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编者按：博讯曾经报道解放军内买官卖官严重，野战军县团级以上的职务几乎都被高干子弟、军人子弟和关系户子女垄断，平民出身的军人，不管你有多优秀，要想升至野战军的县团级是很难的，而在解放军正师级大校以上军官中，高干和军人子弟几乎占了84%，这个比例里还不包括无法统计的将军的女婿们。这些天，博讯收到了大量来自军队内部的邮件，但由于大多内容无法证实，并未登出。这次收到的来自总政治部少将的来信，由于他以前大校的时候就和博讯有联系，当时他为升官苦恼，最后决定花费借来的80万“搞定”一位老将军的女婿，算是升上了将军行列。他在来信中透露一些新的情况，编辑删除了一些可能暴露他的身份，以及有可能泄露国家机密的内容，刊登如下】
一位去过河南与陕西接新兵的老乡回来，带给我六瓶茅台，十八条中华香烟，我说，你也搞腐败，是不是看到我升少将了，想巴结我？他说，下去接兵，人家送的，我用不了。我才不想升将军，要是升将军了，还有机会去接新兵？ (博讯 boxun.com)
我问他，接新兵也能受礼？他神秘地说，首长，亏你还是将军，你知道嘛，现在一个新兵，在陕西的平均价钱是3万元人民币，在河南是2万5千元，女兵的价钱更高，最高的达到18万一个指标。(boxun.com)
我一下子没有听懂，你这是什么意思？谁给谁钱？只听说国民党当时拉壮丁，难道我们还招不到兵？少校说，你搞反了，是那些想送孩子当兵的人送钱给征兵办，征兵办送礼给我们。他解释说，由于就业率很低，军队的待遇很好，而且当几年兵后如果升上去，过几年转业就有了保障。所以，现在想送孩子当兵的很多，至于一些女兵，很多是送到一些舒服的机关为当官的服务的，机遇更多。
我问他，要当兵就当兵，用得着送钱？他说，自从征兵的权力被下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的腐败也渗透进征兵工作中，你想当兵，只要不送钱，不管你多健康，绝对过不了关。但只要你送钱，哪怕你是傻子和弱智，也能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里。他随即告诉我，我们每年都招收大量残疾、弱智和其他不合条件的新兵入伍，但知道我们要复查，所以地方上收到巨额金钱的家伙也会分一些给我们。我不想当将军，只求你在权限范围内，永远让我负责到各地接收新兵。但他也强调，不能到沿海地区，特别是深圳那些地方，在那里，没有人愿意当兵。
其实，这些事我也听说过一些，但由自己最信任的老乡口里亲口说出来，而且，他竟然好像一点也不怕我翻脸去举报他，让我觉得很悲哀。想一想，就在上次送钱升官的时候，我也临时向他借过六万元（后来很快就还了）。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到，这个国家不像一个国家，这个军队又何来一个军队的样子？
可是，虽然现在军队几乎都被高干和将军的子弟把持着，而且，又涌进了那么多花钱买来的军人，我要说的是，整个军队，仍然是普通老百姓在卖力，这个国家真要打仗，还得靠我们。不过，我猜中央高层也知道今中国解放军的状况，如果真要打仗，这个政权一夜之间就会土崩瓦解，因为那些高干和将军子弟早就把大笔财产转移到海外，而那些花钱买军服的人，会去为你卖命吗？
看到吉尔吉斯发生骚乱，军队一夜之间反目，我很有感触，如果中国发生反对派骚乱，军队真会站在当今当权者一边吗？20年前六四屠杀之前，几乎每一个进城的军队的军官都发生了异心，当时邓小平就发现，那些军长师长都不是高干子弟，那可是他在俞正声弟弟叛逃美国后做出的决定（不再信任高高子弟），后来他就在江泽民当政的时候告诫，还是要培养自己的人，至少在军队里要使用自己的孩子更放心。
但是，即便如此，如果中国现在发生骚乱，那些“将军们”也许会下令屠杀，但他们得记住，军队的灵魂，始终是穷苦的人民和有抱负的人，当他们有钱和子弹的时候，他们不一定会听你的。我们被这个腐败的体制压制得受不了，也受够了。等到有那么一天，只要有人振臂一呼，我们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boxun.com)
给博讯写信，是因为我知道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都有专门人员盯住博讯，我希望他们看到我的信，不用追查我是谁，他们只要去检查一下今年从河南和陕西招收上来的军人（包括武警部队）的身体健康，就知道，那里几乎达到三分之一不合格的新兵是如何招收进来的。同时，他们不仿公布一下解放军四总部中正师级以上军官的家庭背景。让民众看看，他们除了把国家的资产收归自己之外，也把枪杆子闹闹抓在手里。
2010年4月18日星期日
墓碑（十九之2）
四、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干部强迫命令和特殊化，本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又是对农民实行专制的具体表现。在大饥荒期间，除了饥饿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计其数。在本书各省的章节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只重点介绍一下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发生的“上海奉贤县问题”。
1958年6、7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就发生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因而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据调查，被活活打死的农民有4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死的有95人，昼夜连续劳动不准休息而累死的131人，生病不准请医治而导致死亡的205人，不准父母请假、使生病儿童失去护理而致死亡的411人，其它因严重强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114人。共计960人。仅奉贤公社（县委的重点社）一个社，被直接或间接逼死的群众，就达364人。经初步调查，公社党委副书记、正副社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捆绑、吊、打、关过农民的就有55人，占上述干部总数的50％，被他们亲手捆绑、吊、打、关过的农民有329人，被他们直接逼死的农民有29人。
10月间，县委领导人王文忠、李少峰等又提出“向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地、富、反、坏分子作斗争”的口号，普遍发生乱斗中农乱撤干部的现象。经县委排队准备斗争、撤职的干部有1800多人（占干部总数近20％），其中725人已被斗争后撤职。被戴上“富裕中农”帽子（实际上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而斗争或劳改的农民，约4000人左右。
10月下旬，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产营都普遍设立了所谓“劳改队”，被劳改的农民就有2400多人，此外集训了2000多人。有的“劳改队”还定了各种“处罚条例”，动辄加以严刑拷打。县公安局还举办了“儿童集训班”，集训了200多名儿童。进入集训班的儿童大都10岁左右，最小的仅6岁。“儿童集训班”规定不准哭，不准笑，不准玩，不准讲话，违者就受到吊打、脚踢、罚站、罚跪，用针剌手心、用手铐铐（小手小，双手铐在一个圈里），用手枪对准脑袋等种种摧残手段进行折磨。
11月间，该县在消灭红铃虫的工作中，认为放过棉花的房子都有红铃虫，就将放过棉花的2131间房子烧掉。此外，在“拆屋并村”时，又拆掉房屋2146间。被拆房屋的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的淋雨受冻、气愤发疯，有的叫苦连天，碰头打滚。在深耕秋播中，强迫群众将已经成熟、即将收获的棉花78891亩统统翻掉。在兴修水利时，为了铺设运土方的四轮车木轨道，将全县9000多台织布机全部拆掉，连社员的门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还挖出了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掘墓时既不征得墓主的同意，对尸骨也不作善后处理。
奉贤县的问题虽然很突出，但不是个别的。不管是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山东省，还是远在大西南的云南省泸西和远在大西北的甘肃省通渭，都出现过类似奉贤这样的问题，有的情况比奉贤还要严重。但是，在处理这些违法乱纪的干部时，又都追究这些干部个人和其配偶的家庭出身。认为是他们是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大搞“民主革命补课”，为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埋下了伏笔。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由于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干部掌握着一切资源，权力的运用又没有制衡，干部们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饥荒期间，干部特殊化主要表现在食品方面。干部及其亲属多吃多占，损公肥私比较普遍。干部大吃大喝和农民的饥饿形成了强烈反差。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时已有大量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五风”其所以成为全局性的灾难，有刮风的，有跟风的。刮风的是风源，跟风使“五风”越刮越大，越刮越紧。
有人说风源是毛泽东，毛曾自己说过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说风源是刘少奇，1958年夏秋之间，刘说过很多狂热的话。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中国那种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响全国的风潮。全国性风潮一般是由高层领导刮起来的，或者起源于地方（实际是地方官员揣磨中央的意图而作为），然后由高层领导肯定或倡导刮向全国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对“五风”的形成过程讲了一外故事：有一个人砌了一堵墙，粉刷得很干净，不让任何人在墙上画东西，他就在墙上写了“此墙不准画”。有一个人看了就写了一句“我来画一画”，第三个人看了就写了“你画我也画”，后来又一个人写了“要画大家画”。这样就成了一首诗：此墙不准画，我来画一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这堵墙不是一个人弄脏的，“五风”不是某一个人刮起来的。
毛泽东“始作俑者”的事实本书已有充分的介绍。由于刘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于对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后的社会舆论和回忆文章中，常常把刘说成毛泽东的错误的反对者，是“右”的，是反“五风”的。其实不然。看了下面列举刘少奇在1958年的一些言论，读者就会知道，刘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这方面的言论，本书其它章节已经有些介绍，这里再作些补充：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等九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刘少奇这次还讲到要消灭家庭。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认为，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三、四十年之后，我看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
1958年7月1日，刘少奇在首钢视察时说：“总路线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总路线的，通通破掉。”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地委向刘少奇汇报到高速度的粮食增产与生产基础条件不相适应是当前一个重要矛盾时，刘少奇说：“乡社合一怎么样啊，你们不是并社吗，一乡一社不好吗？”“农业合作社，合在一块，采取打乱平均的办法，把道路一修，那个吃亏，那个占便宜，好在你这里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么你的。”“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只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却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同志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少奇同志对群众的这两句在，感到很有意思，他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 刘少奇在9月27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对上述“两个心思”又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他说：“从马克思以来，从提出共产主义制度这个理想以来，就有人反对。反对的一条理由就是认为实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愿工作了，就要懒下来……．我们实行供给制，也有人怕‘干不干，两斤半’。劳动人民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想到实行供给制以后，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农民这句话证明，实行粮食供给制，不是使人家更懒了，而是使人更勤劳。”
在同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他站稳了，他实行了供给制，其它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齐。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视察，不仅鼓吹共产主义，还相信下面干部说的假话，并加以鼓励。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刘少奇很支持密植，看过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说：“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方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刘少奇同志一再赞扬各地从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到城市炼钢铁的做法。他说：“现在各地方炼钢铁、采矿石、修水利都是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行粮食供给制，或者半供给半工资制，这办法很好，一个钢铁基地就集中了几千几万人……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是新的劳动工资制度的萌芽，它给我们今后新办工厂的劳动制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道路。” 刘少奇这段话不仅助长了各地的瞎指挥，还对劳动制度的改革进行了误导。9月27日，他在南京向党员干部的讲话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江苏省有300多万人炼钢铁，大多是从农村调去的。他们搭起棚子就干，情绪很高，不扯皮，不闹待遇，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什么工资太少。江苏省只有50万产业工人，现在炼钢铁的有300万。哪个大呢？是300万大。这就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炼钢铁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开纱厂也可以这么做？比如，这个厂要两千名工人，请你们哪两个县调两千工人……那么机械厂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
我这里罗列刘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风”的言论，并不是说，“五风”的风源是刘少奇。也不是为了减轻毛泽东的责任，而是说明，自从批评“反冒进”以后，当时中央领导集团中的多数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是支持毛泽东的。其中，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调子一致，他们有时还说出比毛泽东更激进的话。20多年以后，邓小平回顾当年的情况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何止没有反对？实际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如果要追究“五风”的风源的话，那就是整个中央领导集团。当然，说中央领导集团有意刮“五风”那也不符合事实。他们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们的这些言行一层一层地放大、扭曲，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更有制度的原因。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风源”来自中央领导集团。在高度集权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动静，下面的跟风者会成千上万、风起云涌。
在庞大的跟风队伍中，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自觉认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机钻的；四是盲目无知的；五是混水摸鱼的。
自觉认同者中有一批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盲目无知者，相当一部分是“热血青年”，他们深信在“共产主义教育”中学到的一切，深信报刊上关于大跃进宣传。这两部分人在知识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两极，但在跟风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真诚”的赞同，他们表现得自觉而虔诚。他们在跟风过程有一种参与神圣事业的自豪感，有一种实现理想目标的责任心。但是，这两类人在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显然不同。自觉认同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有号召力，能发动群众，关键时刻能提出新的口号，新的说法推动运动深入。无知的“热血青年”，最为激进，最容易把事情推向极端，也最具有破坏性。这两批人是跟风力量的中坚。
热血青年，脑子里只有舆论所灌输的共产主义信仰，再没有别的东西。他们很容易被上级领导发动起来，不顾一切地去保卫某种价值。为保卫这种价值，他们无所畏惧。这种无畏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每次政治运动，都是热血青年打冲锋，这是毛泽东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毁性的力量。他们易冲动，往往把事情搞得过火，只要这种过火不破坏政府的目标，这种过火是允许的，甚至被认为是可爱的。
被迫自保而跟风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跟风有可能被认定为“态度”、“立场”有问题，有可能犯“方向”、“路线”错误。右倾的帽子就拿在上级的手上，是可以随时给戴上的，谁也担当不起。在这批人当中，多数人不激进，但也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为了给自己营造更可靠的保护层，也说出一些过激的话，做出一些过激的事。开始有的地方放“高产卫星”，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信以为真，许多地方领导人起初都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到了“浮夸”者得到了中央的称赞，感到自己再不跟风就有政治危险时，才跟风放起了“卫星”。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持否定、批判态度者，开始只是少数人，经过一段时间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看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后，才“同仇敌忾”掀起“反右倾”的风潮的。跟风者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背现实，也违背自己的心愿，但是身不由己或无可奈何。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风过程往往伴随着痛苦与不安，伴随着对风潮严重后果的担忧与焦虑。
一些投机钻营分子，跟风是为了投领导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这固然与个人品质有关，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干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全由领导人说了算。只要主要领导人喜欢，仕途就畅通无阻。在这种制度下，看到上级喜欢亩产1000斤，他就来一个亩产2000斤。他的言行举止，完全是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与欢心。他使出浑身解数去跟风，以求仕途通达。
在农村有一批素质极差的人，在任何政治运动中，总是打头阵。毛泽东的《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称这种人为“痞子”。没有这些“痞子”，运动就打不开局面。所以毛泽东对“痞子运动”持肯定态度。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后的“四清运动”中，这些人被称之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农村干部队伍中，就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表现得十分激进，以求混水摸鱼。对农民进行拷打，捆绑，各种违反政策的事，就是这批人干出来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干出来的，彭秀梅就是一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她不是坏人，只是“三面红旗”的一个积极推行者。她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湖南省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土改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她都是分子。１９５２年她串联了左邻右舍六户农民组织了互助组。秋后，六户农民家家增产。“彭梅秀互助组”被评为全县的模范互助组。以后的合作化中，她又带头紧跟中央，组织了初级社、高级社。省报和地报还经常有她的报道。我这里提到她还因为她和刘少奇直接发生过冲突，作为风源人物之一的刘少奇认识已经改变，而她还没有转变。《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一书对她作了生动的介绍。现摘录如下：
在大炼钢铁时，公社下达天华大队上交林炭的任务很重，按这个指标，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建议不要上交这么多。彭梅秀一口否定，上交任务一斤不少，结果几个山头都剃了光头。后来又没有炼出钢铁，段树成说“这是得不偿失”。上级强调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间有几丘冷浸田不适合种棉花。小队干部请示段树成。段树成回答说：“因地制宜吧！”结果，大片棉田中，有几丘田种了水稻。大队有个茶园，由于虫害和干旱，有些茶树枯死，在茶树间有一些空地。段树成让社员在空地上栽上了红薯，以补茶场工人粮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树成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日夜批斗, 车轮战术，留党察看两年。
刘少奇到天华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六十条，重点听取对公共食堂的见。彭梅秀也参加了一次座谈会。刘少奇说，“我们今天讨论公共食堂，刚才已经学习过六十条，请谈谈你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上的一本六十条，翻了几页，说：“刘主席，我们今天不说办不办公共食堂的事！”刘少奇微笑着说：“为什么呢？”彭梅秀扬着手里的六十条说：“第34条讲得很明白，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天华怎么没有条件呢？省里都在天华开过座谈会。即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要不然，还算什么红旗大队？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会主义墙脚，不办，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刘少奇笑了笑，说：“过去我们的宣传有点过火，也不能说不办公共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看有不有利于群众生活，有不有利于发展生产。红旗大队更应该实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说：“别人办不办，我不管，反正天华的公共食堂要坚决办，积极办！”
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连刘少奇也不放在眼里。她得知刘少奇找她的“政敌”段树成了解情况，很不满意。在屋里摔东西，担桌子，暴跳如雷。她冲到刘少奇和段树成谈话的屋子，要进去，被刘少奇的警卫拦在门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刘胡子，你到天华来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此后的几天，彭梅秀越来越不像话，对中央调查组的工作设置重重障碍，长沙县委不得不将她调到另一个大队任党支部书记。几天以后，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长沙县委书记李满成等上领导人到天华大队开会，刘少奇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彭梅秀工作调动的决定，同时宣布为段树成平反。并由段树成担任天华大队领导。就在这个时候，彭梅秀闯到会场来了，她哭着，闹着，在地上打滚，破口大骂“刘胡子”。
应该说，彭梅秀这样的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忠诚骨干，是核心力量，中国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就是靠这样一些人推动的。
“风源人物”和大批跟风者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联系起来，使“五风”的蔓延有了组织依托。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每次运动，都是通过这种层层核心力量，通过种种会议，实行全民动员，大搞“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群众运动，把它作为推动一切工作的手段。不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众运动，就是在科学性很强的工业建设中，也大搞群众运动。作为工业指导思想的“鞍钢宪法”中，就有“大搞群众运动”这一条。其实，在极权制度下，群众运动实质就是运动群众。群众运动背后总是以最高权力的意志为背景的。最高权力人物“运动”群众打击自己的反对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众运动是依靠权力系统层层发动的，在运作过程中有权力的操纵。被“运动”的群众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断能力，处于一种盲目的亢奋状态，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出现了“过火”行为。只要这种“过火”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最高当权者是乐观其成的。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往”思想的指引下，这种被“运动”起来的无知者，对一切反对力量和反对意见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有了风源，又有了跟风者，如果没有舆工具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刮起持久的影响全国的“五风”。上面介绍的种种跟风人物，都是在舆论工具的鼓动下行动的。甚至风源人物也受到舆论工具的影响。这里说的舆论工具，不仅是报纸、电台，还包括文艺工、教育、社会科学。舆论工具的动员作用是“五风”大面积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新闻、文艺、教育、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中国共产党严格控制下动员群众的工具。在全体人民中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批判一切非共产主义思想，是这些机构的任务。教育工作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灌输，在一张白纸上印上最初的印记；文艺工作者则编织动人的故事，改变人们的感情；社会科学研究，则用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从深层次改变人们的认识；而新闻则无时无地的用“事实”教育群众，开成强大的攻势。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建国以来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多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独立思考的人士几乎被扫荡以尽，能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不是顺从者就是没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只知道共产主义不知道其它的年轻人。这些在舆论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在宣传共产主义以及“三面红旗”时，不仅干劲十足，还富有创造性。
舆论工具说假话不脸红，因为也是有理论根据的。 当时新闻界常用的理论是：
“现象和本质”。你看到的虽然是真实的，但只是表面现象，不是事物的本质。记者明明看到了真实情况，却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质”的理由被编辑部否定。明明是与现实相悖的报道，却因为它说出了事物的“本质”，而得到肯定。当然，什么是本质，只有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体”。不能只看一个局部，要从全局上看问题。你虽然看到了真实情况，如饿死了人，但这只是一个局部，不能代表整体情况。缺点只是“一个指头”，而“九个指头”是好的。你如果过份强调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体”的错误。当然，普通百姓、一般记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领导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说话，写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虽然你看到了眼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虽然多数农民的现实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谁能了解什么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识分子，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最高当权者才有这个认识水平。
“事实选择的阶级性”。世间事物是十分复杂的，同一个问题包含着很多不同的事实。说话、写文章就要选择事实。选择过程就体现了一个人的立场，体现了他代表谁的利益。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对“三面红旗”怀有强烈阶级感情的人，在写文章、说话时，决不会选择不利于无产阶级的事实。而选择“黑暗面”的事实，批评“三面红旗”的人，他的立场、感情一定有问题。
这些“本质”、“整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论，把判断是非的权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下面的人只能听命从事。“事实选择的阶级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们思考问题、写文章时，只能选择反映“光明”的事实，不能选择反映“黑暗”的事实。所以，报纸上只能一片叫好，没有一丝批评的声音。
舆论一律，理论一律，文艺、教育也是一律。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没有“噪音”，没有“杂音”。“五风”也就一致地刮了起来。
在思想舆论控制和信息封锁的条件下，开动所有的舆论机器，长期宣传一种价值，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崇高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的攻击。
六、“五风”屡禁不止
对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毛泽东在1958年底就有所察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指出“共产风”“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清理“共产风”，“五风”有所收敛，但不久又刮了起来，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刮得更厉害。
1960年11月3日，湖北省沔阳县委报告，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对“共产风”年年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严重。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到后来，省、专两级也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粮食等，到后来，就像群众说的，“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上至树梢，下至浮土”什么东西都刮到了。生产队变成了“一口破锅”、“一个烂摊子”。 9月18日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给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的信中说，在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共产风”、乱指挥生产、粮食、自留地等问题最为严重。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小队；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许多生产队粗算了一下，“共产风”的各项损失，人均达50元左右，多的达一百多元，相当于社员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采取了靠电话统一指挥生产的办法，公社统一安排农活，全社一齐行动，群众称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粮食方面较普遍的问题是征过头粮。有的生产队还几次压缩社员的自留地。社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粮食连年减产。
毛泽东大概不仅看到来自湖北省沔阳县的报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刹住“五风”的决心。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招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对“五风”一刮再刮的问题，毛泽东有过反思，他认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乱，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乱。他说：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 ，十四句话， 也搞了六条指示 ，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厉害，1958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1957年是2400万，1958年是4400万，1959年和1960年又增加了600万，合计比1957年增加2600万。
毛泽东从中央领导思想上找“五风”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确提出“人祸”问题，这是对的。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说到，1960年“五风”比1958年持续时间更长的主要原因，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五风”难以纠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纠正“五风”，各级干部也听命行事。在1960年底到1961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开展了整风整社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风整社中，纠正“五风”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赔，让社员揭发批斗干部的“五风”行为。退赔、清算是不彻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这些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真正受到了打击。有人估计，在整风整社中，受批判斗争的干部5％左右，受到党纪处分的大约占15％左右。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虽然对共“五风”进行了有限的纠正，但同时，由于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运动形式，使行政权力进一步神化，强化了极权制度的的危害。
“五风” 屡禁不止，最后不得不靠强权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来解决，这是因为“五风”有深刻的制度基础。30多年以后，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共产风”其所以连绵不断，清理了又刮，边清理边刮，固然同清算、退赔不彻底，特别是同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有密切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阶段空想论的影响。” 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给制和工资制度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三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四是政社合一的体制。薄一波这一点说得对，“五风”其所以产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实际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已经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仅如此，产生“五风”的制度，不仅仅在人民公社这一层级上。整个国家制度，即极权制度，才是产生“五风”的真正根源。不解决制度问题，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里反“五风”，是不可能彻底的。以后的历史证明，在大饥荒以后的岁月里，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21世纪初，除了“共产风”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风依存在。到20世纪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新的“浮夸风”机制。
干部强迫命令和特殊化，本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又是对农民实行专制的具体表现。在大饥荒期间，除了饥饿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计其数。在本书各省的章节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只重点介绍一下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发生的“上海奉贤县问题”。
1958年6、7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就发生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因而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据调查，被活活打死的农民有4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死的有95人，昼夜连续劳动不准休息而累死的131人，生病不准请医治而导致死亡的205人，不准父母请假、使生病儿童失去护理而致死亡的411人，其它因严重强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114人。共计960人。仅奉贤公社（县委的重点社）一个社，被直接或间接逼死的群众，就达364人。经初步调查，公社党委副书记、正副社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捆绑、吊、打、关过农民的就有55人，占上述干部总数的50％，被他们亲手捆绑、吊、打、关过的农民有329人，被他们直接逼死的农民有29人。
10月间，县委领导人王文忠、李少峰等又提出“向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地、富、反、坏分子作斗争”的口号，普遍发生乱斗中农乱撤干部的现象。经县委排队准备斗争、撤职的干部有1800多人（占干部总数近20％），其中725人已被斗争后撤职。被戴上“富裕中农”帽子（实际上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而斗争或劳改的农民，约4000人左右。
10月下旬，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产营都普遍设立了所谓“劳改队”，被劳改的农民就有2400多人，此外集训了2000多人。有的“劳改队”还定了各种“处罚条例”，动辄加以严刑拷打。县公安局还举办了“儿童集训班”，集训了200多名儿童。进入集训班的儿童大都10岁左右，最小的仅6岁。“儿童集训班”规定不准哭，不准笑，不准玩，不准讲话，违者就受到吊打、脚踢、罚站、罚跪，用针剌手心、用手铐铐（小手小，双手铐在一个圈里），用手枪对准脑袋等种种摧残手段进行折磨。
11月间，该县在消灭红铃虫的工作中，认为放过棉花的房子都有红铃虫，就将放过棉花的2131间房子烧掉。此外，在“拆屋并村”时，又拆掉房屋2146间。被拆房屋的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的淋雨受冻、气愤发疯，有的叫苦连天，碰头打滚。在深耕秋播中，强迫群众将已经成熟、即将收获的棉花78891亩统统翻掉。在兴修水利时，为了铺设运土方的四轮车木轨道，将全县9000多台织布机全部拆掉，连社员的门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还挖出了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掘墓时既不征得墓主的同意，对尸骨也不作善后处理。
奉贤县的问题虽然很突出，但不是个别的。不管是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山东省，还是远在大西南的云南省泸西和远在大西北的甘肃省通渭，都出现过类似奉贤这样的问题，有的情况比奉贤还要严重。但是，在处理这些违法乱纪的干部时，又都追究这些干部个人和其配偶的家庭出身。认为是他们是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大搞“民主革命补课”，为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埋下了伏笔。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由于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干部掌握着一切资源，权力的运用又没有制衡，干部们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饥荒期间，干部特殊化主要表现在食品方面。干部及其亲属多吃多占，损公肥私比较普遍。干部大吃大喝和农民的饥饿形成了强烈反差。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时已有大量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五风”其所以成为全局性的灾难，有刮风的，有跟风的。刮风的是风源，跟风使“五风”越刮越大，越刮越紧。
有人说风源是毛泽东，毛曾自己说过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说风源是刘少奇，1958年夏秋之间，刘说过很多狂热的话。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中国那种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响全国的风潮。全国性风潮一般是由高层领导刮起来的，或者起源于地方（实际是地方官员揣磨中央的意图而作为），然后由高层领导肯定或倡导刮向全国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对“五风”的形成过程讲了一外故事：有一个人砌了一堵墙，粉刷得很干净，不让任何人在墙上画东西，他就在墙上写了“此墙不准画”。有一个人看了就写了一句“我来画一画”，第三个人看了就写了“你画我也画”，后来又一个人写了“要画大家画”。这样就成了一首诗：此墙不准画，我来画一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这堵墙不是一个人弄脏的，“五风”不是某一个人刮起来的。
毛泽东“始作俑者”的事实本书已有充分的介绍。由于刘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于对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后的社会舆论和回忆文章中，常常把刘说成毛泽东的错误的反对者，是“右”的，是反“五风”的。其实不然。看了下面列举刘少奇在1958年的一些言论，读者就会知道，刘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这方面的言论，本书其它章节已经有些介绍，这里再作些补充：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等九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刘少奇这次还讲到要消灭家庭。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认为，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三、四十年之后，我看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
1958年7月1日，刘少奇在首钢视察时说：“总路线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总路线的，通通破掉。”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地委向刘少奇汇报到高速度的粮食增产与生产基础条件不相适应是当前一个重要矛盾时，刘少奇说：“乡社合一怎么样啊，你们不是并社吗，一乡一社不好吗？”“农业合作社，合在一块，采取打乱平均的办法，把道路一修，那个吃亏，那个占便宜，好在你这里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么你的。”“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只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却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同志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少奇同志对群众的这两句在，感到很有意思，他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 刘少奇在9月27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对上述“两个心思”又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他说：“从马克思以来，从提出共产主义制度这个理想以来，就有人反对。反对的一条理由就是认为实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愿工作了，就要懒下来……．我们实行供给制，也有人怕‘干不干，两斤半’。劳动人民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想到实行供给制以后，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农民这句话证明，实行粮食供给制，不是使人家更懒了，而是使人更勤劳。”
在同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他站稳了，他实行了供给制，其它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齐。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视察，不仅鼓吹共产主义，还相信下面干部说的假话，并加以鼓励。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刘少奇很支持密植，看过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说：“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方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刘少奇同志一再赞扬各地从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到城市炼钢铁的做法。他说：“现在各地方炼钢铁、采矿石、修水利都是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行粮食供给制，或者半供给半工资制，这办法很好，一个钢铁基地就集中了几千几万人……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是新的劳动工资制度的萌芽，它给我们今后新办工厂的劳动制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道路。” 刘少奇这段话不仅助长了各地的瞎指挥，还对劳动制度的改革进行了误导。9月27日，他在南京向党员干部的讲话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江苏省有300多万人炼钢铁，大多是从农村调去的。他们搭起棚子就干，情绪很高，不扯皮，不闹待遇，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什么工资太少。江苏省只有50万产业工人，现在炼钢铁的有300万。哪个大呢？是300万大。这就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炼钢铁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开纱厂也可以这么做？比如，这个厂要两千名工人，请你们哪两个县调两千工人……那么机械厂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
我这里罗列刘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风”的言论，并不是说，“五风”的风源是刘少奇。也不是为了减轻毛泽东的责任，而是说明，自从批评“反冒进”以后，当时中央领导集团中的多数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是支持毛泽东的。其中，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调子一致，他们有时还说出比毛泽东更激进的话。20多年以后，邓小平回顾当年的情况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何止没有反对？实际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如果要追究“五风”的风源的话，那就是整个中央领导集团。当然，说中央领导集团有意刮“五风”那也不符合事实。他们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们的这些言行一层一层地放大、扭曲，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更有制度的原因。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风源”来自中央领导集团。在高度集权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动静，下面的跟风者会成千上万、风起云涌。
在庞大的跟风队伍中，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自觉认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机钻的；四是盲目无知的；五是混水摸鱼的。
自觉认同者中有一批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盲目无知者，相当一部分是“热血青年”，他们深信在“共产主义教育”中学到的一切，深信报刊上关于大跃进宣传。这两部分人在知识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两极，但在跟风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真诚”的赞同，他们表现得自觉而虔诚。他们在跟风过程有一种参与神圣事业的自豪感，有一种实现理想目标的责任心。但是，这两类人在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显然不同。自觉认同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有号召力，能发动群众，关键时刻能提出新的口号，新的说法推动运动深入。无知的“热血青年”，最为激进，最容易把事情推向极端，也最具有破坏性。这两批人是跟风力量的中坚。
热血青年，脑子里只有舆论所灌输的共产主义信仰，再没有别的东西。他们很容易被上级领导发动起来，不顾一切地去保卫某种价值。为保卫这种价值，他们无所畏惧。这种无畏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每次政治运动，都是热血青年打冲锋，这是毛泽东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毁性的力量。他们易冲动，往往把事情搞得过火，只要这种过火不破坏政府的目标，这种过火是允许的，甚至被认为是可爱的。
被迫自保而跟风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跟风有可能被认定为“态度”、“立场”有问题，有可能犯“方向”、“路线”错误。右倾的帽子就拿在上级的手上，是可以随时给戴上的，谁也担当不起。在这批人当中，多数人不激进，但也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为了给自己营造更可靠的保护层，也说出一些过激的话，做出一些过激的事。开始有的地方放“高产卫星”，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信以为真，许多地方领导人起初都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到了“浮夸”者得到了中央的称赞，感到自己再不跟风就有政治危险时，才跟风放起了“卫星”。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持否定、批判态度者，开始只是少数人，经过一段时间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看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后，才“同仇敌忾”掀起“反右倾”的风潮的。跟风者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背现实，也违背自己的心愿，但是身不由己或无可奈何。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风过程往往伴随着痛苦与不安，伴随着对风潮严重后果的担忧与焦虑。
一些投机钻营分子，跟风是为了投领导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这固然与个人品质有关，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干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全由领导人说了算。只要主要领导人喜欢，仕途就畅通无阻。在这种制度下，看到上级喜欢亩产1000斤，他就来一个亩产2000斤。他的言行举止，完全是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与欢心。他使出浑身解数去跟风，以求仕途通达。
在农村有一批素质极差的人，在任何政治运动中，总是打头阵。毛泽东的《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称这种人为“痞子”。没有这些“痞子”，运动就打不开局面。所以毛泽东对“痞子运动”持肯定态度。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后的“四清运动”中，这些人被称之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农村干部队伍中，就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表现得十分激进，以求混水摸鱼。对农民进行拷打，捆绑，各种违反政策的事，就是这批人干出来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干出来的，彭秀梅就是一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她不是坏人，只是“三面红旗”的一个积极推行者。她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湖南省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土改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她都是分子。１９５２年她串联了左邻右舍六户农民组织了互助组。秋后，六户农民家家增产。“彭梅秀互助组”被评为全县的模范互助组。以后的合作化中，她又带头紧跟中央，组织了初级社、高级社。省报和地报还经常有她的报道。我这里提到她还因为她和刘少奇直接发生过冲突，作为风源人物之一的刘少奇认识已经改变，而她还没有转变。《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一书对她作了生动的介绍。现摘录如下：
在大炼钢铁时，公社下达天华大队上交林炭的任务很重，按这个指标，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建议不要上交这么多。彭梅秀一口否定，上交任务一斤不少，结果几个山头都剃了光头。后来又没有炼出钢铁，段树成说“这是得不偿失”。上级强调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间有几丘冷浸田不适合种棉花。小队干部请示段树成。段树成回答说：“因地制宜吧！”结果，大片棉田中，有几丘田种了水稻。大队有个茶园，由于虫害和干旱，有些茶树枯死，在茶树间有一些空地。段树成让社员在空地上栽上了红薯，以补茶场工人粮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树成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日夜批斗, 车轮战术，留党察看两年。
刘少奇到天华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六十条，重点听取对公共食堂的见。彭梅秀也参加了一次座谈会。刘少奇说，“我们今天讨论公共食堂，刚才已经学习过六十条，请谈谈你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上的一本六十条，翻了几页，说：“刘主席，我们今天不说办不办公共食堂的事！”刘少奇微笑着说：“为什么呢？”彭梅秀扬着手里的六十条说：“第34条讲得很明白，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天华怎么没有条件呢？省里都在天华开过座谈会。即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要不然，还算什么红旗大队？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会主义墙脚，不办，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刘少奇笑了笑，说：“过去我们的宣传有点过火，也不能说不办公共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看有不有利于群众生活，有不有利于发展生产。红旗大队更应该实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说：“别人办不办，我不管，反正天华的公共食堂要坚决办，积极办！”
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连刘少奇也不放在眼里。她得知刘少奇找她的“政敌”段树成了解情况，很不满意。在屋里摔东西，担桌子，暴跳如雷。她冲到刘少奇和段树成谈话的屋子，要进去，被刘少奇的警卫拦在门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刘胡子，你到天华来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此后的几天，彭梅秀越来越不像话，对中央调查组的工作设置重重障碍，长沙县委不得不将她调到另一个大队任党支部书记。几天以后，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长沙县委书记李满成等上领导人到天华大队开会，刘少奇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彭梅秀工作调动的决定，同时宣布为段树成平反。并由段树成担任天华大队领导。就在这个时候，彭梅秀闯到会场来了，她哭着，闹着，在地上打滚，破口大骂“刘胡子”。
应该说，彭梅秀这样的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忠诚骨干，是核心力量，中国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就是靠这样一些人推动的。
“风源人物”和大批跟风者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联系起来，使“五风”的蔓延有了组织依托。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每次运动，都是通过这种层层核心力量，通过种种会议，实行全民动员，大搞“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群众运动，把它作为推动一切工作的手段。不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众运动，就是在科学性很强的工业建设中，也大搞群众运动。作为工业指导思想的“鞍钢宪法”中，就有“大搞群众运动”这一条。其实，在极权制度下，群众运动实质就是运动群众。群众运动背后总是以最高权力的意志为背景的。最高权力人物“运动”群众打击自己的反对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众运动是依靠权力系统层层发动的，在运作过程中有权力的操纵。被“运动”的群众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断能力，处于一种盲目的亢奋状态，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出现了“过火”行为。只要这种“过火”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最高当权者是乐观其成的。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往”思想的指引下，这种被“运动”起来的无知者，对一切反对力量和反对意见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有了风源，又有了跟风者，如果没有舆工具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刮起持久的影响全国的“五风”。上面介绍的种种跟风人物，都是在舆论工具的鼓动下行动的。甚至风源人物也受到舆论工具的影响。这里说的舆论工具，不仅是报纸、电台，还包括文艺工、教育、社会科学。舆论工具的动员作用是“五风”大面积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新闻、文艺、教育、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中国共产党严格控制下动员群众的工具。在全体人民中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批判一切非共产主义思想，是这些机构的任务。教育工作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灌输，在一张白纸上印上最初的印记；文艺工作者则编织动人的故事，改变人们的感情；社会科学研究，则用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从深层次改变人们的认识；而新闻则无时无地的用“事实”教育群众，开成强大的攻势。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建国以来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多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独立思考的人士几乎被扫荡以尽，能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不是顺从者就是没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只知道共产主义不知道其它的年轻人。这些在舆论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在宣传共产主义以及“三面红旗”时，不仅干劲十足，还富有创造性。
舆论工具说假话不脸红，因为也是有理论根据的。 当时新闻界常用的理论是：
“现象和本质”。你看到的虽然是真实的，但只是表面现象，不是事物的本质。记者明明看到了真实情况，却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质”的理由被编辑部否定。明明是与现实相悖的报道，却因为它说出了事物的“本质”，而得到肯定。当然，什么是本质，只有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体”。不能只看一个局部，要从全局上看问题。你虽然看到了真实情况，如饿死了人，但这只是一个局部，不能代表整体情况。缺点只是“一个指头”，而“九个指头”是好的。你如果过份强调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体”的错误。当然，普通百姓、一般记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领导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说话，写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虽然你看到了眼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虽然多数农民的现实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谁能了解什么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识分子，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最高当权者才有这个认识水平。
“事实选择的阶级性”。世间事物是十分复杂的，同一个问题包含着很多不同的事实。说话、写文章就要选择事实。选择过程就体现了一个人的立场，体现了他代表谁的利益。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对“三面红旗”怀有强烈阶级感情的人，在写文章、说话时，决不会选择不利于无产阶级的事实。而选择“黑暗面”的事实，批评“三面红旗”的人，他的立场、感情一定有问题。
这些“本质”、“整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论，把判断是非的权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下面的人只能听命从事。“事实选择的阶级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们思考问题、写文章时，只能选择反映“光明”的事实，不能选择反映“黑暗”的事实。所以，报纸上只能一片叫好，没有一丝批评的声音。
舆论一律，理论一律，文艺、教育也是一律。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没有“噪音”，没有“杂音”。“五风”也就一致地刮了起来。
在思想舆论控制和信息封锁的条件下，开动所有的舆论机器，长期宣传一种价值，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崇高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的攻击。
六、“五风”屡禁不止
对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毛泽东在1958年底就有所察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指出“共产风”“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清理“共产风”，“五风”有所收敛，但不久又刮了起来，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刮得更厉害。
