言一行，只是每日公开蹲守。第五天，法官下班又见此公二话没说呼咚就跪下了
拈花时评:
长弓握: 【起诉姜瑜被国宝带走】 @邓小斌律师：紧急！！！刚才@黄慧娴律师：的弟弟“黄忠”来电话说他姐姐今天4点钟左右被国保带走了，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请网友们关注！
拈花时评:
朗咸平：红十字会的数十亿到哪里去了？
拈花时评:
记者问：〝您对这次动车事故有什么看法？〞大妈一脸正义：〝没让老百姓赔动车就不错了！〞记者又问：〝您认为铁道部和红会的区别是什么？〞答：〝一个要 命，一个要钱！〞记者：〝那他们的共同点呢？答：都不要脸！〞记者再问：〝那我们的区别是什么？〞答：〝我敢说，你敢报导吗？〞
拈花时评:
上联：〝干爹干妈干女儿．红楼红歌红十字〞；下联：〝动车动人动鬼神．铁面铁心铁道部〞。横批：〝无真相〞
拈花时评:
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将于近期出台，有关人士称该制度出台后，公益类事业单位工资将由岗位和绩效工资组成。人保部已着手调研公务员津补贴，将起草制定 《公务员实施地区附加津补贴方案》，为下一步公务员工资改革做准备。评：最大的灰色收入来自小金库，人保部管不到的。http://url.cn /32GjGu
拈花时评:
长沙市工商局机关大楼绝大多数项目，都远远超出、甚至数倍于中标价。预计投资5300万元工程，实际耗资为8200万元。长沙工商局原任班子多人因贪腐问 题遭调查和“双规”。一些老干部正在向省纪委和检察院反映问题，希望抓出真正黑手。评：上面抱定决心不作为，下面就胡作非为了。 http://url.cn/1U7f6r
拈花时评:
日本城铁脱轨，搜救三天三夜，追责六年未止，停驶五十五天，城铁公司至今仍在向国民谢罪的路上跋涉……给真相一个机会！
拈花时评:
山西醋产业协会王建忠曾称，市场上的陈醋95%经过勾兑并放添加剂。山西醋协责令王建忠辞去副会长之职，并对其“严重不负责任的言论表示强烈的谴责”。王 建忠：山西95%以上的醋确有添加苯甲酸钠。评：做人诚实、讲老实话是吃亏的，因为这个狗屁国家没有保护老实人的习惯。http://url.cn /44UFGx
拈花时评:
不要因为你不开车，就以为油价上升跟你没关系，因为不同的物价有关联关系的。油价上升可以导致物流成本上升的，你吃的用的哪一样是不需要运输仓储的？成本 上升就有提价压力，实现了就百物腾贵，通货膨胀了你的钱就贬值了。所以，油价变动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谁也别想逃！！！
拈花时评:
发改委价格司负责人称，近期国际市场油价震荡下行，如果单纯从时点价格比较，国际油价下降幅度超过了4%。但目前调价参考的三种原油平均价格仍高于4月7 日国内成品油调价时价格水平，所以国内成品油价格暂不具备下调条件。评：反正就是只升不降啦，表字发改委，造反不行抢钱有理。http://url.cn /2kKeXp
拈花时评:
网传一份29人的动车事故失踪名单。铁路对此作出回应，称名单中的29人有20人不在当日两趟列车旅客实名制名单之中；1人事故发生前已在无锡站下车；3 人系遇难旅客，在已公布的40名遇难者名单之中；5人为受伤旅客，在192名受伤旅客名单之中。评：说什么都没人信，左右不是人，活 该！http://url.cn/49zcyK
拈花时评:
标准普尔公司毫无大局意识，擅自调低美国债券评级，给美国经济和形象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建议美国民主党中央、国务院撤销标普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总裁毕哲文同志的职务，并调查其经济问题，适时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拈花时评:
标普敢于降低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至少证明了它作为一个专业的评级机构，能不畏强权，能以专业的、正直的精神说真话。
拈花时评:
评级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5日晚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最高的AAA级下调至AA＋级。这是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历史上首次遭遇降级。标普此次降级将使美 国房地产等行业借贷成本增加，令目前疲弱的美国经济复苏更加举步维艰，并将迫使美联储再出量化宽松政策。http://url.cn/3P0dKp
拈花时评:
一名目击者说，听到巨响后，她曾循声前往事发地查看，发现一名男子用左手紧紧攥住大量出血的右手。但这名男子并没有呼救，只是疼得在原地打转。后被送往医 院。事件中受伤的男子平时就住在桥洞下，已经有一两年时间，桥下堆放的被子等物品都是他的。该男子以拾荒为生，自己生火做饭。
拈花时评:
据附近一些店铺的经营者介绍，当天早晨，他们曾看到一名男子蹲在河边石台上，手里摆弄着一个小盒子状的物品。9点30分左右，他们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感觉房子都随之颤动。当时在事发地附近钓鱼的人说，他们也听到了巨响，响声过后还看见事发地升起白烟。
拈花时评:
据8日的《京华时报》报导，7日上午9点30分左右，南三环洋桥附近发生一起爆炸案，一名男子被爆炸物炸掉右手。据了解，受伤男子是这起爆炸案的嫌疑人。警方在案发现场提取到爆竹皮碎末。 事发地点位于凉水河南三环洋桥河段东岸，南三环东向西辅路以北十几米远。
拈花时评:
【法晚直播：男子捡来皮包爆炸──现场】这起爆炸事件事发南三环洋桥东，凉水河与三环路交叉的桥下东北角位置。记者11点30赶到现场时，看到警方已将事 故现场封锁。三环路的辅路西向东的洋桥段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有七八名员警在事发地点进行勘察拍照。图为爆炸现场，警方正带着警犬在河岸附近勘察。
拈花时评:
三月2190072677：爆炸新闻！据说今天上午在洋桥桥下警方发现有几具尸体，好像还有炸弹很恐怖！！！消息绝对可靠！！ 春妞儿贪吃贪睡又贪玩：怪不得洋桥堵的跟jb什么似的 从河里捞上来一人。
拈花时评:
【突发：捡皮包爆炸 男子右手被炸掉】就在刚刚，从黑龙江来京打工的男子走在西罗园凉水河边，发现地上一遗落皮包，他弯腰试图捡包，包突然爆炸。目击者：“男子伸出的右手和皮 包都被炸成碎片，整个手掌已经没了。” 现在，警方已封锁事故现场。南三环的洋桥段临时交通管制。图为爆炸现场via 法制晚报

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6）2011-08-12 06:44:45

兼 论　　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诱发革命为终
第一、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
　　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民主革命在欧洲的日渐胜利，既推动了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蓬勃发展，又诱发和催动了不同性质革 命的普遍兴起。不仅引起了现存专制统治者的反对和反扑，而且导致了他们要用改良的手段以自救。但是，这个改良，一是因为它处于整个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历 史消亡期，而非发展期，所以它才不是对专制制度的改良与发展。二是因为它意在维护将倾的专制统治大厦，所以它才不可能改变专制制度本身，更不可能改到民主 政治和民主制度的轨道之上。三是它无非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停止专制暴政，改行专制仁政，即在特定时期内，专制残暴的程度有可能减弱，范围有可能缩 小，但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本质却无真正的改变。所以，它就不可能顺应人民要以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来取代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历史要求。因此，这个改革从 目的到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它的衰亡期，为预防革命变革所实行的“自保或自救”。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一方面是专制主义的声威远震欧洲，一方面又只能将 国家和人民的创伤，掩盖在路易十四的皇冠之下和专制政体的凯歌声中。路易十四虽然要在冠盖如云的专制沉船上笙鼓喧天，然而，面对着即将到来的革命，他亦只 能悲哀地狂言道：“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其后，路易十六虽然为挽救专制沉船而试图用专制改良的办法，来延续专制法国的寿命，“然而，正如一个拒绝改 革的君主必然要遭到毁灭那样，他由于尝试改革而同样招致了毁灭的下场。他的朝代一直到三级会议期间，都是一个在长期改革而迄无结果的时代”。56 也许，路易十六直至走上断头台，都不会明白，他的专制法国为何会与他同归于尽；更不明白他于在位的十数年间，曾遍选良臣，力行改革，为何仍落到如此的下 场。历经了亚历山大一世改革和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俄国末代君臣们，因深谙先帝先臣们的改革与布加乔夫革命及欧洲民主革命的关系，所以，他们才能说出“改革 就是为了预防革命。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常进行；革命如若发生，改革必须终止”这样的话。57 由是，他们才会在一九零五年流血的星期日之后，采取一边厉行镇压、一边进行改革的两手，来维护他们即将崩溃的专制统治。如前所述，大清朝的改革固然是中国 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也是清政府要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的历史产物，然而，在清王朝先后两度长达五十年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改革中，曾使它只要“中宵念 起”便“梦魂屡惊”的太平天国造反，不但是它决行经济改革的重大政治动因，而且正是孙中山的革命，才又使它萌生了诱改良以灭革命的罪恶念头。
　　然而，不论是温和的路易十六，还是凶狠的尼古拉二世，抑或是两手兼能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继承人们，也不论他们是真心或假意于改革，甚或是镇压革命与实行 改革并举，盖因他们都对改革是为自救这一目的燎然于胸，因而，他们才决然不会同意革掉他们的王位、王权、王朝，特别是为这一切所依赖的专制制度本身。因 而，为维护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专制改良，其目的，也就只能是为了“预防革命而已”。
第二、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诱发革命为终”
　　显然，改行仁政与继行暴政是同样的困难。这是因为：其一、要施行仁政，就必须让步于民和让利于民，如是，就必然要遭到统治集团内部顽固守旧势力 的反对甚至破坏。为了不使他们阻挡改革，统治集团中的改革者们，就不得不在改革中给予他们更多的好处和利益，直至当权的改革者本身也要利用改革以自肥。由 是，改革非但不能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从而使人民痛感自己在改革中所获，乃与旧权力集团中人不成比例。这无疑只能引起人民新的和更大的不满。再加上 要保护特权和持续渔利改革，就必须压制人民的普遍不满。这样，“在有人享受特权和人民受到压制的前提下，任何为公众利益所施行的改革便都是行不通的了”。 58
　　其二、因为改革非但没有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而特权的扩大又势必导致腐败的加深，诚如孙中山所指出的，“单单是引进铁路或欧洲物质文明的任何这 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会使事情更坏”。这个更坏的事情，无疑要使原来渴望改革的人民，由渴望改革而变成痛恨改革，并 要求实行真正的改革，即革掉专制特权和专制政治。于是，希望从根本上改革专制制度的要求，也就会日渐地高涨起来，其最终便是革命的爆发。诚如梁启超所言： “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59
　　其三、专制末世的改革，原是要维护专制统治的。所谓改革，说到底亦无非是停止暴政、改行仁政而已。但仁政仍属专制政治的一种，即所谓“开明专制”，并 非脱离了专制政治本身，更非改变了专制制度。但人民既然连对仁政也不能满意，甚至要求改行仁政以外的政治改革，特别是专制制度的改革，并且要求改到民主的 政治道路上去，这无疑是向王位、王权、专制权力以及整个专制制度的挑战。此时拒绝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就会引发革命；同意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又意味着专 制权力和专制统治的自我消亡。对整个专制制度而言，诚所谓“搞民主就是自杀，不搞民主则必遭他杀”。于是，专制统治者就会出于既要制止前者、又要预防后者 的需要，而只好连改革也一同终止。由是，一场为预防革命而发动的改革即专制改良，最终便不得不走向了“引发革命”这样一个结局。
　　其四、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古人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话，其意义即在于此。当人民身处专制压迫的痛苦中时，有时，痛苦会使他们变得麻木。但是，一 旦专制君主“因害怕麻木中的暴醒和暴力”，而期望用改革的方式来维护其统治不致一朝倾覆时，人民又会因为改革而迅速地从麻木中苏醒过来。这种正常的苏醒， 正因为伴随着理性的愿望，才不会有爆发暴力的危险；但也正因为其觉醒带有理性复苏的意义，因此，一旦于再度失望中彻底地觉醒了过来，其理性的力量，就将是 任何力量所难以重新压服的了。更何况专制统治者既要倡导改革，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倡导思想解放的运动。一为他们的改革鸣锣开道，二为他们的改革 歌功颂德。但是，既要提倡思想解放运动，就会为人民提出指责创造了条件；既要人民歌功颂德，就要准备着人民要求辩论是非。同时，既已提倡思想解放，再要禁 止人民去思考，特别是禁止人民去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办到。因此，一旦改革被终止，专制统治者也就不可能不重新强化专制统治，尤其是强化专制 的思想统治。那末，由对改革的失望而倍生痛苦和真正觉醒了的人民，面对着卷土重来的专制暴政，也就不可能不在绝望之下形成一种反抗的决心了。特别是这个反 抗的决心，又萌生在对专制暴政和专制仁政都有了深刻的领教之后。更何况由改革所导致的特权的日趋扩大和腐败的日益加深，再加上掌权者已经借改革聚敛了太多 的财富，因而也就必然要导致整个社会、尤其是普通人民生活的更加贫穷化。这就只能为革命做好了思想与人心、政治与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准备。如是，不论是卷土 重来的专制暴政，还是卷土重来的专制改良，更遑论专制统治者是要抽刀断水，还是要横刀夺命，都既不可能再压服人民，更不可能再欺骗人民，而只能招来人民对 于整个专制制度的彻底反叛。革命作为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亦终于因为专制统治者们要推行专制改良，而及时地到来了。近代欧洲诸国的专制改良，就导致了 民主革命的发生。这既是清王朝的专制改良必然要失败的基本政治原因，更是辛亥革命未能避免和不可避免的根本历史缘由。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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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
一　　中国民主革命战胜专制复辟的特别艰难性和复杂性
　　诚如导论第二章所述，凡是爆发过民主革命的专制国家，都普遍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反复较量这样一个艰难历程。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 主革命，于辛亥之后遭遇与专制复辟长期、反复、甚至是激烈的较量，也就势所难免。但是，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复辟，却有着特别 的艰难性和复杂性。这是因为：
　　第一、农业社会与专制历史过于漫长。显然，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与悠久的中国专制制度，为历代统治者所发展、加固、完善和强化起来的专制统治方式及手 段，历代统治者从未实行过教政合一、却有某些君主实行过开明专制的影响，和“民本思想”、而非“民主思想”对于专制统治所起到的柔化作用，以及落后的蛮族 两度入主中原，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阻碍01 —— 这一切，既维系了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又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亦阻扼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应有进程，更为 复辟的欲望和潜力，奠定了久远而又广阔的社会基础。因此，既然君主专制制度不足千年的英国，其王冠之下民主政体的建立，尚需历经四十八年革命与复辟反复较 量的艰难历程；经历了一百年的思想启蒙，近九十年反复较量，才使得君主专制历史同样不足千年的法国最终地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特别是君主专制的历史不过数 百年的俄国，其于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居然长达七十余年，并且复辟的危险至今尤存 —— 那么，由数千年的专制统治所孕育、所完善、所强化、所加固起来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当真只需要八十余年前武昌城头的那一声枪响，就可以使它顷刻消亡、灰飞 烟灭吗？
　　第二、传统农业经济形态远未解体。应该说直至十九世纪上半期，中国传统的农民小生产，即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都从来未有改变。十九世纪下半期至辛亥 前，清王朝历经二度、历时五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催生了中国的自由主义工商业，然而，一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宗旨，乃在维护专制统治；二是穷国弱兵又不能抵御 列强对于中国自由经济的压迫和钳制。因而，中国的自由经济也只是处在发生阶段，而远未获得发展和成形。02 辛亥之后，中国自由经济虽然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市场经济亦开始走向成形，但它仅在沿海和沿江地区发展的区域限制，特别是军阀复辟混战的影响，不仅给它 带来了发展和成形的巨大困境，而且对传统农村的触动更是微乎其微，甚至连事关广大农民切身利害的土地问题，也没有和来不及予以解决。这就不仅为辛亥之后历 次专制复辟带来了重要的农村社会条件，更为嗣后那一场要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打天下的现代中国农民造反，既保存了复辟的社会基础，又提供了造反的社会力量。
　　第三、专制的思想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对于世道人心的钳制力量，乃是造成反复辟历史任务尤其艰难的重 大原因之一。辛亥之前，共和主义的思想运动虽然借助两度革命和改良的论战而有所普及，但是，这个普及，也还没有真正触痛整个专制思想文化体系本身。辛亥之 后，于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之中，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一再号召“尊孔读经”，甚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即要藉“纲常名教”以推动复辟的种种倒行逆 施，无非是要将孔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当成鼓吹专制复辟的思想力量和精神法宝。
　　第四、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交相并作。犹如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主革命曾伴随着或交叉着民族、种族等革命一样，虽然常常是“一损俱损”，却也常常能“一荣 俱荣”。其对民主革命而言，或损或荣，便要看这个国家民主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如前所述，中国的辛亥民主革命，先天的弱势固多，却伴随着民族革命的巨大推 动力量。再加上这个民族革命又具有外反列强瓜分和内反少数民族专制统治的双重意义，因而，这个民族革命的助力，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辛亥民主革命的迅 速成功，所谓一荣而俱荣者。但是，它加速了成功，也带来了问题。
　　问题之一，是因清王朝垮得太快太易，从而涣散了革命派的锐气，不仅造成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不利状况，而且造成了“革命党消、革命军也消”的危 险状态。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对于袁世凯的轻信和让权，特别是革命派自撤南京留守府和主动裁撤革命军队的做法，实为嗣后反复辟的艰难斗争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问题之二，是因满清王朝崩解过速，从而造成只垮了朝廷，而各级官僚集团、特别是旧王朝军队未垮这样一个严重祸患的存在。一方面，因许多旧官僚只需喊一 声“拥护共和”，便能摇身一变而成为新官僚，所谓用“银桃子”取代了顶戴花翎，换汤而未换药；另一方面，因旧王朝的军队已立即裂变为中央和各地军阀的私家 军队，从而导致来日各路军阀混战的发生，更作成了袁世凯拥遗朝之兵以复辟帝制的先决条件。可以说，辛亥之后直至南方革命军北伐之前，其间十数年，革命要想 战胜复辟之所以如是艰难，无非是因为遗朝有兵而革命无军罢了。
　　问题之三，是因满清王朝垮得过快，从而造成大部分政治改良者于转瞬之间便完成了立场的大转移。所以，不少人就只可能“新其貌”而不能“新其心”。特别 是一些著名的改良人士，曾因满清统治集团的“请进和赶出”，即抬举和打击，又造就了他们的名声，所以，事当袁世凯再造帝制、张勋再造复辟和北洋军阀再造 “假共和、真复辟”之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便立即成了推动专制复辟的能臣大将，和一批在思想文化界鼓吹专制复辟的先锋，如著名的康有为、杨度等。他们之 要救满清，和满清虽已不救，却仍然要救君主制度的言行，实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痛苦较量，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局面。
