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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我正在看门诊，护士长匆匆走来叫我。
她面色神秘而紧张，悄悄小声对我说：“一组来了电话，要你立刻到游泳池去。”一组是毛及其人员的代号，二组为刘少奇，三组周恩来，四组朱德，五组原本是任弼时，在他死后，则为陈云。
室外露天游泳池是原来就有的，为了让毛在冬天也能游泳，就在室外游泳池的南边新建了室内游泳池。室外游泳池在夏季开放，中南海内的工作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都可以来游泳。室内游泳池夏季不开放，在其余的季节里毛去的时间多，别的首长也来，但逐渐来的越来越少，于是成为毛的专用场所了。为了让毛能好好休息，以后又向南加修了大会客堂与书房，这就是以后接见尼克森总统、田中首相等人的所在。同时又修了卧室。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九六六年底，毛迁居到这里，直到一九七六年去世为止。
毛终于召见我了。
我将病人处理完毕，交代了工作，骑车出了流水音。正是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之前，天气仍旧有些凉。我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北面的游泳池，已经微微出了一些汗。
在游泳池的门口，毛的卫士长李银桥正在等我。他看见我立刻迎上来说：“你怎么这样久才来？毛主席一直在等你哪。”我说：“我将门诊的病人处理完，时间长了些。”当时我没有带医疗用具，我问他：“主席是看病，还是检查身体？”李说：“都不是，主席只是说要见你，谈一谈。”我又问他，要谈些什么，李回答说不知道。
李将我引进室内游泳池，毛泽东正躺在游泳池南端的一个木床上看书。
虽然毛躺着，身上盖着毛巾被，可是看得出来，他的身材魁梧，面色红润。上身穿白衬衣，肘以下露在外面，比较起来，手臂显得很长，头发浓黑，前额宽阔，皮肤柔细，两只脚放在毛巾被外面，穿着深咖啡色线袜，小腿很细，脚看上去就大了。
李银桥向毛说：“主席，李大夫来了。”毛放下书，叫李搬了一张椅子，放在床边，要我坐下。
他说：“张之洞说他自己是起居无时，饮食无常。我同他一样，刚一起床，就到这里来了。现在几点钟？”我看了表，告诉他：“现在四点半。”毛说：“这是我的早晨。你什么时候起床？”
我不知道毛的生活习惯，他突然一问，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这时是下午四时半，我不清楚他是问早上的起床时间，还是午睡后的起床时间。于是我说：“我是早上六点多钟起床，午饭后稍微休息一会儿。”
毛笑起来，说：“你是医生，很讲卫生，起居有时。”毛的眼神充满智慧，他的眼神，而非言词，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我打心底佩服他，我觉得我是跟一位伟人坐在一起。
他拿起一支香烟，我注意一看，是英国三个五牌子。他将烟掰了一半，装在烟嘴上，点燃以后，吸了几口。他说：“这种烟嘴是宋庆龄介绍给我用的，里面可以装滤烟器，据说可以将尼古丁滤掉。我吸烟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尼古丁起了什么作用。你吸烟吗？”我说：“我也吸烟，不过不多。”毛又笑了说：“你是我遇到过的第一个吸烟的医生。”然后，他深深吸了几口气，眨着眼睛，带着一丝顽皮的笑容说：“吸烟也是做深呼吸运动，你说对不对？”我笑了笑，没有回音。
他看到我的两鬓有不少白发，说：“你才三十出头，怎么白发比我的多？”我说明人体各部位的遗传特征不相同，人体各系统衰老的表现不一致，然后我说：“从头发上看，我比主席要老。”他哈哈大笑说：“你给我戴高帽子了。”
然后他问我的学历与经历，我大略说了一遍。他很注意地听我说完，然后他说：“你中学时就开始受美国人的教育，解放战争(国共内战)时，美国人帮蒋介石，现在又在朝鲜打我们，可是我还是要用你这种英美派。我要学外语。有人说学俄文吧，我不学。我要学外语，就学英文①。以后你同我在一起，你教我学。”我表示同意。
过了一会，他又说：“你加入复兴社时，只有十六、七岁吧，那还是孩子嘛，懂什么？你已经向领导上讲清楚了，这没有什么问题了。唐太宗手下有一个大将，叫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归顺的时候，唐太宗手下的人都说他不可靠，可是唐太宗让尉迟敬德和他睡在一个帐篷里，后来尉迟敬德建立了不少功劳。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是唐太宗，你是尉迟敬德。这只说明，互相之间要以诚相待，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短时间还不行，要长时间的考验才算数。”
“许世友早先在张国涛手下，长征到陕北后，张国涛跑了。一九四二年整风开始，大家都说许不可靠，把他斗得要死要活。许急了，要拉队伍自己去打游击。康生要将他抓起来枪毙。我说不忙，我找他谈谈。他们都不赞成，怕许害我。我说不会。许到我这里，见到我，张开大嘴就哭。我说不要哭，我只问你两句话，你相信张国涛，还是相信我？你愿意走，还是愿意留下？许说，我当然相信你，我愿意留下。我说，那好，你照旧去带兵，没有事了。许世友到现在不是干得很好吗。”
毛又说：“你那时只是个孩子嘛，懂什么？”
多年的忧虑和阴霾消失无踪，我一下子感到安全无比，毛一语解决了我家庭背景和政治历史的问题。许多人用我的过去来攻击我，阻止我入党，使我活得战战兢兢。毛此番话的逻辑是那么简单，但它使我放下沉重的心理负担。毛是最高领袖，没有人敢向他挑战，我很感激毛救了我。
这时卫士长来给他开饭。他坐在床沿，要我同他一起吃饭。一盘清蒸武昌鱼，是两大条；一盘回锅肉，里面放了不少红辣椒；一盘炒油菜，油很多，青菜都是整根排在盘中。这时是五十年代初期，大家的生活还很清苦，平时在食堂粗食淡饭惯了，一旦吃这样的菜反而油腻得吃不下去了。毛注意到我吃的不多，笑着说：“你吃得不踊跃啊。武昌鱼的味道不错嘛，回锅肉也很好。”我嗫嚅的说：“我不饿。”他说：“这是我的早饭，也是午饭，我一天吃两次饭，大概同你的吃饭时间合不上。”
