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神的转换
问题在于，谁能推翻已经被藏人在千年时间奉为神圣天理的前提呢？
那必须是一个远比旧神更强大的新神。新神必须能把旧神残暴地踩在脚下，然后不容置辩地宣布一个新纪元开始，公布一套新天理，实行一套新的奖惩规则。藏人才会敢于把原本对传统宗教的“愿意”变成不愿意。
中共恰如其分地充当了那个新神。新神宣布的新天理既能符合藏人传统心理的宗教性，又能同时给他们以人类本性方面的满足 暂不谈中共后来的作为 ，因而被相当数量的藏人以近乎狂热的方式接受是合乎逻辑的。在宗教性上，皈依者以趋于极端的方式投身“砸烂旧世界”中，表达他们对新神的敬畏和忠诚，那和西藏宗教的内在精神本是一脉相承；在人性方面，受苦人一旦压抑解除，满腔苦水就会喷涌而出，并以残忍的方式回报给过去制造了苦难的来源，这也并不奇怪。从“平叛”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 一九六０到一九六六年 ，正好完成了藏人从启蒙、觉醒到全面动员的过程，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解除了世俗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管制，完全由那位光芒万丈的毛姓大神从遥远神秘的北京那座庙一样的城楼上挥动有着闪亮红五星的帽子进行指挥──那简直有太多藏人熟悉之极并且极易引起他们感应和激动的宗教意味。他们的宗教性和人性被双重蓬勃地点燃，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去，应该是十分顺理成章的。
中共从被他们称为“翻身农奴”的底层藏人拥护中，自以为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正确性。如毛泽东所说：“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一旦被压迫人民的阶级觉悟觉醒，就会奋起斗争，砸烂旧世界，追求新世界。然而以我看，与其说底层藏人是自己选择了以西藏上层社会为对手进行阶级斗争，倒不如说是他们是在一场两神之间的斗争中选择了胜利的一方。那场两神斗争是高高地发生在他们之上的，他们只能看到天上的翻腾乌云和雷鸣闪电，当那神界相争的恶战结束，云开雾散，阳光所照射的胜者是那位名字叫做毛泽东的新神，于是藏人就向他顶礼膜拜了，并按照他所公布的新天理去对被打倒的旧神进行“阶级斗争”了。
达赖喇嘛一方认为藏人从未有过对西藏传统宗教的背叛，是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历史事实；而另一种认为藏人曾接受了反宗教意识形态的观点，亦只是看到了外表。在那些年代，即使藏人高喊着“无神论”的口号对传统宗教进行摧毁，他们也不过是信奉了那个叫作“无神论”的新宗教，把宗教之神从达赖喇嘛换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藏人有崇拜强者的心态，毛泽东和达赖孰强孰弱，通过二者的两次较量，已经被藏人看得十分清楚。昌都战役，藏政府的精锐兵力在中共解放军面前一触即垮，如摧枯拉朽，达赖喇嘛只能逃到亚东去避风；拉萨事件，数万拥护达赖的武装战士云集拉萨，驻拉萨的解放军只用二十几个小时就获全胜，达赖喇嘛则流亡印度。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展现在藏人面前，肯定会给他们极大的震动。他们一直五体投地崇拜的神，原来并非像他们想象得那样战无不胜、无所不能，反而在毛泽东面前只有逃了再逃。崇拜神界之强大和威严的潜意识，会使藏人崇拜的对象无形中发生转移。
前面说过，西藏的百姓宗教和僧侣宗教差距是很大的。百姓宗教更多的是一种表现为集体潜意识的宗教感，而满足那种宗教感的具体内容可以不拘一格，不像僧侣宗教那样必须符合学术体系、流派和严格的对象。西藏百姓有神便拜，他们理解的世界是个多神世界，凡是强大或位高的事物都会被他们赋予神灵特性，为他们所拜。连黄慕松那样的世俗官僚，在进藏路上也曾被藏人要求其为之“摩顶”：
万民争来求福，罗拜帐外，并献金珠饰物，余乃施以摩顶礼，众皆大悦。余之乘舆挂满哈达，俨如活佛出行......在加沙未受摩顶之民众，亦沿踪偕来，余乃一一抚慰。盖民众信佛极虔，以为中央大员，必为活佛转世也。［26］
那么以毛泽东和中共表现出的强大，更足以引起藏人百姓的敬畏之心。使毛和中共可以顺利地在藏人百姓中取代传统旧神的，还在于中共意识形态本身和西藏宗教颇有内在相通之处，因此不会使他们的宗教意识发生太大冲突；同时，中共在西藏的专制统治和传统西藏的政教合一统治亦非常相像；作为至高无上的宗教象征符号，毛泽东比达赖有过之无不及，不仅其作为世俗领袖更加威严强大，而且因为历史上中国皇帝被藏人视为文殊菩萨化身，比作为观音菩萨化身的达赖喇嘛有更高的神格，理所当然地，毛被藏人当作了文殊菩萨。
在强制推行和相互裹挟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对毛泽东表达崇拜的仪式化行为，虽然具体方式不同，在精神实质上和藏人熟悉的喇嘛教却无二致，因此转换起来非常容易。家家挂毛泽东像，每天对画像鞠躬，手捧“小宝书”背诵“最高指示”，与过去家家供奉达赖画像、对其叩拜、祈祷念经有多大区别？对普通的藏人百姓，只要能满足他们的宗教意识所寻求的强大威慑和庇护，以及提供他们相应的宗教形式，真正的宗教内容反而是次要的，很容易置换。文革期间废除了设在山口与路边的宗教玛尼堆，代之以石块与水泥砌成的“毛主席语录牌”，藏人老百姓路过时，仍然自觉地绕其转圈，与当年绕玛尼堆一样。传统中收割之日的“望果节”，藏人要在田里举着佛像念经唱歌，文化大革命期间，变成举着毛泽东像念毛语录唱“东方红”。
藏人对西藏宗教的典籍心怀敬畏，但大部分是文盲的底层藏人顶多背诵一点“六字箴言”那样简单的经文，对深奥且浩瀚的宗教典籍，不要说弄懂其中的含义，连不知所以然地朗读一下都没有可能。西藏之所以发展出众多“自动化念经”方式，与此也有关系。如藏人多有手持的经桶，桶内装有印着经文的纸卷，转动经桶就相当念诵其中的经文；把经文印在布上 经幡 挂在外面让风吹动，则可算作“风力念经”；有流水的地方可以设置水力带动的经桶，原理和跟水磨一样，等于昼夜不停的“水力念经”；还有遍布西藏高原的玛尼堆，把经文和佛像刻在石板上，堆放在一起，围绕玛尼堆转行也相当念那些经文。以那种方式念经，把经换成了“毛主席著作”，又会有什么区别呢？西藏林芝地区的专员张木生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期间，林芝地区的农牧民，平均每人可以背诵的“毛主席语录”达到四十多条。但是那并不意味他们真地接受了毛思想，无论对佛教经典还是毛语录，他们的念诵之形式都高于实质。
所以，只要在形式置换上有足够的分量，能满足西藏宗教所需要的形式感，以毛泽东置换掉达赖，以共产主义天堂置换掉西天极乐世界，以共产党组织置换掉寺院结构，对底层藏人来讲，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也许今天人们会说共产党统治西藏如何残暴，给藏人带来了多少苦难。残暴是无疑的，然而正如上述，残暴在西藏的宗教意识中并非能够简单地全部视之为恶，还是其文化深层的某种必要因素。中共统治残暴，西藏的传统社会也不尽甜美。中共的残暴是针对上层阶级 至少在六十年代 ，传统西藏的压迫却是对下层阶级，是以多数人的苦难维系少数人的特权。共产党颠倒了这种关系 “翻身”一词是非常形象的描述 ，把上层社会的财富分给过去的农奴。当那些世世代代苦命的人们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牲畜，而且被告之他们成了主人的时候，他们的惊喜是可想而知的。并且他们将不会为此感到惶惑，因为给他们做主的新神是那么强大有力，整个旧世界在那新神面前不堪一击。一方面新神可以降临最残忍的惩罚于敌人，另一方面又可以普施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恩惠──废除乌拉、不收税，空投救灾、巡回医疗、送穷人的孩子上大学......区分的规则如此明确，一目了然──阶级。这种将人的命运决定于先天的哲学，简直跟西藏传统宗教对生命的解释一模一样，区别只在于过去的角色调了个个儿──这回是穷人把富人踩在脚下了。
为什么会调个儿，那是因为天地重造，出现了神界轮回──旧神的时代结束，而一个无比强大的新神时代从此开始！以新神的神威，新世界必将与天地共长久，而旧世界将万劫沉沦，永世打入地狱。在这种对比中，慑服于新神，投靠新神，敬畏新神，按照新神的意志抛弃和打倒旧神，以西藏文化的思想方法，应该是再合理不过的选择。
不要说西藏底层百姓，即使是写下了《七万言书》对中共进行尖锐批评的班禅喇嘛，在其《七万言书》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搀杂了对新神的畏惧和敬意。以《七万言书》最后一段为例：
这份报告呈送给总理您并通过您转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伟大正确英明的领袖毛主席。请在宏大深邃的胸怀中稍加关注。因为我的知识水平低，这份报告里有许多不全面、不成熟、不对、不妥、不当的地方，请毫不避讳的以父母诫子之心，严赐批评教导。总之，过去十二年中靠党的恩惠而生存，由于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各位首长和以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为首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各位书记对我的思想经常给以许多帮助，因而使我有了一定的革命观点、看法、认识和理想等......我已立下誓言，今后为了党和人民除了肯定办好事外，绝不让有辱一个作为勤劳勇敢的藏族子孙名誉的任何痕迹遗留在我的历史上。今后我要在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等各级领导下，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各位副主任的帮助和工作上共同协作下，可以完善的负起自己的责任，对此请在宏大深邃圣洁的胸怀中加以鉴察。［27］
并且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也想到了佛教的末日，所以在《七万言书》中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宇宙间所包罗的一切 事物 都是瞬息万变，趋于消亡的；不变化不消亡而能存在者连一件也没有。因此佛教的存在也有时限，这是我们慈悲之主释迦牟尼已经明确讲过的。［28］
他所能做的，仅仅是请求中共不要把佛教灭亡的日子以人为之力加以提前罢了。
那必须是一个远比旧神更强大的新神。新神必须能把旧神残暴地踩在脚下，然后不容置辩地宣布一个新纪元开始，公布一套新天理，实行一套新的奖惩规则。藏人才会敢于把原本对传统宗教的“愿意”变成不愿意。
中共恰如其分地充当了那个新神。新神宣布的新天理既能符合藏人传统心理的宗教性，又能同时给他们以人类本性方面的满足 暂不谈中共后来的作为 ，因而被相当数量的藏人以近乎狂热的方式接受是合乎逻辑的。在宗教性上，皈依者以趋于极端的方式投身“砸烂旧世界”中，表达他们对新神的敬畏和忠诚，那和西藏宗教的内在精神本是一脉相承；在人性方面，受苦人一旦压抑解除，满腔苦水就会喷涌而出，并以残忍的方式回报给过去制造了苦难的来源，这也并不奇怪。从“平叛”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 一九六０到一九六六年 ，正好完成了藏人从启蒙、觉醒到全面动员的过程，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解除了世俗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管制，完全由那位光芒万丈的毛姓大神从遥远神秘的北京那座庙一样的城楼上挥动有着闪亮红五星的帽子进行指挥──那简直有太多藏人熟悉之极并且极易引起他们感应和激动的宗教意味。他们的宗教性和人性被双重蓬勃地点燃，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去，应该是十分顺理成章的。
中共从被他们称为“翻身农奴”的底层藏人拥护中，自以为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正确性。如毛泽东所说：“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一旦被压迫人民的阶级觉悟觉醒，就会奋起斗争，砸烂旧世界，追求新世界。然而以我看，与其说底层藏人是自己选择了以西藏上层社会为对手进行阶级斗争，倒不如说是他们是在一场两神之间的斗争中选择了胜利的一方。那场两神斗争是高高地发生在他们之上的，他们只能看到天上的翻腾乌云和雷鸣闪电，当那神界相争的恶战结束，云开雾散，阳光所照射的胜者是那位名字叫做毛泽东的新神，于是藏人就向他顶礼膜拜了，并按照他所公布的新天理去对被打倒的旧神进行“阶级斗争”了。
达赖喇嘛一方认为藏人从未有过对西藏传统宗教的背叛，是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历史事实；而另一种认为藏人曾接受了反宗教意识形态的观点，亦只是看到了外表。在那些年代，即使藏人高喊着“无神论”的口号对传统宗教进行摧毁，他们也不过是信奉了那个叫作“无神论”的新宗教，把宗教之神从达赖喇嘛换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藏人有崇拜强者的心态，毛泽东和达赖孰强孰弱，通过二者的两次较量，已经被藏人看得十分清楚。昌都战役，藏政府的精锐兵力在中共解放军面前一触即垮，如摧枯拉朽，达赖喇嘛只能逃到亚东去避风；拉萨事件，数万拥护达赖的武装战士云集拉萨，驻拉萨的解放军只用二十几个小时就获全胜，达赖喇嘛则流亡印度。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展现在藏人面前，肯定会给他们极大的震动。他们一直五体投地崇拜的神，原来并非像他们想象得那样战无不胜、无所不能，反而在毛泽东面前只有逃了再逃。崇拜神界之强大和威严的潜意识，会使藏人崇拜的对象无形中发生转移。
前面说过，西藏的百姓宗教和僧侣宗教差距是很大的。百姓宗教更多的是一种表现为集体潜意识的宗教感，而满足那种宗教感的具体内容可以不拘一格，不像僧侣宗教那样必须符合学术体系、流派和严格的对象。西藏百姓有神便拜，他们理解的世界是个多神世界，凡是强大或位高的事物都会被他们赋予神灵特性，为他们所拜。连黄慕松那样的世俗官僚，在进藏路上也曾被藏人要求其为之“摩顶”：
万民争来求福，罗拜帐外，并献金珠饰物，余乃施以摩顶礼，众皆大悦。余之乘舆挂满哈达，俨如活佛出行......在加沙未受摩顶之民众，亦沿踪偕来，余乃一一抚慰。盖民众信佛极虔，以为中央大员，必为活佛转世也。［26］
那么以毛泽东和中共表现出的强大，更足以引起藏人百姓的敬畏之心。使毛和中共可以顺利地在藏人百姓中取代传统旧神的，还在于中共意识形态本身和西藏宗教颇有内在相通之处，因此不会使他们的宗教意识发生太大冲突；同时，中共在西藏的专制统治和传统西藏的政教合一统治亦非常相像；作为至高无上的宗教象征符号，毛泽东比达赖有过之无不及，不仅其作为世俗领袖更加威严强大，而且因为历史上中国皇帝被藏人视为文殊菩萨化身，比作为观音菩萨化身的达赖喇嘛有更高的神格，理所当然地，毛被藏人当作了文殊菩萨。
