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谨言慎行，循规蹈矩
●胡锦涛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一把手，自然具有“新闻含金量”，媒体记者频频要求能报道他的新闻。但是胡锦涛瞻前顾后，秉持一贯的低调作风，多半婉拒，曝光率极低
胡锦涛对在贵州的校友、过去各个阶段的同事、部属，只要抽得出时间，都尽量能见一见，聊一聊。像一九八六年十月，中国青年报社在贵阳开记者会，胡锦涛知道了，专门抽时间去参加会议，与时任社长李至伦为首的该报同人一起合影留念。不过，胡锦涛把住底线：欢聚尽管欢聚，叙旧不妨叙旧，他也乐于从这些非正式渠道得知更多的信息；却不对他们许诺超越原则的愿，一切按规定办事。
这确实是胡锦涛一贯的特点：反对追逐权力名位、纠缠个人待遇。可想而知，来贵州没多久，他遇到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时，是如何雷厉风行地处理了。
一九八六年元月，贵州省纪委对贵州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熊冬华，贵阳市人大常委会综合处副处长王成志，省政府经济科技咨询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匡等人搞非法组织活动的重大案件，进行调查。此事其实是在胡锦涛来贵州之前发生的：熊、王和陈虽然都是读过书的文化人，却毫无常识，徒贻笑柄。
一九八四年五月，他们结识贵阳铁路分局女工张世菁，这个女工为了发表作品而谎称自己是“军委总参情报局贵阳总部的指挥长”，是“中央某首长”的“私生女儿”，能通过“嫂嫂直接和中央领导打交道”。他们竟对这一派胡言信以为真，以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一九八四年八月，熊拼凑一个自任社长的贵州人民出版社“领导班子”的名单交给张，请她通过“中央”给省委打招呼批下来。随后他们又三次分别推荐所谓“省委班子人选”及“补充人选”，请张上报“中央”批准。其中，熊任“省委副书记”，王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匡也提出要任“ 组织部长”！
此事堪称天方夜谭，却也并未触犯刑律，只是违反党纪、败坏党风而已。胡锦涛抓紧让省纪委进行处理，对伸手要官跑官者敲响一记警钟。
胡锦涛担任地方诸侯，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一把手，在他身上自然具有“ 新闻含金量”。一九八五年从上到下干部掀起年轻化浪潮，追风的媒体记者更频频要求能予报道。但是胡锦涛自从到贵州后，在这些方面变得更加瞻前顾后。面对络绎不绝的媒体要求采访的要求，他秉持他一贯的低调作风，多半婉拒，曝光率极低。这段时间，全国有影响的报刊上关于胡锦涛的报导甚少，只有《经济参考》一九八六年一月五日登载了王伟强等人的《走出“夜郎国”》，以及《嘹望周刊》海外版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刊发的张殿光所写的《胡锦涛在黔北探讨致富之道》等不多的几篇。
当然，也有实在拒绝不了只好接受采访的时候，胡锦涛除了含蓄地表达自己某种信念和看法外，往往很明确地要求对方理解他的苦衷，不要过多地“拔高”他。
74：“不适当报导只能加速我垮台”
●贵州官员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中国惯例，新官上任总是要换掉一批人。然而胡锦涛一反惯例，只要没有因违反党纪国法而受到查处，现任几级班子一个人都不换
他在回答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一定要长期呆在贵州。要改变贵州这样地方的贫困面貌，需要一批乐于献身的人。我心目中的省委书记形象是：“有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追求，又有脚踏实地的精神，不图虚名的人；不官气十足，高高在上，和群众心连心的人；发扬民主，又在关键时候能够决断的人；热爱生活的人。”
胡锦涛曾经掏心掏肝地对相熟的记者说：“自从踏上贵州的土地，我就觉得命运已经和贵州三千万父老兄弟的富裕幸福连在一起了。不过，我不愿意你们宣传我，不适当的报道，只能加速像我这样年轻的省委书记的垮台。”
胡锦涛到底是从团中央出来，很注意塑造一个不同于传统僵化官僚的新形象。
在被问到什么是“热爱生活”，他解释说：“对事业的责任感，对友谊的忠诚；爱
运动，爱文艺，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
他还说过：“中青年干部一定要有好作风，说实话，办实事，讲实效，把深入基层、了解实情作为一项基本功。如果把主要精力用在应付‘场面’，迎来送往等方面，虚虚飘飘，不务实际，急功近利，那就很容易沾染上‘骄娇’二气，走入歧途。”