　　第五、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联合围剿。辛亥革命虽因欧风美雨、即欧洲民主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而确立了它鲜明的民主革命目标和明确的民族革命目 标，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却遭遇了一些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联合阻挠、反对、甚至是粗暴干涉。武昌起义后几天，列强便在武汉江面集中 了十余艘军舰，以监视中国革命势力的活动。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则立即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的建议，促使清政府重新起用已被罢黜两年的袁世凯，以扑灭中国的 革命。俄国驻华公使郭索维茨在对“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司戴德夫人的谈话中，更是坦率地承认他“唯一的意见，就是要使中国衰弱不振，并始终反对中国能够建 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03 一九一二年初，当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决心北伐以反击袁世凯对革命的军事反扑，并在安徽、河南、湖北，尤其是战略重镇徐州屡败和大败清军 时，列强 —— 不分专制强国或是民主强国便又联合起来，公然出面支持袁世凯。其各国军舰不仅在长江游弋以向中国的革命军示威，而且于渤海湾阻止中国革命军登陆。驻京各国 外交使团甚至蛮横宣布：“不准革命军在京奉铁路两侧十里内战斗”。俄、日两国尤借机增兵东北与内蒙，然后又做出“中立”的姿态为南北和谈“牵线搭桥”，终 于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将刚刚诞生的共和政权，向假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袁世凯拱手相让。其后，德国皇弟亨利亲王还曾亲赴青岛公然向溥伟表示， “他的皇帝陛下，及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王朝的复辟”。04
　　此后，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意图愈趋明显，中国人民反对袁氏复辟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之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公然向袁提出“二十 一条”，并以“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必赞成”作诱饵。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还公开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一文，鼓吹“中国应由袁世凯做 皇帝，总揽大权，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亦公开在《亚细亚报》上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其 后，不论是在北洋军阀屡悖混战的痛苦岁月里，还是在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推倒军阀统治的辉煌年头，世界专制帝国和西方民主强国，无一不为了他们在华的利益， 不是成为混战中各派军阀的支持者，便是公然地反对中国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可以说，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直至一九二八年中国革命军二度北伐成功，中华 民国获得初步的统一为止，世界一些专制帝国和一些民主强国，特别是日、俄两个专制恶邻，实无一家不是一贯地和卖力地反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统一者。
　　第六、遭遇共产革命所造成的历史混乱。辛亥革命成功之日，正值国际共产主义思潮东渡，俄国实现共产专制复辟的“革命异变期”。由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的 背叛，所造成的民主政体向共产专制政体的倒退，不仅将以革命名义实现专制复辟的愿望与手段，由它的“一声炮响”便送到了中国，而且为正在坚持民主革命而反 对专制复辟的中国，制造了由革命性质、革命理念、革命目标、革命主体和革命手段的不同，所带来的极大思想混乱和革命混乱。由是，世界共产革命终于在尚未解 体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寻找到了它绝好的“革命土壤”；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更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了它最为诱人的现代形式；形形色色正在向民主革命 与共和国体实行疯狂反扑的专制势力，固已得到了它所需要的历史混乱；而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舆论自由的局面，又为马克思主义复辟哲学和共 产革命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绝好的时代条件。再加上不论是世界专制帝国，还是西方民主强国，他们在对华利益关系基础上所结成的，反对中国民主革命的 “神圣同盟”，又一再地激怒了善良的中国人民。于是，马克思主义旨在批判西方民主制度与西方自由经济的思想和理论，也就在中国找到了它又一片广阔的天空。 由是，民主革命的理念被模糊了，民主革命的对象被转移了，传统农民“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思想，轻而易举地便与马克思主义“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的 共产革命目标一拍即合。而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革命阵营遂产生了动摇，发生了分裂。其中一些人更为自身传统知识分子的本能所决定，摇身一变就成了 “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并且立即为苏俄发现、青睐、支持和扶植。从此，中国国民革命在其与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艰难较量历程中，又遭遇了一个更加具有社会 基础，并且直接受到外国颠覆势力数十年支持和指使的“红色”专制势力，在革命名义下对她的疯狂反扑，从而为中国民主革命战胜专制复辟，制造了一个更加艰难 和痛苦、更加复杂和危险的时代环境。
　　第七、日本帝国的长期和疯狂侵略。中国国民革命虽然遭遇了上述种种艰难较量，然而，给中国国民革命进程带来了最大灾难的，却是日本帝国对中国长达十四 年的侵略战争。这一场侵略战争在中国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在辛亥之后，当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已经为中国人民所艰苦战胜以后，却为共产专制复辟在中国的成 功，带来了绝好的历史契机和历史条件。中国国民革命，因此而再一次遭遇了最为严重的挫折；辛亥革命的主要民主成果，由此而被彻底推倒；近现代中国由专制向 民主的过渡，从此被阻扼在共产专制复辟的厄运之中；中国大陆人民更因此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遭受了旷古未有的残暴专制统治。从而使得中国国民革命即 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成功和全面成功，被拖延了半个世纪以上。
二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以“护国”
　　尽管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国民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乃有着特别的艰难性，但是由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创建所开创的崭新历史条 件，所蔚成的良好时代风气，所普及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交待的“护国护法”重任，不但正在使得中国人民更加地“懂共和，解民主”，而且能够义无反顾地坚决反 击和坚持反对清王室、特别是袁世凯和张勋的公然复辟，从而夺取了第一轮护国护法的历史性胜利。
第一、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的由来和经过
　　清王朝固因积弱既久而崩解过速，但是，辛亥之后被逼退位的逊清王室所怀抱的复辟愿望，却持之以恒，历久难泯。自满清崩解直至满州国建立，溥仪固 然从未停止过他的复辟活动，而散落在南北各地的清宗室人等亦因深怀亡国之恨，而心心念念都在复辟之中。他们或是成立孔教会、孔道会、读经会等，以宣传“非 复辟不能救中国”；或是以祖国的山林、土地、牧场、矿山作抵押，企求日、俄等外敌支持他们的复辟行动；甚至以允诺满州独立为条件，收买蒙古马贼巴布如布的 蒙古军以发动武装叛乱。曾参预张勋复辟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在失败时就曾说过“一息尚存，此心不已，留身以待，后会有期”的决绝之词。
　　虽然，清王朝因气数已尽，时势难逆，而复辟无望，然而，复辟的危险却没有因此而减弱。辛亥之后，复辟的最大危险，无疑来自那个既能够权倾当朝，又能够 兵迫革命的袁世凯。由于日、俄、德、英、美、法等列强对他的支持，更因他拥有一支由他自己训练出来的王朝军队，还因他出山之日，便是他心怀叵测之时，05 因此，自他衔命镇压武昌“叛乱”起，便一步一步地向着“帝制自为”的方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直至黄袍加身、一朝覆亡而后已。他先是拥遗朝之兵，要求清廷 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解散，以由他来组织一个“共和政府”；后则假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而借用国际国内支持力量，以逼迫南京政府让权。 及至民主宪政、政党内阁和国会政治日倡，他竟暗杀宋教仁以废除政党内阁和全国大选。一旦阴谋入序，又立即逼迫国会先选他做正式总统，再制定宪法。随即罢免 三位革命都督 ，06 称将军、改官制。然后便下令解散国民党，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总统权即等于皇帝权的“中华民国约法”。既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 又撤销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内……及至阴谋就绪，乃号令祀孔祭天，亲率百官赴孔庙祭孔，以为他复辟帝制的“先声”。阴使组织“筹安会”和“全国请愿联 合会”，07 召开“一致恭戴他为中华帝国皇帝的全国代表大会”。直至他登帝位接受百官朝贺之日，竟成为云南军政府成立，全国“护国讨袁运动”铺天盖地之时。
第二、中国人民坚决反击袁氏复辟帝制的胜利
　　面对着袁世凯亦步亦趋、步步紧逼的复辟行径，已经“懂共和、解民主”的中国人民，不仅将反对专制复辟、推进国民革命的历史任务，义无反顾地担当 在自己的肩头，而且反对公然复辟的成功、迅速和彻底，实为世界各国所不能相比。由袁刺杀宋教仁而猛醒的孙中山，因已经意识到袁氏复辟的危险，从而指出“非 去袁不可”。由是，孙发动了二次革命（参见第五节）。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却绝“不因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却”，而是 “日夕共谋”，旨在武装倒袁。国中广大民众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亦要求“除恶务尽”。诚如孙中山所论，“自经此役（按 —— 指辛亥革命）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08 中国人民因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深恶痛绝，同仇共愤，绝不以袖手旁观为己任，从而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共击之”的感人政治局面。知识分子中的先进 者，固因“慧眼识天仇”，很早便识破了袁世凯妄图帝制自为的野心，因而指责袁是“假共和之名而拥兵力以行专制的魔王”。09 《北京时报》更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知识界和舆论界如此，广大民间莫不如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河南宝丰 人白朗在起义的布告中就公开指出：“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纠集豪杰，为民请命。” 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府”。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 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
　　幸运的是，正是因为共和主义的理念，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政治理念，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拥护的国统，所以，于此大势之下，连曾力 倡改良，反对革命，并曾为袁世凯鞠躬尽瘁的梁启超，亦终于在不寒而栗之中翻然醒转过来。梁不独敢于《大中华》杂志发表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 大文，以对古德诺之流邪言中国“只能行专制、不能行共和”的助袁复辟谬论，予以坚决地反击和揭穿，而且拒诱惑、蔑威胁，公然上书袁氏称：“诚愿我大总统以 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出中国过去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辱与中国以俱长，不愿我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俱斩。”梁启超 以“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地”的巨大魅力，10 扬反袁护国之正气，斥袁氏复辟之反动，并亲自护送蔡锷秘密赴日转滇，以发兵“护国”。蔡锷抵滇后，遂宣布云南独立，组“护国军”，更在袁氏于北京新华宫接 受百官朝贺之日，发布讨袁檄文，公布袁氏罪状，揭开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序幕。
　　蔡锷决心反袁护国的消息传出，昆明人民遂到处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张贴“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缴纳捐款者争先而恐后，要求参军者涕泣而不能止。全国人 民的支持使蔡锷意气风发。蔡遂以“不斩楼兰誓不还”的精神，既以二万反袁之旅对阵袁氏三十八万皇家军队，又以六千入川之军与袁氏激战于川南。由是而使海内 外人心奋起，反袁的声浪响彻神州，护国的胜利遂成定局。蔡锷挥师出兵不过二旬，贵州与广东已相继宣布独立。山东居正起兵护国不数日即已克十余城。当此情势 之下，国务卿徐世昌遂辞职而去，袁氏心腹大将段祺瑞与冯国璋 —— 前者抱病隐居西山，不愿为袁一助；后者则以江苏将军之身，先拥兵南京以观望时局，继则与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氏取消帝制。袁世凯被迫 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销帝制，于三月二十三日废除洪宪年号，复任总统。四月初，下令改组内阁。五月八日，因各独立省份军人已于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 宣布指挥全国军政，发表《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充总统书》，并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 乱种。”五月九日，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号召“除恶务尽”，尤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驱袁为毕事，决不使有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于时，曾一度支持 过袁的海外华侨也纷纷致电国中，要求将袁“执行国法”。五月十九日，袁世凯发表“宣布帝制始末案”，企图嫁祸于人，并策划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五月二十二日 至二十三日，袁心腹爱将四川将军陈悖、湖南将军汤芗铭亦相继宣布独立。六月六日，袁遂于全国人民同仇共愤、一致声讨中病死。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由此而告惨 败。
第三、中国人民反对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成功
　　应该说，正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全国上下莫敢一辩的新思想，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共同体认的新国家，是故，在反袁护国之 役中，连大大小小的军阀，直至袁逆的亲信爱将，都不得不在“护国”的旗帜下响应共和，反对帝制；维护民国，反对复辟。所以，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当张勋竟敢 乘黎元洪、段祺瑞争夺之际，率辫子军赴京以公然拥戴宣统复位时，不仅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表示抗议”，而且上海的印刷工人也拒不排印唯一鼓吹张勋复 辟的《国是报》。上海商界更为反对张勋复辟而一体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以示拥护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决心。其时，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一日之内不仅高可盈 尺，更有血性男儿，多有不避鼎镬者，乃执笔痛言”，以反对复辟。伪学部尚书沈增植在沪住所，既被“义愤之士”投掷炸弹，而参预张勋复辟的主要人物万绳轼、 刘廷琛，因南昌人和九江人“无不唾骂其人为祸胎与甘心从逆，其两家人因不堪众矢之集，只好举家避去”。在广东，因“张勋复辟，中断共和，电报传来，人心悲 愤”，竟发起“国民哭灵大会”，后改名“国民护国后援会”，以表示他们反对张勋复辟的痛绝之心。舆情如此，国情如是，段祺瑞遂于马场誓师，决驱张以推倒复 辟，从而使这一场清王室的公然复辟，成为一场闹剧，仅仅十一天就亡殂于人心共讨之中。此后，一切欲拥遗朝之兵，据私家之军，以觊觎复辟专制者，都不得不以 维护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为旗号，却又借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为手段，来达到他们“假共和、真复辟”的目的了。
三　　中国人民坚持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以“护法”
—— 兼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
第一、北洋及各派军阀假共和以复辟、混战的缘由
　　中国人民在击败袁世凯和张勋的两度公然复辟之后，一是袁、张的失败，昭示了中华民国国统已为民心所确认。二是全国人民反袁、反张的同仇敌忾之 气，已使得任何有枪有势而欲夺取中央政权或割据一方者，俱已深深明白，唯有顶起中华民国的国统，扛起共和的招牌，才有可能争取民心，或拥有民心。但是，也 正因为帝制已绝，无君可忠；袁氏已死，无人可服；民主共和，军阀不通。加之大军阀要仗武力以统独江山，小军阀要拥兵割据以称雄自保，尤其是北洋派军 阀，11 一为遗朝之兵，二为袁家班底，三为实力雄厚，他们才将袁、张复辟失败后的中国，推向了复辟和混战的历史大混乱之中。
第二、段祺瑞假造共和、意在专制、首开军阀复辟混战的端绪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因重掌国柄，遂于共和名义之下，一是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二是藉对德参战而一再扩大对日借款，藉以扩充皖系军事 力量；三是为借日款而与日本换文，欣然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并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12 同意日本在中国驻军并将国家资源作抵押；四是组织安福俱乐部以成立段氏安福国会，使国会成为他专制权力畅行无阻的“通行证”；五是反对和平统一，高喊武力 统一，对孙中山为“护法”而在广东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实行武力讨伐；六是一意扩张皖系，打击直系，决以武力解决与直系的冲突，从而导致直、奉联合和“八省 反皖联盟”的成立。一九二零年七月十四日爆发的直皖战争，遂成为北洋军阀长期复辟混战的端绪。
第三、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
　　直皖战争虽以皖败而直、奉胜以告结束，但由于直系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直系齐孪元、陈光远、萧耀南又获江苏、江西和湖北督军位置，并连续 赢得对陕、鄂、川等省的军事胜利，大大地扩充了地盘，从而引起奉系军阀张作霖不满。再者，于一九二零年八月组成的靳云鹏内阁，始亲奉，后又亲直。张遂于一 九二一年十二月抵京倒靳云鹏内阁，组亲日派梁士诒内阁。但梁内阁既释放安福系战犯，又任亲日派曹汝霖要职，并参加“山东问题秘密谈判”，以取日本借款，迭 遭全国反对，吴佩孚遂与直系各督军通电反梁，逼梁下台。一九二二年一月梁下台，颜惠庆组阁，奉军遂入关备战，直系亦调军队因应，从而造成一九二二年四月二 十九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因原冯国璋部下西线奉军一部停止战斗，从而牵动整个西线（平汉）奉军瓦解，加之东线（津浦）奉军又败，结果奉败直胜。北京政府遂 在吴佩孚指使下，免张作霖本兼各职，令其听候查办。张作霖却在日本支持下，用东三省议会名义，宣布东北闭关自治，自任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其后，张因不 甘，又于是年六月四日再派兵至秦皇岛与直军战，却又因先胜后败，英、美出面调停，张只好签立停战条约。此后，夺取了北京政权的直系，尤为实力派吴佩孚，便 一边打出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旗号，先拥黎元洪复位，以示法统；再迫黎元洪退位，以于法统之下，贿选曹锟。13 曹锟虽贿选总统成功，却遭遇全国反对。吴佩孚遂以洛阳为大本营，如段祺瑞一样，打出了“武力统一”的旗号，并且先发制人，首命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南抗 广东孙中山，继命周荫人为福建督军，北逼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第一次江浙战争遂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开仗 —— 直系军队由闽、苏、皖、赣夹击卢永祥，孙传芳则越仙霞岭由闽入浙作战。十月十二日卢永祥败逃日本，直系齐孪元占领上海。奉系于九月十五日入关讨直，直系于 九月十八日宣布讨张。吴佩孚亲任讨逆军总司令携军北上，赴山海关督战。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是直奉两系军阀间又一次为争夺中央政权的战争，但因直系第三军讨逆司令冯玉祥外接广东，阴连奉张，暗叛直系，并在其部将鹿仲麟和北京 警备副司令孙岳及直军第二路军司令胡景翼支持下，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呼吁和平，赶出逊帝，北京政府遂被迫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军职。其时，适奉军又在山 海关大败直军，冯军亦在杨村与北仓打败吴佩孚，吴主力基本被消灭。第二次直奉战争便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曹锟辞职，即直败奉胜为告终。
