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谁来执行稳定西藏的功能？
由于汉人成员的“无人进藏”和藏人成员的“异化”，“稳定集团”稳定西藏的功能如今已经受到严重的消弱。中共认识到了这种危机，并开始想办法弥补。
把藏人恢复到毛泽东时代那等忠诚，现在已难指望。中共反省其八十年代西藏政策的教训，就是把西藏的主要权利交给了藏人。事实证明，稳定西藏不能靠藏人，只有像过去那样由汉人掌握西藏各级政权的主要权力，才能真正控制西藏，否则稳定就是一句空话。
这就回到如何解决无人进藏的难题上。当今中国利益当道，中共自身也已在大部分领域把利益当作主要的驱动杠杆。如果给进藏干部高于内地十倍的工资，有关方面就认为能够吸引汉人自愿进藏工作，并使他们在西藏工作较长时间。然而北京即使拿得出那笔钱，它也无法那样做。既然它从来标榜民族平等，怎么能只给汉人干部提高工资，不给藏人干部提呢？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干部是汉人干部的两倍多（一九九三年汉人干部数一万七千九百二十三，藏人干部数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二［8］），引起藏人干部抵触，带来的麻烦更多。而给藏人干部工资也提到同样水平，拿出的钱多两倍不说，立刻又会出现怎么与“稳定集团”中十多万普通职工平衡的问题。
中共多年在西藏的理论和实践使它落入了一种环环相扣的制约，它已经不可能单独为在西藏工作的汉人采取利益激励措施。甚至本来为家在内地的汉人探亲制定的休假制度，因为这种制约也不得不扩展到所有藏人干部职工，哪怕他们就在家乡任职，天天住在家 。更有意思的是，藏人干部职工还跟他们的汉人同事一样，都从北京领取“缺氧补助”。
不过西藏至今还有一万多名汉人干部，他们人已经在西藏，只要提拔重用他们，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效力的。然而这又会面临合法性的问题。既然已经以法律形式公布了民族自治地区的主要行政长官和关键都有少数民族人士担任，同时规定地方官员的任命必须通过地方人大选举，今天要重新让汉人掌握政权，怎么自圆其说？又怎么通得过藏人占绝大多数的当地“人大”的投票呢？
这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援藏”似乎成了最佳方案。援藏干部虽然也是“重赏”之下的结果，但他们得到的利益不在西藏体现，不由西藏负担，可以避免对藏人干部直接刺激。把他们安插到各级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在藏人官员中引起抵触的也比较小。因为他们不占本地的编制，也就不会与本地官员抢位置，而且派他们来，名义上是和各省从经济上对西藏“对口支持”相配套的，可以从中共内地引入援助项目或投资等，给西藏本地带来实际利益，所有突出这种“援藏”的经济色彩，对他们的任命就容易避开与民族自治原则的矛盾，也就有了无需通过当地“人大”投票通过的理由。任用援藏干部因此而成为百难之中一条柳暗花明的出路。
中共这几年号召其全党向之学习的孔繁森，生前就是从山东派到西藏的援藏干部。他当过拉萨市的副市长，后来调到阿里地区当中共书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确定阿里地区的“援藏”由河北和陕西两省对口承担。两省第一批派出三十三名党政官员。在阿里地区一级的党政职务中，由援藏干部担任的有常务副书记、副专员、组织部副部长、法院和检察院的副院长、公安处和司法处的副处长、财政局副局长、计委副主任等；他们还在阿里地区的三个县担任了“一把手”----党委书记的职位。他们中间职位最低的，也在各县担任副书记和副县长。从这种职务分布上，明显地可以看出远非“经济援藏”的格局，其中加强政治控制的意图很浓。阿里地区一共七个县，只有四个县（日土、扎达、噶而、普兰）派了“援藏干部”，这四个县都是边境县，而不靠边境的三个县（革吉、改则、措勤）却没派一个援藏干部。
一九九六年，全西藏这样的“对口援藏”干部共有六百多人。阿里地区是人数最少的，山南、林芝等地区一般达到七八十人。他们总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全都在县以上政权机构担当领导职位，掌握很多实权，应该说初步实现了中共“改变西藏干部结构”（说白了就是汉人掌权）的设想。按照步骤，下一步将继续增加“援藏干部”数量，让汉人干部掌握更多的权力 11。
然而，与中国许多在几难困境中产生的夹缝方案一样，虽然其左右迂回的柳暗花明令人称绝，却还是免不了“摁下葫芦 浮起瓢”的愿此失彼。“援藏”体制给西藏带来的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以致命的失衡加速瓦解了被称为“老西藏”的汉人队伍。
“老西藏”们在西藏工作了几十年，奉献了一辈子12，“甚至奉献了青春献子孙”13。轮到提升掌权的时候，却把他们晾在一边，从外面请来一些对西藏毫不了解的人，给那些人加官进级，对他们进行那么多宣传和赞扬，还给他们那么丰厚的物质报偿，而他们在西藏只待三年时间。相比之下，倍受冷落的“老西藏”心理怎么能平衡？失去了原本的信仰支持，以他们自己一生的“奉献”对比“援藏者”，一定产生一辈子都是吃亏上当的感觉。而当他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索债感必然随之产生，至少是不会再继续“奉献”。
有人认为，北京以高昂成本派进西藏的六百多“援藏干部”，换来的是得罪了一万七千名“在藏干部”。这六百比一万七的关系，真是得不偿失。如果说“老西藏”队伍在此之前已经失去了斗志，这六百“援藏干部”的到来，作用则是使“老西藏”的队伍彻底垮掉。
中共在一九九五年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把死于车祸的“援藏干部”孔繁森树为全党全国学习的榜样。然而那活动在西藏却开展不下去。藏人对汉人抵触自不必说14，“老西藏”们则表示，与孔繁森相比，如果说有差距的话，那孔繁森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他们在西藏待的更久，比孔繁森的条件更艰苦，比孔繁森的贡献更大，而他们得到的却比孔繁森少得多15。
老西藏对“援藏干部”普遍采取排斥态度，指责他们作风浮夸，趾高气扬，说得多做得少，热衷吃喝玩乐，把内地腐败坏习气带进了西藏……有些人甚至专门与“援藏干部“作对，给他们的工作制造障碍，用整人手法“揪辫子”、“告黑状”，对他们进行打击。以至我所访问的一位“援藏干部”负责人，认为与“老西藏”的关系是他们第一头疼的问题，与援藏干部的关系反而好得多 16。
当然，可以不考虑“老西藏”的态度，不管怎么样，那已是一支靠不上的队伍，趋势是必然走向没落。如果“援藏”真能取代过去的体制，发挥稳定西藏的功能，目前的矛盾只是过度期的问题，一旦体制的取代全面实现，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从动向上看，北京目前正是抱着这种期望。那么，我们看这种“援藏”是否真能实现北京的期望。
不错，以目前的“援藏”方式，确实可以把一些汉人弄进西藏。在“重赏”的诱惑之下，有些单位甚至出现争抢报名的局面，使得单位需要以“搞福利”的方式进行平衡，根据谁最需要解决实际困难--分房子或家属就业--最后决定谁进藏。可想而知，这样的进藏者，心是放在哪里。
不过“悬赏”不起作用的现象也不少。有些单位无论怎么动员也没人报名，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提高“悬赏”，或是把援藏者在藏时间减少17。最有意思的是，有的地方甚至把“援藏”当做整人手段。如浙江萧山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赵福庆因为拒绝去西藏被撤职［9］，全国 很多报刊转载了那个消息，似乎由此表现了“援藏”态度的坚决。其实了解内幕的人知道，此事起因在于赵与萧山其它几位主要官员素来不和，明争暗斗。当萧山市被上级指定派一个市级领导去西藏时，对方人多，便以多数决定让赵去西藏。赵在班子成员中岁数最大，身体不好，其它几个年轻力壮的都不去，他认为明摆着是整他，于是表示拒绝。这正好给了对方以口实，告到了上级，再配以政治上的小动作，最后以拒绝“援藏”之名将赵撤职，也就是在派系斗争中把他彻底打倒了。
故事至此还没有完，赵福庆遭此下场，满腔愤怒，决心鱼死网破。今日中共干部大多数经济上都不清白，赵福庆在萧山多年，掌握对手诸多把柄，于是忆苦证据确凿的“腐败”罪名指控对方，到处告状，最终致使他的对手也全部被撤职。萧山市的党政班子因为一个进藏名额的斗争，整个垮台。
进了藏的援藏干部，不少人不久就开始后悔。尤其是那些被分到边缘地区的干部，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的确如此，相当比例的人都发现身体出了问题。
普兰县一共有四个陕西援藏干部，进藏一年后，三十二岁的书记偏瘫，确诊为脑动脉硬化，送回内地治病，基本可以肯定不会再回西藏。两个副县长一个出现心室肥厚，心肌缺血，另一个出现脑血管痉孪，也需要回内地治疗。只有一个三十四岁的副书记好一些。按他们自己说，进藏之前他们检查身体时 全都没有任何问题。
一位副县长跟我说了真心话：“当初报名到西藏来，除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最主要的是想在事业上取得发展，艰苦几年，回去可以得到更高的位置。可是身体是事业的本钱，如果在这搞坏了身体，有再大的 抱负回去不也是废人一个？”
普兰县援藏干部的偏瘫在这批援藏干部中间的震动很大，人人感到自危。消息传回陕西，到动员下一批干部进藏时肯定会造成心理阴影，难度会更大。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援藏”是否真能从长远 解决“无人进藏”的难题，前景并不完全乐观。
另外，形式上的人身进藏，和真正的人心进藏，二者效果完全不同。即使“援藏”体制真能不计成本地把汉人官员不断送进西藏，由于人进而心不进，对 稳定西藏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首先援藏干部都是临时进藏，顶多三年即换班。第一年不了解情况，身体也不适应，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按规定，在西藏工作每一年半有一次休假，休假时间为县级干部五个月，地级干部六个月，另外加一个月用于路途往返。休假者往往带点“公事”，又有理由晚回来一些时间。这样，援藏的第二年大部分就耗在了休假上；第三年是援藏结束年，每个人都早早开始做回家的准备，心思已不在西藏，对工作能应付就可以了，尤其不需要考虑长远。
虽然按规定进藏一年半才可休假，目前不少援藏干部每年冬天都不在西藏，十一月出藏，第二年四五月份才回来，名义上带一点工作，实际是回家过年休息，到医院检查身体和疗养。有的县干脆让分到本县工作的援藏干部三年全在内地，县里给名义，任务就是给县里弄钱。那些不愿意待在西藏的援藏干部也宁愿利用内地的关系拉点钱，换取自己留在内地的自由和舒适。
援藏体制中每个具体援藏者的这种临时性，使得这个体制在整体上变成一种肤浅的形式。援藏干部客观上不能了解情况，主观上没有长远打算。他们不学藏语，不发展群众关系，无法建立威信。下级和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来来去去，几年就走，靠不上，因此即使把援藏干部安排在一把手和其它重要职位上，也改变不了实际权力和权威都在藏人官员手的局面。
