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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参加政府问题上的态度也和毛泽东存在差别。抗战爆发后,毛
泽东、张闻天对中共参加政府事一直持谨慎、保守的态度。1937 年9 月25 日,中共中
央作出〈关于共产党员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在国民党未改变其一党专
政实质前,中共参加政府只会模糊其阶级性质。毛泽东、张闻天的这种立场对王明也产
生了影响。1938 年2 月2 日,王明在武汉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
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再次重申中共不参加政府的立场,但是王明并不反对个别
中共领导人以个人身分参加政府。1938 年1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蒋介石邀
请周恩来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因知道中共中央有关禁令,一再推辞,但蒋
介石仍坚持原有意见。1 月11 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
央书记处,告知以上情况,并请延安考虑具体意见,实际上是要求延安收回不许共产党
员参加政府的成命。毛泽东等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来电,拒不答复,显示毛坚持原有立
场的态度。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在未得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于1 月21 日再电中央
书记处,陈述周恩来担任此职,将有利于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如果屡推不就,会使蒋介
石、陈诚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对这份说理透彻,言辞恳切的电报,毛泽东照样不覆电。
在延安拒不表态的情况下,长江局决定,周恩来代表中共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
副部长,1938 年2 月6 日,军委会政治部成立,周恩来出任副部长。而中共中央直到
1938 年2 月末至3 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正式批准周恩来担任此职。 ①
王明、周恩来等在长江局的联合行动,构成了对毛泽东权威的严重挑战,长江局不
仅对中共全局性的方针起看重要影响,对中共组织问题也曾一度拥有决定权。王明、周
恩来联手,打破了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一手独揽政治局的局面,迫使毛泽东在一些重大
问题上不得不按长江局的意见办。1938 年2 月末,在王明、周恩来等压力下,毛泽东
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是一突出事例。
1938 年2 月7 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延安中央书记
处,提议2 月20 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国共关系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严重问
题」。②
王明、周恩来等在这封电报中提到的国共关系中的「新的严重问题」,是指1938
年1 月后,在国民党内出现的反共舆论。1 月23 日。代表国民党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
员会的康泽,刘健群当着王明、周恩来的面,指责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随后,
在武汉的国民党报纸出现攻击中共的言论。1 月17 日《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印刷厂被
一批身分不明的人捣毁。上述情况引起王明、周恩来的警惕,迅速向延安紧急通报武汉
的最新动向,提议召集政治局会议,商讨有关对策。
然而,对长江局的这份电报毛泽东仍是不予回答。毛泽东在无力正面反击不同意见
时,惯于用这种「留中不发」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迟迟未接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2 月15 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又一次致电中
①《周恩来年谱》,页399、401、406
②《周恩来年谱》,页4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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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书记处并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两个议
题:抗战形势和中共七大准备工作问题。①
王明、周恩来、博古似乎估计到毛泽东仍将会对彼等建议采取消极态度,索性将电
报发给书记处和书记处以外的政治局委员,试图用政治局集体的力量,迫使毛泽东同意
长江局的建议。
1938 年2 月23 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再次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举行政治局会
议的日期为两天,「由王明、恩来将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向政治局建议,会完后立即
返汉」。②面对王明、周恩来的持续压力,毛泽东被迫退却,最后,不得不接受了召开
政治局会议的建议。
王明、周恩来等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上的态度,引致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认为,
这是王明、周恩来造成既成事实,逼其就范。几年后,毛回忆1938 春发生的这次事件
时说,「三月会议,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要人回长江局工作,
这种态度我很不满意」。 ③只是这些都是后话,当时毛泽东虽然极不情愿,也只能忍受。
在王明、周恩来的一再要求下,1938 年2 月27 至3 月1 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
行了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对王
明、周恩来等让步。
三月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王明、周恩来提出的加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在
参加会议的八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对王明的报告提了一些保留意
见,王明、周恩来、凯丰、张国焘的意见则基本一致,康生的态度模棱两可。周恩来在
支持王明意见的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周提出应向蒋介石建议,确立「以运动战为主,
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组织新的军队」的意见。④
三月政治局会议在王明、周恩来等的努力下,把加紧筹备中共七大列入党在近期工
作的主要任务。「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一项重要
决定,王明、周恩来对落实这一决定十分重视。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布为召集党的
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向地方党组织发布进行七大工作准备的指示;成立
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七大报告的政治提纲和专题论文。
在毛泽东暂处守势的形势下,召开七大无疑会进一步削弱毛的影响力。令毛稍许宽慰的
是,三月政治局会议没有明确中共七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和报告人。
三月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的又一打击是,会议否决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
意见,同意王明返回武汉继续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在3 月1 日的会议上,毛提出,「在
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⑤毛泽东公开的理由是,应考虑王明的安全和
①《周恩来年谱》,页404。