　　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的北京政变，它积极的一面，一是废了溥仪满清皇帝的称号，并驱之出宫，仅年付五十万圆以维持家用。二是冯玉祥在段祺瑞、张作霖同意 下，决定邀请孙中山北上，从而在全国促成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并由之而引发了“首都革命”、即一系列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卖国的群众运动。其消极的一面，一是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已发出拥护段祺瑞复职的电报，十一月又在天津会议上共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遂使段政权复活，并由此 而产生段氏“善后会议”，14 使民众所追求的国民会议不能召开。二是冯玉祥等以私家之兵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冯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和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从而在 各系军阀中不仅增添了一个“冯系军阀”，迅疾地诱发了一场更大的内战，而且为冯系谋得了“革命”的招牌，为北伐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埋下了又一场分裂与叛乱的 巨大祸患。
　　因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结果是奉皖两系控制了北京政权，段祺瑞重新上台，段政府遂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任命皖系败将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免齐孪元江苏督军 职务。卢永祥遂与山东军阀张宗昌引奉军占领浦口、南京一带，齐孪元乃与孙传芳组织江浙联军，进攻北京政府委派的淞沪军使张允明，交战于无锡。后因孙传芳突 然宣布撤兵，而使齐军大败。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齐孪元通电下野。同日，奉军进入上海。这便是第二次江浙战争及其结局。
　　在第二次江浙战争中，孙传芳虽因背齐而使齐败，奉军就此而源源开往上海，却因此而立即引起了其他军阀的恐慌和反对。孙传芳遂决定联冯反奉，于一九二五 年十月十五日，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奉，十月十六日攻占上海，十月十九日占南京，十月二十三日占蚌埠，十一月十八日占徐州， 逼使奉军退守山东境内。孙传芳遂建立东南五省联军，自命东南五省官员，从此于吴佩孚兵败之后在武汉建立的十四省联军中脱颖而出，自成体系，不再听吴指挥。
　　一九二五年在奉军被孙传芳赶出苏、皖两省后不久，其内部曾发生郭松龄倒戈张作霖的内战。15 郭松龄因李景林的出卖而战败亡命。其先，因冯玉祥曾为救郭松龄而向李景林提出假道热河，为李所绝，郭死后冯遂发兵攻李，占天津，李景林只好退兵山东，与张 宗昌结成“直鲁联军”。是年底，冯又试图联吴佩孚以制张作霖。未想吴未忘旧仇，非但拒绝，更致电张作霖，要联奉讨冯。一九二六年一月张学良复吴电表示谅 解，由是直吴与奉张重结，并且联合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以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直吴军由京汉线北上，直鲁联军由津浦线北上，奉军负责关外并助吴军饷 二百万圆，议定将来北京政局由吴佩孚主之。此次大战，吴佩孚、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打胜，冯国民军败亡大半，后困于西北。大战期间，一是导致日本军队炮 击大沽口和日、英等八国的蛮横干涉，造成“大沽口事件”；二是引发“反奉倒段”运动和国民军鹿仲麟部发动兵变推倒段政府；三是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发生。
　　一九二六年四月奉直、直鲁军进京，吴佩孚便提出恢复曹锟法统。16 张作霖则提出恢复“临时约法”，同时召集国会开会，组织由他所控制的摄政内阁。其后，历经颜惠庆、段锡硅和顾维钧等内阁，直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张作霖自组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掌控北京政权。
　　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十一年间，除掉皖系、直系、奉系等大军阀为争夺北京政权而迭起的大型混战以外，各地方军阀为拥兵自保，同样是长期混战不止。 其中省与省之间的混战，和一省之内的混战，可谓此起彼伏，连连不断。其间，仅四川境内便有大小混战四百三十九次之多。如前所说，这些混战，在大军阀虽为争 夺中央政权，以期武力统一和复辟天下；在小军阀则为拥兵以自保，或夺地以称王。但在名义上，他们不是假共和以兴师，便是借自治或联省自治以用武。中华民国 的国统谁都要抢；中华民国的法统谁都要阉割；国会和“临时约法” —— 这两个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标志，更是成了各路军阀或号令天下以称王师，或夺地称雄以做霸主的法宝。至于遍及数省，由军阀标立与标榜“宪法和宪政”，以行 封建割据之私的情形，乃事所不鲜。此亦足以证明，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实已成为大小军阀长期推行复辟混战的一块遮羞布。
第四、中国人民坚决反击军阀的复辟与混战
　　诚然，袁、张之后的中国人民，盖因“懂共和、解民主”，“厌绝专制，宝爱共和”（陈独秀语），才始终坚持反对北洋军阀的假共和与真复辟。同时， 一是因军阀混战而不能在政治上造就专制一统的局面，从而为反对军阀复辟混战提供了政治上的自由条件。二是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钳制，又使得军阀们不敢仿效 袁、张以公然复辟，而只能假共和以行复辟之实。这就给反复辟带来了明确的立场，积聚了正义的力量。三是辛亥之后思想舆论的高度自由，乃予人民、尤予知识界 以宣传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广大思想舆论阵地。四是兼以推广白话文与文学革命、意在反复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其后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又在相当程度上普及了 文化，提高了民智，迅疾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因此，自一九一七年段祺瑞由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一变而为再造复辟的大军阀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复辟、 混战和卖国的斗争，直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浪浪相推，波峰叠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斗争，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反段护法、反段卖国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
　　一、盖因段祺瑞在成为“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之后，转身便要做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的大军阀，孙中山立即在全国人民的反段声中，于一九一七年七月 高举起“反段护法”的旗帜，公开揭穿了段祺瑞“假共和之面孔，行其专制之手段”的复辟本质。随后，原国民党议员中商榷系及政学系的一百五十名议员和海军总 长程璧光乃追随孙中山南下，于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因法定人数不够），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即刻分兵湖南，以发动护法战争。
　　二、如果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就已引起过日本留学生和国内学生及民众的坚决反对，那么，一九一八年五月，当段祺瑞欲借参战（指 欧战）向日本借款以图扩充皖系，并不惜以国家资源作抵押，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同意日本在我国驻军时，17 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遂立即在东京举行示威游行，表示抗议。其时，因日本政府殴打逮捕中国留学生，留学生乃宣布罢课并组织救国团体，宣传爱国反 日，同时派遣两千人急速回国，以联系国内各地高校发动反段爱国运动。由是，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继爆发反对段祺瑞卖国的学生运动，全国各地 “抵制日货”的运动亦得以迅速展开，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当中国人民得知“巴黎和会”将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 “特权”转让给日本时，一场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中心内容的，反对军阀复辟爱国的伟大群众斗争 —— 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便立即铺天盖地地席卷在中国的大地之上。
　　为了制止卖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学生即于五月三日晚议决“通电巴黎专使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并于翌日 —— 五月四日，联合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盛大游行示威。当日下午四时许，学生火烧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18 三十二名学生因此而被捕。于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固言“今日发生之事，乃属爱国运动，此种爱国运动在各国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惊慌，我当负责营救”，国会 亦有代表声明，表示要赞助学生的行动。始未参预的清华大学代表随即表示将与各校同时行动。警官学校代表更已出示“杀卖国贼”的血书。朝阳大学的代表则提出 了发动抵制日货的运动。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并再一次致电巴黎拒绝签字。学生的爱国行动和政府逮捕学生的行为，激励和激怒了全国民 众。京师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联合全国各商会一起援助学生。上海、天津各地，各团体或个人纷纷电请政府释放学生。山东省议会正副议长等四人赴京与山东 籍国会议员议决要求释放学生，并为山东问题失败弹劾内阁。于是国会提案，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和段祺瑞与日本签订的“顺济铁路合同”（段托名修路以筹款扩 兵），已未俱乐部甚至提出要弹劾总统袒护卖国贼的行为。由是，政府因蔡元培愿以身家性命作保学生复课，而释放学生。
　　然而，五月四日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虽迫使曹、章、陆三人辞职，但蔡元培因保护学生而遭到曹、章、陆谩骂，也被迫辞职。前者虽无人为其“鸣 冤”，后者则受到广大教职员工以全体辞职相同情。北京政府遂同时慰留蔡元培与三国贼，并更换教育部长，撤换高等学校校长多人。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 会遂再度决定罢课，并坚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掀起了更大的运动高潮。然而，北京政府所采取的监控新闻、禁锢舆论、取缔学生活动和为曹、 章、陆辩护等做法，特别是总统徐世昌于六月一日下达责斥学生的命令，北京政府于六月三日逮捕演讲学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学生八百余人之等等倒行逆 施，非但没有将“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学生运动镇压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国学生和各界民众的一致反抗。孙中山遂领衔以广州军政府七总 裁名义联名通电，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广东非常国会亦宣言痛诋曹、章、陆卖国；天津、武昌、杭州、青岛、烟台、芜湖、保定、福州、南昌、常州、登州等各地学 生纷纷成立组织以声援首都学生；上海、天津、济南、宁波、厦门、镇江、汉口、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的工商界，亦公开声明支持学生。自六月五日起，上海及 各地工商界始共同宣言“不除国贼不开门”。上海商界还决定提倡国货，不用日轮装货，不用日钞，各著名大报亦声明不登日商广告。天津商界还将所订日货全部退 还。长江流域商人亦同声排斥日货。自六月六日起，上海浦东工人率先罢工以声援学生。“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的呼声响遍国中。
　　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六月五日，政府释放学生；十日，政府免曹、章、陆职务；十三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大总统明令禁止镇压学生运动；六月 二十八日，巴黎和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七千多份函电和法国三万多名华侨及留学生的逼迫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不仅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卖国的胜 利，而且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胜利。正是这一双重的胜利，才决定了五四运动作为爱国民主运动的性质。中国人民反对北洋军阀及其北京政权 “假共和以复辟”的斗争，亦因此而走完了第一个大阶段。
第二阶段：中国人民为捍卫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种种奋斗
　　这一阶段，从时间上看，是在直皖战争与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就事实上看，则从全国人民反对曹锟贿选，直到全国民众提出种种“维护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要求。
　　一、因直系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胜利而扩大了地盘，充实了武力，劫夺了北京政权，因而，它才在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虚假幌子下，导演了一场 “拥黎上台”、“迫黎下台”19 和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这个丑剧，一方面将他们要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假戏暴露无遗，一方面则将中华民国共和法统阉割得不成样子，使得深受大军阀混战之苦的 国民，又一次断送了要求实现共和的希望。因此，自曹锟贿选一开张，不仅痛苦愤懑之情激荡民心，而且顿足斥骂之声震撼全国。上海有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杭州有 讨曹救国大会，各省学生再起学潮以讨曹锟、诛议员。上海工商界还召开省区公民大会，决议将受贿议员由本省各法团抄没其家产，削除其籍贯。浙、皖等地的学 生，有的捣毁议员家庭，有的发起锄奸会，拟将受贿议员铸成铁象，以留永世之骂形。虽然曹锟一系多方镇压 —— 如逮捕记者，封锁舆论等，但全国人民的反贿选斗争仍然愈演愈烈。一百余名旅沪拒选议员纷纷发表声明，声讨贿选之罪。其他怀恨直系的大小军阀，诸如云南唐继 尧、浙江卢永祥、奉天张作霖、淞沪何丰林、四川熊克武等也先后通电反曹贿选。可以说，正是曹锟贿选和其后吴佩孚所叫喊的武力统一，才从反面促成了全国反直 运动的发展，诱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促成了冯玉祥倒戈与北京政变的发生。
　　二、应该说，自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起，全国民众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便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斗争，一方面因维护中华民国共和法统而带有鲜明的反 复辟性质；另一方面又因反对军阀争夺中央政权而具有揭穿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作用。加上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与五四运动胜利成功的激励，在思想、 文化、教育各界，直至在地方军阀中间，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拥宪立宪”和“自治联治”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共同出发点，是要以制定国家的根本大法，来肯定、 维护和发展中华民国共和国统；这些运动的共同要求，则是要用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来遏止军阀混战、谋求祖国的和平与统一。虽然就地方军阀而言，此亦无非是 又一层次的“假共和”而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东方杂志》曾出版两期“宪法研究专号”，称“民国已十一年，然兵连祸接，扰攘至今，根本大计，迄未公布”， 因而“吾国今后国民之责任，唯促成宪法之制定，裨政治入轨，绝乱源，定国基，然后徐图兴国之道而已”。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适之、蔡元培、王宠惠等亦在“我 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要组织一个好政府，即“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府”，更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是政改的唯一下手功夫”。 20 并且，继清末就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思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世报》上发表“联省自治虚政府议”一文，以“近世所以致乱 者，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为由，提出“中央政府只宜虚置”。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适之则提出了“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之建议，等等。21 正是上述鲜明反对军阀混战的思想和舆论，才一方面导致了“废督裁兵”等推倒军阀具体办法的出现，22 又导致了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为在大军阀混战中拥兵自保，而高唱“制省宪、省自治直至联省自治”的高调，甚至“付诸实践”。23 虽然他们的行不通乃为势所使然，但是在同声相求以反对大军阀复辟混战和小军阀拥兵割据上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和发动作用，为嗣后第二次直奉 战争中的“北京政变”和其后全国人民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直至消灭这一混战，统一中华民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影响。
第三阶段：从国民会议运动到三一八惨案
　　虽然在反曹锟贿选之后，一方面出现了群众运动的低潮期，一方面知识界又提出了种种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思想和方略，然而，随着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尤其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却迎来了又一个更大的和更加持续的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群众运动高潮。
