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就必须支持共产党：
那些指望中国有一天可以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可以结束这个梦想了。在中国，这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事。换一句话讲，中国共产党不惜被外国入侵，丧失主权，国土分裂，也不会放弃政权。
博主：
小支，哪一朝的皇帝不是祈求江山万代、一统江湖的？又有哪一个做到了的？即便仅仅是一个“共产党”的名称。共产党有这样的认识，一是因为他们有良好的愿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愚蠢。夏商周秦西东汉，哪一个不是被代替了的？呵呵
其实你的话反过来说，才是真正合乎逻辑的：那些指望共产党有一天能够永久执政的人，可以结束这个梦想了。在中国，这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事情。换一句话讲，即便中国共产党将国土、主权和他们自己的良知都出卖了，中国共产党都逃脱不了被推翻的现实，问题不过是迟早而已。
小支，岂不闻“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还有”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想当年赢政何等雄才大略，灭六国而一六合，然秦祚三世而斩。赢政名己“始皇帝”，意在千秋，跟当今的共产党有同样的愿望，其军队之强大控制之严格未必低于今天的共产党。然身死而天下隳者，三旬而已。
汉高祖斩白蛇而揭竿，后有“文景之治”。至献帝而遭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三分而归晋。唐高祖起兵太原，并吞天下。爰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逃不过五代而江山归宋。奴尔哈赤因六大恨而动干戈，至顺治入关，后有“康雍乾盛世”，却输给了外科医生孙文。这些朝代曾经创造的辉煌，哪个比不上今天的中共？“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
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考其完全和平连局部战争的时间，不过几十年。我们曾经创造过无数辉煌，但是我们又毁灭了多少辉煌？当年有人警告当年的老毛子红朝太祖，中国的治乱轮回几千年不曾走出过。你们的老毛头都说“我们可以走出这个轮回，因为我们有民主”。他是虚伪的，但是他也明白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却不是共产党的出路。
想胡温等人，其智不过中人，循吏而已，谈何雄才大略？论政治智慧、手腕、睿智，远不能更历朝开国君主，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能耐要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他们就是想不明白，即便你们“不惜被外国入侵，丧失主权，国土分裂”，到最终还是保不住自己的独裁统治的。
2010年3月22日星期一
2010年3月14日星期日
墓碑（十一之二）
四、“免疫力”难抗反右倾
毛泽东在《一个教训》中说：“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了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的确，在毛泽东这个批示以后，省委头脑开始有所冷静。毛泽东的批示下达以后，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进行了20多天的整风。经过讨论，省委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11月30日，发布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若干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保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的通知》。在前一个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劳逸节奏，保证农民必要的休息；除了办好公共食堂以外，每个社员家庭要有一套小锅灶，以便社员热饭、炒菜、取暖等。后一个文件宣布：“永远保护社员个人原来的和分得的生活资料所有权。”私人存款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属于私人所有，别人不得提取；私人住房不得收归公有；允许私人培养猪和家禽；等。
1959年1月，又召开了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对1958年的高指标进行了调整，降低了钢、铁、铜、粮、棉的指标。除了继续扩建昆明钢铁厂以外，各地兴建的小高炉陆续下马。“大战钢铁铜”时抽调的农村劳动力，陆续回到农村。与此同时，省委果断决定，边疆地区停办人民公社，一般不办公共食堂，已搭起公社架子的地方，仍办成初级社和高级社；有不愿入社的单干户，也应当允许；在一部分“直接过渡地区”，仍从互助组办起。但提出边疆在条件成熟后要向人民公社过渡。对内地的人民公社也进行了整顿，实行了三级所有、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了公社规模，将原来的800多个公社划为1281个。公社实行“三包”（包工，包产量，包成本），小组和个人实行“四定”（定工、定量、定时、定质），使得管理混乱局面略有好转。
所有这些调整，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没有根本扭转“一高二快”、“一大二公的”问题，部分调整后的指标仍然是难以实现的高指标，但是，这些调整措施还是起了一定的刹车作用，使共产风、浮夸风有所收敛。边疆外逃的老百姓开始大批回归。
但是，到了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在“免疫力”的作用下略有清醒的云南，也卷入了反右倾的激流中，“大跃进”的势头又陡然升起。
9月中旬，在省级机关中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从9月20日到10月28日，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982人，占机关参加运动总人数16304人的6％。有些运动进展较快、斗争更为深入的单位，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达到8％左右。在这些人当中，厅局长或相当于厅局级的干部有11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7％；17级以上的科处级干部有222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12.4％；一般干部749人，占这类干部总人数的5.2％。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医学院院长、长征干部颜义泉等名列其中。地县机关也开展了相应的运动，批判和斗争的对象比省级机关更多。
农村整风整社的风向也随之转变，由原来纠正“五风”变为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大批讲真话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受到批判斗争。一度暂时刹车的“五风”重新抬头。
在反右倾斗争的强大冲击下，1958年底和1959年上半年推行的一些旨在纠正错误的政策，有的停止执行，有的受到批判。省委提出1960年要完成粮食产量200亿斤（1957年为116亿斤，1958年为108亿斤，），钢25万吨（比1959年增长40％），铁45万吨（比1959年增长21％），铜1.64万吨（相当于1959年产量的3.4倍）。在高指标的压力下，“苦战”、“火烧中游”等口号又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省委还组织“改造落后工作队”，到一些县进行检查督促。把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农村高举三面红旗、实施持续跃进的突出内容。边疆地区一度停办的公共食堂有的又恢复起来。这些使得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有所猖獗。
于是，饥饿、浮肿、死人的情况又继续出现。
7月底，省委办公厅综合报告：：“全省肿病继续有发展，6月底统计为18000人，7月底发展到28189人。玉溪、楚雄、昭通、7月份都有很大的发展……仅据玉溪、红河、丽江、临沧、昭通不完全统计，自今年1月份起到7月底止，死亡人数787人，其中文山专区390人，玉溪专区223人。”
1959年8月19日，玉溪地委报告说，今年春耕期间肿病1200人左右，6月份增加到3000人，7月份增加到5000人。从3月到现在，共发生肿病16208人，死亡532 人。
7月份以来，楚雄地区肿病、干病发展很快，据初步普查的结果，已上升到15000多人。其中，大姚县上升到7667人，楚雄上升到3073人。大姚县弥兴公社7月1日到25日就死亡313人。弥兴公社有些管理区食堂领不到粮食，一二百人的食堂一顿饭只给一二十斤粮食。这个公社大苴区小春以后，公粮和余粮没入库就吃掉了，上面还紧催公粮任务，管理区就把剩下的57000斤种子全部作为公粮入了库。从7月17日起，管理区就不能给食堂发粮了。小苴管理区是全地区的先进管理区，1955年以来公余粮从40多万斤增加到87万斤。公粮一交，就要吃供应粮。
思茅地委1960年9月3日报告说，从2月开始，就出现了零星死人。7月，病情和死亡急剧上升。据现在调查情况，病人已不下15000多人，死亡4541人，其中非正常3000多人。据省委指示，集中180多个点进治疗。到8月，全县还有病人13165人，8月就死亡1358人，平均每天30多人。
据砚山县县委1960年统计，1959年秋收分配的结果，平均每人每天口粮3两以下的61个队、8127人；3－4两的有343个队、50092人；5－6两的有357个队、40890人。平均口粮4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35％，6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65％。这还不包括寅吃卯粮的数字在内。明德公社绿采大队去年分配每天口粮2.3两，今年5月缺粮。县委书记县长到那里搞安排生活的试点，反复搞了三次，时间持续三个月，都没有正式供应粮食。直到饿死9个人，才按5两口粮供应，继续死亡多人。生活困难的地区普遍出现卖衣服、家具、被子、手饰等物品换点巴蕉充饥。在这种情况下，社员出工不积极，也有人弃农经商。县委就通过开展一场群众性的对敌斗争来解决问题，在短时间内，斗争了500多人。对敌斗争更影响了生产，截至6月5日，砚山全县16万亩稻田只栽了6万亩。
由于“五风”重新抬头，品质差的干部为非作歹，农民继续遭受迫害。楚雄县苍岭公社党委副书记余某在春天插秧时公开在支部书记会上讲：“五十岁以上的社员干病、肿病不给治疗。凡是有病的人一律按半劳动力发口粮。”有些干瘦病、肿病人因此活活饿死。余亲自动手打了46人，其中打死4人，打残9人。朝阳寺生产队社员张发良，在大拐子犁田，牛吃了几口秧，余看到后用牛担击张胸部，张当场吐血。张受伤不能劳动，余又将张的粮食标准降低。张在大山咀犁田时，因饿得没有力气，抬不动犁，被余看见后又打了一次。5月16日，张在大沟边犁田，饿得不行就拿了一点喂牛的豆子吃，被余看见，就将牛解掉一条，让张代替牛拉犁。张拉不动，余就用牛棍乱打，用脚乱踢。张被打得皮破血流，跪在地上求饶，余继续毒打，直把张被活活打死。余经常用扣口粮的办法来惩罚社员，致使六七十人生病和饿死。桃园生产队社员汪兆富兄弟二人，由于六天没给口粮，到山上找野菜，饿死在山上。汪兆富的妻子也饿死在家里。陈家坝生产队12天没有口粮，全队76人只好吃菜根。86岁的社员程树生咬不动菜根活活饿死。他家还有4个月的小孩子没有奶，求余批点米给小孩度命。余把申请米的条子撕掉，还骂了一吨。过几天小孩也饿死了。桃园管理区共有1692人，干瘦病、肿病205人，死98人。71岁的社员郑关氏饿得上吊自杀，她儿子从田里回来料理丧事，余对郑明理拳打脚踢，不准往外抬，直到尸体腐烂才让抬出去。余某对社员如此残忍，自己却大搞特殊化。他家1960年吃了猪肉162斤，牛肉260斤，鸡46只、鱼173斤。他家养三条狗，每月供应口粮90斤。一母狗下了6只小狗，还供应了大米62斤。群众说：“余文明对社员不如狗。”余文明在1958年就打社员，1959年春天有所收敛。1959年秋天反右倾后更加嚣张。这样一个坏干部，在1960年的群英会上却获得了铜质奖章，又评上了“四好干部”，并由桃园管理区支部书记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在权力没有制衡的制度下，出现余文明这样的干部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余文明的问题暴露后，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却认为余解放前当过兵，是漏划地主，是封建势力复辟。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解决问题。
饥饿一直持续到1961年。1961年6月26日，《文山地区马关、西畴闹粮问题的两个汇报》中说，马关县城关公社第三大队有6个小队，23日晚饭后，来自几个小队的70－80名农民到县委会去请求解决粮食问题。粮食由公社掌握，前几天是六七天领一次粮，现在是吃一顿，领一顿，而且要写报告。23日没有领到粮食，没有饭吃。农民找队长，队长让找大队，大队说找公社，最后一直找到县委。西畴、王栗坡每天只供应3两粮食。
五、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农民大量外逃。
1954年4月14日《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对今春以来外逃外迁问题的指示》中说，“自年初以来，边疆外逃外迁事件不断继续发生。与往年比，其主要特点是，面更广，规模更大。截至3月底，共外逃644户，2433人。4月以来，不但没有停止，并有新的发展。”
1958年4月16日，思茅边防司令部给军区的电报有如下叙述：
1958年以来，我区外逃严重，已达3000多人。其中澜沧1600人，孟连998人，猛混70人，猛腊166人，江城10人。形势仍在发展。外逃的特点是：1，普遍性。但澜沧、孟连两区最为严重；2，由二线以内继续向纵深发展。开始是孟连、糯福区，现在深入到澜沧、孟连内地；3，外逃人员65％是我基本群众，并有骨干积极分子、党团员和政府干部带领，逃跑的地主富农只占少数；4，整户、整寨携枪结队，公开对抗，不听劝阻。
思茅边防司令部提供的外逃数字并不多，另一资料所批露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大跃进开始以后，外逃人员大量增加。仅西双版纳自自州所属景洪县，1958年9月到1959年初，全县山坝区外流外迁就有7000多人，其中，勐龙区就有6900多人。1959年春，贯彻中央的一些松动政策以后，外逃人员大部分回来了。1959年秋天反右倾，重新实行左的政策以后，边民又大量外逃。扣除回流人员不计，从1958年9月到1960年11月，全县8个坝区总计外逃人员3411人。
劝阻边民外逃有时还会发生武装冲突。丽江地委和军分区1958年4月16日22时《对碧江武装部电话请示要派部队帮助劝阻边民外逃的批示》中透露了以下情况：
1958年4月15日晚，碧江县一区联合乡发现外逃35人。该县得悉后，于16日晨组织工作队前往该村劝阻，但因路途太远没有追上。在返回中，又遇外逃者18人。工作组当即喊话劝阻。对方不听，一直朝工作队方向走来。民兵当即朝天打了两枪。外逃者向民兵射毒箭，伤民兵1人。上午9时发生冲突，至下午4时冲突结束。我消耗子弹200多发，打伤对方7人，我牺牲1人，伤1人。
1958年12月6日，中共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
从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14％。其中傣族和平土改区27626人，景颇族直接过渡区24886人。外逃者中，有国家供给干部189人，工作干部62人，小学教员46人，乡干部75人，州直机干部3人，中央民族语言调查组3人。农村党员外逃181人，占党员总数的16.1％。
据瑞丽县材料看，今年外逃有两个高峰，一是4月，共外逃6529人，占外逃总人数21765人的30％；二是9月末到10月初，外逃3065人，占外逃总人数的14.08％。第一个高峰是大办水利的时候；第二个高峰是大办钢铁的时候。
1960年4月26日，《史怀壁同志电话汇报澜沧等地粮食和人员外逃情况记录》中说：“今年以来，澜沧共外逃1886人，主要是糯福、酒井、东回三个区。”他将外逃原因归结为缺粮、大办食堂和干部作风。
六、骚乱和暴动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中记载：“1957年6月5日，中共迪庆工委就平息叛乱、准备改革问题向省委汇报。藏族聚居的三个县自去年以来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叛乱。德钦1956年6月叛乱，经过一年来的打击，现只剩下少数残余。中甸今年3月叛乱，现尚有部分继续顽抗。维西六区也发生过局部小暴乱。”
云南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都有枪支武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
现将有记录的骚乱和暴动的历史资料抄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丽江小凉山暴乱
昆明军区1956年4月12日报告：
丽江地区叛乱情况：永胜、宁蒗、华坪共有叛叛乱武装3500多人，主要几股如下：棉花地（华坪东北）400多人；毛牛坪300多人；华荣庄300多人；跑马坪地区（宁蒗东南）1000多人；辣子沟（跑马坪北）700多人。
叛匪活动情况：一，羊坪、哨坪等地叛匪200多人，4月6日开始暴乱，抢去大米3000斤，豆子200余斤，菜900斤。我方护送武装（民警7人，公安4人）及马帮20多、马50多匹，除逃出4个马帮外，其余无下落。同时，哨坪、莫尔坪地区将我工作队包围，打死打伤我10人，抢走长短枪4支、物资全部。当晚200多人又包围了我羊场办事处，杀死我送信干部2人。二，华坪以西的水坪、毛牛坪地区有匪300多人、枪200多支。于4月8日时，包围我通达地区政府，9日拂晓，我华坪民警及民兵两个战斗队向该敌进攻，毙、伤其50余人。三，新营村（宁蒗南）有匪600多人，于4月8日开始暴乱，抡走粮食3000斤和贸易组的全部物资。4月7日敌1000多人，将我跑马坪的一个连包围，我当即向宁蒗出动四个排进击，至4月8日增援部队到达解围。
