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恩来5（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1-08 01:37:47

周恩来的复杂脸谱
　　赵无眠
　　【人民报消息】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虽经历无数次的政治风浪，毕竟都能化险为夷。因而被称为“不倒翁”。他的“不倒”奇迹，有人说是因为善于妥协，也有人说过于圆滑。
　　历届领袖都遭到排斥、打击
　　周恩来善于妥协，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他在日本求学期间，有一次与同学吴瀚涛喝酒，一边喝一边辩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周恩来雄辩 滔滔，不住地给自己倒酒，吴瀚涛忍不住从他手里夺过酒瓶朝地上一扔：“如果你就这样喝下去，你怎么救中国？”酒瓶摔得粉碎。周恩来突然惊醒过来，难为情地 出了房间，一会儿拿来了扫帚，把地上的碎玻璃打扫得干乾净净。第二天，为了表示歉意，他又特地买了一束鲜花，送给了女主人。那时，他才二十岁。
　　中共党内，几乎没有一位重要人物没有经历过同志间的残酷斗争。党的主要创始人、第一任领袖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听任其受国民党的长期迫害，还要雪上加霜，把他打成“托派分子”、“汉奸”，批评了几十年。
　　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失势后遭受排挤，长征时被留在敌后，结果以病弱之躯当了俘虏，死后长期定为“叛徒”。
　　第三任领袖李立三，被押解到苏联接受审查，一去就是十五年，还押上军事法庭，关进监狱，回国后一直背着“立三路线”的帽子，一生都不得志。
　　第四任领袖王明，下台后地位一落千丈，以戴罪之身留在中央委员会当反面教员，最后流落苏联做了“叛徒”。
　　毛泽东在获得最高权利之前，也屡遭排斥、打击，以其坚强的意志、过人的胆略，都不得不流泪屈从与强势。邓小平虽然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却也被他斗 得脱皮换骨，一生三起三落中有两起两落是毛的杰作，直到毛去世以后，他才得以在七十三岁高龄掌握权柄，开创其改革大业。其他中共的风云人物，细查起来，无 一不是如此。可以说，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比之国共间斗争的激烈，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恩来在党内曾遇数次挑战
　　周恩来在党内也曾遇到过数次挑战。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零年，中共实际负责人周恩来与瞿秋白从莫斯科返回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七月决议”，即批判和纠正李立三的左 倾冒险主义。向忠发、周恩来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取代李立三成为常委之一，但李仍为政治局委员。这就是“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 东局来信予以肯定。
　　但十月间，共产国际又发来新的指令，突然升高批判李立三的调子。十二月十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彻 底清算了“立三路线”及瞿秋白、周恩来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于对李立三批得不够彻底。李立三、瞿秋白撤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米夫的得意门生王明被钦 定为中共新领袖。
　　米夫在会上这样说道周恩来：“周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米夫才二十九岁，却要抓了三十二岁的周恩来“打他的屁股”。周恩来忍住了，虽遭批判，但没有“滚蛋”，保住了政治局三常委之一的位置（另外两个是向忠发、张国焘）。大权落在了仅仅是政治局委员的王明手中，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时代”。
　　周恩来能安然过关，除了能忍受“打屁股”的屈辱，还帮助米夫、王明战胜了罗章龙一派的挑战。罗章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一九二零年在北京大 学读书时参加李大钊发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不服米夫以钦差架势的指手画脚，提出一份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名单，要求表决。失败后又自行 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通过决议《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即所谓“另立中央”。周恩来出面找罗章龙调解 无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刘少奇与周恩来之间的过节
　　第二次是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在重庆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内，他们的阶级成份受到党内批评。《解放日报》发表攻击周的这些 人“为数不少出身非无产阶级，需要严格审查的党员”。刘少奇指责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工作时，未能对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为进行斗争，成了“教条主义 的帮凶”。其次是指责周恩来一九三七年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是想“带八路军走”。再就是指责周恩来参与签署“誓死保卫大武汉”的文件，而这完全是王 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主张。
　　周恩来还被指为对“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惨败负责，要对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错误负责。
　　周恩来从重庆被招回延安，受到严格审查和盘问。他必须解释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他被扣上两顶帽子：“主观主义”和“经验主 义”。所幸他沉着应对，检讨和解释了自己的言行，讲清了历史问题。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事先向中央打过招呼，他没有签署“保卫大武汉”的文件，他的 名字可能是王明冒签的。
　　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他同意负大部份责任，但延安还有九位同志也参加了大会，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九位同志有一位便是刘少奇。
　　延安整风因过激，打击面太大，激起普遍怨愤，动摇的党心，终于迫使毛泽东紧急刹车，在大会上亲自向无故受害者鞠躬赔礼道歉。整风委员会副主任康 生落下了“整人阎王”的可怕名声。刘少奇虽然获得了地位，却也让人们领教了其挖空心思网罗他人罪名的手段。二十多年后，到了他挨整的那一天，党内竟找不到 几位同情者了。
　　从高饶集团到“反冒进”
　　第三次是在一九五三年底，高岗、饶漱石企图联合邓小平、陈云等人物向刘少奇和周恩来发难。这一次，主要受挑战的对象是刘少奇，刘是党内的第二号 人物，一旦有所变动。周恩来的地位也受到威胁。“高饶集团”的结局是被彻底粉碎了，高岗开枪自杀，饶漱石从政坛消失，不知所终。邓小平因揭发有功，迅速崛 起，从地方大员一跃而为党内排名第六。