这还不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既然援藏干部大都是在“悬赏”之下才挺身的“勇夫”，他们能以多大的真心和努力在西藏工作是不难想象的。吸引他们的“悬赏”与他们在西藏的工作没有关系，是由于他们在内地的单位提供的。那些单位只要把人打发去了西藏，就算完成“政治任务”。而对援藏者来讲，在西藏呆够了三年时间就是目标。进藏不过是一个交易。参与交易的哪一边对西藏都没有切身相关的责任，也没有与西藏长期有关的战略利益。援藏者的一切依然植根在原来的环境，只不过短时间地 伸进西藏一只脚，到时就走。
一位援藏干部挂在墙上的条幅写的是“有书多富贵，无事小神仙”，都到西藏去当无事神仙，这样的援藏者再多，也不过是滥竽充数而已。
目前援藏干部最低只下到县级。他们在生活、语言、工作方式上都不能、也不愿去适应西藏县以下的区、乡基层--对汉人官员来讲，那种艰苦环境已经属于无法生存之地。这既与失去了信仰激励有关，也是现在援藏干部的层次---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都相对较高所致的结果。从反映在统计报表上的学历、资历、职称和级别看，援藏干部的质量似乎挺高，然而对于北京所期望的西藏稳定，最重要的是从控制基层政权着手，缺的是能下到最基层干实事的“手脚”，而不是只能浮在上层机关思考的“首脑” 18。
进藏人员的临时性，敷衍职责和不下基层，是中国自清朝开始治藏以来的三个基本难题，那一直使得中国无法在西藏建立和巩固主权。今天这三个难题又重新困扰北京 ，援藏体制 只有人身进藏，没有人心进藏，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无人进藏。
目前西藏还能保持稳定，主要依靠既不是“稳定集体”，也不是“援藏体制”，而是军队。
然而，到了只能以武力来保持稳定的时候，那稳定肯定已经是十分脆弱了。
把藏人恢复到毛泽东时代那等忠诚，现在已难指望。中共反省其八十年代西藏政策的教训，就是把西藏的主要权利交给了藏人。事实证明，稳定西藏不能靠藏人，只有像过去那样由汉人掌握西藏各级政权的主要权力，才能真正控制西藏，否则稳定就是一句空话。
这就回到如何解决无人进藏的难题上。当今中国利益当道，中共自身也已在大部分领域把利益当作主要的驱动杠杆。如果给进藏干部高于内地十倍的工资，有关方面就认为能够吸引汉人自愿进藏工作，并使他们在西藏工作较长时间。然而北京即使拿得出那笔钱，它也无法那样做。既然它从来标榜民族平等，怎么能只给汉人干部提高工资，不给藏人干部提呢？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干部是汉人干部的两倍多（一九九三年汉人干部数一万七千九百二十三，藏人干部数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二［8］），引起藏人干部抵触，带来的麻烦更多。而给藏人干部工资也提到同样水平，拿出的钱多两倍不说，立刻又会出现怎么与“稳定集团”中十多万普通职工平衡的问题。
中共多年在西藏的理论和实践使它落入了一种环环相扣的制约，它已经不可能单独为在西藏工作的汉人采取利益激励措施。甚至本来为家在内地的汉人探亲制定的休假制度，因为这种制约也不得不扩展到所有藏人干部职工，哪怕他们就在家乡任职，天天住在家 。更有意思的是，藏人干部职工还跟他们的汉人同事一样，都从北京领取“缺氧补助”。
不过西藏至今还有一万多名汉人干部，他们人已经在西藏，只要提拔重用他们，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效力的。然而这又会面临合法性的问题。既然已经以法律形式公布了民族自治地区的主要行政长官和关键都有少数民族人士担任，同时规定地方官员的任命必须通过地方人大选举，今天要重新让汉人掌握政权，怎么自圆其说？又怎么通得过藏人占绝大多数的当地“人大”的投票呢？
这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援藏”似乎成了最佳方案。援藏干部虽然也是“重赏”之下的结果，但他们得到的利益不在西藏体现，不由西藏负担，可以避免对藏人干部直接刺激。把他们安插到各级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在藏人官员中引起抵触的也比较小。因为他们不占本地的编制，也就不会与本地官员抢位置，而且派他们来，名义上是和各省从经济上对西藏“对口支持”相配套的，可以从中共内地引入援助项目或投资等，给西藏本地带来实际利益，所有突出这种“援藏”的经济色彩，对他们的任命就容易避开与民族自治原则的矛盾，也就有了无需通过当地“人大”投票通过的理由。任用援藏干部因此而成为百难之中一条柳暗花明的出路。
中共这几年号召其全党向之学习的孔繁森，生前就是从山东派到西藏的援藏干部。他当过拉萨市的副市长，后来调到阿里地区当中共书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确定阿里地区的“援藏”由河北和陕西两省对口承担。两省第一批派出三十三名党政官员。在阿里地区一级的党政职务中，由援藏干部担任的有常务副书记、副专员、组织部副部长、法院和检察院的副院长、公安处和司法处的副处长、财政局副局长、计委副主任等；他们还在阿里地区的三个县担任了“一把手”----党委书记的职位。他们中间职位最低的，也在各县担任副书记和副县长。从这种职务分布上，明显地可以看出远非“经济援藏”的格局，其中加强政治控制的意图很浓。阿里地区一共七个县，只有四个县（日土、扎达、噶而、普兰）派了“援藏干部”，这四个县都是边境县，而不靠边境的三个县（革吉、改则、措勤）却没派一个援藏干部。
一九九六年，全西藏这样的“对口援藏”干部共有六百多人。阿里地区是人数最少的，山南、林芝等地区一般达到七八十人。他们总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全都在县以上政权机构担当领导职位，掌握很多实权，应该说初步实现了中共“改变西藏干部结构”（说白了就是汉人掌权）的设想。按照步骤，下一步将继续增加“援藏干部”数量，让汉人干部掌握更多的权力 11。
然而，与中国许多在几难困境中产生的夹缝方案一样，虽然其左右迂回的柳暗花明令人称绝，却还是免不了“摁下葫芦 浮起瓢”的愿此失彼。“援藏”体制给西藏带来的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以致命的失衡加速瓦解了被称为“老西藏”的汉人队伍。
“老西藏”们在西藏工作了几十年，奉献了一辈子12，“甚至奉献了青春献子孙”13。轮到提升掌权的时候，却把他们晾在一边，从外面请来一些对西藏毫不了解的人，给那些人加官进级，对他们进行那么多宣传和赞扬，还给他们那么丰厚的物质报偿，而他们在西藏只待三年时间。相比之下，倍受冷落的“老西藏”心理怎么能平衡？失去了原本的信仰支持，以他们自己一生的“奉献”对比“援藏者”，一定产生一辈子都是吃亏上当的感觉。而当他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索债感必然随之产生，至少是不会再继续“奉献”。
有人认为，北京以高昂成本派进西藏的六百多“援藏干部”，换来的是得罪了一万七千名“在藏干部”。这六百比一万七的关系，真是得不偿失。如果说“老西藏”队伍在此之前已经失去了斗志，这六百“援藏干部”的到来，作用则是使“老西藏”的队伍彻底垮掉。
中共在一九九五年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把死于车祸的“援藏干部”孔繁森树为全党全国学习的榜样。然而那活动在西藏却开展不下去。藏人对汉人抵触自不必说14，“老西藏”们则表示，与孔繁森相比，如果说有差距的话，那孔繁森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他们在西藏待的更久，比孔繁森的条件更艰苦，比孔繁森的贡献更大，而他们得到的却比孔繁森少得多15。
老西藏对“援藏干部”普遍采取排斥态度，指责他们作风浮夸，趾高气扬，说得多做得少，热衷吃喝玩乐，把内地腐败坏习气带进了西藏……有些人甚至专门与“援藏干部“作对，给他们的工作制造障碍，用整人手法“揪辫子”、“告黑状”，对他们进行打击。以至我所访问的一位“援藏干部”负责人，认为与“老西藏”的关系是他们第一头疼的问题，与援藏干部的关系反而好得多 16。
当然，可以不考虑“老西藏”的态度，不管怎么样，那已是一支靠不上的队伍，趋势是必然走向没落。如果“援藏”真能取代过去的体制，发挥稳定西藏的功能，目前的矛盾只是过度期的问题，一旦体制的取代全面实现，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从动向上看，北京目前正是抱着这种期望。那么，我们看这种“援藏”是否真能实现北京的期望。
不错，以目前的“援藏”方式，确实可以把一些汉人弄进西藏。在“重赏”的诱惑之下，有些单位甚至出现争抢报名的局面，使得单位需要以“搞福利”的方式进行平衡，根据谁最需要解决实际困难--分房子或家属就业--最后决定谁进藏。可想而知，这样的进藏者，心是放在哪里。
不过“悬赏”不起作用的现象也不少。有些单位无论怎么动员也没人报名，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提高“悬赏”，或是把援藏者在藏时间减少17。最有意思的是，有的地方甚至把“援藏”当做整人手段。如浙江萧山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赵福庆因为拒绝去西藏被撤职［9］，全国 很多报刊转载了那个消息，似乎由此表现了“援藏”态度的坚决。其实了解内幕的人知道，此事起因在于赵与萧山其它几位主要官员素来不和，明争暗斗。当萧山市被上级指定派一个市级领导去西藏时，对方人多，便以多数决定让赵去西藏。赵在班子成员中岁数最大，身体不好，其它几个年轻力壮的都不去，他认为明摆着是整他，于是表示拒绝。这正好给了对方以口实，告到了上级，再配以政治上的小动作，最后以拒绝“援藏”之名将赵撤职，也就是在派系斗争中把他彻底打倒了。
故事至此还没有完，赵福庆遭此下场，满腔愤怒，决心鱼死网破。今日中共干部大多数经济上都不清白，赵福庆在萧山多年，掌握对手诸多把柄，于是忆苦证据确凿的“腐败”罪名指控对方，到处告状，最终致使他的对手也全部被撤职。萧山市的党政班子因为一个进藏名额的斗争，整个垮台。
进了藏的援藏干部，不少人不久就开始后悔。尤其是那些被分到边缘地区的干部，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的确如此，相当比例的人都发现身体出了问题。
普兰县一共有四个陕西援藏干部，进藏一年后，三十二岁的书记偏瘫，确诊为脑动脉硬化，送回内地治病，基本可以肯定不会再回西藏。两个副县长一个出现心室肥厚，心肌缺血，另一个出现脑血管痉孪，也需要回内地治疗。只有一个三十四岁的副书记好一些。按他们自己说，进藏之前他们检查身体时 全都没有任何问题。
一位副县长跟我说了真心话：“当初报名到西藏来，除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最主要的是想在事业上取得发展，艰苦几年，回去可以得到更高的位置。可是身体是事业的本钱，如果在这搞坏了身体，有再大的 抱负回去不也是废人一个？”
普兰县援藏干部的偏瘫在这批援藏干部中间的震动很大，人人感到自危。消息传回陕西，到动员下一批干部进藏时肯定会造成心理阴影，难度会更大。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援藏”是否真能从长远 解决“无人进藏”的难题，前景并不完全乐观。
另外，形式上的人身进藏，和真正的人心进藏，二者效果完全不同。即使“援藏”体制真能不计成本地把汉人官员不断送进西藏，由于人进而心不进，对 稳定西藏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首先援藏干部都是临时进藏，顶多三年即换班。第一年不了解情况，身体也不适应，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按规定，在西藏工作每一年半有一次休假，休假时间为县级干部五个月，地级干部六个月，另外加一个月用于路途往返。休假者往往带点“公事”，又有理由晚回来一些时间。这样，援藏的第二年大部分就耗在了休假上；第三年是援藏结束年，每个人都早早开始做回家的准备，心思已不在西藏，对工作能应付就可以了，尤其不需要考虑长远。