昆明军区4月28日报告：
1956年4月6日以来，小凉山的永胜、宁蒗、华坪地区举行叛乱的武装曾陆续达到4000多人，为平息这次叛乱，我们先后动用了13个连的兵力及民警、民兵2000多人。从4月6日到4月27日，大小战斗36次，歼灭敌人1230余人（敌亡363人，伤397人，俘470人）。
云南省公安厅4月28日报告：
自4月6日起，发生暴乱的小凉山羊坪关、跑马坪地区及华坪县四五两区共参加暴乱的人数约2500人。在宁蒗县境，部分上层集中3000多人，除围攻金棉、西营两地区外，并准备全面围攻我县区政府。
富宁县瑶族骚乱。
中共云南省委1956年9月25日《关于富宁县瑶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几年来，我省苗、瑶民族不断地发生搬家骚乱事件，肯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挑起和操纵的。但问题是，为什么经过我们多年工作，反革命分子仍能进行这样大的破坏活动、群众仍听信反革命的煽动…….这就不能不从我们主观工作中检查。
文山地委1956年10月7日的《关于富宁县民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富宁县兰靛瑶族闹退社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开始缓和下来。但是，山瑶和黑瑶闹事又有新的发展。由闹退社到斗争村干部、到抢夺枪支、组织武装骚乱。地主张尚杰（黑瑶，已批捕外逃）持枪率领地富惯匪、以及社员群众40多人，攻打我敬龙乡政府，抢走铜炮枪五支、党支部公章一枚、文件一捆、人民币40元以及衣物，并追杀我乡文书。被乡文书开枪打伤1人后退去。事后敬龙乡弄登社8个寨子86的男子全部跑光。另外，龙绍、龙万两个乡的山瑶族也闹退社并斗争土族社长，抢走土族民兵铜炮枪5支。山瑶族男子大部分日夜上山开会并积极修理枪支、倒砂子、冲火药。民族闹退社骚乱事件与土匪武装暴动有所不同。尽管有敌人策划煽动，但它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的，参加骚乱的大多是被骗的基本群众。事件发生后，我们加派了干部力量，部队也进驻控制，坚持以民族形式和平解决的方针，使多数群众平息。但是，敬龙乡还有10多名外逃分子没回来。楷绍乡还持枪拒绝我干部进去工作。群众怕捕、怕关，不敢下山，食盐断绝，地里的谷子成熟了没有人收。
维西县伏击事件
1956年12月13日丽江公安处电话报告：
12月8日，维西县民警11人护送粮食6驮及慰问品支援凉山前线，中途遭80人伏击，民警牺牲5人，重伤2人，物资全被抢走。
归化寺问题
1956年12月在四村若依母战斗中，我方击毙叛匪7人，将尸体陈列在小街子（喇嘛寺附近），动员叛属认领。到场叛属200多人，发生武装冲突。当场牺牲工作人员1名。我亦击毙喇嘛1人。部队闻枪声立即赶到，他们也向部队射击。归化寺是迪庆自治州最大的一个寺院。
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昭通地委关于昭鲁二县结合部暴乱事件的情况报告》说：
昭鲁结合部4个区、20个乡，46名土匪暴乱。1958年11月25日晚，46名土匪杀害乡营业所干部1人、服务员2人。26日凌晨，先后杀害干部10人，打伤7人。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我方组织力量即时围歼，历时5天，共捕获匪180多人，其中公开出面暴乱的50多名。打死12人。此外，大理与永胜交界处，在国庆节前发生暴乱，口号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苦战”。打死叛匪几人，还有7人外逃，大部分被争取过来。
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暴乱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
1958年12月27日晚8点30分，元阳县毛草坡、金平县崇岗公社铁匠寨、芭蕉河、铁良寨、河头寨等四个村子43个人为骨干及部分群众共70多人，持火枪15支暴乱。他们攻打老街乡人民委员会，抢走布匹、衣服、胶鞋及零星百货，还抢走现款1300多元。打死粮食局干部1人、售货员1人。攻下老街后就煮饭吃。闹了五六个小时，43个人上了山。
宣威事件
1960年11月30日《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1960年12月24日晚，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这一带是云贵两省结合部，周围驻有铁道兵两个团和3万民工。有的叛匪就在军队驻扎的村里活动。暴乱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417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及财贸人员、小学教员138人，占暴乱地区干部总数的9％。其中有公社党委委员2人、支部书记7人，党员47人，团员45人。在暴乱中，被杀干部13人、群众1人，抢走短枪11支。25日我部队到达后匪众即鸟兽散。26口叛乱基本平息。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今年7月28日开始酝酿的。叛匪番号叫作‘中建中央司令部云南分部’，号称4个团。暴乱起来的是一个‘团’。其余在宣威的宝山、双河等6个公社，及铁道兵五师24团所属的民工中建立的三个‘团’，共2000多名匪徒。在暴乱前夕被我一网打尽。到11月25日止，主要匪首除徐汝俊1人被毙以外，全部捕获。经过审查，在39名‘营职’以上的叛匪骨干中，地富反坏占54％。
在这次暴乱中，反革命分子针对三面红旗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一些政治口号欺骗群众。如，‘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暴乱来以后，又提出‘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口号。
根据我们的调查，暴乱地区的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有意见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1，粮食统管。群众说：“口粮三百二，墙上一行字。”群众的口粮自己看不到，摸不着，只是挂在墙上的一行字。2，食堂办得不好。管理不民主，不公布账目，吃饭不公平。山区居住极分散，有的住家离食堂二三里，最远的二十里，还不准代老人打饭回家去吃。3，共产风，搞“万头养猪场”平调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猪，收回了社员开的小片荒地。4，生产指挥上要求“规格化”、“一字平”，该锄草时公社让搞积肥突击运动；该收庄稼时公社让割茅草。5，干部作风不好，脱离群众。
1960年12月2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说：“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经过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和公安部队工作组协同地、县委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工作，案情已基本查清。今年以来，西南三省发生大小暴乱12起，其中四川5起，贵州5起，云南2起。”
七、退回去就有生路
1958年以来的过激的政策把农民推向了死亡之路。如何重新寻找生存之路？退回去。
1960年11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这实际是从激进政策中大步倒退的政策。中共云南省委于1960年11月中旬召开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的“十二条”。在这次会上，中共云南省会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承担了责任：“在云南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都很复杂的情况下，对于如何结合实际执行党的政策，是比较忽略的。因而对山区、坝区以及不同民族的特点、差别注意不够，特别是内地高山分散地区更为忽视。在处理生产关系、组织生产、生活等方面都抹杀了这些差别，成为助长’五风’的一个根源。”明眼人一看便知，云南省委这认识并没有说出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全局问题当作局部问题加以分析。这是为中央领导人开脱。在出现全局错误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中央承担责任，这是拍马屁的最好机会和方式。这时你帮助中央领导人下了台阶，中央领导人就会让你的职务上一个台阶。
为了使倒退政策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61年初，新任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到普洱、景谷、漾濞、弥渡等县进行调查以后，在5月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生产队规模、公共食堂、社员分配、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等五个问题提出了退回去的看法。毛泽东于5月16日作了批示：“阎红彦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云南省的倒退的政策是全面的：1，退赔共产风刮走的财产，对1958年以来的错批错斗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2，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和农村经济政策；3，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4，调整商业政策，边疆地区不实行统购统销；5，恢复手工业；6，继续对边疆少数民采取特殊政策。
以上政策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1961年基本没有因饥饿而死亡，1962年浮肿病基本消除。1964年云南省粮食总产量达121.34亿斤，超过历史最高年1956年的120.27亿斤。猪肉从1964年9月起就可以平价敞开供应。除粮食、棉布外，其余数十种凭票商品完全敞开。1965年春节，昆明市场上的日用工业品比1964年增加了1800多个品种。
毛泽东在《一个教训》中说：“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了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的确，在毛泽东这个批示以后，省委头脑开始有所冷静。毛泽东的批示下达以后，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进行了20多天的整风。经过讨论，省委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11月30日，发布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若干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保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的通知》。在前一个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劳逸节奏，保证农民必要的休息；除了办好公共食堂以外，每个社员家庭要有一套小锅灶，以便社员热饭、炒菜、取暖等。后一个文件宣布：“永远保护社员个人原来的和分得的生活资料所有权。”私人存款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属于私人所有，别人不得提取；私人住房不得收归公有；允许私人培养猪和家禽；等。
1959年1月，又召开了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对1958年的高指标进行了调整，降低了钢、铁、铜、粮、棉的指标。除了继续扩建昆明钢铁厂以外，各地兴建的小高炉陆续下马。“大战钢铁铜”时抽调的农村劳动力，陆续回到农村。与此同时，省委果断决定，边疆地区停办人民公社，一般不办公共食堂，已搭起公社架子的地方，仍办成初级社和高级社；有不愿入社的单干户，也应当允许；在一部分“直接过渡地区”，仍从互助组办起。但提出边疆在条件成熟后要向人民公社过渡。对内地的人民公社也进行了整顿，实行了三级所有、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了公社规模，将原来的800多个公社划为1281个。公社实行“三包”（包工，包产量，包成本），小组和个人实行“四定”（定工、定量、定时、定质），使得管理混乱局面略有好转。
所有这些调整，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没有根本扭转“一高二快”、“一大二公的”问题，部分调整后的指标仍然是难以实现的高指标，但是，这些调整措施还是起了一定的刹车作用，使共产风、浮夸风有所收敛。边疆外逃的老百姓开始大批回归。
但是，到了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在“免疫力”的作用下略有清醒的云南，也卷入了反右倾的激流中，“大跃进”的势头又陡然升起。
9月中旬，在省级机关中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从9月20日到10月28日，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982人，占机关参加运动总人数16304人的6％。有些运动进展较快、斗争更为深入的单位，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达到8％左右。在这些人当中，厅局长或相当于厅局级的干部有11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7％；17级以上的科处级干部有222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12.4％；一般干部749人，占这类干部总人数的5.2％。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医学院院长、长征干部颜义泉等名列其中。地县机关也开展了相应的运动，批判和斗争的对象比省级机关更多。
农村整风整社的风向也随之转变，由原来纠正“五风”变为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大批讲真话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受到批判斗争。一度暂时刹车的“五风”重新抬头。
在反右倾斗争的强大冲击下，1958年底和1959年上半年推行的一些旨在纠正错误的政策，有的停止执行，有的受到批判。省委提出1960年要完成粮食产量200亿斤（1957年为116亿斤，1958年为108亿斤，），钢25万吨（比1959年增长40％），铁45万吨（比1959年增长21％），铜1.64万吨（相当于1959年产量的3.4倍）。在高指标的压力下，“苦战”、“火烧中游”等口号又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省委还组织“改造落后工作队”，到一些县进行检查督促。把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农村高举三面红旗、实施持续跃进的突出内容。边疆地区一度停办的公共食堂有的又恢复起来。这些使得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有所猖獗。
于是，饥饿、浮肿、死人的情况又继续出现。
7月底，省委办公厅综合报告：：“全省肿病继续有发展，6月底统计为18000人，7月底发展到28189人。玉溪、楚雄、昭通、7月份都有很大的发展……仅据玉溪、红河、丽江、临沧、昭通不完全统计，自今年1月份起到7月底止，死亡人数787人，其中文山专区390人，玉溪专区223人。”
1959年8月19日，玉溪地委报告说，今年春耕期间肿病1200人左右，6月份增加到3000人，7月份增加到5000人。从3月到现在，共发生肿病16208人，死亡532 人。
7月份以来，楚雄地区肿病、干病发展很快，据初步普查的结果，已上升到15000多人。其中，大姚县上升到7667人，楚雄上升到3073人。大姚县弥兴公社7月1日到25日就死亡313人。弥兴公社有些管理区食堂领不到粮食，一二百人的食堂一顿饭只给一二十斤粮食。这个公社大苴区小春以后，公粮和余粮没入库就吃掉了，上面还紧催公粮任务，管理区就把剩下的57000斤种子全部作为公粮入了库。从7月17日起，管理区就不能给食堂发粮了。小苴管理区是全地区的先进管理区，1955年以来公余粮从40多万斤增加到87万斤。公粮一交，就要吃供应粮。
思茅地委1960年9月3日报告说，从2月开始，就出现了零星死人。7月，病情和死亡急剧上升。据现在调查情况，病人已不下15000多人，死亡4541人，其中非正常3000多人。据省委指示，集中180多个点进治疗。到8月，全县还有病人13165人，8月就死亡1358人，平均每天30多人。
据砚山县县委1960年统计，1959年秋收分配的结果，平均每人每天口粮3两以下的61个队、8127人；3－4两的有343个队、50092人；5－6两的有357个队、40890人。平均口粮4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35％，6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65％。这还不包括寅吃卯粮的数字在内。明德公社绿采大队去年分配每天口粮2.3两，今年5月缺粮。县委书记县长到那里搞安排生活的试点，反复搞了三次，时间持续三个月，都没有正式供应粮食。直到饿死9个人，才按5两口粮供应，继续死亡多人。生活困难的地区普遍出现卖衣服、家具、被子、手饰等物品换点巴蕉充饥。在这种情况下，社员出工不积极，也有人弃农经商。县委就通过开展一场群众性的对敌斗争来解决问题，在短时间内，斗争了500多人。对敌斗争更影响了生产，截至6月5日，砚山全县16万亩稻田只栽了6万亩。