　　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乡，也是他亲自选定的 “备用胎”，其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容易撼动：周恩来地位有坚实的基础。高、饶的挑战，实在难以得到同情和响应，所以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种猜测，认 为这是毛泽东为除掉高、饶而设下的圈套，故意促使他们表达不满，当他们真的鼓噪起来，又反指他们的不是，依据是高岗在东北势力渐大，越过中央政府向直接向 苏联示好，被斯大林夸为“东北王”，为毛所忌恨。此说似缺乏更多的事实支持，故也只是猜测而已。无论起因究竟如何，对周恩来不构成真正的危机。
　　第四次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上比毛泽东点名批评“反冒进”。毛泽东非常欣赏有人提出的某项建设高指标，认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 腾”。周恩来找毛泽东谈：“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的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 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了。
　　周恩来与陈云访问苏联归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汇报，搞经济工作不同于打仗，不宜用“人海战术”，要慎防左倾冒进。刘少奇令中宣部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论，周恩来修改定稿，号召全党冷静头脑，戒骄戒躁，反左倾，反冒进，稳步进行国民经济建设。
　　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毛泽东甚为恼火，到“反右”斗争结束，他开始在党内“反右倾”，会上会下多次指名道姓第严厉批评周恩来──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个政治问题。”
　　“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等等。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 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 讲究考据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看。”
　　“你说这是冒险主义…你说这是盲动，没有耐心…但是长征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的解放战争难道就是冒险吗？我们渡长江时，就真的不怕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我们的口号是：敢字当头。”
　　毛泽东还拿着柯庆施写的文章当中奚落周恩来：“你是总理，这样的好文章你写不写得出？”
　　中央委员们，除了陈云、李富春外，几乎都成了应声虫，群起而攻之。陈云自己也是“反冒进”的主角，见风声不对，赶紧溜到杭州“休病”去了。其实 毛批评“反冒进”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只是措辞和不满的情绪还不那么激烈。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为止，他点名批评周恩来不下十三次。以成都会议最为严 厉。
　　痛苦的反省
　　一连几个星期，周恩来都闷闷不乐，常茫然呆坐数小时。他召来秘书范若愚，为他笔录检讨。范若愚后来回忆道：
　　“我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因为我奉命为他笔录《自我批评》。周总理对我说：‘我犯了错误，我的思想赶不上主席的思想，’周总理一向才思敏捷，出 口成章。他口授的资料，记录下来之后，往往不需要更易一个字；可见现在几乎不能成句，他说一句我记录一句。常要等很久，才说出下一句。我在他的办公室时， 他接到陈云从杭州打来的电话。周总理只是听，一直听，然后把电话放下，他看起来有些痴呆了似的。然后又开始自我批评，神情十分痛苦。每说一句，就要停三、 四分钟…已经是午夜了。”
　　凌晨两点，邓颖超叫醒了范若愚：“你为什么让总理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坐着一动也不动，好像失魂落魄似的。”
　　范若愚与邓颖超商议，由范按照周恩来说过的，重新组织文字交差。
　　他写道：“毛主席虽与我同舟共济、朝夕与共，但思想上我总跟不上毛主席。”周恩来讲到此处，大惊失色，几乎要哭出来了：“这是不对的，一九四五年以后才是这样的。一九四五年以前我也不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想法。这表示你对党的历史不够了解。”
　　没多久，周恩来还是决定亲自写，因为毛泽东讲了话：“不要让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范若愚见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套袖，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纸发呆，“凝固了一般”。他的眼皮颤动，目光专注，“时而明锐， 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寐”。有几次，他仿佛想通了，下决心落笔，却成不了文句，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痕迹。忽然又放下笔，将稿纸揉成一团，扔 到废纸篓仰身靠着椅背，淡漠的目光投在屋梁的某一点上。眼圈一红，泪水盈眶，他轻合眼皮，不让眼泪流下来…
　　幸好不是“党内走资派”
　　这份《自我批评》花了十几天时间才写成，送交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经讨论，删掉了一些过于有损尊严的句子。周恩来终于获得毛泽东的原谅，保住了总理位置。事后，他头上的“白发骤增”。
　　这一次，周恩来是自己打自己的屁股，甘心情愿接受毛泽东给予的“廷仗”的屈辱。也正是从这次开始，他认清了自己的“臣子”身份（不敢妄称“与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下决心死心塌地地侍奉毛泽东，紧跟毛泽东，凡事多请示，揣摩圣意，绝不再和毛唱反调了。
　　第五次是在文革初期，受到一小部红卫兵的“炮打”。红卫兵基本上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响应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跟着毛主席造反”，所以也可以看做是来自党内的挑战。
　　周恩来是文革派，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但文革开始派工作组“引导运动”，他也有一份。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 奇震动，周恩来也吓了一跳，不知“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有没有包括自己。他特意去探毛的口风，听出没自己的事儿，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运动。大树特树 毛主席的权威，全力吹捧文革的旗手江青。
　　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怀疑一切”的口号鼓舞下，一部份造反学生走火入魔，竟然分不清“敌我”，炮打起“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即“文革派”）来： 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挨过炮弹，贴过大字报。不过很快就都镇压下去了，未能形成气候。文革派内部虽也有矛盾，但在对付外敌方面倒 是步调、口径非常一致，全力以赴一同镇压，毫无商量的余地。
　　有人认为林彪、江青在文革一开始就整周恩来，这是不确的，当时的局面虽然混乱，却主要是造反学生乱，文革派的阵营可是一点也不乱，别人打倒不打 倒、保护不保护都没关系，“自己人”可是一个都不能随便打倒。这个阵营的分裂，是后来的事。红卫兵在到处乱街的同时，凭着肤浅的认识、知觉和猜测，难免误 发许多的炮弹，“打偏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连毛泽东都受到过炮轰，如高干子弟们组成的“联动”，就曾喊“打倒毛主席，保卫刘主席”的口号。
　　历史责任和“势必出修正”