吃完饭后，他要我再谈一会。他问我读没读过哲学，我说：“学医的时候，医学的书还读不完，没有学哲学。毕业以后，忙于看病人，也顾不上读。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只是学过主席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我是真的喜欢那两篇文章，毛写得不错，简洁而切中要点。《实践论》主张真正的知识是从实践中，而非读死书而来，对我这想做外科医生的人来说可真是一针见血。《矛盾论》使我了解解决任何问题的方式在于找出主要的矛盾所在--即寻求解决根本问题之道，而不是专注在外表征兆上的小节。
他笑了说：“抗日战争发生后，部队到前线，抗日军政大学要我讲讲哲学，我也打算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写了这两篇。《矛盾论》我写了两个星期，只用了两个小时就讲完了。这两篇中，《实践论》比《矛盾论》重要。”
后来我也常常回想，我第一次与毛见面及谈话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第一次与他见面，就给他留下了好的印象，能够一见投机呢？我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
在毛身边待了一段日子，我才知道他有多么重视这两篇文章。他自觉它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突破，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理论分析。《实践论》和《矛盾论》分别在一九五零年和一九五一年正式发表以后，苏联方面一直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传说史达林指派苏联有名的马列哲学家尤金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是为了就近研究毛的思想，并向当局报告。毛曾经几次与尤金谈这个问题②，而且还亲自到尤金在北京的官邸与尤金讨论两次，但是双方都是各持己见，没有结果。
毛后来同我讲：“难道哲学在马克思和列宁以后，就到了止境了？难道中国的经验不应该从哲学上加以总结吗？”
但那个第一天下午，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毛也并未提及。
毛又说：“哲学要读一点，不读恐怕医生也当不好。我这里有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你拿回去读。有人告诉我，在美国不论文科、理科、工科等各科的最高学位是PHD，也就是哲学博士，可见他们也是将哲学看成统率各学科的科学。另外也要读历史，不知道历史、就不清楚现在是怎么来的。还应该学点文学，医生是同人打交道的，只懂医学，语言无味，缺乏共同的语言。”然后他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日子长得很，有的谈。”他伸出手来，与我握了握，我走出室外。
我出来以后，已经是傍晚七点钟了。
我发现毛既凝重又诙谐，很健谈，很善于让人讲出自己的思想，眼睛里不时闪出智慧的火花，似乎有时有玩世不恭的影子。在接近他的时候，自然的感到亲切而和蔼，开始时的紧张心情，坐下一谈，自然就放松了。
那么我见过毛了，以后要经常见到他，负起他的医疗保健的重担了。
我立刻到了汪东兴的宿舍。汪笑嘻嘻的说：“今天你谈的时间可不短，都谈了什么？”我将大体情况告诉了他。他说：“我说你干得下来，怎么样？这个开头开得不错，你安心好好干。”
这时他的电话响了，原来是李银桥打电话来，告诉他，我走了以后，毛很高兴，要我做他的保健医生。李银桥估计，我适合在毛处工作。
汪放下电话后说：“我会将情况报告罗瑞卿部长，你好好休息，注意保密，主席那里的情况一律不许对没有工作关系的人讲。”
我回到南船坞宿舍，娴正等着我吃饭。我将下午的事全告诉了她。她很高兴，说：“看上去，你给毛主席的初步印象不错，否则不会谈这么多这么久，还请你吃了饭。”毛好象喜欢我，我自然高兴。但我仍免不了忧心忡忡。我说：“这也难说，还要看以后顺利不顺利。”娴说：“这种性质的工作，只能小心谨慎。既然开始了，就不能不干好。”
第二天的上午，傅连璋打电话找我，他说他知道我见过毛主席了，要我到他那儿去谈谈。我心想，他的消息真灵啊，怎么昨天才见过毛，他就知道了呢。我将工作交代给值班医生，骑自行车到弓弦胡同。
我走到后院傅的住室，他从躺椅上站起来，打过招呼，他又坐到躺椅上。他说：“你昨天见过主席了，情况怎么样，你讲讲。”我将昨天见毛的情况和毛说的话都告诉了他，他很注意的听，看上去他也很兴奋。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给我泡了一杯茶，围着桌子踱了两圈，我听他喃喃自语道：“看起来是投机了，”然后坐到躺椅上，抬起头望着我笑道：“你的机缘不错，初次见面就谈这么多，难得。”
“一九三一年我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当院长，毛主席正打摆子，还立即要出发打仗，他派人把我接到他那里，要我立刻把摆子治好。我说可以，当时是用奎宁治好的。一九三三年主席又要去打仗，叫我去了吩咐说：‘我去打仗了，把贺子珍同志交给你，你照顾她。’那时贺子珍正怀孕。我说：‘主席放心，我来照顾。’我一直照管贺子珍同志，直到她顺利生产，是我接的生。“傅并未说明贺子珍生了几个小孩，我一直没搞清楚③，但我听说她在一九三四年秋天长征之前，就已经生了两个儿子，共产党自南方退守时，将他们寄养在乡下农家，后来一直没有找回他们。傅说到这里时，十分激动，两颊现出潮红，前额也渗出汗珠。他喝了几口白开水，停了一下说：“我不喝茶，我不吃任何刺激性食品。”
傅转变话题，又说：“后来王明路线时将我当AB团(即反布尔什维克团，标志是国民党派到共产党内的组织)打，是主席救了我。我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身体不好。主席对我很好很信任，长征的时候给我一匹马骑，还让我每天吃一只鸡一直到现在。那时鸡是罕见的奢侈品，每天吃一只鸡更是无法想象。他让我喝茶，而且说：“我讲点以前的事给你听，是想使你多了解主席的情况。”我对以往，特别是长征之前，在江西的红军期间，更不清楚，所以听起来很有兴趣。我说：“我很想知道一些主席以前的情况，你讲了，对我以后给主席工作有很大帮助。”