②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
③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
④长江局时期,王明、周恩来等对运动战、阵地战的强调乃是作为一种建议向国民党提出的。并非像中共党史编纂学有意曲解的那样,
是企图把此方针强加给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毛泽东也提出过类似意见。1938 年1 月13 日,毛曾说,「为什幺说游击战为辅呢?因为游
击战不能最后消灭敌人。所以,现在要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5;另参见龚希光:〈朱德与
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6 期。
⑤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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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需要。但是实际上,经过近三个月时间的观察,毛已完全领教了
王明、周恩来结合的厉害。把王明调回延安是一箭双雕,不仅可以切断王明与周恩来的
联系,还可以使王明在延安无所作为,无事可做。对于毛的这项提议的真实用意,王明
似有警觉,他在3 月1 日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希望继续在武汉工作。①会议最后对
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表决,以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作出最后决定,调政治局候补委员凯
丰去长江局工作,王明在汉一月后返延。②面对多数人的意见,毛只得暂时搁置自己的
计划。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加强了王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尤其在中共政策制定方
面的影响。会议一致同意,由王明代为起草会议的总结,③会议还决定,由王明代表中
共中央起草致预定在三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由周恩来起草
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中央书记处并最终批准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副部长。
对于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毛泽东无时不刻想予以限制。3 月21
日长江局将王明起草的中共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电告延安,但几天都未
得到毛等的答复,于是王明等在3 月24 日将建议书送交国民党方面。一天后,延安中
央书记处来电,批评此信有错误,要求另送一份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贺信。王明、周恩
来等长江局全体领导成员共同署名,于4 月1日给延安覆电,指出来电太迟,且大会已
于4 月1 日结束,要求延安不要公布这份文件,「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
政治影响。」④1938 年6 至7 月,延安与长江局的冲突又起,中央书记处来电,表示不
同意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底意见〉。长
江局覆电延安,坚持原议,双方互不相让,电报往来不绝,几成「电报战」。⑤在延安
发往长江局的电报中,毛泽东故意隐身在后,多以书记处或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联合署
名的形式发电,在署名排列顺序上,特意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位。尽管毛是这一切
的指使者,但是在长江局的压力下,毛被迫淡化自己的党内首席角色的色彩。⑥
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来的成功,使得长江局的影响开始
超出华南、华中的范围,向八路军和华北地区扩散。1938 年春,彭德怀在八路军传达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彭德怀检查过去党「对国民党的基本转变认识不够」,认为「机
械地划分某一时期以左倾或右倾为主的阶段论是不正确的」。⑦几年后,毛泽东抓住彭
(1987 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年),页285。
①1941 年10 月8 日,王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发言中谈到他当时的心情是「不愿留在延安工作」,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
页340。
②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
(1987 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年),页285。
③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
(1987 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年),页285。
④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
⑤《周恩来年谱》,页414、416。
⑥ 1938 年上半年,凡发往北方局和八路军的电报,毛泽东的名字都放在第一位,而在发往长江局的电报排名顺序上,毛的名字一般放
在最后一位。
⑦参见彭德怀:〈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中央政治局12 月会议总结与精神〉(1938 年春),载《六大以来——党内秘
密文件》,上,页916、9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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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这些话,要彭德怀承认在抗战初期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把彭德怀
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作为党内反面材料,收入《六大以来》一书。其实,
彭德怀只是根据张闻天交给他的一份经由中央书记处草拟的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
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在八路军五四三旅团级干部大会上,照本宣读了一遍。①
依照毛泽东的逻辑,在这个阶段,彭德怀跟王明跑了。但是事实上,军队和地方的
领导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央精神之外,还另有一个「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38 年1
月7 至8 日,毛泽民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②1938 年4 月,
中共北方局冀察晋边区分局书记彭真在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全国抗战形势
和争取抗战胜利方针〉的报告,强调「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
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1938 年5 月,邓小平也批评了晋中地区的向地主借粮运动,
指出这是「破坏农村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在1938 年7 月之前,彭德怀、杨尚
昆、彭真、邓小平在华北部分地区,还展开了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
在毛泽东和长江局对抗的日子里,张闻天仍然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毛还发现了另
外几个新盟友,一位是毛在江西时期的老熟人任弼时,另两位是与王明一道刚从苏联返
国的康生和陈云。至于毛泽东志同道合的盟友则非刘少奇莫属。刘少奇虽然没出席三月
政治局会议,但其观点与毛几乎完全一致。三月政治局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将刘少奇
紧急召回延安,以加强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力量。毛泽东为了让刘少奇放心,1938 年3
月24 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北方局领导人员分工的新决定,明确规定胡服(刘少奇)在