　　第六次挑战，历时最长，情况也最危险。林彪爆炸后，周恩来权重一时，除毛泽东外，党内再无第二人可以取代他的重要位置。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从 严重休克中苏醒，当着江青的面向他交托“后事”。这年九月，王洪文选为接班人，奉调进京。第二年，邓小平复出，渐渐接替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的工作。
　　七月四日，也就是交托“后事”将近一年半以后，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王洪文的一次谈话中，说古论今，对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外交部冷嘲热讽──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名根据地，名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藤代远还没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风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时，周恩来都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毛说“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剩下鄙人一票”，意指周当时也是立三及王明的追随 者。“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是讽刺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名言，只顾鸡毛蒜皮的国际“小事”，忘了路线斗争的“大事”，势必出修正主义。而且“天天 送”，烦不胜烦，不胜其看。
　　深感孤独和恐惧
　　毛泽东的谈话，可以看出对周的明显不满。此种不满从何而发，是“偶发”还是聚集了很多时候之后的“不得不发”，不得而知。但江青等人正好抓住这 个机会，开始组织向周恩来的进攻。先是“批林批孔”，然后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儒”，批 “投降派”，批“宋江”，批“李鸿章”，批“卖国主义”，批“党内那个走资派”…花样百出。
　　这次挑战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周恩来勉力奋战，明争暗斗，频频出招。一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地位，二是企图将权利顺利交给他最为得意的继承人邓 小平。他别无选择，只有背水一战，应付对方无休无止的缠斗。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他死后还未停歇，直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才告结束。
　　周恩来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搞不好又是一个高岗，又是一个刘少奇，又是一个林彪，又是一个彭德怀、陶铸、陈伯达…。他深感孤独和恐惧，想一想有 可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不寒而栗。他与身边工作人员照平生最后一张合影，照完说了一句：“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他在被推入手术室前，拼着全身的力 气高喊：“我不是投降派！我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应该说，周恩来应付挑战的功夫是一流的。毕竟他没有成为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陈伯达和林彪，得以善终，不但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最久的记 录，也完成了君臣“亲密合作、无间无猜”的政治神话。从保全自己的权位和名誉的角度而言，他是无可非议的，甚至能够说，做得相当好。他不是一个尖刻的人， 不会主动把对手逼到无处逃生的绝境。这也是为什么，他终能够在死后赢得胜利的最主要原因。
　　从战友变成君臣
　　值得非议但是，为了自身的地位，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其中包括良心、原则、真理乃至人格。我实在不愿把“出卖”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情愿用“付出”。然而在面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时候，“付出”和“出卖”又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以利害关系取代公正原则。
　　前面说到的“第四次挑战”，是周恩来为政一生的一次重大的转折。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和当众奚落，他首先感到的是感情上的冲击。他对毛泽东忠心 耿耿由来已久，在遵义会议以前，毛还在受排挤时，他就是毛泽东的同情者。宁都会议他不同意撤掉毛的军职。长征途中，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周恩来接掌军 权，正是他力排终议采纳了毛的主张，放弃北上鄂西与贺龙部会师的计划，中央红军才免遭灭顶之灾。遵义会议是他同意召开的。他也是主持者，他的“副报告”与 张国焘的“反报告”都对博古的“正报告”起了否定作用。毛在重获军权之后，最初只是周恩来的副手，周是“最后下决心者”。
　　摘自(看中国)
　
道貌岸然的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史又是一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生死决斗史
　　作者：吴洪森
　　【人民报消息】对周恩来的评价，综观各种见解，可归为三类：一是以中国官方为代表，努力塑造周恩来光辉形像；其次是民间犹爱周恩来的某些人，认 为周恩来有人情味。三是把周骂得一钱不值，指他卑鄙无耻、毫无人性，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为虎作伥。曾任毛私人医生多年的李志绥就说周在毛面前低声下 气，是个人格低下的人。
　　这三种评价都可以用到周恩来头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来印证，但都不能对矛盾现象自圆其说。
　　笔者经过近二十年的怀疑思考和材料收集，觉得可以对周恩来的矛盾现象，作出综合解释了。为著行文方便，将基本上依照历史本身的行程，进行分析。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回国抵达广州。他一到广州，就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周时年二十六岁，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他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
　　其实一切的关键在于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著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当时 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就任命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 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
　　季米特洛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以及在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甚么训，不是十分清楚吗！
　　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的代表。当时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己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