　　一、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在北京召集政治军事会议，在段祺瑞和张作霖的表态欢迎下，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 中山遂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目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由是，全国立即出现促成召开“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 穗、京、沪、津、汉、济、宁、徐州、张家口等地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拥护召开国民会议；沪、粤、鄂、湘、浙等省均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北京还成立了 “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以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然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执政府却公布“善后会议”条例（参见注十四）。由于该条例凸显 了各派各地军阀只想实行联合执政，既未“新其貌”、更未“新其心”的特点，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遂通电首先反对召开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一月 二十日，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十万人游行，以反对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于善后 会议召开之际（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会各界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否认段政府的“善后会议”，重申打倒军阀的主 张，决议指出：“中国国民欲求恢复民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以国民会议产生革命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和段政府拒绝召开国民会 议，造成了国民会议的流产，但由于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的要求已经深入人心，由于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与法国签立中法协定承认“金法郎案”，24 由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血案”发生，由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段政府虽然召集关税特别会议却无从实行关税自主，首都国民遂连续地推起了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高 潮，并立即得到了全国民众的响应。于时“打倒媚外政府”的呼声此起彼落，各种倒段反奉的要求响遍全国，种种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的行动纷至沓来。一九二 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通过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国民制裁和解散关税会议、召开国民会议”等一系列决议案。要求“组织国民 政府临时委员会和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由是响彻国中，从而形成“五四”以后全国民众又一次反对军阀复辟卖国的持续性高潮。尤其当日本军舰炮击我大沽口炮 台的消息传来时，25 这一反对北京段祺瑞军阀政府的群众运动高潮，就更是形成了烈火烹油之势。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与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市总工会等发起北京 各学校、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议决“严正驳斥日通牒，不许日舰携奉军入口，驱逐八国公使出京，请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并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召 开了三万余人的“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反对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26 反对军阀之卖国行为，同时决议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在津的外国兵舰立即撤退并惩办大沽口战争祸首。会后又组织两千多人请愿团赴铁狮子胡同向 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的执政府遂以“聚众谋乱危害国家”为名，命令开枪射击请愿队伍，制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余人受伤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沪、津、穗、桂林、长沙、南昌等地群众，包括海外留学生及华侨，立即发起了反段爱国的运动。首都民众于三月十九 日再次聚集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并通过“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交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通过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 议”等决议案。从而将中国人民坚持了十一年的，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混战、卖国的斗争，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期。正是在这一高潮期中，段祺瑞政府倒 台，27 广东革命政府乘势吹响了北伐打倒军阀的进军号角，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终于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得以重建，中国人民亦终于迎来了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更迎 来了中华民国和平与统一的初步实现。

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5）2011-08-11 06:25:08

二　　改良派的失败、革命派的胜利和清王朝的覆亡
　　历史的事实是，政治改良派的失败、民主革命派的胜利和清王朝的衰亡，均历经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一八八八 —— 一八九八）
第一、政治改良的轰然兴起与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
　　如前所说，由于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非但没有治愈它的腐败，却反而使它的腐败歧生歧长，变本而加厉，因而，由经济改革运动所给清王朝带来的“表 面繁荣和虚假繁荣”，也就不可能真正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特别是北洋海军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全军覆灭，以及一八九七年德国与俄国分别强占胶州湾 及大连湾所给予国人的强刺激，终于使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有了痛彻心脾的感觉。由痛定思痛而引起的，对于清政府前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的反 思，终于使他们认识到仅仅是实行经济改革，而不实行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图强御侮”的历史愿望。由是而将三十年来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风气，逐 渐地，并且是猛烈地发展成为对于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政治的新追求。而作为近代中国政治改良运动之发动者和代表者的康有为，犹鉴于“观万国之变，能变则 存，不变乃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和“及今而不思变，恐数年之后，大局更不堪设想”，乃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深刻不满，把东汉以来为历代帝王 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今文尚书、逸礼和左氏春秋”统统说成是湮灭了孔子“托古改制”原意的“伪经”，企图突破清政府把“西学为用”只用在经济改革上的限 制，要借孔子之名在政治上实行“中学为体和西学为用”，即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康有为继一八八八年上书光绪帝不得之后，先于一八九一年在广州开办万木 草堂，授徒讲学，以倡政治变法；后于一八九五年在京联合千名举人第二次上皇帝书，即“公车上书”，以求政治改良。
　　要求政治改良的呼声，不仅迅速地获得了天下共拥，激励了一大批有志于推动清王朝进行政治改良的知识分子，并且触动了“深恐将来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的 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要求变法维新人物，亦因光绪皇帝的宠幸而从清王朝专制统治“体制外”，一跃而成为清王朝专制统治“体制内”的改良派官 员。于是，在他们的建议和要求下，光绪遂颁布“定国是诏”，决心变法；上谕十条新政，决意维新。主要是在政治上取消满族贵族的特权；在言论上准许办报办刊 和上书言事；在法制和官制上改革律例，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在经济上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和决算；在实业发展上设立农工商局以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及发明 创造，发展铁路与采矿业，举办邮政，裁撤驿站；在军事上，统一制度，裁撤绿营，力行保甲，改练洋操，使用洋枪，训练海陆军；在文教上，改革科举制度，废八 股，改试策论，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并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
　　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虽然多为君主政体之下政治行为的改良，故亦称为“新政”，但其所以被称为“维新”，就是新在要搞政治上的改革，它相对于前三十年只 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改革开放，无疑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尤其是它允许民间办报办刊以倡西方的精神文明，和提出要废除满族特权等变法内容，相对于百年之后，中共 在改革开放期间仍然要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不仅坚持不予人民以办报办刊自由，甚至反而乘改革之机以一再扩大其层层统治集团特权等倒行逆施而言，其历 史的进步性，更是显而易见。但是，这个政治变法，因仍旧要保留君主制度，并要在保留君主制度、即在维护大清朝统治的前提下，推行专制政治行为的局部改革即 维新，因而，这个变法，才非变制，才仅仅是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属于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
第二、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和西太后的四个不能变
　　历史的无情事实是，戊戌变法仅仅只推行了“百日”，便被腰斩在西太后的皇权之下。光绪帝从此在幽禁中度完了他短暂凄惨的一生，力倡力行变法的六 君子则命亡京师，康有为、梁启超等二十二名被通辑的变法人士却亡命海外。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虽就此而魂断中国，但它失败的原因，还是足以为后人 鉴。
　　就变法失败的原因而论：一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们，绝不甘心让出丝毫的权利。他们不仅决意维护大清朝的君主统治本身，而且更要借维护这个统治来维护自 身的特殊权益。所以，以湖南为先的百日维新运动，固使朝野震动，天下共拥，但因它触动了、更触痛了顽固派和一切守旧势力的利害和神经，而招致朝野上下物议 汹汹。特别是西太后一再地要在明里坚持三个不能变，即“坚持三纲五常不能变，坚持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暗里却要坚持四个不能变，即 要再加上一个“西太后垂廉听政的最高权力不能变”，所以，西太后仍以其无上的权力，将为光绪皇帝所支持的第一度政治改良运动，腰斩在满清专制王朝的龙陛之 下。
　　二是变法排斥了真正皇权在手的西太后。实事求是地论之，大清朝是西太后的大清朝，皇权也是西太后的皇权。在帝党绝非后党所堪比的情形之下，不能争取到 西太后的支持，甚至只能遭到西太后的反对，直至变法竟被看成是对她最高权力的挑衅，变法失败的命运已不能免。西太后那一句“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 我”的话，实已道出了她的“心白”。
　　三是作为变法的制度局。制度局为康有为所设计，为变法改良志士所组成，更为轰轰烈烈变法的策源地。虽然，无制度局，变法便失去了它睿智的思想库和强干 的班底，但是，唯因制度局被认为将枢密院之权、六部之权和督抚将军之权“夺尽”，使“百官皆废”，几已代替了整个朝廷，因此，变法就必然要遭遇朝廷上下几 乎所有旧官僚的反对。这就为保守官僚与后党同气相求，与康梁为敌，直至群起而反对变法，制造了借口。而这个反对力量，非但是康梁所战胜不了的，也是光绪皇 帝所无力战胜的。
　　四是戊戌变法的理论根据，仅是“祖宗之法可以变”。作为变法主要提倡者的康有为，非但要借孔子之名以倡变法，甚至要从“西洋有教、而我无教”的巨大遗 憾出发，要“抚圣教以塞异端”，直至将“亟立道学”当作变法的重要思想内容和强国的根本办法。康有为不仅不懂得西方在近代之所以能够走向进步的前提，恰恰 是思想解放，即反对天主教思想统治和宗教改革的结果，却反而将张扬和独尊孔子之学，当成了这一场变法的思想基础和根本追求。这就不仅还了康有为作为一个传 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本相，使他拿不出真正的新思想来指导自己所提倡的变法，从而只能导致变法的失败，直至为他在辛亥之后，一意独尊孔教以倡君主制度的复辟， 作成了他在思想和人格上的铺垫。
　　五是变法未能欣遇一个可以造就其成功的时代条件。这个时代条件就是“只有民主革命才能带来王朝的妥协，和只有民主革命才能为在根本上改变专制制度带来 可能”。虽然民主革命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并非只有暴力形式而已。英国等欧洲君主立宪的国家，在民主革命逼迫下走上君主立宪直至虚君共和的历史，便是明 证。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君主宪政乃为革命之所赐”。然而，戊戌变法的时代，孙中山的革命正遭遇天下共弃，八国联军尚未兵临城下，变法又是由一批走进了 清王朝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一个年轻无权皇帝的“自觉变法”。因此，仅仅依靠他们来“自我更新”，其之不可能，也就可想而知。这也是一九零零年之后，当王朝 命运飘摇之时，西太后虽仍拒绝康梁变法，却又要推行康梁新政的主要原因（参见下文）。
　　六是变法的失败乃为时为势所决。如本章开篇所述，清王朝在历经鸦片战争和天国之乱以后，国势早已由盛而衰，不仅已经走上了一个君主王朝的末世，而且正 “运交”整个君主制度的末路。因此，一场意在变法而非变制的政治改良运动，即仍然要在君主制度之下，以推行专制政治行为改良的变法，也就失去了它获得成功 的历史依靠和时代条件。这既是清王朝力行改革开放运动已不能救其命的根本缘由，又是一场只想在旧专制体制内改革政治弊端、倡行新政的变法无以成功的基本原 因。由是，一场要求专制政体自己实行政治改良的运动，只能“折戟而沉沙”。
第三、革命的悄然发生与天下共弃
一、革命的悄然发生
　　一八九五年，几与康有为率领千名举人“公车上书”、以求政治改良的同时，孙中山不仅将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与“香港辅仁文社”合并，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标，而且密谋广州起义未遂。
　　孙中山，这个广东香山农民的儿子，一方面因自小就听够了洪秀全反清的农民革命故事；另一方面因少年时曾随兄赴美国夏威夷读书，而在西方受到了民主和自 由的教育及熏陶。后来，这个既未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断了源头和联系、又饱受过西方文化影响的年轻人，也就在汉族受满清专制之苦和中国受列强欺凌之甚的时代， 既深藏排满知心，又初萌民主之志。再加上清政府的前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在他的眼里，又无非是“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报、电话等欧洲现代物质文明的任 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和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只会使事情更坏”，07 所以，他“自乙酉中法战败后”，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并且“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 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阙词，无所忌讳……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其“生平所志， 以革命为唯一天职”。08
　　由是，“自甲午中日战起”，孙因“时机可乘，乃赴檀岛”，联合华侨二十余人成立“兴中会”，确立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标。中国的民主革命， 这个几乎与名噪一时的康有为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同时而起，却又在一开始就成了政治改良派对立面的革命，就是这样地因为一位杰出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与立 志，而悄然地发生了。
二、革命为天下共弃
　　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失败，却使孙中山发动的革命遭遇了天下共弃。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洪水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09
　　革命初起，不单遭遇国人的唾骂，而且遭到海外华侨，特别是美、日华侨的冷遇。孙中山虽于中日战起，即赴檀岛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一收臂助，不 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应者寥寥”。而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他说：“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横过美洲大陆至太平洋西岸纽约市，沿途所过 多处，或留数日，或十数日，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邈邈，其欢迎革命主义 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10 至于万余日本华侨，“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它处华侨无异也。吾党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 日本华侨之数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华侨传播革命主义也，其难固已如此……”。11
　　斯时，革命一难于国人未醒，二难于华侨风气未开，三难于“由乙未初败至于庚子，此五年间……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 之清庭为尤甚”。12 虽然，“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全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之时代也！”13
第二阶段（一八九八 —— 一九零零）
　　本阶段自戊戌政变至一九零零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失败，是为政治改良的低潮期，王朝命运的飘摇期和民主革命的松绑期。
　　本阶段，在清王朝，因百日维新失败，以大阿哥溥儁为首的清王朝顽固派因以而得势，志在改革开放的洋务派因以而失势，政治上既重现专制王权的全面强化， 经济上则使得持续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裹足难前。然而，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已经使清王朝在经济上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曾想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 西太后，更招致了八国联军的侵占北京，西太后本人亦只能逃往西安。清王朝的命运，似乎在菜市口的刀光剑影之间，就已经走上了王朝命运的飘摇期。
　　本阶段，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已逃到海外。康有为等于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为“保皇会”。梁启超等也在日本创 办了“清议报”，鼓吹保皇。唐才常等则于上海成立了“正气会”，后改为“中国国会”，谋请光绪皇帝复辟，以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一九零零年，康有 为在海外华侨、特别是北美华侨的经济援助下，支持唐才常建立自立军即“勤王军”七个军，决于长江中下游数省同时起兵勤王。八月，因被清王朝改革派大吏张之 洞于一日之内即捕杀二百余人，唐本人亦遇难，遂使康、梁、唐为代表的保皇改良事业惨遭失败。由是，一场意在专制改良的政治运动，虽然不惜发动大规模武装起 义以进行武装改良，甚至并不在意这一场武装改良所可能造成的动乱、暴乱、混乱、直至国家分裂的结果，但因它仅仅是少数人要保救大清皇帝所致，所以，它才必 然会遭遇彻底的失败。由是，政治改良乃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然而，本阶段在民主革命派，却因为政治改良的惨败和王朝命运的飘摇，而使得孙中山所发动的民主革命走上了它的松绑期。一九零零年，由孙中山亲自发动的 惠州起义虽然仍旧失败了，但是，国人不仅不再骂民主革命派为乱臣贼子，不仅不再指责民主革命派为大逆不道，相反，如孙中山自己所说，则是：“庚子失败之 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前后相较，差如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 之兆。”14
　　辛亥前中国社会在政治改良力量和民主革命力量兴起之后，所形成的三大政治力量，终于在各自的力量上和前景上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特别是在 政治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力量对比和民心所向上，开始产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即，以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时代终于来临。 诚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虽然，这个转折，也还会出现一波三折，但是，这个转折的方向却难以改变了。
第三阶段（一九零零 —— 一九一一）
第一、立宪改良的兴起和失败
一、保皇改良的没落与立宪改良的兴起
　　逃亡海外的前政治改良派们，虽然将一场意在推动清王朝进行专制政治改良的政治运动，变成了少数人要保救大清皇帝的个人愿望，并再一次遭遇了惨败，但 是，以康、梁为首的前政治改良派们，因仍然要把保皇改良当作他们的天职，把能否救出光绪皇帝和能否保住光绪皇帝的帝位，当作政治改良能否成功和他们个人的 身家性命能否重见光明的前提及保证，所以，他们才会将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视为仇敌。为了攻击革命，为了保卫光绪皇帝及其帝位，更为了他们自身的政治 前途，康有为于一九零二年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书》，坚决反对革命，誓言保护大清朝。梁启超亦在日本纂文鼓吹“与其共和，不如君主 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用孙中山的话来说，便是他们“为虎作伥，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庭为尤胜”。然而，光绪皇帝之不救既为“命定”， 保皇改良的不通亦已成为事实。由是，保皇改良便只能成为康、梁等人的一个梦幻。一九零三年，一批新兴的民间改良人士，已开始公开抛弃保皇改良，要求君主立 宪，即将要求清政府进行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改变和发展成为要求清政府用立宪的方法进行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即要求从变法走向变制。这便是立宪改良派的历 史由来和政治要求。