傅笑起来，又讲道：“主席有很严重的失眠。我在福建长汀和江西瑞金时，派人化装成商人，到上海买了凡罗那，又买了葡萄糖粉，建议他睡前用热水化一小杯葡萄糖粉，服一、二片安眠药片。这办法很有效，主席非常高兴。你看，我对主席是忠心耿耿。我与主席同岁，但是身体没有他好。”
他注视着我，严肃的说：“派你到主席那儿工作，是党对你的高度信任。这工作非常光荣，可是也很艰巨。”
说到这里，服务员摆上饭菜。傅对我说：“昨天主席要你同他吃饭，今天我用便餐招待你。”很清淡的四样小菜和一碗清蒸鸡。他解释道：“我每天吃一只鸡的习惯，至今还是这样。”
他又叫人给我一小杯葡萄酒，他也倒了小半杯。他举起酒杯来说：“我平时不喝酒，今天同你喝一点。”在吃饭当中又说：“你在主席处做医疗保健工作，要十分谨慎小心。遇到困难，不管什么时候要告诉我，我会帮助你。”我不晓得傅连璋能帮我什么忙，但他显然想对毛及其活动有全盘的了解。
他吃完鸡，就不再吃了，然后对我说：“我每天要吃五顿饭，每次吃不多，你不要拘束。主席要你同他一起念英文，要你教他，这是很自然的同他接近的好办法。看来他很愿意同你谈谈，你可不要有架子，除去医务上的事，别的事能为他做的，都要做。”
我听了后，心里很不舒服。如果这样做法，医务反而成了我的次要职务。我冲口说道：“我可以照你讲的做。但是这样做，我不但没有临床机会，反而距离医务也会越来越远。”
傅正色说：“不能只看到这点。主席的知识深广如大海，可以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你既然负责他的医疗保健，就不能局限于医学，知识面应该更广泛，才能有更多的话同他谈谈，这样才可以更加了解他。”
毛也要我多读读书，我想傅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毛仍年轻健康，刚开始头几年我可能不用治疗什么疾病。但如果我不多接近毛，就不可能知道他的脾气、性格和生活习惯，也就不知道造成他目前心理和肉体特点的原因，那么怎能采取一些改进他的健康的办法呢？要接近他，我必须先取得毛的信任，首先我得多读读书，与毛有共同的语言才成。
我起身向傅告辞，感谢他给我的指教。他站起来同我握手说：“以后每个星期到我这里来一次，有事无事都来一次。”
我骑着车子，从沙滩转入景山前街，正在午后，天气晴朗，有些燥热。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各个机关的大门都在悬灯结彩，一队队的学生做着游行演习。节日前的景象和气氛使我不由得振奋起来，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自从一九四九年回来以后，这几年中心境一直烦躁不安，自尊心也一再受到挫伤。我的哥哥和我少年时的好友都已经是“老革命”了，他们都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去了延安；这时他们无论留在北京，或在外地，都是一个部门的领导干部。虽然有些人在三反运动中被批判，但他们仍留在工作岗位上，受人尊敬。
而和我一样没有“参加革命”的医学院同学们呢？他们这时都在各大医院中的各个专科中工作，已经成了各科的专家。
可是我却丢掉了外科专业，作着各科都干的类似开业医生的工作，我似乎看不到一点回旋的余地。更糟的是，周恩来决定将中南海门诊部与国务院门诊部合并，由国务院秘书厅总务处领导，并且决定要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虽然我被任命为门诊部主任，但是在人事大变动，人心浮动的情况下，很难稳定住局面。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调我任毛的保健医生，使我立即脱开人事纠纷的困境。
自从一九四九年进入北京以后，毛即深居简出，住处警卫森严，对一般人来说，他是个遥远，神秘，又无法企及的人物。最高层的领导人，除去开会，也很难得与毛个别见面谈谈。我作为医生，是所谓“身边工作人员”，可以随时见到他。特别在他让我教他英文以后，见面与闲谈的机会更多了。
我的整个世界豁然开朗，天地都为我欢唱，我不再只是个无名小卒。一九四九年我刚回国去见傅连璋时，他是坐着见我的。今天他站着，几乎是奉承般地迎接我。
我后来也发现很多高级领导人突然变得很愿意接近我，对我很客气。我已经不是个普通医生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我是毛的专任保健医生。
注释
①毛从年轻时代起便断断续续学过英文。
②尤金(Yudin)为《简明哲学辞典》的作者之一，并被公认为史达林思想的权威学者。苏联一九五三年开始出版针对毛之《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批评，同年尤金出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毛非常欢迎尤金，但有些中国人后来认为，尤金被派任是为了就近了解毛的哲学，以便提出批评。
③有些资料来源指出贺子珍总共育有六个子女，其中一个产于“长征”途中。六个子女中只有一个男孩。李敏是唯一的存活者。两个小孩被寄养在农家，一直没有找回来。其余均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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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与毛第一次见面后没几天，五一节前夕，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一名卫士值班室的卫士打电话来，要我立刻到毛那里去，毛在等着我。
我匆匆走到一组面对中海的后门。我想毛大概生病了，要不然怎么会这么晚找我去？
我从来没有去过毛的内住地。我第一次踏进这块“圣地”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激动和喜悦。我想，我终于“长征”到“革命的核心”中来了。作为一个医生，能有这种幸运的并不多吧。