1960年11月3日，湖北省沔阳县委报告，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对“共产风”年年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严重。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到后来，省、专两级也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粮食等，到后来，就像群众说的，“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上至树梢，下至浮土”什么东西都刮到了。生产队变成了“一口破锅”、“一个烂摊子”。 9月18日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给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的信中说，在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共产风”、乱指挥生产、粮食、自留地等问题最为严重。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小队；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许多生产队粗算了一下，“共产风”的各项损失，人均达50元左右，多的达一百多元，相当于社员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采取了靠电话统一指挥生产的办法，公社统一安排农活，全社一齐行动，群众称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粮食方面较普遍的问题是征过头粮。有的生产队还几次压缩社员的自留地。社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粮食连年减产。
毛泽东大概不仅看到来自湖北省沔阳县的报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刹住“五风”的决心。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招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对“五风”一刮再刮的问题，毛泽东有过反思，他认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乱，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乱。他说：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 ，十四句话， 也搞了六条指示 ，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厉害，1958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1957年是2400万，1958年是4400万，1959年和1960年又增加了600万，合计比1957年增加2600万。
毛泽东从中央领导思想上找“五风”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确提出“人祸”问题，这是对的。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说到，1960年“五风”比1958年持续时间更长的主要原因，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五风”难以纠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纠正“五风”，各级干部也听命行事。在1960年底到1961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开展了整风整社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风整社中，纠正“五风”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赔，让社员揭发批斗干部的“五风”行为。退赔、清算是不彻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这些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真正受到了打击。有人估计，在整风整社中，受批判斗争的干部5％左右，受到党纪处分的大约占15％左右。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虽然对共“五风”进行了有限的纠正，但同时，由于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运动形式，使行政权力进一步神化，强化了极权制度的的危害。
“五风” 屡禁不止，最后不得不靠强权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来解决，这是因为“五风”有深刻的制度基础。30多年以后，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共产风”其所以连绵不断，清理了又刮，边清理边刮，固然同清算、退赔不彻底，特别是同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有密切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阶段空想论的影响。” 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给制和工资制度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三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四是政社合一的体制。薄一波这一点说得对，“五风”其所以产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实际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已经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仅如此，产生“五风”的制度，不仅仅在人民公社这一层级上。整个国家制度，即极权制度，才是产生“五风”的真正根源。不解决制度问题，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里反“五风”，是不可能彻底的。以后的历史证明，在大饥荒以后的岁月里，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21世纪初，除了“共产风”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风依存在。到20世纪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新的“浮夸风”机制。
墓碑（十九之1）
第十八章 “五风”肆虐
所谓“五风”是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是随着“三面红旗”而起的，它的产生又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五风”同时肆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观。“五风”以“共产风”为主，相互伴随、交织作恶，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是造成大饥荒的一个直按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
一、“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1958年8月16日到8月30日的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共产风”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对人民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各地的领导人对决议的理解不同，有的认为，三四年时间是就全国范围讲的，我们这里可以更快一些。毛泽东于8月30日的总结中还讲到：“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几个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目的，为了多数人而辛苦。” 这种公开提倡平均主义的“最高指示”，对“共产风”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级党报大造共产主义的舆论，理论家们纷纷出来写文章。张春桥为了迎合毛泽东，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这篇文章批评工资制，鼓吹供给制，很受毛泽东欣赏，毛泽东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并亲自写了编者按。8月份，《人民日报》又以“资产阶级法权”为题，开展专题讨论，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关锋发表文章认为，“部分供给制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胡绳发表文章批评工资制，赞扬供给制。在这个专题以外，《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不少鼓吹共产主义的文章，如吴传启发表《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等。发表文章的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对一般干部很有号召力。
人们对共产主义如此热心，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广泛深入人心。无论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还是各种政治培训班，都讲社会发展规律。说社会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种社会制度比前一种先进，后一种制度必定取代前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且进入共产主义是迟早的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多少年来，中国的知识界都相信这种理论，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都向自己的学生灌输这种理论。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到老百姓那里，就成了宿命论：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谁也无法抗拒。大力推进共产主义的人们，都是符合这个“天律”的。扫除这个“天律”的实现的障碍，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1958年，各级党报造同样的的舆论：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在舆论的鼓动下，为了早日进天堂，各地都企图比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还要快。各地的农村干部很快付之行动。结果闹了很多荒唐事，给农民带来了灾难。
搞共产主义，河北省徐水县最早成了全国学习的典型。这个县提出：1959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到这里视察，并通过报纸向全国宣传。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在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经验。本书《燕赵悲歌》一章详细个绍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情况，这里不再重复。
《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毛泽东十分关注报纸对徐水的宣传宣传。毛泽东视察徐水后不久，他让身边的秘书叶子龙看《人民日报》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道。文章对徐水人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动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亩产将达到5000斤。毛泽东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到徐水看看。” 后来证明，《人民日报》宣传徐水的一些报道和文章都是假话。但这些宣传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朝圣者。到这里“取经”的各省及中央部门的单位共有3000多个。
1958年10月中旬，徐水县弄虚作假的问题被揭露，11月9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以后不要宣传徐水。但徐水的“共产风”的已颳到全国。各地新出现了一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型。1958年10月，山东寿张县作出了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山东莒南县制定出大干200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最先实行一县一社的河南武修县制定了“三年丰衣足食、五年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从毛泽东对山东范县（后属河南省）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当时对这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是很欣赏的，是鼓励的。
1958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宣专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登了《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主要内容是，在两年内实现全县工业化、电气化；粮食亩产2万斤；建成4至6所大学和一个科学院；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等等。规划同时提出，用三年时间把全县993个自然村改造成25个新乐园。新乐园的前景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种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这份文件，读后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同时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书记。 第一次郑州会议是纠偏会议。从这个批示可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范县这个“共产风”的典型却十分珍爱，没有“纠”的意思。不过在这次会上他说过：“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 看来，毛泽东只反对县以上范围的“共产风”，对一县之内的“共产风”是支持的。
湖北省当阳县（1989年1月撤县建市）跑马公社是又一个共产主义典型。这个公社成立于1958年9月底。共有农户5875家、23025人。公社成立以后，打破了原有的乡社界线，人力、财力、物力集中由公社统一支配。按上级要求，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带领大部分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党委第二书记张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张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级对他的评价是：“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听党的话，工作热情很高。”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他带头大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不仅受到省、地县的表扬，毛泽东还在成都会议上说“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张天高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徐水县的经验和大量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又看到《湖北日报》11月7日的社论《走向最终目的――共产主义》中“不要把共产主义神秘化”、“不应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等说法，就很快付之行动。
10月，跑马公社开始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兴办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各项福利事业。11月17日，张天高在公社干部扩大会上说：“我宣布，今天是社会主义的尾，明天是共产主义的头，共产主义已经到了。”“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除了老婆以外――这是我的意思，什么也不私有了。”在这个会上，有人列举了“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的种种理由。在公社管委会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继贴出了许多欢呼进入共产主义的标语，如“人类最美好的社――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
这次会议以后，就刮起了“共产风”。张天高在公社教师会上讲：“现在是共产主义，你们要文具，就到文具店里去拿。”他亲自带半月中学的事务员到文具店拿走乐器、球类等115件，价值1436元。之后，其它学校闻讯而来，抢光了这个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党委的试验田需要化肥、农药，张天高带人将商店里的化肥、农药搬走了30万斤。之后，商店里的化肥、农药一抢而空。当有的群众说没有衣服穿时，张天高说：“没有衣服到商店里去拿，各取所需。”结果，全公社商店被抢走了布11624尺，棉衣1304件。在公社内不分集体和个人、不分你我，队与队之间牲畜随便拉，社员家庭的家禽、蔬菜随便吃。育溪公社关陵大队曙光生产队双目失明的李婆婆喂的5只鸡全部归公后，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后统计，共吃社员的鸡2800多只，蔬菜68600多斤。社、队占用社员的生活用具和小农具更是不计其数。公社集中了社员家庭喂养的12753头猪、36251只鸡。集中后，猪死了6164头，鸡死了3691只。
为了体现共产主义，跑马公社实行居住大集中，学校大集中，幼儿园全托化，老人一律收进养老院。全公社5800多户社员由原来居住的1200多处集中到62个居民点。食堂由原来的250个合并为69个。三天内将27所学校合并为8所，而且全部学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后，房屋窄小，十分拥挤，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学校集中以后，四个孩了盖一条被，被子被孩子带到了学校，家长只好盖蓑衣睡觉。
干部按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强迫群众实行，对不听话的社员，用罚做苦工、开“辩论会”、批斗、打、骂、不准吃饭等处罚手段。全公社共有28个干部曾用打、骂、捆、斗、罚、饿等手段，处罚社员68人。
不少地方到当跑马公社参观学习，跑马公社的“共产风”迅速蔓延到当阳全县。不少干部开会时讲“共产主义到了，不分你我。”社员怕自己的东西被“共产”，有的把自己竹园里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里的楼板拆下来卖光。由于大力宣传供给制，有的社员说：“干不干，铁饭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饭不要钱”。劳动中出现了“三等”：等干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齐了才下田，等组长分了工才干活。劳动效率很低。
“共产风”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也刮了起来。韶山在大办钢铁、大修公路、大办水利、大建居民点的同时，实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饭、劳动、幼儿、学生、家禽家畜，都统统集中。韶山大队52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里。在这个期间，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资料和私有小工具谁都可以随便拿。据大队统计，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间，共拆房屋144间，损坏农具360件，平调木料5万根、砖瓦两万块、牲猪190只、鸡鸭570只、粮食6000、家具和炊具1950件、劳动日7700个。但是，这个大队的情况比湘潭县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严重的。
东北的辽宁省，“共产风”从1958年一直刮到1960年底。1960年12月《铁岭县汎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中说“这个社的‘共产风’，从公社化一开始就刮。经过去年春天作了一次纠正，但不久又刮了起来。每一个运动，每一个‘高潮’，每一个‘大发展’，都要刮一次‘共产风’。大运动大刮，小运动小刮，没有运动零星刮。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各级领导机关都有。挂钩单位、试验单位和搞‘南泥湾’的单位也在刮。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劳力、车马，小至砖瓦石块、破铜烂铁、锅碗瓢盆、皮麻绳套，连幔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炉也都刮走了。气得群众说：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么都要。”这个报告还说，“总的看，共产风队队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体规律是：在工作重点、富裕队、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点工程所在地，凡是离官近的地方，刮的就严重。”
“共产风”，实际是“共”老百姓的产，群众大量的财产被充公。四川省新繁县一个调查证明，是上一级“共”下级的“产”，即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以这个县的三个典型公社为例：国家“平调”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23．9％；公社“平调”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43．1％；管理区“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8．4％；生产队“平调”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4．6％。
由于“共产风”与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相联系，因而传播最广，最难纠正。“共产风”刮到全国各地，刮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倾家荡产。本来生产力水平低下，硬要说到了共产主义；本来形势不好，硬要说形势大好；本来没有条件搞供给制，硬是宣布搞供给制。
共产主义的天堂是靠假话支撑的，“浮夸风”也就成为必然了。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经济，什么都管，干部水平本来就很低，加上公社过大的规模超过了公社干部的管理幅度，“瞎指挥风”也就成为必然。“共产风”否定了“三级所有”，否定了一切管理制度，干部就有了支配一的权力，权力高度集中又没有制衡，就成了干部特殊化的沃土。“共产风”、“浮夸风” 、“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本来就损害农民利益，违背农民意愿，要强制推行，就出现了“强迫命令风”。所以说“共产风”是“五风”之首。
毛泽东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有一个认识过程。1958年8月说是三四年或五六年， 11月6日的讲话中认为“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 11月21日，他又说“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 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的的讲话》，其中有十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意思。在苏联以后，还是十五年左右。1959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安徽桐城的报告上批示说：“至少在二十年内，不谈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
供给制是“共产风”的一个重要表现。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会议简报提供了24个省区供给部分占的比重：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50％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龙江四个省；供给部分占60％、工资部分占40％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江苏、江西、内蒙九省区；供给部分占65－70％、工资部分占30－35％的有安徽、湖南、辽宁、吉林、贵州、甘肃和宁夏七个省区。
另据23个省、区的21176个公社统计：实行伙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16610个，占78．43％；实行粮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2872个，占13．58％；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989个，占4．67％；实行半粮食供给制的有261个占，1．25％；实行完全工资制的人民公社有123个，占0．58％；实行劳动日制的人民公社有322个，占1．51％。在分配给社员的总额中的工资部分，平均每个劳动力每月工资，据20个省区反映，一般是3－5元。
据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福建、湖南、广西、黑龙江等8个省的统计，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8431个公社当中，已发工资的有6393个，占总数的77．13％，大部分公社发工资二到三个月，准备发但未发的有2039个公社，占22．87％。在两三个月以后都无力发工资了。不发工资以后，就全部实行“供给制”了，即政府给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给就没吃的了。
二、“浮夸风”使人疯狂
“浮夸风”集中表现在粮食产量上大放“卫星”上，这方面的情况在第“粮食问题”一章已经作了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其实，“浮夸风”还有多方面的表现。
当时河南流行一个口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一次会上讲了一个《李广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广出游，隐约看到一虎拦路，遂开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头竟入石寸余。彼复射，箭头触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这种借助于无根据的传说，鼓励唯意志论，又出自当权人物之口，当然会鼓起群众浮躁浮夸的情绪。此时又反回来依据“气可鼓而不可泄”的论述，压制一切不同意见，并上纲到两条道路斗争，从而使“浮夸风”在各条战线上愈演愈烈。
在工业建设上，“浮夸风”不仅表现在大办钢铁方面，在其它行业也很严重。不仅大城市浮夸，在一些边远地区的“浮夸风”简直到了天方夜谭的地步。例如，云南有的地区号称平均每1.05分钟就办一个工厂，花2元钱也可以办一个工厂。 1958年甘肃静宁县谎报在15天内建了1万多个工厂，而这个县当年只有25.7万人。 贵州省镇宁县，是一个苗族聚居的县，1958年全县建了494座工厂和1205座高炉，当时全县仅30万人，平均每250人就有一座高炉。
在科学研究领域，应当是最讲科学性的，但这里也刮起了“浮夸风”。1960年秋，我刚上清华大学时，就听上两届的老同学说，1958年，全校搞科学大跃进，搞了很多不切实际的课题。例如，我们系（当时是动力系）就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克劳休斯的“热寂说”是唯心主义，是悲观论。其它系也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大批判的课题，向科学权威挑战。
大跃进狂风颳到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薛攀皋在《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大跃进”时生物学部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一段说：“会议一开始，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他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后来有人问薛这位领导同志是谁，他说是于光远。 当时于光远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长。
可见于光远当时也头脑发热。有一次，聂荣臻元帅（负责军事科学）曾带张劲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和于光远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泽东，要张劲夫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于光远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于光远根据山东省委的报告，汇报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那时的于光远认为，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后来，于光远越想越不是滋味，认为这是他一件丢脸的事。他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从这里吸取了教训。
全国都大跃进，中国科学院也得大跃进。因此，上级一号召，各研究所就分头动起来了，主要是搞了超声波管道化等一些东西，不少所搞大战多少天，向党献礼。这些献礼项目，都是浮夸的。
当时，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下，不迷信教授，向权威挑战，中国科学院广泛开展学术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外，还批判了牛顿力学、微尔和的细胞病理学。在“科学大批判中”，说果树栽培方面农大园艺系教授沈隽“疏花疏果”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保花保果是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在林木采伐中主张“间伐”的（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刘镇谔）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主张“皆伐”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连最抽象的数学领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汉大学数学系的齐民友就是当作白旗给“拔掉”的，等等。心理学的批判是从批北师大心理学教授朱智贤开始的，心理学被当作唯心主义的被否定。
教育战线的”浮夸风”也不弱。全国各地都办起了大学。专区办大学，很多县也办起了大学。在河南省逐平县10个公社8月底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570多所 ，河南省登封县两天之内办起了44所红专大学 。大学遍地都是，村支书就可以任命大学教授。 就在我们中学――浠水一中，也腾出了几间房子办起了“浠水大学”。我们中学一些老师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学教授。不知哪里来的一些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在我们这些中学生面前昂首阔步、大摇大摆起来。“浠水大学”不到几个月就散了伙。报纸宣传，截止7月底，全国已有639个县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
在文化战线，其狂热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有的单位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郑州会议还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各级都要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一瞬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例如江西省组织了5000多个山歌社，四川省组织了 22000多个农村文艺创作小组，安徽省队队有创作小组。由于提出了放文艺卫星的任务，层层布置，层层加码，使得许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转。”
全国都搞诗歌运动。著名诗人田间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他在那里搞起了“诗传单”，不但他写，还把所有的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写诗。写出来的都是顺口溜，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这些诗编成集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后来，这场诗歌运动越搞越大，闹到火车上每个乘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公社开展有比赛。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最后张家口地区竟出了一位“万首诗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就写了一万首诗！
当时，一些著名作家、诗人、文艺工作者，有的不了解真相，有的随波逐流，有的卖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笔，胡说八道，助纣为虐。在这些人当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
当时被认为是大文豪、大诗人的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现引他写的《太阳问答》中的几句：
农民：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们出工老半天，
你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
你早收工进山里。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太阳：
同志同志你问得好，
我举起双手投降了。
我因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见不到。
西方的情况真糟糕，
不劳动的人光胡闹。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担保。
接下去是几段农民和月亮、农民和星星的对诗，极其夸张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后一段是农民、太阳、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谢党呵感谢党，
党是不落的红太阳。
东风永把西风压，
社会主义放光芒。
鼓足干劲争上游，
多快好省建天堂。
红旗插遍全世界，
红旗插在天顶上。
郭沫若还与周扬一起编《红旗歌谣》，这本书极尽浮夸献媚之能事。但是，1963年11月14日，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中写道：“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 据说，郭沫若的秘书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如果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1958年不了解真实情况，跟风起哄；如果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1958年是对实际的无知，跟风起哄，还是内心很明白，却要违背良心，作“新文艺的大敌”、“新社会的大敌”，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样浮夸献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泽东曾说过，“经济事业和作诗是两回事。‘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 但是，当时报刊没有宣传毛泽东这些话。因为“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这样的诗歌在当时浮夸风中推波助澜。
统计部门的“浮夸风”影响最大。本来，统计工作的生命和灵魂在于真实，然而在“大跃进”运动期间，统计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用编织的数字来证实谎言。国民经济信息的严重失真直接导致了决策的失误。北戴河会议之所以做出大炼钢铁的决议，就在很大程度上与1958年夏粮的虚假数字造成了“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的假象有关。
1958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带来了“统计工作的大跃进”，从而产生了“跃进型”统计体制。“跃进型”统计体制，是指在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以党政领导的意图和指示为圭臬，以证明大跃进路线的正确性为宗旨的统计体制。大跃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在数字上必须体现。在组织压力下，统计部门不得不服从各级党政机关的意志，炮制一个个高产卫星，形成一套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统计”数据。困难时期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与这一体制密不可分。
在极权制度下，国家机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紧紧围绕政治轴心运转，统计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统计工作者从上级那里得到的指令是：“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 “要根据党的指示和实际工作需要办事，党叫怎样做，就怎么做。” 薛暮桥和贾启允是当时中家统计局的领导人。
为了把统计工作完全纳入大跃进的轨道，使它成为服务于大跃进的“驯服”工具，各级政权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实现软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动用国家机器实行超强控制，对不听话的统计工作者进行批判、斗争。与此相反，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反而得到表扬和提拔。统计管理也下放权力， 国家统计局要求地方统计部门以90%的时间完成地方任务，上报的统计数字要经党委批准，甚至统计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从而便利了地方党政领导对统计工作的干预。根据薛暮桥回忆，1958年8月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他诉苦：“省委要统计局报假帐，不报就要受处分。”问薛暮桥怎么办。薛回答说，“大跃进势不可挡，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真实数字拿出来。” 薛暮桥在这里暗示统计工作者搞两套统计数字，把真的留下来，等中央需要时再上报。
随着大跃进的升温，统计部门对“统计大跃进”的认识也呈水涨船高之势。薛暮桥6月份的讲话中提出“方向道路是主要的，业务是次要的。” “我们搞统计工作是为人家服务的，不是为自己服务。要不要，要什么，要问人家。计算方法，计算口径，也是如此，为谁服务，就去问谁。” 薛暮桥还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当时经济学界讨论速度和比例的关系（针对只顾高速度）、讨论经济核算（针对不讲经济效益）、讨论商品经济（针对消灭商品经济），薛暮桥还是站在比较科学的一方，但是，在“势不可挡”的形势面前，在他主管的统计工作中，也顶不住了。
1958年6月份在河北保定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议上，打破了原来的跃进标准，认为“统计工作是否跃进，既不在报表数量的多少，也不在时间的迟早”，重新确立了跃进的两条标准：第一，政治领导业务，同群众的生产高潮结合起来，及时掌握生产进度，发动群众评比，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 ；第二，在各级党委的经常领导下，由统计部门统一组织，结合群众生产运动，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统计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贯彻执行统计工作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在8月13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全民办统计”，意欲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统计跃进”。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下达了几项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允许家庭养猪，扩大自留地等。统计工作者利用这个稍微宽松的政治环境，准备纠正统计工作中的错误。1959年4月召开的国家统计局长座谈会上提出了提高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建立准确的人民公社统计工作，做好农作物产量调查工作以及整顿工矿企业统计工作等问题。国家统计局还提交了几篇反映大跃进中实际存在问题的报告，如《关于钢铁工业的几个问题》和《女职工人数的增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地方统计部门也行动起来，用统计手段分析本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如江苏省统计局编印了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统计报告》，专门向指挥生产的党政领导反映情况。这些统计报告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跃进”的得失利弊，对抵制“五风”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不久就被批评为“向大跃进吹冷风。”
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和以后的反右倾运动，国家统计局不得不送上了检讨报告，承认前些时由于“政治觉悟不高”而向大跃进“吹了几口冷风”。而且，国家统计局不仅带头写了十几篇报告，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基本建设等方面全面论证总路线的正确性和伟大成就，还通知各地统计局：“希望各省市的同志们动员组织全体统计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拿起统计武器，为坚决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在极权制度下，统计数字“随风倒”，随最高掌权者的主观意愿而忽高忽低，“热涨冷缩”。即使个人品质较好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只要他为这个制度服务，也只能随之“热胀冷缩”。这一点，毛泽东是明白的，但在制度面前他也无能为力。1961年3月5日，在广东省委3号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胡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
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瞎指挥也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强风。当时搞各种“大办”：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大办工业……每种“大办”都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人，呼之即来，招之即去，“白天红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县领导人晚上站在山头上看各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越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其实，这种大兵团作战不仅造成了窝工和浪费，也使得干部的瞎指挥到了极致。农业上的瞎指挥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用什么方式种，都由上级规定。上级的规定不是来自实际，而是来自更上一级的意图。上面有什么意图，下面就层层放大，最后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说过话，下面就当圣旨，强令农民执行。
关于密植，其实毛泽东只说一个字，这就是他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农业必须抓好这八个方面。前面四个字好理解，不必解释。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间管理。“密”字仅是“八字宪法”中的一个字。这一个字经各级领导人层层放大，就变成了一股狂风，刮遍全国各地。在很多地方，县里规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贯彻到每一个生产队，没有按这个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积，都得全部拨掉重插。不仅重新返工，还要“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说成是“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就要当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看作“红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请求来公社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领导人答复不行，说：“因为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由于过度密植，有的一亩地就播下种子几百斤，长出后苗株间密不透风，阳光也进不去，连种子也收不回。尽管如此，但“密植”是来自最高指示，谁也不敢反对。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还得毛泽东自己出来说话。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才解决“不可太密”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说话没有政治风险。
对深翻，毛泽东也讲过几句深翻对作物生长有利的话。于是，全国各地都深翻土地1米以上。把生土翻上来，把熟土埋在下面。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大幅度减产。
吉林省公主岭凤响乡泡子沿村，1958年10月，将凤响、响水、范家屯三个区并入一个大公社――范家屯人民公社，下设团、营、连的军事体制。然后“大跃进、大兵团大会战”。第一个战役就是深翻地。在会战中“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各家烟囱站岗，锁头看门”，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里参加大会战。全管区共抽1000人，其中500人被调到王学坊管理区“放卫星”，其余500人在本村搞会战，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检查，随时报进度。10 队因进度慢，队长万老九，被公社干部当场拔了“白旗”，撤了职。为了加快深翻进度，劳动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妇女搞秋收，有10％的庄稼扔在地里。
辽宁省铁岭县汎河公社，上级说搞密植，就不管好坏地，一律规定一个株距，下种时用尺量。有一个社员比规定的株距种宽了一点，就拉到会上“辩论”，直到本人承认“破坏生产”才算完事。各种活计安排，都是公社干部发令，大队干部传令，小队干部听令，社员任凭干部摆弄。不管干什么，都要求一个规格，一个期限，一个进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战，大搞辩论。杨威楼生产队社员编了一个顺口溜：“种地不由民，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瞎指挥从1958年一直搞到1960年。1960年社员说：“58年你们瞎指挥，我们提意见；59年你们搞瞎指挥，我们还偷着干；今年豁出来了，叫我们种石头我们也种。反正我们挨饿你们也饱不了。”
湖北省沔阳县在贯彻《紧急指示》（十二条）的过程中，由于中共中央开始批评瞎指挥，群众才敢说话，贴了不少批评瞎指挥的大字报。选录如下几张：
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扫光，
群众反映有困难，右倾帽子实难当。
（沙湖公社中帮管理区群众贴）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麦种这密，
每亩下种一千斤，害得群众饿肚皮。
（双江公社黄荆生产队群众贴）
干部强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
一切停止把湖下，误了一年好庄稼。
（沙湖公社杜窑管理区群众贴）
干部主观主义大，扭转乾坤种庄稼，
为了好看连片化，坏田也要种棉花。
（杨林尾公社中心生产队群众贴）
所谓“五风”是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是随着“三面红旗”而起的，它的产生又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五风”同时肆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观。“五风”以“共产风”为主，相互伴随、交织作恶，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是造成大饥荒的一个直按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
一、“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1958年8月16日到8月30日的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共产风”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对人民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各地的领导人对决议的理解不同，有的认为，三四年时间是就全国范围讲的，我们这里可以更快一些。毛泽东于8月30日的总结中还讲到：“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几个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目的，为了多数人而辛苦。” 这种公开提倡平均主义的“最高指示”，对“共产风”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级党报大造共产主义的舆论，理论家们纷纷出来写文章。张春桥为了迎合毛泽东，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这篇文章批评工资制，鼓吹供给制，很受毛泽东欣赏，毛泽东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并亲自写了编者按。8月份，《人民日报》又以“资产阶级法权”为题，开展专题讨论，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关锋发表文章认为，“部分供给制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胡绳发表文章批评工资制，赞扬供给制。在这个专题以外，《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不少鼓吹共产主义的文章，如吴传启发表《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等。发表文章的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对一般干部很有号召力。
人们对共产主义如此热心，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广泛深入人心。无论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还是各种政治培训班，都讲社会发展规律。说社会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种社会制度比前一种先进，后一种制度必定取代前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且进入共产主义是迟早的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多少年来，中国的知识界都相信这种理论，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都向自己的学生灌输这种理论。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到老百姓那里，就成了宿命论：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谁也无法抗拒。大力推进共产主义的人们，都是符合这个“天律”的。扫除这个“天律”的实现的障碍，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1958年，各级党报造同样的的舆论：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在舆论的鼓动下，为了早日进天堂，各地都企图比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还要快。各地的农村干部很快付之行动。结果闹了很多荒唐事，给农民带来了灾难。
搞共产主义，河北省徐水县最早成了全国学习的典型。这个县提出：1959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到这里视察，并通过报纸向全国宣传。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在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经验。本书《燕赵悲歌》一章详细个绍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情况，这里不再重复。
《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毛泽东十分关注报纸对徐水的宣传宣传。毛泽东视察徐水后不久，他让身边的秘书叶子龙看《人民日报》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道。文章对徐水人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动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亩产将达到5000斤。毛泽东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到徐水看看。” 后来证明，《人民日报》宣传徐水的一些报道和文章都是假话。但这些宣传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朝圣者。到这里“取经”的各省及中央部门的单位共有3000多个。
1958年10月中旬，徐水县弄虚作假的问题被揭露，11月9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以后不要宣传徐水。但徐水的“共产风”的已颳到全国。各地新出现了一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型。1958年10月，山东寿张县作出了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山东莒南县制定出大干200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最先实行一县一社的河南武修县制定了“三年丰衣足食、五年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从毛泽东对山东范县（后属河南省）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当时对这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是很欣赏的，是鼓励的。
1958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宣专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登了《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主要内容是，在两年内实现全县工业化、电气化；粮食亩产2万斤；建成4至6所大学和一个科学院；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等等。规划同时提出，用三年时间把全县993个自然村改造成25个新乐园。新乐园的前景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种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这份文件，读后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同时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书记。 第一次郑州会议是纠偏会议。从这个批示可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范县这个“共产风”的典型却十分珍爱，没有“纠”的意思。不过在这次会上他说过：“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 看来，毛泽东只反对县以上范围的“共产风”，对一县之内的“共产风”是支持的。
湖北省当阳县（1989年1月撤县建市）跑马公社是又一个共产主义典型。这个公社成立于1958年9月底。共有农户5875家、23025人。公社成立以后，打破了原有的乡社界线，人力、财力、物力集中由公社统一支配。按上级要求，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带领大部分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党委第二书记张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张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级对他的评价是：“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听党的话，工作热情很高。”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他带头大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不仅受到省、地县的表扬，毛泽东还在成都会议上说“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张天高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徐水县的经验和大量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又看到《湖北日报》11月7日的社论《走向最终目的――共产主义》中“不要把共产主义神秘化”、“不应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等说法，就很快付之行动。
10月，跑马公社开始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兴办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各项福利事业。11月17日，张天高在公社干部扩大会上说：“我宣布，今天是社会主义的尾，明天是共产主义的头，共产主义已经到了。”“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除了老婆以外――这是我的意思，什么也不私有了。”在这个会上，有人列举了“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的种种理由。在公社管委会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继贴出了许多欢呼进入共产主义的标语，如“人类最美好的社――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
这次会议以后，就刮起了“共产风”。张天高在公社教师会上讲：“现在是共产主义，你们要文具，就到文具店里去拿。”他亲自带半月中学的事务员到文具店拿走乐器、球类等115件，价值1436元。之后，其它学校闻讯而来，抢光了这个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党委的试验田需要化肥、农药，张天高带人将商店里的化肥、农药搬走了30万斤。之后，商店里的化肥、农药一抢而空。当有的群众说没有衣服穿时，张天高说：“没有衣服到商店里去拿，各取所需。”结果，全公社商店被抢走了布11624尺，棉衣1304件。在公社内不分集体和个人、不分你我，队与队之间牲畜随便拉，社员家庭的家禽、蔬菜随便吃。育溪公社关陵大队曙光生产队双目失明的李婆婆喂的5只鸡全部归公后，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后统计，共吃社员的鸡2800多只，蔬菜68600多斤。社、队占用社员的生活用具和小农具更是不计其数。公社集中了社员家庭喂养的12753头猪、36251只鸡。集中后，猪死了6164头，鸡死了3691只。
为了体现共产主义，跑马公社实行居住大集中，学校大集中，幼儿园全托化，老人一律收进养老院。全公社5800多户社员由原来居住的1200多处集中到62个居民点。食堂由原来的250个合并为69个。三天内将27所学校合并为8所，而且全部学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后，房屋窄小，十分拥挤，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学校集中以后，四个孩了盖一条被，被子被孩子带到了学校，家长只好盖蓑衣睡觉。
干部按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强迫群众实行，对不听话的社员，用罚做苦工、开“辩论会”、批斗、打、骂、不准吃饭等处罚手段。全公社共有28个干部曾用打、骂、捆、斗、罚、饿等手段，处罚社员68人。
不少地方到当跑马公社参观学习，跑马公社的“共产风”迅速蔓延到当阳全县。不少干部开会时讲“共产主义到了，不分你我。”社员怕自己的东西被“共产”，有的把自己竹园里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里的楼板拆下来卖光。由于大力宣传供给制，有的社员说：“干不干，铁饭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饭不要钱”。劳动中出现了“三等”：等干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齐了才下田，等组长分了工才干活。劳动效率很低。
“共产风”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也刮了起来。韶山在大办钢铁、大修公路、大办水利、大建居民点的同时，实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饭、劳动、幼儿、学生、家禽家畜，都统统集中。韶山大队52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里。在这个期间，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资料和私有小工具谁都可以随便拿。据大队统计，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间，共拆房屋144间，损坏农具360件，平调木料5万根、砖瓦两万块、牲猪190只、鸡鸭570只、粮食6000、家具和炊具1950件、劳动日7700个。但是，这个大队的情况比湘潭县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严重的。
东北的辽宁省，“共产风”从1958年一直刮到1960年底。1960年12月《铁岭县汎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中说“这个社的‘共产风’，从公社化一开始就刮。经过去年春天作了一次纠正，但不久又刮了起来。每一个运动，每一个‘高潮’，每一个‘大发展’，都要刮一次‘共产风’。大运动大刮，小运动小刮，没有运动零星刮。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各级领导机关都有。挂钩单位、试验单位和搞‘南泥湾’的单位也在刮。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劳力、车马，小至砖瓦石块、破铜烂铁、锅碗瓢盆、皮麻绳套，连幔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炉也都刮走了。气得群众说：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么都要。”这个报告还说，“总的看，共产风队队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体规律是：在工作重点、富裕队、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点工程所在地，凡是离官近的地方，刮的就严重。”
“共产风”，实际是“共”老百姓的产，群众大量的财产被充公。四川省新繁县一个调查证明，是上一级“共”下级的“产”，即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以这个县的三个典型公社为例：国家“平调”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23．9％；公社“平调”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43．1％；管理区“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8．4％；生产队“平调”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4．6％。
由于“共产风”与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相联系，因而传播最广，最难纠正。“共产风”刮到全国各地，刮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倾家荡产。本来生产力水平低下，硬要说到了共产主义；本来形势不好，硬要说形势大好；本来没有条件搞供给制，硬是宣布搞供给制。
共产主义的天堂是靠假话支撑的，“浮夸风”也就成为必然了。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经济，什么都管，干部水平本来就很低，加上公社过大的规模超过了公社干部的管理幅度，“瞎指挥风”也就成为必然。“共产风”否定了“三级所有”，否定了一切管理制度，干部就有了支配一的权力，权力高度集中又没有制衡，就成了干部特殊化的沃土。“共产风”、“浮夸风” 、“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本来就损害农民利益，违背农民意愿，要强制推行，就出现了“强迫命令风”。所以说“共产风”是“五风”之首。
毛泽东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有一个认识过程。1958年8月说是三四年或五六年， 11月6日的讲话中认为“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 11月21日，他又说“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 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的的讲话》，其中有十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意思。在苏联以后，还是十五年左右。1959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安徽桐城的报告上批示说：“至少在二十年内，不谈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
供给制是“共产风”的一个重要表现。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会议简报提供了24个省区供给部分占的比重：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50％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龙江四个省；供给部分占60％、工资部分占40％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江苏、江西、内蒙九省区；供给部分占65－70％、工资部分占30－35％的有安徽、湖南、辽宁、吉林、贵州、甘肃和宁夏七个省区。
另据23个省、区的21176个公社统计：实行伙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16610个，占78．43％；实行粮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2872个，占13．58％；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989个，占4．67％；实行半粮食供给制的有261个占，1．25％；实行完全工资制的人民公社有123个，占0．58％；实行劳动日制的人民公社有322个，占1．51％。在分配给社员的总额中的工资部分，平均每个劳动力每月工资，据20个省区反映，一般是3－5元。
据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福建、湖南、广西、黑龙江等8个省的统计，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8431个公社当中，已发工资的有6393个，占总数的77．13％，大部分公社发工资二到三个月，准备发但未发的有2039个公社，占22．87％。在两三个月以后都无力发工资了。不发工资以后，就全部实行“供给制”了，即政府给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给就没吃的了。
二、“浮夸风”使人疯狂
“浮夸风”集中表现在粮食产量上大放“卫星”上，这方面的情况在第“粮食问题”一章已经作了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其实，“浮夸风”还有多方面的表现。