二、立宪改良的发展和失败
　　一九零四年，因老大的专制俄国败给了蕞尔之邦的日本，民间的立宪改良派遂以日本改良成功为借口（指日本为改良成功的误识参见上卷第六章第一节 —— 作者），联合清政府体制内出现的立宪改良派官僚，相继奏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一九零六年因清政府诏告“预备立宪”，著名改良派人士张謇、汤寿潜、郑 孝胥等遂于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一九零七年康有为被迫顺时势改“保皇会”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则于日本组建“政闻社”。戊戌之后的政治改良 派们至此乃步调一致，为推动政治改良，实现君主立宪，更自觉地和拼命地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他们甚至将立宪改良当作扑灭革命的良药来劝进清政府说：“若 夫政治日益暴恶，虽日取革命党而杀之，而革命党之发生如故。传曰：敌可尽乎？此之谓也。以其无术靖革命党也。”15 因此，唯有“改革之机真动，其革命党何由生存？”16
　　一九零七年至一九零八年，因清政府亟需敷衍改良以扑灭革命，才一再许诺君主立宪。一九零九年，清政府更以成立各省咨议局为名，第二度将一批改良派人士 从清王朝体制外接纳入清王朝体制内。体制内外的政治改良派们遂趁机频繁上书，要求从速立宪，虽然规模日大，却一无所得，四次请愿立宪，均遭清政府借故压 迫。改良派虽迫切期待成立责任内阁，临了却出现一个皇族内阁（参见下文）。由是，改良派自觉颜面丢尽，乃发表“宣告全国书”，痛哭流涕地宣布“希望全 绝”。及至武昌事起，改良派始大部汇入革命洪流，竟从助清政府灭革命，一变而为助革命灭清政府。至此，中国的第一代政治改良派们，终于走完了他们两兴两衰 的历史之路。嗣后除曾进身复辟政权内之冥顽不化者，或利益既得者，或衔恩旧主者，或投降反间者，在辛亥之后乃成为臭名昭著、危害非浅的专制复辟派以外，改 良派亦因辛亥的成功，大都汇入了保卫民主革命成果即护国、护法的洪流，而名亡实亡。著名的政治改良派人士梁启超，从他变改良而赞革命，弃专制而拥共和，甚 至因此而与乃师复辟派康有为分手，直至他绝袁氏之诱吓，导蔡锷之护国，坚决地反对专制复辟，都说明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完全可能性，从而彰示了政治改良之作为 革命 —— 这个普遍历史进程的初级阶段，而并非只能与革命形成绝对对抗的理论内涵。然而，历史的明监是，改良非败于革命，实败于清庭。其悲剧的症结，是在于政治改良 派只能要求、请求、甚至哀求清政府改良，而不能自己进行改良。如是清庭改，则改良成，清庭不改，则改良败。因此，政治改良派们纵有最美最好的政治改良蓝 图，别人不识，不受，不改，其也只能是徒唤奈何。
第二、清王朝诱以立宪改良、旨在扑灭革命、直至一朝崩亡
一、西太后退守三个不能变
　　戊戌之后两年，清王朝的飘摇命运，终于迫使西太后不仅重倡改革开放，而且要推行曾被她腰斩的部分戊戌新政，以挽救她的大清朝，以再造“大清长治，人民 久安”的社会政治局面。一九零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发表了她的“变法上谕”，称：“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 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铉……”“上谕”明确表示：三纲五常不能易。这就等于是说，君为臣纲不能变，因而君主专制制度和满清 君主的统治就不能变，唯不再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而已。由是，西太后虽从三个不能变退守两个不能变，但实际上仍是从四个不能变退守到了三个不能变，因为西太 后的“垂廉听政”还是不能变。于是，政治上，西太后乃黜退以大阿哥溥儁为首的顽固派，重新起用洋务派，并由自己来推行部分康梁新政，虽然为时已晚。经济 上，则迅速推起第二度改革开放运动，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甚至以官奖商），大量引进外资，虽意在解救财政困难，却再造贪污公行和腐败益深的社会政治局面。 军事上，计划练新军三十六镇，并非为强国，而是为强权，藉以维系王朝统治，却为袁世凯练成私家之军，构患于辛亥之后。在对外关系上，竟循“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路线，藉以获得国际间的支持和援助，对内以巩固王朝统治，对外以绝革命之助力。此外，早期虽允许局部开放言论，后期则苛以限制言论。 唯“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的做法，为后来的知识分子们反叛满清和投身革命，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便是清王朝第二度改革开放的内容和成效。这个内容和成效只能说明，清王朝的垮台已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诱以立宪改良、旨在扑灭革命
　　清王朝的二度改革既然只能再造腐败公行，腐烂益深，危机加剧，则一心只想维护大清朝统治的清政府，面对着革命风云四起，君主立宪的呼声日炽和整个社会 的动荡不安，乃决心抓两手，即：一边诱以立宪改良，一边决心扑灭革命。前者，是为利用；后者，才为本心。当时的法国报纸就公开地讥笑说：“清政府之立宪， 实清太后愚民之术也。”17
　　就前者论之，一九零五年，清政府决派出五大臣赴欧美考察宪政。因五大臣考察归国，带回者乃是“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可弭”这样一些“立宪的好 处”，一九零六年，清政府方在“尊崇国体、巩固君权”的本意之下，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即预备立宪，要旨却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将立宪 日期定于九年之后。一九零七年，清政府又宣布改革官制，却借机“黜汉员、擢满臣”，造成大权、实权大部为满族贵族“掌控和接班”的政治局面。一九零八年， 清政府迫于民主革命派和政治改良派来自两个不同方面的逼迫，为进一步诱改良以灭革命，乃宣布“钦定宪法大纲”，却以“君上大权”为大纲的核心；宣布“议院 选举法要领”，竟使作为民意机构的“议院”成为皇帝一人的咨询机构；诏告“逐年筹备宪政清单”，所列条目竟全然与宪政无涉。一九零八年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先 后崩殂，于时因革命风潮大张，其势已不可遏，摄政王载沣才一边假意敷衍改良，诏令办理立宪事宜，成立各省咨议局，将九年立宪改为六年，意在收买改良人士， 以共同扑杀革命；一边再度集权力于满人和皇族一身，以巩固皇权和满权。载沣本人除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代理大元帅、亲统近卫军以外，又命其弟载洵任海军大臣， 弟载涛任军咨大臣，皇族荫昌任陆军大臣，更黜退袁世凯等汉员大吏，将军政大权集于满族皇族一身。同时，面对着体制内政治改良派 —— 各省咨议局议员日益高涨的立宪要求和四次请愿行动，清政府或以国民知识不齐等借口以拒绝之，或以横议干政为由革职查办体制内官员以压迫之，或乾脆以押送赴 京请愿的议员回籍以绝立宪之要求。一九一一年四月，清政府在革命形势的节节逼迫下和政治改良派的步步要求下，被迫成立责任内阁，但十四名阁员中竟有九人为 皇亲国戚，乃得“皇族内阁”之称。至此，所谓政治改良，所谓预备立宪，已全然翻作一篇篇假话，终于逼使许多改良派人士哭于穷途而转向革命。
　　就后者论之，简单地说，清王朝所实行的便是一个“杀”字，即杀革命党。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义起，至一九一一年三月广州起义失败止，清政府对革命 派起义的镇压是不遗余力的，也是极端残酷的。一九零七年黄冈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因得到了同盟会的花名册，乃按图索骥，残杀革命党二百多人。一九零八年安庆 新军起义失败后，因清方大事搜查，革命党人范传甲、张劲夫、田激扬等都被捕被害，连起义中的临阵畏缩者薛哲，在为人告发后亦遭杀害。安徽一省因牵连而被杀 害者达三百余人。徐锡麟在刺杀恩铭被捕之后，竟被挖心以祭恩铭。至于非起义状态下的革命党人，之被抓、被杀、被严刑拷打折磨和游街示众，实屡见而不鲜。著 名民主斗士、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曰：“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历史的明鉴是，清王朝只推行经济改革，放纵经济改革，不但拒绝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尤其是拒绝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特别是它疯狂地和残酷地杀害革命党 人以扑灭革命的所有做法，不仅彰明了专制改良此路不通，而且昭示了其自取灭亡的历史过程，从反面证明了民主革命派的坚定和清醒，证明了孙中山坚持民主革 命、反对专制改良和志在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科学性和历史正确性。
第三、孙中山坚持革命、反对改良、志在建立民国，“于斯竟成”
一、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曾亡命海外，开始了他的第一度考察欧美。他要以一个有过失败经历的革命者身份，去考察、研究欧美的民权革命和独立革命， 探索发动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追寻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这一次欧美之行，虽然使他在英国冒了风险，几为满清所困，但是，脱险后，他却在对欧美的实地考察 中，得出了一些革命的“真经”。这些真经，一是来自于他对欧美革命经验的学习，二是来自于他对欧美革命得失的思考，三是来自于他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西 方近代政治科学的融会和贯通。其成果具体表现在：（一）认识到“革命 —— 无论采取任何形式，都是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18 这里所指的革命，自然是他所亲自考察和深入思考过的“欧洲民主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
　　（二）认识到君主立宪既“为革命之所赐”，亦是革命的一个“不完不备”的结果。他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 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19 同时，他还从欧洲一些国家历经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才得以实现“君主立宪”的历史中，得出了革命与改良关系的科学结论。他说：“世界之真立宪，亦必以流血得 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因此，“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却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20
　　（三）从少年起即亲身感受过欧美民主政治和自由制度的孙中山，终于在对欧美革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入考察中，形成了崭新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为中国国民革命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的行动纲领。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族主义而论，则是：“余之民族主义……不以复仇满清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 诸民族，务保持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训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 也。”21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权主义而论，则是：“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而第二之决定者则以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必立宪然后可以图治。”22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生主义而论，则是：“欧美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尤烈……余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以塞经济革命之源……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23
　　（四）“五权宪法”思想形成。孙中山先生说：“欧洲立宪之精义，发于孟德斯鸠，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是已。欧洲立宪之国莫不行之。然余游欧 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固主张以考试、纠察二 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更采直接民权之制，以现主权在民之实。如是余之民权主义，遂圆满而无憾。”24
　　显然，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和民主体制建设蓝图，由是而成。所以，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余之革命主义内容，概括言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已。苟明乎世界之趋势与中国之情状者，则知余之主张，实为必要而可行也。”25
二、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她的发展期
　　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中国革命，虽然于悄然发生之际，就遭遇了失败，遭遇了“天下共弃”，遭遇了国人的谩骂和华侨的冷遇，甚至连他本人也只能够亡命海外， 然而，“不以挫抑而灰心”的孙中山先生，却于亡命之途，考察欧美，采东西方革命之长，集古今政治文化之优，建立并完成了他“以民权革命为中心、以民族革命 为助力、以民生发展为方向和以五权宪法为制度”的崭新理论体系，从而为在艰难中推动和发展由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凝聚了巨大的 思想理论力量。其后，随着清王朝的一再拒绝政治改良和政治改良派的两兴两衰，孙中山所致力的革命终于迎来了她的发展期。自一九零零年至一九零五年，一是革 命“已多为有识之士恨其事之不成”，于民间已渐成风潮，“自惠州起义失败以至同盟会之间，在粤则有李纪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则有黄克强、马福益之事，其事 虽不成，人多壮之”。26 二是开始吸引部分原改良派人士走向革命，如曾追随改良的章炳麟和青年壮士吴樾等。三是清王朝“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的新政，不仅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读书 取士之途，从而不再以王朝政治为依靠，使留学生数目大增，而且使东京、上海等主要由留学生及知识界所创办的民间刊物，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留东学生 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27 一时间宣传欧洲革命、鼓吹美国独立、号召排满兴汉的声浪，始大张于中国。四是海外华侨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为排 满之最激烈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之风气，为力甚大”，孙中山再赴海外，“凡有华侨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28
　　一九零三年，孙中山正式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民国的十六字纲领，中华民国的国名，从此载入中国国民革命的史籍。
　　一九零四年，孙中山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在二度考察欧美的过程中，不仅因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成熟，而吸引了一批志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欧美留学生，而且在他辗转抵达日本后，更 受到了数百名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开始了他与留学生的历史性结合，为嗣后的中国国民革命，准备了以优秀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革命力量，极大地提高了革 命的品质。对此，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道：“时（按：指一九零零年以后）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 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乙巳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 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予于是乃揭橥吾平生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号召力，而组织革命团体焉。于是开第一会 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因当 时尚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后亦以此名著矣。”29
　　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力量的大聚集，及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开始走向成熟。是年十一月《民报》创刊，由孙中 山正式在《发刊词》上阐释三民主义精义，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从此拥有了正确的和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的国民革命亦从此走向了她的高潮期。对此，孙中山 自己也说：“及乙巳之秋，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 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同 盟会成立未久，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想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徐 锡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30
　　有必要指出的是，三民主义之民主革命理论体系和五权宪法之民主建国方略的成熟及传播，使得中国的国民革命从此更加具有了民主革命的根本性质，从而将推 翻满清专制统治、结束数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与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定夺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方向。孙中山说：“中国数千年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忍受的。就算汉人当君主，也不能不 革命……要废除君主制度，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必须进行政治革命” 。31 他还说：“这次革命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等，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32
　　从此，由孙中山先生所发动的“中国国民革命”，亦在上述之根本意义上，与中国民主革命获得了“同一”。只是就范围而言，中国国民革命才较作为其本体内 容的中国民主革命，更具有革命内容的广泛性，即外反列强欺凌和内反满族专制统治之民族革命内容的加入。本书为标明中国民主革命乃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本体和本 质，故在全书的章节标题上，决用中国民主革命这一概念，以使中国民主革命获得她在革命性质上的明确性。但又在全书的内文里面，部分地沿用中国国民革命的概 念，以求在行文之中，表现她历史过程和历史内容的真实性。
三、革命与改良的两场大论战
第一场大论战发生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
　　如果说，自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始的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为追求富国强兵而推动起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历经清政府数十年的经济改革，和康、梁等对于政 治改良的追求、实践及失败，而终于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共和主义思潮的兴起及民主革命目标的确立，奠定了必要历史基础的话，那么，戊戌之后，恰恰是在民主革命 的理念和目标已经愈来愈成为中国人民的崭新历史追求时，一九零二年，由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书》，所公开挑起的保皇改 良派对民主革命派的大论战，却遭遇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对于保皇改良派的第一次大反击。