由于“五风”重新抬头，品质差的干部为非作歹，农民继续遭受迫害。楚雄县苍岭公社党委副书记余某在春天插秧时公开在支部书记会上讲：“五十岁以上的社员干病、肿病不给治疗。凡是有病的人一律按半劳动力发口粮。”有些干瘦病、肿病人因此活活饿死。余亲自动手打了46人，其中打死4人，打残9人。朝阳寺生产队社员张发良，在大拐子犁田，牛吃了几口秧，余看到后用牛担击张胸部，张当场吐血。张受伤不能劳动，余又将张的粮食标准降低。张在大山咀犁田时，因饿得没有力气，抬不动犁，被余看见后又打了一次。5月16日，张在大沟边犁田，饿得不行就拿了一点喂牛的豆子吃，被余看见，就将牛解掉一条，让张代替牛拉犁。张拉不动，余就用牛棍乱打，用脚乱踢。张被打得皮破血流，跪在地上求饶，余继续毒打，直把张被活活打死。余经常用扣口粮的办法来惩罚社员，致使六七十人生病和饿死。桃园生产队社员汪兆富兄弟二人，由于六天没给口粮，到山上找野菜，饿死在山上。汪兆富的妻子也饿死在家里。陈家坝生产队12天没有口粮，全队76人只好吃菜根。86岁的社员程树生咬不动菜根活活饿死。他家还有4个月的小孩子没有奶，求余批点米给小孩度命。余把申请米的条子撕掉，还骂了一吨。过几天小孩也饿死了。桃园管理区共有1692人，干瘦病、肿病205人，死98人。71岁的社员郑关氏饿得上吊自杀，她儿子从田里回来料理丧事，余对郑明理拳打脚踢，不准往外抬，直到尸体腐烂才让抬出去。余某对社员如此残忍，自己却大搞特殊化。他家1960年吃了猪肉162斤，牛肉260斤，鸡46只、鱼173斤。他家养三条狗，每月供应口粮90斤。一母狗下了6只小狗，还供应了大米62斤。群众说：“余文明对社员不如狗。”余文明在1958年就打社员，1959年春天有所收敛。1959年秋天反右倾后更加嚣张。这样一个坏干部，在1960年的群英会上却获得了铜质奖章，又评上了“四好干部”，并由桃园管理区支部书记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在权力没有制衡的制度下，出现余文明这样的干部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余文明的问题暴露后，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却认为余解放前当过兵，是漏划地主，是封建势力复辟。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解决问题。
饥饿一直持续到1961年。1961年6月26日，《文山地区马关、西畴闹粮问题的两个汇报》中说，马关县城关公社第三大队有6个小队，23日晚饭后，来自几个小队的70－80名农民到县委会去请求解决粮食问题。粮食由公社掌握，前几天是六七天领一次粮，现在是吃一顿，领一顿，而且要写报告。23日没有领到粮食，没有饭吃。农民找队长，队长让找大队，大队说找公社，最后一直找到县委。西畴、王栗坡每天只供应3两粮食。
五、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农民大量外逃。
1954年4月14日《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对今春以来外逃外迁问题的指示》中说，“自年初以来，边疆外逃外迁事件不断继续发生。与往年比，其主要特点是，面更广，规模更大。截至3月底，共外逃644户，2433人。4月以来，不但没有停止，并有新的发展。”
1958年4月16日，思茅边防司令部给军区的电报有如下叙述：
1958年以来，我区外逃严重，已达3000多人。其中澜沧1600人，孟连998人，猛混70人，猛腊166人，江城10人。形势仍在发展。外逃的特点是：1，普遍性。但澜沧、孟连两区最为严重；2，由二线以内继续向纵深发展。开始是孟连、糯福区，现在深入到澜沧、孟连内地；3，外逃人员65％是我基本群众，并有骨干积极分子、党团员和政府干部带领，逃跑的地主富农只占少数；4，整户、整寨携枪结队，公开对抗，不听劝阻。
思茅边防司令部提供的外逃数字并不多，另一资料所批露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大跃进开始以后，外逃人员大量增加。仅西双版纳自自州所属景洪县，1958年9月到1959年初，全县山坝区外流外迁就有7000多人，其中，勐龙区就有6900多人。1959年春，贯彻中央的一些松动政策以后，外逃人员大部分回来了。1959年秋天反右倾，重新实行左的政策以后，边民又大量外逃。扣除回流人员不计，从1958年9月到1960年11月，全县8个坝区总计外逃人员3411人。
劝阻边民外逃有时还会发生武装冲突。丽江地委和军分区1958年4月16日22时《对碧江武装部电话请示要派部队帮助劝阻边民外逃的批示》中透露了以下情况：
1958年4月15日晚，碧江县一区联合乡发现外逃35人。该县得悉后，于16日晨组织工作队前往该村劝阻，但因路途太远没有追上。在返回中，又遇外逃者18人。工作组当即喊话劝阻。对方不听，一直朝工作队方向走来。民兵当即朝天打了两枪。外逃者向民兵射毒箭，伤民兵1人。上午9时发生冲突，至下午4时冲突结束。我消耗子弹200多发，打伤对方7人，我牺牲1人，伤1人。
1958年12月6日，中共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
从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14％。其中傣族和平土改区27626人，景颇族直接过渡区24886人。外逃者中，有国家供给干部189人，工作干部62人，小学教员46人，乡干部75人，州直机干部3人，中央民族语言调查组3人。农村党员外逃181人，占党员总数的16.1％。
据瑞丽县材料看，今年外逃有两个高峰，一是4月，共外逃6529人，占外逃总人数21765人的30％；二是9月末到10月初，外逃3065人，占外逃总人数的14.08％。第一个高峰是大办水利的时候；第二个高峰是大办钢铁的时候。
1960年4月26日，《史怀壁同志电话汇报澜沧等地粮食和人员外逃情况记录》中说：“今年以来，澜沧共外逃1886人，主要是糯福、酒井、东回三个区。”他将外逃原因归结为缺粮、大办食堂和干部作风。
六、骚乱和暴动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中记载：“1957年6月5日，中共迪庆工委就平息叛乱、准备改革问题向省委汇报。藏族聚居的三个县自去年以来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叛乱。德钦1956年6月叛乱，经过一年来的打击，现只剩下少数残余。中甸今年3月叛乱，现尚有部分继续顽抗。维西六区也发生过局部小暴乱。”
云南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都有枪支武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
现将有记录的骚乱和暴动的历史资料抄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丽江小凉山暴乱
昆明军区1956年4月12日报告：
丽江地区叛乱情况：永胜、宁蒗、华坪共有叛叛乱武装3500多人，主要几股如下：棉花地（华坪东北）400多人；毛牛坪300多人；华荣庄300多人；跑马坪地区（宁蒗东南）1000多人；辣子沟（跑马坪北）700多人。
叛匪活动情况：一，羊坪、哨坪等地叛匪200多人，4月6日开始暴乱，抢去大米3000斤，豆子200余斤，菜900斤。我方护送武装（民警7人，公安4人）及马帮20多、马50多匹，除逃出4个马帮外，其余无下落。同时，哨坪、莫尔坪地区将我工作队包围，打死打伤我10人，抢走长短枪4支、物资全部。当晚200多人又包围了我羊场办事处，杀死我送信干部2人。二，华坪以西的水坪、毛牛坪地区有匪300多人、枪200多支。于4月8日时，包围我通达地区政府，9日拂晓，我华坪民警及民兵两个战斗队向该敌进攻，毙、伤其50余人。三，新营村（宁蒗南）有匪600多人，于4月8日开始暴乱，抡走粮食3000斤和贸易组的全部物资。4月7日敌1000多人，将我跑马坪的一个连包围，我当即向宁蒗出动四个排进击，至4月8日增援部队到达解围。
昆明军区4月28日报告：
1956年4月6日以来，小凉山的永胜、宁蒗、华坪地区举行叛乱的武装曾陆续达到4000多人，为平息这次叛乱，我们先后动用了13个连的兵力及民警、民兵2000多人。从4月6日到4月27日，大小战斗36次，歼灭敌人1230余人（敌亡363人，伤397人，俘470人）。
云南省公安厅4月28日报告：
自4月6日起，发生暴乱的小凉山羊坪关、跑马坪地区及华坪县四五两区共参加暴乱的人数约2500人。在宁蒗县境，部分上层集中3000多人，除围攻金棉、西营两地区外，并准备全面围攻我县区政府。
富宁县瑶族骚乱。
中共云南省委1956年9月25日《关于富宁县瑶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几年来，我省苗、瑶民族不断地发生搬家骚乱事件，肯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挑起和操纵的。但问题是，为什么经过我们多年工作，反革命分子仍能进行这样大的破坏活动、群众仍听信反革命的煽动…….这就不能不从我们主观工作中检查。
文山地委1956年10月7日的《关于富宁县民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富宁县兰靛瑶族闹退社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开始缓和下来。但是，山瑶和黑瑶闹事又有新的发展。由闹退社到斗争村干部、到抢夺枪支、组织武装骚乱。地主张尚杰（黑瑶，已批捕外逃）持枪率领地富惯匪、以及社员群众40多人，攻打我敬龙乡政府，抢走铜炮枪五支、党支部公章一枚、文件一捆、人民币40元以及衣物，并追杀我乡文书。被乡文书开枪打伤1人后退去。事后敬龙乡弄登社8个寨子86的男子全部跑光。另外，龙绍、龙万两个乡的山瑶族也闹退社并斗争土族社长，抢走土族民兵铜炮枪5支。山瑶族男子大部分日夜上山开会并积极修理枪支、倒砂子、冲火药。民族闹退社骚乱事件与土匪武装暴动有所不同。尽管有敌人策划煽动，但它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的，参加骚乱的大多是被骗的基本群众。事件发生后，我们加派了干部力量，部队也进驻控制，坚持以民族形式和平解决的方针，使多数群众平息。但是，敬龙乡还有10多名外逃分子没回来。楷绍乡还持枪拒绝我干部进去工作。群众怕捕、怕关，不敢下山，食盐断绝，地里的谷子成熟了没有人收。
维西县伏击事件
1956年12月13日丽江公安处电话报告：
12月8日，维西县民警11人护送粮食6驮及慰问品支援凉山前线，中途遭80人伏击，民警牺牲5人，重伤2人，物资全被抢走。
归化寺问题
1956年12月在四村若依母战斗中，我方击毙叛匪7人，将尸体陈列在小街子（喇嘛寺附近），动员叛属认领。到场叛属200多人，发生武装冲突。当场牺牲工作人员1名。我亦击毙喇嘛1人。部队闻枪声立即赶到，他们也向部队射击。归化寺是迪庆自治州最大的一个寺院。
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昭通地委关于昭鲁二县结合部暴乱事件的情况报告》说：
昭鲁结合部4个区、20个乡，46名土匪暴乱。1958年11月25日晚，46名土匪杀害乡营业所干部1人、服务员2人。26日凌晨，先后杀害干部10人，打伤7人。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我方组织力量即时围歼，历时5天，共捕获匪180多人，其中公开出面暴乱的50多名。打死12人。此外，大理与永胜交界处，在国庆节前发生暴乱，口号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苦战”。打死叛匪几人，还有7人外逃，大部分被争取过来。
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暴乱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
1958年12月27日晚8点30分，元阳县毛草坡、金平县崇岗公社铁匠寨、芭蕉河、铁良寨、河头寨等四个村子43个人为骨干及部分群众共70多人，持火枪15支暴乱。他们攻打老街乡人民委员会，抢走布匹、衣服、胶鞋及零星百货，还抢走现款1300多元。打死粮食局干部1人、售货员1人。攻下老街后就煮饭吃。闹了五六个小时，43个人上了山。
宣威事件
1960年11月30日《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1960年12月24日晚，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这一带是云贵两省结合部，周围驻有铁道兵两个团和3万民工。有的叛匪就在军队驻扎的村里活动。暴乱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417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及财贸人员、小学教员138人，占暴乱地区干部总数的9％。其中有公社党委委员2人、支部书记7人，党员47人，团员45人。在暴乱中，被杀干部13人、群众1人，抢走短枪11支。25日我部队到达后匪众即鸟兽散。26口叛乱基本平息。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今年7月28日开始酝酿的。叛匪番号叫作‘中建中央司令部云南分部’，号称4个团。暴乱起来的是一个‘团’。其余在宣威的宝山、双河等6个公社，及铁道兵五师24团所属的民工中建立的三个‘团’，共2000多名匪徒。在暴乱前夕被我一网打尽。到11月25日止，主要匪首除徐汝俊1人被毙以外，全部捕获。经过审查，在39名‘营职’以上的叛匪骨干中，地富反坏占54％。
在这次暴乱中，反革命分子针对三面红旗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一些政治口号欺骗群众。如，‘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暴乱来以后，又提出‘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口号。
根据我们的调查，暴乱地区的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有意见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1，粮食统管。群众说：“口粮三百二，墙上一行字。”群众的口粮自己看不到，摸不着，只是挂在墙上的一行字。2，食堂办得不好。管理不民主，不公布账目，吃饭不公平。山区居住极分散，有的住家离食堂二三里，最远的二十里，还不准代老人打饭回家去吃。3，共产风，搞“万头养猪场”平调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猪，收回了社员开的小片荒地。4，生产指挥上要求“规格化”、“一字平”，该锄草时公社让搞积肥突击运动；该收庄稼时公社让割茅草。5，干部作风不好，脱离群众。
1960年12月2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说：“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经过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和公安部队工作组协同地、县委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工作，案情已基本查清。今年以来，西南三省发生大小暴乱12起，其中四川5起，贵州5起，云南2起。”
七、退回去就有生路
1958年以来的过激的政策把农民推向了死亡之路。如何重新寻找生存之路？退回去。
1960年11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这实际是从激进政策中大步倒退的政策。中共云南省委于1960年11月中旬召开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的“十二条”。在这次会上，中共云南省会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承担了责任：“在云南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都很复杂的情况下，对于如何结合实际执行党的政策，是比较忽略的。因而对山区、坝区以及不同民族的特点、差别注意不够，特别是内地高山分散地区更为忽视。在处理生产关系、组织生产、生活等方面都抹杀了这些差别，成为助长’五风’的一个根源。”明眼人一看便知，云南省委这认识并没有说出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全局问题当作局部问题加以分析。这是为中央领导人开脱。在出现全局错误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中央承担责任，这是拍马屁的最好机会和方式。这时你帮助中央领导人下了台阶，中央领导人就会让你的职务上一个台阶。
为了使倒退政策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61年初，新任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到普洱、景谷、漾濞、弥渡等县进行调查以后，在5月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生产队规模、公共食堂、社员分配、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等五个问题提出了退回去的看法。毛泽东于5月16日作了批示：“阎红彦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云南省的倒退的政策是全面的：1，退赔共产风刮走的财产，对1958年以来的错批错斗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2，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和农村经济政策；3，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4，调整商业政策，边疆地区不实行统购统销；5，恢复手工业；6，继续对边疆少数民采取特殊政策。
以上政策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1961年基本没有因饥饿而死亡，1962年浮肿病基本消除。1964年云南省粮食总产量达121.34亿斤，超过历史最高年1956年的120.27亿斤。猪肉从1964年9月起就可以平价敞开供应。除粮食、棉布外，其余数十种凭票商品完全敞开。1965年春节，昆明市场上的日用工业品比1964年增加了1800多个品种。
墓碑（十一之一）
第十章 大饥荒中的云南
2002年12月，为了调查云南省在大饥荒中的情况，我乘波音737从北京飞到云南省会昆明，整整飞行了3个半小时。在1958年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从昆明到边疆一些县还得有10天到半月的行程。可见云南离中央政治中心多么遥远！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意志，也施加到云南这样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的每一个角落。边疆少数民族也不能幸免“三面红旗”的灾难，也不能逃脱饥饿和死亡。表10－1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及前两年云南省的人口变动。表中的总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取自《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一书。这些数据是云南省官方提供的。