虽然按规定进藏一年半才可休假，目前不少援藏干部每年冬天都不在西藏，十一月出藏，第二年四五月份才回来，名义上带一点工作，实际是回家过年休息，到医院检查身体和疗养。有的县干脆让分到本县工作的援藏干部三年全在内地，县里给名义，任务就是给县里弄钱。那些不愿意待在西藏的援藏干部也宁愿利用内地的关系拉点钱，换取自己留在内地的自由和舒适。
援藏体制中每个具体援藏者的这种临时性，使得这个体制在整体上变成一种肤浅的形式。援藏干部客观上不能了解情况，主观上没有长远打算。他们不学藏语，不发展群众关系，无法建立威信。下级和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来来去去，几年就走，靠不上，因此即使把援藏干部安排在一把手和其它重要职位上，也改变不了实际权力和权威都在藏人官员手的局面。
这还不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既然援藏干部大都是在“悬赏”之下才挺身的“勇夫”，他们能以多大的真心和努力在西藏工作是不难想象的。吸引他们的“悬赏”与他们在西藏的工作没有关系，是由于他们在内地的单位提供的。那些单位只要把人打发去了西藏，就算完成“政治任务”。而对援藏者来讲，在西藏呆够了三年时间就是目标。进藏不过是一个交易。参与交易的哪一边对西藏都没有切身相关的责任，也没有与西藏长期有关的战略利益。援藏者的一切依然植根在原来的环境，只不过短时间地 伸进西藏一只脚，到时就走。
一位援藏干部挂在墙上的条幅写的是“有书多富贵，无事小神仙”，都到西藏去当无事神仙，这样的援藏者再多，也不过是滥竽充数而已。
目前援藏干部最低只下到县级。他们在生活、语言、工作方式上都不能、也不愿去适应西藏县以下的区、乡基层--对汉人官员来讲，那种艰苦环境已经属于无法生存之地。这既与失去了信仰激励有关，也是现在援藏干部的层次---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都相对较高所致的结果。从反映在统计报表上的学历、资历、职称和级别看，援藏干部的质量似乎挺高，然而对于北京所期望的西藏稳定，最重要的是从控制基层政权着手，缺的是能下到最基层干实事的“手脚”，而不是只能浮在上层机关思考的“首脑” 18。
进藏人员的临时性，敷衍职责和不下基层，是中国自清朝开始治藏以来的三个基本难题，那一直使得中国无法在西藏建立和巩固主权。今天这三个难题又重新困扰北京 ，援藏体制 只有人身进藏，没有人心进藏，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无人进藏。
目前西藏还能保持稳定，主要依靠既不是“稳定集体”，也不是“援藏体制”，而是军队。
然而，到了只能以武力来保持稳定的时候，那稳定肯定已经是十分脆弱了。
注释
［1］1997年5月《北京晚报》报导：“拉萨展露现代化城市风姿”。
［2］《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页47。
［3］《西藏统计 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10。
［4］《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20。
［5］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244。
［6］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 第一集》，页112。
［7］《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56。
［8］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2-65（页114）。
［9］《文汇报》，1995年5月29日。
1、可以比较这样的数据：拉萨的工农业产值是3·36亿元（此为1993年数据，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3-68，13-72），商品销售额加饮食业销售额共计6·6亿元（此为1994年数据，见《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表13-9）。
2、按人口排在中国第一大省的河南省会郑州，全市183万人，有餐饮网点4569个，平均 395人一个，而拉萨平均每54人就有一个。
3、八十年代去拉萨能带的最好礼物，就是从成都坐飞机时带一筐新鲜蔬菜。
4、倒是拉萨寺庙的年轻和尚，经常换上便装，用老百姓的供养到拉萨的餐馆舞厅去寻欢作乐。一位知情者告诉我，去年（96年）哲蚌寺派人拦截，一次就抓获四十多个化装成俗人的“花和尚”。
5、“消费品购买”只包括购买商品的开销，不包括公款吃喝娱乐，以及公款旅游等，后者大多数都以种种方式打进办公费、事业费等项目里开销。
6、西藏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杨志国给《内地人在西藏》一书（西藏人民出版社）所作的序言中写到：“1958年，西藏工委即对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等地流窜到藏人员进行处理，拘送内地处理者四百五十六人。”
7、亚东外来人口比例之高，与当地是一个与不丹进行贸易的口岸有关。另外，当地有较多驻军所形成的消费潜力也是吸引因素。
8、仲巴县1992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仅为31万元（见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所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4-74）。
9、 1993年的拉萨示威就是反对“放开粮价”，放开粮价是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措施，当时中国内地各省市已经全部完成了此项改革，都没有引起问题。
10、为了突出本节侧重的问题，在讨论西藏“稳定集体”的人数和花费时，都未把军队和军费算在内。
11、据说中共高层近年对西藏的“干部结构”曾有这种“内部精神”，县一级干部中汉人的比例不低于40％，对此比例不怕突破，最高可以达到70-80％，最好能实现乡级政权的一把手也由 汉人担当。
12、他们进藏的时候也曾被允许三年一换，但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把它的干部当作“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只要还能用就懒得换，而那时的人皆信奉“把一生交给党安排”，不敢为个人前途讨价还价，于是一呆就是三十年。
13、按照中共的户口制度，子女的户口必须落在父母的户口所在地，父母户口迁移的时候，如果子女已经成年，就不能随父母户口迁移。“老西藏”退休离开西藏时，子女大多已经成人，按此规定只能留在西藏，他们的后代由此将世世代代是西藏户口。
14、阿里地区的科委主任明久被指定随“孔繁森事迹报告团”到全国讲孔的模范事迹，中央电视台对全国转播。他回到阿里后，藏人骂他是孔繁森的儿子。
15、我在孔繁森工作过的阿里地区见到那些曾与孔一起工作过的“老西藏”，他们很愿意告诉外人孔繁森不那么高尚的一面。如他们说孔在世时从老家山东倒了几十万元对虾来阿里，用公款付了钱，但是大部分虾没有卖出去，现在还压在武警的冷库里。他们还提出疑问，孔那么积极地给家乡搞推销，自己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吗？
16、由此可以看出，“稳定集团”内部的藏汉矛盾，表面看似民族矛盾，其实主要还是出于利益分配的矛盾。
17、按照北京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每一期援藏者在藏时间是 5年，后因援藏者普遍难以接受，降为三年，有些单位又自行降为 2年或 2年半。
18、现在不仅援藏干部不下基层，即使在内地上过西藏班或民族学院的藏人，回到西藏后也都不下基层。
［2］《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页47。
［3］《西藏统计 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10。
［4］《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20。
［5］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244。
［6］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 第一集》，页112。
［7］《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56。
［8］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2-65（页114）。
［9］《文汇报》，1995年5月29日。
1、可以比较这样的数据：拉萨的工农业产值是3·36亿元（此为1993年数据，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3-68，13-72），商品销售额加饮食业销售额共计6·6亿元（此为1994年数据，见《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表13-9）。
2、按人口排在中国第一大省的河南省会郑州，全市183万人，有餐饮网点4569个，平均 395人一个，而拉萨平均每54人就有一个。
3、八十年代去拉萨能带的最好礼物，就是从成都坐飞机时带一筐新鲜蔬菜。
4、倒是拉萨寺庙的年轻和尚，经常换上便装，用老百姓的供养到拉萨的餐馆舞厅去寻欢作乐。一位知情者告诉我，去年（96年）哲蚌寺派人拦截，一次就抓获四十多个化装成俗人的“花和尚”。
5、“消费品购买”只包括购买商品的开销，不包括公款吃喝娱乐，以及公款旅游等，后者大多数都以种种方式打进办公费、事业费等项目里开销。
6、西藏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杨志国给《内地人在西藏》一书（西藏人民出版社）所作的序言中写到：“1958年，西藏工委即对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等地流窜到藏人员进行处理，拘送内地处理者四百五十六人。”
7、亚东外来人口比例之高，与当地是一个与不丹进行贸易的口岸有关。另外，当地有较多驻军所形成的消费潜力也是吸引因素。
8、仲巴县1992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仅为31万元（见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所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4-74）。
9、 1993年的拉萨示威就是反对“放开粮价”，放开粮价是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措施，当时中国内地各省市已经全部完成了此项改革，都没有引起问题。
10、为了突出本节侧重的问题，在讨论西藏“稳定集体”的人数和花费时，都未把军队和军费算在内。
