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传（十三）

●逐步调整中央各部人事

　　中央办公厅因为是江泽民的心腹曾庆红在那里当家，胡锦涛既无力也无意去搅混水，干脆避而远之。在中宣部，丁关根近年以一个劲地靠拢江核心着称，以多少改变自己邓系色彩太浓的缺陷，为邓后安身立命作准备；这里有著名“左将”徐惟诚，原来长期在北京市委当常委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对他恨之入骨，又莫可如何，他升不上去也垮不下来，八九年“6.4事件”以后才趁势当上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但是十四大以后，胡锦涛协助江泽民，安排胡耀邦前秘书、新当选的中央委员郑必坚到中宣部当上“第一副部长”，压过徐惟诚一头。而另一个副部长刘云山，在胡锦涛担任团中央常务书记期间，正担任内蒙古团区委副书记，胡锦涛与他打过交道。江泽民、胡锦涛又调来与上海有渊源的龚心瀚、徐光春等人。中宣部的力量对比有了极大改观。中央对外联络部，历来与中共高层党内权力结构关系较远。十四大以后胡锦涛调整起人事来，难度也较小。接替朱良任部长的李淑铮，是胡耀邦当书记时的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少年部长，算是“共青团派”成员；与胡锦涛算是有更深一点关系的是朱善卿，他在胡锦涛刚到团中央时，还担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胡锦涛在他的工作去向上出过力，推荐安排到中联部当副秘书长。现在他已经爬到中联部副部长之职，既然相熟，就更能上下配合。很快，与胡锦涛管党务这一分工相关的许多头衔纷至沓来，最受重视的，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一九九三年十月四日，胡锦涛首次以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身份，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亮相并讲话。其时，距离他首次跨进中央党校大门当学员，踏上政坛升迁之路，不过十二年。中央党校校长这一职务，历来为中共决策者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到达延安、中共处于相对安定的阶段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亲自担任党校校长，好好地过了一番理论瘾和演说瘾，将他过去被陈独秀、王明等人瞧不起，被贬为“山沟里面的马列主义”的胸中恶气，全都一吐为快。后来这一职务，总是交给最高领导人信得过、肚子里还得有点墨水的人掌管。中央党校在谁手里，其功能就受谁左右。

　　●兼任党校校长培养接班人

　　干部进中央党校，一般是两种情况：最大多数是作为“好苗子”，上级有了提升的深谋远虑，安排到党校学习——党校就是“加油站”，党校学习完毕后，仕途上往高处攀升。一种是在现任岗位上出了事，需要调离或者降职，但是一时又没有合适的去处可以安排，于是便放到党校学习一段，闭门思过，等待发落，以作缓冲，党校就是“反省室”，学习完毕后，在官阶上往低处挪动。除上述两种之外，还有个别情况是因为有的党官身处风口浪尖，遇到非常敏感的关头，矛盾激化，被安排到党校暂时回避，党校就是他们的“避风港”。中共的不少改革派风云人物，在保守派气焰最炽之际，被安排进党校学习；也有不少保守派的风云人物，在改革派声势最壮之时，被安排进党校研读。在胡锦涛就任党校校长之前，这一职务由乔石担任，在一定程度上，与“6.4”以后由宋平所掌管推行的组织人事口的那条保守路线形成了制衡。胡锦涛接任，实际上就将组织人事权与党的高级干部教育这两方面，在最高层统筹主管起来。对于胡锦涛来讲，这倒是可以在组织干部问题上将这两条线合二为一，做到一条龙：从遴选、教育、培训到使用、考察，都一并考虑。

　　与一般高等学府不同，中央党校在招收学员、教学内容的设置、学员的管理等诸方面都有着特殊之处。比如在招收学员时，由中组部、中宣部和党校三家联合进行。在胡锦涛主管中央党校后，根据邓小平“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精神和关于培养跨世纪接班人的思想，及时进行教学改革，按照新的教学体系轮训培训干部。在课程设置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为主课，以学习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并注重对当前重大现实问题的研讨。

　　按照规定，现任的省部级主要领导都必须经过党校培训，三个月的课程尽量安排紧凑而充实，除了系统地学习《邓选》第三卷以外，还安排了许多课程，其中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和讲座颇受学员们的欢迎——有人甚至说，是最受学员欢迎的课程。

　　胡锦涛加强了党校的领导班子。在时任七个副校长中，除苏星是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邢贲思是颇有名气的哲学家，他们两人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的总编之外，其馀五人都是胡锦涛上任后设法安插充实。其中汪家鏐是胡耀邦的老部下，曾担任过北京市委副书记；刘胜玉在八十年代曾任西藏团区委副书记，中直机关团委副书记、书记；龚育之是“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权威”，汝信和杨春贵也有哲学研究背景。

　　●通过党校物色班底和智囊

　　中共领导人历来把党校作为阐述他们的思想理论和政策观点的论坛。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这里发表重要讲话，被公认为十五大的召开定下了基调。而市场经济是十四大的主旋律，胡锦涛也会同党校负责人请来副总理朱镕基、钱其琛、李岚清、吴邦国、姜春云等，在党校就经济形势、外交政策作过报告。

　　党校也是胡锦涛了解下层和影响上层的渠道之一。近年除了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在党校的简报和内部参考材料上也经常刊登学员和教研人员撰写的各种理论政策建议，为中央和国务院“提供决策参考”。在党校，胡锦涛着眼点不仅在通过与各地的后备精英的接触，为日后自己上台掌权挑选精干队伍，他也在与党校的教学、研究人员的交往中组建充实自己的智囊班子；同时，感受到世纪交替国际潮流的他，也谨慎地尝试对传统党校“潜移默化”地改造：将西方当代的经济学、管理学、财政理论、心理学等等列入课程，让这些雄心勃勃、摩拳擦掌要在政坛上显一番身手的后起之秀，在价值观念上、思想方法上对西方有一点粗浅了解——当然，“与世界接轨”还是远远谈不上的。此外，还积极强化对国际关系和战略安全的研究。五年时光，胡锦涛协助江泽民分管组织人事系统，起到一个高级助手的作用。他全面熟悉中共中央机关编制机构职能人员情况，全面掌握中共中央省部级以上官员的个人经历及家庭情况，全面考察即将晋升省部级行列的中共后备干部情况，这使他对中共执政队伍从机构到职能到人员有了非常全面清楚的了解。我们以一件事例来看看江泽民与胡锦涛之间的互动。