当时河南流行一个口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一次会上讲了一个《李广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广出游，隐约看到一虎拦路，遂开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头竟入石寸余。彼复射，箭头触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这种借助于无根据的传说，鼓励唯意志论，又出自当权人物之口，当然会鼓起群众浮躁浮夸的情绪。此时又反回来依据“气可鼓而不可泄”的论述，压制一切不同意见，并上纲到两条道路斗争，从而使“浮夸风”在各条战线上愈演愈烈。
在工业建设上，“浮夸风”不仅表现在大办钢铁方面，在其它行业也很严重。不仅大城市浮夸，在一些边远地区的“浮夸风”简直到了天方夜谭的地步。例如，云南有的地区号称平均每1.05分钟就办一个工厂，花2元钱也可以办一个工厂。 1958年甘肃静宁县谎报在15天内建了1万多个工厂，而这个县当年只有25.7万人。 贵州省镇宁县，是一个苗族聚居的县，1958年全县建了494座工厂和1205座高炉，当时全县仅30万人，平均每250人就有一座高炉。
在科学研究领域，应当是最讲科学性的，但这里也刮起了“浮夸风”。1960年秋，我刚上清华大学时，就听上两届的老同学说，1958年，全校搞科学大跃进，搞了很多不切实际的课题。例如，我们系（当时是动力系）就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克劳休斯的“热寂说”是唯心主义，是悲观论。其它系也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大批判的课题，向科学权威挑战。
大跃进狂风颳到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薛攀皋在《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大跃进”时生物学部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一段说：“会议一开始，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他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后来有人问薛这位领导同志是谁，他说是于光远。 当时于光远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长。
可见于光远当时也头脑发热。有一次，聂荣臻元帅（负责军事科学）曾带张劲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和于光远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泽东，要张劲夫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于光远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于光远根据山东省委的报告，汇报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那时的于光远认为，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后来，于光远越想越不是滋味，认为这是他一件丢脸的事。他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从这里吸取了教训。
全国都大跃进，中国科学院也得大跃进。因此，上级一号召，各研究所就分头动起来了，主要是搞了超声波管道化等一些东西，不少所搞大战多少天，向党献礼。这些献礼项目，都是浮夸的。
当时，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下，不迷信教授，向权威挑战，中国科学院广泛开展学术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外，还批判了牛顿力学、微尔和的细胞病理学。在“科学大批判中”，说果树栽培方面农大园艺系教授沈隽“疏花疏果”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保花保果是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在林木采伐中主张“间伐”的（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刘镇谔）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主张“皆伐”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连最抽象的数学领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汉大学数学系的齐民友就是当作白旗给“拔掉”的，等等。心理学的批判是从批北师大心理学教授朱智贤开始的，心理学被当作唯心主义的被否定。
教育战线的”浮夸风”也不弱。全国各地都办起了大学。专区办大学，很多县也办起了大学。在河南省逐平县10个公社8月底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570多所 ，河南省登封县两天之内办起了44所红专大学 。大学遍地都是，村支书就可以任命大学教授。 就在我们中学――浠水一中，也腾出了几间房子办起了“浠水大学”。我们中学一些老师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学教授。不知哪里来的一些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在我们这些中学生面前昂首阔步、大摇大摆起来。“浠水大学”不到几个月就散了伙。报纸宣传，截止7月底，全国已有639个县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
在文化战线，其狂热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有的单位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郑州会议还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各级都要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一瞬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例如江西省组织了5000多个山歌社，四川省组织了 22000多个农村文艺创作小组，安徽省队队有创作小组。由于提出了放文艺卫星的任务，层层布置，层层加码，使得许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转。”
全国都搞诗歌运动。著名诗人田间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他在那里搞起了“诗传单”，不但他写，还把所有的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写诗。写出来的都是顺口溜，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这些诗编成集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后来，这场诗歌运动越搞越大，闹到火车上每个乘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公社开展有比赛。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最后张家口地区竟出了一位“万首诗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就写了一万首诗！
当时，一些著名作家、诗人、文艺工作者，有的不了解真相，有的随波逐流，有的卖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笔，胡说八道，助纣为虐。在这些人当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
当时被认为是大文豪、大诗人的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现引他写的《太阳问答》中的几句：
农民：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们出工老半天，
你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
你早收工进山里。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太阳：
同志同志你问得好，
我举起双手投降了。
我因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见不到。
西方的情况真糟糕，
不劳动的人光胡闹。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担保。
接下去是几段农民和月亮、农民和星星的对诗，极其夸张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后一段是农民、太阳、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谢党呵感谢党，
党是不落的红太阳。
东风永把西风压，
社会主义放光芒。
鼓足干劲争上游，
多快好省建天堂。
红旗插遍全世界，
红旗插在天顶上。
郭沫若还与周扬一起编《红旗歌谣》，这本书极尽浮夸献媚之能事。但是，1963年11月14日，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中写道：“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 据说，郭沫若的秘书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如果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1958年不了解真实情况，跟风起哄；如果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1958年是对实际的无知，跟风起哄，还是内心很明白，却要违背良心，作“新文艺的大敌”、“新社会的大敌”，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样浮夸献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泽东曾说过，“经济事业和作诗是两回事。‘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 但是，当时报刊没有宣传毛泽东这些话。因为“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这样的诗歌在当时浮夸风中推波助澜。
统计部门的“浮夸风”影响最大。本来，统计工作的生命和灵魂在于真实，然而在“大跃进”运动期间，统计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用编织的数字来证实谎言。国民经济信息的严重失真直接导致了决策的失误。北戴河会议之所以做出大炼钢铁的决议，就在很大程度上与1958年夏粮的虚假数字造成了“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的假象有关。
1958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带来了“统计工作的大跃进”，从而产生了“跃进型”统计体制。“跃进型”统计体制，是指在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以党政领导的意图和指示为圭臬，以证明大跃进路线的正确性为宗旨的统计体制。大跃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在数字上必须体现。在组织压力下，统计部门不得不服从各级党政机关的意志，炮制一个个高产卫星，形成一套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统计”数据。困难时期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与这一体制密不可分。
在极权制度下，国家机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紧紧围绕政治轴心运转，统计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统计工作者从上级那里得到的指令是：“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 “要根据党的指示和实际工作需要办事，党叫怎样做，就怎么做。” 薛暮桥和贾启允是当时中家统计局的领导人。
为了把统计工作完全纳入大跃进的轨道，使它成为服务于大跃进的“驯服”工具，各级政权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实现软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动用国家机器实行超强控制，对不听话的统计工作者进行批判、斗争。与此相反，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反而得到表扬和提拔。统计管理也下放权力， 国家统计局要求地方统计部门以90%的时间完成地方任务，上报的统计数字要经党委批准，甚至统计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从而便利了地方党政领导对统计工作的干预。根据薛暮桥回忆，1958年8月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他诉苦：“省委要统计局报假帐，不报就要受处分。”问薛暮桥怎么办。薛回答说，“大跃进势不可挡，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真实数字拿出来。” 薛暮桥在这里暗示统计工作者搞两套统计数字，把真的留下来，等中央需要时再上报。
随着大跃进的升温，统计部门对“统计大跃进”的认识也呈水涨船高之势。薛暮桥6月份的讲话中提出“方向道路是主要的，业务是次要的。” “我们搞统计工作是为人家服务的，不是为自己服务。要不要，要什么，要问人家。计算方法，计算口径，也是如此，为谁服务，就去问谁。” 薛暮桥还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当时经济学界讨论速度和比例的关系（针对只顾高速度）、讨论经济核算（针对不讲经济效益）、讨论商品经济（针对消灭商品经济），薛暮桥还是站在比较科学的一方，但是，在“势不可挡”的形势面前，在他主管的统计工作中，也顶不住了。
1958年6月份在河北保定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议上，打破了原来的跃进标准，认为“统计工作是否跃进，既不在报表数量的多少，也不在时间的迟早”，重新确立了跃进的两条标准：第一，政治领导业务，同群众的生产高潮结合起来，及时掌握生产进度，发动群众评比，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 ；第二，在各级党委的经常领导下，由统计部门统一组织，结合群众生产运动，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统计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贯彻执行统计工作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在8月13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全民办统计”，意欲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统计跃进”。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下达了几项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允许家庭养猪，扩大自留地等。统计工作者利用这个稍微宽松的政治环境，准备纠正统计工作中的错误。1959年4月召开的国家统计局长座谈会上提出了提高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建立准确的人民公社统计工作，做好农作物产量调查工作以及整顿工矿企业统计工作等问题。国家统计局还提交了几篇反映大跃进中实际存在问题的报告，如《关于钢铁工业的几个问题》和《女职工人数的增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地方统计部门也行动起来，用统计手段分析本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如江苏省统计局编印了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统计报告》，专门向指挥生产的党政领导反映情况。这些统计报告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跃进”的得失利弊，对抵制“五风”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不久就被批评为“向大跃进吹冷风。”
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和以后的反右倾运动，国家统计局不得不送上了检讨报告，承认前些时由于“政治觉悟不高”而向大跃进“吹了几口冷风”。而且，国家统计局不仅带头写了十几篇报告，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基本建设等方面全面论证总路线的正确性和伟大成就，还通知各地统计局：“希望各省市的同志们动员组织全体统计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拿起统计武器，为坚决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在极权制度下，统计数字“随风倒”，随最高掌权者的主观意愿而忽高忽低，“热涨冷缩”。即使个人品质较好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只要他为这个制度服务，也只能随之“热胀冷缩”。这一点，毛泽东是明白的，但在制度面前他也无能为力。1961年3月5日，在广东省委3号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胡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
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瞎指挥也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强风。当时搞各种“大办”：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大办工业……每种“大办”都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人，呼之即来，招之即去，“白天红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县领导人晚上站在山头上看各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越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其实，这种大兵团作战不仅造成了窝工和浪费，也使得干部的瞎指挥到了极致。农业上的瞎指挥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用什么方式种，都由上级规定。上级的规定不是来自实际，而是来自更上一级的意图。上面有什么意图，下面就层层放大，最后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说过话，下面就当圣旨，强令农民执行。
关于密植，其实毛泽东只说一个字，这就是他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农业必须抓好这八个方面。前面四个字好理解，不必解释。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间管理。“密”字仅是“八字宪法”中的一个字。这一个字经各级领导人层层放大，就变成了一股狂风，刮遍全国各地。在很多地方，县里规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贯彻到每一个生产队，没有按这个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积，都得全部拨掉重插。不仅重新返工，还要“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说成是“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就要当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看作“红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请求来公社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领导人答复不行，说：“因为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由于过度密植，有的一亩地就播下种子几百斤，长出后苗株间密不透风，阳光也进不去，连种子也收不回。尽管如此，但“密植”是来自最高指示，谁也不敢反对。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还得毛泽东自己出来说话。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才解决“不可太密”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说话没有政治风险。
对深翻，毛泽东也讲过几句深翻对作物生长有利的话。于是，全国各地都深翻土地1米以上。把生土翻上来，把熟土埋在下面。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大幅度减产。
吉林省公主岭凤响乡泡子沿村，1958年10月，将凤响、响水、范家屯三个区并入一个大公社――范家屯人民公社，下设团、营、连的军事体制。然后“大跃进、大兵团大会战”。第一个战役就是深翻地。在会战中“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各家烟囱站岗，锁头看门”，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里参加大会战。全管区共抽1000人，其中500人被调到王学坊管理区“放卫星”，其余500人在本村搞会战，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检查，随时报进度。10 队因进度慢，队长万老九，被公社干部当场拔了“白旗”，撤了职。为了加快深翻进度，劳动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妇女搞秋收，有10％的庄稼扔在地里。
辽宁省铁岭县汎河公社，上级说搞密植，就不管好坏地，一律规定一个株距，下种时用尺量。有一个社员比规定的株距种宽了一点，就拉到会上“辩论”，直到本人承认“破坏生产”才算完事。各种活计安排，都是公社干部发令，大队干部传令，小队干部听令，社员任凭干部摆弄。不管干什么，都要求一个规格，一个期限，一个进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战，大搞辩论。杨威楼生产队社员编了一个顺口溜：“种地不由民，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瞎指挥从1958年一直搞到1960年。1960年社员说：“58年你们瞎指挥，我们提意见；59年你们搞瞎指挥，我们还偷着干；今年豁出来了，叫我们种石头我们也种。反正我们挨饿你们也饱不了。”
湖北省沔阳县在贯彻《紧急指示》（十二条）的过程中，由于中共中央开始批评瞎指挥，群众才敢说话，贴了不少批评瞎指挥的大字报。选录如下几张：
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扫光，
群众反映有困难，右倾帽子实难当。
（沙湖公社中帮管理区群众贴）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麦种这密，
每亩下种一千斤，害得群众饿肚皮。
（双江公社黄荆生产队群众贴）
干部强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
一切停止把湖下，误了一年好庄稼。
（沙湖公社杜窑管理区群众贴）
干部主观主义大，扭转乾坤种庄稼，
为了好看连片化，坏田也要种棉花。
（杨林尾公社中心生产队群众贴）
2010年4月12日星期一
中共执政集团已经变成了一个自利集团
市公务员集资房，位置刘家窑桥西南，均价4000/平，周边30000/平
铁道部集资房，位置西直门铁科院院内，均价2000/平，周边 50000/平
公安部集资房，位置广渠门外，均价4500/平，周边35000/平
外交部团购房，位置双井桥东南，项目 名称：禧福会国际社区，团购价6000/平，市场价30000/平
外交部集资建房，位置劲松桥 项目名称：和谐雅园 集资价：5800/平 市场价30000/平
中石油团购房，位置太阳宫地铁站，项目名称：太阳星城，团购价8800/平，市场价 28000/平
市区政府团购房，位置大红门，项目名称：京投快线?阳光花园，团购价6000/平，市场价25000/平
市 发改委建委集资房，位置六里桥西局，均价4000/平，市场价30000/平
人民银行集资房，位置宣武门康乐里，均价2000/平，市场 价50000/平
市铁路局集资房，位置广安门手帕口南，均价5000/平，市场价32000/平
中信银行团购房，位置 菜 市口，项目：中信城，团购价5000/平，市场价33000/平
一个四周同等质素的房子价值4万一平米的地方，假如你能够花四千元一平 米的价格买到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就等于有人送了360万给你。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算 术问题，简单到我儿子都能轻易地计算出来，但是背后的事实解读，就丰富多了。上面是一个网友贴出来的信息，可以看到很多中共中央部门都涉入其中。这肯定不 是一个完整的清单，可以想象到还有无数的大、小部门，无数的公务员朋友们每天琢磨着如何将手上的权力变成他们口袋里的RMB。
再想象一 下，这仅仅是首都北京的一个不完整的清单，还有多少部门在玩这样的游戏？再扩大到全中国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数十个省、数百个地区、数千个县的数千万中共执 政团伙的团友们。再扩大到其他可以权力与金钱的转换游戏的行业，进出口业？银行业？证券业？物流业？等等等等。匡算下来，这是一个何等庞大的数字？中共的 执政集团的大小团伙们，在将何等巨大的数字变成他们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银子？
要知道，这 是合法的偷窃游戏，至少从表面上看绝对不会将任何人送进监狱的游戏。他们利用了手中的权力，将一切偷窃行为合法化了。想象一下操作的过程，是一个很有趣的 推理游戏。首先，那些地是怎么来的？不可能是从国土部的拍卖市，场上用正常的价格拍回来的，否则哪里来的这么便宜的价格？否则这样的权力游戏就丝毫有趣都 谈不上了。
我推测，这些一定是免费批给各单位的办公用地，有些是计划经济时代免费划拨的，有些是最近申请的，所以可以绝对肯定的是土地是 免费得到的。然后再申请更改土地用途，将办公用地改成商业用地。按照正常手续，改变土地用途，是要补地价的，也就是说要补交办公用地与商业用地之间的差 价。假如那样就太无趣了，也就做不到四千元一平米的楼价了，从房价倒推回去，肯定是没有补地价。能办下来吗？当然，当地国土局批准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这土 地是白得的了。
然后呢？是设计、建筑、装修，然后就交楼了。这些成本加起来并不多，四千一平米也差不太远了，何况可以使用手中的权力去换，比如说建筑公司就可以让他们用 好料，却给亏损价。这些房主全部都是权力部门，从其他地方用公款补给他们就是了。比如说帮他们弄几个巨额的公共工程、贷款的审批手续简单一些，足够建筑公 司赚回来了，设计、装修也同样如此。
于是各部门就可以合法地将数百上千亿国有资产袋袋平安了，合法的，手续完备的，大家都闷声大发财了。就算有一天犯到纪委手上，也说不出什么来，手续是全 的，合法的。相信在全国各地、各行业、各厅局天天都上演着这样的好戏，怪不得人人想做公务员，太肥了。你只要够资格，无端地就送你几百万，除了当共产党的 公务员，上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事情？
中共的执政集团，相当一部分人天天都在想方设法把自己手上的权力变成口袋里面的银子。他们已经变成了一个自利的集团，他们不再考虑什么国家、人民、信仰等 等废话。你受贿还要首先权力寻租，但是这样的游戏，连官商勾结都不必，直接就换成银子了，还免得让那些商人们分一杯羹。亏得朱熔基、温家宝们还几次三番地 给他们加工资，高薪养廉啊，高薪倒是拿了，养廉是想都不要想。拿到高薪还要继续贪，钱这东西哪里有个够的？
你给他们再高的薪水，顶多也就是普通科员拿几千，高级的拿一两万吧？怎么能比这样一次过拿几百万？轻轻松松地就拿到手了，还不用干活。只是这钱是拿到手 了，这政府这政党也就烂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都已经烂成了一堆臭肉，熏天的臭气总有一天要把盖子掀开的。可笑的是如此糜烂的政府和政党还整天想着“永 久执政”？这就叫做典型的“利令智昏”，还是想想下场吧。
铁道部集资房，位置西直门铁科院院内，均价2000/平，周边 50000/平
公安部集资房，位置广渠门外，均价4500/平，周边35000/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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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集资建房，位置劲松桥 项目名称：和谐雅园 集资价：5800/平 市场价30000/平
中石油团购房，位置太阳宫地铁站，项目名称：太阳星城，团购价8800/平，市场价 28000/平
市区政府团购房，位置大红门，项目名称：京投快线?阳光花园，团购价6000/平，市场价25000/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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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集资房，位置宣武门康乐里，均价2000/平，市场 价50000/平
市铁路局集资房，位置广安门手帕口南，均价5000/平，市场价32000/平
中信银行团购房，位置 菜 市口，项目：中信城，团购价5000/平，市场价33000/平
一个四周同等质素的房子价值4万一平米的地方，假如你能够花四千元一平 米的价格买到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就等于有人送了360万给你。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算 术问题，简单到我儿子都能轻易地计算出来，但是背后的事实解读，就丰富多了。上面是一个网友贴出来的信息，可以看到很多中共中央部门都涉入其中。这肯定不 是一个完整的清单，可以想象到还有无数的大、小部门，无数的公务员朋友们每天琢磨着如何将手上的权力变成他们口袋里的RMB。
再想象一 下，这仅仅是首都北京的一个不完整的清单，还有多少部门在玩这样的游戏？再扩大到全中国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数十个省、数百个地区、数千个县的数千万中共执 政团伙的团友们。再扩大到其他可以权力与金钱的转换游戏的行业，进出口业？银行业？证券业？物流业？等等等等。匡算下来，这是一个何等庞大的数字？中共的 执政集团的大小团伙们，在将何等巨大的数字变成他们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银子？
要知道，这 是合法的偷窃游戏，至少从表面上看绝对不会将任何人送进监狱的游戏。他们利用了手中的权力，将一切偷窃行为合法化了。想象一下操作的过程，是一个很有趣的 推理游戏。首先，那些地是怎么来的？不可能是从国土部的拍卖市，场上用正常的价格拍回来的，否则哪里来的这么便宜的价格？否则这样的权力游戏就丝毫有趣都 谈不上了。
我推测，这些一定是免费批给各单位的办公用地，有些是计划经济时代免费划拨的，有些是最近申请的，所以可以绝对肯定的是土地是 免费得到的。然后再申请更改土地用途，将办公用地改成商业用地。按照正常手续，改变土地用途，是要补地价的，也就是说要补交办公用地与商业用地之间的差 价。假如那样就太无趣了，也就做不到四千元一平米的楼价了，从房价倒推回去，肯定是没有补地价。能办下来吗？当然，当地国土局批准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这土 地是白得的了。
然后呢？是设计、建筑、装修，然后就交楼了。这些成本加起来并不多，四千一平米也差不太远了，何况可以使用手中的权力去换，比如说建筑公司就可以让他们用 好料，却给亏损价。这些房主全部都是权力部门，从其他地方用公款补给他们就是了。比如说帮他们弄几个巨额的公共工程、贷款的审批手续简单一些，足够建筑公 司赚回来了，设计、装修也同样如此。
于是各部门就可以合法地将数百上千亿国有资产袋袋平安了，合法的，手续完备的，大家都闷声大发财了。就算有一天犯到纪委手上，也说不出什么来，手续是全 的，合法的。相信在全国各地、各行业、各厅局天天都上演着这样的好戏，怪不得人人想做公务员，太肥了。你只要够资格，无端地就送你几百万，除了当共产党的 公务员，上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事情？
中共的执政集团，相当一部分人天天都在想方设法把自己手上的权力变成口袋里面的银子。他们已经变成了一个自利的集团，他们不再考虑什么国家、人民、信仰等 等废话。你受贿还要首先权力寻租，但是这样的游戏，连官商勾结都不必，直接就换成银子了，还免得让那些商人们分一杯羹。亏得朱熔基、温家宝们还几次三番地 给他们加工资，高薪养廉啊，高薪倒是拿了，养廉是想都不要想。拿到高薪还要继续贪，钱这东西哪里有个够的？
你给他们再高的薪水，顶多也就是普通科员拿几千，高级的拿一两万吧？怎么能比这样一次过拿几百万？轻轻松松地就拿到手了，还不用干活。只是这钱是拿到手 了，这政府这政党也就烂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都已经烂成了一堆臭肉，熏天的臭气总有一天要把盖子掀开的。可笑的是如此糜烂的政府和政党还整天想着“永 久执政”？这就叫做典型的“利令智昏”，还是想想下场吧。
三日拈花推
# 局长：小李呀，按理说，这些人早死早解脱，他们应该高兴才是呀。为何他们意见反而这么大？ 小李：莫非他们在上帝那里也下煤窑？ 7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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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都办喜丧,地震、干旱，矿难，都以喜剧收场 7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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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我们的央视已连续好些天不在报道伊川矿难相关情况，整天就围着王家岭，是不是太过份了，我是天天看央视新闻啊，居然一条也看不到伊川矿难相关情况。伊川矿难里的工人难不成低人一等？央视也太漠视生命了 7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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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矿难，伊川死难人数并不比王家岭少，而且导致伊川矿难发生的责任性质更为恶劣。其一、非法开工，其二、矿主和相关人员在第一时间内潜逃，错过了为救援提供相应信息的时间。自首又有屁用。其三、矿主居然还是个缓刑人员，这个刑缓的真是好啊，当地司法部门是嫌人死有少吧，让这个祸害继续为患。 8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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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住宅用地供应量达7.7万公顷，占总量24.1%。 2009年中国各地土地出让总价款为15910.2亿元，其中招拍挂出让价款15098.5 亿元，占出让总价款的94.9%。国土部还将配合银监会、证监会，对土地抵押贷款和房企上市融资进行常态化审核把关 8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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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到2006年中，最突出的纪录是2003年。这一年全世界煤矿事故死亡总人数是8000人，中国内地就占将近80％，死亡6434人。考虑到地方官员经常谎报事故伤亡人数，真正的死亡人数极有可能比见报的更多。 8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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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载，仅仅在2005年，就有大约6000名矿工丧命，这一数字是同年美国煤矿矿工死亡人数的150倍。由此向前追溯，2004年中国共有5286名煤矿工人死于事故。从2001到2004年，中国共发生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煤矿事故188起，平均每4到7天一起。2001到2006年中， 9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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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难后有人流落到了荒岛，恰好有海龟产卵，他活了下来，获救后，记者问他感想，他说，当然，先要感谢王八蛋。 9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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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体现和发掘‘可歌可泣的事迹’，应该让矿难不断地延续下去。 9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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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既得利益:如行长的亲戚占全行职工的10%,人事处长的七亲八姑遍布省市县工行上上下下,父当分行长后培养儿又接班当分行长,省市县三级工行的行长竟为一家人... 9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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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住行玩公款包,工资基本不用,不包括灰色收入,工行年实薪,科级干部20多万,处级干部50多万,局级干部100多万.仅当个科级干部吃吃喝喝当10年就有200多万！所以提拔干部就是提钱！提个科级干部实际上也就是提拔20多万,一旦当上科级干部,至少可做10年没问题,也就是200多万以上 10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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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生命奇迹掩盖监管渎职,王家岭矿难别演变成《欢乐颂》！！！ 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理念应真正贯彻在事故发生之前，而不是事故发生之后。 真诚希望发生在王家岭的救援奇迹不再重演。。。 11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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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这样的垃圾报纸就把这事当做喜事来报道的，总编真他 妈 的没人性。就知道当吹鼓手！还号称“主流媒体”，一点新闻人的良心和职业道德都没有？全体采编人员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11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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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一楼的几个儿子被村长一不小心搞死了，村长赶快派人去到一楼家里处理后事。很快把一楼家的后事搞好了。一楼感激的对村长说：“感谢村长的大恩大德啊，您的英雄事迹一定要表彰” 11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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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绩之前，麻烦你也想一下，宣传了半天，到底多少名矿工被埋在井下，至今连个具体的名单、数字都没有，到底死了多少工人都成了秘密，还有什么可说的？要说经验，你们欺骗，隐瞒，贪污腐化经验之丰富无人可比，倒是真的 11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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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矿工死于矿难，就不叫取得成功，更谈不上成就。悲剧发生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一贯就是推卸责任毫不含糊，救援本来是你们应该做的分内之事，在你迫不及待地宣扬成就， 12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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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中发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与矿难本身相比，就象一滴水跟大海相比，微不足道，几可忽略，就象你家的几个孩子死了，正在办丧事，其中有几个人在办丧事的过程中表现比较突出，难道你当时就请个戏班子为那几个人歌功颂德？？？？？？？？？？ 12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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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郴州市药监局昨日证实，郴州市儿童医院曾使用工业氧冒充医用氧为患者使用，儿童医院一月份就被查处，然而该院二三月份仍在购买使用工业氧。4日，该院相关负责人已被停职。 12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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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上两杯富含甲醇的假茅台。 夜间整了容、染了发、隆了胸、纤了腰、塑了臀、补了膜的情人，给俺戴上一个翻新的套套翻云覆雨，，听到情人大呼小叫的假叫床，拔出来傻眼了－－漏了！情人却不以为然地说：别担心，俺也例假呢。 12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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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起床，掀开黑心绵做的被子，用牙防组鉴定的牙膏刷完牙，喝杯过了期的碘超标还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吃根用地沟油炸的掺杂了硫酸铝钾、洗衣粉的的油条，外加一个苏丹红咸蛋，在票贩子手里买张车票，准时赶到地下烟厂上班，九点三十分偷偷用山寨手机看股票从6124.04点跌到1240.46点. 13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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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眼忍看世间乱，闭目却遇鬼魂缠， 亲人祭奠无需酒，坟前最好烧纸钱。 省下祭祀盘中餐，留与亲人度荒年。 从此枕煤我长眠，黑水黑金当三餐！ 14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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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门富贵歌盛宴，矿工井下尸未寒。 身埋地下魂犹诉，母唤门前泪不干。 几回梦里把亲念，妻儿今后凭谁怜。 年迈白发可安好，何人尽孝在堂前？ 举杯遥祭为君叹，早有兄弟死在前。 阴府道上钱开路，阎王殿内苦难言， 猫鼠合肥天下瘦，宦富同乐民生哀。 天上地下何相似，穷人哪里都可怜！ 14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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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岭事故发生后，工人们发现煤矿机关领导却都不见了。跑出井面的矿工一度情绪失控。矿工们砸毁了煤矿领导办公室的门、电脑、办公桌椅。“最后在一间锁着的办公室发现了煤矿生产部经理曹奎兴，矿工们气愤之下把曹奎兴打了一顿。” 14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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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专家称：盖房子的是劳动者，住房子的也是劳动者，劳动者之间通过一堆砖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举国上下围绕一堆砖头空前团结，这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当然，我们也向那些对高房价冷嘲热讽，麻木不仁，直至屡次错失买房良机的不幸的劳动者表示诚挚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 14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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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专家称：历史上，我们穷尽民力垒金字塔供法老独享。而中国人却争分夺秒盖鸽子楼，改变全体人民的生活。虽然目前每个人也只摊到一个马桶的面积，但这方寸之地毕竟是属于奴隶的，在法老时代出现属于奴隶的东西，这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5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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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家说：我们日耳曼人自诩是全世界最认真，最一丝不苟的民族。而看到中国房地产业的仁人志士面对总理慷慨激昂的决心和新华社连篇累牍的评论，依旧我行我素，一步一个脚印的遵循着经济学的原理回归应有的价值，我们才深深懂得什么叫做坚持原则不妥协，什么叫做泰山压顶不弯腰。 15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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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专家称：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高度重视，才是缔造房价奇迹的关键，中国儒家思想自古以来提倡“家和万事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的根本是家，而倾全民所有，投身房地产，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家庭高于一切”的价值伦理观。 15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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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专家称：因为中国人没有安全感，又爱面子，导致他们对房子的需求量极大，中国人用15年的时间就盖完了西方国家1500年都盖不完的房子，在这样的飞速发展下，房价一年才涨30%，这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收入相比，显然是太慢了。 16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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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专家称：中国大批底层民众在高房价的激励下，终于找到了继续活下去的意义，并由衷的发出了：“人无压力轻飘飘，地无压力不出油”的时代呐喊！各类媒体广泛赞誉开发商“把房价炒到30万/平米”的雄心壮志！一时间，长城内外，房价飞涨，大河上下，屁民嗷嗷。 16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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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专家说：中国的崛起完全受益于房地产，而房地产的奇迹则得益于中国政府高瞻远瞩、洞览全局的战略眼光，和集举国之力办大事的体制优势。银行、开发商、媒体、炒房团、广大房奴，各方科学规划，措施有力，组织得当，层层落实，可持续的推动着房价车轮滚滚向前。相比之下，我们的体制太过软弱 16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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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铁路局集资房，位置广安门手帕口南，均价5000/平，市场价 32000/平 中信银行团购房，位置菜市口，项目：中信城，团购价5000/平，市场价33000/平 17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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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政府团购房，位置大红门，项目名称：京投快线?阳光花园，团购价 6000/ 平，市场价25000/平.# 市发改委建委集资房，位置六里桥西局，均价 4000/平，市场价30000/平 人民银行集资房，位置宣武门康乐里，均价2000/平，市场价50000/平 17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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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团购房，位置双井桥东南，项目名称：禧福会国际社区，团购价 6000/平，市场价30000/平.外交部集资建房，位置劲松桥 项目名称：和谐雅园 集资价：5800/平 市场价30000/平.中石油团购房，位置太阳宫地铁站项目名称太阳星城，团购价8800/平，市场价28000/平 18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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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务员集资房，位置刘家窑桥西南，均价4000/平，周边 30000/平.铁道部集资房，位置西直门铁科院院内，均价2000/平，周边 50000/平.公安部集资房，位置广渠门外，均价4500/平，周边35000/平. 19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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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9日，青岛市再爆惊人的“毒韭菜”。从4 月1日开始，青岛一些医院陆续接到9名食用韭菜后中毒的患者被查出的毒韭菜主要是来自山东潍坊高密的夏庄镇、河崖镇及潍坊寿光的稻田镇等地，截至目前，该市检出农药残留超标蔬菜1930公斤，目前已经全部销毁。 20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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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部分公务员被曝能够以内部价购买住宅，水利、电力、无线等单位的家属楼的价格是4500元/平方米左右，而周边的二手房价格，要4万元一平。 22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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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10日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外贸顺差为144.9亿美元,减少近八成,3月份当月逆差72.4亿美元。这也终结了自2004年5月开始连续 70个月贸易顺差的局面。 23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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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朋好友借，爸妈箱底钱。 凑齐首付款，还贷几十万；终身被奴役，月供如霜剑！ 说与各位听，此事莫等闲；捂紧钱口袋，不要再受骗。 立此奸商照，醒世一良言！ 11:36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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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急先锋，占地当模范；电视来报道，形象凳报刊。 房价节节高，每平上一万；抄家连手倒，牛气直冲天！ 大会小会吹，年底有表现；首长颁奖章，奖车又奖钱。 可怜老百姓，流血又流汗；民工常少薪，有家也难还！ 更有众房奴，苦处说不完；亲朋好友借，爸妈箱底钱。 11:36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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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四方客，大小是要员。 首长做上席，两边是城建；发证房产局，保卫有公安！ 酒是五粮液，抽的中华烟；称兄又道弟，有钱大家赚。 逢年又过节，登门送贿款；小有数千元，大到上百万！ 猫鼠成一家，斩将又过关；黑白通大道，日子赛神仙。 造表假按揭，集资骗贷款；空手套白狼，钞票堆成山！ 11:35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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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划地皮，银行搞贷款；叫来工程队，就当大老板！ 铁厂赊钢筋，窑头拉红砖；郊区拖水泥，河滩运沙卵。 招来黑打手，护家又看院；谁要不拆迁，就往死里干！ 闹市挂招牌，鞭炮响连天；模型沙盘立，小姐站两边。 田边草尤青，小区就开盘；财源滚滚来，奸商笑开颜！ 宾馆招小姐，酒楼设喜宴； 11:35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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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原株洲县书记龙国华无期徒刑，龙国华任前突击提拔百余干部，花钱向县委书记“买官”，曾是湖南省株洲县官场的一条“潜规则”。 11:35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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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称，当前我国黑恶势力犯罪正处于活跃期，恶势力发展周期相比以前更短，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目前黑恶犯罪正积极向政治领域渗透，想方设法寻求政治靠山，捞取政治资本。 11:34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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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海市银海区区长邓昌达承认，征地不搬迁者亲属确被株连。他说，一些单位急于求成，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由此产生了所谓的“株连”现象，在社会上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 11:34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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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7日中午，南京栖霞区一市容中队副中队长在对占道经营摊点进行执法取缔时，面部被滚油烫伤，被确认属二度烫伤。执法人员称，事件系摊主故意泼油阻挠执法，但摊主对此一再否认，声称是遭遇城管队员野蛮执法，在冲突混乱中碰翻油锅误伤执法人员。 11:34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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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固始县公安局西关派出所一名负责人透露，3月25日晚中国银行固始县支行行长闵某醉酒后对同桌吃饭女子进行调戏，遭拒后动手打人，一同吃饭的还有固始县副县长张某。事情发生时，固始县副县长张某一直在场，并没有制止，而是“扬长而去”。 11:34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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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州儿童医院为获利使用工业氧 湖南郴州儿童医院因使用工业氧用于医疗，在当地造成恐慌。相关负责人已被停职，纪检机关介入调查。“工业氧的杂质以及有害气体会对呼吸系统带来伤害，造成呼吸困难和肺部感染，供应的公司负责人是医院书记的丈夫，给交易提供了更多便利，” 11:33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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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刚看又一个某市住深办事处的人员也是公务员，申请深圳经济适用房就被通过了，当初这家伙申请的时候说自己0资产！结果老百姓举报他了，说他银行存款 18万，还有股票好几万，还有房。你们猜最后怎么地？结果住房和建筑保障部还为这个人辩护呢，说人家就算有钱，也没超过我们的标准呀 9:08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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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公安县一名在押男子离奇死在该县看守所。警方称该男子系溺亡在洗脸台水池里。此间有网上消息称，薛某尸体时，发现薛某“身无片缕，口、耳、鼻中都有血迹”，遂怀疑薛某死前曾“挨过打”。昨天下午，事主尸体已火化。 9:08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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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市第二次保障性住房初审合格家庭(单身居民)公示名单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市通过保障房初审家庭中至少299户有成员在政府机构工作，有些家庭甚至不止一个是政府机构人员。还有不少人家住豪宅。 9:07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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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这个卖2000的冰箱用的材料也变差了，实际还不到1500 呢. 家电下乡，就是以农民的名义，补贴厂商。我在上海买，才2400的电视，还快递到老家。回老家买。花我3000 8:32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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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我一向都不回帖的，这次不得不顶你。我结婚时买家电，先在网上看看价格记了下来，然后到苏宁、国美、五星一看，草，麻痹的，买了还是搞活动的家电，以旧换新后的到手价还比网上商家报价还贵一百到两百，妈个比的，什么家电下乡，什么以旧换新，麻痹老百姓真没得到一点实惠！ 8:32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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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1500元的冰箱，商家打上家电下乡的旗号后报2000元，老百姓买了之后再拿13%补贴，最后老百姓花了1740买了这个价值1500的冰箱。 8:32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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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的真实经历.买家电下乡的,不可以讲价，2000就2000. 同样的功能，更好的品牌。2000你问可以少点吗。对方马上就说要买的话。1700. 我以1650成交。。。。狗X的家电下乡不知道补贴了谁？？？？？？？？？？？？《转的，呵呵》 8:32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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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州皇家KTV保安与顾客斗殴，挑断客人手筋。现当地正在调查该店是否存在非法经营，以及是否有公安民警参与经营。郴州将全面整顿公共场所的保安队伍。整顿？运动式的工作方法，事情过后一切照旧。 8:31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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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 “据某区住建部门反映，迫于公众和媒体压力，已经有个别申请人因条件不够主动退出公示。”但具体区、街道办和人员名单等细节，该负责人并未公布。那么已经取得的豪车车主呢？那么他们是怎么取得的呢？算了？过了风声又重来？ 8:31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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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称物业税即将在京沪深渝等重点城市开通，而官员表示中央政府即将开征的是房地产特别消费税，而非物业税。 8:31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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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动四川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已证实，前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潜逃未遂，现已归案。该负责人还称，四川移动目前只有李向东一人涉案，暂无他人牵扯其中，因此影响“并不太大”。 8:31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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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安徽省六安市五显镇村民反映，一对老年夫妇违规领取农村低保金，两人之子六安市金安区发改委主任李某称对此事不知情，但愿意退回父母所领的低保金。 4:01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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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车主王学宝在沪陕高速公路陕西商洛段轮胎突然爆裂着火，处理事故时却花费4万元，加上货物的"莫名失踪"，总共花费过万。王学宝遭遇的天价收费在当地并非个例，据悉，已有291名货车司机按手印联名上书。 4:01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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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为抑制地价上涨，国土部决定对2009年12月31日之前的楼市违法违规用地展开一次全面清查整治。此次行动将重点是整治违规供应土地建设别墅；不及时开发建设囤地炒地；违反法律法规闲置土地。 4:01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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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4月10日将公布全国的住宅土地供应计划，其中也包括北京。此后，北京的住宅土地交易将恢复，300多公顷经营性用地将在下周“开闸”上市，其中，住宅规划建筑面积约200万平方米。 4:00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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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0=34000万GDP 4:00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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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灵山3年任免干部1700人次,市委介入调查.”简直是屁话。人民科级以上干部要报市委批准，起码的组织程序都不懂。你批准了还调查什么？狂笑！ "老外了吧，没有经过市审批的干部叫小产权干部。" 4:00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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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倒大仁想志富，隔三差五动干布。 4:00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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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了吧？公开价：副科3W，正科5W，副处10W，正处15W，3 年后对账发现这帮龟孙子瞒报了不少，迷迷糊糊就批了，想要还不好意思，所以就查，结果被狗仔队个瞄上了，于是“自摆乌龙”！ 3:59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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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7日晚,广西灵山县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3年内任免干部超1700人次”报道.灵山县称，正在对07年以来干部任免的具体人数及人次进一步核查, 待核查结果出来后会尽快向社会通报。 3:59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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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汉正街的田女士，在银行丢了 5000元钱，银行的监视器也看得到拾遗者，但报警后警方却说金额不够一万元，不给立案调查。资深律师谭尧表示，拾走5000元现金已涉嫌侵占罪，“达到一万元才立案”的说法，应该是警方的内部规定。 3:59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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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年形成的煤炭60年挖去一半多，江河水越少越黑，原生林绝迹野动物绝迹只剩老鼠，湖干石漠化,沙尘暴席卷大版，鬼子进村强拆,到处建脆脆楼试地震，转基因强行登陆扫荡祖宗万年留下来的救命粮,奶粉加毒药面粉渗石灰，代课老师不如乞丐,少数人疯狂暴抢民族财富，官价涨鸡的屁涨房价疯涨上天, 1:09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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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呈风威，白占田园能几日？ 云从雨势，黑漫大地没多时。 ——郑板桥题兴化城隍庙 1:07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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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凌晨4时许，佛山市禅城区高基街一古玩店铺门前发生枪战事件。目击者称，有百余人员用长刀互相砍杀，其中还有人用自制的霰弹枪开火，店铺门被砸烂。警方通报称事件造成2人中枪入院。案件在进一步调查中。 1:07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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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门县原人大代表杨曙忠因醉驾致4死6伤一案有新进展。