　　周恩来旅欧期间除了成为季米特洛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 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恽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 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东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上述名单凭记忆所及）
　　◇不倒翁之谜
　　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中共大开杀戒，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第三国际指示， 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南昌起义（在这之前，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广东省委已经下设军事部，因此中共军队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恩来）。不久，毛泽东搞了秋收起 义。毛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到偏避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第三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州，仅至半途，入马己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 东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
　　按苏联观点，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 东盘据山区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派陈毅夺了毛泽东兵权，撤了毛的职务并逐出政治局。
　　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转移，进行长征。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领导人和执行者都是周恩 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 半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先只是做和事佬，让剑拔弩张的双方心平气和讲话，会议开了一天一夜之后，到第二天，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
　　新成立的领导核心三人军事小组中，周恩来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顺序是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周恩来垮不了的原因，查看一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 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运，即使他能赢，所赢的结果，只能是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 一分为二，变成周恩来的军队与毛泽东的军队，那同样意味著大家都将被蒋介石消灭。其次，这支军队需要苏联物资上的援助，要使这份外援不断，领导层必须要有 莫斯科信得过的人。
　　毛泽东果然不负众望，取得长征胜利。胜利的得来并非像中共所宣扬吹嘘的那样，是由于毛的英明指挥，毛碓实也打了一二次小胜仗，但最终能摆脱蒋介石围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阴谋。
　　长征起先的意图是兵分两路，突围到新疆或内蒙古中苏交界处，在那儿背靠苏联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中共打了如意算盘，因此一直马不停蹄沿著中共的逃跑路线围追堵截。
　　毛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使红四方面军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 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比毛的一方面军要多得多。被骗作诱饵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毛、周为了遮掩自 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的罪名。
　　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一个能起缓冲 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在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毛泽 东挑选了刘少奇，刘原先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地下组织已基本上被蒋介石捣毁，他与毛共过事，到过莫斯科开会，在党内无自己的势力，却有相当资历。这是一个可 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毛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延安整风，半个世纪前的整风，至今讳莫如深，有关 档案拒不公开，至今只传闻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检查，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因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
　　◇刘少奇最恨谁？
　　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争斗，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开 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如果持续的目的是铲除刘少奇的残余 势力，为什么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在林彪垮台后绝大多数都“解放”，重新被起用？
　　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
　　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根据上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嫡系。
　　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毛泽东如对周的嫡系也同样毫不留情，那等于是同周及其派系公开决战，毛可把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的势力。因此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
　　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愿公开承认毛周之间在文革的争斗，甚至很荒谬地坚持说周是毛的亲密战友。他们如此宣扬时，显然忘了这是有损于周的“光 辉形像”的。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像”，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 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大量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
