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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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该写下这篇后记的时候了。
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八日到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我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总算是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和修改工作。若再加上于国内早就开始的“前期工程”，
主要是辨别真假资料、澄清基本概念、建立思想体系、设计全书架构、编写“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写出“导论”初稿等，前后已经整整十四年。其间，我曾一遍又
一遍地写出提纲，一次又一次地将它们付之一炬，为的是“以防万一”。同时也是为了在没有底稿的基础上，能够更加深入地调动自身思维的能动性，并希望在没有
可能带出任何资料和手稿时，我能够将它们默默地记在心中。后来，我甚至不得不将数万字的提纲拆成了无数的“断语残句”，将它们当作“眉批脚注”，“零乱”
地抄写在几本大书的“天头地脚”，将数十万字的资料分散开来，当成包装礼物的废纸，然后才带着它们，走出了国门。扔掉了我在国中原本拥有的一切，丢开了曾
与我相依为命数年的儿子，告别了不知底里的朋友和亲人，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虽然我知道我会回来，我不会不回去。
但是，尽管这本书在思想上和资料上的准备工作，几乎全部在大陆做成；尽管我不是第一次出国，我对北美洲华裔社会的人情和世态亦早有了解；尽管我做好了
承受一切艰难的准备，决心让命运来支持我和支撑我；而自我“流放海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写作，即期求获得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写作环境，来将它完成和出版；
然而，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还是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问题和困难。虽然我渐渐将写作的过程变成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过程，更因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获得了艰难的
进步和更加坚定的信念，但在海外这个特殊的社会生态之中，那种时常便会袭上心头的失望和失据的感觉，那些时时刻刻都企图在逼迫你改弦更张的威胁，特别是只
能使你伤感、甚至竟能让你感到绝望的某些力量和某种局面，实在是时时刻刻地都在摧折着你的信心和期望。
因此，如若没有对祖国大陆真正血肉相连的感情，如若没有对祖国大陆社会人心的真正了解和把握，如若没有真正参加过祖国大陆的十数年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并
坚持认同它的成果，如若没有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前途所拥有的信心，所怀抱的期望，还有，就是如若没有前此十数年在国内因自我磨砺而终于养成的淡泊心
性，那么，吾人虽能抛家去国，却也并不见得就能在海外完成夙愿，了却这一份危险的情怀。
在此，我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来到海外之后，我确乎愈来愈痛切地认识到：千万要尊重中国大陆专业和非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们，尤其要精读和细读他们在无奈
的包装之下，所已经出版的研究著作和纪实文学著作，更应对近年来已经敢于挣断“脚镣手铐”，而公然呼吁要“纠正历史”的史家们、作家们、记者们，特别是军
队中的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深怀敬重之心。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在“脚镣手铐”中的痛苦挣扎，如果没有他们怀抱祖国的命运所作出的艰苦研究和大胆著述，不仅
历史反思运动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即便是我个人的研究和著述都是不敢想象的。这，也是我要在后来的写作中，要尽可能地引证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尽量地要在他们
的著作中去寻找证明的根本来由。
在此，我只想默默地对那些曾关心过我、鼓励过我和帮助过我，并和我心心相印的大陆友人们，表示我最为深切的感谢。我会在祖国天光大开的时候，再公开
地、好好地谢谢他们每一个人，谢谢他们那颗一直都在与我一起跳动着的心。因为只需他们那一句“一定要澄清谁才是历史上真正乱臣贼子”的话，就足够我坚持下
来了。
在此，我自然要谢谢海外的许多朋友们，特别要谢谢那些曾给了我信心和决心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们，新老华侨们，以及台港理念相同的朋友和前辈们。谢谢他们
不仅理解了我、声援了我，还为这本书起了这样一个好书名；谢谢他们对我提出过的许多宝贵意见，并给了我许多的启发
。初稿完成后，我正是在给他们的讲演中，在和他们的讨论、甚至是辩论中，才认真地、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了我的著述。
我还要谢的是，没有我的妻子唐若冰女士对我无怨无悔的爱，没有她对我们共同追求的彻底忠诚和忘我奉献，这本书的完成和出版将是难以想象的。
我还想说明的是，我的海外笔名辛灏年（取“辛亥年”之谐音），原来专为历史著述而用，海内外鲜有人知道他的本名与“真相”。然而，一九九九年五月，因
中共香港特区政府无理地拒绝了我 ——
一个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普通学者，应邀赴香港“纪念五四、六四，展望中国民主前途”国际学术研讨会讲演，作者的原名高尔品，及其中国大陆
知名作家的身份，又为中共香港特区政府和海外某些媒体所着意公布，我方才一改初衷，决意在本书中公开作者的原名及“原形”。因为，本书作者并非因“胆怯”
才在海外隐姓埋名了如许年头的。
最后，恳请祖国大陆的学者们，祖国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们，海外一切真正关心和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以及所有的前辈们和朋友们，都能对书中不可避免的错失
予以教正，并对本书提出批评甚至批判。即便是某些势力要发动“围剿”，哪怕是“联合围剿”，作者都将铭感于心。因为，本书就是于一再地接受批评意见，不断
地迎接形形色色的批判及挑战，和持续地抵抗威逼利诱的艰难岁月之中写成的。因为，当真“围剿”声起，我们祖国的现代历史，反只能会愈辩愈清。
我姑且抛砖引玉了。因为，许许多多不再需要“包装”的，并真正具有高水平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著作，在我们祖国大陆应运而生的时代，眼看就要来临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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