记者从检察机关了解到，昨日下午，浙江省三门县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准逮捕杨曙忠。 12:43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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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6日富士康烟台工业园28岁员工李某猝死在出租屋内。 2007年9月1日富士康员工21岁的刘兵辞工两小时后突然死亡。 2007年6月18日富士康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 12:42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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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3日4时许19岁的员工马向前在富士康华南培训处的宿舍死亡。 2009年8月20日富士康23岁员工郑鑫崧在游泳池溺水身亡。 2009年7月15日富士康25岁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 2009年7月15日富士康25岁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 12:42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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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6日15时许观澜富士康C8栋宿舍一女工宿舍坠楼,仍在医院治疗。 2010年3月29日4时富士康龙华科技园J1楼, 一男员工坠楼身亡。10年3月17日8时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名田姓女工从宿舍楼跳下摔伤。 2010年3月11日晚富士康龙华基地内的生活区,一男子从五楼坠亡。 12:42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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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两名富士康员工死亡，警方经过现场勘查,目前两起死亡事件已经排除他杀,不属于刑事案件。此前已发生多起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 12:41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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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乘飞机经过某地，我从窗往下面一看，海，全部绿色大地，我对空姐说：呵，这里的绿化环境太好了！可空姐对我说：这哪是绿化的好啊，你看见的都是行人戴的绿帽子！呵呵，无语！ 12:28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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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庆某事业单位科室负责人，日前被曝先后与500多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记者经调查了解，安庆“性爱日记门”的主角是一家驻安庆二级甲等医院聘任的放疗中心主任王某某。被安庆检方调查后，王某某已经回医院正常上班。 12:24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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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平顶山开发商将房管局告上法庭，要将一名房主的房子强行征收，在两级法院三次审理最终作出对房主有利的判决之后，因开发商"情绪激动"，平顶山法院竟然再次立案，要对这一案件进行第四次审理，而这已经违反了法律关于案件诉讼次数的规定。 12:18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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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一处“违章建筑” 进行强拆，“一暴力抗法者往自己身上倾倒汽油并自行点燃被严重烧伤。”官方称其家为违法建筑并拒绝拆迁，还投燃烧瓶暴力抗法，自焚时执法人员想救人但被阻止。 12:17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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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禾拆迁事件中,原城关镇党委书记、商贸城拆迁协调办副主任雷知先曾对记者说,作为决策的执行者,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过项目究竟合不合法,“连怀疑都不敢”。 12:16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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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初，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运行机制改革全面启动，全市8000多名民警都要下岗后竞聘。昨天太原公安局接受采访称，太原公安局一二级机构精简过半，抢劫类、抢夺类、盗窃类案件分别下降了51%、33%和23%，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说明原来的安全感和满意度非常低。 12:08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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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凶杀案庭审目前已经快过3个小时，现在辩护人律师进行陈词阶段。郑民生在法庭上提出很大异议，认为法庭对他是不公平的，他一直强调是社会的冷漠造成的悲剧，他一直强调自己是本分的人。 12:08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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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个占地近3500亩的高尔夫项目，公然建在生态极其脆弱的水利部“晋陕蒙砒砂岩区沙棘生态工程”区域。历时十余年投入巨大人力、财力和物力培育的大片沙棘生态林被连根挖除，防风固沙屏障消亡殆尽。 12:07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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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海、盐城,北京海淀,山东胶州,福建泉州,黑龙江东宁先后发生拆迁户自焚,湖北武汉拆迁户被铲土机活埋,当地官员无一人被问责；即使是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科级干部日前亦官复原职。 12:06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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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上海在浦东新区发布“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数”。结果惊人地显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纽约和伦敦。 11:44 PM Apr 7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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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匿名邮件的方式爆料，指透过演员金巧巧遗失的手机短信发现内地有一些中介人以“接通告”或者“接广告”的暗语，联系中介演员、歌手或女模卖淫。由于爆料信中有不少为金巧巧撇清的言辞，媒体怀疑此事件是金巧巧“炒作”。不过，金巧巧在受访时否认炒作。 11:44 PM Apr 7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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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临高县80后美女副县长又成了网民关注的焦点。临高县政府网显示，李梅，1981年12月出生，工学学士学位，参加工作不到6年，现任临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之职，分管县市政园林局、县地震局、县科技据工作，联系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工作。 11:43 PM Apr 7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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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莆田市市长张国胜于4月8日上午跳楼身亡，至于其身体状况及具体细节，有关人士拒绝透露。据介绍，莆田市将召开紧急会议。 11:41 PM Apr 7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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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省衡阳县石市第十二中学出台一项新校规，凡是迟到学生，都要向老师交纳 5到10元的罚款，还有老师告诉学生，交纳200元至300元包月，可以天天迟到，此举引发了部分家长的不满，石市教育专家认为，学校的举动有悖教育本质。中国社会、中国教育之荒唐一至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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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都办喜丧,地震、干旱，矿难，都以喜剧收场 7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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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我们的央视已连续好些天不在报道伊川矿难相关情况，整天就围着王家岭，是不是太过份了，我是天天看央视新闻啊，居然一条也看不到伊川矿难相关情况。伊川矿难里的工人难不成低人一等？央视也太漠视生命了 7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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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矿难，伊川死难人数并不比王家岭少，而且导致伊川矿难发生的责任性质更为恶劣。其一、非法开工，其二、矿主和相关人员在第一时间内潜逃，错过了为救援提供相应信息的时间。自首又有屁用。其三、矿主居然还是个缓刑人员，这个刑缓的真是好啊，当地司法部门是嫌人死有少吧，让这个祸害继续为患。 8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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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住宅用地供应量达7.7万公顷，占总量24.1%。 2009年中国各地土地出让总价款为15910.2亿元，其中招拍挂出让价款15098.5 亿元，占出让总价款的94.9%。国土部还将配合银监会、证监会，对土地抵押贷款和房企上市融资进行常态化审核把关 8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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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到2006年中，最突出的纪录是2003年。这一年全世界煤矿事故死亡总人数是8000人，中国内地就占将近80％，死亡6434人。考虑到地方官员经常谎报事故伤亡人数，真正的死亡人数极有可能比见报的更多。 8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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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载，仅仅在2005年，就有大约6000名矿工丧命，这一数字是同年美国煤矿矿工死亡人数的150倍。由此向前追溯，2004年中国共有5286名煤矿工人死于事故。从2001到2004年，中国共发生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煤矿事故188起，平均每4到7天一起。2001到2006年中， 9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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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难后有人流落到了荒岛，恰好有海龟产卵，他活了下来，获救后，记者问他感想，他说，当然，先要感谢王八蛋。 9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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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体现和发掘‘可歌可泣的事迹’，应该让矿难不断地延续下去。 9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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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既得利益:如行长的亲戚占全行职工的10%,人事处长的七亲八姑遍布省市县工行上上下下,父当分行长后培养儿又接班当分行长,省市县三级工行的行长竟为一家人... 9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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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住行玩公款包,工资基本不用,不包括灰色收入,工行年实薪,科级干部20多万,处级干部50多万,局级干部100多万.仅当个科级干部吃吃喝喝当10年就有200多万！所以提拔干部就是提钱！提个科级干部实际上也就是提拔20多万,一旦当上科级干部,至少可做10年没问题,也就是200多万以上 10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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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生命奇迹掩盖监管渎职,王家岭矿难别演变成《欢乐颂》！！！ 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理念应真正贯彻在事故发生之前，而不是事故发生之后。 真诚希望发生在王家岭的救援奇迹不再重演。。。 11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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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这样的垃圾报纸就把这事当做喜事来报道的，总编真他 妈 的没人性。就知道当吹鼓手！还号称“主流媒体”，一点新闻人的良心和职业道德都没有？全体采编人员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11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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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一楼的几个儿子被村长一不小心搞死了，村长赶快派人去到一楼家里处理后事。很快把一楼家的后事搞好了。一楼感激的对村长说：“感谢村长的大恩大德啊，您的英雄事迹一定要表彰” 11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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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绩之前，麻烦你也想一下，宣传了半天，到底多少名矿工被埋在井下，至今连个具体的名单、数字都没有，到底死了多少工人都成了秘密，还有什么可说的？要说经验，你们欺骗，隐瞒，贪污腐化经验之丰富无人可比，倒是真的 11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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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矿工死于矿难，就不叫取得成功，更谈不上成就。悲剧发生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一贯就是推卸责任毫不含糊，救援本来是你们应该做的分内之事，在你迫不及待地宣扬成就， 12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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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中发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与矿难本身相比，就象一滴水跟大海相比，微不足道，几可忽略，就象你家的几个孩子死了，正在办丧事，其中有几个人在办丧事的过程中表现比较突出，难道你当时就请个戏班子为那几个人歌功颂德？？？？？？？？？？ 12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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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郴州市药监局昨日证实，郴州市儿童医院曾使用工业氧冒充医用氧为患者使用，儿童医院一月份就被查处，然而该院二三月份仍在购买使用工业氧。4日，该院相关负责人已被停职。 12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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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上两杯富含甲醇的假茅台。 夜间整了容、染了发、隆了胸、纤了腰、塑了臀、补了膜的情人，给俺戴上一个翻新的套套翻云覆雨，，听到情人大呼小叫的假叫床，拔出来傻眼了－－漏了！情人却不以为然地说：别担心，俺也例假呢。 12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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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起床，掀开黑心绵做的被子，用牙防组鉴定的牙膏刷完牙，喝杯过了期的碘超标还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吃根用地沟油炸的掺杂了硫酸铝钾、洗衣粉的的油条，外加一个苏丹红咸蛋，在票贩子手里买张车票，准时赶到地下烟厂上班，九点三十分偷偷用山寨手机看股票从6124.04点跌到1240.46点. 13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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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眼忍看世间乱，闭目却遇鬼魂缠， 亲人祭奠无需酒，坟前最好烧纸钱。 省下祭祀盘中餐，留与亲人度荒年。 从此枕煤我长眠，黑水黑金当三餐！ 14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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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门富贵歌盛宴，矿工井下尸未寒。 身埋地下魂犹诉，母唤门前泪不干。 几回梦里把亲念，妻儿今后凭谁怜。 年迈白发可安好，何人尽孝在堂前？ 举杯遥祭为君叹，早有兄弟死在前。 阴府道上钱开路，阎王殿内苦难言， 猫鼠合肥天下瘦，宦富同乐民生哀。 天上地下何相似，穷人哪里都可怜！ 14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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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岭事故发生后，工人们发现煤矿机关领导却都不见了。跑出井面的矿工一度情绪失控。矿工们砸毁了煤矿领导办公室的门、电脑、办公桌椅。“最后在一间锁着的办公室发现了煤矿生产部经理曹奎兴，矿工们气愤之下把曹奎兴打了一顿。” 14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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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专家称：盖房子的是劳动者，住房子的也是劳动者，劳动者之间通过一堆砖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举国上下围绕一堆砖头空前团结，这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当然，我们也向那些对高房价冷嘲热讽，麻木不仁，直至屡次错失买房良机的不幸的劳动者表示诚挚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 14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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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专家称：历史上，我们穷尽民力垒金字塔供法老独享。而中国人却争分夺秒盖鸽子楼，改变全体人民的生活。虽然目前每个人也只摊到一个马桶的面积，但这方寸之地毕竟是属于奴隶的，在法老时代出现属于奴隶的东西，这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5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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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家说：我们日耳曼人自诩是全世界最认真，最一丝不苟的民族。而看到中国房地产业的仁人志士面对总理慷慨激昂的决心和新华社连篇累牍的评论，依旧我行我素，一步一个脚印的遵循着经济学的原理回归应有的价值，我们才深深懂得什么叫做坚持原则不妥协，什么叫做泰山压顶不弯腰。 15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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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专家称：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高度重视，才是缔造房价奇迹的关键，中国儒家思想自古以来提倡“家和万事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的根本是家，而倾全民所有，投身房地产，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家庭高于一切”的价值伦理观。 15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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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专家称：因为中国人没有安全感，又爱面子，导致他们对房子的需求量极大，中国人用15年的时间就盖完了西方国家1500年都盖不完的房子，在这样的飞速发展下，房价一年才涨30%，这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收入相比，显然是太慢了。 16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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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专家称：中国大批底层民众在高房价的激励下，终于找到了继续活下去的意义，并由衷的发出了：“人无压力轻飘飘，地无压力不出油”的时代呐喊！各类媒体广泛赞誉开发商“把房价炒到30万/平米”的雄心壮志！一时间，长城内外，房价飞涨，大河上下，屁民嗷嗷。 16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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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专家说：中国的崛起完全受益于房地产，而房地产的奇迹则得益于中国政府高瞻远瞩、洞览全局的战略眼光，和集举国之力办大事的体制优势。银行、开发商、媒体、炒房团、广大房奴，各方科学规划，措施有力，组织得当，层层落实，可持续的推动着房价车轮滚滚向前。相比之下，我们的体制太过软弱 16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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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铁路局集资房，位置广安门手帕口南，均价5000/平，市场价 32000/平 中信银行团购房，位置菜市口，项目：中信城，团购价5000/平，市场价33000/平 17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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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政府团购房，位置大红门，项目名称：京投快线?阳光花园，团购价 6000/ 平，市场价25000/平.# 市发改委建委集资房，位置六里桥西局，均价 4000/平，市场价30000/平 人民银行集资房，位置宣武门康乐里，均价2000/平，市场价50000/平 17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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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团购房，位置双井桥东南，项目名称：禧福会国际社区，团购价 6000/平，市场价30000/平.外交部集资建房，位置劲松桥 项目名称：和谐雅园 集资价：5800/平 市场价30000/平.中石油团购房，位置太阳宫地铁站项目名称太阳星城，团购价8800/平，市场价28000/平 18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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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务员集资房，位置刘家窑桥西南，均价4000/平，周边 30000/平.铁道部集资房，位置西直门铁科院院内，均价2000/平，周边 50000/平.公安部集资房，位置广渠门外，均价4500/平，周边35000/平. 19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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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9日，青岛市再爆惊人的“毒韭菜”。从4 月1日开始，青岛一些医院陆续接到9名食用韭菜后中毒的患者被查出的毒韭菜主要是来自山东潍坊高密的夏庄镇、河崖镇及潍坊寿光的稻田镇等地，截至目前，该市检出农药残留超标蔬菜1930公斤，目前已经全部销毁。 20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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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部分公务员被曝能够以内部价购买住宅，水利、电力、无线等单位的家属楼的价格是4500元/平方米左右，而周边的二手房价格，要4万元一平。 22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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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10日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外贸顺差为144.9亿美元,减少近八成,3月份当月逆差72.4亿美元。这也终结了自2004年5月开始连续 70个月贸易顺差的局面。 23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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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朋好友借，爸妈箱底钱。 凑齐首付款，还贷几十万；终身被奴役，月供如霜剑！ 说与各位听，此事莫等闲；捂紧钱口袋，不要再受骗。 立此奸商照，醒世一良言！ 11:36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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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急先锋，占地当模范；电视来报道，形象凳报刊。 房价节节高，每平上一万；抄家连手倒，牛气直冲天！ 大会小会吹，年底有表现；首长颁奖章，奖车又奖钱。 可怜老百姓，流血又流汗；民工常少薪，有家也难还！ 更有众房奴，苦处说不完；亲朋好友借，爸妈箱底钱。 11:36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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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四方客，大小是要员。 首长做上席，两边是城建；发证房产局，保卫有公安！ 酒是五粮液，抽的中华烟；称兄又道弟，有钱大家赚。 逢年又过节，登门送贿款；小有数千元，大到上百万！ 猫鼠成一家，斩将又过关；黑白通大道，日子赛神仙。 造表假按揭，集资骗贷款；空手套白狼，钞票堆成山！ 11:35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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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划地皮，银行搞贷款；叫来工程队，就当大老板！ 铁厂赊钢筋，窑头拉红砖；郊区拖水泥，河滩运沙卵。 招来黑打手，护家又看院；谁要不拆迁，就往死里干！ 闹市挂招牌，鞭炮响连天；模型沙盘立，小姐站两边。 田边草尤青，小区就开盘；财源滚滚来，奸商笑开颜！ 宾馆招小姐，酒楼设喜宴； 11:35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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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原株洲县书记龙国华无期徒刑，龙国华任前突击提拔百余干部，花钱向县委书记“买官”，曾是湖南省株洲县官场的一条“潜规则”。 11:35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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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称，当前我国黑恶势力犯罪正处于活跃期，恶势力发展周期相比以前更短，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目前黑恶犯罪正积极向政治领域渗透，想方设法寻求政治靠山，捞取政治资本。 11:34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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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海市银海区区长邓昌达承认，征地不搬迁者亲属确被株连。他说，一些单位急于求成，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由此产生了所谓的“株连”现象，在社会上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 11:34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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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7日中午，南京栖霞区一市容中队副中队长在对占道经营摊点进行执法取缔时，面部被滚油烫伤，被确认属二度烫伤。执法人员称，事件系摊主故意泼油阻挠执法，但摊主对此一再否认，声称是遭遇城管队员野蛮执法，在冲突混乱中碰翻油锅误伤执法人员。 11:34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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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固始县公安局西关派出所一名负责人透露，3月25日晚中国银行固始县支行行长闵某醉酒后对同桌吃饭女子进行调戏，遭拒后动手打人，一同吃饭的还有固始县副县长张某。事情发生时，固始县副县长张某一直在场，并没有制止，而是“扬长而去”。 11:34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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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州儿童医院为获利使用工业氧 湖南郴州儿童医院因使用工业氧用于医疗，在当地造成恐慌。相关负责人已被停职，纪检机关介入调查。“工业氧的杂质以及有害气体会对呼吸系统带来伤害，造成呼吸困难和肺部感染，供应的公司负责人是医院书记的丈夫，给交易提供了更多便利，” 11:33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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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刚看又一个某市住深办事处的人员也是公务员，申请深圳经济适用房就被通过了，当初这家伙申请的时候说自己0资产！结果老百姓举报他了，说他银行存款 18万，还有股票好几万，还有房。你们猜最后怎么地？结果住房和建筑保障部还为这个人辩护呢，说人家就算有钱，也没超过我们的标准呀 9:08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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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公安县一名在押男子离奇死在该县看守所。警方称该男子系溺亡在洗脸台水池里。此间有网上消息称，薛某尸体时，发现薛某“身无片缕，口、耳、鼻中都有血迹”，遂怀疑薛某死前曾“挨过打”。昨天下午，事主尸体已火化。 9:08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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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市第二次保障性住房初审合格家庭(单身居民)公示名单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市通过保障房初审家庭中至少299户有成员在政府机构工作，有些家庭甚至不止一个是政府机构人员。还有不少人家住豪宅。 9:07 P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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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这个卖2000的冰箱用的材料也变差了，实际还不到1500 呢. 家电下乡，就是以农民的名义，补贴厂商。我在上海买，才2400的电视，还快递到老家。回老家买。花我3000 8:32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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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我一向都不回帖的，这次不得不顶你。我结婚时买家电，先在网上看看价格记了下来，然后到苏宁、国美、五星一看，草，麻痹的，买了还是搞活动的家电，以旧换新后的到手价还比网上商家报价还贵一百到两百，妈个比的，什么家电下乡，什么以旧换新，麻痹老百姓真没得到一点实惠！ 8:32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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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1500元的冰箱，商家打上家电下乡的旗号后报2000元，老百姓买了之后再拿13%补贴，最后老百姓花了1740买了这个价值1500的冰箱。 8:32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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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的真实经历.买家电下乡的,不可以讲价，2000就2000. 同样的功能，更好的品牌。2000你问可以少点吗。对方马上就说要买的话。1700. 我以1650成交。。。。狗X的家电下乡不知道补贴了谁？？？？？？？？？？？？《转的，呵呵》 8:32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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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州皇家KTV保安与顾客斗殴，挑断客人手筋。现当地正在调查该店是否存在非法经营，以及是否有公安民警参与经营。郴州将全面整顿公共场所的保安队伍。整顿？运动式的工作方法，事情过后一切照旧。 8:31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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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 “据某区住建部门反映，迫于公众和媒体压力，已经有个别申请人因条件不够主动退出公示。”但具体区、街道办和人员名单等细节，该负责人并未公布。那么已经取得的豪车车主呢？那么他们是怎么取得的呢？算了？过了风声又重来？ 8:31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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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称物业税即将在京沪深渝等重点城市开通，而官员表示中央政府即将开征的是房地产特别消费税，而非物业税。 8:31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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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动四川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已证实，前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潜逃未遂，现已归案。该负责人还称，四川移动目前只有李向东一人涉案，暂无他人牵扯其中，因此影响“并不太大”。 8:31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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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安徽省六安市五显镇村民反映，一对老年夫妇违规领取农村低保金，两人之子六安市金安区发改委主任李某称对此事不知情，但愿意退回父母所领的低保金。 4:01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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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车主王学宝在沪陕高速公路陕西商洛段轮胎突然爆裂着火，处理事故时却花费4万元，加上货物的"莫名失踪"，总共花费过万。王学宝遭遇的天价收费在当地并非个例，据悉，已有291名货车司机按手印联名上书。 4:01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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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为抑制地价上涨，国土部决定对2009年12月31日之前的楼市违法违规用地展开一次全面清查整治。此次行动将重点是整治违规供应土地建设别墅；不及时开发建设囤地炒地；违反法律法规闲置土地。 4:01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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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4月10日将公布全国的住宅土地供应计划，其中也包括北京。此后，北京的住宅土地交易将恢复，300多公顷经营性用地将在下周“开闸”上市，其中，住宅规划建筑面积约200万平方米。 4:00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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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0=34000万GDP 4:00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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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灵山3年任免干部1700人次,市委介入调查.”简直是屁话。人民科级以上干部要报市委批准，起码的组织程序都不懂。你批准了还调查什么？狂笑！ "老外了吧，没有经过市审批的干部叫小产权干部。" 4:00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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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倒大仁想志富，隔三差五动干布。 4:00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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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了吧？公开价：副科3W，正科5W，副处10W，正处15W，3 年后对账发现这帮龟孙子瞒报了不少，迷迷糊糊就批了，想要还不好意思，所以就查，结果被狗仔队个瞄上了，于是“自摆乌龙”！ 3:59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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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7日晚,广西灵山县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3年内任免干部超1700人次”报道.灵山县称，正在对07年以来干部任免的具体人数及人次进一步核查, 待核查结果出来后会尽快向社会通报。 3:59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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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汉正街的田女士，在银行丢了 5000元钱，银行的监视器也看得到拾遗者，但报警后警方却说金额不够一万元，不给立案调查。资深律师谭尧表示，拾走5000元现金已涉嫌侵占罪，“达到一万元才立案”的说法，应该是警方的内部规定。 3:59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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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年形成的煤炭60年挖去一半多，江河水越少越黑，原生林绝迹野动物绝迹只剩老鼠，湖干石漠化,沙尘暴席卷大版，鬼子进村强拆,到处建脆脆楼试地震，转基因强行登陆扫荡祖宗万年留下来的救命粮,奶粉加毒药面粉渗石灰，代课老师不如乞丐,少数人疯狂暴抢民族财富，官价涨鸡的屁涨房价疯涨上天, 1:09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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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呈风威，白占田园能几日？ 云从雨势，黑漫大地没多时。 ——郑板桥题兴化城隍庙 1:07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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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凌晨4时许，佛山市禅城区高基街一古玩店铺门前发生枪战事件。目击者称，有百余人员用长刀互相砍杀，其中还有人用自制的霰弹枪开火，店铺门被砸烂。警方通报称事件造成2人中枪入院。案件在进一步调查中。 1:07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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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门县原人大代表杨曙忠因醉驾致4死6伤一案有新进展。记者从检察机关了解到，昨日下午，浙江省三门县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准逮捕杨曙忠。 12:43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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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6日富士康烟台工业园28岁员工李某猝死在出租屋内。 2007年9月1日富士康员工21岁的刘兵辞工两小时后突然死亡。 2007年6月18日富士康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 12:42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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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3日4时许19岁的员工马向前在富士康华南培训处的宿舍死亡。 2009年8月20日富士康23岁员工郑鑫崧在游泳池溺水身亡。 2009年7月15日富士康25岁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 2009年7月15日富士康25岁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 12:42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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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6日15时许观澜富士康C8栋宿舍一女工宿舍坠楼,仍在医院治疗。 2010年3月29日4时富士康龙华科技园J1楼, 一男员工坠楼身亡。10年3月17日8时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名田姓女工从宿舍楼跳下摔伤。 2010年3月11日晚富士康龙华基地内的生活区,一男子从五楼坠亡。 12:42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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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两名富士康员工死亡，警方经过现场勘查,目前两起死亡事件已经排除他杀,不属于刑事案件。此前已发生多起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 12:41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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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乘飞机经过某地，我从窗往下面一看，海，全部绿色大地，我对空姐说：呵，这里的绿化环境太好了！可空姐对我说：这哪是绿化的好啊，你看见的都是行人戴的绿帽子！呵呵，无语！ 12:28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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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庆某事业单位科室负责人，日前被曝先后与500多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记者经调查了解，安庆“性爱日记门”的主角是一家驻安庆二级甲等医院聘任的放疗中心主任王某某。被安庆检方调查后，王某某已经回医院正常上班。 12:24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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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平顶山开发商将房管局告上法庭，要将一名房主的房子强行征收，在两级法院三次审理最终作出对房主有利的判决之后，因开发商"情绪激动"，平顶山法院竟然再次立案，要对这一案件进行第四次审理，而这已经违反了法律关于案件诉讼次数的规定。 12:18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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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一处“违章建筑” 进行强拆，“一暴力抗法者往自己身上倾倒汽油并自行点燃被严重烧伤。”官方称其家为违法建筑并拒绝拆迁，还投燃烧瓶暴力抗法，自焚时执法人员想救人但被阻止。 12:17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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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禾拆迁事件中,原城关镇党委书记、商贸城拆迁协调办副主任雷知先曾对记者说,作为决策的执行者,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过项目究竟合不合法,“连怀疑都不敢”。 12:16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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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初，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运行机制改革全面启动，全市8000多名民警都要下岗后竞聘。昨天太原公安局接受采访称，太原公安局一二级机构精简过半，抢劫类、抢夺类、盗窃类案件分别下降了51%、33%和23%，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说明原来的安全感和满意度非常低。 12:08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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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凶杀案庭审目前已经快过3个小时，现在辩护人律师进行陈词阶段。郑民生在法庭上提出很大异议，认为法庭对他是不公平的，他一直强调是社会的冷漠造成的悲剧，他一直强调自己是本分的人。 12:08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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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个占地近3500亩的高尔夫项目，公然建在生态极其脆弱的水利部“晋陕蒙砒砂岩区沙棘生态工程”区域。历时十余年投入巨大人力、财力和物力培育的大片沙棘生态林被连根挖除，防风固沙屏障消亡殆尽。 12:07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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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海、盐城,北京海淀,山东胶州,福建泉州,黑龙江东宁先后发生拆迁户自焚,湖北武汉拆迁户被铲土机活埋,当地官员无一人被问责；即使是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科级干部日前亦官复原职。 12:06 AM Apr 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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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上海在浦东新区发布“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数”。结果惊人地显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纽约和伦敦。 11:44 PM Apr 7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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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匿名邮件的方式爆料，指透过演员金巧巧遗失的手机短信发现内地有一些中介人以“接通告”或者“接广告”的暗语，联系中介演员、歌手或女模卖淫。由于爆料信中有不少为金巧巧撇清的言辞，媒体怀疑此事件是金巧巧“炒作”。不过，金巧巧在受访时否认炒作。 11:44 PM Apr 7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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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临高县80后美女副县长又成了网民关注的焦点。临高县政府网显示，李梅，1981年12月出生，工学学士学位，参加工作不到6年，现任临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之职，分管县市政园林局、县地震局、县科技据工作，联系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工作。 11:43 PM Apr 7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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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莆田市市长张国胜于4月8日上午跳楼身亡，至于其身体状况及具体细节，有关人士拒绝透露。据介绍，莆田市将召开紧急会议。 11:41 PM Apr 7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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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省衡阳县石市第十二中学出台一项新校规，凡是迟到学生，都要向老师交纳 5到10元的罚款，还有老师告诉学生，交纳200元至300元包月，可以天天迟到，此举引发了部分家长的不满，石市教育专家认为，学校的举动有悖教育本质。中国社会、中国教育之荒唐一至于斯！！！
调查称近3年8起拆迁活埋自焚案无一把手被问责
正义网4月8日报道 江苏东海、盐城,北京海淀,山东胶州,福建泉州,黑龙江东宁先后发生拆迁户自焚,湖北武汉拆迁户被铲土机活埋,当地官员无一人被问责;即使是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科级干部日前亦官复原职。
因拆迁推进不力被调整工作岗位或降职,明显多于因拆出人命被问责。只要地方政府拿地的利益冲动不止,就难有真正的问责。
书记县长个个都在
南方周末记者经过多方查证,发现在最近三年发生的八起拆迁自焚或活埋案中,无一名地方一把手受到问责或追究。
4月5日清明节,杭州百井坊巷的拆迁户聚在一起,悼念去年为抵制强拆自焚身亡的成都市民唐福珍。
这一幕令千里之外的唐福珍家人百感交集。唐福珍的哥哥唐福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除了感动,还有深深的愧疚,“这样的举动,我们在成都做不了”。
和他们同病相怜的,还有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的陶家人。这些天,陶家父子为抵抗强拆自焚、一死一伤的消息牵动人心。
有人为他们觉得不值。“你以为浇了汽油,荣书记就免职了?李县长就免职了?你浇了汽油,你儿子缺了妈妈,你爸爸缺了儿媳妇。你算过这账了吗?现在全国都在这儿摆着呢嘛,把谁处理了?处理了又到别的地方去了。”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在劝说小学老师张熙玲接受拆迁时,天津市宁河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刘广宝这么说。
南方周末记者经过多方查证,发现现状还真被刘广宝说中。在最近三年发生的八起拆迁自焚或活埋案中,无一名地方一把手受到问责或追究:
2010年3月27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陶姓人家为阻拦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父子浇汽油自焚,68岁的陶会西死亡,其92岁的父亲陶兴尧被烧伤。事发至今,县委书记还是关永健,县长还是徐家保。
2010年3月3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69岁的王翠云在阻止拆迁方施工的过程中,被铲土机扫进土沟活埋,不治身亡。事发至今,黄陂区委书记还是袁堃,区长还是胡洪春。
2010年1月26日,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迎宾路拓宽工程地段,居民曾焕为抗强拆点火自焚致大面积烧伤。事发至今,亭湖区委书记还是王荣,区长还是陈红红。
2009年12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北坞村。席新柱为抵制强拆点燃身上汽油自焚。事发至今,海淀区委书记还是赵凤桐,区长还是林抚生。
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该区居民唐福珍在她前夫胡昌明房屋被强行拆迁时点燃汽油自焚,后因抢救无效身亡。事发至今,区委书记还是徐季桢,区长还是马旭。
2009年10月28日,山东省胶州市(县级市)拆迁现场。张永霞在一辆要拆掉她房子的挖掘机前浇下汽油自焚。目前她仍在青岛公安消防医院接受治疗。事发至今,胶州市市委书记还是祝华,市长还是刘赞松。
2008年4月3日,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居民何全通点火自焚致死。区长朱团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事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事发至今,区委书记还是吕竞,区政府网站显示,区长还是朱团能。
2008年6月5日,黑龙江省东宁县拆迁现场,靳丽霞点火自焚致严重烧伤。知情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靳丽霞还在治疗中,目前生活不能自理。事发至今,县委书记还是孙永先,县长还是任侃。
只问责“一阵子”
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城管局长钟昌林已官复原职,而嘉禾拆迁事件中被撤职的县委书记、县长等官员也均调往市里任官,或者升职。
一系列拆出人命或导致重伤的悲剧中,只有两名官员受到处理:江苏东海县黄川镇镇长周文君和成都金牛区城管局长钟昌林。他们仅仅是科级干部。
唐福珍事件发生后,金牛区政府对拆迁主要指挥者、城管局长钟昌林做出了停职检查的处理,称其“判断不当、处置不力”。当时,钟昌林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在执行和捍卫法律,对他做出的停职检查处分是否正确,还要等检查完才能下结论。
但是,检查似乎没有了下文。迄今为止,唐福明听到两个说法。
一个是钟昌林目前还在城管局工作,职务降了半级;另一说法是,钟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他方面未受影响。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钟昌林职务并未受到影响,目前仍然是金牛区城管局局长。
对钟昌林的这种“处分”,唐福明感到无可奈何:“我们也向当地的领导反映过,但又有什么用呢?他们说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事情。”
江苏东海县黄川镇镇长周文君同样受到“暂停职务”的处理。东海县新闻发言人称,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周文君的仕途走向,除了有唐福珍事件中的钟昌林可资参照,从2004年湖南嘉禾县拆迁事件中被问责官员的现状,多少也能预见一二。
嘉禾是近年来惟一一起有县级官员被问责的拆迁事件。当时,县委书记、县长、常务副县长、县政法委书记、拆迁所涉镇党委书记受到撤职、党内严重警告、留党查看等处分。处分由湖南省委做出,并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但是,处分决定没下多久,报道此事件的《新京报》原记者、现《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发现,国务院批准的处分在现实执行中成了表象:被撤职的县委书记周余武与郴州市水利局长实现职务对调;同样被处分的政法委书记周贤勇,不仅享受专车外出旅游待遇,还若无其事地在他原来的办公室接待拆迁户。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周余武现任郴州市教育局长,被撤职的县长李世栋现任郴州市南非商务联络处调研员,被免职的原县长助理、城关镇党委书记雷知先现任郴州市嘉禾县计生委主任,被责令引咎辞职的常务副县长周水福不久后调任湖南某县级市常务副市长。“不处分还好,处分完都到市里去当官,更风光了!”嘉禾拆迁户维权带头人李会明说,“现在去跟一些部门交涉,他们(有关部门的官员)会说‘爱告告去吧,那些人(当年被处理的官员)现在不也一样好好的!’”有嘉禾民众调侃说,当年县政府打出的“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这则口号,适用于被处分的官员:他们的仕途只被影响了一阵子,一阵子过后,前途无量。
拆迁不力,官位难保
实践中,因拆迁推进不力受到调整工作岗位或降职的处理,明显多于因拆出人命被问责的情况。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2008年发生的黑龙江东宁县靳丽霞自焚事件中,当时负责强制执行拆迁的东宁县法院副院长周涛,如今已经升任院长。
律师王才亮发现,在他代理的多起拆迁案件中,当事官员事后被提拔的不在少数。据他观察,被安排到重点工程拆迁一线的官员,往往都是被上级认为有魄力的干部,这类人行事果断、执行政令得力。
江苏陶姓父子自焚事件中被暂停职务的黄川镇镇长周文君,在当地居民眼里,就是一个强势领导。涉及陶家人房子的310国道改线工程拆迁,就由他亲自上阵。当地一位居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去年就在他打电话向副镇长求情时,眼见周文君指挥的拆迁人员和机器已经朝他家房子轰然开动,来不及收拾屋子里的东西, 自家房子就被夷为平地。
在嘉禾拆迁事件中,原城关镇党委书记、商贸城拆迁协调办副主任雷知先曾对记者说,作为决策的执行者,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过项目究竟合不合法,“连怀疑都不敢”。
江苏盐城市民曾焕自焚时就在现场的街道办主任曹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上级领导该不该对自焚事件负责,他无法做出评价。但是,拆迁本身就有期限, 作为一个基层干部,上面给的任务,他首先要按时把它完成。
据媒体报道,就在武汉黄陂区王翠云被活埋致死发生前一个月,武湖街工委书记周少敏在一次题为“奋勇争先,乘势攀高”的讲话中指示,要“强力推进征地拆迁,从空间上保障项目落户”,还特别提到和王翠云家拆迁相关的仟吉食品城建设项目要加快,“力争今年新厂投产”。“时间紧、要求高、任务重”,周在讲话中说,将把征地拆迁工作作为加快发展的硬任务来落实,全力以赴打好攻坚战,务求必胜。
地方政府的拆迁步伐也未因拆出人命而放慢,当地官员要求拆迁高歌猛进的姿态一如既往。
唐福珍自焚事件后,唐福珍所在的金牛区区长马旭所作的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只字未提举国关注的唐福珍事件,却把旧城改造和重大项目拆迁“签定拆迁协议6757户、企业184家”作为成绩进行报告。
发生过自焚事件的黑龙江东宁县拆迁劲头同样不减。该县县长任侃近日率县政府考察团赴吉林、辽宁考察学习城市建设、棚户区改造。当地媒体的报道中提到:被考察城市“对拒不拆迁的被拆迁户,各地均采取了依法行政强迁,在拆迁中改造了城市,在拆迁中消除了烟尘污染,在拆迁中改善了百姓的居住环境,最终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大家纷纷表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我县棚户区追赶、跨越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拆迁这件事情上,从上到下强调的是执行力度和效率,少强调依法执行。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全国不少市、县(区)都曾颁布拆迁问责办法。这些五花八门的地方规定,主要针对不按规定时间带头拆迁或者干扰拆迁工作的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实践中,因拆迁推进不力受到调整工作岗位或降职的处理,明显多于因拆出人命被问责的情况。因此也有人说,只要地方政府拿地的利益冲动不止,就难有真正的问责。
问责难在何处
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往往关系过密,导致问责很难启动。如金牛区区委书记身兼成都市委的纪委书记,这种情况下,最多只能拿区领导以下的官员开刀
人命关天,官员却安居其位。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说,目前对拆迁中有关官员的问责,确实难以平息社会的不满,需要对问责制度进行客观的评估。
对于因拆迁引起的生命财产损失,应该如何问责官员,学者间也有分歧。
汪玉凯承认,对比矿难,拆迁的问责存在一定难度。前者政府安全监管不到位的责任很好认定,拆迁发生生命财产损失的情况,除了直接跟拆迁户接触的官员,更高级别官员的责任有时很难确定。比如,一个大型项目涉及的拆迁,市长、县长很难做到每家每户都主动过问,而要求官员对他毫不知情的事件承担责任,不符合法律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也持这种观点,“责任确定要实事求是,关键看拆迁决策和实施中有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但也有观点认为,官员对拆迁应该承担结果责任,类似国外的“飞机失事,部长辞职”。只要有人自杀自残,当地党政官员就该被追究责任。有网民说,拆迁都带着灭火器去了,那就是故意杀人啊!