　　他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
　　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
　　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在刘少奇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这个有著“光辉形像”的“伟人”，实际上是个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
　　如前所述，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并没有自己的帮派势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团也仅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长、文革前调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其余大多属文教宣传系统。
　　刘少奇凭这几个毫无实力的人马就反毛泽东，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从而蒙受沉冤？
　　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反毛，但架空毛的举动确实己有数年。大跃进失败，全国陷入大饥荒后，６１年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刘 少奇虽然未点名，却直截了当地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被迫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检讨，并宣布退居二 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文革前，毛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被置之不理。这表明刘、彭己不把毛放在眼里。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 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
　　结论很简单，刘脱离了毛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言不发，坐得离毛远远的，不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
　　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被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只剩下林彪一个死党，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 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 治局常委之中，毛实际上成了孤家寡人。
　　至于军队中的势力，刘少奇虽没有半点，但周恩来却至少和毛泽东旗鼓相当。而在八大元帅之中，周恩来的势力远大于毛泽东。（原是十大元帅，毛在庐 山会议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怀，罗荣桓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帅到文革时只有八人：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
　　按照周刘的盘算，他们采取逐步架空毛的战术定可稳操膀券。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己达到和毛并驾齐驱的地步（老百姓家中挂的领袖头像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列）。
　　可是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著：他们为了麻痹毛，为了遮c自己的用心，却在舆论方面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
　　毛是个权力第一的人，他怎么会满足于舆论上做个帝王？６５年窃听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险，下决心搞文革反攻。
　　窃听器事件，最早是文革初期红卫兵揭露杨尚昆罪行的大字报披露的，但详情披露得不清楚，大字报只是说杨尚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特务手段，在毛主 席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据李志绥的书中说，窃听器事情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毛的专列停在长沙车站，车上的随从人员下车到月台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台上见 到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的口音和张玉凤开玩笑，该通信兵所模仿的话是毛泽东在车厢里和张玉凤打情骂俏的话。张玉凤大惊失色，立即返回车厢报告毛泽东。毛泽 东将该通信兵叫上车厢询问，该通信兵说是罗瑞卿布置的。毛再问罗瑞卿，罗瑞卿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要求他在毛的车厢里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 员及时了解毛主席的指示好贯彻执行，罗瑞卿并且拿出政治局有关该决议的文件给毛泽东看。毛看了之后没作声，似乎没当一回事，但回到北京就决定搞文革并说服 了林彪支持他。
　　毛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击，以提拔罗瑞卿去当总参谋长的方式，赶走了老跟在自己身边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以为毛可被甜言蜜语蒙住，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大肆吹捧毛。他们以为毛被架空，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继承者，如此毛将无反击之力了。
　　他们低估了毛泽东。
　　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没有料想到的。
　　毛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毛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态。
　　毛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
　　为了以防万一，毛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以拉练演习的名义，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调走，密令林彪把三十八军开入北京。
　　对林彪来说，不参与这场权力斗争，不调军救驾，刘周得势照样会清除他。因此林彪从六三年起也参加了神化毛的大含唱，不能让接班人的形像专利只属刘周一派。
　　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他意料的反击和毛打算蛮 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周恩来的退缩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轻易就得逞了。
　　俗话说，会打架的，不如不要命的。
　　毛泽东小时候被他爹打过几次，在他念初中时还被他爹揍过。有一天，他爹又要揍他，毛走到池塘边说，你再打，我就跳下去淹死。他爹被他的眼光吓住 了，从此以后不敢再打他。这次胜利，对毛的一生极其重要，使毛尝到了破罐子破摔豁出去干的甜头，毛不按常理出牌，爱走极端，好耍无赖的个性，和此事件有莫 大的关系。