　　在这一场大论战中，因康有为将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有”，更歌颂光绪皇帝为“至仁至德”，诬蔑中国人民“愚昧无知，只可行改 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导民主共和，否则只能造成“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的后果，尤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则无非是杀人放火而已”，所以， 孙中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33 其后，章太炎不仅写出了《客帝匡谬》一文，以自责曾经追随改良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写出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指责中国人民“公理未明， 旧俗具在”，因而“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荒谬主张，乃有力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颂革命为“启迪民 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年轻的民主革命家吴樾不仅畅 言“反枝叶改革、倡非常改革”，更以谋炸出洋考察五大臣来表明他与改良思想彻底决裂的精神，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另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则着有《革 命军》遗书，竭力赞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共和主义思想，主张“扫除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的积弊”。又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陈天华则以“壮夫跃海”的英雄行 为，用年轻的生命敲响了他的《惊世钟》，希望追随专制改良者们能够《猛回头》。
　　在这一场对保皇改良派的反击战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政治改良派“彼之爱国，无非是爱专制政体”的本质，尤其批判了“君权不可侵犯”的君主专制法 统，和旨在维护这一法统的封建礼教道统，指出了“礼之耗人血、消人气不至死亡不止”的残酷专制本质。不仅有力地轰击了宋明以来意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理学 基础；而且为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与改良的那一场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大论战，铺垫了共和主义的思想基石；更为辛亥以后中国知识界发动那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 革命，及其对孔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历史性的伏笔。
第二场大论战始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
　　一九零五年底，面对着清政府诱改良以灭革命的阴险手段，和政治改良派要君主立宪不要民主立宪的顽固立场，民主革命派早在《民报》创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指责康有为、梁启超是为满清政府制造“欲使吾民族诚心归化之立宪改良论的祸水”。34
　　一九零六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了“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将两文合刊出版，题名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对革命派展开全面反驳。大论战势在必发。
　　梁启超主张改良和反对革命的重要论点，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 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指清政府 —— 作者按）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报》印行《第三号号外》，刊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首先列出两报辩论的主要条目，35 然后针对其第一种重要论点批驳曰：“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通行也……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 此制度精神必适合吾国民，而绝无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国民必有民权立宪之能力”。同时，为国民能够达到民权立宪之能力，又提出应以“革命和教育来 促成中国人民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就革命言之，则“若在实行时代，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级之制，立平等之域。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昔存于理想，今 现于实际。心理之感孚，速于置邮而传命也”。就教育而言，则“教育无论于革命前，革命后或革命时，均极为重要……更对浚发国民自由、平等、博爱的天性有大 助力”。36
　　针对其第二种重要论点，《民报》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宪而论，亦由国民革命之结果。未有国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宪者也。政府怵于国民之革命而让步 焉。君权民权，相与调剂，乃为君主立宪。若该报专望政府开明专制，而国民舍劝告以外无他事，其结果只能成野蛮专制政体，若望君主立宪，真羝羊生乳之类 耳。”由是，民报乃批驳徒望清政府由实行“开明专制而至君主立宪”的论点说，清政府“所处之地位，只能与国民为敌，不能与国民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 事望诸政府，而望之于国民。国民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37
　　正因为如此，针对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宪”的论点，《民报》则乾脆批驳说：“彼政府之所以能专擅者，以其权力足以束缚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脱其束 缚，则其发言悬于政府之听否，无丝毫自主之权也。不汲汲养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国政治革命之成例恐无此儿戏也”。更何况，“今日之政府，岂惟已绝无可 望，直国民之仇雠而已”。38
　　就改良派所称的“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之说，民报首则慷慨言之曰：“为国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胡乃以杀人流血相怵？”继则直言批驳曰：“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39
　　此后，各家民主革命派刊物，乃于中国本土和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香港等地参加了这一场大论战。他们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纲领，遵循孙中山先生“必 须进行政治革命”的民主革命思想，围绕着“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要不要建立一个主张民权的民主共和国”等大是大非问题，对立宪改良派“只要改良、不要 革命”，“只想哀求清王朝立宪、不想推倒清王朝君主专制政体”等错误思潮，特别是针对清王朝“虚以敷衍改良、实为扑灭革命，立宪为假、专制为真”的维护专 制手段，予以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批驳。胡汉民在为《民报》纂文时便写道：“旧日为异族政府所有者，固当倾覆之；而数千年君主专制之政府，亦必同时改造而后可 以保存而竟存。”同盟会员汪东亦发表文章呼应说：“单纯的杀人放火，根本谈不上是革命，乌可以辱我庄严、宝贵之革命二字。”40《夏声》与《河南》两家杂 志，更从清王朝四十年来推行改革开放和空喊立宪入手，驳斥立宪改良派们说：“四十年来，言新法者，非今日之政府乎？无日不为之，而究其所为者何事？新法之 收效于今日者安在？有能举起大者示之于人乎？……夫以如是之政府，而日日言立宪，五年，十年，十五年之预备期限，常视吾民之举动如何以为伸缩。而又于立宪 预备之时期，宣布言论集会之苛虐条件，以为摧抑吾民之具。”41 而且，“以预备立宪时代即演出如许惨祸，吾不知实行立宪，则民祸将伊于胡底也！”42 “国民之普通自由，彼不能于预备立宪时代保护之，乃反于预备立宪时代剥夺之。国民政治上的权力，彼不能于预备立宪时代促进之，反于预备立宪时代限制之。非 丧心病狂，奚为行动不伦，一至此极！”43
　　由是，革命派乃对改良党人批驳曰：“彼保皇立宪党人，不按以往之事实，不衡方来之时势，终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泣妇其行者，更何异痴子愚蒙。对 凶猛之兽，曰是可以笑容亲猛兽也，是可以妩媚近猛兽也。”44 鼓吹共和的《醒狮杂志》在《醒后的中国》一文中，就曾指责一心追求君主立宪的政治改良派为“野老不知亡国恨，喃喃尤颂圣朝恩”。《二十世纪支那杂志》则以 “不到临崖绝命时，强权政治有谁知”的沉痛呼喊，期望改良派能够在强权统治的迫害中猛省过来。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宪说， “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名声卓著的 《河南》杂志尤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大胆驳斥道：“嗟夫，预备立宪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预备杀人流血之直接了当也！”
　　这一场大论战，因革命派据理力争，民众拥护，改良派因“大清朝不改”，非但穷于应付，而且益不堪击。故时有论者称“《民报》出现，国民主义和民族主 义，渐浸溢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数月以来之《新民丛报》，已为梁启超一人之《新民丛报》，党派之机关杂志， 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45 而它最为积极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义思想的大普及。嗣后，广西会党领袖王和顺即在《告粤省同胞书》中宣称“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号召“建民主宪 政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而在江西萍、浏、丰起义中，龚春台部的洪江会众也已在文告中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不但驱除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 其权利，且必须破除千年专制之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其上，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共享平等之利益。”
　　这一场大论战，虽然在围绕着“土地国有”等问题的争论中，革命派因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一些不尽正确的思想，梁启超亦表现了一些未必 是错误的观点，但因这一场大论战真正的论战重心，是在要共和还是要专制和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根本问题上面，并使得共和的思想战胜了专制的思想，革命的思想 战胜了改良的思想，所以，它的积极意义也就无庸赘述。
四、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她的高潮期、并且“于斯竟成”
　　上述的两场大论战，特别是后一场由革命派挑起的，对改良派的大批判，不仅使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锋芒失尽，而且使立宪改良派在对革命派和清政府的 两面作战中，痛苦地迎来了它们最终的失败和分裂。由是，革命风潮乃愈起愈猛，革命派更以“躯壳虽死、我志长存”的精神，前仆后继、万难不辞的意志，连续发 动了萍、浏、丰起义，饶平、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九月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以及光复会于浙、皖的两次起义，直至一九一零 年十月和一九一一年四月的两次广州起义。其间，一是安庆新军的起义，乃为革命之重要转折，时论曾赞之曰：“安徽之役，事虽未成，然霹雷一声，革命党运动军 界起事之声浪，已足以寒一般清吏之胆……安徽一役颈血未乾，广东军界之事又层见叠出……夫军人者，彼专制君主平日所恃为心腹，而藉以压抑平民保全皇位者 也。为大势所驱趋，虽恃为心腹者，毕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以专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声颤气喘，手足无措矣！”46 辛亥革命终以武昌新军起义而为其端绪，便是明证。二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诚如孙中山所言：“是役也，集各省之革命党精英，与彼虏为 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已造成矣！”47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自一九零五年以后，在中国同盟会包括其它革命团体所发动的历次起义中，革命志士们万难不辞、前仆后继、英勇奋战、一怀壮烈的牺牲精 神，实为我中华民族千秋万代之楷模。著名革命志士熊成基在失败被捕“招供”时所说的话，尤代表了千万革命烈士的心声。他说：“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 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也，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 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48 安庆讲武堂学生、革命烈士张劲夫在起义失败后被捕“招供”时，曾直呼堂审的清吏曰：“尔速拿笔来，将我为汉族复仇之大意录下，裨人人皆知杀满人复仇为任 务”。49 安庆新军起义烈士周振丰，在被捕审问时亦从容笑曰：“我死之后，当化生千百万之革命党……以后须多派侦探，严密防范，否则有不堪设想之一日，尔细思 之！”50 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锡麟失败的消息时，非但不逃，反而对劝她离开的人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 狱？”51 青年革命志士、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给妻子所留下的著名遗书，岂止摧人泪下，实能给人以无尽的勇气。他在遗书中曾这样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之一 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 计，锺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当时的中国，正是因为有了吴樾、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禹之模、佘英、刘慎终、喻培伦、宋玉 琳、陈可君、李文甫等一大批视死如归的民主革命志士，方才能够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魂牵革命不足半岁之日，乃有武昌事发，即伟大辛亥革命的爆发。由是而使清 王朝一仆而难起，瓦解崩垮于不数月之间。
　　应该说，清王朝的迅疾覆亡，既功在革命，亦功在改良，更“功”在清王朝自身一意拒绝政治改良的反动行径上。因为无革命，清王朝便能苟延而残喘；无改 良，则不知清王朝坚拒改良以从善；而若无清王朝一再拒绝改良和一再扑灭革命，革命和改良又何能汇而合之，以一朝推翻之与瓦解之？甚至使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 制政体，即帝制，亦终于随着大清朝的灭亡而永劫不复了。
三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端的伟大历史意义
　　辛亥之后，确有部分知识分子，部分国人，甚至部分同盟会人自己，都曾说过“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话。然而，他们与毛泽东对辛亥革命别有用心的责难与否 定，却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无非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现实感觉或个人感触出发，或因一时判断错误、或由一时愤激所致。说到底，不过是对辛亥之后革 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必然出现，缺少应有的认识。这个应有的认识就是：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初获创建之后，将仍然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 量、持续较量和残酷较量这样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创建的共和国体，完全有可能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推倒，从 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甚至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实现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公然复辟、变相复辟、或全面复辟。直至能因复辟的成功，而将整个专制统治 推向极端……
　　由是可知，只有对这样一个艰难历程和主体历程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才能够识别革命事件和革命历程的关 系，从而界定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并将民主制度的最后确认和确立当作民主革命最后成功的标志。这样，我们才不至因“一叶障目”，而将辛亥之后民主进程的曲 折发展和专制复辟的暂时得手，误认为辛亥民主革命的彻底失败；更不会仅仅因为专制复辟者以革命的名义，或打着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来推动专制制度的复辟，而 产生对于革命性质的错识，直至造成“错把复辟当革命和错把专制当民主”这样一类重大历史错误的发生。这对于坚定民主革命必胜、专制向民主过渡必成的信念， 坚信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必将遭遇最终失败，无疑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理论价值。由是，我们也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端的伟大意 义所在。这个伟大意义就是：
第一、辛亥革命是胜利的民主革命
　　指辛亥革命是一场胜利而非失败的民主革命，首先是因为：“看一场革命的成败与否，关键是要看这一场革命与其对象关系的变化。如果革命战胜了她的 对象，她便胜利而无疑；如果革命被她的对象所打倒，她便失败而无疑。辛亥革命的对象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清王朝。这个王朝不仅被这个革命打垮了，而且就此结束 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即帝制。据此，我们还能说她是失败的、而不是胜利的革命吗？”52
　　其次，由于辛亥革命所创建的崭新共和国统，与满清王朝及其专制国统划清了鲜明历史界限；由于中华民国初次和初步实现的民主宪政，又与立宪改良派所追求 的君主宪政，划清了宪政性质的鲜明政治界限；所以，辛亥革命才是胜利的民主革命。而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一个象征，便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它一 是中华民国当时的最高法律，具有宪法的意义，二是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三是依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了中央制度，四是规定了对“约法”的严格修订 程序。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二个象征是国会和参众两院的创立。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第三个象征是“天坛宪草”的起草。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九一三年四月，第一 届国会开幕，为防止袁氏实行独裁和复辟专制，参、众两院曾决定选出同等人数的委员来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因起草委员会设在天坛，故又有“天坛宪草”之 称。“天坛宪草”继承了“临时约法”的民主建国精神，艰难地排除了袁氏的干扰。第一章即明确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之民主国。”第一百十一条更专门规 定，中华民国共和民主的“国体不得为修正之议题”。
第二、辛亥革命创建了真正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一、新中国在政治上的标志 —— 包括思想和文化
　　辛亥之后的中国，连中共御制的教科书都称之为：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验中。仅一九一二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中国出现的新政党，已 注册者即达八十五个，政治团体二十二个。各种政党合法并存，和平竞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基本上得以维系，各类法政学校遍布全国。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革 命家，力图通过合法斗争的手段发展政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获得了很大成就……。53 是时，民主共和的理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已经成为时代的标识，使整个社会出现了“敢有言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必将共击之”的感人政治局面。其后，如果没有 袁世凯恃手中之权，拥遗朝之兵，谋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废除国会，尊孔祭天，复辟帝制，可以相信，民主宪政是完全可能逐步地走上轨道的。
　　显然，政治思想的自由必然要带来“新闻舆论”的自由。辛亥之后，全国民办报刊的出现，一时蔚为大观。仅一九一三年七月前，各种民办报纸已达五百余家。 它们以监督政府为己任，频频议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报道民间疾苦，上敢于指责批驳总统，下能够匡正救助时弊，无论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均在他们的关 心和指评之下。专制舆论的一言堂，瞬间即被民主舆论的多元化所代替。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宋教仁之被刺，全国不仅舆论哗然，而且追缉凶手的舆情逼迫，足 可教袁世凯无所措手足。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何以袁氏称帝之日，即为“全国人民共击之”之时。袁世凯之所以只做了八十三天的中华帝国皇帝便一命呜呼，说 到底，就是因为人民拥有“新闻言论自由”所致。因为如若没有新闻言论自由，则反袁的声浪既不会震撼全国，护国战争的发起和胜利也就更难想象。