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主张,正在制订中的行政强制法应该加入类似条款:只要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相对人自杀自残,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领导人员就应当被追究责任。这一主张如果得到采纳,起码主管的县级官员将被问责。
事实上,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拆迁拆出人命属于典型的需要问责的范围。问题在于, 因为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往往关系过密,导致问责很难启动,即使启动了也往往问不了责。
比如,目前正在对江苏东海父子自焚事件进行问责调查的是东海县监察局,外界难以指望它对东海县县委书记、县长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做出问责决定。在唐福珍事件中,记者注意到,成都市委的纪委书记身兼金牛区区委书记,这种情况下,负责问责调查的金牛区政府有关人员也只能拿区领导以下的官员开刀。
嘉禾事件之所以能有“高规格”的问责,就与问责调查机关脱离了地方利害有关。当年,在媒体的大力呼吁下,在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督办,湖南省检察院主办,郴州市检察院协办下启动的。
罗昌平说,嘉禾事件如此规格的问责,带有一定的偶然性。2004年前后正是全国各地拆迁事件频发的时期,嘉禾株连拆迁被曝光后,各地拆迁户纷纷来到嘉禾声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当时正值中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种种因素促成了嘉禾事件问责的升级。
去年的唐福珍事件没能在官员问责上走得更远。全国的媒体和法律界关注曾让唐家人对事情的圆满处理抱有希望。“我们以为对事情的处理肯定一边倒的,但现在这些人(负责拆迁的官员)还是无动于衷。”唐福明说。
城管局长钟昌林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也同样坚定。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既然是执法,肯定有强制性。“好比一个杀人犯采取某种极端行为,难道我们就不追捕他了吗?”钟昌林表示,他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
2010年4月7日星期三
中央是英明的，全是地方官的罪过
日前，新华社连续发表了6篇聚焦房价的“新华时评”，矛头直指地方政府，痛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根源所在——土地财政以及腐败所酿生的高地价高房价。系列评论可能为推物业税开道。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传统上一直流传着一个非常“流行”的政治欺骗。那就是：“当今皇上是一个明君，朝廷也是一个好朝廷，朝廷的政策是英明的，只不过好政策到了地方，都被地方官员执行歪了。贪污受贿的都是地方官员，朝廷是清廉的。”这个政治欺骗到了今朝，主语宾语有所改变，居然还是有极多国民相信。“胡主席温总理是好官，都是清廉明正的，中央政府是好政府，中央官员都是廉明的，政策都是好政策。只不过好的政策到了地方都变样了，贪污腐败受贿的都是地方官员。”
你相信吗？中国国民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是相信这样的鬼话的，而且至少相信了一千年。我推测国民的心理潜在动机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总要给点希望给我自己吧？哪怕真的是欺骗，这已经是我能够有勇气活下去的动机了。要是不这么相信，要么去自杀，要么上梁山扛大旗去。你总不能让我活得一丁点指望都没有吧？
倒也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环境恶化到极点，空气都是臭的，天是猩红的。从胡锦涛到地方政府科员一级，几乎没有几个是干净的。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物价看着上涨了，以前去一躺超市花一百几乎够了，现在一百五才能出门口。这一头说地震，那边又说大旱了。天灾连连，一起比一起严重，要是封建时代，皇帝早就下罪己诏书向天下忏悔了，也就这个执政党能够心安理得的，脸皮比城墙还要厚。时刻不忘记自己表扬自己，抓紧一切机会标榜一下，即便死了十万人，旱了亿亩地，荒了万顷田。
到底腐败贪污受贿的现象是地方严重还是中央严重？其实真实的逻辑非常简单，省一级别的地方官员面对的是一省官民，那么黑色利益也基本上来自这个省，从市到县基本上也都是如此。那么中央官员呢？他们面对的是全中国，那么给他们送钱换取利益的，也来自全中国。封建时代，经常会有地方的大小官吏向中央报告灾害或者讨取赏赐的时候，都“未出京畿而散其大半”，就是说从中央拿到的好处基 本上都留给京官了。为什么呢？因为打点好的中央官员，地方官员就可以回去刮地皮了。京官打点不好，地方官的位置能坐稳吗？他们手上多的是权力，而利益则隔了地方官一层，所以换取利益是由地方官员进行的。与普通百姓隔了一层，看起来京官不会直接搜刮国民，民众觉得还是中央好。其实大家感觉不到的，是京官要跟地方官分赃的，地方官员刮的地皮，必有相当一部分送到了京城。所以历朝历代，京城是全中国最腐败的地方，中央官员才是真正的大恶。胡锦涛是首恶，温家宝、习近平、吴邦国、贾庆林等次之，然后再次、再再次。
即便地方官员都不是好东西，那么有中央的责任吗？怎么能没有？中央责任更大，因为所有的高级地方官员全部都是中央任命的。而更低级的官员都是中央任命的地方大员任命的，或者是中央任命的地方大员任命的人任命的。怎么可能中央官员能逃脱责任？中国是中央集权制度，地方官员的权力受到中央限制制约的。跟西方自由国家不同的，比如美国，他的州长、市长都是选民选举出来的，他们要效忠的是选民，而不是总统。他们不是总统、议会任命的，所以他们的权力更大，但是受到的地方议会、法院等等的制约也更多。中国呢？中国的任何一级的官员都是层层上级任命的，所以任何一级的官员犯罪、犯国，中共中央都难逃其责。只不过中共中央的权力是无限的，最高的，没有任何人能管理、监督、制约他们，于是他自己爱负责就负责，不爱负责就不负责而已。
所以哪里来的“中央政策是好的，错误都是地方官员犯的“？逻辑何在？道理何在？道义何在？这从来都是最典型的政治欺骗，可惜国人的脑袋都被洗得跟白痴似的，一个愚蠢的政治欺骗用了六十年，居然还有那么多的国人相信，简直就是中国的杯具。五毛同志们绝对不会同意我的意见，他们会说山高皇帝远，管也管不过来的。这又是欺骗了，管不过来你赖在那执政党的座位死不下来？难道你们年年搜刮那么多的民脂民膏，用一句管不过来就把责任都推掉了？管不过来说明中共中央无能、饭桶、白痴、不称职，那就应该滚蛋，让有能者居之。说句粗俗的话，你们占着茅坑不拉失，还不许国人批评，还霸占一切媒体天天自我表扬，你们要脸不要脸？
整个中国的一切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制度全部都是共产党制定的，整个中国的一切政治资源、权力都掌握在中共手上，那么中国的任何弊端都必须由中共负责，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传统上一直流传着一个非常“流行”的政治欺骗。那就是：“当今皇上是一个明君，朝廷也是一个好朝廷，朝廷的政策是英明的，只不过好政策到了地方，都被地方官员执行歪了。贪污受贿的都是地方官员，朝廷是清廉的。”这个政治欺骗到了今朝，主语宾语有所改变，居然还是有极多国民相信。“胡主席温总理是好官，都是清廉明正的，中央政府是好政府，中央官员都是廉明的，政策都是好政策。只不过好的政策到了地方都变样了，贪污腐败受贿的都是地方官员。”
你相信吗？中国国民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是相信这样的鬼话的，而且至少相信了一千年。我推测国民的心理潜在动机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总要给点希望给我自己吧？哪怕真的是欺骗，这已经是我能够有勇气活下去的动机了。要是不这么相信，要么去自杀，要么上梁山扛大旗去。你总不能让我活得一丁点指望都没有吧？
倒也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环境恶化到极点，空气都是臭的，天是猩红的。从胡锦涛到地方政府科员一级，几乎没有几个是干净的。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物价看着上涨了，以前去一躺超市花一百几乎够了，现在一百五才能出门口。这一头说地震，那边又说大旱了。天灾连连，一起比一起严重，要是封建时代，皇帝早就下罪己诏书向天下忏悔了，也就这个执政党能够心安理得的，脸皮比城墙还要厚。时刻不忘记自己表扬自己，抓紧一切机会标榜一下，即便死了十万人，旱了亿亩地，荒了万顷田。
到底腐败贪污受贿的现象是地方严重还是中央严重？其实真实的逻辑非常简单，省一级别的地方官员面对的是一省官民，那么黑色利益也基本上来自这个省，从市到县基本上也都是如此。那么中央官员呢？他们面对的是全中国，那么给他们送钱换取利益的，也来自全中国。封建时代，经常会有地方的大小官吏向中央报告灾害或者讨取赏赐的时候，都“未出京畿而散其大半”，就是说从中央拿到的好处基 本上都留给京官了。为什么呢？因为打点好的中央官员，地方官员就可以回去刮地皮了。京官打点不好，地方官的位置能坐稳吗？他们手上多的是权力，而利益则隔了地方官一层，所以换取利益是由地方官员进行的。与普通百姓隔了一层，看起来京官不会直接搜刮国民，民众觉得还是中央好。其实大家感觉不到的，是京官要跟地方官分赃的，地方官员刮的地皮，必有相当一部分送到了京城。所以历朝历代，京城是全中国最腐败的地方，中央官员才是真正的大恶。胡锦涛是首恶，温家宝、习近平、吴邦国、贾庆林等次之，然后再次、再再次。
即便地方官员都不是好东西，那么有中央的责任吗？怎么能没有？中央责任更大，因为所有的高级地方官员全部都是中央任命的。而更低级的官员都是中央任命的地方大员任命的，或者是中央任命的地方大员任命的人任命的。怎么可能中央官员能逃脱责任？中国是中央集权制度，地方官员的权力受到中央限制制约的。跟西方自由国家不同的，比如美国，他的州长、市长都是选民选举出来的，他们要效忠的是选民，而不是总统。他们不是总统、议会任命的，所以他们的权力更大，但是受到的地方议会、法院等等的制约也更多。中国呢？中国的任何一级的官员都是层层上级任命的，所以任何一级的官员犯罪、犯国，中共中央都难逃其责。只不过中共中央的权力是无限的，最高的，没有任何人能管理、监督、制约他们，于是他自己爱负责就负责，不爱负责就不负责而已。
所以哪里来的“中央政策是好的，错误都是地方官员犯的“？逻辑何在？道理何在？道义何在？这从来都是最典型的政治欺骗，可惜国人的脑袋都被洗得跟白痴似的，一个愚蠢的政治欺骗用了六十年，居然还有那么多的国人相信，简直就是中国的杯具。五毛同志们绝对不会同意我的意见，他们会说山高皇帝远，管也管不过来的。这又是欺骗了，管不过来你赖在那执政党的座位死不下来？难道你们年年搜刮那么多的民脂民膏，用一句管不过来就把责任都推掉了？管不过来说明中共中央无能、饭桶、白痴、不称职，那就应该滚蛋，让有能者居之。说句粗俗的话，你们占着茅坑不拉失，还不许国人批评，还霸占一切媒体天天自我表扬，你们要脸不要脸？
整个中国的一切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制度全部都是共产党制定的，整个中国的一切政治资源、权力都掌握在中共手上，那么中国的任何弊端都必须由中共负责，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
我推近两天
1.
福建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在医院看望重伤小学生时，遭一名妇女下跪喊冤。该妇女8岁女儿遭人强暴后受到严重伤害，她认为教育部门的赔偿根本不够，两年来一直在上访。在向市委书记下跪喊冤后，该妇女被以“违反信访条例”为由拘留。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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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日，湖南省衡阳县石市第十二中学出台一项新校规，凡是迟到学生，都要向老师交纳 5到10元的罚款，还有老师告诉学生，交纳200元至300元包月，可以天天迟到，此举引发了部分家长的不满，石市教育专家认为，学校的举动有悖教育本质。中国社会、中国教育之荒唐一至于斯！！！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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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前，安徽省安庆市某事业单位科室负责人王成因受贿落马，在其日记与移动硬盘中发现，王成先后与500多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据调查，王成受贿与玩弄女性都制定了年度计划。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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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扬州市国土资源局悄悄收回业主们土地使用权，拿到市场上进行重新挂牌出让。经过央视曝光后，扬州政府连夜决定中止出让行为。4月6日，央视再次曝光该事件，透露官方获得20亿元转让金，并评论道：为了GDP不要民心。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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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沙天心区规划局局长张力日前向记者公开财产，称家里现有五套住房、两辆汽车以及数十万股票投入，个人存款3万元。此前，张力曾被冒名在网上公示财产， “隐性工资”和巨额房产引发质疑。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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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黑龙江同江市公安局副局长孙巍3月28日被发现在警车内遭枪杀，嫌犯刘祥军已被拘。警方称因孙巍与刘祥军有个人恩怨被害。据悉，双方家人均不知二人有何恩怨。有传言称，同江公安局前政委陈晶为报复孙巍举报自己赌博，指使刘祥军杀人。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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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苏如皋一家食品添加剂公司在生产面粉增白剂时加入了石灰粉，含量达 30%。这些添加了石灰粉的面粉增白剂经由中间商销往了山东、江西、安徽等地的大中型面粉企业。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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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沙尘暴也是自然界物质循环的一种方式，存在了千万年，完全消除它并不可能。但沙尘暴爆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影响范围越来越大，污染程度越来越高，已经不是大自然的天灾，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结下的苦果。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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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网友4月4日以《丰都一局长嫁女大办宴席》为名爆料，称3月28 日，重庆丰都县盐务分局局长代明胜嫁女，在丰都四星级酒店茂田酒店大摆70余桌喜宴，并分设两个礼金台收礼。重庆市盐务管理局局长陈逸根表示，将对代明胜进行批评。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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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日凌晨1时许，两名小伙在惠安县东园镇杏秀路群青路口被当地边防派出所一姓陈的副所长开的汽车撞死，事发后，该局长找来一名女子代替自己向当地警方自首。目前该副局长已被刑拘。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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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扬州市国土资源局悄悄收回业主们土地使用权，拿到市场上进行重新挂牌出让。经过央视曝光后，扬州市委、市政府连夜召开相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决定“中止”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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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月28日凌晨1时许，山西闻喜中鑫矿业青山选矿厂尾矿库导致溢洪明渠堵塞，引发决口，村庄瞬间一片汪洋。2年前，该库被封闭，但随后莫名复产，随后事故爆发。据悉，两年来该村村民不断要求搬离，但均以搬迁成本过高遭拒。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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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墓碑（十八之2）” http://0z.fr/PzVQL about 18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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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囤地的国家风险与公司风险” http://0z.fr/XjN7Y about 18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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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果最终唱戏的只有政府和国有企业，而没有社会资金的参与，必然会陷入恶性循环，一旦政府停下来了，经济增长也就没有了。同时，这还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形象工程、银行坏账、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等。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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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0年河北省重点项目安排1300项、总投资1.6万亿元，年度投资计划逾 2500亿元。2010年江苏200个省重点项目力争完成投资3200亿元、浙江宁波一个市敲定2010年会战攻坚项目100个，总投资2800亿元。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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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继湖北之后，相继有诸多区域抛出天量投资计划。4月2日的重庆市政府常务会上传出最新消息，重庆市今年将推出1万亿元投资计划，力争完成年度投资2000亿元。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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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记者从监管层得到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 2009年年底，在有统计数字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只有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山西、河南、贵州、宁夏的平台贷款债务率（平台债务合计/本省 GDP）低于60%，有10个省市甚至超过了100%。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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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4月1日18时左右，广西南宁市一小区传出一声巨响，一栋6层整楼随即倾而未倒，呈40度角倾斜。部分业主怀疑楼房质量有问题，所以开发商悄然爆破，只是不小心搞成了“楼歪歪”，而房地产公司解释称房子是有点问题。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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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据现有数据显示，在A股全部的1700多家上市公司中，具有国企性质的共有992 家，占比近六成，国企势力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992家国企的平均税负仅为10%，虽然这个数值不算低，但同期民企的平均税负则更高，达到24%，高出国企14个百分点，表明民企税负远远重于国企。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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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据媒体对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税负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就企业性质而言，民企的税负明显高于国企；就行业来看，化工税负最高，交运设备税负最低；就区域来说，广东省税负最高，青海省最低 1:50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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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哥们，你们能看到钢筋相当不错了，千万不要看到的是竹茎啊！-- 火星的居住条件比杭州好多了，竟然能用上钢筋。杭州都用竹子的 1:48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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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回迁房的质量最差！我同学在沈阳浑南租的回迁房，业主说就一年，那房子墙皮掉的，可惨了，我都看到柱子的钢筋了，这样的质量怎么能过关？验收部门肯定拿建筑公司钱了，不然不能有这样的质量。 ----哥们，你们能看到钢筋相当不错了，千万不要看到的是竹茎啊！ 1:48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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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回迁房的质量最差！我同学在沈阳浑南租的回迁房，业主说就一年，那房子墙皮掉的，可惨了，我都看到柱子的钢筋了，这样的质量怎么能过关？验收部门肯定拿建筑公司钱了，不然不能有这样的质量。 1:48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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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近日透露，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但这些建筑只能持续25-30年。据资料显示，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132年，美国的建筑平均寿命达74年。25-30年？有没有那么长啊？是不是 5-10年啊？ 1:48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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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山西“贴签疫苗”事件情况。发言人称尽管没有发现山西省“贴签疫苗”存在安全问题，但调查组认为，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合作经营期间在疫苗管理上存在一定问题。官官相护本就是中国的传统，指望他们客观公正？缘木求鱼而已。 1:47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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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记者日前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转基因水稻不久后将在湖北、山东两地进行商业化试点种植。记者向农业部等相关部门求证，得到的答复均是“以官方说法为准”。百名专家学者反对 1:20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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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三月初，江苏扬州市民家中来了几位陌生人，称要对房屋进行评估，因为小区马上就要拆迁了，而小区居民对此毫无所知。据调查。扬州市国土资源局没有贴公告，也没开听证会，就收回业主们土地使用权，拿到市场上进行重新挂牌出让。 1:20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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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日，南京长途汽车站附近，一名背着印有LV字样款背包的女子，跪倒在人行道上，身前的地面用粉笔写着“请求3元打电话或吃饭，如方便帮点路费”。记者上前询问遭到拒绝，并威胁要砸掉其相机 1:18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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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武汉汉口黄浦大道与赵家条交会处看到，2名民工“蜗居”在此处的自来水管里。据悉，他们揽到在该处工地看场的活，住在这自来水管里，是为图方便，也是为省钱。 1:18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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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4月2日凌晨5时许，南通中集顺达集装箱有限公司重型压力容器车间探伤房在建厂房屋顶发生坍塌事故，造成8人被埋7人死亡。4月4日，该事故6名责任人被警方刑拘。 1:18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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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近年来，各地殡葬价格“水涨船高”。4月1日，记者来到北京市福田公墓。价目表显示，公墓价格在7万元左右，最便宜的也要5.5万元，面积0.5平方米。最贵的11万元，面积1平方米。价目表最后几页还附有豪华墓穴的介绍，但价格面议，工作人员称该业务已停办。 1:17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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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月31日，有人发现长春轻轨净月潭公园站点附近一高架桥的桥体出现了四条大裂缝。4月2日中午，20多名维修工人用大量枕木对出现裂缝的桥体进行了加固，轻轨的运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有群众认为刚刚投入使用三年多的轻轨二期工程不应该出现桥体裂缝的问题。 1:17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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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湘D 82824则有205次违章排名36;湘D 82822有198次排名43;湘D 82823只有175次,排名67。帖子最后网友无奈地说“太牛了。” 1:16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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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哈!可了不得了,该车属耒阳市城管队,自2005年至现在累计闯红灯500多次,还不接受交通部门处罚,在衡阳市排名第一,为耒阳人民争得了‘荣誉 ’。”这位网友还说,同属于耒阳市城管队的湘D 82821闯红灯累计377次未接受处罚,排名衡阳市第二; 1:16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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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4月2日,有网友在湖南耒阳的本地论坛耒阳社区发表了一篇名为《耒阳市最牛的霸王车》的帖子。该网友在帖子里说,自己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看到一辆车牌为湘 D82826的车“迎红灯直行”,并且这种情况经常出现,随后他在平安在线查询该车 1:15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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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近日网上曝光耒阳市城管大队所属的湘D 82826从2005年起已违章500多次却从未接受处罚。耒阳城管对此表示承认，并回应称违章是“因为工作性质特殊,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工作需要”。 1:15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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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正规的肉联厂，也卖“注水牛肉”。4月2日晚，广东电视台披露了佛山高明肉联厂往菜牛身上大量注水的新闻，镜头里水淋淋的血牛肉，把人们对食牛肉的恐慌推至高点。区食品监管部门向广大消费者致歉。肉联厂主要负责人苏健星被责令停职检查。 1:14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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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重庆永川北山中学高二4班女生谢雨宏失踪案已经过去2个多月，《尸检报告》终于出来了。谢雨宏的父母希望看看《尸检报告》时，办案人员却表示“领导说《尸检报告》不能给家属看。”给你看你不是有理由上访了？至于合法与否，灵道说的就是法律啊。 1:14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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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8时38分报道,在浙江杭州,新楼盘中兴和园被指存在多处质量问题,近500名业主拒绝收房。茗馨苑1幢7楼的业主曹先生,带着一叠写满了问题的验房报告,找到了记者。曹先生说:“次卧的西墙,两面有大面积大量的裂缝。” 1:14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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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近日，网上盛传赵本山涉“黑”，靠煤炭生意积累原始财富，还曾拿15 万元“行贿”打黑英雄王立军。4月4日，王立军公开回应称绝无此事。当然不承认，打死也不承认，你们能奈何我吗？ 1:13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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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8日表示,未来20年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住房需求较大,但同时土地供应有限,因此房价上涨的压力仍然是很大的。大家明白没有？他们想房价上涨二十年，你们想降？门都没有。但是连续上涨二十年他们还能挺住？想什么呢？ 1:12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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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物业税真的能够抑制高房价吗？我想知道中国的房地产所涉及的税到底有多少？占房屋价格的比重。中国有句老话叫“羊毛出在养生上”，不要物业费征收了，而房价没有降下来，最终买单的仍然是普通的消费者，而政府则又多了一条发财的道路。其实就是想收钱，调节房价是鬼话。 1:11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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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日前，新华社连续发表了6篇聚焦房价的“新华时评”，矛头直指地方政府，痛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根源所在——土地财政以及腐败所酿生的高地价高房价。系列评论可能为推物业税开道。反正一切都是为了钱，把大家的血汗都抢劫完最好。听说明年开征放屁税，后年开征睡觉税，大后年开征大小便税，美其名曰调节 10:55 P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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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俄罗斯通讯社周五报道，俄罗斯已经向中国提交了15套S-300防空导弹系统。分析家说，这笔交易价值22.5亿美元。俄罗斯S-300防空导弹制造方负责人说，俄罗斯已经向中国提交了这些导弹。不过他没有透露包括交易价格等细节。按照俄罗斯军队的装备，一套S-300防空导弹防空系统包 8:03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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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05年到2009年间在美国南部各州兴建的住房大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当时为了应付卡特里娜和丽塔飓风造成的建筑材料奇缺的现象，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一大批石膏墙板。仅在美国国内就有三千多个有关中国产石膏墙板质量的投诉。投诉者称，他们所居住新房子上的中国制石膏墙板散发出臭鸡蛋 8:02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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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英国一位在五年前赢得超过1300万美元彩票大奖的男子死于潦倒，终年58岁。这位名叫吉斯.高夫的男子曾经是英格兰西北地区一个小镇上的一位面包师，临死前已经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财产。2005年，他梦见了中奖和即将中奖的6个数字，并让妻子去买彩票，结果中了9百万英镑的大奖。 8:02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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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美国消费者观察机构周五（2日）敦促美国私人房主和商家拆除他们的建筑中的中国造石膏墙板。他们警告这种墙板可能构成一种安全威胁。官员们说，测试发现这些中国产石膏墙板释放出危险的硫化氢，腐蚀电线和煤气管道。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消费品产品安全委员会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说：“一些中 8:02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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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现年54岁的刘晓波已是第二次入围候选《时代》的 “百名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去年刘晓波排名第77位。 《时代》在此次评选中说，刘晓波是旨在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最主要起草人，是中国著名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 7:58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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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美国《时代》杂志周六（4月3日）公布了本年度 “百位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的200名候选人名单，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再次入围。《时代》杂志从2004年起每年评选100位“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分别来自领导人与革命家、创业者与企业家、科学家与思想家、英雄与偶像、艺术家与娱乐界人士等人。 7:57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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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在医院看望重伤小学生时，遭一名妇女下跪喊冤。该妇女8岁女儿遭人强暴后受到严重伤害，她认为教育部门的赔偿根本不够，两年来一直在上访。在向市委书记下跪喊冤后，该妇女被以“违反信访条例”为由拘留。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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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日，湖南省衡阳县石市第十二中学出台一项新校规，凡是迟到学生，都要向老师交纳 5到10元的罚款，还有老师告诉学生，交纳200元至300元包月，可以天天迟到，此举引发了部分家长的不满，石市教育专家认为，学校的举动有悖教育本质。中国社会、中国教育之荒唐一至于斯！！！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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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前，安徽省安庆市某事业单位科室负责人王成因受贿落马，在其日记与移动硬盘中发现，王成先后与500多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据调查，王成受贿与玩弄女性都制定了年度计划。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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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扬州市国土资源局悄悄收回业主们土地使用权，拿到市场上进行重新挂牌出让。经过央视曝光后，扬州政府连夜决定中止出让行为。4月6日，央视再次曝光该事件，透露官方获得20亿元转让金，并评论道：为了GDP不要民心。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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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沙天心区规划局局长张力日前向记者公开财产，称家里现有五套住房、两辆汽车以及数十万股票投入，个人存款3万元。此前，张力曾被冒名在网上公示财产， “隐性工资”和巨额房产引发质疑。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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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黑龙江同江市公安局副局长孙巍3月28日被发现在警车内遭枪杀，嫌犯刘祥军已被拘。警方称因孙巍与刘祥军有个人恩怨被害。据悉，双方家人均不知二人有何恩怨。有传言称，同江公安局前政委陈晶为报复孙巍举报自己赌博，指使刘祥军杀人。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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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苏如皋一家食品添加剂公司在生产面粉增白剂时加入了石灰粉，含量达 30%。这些添加了石灰粉的面粉增白剂经由中间商销往了山东、江西、安徽等地的大中型面粉企业。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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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沙尘暴也是自然界物质循环的一种方式，存在了千万年，完全消除它并不可能。但沙尘暴爆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影响范围越来越大，污染程度越来越高，已经不是大自然的天灾，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结下的苦果。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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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网友4月4日以《丰都一局长嫁女大办宴席》为名爆料，称3月28 日，重庆丰都县盐务分局局长代明胜嫁女，在丰都四星级酒店茂田酒店大摆70余桌喜宴，并分设两个礼金台收礼。重庆市盐务管理局局长陈逸根表示，将对代明胜进行批评。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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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日凌晨1时许，两名小伙在惠安县东园镇杏秀路群青路口被当地边防派出所一姓陈的副所长开的汽车撞死，事发后，该局长找来一名女子代替自己向当地警方自首。目前该副局长已被刑拘。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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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扬州市国土资源局悄悄收回业主们土地使用权，拿到市场上进行重新挂牌出让。经过央视曝光后，扬州市委、市政府连夜召开相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决定“中止”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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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月28日凌晨1时许，山西闻喜中鑫矿业青山选矿厂尾矿库导致溢洪明渠堵塞，引发决口，村庄瞬间一片汪洋。2年前，该库被封闭，但随后莫名复产，随后事故爆发。据悉，两年来该村村民不断要求搬离，但均以搬迁成本过高遭拒。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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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墓碑（十八之2）” http://0z.fr/PzVQL about 18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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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囤地的国家风险与公司风险” http://0z.fr/XjN7Y about 18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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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果最终唱戏的只有政府和国有企业，而没有社会资金的参与，必然会陷入恶性循环，一旦政府停下来了，经济增长也就没有了。同时，这还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形象工程、银行坏账、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等。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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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0年河北省重点项目安排1300项、总投资1.6万亿元，年度投资计划逾 2500亿元。2010年江苏200个省重点项目力争完成投资3200亿元、浙江宁波一个市敲定2010年会战攻坚项目100个，总投资2800亿元。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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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继湖北之后，相继有诸多区域抛出天量投资计划。4月2日的重庆市政府常务会上传出最新消息，重庆市今年将推出1万亿元投资计划，力争完成年度投资2000亿元。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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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记者从监管层得到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 2009年年底，在有统计数字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只有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山西、河南、贵州、宁夏的平台贷款债务率（平台债务合计/本省 GDP）低于60%，有10个省市甚至超过了100%。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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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4月1日18时左右，广西南宁市一小区传出一声巨响，一栋6层整楼随即倾而未倒，呈40度角倾斜。部分业主怀疑楼房质量有问题，所以开发商悄然爆破，只是不小心搞成了“楼歪歪”，而房地产公司解释称房子是有点问题。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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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据现有数据显示，在A股全部的1700多家上市公司中，具有国企性质的共有992 家，占比近六成，国企势力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992家国企的平均税负仅为10%，虽然这个数值不算低，但同期民企的平均税负则更高，达到24%，高出国企14个百分点，表明民企税负远远重于国企。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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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据媒体对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税负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就企业性质而言，民企的税负明显高于国企；就行业来看，化工税负最高，交运设备税负最低；就区域来说，广东省税负最高，青海省最低 1:50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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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哥们，你们能看到钢筋相当不错了，千万不要看到的是竹茎啊！-- 火星的居住条件比杭州好多了，竟然能用上钢筋。杭州都用竹子的 1:48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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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回迁房的质量最差！我同学在沈阳浑南租的回迁房，业主说就一年，那房子墙皮掉的，可惨了，我都看到柱子的钢筋了，这样的质量怎么能过关？验收部门肯定拿建筑公司钱了，不然不能有这样的质量。 ----哥们，你们能看到钢筋相当不错了，千万不要看到的是竹茎啊！ 1:48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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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回迁房的质量最差！我同学在沈阳浑南租的回迁房，业主说就一年，那房子墙皮掉的，可惨了，我都看到柱子的钢筋了，这样的质量怎么能过关？验收部门肯定拿建筑公司钱了，不然不能有这样的质量。 1:48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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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近日透露，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但这些建筑只能持续25-30年。据资料显示，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132年，美国的建筑平均寿命达74年。25-30年？有没有那么长啊？是不是 5-10年啊？ 1:48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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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山西“贴签疫苗”事件情况。发言人称尽管没有发现山西省“贴签疫苗”存在安全问题，但调查组认为，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合作经营期间在疫苗管理上存在一定问题。官官相护本就是中国的传统，指望他们客观公正？缘木求鱼而已。 1:47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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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记者日前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转基因水稻不久后将在湖北、山东两地进行商业化试点种植。记者向农业部等相关部门求证，得到的答复均是“以官方说法为准”。百名专家学者反对 1:20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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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江苏扬州市民家中来了几位陌生人，称要对房屋进行评估，因为小区马上就要拆迁了，而小区居民对此毫无所知。据调查。扬州市国土资源局没有贴公告，也没开听证会，就收回业主们土地使用权，拿到市场上进行重新挂牌出让。 1:20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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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日，南京长途汽车站附近，一名背着印有LV字样款背包的女子，跪倒在人行道上，身前的地面用粉笔写着“请求3元打电话或吃饭，如方便帮点路费”。记者上前询问遭到拒绝，并威胁要砸掉其相机 1:18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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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武汉汉口黄浦大道与赵家条交会处看到，2名民工“蜗居”在此处的自来水管里。据悉，他们揽到在该处工地看场的活，住在这自来水管里，是为图方便，也是为省钱。 1:18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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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4月2日凌晨5时许，南通中集顺达集装箱有限公司重型压力容器车间探伤房在建厂房屋顶发生坍塌事故，造成8人被埋7人死亡。4月4日，该事故6名责任人被警方刑拘。 1:18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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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近年来，各地殡葬价格“水涨船高”。4月1日，记者来到北京市福田公墓。价目表显示，公墓价格在7万元左右，最便宜的也要5.5万元，面积0.5平方米。最贵的11万元，面积1平方米。价目表最后几页还附有豪华墓穴的介绍，但价格面议，工作人员称该业务已停办。 1:17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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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月31日，有人发现长春轻轨净月潭公园站点附近一高架桥的桥体出现了四条大裂缝。4月2日中午，20多名维修工人用大量枕木对出现裂缝的桥体进行了加固，轻轨的运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有群众认为刚刚投入使用三年多的轻轨二期工程不应该出现桥体裂缝的问题。 1:17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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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湘D 82824则有205次违章排名36;湘D 82822有198次排名43;湘D 82823只有175次,排名67。帖子最后网友无奈地说“太牛了。” 1:16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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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哈!可了不得了,该车属耒阳市城管队,自2005年至现在累计闯红灯500多次,还不接受交通部门处罚,在衡阳市排名第一,为耒阳人民争得了‘荣誉 ’。”这位网友还说,同属于耒阳市城管队的湘D 82821闯红灯累计377次未接受处罚,排名衡阳市第二; 1:16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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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4月2日,有网友在湖南耒阳的本地论坛耒阳社区发表了一篇名为《耒阳市最牛的霸王车》的帖子。该网友在帖子里说,自己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看到一辆车牌为湘 D82826的车“迎红灯直行”,并且这种情况经常出现,随后他在平安在线查询该车 1:15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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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近日网上曝光耒阳市城管大队所属的湘D 82826从2005年起已违章500多次却从未接受处罚。耒阳城管对此表示承认，并回应称违章是“因为工作性质特殊,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工作需要”。 1:15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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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正规的肉联厂，也卖“注水牛肉”。4月2日晚，广东电视台披露了佛山高明肉联厂往菜牛身上大量注水的新闻，镜头里水淋淋的血牛肉，把人们对食牛肉的恐慌推至高点。区食品监管部门向广大消费者致歉。肉联厂主要负责人苏健星被责令停职检查。 1:14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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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重庆永川北山中学高二4班女生谢雨宏失踪案已经过去2个多月，《尸检报告》终于出来了。谢雨宏的父母希望看看《尸检报告》时，办案人员却表示“领导说《尸检报告》不能给家属看。”给你看你不是有理由上访了？至于合法与否，灵道说的就是法律啊。 1:14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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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8时38分报道,在浙江杭州,新楼盘中兴和园被指存在多处质量问题,近500名业主拒绝收房。茗馨苑1幢7楼的业主曹先生,带着一叠写满了问题的验房报告,找到了记者。曹先生说:“次卧的西墙,两面有大面积大量的裂缝。” 1:14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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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近日，网上盛传赵本山涉“黑”，靠煤炭生意积累原始财富，还曾拿15 万元“行贿”打黑英雄王立军。4月4日，王立军公开回应称绝无此事。当然不承认，打死也不承认，你们能奈何我吗？ 1:13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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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8日表示,未来20年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住房需求较大,但同时土地供应有限,因此房价上涨的压力仍然是很大的。大家明白没有？他们想房价上涨二十年，你们想降？门都没有。但是连续上涨二十年他们还能挺住？想什么呢？ 1:12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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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物业税真的能够抑制高房价吗？我想知道中国的房地产所涉及的税到底有多少？占房屋价格的比重。中国有句老话叫“羊毛出在养生上”，不要物业费征收了，而房价没有降下来，最终买单的仍然是普通的消费者，而政府则又多了一条发财的道路。其实就是想收钱，调节房价是鬼话。 1:11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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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日前，新华社连续发表了6篇聚焦房价的“新华时评”，矛头直指地方政府，痛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根源所在——土地财政以及腐败所酿生的高地价高房价。系列评论可能为推物业税开道。反正一切都是为了钱，把大家的血汗都抢劫完最好。听说明年开征放屁税，后年开征睡觉税，大后年开征大小便税，美其名曰调节 10:55 P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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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俄罗斯通讯社周五报道，俄罗斯已经向中国提交了15套S-300防空导弹系统。分析家说，这笔交易价值22.5亿美元。俄罗斯S-300防空导弹制造方负责人说，俄罗斯已经向中国提交了这些导弹。不过他没有透露包括交易价格等细节。按照俄罗斯军队的装备，一套S-300防空导弹防空系统包 8:03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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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05年到2009年间在美国南部各州兴建的住房大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当时为了应付卡特里娜和丽塔飓风造成的建筑材料奇缺的现象，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一大批石膏墙板。仅在美国国内就有三千多个有关中国产石膏墙板质量的投诉。投诉者称，他们所居住新房子上的中国制石膏墙板散发出臭鸡蛋 8:02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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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英国一位在五年前赢得超过1300万美元彩票大奖的男子死于潦倒，终年58岁。这位名叫吉斯.高夫的男子曾经是英格兰西北地区一个小镇上的一位面包师，临死前已经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财产。2005年，他梦见了中奖和即将中奖的6个数字，并让妻子去买彩票，结果中了9百万英镑的大奖。 8:02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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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美国消费者观察机构周五（2日）敦促美国私人房主和商家拆除他们的建筑中的中国造石膏墙板。他们警告这种墙板可能构成一种安全威胁。官员们说，测试发现这些中国产石膏墙板释放出危险的硫化氢，腐蚀电线和煤气管道。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消费品产品安全委员会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说：“一些中 8:02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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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现年54岁的刘晓波已是第二次入围候选《时代》的 “百名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去年刘晓波排名第77位。 《时代》在此次评选中说，刘晓波是旨在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最主要起草人，是中国著名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 7:58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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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美国《时代》杂志周六（4月3日）公布了本年度 “百位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的200名候选人名单，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再次入围。《时代》杂志从2004年起每年评选100位“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分别来自领导人与革命家、创业者与企业家、科学家与思想家、英雄与偶像、艺术家与娱乐界人士等人。 7:57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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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十八之2）
四、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费是在1958年秋天。食堂初开办的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开肚皮，是因为当时有一股认为粮食已经过关的强大舆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生产队里的农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粮食经不起这么大吃大喝，但认为国家的粮食多，吃完了国家会供应。
“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实行“放开肚子吃饱饭”，“开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粮，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致使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紧”了，1959年春天便闹春荒。
江西省丰城县小港公社食堂办起后，在“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下，既不顾生产生活条件，也不管社员觉悟，各村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吃饭不限量，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开桌吃饭。一些社员怕吃亏上当，每餐都是死吃活撑。一些妇女吃饱后，还要再盛上一满碗，边走边吃带回家养猪喂鸡。有的生产队怕吃过了头，实行定量供应，还被大队干部制止。一直到1959年春节前，才发现5个月吃了七八个月的口粮。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就能做出十几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价想着摆弄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食堂一个月改善20次生活，炸油条、糖糕、丸子、鱼、肉等。社员没有不高兴的。
河北省怀来县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作家协会下放的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一个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这些都是过节和招待贵宾时才有的伙食，现在成了家常便饭。这一吃，就把中国农村吃垮了。
当时，社员和基层干部都知道，敞开肚皮吃饭不会持续下去，但相信国家有粮食，吃完了可以靠国家。这样吃了两三个月，国家定量限内的口粮指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国家不但不给粮食，还要大搞反瞒产私分。苦果还是农民吃，不少地方到了1958年年底就出现了饥荒。食堂大面积停伙。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几千万人当中，1958年就占7.72%（见本书“大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一章），这些人主要是1958年最后一、两个月饿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进行“专政”。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绍了大量的不让农民吃饭、让农民在食堂门前活活饿死的事实，这些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但的确是在公共食堂这种制度制造出来的。例如，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6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据四川省金堂县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人被罚款，27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人，致残者3人。（详见本书“天府饥魂”章）
刘少奇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一位副书记说：“为了建没社会主义，就必须人人跃进，要跃进就得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实现这种高速度就要全民总动员，老弱病残也不能白吃饭，要尽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着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贡献大。”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劳不使，使而不尽力的都要扣饭、少吃，或者一餐几餐不让吃。由于口粮少，又实行扣饭、罚饭政策，有的社员饿得吃树皮和草根。罗湖作业组有个杨十三老倌因粮食少了，又要勉强出工，实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没有起来。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有位70多岁的肖星阶老人，民国16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来饱吃一顿”。
公共食堂利用饭勺子来控制社员，通过对肚子专政来实行对人专政。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问题。
一是干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这不是个别现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问题。本书有关各省的章节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在中国当时的制度下，在每一个权力等级上，都没有对权力的制衡。任何一级官员，哪怕是生产队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只要取得了他顶头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为“土皇帝”，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的饥荒年代，干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二是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吃饭时从家里到食堂远的几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几分钟，热饭打回家成了凉饭。由于打饭时间长，孩子在家里饿得哭。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大锅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粪蛋；大锅炒菜，味道极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社员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断发生。据辽宁、甘肃、贵州和上海等19个省市的统计，1959年一、二月份共发生中毒785起，中毒的有8042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来情况又有发展，仅据山西、河北、浙江、甘肃四地的不完全统计，中毒人数即达3843人，已死亡200人。
三是浪费了劳动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长沙县施家冲食堂，72人吃饭，做饭，整米、种菜、挑水、喂猪，一共占了7男个劳动力、两个女劳动力。总人口的12.5%的人专门为食堂做事，在家里很多做饭的事顺手就干了。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在临夏调查的结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总用工日的13.16%。 胡乔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调查结果是：“办了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积极性。”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在1957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是0.94元，1961年，农业用工1466个，每个劳动日的工值应为0.69元，但由于加上食堂用工1812个，工值就降到0.32元。
四是不利于社员家庭养猪和家庭副业。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1957年家家养猪喂鸡，全队共有54头猪，100多只鸡。由于办食堂，1961年全队只有4头猪，11只鸡。
公共食堂劣迹斑斑，社员对它非常反感。
1961年4月，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带领五个干部到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5月9日，他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写道：
群众对食堂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是法厅（炊管人员打人、骂人的地方），是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尅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13人之多。1960年，在这个食堂里吃饭的共死了39人。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汪锋，能说出这样的真话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些话是1961年说的，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这时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摧残已成事实。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在大饥荒期间，如果没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饿死的农民可能要减少一半。从全国来看，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各级干部为自保都不敢讲真话。反右倾运动以后，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据说，毛泽东还是从自己家乡的亲戚那里听到了真话。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他们两人于9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十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向毛泽东汇报了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谈到，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毛泽东相信他的亲戚，承认食堂有不少问题，但不认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坏人，没有办好。所以，12月，提出对公共食堂进行整顿，清理食堂里的“坏人”。对于公共食堂，毛泽东还想听取更多的意见。
1960年冬天，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区的书记和有关人员找到专列上，与他研究农村工作问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其中之一。当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参加会议的人当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拥护公共食堂的还是占多数。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过调查，对食堂问题心里有底。但一开始没有说话。毛泽东点名让他发表意见，他面有难色。毛泽东鼓励他说，并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个问题：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粮，我们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头猪，就是3亿头猪。现在猪少了，鸡少了。三，办公共大食堂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树已砍光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弄点干柴树叶，就行了。现在都烧木材，可惜！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他说得对呀！”周恩来点头赞同。
1961年1月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清楚下面的真实情况。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