表10－1 大饥荒期间云南人口变动（单位：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一）
195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总计
年末总人口 1841．63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1963．72 2021．68
出生率 34．75 23．61 20．94 24．19 19．40 39．71 43．15
死亡率 15．22 21．62 17．96 26．26 11．85 10．85 14．14
非正常死亡 15．12 8．28 24．04 47．44
少出生人口 28．53 33．96 27．60 36．50 126．59
根据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计算方法见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一章）大饥荒期间，云南省人口变动情况，即非正常死亡近50万人，少出生人口近130万人。表10-1中最下面两行就是本书作者计算的结果。当然，这是用官方数据计算的，实际情况要比这个数据要严重得多。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研究的结果是，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云南非正常死亡80万，死亡率为4．2％。他没有考虑云南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
一、从刀耕火种到共产主义
由于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情况，新政权接管云南以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采用内地那种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和平协商土改”。和平协商土改的政策原则是：“在保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基本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地主从政治上、经济上作了适当让步。”“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废除高利贷剥削，不分其它财产，并保留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改革中不打，不杀，除现行犯以外不捕，并一般不剥夺政治权利等”。边疆地区土地改革到1955年底才基本完成。
说是和平协商，实际上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和平协商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待政策、发动群众，组成农民队伍；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这一阶段要向地主阶级进行“有控制的、有领导的面对面的说理说法斗争，全面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第三阶段是没收征收土地；第四阶段是分配土地。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以后，地主富农不敢请工，也不敢拿粮食到市场上去卖。农村借贷关系也停止。坝区（云南称山间盆地里的小平原为“坝子”）和内地历年有大量粮食流入边疆和山区，1956年，因坝区和内地土地改革，流入边疆的粮食大量减少。再加上沿边一线边防工作加强，1956年3月以来部队向边沿一带推进以后，边民出国帮工和购粮也大为减少，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缺乏农具和牲口。所以，1956年以来，边疆地区粮食问题十分紧张。思茅地区1956年5月粮荒开始露头，六、七月份更为严重。各地均发生农民到区政府和驻军部队要粮食的情况。由于粮荒，澜沧东回区磨界寨“坏分子企图煽动群众抢劫区政府”，后因及时发觉而制止。酒井区大卡竜乡群众私自开仓分了粮食10多担。募乃粮库从4月下旬到7月8日，发生偷粮抢粮事件22次。澜沧东河区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为此，思茅地委在半个月间连续两次发出解决粮食问题的紧急指示。
在1958年大跃进以前，由于农村政策挫伤了农了的积极性，加上征了过头粮，云南农村就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云南省纪委1955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说，1952年思茅县龙潭、坝溜两区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206人（其中龙潭105人，坝溜101人）。这个事件一直拖到1955年才作处理。临沧地委在1957年7月22日的报告说，临沧县在1956年3月到9月的6个月时间内，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在三个区26个乡的范围内，因饥饿而致死的有110人。原来属余粮户和自足户，因国家多征购了粮，又没有及时供应而饿死的占死者总数的占49.9％；原属于缺粮户，虽有粮票而无钱购粮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72％；因生理缺陷或劳动力极差而无人关心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8.18％；原是自足户因吃粮计划不周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9％；因基层干部贪污了粮票和救济金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6.36％；吃野菜中毒和因缺粮被家庭虐待而死的占死亡总数的4.54％。因此，群众普遍产生不满情绪。有的说：“共产党领导好，把人饿死了。”“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四区斗角乡饿死人丢在河里。家属说：：“共产党真伟大，饿死人拿去堵河坝。”
临沧地委上述报告说，在这一时期内，因缺粮使偷盗事件普遍发生。据14个乡调查，被发现有偷盗行为的有188人。因偷盗被吊打、斗争、游街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63起。另一方面，外逃、求乞、出卖农具、家具，甚至卖儿卖女的也不少。斗角乡贫农谢廷楷以两元钱出卖了独生子（后又赎回）。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8％，四、五两个区插秧被推迟两个节令。
报告说，出现饿死人的事件主要原因是分配粮食征购任务上存在“偏差”。死人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四、五两个区。第四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975000斤，相当于1954年实绩3672408斤的1.35倍。第五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075000斤，相当于1955年征购实绩2930081斤的1.39倍。征购任务太重，不得不对采取强制手段，层层施加压力。因而出现了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五区平村乡工队干部半夜三更背着枪，点着火把，带着运粮队伍到群众家中搜查，贫农交不出粮的打欠条，富农交不出粮就现场斗争。富农王中富被打断三根肋骨，他的儿子被打成残废。
临沧县1956年饿死人的事件一直拖到1957年才处理。这个情况一直被压在地委以下，没有向中央汇报。
云南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土地改革比内地晚了几年，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还沿用刻木记事、结绳丢豆记数，不会算账，完全不具备办社条件，但是，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不久，政府就不顾生产力水平的状况，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到1957年底，云南省有初级社3015个，高级社18557个，共计21572个，加入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8.9％。到了1958年初，又开始并社、扩社。到公社化前，农业合作社并为18943个。经过9、10两个月的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就在原有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833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为30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2.4％。有的地方上午刚挂上农业合作社的牌子，下午就换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边疆民族地区变换得更快，一些民族自治州1958年初才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土改结束后才创办起来的互助组，很快就被初级社、高级社所取代，紧接着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当时称这种现象为“一年内实现两次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说这是“民主改革、和合作化高潮，双管齐下，一箭三雕，三步并做一步走。”。就连原来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一步登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全省公社的规模一般在3000－5000户，最大的公社有3万多户。在公社化过程中，原来合作社的财产一律转为公社所有。农民私有的牛、猪以及其它大小家畜、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园一律折价入社。说是折价，实际只算原价的50％，而且大部分没有付款，完全是无偿剥夺。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历来把牛当作财富的象征，公社化强行将其牛入社，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
随着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也办了起来。到10月14日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建立了98572个公共食堂，参加人数达1220多万人。大办公共食堂并不是完全自愿的，有的地方强制取消一家一户的伙食，有些地方还没收农户的小农具，甚至将农户的铁锅砸碎，集体、私人的粮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很多地方以管理区（大队）为单位合办公共食堂，有粮食的生产队和没有粮的生产队在一起吃大锅饭，宣布“吃饭不要钱”。在居住分散的地区，社员每吃一顿饭要翻山越岭，少则走四五里路，多则走十多里路。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五风”猖獗，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据云南省委统计，从1958年到1961年，全省无偿调动的劳动力不下5亿个工作日。无偿占用和调用的土地约有245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平调的牛、马、骡、驴大牲畜约60万头，拆除农民住房100万间以上，另外还无偿占用农民住房100万间。与此同时，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盛行。在高寒山区，不让种适合这里气候的荞麦，改为不适合生长的玉米，称为“革荞子的命”。对西南边疆地区，不准在旱田旱地里种适合这里气候的旱谷，改为不适宜当地的杂粮，称为“革旱谷的命”。为了推广三轮三铧犁，强行火烧老式木犁。为了争先进、抢进度，动辄命令群众割掉没有成熟的作物，或者拔掉不合“规格”的幼苗，进行改种或重种。对不执行或没有按基层干部意志办事的扣工分、扣口粮、打骂，甚至动用各种刑罚。
二、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农业集体化和粮统购统销是在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中进行的。说“阶级斗争是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的强大动力”，实际是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推进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
1957年，在全省农村进行了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于1957年8月在云南内地108个县（市）展开。8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斗争了9153人，捕了1342人。这场斗争“生动有效地批判了农村中的右倾思想。”斗争的结果，“一是合作社的劳动出勤率和劳动质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粮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场物价开始稳定；四是基层干部大大出了气”。省委准备在这次斗争中，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10％，逮捕1％（2000人），个别判处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数之内。
也是在1957年，在城市开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1957年6月22日开始，云南开展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运动。1958年4月起，全省又开展了“反右补课”运动。这两次共划出右派分子1073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4.8％，其中，党内右派分子1795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数的3.6％，共青团内右派1616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数的3.72％。在右派分子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58人。在1795名党员右派中知识分子干部1418人，占78．55％，地下党干部1221人，占67．97％。国民党起义将领导龙云、副省长龚自知、省人民委会委员安思溥、杨克诚、谢崇文、宋一痕、秦淑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给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和行政处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国营农场劳动改造，一部分人被判处徒刑。此外，还对上万名被认为有“右派观点”或“站在右派立场”的干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也长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视。
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在全省开展了肃清“地方主义”的运动，严厉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划出了一批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云南省，批判地方主义这不是第一次。1954年就批判过郑伯克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在人事上，主张干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强调地方情况特殊化。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不仅在云南省，在山东省、广东省以及其它很多省都开展过。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