大家总是形容毛过着禁欲而简单的生活，他设下节俭的好榜样。他死后，中南海住地开放，展览他生前破旧的衣服、袍子和拖鞋，显示他为了接近群众而舍弃奢华的生活。毛是农民出身，惯于单纯。他只是在绝对必要时才穿戴整齐；平时睡醒以后，总是科头跣足，赤身穿一件睡袍半躺在床上。他穿衣服时，只穿破旧的衣服和布鞋，在公开正式的场合才穿上毛服和皮鞋，新的布鞋一定要别人先穿一段时间，完全踩合脚后，才肯换上。至于衣着整齐坐在那儿看书或办公，是为照像，摆个样子。事实上，他几乎总是在卧室或室内游泳池处理公事。
但是他仍过着帝王般的生活。毛的中南海内住地在中海与南海之间，前门面对南海。中南海一定是全世界门禁最森严的地方。晋见毛的外国贵宾感觉不到武装警卫的存在，但事实上警卫以毛为中心，成环状向外扩散，遍布中南海内。毛的贴身侍卫(又称内卫)也兼任随从，武装精良，守卫紧密森严。汪东兴督导下的中央警卫团武装安全警卫，即外卫，则防守内住地。他们在周围的隐蔽哨站内等距放哨。
中央警卫团并驻守中南海的四周，毛出巡时全采这种保护网层措施。
毛行踪不定，只有最高领导阶级同志才会知道他的行止。他在中南海外主持庆典仪式时，车子都停到别的地方以防车牌号码被人记下来。车牌号码经常更换。这种安全措施抄袭自共党革命后的苏联，但这也是封建时代保护帝王的严密方法。
毛的内住地原是乾隆时期兴建的图书馆和休息室①。宫房几十年来没有好好整修，已开始腐坏，建筑物仍未恢复它们当年的雄观，修复工作仍在进行，房内到处是乾隆的御书匾额。
旧式传统大门上，绘有五彩图案。大门上一横匾，即“丰泽园”。宫房顶铺着灰色瓦。大门内东西耳房，是警卫值班室。二门内是一大院，正房上一横匾，即“颐年堂”，一九五九年人民大会堂未建成之前，毛在这里召集会议，接见外国贵宾和朋友，也在这里举行他个人的宴会。颐年堂后面是“含和堂”，其中是毛的藏书室。
毛住的“菊香书屋”在第二个大院内，与第一大院有游廊相连。菊香书屋四合院中，长着郁郁葱葱的古松柏，当中放着一些藤椅藤桌。五十年代初期，在热天的时候，毛曾在这院内召集过会议，但以后再也没有在这里开会了。
菊香书屋有一大房和几小房。北房三大间：西间是江青的卧室，有暗廊与毛的藏书室相通，中间是毛的餐室，东间是毛的卧室。南房则是江青的活动室。
机要秘书室主任叶子龙住在北房后的西间，江青的卧室隔壁。叶住所西侧，与“含和堂”相接处有一大厨房。叶负责毛的食品。毛的食品检查制度很复杂--也是引用苏联模式，但大都沿袭封建帝制的方法。一九五零年毛自莫斯科返国后，警卫局请来两位苏联的食品专家，目的是让他们指导，如何使食品安全可靠，不至于被人下毒。在这两位专家的指教下，先设立了一个大的巨山农场，生产各种蔬菜、肉类、家禽及蛋、奶，专门供给中南海内的“首长”用。又在警卫局下成立了供应站，农场来的食品，集中到站内。站内设立生物化验室，负责化验食品的新鲜及养分；毒物化验室，负责检验食品中有无毒物。另又建立食品试尝制度，在“首长”入口以前的各种食物，都要由试尝员先吃一定的数量，以免“首长”中毒。这种检验方法在警卫局内成为一套制度以后，全国各大省群相效仿，确实劳民伤财。
东房是毛的办公室，有走廊与他的卧室相连。但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去过这间房子，所以是长年关闭的。
南房向南又形成一四合院，这是江青的姊姊李云露及毛的女儿李敏、李讷等三个人的住处。李云露比江青年长甚多，缠过小脚。江青母亲死后，她便姊代母职，扶养江青成人。中共领导迁居中南海后，江青把李云露和她儿子接来同住，以帮忙照顾李讷和李敏。毛和江青不太关心他们的子女。李讷、李敏都住在学校里，周末及节假日回家。一年只有几次和毛或江青一起进餐。平常彼此也很少见面。
第四个四合院称为“西八所”。这里原有从北向南八排房子，当中六排完全拆了，余下南边一排，靠西是乒乓球室，靠东的一排是医生办公室和休息室、秘书办公室及毛远新的住室；北边一排是毛与江青的衣物室，和外国友人送的礼品储藏室。
中国著名画家齐白石和徐悲鸿等人送给毛的作品，也放在这里。
后来我在这间礼品储藏室看见卡斯楚送的大箱大箱古巴雪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送的陈年白兰地，还有伊朗国王赠的金银烟盒。这里也是由叶子龙负责。
西八所当中造了喷水池，种了雪松和丛竹，和一个大葡萄架。每到夏天的时候，这里总比别处低四到五度。这个院子靠东边，在南花墙上开一小门，斜对瀛台，这就是南小门。在南小门里，原有一片菜地，种些西红柿、黄瓜之类，后来在这空地下，挖了一个防空洞。
东墙有一小门，通过去就是“勤政殿”了。一九五九年人民大会堂造成以前，在这里接外国大使的国书，会见外国政府首脑。毛的卫士和江青的护士们的宿舍，就在这周边的房间内。
在西八所大院子北墙内，靠西一排房子，是毛的卫士和江青的护士值班室。他们是日夜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一般生活用品、食品及药品都放在这里。卫士有“值班日志”，详细记录了毛的一切活动。所以这里成了“毛的身边工作人员”了解毛的情况，和平时聚会的地方。
北墙上开了一个后门，面对中海。毛平时外出，都走这个门。一般客人和见毛的党政领导人，也都走这个后门。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匆匆赶往后门，心想毛一定生病了。门卫看到是我，立刻按电铃，卫士开了大门，我同他一起走进卫士值班室。我问他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叫我。他说：“主席已经吃过两次安眠药，睡不著，叫你来谈谈。”我穿过相接的明廊，入北屋进到毛的卧室。
毛的卧室很大，几乎有舞厅般大小。家具是现代而实用的西式家具。卧室南北墙上四个大玻璃窗都用一层黑布，一层紫红色线绒窗幕遮住，因此在卧室内完全分不出白天或夜晚。
这时，毛正睡在床上，上半身靠在床头的枕头上。他那张大木床，有一个半普通双人床那样大，床内侧占床三分之二都堆满了书。他睡的地方，只占床外侧三分之一。外侧床头床尾的两只床脚，用木头垫高，这样外侧比内侧高出有三寸。据卫士长李银桥告诉我，这个办法是防止毛翻身时，掉到床下。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我更加深入了解了毛的内幕，才知道这样的安排与他的性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
床头外侧放一张方木桌，上面堆著文件，就是毛的办公桌，也是他的饭桌。他与江青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规律完全不同，碰在一起共同吃饭的时候也不多。 毛见我进来说：“我还没有吃晚饭，找你来谈谈。”他光着身子，穿了一件白绒睡袍，前襟敞开，右手拿着一本线装书，两颊微红，眼光闪烁。