　　●推荐提拔刘正威看走了眼

　　一九八八年底在胡锦涛推荐下接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刘正威，到一九九三年一月又被安排为省委书记兼任省人大主任时，已经六十有三，他向原来在河南时的老同事罗干求援，希望能在国务院机关安排一个退休年龄限制不是很严格的正部级领导职务，于是罗干找到也很熟悉刘正威的胡锦涛。胡锦涛便同意李鹏调钮茂生到水利部掌印，腾出国家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的位置给刘正威。罗干身为国务院秘书长，统揽一大堆事务性工作，还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根本无暇顾国务院系统的党务工作，全部推给常务副书记刘正威。没有多久，奉江泽民之命物色中组部长接班人选的胡锦涛，就认定刘正威是合适人选之一。但是，胡锦涛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考虑这一动议时，江泽民未置可否，只是说“这个同志还可以在机关工委的岗位上再考验一段，中组部长吕枫同志还可以再干一段”。胡锦涛万万没有料到，时过不久，国家安全部系统发掘出刘正威妻子阎健宏涉嫌贪污、受贿。到一九九四年十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阎健宏的经济罪案材料已经摆在政治局领导人的会议桌上。自江泽民上台以后数年里，中共所处死的数名经济犯罪的司局级干部中，女性仅有一名，即随丈夫刘正威前往贵州，并由胡锦涛批准安排为贵州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正司局级），后来又兼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阎健宏。此前，贵州省公安厅和省高级法院负责人都没有想到中央会下达“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命令。理由之一是刘正威系十四大中央委员，曾担任省委第一把手，调离后仍为部级高官；理由之二是阎健宏贪污受贿金额并不很高（钱物相加，折抵人民币并未超过百万）。何况按照中共司法机关判案惯例，同等罪行男犯会判死刑，女犯则往往判处死缓。

　　考察阎健宏案，不能不牵涉贵州干部安排中的深层矛盾。

　　●曾庆红曾调查刘正威

　　华铭认为，江泽民下决心要拿刘正威夫人为反腐败祭刀，是基于几方面考虑：其一，贵州地方势力与中央派去的干部唱对台戏，令江泽民十分恼怒。其二，江泽民希望通过这一“打老虎”举动，警告其它地方势力特别是北京地方势力：如果不在政治上与党中央坚持保持一致的话，别忘了你们的屁股都是不干净的！贵州方面在分析江泽民亲自下令处理阎健宏的背景原因时，则增加了一条江泽民与胡锦涛之间的微妙关系。一九九四年初，几位中央大员到贵州省委微服私访，用个别征求意见和召开小型党员群众座谈会两种形式，“了解刘正威同志在贵州工作期间的群众印象”。有被“征求意见”者发现，那几位中央大员并非来自胡锦涛主管的领域中组部，而是来自曾庆红执掌的中央办公厅。这时刘正威可能会接任中组部长的消息也从北京传到贵州，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其背后隐藏的政治内幕微露端倪。随着江泽民稳住政治阵脚，已经一步步令胡锦涛对他心服口服。而在“降服”胡锦涛的过程中，江泽民的政治动作之一，便是利用曾庆红掌控的中办系统，暗中牵制胡锦涛掌控的中组部系统。两个系统暗中较劲的第一个回合，便是围绕胡锦涛举荐刘正威接任中组部长一事进行的。江泽民起初指示曾庆红暗中调查刘正威，并不一定是抱着整他的目的。但刘正威妻子“以权谋私”问题一旦被端了出来，等于是江泽民在政治上将了胡锦涛一军。随后江泽民下令判处刘正威妻子死刑，中组部长的接替人选便由江泽民趁势一锤定音，临时安排张全景。传胡锦涛事后就推荐刘正威接任中组部长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自认“仅凭个人主观印象，没有对刘正威后来的表现作进一步的调查了解，险些因为刘正威给党的形象造成重大损失”。从那以后，胡锦涛不敢轻易再推荐中组部长人选，宋德福也只能继续在中组部副部长兼国务院人事部长的岗位上蛰伏。这五年之中，胡锦涛与江泽民最能谈到一起去的话题，就是干部年轻化。

　　●反腐败进度赶不上腐败速度

　　抓反腐败，不仅仅是胡锦涛的任务。实际上，不仅江泽民和政治局常委中乔石（人大）、朱镕基（国务院）和刘华清（军委）各方面都投入了很大精力，亲自抓大案要案的查处，书记处书记中多人也都参予反腐败，而有责任抓此项工作的党政、政法部门、机构更达几十个之多：从中纪委、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到最高检察院、国务院监察部、司法部、公安部、财政部……这几年反腐败，也不能说没有丝毫成效。

　　根据一九九七年年底公布的数字，中共处理“腐败党员官员”五十万人，其中县处级干部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人，厅局（地师）级干部一千三百三十三人，省部级干部三十人，包括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副市长王宝森、广东人大副主任欧阳德、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都被揭露和处理，挽回经济损失一百四十二亿元。随着一系列措施出台，中共某些方面的腐败现象有所遏止。但是从总体和根本上看，胡锦涛直接要负责的党风迄无好转，惊人的腐败渗透进军队、武警、政法机关和各级执法机构，包括工商行政、交通、海关、税务……而经贸、金融和基本建设方面的腐败，更给国家带来令人咋舌的巨大损失。在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进展，整个权力机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大形势下，胡锦涛就是再能干也是无力回天的。相反，他时常深陷一团乱麻般的矛盾旋涡之中。

　　●“新鲜人”五年熬成“资深者”

　　对于胡锦涛，五年时光或许度日如年，对于变化中的中国，五年却是光阴似箭。一转眼，又是下一届党代会了。这一次，对于第三代领导集团来讲，是第一次独立掌权后举行的党代会，也是要在政治舞台上第一次打下邓后岁月印记的党代会。江泽民在十五大举行前夕的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非同寻常地选中胡锦涛主管的中央党校，作了一次重要讲话，被看成是为十五大精神定下“江泽民时代”基调。有人在十五大之前预测，按邓小平的设想，十四大是第三代接班掌权，十五大就该轮到第四代了——也就是胡锦涛该接管实权了。这种说法不仅已被十五大的事实证明其谬误，而且可以说根本就昧于中共史实。中共在和平时期每一代人实力的培植，是要一定时间的：第一代经营了二十七年，第二代经营了十四年。十五大时江泽民正是刚刚独立掌权、在外交内政和人事上打下自己的理念印记、“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鼎盛时期，在自己的人马一一各就各位、安排停当之馀，哪里有胡锦涛置喙的地步！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九日，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按照惯例，立即关起门来举行首次全体会议，投票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总书记、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和委员。苦候在会场外面的媒体记者，最关心的是最高决策圈究竟有哪几个人榜上有名，还在猜测最后关头会不会冒出令人跌破眼镜的戏剧性消息。总算盼到了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完毕，谜底就要揭开——江泽民领着政治局常委们鱼贯而入。他身后的是李鹏、李瑞环、朱镕基、胡锦涛……还有两个新人是谁？尉健行，李岚清！人们蜂拥拍照、摄影、录音，两位新人加上江泽民成为注目焦点。一时间几乎没有人顾得上注意胡锦涛所站的位置。但这却是意深味长的：在严格按照等级排序的中共最高层，他已经由一天前的第七名，往前跨进了两名：胡锦涛，现在是党内老五了！借用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的话说：胡锦涛在政治局常委名次上是前进两小步，在中共权力交接程序中却是前进一大步：他从老七上升到老五，是一个象征：这位被邓小平、宋平、薄一波等元老为江泽民选定的接班人，在元老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被江泽民认可，确定了他接班的名分。