图17-1 毛泽东派调查组手迹。
资料来源：#####。
毛泽东派出的中共中央调查组3月下旬到韶山，然后分为两个小组，一个组在韶山大队（毛泽东老家），一个组在湘乡县沙田公社大坪大队（毛泽东外婆家）。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们说：“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发展生产？”“食堂没得油水，没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后还是饥肠咕咕叫。”“食堂是干部尅扣社员口粮的场所，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饿起来比受打骂还难受。”有的说，《六十条》不要多，只要有三条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劳分配，全奖全罚。
大坪调查组在陈家湾食堂召开了大坪大队社员代表会。这里的社员还是敢说真话。有的说：“六十条我们都拥护，就是公共食堂难办好，不如散了算了，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屋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问题都是空谈。”有的说，“什么水肿病、干瘦病，实际上都是饭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有的说，“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铲除干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员才有活路。”座谈会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很强烈，但调查组不敢表态。会后，调查组专门开会讨论，认识还不一致。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散了食堂，该当何罪？！经过讨论，调查组内统一了认识，认为不管怎样，应该向中央领导如实汇报。在大坪的中央调查组成员去韶山向胡乔木作了汇报。
中央调查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农村传开。邻近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去韶山打听消息，反映几年来“五风”严重，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水肿干瘦病人多，死人严重等情况。据此，省委调查组即电告湘乡县委，速将上述情况查明，专题报告中央调查组。县委接电后，即派县委候补委员、县监委副书记杨连生率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4月12日向邵阳地委、省委工作组、中央考察团上报《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胡乔木等在两个小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四个材料：《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这几个材料反映了农村一些真实情况：公共食堂带来的危害，农村多数人不愿意办公共食堂等。4月14日，胡乔木让毛华初把这四个材料送到在长沙的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毛华初带回毛泽东的指示。信中还反映了邻近韶山的湘乡县陈赓公社大量饿死人情况和其它农村问题。
毛华初随即将所带信件、材料及这封信一并交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作了批示，让张平化当日印发给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予以讨论，并送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毛泽东又追问：“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毛华初答：“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毛泽东问：“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华初答：“是的。”毛泽东停了一下又问：“唐家坨情况怎么样？”毛华初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严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是害人不浅。”“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又说：“你们在韶山先作试点，注意解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最后，叮嘱毛华初：“你回韶山去和胡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
4月17日，毛华初从长沙回到韶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当即召开调查组和公社干部会议，布置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陈家湾进行。4月19日晚，调查组在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并宣布具体做法是用3天时间分3步走，先充分酝酿好，然后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后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现有住房的处理方案。社员听了报告后，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说中央调查组是“青天”，为农民松了绑，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还有的社员说，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酝酿好了，具体问题好解决，不要3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讨论好，明天就可以散伙。当晚社员劲头很足，会议开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拟订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锅饭，饭后分配了餐具和粮食、油盐、柴禾、蔬菜，午饭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问题都处理恰当了。陈家湾食堂解散后，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声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队的食堂散了，其余各大队群众踊跃前来参观，纷纷要求中央调查组允许他们也解散食堂。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 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这个中央文件的按语是含糊的，没有明确讲是否解散公共食堂。连是否向下转发，也没有明确说法。
在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党委负责人都深入农村，亲自作调查研究，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见。朱德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会开砸了，把批评挨砸了，把脸伤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劳动力费砸了，把树砍砸了，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把砸了，炊事员把鬼日砸了。 刘少奇在他的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时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他亲自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情况。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 一些省委书记也提交了调查报告，主张解散食堂。汪锋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
1961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过去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从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国消失。
汪锋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说：“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锋的这个报告转述了群众对解散食堂的喜悦：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里了，他们再也卡不住我们脖子了。”“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心也热了。”
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说出了与其他省委书记不一样的话。他对公共食堂还情有独钟。1961年5月11日，他在内江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他调查，有25%的食堂多数社员不赞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数社员不赞成解散的。他说，内江县交通公社临江大队第二生产队不愿意解散食堂，社员说：“你们再动员，我们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这份报告中主张，凡是有利生产、便利群众，自愿参加、自己管理，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食堂，多数社员将会继续办下去。对这类食堂应当帮他产办好。他还把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四川省各地委、州委。
对公共食堂情有独钟的不只是李井泉。30多年以后的90年代，新华社主办的《中国图片报》一版头条发出了来自山东的一条新闻：一号字的标题是“公共食堂又回来了”，认为这是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这条消息是新华社副总编兼《中国图片报》总编辑姚某亲自选定的。发稿前，他们请我为这条消息配一个评论。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评论中我只好写道：“看了这条消息，使人们起了荒唐的1958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搞起来了，势必成为乡村干部搞腐败的场所。”我对来拿稿子的一位编辑说：“这篇评论不要改，如果你们要改，就不要发了。”姚总编看了我写的评论，不但不用，据说还背后骂了我。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费是在1958年秋天。食堂初开办的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开肚皮，是因为当时有一股认为粮食已经过关的强大舆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生产队里的农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粮食经不起这么大吃大喝，但认为国家的粮食多，吃完了国家会供应。
“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实行“放开肚子吃饱饭”，“开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粮，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致使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紧”了，1959年春天便闹春荒。
江西省丰城县小港公社食堂办起后，在“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下，既不顾生产生活条件，也不管社员觉悟，各村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吃饭不限量，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开桌吃饭。一些社员怕吃亏上当，每餐都是死吃活撑。一些妇女吃饱后，还要再盛上一满碗，边走边吃带回家养猪喂鸡。有的生产队怕吃过了头，实行定量供应，还被大队干部制止。一直到1959年春节前，才发现5个月吃了七八个月的口粮。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就能做出十几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价想着摆弄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食堂一个月改善20次生活，炸油条、糖糕、丸子、鱼、肉等。社员没有不高兴的。
河北省怀来县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作家协会下放的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一个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这些都是过节和招待贵宾时才有的伙食，现在成了家常便饭。这一吃，就把中国农村吃垮了。
当时，社员和基层干部都知道，敞开肚皮吃饭不会持续下去，但相信国家有粮食，吃完了可以靠国家。这样吃了两三个月，国家定量限内的口粮指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国家不但不给粮食，还要大搞反瞒产私分。苦果还是农民吃，不少地方到了1958年年底就出现了饥荒。食堂大面积停伙。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几千万人当中，1958年就占7.72%（见本书“大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一章），这些人主要是1958年最后一、两个月饿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进行“专政”。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绍了大量的不让农民吃饭、让农民在食堂门前活活饿死的事实，这些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但的确是在公共食堂这种制度制造出来的。例如，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6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据四川省金堂县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人被罚款，27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人，致残者3人。（详见本书“天府饥魂”章）
刘少奇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一位副书记说：“为了建没社会主义，就必须人人跃进，要跃进就得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实现这种高速度就要全民总动员，老弱病残也不能白吃饭，要尽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着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贡献大。”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劳不使，使而不尽力的都要扣饭、少吃，或者一餐几餐不让吃。由于口粮少，又实行扣饭、罚饭政策，有的社员饿得吃树皮和草根。罗湖作业组有个杨十三老倌因粮食少了，又要勉强出工，实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没有起来。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有位70多岁的肖星阶老人，民国16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来饱吃一顿”。
公共食堂利用饭勺子来控制社员，通过对肚子专政来实行对人专政。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问题。
一是干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这不是个别现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问题。本书有关各省的章节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在中国当时的制度下，在每一个权力等级上，都没有对权力的制衡。任何一级官员，哪怕是生产队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只要取得了他顶头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为“土皇帝”，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的饥荒年代，干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二是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吃饭时从家里到食堂远的几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几分钟，热饭打回家成了凉饭。由于打饭时间长，孩子在家里饿得哭。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大锅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粪蛋；大锅炒菜，味道极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社员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断发生。据辽宁、甘肃、贵州和上海等19个省市的统计，1959年一、二月份共发生中毒785起，中毒的有8042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来情况又有发展，仅据山西、河北、浙江、甘肃四地的不完全统计，中毒人数即达3843人，已死亡200人。
三是浪费了劳动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长沙县施家冲食堂，72人吃饭，做饭，整米、种菜、挑水、喂猪，一共占了7男个劳动力、两个女劳动力。总人口的12.5%的人专门为食堂做事，在家里很多做饭的事顺手就干了。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在临夏调查的结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总用工日的13.16%。 胡乔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调查结果是：“办了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积极性。”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在1957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是0.94元，1961年，农业用工1466个，每个劳动日的工值应为0.69元，但由于加上食堂用工1812个，工值就降到0.32元。
四是不利于社员家庭养猪和家庭副业。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1957年家家养猪喂鸡，全队共有54头猪，100多只鸡。由于办食堂，1961年全队只有4头猪，11只鸡。
公共食堂劣迹斑斑，社员对它非常反感。
1961年4月，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带领五个干部到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5月9日，他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写道：
群众对食堂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是法厅（炊管人员打人、骂人的地方），是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尅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13人之多。1960年，在这个食堂里吃饭的共死了39人。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汪锋，能说出这样的真话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些话是1961年说的，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这时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摧残已成事实。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在大饥荒期间，如果没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饿死的农民可能要减少一半。从全国来看，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各级干部为自保都不敢讲真话。反右倾运动以后，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据说，毛泽东还是从自己家乡的亲戚那里听到了真话。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他们两人于9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十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向毛泽东汇报了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谈到，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毛泽东相信他的亲戚，承认食堂有不少问题，但不认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坏人，没有办好。所以，12月，提出对公共食堂进行整顿，清理食堂里的“坏人”。对于公共食堂，毛泽东还想听取更多的意见。
1960年冬天，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区的书记和有关人员找到专列上，与他研究农村工作问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其中之一。当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参加会议的人当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拥护公共食堂的还是占多数。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过调查，对食堂问题心里有底。但一开始没有说话。毛泽东点名让他发表意见，他面有难色。毛泽东鼓励他说，并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个问题：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粮，我们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头猪，就是3亿头猪。现在猪少了，鸡少了。三，办公共大食堂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树已砍光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弄点干柴树叶，就行了。现在都烧木材，可惜！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他说得对呀！”周恩来点头赞同。
1961年1月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清楚下面的真实情况。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
图17-1 毛泽东派调查组手迹。
资料来源：#####。
毛泽东派出的中共中央调查组3月下旬到韶山，然后分为两个小组，一个组在韶山大队（毛泽东老家），一个组在湘乡县沙田公社大坪大队（毛泽东外婆家）。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们说：“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发展生产？”“食堂没得油水，没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后还是饥肠咕咕叫。”“食堂是干部尅扣社员口粮的场所，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饿起来比受打骂还难受。”有的说，《六十条》不要多，只要有三条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劳分配，全奖全罚。
大坪调查组在陈家湾食堂召开了大坪大队社员代表会。这里的社员还是敢说真话。有的说：“六十条我们都拥护，就是公共食堂难办好，不如散了算了，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屋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问题都是空谈。”有的说，“什么水肿病、干瘦病，实际上都是饭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有的说，“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铲除干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员才有活路。”座谈会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很强烈，但调查组不敢表态。会后，调查组专门开会讨论，认识还不一致。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散了食堂，该当何罪？！经过讨论，调查组内统一了认识，认为不管怎样，应该向中央领导如实汇报。在大坪的中央调查组成员去韶山向胡乔木作了汇报。
中央调查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农村传开。邻近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去韶山打听消息，反映几年来“五风”严重，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水肿干瘦病人多，死人严重等情况。据此，省委调查组即电告湘乡县委，速将上述情况查明，专题报告中央调查组。县委接电后，即派县委候补委员、县监委副书记杨连生率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4月12日向邵阳地委、省委工作组、中央考察团上报《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胡乔木等在两个小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四个材料：《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这几个材料反映了农村一些真实情况：公共食堂带来的危害，农村多数人不愿意办公共食堂等。4月14日，胡乔木让毛华初把这四个材料送到在长沙的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毛华初带回毛泽东的指示。信中还反映了邻近韶山的湘乡县陈赓公社大量饿死人情况和其它农村问题。
毛华初随即将所带信件、材料及这封信一并交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作了批示，让张平化当日印发给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予以讨论，并送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毛泽东又追问：“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毛华初答：“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毛泽东问：“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华初答：“是的。”毛泽东停了一下又问：“唐家坨情况怎么样？”毛华初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严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是害人不浅。”“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又说：“你们在韶山先作试点，注意解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最后，叮嘱毛华初：“你回韶山去和胡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
4月17日，毛华初从长沙回到韶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当即召开调查组和公社干部会议，布置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陈家湾进行。4月19日晚，调查组在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并宣布具体做法是用3天时间分3步走，先充分酝酿好，然后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后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现有住房的处理方案。社员听了报告后，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说中央调查组是“青天”，为农民松了绑，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还有的社员说，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酝酿好了，具体问题好解决，不要3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讨论好，明天就可以散伙。当晚社员劲头很足，会议开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拟订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锅饭，饭后分配了餐具和粮食、油盐、柴禾、蔬菜，午饭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问题都处理恰当了。陈家湾食堂解散后，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声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队的食堂散了，其余各大队群众踊跃前来参观，纷纷要求中央调查组允许他们也解散食堂。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 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这个中央文件的按语是含糊的，没有明确讲是否解散公共食堂。连是否向下转发，也没有明确说法。
在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党委负责人都深入农村，亲自作调查研究，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见。朱德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会开砸了，把批评挨砸了，把脸伤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劳动力费砸了，把树砍砸了，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把砸了，炊事员把鬼日砸了。 刘少奇在他的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时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他亲自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情况。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 一些省委书记也提交了调查报告，主张解散食堂。汪锋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
1961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过去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从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国消失。
汪锋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说：“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锋的这个报告转述了群众对解散食堂的喜悦：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里了，他们再也卡不住我们脖子了。”“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心也热了。”
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说出了与其他省委书记不一样的话。他对公共食堂还情有独钟。1961年5月11日，他在内江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他调查，有25%的食堂多数社员不赞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数社员不赞成解散的。他说，内江县交通公社临江大队第二生产队不愿意解散食堂，社员说：“你们再动员，我们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这份报告中主张，凡是有利生产、便利群众，自愿参加、自己管理，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食堂，多数社员将会继续办下去。对这类食堂应当帮他产办好。他还把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四川省各地委、州委。
对公共食堂情有独钟的不只是李井泉。30多年以后的90年代，新华社主办的《中国图片报》一版头条发出了来自山东的一条新闻：一号字的标题是“公共食堂又回来了”，认为这是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这条消息是新华社副总编兼《中国图片报》总编辑姚某亲自选定的。发稿前，他们请我为这条消息配一个评论。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评论中我只好写道：“看了这条消息，使人们起了荒唐的1958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搞起来了，势必成为乡村干部搞腐败的场所。”我对来拿稿子的一位编辑说：“这篇评论不要改，如果你们要改，就不要发了。”姚总编看了我写的评论，不但不用，据说还背后骂了我。
墓碑（十八之1）
第十七章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起于1958年夏秋之间，停于1961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国大地保持了不到两年时间，但它带来的灾难和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两年。公共食堂本来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放在人民公社一章里介绍。但对于大饥荒来说，它具有直接意义，所以单辟一章。
一、消灭家庭
几千年来，家庭，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细胞，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还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单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义者看来，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是实现共产主义或世界大同的障碍。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主张消灭家庭。毛泽东等一批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年青时就深受这种理想的影响，接受了消灭家庭的思想。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就看到了这一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力后备并抚养成人的单位。．．．．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 毛泽东此言一出，他的臣下们，不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当时的报纸说公共食堂是农村干部“自发”办起来的，实际上是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上下互动，“轰”起来的。开始，个别地方办了不大的农忙食堂，上面立即总结，宣传，表扬，把它提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着一轰而起。
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无限欣喜，他们似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途径。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设想。他说：“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用厨师，单独在市场上、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设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 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他不仅有恩格斯的根据，还有中国古代的根据。12月10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供参加会议的人阅读。他对汉末张鲁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赏。，他在批语中写道：“道路上的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张鲁传值得一看。”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除了肯定河南的高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他听说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说：“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卖饭，比起这里还不行。”他说，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算彻底解放。他对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组织评价很高，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周恩来参观结束时，工作人员请他题字留念，他毫不犹豫地写下了19个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刘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论，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现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
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不知道你们对消灭家庭怎样理解？你们要座谈一下。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样一来，六十年后就没有家族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他说如果把妻子儿女作为私有就不能天下为公。因此，他主张消灭家庭。
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消费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消费单位。
现在社会上的劳动力有很大浪费。．．．．．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家家补衣服、做鞋子……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河南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以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做饭，现在只要40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200人做饭变成了40人做饭，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
后来，由于西方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消灭家庭，中国的报刊上不再提消灭家庭，是为了“不给反动派留下口实”，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一直没有停。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宣传机器，所有的教科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会议，无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考察和任用中，还把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坚定，当作一个重要条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关系这么密切，不积极响应的干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发展速度惊人。很多地方不到10天时间内，所有农民都加入了食堂。 到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连青海、宁夏这些西部边远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发展。据1958年11月20日《青海日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办起公共食堂9800多个，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150多万人，占全省农业总人口的90％左右。《宁夏日报》1958年12月6日报道，全自治区152个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个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23．485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的公共食堂，总数在5000个左右。青海和宁夏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发展更加迅猛。1958年10月公共食堂发展到顶峰。
实际上，消灭家庭以后，更有便于各级官员更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极权社会达到极致。1959年7月，对四川省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调查 称，“人们在食堂一起吃饭，出工时间一致，保证了劳动时间。吃食堂以前，社员一天只能干七八小时的活，现在，平均每人每天劳动10小时”，“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食堂，把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合而为一了，过去开会排活浪费时间，现在队长吃早饭时一宣布排工，碗盏一推，组长就带人出工。”“公共食堂成为对社员进行教育的阵地。饭前饭后给社员读报、组织收听广播，加强了对社员的共产主义教育”。这个调查报告，按照当时的主体舆论，列出了办食堂的多种好处，如节约劳动力；社员吃得饱，吃得好；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假话，而这里摘引的加强了对社员的生活、行动和思想控制的内容，却是事实。给干部控制农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实。
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食堂。消灭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单位以后，就降低了家庭抗御饥荒的能力。家里没有锅灶，连烧一壶开水的条件也没有，更不用说弄点代食品充饥了。
二、大办食堂过使农民家徒四壁
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连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再冒烟。有些地方，农村干部手下留情，没有搞得这么彻底，社员家里还保留简单的锅灶，从食堂打回饭菜以后，再热一下。
在大办公共食堂同时，还大办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办这些公益机构的物资都是从农民家庭里无偿征集的。房子是农民腾出来的。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公社“由于办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乱了，变动面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权，家家户户不安心。” 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点拆除，集中建设“共产主义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来，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开居住。这是真正消灭了家庭。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跟随刘少奇的蹲点工作组写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宁乡县当时有84万人口，有住房70多万间。大跃进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万间，其中又有31000间被国家、集体无偿占用，社员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万间。 拆房不仅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还有一个目的是拆下陈砖当肥料。大搞“积肥运动”，主意打到农民的住房上。
当时的报纸宣传说，农民交出这些财产是自愿的，实际情况是，在收缴这些财产时，干部、民兵同时出动，挨家搜查，闹得鸡飞狗跳，有些地方还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农民自己交出来，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声势。
正是办了公共食堂，才使得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被拆了房子的农民连“四壁”也没有。
四川省简阳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是省委书记李井泉“蹲点”的地方。全大队有383户、1537人，耕地面积1864亩，共辖八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其中，“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仅其规模大，设施好，而且声誉高，远近驰名。
这两个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据知情人员讲，建立万年食堂单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墙壁、做门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劳动才两角多钱）。万乐食堂花的钱也是一千多元。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万年食堂的餐厅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油漆漆好的大餐厅以外，还有很多闲置的房间，它们都被挂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乐部”、“图书室”、“保管室”、“男来宾室”、“女来宾室”、“缝纫室”，以及“理发室”、“医疗室”、“托儿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墙壁上，绘上各种各样的花卉，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诗歌台”、“社员五好评比台”、“团员评比台”、“毛主席著作学习台”，以及“创作台”、“来宾诗话、留言台”等等。客厅正中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上面摆着花瓶、热水瓶、书刊。客厅前的天池里，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种着美人蕉、凤仙花、兰草等花卉。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间最高一根是国旗竿，两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满插旗帜，从远处望去，煞像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绝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集体食堂。
建这两个食堂所花的钱，都是由社员出的，每家每户4～5元；房子则是采取强迫与“说服”相结合的办法，把原有的几十家社员逼走后得来的。餐厅内的一百多张方桌、四百多根双人条凳，全是从各户社员家中强行搜来的。为了不让方桌和条凳的主人认出来，就用油漆刷上统一的颜色，掩下了它们的原来面目。食堂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有地方机关的、省级机关的，有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食堂的招待员、炊事员，都穿统一制作的白色工作服，围镶嵌荷叶边的围腰。遇有参观者，他们便显示其最高的“本领”：主食做大米白饭、花卷、包子、馒头，菜肴则是各式各样的，让参观者尽吃，吃好吃饱。另一方面，广大社员这时连稀汤都喝不饱。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粮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着就收走自留地。农业集体化以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归社员家庭种植。1955年11月9日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在第3章第17条明确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拥有的数量“至多不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数的5%”。 在1956年6月30日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与初级社规定的基本相同。
1958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 办了公共食堂以后，家里不做饭，种菜就没有必要；没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种饲料。要办好食堂，必须建立蔬菜基地，大办养猪场，这就要占有社员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国推广的贵州省办食堂的经验中，明确提出“要办好食堂，社员的自留地势必要转交给食堂”。因此，凡是办公共食堂积极的地方，大都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对他这一招十分得意。1960年2月14日晚，他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会要进行激烈的斗争。”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体生产以外，家庭副业完全被消灭。在大饥荒面前，农民家庭毫无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毙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0年11月。11月3日，全国处于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才明确规定：“应该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当拨出适当土地分给社员，做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这个规定还是坚持自留地不得超过人均土地的5％。 但此时已到冬天，农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决饥饿问题。
三、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从1958年夏秋到1961年夏秋，公共食堂经历了一轰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过程。
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后，大吃大喝了两个月，没有粮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当多的食堂是开开停停。以甘肃省榆中县金崖公社红柳沟大队为例，1958年8月，前后不到十天，全队54户、308人都加入了食堂。初办时每人每天口粮一斤，实际上还多一些，以后就放开肚皮吃饭，那时还能吃到蒸馍、面条、米饭等，节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于人人可以吃饱，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不显得突出，群众意见不大。1959年4月，粮食定量下降，先是7两半，后是半斤，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显得突出，群众意见很大，办了9个月的食堂散了伙。1959年11月，上级又动员办食堂，大家不愿意，就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十几户就勉强加入了食堂，其余户直到1960年4月份，将队里分给的、自留地的粮食吃完以后，也先后加入了食堂。当时的口粮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时断炊。群众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条”下来后，于1960年12月份又开始回家去吃饭，实际是散了伙。从此食堂再没恢复，这一段也是9个月时间。前后两阶段同共经历了一年半时间。 据本书作者在各地调查了解，全国多数地区的情况和榆中县差不多。
面对公共食堂开开停停的状况，毛泽东还是持乐观的态度。1958年11月底，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
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不垮，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
我是到处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次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
1959年春夏之交，饥荒已经很严重，舆论上对食堂的批评也大胆一些。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客观报道说：在陕西省商城县城关公社召开的党员和社员代表大会上，不少基层干部、代表对农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人干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虽然未明显提出解散食堂，而却说出了一大堆缺点。
此时，面对严重的饥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农民作出一些退让。1959年5月26，《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6条中提出，“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使用。” ，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许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上半年进行了初步整顿。主要的措施是：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原则；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的原则，调整食堂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采取各种灵活办法，尽量给社员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这些措施仅属应急性质，并不是解决食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使食堂初办时的混乱现象有所好转。
中央文件说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口粮分配到户”但到基层，农民的“自愿”被各级干部以种种办法剥夺。“口粮分配到户”变成了“口粮指标到户”，粮食还由生产队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为争取1960年粮油工作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的讲话稿时，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写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审稿人改为“以人定量，指标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 ．本书作者在12个省调查，指标到户，粮食由生产队掌，不仅仅浙江如此，也是全国各地的普遍情况。为什么各地干部不愿分粮到户呢？因为粮食一旦分到社员家中，他们就不到食堂吃饭了，食堂就要垮台。1960年冬，浙江宁波地区停伙的396个食堂当中，有176个是分粮到户造成的。
在整顿中，有的地区的农村，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1959年5月上旬，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同意暂时停办食堂。隆昌县解散了98．72％（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顺县解散了75．5％（以前垮的在外），合江县解散了63％（包括以前垮的），叙永解散了75％（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泸县、古蔺解散了大部分。 安徽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在无为县蹲点，看到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也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
河北省在1958年秋后有30多万个食堂，参加食堂的有3500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9％以上。1959年6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49004个，比原来减少了83．6％，加入食堂的户数只有164万户，占总农户数的19．65％，较原来减省了80％。
食堂纷纷垮台的情况，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
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赴庐山开会的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上庐山的船上，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他要求在这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还说，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积极维持；一为湖北号召自愿，拟从少到多，30％－50％，将来80％。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老小不要钱，湖北半供给制。供给制部分要少，三七开，四六开，可以灵活。供给制不能否定。
到了秋收季节，粮食上场了，饥饿短暂缓解，毛泽东开始反击了。1959年8月5日，毛泽东对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组的一个报告中批道：
印发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要吹回来的。孙中山先生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总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1959年上半年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谈到食堂问题时说：“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周小舟认为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 这几位说真话的高级干部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这些正确的意见也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中，强调“食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坚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对解散食堂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悲观主义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顶政治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对安徽省么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愤怒，说他“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宣传机器紧跟毛泽东，密切配合，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对批评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加鞭挞。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中国妇女》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驳斥“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我了”的说法。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以《公共食堂前途无量》题发表社论。用论战式的风格、政治高压语言说：“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接着，社论自己设问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地歌颂了公共食堂的好处，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辉前景”。社论最后写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诬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欢喜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当时党报在批评把国内的不同意见时，总是把这些不同意见和被当作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
各省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都找出了本省的“张恺帆”。四川最为激烈。四川省委在泸山会议之前就即时“纠正”了解散食堂的问题。1959年5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泸州解散食堂的情况以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限期恢复。几天以后，李井泉又亲自打电话批评地委，限7天内将食堂恢复起来，并且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抵制恢复食堂的干部要给以严厉批评。对搞垮食堂又带头抢购食品的坏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各县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复起来，由于没有粮食，还有些食堂无法恢复。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对泸州解散食堂的作法进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几位主工领导人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过大辩论，使不巩固的公共食堂迅速巩固起来，被右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夸的食堂迅速恢复起来，。．．．．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右倾分子，树立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优势，把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由于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用强大的政治高压坚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复了起来。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份统计，截至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000个，参加食堂吃饭人数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云南（96.5%），贵州（92.6%），上海（94.5%），安徽（90.5%）；
70%－9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广西（81%），广东（77.6%），河北（74.4%），山西（70.6%）；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陕西（60.8%），江苏（56%），宁夏（52.9%）；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肃（47.7%）、山东（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龙江（26.5%）、辽宁（23%）、内蒙（16.7%）。
另据中央办公厅整理资料，1960年2月底统计，在公共食堂吃饭人数占农村人口数的比例，河南为99％，河北为86．1％，山西为81％，甘肃为63．3％，山东为55．4％，黑龙江为40％，辽宁为33％，吉林为29．4％。
但是，因没有粮食，到了1960年新年刚过，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趋势。这时，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公共食堂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怎样巩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经常采用典型引路的办法，即通过总结介绍一个先进典型的经验，让全国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个案都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制度下，相隔千里的两个生产队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和同样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没有多大差别。
贵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个典型。1960年2月24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县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的批语是：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时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89.59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万。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见本书第23章表23－3）。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是怎样“科学总结”的呢？
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报告说， “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报告认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他们“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食堂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在落实贵州经验中，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参加公共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参加公共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定额吃，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到农村的各级干部，必须到公共食堂去吃饭。 这几条规定没有监督和惩治办法，实际很难落实。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 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况》中说，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个，在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基本办得好的一类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食堂只占2.8%。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说使人看了高兴。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
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是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这时正值全国批判彭德怀、反右倾运动的高潮，各省的汇报当然不敢说公共食堂不好。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说，“目前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文中说“办得好”有五条标准：种了菜，养了猪；吃得饱，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炊具改革；讲究卫生。还说，“各地结合整社，纯洁和调整了食堂工作人员队伍……培训了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许多食堂进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实现了炊具机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东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员生活委员会”。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指出，办好食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即社员只能得到指标，见不到粮食，粮食一律由食堂掌握，这比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粮食到户”向左迈进了一步。中共中央在这一条下面批注：“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逐步实行”。第二，随着集体生活的发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缩小，要逐步限制和减少自留地。第三，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第四，除了食堂以外，还要全面安排群众生活，如黑龙江省全省农村搞综合性生活站。第五，关键在于领导，如甘肃通渭县由于领导严重右倾，全县2800多个食堂只剩下十几个，至今还没有恢复（此时，通渭县由于断粮，已是饿殍遍地，全县人口1960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请看本书“甘肃不甘”一章――本书作者注）。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60年春季再次进行整顿：一是调整食堂工作人员，坚决撤换所谓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如河南的信阳、洛阳、许昌三个专区，清洗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称职的管理、炊事人员2万8千多人。 这里的所谓“不纯分子”、“不称职的”，主要是指富裕中农。二是重新没收社员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的原则。粮食分到食堂，使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积恢复。到1960年4月，据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88.6%，其中河南省达到99%。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乐观地认为：“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普遍整顿以来，越办越好”，“我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实际上，食堂维持下去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坚持逆水行舟。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为中心安排好群众生活的要求，并且发出了“书记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号召。12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省的报告中更加强调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食堂又进行了整顿。如河北省从省到公社抽调14万名脱产干部下乡，对18万个食堂大力进行整顿，“清洗了坏分子”，“撤换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员”，打击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竭尽全力、动用各种政治手段、组织手段和专政手段，保护公共食堂，使它不致于解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种理想，给群众造成了巨大有灾难。
公共食堂起于1958年夏秋之间，停于1961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国大地保持了不到两年时间，但它带来的灾难和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两年。公共食堂本来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放在人民公社一章里介绍。但对于大饥荒来说，它具有直接意义，所以单辟一章。
一、消灭家庭
几千年来，家庭，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细胞，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还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单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义者看来，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是实现共产主义或世界大同的障碍。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主张消灭家庭。毛泽东等一批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年青时就深受这种理想的影响，接受了消灭家庭的思想。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就看到了这一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力后备并抚养成人的单位。．．．．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 毛泽东此言一出，他的臣下们，不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当时的报纸说公共食堂是农村干部“自发”办起来的，实际上是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上下互动，“轰”起来的。开始，个别地方办了不大的农忙食堂，上面立即总结，宣传，表扬，把它提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着一轰而起。
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无限欣喜，他们似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途径。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设想。他说：“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用厨师，单独在市场上、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设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 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他不仅有恩格斯的根据，还有中国古代的根据。12月10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供参加会议的人阅读。他对汉末张鲁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赏。，他在批语中写道：“道路上的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张鲁传值得一看。”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除了肯定河南的高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他听说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说：“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卖饭，比起这里还不行。”他说，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算彻底解放。他对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组织评价很高，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周恩来参观结束时，工作人员请他题字留念，他毫不犹豫地写下了19个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刘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论，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现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