在强制推行和相互裹挟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对毛泽东表达崇拜的仪式化行为，虽然具体方式不同，在精神实质上和藏人熟悉的喇嘛教却无二致，因此转换起来非常容易。家家挂毛泽东像，每天对画像鞠躬，手捧“小宝书”背诵“最高指示”，与过去家家供奉达赖画像、对其叩拜、祈祷念经有多大区别？对普通的藏人百姓，只要能满足他们的宗教意识所寻求的强大威慑和庇护，以及提供他们相应的宗教形式，真正的宗教内容反而是次要的，很容易置换。文革期间废除了设在山口与路边的宗教玛尼堆，代之以石块与水泥砌成的“毛主席语录牌”，藏人老百姓路过时，仍然自觉地绕其转圈，与当年绕玛尼堆一样。传统中收割之日的“望果节”，藏人要在田里举着佛像念经唱歌，文化大革命期间，变成举着毛泽东像念毛语录唱“东方红”。
藏人对西藏宗教的典籍心怀敬畏，但大部分是文盲的底层藏人顶多背诵一点“六字箴言”那样简单的经文，对深奥且浩瀚的宗教典籍，不要说弄懂其中的含义，连不知所以然地朗读一下都没有可能。西藏之所以发展出众多“自动化念经”方式，与此也有关系。如藏人多有手持的经桶，桶内装有印着经文的纸卷，转动经桶就相当念诵其中的经文；把经文印在布上 经幡 挂在外面让风吹动，则可算作“风力念经”；有流水的地方可以设置水力带动的经桶，原理和跟水磨一样，等于昼夜不停的“水力念经”；还有遍布西藏高原的玛尼堆，把经文和佛像刻在石板上，堆放在一起，围绕玛尼堆转行也相当念那些经文。以那种方式念经，把经换成了“毛主席著作”，又会有什么区别呢？西藏林芝地区的专员张木生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期间，林芝地区的农牧民，平均每人可以背诵的“毛主席语录”达到四十多条。但是那并不意味他们真地接受了毛思想，无论对佛教经典还是毛语录，他们的念诵之形式都高于实质。
所以，只要在形式置换上有足够的分量，能满足西藏宗教所需要的形式感，以毛泽东置换掉达赖，以共产主义天堂置换掉西天极乐世界，以共产党组织置换掉寺院结构，对底层藏人来讲，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也许今天人们会说共产党统治西藏如何残暴，给藏人带来了多少苦难。残暴是无疑的，然而正如上述，残暴在西藏的宗教意识中并非能够简单地全部视之为恶，还是其文化深层的某种必要因素。中共统治残暴，西藏的传统社会也不尽甜美。中共的残暴是针对上层阶级 至少在六十年代 ，传统西藏的压迫却是对下层阶级，是以多数人的苦难维系少数人的特权。共产党颠倒了这种关系 “翻身”一词是非常形象的描述 ，把上层社会的财富分给过去的农奴。当那些世世代代苦命的人们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牲畜，而且被告之他们成了主人的时候，他们的惊喜是可想而知的。并且他们将不会为此感到惶惑，因为给他们做主的新神是那么强大有力，整个旧世界在那新神面前不堪一击。一方面新神可以降临最残忍的惩罚于敌人，另一方面又可以普施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恩惠──废除乌拉、不收税，空投救灾、巡回医疗、送穷人的孩子上大学......区分的规则如此明确，一目了然──阶级。这种将人的命运决定于先天的哲学，简直跟西藏传统宗教对生命的解释一模一样，区别只在于过去的角色调了个个儿──这回是穷人把富人踩在脚下了。
为什么会调个儿，那是因为天地重造，出现了神界轮回──旧神的时代结束，而一个无比强大的新神时代从此开始！以新神的神威，新世界必将与天地共长久，而旧世界将万劫沉沦，永世打入地狱。在这种对比中，慑服于新神，投靠新神，敬畏新神，按照新神的意志抛弃和打倒旧神，以西藏文化的思想方法，应该是再合理不过的选择。
不要说西藏底层百姓，即使是写下了《七万言书》对中共进行尖锐批评的班禅喇嘛，在其《七万言书》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搀杂了对新神的畏惧和敬意。以《七万言书》最后一段为例：
这份报告呈送给总理您并通过您转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伟大正确英明的领袖毛主席。请在宏大深邃的胸怀中稍加关注。因为我的知识水平低，这份报告里有许多不全面、不成熟、不对、不妥、不当的地方，请毫不避讳的以父母诫子之心，严赐批评教导。总之，过去十二年中靠党的恩惠而生存，由于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各位首长和以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为首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各位书记对我的思想经常给以许多帮助，因而使我有了一定的革命观点、看法、认识和理想等......我已立下誓言，今后为了党和人民除了肯定办好事外，绝不让有辱一个作为勤劳勇敢的藏族子孙名誉的任何痕迹遗留在我的历史上。今后我要在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等各级领导下，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各位副主任的帮助和工作上共同协作下，可以完善的负起自己的责任，对此请在宏大深邃圣洁的胸怀中加以鉴察。［27］
并且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也想到了佛教的末日，所以在《七万言书》中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宇宙间所包罗的一切 事物 都是瞬息万变，趋于消亡的；不变化不消亡而能存在者连一件也没有。因此佛教的存在也有时限，这是我们慈悲之主释迦牟尼已经明确讲过的。［28］
他所能做的，仅仅是请求中共不要把佛教灭亡的日子以人为之力加以提前罢了。
4、西藏寺庙是谁砸的
在五十年代中共镇压藏人武装反抗的过程中，不少寺庙因为成为反抗据点，受到中共炮火打击甚至飞机轰炸，因而遭到破坏。在随后进行的“民主改革”中，中共又迫使大批僧尼离寺还俗，使不少寺庙因无人驻守而荒废，或是因改作它用而遭到毁坏。这一类还不算专门针对寺庙的破坏。还有一类则是以彻底摧毁寺庙为宗旨的破坏，所说的“砸庙”就是这样一种行为。前者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已经比较清楚，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后一类破坏。
达赖阵营和西方舆论，一向把砸庙行为归于文革期间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的汉族红卫兵，并认为那是中共政权对西藏宗教“深思熟虑、有计画、有步骤的全面性摧毁”［29］的组成部分。董尼德在他的书中称之为“废墟行动”和“汉灾”［30］。他的有些描写让人惊讶：
寺庙愈牢固，工程就愈困难。对某些深墙高院、固若金汤的寺庙，红卫兵还动用了炸药和大炮。在某些情形下，他们甚至有轰炸机支持。［31］
不知他的说法根据在哪里？以我的了解，说红卫兵使用大炮和轰炸机摧毁寺庙实在是实在有些离谱了。不过，砸庙的具体手段暂时可以放在次要地位，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西藏寺庙到底是谁砸的。无疑，肯定有汉人参加。西藏当时有数万汉人，集中在文革浪潮相对汹涌的城市，中国内地刮进的“破旧立新”之风肯定会使他们受到影响。然而当时在西藏的汉人基本都是干部职工，干部职工一般较晚才介入运动。文革初期的“破旧立新”是红卫兵的行为，而红卫兵是学生组织，一般只有中学以上的学生才能参加。当时进藏工作的汉人普遍年轻，带子女进藏的本来就少，子女已上中学的更没有几个，所以不可能有多少西藏本地的汉人红卫兵参加砸庙行动。
这一点可以从拉萨寺庙的情况得到证明。拉萨那时集中了最多的汉人，但是拉萨寺庙受到破坏的程度远逊于汉人稀少的西藏农村和偏远地区。那些偏远地区的寺庙是谁砸的呢？
在西方人写的书中，连立场比较接近中共的谭·戈伦夫也将砸庙归之于中国内地的红卫兵。他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写到：“一九六六年整整半年，红卫兵开始涌进西藏，有些甚至是坐飞机去的，机票是由同情他们的北京官员办理的”［32］。达赖一方对此则更为明确，达兰萨拉的《西藏通讯》杂志主编达瓦才仁对此记载得极为详实：
这些破坏是由来自中国的红卫兵干的，当时，第一个闯进西藏的是一九六六年七月进入拉萨的北京女子学校八十中学的“八十中学红色造反队”，四百余人，队长是武姿汉 音译，下同 ；接着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地质学院红旗战斗队”三百余人，首领叫萧联；北京航空学院的“红色航空学院进藏战斗队”三百五十人；北京人民大学的反修战斗队有四百五十人；北京清华大学的“反帝战斗队”二百五十余人，领队叫张金松，李凤莲 女 等；北京民族学院四百余人叫“东方红战斗队” 其中一半是藏人 ；东北铁道学院的“红色造反队”三百人等。所以在西藏首先开始破四旧和破坏大型寺院并掠取珍贵艺术品的全是来自中国本土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虽未到过西藏却对西藏的文物极为熟悉，只砸他们不要的东西。［33］
上述的数字和名字虽然详细，但是没有提供引据来源，可信度是有问题的。至今时间已过三十多年，当年的当事人已难以寻找，尤其那是一个档案系统瘫痪的年代，基本无从核实当年的情况。但文中所列举的“第一个闯进西藏的”的“四百余”红卫兵所在的“北京女子学校八十中学”，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曾是女子中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另外，文中所说的八十中红卫兵到拉萨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七月”，那时红卫兵“大串联”尚未开始1，中国内地的只有少量红卫兵到北京“取经”或告状，因此不可想象会有四百余人的庞大红卫兵团队在那时从北京到拉萨。
我访问了一位从一九六五年就在八十中学教书的阮姓女教师，她知道学校在“文革”期间有学生去了西藏，由于那时教师都“靠边站”，具体情况她不是很清楚，但她可以肯定，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进藏。我访问的另一位名字叫孙小梅的女士，她在一九六七年去拉萨，并且参加了拉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在拉萨有一个“首都红卫兵赴藏总部”，不超过一百人。其中有八十中的学生，约十多个，领头的名叫贾军，是个男生。孙女士表示，至少她在西藏期间，没有汉族红卫兵参与砸寺庙的事。汉人红卫兵到了拉萨以后，也极少再有去西藏其它地区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去砸其它那些地方的寺庙。
虽然现在准确地了解当年情况已经不易，但是以经验判断，也难以相信当年会有大批汉人红卫兵进藏砸庙。也许他们会有这种愿望，如果没有西藏高原的大山阻挡，成千上万的汉人红卫兵可能真会乘“大串联”之机，涌进西藏去破“四旧” 依当时的标准，西藏的“四旧”无疑最多 。然而西藏的遥远和恶劣的交通挡住了他们。西藏行路之难，连三十年后的今天，交通条件改善了多少倍，离开了几条主要公路都有寸步难行之感。西藏寺庙遍布农村牧场和丛山峻岭，皆为当地最坚固的建筑，内地红卫兵如何能够深入进去，又如何有对付高原缺氧的体力和足够的人手，把散布在上百万平方公里面积上的数千座寺庙毁坏得那样彻底呢？
我还采访过一位名叫何佳的北京女士，她曾在一九六六年以红卫兵的身份到过拉萨。通过与她交谈得到的印象，我更相信汉族红卫兵那时进藏的人数极为有限。何佳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那是一个中共干部子女集中的学校。西藏中共首脑张国华的女儿也在那个学校上学。何佳与另外四个红卫兵战友进西藏，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拿到了张国华的批条才得以实现的。没有那层关系，当时的汉族红卫兵根本不被允许进藏。那时控制进藏的手段非常简单，进藏唯一的交通工具──汽车全都控制在当局手中，既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私人汽车。只要不被允许上汽车，红卫兵不可能靠两条腿走进西藏。何佳他们拿着张国华的条子，虽然得到了进藏汽车上的位置，也仅仅是在卡车货厢上露天而坐。
从成都到拉萨，走了半个月。他们一到拉萨就被安排住进军区的招待所──那是进藏汉族红卫兵的集中地。何佳现在说不清当时一共有多少人住在那里，但是她敢肯定不过百。
何佳进藏的目的是什么呢？与“破四旧”毫无关系。她和她的同伴是要求到西藏农村去当农民，“扎根边疆，建设祖国”。与他们同住招待所的另一伙北京红卫兵是想在西藏办学校。她在拉萨住的时间不长，因为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西藏当局支持。尽管他们采用死磨硬缠的方式，最后得到的答复只是可以考虑让他们留在拉萨当售货员或服务员。那与他们的浪漫理想显然差距太远。他们一共仅在拉萨逗留了十几天，拉萨以外的地区没有去，她相信别的汉族红卫兵也不会再有多少往下走的。除了因为交通限制，大多数汉族红卫兵能到拉萨已属不易，也就没有再往下走的心气。他们在拉萨的活动大部分都由当局安排，并且以保证安全的理由限制他们自己在外面活动。他们不但没有参与“破四旧”的行动，还以旅游者的心态去参观了布达拉宫等处。在何佳的记忆里，至少她在拉萨那段时间，没听说过内地汉族红卫兵有参与砸庙的行为。
我有一位朋友也曾与他的红卫兵战友踏上过去西藏之路。那时当然是打着革命旗号，现在他承认真实的愿望是想去玩。没有毛主席慷慨赐予的“大串联”，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如何有机会去西藏玩一趟呢？他们从青海西宁进藏。沿途的政府官员对北京红卫兵给予特殊照顾，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我那位朋友不认为官员们的动机是怂恿他们进藏“革命”，只不过是一种对文化大革命的惶恐迎合罢了。他们最终没能进入西藏。路途的漫长和辛苦使他们失去了信心，高原缺氧造成病号，他们在海拔五千二百多米的唐古拉山口退了回去。
西藏没去成，他们倒是在青海藏区走了一些地方，其间虽然也见过其它汉族红卫兵，不过是有限的几小拨。我问他们是否在藏区参与了“破四旧”，如砸寺庙等。我的朋友承认他曾在塔尔寺偷了一尊小铜佛。但在做那事时，完全没有“造反有理”的气概，而是惴惴不安。他们一伙去过数次塔尔寺，从没想过要砸庙，都是为了“参观”而已。他们去牧区搞“革命”时，真正的心思也都是在骑马一类更好玩的事上。他们在牧区的革命终止于他们中间一人被当地的藏族姑娘看上，不但姑娘向那红卫兵小将表了态，其父母也来提亲。当地的干部劝他们还是早一点离开为妙，免得造成“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于是“革命”宣告结束，只给少男少女们留下一个持久不衰的话题。