　　中共为周辩护的观点称，周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鸣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里还有什么大局可顾？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丢掉性命，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谁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国家命运?
　　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钣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自己和官僚小集团利益。
　　周恩来的儒弱，毫无政治理想和为人原则，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得了搞掉刘少奇的胜利。但毛泽东并不善罢甘休，对毛来 说，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因此，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就部署了对周的攻击，第一次是利用一个名叫联动的红卫兵组织，在北 京街头贴大字报，揭露周恩来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被捕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以求释放。依文革时的极左政治，凡被捕发表脱 党声明的，便是叛徒。
　　对这一经历，周恩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被捕后，国民党士兵并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一般党员，他的黄埔学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闻讯到狱中把他领出来释放了他。至于脱党启事，他说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狱之后，白洋为了对上有所交待以他名义登的。
　　北京街头大字报所公布的叛徒材料，假如揭露的是别人，被揭露的人立刻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但揭露到周恩来头上，却是贴大字报的该红卫兵组织“联 动”头头，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外界不知情的人，还将此事件解释为，毛泽东不能忍受红卫兵胡来搞到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头上。
　　事实上，大字报的材料就是江青、康生提供给红卫兵的，整个事件都是毛泽东躲在杭州一手策划的。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出红卫兵还冲进中南海包围了国务 院，将周恩来围困了一天一夜，无论周怎么劝说，红卫兵就是不肯撤走。结果军队中有人出来保周了（据周三年后亲口告诉到北京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军队中有 人听说他在中南海被围困，就带兵入京和红卫兵发生了冲突，军队开枪打死了人）。在杭州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毛泽东，看到有火并危险，就翻手将贴大字报和发动 围攻中南海的联动头头以反革命罪抓起来，以表明他和此事件无关。
　　这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周恩来在军队中势力和影响不搞掉，是不可能打倒他的。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第二次搞周恩来的行动，就是通过林彪和 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想以此把周恩来在军中的力量肃清。但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这就是 文革中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和武汉兵变。
　　有关怀仁堂“右派造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这里按下不表，我们来看看半年之后，６７年夏天发生的武汉兵变。
　　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干脆把 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恩来出面去平息事态。周到了武汉对 陈再道说，把军权交出来，跟我去北京包你没事。陈大麻子就乖乖跟著周去北京。去了之后果然没什么事。因为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称纠军 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要王关戚“还我长城”，这三个傻瓜就被投进监狱了。
　　揪军内一小撮虽然放弃了，但军内的分裂已经形成，为了平息和安抚军界，也为了巩固四人帮的地位，毛只好以牺牲林彪来换取军队团结。
　　军队中的力量难以触动，毛就打算在舆论上搞跨周恩来，这就是批孔批周公的由来。但同样是以毛的失败告终，周是如何粉碎毛的进攻的，这方面材料中 共丝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舆论就把毛的被迫退让看作是江青瞒著毛在搞周恩来，把罪名全泻到江青头上。其实江青在受审时已一语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 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第三次反周，毛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已出尽。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个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
　　毛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个月，但他还是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的势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这场胜利且又是那么短暂，毛一死，接管天下的还是周的势力。所以说，毛周争斗的结果，最终取胜的还是周恩来。
　　然而，无论作为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来说，周恩来真的胜利了吗？
　　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这种结论。
　　从毛在文革中多次想打倒周恩来，却不能成功来看，我们完全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若多分勇气，多为全民族利益著想一下，而不是为虎作伥，中国百姓何至于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难！
　　假如周同刘少奇一样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结束，可偏偏这个怯懦的人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两军相持不下，民众陪绑陪斩十一年。
　　周恩来一生如有后悔，定会后悔抛弃刘少奇，作可耻退让吧！刘少奇惨死狱中之际，口里叫骂、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吧！
　　◇周恩来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 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听他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 毛泽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 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 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莫斯科路线。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的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的节。