　　●年轻的中国“备胎”

　　一九九八年的阳春三月，北京举行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九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在政治强人缺位之后的重组权力结构和制订路线方略，在十五大上亮出了大纲粗目，在九届人大上尘埃落定。这届大会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被老百姓和海内外媒体翻过来倒过去，热热闹闹地争论剖析：内阁更迭后重臣们的去留升降，国家机关前所未有的变动方案，以及铁面宰相朱镕基关于国营企业、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套措施……如果说这些都毕竟牵涉人们的切身利益，人人关心并不足为奇；那么过去不会引起多少人感兴趣的国家副主席一职将要由谁来接替，也由冷门话题变成热门话题，就难免令人觉得稀罕了。时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年逾八十，肯定要退休，谁来继任，这次会上要揭晓。

　　众所周知，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副总统被称作“备胎”——除非总统出了意外不能执掌权柄，副总统才能派上用场。而在中共权力体制中，“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从一九六六年以后，国家主席的职务要么干脆被废除，要么长期是“聋子的耳朵”，只具外交礼仪意义，处在权力中枢的边缘位置。国家主席尚且如此，国家副主席就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虚衔，处在边缘的边缘。历届国家副主席，不论是“文革”前的宋庆龄、董必武，还是一九八三年恢复这一职务之后出任的乌兰夫、王震、荣毅仁，都是所谓“德高望重”者的“荣誉头衔”而已。为什么这次港台和西方媒体居然连篇累牍地推测分析？原因无他，会前传出的人选中，出现了一个大家本来压根儿不会想到的名字：胡锦涛。

　　当三月五日上午九届人大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时，第一排正中，是即将出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他的两旁，一个是这届大会的秘书长田纪云，另一个，是政治局常委胡锦涛。据《亚洲周刊》披露，会前已经有“权威人士”说，胡锦涛实际上是本届人大会议的“幕后秘书长”，并主导了本届人大有关的人事安排。

第九章　从后台来到前台（1998—2002）


　　谦虚，温和，文雅，友善，与总统握手，对华侨鞠躬，向记者问候……一年到头奔波于各省市和各首都──他到底在忙些什么？


99：从政治后台走向前台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六日上午，二千九百四十七名代表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选举结果正式揭晓：二千八百四十一票赞成，“国家副主席：胡锦涛”

　　国内外政治观察家们，是从后来的事实领悟到，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职位将不再仅仅是一张“荣誉证”了，它将具有中共决策层培养新领袖的历史新定位。几乎就是在上任第二天，一九九八年四月，胡锦涛就首次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到国际舞台亮相去了：出访日本和韩国。中国新闻社随团采访记者有感于胡锦涛紧张的工作节奏，特别发回报道《胡锦涛在韩国度过以分秒计算的一天》。同年十二月份，胡锦涛赴越南河内，参加了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东盟与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前一年年底，江泽民主席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了首次会晤，一年后由胡锦涛接班，代表中国与东亚领导人第二次聚会。再往后，一九九九年初，他又访问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加纳、科特迪瓦、南非四国……这是走出去，还有迎进来。最引人注目的迎迓，是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晚八时二十分，前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乘总统专机自西安抵达北京，降落在首都机场南停机坪。新华社报道：“袭人的热浪已渐渐散去，丝丝凉风扑面而来……前来迎接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夫人刘永清，在舷梯旁与克林顿和夫人希拉里亲切握手致意。”前此，胡锦涛在八十年代初期，以全国青联主席的身份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打过交道，八十年代中后期，以贵州省委书记的身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政府首脑打过交道。但是到了中央之后，他一直担任党的职务，与西方主要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基本上没有机会打交道，更没有与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领导人有任何直接接触。这次他不担负任何实质性的任务，倒是得以比较冷静从容地观察这位被性绯闻越缠越紧的白宫主人。

　　●文质彬彬的军委副主席

　　就像有意作一个强烈对比似的，一九九八年，狂风骤起，黑云压城，告急连连。朱镕基总理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九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之后答记者问回顾过去一年时，沉重地说：“非常困难”，“来之不易”，相信这确是一句真心话。或许只是十四届、十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成员兼书记处书记胡锦涛，是其中的一个例外吧。相形之下，他在所有的最高层同僚中算是最有福气的一位，从一九九七年的权力高峰，走向一九九八年更大权力的新高峰。继在中共十五大上党内地位由第七位跃升到第五位，又当选中国国家副主席之后，七月，他非同寻常地在部署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不得经商的电视电话会议上露面，显示他已被授予过问军队事务的权力；八月份，又盛传胡锦涛将伸手摸枪杆子了——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上，会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条消息为后来的事实所否定。因为十五大产生中央军委新班子才一年，不宜马上做大的人事变动。而且，更棘手的是，既然他进中央军委当副主席是体现“党指挥枪”，那么就不能安排得低于张万年、迟浩田这些职业军人，而当时正值裁军五十万加上禁止军队经商这两件棘手难题，中央军委中职业军人的地位一变，又会造成军心浮动。对江泽民来说，何必定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胡锦涛推上去呢？不过人们并不怀疑，胡锦涛担负起军队领导职务，只是时间迟早的事。果然，过了一年，一九九九年九月，在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在党内、国家和军队三个领域，都名副其实地成了江泽民的副手。香港《南华早报》的文章说：胡锦涛出任军委副主席“并非毫无障碍”，“江泽民为此至少努力了两年时间”，因为“军方将领坚决反对让第二名文官进入军队最高决策机构”。说“坚决反对”，其实并没有多少可靠依据，只是猜测而已；真有人“坚决反对”也无济于事。