不过，那时从中国内地进藏的汉族红卫兵不多，但是从中国内地返回西藏的藏族红卫兵却不少。当时有几千名藏族学生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兰州的西北民族学院，以及位于陕西的咸阳西藏民族学院读书，他们同中国上千万青年学生一样，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他们大批返回西藏，对推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起了关键的“煽风点火”作用。何佳进藏，就是与西南民族学院的藏族红卫兵共乘一车。那时对藏族学生回西藏，沿途政权机构不加限制，并且提供相应条件。对这一点，既可以解释是中共利用藏族学生当工具，也可以解释为他们没有理由不让藏族学生回家闹革命。也许两个因素都有。所谓“中共”是由具体的机构和人组成的，并非只有一个大脑一种意志。对于文化大革命，当时大部分中共地方政权和干部都是不赞成的，并且以各种办法进行暗中抵制。西藏的中共当局也是一样。不难想象，谁愿意自己统治的地盘上涌进成群结队无法无天的造反者呢？他们不难预见到，红卫兵的造反很快就会造到自己头上。他们只是没有胆量抗拒毛泽东的意志，而毛泽东也正是藉助把红卫兵洒遍整个中国 “大串联”的奥妙所在 去“煽风点火”，动员起群众进行造反，才打垮了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务实派控制的政权体系，最终使中共极左派掌握了政权。
当时身在中国内地的藏族学生，对于回西藏进行文化大革命是有充分热情的。他们大多出身西藏底层社会，已经接受了数年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教育，文革所鼓吹的“造反”又最能投合青年人的叛逆与躁动心态，他们会责无旁贷地把对西藏社会“破旧立新”的使命揽在他们这第一代新藏人的肩上。除此之外，他们一般已经几年没有机会回家，很多人也从没去过藏人世代仰慕的拉萨或在广阔的藏区做过旅行，这一切都会在他们回西藏闹革命的愿望上再添动力。
不过那时区别一个人的身份是以阶级出身、参加的组织、持有的观点、政治面貌 是否党、团员等，民族成分不是主要的,即使后来分派进行“武斗”，每派成员也都各有汉藏民族 ，所以返回西藏的藏族红卫兵往往保持着诸如“首都红卫兵”、“内地红卫兵”等称呼，在拉萨成立组织，进行活动，印刷宣传品等，这可能也是后来把问题搞模糊的原因之一。随着那些藏族红卫兵逐步返回家乡 革命与探家相结合 ，文革的火种撒到整个西藏高原的农村牧场，遍布西藏各地的砸庙也就随之开始了。
在西藏最偏远的阿里地区普兰县，尼玛次仁给我讲了他家附近的贤柏林寺是如何砸掉的。当他说到内地来的红卫兵时，我问他那是汉族红卫兵吗？
不是，我们这儿没有一个内地汉人来，都是去咸阳民院上学的本地学生。他们一共回来了十六个人，包括现在日喀则军分区的副司令江洋次仁。现在他们都是大官了。他们是六六年底回来的。那时县上的领导干部都成了走资派，不能控制局面了。县上也成立了红卫兵。他们先动员县上的红卫兵，县上的红卫兵再分头到各乡动员。我那年十六岁，在多尤乡小学上五年级。县上红卫兵把材料发给我们，让我们到群众中去念，我们还在墙上到处写毛主席语录。
六七年的一月还是二月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在春节快到的时候，一天晚上骨干分子开会布置了第二天砸寺庙。我那时是毛主席语录宣传员，也参加了会。不过当时在会上的决定是只砸扎仓，不砸经堂。
第二天两个村的贫农小组一共十几个人去砸寺庙。带头的是乡长索朗次仁和贫农协会主任江布罗藏。他们在旧社会都是非常穷的。索朗次仁后来当过九大代表和区委书记。江布罗藏的儿子是那十六个咸阳民院红卫兵中间的一个。他儿子现在是地区交通局的副局长。
你问咸阳回来的红卫兵去没去砸庙？没有。他们动员群众去砸，自己没去。
寺庙的和尚那时大部分都不在，民主改革时不少跑到印度和尼泊尔去了，还有自杀的，只剩下几个和尚看庙。他们不给我们开门，我们就把门给砸开了。进去之后我们先扔佛像，然后开始砸扎仓的房子，还砸寺庙过去用来关人的监狱。
砸房子土大，像冒烟一样，远远就能看见。其它村子的贫农小组也都赶来参加了。开始只有我们乡的人，到中午时，其它乡的人也都来了。人一多就控制不住了，从砸扎仓发展到砸经堂，最后干脆全砸了。后来连几十里地以外的科加乡、西地乡都来人参加砸庙。多的时候达到五六百人，前前后后砸了一个多月，全部砸光了。
我们这里对寺庙的破坏最严重，其它地方有的还留下了文物和房子，我们这什么都没了。
没有，群众没有拿文物的，当时对那些东西都恨得很。群众拿的主要是生活用品和家具什么的。还有抢木料的。一些老百姓参加砸庙是为了要木料。你知道，我们这的木料很缺。金的银的那些东西先是各乡分，后来县上银行来人收走了。有些铜的东西散在老百姓手里，每斤三四毛钱卖给了县上的收购部门。
我后来在普兰的科加寺看见两座高达两米多的银佛像，就是文革期间被银行运走的。当时阿里地区归新疆“代管”，佛像被运到新疆，一直放在银行保险库里。直到邓小平时代重建科加寺才归还回来。科加寺的僧人给我掀开佛像的衣服，让我看佛像银腿上的有一块凹坑，那就是当年被砸庙者用大锤砸的。不知道为什么只砸一锤就中止了，我想也许是在场的银行工作人员及时进行了制止？
我与很多藏人谈到文革情况，他们都承认砸庙主要是藏人进行的，而且是群众自发的，但是像尼玛次仁那样谈及自己如何参与其中的就很少见了。我访问过一个名叫吾金次仁的藏人，文革开始时他在日土县。他讲了日土寺被当地藏人砸掉的过程。我问到他当时怎么做时，他回答他在一旁看。陪我去访问的当地驻军军官跟他关系很熟，以开玩笑的口气说他当时肯定也动手砸了，他才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那会儿都年轻嘛！”
西方著作对西藏文革期间寺庙被砸的描述大都缺乏细节，只是笼统地归于红卫兵。即使谈到了藏人砸庙，也附加上一些并不确切的事实。如董尼德书中的说法是：“西藏人民在枪管的逼迫下，身体力行地参加了寺庙的拆除工程。”［34］既然宗教是西藏社会与文化千年发展的核心，人们很难解释藏人为何会自己动手对其加以毁灭，于是就只有想当然地相信“枪管逼迫”那种理由，或者干脆就视而不见。
不错，当时确实存在高压氛围，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然而一种社会氛围并非仅仅由执政者造成，还必须有群众的配合。有时后者的作用更大。其实当时的中共的西藏政权常常想阻止过激行为，例如西藏的中共军队就一直支持群众中比较保守的一方，而不是支持更激进的“造反派”。事实表明，凡是在当局尚能控制的中心城市和地区，寺庙都得到相对较好的保护，而同为西藏黄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只因为离拉萨有六十公里距离，就被毁坏得只剩下一片废墟。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藏人自发地起来砸庙，的确是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尤其在全世界都天经地义地认定藏人是受害者的情况下。西藏以外了解这个事实的人很少。中共当局虽然清楚，却不会涉及这个话题，因为不管西藏寺庙是谁砸的，责任都在于它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对藏人而言，随着时过境迁，当年的行为成了今天的心病，于是宁愿闭眼不看过去的事实，或者希望缄默能够改变事实。而流亡在外的藏人即使知道真实的情况，也要坚持把砸庙说成是汉人所为，以在国际舆论中维护他们对西藏问题的描述。如此下去，再过一二代人，那段历史的真相也许真地会被改写成另外一个样子。
我说明西藏寺庙主要是藏人自己动手砸的，而且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目的不在于为汉人开脱，把责任推给藏人。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责任的问题，除了需要正视历史事实以外，还应该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为什么千百年把宗教视为生命的西藏人会亲自动手砸碎佛像？为什么他们敢于从寺庙拆下木料去盖自己的房子？为什么寺庙里物品被他们毫不在乎地毁坏？又是为什么他们曾在那时大声地否定神灵、虐待喇嘛活佛而不怕遭到报应？在这些行动中，除了看到被蛊惑的疯狂以外，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一旦藏人认识到能够自己把握命运，就会以彻底解放的姿态抛弃千百年压在头顶的“来世”，他们是不是更愿意做现世的人而非来世的魂呢？
目前的一般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暴政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是一种事后的观点。以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难推断当初人民一定反对，是过高地估计了人民的理性和预见能力。实际上理性和预见能力正是人民最缺乏的。在中国内地，普通人民对官僚主义及当权者的不满，以及长期严厉管制所造成的压抑，使相当一部分人在文革初期是欢欣鼓舞地投入的。西藏也是一样。甚至在某些方面，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群众基础甚至比中国内地还充分。内地的文化大革命矛头所指主要是中共当权派，而在西藏，文化大革命既可以表达对中共当权派的不满，也可以发泄已经被煽动起来的对西藏传统社会的仇恨。群众获得解放的感觉是空前的。
固然，毛泽东并没有真的给藏人以解放和他允诺的“现世天堂”。前面已经谈了很多西藏人民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苦难。不过我们同时需要慎重地对待另一种判断：中共的统治不好，因此被中共打倒的西藏传统社会就是好的。即使在藏人对中共的信仰和敬畏已经荡然无存的今天，仍旧可以在一些藏人家里发现毛泽东的画像，与达赖和班禅的像挂在一起。共产党曾经给了“翻身农奴”解放的理想，即使没给他们真实的解放，那理想也已经在他们心中扎根，再也不能拔除。就像当年的朗生次仁拉姆在文革期间被抓去“隔离审查”前，对家人说出这样的话：“就是进了监狱，也比旧社会好。”［35］
总之，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宗教在西藏取得全胜。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和稳定。今天让中共经常寝食不安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藏人对汉人的态度也普遍融洽友好。而达赖喇嘛，那时默默无闻地呆在被人遗忘的角落，心里一定非常地寒冷。
达赖阵营和西方舆论，一向把砸庙行为归于文革期间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的汉族红卫兵，并认为那是中共政权对西藏宗教“深思熟虑、有计画、有步骤的全面性摧毁”［29］的组成部分。董尼德在他的书中称之为“废墟行动”和“汉灾”［30］。他的有些描写让人惊讶：
寺庙愈牢固，工程就愈困难。对某些深墙高院、固若金汤的寺庙，红卫兵还动用了炸药和大炮。在某些情形下，他们甚至有轰炸机支持。［31］
不知他的说法根据在哪里？以我的了解，说红卫兵使用大炮和轰炸机摧毁寺庙实在是实在有些离谱了。不过，砸庙的具体手段暂时可以放在次要地位，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西藏寺庙到底是谁砸的。无疑，肯定有汉人参加。西藏当时有数万汉人，集中在文革浪潮相对汹涌的城市，中国内地刮进的“破旧立新”之风肯定会使他们受到影响。然而当时在西藏的汉人基本都是干部职工，干部职工一般较晚才介入运动。文革初期的“破旧立新”是红卫兵的行为，而红卫兵是学生组织，一般只有中学以上的学生才能参加。当时进藏工作的汉人普遍年轻，带子女进藏的本来就少，子女已上中学的更没有几个，所以不可能有多少西藏本地的汉人红卫兵参加砸庙行动。
这一点可以从拉萨寺庙的情况得到证明。拉萨那时集中了最多的汉人，但是拉萨寺庙受到破坏的程度远逊于汉人稀少的西藏农村和偏远地区。那些偏远地区的寺庙是谁砸的呢？
在西方人写的书中，连立场比较接近中共的谭·戈伦夫也将砸庙归之于中国内地的红卫兵。他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写到：“一九六六年整整半年，红卫兵开始涌进西藏，有些甚至是坐飞机去的，机票是由同情他们的北京官员办理的”［32］。达赖一方对此则更为明确，达兰萨拉的《西藏通讯》杂志主编达瓦才仁对此记载得极为详实：
这些破坏是由来自中国的红卫兵干的，当时，第一个闯进西藏的是一九六六年七月进入拉萨的北京女子学校八十中学的“八十中学红色造反队”，四百余人，队长是武姿汉 音译，下同 ；接着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地质学院红旗战斗队”三百余人，首领叫萧联；北京航空学院的“红色航空学院进藏战斗队”三百五十人；北京人民大学的反修战斗队有四百五十人；北京清华大学的“反帝战斗队”二百五十余人，领队叫张金松，李凤莲 女 等；北京民族学院四百余人叫“东方红战斗队” 其中一半是藏人 ；东北铁道学院的“红色造反队”三百人等。所以在西藏首先开始破四旧和破坏大型寺院并掠取珍贵艺术品的全是来自中国本土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虽未到过西藏却对西藏的文物极为熟悉，只砸他们不要的东西。［33］
上述的数字和名字虽然详细，但是没有提供引据来源，可信度是有问题的。至今时间已过三十多年，当年的当事人已难以寻找，尤其那是一个档案系统瘫痪的年代，基本无从核实当年的情况。但文中所列举的“第一个闯进西藏的”的“四百余”红卫兵所在的“北京女子学校八十中学”，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曾是女子中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另外，文中所说的八十中红卫兵到拉萨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七月”，那时红卫兵“大串联”尚未开始1，中国内地的只有少量红卫兵到北京“取经”或告状，因此不可想象会有四百余人的庞大红卫兵团队在那时从北京到拉萨。
我访问了一位从一九六五年就在八十中学教书的阮姓女教师，她知道学校在“文革”期间有学生去了西藏，由于那时教师都“靠边站”，具体情况她不是很清楚，但她可以肯定，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进藏。我访问的另一位名字叫孙小梅的女士，她在一九六七年去拉萨，并且参加了拉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在拉萨有一个“首都红卫兵赴藏总部”，不超过一百人。其中有八十中的学生，约十多个，领头的名叫贾军，是个男生。孙女士表示，至少她在西藏期间，没有汉族红卫兵参与砸寺庙的事。汉人红卫兵到了拉萨以后，也极少再有去西藏其它地区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去砸其它那些地方的寺庙。