11、据说中共高层近年对西藏的“干部结构”曾有这种“内部精神”，县一级干部中汉人的比例不低于40％，对此比例不怕突破，最高可以达到70-80％，最好能实现乡级政权的一把手也由 汉人担当。
12、他们进藏的时候也曾被允许三年一换，但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把它的干部当作“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只要还能用就懒得换，而那时的人皆信奉“把一生交给党安排”，不敢为个人前途讨价还价，于是一呆就是三十年。
13、按照中共的户口制度，子女的户口必须落在父母的户口所在地，父母户口迁移的时候，如果子女已经成年，就不能随父母户口迁移。“老西藏”退休离开西藏时，子女大多已经成人，按此规定只能留在西藏，他们的后代由此将世世代代是西藏户口。
14、阿里地区的科委主任明久被指定随“孔繁森事迹报告团”到全国讲孔的模范事迹，中央电视台对全国转播。他回到阿里后，藏人骂他是孔繁森的儿子。
15、我在孔繁森工作过的阿里地区见到那些曾与孔一起工作过的“老西藏”，他们很愿意告诉外人孔繁森不那么高尚的一面。如他们说孔在世时从老家山东倒了几十万元对虾来阿里，用公款付了钱，但是大部分虾没有卖出去，现在还压在武警的冷库里。他们还提出疑问，孔那么积极地给家乡搞推销，自己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吗？
16、由此可以看出，“稳定集团”内部的藏汉矛盾，表面看似民族矛盾，其实主要还是出于利益分配的矛盾。
17、按照北京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每一期援藏者在藏时间是 5年，后因援藏者普遍难以接受，降为三年，有些单位又自行降为 2年或 2年半。
18、现在不仅援藏干部不下基层，即使在内地上过西藏班或民族学院的藏人，回到西藏后也都不下基层。
1.神秘香巴拉
西方社会具有富于想象和迷恋新奇的精神。那种精神培育了众多冒险家和旅行家。他们不畏险阻地足迹踏遍世界各个角落，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先锋。东方的古老神秘一直对西方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历史上，初到东方的西方人往往把自己的东方之行和所见所闻描写得天花乱坠，使其热衷于听故事的同胞们神往不已。西方对东方的早期认识，几乎都是在类似马可波罗的描述中培育起来的神话世界。十八世纪僵化腐朽的中国竟会被伏尔泰那样的西方大哲标榜为欧洲启蒙的榜样，足以说明神话泛滥的程度。直到中国大门被西方大炮轰开以后，大批西方人得以进入中国，中国的神话才一落千丈，又反过来成为西方“优越”文明所傲视的对象。
西藏在东方神话中具有更为神秘的地位，使西方人尤其神往，它地处世界最大的高原深处，雪山环绕，由“活佛”统治。早期去过（或自称去过）西藏的人对西藏的描述离奇之极。举一段为例：
这个王国（西藏）的时尚时这样的：妇女的头发梳成一百多根辫子。她们长着野猪一样尖长的牙齿。他们国家的另一个风俗是：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去世了，那么这个人会说：“我愿意保留我父亲的记忆。”因此，他把这一地区周围的祭司、僧人及乐师和所有的邻人亲属召集在一起。这些人高高兴兴地把尸体抬进村子。他们准备好一张大台子，祭司们在台子上把尸首的首级砍下来，递给死者的儿子。死者的儿子及其所有人齐声多次为死者祈祷。祭司将尸体切成碎块。他们得到一些碎块后，就返回了市内，他们边走边祈祷……在此之后，鹰及苍鹰从山顶飞下来，纷纷啄食人肉，然后腾空而起。这时，所有的人齐声高呼：“看哪，这个人是个圣人，神使降临把他带进了天国！”这种方式使死者的儿子感到得到了极大的荣誉。神使以这种令人称道的方式使其父亲超生，他目睹了这一切。为此，他取来其父的头颅，马上煮了吃掉，并且用头盖骨制成饮酒器皿。他及其家人总是虔诚地从头盖骨碗中汲取其父的记忆。他们的这种做法表达了对其父的最大尊崇……［1］
这段文字出自十四世纪的圣方济会修士奥多里克笔下。虽然后人对他的描写究竟是记录还是文学创作表示怀疑，但是他在当时被当作半个圣人，在整个意大利闻名遐迩。由于他的令人神往的冒险经历，在他去世后全城百姓皆参加他的葬礼，为纪念他专门修建了一座神殿，罗马还将七十件奇迹归于他的功劳［2］。不难想见人们对他的奇异故事是非常乐于听闻和相信的。
从宗教角度，到过西藏的欧洲传教士把西藏比喻为“魔鬼创造的凡蒂冈”［3］。最早到过拉萨的欧洲人---奥地利传教士白乃心（Johannes Gruber）这样描写当时的达赖喇嘛：
他置身于其宫中的一个黑暗和秘密的地方。该宫殿完全被黄金、白银和宝石覆盖，由大量的灯照耀，高高地置身于一个很显眼的地方，他坐在一个细绒垫子上，双脚踏在铺着的珍贵地毯上……他受到了所有人的如此崇拜和尊重，以至于这些人为能通过丰厚的恩赐获得大喇嘛的崇屎或其它排泄物而自以为幸福无比，并将这一切悬挂在脖子上。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令人讨厌的龌龊行为啊！他们甚至把这种尿混合于肉之中，愚蠢地认为这是预防各种疾病的良药……［4］
白乃心还告诉他的欧洲同胞，西藏女人用“某种气味恶臭的油涂面。这种油除了使她们产生难闻的气味之外……还使她们的面容严重变形，以至于大家不知道她们是女子，还是地狱的幽灵……”［5］。在欧洲早期对西藏的传说里，还流传西藏荒漠上有无数身躯比狗小但是比狐狸大的巨型蚂蚁，它们在掘穴时翻出含有金砂的一堆堆沙子。但是谁要是去取那些金砂，巨蚁就会追踪他并且进行攻击［6］。 这一切奇异传说都足以让欧洲人心旌摇动。
法国藏学家米歇尔·泰勒这样说：“如果没有西方旅行家，那就绝不会有关于西藏的神话。西藏除了是一种地理现实之外，还是一种思想造物。”［7］西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另一世界的”或“非地球的”同义语，提供了满足西方精神对遥远、不可思议事物和奇异力量之渴望的一个最佳幻觉之地。
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西藏获得了封闭领土的巨大名声和神秘性。那时的西方已经在全球任意行走，它的枪炮可以轻易敲开任何封闭的国门。然而只有西藏的高原雪山使他们难以进入。由活佛统治的神秘民族尽管武力薄弱，却凭藉西藏之“天”的保护牢牢地把守着进入西藏的通道，使一批又一批西方探险家无功而返。直到本世纪以前，能够到达拉萨的西方人屈指可数。西藏的吸引力从而演化成了禁地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对于热衷于未知事物的西方人尤其强烈。
虽然本世纪初，一支英国军队终于打进了拉萨，随后西藏藉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之机脱离中国控制，对西方做了有限的开放，然而由于那时的交通技术不足以打破西藏的地理隔绝，西方又在那几十年忙于两次世界大战，对西藏的顾及有限，能够进入西藏的西方人仍然是凤毛麟角。
随后就是中共占领西藏，并且把西藏关入铁幕之后，从此西藏比以往更加难以被西方人看见真面目。一直到中共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旅游团队才开始被允许进入西藏，一方面由于接待能力不够，游客数量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中共仍然保持严格控制，只允许游客在规定线路上“观光”。所以，西藏等于至今还未对西方完全撩起面纱，类似中国和其它东方国家在西方人心目中破除神秘和解构理想化的过程也始终没有完成。
当今的人类世界已经被喷气飞机和通讯卫星连结成一个“地球村落”，西方人可以凭着硬通货和商业旅游网成群结队地随便出入任何角落，这世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寄托神话境界呢？----只剩下一个西藏。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明显露弊端，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变得迷茫，后现代主义成为潮流，不少西方人希望从东方神秘主义中获得新的启示。这从美国的英语佛学教学中心几年之间就从四百二十九个（一九八八年）跃增为一千0六十二个就可看出［8］。而在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的渴求中，西藏成为最有吸引力的一个。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人为的神圣化。今日西方人眼目中西藏和他们以前对西藏的态度同样表现了偏激和非理性。如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被早年西方人描写为愚弄百姓的骗术或是一种狡猾的政治手段；而在今天，连达赖喇嘛本人都不止一次表示应该废止转世之时，西方人士反而十分起劲地对它进行渲染，不容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西藏在西方人心目中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西方人寻求实现自我认同所需的，西藏作为这样一种工具，在今日西方到处受到欢迎。［9］
曾经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担任过“蒙藏委员会”主任的张骏逸就此有过这样一段评论：
……何以一向以理性着称的西方人对西藏情有独锺，竟然到了如此执着的程度？如前所述，西方工业国已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技术发展、经济繁荣和富裕生活之后，也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例如，弱小民族消亡，传统文化遗产的失落，自然环境的破坏，核扩散引起对前途的焦虑等。人们自然地产生了对失落的过去的留恋。西方人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重视绿色和平的同时，也把注意力投向了发展中国家，善意的希望发展中国家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而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冲击，而且这里生活着相对与世隔绝、智慧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于是西藏在他们心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幸的是西藏今天偏偏在共产主义中国的统治之下，据说汉人正在剥夺藏人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正在以移民的手段最终消灭这个民族。正在这块净土上进行可以导致全人类走向毁灭的核试验。这怎能不让热爱自然、热爱和平的后现代西方人格外痛心疾首，动起真感情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民众采取与政府完全不同、十分过激的态度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西藏问题最终成为国际问题的根本原因。［10］
西藏在东方神话中具有更为神秘的地位，使西方人尤其神往，它地处世界最大的高原深处，雪山环绕，由“活佛”统治。早期去过（或自称去过）西藏的人对西藏的描述离奇之极。举一段为例：