一位中国大陆著名作家曾经对笔者谈过他到贵州听到当地官员谈起胡锦涛：“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中国的惯例，新官上任总是要换掉一批人。他们见过多少任省委书记了，都是上任没多久，就开始对省里的班子、部委办局的班子、地市县的班子以各种名目动手术。虽说是“惯例”，他们对此也是同情、理解的：新官上任要推行自己的主张、政见，总得有听话、顺手的人么。然而胡锦涛这个新官一反惯例，不由得不令他们印象深刻：他一来贵州就宣布，只要没有因违反党纪国法而受到查处，现任的几级班子一个人都不换！他鼓励大家积极工作。胡锦涛这么说，也这么做，为政三年，确实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
因为胡锦涛的低调内敛，在贵州工作期间，总算在复杂的矛盾中化解了戒心，
理顺了关系，保持了平衡。
与胡锦涛同一时期执掌夜郎国，担任贵州省长、省委副书记的主要搭档，是王朝文。
一九三○年出生的王朝文，也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长年在贵州工作，而且他是苗族，多了一层身为少数民族的优长。
说起来他的资历也算与共青团沾边：一九四九年就担任过青年团镇远地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一九六○年又任过贵州团省委副书记，还进入了胡耀邦为第一书记的团中央委员会；文革虽一度受到冲击，但十三年后，又重返团省委副书记席位；早在一九八○年，他就担任了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一九八三年担任省长、省委副书记。
75：化解省长的戒心
●贵州省长王朝文与新来的省委书记胡锦涛较劲，虽未露于形色，但还是留下蛛丝马迹。不过，在升官无望、平调出去又得不偿失的情况下，他与胡反而可以相安无事。而胡锦涛本来就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论年龄，王朝文比胡锦涛大一轮（他也属马），论政坛辈分而言可以说高了一辈——他是五十年代中共建国前后参加革命，而胡锦涛是在六十年代文革期间参加工作；
从团内资历上讲，他在担任地区团工委书记之际，胡锦涛连团的大门还未跨入；而他当上副省级干部之时，胡锦涛才刚刚由副处长被越级提拔为副局级……加之他是土生土长的“地头蛇”，对贵州的政情民情来龙去脉，尤其是未能见诸文字的活材料，就算博闻强记的胡锦涛也远远难望其项背的。经营了数十年的上下左右人脉关系，更使他左右逢源，进退有踞，“老少咸宜”。要他居于胡锦涛之下，即便口里说理解中央培养接班人的战略部署，说尊重和配合省委一把手，他心里怎么想这位胡老弟，人们也不难猜测。
王朝文及其手下与新来的省委书记较劲，虽未公开露于形色，但还是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就拿笔者查到的《贵州年鉴》上看，关于王朝文的记载比比皆是，能提就提，关于胡锦涛则惜墨如金，能不提就不提。一九八六年版《贵州年鉴》记载前一年即一九八五年该省的资料，开卷就有王朝文的数张照片，却不见早就于当年七月上任的胡锦涛踪影；如果说，这是因为对中央空降胡锦涛来贵州的意图感到心中没有把握，不知道到底算是下放镀金还是放逐贬黜，未免有些势利眼的话；那么下一版的《贵州年鉴》，记载一九八六年资料，在大事记中，关于王朝文的记载竟多于关于胡锦涛的记载，这在一贯重视论资排位的中共笔下，就未免显得有点出格。
更明显的是一九八九年版的《贵州年鉴》，记载前一年即一九八八年一年的政经文化各种资料。这一年最重要的政治活动，莫过于中共贵州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年鉴》中记载：“大会听取了胡锦涛……作的《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迎接贵州九十年代的新发展》”，并特别在括号内注明“全文详见本书《特辑》部分”。但查遍该书《特辑》乃至查遍全书，却不见胡锦涛这篇重要报告。很明显，本来按计划这篇报告是一定得列入《年鉴》的，但是十二月中央对胡锦涛另有任命，《年鉴》的策划、编辑者们就悍然将报告抽走了！
王朝文在官场上打滚这么久，当然心知肚明，他更上一层楼、升到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之类，是难上加难了；而调出去当一个国务院部长的前景，则未必对他有多少吸引力。王朝文在这种情况下，与胡锦涛反而可以相安无事，客客气气过得去。而胡锦涛本来就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退一步海阔天空”，化阻力于无形，在小小夜郎国没有发生一班人马势同水火的龃鼯冲突。
76：三匹“马”拴到了贵州马槽上
●从事业角度来衡量，胡锦涛痛感贵州干部队伍素质低劣。他多次向中央汇报，要求充实、加强省委领导力量，中央从中原调来了原河南省委副书记刘正威，专职担任居于王朝文之后的省委副书记
当然，如果不是从人事角度，而是从事业角度来衡量，胡锦涛不可能不感到贵州干部队伍的素质低劣，自己势单力孤。他多次向中央汇报过这一情况，希望能够充实、加强省委领导力量。一九八七年六月，中央从中原调来了原河南省委副书记刘正威，专职担任居于王朝文之后的省委副书记。