虽然现在准确地了解当年情况已经不易，但是以经验判断，也难以相信当年会有大批汉人红卫兵进藏砸庙。也许他们会有这种愿望，如果没有西藏高原的大山阻挡，成千上万的汉人红卫兵可能真会乘“大串联”之机，涌进西藏去破“四旧” 依当时的标准，西藏的“四旧”无疑最多 。然而西藏的遥远和恶劣的交通挡住了他们。西藏行路之难，连三十年后的今天，交通条件改善了多少倍，离开了几条主要公路都有寸步难行之感。西藏寺庙遍布农村牧场和丛山峻岭，皆为当地最坚固的建筑，内地红卫兵如何能够深入进去，又如何有对付高原缺氧的体力和足够的人手，把散布在上百万平方公里面积上的数千座寺庙毁坏得那样彻底呢？
我还采访过一位名叫何佳的北京女士，她曾在一九六六年以红卫兵的身份到过拉萨。通过与她交谈得到的印象，我更相信汉族红卫兵那时进藏的人数极为有限。何佳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那是一个中共干部子女集中的学校。西藏中共首脑张国华的女儿也在那个学校上学。何佳与另外四个红卫兵战友进西藏，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拿到了张国华的批条才得以实现的。没有那层关系，当时的汉族红卫兵根本不被允许进藏。那时控制进藏的手段非常简单，进藏唯一的交通工具──汽车全都控制在当局手中，既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私人汽车。只要不被允许上汽车，红卫兵不可能靠两条腿走进西藏。何佳他们拿着张国华的条子，虽然得到了进藏汽车上的位置，也仅仅是在卡车货厢上露天而坐。
从成都到拉萨，走了半个月。他们一到拉萨就被安排住进军区的招待所──那是进藏汉族红卫兵的集中地。何佳现在说不清当时一共有多少人住在那里，但是她敢肯定不过百。
何佳进藏的目的是什么呢？与“破四旧”毫无关系。她和她的同伴是要求到西藏农村去当农民，“扎根边疆，建设祖国”。与他们同住招待所的另一伙北京红卫兵是想在西藏办学校。她在拉萨住的时间不长，因为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西藏当局支持。尽管他们采用死磨硬缠的方式，最后得到的答复只是可以考虑让他们留在拉萨当售货员或服务员。那与他们的浪漫理想显然差距太远。他们一共仅在拉萨逗留了十几天，拉萨以外的地区没有去，她相信别的汉族红卫兵也不会再有多少往下走的。除了因为交通限制，大多数汉族红卫兵能到拉萨已属不易，也就没有再往下走的心气。他们在拉萨的活动大部分都由当局安排，并且以保证安全的理由限制他们自己在外面活动。他们不但没有参与“破四旧”的行动，还以旅游者的心态去参观了布达拉宫等处。在何佳的记忆里，至少她在拉萨那段时间，没听说过内地汉族红卫兵有参与砸庙的行为。
我有一位朋友也曾与他的红卫兵战友踏上过去西藏之路。那时当然是打着革命旗号，现在他承认真实的愿望是想去玩。没有毛主席慷慨赐予的“大串联”，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如何有机会去西藏玩一趟呢？他们从青海西宁进藏。沿途的政府官员对北京红卫兵给予特殊照顾，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我那位朋友不认为官员们的动机是怂恿他们进藏“革命”，只不过是一种对文化大革命的惶恐迎合罢了。他们最终没能进入西藏。路途的漫长和辛苦使他们失去了信心，高原缺氧造成病号，他们在海拔五千二百多米的唐古拉山口退了回去。
西藏没去成，他们倒是在青海藏区走了一些地方，其间虽然也见过其它汉族红卫兵，不过是有限的几小拨。我问他们是否在藏区参与了“破四旧”，如砸寺庙等。我的朋友承认他曾在塔尔寺偷了一尊小铜佛。但在做那事时，完全没有“造反有理”的气概，而是惴惴不安。他们一伙去过数次塔尔寺，从没想过要砸庙，都是为了“参观”而已。他们去牧区搞“革命”时，真正的心思也都是在骑马一类更好玩的事上。他们在牧区的革命终止于他们中间一人被当地的藏族姑娘看上，不但姑娘向那红卫兵小将表了态，其父母也来提亲。当地的干部劝他们还是早一点离开为妙，免得造成“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于是“革命”宣告结束，只给少男少女们留下一个持久不衰的话题。
不过，那时从中国内地进藏的汉族红卫兵不多，但是从中国内地返回西藏的藏族红卫兵却不少。当时有几千名藏族学生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兰州的西北民族学院，以及位于陕西的咸阳西藏民族学院读书，他们同中国上千万青年学生一样，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他们大批返回西藏，对推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起了关键的“煽风点火”作用。何佳进藏，就是与西南民族学院的藏族红卫兵共乘一车。那时对藏族学生回西藏，沿途政权机构不加限制，并且提供相应条件。对这一点，既可以解释是中共利用藏族学生当工具，也可以解释为他们没有理由不让藏族学生回家闹革命。也许两个因素都有。所谓“中共”是由具体的机构和人组成的，并非只有一个大脑一种意志。对于文化大革命，当时大部分中共地方政权和干部都是不赞成的，并且以各种办法进行暗中抵制。西藏的中共当局也是一样。不难想象，谁愿意自己统治的地盘上涌进成群结队无法无天的造反者呢？他们不难预见到，红卫兵的造反很快就会造到自己头上。他们只是没有胆量抗拒毛泽东的意志，而毛泽东也正是藉助把红卫兵洒遍整个中国 “大串联”的奥妙所在 去“煽风点火”，动员起群众进行造反，才打垮了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务实派控制的政权体系，最终使中共极左派掌握了政权。
当时身在中国内地的藏族学生，对于回西藏进行文化大革命是有充分热情的。他们大多出身西藏底层社会，已经接受了数年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教育，文革所鼓吹的“造反”又最能投合青年人的叛逆与躁动心态，他们会责无旁贷地把对西藏社会“破旧立新”的使命揽在他们这第一代新藏人的肩上。除此之外，他们一般已经几年没有机会回家，很多人也从没去过藏人世代仰慕的拉萨或在广阔的藏区做过旅行，这一切都会在他们回西藏闹革命的愿望上再添动力。
不过那时区别一个人的身份是以阶级出身、参加的组织、持有的观点、政治面貌 是否党、团员等，民族成分不是主要的,即使后来分派进行“武斗”，每派成员也都各有汉藏民族 ，所以返回西藏的藏族红卫兵往往保持着诸如“首都红卫兵”、“内地红卫兵”等称呼，在拉萨成立组织，进行活动，印刷宣传品等，这可能也是后来把问题搞模糊的原因之一。随着那些藏族红卫兵逐步返回家乡 革命与探家相结合 ，文革的火种撒到整个西藏高原的农村牧场，遍布西藏各地的砸庙也就随之开始了。
在西藏最偏远的阿里地区普兰县，尼玛次仁给我讲了他家附近的贤柏林寺是如何砸掉的。当他说到内地来的红卫兵时，我问他那是汉族红卫兵吗？
不是，我们这儿没有一个内地汉人来，都是去咸阳民院上学的本地学生。他们一共回来了十六个人，包括现在日喀则军分区的副司令江洋次仁。现在他们都是大官了。他们是六六年底回来的。那时县上的领导干部都成了走资派，不能控制局面了。县上也成立了红卫兵。他们先动员县上的红卫兵，县上的红卫兵再分头到各乡动员。我那年十六岁，在多尤乡小学上五年级。县上红卫兵把材料发给我们，让我们到群众中去念，我们还在墙上到处写毛主席语录。
六七年的一月还是二月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在春节快到的时候，一天晚上骨干分子开会布置了第二天砸寺庙。我那时是毛主席语录宣传员，也参加了会。不过当时在会上的决定是只砸扎仓，不砸经堂。
第二天两个村的贫农小组一共十几个人去砸寺庙。带头的是乡长索朗次仁和贫农协会主任江布罗藏。他们在旧社会都是非常穷的。索朗次仁后来当过九大代表和区委书记。江布罗藏的儿子是那十六个咸阳民院红卫兵中间的一个。他儿子现在是地区交通局的副局长。
你问咸阳回来的红卫兵去没去砸庙？没有。他们动员群众去砸，自己没去。
寺庙的和尚那时大部分都不在，民主改革时不少跑到印度和尼泊尔去了，还有自杀的，只剩下几个和尚看庙。他们不给我们开门，我们就把门给砸开了。进去之后我们先扔佛像，然后开始砸扎仓的房子，还砸寺庙过去用来关人的监狱。
砸房子土大，像冒烟一样，远远就能看见。其它村子的贫农小组也都赶来参加了。开始只有我们乡的人，到中午时，其它乡的人也都来了。人一多就控制不住了，从砸扎仓发展到砸经堂，最后干脆全砸了。后来连几十里地以外的科加乡、西地乡都来人参加砸庙。多的时候达到五六百人，前前后后砸了一个多月，全部砸光了。
我们这里对寺庙的破坏最严重，其它地方有的还留下了文物和房子，我们这什么都没了。
没有，群众没有拿文物的，当时对那些东西都恨得很。群众拿的主要是生活用品和家具什么的。还有抢木料的。一些老百姓参加砸庙是为了要木料。你知道，我们这的木料很缺。金的银的那些东西先是各乡分，后来县上银行来人收走了。有些铜的东西散在老百姓手里，每斤三四毛钱卖给了县上的收购部门。
我后来在普兰的科加寺看见两座高达两米多的银佛像，就是文革期间被银行运走的。当时阿里地区归新疆“代管”，佛像被运到新疆，一直放在银行保险库里。直到邓小平时代重建科加寺才归还回来。科加寺的僧人给我掀开佛像的衣服，让我看佛像银腿上的有一块凹坑，那就是当年被砸庙者用大锤砸的。不知道为什么只砸一锤就中止了，我想也许是在场的银行工作人员及时进行了制止？
我与很多藏人谈到文革情况，他们都承认砸庙主要是藏人进行的，而且是群众自发的，但是像尼玛次仁那样谈及自己如何参与其中的就很少见了。我访问过一个名叫吾金次仁的藏人，文革开始时他在日土县。他讲了日土寺被当地藏人砸掉的过程。我问到他当时怎么做时，他回答他在一旁看。陪我去访问的当地驻军军官跟他关系很熟，以开玩笑的口气说他当时肯定也动手砸了，他才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那会儿都年轻嘛！”
西方著作对西藏文革期间寺庙被砸的描述大都缺乏细节，只是笼统地归于红卫兵。即使谈到了藏人砸庙，也附加上一些并不确切的事实。如董尼德书中的说法是：“西藏人民在枪管的逼迫下，身体力行地参加了寺庙的拆除工程。”［34］既然宗教是西藏社会与文化千年发展的核心，人们很难解释藏人为何会自己动手对其加以毁灭，于是就只有想当然地相信“枪管逼迫”那种理由，或者干脆就视而不见。
不错，当时确实存在高压氛围，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然而一种社会氛围并非仅仅由执政者造成，还必须有群众的配合。有时后者的作用更大。其实当时的中共的西藏政权常常想阻止过激行为，例如西藏的中共军队就一直支持群众中比较保守的一方，而不是支持更激进的“造反派”。事实表明，凡是在当局尚能控制的中心城市和地区，寺庙都得到相对较好的保护，而同为西藏黄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只因为离拉萨有六十公里距离，就被毁坏得只剩下一片废墟。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藏人自发地起来砸庙，的确是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尤其在全世界都天经地义地认定藏人是受害者的情况下。西藏以外了解这个事实的人很少。中共当局虽然清楚，却不会涉及这个话题，因为不管西藏寺庙是谁砸的，责任都在于它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对藏人而言，随着时过境迁，当年的行为成了今天的心病，于是宁愿闭眼不看过去的事实，或者希望缄默能够改变事实。而流亡在外的藏人即使知道真实的情况，也要坚持把砸庙说成是汉人所为，以在国际舆论中维护他们对西藏问题的描述。如此下去，再过一二代人，那段历史的真相也许真地会被改写成另外一个样子。
我说明西藏寺庙主要是藏人自己动手砸的，而且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目的不在于为汉人开脱，把责任推给藏人。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责任的问题，除了需要正视历史事实以外，还应该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为什么千百年把宗教视为生命的西藏人会亲自动手砸碎佛像？为什么他们敢于从寺庙拆下木料去盖自己的房子？为什么寺庙里物品被他们毫不在乎地毁坏？又是为什么他们曾在那时大声地否定神灵、虐待喇嘛活佛而不怕遭到报应？在这些行动中，除了看到被蛊惑的疯狂以外，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一旦藏人认识到能够自己把握命运，就会以彻底解放的姿态抛弃千百年压在头顶的“来世”，他们是不是更愿意做现世的人而非来世的魂呢？
目前的一般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暴政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是一种事后的观点。以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难推断当初人民一定反对，是过高地估计了人民的理性和预见能力。实际上理性和预见能力正是人民最缺乏的。在中国内地，普通人民对官僚主义及当权者的不满，以及长期严厉管制所造成的压抑，使相当一部分人在文革初期是欢欣鼓舞地投入的。西藏也是一样。甚至在某些方面，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群众基础甚至比中国内地还充分。内地的文化大革命矛头所指主要是中共当权派，而在西藏，文化大革命既可以表达对中共当权派的不满，也可以发泄已经被煽动起来的对西藏传统社会的仇恨。群众获得解放的感觉是空前的。
固然，毛泽东并没有真的给藏人以解放和他允诺的“现世天堂”。前面已经谈了很多西藏人民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苦难。不过我们同时需要慎重地对待另一种判断：中共的统治不好，因此被中共打倒的西藏传统社会就是好的。即使在藏人对中共的信仰和敬畏已经荡然无存的今天，仍旧可以在一些藏人家里发现毛泽东的画像，与达赖和班禅的像挂在一起。共产党曾经给了“翻身农奴”解放的理想，即使没给他们真实的解放，那理想也已经在他们心中扎根，再也不能拔除。就像当年的朗生次仁拉姆在文革期间被抓去“隔离审查”前，对家人说出这样的话：“就是进了监狱，也比旧社会好。”［35］
总之，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宗教在西藏取得全胜。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和稳定。今天让中共经常寝食不安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藏人对汉人的态度也普遍融洽友好。而达赖喇嘛，那时默默无闻地呆在被人遗忘的角落，心里一定非常地寒冷。