这个王国（西藏）的时尚时这样的：妇女的头发梳成一百多根辫子。她们长着野猪一样尖长的牙齿。他们国家的另一个风俗是：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去世了，那么这个人会说：“我愿意保留我父亲的记忆。”因此，他把这一地区周围的祭司、僧人及乐师和所有的邻人亲属召集在一起。这些人高高兴兴地把尸体抬进村子。他们准备好一张大台子，祭司们在台子上把尸首的首级砍下来，递给死者的儿子。死者的儿子及其所有人齐声多次为死者祈祷。祭司将尸体切成碎块。他们得到一些碎块后，就返回了市内，他们边走边祈祷……在此之后，鹰及苍鹰从山顶飞下来，纷纷啄食人肉，然后腾空而起。这时，所有的人齐声高呼：“看哪，这个人是个圣人，神使降临把他带进了天国！”这种方式使死者的儿子感到得到了极大的荣誉。神使以这种令人称道的方式使其父亲超生，他目睹了这一切。为此，他取来其父的头颅，马上煮了吃掉，并且用头盖骨制成饮酒器皿。他及其家人总是虔诚地从头盖骨碗中汲取其父的记忆。他们的这种做法表达了对其父的最大尊崇……［1］
这段文字出自十四世纪的圣方济会修士奥多里克笔下。虽然后人对他的描写究竟是记录还是文学创作表示怀疑，但是他在当时被当作半个圣人，在整个意大利闻名遐迩。由于他的令人神往的冒险经历，在他去世后全城百姓皆参加他的葬礼，为纪念他专门修建了一座神殿，罗马还将七十件奇迹归于他的功劳［2］。不难想见人们对他的奇异故事是非常乐于听闻和相信的。
从宗教角度，到过西藏的欧洲传教士把西藏比喻为“魔鬼创造的凡蒂冈”［3］。最早到过拉萨的欧洲人---奥地利传教士白乃心（Johannes Gruber）这样描写当时的达赖喇嘛：
他置身于其宫中的一个黑暗和秘密的地方。该宫殿完全被黄金、白银和宝石覆盖，由大量的灯照耀，高高地置身于一个很显眼的地方，他坐在一个细绒垫子上，双脚踏在铺着的珍贵地毯上……他受到了所有人的如此崇拜和尊重，以至于这些人为能通过丰厚的恩赐获得大喇嘛的崇屎或其它排泄物而自以为幸福无比，并将这一切悬挂在脖子上。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令人讨厌的龌龊行为啊！他们甚至把这种尿混合于肉之中，愚蠢地认为这是预防各种疾病的良药……［4］
白乃心还告诉他的欧洲同胞，西藏女人用“某种气味恶臭的油涂面。这种油除了使她们产生难闻的气味之外……还使她们的面容严重变形，以至于大家不知道她们是女子，还是地狱的幽灵……”［5］。在欧洲早期对西藏的传说里，还流传西藏荒漠上有无数身躯比狗小但是比狐狸大的巨型蚂蚁，它们在掘穴时翻出含有金砂的一堆堆沙子。但是谁要是去取那些金砂，巨蚁就会追踪他并且进行攻击［6］。 这一切奇异传说都足以让欧洲人心旌摇动。
法国藏学家米歇尔·泰勒这样说：“如果没有西方旅行家，那就绝不会有关于西藏的神话。西藏除了是一种地理现实之外，还是一种思想造物。”［7］西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另一世界的”或“非地球的”同义语，提供了满足西方精神对遥远、不可思议事物和奇异力量之渴望的一个最佳幻觉之地。
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西藏获得了封闭领土的巨大名声和神秘性。那时的西方已经在全球任意行走，它的枪炮可以轻易敲开任何封闭的国门。然而只有西藏的高原雪山使他们难以进入。由活佛统治的神秘民族尽管武力薄弱，却凭藉西藏之“天”的保护牢牢地把守着进入西藏的通道，使一批又一批西方探险家无功而返。直到本世纪以前，能够到达拉萨的西方人屈指可数。西藏的吸引力从而演化成了禁地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对于热衷于未知事物的西方人尤其强烈。
虽然本世纪初，一支英国军队终于打进了拉萨，随后西藏藉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之机脱离中国控制，对西方做了有限的开放，然而由于那时的交通技术不足以打破西藏的地理隔绝，西方又在那几十年忙于两次世界大战，对西藏的顾及有限，能够进入西藏的西方人仍然是凤毛麟角。
随后就是中共占领西藏，并且把西藏关入铁幕之后，从此西藏比以往更加难以被西方人看见真面目。一直到中共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旅游团队才开始被允许进入西藏，一方面由于接待能力不够，游客数量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中共仍然保持严格控制，只允许游客在规定线路上“观光”。所以，西藏等于至今还未对西方完全撩起面纱，类似中国和其它东方国家在西方人心目中破除神秘和解构理想化的过程也始终没有完成。
当今的人类世界已经被喷气飞机和通讯卫星连结成一个“地球村落”，西方人可以凭着硬通货和商业旅游网成群结队地随便出入任何角落，这世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寄托神话境界呢？----只剩下一个西藏。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明显露弊端，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变得迷茫，后现代主义成为潮流，不少西方人希望从东方神秘主义中获得新的启示。这从美国的英语佛学教学中心几年之间就从四百二十九个（一九八八年）跃增为一千0六十二个就可看出［8］。而在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的渴求中，西藏成为最有吸引力的一个。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人为的神圣化。今日西方人眼目中西藏和他们以前对西藏的态度同样表现了偏激和非理性。如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被早年西方人描写为愚弄百姓的骗术或是一种狡猾的政治手段；而在今天，连达赖喇嘛本人都不止一次表示应该废止转世之时，西方人士反而十分起劲地对它进行渲染，不容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西藏在西方人心目中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西方人寻求实现自我认同所需的，西藏作为这样一种工具，在今日西方到处受到欢迎。［9］
曾经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担任过“蒙藏委员会”主任的张骏逸就此有过这样一段评论：
……何以一向以理性着称的西方人对西藏情有独锺，竟然到了如此执着的程度？如前所述，西方工业国已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技术发展、经济繁荣和富裕生活之后，也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例如，弱小民族消亡，传统文化遗产的失落，自然环境的破坏，核扩散引起对前途的焦虑等。人们自然地产生了对失落的过去的留恋。西方人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重视绿色和平的同时，也把注意力投向了发展中国家，善意的希望发展中国家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而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冲击，而且这里生活着相对与世隔绝、智慧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于是西藏在他们心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幸的是西藏今天偏偏在共产主义中国的统治之下，据说汉人正在剥夺藏人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正在以移民的手段最终消灭这个民族。正在这块净土上进行可以导致全人类走向毁灭的核试验。这怎能不让热爱自然、热爱和平的后现代西方人格外痛心疾首，动起真感情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民众采取与政府完全不同、十分过激的态度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西藏问题最终成为国际问题的根本原因。［10］
2.达赖喇嘛的成功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应该说是西藏问题得以成功地实现国际化的另一决定因素。由于达赖喇嘛是西藏流亡者几乎独一无二的象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实际上就是达赖喇嘛国际化的过程。今天，达赖喇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伟人之一，他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人自己的宗教领袖----天主教教皇。有人这样描写：“达赖喇嘛马不停蹄地在西方世界游说布道，所到之处无不万人空巷。虽然他每次演讲的内容大同小异，可每每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他宣扬的佛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启蒙知识，却都被笔录成书，一版再版，充斥西方的书市。他不应是一位俗世的政治家，却对尘间浊世关怀备至，也享有许多职业政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威望。”［11］达赖喇嘛成功地通过他自身引导了世界对西藏问题的瞩目。说西藏在国际上获得今天的这种普遍关注是他个人的胜利，那是不过份的。
可想而知，达赖喇嘛肯定具有极高的天分。对此无需寻找别的证明，他能在幼年通过对灵童的种种测试，成为达赖喇嘛，就足以说明他的超群拔萃。且不说转世是否是真，至少那么多高僧大德对他进行了反复观察考验，一定可以保证他在人种上绝对优秀。一九三九年国民政府赴藏代表团的成员朱少逸在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后曾这样感叹：
灵儿年仅四岁有半，姑无论其灵迹所在，传遍遐迩，即其起坐行动之间，稳重悠闲，虽成人犹不可及，亦异事也……自参拜开始，前后约四小时，而灵儿安坐台上，精神始终如一，且态度自然，对拜见群众，了无畏惧或羞涩，此灵儿之所以为灵儿欤！［12］
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于青海省平安县，那里海拔不高，挨近汉区，以农业为主，汉化程度频高。按朱少逸的看法：“达赖全家均作汉语，实汉人也”［13］（另一国民党在藏工作人员则说达赖的父亲连藏语都说不好［14］）。代表团在拉萨拜见达赖父母时，达赖父亲身着汉装，长袍马褂，以汉地“馒头”招待代表团，并频频表示“西藏糌耙吃不下”，劝代表团多吃馒头［15］。
达赖父亲出身微寒，爱贪小利，突然暴发，不免得意忘形，加上他亲汉姿态鲜明，为西藏噶厦政府所排斥，在拉萨的贵族圈中非常孤立。达赖喇嘛受左右影响，对自己父亲渐生不满，据说他十来岁时，曾有骑在父亲身上殴打之事［16］。达赖父亲死于一九四六年，时年五十余岁，身体健壮。有传说他当时只得了轻微小病，吃了摄政达扎送的一剂汤药之后突然而死，由此有人怀疑他被下了毒［17］。不过这仅属于无从证实的推测。