刘正威生于一九三○年，与王朝文同龄，也是属马，加上胡锦涛，这下三匹“马”拴到了贵州的马槽上。刘正威本是河南干部，一九五三年被地质部党组书记刘杰调进北京，从此跟随刘转战地质部、国务院三办、第二机械工业部。一九七七年刘杰到河南任职，刘正威随之被任命为河南省委副秘书长。一九八一年刘杰升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立即提拔两人担任省委书记（相当于后来副书记），就是刘正威和罗干。刘正威一度比罗干前途更看好，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起刘便已是中央委员，而罗干在十二大上与胡锦涛一样，只被安排进入候补中央委员。但罗在一九八三年被调到全国总工会，为正省部级待遇，而刘正威却在河南副省级徘徊八年。这次在河南升不上去的刘正威调到贵州来，接受胡锦涛领导。
后来经胡锦涛推荐，中央又从贵州省委常委中，提拔了龙志毅为副书记。
经过一段时间共事，胡临从贵州调走之时，向中央表示刘正威“有能力、有资格”接替自己。王朝文仍然在省长岗位上与新任省委书记刘正威共事，一直到他六十三岁退居二线——一九九三年，年过花甲的王朝文在省八届人大上失去省长职务，次年任省人大主任。但他在全国人大挂上了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头衔——虽无什么实权，却毕竟是个响亮一点的名头，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晚年活动舞台，可以为他增加很多国内国际交往。我们有依据推测，昔日与他共了三年事的胡锦涛，这时正主管组织人事大权，对他取得这一职位，至少是顺水推舟的。
但是，这时却发生了王朝文手下的贵州地方派系抓住机会，将刘正威老婆阎建宏的罪行曝光的惊人事件，间接地对青云直上的胡锦涛使了个绊子。刘正威在贵州省委书记任上一直干到一九九三年，七月调任中共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他前脚走，其老婆阎建宏后脚就被拘捕——她担任贵州省计委副主任，贵信公司董事长，因为经济犯罪，数额巨大，被判处死刑。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之所以要将刘正威调走，正是为将阎建宏绳之以法扫清障碍。给刘正威安排一个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也只是为了过渡，让之体面下台阶，以减少阻力，很快他于一九九五年被免除了职务。这是后话，此处按下不表。
且说胡锦涛理顺了各方关系，站稳了脚跟，威信空前高涨。一九八七年秋，在贵州省直机关党代会上无记名投票选举出席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时，他在全部候选人中得票最多。
同年十月底，胡锦涛率贵州代表团参加了中共十三大，在这次中央已经改朝换代，赵紫阳取代胡耀邦，正式当选为总书记的党代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次年（一九八八年），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共贵州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代表前届省委作了工作报告。随后在省委六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高票当选为省委常委、书记。
他没有料到，刚刚当选，就又“打起背包就出发”。他这一次走得更远，爬得更高——从云贵高原，往西爬到了有“世界屋脊”、“世界第三极”之称的青藏高原。
77：八十年代中期的污染与二十一世纪初的
●胡锦涛万万没想到，他催促地市县各级地方官，加快执行“有水快流”的方针，上那些投资少、技术要求低、适宜群众性开发、见效快的项目，发展小煤窑、土法炼焦、提炼铅、锌等等，产生了什么样可怕的后果
本节是在本章早已全部写好，全书即将杀青之际补写的。这一节必须补写，因为笔者读到了一则非常重要的资料，对胡锦涛在贵州作为的评价，无疑可能具有颠覆性的效果。
且说胡锦涛万万没有想到，他催促地市县各级地方官，加快执行中央“有水快流”的方针，破除希望上面拨款投钱的“等、靠、要”思想，多打“短平快”，上那些投资少、技术要求低、适宜群众性开发、见效快的项目，发展小煤窑、土法炼焦、提炼铅、锌等等——这些当时看来十分必要、十分及时、十分有效的指示，竟始料不及地刺激了短期行为，在十多年之后的二十一世纪之初，显露了后果，后果十分严重！
《南方周末》二○○二年八月十五日刊出了高嵩的特写《没有阳光的天空》，
说：“六年前（推算应是一九九六年，但笔者限于条件，未能查到当时报导——引者注），本报以专题图片的方式，报道了滇黔川交界处的部分乡村非法采矿、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脱贫的情形。”
作者写道：“云南省富源县富村乡团山村……不远处就是贵州省盘县乐民镇威箐村。这里原本是两省交界处最好的土地，出产的稻谷能碾出上等好米。可如今，废弃的炼焦窑随处可见，往地上浇一瓢水，很快就不知渗到何处去了。昔日丰腴的稻田，只能种点稀稀拉拉的玉米。”