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不知道你们对消灭家庭怎样理解？你们要座谈一下。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样一来，六十年后就没有家族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他说如果把妻子儿女作为私有就不能天下为公。因此，他主张消灭家庭。
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消费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消费单位。
现在社会上的劳动力有很大浪费。．．．．．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家家补衣服、做鞋子……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河南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以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做饭，现在只要40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200人做饭变成了40人做饭，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
后来，由于西方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消灭家庭，中国的报刊上不再提消灭家庭，是为了“不给反动派留下口实”，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一直没有停。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宣传机器，所有的教科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会议，无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考察和任用中，还把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坚定，当作一个重要条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关系这么密切，不积极响应的干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发展速度惊人。很多地方不到10天时间内，所有农民都加入了食堂。 到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连青海、宁夏这些西部边远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发展。据1958年11月20日《青海日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办起公共食堂9800多个，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150多万人，占全省农业总人口的90％左右。《宁夏日报》1958年12月6日报道，全自治区152个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个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23．485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的公共食堂，总数在5000个左右。青海和宁夏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发展更加迅猛。1958年10月公共食堂发展到顶峰。
实际上，消灭家庭以后，更有便于各级官员更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极权社会达到极致。1959年7月，对四川省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调查 称，“人们在食堂一起吃饭，出工时间一致，保证了劳动时间。吃食堂以前，社员一天只能干七八小时的活，现在，平均每人每天劳动10小时”，“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食堂，把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合而为一了，过去开会排活浪费时间，现在队长吃早饭时一宣布排工，碗盏一推，组长就带人出工。”“公共食堂成为对社员进行教育的阵地。饭前饭后给社员读报、组织收听广播，加强了对社员的共产主义教育”。这个调查报告，按照当时的主体舆论，列出了办食堂的多种好处，如节约劳动力；社员吃得饱，吃得好；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假话，而这里摘引的加强了对社员的生活、行动和思想控制的内容，却是事实。给干部控制农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实。
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食堂。消灭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单位以后，就降低了家庭抗御饥荒的能力。家里没有锅灶，连烧一壶开水的条件也没有，更不用说弄点代食品充饥了。
二、大办食堂过使农民家徒四壁
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连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再冒烟。有些地方，农村干部手下留情，没有搞得这么彻底，社员家里还保留简单的锅灶，从食堂打回饭菜以后，再热一下。
在大办公共食堂同时，还大办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办这些公益机构的物资都是从农民家庭里无偿征集的。房子是农民腾出来的。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公社“由于办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乱了，变动面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权，家家户户不安心。” 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点拆除，集中建设“共产主义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来，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开居住。这是真正消灭了家庭。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跟随刘少奇的蹲点工作组写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宁乡县当时有84万人口，有住房70多万间。大跃进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万间，其中又有31000间被国家、集体无偿占用，社员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万间。 拆房不仅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还有一个目的是拆下陈砖当肥料。大搞“积肥运动”，主意打到农民的住房上。
当时的报纸宣传说，农民交出这些财产是自愿的，实际情况是，在收缴这些财产时，干部、民兵同时出动，挨家搜查，闹得鸡飞狗跳，有些地方还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农民自己交出来，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声势。
正是办了公共食堂，才使得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被拆了房子的农民连“四壁”也没有。
四川省简阳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是省委书记李井泉“蹲点”的地方。全大队有383户、1537人，耕地面积1864亩，共辖八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其中，“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仅其规模大，设施好，而且声誉高，远近驰名。
这两个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据知情人员讲，建立万年食堂单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墙壁、做门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劳动才两角多钱）。万乐食堂花的钱也是一千多元。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万年食堂的餐厅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油漆漆好的大餐厅以外，还有很多闲置的房间，它们都被挂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乐部”、“图书室”、“保管室”、“男来宾室”、“女来宾室”、“缝纫室”，以及“理发室”、“医疗室”、“托儿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墙壁上，绘上各种各样的花卉，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诗歌台”、“社员五好评比台”、“团员评比台”、“毛主席著作学习台”，以及“创作台”、“来宾诗话、留言台”等等。客厅正中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上面摆着花瓶、热水瓶、书刊。客厅前的天池里，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种着美人蕉、凤仙花、兰草等花卉。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间最高一根是国旗竿，两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满插旗帜，从远处望去，煞像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绝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集体食堂。
建这两个食堂所花的钱，都是由社员出的，每家每户4～5元；房子则是采取强迫与“说服”相结合的办法，把原有的几十家社员逼走后得来的。餐厅内的一百多张方桌、四百多根双人条凳，全是从各户社员家中强行搜来的。为了不让方桌和条凳的主人认出来，就用油漆刷上统一的颜色，掩下了它们的原来面目。食堂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有地方机关的、省级机关的，有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食堂的招待员、炊事员，都穿统一制作的白色工作服，围镶嵌荷叶边的围腰。遇有参观者，他们便显示其最高的“本领”：主食做大米白饭、花卷、包子、馒头，菜肴则是各式各样的，让参观者尽吃，吃好吃饱。另一方面，广大社员这时连稀汤都喝不饱。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粮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着就收走自留地。农业集体化以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归社员家庭种植。1955年11月9日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在第3章第17条明确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拥有的数量“至多不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数的5%”。 在1956年6月30日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与初级社规定的基本相同。
1958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 办了公共食堂以后，家里不做饭，种菜就没有必要；没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种饲料。要办好食堂，必须建立蔬菜基地，大办养猪场，这就要占有社员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国推广的贵州省办食堂的经验中，明确提出“要办好食堂，社员的自留地势必要转交给食堂”。因此，凡是办公共食堂积极的地方，大都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对他这一招十分得意。1960年2月14日晚，他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会要进行激烈的斗争。”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体生产以外，家庭副业完全被消灭。在大饥荒面前，农民家庭毫无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毙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0年11月。11月3日，全国处于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才明确规定：“应该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当拨出适当土地分给社员，做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这个规定还是坚持自留地不得超过人均土地的5％。 但此时已到冬天，农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决饥饿问题。
三、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从1958年夏秋到1961年夏秋，公共食堂经历了一轰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过程。
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后，大吃大喝了两个月，没有粮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当多的食堂是开开停停。以甘肃省榆中县金崖公社红柳沟大队为例，1958年8月，前后不到十天，全队54户、308人都加入了食堂。初办时每人每天口粮一斤，实际上还多一些，以后就放开肚皮吃饭，那时还能吃到蒸馍、面条、米饭等，节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于人人可以吃饱，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不显得突出，群众意见不大。1959年4月，粮食定量下降，先是7两半，后是半斤，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显得突出，群众意见很大，办了9个月的食堂散了伙。1959年11月，上级又动员办食堂，大家不愿意，就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十几户就勉强加入了食堂，其余户直到1960年4月份，将队里分给的、自留地的粮食吃完以后，也先后加入了食堂。当时的口粮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时断炊。群众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条”下来后，于1960年12月份又开始回家去吃饭，实际是散了伙。从此食堂再没恢复，这一段也是9个月时间。前后两阶段同共经历了一年半时间。 据本书作者在各地调查了解，全国多数地区的情况和榆中县差不多。
面对公共食堂开开停停的状况，毛泽东还是持乐观的态度。1958年11月底，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
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不垮，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
我是到处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次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
1959年春夏之交，饥荒已经很严重，舆论上对食堂的批评也大胆一些。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客观报道说：在陕西省商城县城关公社召开的党员和社员代表大会上，不少基层干部、代表对农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人干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虽然未明显提出解散食堂，而却说出了一大堆缺点。
此时，面对严重的饥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农民作出一些退让。1959年5月26，《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6条中提出，“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使用。” ，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许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上半年进行了初步整顿。主要的措施是：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原则；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的原则，调整食堂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采取各种灵活办法，尽量给社员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这些措施仅属应急性质，并不是解决食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使食堂初办时的混乱现象有所好转。
中央文件说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口粮分配到户”但到基层，农民的“自愿”被各级干部以种种办法剥夺。“口粮分配到户”变成了“口粮指标到户”，粮食还由生产队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为争取1960年粮油工作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的讲话稿时，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写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审稿人改为“以人定量，指标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 ．本书作者在12个省调查，指标到户，粮食由生产队掌，不仅仅浙江如此，也是全国各地的普遍情况。为什么各地干部不愿分粮到户呢？因为粮食一旦分到社员家中，他们就不到食堂吃饭了，食堂就要垮台。1960年冬，浙江宁波地区停伙的396个食堂当中，有176个是分粮到户造成的。
在整顿中，有的地区的农村，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1959年5月上旬，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同意暂时停办食堂。隆昌县解散了98．72％（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顺县解散了75．5％（以前垮的在外），合江县解散了63％（包括以前垮的），叙永解散了75％（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泸县、古蔺解散了大部分。 安徽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在无为县蹲点，看到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也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
河北省在1958年秋后有30多万个食堂，参加食堂的有3500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9％以上。1959年6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49004个，比原来减少了83．6％，加入食堂的户数只有164万户，占总农户数的19．65％，较原来减省了80％。
食堂纷纷垮台的情况，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
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赴庐山开会的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上庐山的船上，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他要求在这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还说，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积极维持；一为湖北号召自愿，拟从少到多，30％－50％，将来80％。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老小不要钱，湖北半供给制。供给制部分要少，三七开，四六开，可以灵活。供给制不能否定。
到了秋收季节，粮食上场了，饥饿短暂缓解，毛泽东开始反击了。1959年8月5日，毛泽东对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组的一个报告中批道：
印发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要吹回来的。孙中山先生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总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1959年上半年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谈到食堂问题时说：“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周小舟认为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 这几位说真话的高级干部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这些正确的意见也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中，强调“食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坚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对解散食堂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悲观主义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顶政治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对安徽省么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愤怒，说他“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宣传机器紧跟毛泽东，密切配合，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对批评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加鞭挞。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中国妇女》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驳斥“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我了”的说法。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以《公共食堂前途无量》题发表社论。用论战式的风格、政治高压语言说：“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接着，社论自己设问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地歌颂了公共食堂的好处，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辉前景”。社论最后写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诬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欢喜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当时党报在批评把国内的不同意见时，总是把这些不同意见和被当作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
各省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都找出了本省的“张恺帆”。四川最为激烈。四川省委在泸山会议之前就即时“纠正”了解散食堂的问题。1959年5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泸州解散食堂的情况以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限期恢复。几天以后，李井泉又亲自打电话批评地委，限7天内将食堂恢复起来，并且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抵制恢复食堂的干部要给以严厉批评。对搞垮食堂又带头抢购食品的坏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各县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复起来，由于没有粮食，还有些食堂无法恢复。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对泸州解散食堂的作法进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几位主工领导人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过大辩论，使不巩固的公共食堂迅速巩固起来，被右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夸的食堂迅速恢复起来，。．．．．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右倾分子，树立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优势，把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由于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用强大的政治高压坚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复了起来。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份统计，截至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000个，参加食堂吃饭人数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云南（96.5%），贵州（92.6%），上海（94.5%），安徽（90.5%）；
70%－9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广西（81%），广东（77.6%），河北（74.4%），山西（70.6%）；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陕西（60.8%），江苏（56%），宁夏（52.9%）；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肃（47.7%）、山东（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龙江（26.5%）、辽宁（23%）、内蒙（16.7%）。
另据中央办公厅整理资料，1960年2月底统计，在公共食堂吃饭人数占农村人口数的比例，河南为99％，河北为86．1％，山西为81％，甘肃为63．3％，山东为55．4％，黑龙江为40％，辽宁为33％，吉林为29．4％。
但是，因没有粮食，到了1960年新年刚过，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趋势。这时，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公共食堂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怎样巩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经常采用典型引路的办法，即通过总结介绍一个先进典型的经验，让全国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个案都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制度下，相隔千里的两个生产队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和同样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没有多大差别。
贵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个典型。1960年2月24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县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的批语是：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时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89.59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万。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见本书第23章表23－3）。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是怎样“科学总结”的呢？
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报告说， “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报告认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他们“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食堂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在落实贵州经验中，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参加公共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参加公共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定额吃，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到农村的各级干部，必须到公共食堂去吃饭。 这几条规定没有监督和惩治办法，实际很难落实。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 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况》中说，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个，在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基本办得好的一类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食堂只占2.8%。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说使人看了高兴。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
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是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这时正值全国批判彭德怀、反右倾运动的高潮，各省的汇报当然不敢说公共食堂不好。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说，“目前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文中说“办得好”有五条标准：种了菜，养了猪；吃得饱，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炊具改革；讲究卫生。还说，“各地结合整社，纯洁和调整了食堂工作人员队伍……培训了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许多食堂进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实现了炊具机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东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员生活委员会”。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指出，办好食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即社员只能得到指标，见不到粮食，粮食一律由食堂掌握，这比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粮食到户”向左迈进了一步。中共中央在这一条下面批注：“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逐步实行”。第二，随着集体生活的发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缩小，要逐步限制和减少自留地。第三，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第四，除了食堂以外，还要全面安排群众生活，如黑龙江省全省农村搞综合性生活站。第五，关键在于领导，如甘肃通渭县由于领导严重右倾，全县2800多个食堂只剩下十几个，至今还没有恢复（此时，通渭县由于断粮，已是饿殍遍地，全县人口1960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请看本书“甘肃不甘”一章――本书作者注）。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60年春季再次进行整顿：一是调整食堂工作人员，坚决撤换所谓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如河南的信阳、洛阳、许昌三个专区，清洗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称职的管理、炊事人员2万8千多人。 这里的所谓“不纯分子”、“不称职的”，主要是指富裕中农。二是重新没收社员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的原则。粮食分到食堂，使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积恢复。到1960年4月，据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88.6%，其中河南省达到99%。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乐观地认为：“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普遍整顿以来，越办越好”，“我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实际上，食堂维持下去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坚持逆水行舟。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为中心安排好群众生活的要求，并且发出了“书记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号召。12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省的报告中更加强调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食堂又进行了整顿。如河北省从省到公社抽调14万名脱产干部下乡，对18万个食堂大力进行整顿，“清洗了坏分子”，“撤换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员”，打击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竭尽全力、动用各种政治手段、组织手段和专政手段，保护公共食堂，使它不致于解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种理想，给群众造成了巨大有灾难。
我推本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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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渊洁在其微博上说：“中国的纳税人是世界上最傻的纳税人，每年花很多钱养着作协。国家闹旱灾，作协到旱区住总统套房开会，如此作家，哪有良心？”慕容雪村：中国没有文学，只有宣传。那些不是作家，都是干部，他们做做法事，吃吃燕鲍翅，住住总统套房，不算什么奇闻，网民们就不要聒噪了。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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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协会发展到今天也是与时俱进的，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3月30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时这么说。郑渊洁：任何事物存在只需要一个理由。需要一万个理由才能证明其存在合理的事情，离寿终正寝不远了。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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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30日起，在重庆举行的作协会议因为总统套房、奥迪车接送的高级别待遇引发争议。作家阎延文写博怒斥作协：“2000多元一桌的宴席，吃尽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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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钢联已正式向欧盟委员会举报主要铁矿石供应商可能存在的滥用优势地位和反竞争做法。欧钢联认为三大铁矿石生产商几乎控制了全球铁矿石海运市场的3/4，铁矿石的需求以及市场情况并不支持生产商要求的80%~100%的价格上涨。中国钢协呢？为什么不告他垄断？难道有利益在里面？ 12:20 AM Apr 2nd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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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环节是)土地整治，搞人情项目，搞虚报冒领，挪用资金，土地整理方面的问题不少；第四个环节是大额资金的使用，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出现不少问题；第五个环节是储量评审，矿业权加宽评估，地价评估在评估机构的选择上，在价款的评估上都存在着问题。 11:12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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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部长徐绍史：一个环节就是违反权限程序，违反供地政策，违反有偿原则，违反招拍挂的规定审批土地。有的甚至颁发虚假的土地使用权证；矿方主要是越级、越权批矿，违反规定审批矿权，我们系统甚至有人入股开矿充当保护伞；第三个(环节是)土地整治，搞人情项目，搞虚报冒领，挪用资金，土地整理方面 11:12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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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自己家当天一同被抓的人还有她老伴、大儿子和两个媳妇，另外一个2岁半的孙子也跟着媳妇一起进了看守所。雷明德老人67岁的老伴、儿媳，还有一个4个月大的孙子，也被抓了进去，先后20人被抓。 现代版小萝卜头。。。。。。。。。 11:12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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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上午，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珉谷镇塔山村因征地纠纷发生一起警民冲突，20名当地村民遭贞丰县法院抓捕，送进该县看守所内关押，至今仍有14人没有被放出。其中村民的4个月大的孙子，也被抓了进去。 11:11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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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见影而移步疾走，小儿有名而夜哭骤停。狰狞酷似献忠之掠川，暴虐甚于日寇之屠宁！ 10:35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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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者，禽兽也。披狼皮，驾走狗，出则鸡飞犬吠，入则盘盈钵满。流连于花街柳巷，嫖必飞单；窜走于酒肆茶轩，食皆霸王。殴牙牙之稚子，伤六甲之孕妇，踢蹒跚之老者，杀无辜之路人。罄竹南山，书不尽罪恶昭昭；取墨东海，记不完血债累累。 10:35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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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昆明大量群众和城管队员发生冲突。9辆城管车辆、5辆警车被掀翻或砸坏。昆明市政法委书记近日接受采访称，事件中城管并未“粗暴执法”。同时，昆明五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称昆明某报社记者被打是因为这名记者有挑衅的语言。按副局长的逻辑，只要记者有挑衅语言，人民警察就可以施暴？合法地？ 9:37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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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6时许，河南驻马店确山县种粮大户彭公林在县种子管理站自缢身亡。3月30日，河南确山农民因买假种子索赔无果，在种子站自缢身亡。种子站3名责任人被停职。亡者遗书中称：“多次让我请客找小姐、洗脚等。赔偿没有得到又花去了我好几千元……只有一死了却此生。” 9:34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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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里房子被强制拆迁，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春光乡温室村村民王世才不停申诉、上访。当他再一次去北京上访回来后不久，却发现腿脚不方便的儿子王斌，在四个政府派来的“陪护人员”监视之下，竟然上吊“自杀”了。当地公安局副局长拒绝接受记者就此事采访。 9:33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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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商会的人民币压力测试结果中获悉，若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 9:26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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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盛传福建省福州市团市委副书记雷连鸣27岁就被公选为副处，或与其家庭背景有关——他是福建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的儿子。组织部称公选符合程序和规定。 1:17 A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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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安保指挥部规定世博会期间“刀具销售单位应当查验购买人员的身份证件，登记购买人身份资讯、购买刀具的品种和数量等情况。销售登记情况每周报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备案。”共产党对人民的恐惧到了如斯地步了，是不是很象神经病？怕再来一个杨佳？那少做点坏事不就好了？ 1:05 A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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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其中规定党政干部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突击提拔者将被追责。原来引咎辞职不过是带薪休假？ 9:32 PM Mar 3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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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称，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并非死于脑溢血，而是被赫鲁晓夫和贝利亚联手谋杀。赫鲁晓夫说：“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不少残酷的暴君，但他们都没好下场……都是被他们所赖以保住权力的斧头砍死的。” 10:58 P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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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中国油脂供应量的75%已经被“ABCD”四大国际公司所控制，外资已完全控制住国内油脂业的产业链。3月31日下午，国家有关部门将召开10多家油脂企业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限制部分油脂品种进口的政策性措施。业内人士称无必要引发贸易争端。 7:57 P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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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流感疫苗产销量更是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一，去年9月，该公司又成为全国6家获准生产甲型H1N1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的企业之一，至去年11月已从国家工信部获得630万人份订单，排名全国前三。 7:10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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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延申多次被评为常州市“明星企业”，董事长韩刚君也曾被予“优秀企业家”称号。数据显示，2008年江苏延申狂犬病疫苗总批签发量达208.63万人份，占全国总数的11%，排名第4。 7:10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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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延申在疫苗生产过程中搀入一种不易发觉的添加物，可以令出厂疫苗在一般检测时达标，但实际效用却大大降低。这一造假手法与三鹿公司在婴儿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相似，但其危害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7:07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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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人寿公司增加一个险种：派出所杀人险。保证畅销，保证赢利。现在大众提起派出所简直就是心惊胆跳啊，派出所是高危地带。简直令人恐惧，我们地带的刘所长，千万别让我进派出所，我给您八万。 7:01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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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警察都是什么人？厉害，职业杀手，专职就是杀人，合法地杀，不需要负责任的。 6:57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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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三原县女子王会侠2009年底被警方带走，“问话”20小时后非正常死亡。家属目睹遗体有明显伤痕，但尸检结果却是“原发性心肌猝死”。王妇的家属辗转3个月，至今未讨到任何说法。警方称“激动死”，朋友们，你们又多了一个死亡方法，真是伟大的创举啊。 6:55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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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靠得住，母猪都会爬树！！ 6:53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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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州爆出疫苗造假大案。当地著名疫苗生产商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国家药监局查实在疫苗生产过程中长期故意造假，导致大量问题疫苗流向市场，受害者最少超过100万人。目前7名公司高层因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而被批准逮捕。卫生部不是刚说了疫苗总体是安全的吗？ 6:52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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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地的国家风险与公司风险” http://0z.fr/ZQKuk 4:49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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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贴关于陈雪华陈美含母女的来信” http://0z.fr/WLmEW 4:48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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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战俘赴台-照相机下的历史最宝贵、最真实” http://0z.fr/sY4T0 4:46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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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摘录并评论：十大地产公司土地储备之和已达3.05亿平方米” http://0z.fr/nhBkD 4:43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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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就这么走了？” http://0z.fr/Y2p_X 4:40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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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公司的盈利也进入了全球前列。香港媒体统计指出，全球2009年盈利折算能超过1000亿港元的公司也不过10家，其中包括中石油、工行和中移动。如果算上建行，国内的公司盈利“千亿俱乐部”成员已有四家之多。共产党公然掠夺国民财产，成功了。 2:55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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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调查戴姆勒行贿涉案人员 针对德国戴姆勒行贿事件，中国石油昨日在2009年度业绩路演会上表示，公司已就此事成立专门调查小组，着手在公司内部展开调查。自己查自己？怎么可能查出问题？上级纪委呢？去哪里了？ 10:36 PM Mar 29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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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惩罚向中石化中石油行贿的美国公司，中国却装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中纪委难道就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吗？否则这么明显的证据都可以视而不见？胡锦涛也装？周永涛呢？都是装孙子的孙子。 7:24 AM Mar 29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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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各企业增加的 土地储备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从拿地的溢价比例来看，第二季度时只有37%的土地溢价比例超过百分之百，到了第三季度溢价比例超过百分之 百比例达到了57%。 3:54 AM Mar 29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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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销售速度推算，恒大的土地储备够其销售8.5年；前三季度，碧桂园销售面积为233.53万平方米，按此销售速度推算， 碧桂园的土地储备够其销售13年。榜单发布方、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主任龙胜平表示，三季度房企土地储备增加了很多，仅十强企业在新增土地储备方面的投资就达779亿。 3:54 AM Mar 29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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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主办方还发布了土地储备的榜单，土地储备前十名的房企，其土地储备 之和已达3.05亿平方米。恒大地产的土地储备面积为5100万平方米，碧桂园土地储备面积为4360万平方米，分列前两名。今年前三个季度，恒大地产销 售面积为453.7万平方米 3:53 AM Mar 29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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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可以为一个老太太的破农场让高速路绕道七英里，造价多出4亿美金。但美国的大多数并不以为这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却以为美国政府带来了安全感—— 只要有一个人不愿意搬迁，奥巴马也不可以动用FBI、CIA。这才是真正的大多数人的利益。摘自李承鹏博客 7:33 PM Mar 2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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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绑架了中国经济，囤地行为绑架了房地产业，温家宝已经被地产商绑架了。 7:35 AM Mar 2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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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家又说话了，中国城市化水平不高，所以房价不会崩盘。屁话，又是“刚性需求”的老调重谈，没点新的了？城市化水平不高就一定有足够的需求支持房价吗？这是什么逻辑？没钱哪里来的需求？日常消费都不足了，拿什么买房子？极少数人占有大部分财富，大众没钱，卖血买房子？ 6:18 AM Mar 2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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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10时许，昆明北仓村大量群众和城管队员发生冲突。数百人聚集，现场有4辆写有“综合执法”及“五华城管”等字样的车被掀翻，其中一辆在燃烧。 12:38 AM Mar 27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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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县交通局长一家三口出车祸全部遇难，小保姆从家里发现几十张存折，总存款超2亿元。 11:54 PM Mar 2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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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化军家中看黄片被罚款3000元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四川宜宾市南溪县公安局高度重视，经复查认为，对杨化军的处罚适用法律不当，已于3月24日对杨化军作出了撤销原处罚的决定。执法错误，给无辜受害者带来后果严重，难道就这么算了？ 11:45 PM Mar 2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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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地方接连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孟建柱今日强调. 我还以为他死掉了，原来还说得出话，可惜都是屁话。能说点有用的吗？ 11:42 PM Mar 2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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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虽然不少上市房企去年底资产负债率水平同2008年相比有轻微的下降,但依然偏高。在67家房企中,有32家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占比 47.76%。资产负债率最低为绵世股份(000609),该公司去年借债为2.28亿元,同比增加了625.6万元,负债率也仅为 21.51%。 11:01 PM Mar 2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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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房地产企业2009年都赚得盆满钵满,但上述已披露年报的69家公司,截至去年年底,债务总额达到5100.62亿元,同比增长了 34.34%,多数房企的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 11:00 PM Mar 2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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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时,这些公司负债总额却超过5100亿元,企业的再融资需求加大,目前已经有1500亿元左右的再融资规模。 10:59 PM Mar 2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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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23日,已公布年报的67家公司在2009年合计实现净利润282.47亿元,较2008年同期增长了7成左右。有14家业绩同比增幅超过 100%,共有40家毛利率超30%,占比高达59.7%。其中栖霞建设毛利率最高,达到惊人的64.36%,龙头企业的万科毛利率为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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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科院调查，全国城镇有6425万套空置房，即半年未用1度电的房子，足够2.2亿人居住，而全国城镇人口5亿人。房价的高企的部分原因是抄房者造成的。如果立即开征物业税，可以抑制抄房，使房价下降一半。 28 minute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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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为了维护上海世博会期间本市社会公共安全，4月15日至11月15日，特定种类危险化学品将禁止向个人销售。个人购买灭鼠药、含剧毒成分的农药物品，实行实名购买和销售登记备案制度。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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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长春，国企背景的永辉房地产公司与民企龙创地产上演了一场争地大战。龙创最终以7亿元摘下长春市净月樱花地块，成为今年长春新“地王”。双方竞价241次，溢价5.19亿元，溢价率287%，拍卖师表示压力很大，多次劝告双方要"理性"。 about 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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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死后，程保平老人只能靠邻居接济维持生命，由于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老人天天挨饿。程保平死后，一些村民指责村干部不履行救助责任，“但是村干部程祥安却回答说：谁让他没儿子。”程先生说。 about 17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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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太和县一位85岁的老人在其子1月去世后，无人照料，饿死在家。村干部面对指责，回答是“谁让他没有儿子。”老人已被村民凑钱安葬。其子死后曾无钱安葬，之后靠邻居接济，村主任表示具体情况“搞不清楚”。 about 17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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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杨剑昌质疑说，市价3万多元/平方米的房子搞成保障性住房，到底是给谁住？”此举可谓一石三雕!一是完成保障房任务,二是给因高价滞销的地产商解困,让地产商狠狠赚上一笔,三是降价优待干部和关系!反正是纳税人的钱,不花白不花! about 20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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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这几年资产剥离,基层行领导利用职务之便,变相变卖工行国有资产,240多万的房产,40万就处理变卖给自己或亲属,100多万的房改售房款几个行领导分了,有行领导集体作案,私分小金库的钱,后因有人揭发,检察院已立案,但这些领导本事大,还能买断工龄,得手十多万走人等.包庇...当行长 about 20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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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黑龙江双鸭山市查处一起个人违规套取6套安置房案件。目前，已有12名涉案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4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about 20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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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科学日报》2010年4月1日报道，美国迈阿密大学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李娜和她的合作者已经发明出一种快速、经济而且简便的检测乳品中三聚氰胺的方法。2007年，在受污染的中国宠物食品中发现了三聚氰胺；2008年，在受污染的中国乳制品中也发现了这种化合物。 about 20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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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圳将每平米3万5的豪宅列入保障住房购置范围引起社会巨大争议。据悉，部分豪宅主力户型为150平米至220平米，最小户型为90平米。人大代表质疑购置大面积豪宅到底是给谁住的问题。也有代表称，深圳开豪车住保障房的情况层出不穷，保障性住房建设发放应谨慎。 about 20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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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频道记者获悉,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今日表示,目前铁矿石谈判形势十分严峻,中钢协号召国内具有进口铁矿石资质的钢企和贸易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不从三大矿山进口铁矿石,抵制其垄断行为。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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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6时，长春榆树市一农业站长与女会计被发现全身赤裸，死在小面包车内，现场遗留伟哥、湿巾等物品。经查明，两人因车入库后没有熄火，在密闭的车库中一氧化碳中毒致死。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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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渊洁在其微博上说：“中国的纳税人是世界上最傻的纳税人，每年花很多钱养着作协。国家闹旱灾，作协到旱区住总统套房开会，如此作家，哪有良心？”慕容雪村：中国没有文学，只有宣传。那些不是作家，都是干部，他们做做法事，吃吃燕鲍翅，住住总统套房，不算什么奇闻，网民们就不要聒噪了。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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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协会发展到今天也是与时俱进的，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3月30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时这么说。郑渊洁：任何事物存在只需要一个理由。需要一万个理由才能证明其存在合理的事情，离寿终正寝不远了。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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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30日起，在重庆举行的作协会议因为总统套房、奥迪车接送的高级别待遇引发争议。作家阎延文写博怒斥作协：“2000多元一桌的宴席，吃尽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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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钢联已正式向欧盟委员会举报主要铁矿石供应商可能存在的滥用优势地位和反竞争做法。欧钢联认为三大铁矿石生产商几乎控制了全球铁矿石海运市场的3/4，铁矿石的需求以及市场情况并不支持生产商要求的80%~100%的价格上涨。中国钢协呢？为什么不告他垄断？难道有利益在里面？ 12:20 AM Apr 2nd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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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环节是)土地整治，搞人情项目，搞虚报冒领，挪用资金，土地整理方面的问题不少；第四个环节是大额资金的使用，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出现不少问题；第五个环节是储量评审，矿业权加宽评估，地价评估在评估机构的选择上，在价款的评估上都存在着问题。 11:12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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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部长徐绍史：一个环节就是违反权限程序，违反供地政策，违反有偿原则，违反招拍挂的规定审批土地。有的甚至颁发虚假的土地使用权证；矿方主要是越级、越权批矿，违反规定审批矿权，我们系统甚至有人入股开矿充当保护伞；第三个(环节是)土地整治，搞人情项目，搞虚报冒领，挪用资金，土地整理方面 11:12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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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自己家当天一同被抓的人还有她老伴、大儿子和两个媳妇，另外一个2岁半的孙子也跟着媳妇一起进了看守所。雷明德老人67岁的老伴、儿媳，还有一个4个月大的孙子，也被抓了进去，先后20人被抓。 现代版小萝卜头。。。。。。。。。 11:12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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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上午，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珉谷镇塔山村因征地纠纷发生一起警民冲突，20名当地村民遭贞丰县法院抓捕，送进该县看守所内关押，至今仍有14人没有被放出。其中村民的4个月大的孙子，也被抓了进去。 11:11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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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见影而移步疾走，小儿有名而夜哭骤停。狰狞酷似献忠之掠川，暴虐甚于日寇之屠宁！ 10:35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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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者，禽兽也。披狼皮，驾走狗，出则鸡飞犬吠，入则盘盈钵满。流连于花街柳巷，嫖必飞单；窜走于酒肆茶轩，食皆霸王。殴牙牙之稚子，伤六甲之孕妇，踢蹒跚之老者，杀无辜之路人。罄竹南山，书不尽罪恶昭昭；取墨东海，记不完血债累累。 10:35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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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昆明大量群众和城管队员发生冲突。9辆城管车辆、5辆警车被掀翻或砸坏。昆明市政法委书记近日接受采访称，事件中城管并未“粗暴执法”。同时，昆明五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称昆明某报社记者被打是因为这名记者有挑衅的语言。按副局长的逻辑，只要记者有挑衅语言，人民警察就可以施暴？合法地？ 9:37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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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6时许，河南驻马店确山县种粮大户彭公林在县种子管理站自缢身亡。3月30日，河南确山农民因买假种子索赔无果，在种子站自缢身亡。种子站3名责任人被停职。亡者遗书中称：“多次让我请客找小姐、洗脚等。赔偿没有得到又花去了我好几千元……只有一死了却此生。” 9:34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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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里房子被强制拆迁，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春光乡温室村村民王世才不停申诉、上访。当他再一次去北京上访回来后不久，却发现腿脚不方便的儿子王斌，在四个政府派来的“陪护人员”监视之下，竟然上吊“自杀”了。当地公安局副局长拒绝接受记者就此事采访。 9:33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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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商会的人民币压力测试结果中获悉，若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 9:26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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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盛传福建省福州市团市委副书记雷连鸣27岁就被公选为副处，或与其家庭背景有关——他是福建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的儿子。组织部称公选符合程序和规定。 1:17 A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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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安保指挥部规定世博会期间“刀具销售单位应当查验购买人员的身份证件，登记购买人身份资讯、购买刀具的品种和数量等情况。销售登记情况每周报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备案。”共产党对人民的恐惧到了如斯地步了，是不是很象神经病？怕再来一个杨佳？那少做点坏事不就好了？ 1:05 A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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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其中规定党政干部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突击提拔者将被追责。原来引咎辞职不过是带薪休假？ 