　　政治、思想、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亦必然要带来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爆发在辛亥之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 新文学在历经晚清改良文学的“自将洗磨”之后，却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后的历史事实，除去它们要在思想文化上自觉担负起反复辟的历史责任之外，其根本的原 因，也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给当时的中国开拓了自由发展和砥砺拼搏的时代条件。回首中国一部新文学史，迄今竟没有对于辛亥之后直至三十年代的超越之作，其内在 根由，尽在其中。
二、新中国在经济上的标志
　　诚然，正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创建，才彻底地打破了皇朝权力政治和专制改良型经济，对于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的种种钳制和压迫，从而自 根本上打开了真正自由经济发展的广阔道路。连中共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都说辛亥之后的中国“扭转了革命前民族工商业的萧条局面，各种实业团体纷纷建立， 各类私营企业竞相出现”，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清政府近五十年改革的基础上，不仅从此获得了突破性发展，而且迎来了它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54 该书还称“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国民族、民间工业诞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资本万圆以上的厂矿仅七百家，资本总额仅一亿三千万圆。然而，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的 八年间，厂矿即建成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一亿圆，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万圆以上，相当于辛亥前四十年投资的总额。一九一二年资本百万圆 以上者约二十五个，一九一九年即增至四十三个，并出现了拥有资本一千二百万圆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等大公司多家，使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时出现了被冠以面 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称号的民族工业巨子。钢铁、采煤、运输、电力等重工业，和皮革、造纸、卷烟等一应轻工业，以及金融等，均获得重大发展。其中仅一九一四 年即建成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一九一六年建立龙关（龙烟）铁矿公司，一九一七年建成上海和兴钢铁公司。一九一二年全国采煤八十万吨，一九一九年即已增至 三百三十万吨。一九一三年采煤使用动力约四百至六百个，一九二一年已达两千以上。一九一三年船运为十三万三千二百三十吨，一九一九年即增至二十八万七千五 百九十二吨。一九一三年全国共有银行十五家，资本一万一千四百八十八万圆，至一九一九年，已增至四十二家，新增加资本一万零二百七十六万圆。……手工业方 面，辛亥之前，厂户多用木机、铁机以制造绸货。至民国四年，即一九一五年，物华厂装置电力织机，出品精良，营业大振，于是继之者如雨后春笋……一九一四年 三月十五日，由民间筹备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55 上述一切，无不标志着中国民族、民间工业力量在辛亥之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现代自由经济形态，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从它艰难的开拓期迅 速地走向了它的开始成形期。将之作为新中国的标帜之一，自是理所当然。
第三、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革命和中国现代历史的标准
一、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革命的重要革命标准
　　其一、从革命的性质来看，辛亥革命的鲜明民主革命性质，既使她不同于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又使她不同于俄国的共产革命。因为中国传统农民革命只能“建 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质，注定了任何一场农民革命的胜利，都只可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旧中国 ”、即复辟了旧专制制度的“新王朝”。同时，由于俄国共产革命的历史本质，乃是共产革命名义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辟，所以，新沙皇专制俄国才是在革命名义下 对于旧沙皇专制俄国的复归。因此，只需将辛亥革命作为检验的标准，我们就能够对中共“革命”既具有传统农民造反、又具有俄国共产革命之双重复辟性质的历史 本质，一目了然。
　　其二、从革命的内容来看，辛亥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任何革命，只要它倡行民主，实现民权，推行自由经济，消灭权力经济，反对任何名义之下的专制和专政， 保卫和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民主成果，它就一定为民主革命而无疑。反之，则任何一个否定、反对、破坏甚至推倒了辛亥革命民主成果的“革命”，都在其根本内 容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对立面。
　　其三、从革命的任务来看，辛亥之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志在创建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辛亥之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则是坚持民主建国，反对专制复辟，以使共和的新中国，不遭遇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阉割和颠 覆。所以，革命成功前坚定地反对专制改良，革命成功后则顽强地反对专制复辟，乃是辛亥革命作为重要革命检验标准的又一“明示”。其对于中国大陆人民之追求 民主，再造共和，将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由是可知，失去了辛亥革命这个检验标准，就失去了检验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革命是否民主革命的试金石；否定了这个标准，就极有可能混淆各种各样革命 的不同性质，从而造成民主革命在方向、理论、方式、力量、直至革命历程本身的极大混乱。中国共产党就正是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革命为手段，以所谓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来否定、反对和推倒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但是，中共虽因师法苏俄而达到了制造革命混乱和发动共产革命的目的， 却又迅速地暴露了它反对中国民主革命和旨在全面复辟专制制度的本质。
二、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政治标准
　　由于辛亥革命是一场推动了巨大历史进步的革命，因此，辛亥之后的一切社会力量，所有政党集团，只要它保护或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民主成果，推进了以辛 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过渡历程，它便是进步的和革命的；反之，则不论它信奉过怎样的“革命真理”，鼓荡过怎样的“革命激情”，怀揣过怎样的“革命法 宝”，又获得过怎样的“革命成功”，只要它否定民主，强行专制，甚至将我们的祖国复辟到了较之满清王朝更加专制极权、更加腐败腐烂的境地，它都只能是真正 的倒退而无疑。显然，正是在究竟“谁是进步、谁是倒退”这样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上，辛亥革命才成了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政治标准。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辛亥革命划清了新、旧中国的鲜明历史界限，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所以，辛亥革命又必然地会成为分界中国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 的“分水岭”。但是，近五十年来，因毛泽东的旨意，和毛氏所发明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荒唐理论，中共史学界也就不得不将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启年代，强 行划定在爆发了五四运动的一九一九年。毛泽东的用心，一是指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那一声“炮响”，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参见下卷第三章）；二是一九 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曾将中国的工人阶级喊上了历史舞台，从而才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它诞生的背景和借口；三是毛氏所谓“新旧”两个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既将辛 亥革命划归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将中国共产革命视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为了发动中国共产革命，他就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学习列宁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历史经验，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旧”民主主义革命。四是 因为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之后建立了新中国 —— 中华民国，而他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所发动的那一场中国现代农民造反，却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他为了在“革命与共和”的名义下维护专制 复辟政权的合法性，并标明他已经“改朝换代”，也就必须推倒孙中山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所以，他才一定要推倒辛亥革命，并且绝不允许将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启年代，归宗于爆发了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的一九一一年。
　　今天，当我们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反思中，已经能够明白毛氏这一划分的“用心”时，重新将光辉的一九一一年、即伟大辛亥革命爆发和胜利的年头，当作 我国现代历史的起点，就不仅是在学术上对于历史的一个澄清，而且关系到我们对祖国前途的历史性追求。所以，它才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历史问题和重大政 治问题。
第四、辛亥革命交待了“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
　　辛亥革命，对上虽是孙中山发动中国国民革命、并进行长期奋斗的一个胜利结果，对下则交待了“护国和护法”的历史重任。所谓护国，就是要保护新中 国 —— 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不被颠覆；所谓护法，就是要保护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不遭阉割。所谓反袁护国，就是反对袁世凯颠覆民国复辟帝制；所谓反北洋而护法，就是反对北洋军阀顶着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行阉割中华 民国共和法统之实；所谓“荡平新旧军阀的叛乱是护法的继续”，就是指北伐成功和中华民国统一后，新旧军阀叛乱的本质乃是意在继续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 所谓“围剿中共在苏俄命令下的叛乱和叛国为护国所必须”，即是指中共在苏俄指使下旨在颠覆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叛乱和叛国，必须予以剿灭。因此，是护国还 是反护国，是护法还是反护法，是保卫和建设中华民国，还是阉割和颠覆中华民国，便成为辛亥革命所交代的两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任务。可以说，自辛亥以来的八十 余年历史，既是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旨在颠覆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的历史，又是中国人民志在保卫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之胜利、失败、艰 难、甚至是惨淡的历程。并且，伟大而又艰巨的护国、护法历史任务，不仅至今仍摆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更是海内外每一个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国人所推卸不了的。
　　伟大的辛亥革命，这颗曾从漫长黑夜里升腾起来的灿烂星辰，势将冲破历史的重重阴霾，将她广阔的辐射之光重新照亮我们祖国的角角落落，照亮在每一个中国大陆人民的心头，指引着我们追求历史进步的方向。

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4)2011-08-10 02:45:40

注 释
第一章：
01、高尔品：长篇小说《少夫人达琳》第二六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
02、米涅：《法国革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版。
03、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间制定的自由主义宪法，宣布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国民，人民拥有普选权；实行君主立宪及一院制议会制度，严格限制王权等。
04、一九一九年魏玛共和国建立后，代表保王党势力的卡普曾以东普鲁士地方长官身份，借协约国命令德国解散两个旅，于一九二零年三月十三日勾结反动军官发动叛乱，企图恢复第二帝国，瞬间败亡。
05、一九九六年五月，前俄共党人拥护久加洛夫竞选俄罗斯总统，公开宣称要复辟苏联。流亡在纽约的苏俄党人竞相号召加入苏共，到处张贴“冷战就要来临”的标语。虽然声势凌人，终至败北，但俄共复辟的危险依然存在。
06、07、08，同二。
09、一九零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清晨，彼得堡的市民和工人携带家小共十五万人，举着沙皇画象，唱着圣歌，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请愿。沙皇命令军队开枪，当场打死一千多人，两千多人受伤。因是日为星期日，即名。
第二章：
01、高尔品：《论天京之变》。湖南人民出版社《优秀历史文学评论选》，一九八三。
02、新唐书：《李逆列传》。
03、〔明〕：《李逆传》。
04、同三。
05、〔明〕：《张逆传》。
06、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07、参见下卷第二章注解。
08、鲁迅：《阿q正传》。
09、〔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
10、同上。
11、〔德〕爱德华·甘斯：《人物与事件的回顾》。一九三六年柏林版。
1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13、列宁：《国家与革命》。
14、〔英〕罗素：《欧洲哲学史》。
15、同上。
16、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实行的共产主义新村实验，以彻底失败为告终。
17、转引自罗素《欧洲哲学史》。
18、指十九世纪英国激进主义哲学家边沁等。
19、〔英〕詹姆士·穆勒：《一八三一年的一封信》。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21、22，《第一国际成立宣言》。
23、罗素：《欧洲哲学史》。
24、“圣·耶稣会”曾是极其反动的宗教思想组织，因臭名昭著，于文艺复兴之后被罗马教廷解散。但路易十八的波庞王朝一复辟，即恢复了该组织，意在加强思想统治。
25、王德昭：《西洋通史》第三八一至三八二页。
26、《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上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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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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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
一 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
第一、王朝统治的末世与君主制度的末路
　　清王朝自一六四四年、即清顺帝元年入据北京始，至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近二百年，历经康乾盛世，早已由盛而衰，危机四伏。政治上 恰如乾隆所言，“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专制的统治与压迫有增无减。吏治上则“九卿无一人陈时事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摺地方之利病”，“官以贿得，刑以钱 免”，官场一片腐败现象。军事上曾称雄一时的二十二万八旗兵与六十六万绿营兵，也早已“军器视为具文，操演视为儿戏”。尤其是在农村，“有田者什一，无田 者什九”，农民因失田败家，流离失所，而成为“盲流”者，比比皆是。鸦片毒患的泛滥，致使全国有数百万人吸食鸦片，其中“以衙门中人吸食者最多，差役食鸦 片者十之八九”。诚如林则徐所言：“羌尤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显然，清王朝犹如中国历代君主王朝一 样，已经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王朝统治的末世。
　　然而，清王朝较之历代王朝还要悲哀与凄凉的是，它更处在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的末路之上。是时，不仅由明王朝所加固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历经清王朝 的由兴及衰之后，终于走向了它最后的衰亡期，并且自明代就已经萌发的，中国知识界对于君权神圣的怀疑和批评，亦因清代君主权力的再度加固，而进一步引起了 中国知识界对于神圣君权的大胆批判甚至否定。换言之，即中国知识界亦已从维护君权出发的民本主义思想，开始了向维护民权出发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过渡。另外， 在中国，已经存在和缓慢发展了数千年的商品交换即市场经济的初级形式，亦在摆脱了元、清两家蛮族入侵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落后影响之后，正在期 待着其高级形式即自由经济的孕育和形成。特别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在欧洲的初获成功，所带来的近代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迅速改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刺激， 这一切无不从内部和外部，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就要走向解体，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开始走向消亡，带来了有利的条件。然而，这个有利条件对于已经延续了二百年 君主专制统治的清王朝来说，却是以外患和内乱这样一个特别悲惨的形式，风霜雨剑紧相逼地表现出来了。
第二、清政府改革开放运动的起因和目的
　　清政府决心发起改革开放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源于外患和内忧的相继爆发。
　　就外患而言，因民主革命的局部成功和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而迅速强大起来的西方列强，因尚未完全“新其貌”，更未完全“新其心”，在国际间，其对民主 主义的追求乃远逊于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所以，他们虽然对内追求民主，对外却仍恃强权，必要时，亦不惜用武力侵略的办法，即用坚船利炮来达到征服它国和 发展自身的目的。如果说，英国将鸦片输入中国，已经说明它不择手段，一八四零后的两次鸦片战争，及其逼迫清政府与它签订不平等条约，就更是将落后的中国和 向来自视泱泱大国的清王朝，从此逼上了“赔银求和、割地求和、乃至开门揖盗以求和”的悲惨境地。
　　就内乱而论，因清王朝正处于王朝统治的末世和君主制度的末路，加之以鸦片战争为表症的外敌骎骎内向，又使得整个王朝统治日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 由内虚所引起的外患，和由外患所加深的内乱，也就在王朝统治的末世此起彼伏而不能终。其代表者，便是中英鸦片战争之后的太平天国造反。这一场天国之乱，不 仅席卷万里关山，使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中宵念起、梦魂屡惊”（曾国藩语），甚至能在大清朝的江山社稷之间“立国”十数年之久，非曾国藩练湘军已不能平，实 已使清王朝处在大厦将倾、朝难保夕的深深恐惧之中。