1958年4月16－22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揭批所谓“郑敦、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21日，会议通过了“开除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郑敦是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们的罪状是：“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修改党的全部组织原则，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取消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形势‘漆黑一团’，说当前存在‘十大紧张’、‘十大矛盾’；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地、富、反、坏、右大联合,虽他们的阶级基础”。现在看来，他们和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等领导人不仅在干部任用上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们对1957年以来的形势持不同看法。在各专区和县，也相继揪出一批“郑王反党集团”在当地的代表人物，挖掘他们的“钉子”和“爪子”，株连了一大批干部。1979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平反。但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损失不可挽回。
1958年大跃进高潮以前的一系列阶级斗争，多数是人为制造的。残酷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再也不敢讲真话，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再也不敢批评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而为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扫清了障碍。也形成了对上盲目服从、对下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大跃进中的“五风”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农业、工业齐跃进
1957年冬，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云南省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到1958年1月上旬，全省兴修水利的出工人数达200万人左右（1957年末全省总人口为1896.78万人，其中男女劳动力总共约750万人）。原来没有积肥习惯的一些少数民族，也移风易俗，修厕所，盖猪厩，大搞积肥。1958年群众性的修筑公路也形成了高潮。当年全省兴建公路7000多公里，虽然等级很低，但也算改变了许多地方交通闭塞的情况。这些通过政治动员而发动的群众运动，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将农村劳动力的精锐部分调离农业生产第一线，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使农民处于劳动强度极大的苦役之中。
1957年，云南省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已经受到批判“马鞍形”的影响，在干部中存在急躁冒进的情绪。虽然当时云南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冷静，如粮食产量，原计划“二五”时期末要达到200亿斤，省委确定的原则是，算账可以算200亿斤，争取完成可能是190亿斤，按180亿斤往上报。实际上180亿斤也偏高（1956年粮食产量最高，为120.27亿斤）。接着是全国反右倾保守，使“大干快上”的温度急速上升。
1958年1月1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革命干劲大些，大些，再大些！》的元旦社论，提出“跃进，再跃进”。省报的社论是代表省委的声音，更是代表省委第一书记的声音。
1月13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向云南各地、市委传达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提出的农业大跃进指标：一，原来提的10年实现的水利化计划3年完成；二、这3年要为80亿到100亿方水奋斗；三、3年内基本消灭平坝区和半山区旱田、旱地、荒地；四、改山区坡地为梯地1000万亩。195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上半月各省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计划的实现情况，云南省仅实现计划数的217万亩的12％，在全国倒数第一。中共云南省委受到很大的震动，于1月17日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鼓起干劲，反对保守思想，提高水利计划指标。到1月下旬，各地报省的水利计划从原来的540万亩提高到1025万亩。全省投入水利的劳动力由每天的200万人提高到263万人，占全省劳动力的35％。在工地上的农民，每天都劳动10小时以上，通常都干14－15小时。省委还提出“春节不下工地”的口号，民工只好不回家过年，在工地上连续苦战。
1958年2月4日，《云南日》发表《在生产大跃进进中，要做彻底革命派》的社论，说：“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在新的革命浪潮里，是做彻底革命派呢、还是做改良派、妥协派、现状维持派呢？是做促进派呢，还是做促退派呢？这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这里把对“大跃进的态度提到政治高度。
2月15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坚决地干，大胆地干，彻底地干》的社论。社论说：“大跃进的形势，就像奔腾在铁轨上的火车一样，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农业、地方工业的高速度增产的可能性也像‘赤壁鏖兵’的前夜一样，万事俱备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敢不敢取得胜利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把彻底革命派、促进派与保守派、促退派的分野表现得最显然不过了……要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处在高潮当中，必须经常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这已经具有规律性了。”社论尖锐地批评了一些人对形势的观望、怀疑态度。这个社论，对当时本来已经过热的形势，起了推波澜的作用。
像全国各地一样，云南的大跃进不仅表现在水利建设中，也表现在其它方方面面。在6月的大春栽插期间，发动了以盲目追求过度密植为中心的“大面积高产运动”。不管各地区是否适宜，都要求达到每亩比往年多栽5000－10000丛秧。凡被认为保守的就“插白旗”，被认为是跃进的就“插红旗”。
1958年春，全省开展了积肥运动。在春耕积肥中，许多歙和社大量拆民房，用拆下来的老墙土做肥料。晋宁县拆除了农民住房的20％。每个合作社都取消了一两个小村，合并为大村。上蒜社就拆除了三个村子。不少社员住房拆除后没有地方住。
1958年6月18日至10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根据省委指示，先后四次向地、县两级发出创高产的通知，鼓励人们“敢想敢干，创造大面积的丰产记录和单产的最高记录。”（6月18日通知）“省委强调必须放出一些卫星来稻谷能否放出亩产2万斤的卫星”（7月22日通知）。“据了解，各地的卫星都是用移苗并栽的办法，如果时间来不及，你们搞几亩或十几亩3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8月16日通知）．．．．
省委有要求，下面就行动。1958年9、10月间，云南也掀起了“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的高潮。9月6日，《云南日报》报道亩产稻谷33492斤，此后，各地“卫星”频频“上天”。亩产6万斤水稻，3万斤包谷，30万斤薯类，1000斤棉花，5000斤烤烟等，相继在报纸上出现。这些“卫星”，大大超过了人们常识所能接受的程度，事后证明都是假话。
7月21日到8月4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谢富治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三年改变全省面貌；三年工业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建成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农产品要大大有余，牲畜要大量出口。他提出1958年的任务：粮食产量翻一番，基本达到每人1000斤到1300斤；生产铁70万吨，钢10万吨。
在农业大跃进中，云南省的边远地区，和中原省份一样，也开展了以滚珠轴承为中心的农具改革的群众运动。丽江地委接到省委的指示以后，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首的技术革新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一名副县长专管，区乡也由第一书记挂帅。边看，边学，边做，边改进，工效由原来的4－5个工生产一套滚珠轴承，提高到一个工生产两套滚珠轴承。四华乡一个铁匠带10个徒弟，采用流水作业，平均每人每天生产三、四套滚珠轴承。以县农具厂为骨干建立了一个滚珠轴承厂，29个大乡中每乡都有分厂，遍地开花。大理地委在1958年10月3日的《关于当前工具改革的情况报告》中说，截至9月21日统计，全州已完成铁质、木质的各种滚珠轴承共计329825套，占计划的16.4％，各种秋收秋种农具480597件。占计划数的48％。其中收割机775件，脱粒机12000件……滚珠轴承竟有木质的，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大理这个边远地方，竟然制造出大批收割机、脱粒机。这显然是神话。这些滚珠轴承和农业机械是怎样造出来的呢？这个报告说：“反对单纯依靠铁匠、木匠来改革工具和制造滚珠轴承的作法，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形成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人人当木匠、铁匠，户户造滚珠轴承”。“白云乡原来只靠30多个铁匠、木匠，结果时间拖长，任务完不成，后来把工具改革变成群众运动，仅3天就造出各种畜力车1500多部，同时全乡都实现了转动工具轴承化和运输车子化。”“据大理、台庆、漾濞等县反映，制造滚珠轴承没有材料，群众就自动将自己的锄头、耙、钉耙把、赶面棒、拿出来做滚珠轴承。把棺材板、大门板、吃饭桌等都拿出来制造畜力车。床板、楼板都拿出来做打谷机。漾濞县麦地乡由于大部分利用竹、木制造滚珠轴承，仅3天时间就造出滚珠轴承11260套。”
工业大跃进也出现了奇迹。在省委的号召下，全省的工矿企业数由1957年的3866个猛增为1958年的23110个。半年就增长5倍。有的地区报称平均每1.05分钟就建成了一个厂矿；有一个县的钢厂报称“仅花两块钱就办起来了”；连刀耕火种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报称办起了3600多个厂矿。大办工业使全省约有100万个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仅全民所有制职工就由1957年的64.3万人增加到1958年的154.1万人。
和全国一样，云南大办工业也是以钢铁为中心的。由于云南出铜，所以云南的提法是“大战钢铁铜”。 7月底投入的人力有17.7万人，8月下旬增加到25.7万人，建成小土炉1万多座，小高炉2000多座；10月下旬，集中的人力已达370多万，全省一切工作都以钢铁铜为中心。全省中小学生全被动员起来回收废钢铁，房屋的铁门把和下水道铁盖也被拆下来化成了铁锭交任务。
在“人人炼钢铁，钢铁炼人人”的口号下，全省调动了370多万劳动力参加钢铁铜会战。晋宁县幸福公社动员了1万多人去炼铁，老太婆、娃娃，背着铺盖，像逃荒一样，走了两天才走到工地。工地什么也没有，只好临时砍树搭棚子住。离开钢铁铜工地的社员不给饭吃，对有不同看法的人就辩论、斗争。有5个小伙子和妇女唱山歌，这本是云南的风俗，工地上的干部却说他们调戏妇女把他们捆了起来。炼铁的土高炉需要用人力推拉的大风箱。做风箱需要大量的木板和鸡毛。为了得到鸡毛，干部们把农民的鸡杀了。为了得到木板，征来了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炉子建了很多，但有半数没有开起来。师宗县的火箭、富乐两个公社建炉512个，投产的只有234个，出铁的只有84个。据省委派往富源县核算成本的工作组反映，每吨生铁成本高达2700元到3300元，而每吨生铁才值160元。
工、农业“大跃进”造成了大损失、大跃退。云南省的粮产量从1958年到1960年连年减产，1960年的粮产量低于1957年，只比1953年多一些。1961年和1957年相比，大牲畜减少了14.3％，生猪减少了15.8％。城乡居民消费水平1958年后逐年下降，1958年人均为72元，比1957年下降了4元，1959年为71元，1960年为70元。由于大办钢铁铜和大办公共食堂，大量森林被砍伐，森林复盖率由五十年代初的30％以上，下降到60年代初期的22.6％。由于大面积开荒种粮，放牧草场（山）遭到严重破坏。
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产6.7％，却不敢讲真话，虚报粮食产量，这一年粮食征购数却比1958年增加了8000多万斤。1959年粮食产量又比1958年减产6.8％，而征购数又比1958年多7.3亿斤。农民的口粮交了征购任务，造成了大规模的饥饿和死亡。表10-1中是1962年粮食部的数字，和《当代中国的云南》一书所载略有差别，但趋势是一样的。
表10－2 1957－1961年云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21．60 110．80 102．40 97．23 100．33
贸易 105．74 96．34 89．04 84．55 87．24
征购 20．15 22．22 26．80 19．56 20．04
销售 17．85 24．82 24．20 19．79 16．22
净拥有 103．43 98．94 86．44 84．78 83．42
总人口（万人） 1869．78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人均净拥有（斤） 553.22 516．84 452．13 447．48 441.14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云南》。
表10-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为516.84斤，其中口粮大约有361.79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3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三、陆良事件――“大跃进”中较早暴露的饿死人事件
陆良县属云南省曲靖地区，位于省会昆明市东，距昆明不足200公里。著名的石林风景区当时就属陆良县（现划归昆明市）。“陆良事件”以后，接任县委书记的孔祥柱在1958年11月14日向省委作了一次汇报。孔祥柱汇报时说：
从1958年2月初就发生肿病，开始出现死亡。3月中旬蔓延到36个乡。小春后有了吃的，肿病开始下降。小春收获很快吃完，6月20日肿病大量发生。7月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达17000多人，死亡1700多人。从2月到9月，全县发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肿病死亡5203人，占发病人数的15.6％，占总人口的2.04％
肿病的症状是：发病前疲倦无力，头晕眼花，耳鸣夜盲，四肢发麻；继则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随后下肢浮肿，浮肿部分皮肤发亮，神经反射弱甚至消失，面色苍白；进而肚子发胀，并有腹水，肿胀及于手脸；多数病人开始腹泻。这时病人心跳减少，血压、基础代谢及体温都下降，身体消瘦，体重锐减，妇女月经停止，小孩哭不出声；此时如不及时抢救，数日即死亡。
肿病大量发生，明明是饥饿所致，但地委还是责成卫生部门去了解发病原因。4月上旬，地委卫生局派医生曹钟朴和专区医院院长到了肿病严重的西冲和独木水库工地，曹钟朴认定肿病是过度营养不良造成的，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活的建议。由于曹钟朴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县委否定了他的结论，还批评了专区医院院长。他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曹钟朴的结论。党政干部和医务人员的不同意见，在全省其它地方也有发生，因此对肿病原因长期得不出结论，延缓了救援。当然，即使县里听取了曹钟朴的意见，也没有能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因为粮食掌握在上级手里。直到7月份省里承认疾病和死亡是饥饿所致，才开始采取救援工作。
孔祥柱在汇报中说，距县城3公里的茶花乡最为严重，肿病死亡943人，其它病死亡371人，共死亡1314人占总人口的11.9％。距县城35公里的大挤乡共死亡759人，占总人口的8％，召跨乡死亡551人，占总人口的10％。马街乡死亡965人，占总人口的6.08％。省委检查组1958年11月20日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报告》中说，陆良县茶花乡原有2513户，因病、饿、打而家破人亡和死绝的有63户，现有2437户。原有人口11204人，现有人口9724人。今年1－8月全乡死亡161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4.37％。其中被打死的47人，扣粮饿死的79人，无粮而饿死的43人，被迫自杀的4人，肿病死亡的639人，痢疾死亡的225人，因伤寒、流感、百日咳等疾病死亡的有267人。其它死亡306人。死人当中贫农占61.8％，中农占23.6％，地主占6.64％，其它成份占3.62％。余家村共有58户，死亡71人，其中当场打死或打而致死共10人。
1957年，陆良粮食不足，是农民闹粮最凶的一个县，县委被迫放了一些粮食。事后省委把这次闹粮当成“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的反扑”，认为县委放粮是严重右倾。在1957年的四级干部会上，省委严厉批评了陆良县委，并撤换了县委第一书记张志。1958年初肿病发生时，新任县委第一书记陈盛年接受前任教训，不敢说粮食不够，眼看着农民饿死也不敢要粮，更不敢放粮救人。他还在6月19日的电话会议上紧跟政治形势说，农村有一股叫喊粮食的妖风。