达赖喇嘛受到当时西藏最高水平的教育。但是他仍然需要经过漫长修炼以去掉人性中恶的成份，达到慈悲的无上境界。年幼之时，尽管他已经是西藏无比崇敬的对象，却在大昭寺的楼顶用唾沫啐下面五体投地朝拜的信徒，以此为乐［18］。到了老年，他已真正地堪称圣人。在访问日本的养鸡场时，他为鸡的处境感到震惊而悲哀，因为二十万只母鸡像囚徒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为人类产蛋，直到不能生育时再被卖掉。因此从爱护生命的角度出发，他主张即使一定要吃肉，应该吃大动物，而不吃小动物，因为那样可以少牺牲很多生命。［19］这种既宏大又细微的慈悲，令人不能不高山仰止。
不过达到这种博爱慈悲的境界，任何一代达赖喇嘛都是有可能做到的。十四达赖喇嘛与他的其它前身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于他的开放性。以前的任何一代达赖喇嘛，都封闭在雪山深处，除了自己的子民，几乎不与外人接触。十三世达赖喇嘛虽然有过六年的流亡经历，但其中五年是为躲避英国人而逗留在中国和蒙古信奉喇嘛教的地区，与在拉萨区别不大，流亡印度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十四世达赖喇嘛则是二十出头就被迫逃离西藏，至今在外已近四十年时光，他生命中主要部分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而且他必须面对以西方为主的世界，从他们那里争取流亡藏人所需要的支持。为了获得西方世界的同情与接纳，他要以开放的姿态去学习西方理念与价值观，并按照西方的标准去树立自己的形象。
从流亡开始，达赖喇嘛就努力改变旧西藏的专制传统，在西藏难民团体中建立民主制度。他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人民议会”，规定十八岁以上的藏人有权选举议会代表：年满二十一岁就有被选举权。一九六三年三月十日，颁布了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1，保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对崇拜神权的西藏破天荒的。那时随达赖喇嘛踏上流亡之路的十万藏人，被认为没有十个人知道什么叫民主［20］，所有推行民主权极为困难。对在千年历史中完全习惯于被神主宰的西藏人，让他们由自己投票决定自己的命运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内阁成员洛地嘉日在九十年代对记者说：
民主，对我们而言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您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没有经过痛苦争取到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您们法国人，您们曾经为着争民主而奋斗牺牲。民主这个字对您们有特殊的意义。可是我们，我们不了解什么是民主。达赖喇嘛对我们说，民主是非常重要的。既然他这么说，我们就接受这个观念。我向您透露一个秘密，一直到最近，我从来没有投过票。前不久我刚当选为议会议员，可是我从来没有履行我的投票权！很奇怪，不是吗？因为在心理上，投票对我们说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前几天我去投了票，因为我觉得身为部长，我至少应该以身作则！所以四天前我到投票所投了票。［21］
通过这位内阁部长对民主投票的态度可以看出，在流亡藏人中间推行民主，几乎是达赖喇嘛独力所为。他完全可以保持自己作为神的绝对权威，但是他要把这个权威交给人民。人民不要，他也要迫使他们接受。目前，西藏流亡议会共有议员四十五名。按照西藏的三区----卫藏、康巴、安多，每区各选十名议员；还有十二名议员是按照西藏不同教派和藏人流亡的海外区域选举的；只有三名议员由达赖喇嘛指定，他们一般是在科学、艺术、教育方面有特殊贡献的人。［22］
达赖喇嘛甚至考虑改革达赖制度。对于藏人过分地依赖达赖，达赖喇嘛虽然表示对他个人是很荣耀的事，但是他很清楚地指出“这也是我们民族的最大缺点”［23］。他用一个客观分析者的语气说到自己：
在所有的人类社会里，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发挥他的创造天分。这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有可能。就本质而言，独裁与共产主义制度是反民主的。西藏人由于对达赖喇嘛的极度崇拜，而屈服于他的选择与决定，却不相信自己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对达赖喇嘛的身份地位加以重新考虑的原因。［24］
达赖喇嘛说过多次，一旦和中国签订协议和约，他将放弃政治生涯，把毕生的精力投注于宗教生活。他对达赖喇嘛在未来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也认为要以民主的方式听从全体藏人的决定。
我早在一九六九年就说过了，达赖喇嘛制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也可以到此为止。这完全要看西藏人民的意愿。如果这种制度继续使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保留原有的传统仪轨，还是要选用新的规矩。事实上，是有好几种可行的办法。其中一种可能是遴选一位经过验证，足以取代我的喇嘛。为什么不呢？另外一种办法是像天主教教宗的产生一样。当他圆寂时，最有资格的最高经师群共同开会决定。如果我们决定采用第一种方法，我将在有生之年选择我的继承人。这会是一件很好的措施……不过，当我和其它的喇嘛谈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之中有些觉得非常震惊，而对我说：“噢！您不应该说这种事。达赖喇嘛承继的方式应该因循既有的制度延续下去。”但是，就我而言，他们不可抗议，我可不会因此作罢。［25］
这种大胆与彻底的改革想法，可以说在西藏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比起他的前身，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他对科学的肯定和赞赏态度。下面这段话非常明确表示了他对宗教中迷信成份的扬弃：
如果两者（科学与宗教）之间发生了冲突，寻找解决之道就是我们的职责。这样，这个世界就会像某些佛经上所说的无争。在这些方面，我们就必须接受科学合理的解释，而杨弃佛经。佛陀本身对这点有很明确的指示：“您们应该按照实际的操作，按照您们自己的经验来跟随我的教诲。只有在您们真正信服了它的真实性之后，您们才可以接受它。”这样，菩萨亲自赋予我们对他的教诲提出质疑的权力，做实际考察的权力。因此，如果我们证实了科学所提出来的证据和经文上所说的相互冲突，这段经文就必须舍弃。我向我的信徒们解释说，如果科学家能够在他们的实验中证明神转世的不可能性，我们也应该放弃轮回这个观念。［26］
当信徒们希望得到他的神力治好他们的病时，他总是对他们说：“您们应该去看医生”［27］。流亡在外使他开阔了眼界，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之处。他经常敦促藏传佛教的喇嘛们在寺庙教育中增开科学、西方哲学及西方心理学等课程。他认为，与其教授诸如印度古宗教这类不再存在的哲学，更应该研究现代科学，以了解对这个世界的科学解释。上年纪的西藏宗教长老对现代化科学总是怀疑，在全世界通过电视目睹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的时刻，他们表示不相信。达赖喇嘛嘲笑他们说：“也许您们应该派几个代表陪着这些航天员一起上去。从高高挂在天穹的月亮上面，您们就可以亲眼证实这个地球是圆的。”［28］
达赖喇嘛的愿望是将科学和他的宗教结合起来，并且证实二者之间没有根本冲突。为此，他同意西方科学家对西藏宗教的修行方法进行测试和实验----那些源自密法的修行方法过去从来都是对外保持高度保密的。达赖喇嘛为此需要力排众议。据说测试结果证实了西藏宗教的奇异，如正在进行修行的和尚体温竟比常人升高摄氏十度，可以烘干覆盖在他们身上的泡过水的被单，他们可以整夜赤身坐在雪地中而不失温，呼吸次数减低到一分钟七次。［29］
达赖喇嘛这种开明显然能够获得西方人的极大好感。他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也很懂得利用西方人的心理和西方传媒，掌握在西方社会打开局面的运作方法。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佣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动。去美国访问时，他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散步，在旧金山与电视记者谈话，在威斯康星州看橄榄球比赛，在巴克利参观电子加速器……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也与西方非常一致，这无疑使他更加被西方人认可与爱戴。最奇特的是，好莱坞的动作片明星 Steven Seagl竟会被西藏的宗教领袖认出是一个十五世纪喇嘛的转世之身，足以见出西藏流亡者是多么善于与西方社会相融合并巧妙地利用西方社会。
一九九四年，达赖喇嘛和他手下的西藏流亡人士所参加的国际会议有：在俄罗斯召开的“全球安全和解决现代边疆冲突问题讨论会”；在尼加拉瓜召开的“重建民主国际会议”；由国际自由发展组织协会召开的“为二十一世纪做准备国际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的“为新世纪着眼妇女领导权大会”；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废除死刑联盟会议”；在挪威开的“全球难民会议”；开罗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等等。积极参加国际会议一方面是西藏流亡者扩大影响的手段，同时仅从这些会议的名称，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流亡者与西方意识形态的融合，以及他们必然从中受到的熏陶。
当然达赖喇嘛肯定不是只出于迎合西方人的目的。上述一切在佛教之中都能找到思想基础，西方问题和困惑也可以在佛教中找到解答甚至出路。比中国大陆民运人士更为聪明的是，深谙西方人文气象的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自由运动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譬如他直接谈及西藏独立，甚至声明他并不要求独立，他最关心的只是西藏文明的延续。他为此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是将西藏建设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在西方赢得广泛支持。
同时，达赖喇嘛面对西方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寻求支持，还以导师的身份传播西藏的文明，把西藏的宗教修身教给西方人。他似乎在实践西藏一个古老的预言 “当铁鸟在空中飞翔、当铁马在大地奔驰时，西藏人将如蝼蚁般星散世界各地，而佛法也将传播到红人领域。”拥有飞机和汽车的中共军队在西藏打开杀戒，使西藏人逃离家园而星散到世界各国，而随着藏人流亡，佛教也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并成为现在西方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西方人觉得他们从西藏人那里得到很多他们原本没有的东西，因此就更愿意为西藏多做事情。总之，达赖喇嘛灵活地把他坚守的传统宗教与西方社会的时尚连接在一起，引导流亡藏人在无根的环境中成为生存的胜利者。