　　●曝光率成几何级数增长

　　胡锦涛自从走上政坛就抱定“少宣传个人”的宗旨。本来辈份资历较低，他为人处世一直非常谨慎小心；对媒体功能与作用，他又具有比别的领导人更深的把握与理解——“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媒体能捧人，也能杀人。 作为党中央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几年来，代表党中央出席工青妇乃至文联、作协和科协等“群众团体”的代表大会并讲话，每逢三月八日、五月一日、五月四日和六月一日，分别在妇女节、劳动节、青年节、儿童节参加活动，成了他的专职，成为他的固定曝光场合。在他担任国家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之后，报刊上“胡锦涛”这三个字更是成几何级数逐日暴长。不过，对他本人进行正面、直接的人物报导，是大陆官方中国新闻社二○○○年元月份开了先河。中新社异乎寻常地发表署名“锺灵”的人物特写《年轻的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同时在中新社主办的《视点》杂志二○○○年第一期以封面人物的方式重点推出。这篇文章是一份相当典型的官样文章，立意角度、提法用词，显然都经过秀才反复推敲，并经有关部门再三审阅核准。一上来就先对胡锦涛用了一堆形容词：“温文尔雅”，“极富魅力”，“声音宁静、沉稳”，“让人踏实”，“个性温和”，“稳健实干”，“形成了特殊的风度和风范”。文章紧接着描写了这样的场景：“关心时事的朋友，一定还会记得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隆重举行的那场晋升上将军衔仪式。那天下午三时，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不久前刚刚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胡锦涛，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九月二十二日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的命令。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高级军官是：中央军委委员郭伯雄、徐才厚。” “在这一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中，人们注意到，胡锦涛以新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穿著一身特制的绿色军便服，也是军容严整，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公众面前。”

　　●不可能的任务：军队与企业摘钩

　　胡锦涛当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前一年，已经作为政治局常委，担负了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使命：主管军队停止经商、与企业脱钩。

　　在外人分析起来，江泽民此举大有可议之处。说起来他是在“继承邓小平遗志”，创造机会培养胡锦涛，做法也与当年邓小平培养他插手军队相似；但实际上，两者却完全是两回事：邓小平当年将中央军委主席之职交给他，一再鼓励他关心军队事务，给他创造给军队“施恩”的机会：答复增加军费，提高军人待遇，等等；尤其是授衔：据新华社二○○二年六月报导，人民解放军自一九八八年恢复军衔制以来，中央军委共授予八十一个上将军衔、警衔。其中邓小平授衔的只有十七人，其馀六十四人全是江泽民册封的，他授衔的中将、少将更是不计其数。而他给胡锦涛安排的第一个插手军队事务的任务呢，竟然是“虎口夺食”，是“施威”把军队十多年来发展起来的商业利益拿走！这到底是给胡锦涛提供涉足军队的机遇，还是故意给胡锦涛出一道两难习题呢？胡锦涛如果无法顺利解决禁止军队经商、与企业脱钩，就表明其才干不足，难以担当大任；而如果禁止了军队经商，又势必极大地得罪军方，对其未来执掌兵符带来极多隐患。

　　军队经商与企业脱钩，也确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牵扯范围甚广的难题。邓小平在七十年代之末开始启动开放改革时，下令裁军砍预算，但他同时答应人民解放军可以跨进市场，分享经济改革成果。随后，中央先后于一九八五年、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七年发文，对此作了具体规定。这个口一开，解放军上上下下的欲望喷薄而出。军队经商，有利条件太多了！有地皮，有资源、设备、技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监督——工商管理、税务、海关等等部门哪里敢太岁头上动土！名曰“为国防” “为军队建设”，实则“枪杆子里面出黄金”，中饱私囊，愈演愈烈。解放军最大的保利集团，由邓小平和王震家族成员把持，不仅生产经营军火，还介入房地产，生意从国内做到国外。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军方经营的企业，超过一万五千家，一年总营业额达一百八十亿美元。

　　●定下三年三步军队停止经商

　　一九九四年，江泽民就曾经命令军以下单位严禁经商——说了跟没说一样；一九九七年，中央又规定“有作战任务的战斗部队”不得经商，下面仍然阳奉阴违。 一九九八年下大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因为国家的整体收支出了麻烦，眼看要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大局。这一年朱镕基当上总理，连闯几个“地雷阵”：国企改革要安排一千多万下岗工人，政府机构改革要安排数百万下岗干部。上半年受金融风暴影响，出口严重放缓，眼看影响百分之八年增长率的实现。这时智囊献计：狠抓反走私，就能挽救正常的进出口贸易。朱镕基一听确实不错，但是一迈步踩下去才发现又是个“地雷阵”：走私队伍中的大户正是军队！一九九八年九月在全国反走私工作会议上，朱镕基透露，近年每年走私八千亿，军方是至少五千亿。以逃税为货款的三分之一计，便是一千五百亿。据说全未补贴军用，钱哪里去了？最高层决定一不做二不休，这才有了胡锦涛虽未确定名分，却受命让军队与企业脱钩的一幕。

　　在中央下令之前，他与军委负责人以及几大总部负责人频繁商议，商量最稳妥的实施方案，最后定了三年三步的进度：第一步，先停止经商；第二步，清理；第三步，移交。中央下令之后，他在动员会议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地讲军队经商的危害。讲国家的难处。随后他连续地主持或者主导各种会议，随时掌握各地在进行这项工作中出现的动向。这项工作事关全局，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等人也不能看着胡锦涛一人坐蜡。石沙在《江泽民的谋略》（明镜出版社）一书中披露：在中央下令前，朱镕基曾经约谈张万年，询问军队停止经商后军队的损失。张万年回答：大概几十亿吧。朱镕基一听马上拍板：国务院全部补给你！

　　●搬开一块石头，发现军队蛀虫

　　军队在经商和走私中分赃不均发生火并，也是遍地开花，军队与武警为分钱、分赃，爆发武斗，用枪、用炮用装甲车，时有发生。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于一九九九年二月二日发出《关于坚决制止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流血事件发生的紧急通知》。 军队经济实体移交过程中还不断发生杀人灭口、携巨款潜逃等恶性事件。中央军委、军纪委在一九九八年秋天的一次会议上披露，从夏天中央下令以来几个月中已经发生了一百三十起，湖北省军区参谋长，辽宁省军区后勤部办公室主任、济南警备区后勤部代部长等已携巨款逃到海外。

　　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京召开“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总结电视电话会议”，胡锦涛作了总结。胡锦涛系统地回顾了这项工作，自然把所有酸甜苦辣都藏在肚里不说了，主要是大唱赞歌讲足成绩：确定撤销的企业已经按法定程序办完了注销手续；移交的企业全部进行了清理，并区别情况进行了处理；解除挂靠关系的企业已依法解除了与政法机关的关系；保留的企业重新界定经营范围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一项举措，任务“圆满”完成，出席总结会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罗干，中央军委出席的却只有委员于永波、王克，两位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一个都没有露面。胡锦涛在领衔督导这项艰巨的任务中，让军队官员见识了其细心慎重和圆融周全。军队与企业脱钩总算基本完成了。但是，一来某些界限不明的企业未能与军方“一刀两断”，还由军方掌控；二来企业在移交过程中流失极其严重。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份调查报告说：中国军队停止经商就像搬开一块石头，搬开之后才发现军队蛀虫如此之多！这份报告说，军队停止经商之后至少有二十四名少将以上军衔的军官卷款逃往海外。