陆良县除去公粮以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子、饲料379斤，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200多斤。而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据医务人员分析，一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500卡，劳动最紧张时需要3000卡到5000卡。过去农民每天劳动六七个小时，大跃进中，增加到12个小时，有时达16个小时。云南省大米每斤含热量只有1700卡。没有油，没有肉，菜也很少。每天不到半斤粮食几乎是全部热量的来源。也就是说，农民每天从食物中得到的热量不到1000卡，而热量支出达3000卡到5000卡。这是造成肿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
发病和死亡人数中，男多于女，老弱多于青壮。一般是男女死亡比例为三比一，老少衰弱者占三分之二。因为男人干重活劳动强度大，容易发病。而青壮年大多参加会战队，集体吃饭，优先得到粮食供应，抵抗力又强，所以发病较少，死亡较少。
省委农村工作部1958年8月22日给省委的《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中说，茶花乡现有2434户，9510人。从1958年1月到8月16日止，发病4081人，占全乡原有人口11104人的36.8％，其中肿病2946人。死亡1594人，占全乡原有人口的14.3％，占现有人口的16.7％。较严重的第四社，共有273户、1089人，死亡272人，死亡率为25％。有的人患肿病后一泻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肿反复两三次死亡，有的肿后皮肤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肿却干瘦而死。社员史正富没有肿，十分瘦，在拣小白菜时倒地即死。30岁的社员王德民因肿病插秧时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员史老秋肿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开始死人时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好埋葬，后来用席子卷了抬出去，再后来没有人抬，用牛车拉，一牛车拉三四具尸体，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丢。县委书记孔祥柱还看到一个塘里有9个死人，一条沟里有几个。省委检查组11月20日的报告说，茶花乡共有土地18817.14亩，1957年产粮526.4796万斤，1958年产粮381.099万斤，比上年减少了145.3799万斤。减产27.61％。1957年人均口粮336斤，还要扣除吃掉的罗卜（10斤萝卜折1斤粮）和已超前吃掉的国家供应指标，到1958年春天，农民能吃的口粮已经很少了。
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曲靖专区从2月到8月20日，累计发病人数为139451人，死亡18843人。究竟死了多少还弄不清。陆良原统计3067人，后改为5167人，加上其它病死亡的人，共死亡12912人。在病情严重时，个别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由于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儿，仅泸西五区就有孤儿150多人。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陆良、泸西对反映粮食问题的干部进行过斗争和处理。
死亡人数仅次于陆良的是泸西县。当时泸西县也属曲靖地区（1985年划归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省监委泸西检查组向省监委报告：1957年，泸西县上报粮食产量10363万斤，以15万人口计算，每人应有粮食600斤以上。每人应分口粮400斤以上。这是一个浮夸的数字。实际上每人只分得口粮245－300斤。（可见浮夸风不是自1958年开始，这是在极权制度下，迎合上级、讨好上级的必然现象。－本书作者注）部分群众1958年2月间就没有粮食吃，3月份开始发生浮肿病，5月份出现肿病死人。6月死人增多，7月死人最多。8月死人数开始降。据各公社上报数字，到1958年12月底，共发生肿病33203人，肿病死人5123人，其它死亡3295人，无病饿死3336人，共计11775人。占全县人口的7.34％。全马公社共死亡4424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中枢公社死亡2177人，占公社总人口的8％。最严重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0％。有的饿得没办法上吊自杀，有的带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在山上饿死，大人在家里饿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人把孩子杀死本人投案。
路南、罗平、富源、师宗等县也发生了严重的肿病和死人情况。省委检查组提供的报告说，罗平全县有22.8万人口，据县委统计，1月到8月27日共发生肿病884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8％，死亡934人。其中圭山乡1月到8月28日统计，肿病2267人，占总人口的22％，死亡443人，占总人口的4.2％。“地委书记会议资料之二”中记载，富源县3月到9月6日，发生肿病8371人，死亡867人。曲靖县1－9月共发病12032人，占总人口的3.36％，死亡1965人，其中劳动力800多人。马龙县3月到9月10日，共发病8608人，死亡1784人。
农民除了饥饿而死以外，还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而迫害致死。干部们怕说自己右倾，宁左勿右，在执行上级任务时强迫命令，打骂农民。陆良县茶花乡有129名干部打过人，占全乡干部总数的62.9％。全乡57个生产队长，只有6个队长没打过人。20个管理区的50名干部全都打过人。全乡挨过打的农民有726人，其中贫农313人，中农264人，地主富农94人，打人时干部打人并不讲“阶级路线”。20管理区生产队长邵安柱所在的生产队，200多名社员中只有5个人没有挨过打。一些坏干部把农民打成残疾或活活打死。扣口粮把人饿死也是常用的手段。茶花乡打人最严重的19名干部（处理陆良事件时这19人被捕）共打过536人。被他们当场打死2人，打伤后致死45人，一二天后死亡的8人，15天后死亡的5人。打残16人，扣口粮而饿死的79人。打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捆绑、吊打、用木头塞咀，等。打人的工具有皮鞭、剌条、棍棒、扁担、锄头、钉耙等。打人事件多发生在五六月份紧张的抗旱插秧期间。
泸西县全马公社647个干部中，打过人的干部占40％以上。管理区干部胡某，指使民兵吊打农民，经他指使吊打而死的就有4人。治保主任朱某吊打49人，打死2人，打残6人，强奸妇女1人，逼奸2人。富源县在春耕生产中，很多干部任意吊打群众，还规定不参加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不给饭吃。这个县的黄泥河乡4个乡干部都吊打过人，社队干部有20多人吊打过人，占社队干部总数的39％。被吊打的农民有98人，其中，致残6人，病中被吊打死亡10人，吊打后死亡11人，逼死2人，关死1人。贫农李小梅饿得偷吃了几个洋芋和红薯，被社主任李某等3人吊起来毒打4小时，成了残废不能劳动，将1岁小孩推入河中淹死。一个小女孩因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掉一个手指。乡党支部书记郭某每次开会都说“不打人的是右倾”。社员饿得不能出工，郭说：“没有吃的也要去做，死也要死在田里。中国有6亿人，死几个没关系。”社员悲哀地说：“人的性命不如一只小鸡。晚死不如早死，死晚了没有人抬了。”曲靖县除松韶、松林两个乡外，其它9个区都有乡干部吊打群众、造成死亡、残废的情况。麦地社党支部书记刘某亲自打过11人，打死3人。有一富农因病拉水走得慢了，刘用棍子毒打，当场打死在水车旁。一青年因到食堂吃饭去早了些，刘说：“你干活不行，吃饭倒很积极。”拉住就打，不久就死了。下坡社党总支委员张某亲自打了100多人，一个农民偷吃了几个洋芋，张用火油将这个农民的手指头烧掉了一个。联合社66个党员打过人的有52个，其余14个没打过人的有10个在水库工地上。社主任周某亲自打了31人，死亡2人。
云南省的问题如此严重，中共云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写报告。7月27日的报告中说：“据了解，现在8个专区（州）50多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11万多人，已死亡2万多人。而又集中在泸西、陆良、马龙、曲靖几个县，发病共8万多人，死亡1万多人。仅泸西就发病1万多人，死亡3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另外，丽江、大理还有痢疾发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数百人。”这个报告还不敢讲出死人的全部真相。
中共云南省委11月18日向中央的《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称，到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38000多人，死亡39712人。以曲靖为最严重，共死19072人。而曲靖地区最为严重的是陆良、沪西、曲靖等县。陆良共死亡12912人，占曲靖地区死亡总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
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他原来还兼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57年9月27日秦绩伟将军接替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谢富治专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对于各地大量发生肿病死人的情况，谢富治感到害怕。就在一年以前，邻省广西饿死的人数比云南这次饿死的人少得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被撤职。现在自己面临的情况很严峻，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主动承认错误，求得中央宽大。1958年11月18日，他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云南发生的情况并作了深刻的检查，并重点汇报了省委所做的善后工作及其效果。随同这个报告，谢富治还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份检讨：
主席并中央：云南省肿病死人问题，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都开始作了一些沉痛的检讨，已另有报告送上。在这一事件中，省委的其他同志是做了工作的。由于我个人缺乏完整的群众观点，存在片面思想，把领导生产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把保护干部积极性与纠正错误倾向对立起来，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在肿病的发展过程中，我虽然听到一些零碎的情况，但长期未作认真的了解和研究，也未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以致措施无力，造成这一不可挽救的损失。因此，省委所负的责任，主要决定于我个人；应得处分，也应由我负责。
这封信中最后一句话，是谢富治专门写了一个条子让省委秘书长梁治加上去的。这个用红铅笔写的条子至今还保存在云南省档案馆里。也许是他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得到了毛泽东的宽恕。11月25日，毛泽东以《一个教训》为题，对云南省委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
这是一篇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谢富治不仅顺利过关，还官运亨通。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以后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谢富治走后，阎红彦接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喜欢重用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向他表示忠心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最听话，最好控制。
事实上，云南省委的检查还是避重就轻。在云南省所留的资料中，情况比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的要严重得多。在1958年11月的地委书记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可能更接近真实。17日的发言者说，大理发病22000多人，死亡3000多人。文山发病8700多人，死亡1675人。红河发病36700人，死亡2975人。弥勒发病25800人，死亡867人。新兴水库工地打死20多人，打残500多人，自杀7人。21日发言的马继孔说；“曲靖松林乡事件死了几万人，没有人敢反映，云南日报记者的报道中只说这里工效高，不说死人。”“松林乡事件还是铁道部队一个连队反映的，死了几万人。”欧根发言说：“肿病大理特重，其次是丽江、德宏。据11月上旬统计，大理发病23380人，死亡3000多人。现在还有1080人在集中治疗。丽江死亡948人，德宏1000多人。”发言中还谈到各地组织“学好队”（实际是劳改队），大量捕人。刘卓甫发言说：“今年已捕反革命分子53000多人，比历年都多。”从这些发言中可以看出，肿病死人不仅限于曲靖一个专区，其它地区也很严重。还有一个死了几万人的松林乡事件，没有向中央提及。松林乡事件只散见于档案的只言片语中，没有看到全面的记述。毛泽东可能不知道更严重的情况，也许知道而故意装糊涂。他手中有了这些更重要的情况而不拿出来，这对谢富治是更有威慑的王牌，可以更好的控制谢富治，使谢不得不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
2002年12月，为了调查云南省在大饥荒中的情况，我乘波音737从北京飞到云南省会昆明，整整飞行了3个半小时。在1958年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从昆明到边疆一些县还得有10天到半月的行程。可见云南离中央政治中心多么遥远！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意志，也施加到云南这样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的每一个角落。边疆少数民族也不能幸免“三面红旗”的灾难，也不能逃脱饥饿和死亡。表10－1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及前两年云南省的人口变动。表中的总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取自《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一书。这些数据是云南省官方提供的。
表10－1 大饥荒期间云南人口变动（单位：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一）
195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总计
年末总人口 1841．63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1963．72 2021．68
出生率 34．75 23．61 20．94 24．19 19．40 39．71 43．15
死亡率 15．22 21．62 17．96 26．26 11．85 10．85 14．14
非正常死亡 15．12 8．28 24．04 47．44
少出生人口 28．53 33．96 27．60 36．50 126．59
根据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计算方法见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一章）大饥荒期间，云南省人口变动情况，即非正常死亡近50万人，少出生人口近130万人。表10-1中最下面两行就是本书作者计算的结果。当然，这是用官方数据计算的，实际情况要比这个数据要严重得多。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研究的结果是，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云南非正常死亡80万，死亡率为4．2％。他没有考虑云南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
一、从刀耕火种到共产主义
由于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情况，新政权接管云南以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采用内地那种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和平协商土改”。和平协商土改的政策原则是：“在保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基本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地主从政治上、经济上作了适当让步。”“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废除高利贷剥削，不分其它财产，并保留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改革中不打，不杀，除现行犯以外不捕，并一般不剥夺政治权利等”。边疆地区土地改革到1955年底才基本完成。