注释
［1］图齐等，《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218。
［2］R.A.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页140。［3］白冰 新华社记者 《揭开达赖“善人”的真面目──再访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见《光明日报》1996年4月11日。
［4］埃德蒙·坎德勒(EdwudnCandler ，《拉萨真面目》(TheUnveilingofLhas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86-188。
［5］《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90。
［6］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85。
［7］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书店，1984年，页493─497。
［8］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193。
［9］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149。
［10］“汉蒙藏对话──民族问题座谈会”纪要，《北京之春》电子版54期。
［11］苗凡卒，《布达拉宫藏宝揭密》，载《雪域文化》1991年冬季号，页52。
［12］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211-212。
［13］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1。
［14］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3。
［15］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页23。
［16］李安宅，《李安宅藏学论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70。
［17］《中国人口·西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页57-58。
［18］《中国人口·西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页47-48。
［19］拉巴次仁、罗布次仁，《宗教、历史与民族精神》载《西藏青年论文选》页232。
［20］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63。
［21］王森，《宗喀巴传论》，载《西藏史研究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98-199。
［22］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47-348。
［23］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87。
［24］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379自印度事务部档案。
［25］江中·扎西多吉、降村班觉，《西藏文史资料·第六辑》，页43。
［26］黄慕松，《使藏纪程》，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79。
［27］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页36。
［28］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页33。
［29］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0。
［30］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1、133。
［31］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2。
［32］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页273。
［33］达瓦才仁，《谁在制造西藏的神话》，《北京之春》一九九七年二月号。
［34］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2。
［35］《雪域文化·1992年春季号》，页39。
［2］R.A.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页140。［3］白冰 新华社记者 《揭开达赖“善人”的真面目──再访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见《光明日报》1996年4月11日。
［4］埃德蒙·坎德勒(EdwudnCandler ，《拉萨真面目》(TheUnveilingofLhas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86-188。
［5］《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90。
［6］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85。
［7］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书店，1984年，页493─497。
［8］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193。
［9］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149。
［10］“汉蒙藏对话──民族问题座谈会”纪要，《北京之春》电子版54期。
［11］苗凡卒，《布达拉宫藏宝揭密》，载《雪域文化》1991年冬季号，页52。
［12］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211-212。
［13］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1。
［14］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3。
［15］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页23。
［16］李安宅，《李安宅藏学论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70。
［17］《中国人口·西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页57-58。
［18］《中国人口·西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页47-48。
［19］拉巴次仁、罗布次仁，《宗教、历史与民族精神》载《西藏青年论文选》页232。
［20］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63。
［21］王森，《宗喀巴传论》，载《西藏史研究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98-199。
［22］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47-348。
［23］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87。
［24］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379自印度事务部档案。
［25］江中·扎西多吉、降村班觉，《西藏文史资料·第六辑》，页43。
［26］黄慕松，《使藏纪程》，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79。
［27］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页36。
［28］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页33。
［29］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0。
［30］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1、133。
［31］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2。
［32］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页273。
［33］达瓦才仁，《谁在制造西藏的神话》，《北京之春》一九九七年二月号。
［34］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2。
［35］《雪域文化·1992年春季号》，页39。
1、新神之死
这一逆转的轮回首先是从中国内地开始。中共的造神运动不仅是在西藏进行，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在中国大陆掌权，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在整个中国一直在进行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
中国文化的核心在“家”──从家庭到家族到国家，“忠”、“孝”、“仁”、“义”是围绕“家”核心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从这四根支柱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体系。“忠”、“孝”、“仁”、“义”在上下纵横不同方向互为支撑，本是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共政权出于全能式专制统治的需要，把家庭和家族视为对其统治的威胁，从而对后三者进行了连根拔除式的摧毁，只保留了一个被推向极端的“忠”──把全体人民纳入唯一一个“大家庭”，忠于唯一一个“大家长”。毛泽东成了至高无上的神。
然而没有家族文化的完整底座支撑，“忠”到极端必会失衡。其走向是越来越要求只忠于那个独一无二的最高领袖，其它的任何“忠”统统都是不可容忍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对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权威“造反有理”的一次总攻，最后结果就是仅剩下一个“伟大领袖”和他指挥的“中央”。
毛泽东的撒手人寰带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那份权威 他生时不与任何人分享，死时也就不可能让任何人继承 。而被毛泽东两次打倒的邓小平在其身后发动的改革，就是从把毛拉下神坛开始的。那并非出自邓小平的民主意识，他当时面对的现实是，为了阻止他复出，他的政敌提出了以“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作为当时中共的政治纲领。那种把毛泽东继续奉为神的做法，使毛泽东扣在他头上的黑锅无法搬掉，他对中国的改造也因违反神谕而不能推行。因此他首先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讨论，最终让作为标准的“实践”审判毛泽东，把毛泽东从创造绝对真理的上帝变成被实践所嘲弄的“三七开”凡人。
把“实践”放在比毛泽东更高的位置，邓小平名正言顺地打倒了“凡是派”，获取了最高领导权。当时中共的权力体系尚主要由“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人组成，邓小平要改变文革路线，首先需要完成权力体系的更换，以文革的受害者取代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平反”。这除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否定文革导致的政治开明也起了重要作用，曾被“踩在脚下”的经历，使邓小平及其同僚的良心有所觉醒，对其它受迫害的人产生同病相怜感情，而不再像当年主持各种整人运动时那样无动于衷。在全国性平反运动中，当时担任中共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是主要主持者。他为建立邓小平的权力体系、肃清文革的既得利益者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被邓小平提拔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不难想象，作为有一定良心和道德，并且也受过同样迫害的个人，能亲自主持拨乱反正的过程，得到普天下的感恩戴德，是容易进入一种崇高和神圣、甚至是救世心境的。那不仅是胡耀邦一个人的心态，当时中共那些重新“恢复工作”的高层领导，都有同样的情结，由此肯定会影响当时中共的治国之道──包括有关西藏问题的决策。这是中共在西藏开展“拨乱反正”的内在因素。政治需要和良心反省相辅相成，使文革后的平反运动不断扩大，源自中国内地的对毛泽东的否定和清算，也随之延伸到了西藏。
“拨乱反正”对于俗世西藏自然是好事，但是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起到的作用却使中共在藏人心目中创造的新神陷入土崩瓦解。意识形态造就的神从时间上无法与文化造就的神匹敌，道理就在这里。意识形态造就的神尽管可能一时强大无比，似乎能将文化造就的神连根拔除，也确实能在一时迷惑和动员相当多的群众，但是意识形态变换无常，往往随着政权更迭而更迭。后来的掌权者为了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经常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前者，或像邓小平对毛泽东那样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随着意识形态遭到否定，不管那人造的神明原来显得多么强大，也就立刻被抽掉基础，失去了神灵的光辉。