100：四声巨响，三条人命，一场风暴


　　●有人要求江泽民立即穿上军装，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有人要求立即召回中国驻美大使；还有人要求中止与美国高层的一切交往……留给胡锦涛发挥的空间，其实只有在声调语气、在表情节奏上：既要呼应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同仇敌忾的万丈怒火，又要给他们濒于失控的情绪降一降温，使他们的言行控制在当局所能控制的轨道内

　　一九九九年北京时间五月八日，星期六，本来是个可以轻松的日子。凌晨，一个惊人的消息从贝尔格莱德急速地传到北京，首先震惊了中南海，随后震惊了全国和全球。不到七点，包括胡锦涛在内的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委员、军委副主席家的保密电话响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总值班室紧急报告：大约一小时以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了我驻南使馆，已造成多人伤亡，馆舍严重毁坏。值班室通知胡锦涛立即参加政治局会议商讨对策。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怒潮。大批学生前往美国大使馆和各地领事馆示威，并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当局对美国采取强硬报复措施。北京抗议者包围大使馆，向使馆投掷石块砖头，砸破了使馆的玻璃；成都的抗议者还放火烧毁美国总领事的官邸……

　　中南海最高层如何应对这一突发事态，署名为“宗海仁”（人们猜测说这个笔名是“中南海”的谐音）的《朱镕基在一九九九》（明镜出版社）一书中披露：会议室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每一个人的脸都紧绷着，严肃而愤懑。会议期间不时有消息传来。主持会议的总书记脑袋象霜打过一样抬不起来，他用近乎喑哑的嗓子开场：“……我一听到这个消息，除了满腔的愤怒，说不出一句话来，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是一次群情激昂、义愤填膺的会议。有人要求总书记立即穿上军装，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有人要求立即召回中国驻美大使；还有人要求中止与美国高层的一切交往。最后会议作出了七条决定。

　　●最高层频繁商讨采取何种对策

　　美国不肯道歉，国民不肯罢休，最高决策层左右为难。到底采取何种对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几次会上，政治局、军委、外交方面的负责人，以及几个还能视事的元老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李鹏、李瑞环、朱镕基都发了言，江泽民力图高人一筹，从世界战略格局和亚太及周边形势分析；钱其琛指出如何将坏事变成好事；迟浩田要求“一定要作出强烈的军事回应”，张万年说：要“尽快研发一些对方难以揣磨或无法准确评估效能的防御武器和报复性武器”……胡锦涛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说：“当前最重要的是：

　　一、坚定地表明政府在处理此事件中的立场，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

　　二、抗议活动要保持克制，方式方法要文明，不给敌人以口实；建议各地在游行示威当中切勿采取烧、打、砸的过激行动，切勿在来历不明的采访者面前发表冲动的言论，更不能将矛头指向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

　　三、坚持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以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回击反华势力的阴谋；

　　四、对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充分肯定并及时加以疏导，包括：

　　（一）、发动各级组织开展思想工作，坚持说理，疏导情绪，控制事态；

　　（二）、尽快提出具体而合理的善后要求，如要求严惩肇事者，向联合国及国际法庭控诉，提出赔偿要求等等，减少群众抗议活动的盲目性；

　　（三）、群众需要更多地听到中央的声音、领导人的声音；

　　（四）、回击西方媒体别有用心的指责。

　　不难品味出，他的发言更为具体务实。

　　●不接受美国的“误炸说”

　　美国政府领导人以及北约发言人提出“旧地图“说、“误炸”说，中央最高决策层就此请来一批在中国顶尖的军事战略专家、武器专家，胡锦涛与其它领导人一起认真倾听他们的分析：从中国使馆区的地理位置和分布看，使馆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区以外三公里左右，馆舍周围开阔，数百米以外才有其它民用建筑，附近没有任何军事目标。五月七、八日两天，是北约对南空袭最猛烈的两天，北约对已经遭到破坏的南联盟空军司令部和内务部大楼连续轰炸，许多外国外交使团驻地就集中在这两个军事目标附近，都没有遭到附带破坏和人员死伤，距离这些军事目标相当遥远的中国使馆为什么反而遭炸呢？北约对南联盟，大凡重要军事目标早已进行实地勘察，精确定位过，在空袭后，北约总部每天对空袭目标都要重新确定一遍，怎么可能偏偏漏了这个注定造成外交灾难的目标？ 军事专家判定：这件事只能是美国最高决策层所为，决策的依据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尤其是轰炸机是从美国本土起飞执行轰炸，执行完任务后，不作停留，直接飞回本土，完全避开北约的监视和控制。这就更说明美国的阴谋，是美国撇开北约而有意试探中国的一个极其险恶的阴谋。从中共最高决策者的讨论看，主要思路是：

　　在美国认定中国的民运分子已构不成对中共的挑战，中共内部解体尚看不到眉目之时，法轮功信徒大规模围困中南海，是否给了美国一个信号，让他们认为中国国内潜在不稳定因素爆发的时机来到了？当时又正值“6.4“十周年即将来临，正是中共最高当局和社会神经最敏感的期间，美国是否有意通过轰炸激发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引发持续的大规模抗议，最终将对外愤怒转化成政府和民间的对立，引发更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甚至内乱？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消息，曾庆红和他的班底为江泽民设计了一套应对方案，基调是：为了避免过于刺激美国，保留外交回旋空间，不使近年来中美高层互访所建立起来的交流氛围恶化，最好的办法是让民众发泄怒火，政府只是引导；让与美国没什么渊源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代表官方出面，发表声明，保留政策上的弹性；避免民众抗议中的过激行动和将抗议矛头转向中央。这套方案终为中央政治局所接受。

　　●代表党和政府发表抗议电视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确定的对策是：对“误炸”说坚决否定，认定这是美国的蓄意所为；当前，大局还是继续推进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为此，还是要以稳定全国、稳定现行外交政策格局为基调，“与美国的斗争是长期的，今后主要体现在外交战线上”，中美关系的原则是“斗而不破”，对外宣传一律以新华社发稿为准。

　　政治局决定暂不由江泽民出面，而由胡锦涛出面发表电视讲话。

　　五月九日晚，全国人民在电视上看到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就北约袭击中国驻南使馆发表电视讲话。胡锦涛这次受命代表党中央，在电视讲话的内容上不可能有什么独创的东西，都是决策圈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哪怕一个字一个标点都经过集体讨论、再三推敲。后来外界有评论说：中国政府一直害怕任何公众抗议，害怕任何情绪化的聚会导致失控，现在却表示支持人民上街游行，尽管是针对美国和北约。胡锦涛是表示那种政策改变的唯一公开发言人。显示胡与其它资格较老的领导人不同，并不惧怕群众运动。甚至还说“他似乎和毛泽东一样，自信可以控制这种运动，并将其导向对共产党有利的发展”——这种说法实在是对中共太不了解了！留给胡锦涛发挥的空间，其实只有在声调语气、在表情节奏上：既要呼应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同仇敌忾的万丈怒火，又要给他们濒于失控的情绪降一降温，使他们的言行控制在当局所能控制的轨道内。