《南方周末》的文章，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点党和国家领导人、第四代领导核心胡锦涛之名。但是推算时间，谁应该对文中指出的贵州省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负主要领导责任，难道不是呼之欲出吗？
文章写道：“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记得，胡锦涛在贵州主政，是从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中旬——引者注），这里有十万农民加入了土法炼焦行列，即用煤粉直接焙烧焦炭，八角田成了焦窑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仅威箐村一个村，土法炼出的焦炭年产量就高达十万吨。见到这东西能来钱，许多稻田的主人就相继把自家的土地租给炼焦老板，价格视地势而定，离公路或河流越近，价格越高，一亩地每年的租金约三千—四千元不等。
“一时间，沿河两岸建起了炼焦炉，村里的壮劳力也大多守在炼焦炉前，替炼焦老板打工挣钱。一锅焦炭需要焙烧二十来天才能出炉。熊熊烈焰从密密麻麻的炼焦炉里不停冒出，水美田肥的八角田整日笼罩在滚滚浓烟之中。到了晚上，从上千个燃烧著的炼焦炉冒出的火焰，把方圆十里的天空映得通红，竟成当地一‘景’。”
78 没有阳光的天空
●胡锦涛在贵州当书记时费九牛二虎之力建起“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试验区号称“生态建设”，说明省委并非毫无环境保护的意识。但奇怪的是，正是在这个试验区，竟出现这么让人嗟叹不已的景象
威箐村村委杨惠贰说，炼焦最鼎盛的时期，八角田上聚集了一三六○多座炼焦炉。
一三六○多座炼焦炉！想象一下那密密麻麻林立、烟尘弥漫、火光通明的景象吧。
但是，“炼焦产生出的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硫化氢等有毒气体，使周围农田里的水稻产量大幅减产，有的甚至颗粒不收。酸雨、污水、粉尘导致当地环境迅速恶化。此外，当地居民患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肺癌也成为这里的第一杀手。”
直到一九九八年后，人们才终于意识到牺牲环境换发展是多么的可怕。“轰鸣的推土机开始把林立的土锅窑逐一推平，彻夜燃烧了十来年的炉火灭了（请留意“十来年”——那炉火应该就是从胡锦涛主政贵州时燃起的——引者注），然而，残留的煤渣和瓦砾已深深植入被高温□烧得坚硬不堪的泥土里，昔日的良田好似废墟一般。”
值得注意的是，高嵩特写的笔锋，还指向贵州另一个地方，那正是胡锦涛在贵州当省委书记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起的“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这个试验区号称“生态建设”，说明胡锦涛为首的省委，并非毫无环境保护的意识。但奇怪的是，正是在这个试验区范围内，高嵩笔下竟是这么一段让人嗟叹不已的故事：
“不要守著脚下的金元宝讨饭！”
十多年前，一些外乡人带著钱走进贵州省毕节市团结乡的崇山峻岭，劝贫穷的乡人同意他们在本地炼硫磺时，常说这话。其实，村里人早就知道地底下的石头可烧成硫磺，以前也零星有人烧，但不成气候。后来，一些外乡人来了，开始大规模地土法炼硫。
这就是灾难的开始。土法炼硫的危害令村里人始料不及。炼制过程中产生的含硫气体遇雨变成酸水降落到地面，周围的动物、植物乃至土壤中的微生物都无法生存，周围青山迅速变了模样，森林消失了，草也不长了，山上只剩下白森森的石头和焦黄的土地，“就像原子弹爆炸后留下的遗迹”。
统计资料表明，在贵州硫磺产量最大的毕节地区，土法炼硫使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到严重污染，其中三百九十平方公里变成不毛之地，损失耕地近万亩。在经历了土法炼焦的破坏后，昔日的炼焦炉旁，只有生命力强的玉米才能生长，但是产量只有炼焦前的三分之一。
79：一个错误决策造成恶性循环
●就算胡锦涛当年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良好初衷，毕竟造成“前人造孽，后人遭殃”的严重污染。这至少显示胡锦涛及其率领的班子，思维方式和领导作用出了严重偏差
贵州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专业人员漆国先二○○一年奉命到毕节附近的大方县进行炼硫污染治理试验，这里也是土法炼硫曾经盛行的地方，“尽管做了二十五年的环保研究，但炼硫旧址留下的一片焦土仍然让他大吃一惊。那里的土地除了少量玉米，连辣椒都种不出来。持续十多年的污染（又是“十多年”！——仍然是从胡锦涛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开始污染起——引者注），已经彻底改变了当地的土壤结构，有机质含量几乎为零，在这样的土地上，种什么，死什么。”
高嵩文章还披露说，让人吃惊的是穷困农民们对关闭炼焦炉、炼硫炉持有的看法：炼焦、炼硫虽然有污染，但一天还可以挣几块钱，“关了，我们吃哪样嘛？”
“这已经变成了恶性循环。”漆国先说，污染让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