无须讳言，达赖喇嘛也是非常注意不惹西方人不悦的，为此回避事实也有所见。例如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他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市的演说里这样讲：
我的国家，西藏，一向是和平的、融合的。在中国人入侵之前，我的人民从来没有尝过警察和现代化部队的威力。［ 30］
他不会是真地忘记了远在中共进藏之前，英国人就以当时而言非常现代化的部队让西藏人民尝到了威力。他说的这句话竟被一个法国记者当作写书的开篇语。由此可见，达赖喇嘛不提西方侵略西藏的历史，西方人自己就更没有必要把历史记在心上。
在流亡和寂寞中坚忍多年的达赖喇嘛终于获得了回报，使他成为世界伟人里程碑的，是一九八九年十月五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那个奖虽然一部分是被北京“天安门事件”促成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委员们玩的一种“政治手腕”，但更多地还是来自于达赖喇嘛多年努力、加上对西方社会进行成功“公关”的成果。
获奖之后，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顿时猛增，西方各国都对达赖喇嘛打开了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 达赖喇嘛为荣。至于西方传媒，更是把焦点对准达赖喇嘛，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
达赖喇嘛的成功使流亡藏人运动在国际社会取得巨大进展。一九九零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动建立了议院委员会：二十八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稍晚一些时候，三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又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谋求将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议员联合起来，冰岛首相出席了那次会议；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援助西藏难民，并在白宫会晤了达赖喇嘛，而在毛泽东时代，达赖喇嘛根本拿不到去美国的签证；一百三十一名美国众议院的议员签署了一项动议，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一九九一年，达赖喇嘛成功地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十月一个月，西藏流亡者组织“西藏之家”就在全球三十六个国家举行了六十次活动；至今，流亡藏人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设置了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另外在伦敦、东京、布达佩斯、日内瓦、加德满都等地派驻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参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那是一九六五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31］欧洲议会五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对北京进行谴责；俄罗斯下议院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纽约市政府规定拉萨起义的纪念日-----每年三月十日为纽约的“西藏日”；一九九四年，达赖喇嘛一年出访十七个国家。到一九九四年为 止，他流亡之后访问过的国家已经达到四十九个（其中许多国家是多次访问）。一九九七年，他还成功地访问了台湾，在作为同一民族的中国内部打进了楔子……
达赖喇嘛六十岁生日之时，四百多名世界政要和名流参加了庆祝会，他的荣耀达到举世瞩目的高峰。他完全当之无愧地名列在当今世界的巨人行列。
可想而知，达赖喇嘛肯定具有极高的天分。对此无需寻找别的证明，他能在幼年通过对灵童的种种测试，成为达赖喇嘛，就足以说明他的超群拔萃。且不说转世是否是真，至少那么多高僧大德对他进行了反复观察考验，一定可以保证他在人种上绝对优秀。一九三九年国民政府赴藏代表团的成员朱少逸在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后曾这样感叹：
灵儿年仅四岁有半，姑无论其灵迹所在，传遍遐迩，即其起坐行动之间，稳重悠闲，虽成人犹不可及，亦异事也……自参拜开始，前后约四小时，而灵儿安坐台上，精神始终如一，且态度自然，对拜见群众，了无畏惧或羞涩，此灵儿之所以为灵儿欤！［12］
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于青海省平安县，那里海拔不高，挨近汉区，以农业为主，汉化程度频高。按朱少逸的看法：“达赖全家均作汉语，实汉人也”［13］（另一国民党在藏工作人员则说达赖的父亲连藏语都说不好［14］）。代表团在拉萨拜见达赖父母时，达赖父亲身着汉装，长袍马褂，以汉地“馒头”招待代表团，并频频表示“西藏糌耙吃不下”，劝代表团多吃馒头［15］。
达赖父亲出身微寒，爱贪小利，突然暴发，不免得意忘形，加上他亲汉姿态鲜明，为西藏噶厦政府所排斥，在拉萨的贵族圈中非常孤立。达赖喇嘛受左右影响，对自己父亲渐生不满，据说他十来岁时，曾有骑在父亲身上殴打之事［16］。达赖父亲死于一九四六年，时年五十余岁，身体健壮。有传说他当时只得了轻微小病，吃了摄政达扎送的一剂汤药之后突然而死，由此有人怀疑他被下了毒［17］。不过这仅属于无从证实的推测。
达赖喇嘛受到当时西藏最高水平的教育。但是他仍然需要经过漫长修炼以去掉人性中恶的成份，达到慈悲的无上境界。年幼之时，尽管他已经是西藏无比崇敬的对象，却在大昭寺的楼顶用唾沫啐下面五体投地朝拜的信徒，以此为乐［18］。到了老年，他已真正地堪称圣人。在访问日本的养鸡场时，他为鸡的处境感到震惊而悲哀，因为二十万只母鸡像囚徒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为人类产蛋，直到不能生育时再被卖掉。因此从爱护生命的角度出发，他主张即使一定要吃肉，应该吃大动物，而不吃小动物，因为那样可以少牺牲很多生命。［19］这种既宏大又细微的慈悲，令人不能不高山仰止。
不过达到这种博爱慈悲的境界，任何一代达赖喇嘛都是有可能做到的。十四达赖喇嘛与他的其它前身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于他的开放性。以前的任何一代达赖喇嘛，都封闭在雪山深处，除了自己的子民，几乎不与外人接触。十三世达赖喇嘛虽然有过六年的流亡经历，但其中五年是为躲避英国人而逗留在中国和蒙古信奉喇嘛教的地区，与在拉萨区别不大，流亡印度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十四世达赖喇嘛则是二十出头就被迫逃离西藏，至今在外已近四十年时光，他生命中主要部分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而且他必须面对以西方为主的世界，从他们那里争取流亡藏人所需要的支持。为了获得西方世界的同情与接纳，他要以开放的姿态去学习西方理念与价值观，并按照西方的标准去树立自己的形象。
从流亡开始，达赖喇嘛就努力改变旧西藏的专制传统，在西藏难民团体中建立民主制度。他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人民议会”，规定十八岁以上的藏人有权选举议会代表：年满二十一岁就有被选举权。一九六三年三月十日，颁布了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1，保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对崇拜神权的西藏破天荒的。那时随达赖喇嘛踏上流亡之路的十万藏人，被认为没有十个人知道什么叫民主［20］，所有推行民主权极为困难。对在千年历史中完全习惯于被神主宰的西藏人，让他们由自己投票决定自己的命运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内阁成员洛地嘉日在九十年代对记者说：
民主，对我们而言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您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没有经过痛苦争取到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您们法国人，您们曾经为着争民主而奋斗牺牲。民主这个字对您们有特殊的意义。可是我们，我们不了解什么是民主。达赖喇嘛对我们说，民主是非常重要的。既然他这么说，我们就接受这个观念。我向您透露一个秘密，一直到最近，我从来没有投过票。前不久我刚当选为议会议员，可是我从来没有履行我的投票权！很奇怪，不是吗？因为在心理上，投票对我们说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前几天我去投了票，因为我觉得身为部长，我至少应该以身作则！所以四天前我到投票所投了票。［21］
通过这位内阁部长对民主投票的态度可以看出，在流亡藏人中间推行民主，几乎是达赖喇嘛独力所为。他完全可以保持自己作为神的绝对权威，但是他要把这个权威交给人民。人民不要，他也要迫使他们接受。目前，西藏流亡议会共有议员四十五名。按照西藏的三区----卫藏、康巴、安多，每区各选十名议员；还有十二名议员是按照西藏不同教派和藏人流亡的海外区域选举的；只有三名议员由达赖喇嘛指定，他们一般是在科学、艺术、教育方面有特殊贡献的人。［22］
达赖喇嘛甚至考虑改革达赖制度。对于藏人过分地依赖达赖，达赖喇嘛虽然表示对他个人是很荣耀的事，但是他很清楚地指出“这也是我们民族的最大缺点”［23］。他用一个客观分析者的语气说到自己：
在所有的人类社会里，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发挥他的创造天分。这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有可能。就本质而言，独裁与共产主义制度是反民主的。西藏人由于对达赖喇嘛的极度崇拜，而屈服于他的选择与决定，却不相信自己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对达赖喇嘛的身份地位加以重新考虑的原因。［24］
达赖喇嘛说过多次，一旦和中国签订协议和约，他将放弃政治生涯，把毕生的精力投注于宗教生活。他对达赖喇嘛在未来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也认为要以民主的方式听从全体藏人的决定。