　　从电视屏幕上看，他完成这一任务还是称职的——尽管在某些激进的学生看来，胡锦涛讲的话完全是温吞水。


101：推行江泽民想法，赢得江泽民信任


　　●常委任期的第二个五年，胡锦涛悄悄地调整了对江泽民的态度。人们看到，他更为公开地迎合江泽民的意旨，更为积极地呼应江泽民的主张

　　这究竟是因为身后没有了老人暗中撑腰，不得不更向江泽民的权威表示臣服？还是对江泽民在十五大上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作报答？还是感到江泽民的方略确实高人一筹，自己应该紧跟？一九九八年底，胡锦涛亲自鼓吹江泽民提出的“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各级领导班子中推动“三讲”教育；二○○一年，胡锦涛又竭尽全力地鼓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同时亲自选拔了十四位省部级的官员，组成中共中央宣讲团，到各省、市、自治区宣传“三个代表”，并提出五个“说充分、说清楚”。胡锦涛在军队事务中更是对江泽民亦步亦趋。

　　与毛泽东一样喜欢用数字来概括口号的江泽民，在这一年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军改革是要达到“五个适应”的目标，也就是：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突发事件的发生，适应新任务和新挑战，适应军事高科技装备和国家发展实力相配备的需要，适应我国在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社会公正公平方面发挥作用。三军改革步伐愈快愈好。文质彬彬的军委副主席，尽管并无兵符，但是凭借对江泽民一系列主张的领悟，争取到江泽民的借重，越来越深地逐步介入部队事务了。二○○一年七月，面对风云诡谲的台海局势，为提升战斗力量和作战指挥效率，中国三军着手进行新世纪大改革。中央军委成立了三军改革领导小组。初步蓝图，是将目前二十四个集团军精减为十八个集团军、五个特种师（其中包括三师快速反应部队），由总参谋部指挥；三大舰队整编为八至十支综合舰队。为了落实江泽民的指示，三军改革的领导班子已组成，由胡锦涛任组长，傅全有、郭伯雄、徐才厚为副组长，张万年、迟浩田和赵南起为顾问。这个班子，显然有为第四代接班铺路之意。


102：到欧洲舞台上亮一亮相


　　●胡锦涛担任国家副主席后，出访任务急剧增加，而且是由对方政府正式邀请和接待了

　　第一次重要出访，是二○○一年十月访问俄国、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康锐的话说：胡锦涛的“每句话都会受到严密关注，不仅是华盛顿和其它外国首都关注，也受到中国国内关注”。

　　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王储从来没有访问过俄罗斯和西欧，更不用说美国。事实上，谁都回忆不起来胡锦涛曾经单独会见过美国高级官员。借用唐诗，胡锦涛犹如“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波士顿大学中国政治研究专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也说，“这次访问是胡的走出去”。从莫斯科到伦敦、巴黎、柏林和马德里，几乎都视胡锦涛为中国“未来第一号”人物，给予最高等级“国宾”礼遇。在伦敦，胡锦涛和夫人前往白金汉宫和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会面二十分钟；在巴黎，希拉克总统接见胡锦涛。国际政治舞台，毕竟还是实用主义作主宰啊。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后来在《凤凰周刊》上发表文章《直面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记述了在欧洲跟踪采访的几个细节。文章介绍：胡锦涛十月二十九日出访英国伦敦，这是他欧洲之行的第二站，代表团下榻的Dorchest酒店。车队抵达酒店之前，警方将所有记者拦到了距离酒店大门口十米外的地方，并且用铁栏杆拦起一个采访区。闾丘露薇写道，胡锦涛活动日程非常紧凑，这天在酒店进进出出八次。

　　我们坚持每次在他的车队出现的时候，站在采访区内，大声地喊他。已经是当地时间晚上九点，虽然非常的疲劳，但是我们还继续在酒店门口等，媒体只剩下我们一家了。我和另一位同事站在寒风中，觉得快冻僵了。十点半，车队回来了，摄影师照例开亮了机头灯，而我则举起了挑竿话筒。当胡锦涛的车在酒店门口停下，和他同一辆车的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先下了车，然后胡锦涛下了车，他扶了扶眼镜，然后径直向我和摄影师走来。这让我喜出望外，我马上拿起有凤凰台标的手持话筒，这样只要我们之间的距离在四米以内，我还是能够收到他的声音：“我看你们很辛苦，白天晚上都在这里，你们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我，我来看看你们。”

　　●祝愿林希翎“活得更好”

　　曾陪同胡锦涛出访的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古昌后来曾经很惊佩地谈起一件小事：在那次出访结束回到北京，胡锦涛接见所有随团工作人员，向他们一一致谢，“连厨子的名字都准确地叫出来”！ 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看着自己的，除了面前的西方国家首脑、媒体，身后还有第三代领导集体尤其是其核心，所以，要谨慎又谨慎。西方要人、媒体谈到对他的印象，只能是“平易近人”、“不耻下问”、“温和细心”之类表面印象。

　　百密一疏。胡锦涛戒慎戒惧，还是有时会留下一些被人抓住的辫子。香港《大公报》特约记者高洁报道说：在巴黎中国大使馆欢迎胡锦涛的人群中，出现了中国早期“异议人士”林希翎。这位一九五七年的北京学生领袖，今天短袖花裙红外套，“准备在华人华侨合照中，留下鲜艳的回忆”。 她早就写了一封短信，夹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林希翎自选集》中，书的扉页写上“几步历史的脚印”，包好了，偷偷带在身上。领导人照完相后，“我等他一出来，立刻上前对他说：‘胡副主席您好！我是林希翎，我送你一本书。’”林希翎描述道：“胡副主席一听他所熟悉的这个名字，非常热情地跟我握手。”林希翎说：“我还活着！” “哎呀，你怎么这样说。你会活得更好！”胡锦涛回答。他接过了林希翎送的书。

　　事后林希翎接受大公报采访时说：“胡又年轻、很有智能、有文化修养。总体来讲，质素比较高。这对中国未来的改革、人民的幸福，都是一件好事！”

　　尽管林希翎今非昔比，早已经不是“异议人士”了（能被中国驻巴黎大使馆邀请作为爱国华侨华人代表去与胡锦涛合影就是明证），但是她毕竟是个敏感人士，胡锦涛所说“你会活得更好”在他来讲不过是顺口对于林希翎“我还活着”的回应，却可以被人作多种解释——“党和国家领导人”怎么能说话这么不慎重呢！后来果然传出中南海内有人颇有微词。