使他们对带来污染的小炼炉产生更大的依赖。
贵州省一位现今在任的负责人指出，“土法炼锌、土法炼硫、土法炼焦，是老板赚大钱，工人赚小钱，损害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用一时的经济利益换来的是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负责人和这届省委、省政府班子，正在收拾胡锦涛那届班子所造成的烂摊子，他所批评的“土法炼锌、土法炼硫、土法炼焦”，正是当年胡锦涛主政时省委大力推行、大力提倡的。世事沧桑，轮回报应，竟如此急速！
此时我们再读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新华社播发的记者刘子富所摄照片的说明，不能不感到实在是一种讽刺：
贵州省毕节地区是全国十八个连片贫困区之一，也是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一九八八年，国务院将该区批准为我国首个“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十多年来，试验区七县一市的人民群众紧紧围绕“粮食短缺、人口膨胀、生态恶化”三大难题，以生态重建为突破口，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之中，实行生物、工程、耕作措施一起上，形成林草保土、以草养畜、以畜增肥、以肥促粮的良性循环格局，逐步走出了“越生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的怪圈，步入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大方县实施的山顶植树戴“帽子”，山腰种草铺“毯子”，饲养肉牛抓 “票子”的发展思路，取得显著成效。试验区实施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共治理水土流失漫漶近七千平方公里。
将贵州今天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全部归咎于胡锦涛个人，当然是不公平的；藉此推断胡锦涛“好大喜功” “荼毒民众”，也并无多少根据。八十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对小煤窑是严加限制的。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啓动经济体制改革，国务院制订加快地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鼓励农民开矿，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有水快流的办矿方针，鼓吹“农民挖煤利国利民”。其用意是爲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但是法制规章、管理措施未能跟上，顿时乱采滥掘狂风大作。第二年即胡锦涛调往贵州的那一年，全国的民办小煤窑从两万处急增为六万处，随之而来的就是土法上马冶炼各种矿产，造成极爲严重的资源浪费，极爲惨烈的环境破坏。如果要反思教训，应该说当时的中共中央颁布的大政方针难辞其咎。
不过，说全国的恶果应追究中央决策者的责任，并不意味著对贵州的恶果胡锦涛可以厕身事外。就算胡锦涛当年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良好初衷，毕竟造成“前人造孽，后人遭殃”的严重污染，这是不容回避的铁的事实。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胡锦涛及其率领的班子，思维方式和领导作用出了严重偏差，成为不顾长远只看眼前的典型注脚。
我们迄今没有看到胡锦涛对此有任何反省。
第六章 世界屋脊天外天（1989—1991）
他被赵紫阳为贯彻对西藏怀柔政策而选定，执行的却是江泽民对西藏强硬政策。《西藏日报》上刊出了新任自治区一把手头戴钢盔，检阅戒严部队官兵的照片。
80：版图分裂的“达摩克利斯剑”
●如果说贵州的问题可归结为一个“穷”字，西藏的问题则可归结为一个“乱”字，“乱”的原因则不仅在政治、社会，更有文化、宗教、历史和心理层面，又因境外多种因素火上加油
“城市在右岸上，白色的石头建筑反射著高原的强光，一直抵达北部山脉。布达拉宫幻影一样，至高无上，神秘的排窗整齐而深邃，仿佛阳光中整齐的黑键……河流静静流淌，拉萨河波光潋滟，如一张印象派的海报。这是个音乐般的城市，静物般的城市。”
这样诗性的抒情语言，是中国一位在西藏住过二十多年的作家宁肯，在他二○○一年获得《当代》文学拉力赛总冠军的长篇小说《蒙面之城》中，对西藏拉萨的描绘。他还说：“这是童年的城市，积木般的城市”，“孩子的城市”，“孩子也无法想象的城市”，甚至是“永远的城市”。
没有理由怀疑宁肯这种体验是发自肺腑。但是毋宁说，我们从这样的抒情更感到了对于同样的景物、同样的事件，人们的感受可以怎样天差地别、南辕北辙！
拉萨和西藏是令许多人谈之色变的地方。