9:32 PM Mar 3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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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称，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并非死于脑溢血，而是被赫鲁晓夫和贝利亚联手谋杀。赫鲁晓夫说：“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不少残酷的暴君，但他们都没好下场……都是被他们所赖以保住权力的斧头砍死的。” 10:58 P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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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中国油脂供应量的75%已经被“ABCD”四大国际公司所控制，外资已完全控制住国内油脂业的产业链。3月31日下午，国家有关部门将召开10多家油脂企业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限制部分油脂品种进口的政策性措施。业内人士称无必要引发贸易争端。 7:57 P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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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流感疫苗产销量更是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一，去年9月，该公司又成为全国6家获准生产甲型H1N1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的企业之一，至去年11月已从国家工信部获得630万人份订单，排名全国前三。 7:10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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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延申多次被评为常州市“明星企业”，董事长韩刚君也曾被予“优秀企业家”称号。数据显示，2008年江苏延申狂犬病疫苗总批签发量达208.63万人份，占全国总数的11%，排名第4。 7:10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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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延申在疫苗生产过程中搀入一种不易发觉的添加物，可以令出厂疫苗在一般检测时达标，但实际效用却大大降低。这一造假手法与三鹿公司在婴儿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相似，但其危害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7:07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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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人寿公司增加一个险种：派出所杀人险。保证畅销，保证赢利。现在大众提起派出所简直就是心惊胆跳啊，派出所是高危地带。简直令人恐惧，我们地带的刘所长，千万别让我进派出所，我给您八万。 7:01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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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警察都是什么人？厉害，职业杀手，专职就是杀人，合法地杀，不需要负责任的。 6:57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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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三原县女子王会侠2009年底被警方带走，“问话”20小时后非正常死亡。家属目睹遗体有明显伤痕，但尸检结果却是“原发性心肌猝死”。王妇的家属辗转3个月，至今未讨到任何说法。警方称“激动死”，朋友们，你们又多了一个死亡方法，真是伟大的创举啊。 6:55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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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靠得住，母猪都会爬树！！ 6:53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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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州爆出疫苗造假大案。当地著名疫苗生产商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国家药监局查实在疫苗生产过程中长期故意造假，导致大量问题疫苗流向市场，受害者最少超过100万人。目前7名公司高层因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而被批准逮捕。卫生部不是刚说了疫苗总体是安全的吗？ 6:52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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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地的国家风险与公司风险” http://0z.fr/ZQKuk 4:49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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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贴关于陈雪华陈美含母女的来信” http://0z.fr/WLmEW 4:48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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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战俘赴台-照相机下的历史最宝贵、最真实” http://0z.fr/sY4T0 4:46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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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摘录并评论：十大地产公司土地储备之和已达3.05亿平方米” http://0z.fr/nhBkD 4:43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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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就这么走了？” http://0z.fr/Y2p_X 4:40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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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公司的盈利也进入了全球前列。香港媒体统计指出，全球2009年盈利折算能超过1000亿港元的公司也不过10家，其中包括中石油、工行和中移动。如果算上建行，国内的公司盈利“千亿俱乐部”成员已有四家之多。共产党公然掠夺国民财产，成功了。 2:55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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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调查戴姆勒行贿涉案人员 针对德国戴姆勒行贿事件，中国石油昨日在2009年度业绩路演会上表示，公司已就此事成立专门调查小组，着手在公司内部展开调查。自己查自己？怎么可能查出问题？上级纪委呢？去哪里了？ 10:36 PM Mar 29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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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惩罚向中石化中石油行贿的美国公司，中国却装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中纪委难道就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吗？否则这么明显的证据都可以视而不见？胡锦涛也装？周永涛呢？都是装孙子的孙子。 7:24 AM Mar 29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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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各企业增加的 土地储备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从拿地的溢价比例来看，第二季度时只有37%的土地溢价比例超过百分之百，到了第三季度溢价比例超过百分之 百比例达到了57%。 3:54 AM Mar 29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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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销售速度推算，恒大的土地储备够其销售8.5年；前三季度，碧桂园销售面积为233.53万平方米，按此销售速度推算， 碧桂园的土地储备够其销售13年。榜单发布方、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主任龙胜平表示，三季度房企土地储备增加了很多，仅十强企业在新增土地储备方面的投资就达779亿。 3:54 AM Mar 29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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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主办方还发布了土地储备的榜单，土地储备前十名的房企，其土地储备 之和已达3.05亿平方米。恒大地产的土地储备面积为5100万平方米，碧桂园土地储备面积为4360万平方米，分列前两名。今年前三个季度，恒大地产销 售面积为453.7万平方米 3:53 AM Mar 29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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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可以为一个老太太的破农场让高速路绕道七英里，造价多出4亿美金。但美国的大多数并不以为这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却以为美国政府带来了安全感—— 只要有一个人不愿意搬迁，奥巴马也不可以动用FBI、CIA。这才是真正的大多数人的利益。摘自李承鹏博客 7:33 PM Mar 2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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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绑架了中国经济，囤地行为绑架了房地产业，温家宝已经被地产商绑架了。 7:35 AM Mar 2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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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家又说话了，中国城市化水平不高，所以房价不会崩盘。屁话，又是“刚性需求”的老调重谈，没点新的了？城市化水平不高就一定有足够的需求支持房价吗？这是什么逻辑？没钱哪里来的需求？日常消费都不足了，拿什么买房子？极少数人占有大部分财富，大众没钱，卖血买房子？ 6:18 AM Mar 2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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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10时许，昆明北仓村大量群众和城管队员发生冲突。数百人聚集，现场有4辆写有“综合执法”及“五华城管”等字样的车被掀翻，其中一辆在燃烧。 12:38 AM Mar 27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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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县交通局长一家三口出车祸全部遇难，小保姆从家里发现几十张存折，总存款超2亿元。 11:54 PM Mar 2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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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化军家中看黄片被罚款3000元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四川宜宾市南溪县公安局高度重视，经复查认为，对杨化军的处罚适用法律不当，已于3月24日对杨化军作出了撤销原处罚的决定。执法错误，给无辜受害者带来后果严重，难道就这么算了？ 11:45 PM Mar 2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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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地方接连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孟建柱今日强调. 我还以为他死掉了，原来还说得出话，可惜都是屁话。能说点有用的吗？ 11:42 PM Mar 2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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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虽然不少上市房企去年底资产负债率水平同2008年相比有轻微的下降,但依然偏高。在67家房企中,有32家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占比 47.76%。资产负债率最低为绵世股份(000609),该公司去年借债为2.28亿元,同比增加了625.6万元,负债率也仅为 21.51%。 11:01 PM Mar 2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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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房地产企业2009年都赚得盆满钵满,但上述已披露年报的69家公司,截至去年年底,债务总额达到5100.62亿元,同比增长了 34.34%,多数房企的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 11:00 PM Mar 2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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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时,这些公司负债总额却超过5100亿元,企业的再融资需求加大,目前已经有1500亿元左右的再融资规模。 10:59 PM Mar 2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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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23日,已公布年报的67家公司在2009年合计实现净利润282.47亿元,较2008年同期增长了7成左右。有14家业绩同比增幅超过 100%,共有40家毛利率超30%,占比高达59.7%。其中栖霞建设毛利率最高,达到惊人的64.36%,龙头企业的万科毛利率为29.39%。
墓碑（十七之2）
5月间，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召开。19日陆定一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他在这个发言的最后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镇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事业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陆定一发言中的这段话，是在发言的头天晚上，陆定一自己大会秘书处已经铅印好的发言稿加上去的。这段话包括同少奇在火车上‘吹’的那些内容，但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 陆定一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已经反映了公社的轮廓，勾画出毛泽东对公社的构想和憧憬。
陆定一在火车上接受了刘少奇交给的编书任务，从广州回到北京立即组织中央宣传部的人全力突击，6月间初稿编成。 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菲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概况的几段话。这条语录就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部书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向与会同志一再推荐这本书，即《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民公社问题是议题之一。从此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得知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后，立即派《红旗》杂志社编辑李友九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帮助工作。李友九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月，和河南省委的干部合作，写出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陈伯达将《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当即对章程初稿进行了修改，批示：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这个文件于1958年9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题为《嵖岈山人民公社试行草案》，成了全国各地办公社的蓝本。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国正式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红旗》第4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一文，公开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文章讲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当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河南省在公社化运动中走在前面。8月22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说，截到目前为止，全省已建立人民公社1172个，正在建立的有300个。估计运动的结果，将并成150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7000户左右，平原地区1万户左右。修武县全县13万人口试办一个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与吴芝圃等当地领导人谈话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时，对谭启龙等当地领导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从毛泽东这次两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于领导”，可以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全面管起来。的确如此，后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这个全能组织是实现极权主义最为有效的工具。而在极权制度下，老百姓可以随意被统治者鱼肉。
1958年8月2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强调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指导农民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等以外27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的农户112174651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100%。 11月27日农村工作部报告，到10月底，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部数的99.1%。 由于规模过大带来很大问题，后又由26576个分解为52781个。
“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特点。
“大”是指规模大。按经济学理论，“大”可以实现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毛泽东当时不会知道这个理论，但有直观的感觉。不过，要通过“大”来实现规模经济，必须以有效的管理为前提。农业合作社基本是一村一社，一乡数社；人民公社是一乡一社，数乡一社，还有一县一社。全国平均每社5000户，每一个公社的规模比原来的农业合作社扩大了十倍至几十倍。这么大的规模，又是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军事统一指挥，生产、生活全面管理，管理幅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公社领导机构的管理能力。且不说中国素质低下的农村干部，就是水平再高也难以胜任。所以，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出现了管理混乱和强迫命令的情况。在一些山区，规模大，就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例如，云南省普洱县和平公社，仅其中一个大队（雅路生产大队）的552户人家、2696人，就有7个民族，从东到西80里，从南到北60里。除了不少单家独户以外，有3户以上的大小自然村39个，从大队到最远的生产队60里，生产队之间相距一二十里。一个生产队之内的村寨之间相距最远的有35里。这个大队原来是五个高级社，1958年合并为一个大队以后，实行统一分配，贫富拉平，结果连年减产。这样的社队规模，在普洱县占一半以上。
“公”是指所有制方面。首先，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其它公共财产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其次，由于社员原来经营的自留地以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收归人民公社经营和转为人民公社所有，使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彻底消除。再次，由于国家把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全民经济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使公社集体所有制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这种所有制的变革，把经济条件不同的农业社用行政力量拉在一起统一核算，就是让穷社“共”富社的产；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就是让集体“共”个人的产；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业下放给公社，就是公社“共”国家的产。总的来说，只有国家“共”农民的产，没有农民“共”国家的产；只有上级“共”下级的产，没有下级“共”上级的产。“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刮“共产风”使生产力大受破坏，以后不得不将所有制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出现大饥荒以后，对社员的私有财产也不得不作一些让步。这是后话。
“一大二公”，规模那么大，能够维系，公有化程度那么高，却无人反对，就得依靠权力高度集中。人民公社实际是极权制度的具体模式和基层组织。极权制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机关。它不但组织全社的经济活动，又对全社的工农兵学商进行统一管理。从经济组织方面来说，生产计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产品分配，甚至哪块地种什么，按什么样的标准种，都由公社决定，生产队只是一个具体组织劳动力完成上级指令的生产单位。作为政权机关，人民公社管理了本辖区的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武装等一切事宜。在公社早期，它不仅是劳动组织，而且是军事组织。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是以党政合一为基础的，公社党委是全公社的领导核心。每个大队有党支部，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公社党委任命的。大队党支部贯彻公社党委的决定，党支部书记决定大队的一切事务。由于大队党支部书记通常是连任多届，他的权力资源不断积累，有些人成了凌驾于农民头上的土皇帝。
“政社合一”使得人民公社官员队伍急剧扩大。依照当年人民公社的建制，每个公社有干部30人以上，生产大队大约10人，生产队则5人。这样，在52781个人民公社，69万个生产大队和481万个生产队当中，大小官员共达6000万以上，大体占全部农村人口的7%。这7%的公社官员占有大约10%－30%的农村收入。农民说，“过去几个村养一个保长，现在一个村养一堆保长”。 这些官员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则奉为金科玉律，深入贯彻到每一人农户的家庭生活之中，箝制着每一个农民的生活和思想。贯彻和箝制是不择手段的，手持刀枪棍棒随意闯入民宅是家常便饭。公社干部是极权制度的末梢，是极权制度的直接执行者。广大农民几乎完全被束缚在行政体系之下，行政关系取代了血缘、地缘关系，只有政府，没有社会。
二是企图用“供给制”代替按劳分配，把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引入日常经济生活之中。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根据人民公社不同的经济条件，供给制主要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需要供给制三种形式。实行最为普遍的是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民公社实行“七包”、“十包”的供给制。七包是指包吃饭、包穿衣、包生育、包居住、包教育、包看病、包婚丧；十包是除了七包之外，再加上烤火、理发、看电影。由于政府不具备“包”的供给能力，这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供给制，实际上是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人民公社的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为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在粮食供给制的公共食堂里，干部可以随意用不准吃饭的办法惩罚不听话的社员。
三是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中，干部像指挥军队那样统一指挥，统一调度。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
河南省嵖岈山人民公社共建立27个生产兵团和一个钢铁兵团。一个生产队为一个团，一个中队为一个营，营下按村庄和作业组成立连、排、班。制定了五项制度：服从领导，听从调动；积极生产，不迟到早退；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经常对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爱护公物，团结互助。每月保证出勤28天以上，有事请假，半天内排长批准，一天以内连长批准，一天以上营长批准。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统一睡觉，这些行动听军号指挥。全村的房子按营房统一分配，男人住东头的“营房”，女人住西头的“营房”，老人带着小孩住“留守营房”。个别年轻夫妇偷偷相约到野外重温旧课，被巡逻队抓住了的就开全团辩论会，被辩论的一对，男人低头认错，女人哭成泪人。
第四，对农村进行强权整合，使行政权力的扩张深入到中国版图上的每一个边远的角落，使无产阶级专政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头脑和肠胃。
人民公社既管政治，又管经济，既管生产，又管生活，还强化了对农民思想的控制。这使得中央政权的末梢，不仅深入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还深入了每一个家庭。
中共中央在发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的同时，还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对非共产主义思想的大扫荡。在政治高压之下，乡村社会表面上显得有序，但这种秩序是强权整合的结果，这种收效使得掌权者更加迷信权力，也更离不开权力的强制。
权力至上和领袖崇拜，暂时减小了剥夺农民的阻力。但这种阻力随着农民贫困的加深和奴役加重而逐渐加大，农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反抗。于是，掌权者一方面依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来维持，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消除农民偏离社会运行的轨道。另一方面则采取政治高压，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反对意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打压。
极权制度能够深入到乡村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个家庭，除了政社合一之外，还有赖于成千上万的乡村干部。中国乡村干部是从土地改革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农业集体化的主要推动者是土地改革中出现的积极分子。但是，不是每一个土地改革干部都能成为农村干部。江苏一位农村干部说：在建国初期，“乡村干部就像被摊在筛子上，筛子不停地在动，平时小动，运动来时大动，不合格的干部就被筛掉了，一直到高级社时，乡村干部队伍才稳定下来。”当然，这把“筛子”的操作者是各级党的领导，筛选的标准是能不能“听党的话”。所以，能留下来的，大多是“听党的话”的。在皇权时代，虽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皇帝鞭长莫及，在广大乡村，总是“天高皇帝远”。有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又有了这一批“听党的话”的干部，使得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党的声音，每一个村民都受到党的控制。
四、从共产主义退回社会主义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连在一起的。当时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据说这两句话是政治阴谋家康生最先提出来的。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情有独钟，是与他青年时代的“新村主义”情结有关。早在1919年12月，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渐多。
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敬老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区。”
青年毛泽东受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曾与蔡和森等志同道合者计划在岳麓山建设一个实行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独立的“新村”。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得到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
1958年，毛泽东认为条件具备了。他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之路。” 现在有了人民公社，他认为这条路算是找到了。
这种共产主义情结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有。这些领导人到处演讲，大力鼓吹共产主义。
有了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的共识，就有了北戴河会议决议上“短则三五年、多则五六年”实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提法。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还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到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说：“河北省刘子厚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
但是，使人们始料不及的是，两三个月内，人民公社刮起的“共产风”扫荡着全国各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农民开始抱怨，各种反对意见从四面八方送到北京。毛泽东等不得不暂时收回共产主义的幻梦，对人民公社制度也进行调整。他想尽力纠正，但他的纠正，却跳不出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局限：具体的错误可以改正，但“三面红旗”不能动摇，对人民公社只是进行漏洞的修补和在现有基础上的完善。
10月13日，毛泽东再度出京南巡，直到这年12月最后一天才回到中南海。这是他1958年的第四次离京出巡。且不说前几次，就是9月间他就视察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还是意气风发。10月的出巡和他的态度和前几次有所不同，调子有所降低。
1958年11月2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通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紧接着，同月21日至28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8日至12月10日，就地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两次通称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作出了高度评价，同时把人们从狂热的共产主义畅想中拉回，从共产主义退回到社会主义。八届六中全会澄清了几个理论问题：第一，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第二，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第三，商品生产还得大力发展；第四，按劳分配原则还要继续保持。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否定前几个月的作法，例如，认为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还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对吃饭不要钱十分赞赏。毛泽东一方面不得不强调不能超越社会主义阶段，一方面鼓吹吃饭不要钱。这说明他的倒退是不得已而为之。
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十四句话，作为建设和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肯定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就把几个月以前的公社所有制倒退了一步。接着，三四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以《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作为纪要公布。其内容主要是：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确定基本核算单位，即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旧账”的清算和处理；等。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又把上海会议确定的“基本队有制”（即大队所有制）进一步退到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核算制。
然而，这种倒退是形势所迫，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的庐山会议，不仅使这种倒退刹车，还使得在这次执行倒退政策的干部受到打击。反右倾以后，又急于向公社所有制过渡。
1960年大饥荒更加严重，死人更多。到了下半年，毛泽东对自己的认识开始修正，一是在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说他3月4日对贵州公共食堂报告的批示有毛病，应当改过来。二是11月28日转发甘肃省委的报告中毛表示：“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这种认识的改变在实践上指向两个方向：一是继续执行庐山会议以前的政策，二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打击“五风”干部。前一种作法是以不伤及“三面红旗”为限，后一种作法更强化了中央的权威，强化了非法制的行为。
1962年9月27日，八届十中全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确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改为生产队；社员收益劳分配，以公益金照顾困难户；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各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组织上人民公社还是一个完整的政社合一的组织，生产大队、生产队是公社下级。
经过多次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退回到高级农业社的状况。所有制的退让是以三年大饥荒为代价的，是这种制度酿成了灾难性后果之后。由于政社合一的情况没有改变，农民还是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
五、城市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郑州、哈尔滨等城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1958年10月邓小平视察了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四个城市时，听取了在城市试办公社的汇报。邓小平指出：“城市公社必须办。全国农村正在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后边。” 1959年12月10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其中写道：“人民公社……在城市也在开始进行一些试验。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此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比较谨慎，主张“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做酝酿工作”。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与这个指示同时下发的还有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发展情况的报告》和河南省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要求各省派一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处参观学习。3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天津会议）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加快了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速度。
196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委关于里弄工作情况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报告》，上海市委的报告说：“里弄居民工作还是城市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数众多的家庭妇女，和一部分闲散社会劳动力，还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参加社会劳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属还有待于继续加强改造；一部分个体经济尚未完全走上集体化道路；一小部分居民委员会组织还不纯；这和当前已经到来的大跃进形势极不适应。在1958年里弄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为了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准备组织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上海的积极态度，但对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家属加入公社作出了一些政策性规定：第一，除对一些小业主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吸收他们参加公社外，对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不要急于让他们入社；第二，不要动员他们拿出房屋、家具。即使是自己送来，也应加以劝阻。第三，也不要动员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加入食堂吃饭时，应当说服他们等到食堂办好了再说。第四，不要动员他们对公社工业或其它方面投资。
1960年6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一、关于整顿和纯洁干部队伍，保证党对公社各项工作的绝对领导问题；二、关于政社合一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问题；三、关于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几个问题；四、关于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的人民公社大搞生产协作、大搞经济综合利用问题；五、关于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既要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又要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既要抓生产建设，又要安排生活（即将有限的粮食配给城市人口）。正如《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说的，是希望达到组织生产和生活、振奋人心的效果。城市人民公社被寄予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期望。1960年春天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继续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乐观地认为城市人民公社将把城市人民更加广泛地组织起来，解放成千上万的家庭妇女，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彻底改造。
1960年4月1日到8日，新华社连续发了系列报道，分别介绍了郑州、哈尔滨、北京、重庆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迹。4月8日，新华社发了综合报道《我国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报道说，全国加入人民公社的城市人口已达2000万人，办起了工业生产单位56000多个。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作了题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联合发言，盛赞城市人民公社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发展，而且能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工具，表示大城市也要逐步实现人民公社化。
在1960年4月至8月这一时期，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加速，到8月底，全国城市人民公社已达到1077个，公社人口5693万人，达到了城市人口的76%。1960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人民公社（不包括县城镇人民公社）1032个，其中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组织的417个，以机关学校为中心组织的97个，以街道居民为主体组织的484个。参加公社人口6065万人，占城市人口（不包括城市人口中近郊区的参加农村人民公社的人口）的81%。
和农村人民公社相比，城市人民公社有几点不同：其一，农村人民公社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政社合一，城市人民公社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城市人民公社是以原有的区街政权为依托办的，也仍然保留原有政权的牌子，相当多的城市人民公社是依托大企业、机关、学校组建的，主要是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单位，而不承担政权机关的职能。其二，农村人民公社以集体所有制为主（虽然一度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但还是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虽然城市人民公社也是集体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这是因为城市人民公社生产的产品，大多是为国营工厂加工的零部件，或是国营工厂下放的部分产品。其三，从分配制度上看，农村人民公社以工分制、实物供给和少量的工资制，而城市人民公社则基本是实行工资制。
城市人民公社是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带动下建立起来的，其目标是增加城市的共产主义因素，削弱或者消灭“资产阶级”对城市的影响。但是，由于与大饥荒同时发生的国民经济困难，城市人民公社在六十年代就名存实亡，无疾而终。
城市人民公社虽然消失，它留下了三个结果，一是留下了区街工业，一些不能到大工业就业的人，在这里就业；二是“对旧城市进行了改造”，即对旧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扫荡。三是消灭了在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城市个体工商者，他们有的进入了街道工厂，有的在城市人口精简中，被下放到农村。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陆定一发言中的这段话，是在发言的头天晚上，陆定一自己大会秘书处已经铅印好的发言稿加上去的。这段话包括同少奇在火车上‘吹’的那些内容，但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 陆定一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已经反映了公社的轮廓，勾画出毛泽东对公社的构想和憧憬。
陆定一在火车上接受了刘少奇交给的编书任务，从广州回到北京立即组织中央宣传部的人全力突击，6月间初稿编成。 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菲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概况的几段话。这条语录就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部书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向与会同志一再推荐这本书，即《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民公社问题是议题之一。从此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得知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后，立即派《红旗》杂志社编辑李友九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帮助工作。李友九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月，和河南省委的干部合作，写出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陈伯达将《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当即对章程初稿进行了修改，批示：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这个文件于1958年9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题为《嵖岈山人民公社试行草案》，成了全国各地办公社的蓝本。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国正式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红旗》第4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一文，公开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文章讲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当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河南省在公社化运动中走在前面。8月22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说，截到目前为止，全省已建立人民公社1172个，正在建立的有300个。估计运动的结果，将并成150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7000户左右，平原地区1万户左右。修武县全县13万人口试办一个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与吴芝圃等当地领导人谈话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时，对谭启龙等当地领导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从毛泽东这次两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于领导”，可以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全面管起来。的确如此，后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这个全能组织是实现极权主义最为有效的工具。而在极权制度下，老百姓可以随意被统治者鱼肉。
1958年8月2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强调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指导农民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等以外27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的农户112174651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100%。 11月27日农村工作部报告，到10月底，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部数的99.1%。 由于规模过大带来很大问题，后又由26576个分解为52781个。
“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特点。
“大”是指规模大。按经济学理论，“大”可以实现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毛泽东当时不会知道这个理论，但有直观的感觉。不过，要通过“大”来实现规模经济，必须以有效的管理为前提。农业合作社基本是一村一社，一乡数社；人民公社是一乡一社，数乡一社，还有一县一社。全国平均每社5000户，每一个公社的规模比原来的农业合作社扩大了十倍至几十倍。这么大的规模，又是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军事统一指挥，生产、生活全面管理，管理幅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公社领导机构的管理能力。且不说中国素质低下的农村干部，就是水平再高也难以胜任。所以，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出现了管理混乱和强迫命令的情况。在一些山区，规模大，就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例如，云南省普洱县和平公社，仅其中一个大队（雅路生产大队）的552户人家、2696人，就有7个民族，从东到西80里，从南到北60里。除了不少单家独户以外，有3户以上的大小自然村39个，从大队到最远的生产队60里，生产队之间相距一二十里。一个生产队之内的村寨之间相距最远的有35里。这个大队原来是五个高级社，1958年合并为一个大队以后，实行统一分配，贫富拉平，结果连年减产。这样的社队规模，在普洱县占一半以上。
“公”是指所有制方面。首先，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其它公共财产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其次，由于社员原来经营的自留地以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收归人民公社经营和转为人民公社所有，使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彻底消除。再次，由于国家把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全民经济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使公社集体所有制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这种所有制的变革，把经济条件不同的农业社用行政力量拉在一起统一核算，就是让穷社“共”富社的产；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就是让集体“共”个人的产；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业下放给公社，就是公社“共”国家的产。总的来说，只有国家“共”农民的产，没有农民“共”国家的产；只有上级“共”下级的产，没有下级“共”上级的产。“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刮“共产风”使生产力大受破坏，以后不得不将所有制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出现大饥荒以后，对社员的私有财产也不得不作一些让步。这是后话。
“一大二公”，规模那么大，能够维系，公有化程度那么高，却无人反对，就得依靠权力高度集中。人民公社实际是极权制度的具体模式和基层组织。极权制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机关。它不但组织全社的经济活动，又对全社的工农兵学商进行统一管理。从经济组织方面来说，生产计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产品分配，甚至哪块地种什么，按什么样的标准种，都由公社决定，生产队只是一个具体组织劳动力完成上级指令的生产单位。作为政权机关，人民公社管理了本辖区的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武装等一切事宜。在公社早期，它不仅是劳动组织，而且是军事组织。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是以党政合一为基础的，公社党委是全公社的领导核心。每个大队有党支部，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公社党委任命的。大队党支部贯彻公社党委的决定，党支部书记决定大队的一切事务。由于大队党支部书记通常是连任多届，他的权力资源不断积累，有些人成了凌驾于农民头上的土皇帝。
“政社合一”使得人民公社官员队伍急剧扩大。依照当年人民公社的建制，每个公社有干部30人以上，生产大队大约10人，生产队则5人。这样，在52781个人民公社，69万个生产大队和481万个生产队当中，大小官员共达6000万以上，大体占全部农村人口的7%。这7%的公社官员占有大约10%－30%的农村收入。农民说，“过去几个村养一个保长，现在一个村养一堆保长”。 这些官员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则奉为金科玉律，深入贯彻到每一人农户的家庭生活之中，箝制着每一个农民的生活和思想。贯彻和箝制是不择手段的，手持刀枪棍棒随意闯入民宅是家常便饭。公社干部是极权制度的末梢，是极权制度的直接执行者。广大农民几乎完全被束缚在行政体系之下，行政关系取代了血缘、地缘关系，只有政府，没有社会。
二是企图用“供给制”代替按劳分配，把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引入日常经济生活之中。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根据人民公社不同的经济条件，供给制主要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需要供给制三种形式。实行最为普遍的是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民公社实行“七包”、“十包”的供给制。七包是指包吃饭、包穿衣、包生育、包居住、包教育、包看病、包婚丧；十包是除了七包之外，再加上烤火、理发、看电影。由于政府不具备“包”的供给能力，这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供给制，实际上是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人民公社的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为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在粮食供给制的公共食堂里，干部可以随意用不准吃饭的办法惩罚不听话的社员。
三是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中，干部像指挥军队那样统一指挥，统一调度。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
河南省嵖岈山人民公社共建立27个生产兵团和一个钢铁兵团。一个生产队为一个团，一个中队为一个营，营下按村庄和作业组成立连、排、班。制定了五项制度：服从领导，听从调动；积极生产，不迟到早退；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经常对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爱护公物，团结互助。每月保证出勤28天以上，有事请假，半天内排长批准，一天以内连长批准，一天以上营长批准。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统一睡觉，这些行动听军号指挥。全村的房子按营房统一分配，男人住东头的“营房”，女人住西头的“营房”，老人带着小孩住“留守营房”。个别年轻夫妇偷偷相约到野外重温旧课，被巡逻队抓住了的就开全团辩论会，被辩论的一对，男人低头认错，女人哭成泪人。
第四，对农村进行强权整合，使行政权力的扩张深入到中国版图上的每一个边远的角落，使无产阶级专政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头脑和肠胃。
人民公社既管政治，又管经济，既管生产，又管生活，还强化了对农民思想的控制。这使得中央政权的末梢，不仅深入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还深入了每一个家庭。
中共中央在发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的同时，还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对非共产主义思想的大扫荡。在政治高压之下，乡村社会表面上显得有序，但这种秩序是强权整合的结果，这种收效使得掌权者更加迷信权力，也更离不开权力的强制。
权力至上和领袖崇拜，暂时减小了剥夺农民的阻力。但这种阻力随着农民贫困的加深和奴役加重而逐渐加大，农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反抗。于是，掌权者一方面依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来维持，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消除农民偏离社会运行的轨道。另一方面则采取政治高压，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反对意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打压。
极权制度能够深入到乡村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个家庭，除了政社合一之外，还有赖于成千上万的乡村干部。中国乡村干部是从土地改革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农业集体化的主要推动者是土地改革中出现的积极分子。但是，不是每一个土地改革干部都能成为农村干部。江苏一位农村干部说：在建国初期，“乡村干部就像被摊在筛子上，筛子不停地在动，平时小动，运动来时大动，不合格的干部就被筛掉了，一直到高级社时，乡村干部队伍才稳定下来。”当然，这把“筛子”的操作者是各级党的领导，筛选的标准是能不能“听党的话”。所以，能留下来的，大多是“听党的话”的。在皇权时代，虽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皇帝鞭长莫及，在广大乡村，总是“天高皇帝远”。有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又有了这一批“听党的话”的干部，使得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党的声音，每一个村民都受到党的控制。
四、从共产主义退回社会主义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连在一起的。当时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据说这两句话是政治阴谋家康生最先提出来的。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情有独钟，是与他青年时代的“新村主义”情结有关。早在1919年12月，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渐多。
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敬老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区。”
青年毛泽东受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曾与蔡和森等志同道合者计划在岳麓山建设一个实行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独立的“新村”。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得到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
1958年，毛泽东认为条件具备了。他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之路。” 现在有了人民公社，他认为这条路算是找到了。
这种共产主义情结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有。这些领导人到处演讲，大力鼓吹共产主义。
有了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的共识，就有了北戴河会议决议上“短则三五年、多则五六年”实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提法。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还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到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说：“河北省刘子厚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
但是，使人们始料不及的是，两三个月内，人民公社刮起的“共产风”扫荡着全国各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农民开始抱怨，各种反对意见从四面八方送到北京。毛泽东等不得不暂时收回共产主义的幻梦，对人民公社制度也进行调整。他想尽力纠正，但他的纠正，却跳不出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局限：具体的错误可以改正，但“三面红旗”不能动摇，对人民公社只是进行漏洞的修补和在现有基础上的完善。
10月13日，毛泽东再度出京南巡，直到这年12月最后一天才回到中南海。这是他1958年的第四次离京出巡。且不说前几次，就是9月间他就视察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还是意气风发。10月的出巡和他的态度和前几次有所不同，调子有所降低。
1958年11月2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通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紧接着，同月21日至28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8日至12月10日，就地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两次通称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作出了高度评价，同时把人们从狂热的共产主义畅想中拉回，从共产主义退回到社会主义。八届六中全会澄清了几个理论问题：第一，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第二，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第三，商品生产还得大力发展；第四，按劳分配原则还要继续保持。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否定前几个月的作法，例如，认为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还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对吃饭不要钱十分赞赏。毛泽东一方面不得不强调不能超越社会主义阶段，一方面鼓吹吃饭不要钱。这说明他的倒退是不得已而为之。
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十四句话，作为建设和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肯定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就把几个月以前的公社所有制倒退了一步。接着，三四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以《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作为纪要公布。其内容主要是：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确定基本核算单位，即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旧账”的清算和处理；等。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又把上海会议确定的“基本队有制”（即大队所有制）进一步退到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核算制。
然而，这种倒退是形势所迫，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的庐山会议，不仅使这种倒退刹车，还使得在这次执行倒退政策的干部受到打击。反右倾以后，又急于向公社所有制过渡。
1960年大饥荒更加严重，死人更多。到了下半年，毛泽东对自己的认识开始修正，一是在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说他3月4日对贵州公共食堂报告的批示有毛病，应当改过来。二是11月28日转发甘肃省委的报告中毛表示：“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这种认识的改变在实践上指向两个方向：一是继续执行庐山会议以前的政策，二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打击“五风”干部。前一种作法是以不伤及“三面红旗”为限，后一种作法更强化了中央的权威，强化了非法制的行为。
1962年9月27日，八届十中全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确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改为生产队；社员收益劳分配，以公益金照顾困难户；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各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组织上人民公社还是一个完整的政社合一的组织，生产大队、生产队是公社下级。
经过多次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退回到高级农业社的状况。所有制的退让是以三年大饥荒为代价的，是这种制度酿成了灾难性后果之后。由于政社合一的情况没有改变，农民还是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
五、城市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郑州、哈尔滨等城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1958年10月邓小平视察了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四个城市时，听取了在城市试办公社的汇报。邓小平指出：“城市公社必须办。全国农村正在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后边。” 1959年12月10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其中写道：“人民公社……在城市也在开始进行一些试验。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此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比较谨慎，主张“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做酝酿工作”。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与这个指示同时下发的还有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发展情况的报告》和河南省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要求各省派一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处参观学习。3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天津会议）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加快了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速度。
196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委关于里弄工作情况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报告》，上海市委的报告说：“里弄居民工作还是城市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数众多的家庭妇女，和一部分闲散社会劳动力，还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参加社会劳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属还有待于继续加强改造；一部分个体经济尚未完全走上集体化道路；一小部分居民委员会组织还不纯；这和当前已经到来的大跃进形势极不适应。在1958年里弄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为了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准备组织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上海的积极态度，但对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家属加入公社作出了一些政策性规定：第一，除对一些小业主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吸收他们参加公社外，对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不要急于让他们入社；第二，不要动员他们拿出房屋、家具。即使是自己送来，也应加以劝阻。第三，也不要动员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加入食堂吃饭时，应当说服他们等到食堂办好了再说。第四，不要动员他们对公社工业或其它方面投资。
1960年6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一、关于整顿和纯洁干部队伍，保证党对公社各项工作的绝对领导问题；二、关于政社合一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问题；三、关于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几个问题；四、关于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的人民公社大搞生产协作、大搞经济综合利用问题；五、关于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既要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又要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既要抓生产建设，又要安排生活（即将有限的粮食配给城市人口）。正如《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说的，是希望达到组织生产和生活、振奋人心的效果。城市人民公社被寄予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期望。1960年春天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继续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乐观地认为城市人民公社将把城市人民更加广泛地组织起来，解放成千上万的家庭妇女，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彻底改造。
1960年4月1日到8日，新华社连续发了系列报道，分别介绍了郑州、哈尔滨、北京、重庆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迹。4月8日，新华社发了综合报道《我国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报道说，全国加入人民公社的城市人口已达2000万人，办起了工业生产单位56000多个。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作了题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联合发言，盛赞城市人民公社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发展，而且能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工具，表示大城市也要逐步实现人民公社化。
在1960年4月至8月这一时期，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加速，到8月底，全国城市人民公社已达到1077个，公社人口5693万人，达到了城市人口的76%。1960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人民公社（不包括县城镇人民公社）1032个，其中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组织的417个，以机关学校为中心组织的97个，以街道居民为主体组织的484个。参加公社人口6065万人，占城市人口（不包括城市人口中近郊区的参加农村人民公社的人口）的81%。
和农村人民公社相比，城市人民公社有几点不同：其一，农村人民公社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政社合一，城市人民公社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城市人民公社是以原有的区街政权为依托办的，也仍然保留原有政权的牌子，相当多的城市人民公社是依托大企业、机关、学校组建的，主要是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单位，而不承担政权机关的职能。其二，农村人民公社以集体所有制为主（虽然一度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但还是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虽然城市人民公社也是集体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这是因为城市人民公社生产的产品，大多是为国营工厂加工的零部件，或是国营工厂下放的部分产品。其三，从分配制度上看，农村人民公社以工分制、实物供给和少量的工资制，而城市人民公社则基本是实行工资制。
城市人民公社是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带动下建立起来的，其目标是增加城市的共产主义因素，削弱或者消灭“资产阶级”对城市的影响。但是，由于与大饥荒同时发生的国民经济困难，城市人民公社在六十年代就名存实亡，无疾而终。
城市人民公社虽然消失，它留下了三个结果，一是留下了区街工业，一些不能到大工业就业的人，在这里就业；二是“对旧城市进行了改造”，即对旧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扫荡。三是消灭了在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城市个体工商者，他们有的进入了街道工厂，有的在城市人口精简中，被下放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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