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神必须是完整的。邓小平那些“辨证”的说法──此时的中共和彼时的中共不一样，既是同一个，又完全分得开，那样的道理对藏人是说不通的。中共不理解为什么它进行了“拨乱反正”，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给了藏人那么多自由和好处，却不但没有笼络到藏人的感激之心，反而遭到他们更多的仇恨和反对。也许可以这样来看，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既然是神，那就是不会有错误的。他可以不理解神为什么那样残暴凶狠，无端地对他进行惩罚，但神必定是有道理的，神不必解释，或即使解释也如听天书。神不要讨人欢心，让人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尤其是，神绝对不会自己说自己有错误。如果承认了自己有错，哪怕由此改正错误而使人的境况变得好得多，那也就不再是神而成了俗世的凡人，对其过去的一切残暴就统统可以表示不满并进行发泄了，而且也就有权利要求其认更多的错和要求其进行更多的补偿了。
以中共投资修复文革期间被毁坏的西藏寺庙为例，藏人丝毫不为此而领情，反倒把中共拿钱修庙，认为是承认毁灭西藏寺庙是中共所为，是为其罪过而付的赔偿。可想而知，既然是为罪过而付赔偿，那将是给得再多也不会换得满意的。
另外，意识形态的神缺乏神界能力，也是其难以持久取胜的原因之一。神是不死的，这是自古以来人对神的基本认识之一。对于没有世俗化身的神，反正谁也看不见，论定其不死性并不难，然而若是有世俗化身者，却不能解决其死亡与不死性之间的矛盾，其是否是神就成了问题。西藏宗教通过转世体系圆满地解决了这个矛盾，毛泽东却没有炮制那样一套体系。在他活着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他一旦死亡，躲不过去的疑问立刻就呈现出来。一度藏人曾自己为其寻找解释，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政客眼中是庸才一个，却能获得藏人的普遍崇拜，原因就在于华既然是毛泽东生前钦定的“接班人”，藏人就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视作了毛的化身──那种共产主义独裁者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与西藏宗教的转世在意象上是有暗合之处的。
然而，邓小平打倒了华国锋，那一方面使毛泽东时代中共在藏人心目中立起的新神再无化身可以依托，同时也使毛的神力因为不能转世而失去效力。他活着的时候，邓小平毫无反抗能力地被他踩在脚下，然而只要他一死，江山就变，老婆就被关进监狱，邓小平就爬上最高位置，反过来否定他的一切。这些明确的事实，在藏人具有天命意识的思维当中，只能是毛泽东神话的破产──不能转世就注定了他不会是神，顶多是一个入侵神界的大魔头。无论他一时显得多么厉害，不能转世则使其所有功力随其肉身死亡顿作飞灰，他最终还是得败于绵延不绝的西藏之神。
的确，没有了毛，中共还能靠谁来对抗世代生生不息的达赖喇嘛和西藏大地上数以百计可以不断死而复活的活佛呢？这一世达赖喇嘛在被毛泽东打得落荒而逃时，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雏儿”，现在却已成就一代伟人，无论是风度魅力、政治经验、国际威望，都已远超过中共后一辈领导人。此一时彼一时也。
中国文化的核心在“家”──从家庭到家族到国家，“忠”、“孝”、“仁”、“义”是围绕“家”核心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从这四根支柱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体系。“忠”、“孝”、“仁”、“义”在上下纵横不同方向互为支撑，本是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共政权出于全能式专制统治的需要，把家庭和家族视为对其统治的威胁，从而对后三者进行了连根拔除式的摧毁，只保留了一个被推向极端的“忠”──把全体人民纳入唯一一个“大家庭”，忠于唯一一个“大家长”。毛泽东成了至高无上的神。
然而没有家族文化的完整底座支撑，“忠”到极端必会失衡。其走向是越来越要求只忠于那个独一无二的最高领袖，其它的任何“忠”统统都是不可容忍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对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权威“造反有理”的一次总攻，最后结果就是仅剩下一个“伟大领袖”和他指挥的“中央”。
毛泽东的撒手人寰带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那份权威 他生时不与任何人分享，死时也就不可能让任何人继承 。而被毛泽东两次打倒的邓小平在其身后发动的改革，就是从把毛拉下神坛开始的。那并非出自邓小平的民主意识，他当时面对的现实是，为了阻止他复出，他的政敌提出了以“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作为当时中共的政治纲领。那种把毛泽东继续奉为神的做法，使毛泽东扣在他头上的黑锅无法搬掉，他对中国的改造也因违反神谕而不能推行。因此他首先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讨论，最终让作为标准的“实践”审判毛泽东，把毛泽东从创造绝对真理的上帝变成被实践所嘲弄的“三七开”凡人。
把“实践”放在比毛泽东更高的位置，邓小平名正言顺地打倒了“凡是派”，获取了最高领导权。当时中共的权力体系尚主要由“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人组成，邓小平要改变文革路线，首先需要完成权力体系的更换，以文革的受害者取代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平反”。这除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否定文革导致的政治开明也起了重要作用，曾被“踩在脚下”的经历，使邓小平及其同僚的良心有所觉醒，对其它受迫害的人产生同病相怜感情，而不再像当年主持各种整人运动时那样无动于衷。在全国性平反运动中，当时担任中共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是主要主持者。他为建立邓小平的权力体系、肃清文革的既得利益者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被邓小平提拔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不难想象，作为有一定良心和道德，并且也受过同样迫害的个人，能亲自主持拨乱反正的过程，得到普天下的感恩戴德，是容易进入一种崇高和神圣、甚至是救世心境的。那不仅是胡耀邦一个人的心态，当时中共那些重新“恢复工作”的高层领导，都有同样的情结，由此肯定会影响当时中共的治国之道──包括有关西藏问题的决策。这是中共在西藏开展“拨乱反正”的内在因素。政治需要和良心反省相辅相成，使文革后的平反运动不断扩大，源自中国内地的对毛泽东的否定和清算，也随之延伸到了西藏。
“拨乱反正”对于俗世西藏自然是好事，但是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起到的作用却使中共在藏人心目中创造的新神陷入土崩瓦解。意识形态造就的神从时间上无法与文化造就的神匹敌，道理就在这里。意识形态造就的神尽管可能一时强大无比，似乎能将文化造就的神连根拔除，也确实能在一时迷惑和动员相当多的群众，但是意识形态变换无常，往往随着政权更迭而更迭。后来的掌权者为了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经常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前者，或像邓小平对毛泽东那样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随着意识形态遭到否定，不管那人造的神明原来显得多么强大，也就立刻被抽掉基础，失去了神灵的光辉。
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神必须是完整的。邓小平那些“辨证”的说法──此时的中共和彼时的中共不一样，既是同一个，又完全分得开，那样的道理对藏人是说不通的。中共不理解为什么它进行了“拨乱反正”，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给了藏人那么多自由和好处，却不但没有笼络到藏人的感激之心，反而遭到他们更多的仇恨和反对。也许可以这样来看，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既然是神，那就是不会有错误的。他可以不理解神为什么那样残暴凶狠，无端地对他进行惩罚，但神必定是有道理的，神不必解释，或即使解释也如听天书。神不要讨人欢心，让人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尤其是，神绝对不会自己说自己有错误。如果承认了自己有错，哪怕由此改正错误而使人的境况变得好得多，那也就不再是神而成了俗世的凡人，对其过去的一切残暴就统统可以表示不满并进行发泄了，而且也就有权利要求其认更多的错和要求其进行更多的补偿了。
以中共投资修复文革期间被毁坏的西藏寺庙为例，藏人丝毫不为此而领情，反倒把中共拿钱修庙，认为是承认毁灭西藏寺庙是中共所为，是为其罪过而付的赔偿。可想而知，既然是为罪过而付赔偿，那将是给得再多也不会换得满意的。
另外，意识形态的神缺乏神界能力，也是其难以持久取胜的原因之一。神是不死的，这是自古以来人对神的基本认识之一。对于没有世俗化身的神，反正谁也看不见，论定其不死性并不难，然而若是有世俗化身者，却不能解决其死亡与不死性之间的矛盾，其是否是神就成了问题。西藏宗教通过转世体系圆满地解决了这个矛盾，毛泽东却没有炮制那样一套体系。在他活着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他一旦死亡，躲不过去的疑问立刻就呈现出来。一度藏人曾自己为其寻找解释，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政客眼中是庸才一个，却能获得藏人的普遍崇拜，原因就在于华既然是毛泽东生前钦定的“接班人”，藏人就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视作了毛的化身──那种共产主义独裁者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与西藏宗教的转世在意象上是有暗合之处的。
然而，邓小平打倒了华国锋，那一方面使毛泽东时代中共在藏人心目中立起的新神再无化身可以依托，同时也使毛的神力因为不能转世而失去效力。他活着的时候，邓小平毫无反抗能力地被他踩在脚下，然而只要他一死，江山就变，老婆就被关进监狱，邓小平就爬上最高位置，反过来否定他的一切。这些明确的事实，在藏人具有天命意识的思维当中，只能是毛泽东神话的破产──不能转世就注定了他不会是神，顶多是一个入侵神界的大魔头。无论他一时显得多么厉害，不能转世则使其所有功力随其肉身死亡顿作飞灰，他最终还是得败于绵延不绝的西藏之神。
的确，没有了毛，中共还能靠谁来对抗世代生生不息的达赖喇嘛和西藏大地上数以百计可以不断死而复活的活佛呢？这一世达赖喇嘛在被毛泽东打得落荒而逃时，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雏儿”，现在却已成就一代伟人，无论是风度魅力、政治经验、国际威望，都已远超过中共后一辈领导人。此一时彼一时也。
2、 “变天”
邓小平上台，改变了中共统治中国的基本方针，放弃了意识形态教条和阶级斗争，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治国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之上。这种改变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其巨大，西藏社会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
毛泽东时代，中共以阶级划分瓦解了西藏民族的一体性，使西藏下层社会从上层社会的控制下分离出来，成为其在西藏的同盟者。邓小平放弃阶级路线，对人而言是好事，从中共统治西藏的角度，却因此失去了分化藏民族的依据，藏人也就必然被其复活了的传统文化重新整合，再度凝聚为一体的“民族”。
随着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斗争领主、砸寺庙过程中事事冲在前面的藏人“积极分子”对中共已经没有用处，成为过时人物。他们当年大多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公社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原来的职位和地位 包括特权 ，成为普通农牧民，其中不少人落入贫困和年老无靠的状况。在经济相对活跃的中国内地，公社解散后的生产队干部虽然也得自谋出路，但他们凭着过去积累的社会关系，不少人发财致富照样走在前面，保持着出人头地的地位。西藏的生产队干部却和当地老百姓一样，被自然经济所封闭，以往的资历没留下任何优势。根据西藏中共党委组织部的调查，当年的“积极分子”现在大多沦为最贫困阶层。除此之外，他们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今天，还承担着被同族人视为叛徒的重负。他们遭到中共遗忘和冷落，不但不会得到同情，反而成为乡亲们的笑柄。他们凄凉的下场成为对藏人的告诫──这就是跟着中共的下场。
邓小平推行农村经济改革，基本方法是以化公为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把原本属于公社的土地和牲畜以“大包干”形式分给农牧民，的确可以使农牧生产得到很大提高。但是这副灵丹妙药也带来一个共生的结果──贫富分化。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德斯坦作为第一个得到中国政府允许进入西藏进行长期研究的西方学者，在西藏西部牧区的帕拉乡进行了十六个月的调查，其研究也包括了改革政策导致的贫富分化状况。