如果说贵州的问题归结为一个字就是“穷”，那么西藏的问题归结为一个字就是“乱”。如果说贵州的“穷”，主要原因在于其极端偏僻封闭，源于自然与经济；那么西藏的“乱”，原因则复杂得多，不仅可以罗列出政治、社会层面，更应该看到文化、宗教、历史和心理层面。而这种“乱”，又因境外多种因素而火上加油，而显得更为紧迫和复杂，最严重的、让人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的，是一把版图分裂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悬于头顶。
为使读者更清楚地理解本书主人公在西藏的处境和作为，我们不得不在介绍胡锦涛这段经历之前，先用较大篇幅介绍一下西藏问题的有关背景。
西藏问题之令人头疼，既由于那里地处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山高原，气候严寒，
空气稀薄，生存条件极为严峻，同时因为源远流长的藏汉矛盾。
藏文明是与汉文明不同的另一种文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这个民族，不仅有规模宏大的说唱史诗《格萨尔王传》、有奇特神秘的天葬风俗，更有与汉族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世界。西藏，在当代中国是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是具有境外强大反对势力、直接挑战统治权合法性——不仅是挑战中共统治权合法性，更挑战中央政府统治权合法性——的地区。
中国有句古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后定。”说的是四川。这句话
在今天完全可以改一个字，改成“天下未乱藏先乱，天下已定藏后定”。
81：第八任驻藏党魁
●西藏之重要，不仅因为西藏占全国八分之一，西藏稳定与否还影响整个中国西部的稳定。胡锦涛在团中央的工作经历，使他进入“跨世纪接班人”行列；他在西藏工作的经历，则是他从同代人这个行列脱颖而出的关键砝码
西藏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西藏自治区版图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八分之一，国境线长达四千公里，西藏的稳定与否还直接影响相邻的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藏族地区的稳定，进而影响整个中国西部的稳定。按照达赖喇嘛的看法，西藏是指“大西藏”，包括上述省区的藏区，土地和人口都比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大一倍左右，那就更不得了了。
胡锦涛被选中担任第八任驻藏党魁，对他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说，他在共青团中央的工作经历，使他进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跨世纪接班人”行列，成为党中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众目睽睽的考核对象；那么他在西藏工作的经历，则是他最终在同代人中脱颖而出的关键砝码。但是在当时，他被挑中去西藏，大概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
西藏的形势在不同的人的笔下，具有完全不同的面貌。过去的西藏，在西方某些人士看来，西藏是世外桃源般的“香格里拉”，而在中共笔下，则是最黑暗野蛮落后的“人间地狱”；而对当代西藏，看法尤为对立。前面所说宁肯等作家高度个人化的感性语言不去说了，有关政治势力对西藏的陈述就截然相反，令人不敢相信是对同一块地域的历史和现实的描述。
按中共看来，一九五一年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和平解放”协议，但是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农奴主发动了反对中央政府的武装叛乱”，中共平息叛乱后，进行了民主改革。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根据中共官方的说法，从自治区成立到一九九五年，三十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四点五倍，全区农牧民年平均收入达到八一七元人民币；全区人均寿命由过去的三十六岁，提高到现在的六十五岁；全区有各级各类学校三千三百多所，在校生二十七万人，在全国内地二十六个省市开办了西藏中学西藏班；共有少数民族干部四二四○○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点三，各级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领导人都由藏族干部担任，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在自治区一级领导人中已占百分之七十一点七，在地厅级干部中占百分之六十五点三。