我搬了一张椅子，坐在床旁。这时卫士端给我一杯茶。
他放下了书，问我有什么新闻没有。这一下把我问糊涂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方面的新闻，而且除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以外，我也没有别的新闻。他见我沉吟不回答，跟着就讲：“你这两天见过什么人？有什么议论？”
毛每天的开场白就是“有什么新闻没有？”他对每个人都问这个问题，这是他收集情报和监视控制一组人员的方法。他要我们报告所有谈话及活动的内容，并聆听我们对彼此的批评。他喜欢让一组里面的人斗来斗去，并要求我们“知无不言”。
于是我将见到傅连璋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注意地听著，然后抬起身说：“在江西反AB团、打AB团的时候，傅连璋一家五口人，女儿女婿都被当成AB团打死了②。他不是共产党员，长征时问他愿不愿意跟着走，他愿意，给了他一匹马，他不会骑，连人带马掉到河里，几乎淹死。他还是跟着到了陕北。他是大好人，可是他教你的一些话，不可全听。譬如说，我有了病，你给我治病的时候，是什么病，怎么治法，你要事先同我商量好，我同意了，就是治坏了，也不怪你。你若是不同我商量，你治好了，你也没有功劳，是你的错误。”
前面他讲傅连璋的话，很容易理解，可是后面讲到治病的方法，使我莫名其妙了。我预感到今后的医疗工作将会十分困难。毛要求给他进行医疗以前，都要说明生理和病理的演变过程，每一步治疗要达到什么目的，起什么作用，得到什么结果，全都要深入浅出地讲明白，还要使他接受，这很不容易，但是我必须做到。事实上，此后多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多困难，但也都尽可能做到了。
这时卫士给上饭菜，将桌上的文件叠好，堆放在一边，铺上了一块桌布。菜摆上来，是一盘大块的红烧猪肉，肥多瘦少，一盘清蒸鱼，一盘炒苋菜和一盘青椒豆豉炒苦瓜。他吃肥肉吃得很香，我心里不以为然。这时他已经是六十二岁了，傅连璋交给我的毛的健康检查资料，体重是八十七公斤，再吃肥肉，对健康有很大坏处。
我想，以后要同他说清楚，肥肉，特别大量肥肉，对健康不利。我这一打算并没有实现。原来这一嗜好，是他少年时期在老家韶山农村养成的，直到他去世前保持不变。
他要我吃炒苦瓜，并问我味道如何。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而且也没有见过。我说：“又辣又苦。”他哈哈大笑道：“一个人是应该吃点辛和苦，特别像你这样，念书，然后做医生，大概是没有吃过什么苦。”
我当时没有弄清楚，他说这话，是开玩笑，还是当真，或者是用开玩笑的方式，讲出他对我的真实的看法。我只是就势说：“我以前没有吃过苦瓜，今天吃起来还是很有味道。”他又笑了说：“那好，以后你就要有准备，要多吃点苦。”
这样我明白了，他认为我过去是一个不知辛苦的人。
毛觉得每个人都该“吃苦”，包括他的女儿李讷、李敏，还有解放后养尊处优的领导干部。大部分的领导干部都是农工出身，数十年来为革命胜利而艰苦奋斗，他们已经吃过苦了。但毛觉得他们在当权之后就逐渐沉迷于城市的奢华生活，意志薄弱。毛认为，如果这些领导干部不再吃吃苦，就会忘记真正的中国。往后那些年中，他让他身边的人--我和领导干部们--吃足了苦。
随后他说：“我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他又问我会不会打麻将牌，我讲不会。由于家庭教育，从少年时代我就将打麻将牌和吸鸦片看成是中国社会的两个毒瘤，对之是十分厌恶。
他说：“不要看轻了麻将，牌是一百八十四张，要按自己手上的牌，桌上打出来的牌，别家打出来的牌路，来判断自己和每家的输赢趋势。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
麻将的确是种战略游戏，毛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和麻将高手。但我想他优异的战略战术来自于《孙子兵法》、中国历史和《三国演义》。毛打麻将牌可不只是为了磨炼战技。原来打麻将固然是一种消遣，对毛来说，却也是一个调情的机会。牌桌上，手在和牌、摸牌、打牌，牌桌下却是用脚勾脚，用脚蹋脚，也在忙得一塌糊涂。
毛接着又说：“《红楼梦》这部书是封建社会的兴亡史，是中国两千年来历史的缩影。我从来不看小说，可是我看《红楼梦》。”
《红楼梦》这本小说我以前翻过，但是实在引不起兴趣，觉得书中的情节景象，距离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太远，所以往往只看一两页，就扔到一边去了。
《红楼梦》这部书的主题之一便是贾家的兴亡盛衰，还有当时社会的堕落。毛认为它是一本探讨中国封建制度之腐败和衰亡的奇书，但数百年来，中国人都把它当做贾宝玉个人的爱情悲剧故事。贾宝玉早年追求美丽的女性和感官逸乐，其实是他对社会家庭的反抗。他最后失败了，只好遁世去做和尚。后来我才知道，毛一贯以贾宝玉自居，以能左拥右抱为一大乐趣，“丰泽园”几乎成了当年的贾府。也正因为此后他的“后宫佳丽”越来越多，“争风吃醋”更使他飘然，更加以贾宝玉自居。毛这位反抗英雄跟我说：“我不是圣人，我也不想做和尚。”
毛那晚又说，中国的庞大人口应该归功于中医的发达。他说：“至于中医，你想想看，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经过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战争屠杀，到现在人口怕有了五亿多人了吧？有这么多的人，是西医的功劳吗？西医到中国，不过上百年。数千年来，老百性就是靠中医。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把中医一笔抹杀呢？中国的书，只有佛经和中药书我没有读过。你读过医书吗？”
这可把我问倒了。虽然我的祖上都是中医，可是我没有想到中医对中国人会起这么大的作用。何况，在医生还没有出现的远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又怎样解释呢？