延期间,仍然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所有情况须直接向胡服报告。③1938 年7 月10
日,刘少奇写信给彭真,提醒彭真立即修正政策。刘少奇在信中告诫道:「国民党与阎
锡山至今不承认统一战线,因此在文件和宣传上以少说或者不说统一战线为好」。④对
于政治局同事们的表现,毛泽东不动声色,一一看在眼里,在清冷的延安窑洞里,毛在
紧张地作着各项准备,等待着反击日子的到来。
注释:
第四章 毛泽东对王明的重大胜利
一 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
自1937 年11 月底王明返国到1938 年春夏之间,王明和周恩来等在统一战线问题
上形成的共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转了中共核心层原由毛泽东主控的气氛,迫使毛泽
东不得不作出拥护中央新方针的姿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被迫降低以往突出
强调「独立自主」的调门,转而发表若干支持统一战线的言论。1937 年12 月24 日,
①《彭德怀自述》,页226。
②《谢觉哉日记》,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204。
③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一1938),第11 册,页477。
④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 册,页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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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致电边区各军政首长,要求在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
的口号下」,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避免讥笑与讽刺」友党、友军。毛甚至提出,中
共应「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没收汉奸财产及处理汉奸,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
最好是交给他们处理」。 ① 1938 年1 至3 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
度和在延安大会上几次发表演讲,都没有再宣传自己过去所坚持的主张。毛泽东在1938
年初春的这类言论,以后都没收入《毛泽东选集》。
如果将毛泽东上述言论视为他已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转而接受了王明等人的主张,
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实际上一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在与己不利的形势
下,被迫在公开场合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在私下里,毛泽东却在精心地准备向其对手发
起反击。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加紧酝酿反击王明等的「炮弹」,毛泽东的「炮
弹」就是他在5 月写成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5 月26 日至6 月3 日在延
安作的〈论持久战〉的演讲。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完整的论文结构。毛泽东针对抗战以来中共党内以
王明、周恩来为代表的强调运动战的观点,详细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重大战略作
用和对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义,完善了他在洛川会议上及以后在游击战问题上的
主张。 ②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一篇演讲大纲,在这篇演讲中,毛不指名地批评周恩来等
人在抗战初期「怀疑」、「轻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周恩来过去曾批评过孤立强调游
击战的看法是「机械论」的观点,现在也被毛单独拎出来,被指责为是「不赞成八路军
的战略方针」。毛在演讲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将党内的不同意见一概视之为旁门左
道。
毛泽东发表上述两篇论文正逢其时。1938 年春,日军已开始进攻武汉外围,长江
局在王明、周恩来的领导下,正配合国民党展开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活动。但
是,毛泽东根本不相信「东方马德里」能守住。他认为,国民党丢失武汉是迟早要发生
的事情,此将有力证明毛泽东有关「国民党片面抗战必然失败」的论断,也是对鼓吹「保
卫东方马德里」的王明,周恩来的沉重打击。正因为毛的文章暗藏玄机,王明、博古、
项英、凯丰一致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③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有关只有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才能壮大中共的意见,已
日益被事实证明是有远见的。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虽处于少数,但他对
派遣八路军东进毫不放松。1938年3月24 日,毛泽东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
朱瑞等,责成他们「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为八路军主力转移
①〈毛泽东、肃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电〉(1937 年12 月24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
11 册,页408-409。
②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原是为延安解放社编印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所写的第七章。最早刊载于1938
年5 月30 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4 期。1952 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 卷时,毛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③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年),页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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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华北各地区事先作好准备。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又致电中共北方局代表朱
瑞,令其「以最快速度」,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创
造冀晋豫边区」。①毛泽东还采取措施,严防王明等对八路军的干预,在发给军方将领
的电报中,毛泽东总是将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显示他对巩固自己在军中个人影响的
极度重视。尽管王明在1938 年春正处于他政治上的鼎盛阶段,但在毛的隔离下,王明
在军队中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在毛泽东的全力催促下,1938 年初,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
荣臻等率八路军陆续深入华北各地,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的根据地,仅一年时间,八路军
就从1937年9月的不足三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二十五万人。 ②中共武装发展壮大
的事实,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须导人信服了毛泽东,因而放弃了过去的观点,转而
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八路军高级军事将领回到「正确路线」,使毛泽东大大舒缓了一口气,但还有一个
更大的障碍横亘在毛的前面,这就是如何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