一九八一年，所有的帕拉牧民几乎同时起步，人均占有牲畜至少三十九头。而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人牲畜数量增多了，另外一部分的则明显减少，又出现了贫穷和富有的牧民。每人占有的牲畜量以○到一五四头不等......一九八一年，八十八％的家庭每人占有三十-四九头牲畜，而到一九八八年只有三十七％的家有那么多。而且，一九八一年没有少于三十头牲口的家庭，一九八八年已有三十八％的家低于那个数字。一九八一年，只有十二％的家庭有五十头以上的牲畜，一九八八年已达到二十五％。一九八八年，十％的家庭有九十头以上的牲畜。这种经济分化的结果是，一九八八年帕拉十六％较富的人拥有三十三％的牲畜，而较穷的三十三％的人口只拥有十七％的牲畜。一九八一年，公社划定的生活标准和牲畜的平均分配，缩小了这个地区旧社会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但是，过去的七年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导致了牲畜逐渐集中到一小部分新富起来的家庭，再次出现了一个几乎没有牲畜的家庭阶层。
这些“新穷人”靠给富有的牧民干活维持基本生活。一些新富人现在像旧社会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规律地雇用牧民、挤奶工、以及仆人......也有短期的零活。如纺羊毛，梳理山羊绒，屠宰牲畜，修剪草坪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帕拉新的经济政策尤其使从前较富的阶层受益，比如，那些在文革中财产被没收或是遭到严重歧视的人。现在拥有七十头以上牲畜的六户人家中，四户 六十六％ 属于这个阶层。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虽然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也过得很好。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相当一部分现在很穷或属于中低阶层。
......福利救济对于使一些家庭免于彻底败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一九八七年，十户人家 十八% 从县里得到了救济。有趣的是，一九八七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1］
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过去的穷人重新穷下去，不管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这种现象产生的心理影响，肯定会让具有强烈宿命感的藏人感到其中暗含的天意。
在当年紧跟中共的下层“积极分子”遭抛弃的同时，当年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上层人士，又重新被中共待为上宾。放弃阶级路线，就只能把西藏当作一个民族整体对待。而在这种面对民族而非阶级的治理方式中，上层的作用显然就远大于下层，原本被打倒的上层就必然重新成为中共的“统战”对象。
为了重新拉拢西藏上层，中共归还了原来没收他们的房产，或是进行赎买或给予赔偿。当年的贵族、头人和活佛被请进人大、政协等机关任职，出席各种仪式庆典，参加社会活动，领取政府发的工资或津贴。例如一九五九年拉萨事件时担任西藏“叛军”司令的拉鲁，在中共监狱里被关押了二十年，邓小平上台后被释放。现在他本人是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也当上了政府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虽然中共不会把实权交给旧西藏上层人士，让他们担任的职务仅属荣誉性的，但是对于重视荣誉和仪式的藏人，足以从一方被抛弃、一方受礼遇的对比中看到变天的征兆。
毛泽东宗教的崩溃，使西藏传统宗教以席卷之势回复。传统宗教虽然曾遭到严厉禁绝，但是远没有被消灭，也不可能被消灭。它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基础绝非意识形态可以比拟，一旦解禁，反而会在藏人感情深处呼唤出比以往更强烈的皈依渴望，形成加倍反弹。中共在西藏实行开明政策之始，以为允许并且促进西藏宗教的恢复就会博得藏人感激之心，不惜用国家财政拨款重建西藏那些被毁坏的寺庙。有关材料统计，从一九八○年到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和下属七个地区，共拨款二·六亿元用于修复寺庙。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县级财政的拨款。在西藏自治区以外，川滇甘青四省对下辖藏区的宗教建设亦给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拨款。为了促进西藏宗教的恢复，西藏当时的中共书记伍精华曾经身着藏装，参加在拉萨举行的宗教大法会。那场面通过电视传播，使传统宗教的气势大增，也使那些企图守住阵地的中共干部们陷入沮丧和混乱。
不过，承认禁绝西藏宗教是犯了错误，那是不能用钱弥补的。宗教既是西藏人的生命核心，如果出于神界轮回去毁灭旧宗教，他们可以接受，甚至可以为表示对新宗教的效忠而积极参与毁灭旧宗教。但是有一天却突然告诉他们，新宗教原本并不存在，那只是一个不幸的错误，现在需要改正，那些曾经亲自去砸过庙、亵渎过传统宗教、摧残过自己生命之核心的藏人，他们感到的被耍弄、以及由此生出的愤恨，难道是可以用钱平息的吗？
当被中共从监狱放出重新担任“统战”工具的十世班禅喇嘛在哲蚌寺宣布中共要做的赔偿时，一个僧人站起来打断他说：“别指望我们会对此感激不尽。中国人破坏了我们许多东西，赔偿算不了什么。”［2］在毛泽东时代，说这话的下场可能是被枪毙，那位僧人却没有被怎么样。然而这种宽容同样不会被感激，只能被当作是犯错者的理屈和心虚。藏人是不管共产党内部那些派别或路线的区别的，他们甚至不考虑共产党、国民党或清朝皇帝之间的不同，他们只用一个概念──“中国人”统一地记帐。
中共对此开始醒悟时已经晚了，虽然它撤掉了穿藏服参加法会的西藏书记，宣布对西藏宗教不能“放任自流”，加强了控制，但是垮掉的新神已不能重立，西藏传统宗教的恢复也已不可阻挡。中共在一九八四年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曾定“在八十年代末逐步恢复到两百座左右的寺庙”［3］。结果远远超出那个数字。到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区修复开放的寺庙为一千四百八十座，一九九四年八月的统计的数字为一千七百八十七座。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对比，昌都地区文革以前只有五十六座寺庙，一九九○年则有寺庙八十六座、拉康八十六个、宗教活动点一百二十一个、日措三十七处，共计三百三十处［4］。整个西藏的僧尼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一九九四年八月的统计的数字为四万六千四百人 其中和尚四万二千五百人，尼姑三千九百人 ，达到西藏总人口二%。藏北索县西昌乡一千九百多人，有一百八十多个和尚和尼姑［5］，比例接近十%。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大量未经政府批准自行出家的僧人。
除了重建寺庙，吸收僧众，传统宗教还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西藏的民间社会。毛时代的中共政权通过一元化组织系统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全能控制，民间社会基本被扼杀。随着公社解体，推行家庭承包制，中共也就失去了对基层的控制，基层党政组织普遍衰落1，给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释放出很大的自由空间。这一点，中国内地的情况也差不多，但是被释放的自由空间怎么填充，西藏与中国内地却大不一样。
在中国内地，民间社会的根基几乎已经被中共铲除干净，决非短时间可以恢复，甚至很多成分永远不可再现，因此社会成员获得的自由往往表现为混乱无序、政令不行、人心涣散、治安恶化......那种失控缺乏组织性和同一性，形不成集中的破坏力量，除了造成混乱，一般不可能形成对政权的威胁。西藏的民间社会虽然也曾被中共政权全面取代，但由于时间相对短暂──西藏一九六五年开始试办公社，一九七五年全面完成公社化，一九八○年公社即开始解散──民间社会的基础远未消亡，而且那基础首先是西藏传统宗教。中共基层组织一涣散，宗教势力立刻占据其让出的空间，成为西藏民间社会的整合力量，与中共基层政权分庭抗礼。
今天，中共原本营造的国家至上的气势已基本丧失，活佛说话远比党政官员说话管用。丁青县的中共县委书记对我形容，在他那里，活佛说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林彪在文革期间吹捧毛泽东时说的话。因此他们经常需要请求活佛在对藏民百姓讲经时加进政府的意图──如政府号召消灭破坏草场的老鼠，不杀生的藏民不会接受，而活佛表示此事可做，藏民就不再拒绝。西藏党政官员往往把利用宗教人士做成自己做不到的事看作是“统战”成果而得意，其实往深看，那实在是中共政权的一种危险。
西藏宗教恢复了对藏人的精神统治，必然也就可以同时地获得实际生活中的众多特权。百姓的供奉使寺庙财力经常可以与有国家财政支持的当地政府匹敌，不少县乡政府在财政困难时甚至需要向寺庙借钱。还有些寺庙恢复了达赖时代的宗教特权，如藏北索县的寺庙明令，禁止在寺庙附近骑马、唱歌等“七不准”。
西藏传统宗教的蓬勃回潮，还有一个因素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凡是当年追随中共的藏人，在重新复兴的传统宗教面前，都意味着对自己的民族和神灵有过背叛，从而在西藏宗教的恐怖世界中将面临惩罚。中共强盛时期曾裹挟了很多藏人，能在那时保持忠于传统宗教的纯洁性是非常困难的。当他们发现毛泽东原来只是随风而逝的幻影，本民族的不朽之神又在废墟上显现，他们对过去的背叛不禁恐惧之极。他们所能做的，一是回避过去那段历史，或是将责任全盘推给中共和汉人，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被逼无奈；再者就是以对传统宗教的加倍虔诚和狂热进行“赎罪”，以平衡内心的恐惧。对过去的罪孽越恐惧，赎罪就往往越积极。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重修寺庙最卖力的人，往往也是文革时砸庙的带头者或主要参与者。
西藏的天在变，世界的天也在变。九十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使许多西藏人──尤其是西藏社会的精英阶层──开始考虑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独立战士重返西藏的可能性，也许那一天已经不那么遥远。毛泽东时代，藏人不管心里对北京的统治怎样想，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共对西藏的统治会动摇，想获得自身利益，或至少保住自身安全，只有紧跟中共。而现在，“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则有了疑问。即使在中共政权中身居高位的藏人新贵们，也开始考虑对未来重新下注。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一位官至厅长的西藏官员去印度访问时，曾秘密拜会达赖喇嘛表示忠心。脚踩两只船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聪明”策略。藏人中共高级干部安排子女与旧西藏贵族子女联姻成为拉萨上层社会的风气。旧贵族通过这种联姻得到现实好处，新权贵则是为将来一旦达赖复辟而多一把保护伞。藏人新权贵还往往对自己的子女进行分别培养──一个送到中共专门培养少数民族权贵的“中央民族大学”，一个送到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办的学校去“留学”，颇像当年蒋介石把一个儿子 蒋经国 送到共产主义苏联、另一个儿子 蒋纬国 送到纳粹德国去分别培养。这是一种两手准备，无论将来风往哪边吹，都可以左右迂回，能进能退。西藏中共党委后来不得不专门发文件，勒令凡把孩子送到印度去读书的干部限期把子女召回。
脚踏两只船并非全部出于投机目的，中共政权中的藏人官员也有不少是在“洗刷”自己的过去。如果有朝一日真变了天，死心塌地跟随中共的人一定会被当作“藏奸”清算。他们之所以能当中共的高官，肯定已经为中共效了很多劳，将来可以被清算的帐是很多的。西藏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恐惧，不如现在就开始自觉地“将功赎罪”，以获得达赖一边的“谅解”。那些人往往迫不及待地表现自己的民族性，主动扮演民族代言人的角色，挑动民族情绪，以种种方式表达其对汉人的憎恶与排斥。
虽然中共的理论没有变，做主人的姿态没有变，然而通过现实生活，西藏普通老百姓已经清楚地感觉中共再不如过去那般强大，旧时代正在悄悄地以某种方式返回。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按照这种变化调整行为方式。丁青县一位在西藏基层呆了二十多年的干部给我讲了一个小变化：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而老爷们的腰杆又像过去一样挺直了。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微妙，并非有人强迫，也未曾有人明说，完全是自觉的。虽然旧时代并没有真地回来，但是社会氛围已经变化，农奴们敏感地意识到还是早点缩头为好，那也是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挺胸抬头表示悔过。
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大变迁。
毛泽东时代，中共以阶级划分瓦解了西藏民族的一体性，使西藏下层社会从上层社会的控制下分离出来，成为其在西藏的同盟者。邓小平放弃阶级路线，对人而言是好事，从中共统治西藏的角度，却因此失去了分化藏民族的依据，藏人也就必然被其复活了的传统文化重新整合，再度凝聚为一体的“民族”。
随着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斗争领主、砸寺庙过程中事事冲在前面的藏人“积极分子”对中共已经没有用处，成为过时人物。他们当年大多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公社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原来的职位和地位 包括特权 ，成为普通农牧民，其中不少人落入贫困和年老无靠的状况。在经济相对活跃的中国内地，公社解散后的生产队干部虽然也得自谋出路，但他们凭着过去积累的社会关系，不少人发财致富照样走在前面，保持着出人头地的地位。西藏的生产队干部却和当地老百姓一样，被自然经济所封闭，以往的资历没留下任何优势。根据西藏中共党委组织部的调查，当年的“积极分子”现在大多沦为最贫困阶层。除此之外，他们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今天，还承担着被同族人视为叛徒的重负。他们遭到中共遗忘和冷落，不但不会得到同情，反而成为乡亲们的笑柄。他们凄凉的下场成为对藏人的告诫──这就是跟着中共的下场。