我说我试著读过张仲景的《伤寒论》，可是弄不清楚金木水火土的道理，读不懂，昏昏然不知道书上说的什么。
他大笑说：“阴阳五行是不好懂，可能是代表人体内的生理和病理状态。我主张中西医结合，首先要让一些有根柢的西医学中医，老的中医也应该学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和病理学之类，要能用现代科学阐明中医的理论，也应该将一些古典的中医书翻译成现代语言，或者加注解说明，经过一段时间，总可以形成中西医结合起来的新医学，对世界会有贡献的。”停了一下，他又说：“我提倡中医，可是我自己不信中医，不吃中药，你看怪不怪。”
是很怪。
他讲过以上的高论之后，又说：“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你同我一起到天安门上面去看看，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他紧跟着又问我，孩子有多大了。我告诉他，已经是五岁。他说：“你把孩子也带上去，让他看看。”我说：“这可是不能办。上天安门的都是首长，我因为工作关系，可以上去，但是孩子可不能去。首长们的孩子都没有上去过，他怎么能去？何况他很调皮，又不懂事，惹出事来，找来麻烦，那么我可真成了众矢之的了。”他听后，笑著说：“那好，就这样办。你回去睡觉，我也要睡觉了。”
我回到南船坞宿舍，已经是凌晨三点半钟，早就过了我每晚十点入睡的时间，娴还在等我。我将当晚的情况告诉了她。我说：“看来，他的身体很好，并不需要什么经常性的治疗。我这个角色与其说是医生，不如说是清客。”
娴说：“不能急，开头只能照这样接近他。何况，看起来他对你的印象还不差。千万不要急。”
那晚是往后多次与毛彻夜长谈的开端。毛很孤独，很少见江青，也没有什么朋友。所谓“延安精神”不过是个神话罢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有时会来，但毛与他们之间的交谈只限于公文上的批阅往来，和不定期在“颐年堂”或毛所巡行的城市里，举行的会议讨论。毛和其他领导同志之间很少相互来往。他最亲近的人是那些年轻、知识水平很低的卫士。谈话范围自然有限。毛爱跟卫士们讨论他们的女友，面授机宜，还代为写情书。但毛无法跟卫士讨论他最有兴致的两个话题--中国历史和哲学。
因此我成了毛的清客。我读些毛推荐的史书和哲学书，和毛讨论上数小时成了每周的常规。由于失眠症，他睡眠极不规律。一天分二十四小时，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想睡时就睡，睡不著就找人谈话，或开会，或看书。时间对于他没有任何限制，也不起什么作用。
娴劝我不要急是对的，但事实证明要适应毛并不只是一天两天的事。毛是个独裁者，我们这些在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事事以他为中心。在毛的官闱中如果胆敢有自己的主张，无宁是自寻死路。
注释
①早在一九三零年代中期，共产党于延安建立基地后，毛总是分住最好的居所。据说他在延安的窑洞是最舒适的。
②另有资料来源显示，傅连璋的女儿、女婿在一九三四年长征初期遭到杀害。傅的女婿陈兵辉医生据说一九三二年曾替毛治病。傅与其家人经济充裕，生活舒适，是他们被控为AB团的原因之一。毛与张闻天救了傅，但他的亲人仍遭杀害。
6
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早上九点过后没多久，我带上必要的急救用具，走到卫士值班室。汪东兴与值班秘书都在。九点半毛从北屋出来，穿着一身浅灰色维呢的薄呢中山装，也就是毛服，脚上穿一双大元头的黄色皮鞋。他高高兴兴的同大家打招呼。
这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赶到卫士值班室，看到毛在北屋外面，快步走过来，满面春风的向毛敬礼，大家祝贺节日好。毛说：“时间差不多了吧？”罗说：“可以走了。”于是穿过西厢房，走到颐年堂，大家在丰泽园大门口纷纷上了红旗车。
自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的所谓国庆大典起，每年的十一国庆和五一劳动节的群众游行，我都参加了。每次参加这种盛会，总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天安门广场上汹涌的人流，狂热的眼睛，使我感到作为中国人的无限豪情。
今年不同了，我不再是群众游行的参加者，我要登上天安门成为一个“观礼者”了。
罗叫我坐到他的车上。这车打头开路，从丰泽园沿南海北岸，出中南海东门驶入午门，停在天安门北侧西箭道下。罗赶忙下了车子，跑到毛的车旁，开了车门，搀扶毛下车。毛瞪了罗一眼，用右肘甩开罗的手，申斥罗道：“不懂事，你去照顾宋庆龄副主席嘛。”罗急忙跑到宋的车前，宋早已下了车。
那时的宋庆龄一定已有六十岁，但看上去不过五十岁上下，真是雍容大方。她向大家祝贺节日好，而且走过来，同我们握手致意，使人感到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另外那些所谓的“民主派人士”--李济琛、陈叔通和沈钧儒--就不同了。几个人都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毛走上前，请宋先走，并招呼李、陈、沈等人一同走上箭道。临上天安门陡峭的石阶前，毛还搀了宋一把。
他们刚在天安门上露头，观礼的人们都鼓掌欢呼。
我是第一次登上天安门，感到又激动又好奇。我走到城楼两侧向下面望，人流在移动。我走进天安门城楼内，里面悬灯结彩，对着大门，用屏风隔出一大方地，摆着一排沙发，排成半园形，这是为给毛在会间休息，和会见参加五一节的外国客人。其余地方都摆着长的条案，罩上白桌布，两边摆着扶手软椅，桌上是一碟碟的点心和水果，以及茶水饮料。
往年参加这种聚会，总是很不解，大会从上午十点开始，一直要到下午三时或四时结束，在天安门上的“首长们”，怎么能站立这么久呢？现在明白了，原来有这样一个休息和饮食的地方，这是在下面游行的群众所意想不到的吧。
毛缓步同熟识的人们握手，然后走向主席台，广场上的欢呼声，像大海的波涛，起伏不停，毛挥手向人群致意。这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开始。二十一响的礼炮响起，乐队奏着《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国际歌》和《解放军进行曲》。