说是和平协商，实际上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和平协商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待政策、发动群众，组成农民队伍；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这一阶段要向地主阶级进行“有控制的、有领导的面对面的说理说法斗争，全面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第三阶段是没收征收土地；第四阶段是分配土地。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以后，地主富农不敢请工，也不敢拿粮食到市场上去卖。农村借贷关系也停止。坝区（云南称山间盆地里的小平原为“坝子”）和内地历年有大量粮食流入边疆和山区，1956年，因坝区和内地土地改革，流入边疆的粮食大量减少。再加上沿边一线边防工作加强，1956年3月以来部队向边沿一带推进以后，边民出国帮工和购粮也大为减少，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缺乏农具和牲口。所以，1956年以来，边疆地区粮食问题十分紧张。思茅地区1956年5月粮荒开始露头，六、七月份更为严重。各地均发生农民到区政府和驻军部队要粮食的情况。由于粮荒，澜沧东回区磨界寨“坏分子企图煽动群众抢劫区政府”，后因及时发觉而制止。酒井区大卡竜乡群众私自开仓分了粮食10多担。募乃粮库从4月下旬到7月8日，发生偷粮抢粮事件22次。澜沧东河区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为此，思茅地委在半个月间连续两次发出解决粮食问题的紧急指示。
在1958年大跃进以前，由于农村政策挫伤了农了的积极性，加上征了过头粮，云南农村就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云南省纪委1955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说，1952年思茅县龙潭、坝溜两区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206人（其中龙潭105人，坝溜101人）。这个事件一直拖到1955年才作处理。临沧地委在1957年7月22日的报告说，临沧县在1956年3月到9月的6个月时间内，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在三个区26个乡的范围内，因饥饿而致死的有110人。原来属余粮户和自足户，因国家多征购了粮，又没有及时供应而饿死的占死者总数的占49.9％；原属于缺粮户，虽有粮票而无钱购粮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72％；因生理缺陷或劳动力极差而无人关心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8.18％；原是自足户因吃粮计划不周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9％；因基层干部贪污了粮票和救济金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6.36％；吃野菜中毒和因缺粮被家庭虐待而死的占死亡总数的4.54％。因此，群众普遍产生不满情绪。有的说：“共产党领导好，把人饿死了。”“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四区斗角乡饿死人丢在河里。家属说：：“共产党真伟大，饿死人拿去堵河坝。”
临沧地委上述报告说，在这一时期内，因缺粮使偷盗事件普遍发生。据14个乡调查，被发现有偷盗行为的有188人。因偷盗被吊打、斗争、游街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63起。另一方面，外逃、求乞、出卖农具、家具，甚至卖儿卖女的也不少。斗角乡贫农谢廷楷以两元钱出卖了独生子（后又赎回）。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8％，四、五两个区插秧被推迟两个节令。
报告说，出现饿死人的事件主要原因是分配粮食征购任务上存在“偏差”。死人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四、五两个区。第四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975000斤，相当于1954年实绩3672408斤的1.35倍。第五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075000斤，相当于1955年征购实绩2930081斤的1.39倍。征购任务太重，不得不对采取强制手段，层层施加压力。因而出现了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五区平村乡工队干部半夜三更背着枪，点着火把，带着运粮队伍到群众家中搜查，贫农交不出粮的打欠条，富农交不出粮就现场斗争。富农王中富被打断三根肋骨，他的儿子被打成残废。
临沧县1956年饿死人的事件一直拖到1957年才处理。这个情况一直被压在地委以下，没有向中央汇报。
云南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土地改革比内地晚了几年，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还沿用刻木记事、结绳丢豆记数，不会算账，完全不具备办社条件，但是，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不久，政府就不顾生产力水平的状况，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到1957年底，云南省有初级社3015个，高级社18557个，共计21572个，加入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8.9％。到了1958年初，又开始并社、扩社。到公社化前，农业合作社并为18943个。经过9、10两个月的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就在原有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833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为30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2.4％。有的地方上午刚挂上农业合作社的牌子，下午就换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边疆民族地区变换得更快，一些民族自治州1958年初才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土改结束后才创办起来的互助组，很快就被初级社、高级社所取代，紧接着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当时称这种现象为“一年内实现两次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说这是“民主改革、和合作化高潮，双管齐下，一箭三雕，三步并做一步走。”。就连原来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一步登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全省公社的规模一般在3000－5000户，最大的公社有3万多户。在公社化过程中，原来合作社的财产一律转为公社所有。农民私有的牛、猪以及其它大小家畜、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园一律折价入社。说是折价，实际只算原价的50％，而且大部分没有付款，完全是无偿剥夺。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历来把牛当作财富的象征，公社化强行将其牛入社，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
随着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也办了起来。到10月14日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建立了98572个公共食堂，参加人数达1220多万人。大办公共食堂并不是完全自愿的，有的地方强制取消一家一户的伙食，有些地方还没收农户的小农具，甚至将农户的铁锅砸碎，集体、私人的粮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很多地方以管理区（大队）为单位合办公共食堂，有粮食的生产队和没有粮的生产队在一起吃大锅饭，宣布“吃饭不要钱”。在居住分散的地区，社员每吃一顿饭要翻山越岭，少则走四五里路，多则走十多里路。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五风”猖獗，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据云南省委统计，从1958年到1961年，全省无偿调动的劳动力不下5亿个工作日。无偿占用和调用的土地约有245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平调的牛、马、骡、驴大牲畜约60万头，拆除农民住房100万间以上，另外还无偿占用农民住房100万间。与此同时，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盛行。在高寒山区，不让种适合这里气候的荞麦，改为不适合生长的玉米，称为“革荞子的命”。对西南边疆地区，不准在旱田旱地里种适合这里气候的旱谷，改为不适宜当地的杂粮，称为“革旱谷的命”。为了推广三轮三铧犁，强行火烧老式木犁。为了争先进、抢进度，动辄命令群众割掉没有成熟的作物，或者拔掉不合“规格”的幼苗，进行改种或重种。对不执行或没有按基层干部意志办事的扣工分、扣口粮、打骂，甚至动用各种刑罚。
二、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农业集体化和粮统购统销是在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中进行的。说“阶级斗争是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的强大动力”，实际是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推进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
1957年，在全省农村进行了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于1957年8月在云南内地108个县（市）展开。8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斗争了9153人，捕了1342人。这场斗争“生动有效地批判了农村中的右倾思想。”斗争的结果，“一是合作社的劳动出勤率和劳动质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粮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场物价开始稳定；四是基层干部大大出了气”。省委准备在这次斗争中，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10％，逮捕1％（2000人），个别判处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数之内。
也是在1957年，在城市开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1957年6月22日开始，云南开展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运动。1958年4月起，全省又开展了“反右补课”运动。这两次共划出右派分子1073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4.8％，其中，党内右派分子1795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数的3.6％，共青团内右派1616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数的3.72％。在右派分子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58人。在1795名党员右派中知识分子干部1418人，占78．55％，地下党干部1221人，占67．97％。国民党起义将领导龙云、副省长龚自知、省人民委会委员安思溥、杨克诚、谢崇文、宋一痕、秦淑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给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和行政处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国营农场劳动改造，一部分人被判处徒刑。此外，还对上万名被认为有“右派观点”或“站在右派立场”的干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也长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视。
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在全省开展了肃清“地方主义”的运动，严厉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划出了一批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云南省，批判地方主义这不是第一次。1954年就批判过郑伯克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在人事上，主张干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强调地方情况特殊化。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不仅在云南省，在山东省、广东省以及其它很多省都开展过。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
1958年4月16－22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揭批所谓“郑敦、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21日，会议通过了“开除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郑敦是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们的罪状是：“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修改党的全部组织原则，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取消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形势‘漆黑一团’，说当前存在‘十大紧张’、‘十大矛盾’；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地、富、反、坏、右大联合,虽他们的阶级基础”。现在看来，他们和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等领导人不仅在干部任用上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们对1957年以来的形势持不同看法。在各专区和县，也相继揪出一批“郑王反党集团”在当地的代表人物，挖掘他们的“钉子”和“爪子”，株连了一大批干部。1979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平反。但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损失不可挽回。
1958年大跃进高潮以前的一系列阶级斗争，多数是人为制造的。残酷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再也不敢讲真话，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再也不敢批评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而为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扫清了障碍。也形成了对上盲目服从、对下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大跃进中的“五风”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农业、工业齐跃进
1957年冬，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云南省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到1958年1月上旬，全省兴修水利的出工人数达200万人左右（1957年末全省总人口为1896.78万人，其中男女劳动力总共约750万人）。原来没有积肥习惯的一些少数民族，也移风易俗，修厕所，盖猪厩，大搞积肥。1958年群众性的修筑公路也形成了高潮。当年全省兴建公路7000多公里，虽然等级很低，但也算改变了许多地方交通闭塞的情况。这些通过政治动员而发动的群众运动，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将农村劳动力的精锐部分调离农业生产第一线，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使农民处于劳动强度极大的苦役之中。