邓小平推行农村经济改革，基本方法是以化公为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把原本属于公社的土地和牲畜以“大包干”形式分给农牧民，的确可以使农牧生产得到很大提高。但是这副灵丹妙药也带来一个共生的结果──贫富分化。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德斯坦作为第一个得到中国政府允许进入西藏进行长期研究的西方学者，在西藏西部牧区的帕拉乡进行了十六个月的调查，其研究也包括了改革政策导致的贫富分化状况。
一九八一年，所有的帕拉牧民几乎同时起步，人均占有牲畜至少三十九头。而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人牲畜数量增多了，另外一部分的则明显减少，又出现了贫穷和富有的牧民。每人占有的牲畜量以○到一五四头不等......一九八一年，八十八％的家庭每人占有三十-四九头牲畜，而到一九八八年只有三十七％的家有那么多。而且，一九八一年没有少于三十头牲口的家庭，一九八八年已有三十八％的家低于那个数字。一九八一年，只有十二％的家庭有五十头以上的牲畜，一九八八年已达到二十五％。一九八八年，十％的家庭有九十头以上的牲畜。这种经济分化的结果是，一九八八年帕拉十六％较富的人拥有三十三％的牲畜，而较穷的三十三％的人口只拥有十七％的牲畜。一九八一年，公社划定的生活标准和牲畜的平均分配，缩小了这个地区旧社会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但是，过去的七年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导致了牲畜逐渐集中到一小部分新富起来的家庭，再次出现了一个几乎没有牲畜的家庭阶层。
这些“新穷人”靠给富有的牧民干活维持基本生活。一些新富人现在像旧社会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规律地雇用牧民、挤奶工、以及仆人......也有短期的零活。如纺羊毛，梳理山羊绒，屠宰牲畜，修剪草坪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帕拉新的经济政策尤其使从前较富的阶层受益，比如，那些在文革中财产被没收或是遭到严重歧视的人。现在拥有七十头以上牲畜的六户人家中，四户 六十六％ 属于这个阶层。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虽然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也过得很好。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相当一部分现在很穷或属于中低阶层。
......福利救济对于使一些家庭免于彻底败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一九八七年，十户人家 十八% 从县里得到了救济。有趣的是，一九八七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1］
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过去的穷人重新穷下去，不管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这种现象产生的心理影响，肯定会让具有强烈宿命感的藏人感到其中暗含的天意。
在当年紧跟中共的下层“积极分子”遭抛弃的同时，当年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上层人士，又重新被中共待为上宾。放弃阶级路线，就只能把西藏当作一个民族整体对待。而在这种面对民族而非阶级的治理方式中，上层的作用显然就远大于下层，原本被打倒的上层就必然重新成为中共的“统战”对象。
为了重新拉拢西藏上层，中共归还了原来没收他们的房产，或是进行赎买或给予赔偿。当年的贵族、头人和活佛被请进人大、政协等机关任职，出席各种仪式庆典，参加社会活动，领取政府发的工资或津贴。例如一九五九年拉萨事件时担任西藏“叛军”司令的拉鲁，在中共监狱里被关押了二十年，邓小平上台后被释放。现在他本人是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也当上了政府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虽然中共不会把实权交给旧西藏上层人士，让他们担任的职务仅属荣誉性的，但是对于重视荣誉和仪式的藏人，足以从一方被抛弃、一方受礼遇的对比中看到变天的征兆。
毛泽东宗教的崩溃，使西藏传统宗教以席卷之势回复。传统宗教虽然曾遭到严厉禁绝，但是远没有被消灭，也不可能被消灭。它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基础绝非意识形态可以比拟，一旦解禁，反而会在藏人感情深处呼唤出比以往更强烈的皈依渴望，形成加倍反弹。中共在西藏实行开明政策之始，以为允许并且促进西藏宗教的恢复就会博得藏人感激之心，不惜用国家财政拨款重建西藏那些被毁坏的寺庙。有关材料统计，从一九八○年到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和下属七个地区，共拨款二·六亿元用于修复寺庙。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县级财政的拨款。在西藏自治区以外，川滇甘青四省对下辖藏区的宗教建设亦给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拨款。为了促进西藏宗教的恢复，西藏当时的中共书记伍精华曾经身着藏装，参加在拉萨举行的宗教大法会。那场面通过电视传播，使传统宗教的气势大增，也使那些企图守住阵地的中共干部们陷入沮丧和混乱。
不过，承认禁绝西藏宗教是犯了错误，那是不能用钱弥补的。宗教既是西藏人的生命核心，如果出于神界轮回去毁灭旧宗教，他们可以接受，甚至可以为表示对新宗教的效忠而积极参与毁灭旧宗教。但是有一天却突然告诉他们，新宗教原本并不存在，那只是一个不幸的错误，现在需要改正，那些曾经亲自去砸过庙、亵渎过传统宗教、摧残过自己生命之核心的藏人，他们感到的被耍弄、以及由此生出的愤恨，难道是可以用钱平息的吗？
当被中共从监狱放出重新担任“统战”工具的十世班禅喇嘛在哲蚌寺宣布中共要做的赔偿时，一个僧人站起来打断他说：“别指望我们会对此感激不尽。中国人破坏了我们许多东西，赔偿算不了什么。”［2］在毛泽东时代，说这话的下场可能是被枪毙，那位僧人却没有被怎么样。然而这种宽容同样不会被感激，只能被当作是犯错者的理屈和心虚。藏人是不管共产党内部那些派别或路线的区别的，他们甚至不考虑共产党、国民党或清朝皇帝之间的不同，他们只用一个概念──“中国人”统一地记帐。
中共对此开始醒悟时已经晚了，虽然它撤掉了穿藏服参加法会的西藏书记，宣布对西藏宗教不能“放任自流”，加强了控制，但是垮掉的新神已不能重立，西藏传统宗教的恢复也已不可阻挡。中共在一九八四年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曾定“在八十年代末逐步恢复到两百座左右的寺庙”［3］。结果远远超出那个数字。到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区修复开放的寺庙为一千四百八十座，一九九四年八月的统计的数字为一千七百八十七座。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对比，昌都地区文革以前只有五十六座寺庙，一九九○年则有寺庙八十六座、拉康八十六个、宗教活动点一百二十一个、日措三十七处，共计三百三十处［4］。整个西藏的僧尼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一九九四年八月的统计的数字为四万六千四百人 其中和尚四万二千五百人，尼姑三千九百人 ，达到西藏总人口二%。藏北索县西昌乡一千九百多人，有一百八十多个和尚和尼姑［5］，比例接近十%。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大量未经政府批准自行出家的僧人。
除了重建寺庙，吸收僧众，传统宗教还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西藏的民间社会。毛时代的中共政权通过一元化组织系统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全能控制，民间社会基本被扼杀。随着公社解体，推行家庭承包制，中共也就失去了对基层的控制，基层党政组织普遍衰落1，给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释放出很大的自由空间。这一点，中国内地的情况也差不多，但是被释放的自由空间怎么填充，西藏与中国内地却大不一样。
在中国内地，民间社会的根基几乎已经被中共铲除干净，决非短时间可以恢复，甚至很多成分永远不可再现，因此社会成员获得的自由往往表现为混乱无序、政令不行、人心涣散、治安恶化......那种失控缺乏组织性和同一性，形不成集中的破坏力量，除了造成混乱，一般不可能形成对政权的威胁。西藏的民间社会虽然也曾被中共政权全面取代，但由于时间相对短暂──西藏一九六五年开始试办公社，一九七五年全面完成公社化，一九八○年公社即开始解散──民间社会的基础远未消亡，而且那基础首先是西藏传统宗教。中共基层组织一涣散，宗教势力立刻占据其让出的空间，成为西藏民间社会的整合力量，与中共基层政权分庭抗礼。
今天，中共原本营造的国家至上的气势已基本丧失，活佛说话远比党政官员说话管用。丁青县的中共县委书记对我形容，在他那里，活佛说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林彪在文革期间吹捧毛泽东时说的话。因此他们经常需要请求活佛在对藏民百姓讲经时加进政府的意图──如政府号召消灭破坏草场的老鼠，不杀生的藏民不会接受，而活佛表示此事可做，藏民就不再拒绝。西藏党政官员往往把利用宗教人士做成自己做不到的事看作是“统战”成果而得意，其实往深看，那实在是中共政权的一种危险。
西藏宗教恢复了对藏人的精神统治，必然也就可以同时地获得实际生活中的众多特权。百姓的供奉使寺庙财力经常可以与有国家财政支持的当地政府匹敌，不少县乡政府在财政困难时甚至需要向寺庙借钱。还有些寺庙恢复了达赖时代的宗教特权，如藏北索县的寺庙明令，禁止在寺庙附近骑马、唱歌等“七不准”。
西藏传统宗教的蓬勃回潮，还有一个因素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凡是当年追随中共的藏人，在重新复兴的传统宗教面前，都意味着对自己的民族和神灵有过背叛，从而在西藏宗教的恐怖世界中将面临惩罚。中共强盛时期曾裹挟了很多藏人，能在那时保持忠于传统宗教的纯洁性是非常困难的。当他们发现毛泽东原来只是随风而逝的幻影，本民族的不朽之神又在废墟上显现，他们对过去的背叛不禁恐惧之极。他们所能做的，一是回避过去那段历史，或是将责任全盘推给中共和汉人，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被逼无奈；再者就是以对传统宗教的加倍虔诚和狂热进行“赎罪”，以平衡内心的恐惧。对过去的罪孽越恐惧，赎罪就往往越积极。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重修寺庙最卖力的人，往往也是文革时砸庙的带头者或主要参与者。
西藏的天在变，世界的天也在变。九十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使许多西藏人──尤其是西藏社会的精英阶层──开始考虑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独立战士重返西藏的可能性，也许那一天已经不那么遥远。毛泽东时代，藏人不管心里对北京的统治怎样想，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共对西藏的统治会动摇，想获得自身利益，或至少保住自身安全，只有紧跟中共。而现在，“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则有了疑问。即使在中共政权中身居高位的藏人新贵们，也开始考虑对未来重新下注。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一位官至厅长的西藏官员去印度访问时，曾秘密拜会达赖喇嘛表示忠心。脚踩两只船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聪明”策略。藏人中共高级干部安排子女与旧西藏贵族子女联姻成为拉萨上层社会的风气。旧贵族通过这种联姻得到现实好处，新权贵则是为将来一旦达赖复辟而多一把保护伞。藏人新权贵还往往对自己的子女进行分别培养──一个送到中共专门培养少数民族权贵的“中央民族大学”，一个送到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办的学校去“留学”，颇像当年蒋介石把一个儿子 蒋经国 送到共产主义苏联、另一个儿子 蒋纬国 送到纳粹德国去分别培养。这是一种两手准备，无论将来风往哪边吹，都可以左右迂回，能进能退。西藏中共党委后来不得不专门发文件，勒令凡把孩子送到印度去读书的干部限期把子女召回。
脚踏两只船并非全部出于投机目的，中共政权中的藏人官员也有不少是在“洗刷”自己的过去。如果有朝一日真变了天，死心塌地跟随中共的人一定会被当作“藏奸”清算。他们之所以能当中共的高官，肯定已经为中共效了很多劳，将来可以被清算的帐是很多的。西藏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恐惧，不如现在就开始自觉地“将功赎罪”，以获得达赖一边的“谅解”。那些人往往迫不及待地表现自己的民族性，主动扮演民族代言人的角色，挑动民族情绪，以种种方式表达其对汉人的憎恶与排斥。
虽然中共的理论没有变，做主人的姿态没有变，然而通过现实生活，西藏普通老百姓已经清楚地感觉中共再不如过去那般强大，旧时代正在悄悄地以某种方式返回。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按照这种变化调整行为方式。丁青县一位在西藏基层呆了二十多年的干部给我讲了一个小变化：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而老爷们的腰杆又像过去一样挺直了。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微妙，并非有人强迫，也未曾有人明说，完全是自觉的。虽然旧时代并没有真地回来，但是社会氛围已经变化，农奴们敏感地意识到还是早点缩头为好，那也是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挺胸抬头表示悔过。
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大变迁。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