先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坐敞蓬吉普车检阅部队，然后群众游行开始。
由身著军服的海陆空三军带队，开着坦克车和大炮驶过长安街。
毛及其他政府首长站立阅兵，乐队奏着军歌。
数以千计全身白装，颈间系着红领巾的学生，高举国旗和各色厂旗的干部、工人团体一波又一波的穿过，并在游行行进间向毛及其他领导欢呼。群众游行持续了数个小时之久。毛很高兴，没怎么去休息室休息。最后一波已是午后多时，上千个著白衣系红领巾的儿童经过天安门城楼下，高举花环向毛致敬、喊着共产党、中国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今天游行的群众都是经过筛选，政治成分可靠。这些群众真的热爱毛主席。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我只站在毛咫尺之遥，随同他检阅游行。我耳中回响着雄壮的军歌声，目睹五彩缤纷的群众队伍和中国精良的战备能力，心中涌满了澎湃的爱国情怀。
从天安门回到中南海，已经是下午四时半了。在卫士值班室前，罗瑞卿向毛说：“主席，晚上七点钟上天安门，各家分头去，就不集合了。”毛点头示意，走向菊香书屋。
罗走入值班室，向我们这些随从人员说：“你们都辛苦了，六点半回到这里，不要误了时间。”
我匆匆赶回南船坞，娴和孩子在房间里正在玩跳棋，看见我回来，都说怎么这样晚，公园去不成了。我告诉他们晚上还要上天安门，没有办法，什么地方都去不成了。娴说：“那怎么办？妈妈在等着呢。”我说：“这有什么办法，你们先回去，我如果回来的早，就去接你们。要是到九点钟我不来，你们就不要等我了。”
送走了她们，我到中南海东八所食堂去吃饭。我找到值班厨师，他给我煮了一碗挂面，什么味道也没有。
我回到一组卫士值班室，秘书和警卫们已经聚在这儿，都在抱怨没有吃上饭。汪说：“不要紧，等下到天安门上你们去吃点心。你们不要挤在一起，分开了吃。要不然别人见了，会说，一组的人怎么这样闹特殊待遇，别的工作人员不准吃，为什么让他们同首长的待遇一样。”
七点时，罗瑞卿嘟嚷说，怎么主席还不出来。汪急忙顺走廊到菊香书屋。过一会，汪走回来说：“王胡子给主席理发呢，上午没有来得及理发。”快七点半时，罗瑞卿大声说：“汪东兴，你还不去请主席走。”我好奇的跟着汪去菊香书屋一探究竟。
原来毛就在中间那间饭厅内，坐在一张高背藤椅上，在颈部系上白布盖布，右手拿著一本线装书在看。
毛完全按著自己的舒服与否，随意转动著头颈。这个发可不好理。椅背太高，手不容易伸到脑后。理发的老王已经六十岁出头了。他随着毛的头的转动，而上下左右地剪着头发。没多久，老王已经满头大汗。
王胡子名王惠，从一九三零年代晚期就一直给毛理发。毛有一次同我讲到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在随后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王胡子被打成反革命。抢救运动的目的是揪出反革命，被怀疑的人必须坦白交代。王胡子当时坦白说，他是暗藏下来的特务，要在理发时，用刀子杀死毛。
毛告诉我：“我就不相信，他给我理发和刮胡子这么久，一个小口子都没有割开过，怎么可能是要杀我的特务？如果要杀的话，早就可以下手了，还等到现在？我让他们叫王胡子来，我谈谈。王胡子来了，见到我就下跪，大哭说，坦白交代，要杀主席。我说为什么不动手呢？他说等国民党来了再动手，我说到那时还用得著你动手？我让他讲老实话，他说不这么讲，日夜不让睡觉，实在受不了，只能按他们讲的坦白交代，这才让他睡一觉。这样，我才下命令停止抢救运动，凡是以前坦白的全不算，有什么说什么，没有就不要说。”
王胡子从此对毛绝无二心。在毛的宫闱中，许多与毛最亲近的忠心分子都曾受过毛的救命之恩。
理发完毕以后，大家动身，我与罗、王同车。车上，罗责备汪说：“这么大的主席，你们就这样给理发。家里搞出一间房，修个理发室，到北京饭店拉一把理发椅子来。”汪说：“这些都好办。请示过主席，他不同意，只准这样子理发。”
罗又说：“王胡子这么大岁数了，手直抖，要把主席剪破刮破了皮，怎么得了？”
汪说：“给主席做事的人，就是不好找。王胡子从延安干到现在了，主席不同意换人。换个生人在他眼前拿剪子刀子晃，他不放心。”
罗嘿然不语。我心里暗自奇怪，毛生活上的细节，罗为什么不知道呢？我又想到以后我工作，势必要用一些医疗用具，像注射针之类，毛会不会不放心呢？看来首先还是取得他的信任以后才好进行工作。
毛到了天安门上，立刻放起第一批烟火，衬著夜色下广场附近的万家灯火，景色十分壮观迷人。在空中绽放的缤纷焰火，将广场上无数身着彩衣的民族舞蹈表演者点缀得非常美丽烟火放得正热闹时，周恩来走过来，请毛到大厅内和来观礼的外宾一起拍照。这次接见中，包括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胡那年六十岁，瘦瘦的，留一口灰白色长胡子，穿一双草鞋，看上去很精神，中国话讲得非常好。给胡作警卫工作的张告诉我，胡十分喜欢中国，衣食住行，样样都是中国的好，全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特别喜欢住在广西和云南。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胡，非常欣赏他。
最后一批烟火放完已经快十点钟了。大会里没有人告诉我这些点心总共花了多少钱。但我后来得知，光是这一晚的烟火费恐怕就不下五十万人民币。那时工人一月薪资只不过是三十人民币上下。此后，我越来越觉得这般庆典过于铺张浪费，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大家普遍饿肚子的时候。多年后，这些庆典对我便变得毫无意义。
毛后来也对这些节庆意兴阑珊。不过每年过五一及十一这两个节日，他都很紧张。一是头天总想早睡，偏偏睡不着，大会的时间不能更改，往往不睡，或睡的很少上天安门。虽然如此，群众的崇拜倾倒总能令他精神大振，得以撑完全场。问题是他典礼后又常常感冒。感冒有时演变成支气管炎，好几个礼拜都不舒服。年事更高后，支气管炎更易导致肺炎。此外，他也讨厌打扮整齐和这些繁文缛节。