　　●“接班年”伊始介入“统一祖国”事务

　　二○○二年，是胡锦涛预定接班掌权的一年。元月二十四日，北京举行了“江八点”七周年座谈会，胡锦涛居然也来了。胡锦涛过去极少参加对台会议，也几乎从来不发表对台的政策言论。在与外国首脑会谈涉及这一问题时，他都只是拿出中国既定的一套标准原则提法照本宣科来应付，而这次他居然大驾光临，人们推测说，随着十六大换届，对台领导小组成员一定要大幅度换班，胡锦涛也将取代江泽民当这个对台领导小组组长了。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是中共对台政策的最高指导机构，组长江泽民，副组长钱其琛，组员有曾庆红、中央统战部长王兆国、陈云林、国安部长许永跃、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和汪道涵等人。胡锦涛本来没有列名其中，突然参加这次会议，不能不说有某种象征含义。这条电视新闻中胡锦涛的画面频频出现，压过主角钱其琛，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傅士卓指出，胡锦涛出席这个会，除显示接班的态势外，也透露胡已开始逐步掌控对台政策。不过，关于这次会，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中央社报道，胡锦涛在会上发了言，表示：台湾“本土化”并不等于“台独”，民进党也不等于“台独”，今后将有条件欢迎民进党人士访问大陆，增进彼此了解。这番富有象征意义的话甚至被北京的台湾事务专家解释为中共最高层对台湾释出的善意信息。没想到，事隔一天，中共在香港的报纸《文汇报》发出消息说，经询问中共有关部门澄清：胡锦涛在座谈会上根本就没有讲话！上述讲话全部都是中央社编造的。新华社的网页上也撤掉了对胡锦涛参加这次活动的报道。这件事让台湾有关方面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103：胡锦涛访美机会是布什为他争取到


　　●中国传媒没有报道：布什在清华的演讲会拖后了十五分钟才开始。原来，布什访问北京，同江泽民的会晤自然是重头戏，但是西方媒体对这场会晤似乎没有什么兴趣，最有新闻价值的，竟是美方一再表示对胡锦涛的兴趣，一再要求安排布什与胡锦涛见面

　　二○○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布什来访。

　　美国方面本来希望中方安排布什到中共中央党校演讲一次——其用意之一，正是因为党校的校长是胡锦涛，如果布什来胡锦涛这个“政治大本营”，胡锦涛势必要以校长的身份来迎接，布什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与胡锦涛好好“交心谈心”。不过，中方没有同意这个方案，却同意让布什能见到胡锦涛两次——这又使美方出乎意外。第一次，是江泽民向布什介绍胡锦涛。美方本来期待在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布什抵达北京并立即同江泽民会谈时，江会向布什介绍胡锦涛，并让胡参加会谈；但北京提出在当天晚宴中介绍他俩认识。也就是说，江泽民要独揽布江会晤全过程，不容胡锦涛有丝毫参与。而晚饭则是个轻松的非正式场合，不妨让胡锦涛露露脸。第二次见面安排在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布什在清华大学演说，胡锦涛作为清华校友陪同。但是最后美方吃了一惊：第一次的会面竟临时取消。既然只剩一次，布什也不客气，同胡锦涛见面之后寒暄了好一会儿，以致使清华的师生多等了十五分钟。胡锦涛访问美国，正是美国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再要求才安排的。他们要在胡锦涛正式接管权力之前，先与他建立一定联系，同时也就近观察一下他，为日后与他打交道作出各种准备。同时，邀请胡锦涛访美，也是为了逼迫江泽民确认向胡锦涛交班的意图。这一着棋，江泽民确实还不好拒绝：他还想在秋天到布什位于德州的农庄吃一次烤牛排呢。实际上，胡锦涛在对外关系领域建立自己的信息渠道、联系网络，比这早得多就开始了。

　　二○○二年一月十九日下午，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前来北京出席“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和芮效俭，前驻沙特大使傅立民、前驻菲律宾大使索罗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柯比等人。背后隐含的意义耐人寻味。这次活动是由胡锦涛的外交智囊班子策划的，组织者正是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副手郑必坚，美方这些专家的核心人物，是哈佛大学的傅高义，他是第一个被邀请到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的美国教授，多年来一直在设法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接上关系。

　　●副主席与夫人共同获得传媒欢心

　　四月二十三日，胡锦涛动身了。“应马来西亚政府、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美国副总统切尼的邀请”，乘专机离开北京，开始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胡锦涛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日程虽然让人看起来眼花缭乱，但是包括胡锦涛在内，人们只将之看成访美大剧前的过场戏、热身动作而已。不少媒体闲笔逸出，在刘永清身上着了不少墨。尤其是香港《亚洲周刊》的报道最为详尽。刘永清八十年代初随胡锦涛第二次上京（第一次是跨进清华大门），原在共青团所属的中国青年旅行社担任副总经理，后来为了避嫌，便调职到北京市政建设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到胡锦涛第三次上京进入中央最高层之后，她在几个副主任中排名第一。尽管如此，她仍然保持低调，不抛头露面，不到处招摇。但是胡锦涛出任国家副主席了，外交事务需要，刘永清不得不出席礼仪场合。《亚洲周刊》谭天媚的特写《近距离观察准第一夫人》说：

　　四月三十日一场雷暴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晴空万里，当胡锦涛步出机舱门，人们同时注意到他身边的夫人刘永清。刘永清身着鲜红外套，脖子上挂一串珍珠项链，微笑着和丈夫一齐向欢迎的人群招手。 抵达大马第二天，主人安排她独自参访，传媒得以真正近距离观察这位准第一夫人。

　　当天下午，她来到一家著名的工艺品厂访问，兴致勃勃学习制作工艺品，主人拿出一块薄薄的锡片，告诉她只要拿小锤子，把锡片放在模具上轻轻敲打，就可造出一只精美小盘子。她照着轻轻敲打几下，笑说：“原来可不是这么容易。”但她越打越起劲，一直不愿放手，直到近二十分钟后作品完成。

　　整个访问行程中，刘永清很少与记者对话，但态度极友善。有一次记者要求跟胡锦涛合影留念，忙乱中不知把她挤到哪去，当有记者发现大嚷“夫人呢，夫人呢？请夫人一齐照”，她早已悄悄退到一边。《亚洲周刊》推举胡锦涛“成了继总理朱镕基之后，另一位赢得传媒欢心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等人自然不在此列。《亚洲周刊》说：胡锦涛平易近人，温文尔雅，体谅记者工作，有大将之风。在“近距离采访的‘围堵’与‘反围堵’游戏之中，胡锦涛和他的幕僚，与传媒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并以柔软的身段，征服了一直以来被北京当局视为‘头痛’的香港记者”。

　　●经常让记者们“受宠若惊”