一九八○年，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实行了既不同于汉族地区，也有别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休养生息、放开搞活的经济政策，使西藏的社会生产力上了一个新台阶。一九九四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达四十二点三亿元，比一九八○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三十四点九。（引自殷庆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西藏的光辉实践——为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而作》，原载《求是》一九九五年第十六期）
82：中共治藏方略屡次改弦更辙
●中共对西藏的政策于1980年大调整，前此，1972年胡耀邦的大公子胡德平只身前往藏南考察，所见所闻影响了他父亲。胡耀邦1980年在视察拉萨郊区时，亲眼目睹藏民极为恶劣的生活状况，骇异万分
但是在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笔下，西藏完全是另一幅图景。他们多次声称中国政府应该对一百二十万藏人的死亡负责。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于一九九三年发布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一书中写道：“由于中国对西藏的侵略，造成了约一百二十万西藏人死于非命，至少在每家每户，几乎都有亲人被捕或被杀死。” “一九九○年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人均年收入为八十美元，识字率为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七，人均寿命四十岁。为公历一九九一年联合国建设组织有关民族发展测估数据的百分之零点零八七（原文如此，此数据较为费解——引者注）。这在世界一百六十余个国家中，西藏位列第一百五十三名，处于非洲乍得与吉布提两国之间。”
详细叙述西藏问题的前因后果和对各种说法进行辨析驳正，不是本书所能承担的任务。实际上，情况远比上述泾渭分明的说法要复杂百倍，近年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明镜出版社）、《与达赖喇嘛对话》（人间出版公司），和徐明
旭《阴谋与虔诚：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明镜出版社）都提供了来源多元化的大量详实材料，对于我们理解胡锦涛进西藏任职有关背景，大有佐助。这里我们只简叙中共对西藏的政策于一九八○年大调整以后的有关情况。
这一次西藏政策大调整，是中共在结束了“文革”之后的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和胡耀邦这一年到西藏视察的结果。前此，据悉一九七二年胡耀邦的大公子胡德平曾只身前往藏南考察，他的所见所闻影响了他父亲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据悉胡耀邦一九八○年在视察拉萨郊区反帝公社一些居民的住房时，亲眼目睹西藏人民极为恶劣的生活状况，骇异万分地对驻藏官员质问：“中央援助西藏的专门拨款都扔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还传闻他对多年来以汉族军人为主的西藏当局推行极左路线的恶果，痛心地留下这么一句话：“这完全是殖民地的做法！”
胡耀邦以他特有的急性子，对上千名藏汉干部慷慨陈词，指出西藏面貌与达赖喇嘛统治期间相比毫无起色。胡耀邦撤换了军区政委兼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派阴法唐接任；下令全面落实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撤换汉族干部，提拔藏族干部；还拨出巨款，大修寺庙，安置喇嘛和尼姑。
胡耀邦以他特有的急性子，对上千名藏汉干部慷慨陈词，指出西藏面貌与达赖喇嘛统治期间相比毫无起色。胡耀邦撤换了军区政委兼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派阴法唐接任；下令全面落实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撤换汉族干部，提拔藏族干部；还拨出巨款，大修寺庙，安置喇嘛和尼姑。
但是，胡的讲话在中央领导层和在西藏，都引起了强烈反弹。汉族干部深觉进藏多年，“没有功劳有苦劳”，现在竟卸磨杀驴，否定他们几十年的贡献；藏族干部则正相反，认为胡的讲话还不够：汉族干部撤退太慢，中央给钱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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