他之辞去国家主席，所谓退居二线，实际上，是将这些他称之为“表面文章”的礼数，推给别人去周旋。六十年代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决定，为了节省人力物力，此后逢五逢十才在天安门庆祝国庆。这说得似乎很中听，但骨子里是怕麻烦，怕感冒。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劲头反而来了，为了打倒政敌，巩固手中的权力，一跃而起，到天安门八次接见并鼓励红卫兵“造反”。这些花费比平常的国庆和劳动节庆典要大得多。毛在权力斗争中，从无顾及花费的问题。林彪一九七一年九月叛逃苏联途中坠机身亡之后，毛便再也不曾出席任何庆典。天安门的庆典就此取消。
但在一九五五年劳动节之时，毛仍极为振奋。
放完最后一批烟火，我以为这下可以回家了，不料毛还举行了一场舞会。这真使我大吃一惊。解放后，跳舞场就因其颓废和具资本主义特色而被全面禁止。但在中南海的深宫朱墙内，毛内住地西北的春藕斋，每周末有一次舞会；一九六零年以后改为星期三、星期六晚各一次。那晚放完烟火后，就有一个舞会，而且我还必须出席②。
我和毛一起走进春藕斋，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的女团员们，一下子都围上来，争著要同毛跳舞。原来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组成临时乐团伴奏，后来改由专业文工团乐队伴奏，奏起舞曲--大都是民歌小调--年轻女孩轮流上来和毛跳舞。毛的舞步迟缓而笨拙。毛跳完舞后，喜欢和女舞伴聊聊天，但马上就又换上下一个女孩。前阵子江青去杭州了，所以她没有来，朱德和刘少奇倒都来了。只有毛、朱、刘这三位领导坐在桌旁，其他百余名左右的办公厅干部和文工团的女孩子都坐在靠墙边排排放的椅子上。我那时年轻，任毛的保健医生，又是舞厅里少数的男伴之一，所以年轻女孩子也请我跳舞。
有时舞曲音乐会嘎然停止，换上北京戏曲的小调。北京戏曲是种民间通俗文化，内容多半是缠绵悱恻的庸俗爱情故事，有时甚至十分色情。西方人听不懂它高亢吵嘈的曲调，其格调和西方舞曲完全相反。
文工团的乐队奏起了“苏三起解”中的小过门，舞场内立时沸腾起来。毛和著小调，跳起他独一无二的西洋舞步。在舞会的乐曲上，毛与江青的爱好完全不同。毛喜欢民间小调，江喜欢西方乐曲。所以在跳舞上，二人也合不来。
我看看，春藕斋里正是急管繁弦，舞步杂踏，没有我的事了。我正打算回去，李银桥拉住我，他说：“你可千万别走，主席他跳舞，总是注意身边工作的人在不在。如果不在，他会说是我不合作，把你排挤走，会认为我们之间在闹意见。”我说：“这怎么可能？没事怎么会闹意见？”他说：“你可不了解。时间久了，你就知道。”
事情正如李银桥所说，毛很注意在他娱乐活动的时候，他身边工作的几个人是不是都参加了。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在杭州，浙江省委给他在杭州饭店举办舞会。我当晚很累，没有去。过了一会，一个卫士敲了门，说：“主席问你为什么没有来？是不是值班卫士故意不通知？快走吧。”
另一次在一九五八年，到湖南长沙，我因雨大，没有去看花鼓戏的演出。但过了半个多小时，湖南省公安厅李厅长赶来，又接我去了。从这两次以后，凡是毛参加的活动，我定到不误。
数年后我才了解举办这些舞会的“内幕”，所谓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是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其真正目的在于提供毛娱乐，并非官方所说，是为了服务警卫团。文工团挑选年轻、“可靠的”女团员做为毛的舞伴。
一九五七年，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在政治局给毛提意见，问毛为什么要在警卫团成立文工团③。彭是政治局委员中最直言敢谏，勇于向毛挑战的领导干部。彭斥责毛弄个“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并直斥罗瑞卿、汪东兴不干好事。因此，警卫团文工团被撤销，但毛并不缺女伴。其他文工团的女孩子--北京军区、空军、铁道兵、第二炮兵文工团等--都来陪毛。
但一九五五年的五一劳动节，在第一次舞会上，我对这些臭事一无所知，我只想尽早赶回南船坞和家人过节。曲终人散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汪东兴招呼我去吃消夜，我没有去，急着赶回家，我知道娴还在等着我。
在家中，我们一起吃著蛋炒饭。我未能和家人一起过节，娴感到非常失望。我母亲做了不少菜，等我到十点钟才开饭。我儿子李重累得在母亲那睡著了，那晚就睡在老家。
我第一次跟毛见面至此还不到一个礼拜，但我的生活已经起了剧烈的变化，起居无时，饮食无常。娴说：“你要跟毛主席一样了。”从那时开始，二十余年来，全家的生活都被搞乱了。我非常爱娴，但我很少能待在家里。过去我们总期盼着国庆日、劳动节和春节的来临，我们通常去我母亲那一起过节。在我为毛服务的那二十二年间，我只放过一个礼拜的假，一家人也从来没机会再聚在一起度假。
毛常要我凌晨时分去陪他，因此我回家时，每每已近破晓时刻。娴往往坐在灯下忧心忡忡地等著我。我每次同毛出巡外地，常常一去几个月，甚至一年，这期间她一贯寝食难安。我二儿子于一九五六年出生时，我正在外地。
不单是我不常在家的问题，即使我人在北京，娴也不能参与一组的生活。娴一直未被批准入党。好在我是毛的保健医生，这职位使她安然度过一次又一次使生灵涂炭的政治浩劫。
以后，娴在各方面支持我，使我能无后顾之忧。我的家完全是她一个人在管理、在支持。她尽心尽力照顾孩子们和我年迈的母亲。娴刚回中国时，是个精力充沛、活泼外向，对人生充满热情的年轻女人。我眼睁睁看娴经过岁月摧折的转变，内心之痛苦，笔墨无法描述。新中国拒她于门外，她为我忧心忡忡，在在都迫使她变得内向而沉默。她常对我说：“我们过的仍是流浪生活，有家等于没有家。”她的蓬勃朝气似乎正在一点一滴的流逝。
注释
①王胡子的屈迫成招并不是停止延安整风运动的唯一原因，许多人均被诬陷。
②毛自一九三零年初期便曾在延安举办过舞会。叶子龙那时负责从其机要秘书室中挑选女孩子和组织临时乐团人员。
③毛自己在一九五三年也觉得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时期成立文工团至为不妥，但也未能将其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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