在毛泽东为夺取中共最高领袖而展开的斗争中,如何处理与莫斯科的关系一直是最
为棘手的问题。随着王明的返国,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明显加强,王明「拉大旗,做
虎皮」,处处以莫斯科代言人自居,对毛的活动造成严重的掣肘。毛泽东深知如果得不
到莫斯科的支持——至少是表面的支持,要想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权,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此,毛暂且压住对斯大林的不满,竭力显出顺从的姿态,同时又施展种种手段,以图
嬴得莫斯科的好感与支持。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赴苏联,客观上为毛「借洋
师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议派任弼时赴苏汇报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
1931 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上,两人同时进入政治局,王明返国后,任也和政治局其它同
事一样,对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表示拥护,于是王明就认为任是自已可以联合的盟
友。殊不知,上层风云可以瞬息万变,到了1938 年春,已有迹象显出任已明显偏向毛
泽东一边,而王明竟浑然不知。于是王明无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称快的事,毛实在
有太多的理由为王明的这项提议感到高兴。任弼时是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中共元老之
一,1921至1923年旅苏三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东方大学)学习期间,
曾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在1931 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弼时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为中央政治
局委员。任弼时与毛泽东也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他早年曾参加由毛组织的湖南「俄罗斯
研究会」,并由毛推荐,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中共发起组织的掩护机构)学习俄
语,旋被派往苏俄留学。1931 年春,任弼时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苏
区,一度全力支持毛,打击了毛的对手项英,与毛的关系又亲近了一层。1937 年夏至
1938 年春,任弼时在一度摇摆后,较早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明确支持毛的
①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475-80。
②《彭德怀自述》,页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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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主张,并在1938 年3 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王明前往武汉
工作。由于任弼时既为莫斯科信任,又与毛泽东接近,遂被毛视为是派往莫斯科充当高
级说客的最佳人选。
几乎在任弼时前往苏联的同时,1938 年4 月下旬,毛泽东也向即将被派往苏联伏
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亚楼交待了任务。毛为了考察刘亚楼及提高刘的「觉悟」,已让
刘在自己的身边帮助整理文件三个月。毛向刘亚楼布置道,有一件事情让你去做:把我
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
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并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刘亚楼当时只是一名年轻干部,毛且
用心如此之深,更遑论对任弼时了。 ①
1938 年3 月5 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在西安搭乘苏联运输卡车,于兰州搭乘苏
联飞机经迪化抵达莫斯科后,于1938年4月14 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交
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任弼时的这份大纲巧
妙地揉和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观点,既迎合了斯大林,又不失时机,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
打下了楔子,「挂上号」。
任弼时在「大纲」中高度评价了王明返国后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有关发展中国统一战
线的指示。他声称,中共党内原先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存在「某些不足够的地方」,对国
民党有「深刻成见」,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有「某些摩擦」,「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
后乃渐减少」。任弼时说:中共已「认定」王明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
抗日」、「民主、民生、皆在其次」的主张,在发布了中共中央十二月宣言以后,「国
共两党关系,在基本上有了进步」。②
「大纲」对王明、周恩来等提出的「保卫武汉、河南与陕西」的口号,也给予了积
极的评价。任弼时强调,这是目前中共「最重要任务中」的「最中心的一环」。他还表
示,中共中央将「纠正『左』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
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然而,任弼时此次赴苏的目的,绝不是为王明等做「宣传员」,他之所以在给共产
国际的汇报大纲中反映王明等的观点,乃是王明的主张已被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
月政治局会议所接受,已成为现阶段中共的主导性方针。尽管如此,任弼时仍不失时机
地要将毛泽东的看法反映出来。「大纲」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不愿国
共两党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图在合作中削弱共产党」,因此,中共将「以最大努力,
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阻止外界
①刘亚楼赴苏后,曾参加了1939 年共产国际讨论李德问题的委员会,「并认真稳妥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参见杨万青、齐春元:
《刘亚褛将军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页175-76。
②1937 年12 月25 日,由王明起草,经中共长江局集体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武汉发出〈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毛泽东当
时并未加以反对,以后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加以肯定。但以后,此宣言被指责是王明等背看中央发出,集中体
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受到长期批判。参见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
页34。
我是一个MBA,曾经任职财富五百大公司的物流经理,历任香港上市公司/美国上市公司/新加坡上市公司的部门经理。做好面对任何事情的准备。为了替我老母亲复仇,为了我心爱的儿子能有成长的自由和尊严,为了我自己的尊严和自由,我愿意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我坐牢了,或者死了,我的良心就可以平静了。所以我买了六十万的人寿保险,足以让我儿子成长和自立了
2014年4月4日星期五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17) 高华2012-03-21 05: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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