我早在一九六九年就说过了，达赖喇嘛制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也可以到此为止。这完全要看西藏人民的意愿。如果这种制度继续使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保留原有的传统仪轨，还是要选用新的规矩。事实上，是有好几种可行的办法。其中一种可能是遴选一位经过验证，足以取代我的喇嘛。为什么不呢？另外一种办法是像天主教教宗的产生一样。当他圆寂时，最有资格的最高经师群共同开会决定。如果我们决定采用第一种方法，我将在有生之年选择我的继承人。这会是一件很好的措施……不过，当我和其它的喇嘛谈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之中有些觉得非常震惊，而对我说：“噢！您不应该说这种事。达赖喇嘛承继的方式应该因循既有的制度延续下去。”但是，就我而言，他们不可抗议，我可不会因此作罢。［25］
这种大胆与彻底的改革想法，可以说在西藏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比起他的前身，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他对科学的肯定和赞赏态度。下面这段话非常明确表示了他对宗教中迷信成份的扬弃：
如果两者（科学与宗教）之间发生了冲突，寻找解决之道就是我们的职责。这样，这个世界就会像某些佛经上所说的无争。在这些方面，我们就必须接受科学合理的解释，而杨弃佛经。佛陀本身对这点有很明确的指示：“您们应该按照实际的操作，按照您们自己的经验来跟随我的教诲。只有在您们真正信服了它的真实性之后，您们才可以接受它。”这样，菩萨亲自赋予我们对他的教诲提出质疑的权力，做实际考察的权力。因此，如果我们证实了科学所提出来的证据和经文上所说的相互冲突，这段经文就必须舍弃。我向我的信徒们解释说，如果科学家能够在他们的实验中证明神转世的不可能性，我们也应该放弃轮回这个观念。［26］
当信徒们希望得到他的神力治好他们的病时，他总是对他们说：“您们应该去看医生”［27］。流亡在外使他开阔了眼界，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之处。他经常敦促藏传佛教的喇嘛们在寺庙教育中增开科学、西方哲学及西方心理学等课程。他认为，与其教授诸如印度古宗教这类不再存在的哲学，更应该研究现代科学，以了解对这个世界的科学解释。上年纪的西藏宗教长老对现代化科学总是怀疑，在全世界通过电视目睹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的时刻，他们表示不相信。达赖喇嘛嘲笑他们说：“也许您们应该派几个代表陪着这些航天员一起上去。从高高挂在天穹的月亮上面，您们就可以亲眼证实这个地球是圆的。”［28］
达赖喇嘛的愿望是将科学和他的宗教结合起来，并且证实二者之间没有根本冲突。为此，他同意西方科学家对西藏宗教的修行方法进行测试和实验----那些源自密法的修行方法过去从来都是对外保持高度保密的。达赖喇嘛为此需要力排众议。据说测试结果证实了西藏宗教的奇异，如正在进行修行的和尚体温竟比常人升高摄氏十度，可以烘干覆盖在他们身上的泡过水的被单，他们可以整夜赤身坐在雪地中而不失温，呼吸次数减低到一分钟七次。［29］
达赖喇嘛这种开明显然能够获得西方人的极大好感。他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也很懂得利用西方人的心理和西方传媒，掌握在西方社会打开局面的运作方法。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佣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动。去美国访问时，他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散步，在旧金山与电视记者谈话，在威斯康星州看橄榄球比赛，在巴克利参观电子加速器……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也与西方非常一致，这无疑使他更加被西方人认可与爱戴。最奇特的是，好莱坞的动作片明星 Steven Seagl竟会被西藏的宗教领袖认出是一个十五世纪喇嘛的转世之身，足以见出西藏流亡者是多么善于与西方社会相融合并巧妙地利用西方社会。
一九九四年，达赖喇嘛和他手下的西藏流亡人士所参加的国际会议有：在俄罗斯召开的“全球安全和解决现代边疆冲突问题讨论会”；在尼加拉瓜召开的“重建民主国际会议”；由国际自由发展组织协会召开的“为二十一世纪做准备国际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的“为新世纪着眼妇女领导权大会”；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废除死刑联盟会议”；在挪威开的“全球难民会议”；开罗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等等。积极参加国际会议一方面是西藏流亡者扩大影响的手段，同时仅从这些会议的名称，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流亡者与西方意识形态的融合，以及他们必然从中受到的熏陶。
当然达赖喇嘛肯定不是只出于迎合西方人的目的。上述一切在佛教之中都能找到思想基础，西方问题和困惑也可以在佛教中找到解答甚至出路。比中国大陆民运人士更为聪明的是，深谙西方人文气象的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自由运动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譬如他直接谈及西藏独立，甚至声明他并不要求独立，他最关心的只是西藏文明的延续。他为此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是将西藏建设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在西方赢得广泛支持。
同时，达赖喇嘛面对西方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寻求支持，还以导师的身份传播西藏的文明，把西藏的宗教修身教给西方人。他似乎在实践西藏一个古老的预言 “当铁鸟在空中飞翔、当铁马在大地奔驰时，西藏人将如蝼蚁般星散世界各地，而佛法也将传播到红人领域。”拥有飞机和汽车的中共军队在西藏打开杀戒，使西藏人逃离家园而星散到世界各国，而随着藏人流亡，佛教也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并成为现在西方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西方人觉得他们从西藏人那里得到很多他们原本没有的东西，因此就更愿意为西藏多做事情。总之，达赖喇嘛灵活地把他坚守的传统宗教与西方社会的时尚连接在一起，引导流亡藏人在无根的环境中成为生存的胜利者。
无须讳言，达赖喇嘛也是非常注意不惹西方人不悦的，为此回避事实也有所见。例如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他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市的演说里这样讲：
我的国家，西藏，一向是和平的、融合的。在中国人入侵之前，我的人民从来没有尝过警察和现代化部队的威力。［ 30］
他不会是真地忘记了远在中共进藏之前，英国人就以当时而言非常现代化的部队让西藏人民尝到了威力。他说的这句话竟被一个法国记者当作写书的开篇语。由此可见，达赖喇嘛不提西方侵略西藏的历史，西方人自己就更没有必要把历史记在心上。
在流亡和寂寞中坚忍多年的达赖喇嘛终于获得了回报，使他成为世界伟人里程碑的，是一九八九年十月五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那个奖虽然一部分是被北京“天安门事件”促成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委员们玩的一种“政治手腕”，但更多地还是来自于达赖喇嘛多年努力、加上对西方社会进行成功“公关”的成果。
获奖之后，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顿时猛增，西方各国都对达赖喇嘛打开了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 达赖喇嘛为荣。至于西方传媒，更是把焦点对准达赖喇嘛，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
达赖喇嘛的成功使流亡藏人运动在国际社会取得巨大进展。一九九零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动建立了议院委员会：二十八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稍晚一些时候，三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又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谋求将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议员联合起来，冰岛首相出席了那次会议；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援助西藏难民，并在白宫会晤了达赖喇嘛，而在毛泽东时代，达赖喇嘛根本拿不到去美国的签证；一百三十一名美国众议院的议员签署了一项动议，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一九九一年，达赖喇嘛成功地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十月一个月，西藏流亡者组织“西藏之家”就在全球三十六个国家举行了六十次活动；至今，流亡藏人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设置了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另外在伦敦、东京、布达佩斯、日内瓦、加德满都等地派驻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参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那是一九六五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31］欧洲议会五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对北京进行谴责；俄罗斯下议院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纽约市政府规定拉萨起义的纪念日-----每年三月十日为纽约的“西藏日”；一九九四年，达赖喇嘛一年出访十七个国家。到一九九四年为 止，他流亡之后访问过的国家已经达到四十九个（其中许多国家是多次访问）。一九九七年，他还成功地访问了台湾，在作为同一民族的中国内部打进了楔子……
达赖喇嘛六十岁生日之时，四百多名世界政要和名流参加了庆祝会，他的荣耀达到举世瞩目的高峰。他完全当之无愧地名列在当今世界的巨人行列。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