　　然而，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艰难时世，却使得一批有思想，有见地，恨国之不强、己之不争的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不仅发出了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之长空一鸣；而且开始批判“封关禁海”，提倡“藏富于民”，追求“知己知彼”以图强御侮。杰出的思想家魏源，为富国强 兵，不仅编出了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 ——《海国图志》，以期国人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而且喊出了“天下无数百年不蔽之法，无不除蔽而能兴利之法”的变法呼声，进而提出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 为主体思想的一整套改革开放理论。既要求清政府学习西方，创办军事工业，制长舰、造火器及养兵练兵之法，以御侮；又要求清政府学习西方，创办民用工业，允 许私人设厂局，以制造轮船、机械、及各种国用和民用产品，以富国。为清王朝发起一场改革开放运动奠定了先决的思想条件。
　　由是，面对着“外敌骎骎内向，内乱此起彼伏”，面对着“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万世长存的迷信便立即受到致命打击”01 这样一个艰难时世，面对着历经惨淡才削平天国之乱、并暂时获得了喘息的政治局面，清王朝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追求“富国强兵和图强御侮”的历史愿望中，终于 意识到了“变法”即改革的重要。为了平外患和治内乱，即为了抵御外侮，更为了维护大清朝的统治，针对顽固派反对“变而从夷”、即“西化”的腐朽立场，不仅 由汉员大吏李鸿章提出了“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变革主张，而且由皇室宗亲、总理大臣奕诓提出了“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 兵又以治器为先”这样一种改革思想。于是，一场由清王朝发起的改革开放运动即“洋务运动”，也就在满清专制王朝和整个专制制度都在走向衰亡的中国大地上， 被有声有色地推动开来了。
第三、清王朝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的内容和成效
　　这一场由清政府发动的经济改革运动，一是从图强御侮和平息内乱出发，努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二是从求富图强出发，大力开办民用工业；三是对内搞 活，为开掘民间资金，而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纯粹商办即民办的办法，以振兴实业，开创和发展民族自由经济；四是对外开放，取消封关禁海，开放通商口 岸，开辟经济特区上海，为补己之不足而吸引外资，允许独资和合资。五是局部允许结社和办学，倡导当代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为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 鸣锣开道。
　　由是，清政府的这一场经济改革运动，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始，不仅使得枪炮、船舰、铁路、电报、采矿、纺织、机器、磨坊等官办和民办的实业竞相出现，而 且使得形形色色的学馆、学会和学社交相并起。因此改革开放运动不仅势已有成，向西方学习亦渐成风气。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则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经济改革，即自 太平天国败亡直至戊戌维新止，应该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就那个时代而言，起码已经使古代的中国急剧地开始了向近代中国的过渡，更使那个 古代化的大清朝，开始实现近代化。中国从没有火车轮船到有了火车轮船，从没有电报电话到有了电报电话，从没有机器电力到有了机器电力，从没有高楼大厦到高 楼大厦始布沿海沿江的各个通商口岸。尤其是大上海的出现，使它不仅作为清王朝推行经济改革的“特区”，至今仍可以睥睨于邓小平的深圳和珠海，使人有小巫见 大巫之慨；而且它作为清政府在推动经济改革的短暂岁月里才兴建起来的大都市，竟能迅疾地赢得“东方明珠”的美称，从而跻身世界最繁华著名的大都市行列。要 是用中共吹捧深圳之语以形容之，便实在不能不说它是清王朝改革开放运动的最伟大成就之一。诚如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近代史学者们所指，清王朝的这一场改革开 放运动“不仅为图强御侮和维护大清朝的统治，进一步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风气，而且为中国近代工交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近代科技 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条件，从而加速了传统农业经济、即小农经济的解体，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02
第四、清王朝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的性质与结局
　　清王朝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运动虽然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使一个末世王朝在经济上开始了从古代化向近代化的过渡，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从而创造了一片“繁荣”的历史景象。但是，盖因清王朝前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的性质，乃是从自救、即维护“大清朝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出发，“一手欲取新 器，一手仍握旧物”，“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非但不许改革腐朽的专制制度，甚至只想在专制政治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枝芽，即只 想在经济上“西学为用”，所以，清王朝意在“御外侮、平内乱”，以求“王朝长治、人民久安”的目的，非但全然没有达到，其结局反而是王朝统治危机和君主制 度危机的被迫加深和迅速加深，直至昭示了它必然覆亡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改革旧专制政治，清王朝那些倡行改革开放的洋务派大吏们，才能因权倾当朝或权倾一方，而能够得心应手地控制着因改革开放才创办起来的“国营”企业，既谋取暴利，又贪污巨款，然后“买地、捐官和滥肆挥霍”。
　　由于不变革旧专制制度，寄身在旧制度躯壳中的改革家和企业家们，“不仅用人唯亲，冗工滥食，贪污中饱，营私舞弊”，而且“大者偷料减工，小者束手闲 处，糜饷玩公”。甚至“花天酒地，一任遨游，视公司之财一如内库之藏，所办未就而资本已亏”。03 如此，自然只能造成“福州船厂制造的船舰运货不逮商船之多，战阵不如兵船之劲，是欲求两便而适以两误”这样一些不幸事实层出而不穷。04
　　同样是因为不改革旧专制政治，不变革旧专制制度，旧专制统治集团中的旧贵族和旧官僚，新贵族和新官僚，和一切因旧政治和旧制度而享有特权者，包括反对 改革的顽固派在内，才都会以其所拥有的权力、地位和关系，借改革以肥己，胁改革以利身，从而使改革非但不能起到限制特权和分利于民的作用，却反而造成了扩 张特权和夺民之利的结果。
　　自然，更是因为不改革旧专制政治，不变革旧专制制度，层层级级的为官者才会既在经济改革的“大好”形势下，“谋图中饱，上下相欺”，对上“以伪饰为 能，以敷衍为工，以趋避委卸为巧”，对下则“以欺吓为主，无复有诚意相与者”。05 重税盘剥既有增无减，厘金屡抽更是习以为常。致使清王朝改革期间“民间之困苦流离，殊有蹙然不可终日之势”。清政府派大员刚毅南下以“整顿地方税收、增加 国库收入”，刚毅虽得意而归，却同时得到了“搜刮大王”的称号，仅为西太后一人便弄回上百万两白银，以致连外国评论都说“刚毅之行，无疑是为这不幸的帝国 增加苦难，差不多就象是西太后急欲把那些经常燃点的叛乱火星煽成烈焰”。06
　　既然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其更重要的“成就”，乃是迅疾地加深和加速了王朝统治的腐败和腐烂，乃是“增加了这不幸帝国的苦难”，乃是“要将 那些经常燃点的叛乱火星煽成烈焰”，特别是北洋水师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全军覆没，和中国在一八九七年被德国和俄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及大连湾的丢脸 事实，也就彻底宣布了这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其旨在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愿望的濒于破灭。
　　无情的历史，终于没有因为上海的高楼大厦而给予清王朝以丝毫的怜悯。清政府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似乎就在它推动改革开放的笙歌燕舞之间，就被注定了。
上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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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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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
一 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
第一、王朝统治的末世与君主制度的末路
　　清王朝自一六四四年、即清顺帝元年入据北京始，至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近二百年，历经康乾盛世，早已由盛而衰，危机四伏。政治上 恰如乾隆所言，“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专制的统治与压迫有增无减。吏治上则“九卿无一人陈时事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摺地方之利病”，“官以贿得，刑以钱 免”，官场一片腐败现象。军事上曾称雄一时的二十二万八旗兵与六十六万绿营兵，也早已“军器视为具文，操演视为儿戏”。尤其是在农村，“有田者什一，无田 者什九”，农民因失田败家，流离失所，而成为“盲流”者，比比皆是。鸦片毒患的泛滥，致使全国有数百万人吸食鸦片，其中“以衙门中人吸食者最多，差役食鸦 片者十之八九”。诚如林则徐所言：“羌尤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显然，清王朝犹如中国历代君主王朝一 样，已经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王朝统治的末世。
　　然而，清王朝较之历代王朝还要悲哀与凄凉的是，它更处在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的末路之上。是时，不仅由明王朝所加固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历经清王朝 的由兴及衰之后，终于走向了它最后的衰亡期，并且自明代就已经萌发的，中国知识界对于君权神圣的怀疑和批评，亦因清代君主权力的再度加固，而进一步引起了 中国知识界对于神圣君权的大胆批判甚至否定。换言之，即中国知识界亦已从维护君权出发的民本主义思想，开始了向维护民权出发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过渡。另外， 在中国，已经存在和缓慢发展了数千年的商品交换即市场经济的初级形式，亦在摆脱了元、清两家蛮族入侵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落后影响之后，正在期 待着其高级形式即自由经济的孕育和形成。特别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在欧洲的初获成功，所带来的近代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迅速改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刺激， 这一切无不从内部和外部，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就要走向解体，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开始走向消亡，带来了有利的条件。然而，这个有利条件对于已经延续了二百年 君主专制统治的清王朝来说，却是以外患和内乱这样一个特别悲惨的形式，风霜雨剑紧相逼地表现出来了。
第二、清政府改革开放运动的起因和目的
　　清政府决心发起改革开放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源于外患和内忧的相继爆发。
　　就外患而言，因民主革命的局部成功和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而迅速强大起来的西方列强，因尚未完全“新其貌”，更未完全“新其心”，在国际间，其对民主 主义的追求乃远逊于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所以，他们虽然对内追求民主，对外却仍恃强权，必要时，亦不惜用武力侵略的办法，即用坚船利炮来达到征服它国和 发展自身的目的。如果说，英国将鸦片输入中国，已经说明它不择手段，一八四零后的两次鸦片战争，及其逼迫清政府与它签订不平等条约，就更是将落后的中国和 向来自视泱泱大国的清王朝，从此逼上了“赔银求和、割地求和、乃至开门揖盗以求和”的悲惨境地。
　　就内乱而论，因清王朝正处于王朝统治的末世和君主制度的末路，加之以鸦片战争为表症的外敌骎骎内向，又使得整个王朝统治日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 由内虚所引起的外患，和由外患所加深的内乱，也就在王朝统治的末世此起彼伏而不能终。其代表者，便是中英鸦片战争之后的太平天国造反。这一场天国之乱，不 仅席卷万里关山，使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中宵念起、梦魂屡惊”（曾国藩语），甚至能在大清朝的江山社稷之间“立国”十数年之久，非曾国藩练湘军已不能平，实 已使清王朝处在大厦将倾、朝难保夕的深深恐惧之中。
　　然而，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艰难时世，却使得一批有思想，有见地，恨国之不强、己之不争的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不仅发出了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之长空一鸣；而且开始批判“封关禁海”，提倡“藏富于民”，追求“知己知彼”以图强御侮。杰出的思想家魏源，为富国强 兵，不仅编出了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 ——《海国图志》，以期国人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而且喊出了“天下无数百年不蔽之法，无不除蔽而能兴利之法”的变法呼声，进而提出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 为主体思想的一整套改革开放理论。既要求清政府学习西方，创办军事工业，制长舰、造火器及养兵练兵之法，以御侮；又要求清政府学习西方，创办民用工业，允 许私人设厂局，以制造轮船、机械、及各种国用和民用产品，以富国。为清王朝发起一场改革开放运动奠定了先决的思想条件。
　　由是，面对着“外敌骎骎内向，内乱此起彼伏”，面对着“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万世长存的迷信便立即受到致命打击”01 这样一个艰难时世，面对着历经惨淡才削平天国之乱、并暂时获得了喘息的政治局面，清王朝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追求“富国强兵和图强御侮”的历史愿望中，终于 意识到了“变法”即改革的重要。为了平外患和治内乱，即为了抵御外侮，更为了维护大清朝的统治，针对顽固派反对“变而从夷”、即“西化”的腐朽立场，不仅 由汉员大吏李鸿章提出了“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变革主张，而且由皇室宗亲、总理大臣奕诓提出了“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 兵又以治器为先”这样一种改革思想。于是，一场由清王朝发起的改革开放运动即“洋务运动”，也就在满清专制王朝和整个专制制度都在走向衰亡的中国大地上， 被有声有色地推动开来了。
第三、清王朝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的内容和成效
　　这一场由清政府发动的经济改革运动，一是从图强御侮和平息内乱出发，努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二是从求富图强出发，大力开办民用工业；三是对内搞 活，为开掘民间资金，而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纯粹商办即民办的办法，以振兴实业，开创和发展民族自由经济；四是对外开放，取消封关禁海，开放通商口 岸，开辟经济特区上海，为补己之不足而吸引外资，允许独资和合资。五是局部允许结社和办学，倡导当代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为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 鸣锣开道。
　　由是，清政府的这一场经济改革运动，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始，不仅使得枪炮、船舰、铁路、电报、采矿、纺织、机器、磨坊等官办和民办的实业竞相出现，而 且使得形形色色的学馆、学会和学社交相并起。因此改革开放运动不仅势已有成，向西方学习亦渐成风气。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则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经济改革，即自 太平天国败亡直至戊戌维新止，应该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就那个时代而言，起码已经使古代的中国急剧地开始了向近代中国的过渡，更使那个 古代化的大清朝，开始实现近代化。中国从没有火车轮船到有了火车轮船，从没有电报电话到有了电报电话，从没有机器电力到有了机器电力，从没有高楼大厦到高 楼大厦始布沿海沿江的各个通商口岸。尤其是大上海的出现，使它不仅作为清王朝推行经济改革的“特区”，至今仍可以睥睨于邓小平的深圳和珠海，使人有小巫见 大巫之慨；而且它作为清政府在推动经济改革的短暂岁月里才兴建起来的大都市，竟能迅疾地赢得“东方明珠”的美称，从而跻身世界最繁华著名的大都市行列。要 是用中共吹捧深圳之语以形容之，便实在不能不说它是清王朝改革开放运动的最伟大成就之一。诚如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近代史学者们所指，清王朝的这一场改革开 放运动“不仅为图强御侮和维护大清朝的统治，进一步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风气，而且为中国近代工交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近代科技 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条件，从而加速了传统农业经济、即小农经济的解体，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02
第四、清王朝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的性质与结局
　　清王朝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运动虽然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使一个末世王朝在经济上开始了从古代化向近代化的过渡，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从而创造了一片“繁荣”的历史景象。但是，盖因清王朝前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的性质，乃是从自救、即维护“大清朝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出发，“一手欲取新 器，一手仍握旧物”，“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非但不许改革腐朽的专制制度，甚至只想在专制政治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枝芽，即只 想在经济上“西学为用”，所以，清王朝意在“御外侮、平内乱”，以求“王朝长治、人民久安”的目的，非但全然没有达到，其结局反而是王朝统治危机和君主制 度危机的被迫加深和迅速加深，直至昭示了它必然覆亡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改革旧专制政治，清王朝那些倡行改革开放的洋务派大吏们，才能因权倾当朝或权倾一方，而能够得心应手地控制着因改革开放才创办起来的“国营”企业，既谋取暴利，又贪污巨款，然后“买地、捐官和滥肆挥霍”。
　　由于不变革旧专制制度，寄身在旧制度躯壳中的改革家和企业家们，“不仅用人唯亲，冗工滥食，贪污中饱，营私舞弊”，而且“大者偷料减工，小者束手闲 处，糜饷玩公”。甚至“花天酒地，一任遨游，视公司之财一如内库之藏，所办未就而资本已亏”。03 如此，自然只能造成“福州船厂制造的船舰运货不逮商船之多，战阵不如兵船之劲，是欲求两便而适以两误”这样一些不幸事实层出而不穷。04
　　同样是因为不改革旧专制政治，不变革旧专制制度，旧专制统治集团中的旧贵族和旧官僚，新贵族和新官僚，和一切因旧政治和旧制度而享有特权者，包括反对 改革的顽固派在内，才都会以其所拥有的权力、地位和关系，借改革以肥己，胁改革以利身，从而使改革非但不能起到限制特权和分利于民的作用，却反而造成了扩 张特权和夺民之利的结果。
　　自然，更是因为不改革旧专制政治，不变革旧专制制度，层层级级的为官者才会既在经济改革的“大好”形势下，“谋图中饱，上下相欺”，对上“以伪饰为 能，以敷衍为工，以趋避委卸为巧”，对下则“以欺吓为主，无复有诚意相与者”。05 重税盘剥既有增无减，厘金屡抽更是习以为常。致使清王朝改革期间“民间之困苦流离，殊有蹙然不可终日之势”。清政府派大员刚毅南下以“整顿地方税收、增加 国库收入”，刚毅虽得意而归，却同时得到了“搜刮大王”的称号，仅为西太后一人便弄回上百万两白银，以致连外国评论都说“刚毅之行，无疑是为这不幸的帝国 增加苦难，差不多就象是西太后急欲把那些经常燃点的叛乱火星煽成烈焰”。06
　　既然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其更重要的“成就”，乃是迅疾地加深和加速了王朝统治的腐败和腐烂，乃是“增加了这不幸帝国的苦难”，乃是“要将 那些经常燃点的叛乱火星煽成烈焰”，特别是北洋水师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全军覆没，和中国在一八九七年被德国和俄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及大连湾的丢脸 事实，也就彻底宣布了这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其旨在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愿望的濒于破灭。
　　无情的历史，终于没有因为上海的高楼大厦而给予清王朝以丝毫的怜悯。清政府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似乎就在它推动改革开放的笙歌燕舞之间，就被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