　　一位经常采访北京领导人出访活动的香港记者认为，“胡锦涛给人厚道、宽容的感觉，而且善解人意，他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也知道记者的职责”。在马来西亚槟城参观一座水坝时，有记者要求拍完正面合影之后的胡锦涛夫妇转过身，面向湖水，背朝镜头拍特写。他们二人相视一笑，嘀咕一句“这怎么拍呀”，但还是照办了。《亚洲周刊》分析说：在胡锦涛与媒体的互动中，事实上另有三位高手在参与策划，这就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肇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胡锦涛办公室主任令计划以及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其实胡锦涛与传媒的关系一贯良好，他从在团中央工作的时候起，就以理解和支持记者工作著称。香港和海外记者是在胡锦涛出访时对这一点才有深刻感受，“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他们见识了许多中共高官的面目——香港传媒谁不对江泽民那番“你们太幼稚”的训斥铭记不忘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远东经济评论》中国部主任苏珊?劳伦斯女士就比较过江胡的区别。她说：“在一些会议上，江泽民会谈论他祖上出过的著名文人学士，以及他对音乐的爱好，在会议期间，他会唱上几支歌……他会拿出他的报告草稿，大段地宣读来回答有关问题——即使这样，他还是老出错。”劳伦斯女士说，一九九三年，她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作记者时曾经采访过江泽民。采访之前，中国外交部通知她说，她采访时江泽民会谈及中美关系，但事实上在会见时江泽民自始至终未提及中美关系问题。而胡锦涛就截然有别了。劳伦斯说，胡锦涛的个人风格和工作作风完全不同，在会议讨论问题时，他会很快切入主题：“他有非凡的记忆力，对事情心里有数。每次开会时，与会的人在会议结束后都感到惊讶，因为胡锦涛了解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而且每个人的事情他都知道一些。在他去欧洲访问时，所有他见过的官员，他都知道他们是谁，以及他们的职务和角色。”

　　●当了五秒钟“联合国代表”

　　美国时间四月二十九日，胡锦涛抵达纽约，进入了吃重的“演出”任务。前往联合国总部，胡锦涛坐到中国代表席上留影，笑称：“让我当个五秒钟的代表吧。”随后拜访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世界银行总裁渥芬索恩等人。

　　胡锦涛不失时机地针对美国常常撇开联合国而采取单边行动，绵里藏针地指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联合国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其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其权威只能维护，不能损害。随后，胡锦涛接见新泽西州长麦格瑞维，胡锦涛惊讶对方竟如此年轻，麦格瑞维感叹在新泽西从政非常辛苦，自己上任没多久，感到老得很快，胡锦涛马上接过话来大表同感：“这一点我是有深刻体会的，我在中国的地方上担任过主管，酸甜苦辣都尝过！”胡锦涛一贯对家庭情况讳莫如深，从不泄露自己子女姓甚名谁，但这又不可能不为民众打听不休。纽约州长帕塔基在与胡锦涛会晤时，有意与胡拉拉近乎，告诉胡锦涛说，前一天的《纽约时报》指胡锦涛的女儿在哥大读书，而他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是胡锦涛女儿的校友了。不料胡锦涛微笑澄清：“我只有一个女儿，是在清华大学念书。”意识到这样的回答会让对方有碰了个软钉子的难堪，圆融的胡锦涛用打趣来化解：“看来天下媒体有时都一样，喜欢乱写！”

　　四月三十日，胡锦涛抵达此次访问重头戏的舞台——华盛顿，当天就走马灯似的与美国参众两院国会议员及国务卿鲍威尔会面。第二天竟安排了十四项活动：与美国总统布什、副总统切尼、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以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人见面。切尼欢迎午宴，美国政府的所有部长们都出席了，事后来自白宫的消息证实，这些部长们都希望能够安排和胡锦涛的单独会面，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最终只有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以及贸易谈判代表有这个机会。白宫官员披露说，原本只是想安排一个和布什“第二次握手”的机会，在胡锦涛和赖斯会面时，“途经布什办公室”，两个人寒暄一番。但是美方最后改变主意，在布什的椭圆形办公室，安排两个人二十分钟的特别会面时间。为什么会改变主意？知悉内情的人士告诉笔者：这是胡锦涛手下工作人员与美方安排胡锦涛访美日程从一开始就在争取的，最后美方之所以同意将会见改得更为正式，还是在观察了胡锦涛踏上美国土地，尤其是在纽约的表现，觉得应该给予这位“半年后的中国领袖”以更多礼遇。

　　●台湾永远是根鱼刺

　　在会见美国政要的政治重头戏中，胡锦涛都强调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或许在会谈中获得预期结果，美方领导人承诺会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美方重申不支持及不鼓励台独，因此在结束与布什会谈步出白宫时，胡锦涛很轻松自在地对媒体挥手表示，“我们谈得很好”。

　　胡锦涛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会面同样引人关注。因为在中美二○○一年海南岛撞机事件之后，两国的军事交流已经停止，而在不久前，拉姆斯菲尔德和台湾的国防部长汤曜明会面，使得一度已经缓和的中美关系再次陷入麻烦当中。这次会面是由美国方面主动提出的，为了显示重视十年来第一次访问五角大楼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他们当然知道，他也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五角大楼特别安排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最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当胡锦涛和拉姆斯菲尔德会谈结束，离开五角大楼之前亲自向在场等候的记者们宣布，中美两国决定恢复两军的交流。在合作反恐等方面，中美之间取得共识；但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一直表现出强硬立场。胡锦涛在向华府智库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八个美国团体发表题为《增进了解与互信，努力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演说时，再次强调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与重要性，并严词警告美国出售精密武器给台湾，或提升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层级，将违反美国的承诺，对台海和平与稳定不利，也不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他在随后回答记者关于如何取信台湾民众的提问时，借力使力地说，“就我所了解，台湾的民意调查也显示，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他再次保证，我们会认真倾听台湾民众的意见，尊重并且照顾台湾民众的意愿和利益。“只要提出合理的意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商量。”

　　当华府行程结束后，胡锦涛转抵旧金山，显得格外轻松了。他参观了美国高科技重镇硅谷并拜访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英特尔公司。在旧金山市市长布朗的欢迎宴会上，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当布朗向胡锦涛赠送旧金山市金钥匙时，手指不灵活，花了数十秒都无法从盒子中拿出礼物。胡锦涛就亲自动手，一下子就把金钥匙取出来了——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很合适的。人们都记得，当江泽民从西班牙国王手中自己拿过勋章来挂在脖子的举动，怎样腾笑国际。好在胡锦涛这次面对的是钥匙而不是勋章，是不那么讲古老规矩而欣赏独特个性的美国人，而胡锦涛马上也说了句“我很轻松地就将钥匙从盒子里取出来了，说明这个钥匙应该属于我”，在场人一阵掌声也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