　　当时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 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 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产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因此这篇谈尊重经济规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 官来形容共产党，已成流行词汇，不觉有什么特别了。可以想见，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 于自责，但在座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力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他们来 听此报告的。
　　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
　　“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象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 不慎说出口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总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 周明白毛在军中不满和对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与毛之间，将处于直接冲突了。他要让中共高级干部事先有个心理准备，当毛想清除他时，他们将 支持谁，周恩来特别强调自己当年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这实际上暗示在场的官僚，你们不要因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一旦铸成大错，终生后悔。
　　周恩来另一不寻常举动是，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实际上就是允许他的讲话流传。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己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和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争执不下， 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他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此请求党中央解除他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 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
　　以道德面貌、谦谦君子的形像遮盖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毫无道德。当不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道德， 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著时，几乎没人能辨别出来。周恩来“人情味”的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
　　西安事变中，周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说的，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 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己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
　　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含？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策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的。
　　这就是周恩来！
　　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著糖。
　　周恩来还有个形像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 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作为总理，亵渎了总理的职责，其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 好官就值得赞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 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 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口，搞到他与苏联仍 有勾结的材料。周恩来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失去权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这分明是置他于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 （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多余的话》，未伤及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被抛离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博古和苏联顾问李德，周恩 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 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周这个人就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干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文革开始，他抛弃刘少奇、贺龙等 行为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著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较量中，又多了一 个筹码。
　　◇结论
　　近半个世纪，中共通过对舆论的彻底垄断，拼命为自己吹嘘，美化自己的道德形像，似乎只有共产党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事到如今，他们手 中只剩下周恩来这一条“光辉形像”了。然而这个“光辉形像”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以这样的形像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准怎能提高 呢？
　　不充份揭露毛泽东的罪恶，中国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觉醒；同样地，不批判周恩来这样的伪“道德楷模”，就难以激发中国人的道德勇气。
　　□摘自香港《信报月刊》9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