1957年，云南省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已经受到批判“马鞍形”的影响，在干部中存在急躁冒进的情绪。虽然当时云南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冷静，如粮食产量，原计划“二五”时期末要达到200亿斤，省委确定的原则是，算账可以算200亿斤，争取完成可能是190亿斤，按180亿斤往上报。实际上180亿斤也偏高（1956年粮食产量最高，为120.27亿斤）。接着是全国反右倾保守，使“大干快上”的温度急速上升。
1958年1月1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革命干劲大些，大些，再大些！》的元旦社论，提出“跃进，再跃进”。省报的社论是代表省委的声音，更是代表省委第一书记的声音。
1月13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向云南各地、市委传达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提出的农业大跃进指标：一，原来提的10年实现的水利化计划3年完成；二、这3年要为80亿到100亿方水奋斗；三、3年内基本消灭平坝区和半山区旱田、旱地、荒地；四、改山区坡地为梯地1000万亩。195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上半月各省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计划的实现情况，云南省仅实现计划数的217万亩的12％，在全国倒数第一。中共云南省委受到很大的震动，于1月17日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鼓起干劲，反对保守思想，提高水利计划指标。到1月下旬，各地报省的水利计划从原来的540万亩提高到1025万亩。全省投入水利的劳动力由每天的200万人提高到263万人，占全省劳动力的35％。在工地上的农民，每天都劳动10小时以上，通常都干14－15小时。省委还提出“春节不下工地”的口号，民工只好不回家过年，在工地上连续苦战。
1958年2月4日，《云南日》发表《在生产大跃进进中，要做彻底革命派》的社论，说：“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在新的革命浪潮里，是做彻底革命派呢、还是做改良派、妥协派、现状维持派呢？是做促进派呢，还是做促退派呢？这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这里把对“大跃进的态度提到政治高度。
2月15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坚决地干，大胆地干，彻底地干》的社论。社论说：“大跃进的形势，就像奔腾在铁轨上的火车一样，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农业、地方工业的高速度增产的可能性也像‘赤壁鏖兵’的前夜一样，万事俱备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敢不敢取得胜利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把彻底革命派、促进派与保守派、促退派的分野表现得最显然不过了……要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处在高潮当中，必须经常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这已经具有规律性了。”社论尖锐地批评了一些人对形势的观望、怀疑态度。这个社论，对当时本来已经过热的形势，起了推波澜的作用。
像全国各地一样，云南的大跃进不仅表现在水利建设中，也表现在其它方方面面。在6月的大春栽插期间，发动了以盲目追求过度密植为中心的“大面积高产运动”。不管各地区是否适宜，都要求达到每亩比往年多栽5000－10000丛秧。凡被认为保守的就“插白旗”，被认为是跃进的就“插红旗”。
1958年春，全省开展了积肥运动。在春耕积肥中，许多歙和社大量拆民房，用拆下来的老墙土做肥料。晋宁县拆除了农民住房的20％。每个合作社都取消了一两个小村，合并为大村。上蒜社就拆除了三个村子。不少社员住房拆除后没有地方住。
1958年6月18日至10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根据省委指示，先后四次向地、县两级发出创高产的通知，鼓励人们“敢想敢干，创造大面积的丰产记录和单产的最高记录。”（6月18日通知）“省委强调必须放出一些卫星来稻谷能否放出亩产2万斤的卫星”（7月22日通知）。“据了解，各地的卫星都是用移苗并栽的办法，如果时间来不及，你们搞几亩或十几亩3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8月16日通知）．．．．
省委有要求，下面就行动。1958年9、10月间，云南也掀起了“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的高潮。9月6日，《云南日报》报道亩产稻谷33492斤，此后，各地“卫星”频频“上天”。亩产6万斤水稻，3万斤包谷，30万斤薯类，1000斤棉花，5000斤烤烟等，相继在报纸上出现。这些“卫星”，大大超过了人们常识所能接受的程度，事后证明都是假话。
7月21日到8月4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谢富治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三年改变全省面貌；三年工业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建成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农产品要大大有余，牲畜要大量出口。他提出1958年的任务：粮食产量翻一番，基本达到每人1000斤到1300斤；生产铁70万吨，钢10万吨。
在农业大跃进中，云南省的边远地区，和中原省份一样，也开展了以滚珠轴承为中心的农具改革的群众运动。丽江地委接到省委的指示以后，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首的技术革新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一名副县长专管，区乡也由第一书记挂帅。边看，边学，边做，边改进，工效由原来的4－5个工生产一套滚珠轴承，提高到一个工生产两套滚珠轴承。四华乡一个铁匠带10个徒弟，采用流水作业，平均每人每天生产三、四套滚珠轴承。以县农具厂为骨干建立了一个滚珠轴承厂，29个大乡中每乡都有分厂，遍地开花。大理地委在1958年10月3日的《关于当前工具改革的情况报告》中说，截至9月21日统计，全州已完成铁质、木质的各种滚珠轴承共计329825套，占计划的16.4％，各种秋收秋种农具480597件。占计划数的48％。其中收割机775件，脱粒机12000件……滚珠轴承竟有木质的，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大理这个边远地方，竟然制造出大批收割机、脱粒机。这显然是神话。这些滚珠轴承和农业机械是怎样造出来的呢？这个报告说：“反对单纯依靠铁匠、木匠来改革工具和制造滚珠轴承的作法，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形成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人人当木匠、铁匠，户户造滚珠轴承”。“白云乡原来只靠30多个铁匠、木匠，结果时间拖长，任务完不成，后来把工具改革变成群众运动，仅3天就造出各种畜力车1500多部，同时全乡都实现了转动工具轴承化和运输车子化。”“据大理、台庆、漾濞等县反映，制造滚珠轴承没有材料，群众就自动将自己的锄头、耙、钉耙把、赶面棒、拿出来做滚珠轴承。把棺材板、大门板、吃饭桌等都拿出来制造畜力车。床板、楼板都拿出来做打谷机。漾濞县麦地乡由于大部分利用竹、木制造滚珠轴承，仅3天时间就造出滚珠轴承11260套。”
工业大跃进也出现了奇迹。在省委的号召下，全省的工矿企业数由1957年的3866个猛增为1958年的23110个。半年就增长5倍。有的地区报称平均每1.05分钟就建成了一个厂矿；有一个县的钢厂报称“仅花两块钱就办起来了”；连刀耕火种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报称办起了3600多个厂矿。大办工业使全省约有100万个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仅全民所有制职工就由1957年的64.3万人增加到1958年的154.1万人。
和全国一样，云南大办工业也是以钢铁为中心的。由于云南出铜，所以云南的提法是“大战钢铁铜”。 7月底投入的人力有17.7万人，8月下旬增加到25.7万人，建成小土炉1万多座，小高炉2000多座；10月下旬，集中的人力已达370多万，全省一切工作都以钢铁铜为中心。全省中小学生全被动员起来回收废钢铁，房屋的铁门把和下水道铁盖也被拆下来化成了铁锭交任务。
在“人人炼钢铁，钢铁炼人人”的口号下，全省调动了370多万劳动力参加钢铁铜会战。晋宁县幸福公社动员了1万多人去炼铁，老太婆、娃娃，背着铺盖，像逃荒一样，走了两天才走到工地。工地什么也没有，只好临时砍树搭棚子住。离开钢铁铜工地的社员不给饭吃，对有不同看法的人就辩论、斗争。有5个小伙子和妇女唱山歌，这本是云南的风俗，工地上的干部却说他们调戏妇女把他们捆了起来。炼铁的土高炉需要用人力推拉的大风箱。做风箱需要大量的木板和鸡毛。为了得到鸡毛，干部们把农民的鸡杀了。为了得到木板，征来了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炉子建了很多，但有半数没有开起来。师宗县的火箭、富乐两个公社建炉512个，投产的只有234个，出铁的只有84个。据省委派往富源县核算成本的工作组反映，每吨生铁成本高达2700元到3300元，而每吨生铁才值160元。
工、农业“大跃进”造成了大损失、大跃退。云南省的粮产量从1958年到1960年连年减产，1960年的粮产量低于1957年，只比1953年多一些。1961年和1957年相比，大牲畜减少了14.3％，生猪减少了15.8％。城乡居民消费水平1958年后逐年下降，1958年人均为72元，比1957年下降了4元，1959年为71元，1960年为70元。由于大办钢铁铜和大办公共食堂，大量森林被砍伐，森林复盖率由五十年代初的30％以上，下降到60年代初期的22.6％。由于大面积开荒种粮，放牧草场（山）遭到严重破坏。
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产6.7％，却不敢讲真话，虚报粮食产量，这一年粮食征购数却比1958年增加了8000多万斤。1959年粮食产量又比1958年减产6.8％，而征购数又比1958年多7.3亿斤。农民的口粮交了征购任务，造成了大规模的饥饿和死亡。表10-1中是1962年粮食部的数字，和《当代中国的云南》一书所载略有差别，但趋势是一样的。
表10－2 1957－1961年云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21．60 110．80 102．40 97．23 100．33
贸易 105．74 96．34 89．04 84．55 87．24
征购 20．15 22．22 26．80 19．56 20．04
销售 17．85 24．82 24．20 19．79 16．22
净拥有 103．43 98．94 86．44 84．78 83．42
总人口（万人） 1869．78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人均净拥有（斤） 553.22 516．84 452．13 447．48 441.14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云南》。
表10-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为516.84斤，其中口粮大约有361.79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3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三、陆良事件――“大跃进”中较早暴露的饿死人事件
陆良县属云南省曲靖地区，位于省会昆明市东，距昆明不足200公里。著名的石林风景区当时就属陆良县（现划归昆明市）。“陆良事件”以后，接任县委书记的孔祥柱在1958年11月14日向省委作了一次汇报。孔祥柱汇报时说：
从1958年2月初就发生肿病，开始出现死亡。3月中旬蔓延到36个乡。小春后有了吃的，肿病开始下降。小春收获很快吃完，6月20日肿病大量发生。7月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达17000多人，死亡1700多人。从2月到9月，全县发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肿病死亡5203人，占发病人数的15.6％，占总人口的2.04％
肿病的症状是：发病前疲倦无力，头晕眼花，耳鸣夜盲，四肢发麻；继则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随后下肢浮肿，浮肿部分皮肤发亮，神经反射弱甚至消失，面色苍白；进而肚子发胀，并有腹水，肿胀及于手脸；多数病人开始腹泻。这时病人心跳减少，血压、基础代谢及体温都下降，身体消瘦，体重锐减，妇女月经停止，小孩哭不出声；此时如不及时抢救，数日即死亡。
肿病大量发生，明明是饥饿所致，但地委还是责成卫生部门去了解发病原因。4月上旬，地委卫生局派医生曹钟朴和专区医院院长到了肿病严重的西冲和独木水库工地，曹钟朴认定肿病是过度营养不良造成的，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活的建议。由于曹钟朴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县委否定了他的结论，还批评了专区医院院长。他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曹钟朴的结论。党政干部和医务人员的不同意见，在全省其它地方也有发生，因此对肿病原因长期得不出结论，延缓了救援。当然，即使县里听取了曹钟朴的意见，也没有能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因为粮食掌握在上级手里。直到7月份省里承认疾病和死亡是饥饿所致，才开始采取救援工作。
孔祥柱在汇报中说，距县城3公里的茶花乡最为严重，肿病死亡943人，其它病死亡371人，共死亡1314人占总人口的11.9％。距县城35公里的大挤乡共死亡759人，占总人口的8％，召跨乡死亡551人，占总人口的10％。马街乡死亡965人，占总人口的6.08％。省委检查组1958年11月20日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报告》中说，陆良县茶花乡原有2513户，因病、饿、打而家破人亡和死绝的有63户，现有2437户。原有人口11204人，现有人口9724人。今年1－8月全乡死亡161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4.37％。其中被打死的47人，扣粮饿死的79人，无粮而饿死的43人，被迫自杀的4人，肿病死亡的639人，痢疾死亡的225人，因伤寒、流感、百日咳等疾病死亡的有267人。其它死亡306人。死人当中贫农占61.8％，中农占23.6％，地主占6.64％，其它成份占3.62％。余家村共有58户，死亡71人，其中当场打死或打而致死共10人。
1957年，陆良粮食不足，是农民闹粮最凶的一个县，县委被迫放了一些粮食。事后省委把这次闹粮当成“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的反扑”，认为县委放粮是严重右倾。在1957年的四级干部会上，省委严厉批评了陆良县委，并撤换了县委第一书记张志。1958年初肿病发生时，新任县委第一书记陈盛年接受前任教训，不敢说粮食不够，眼看着农民饿死也不敢要粮，更不敢放粮救人。他还在6月19日的电话会议上紧跟政治形势说，农村有一股叫喊粮食的妖风。
陆良县除去公粮以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子、饲料379斤，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200多斤。而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据医务人员分析，一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500卡，劳动最紧张时需要3000卡到5000卡。过去农民每天劳动六七个小时，大跃进中，增加到12个小时，有时达16个小时。云南省大米每斤含热量只有1700卡。没有油，没有肉，菜也很少。每天不到半斤粮食几乎是全部热量的来源。也就是说，农民每天从食物中得到的热量不到1000卡，而热量支出达3000卡到5000卡。这是造成肿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
发病和死亡人数中，男多于女，老弱多于青壮。一般是男女死亡比例为三比一，老少衰弱者占三分之二。因为男人干重活劳动强度大，容易发病。而青壮年大多参加会战队，集体吃饭，优先得到粮食供应，抵抗力又强，所以发病较少，死亡较少。
省委农村工作部1958年8月22日给省委的《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中说，茶花乡现有2434户，9510人。从1958年1月到8月16日止，发病4081人，占全乡原有人口11104人的36.8％，其中肿病2946人。死亡1594人，占全乡原有人口的14.3％，占现有人口的16.7％。较严重的第四社，共有273户、1089人，死亡272人，死亡率为25％。有的人患肿病后一泻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肿反复两三次死亡，有的肿后皮肤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肿却干瘦而死。社员史正富没有肿，十分瘦，在拣小白菜时倒地即死。30岁的社员王德民因肿病插秧时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员史老秋肿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开始死人时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好埋葬，后来用席子卷了抬出去，再后来没有人抬，用牛车拉，一牛车拉三四具尸体，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丢。县委书记孔祥柱还看到一个塘里有9个死人，一条沟里有几个。省委检查组11月20日的报告说，茶花乡共有土地18817.14亩，1957年产粮526.4796万斤，1958年产粮381.099万斤，比上年减少了145.3799万斤。减产27.61％。1957年人均口粮336斤，还要扣除吃掉的罗卜（10斤萝卜折1斤粮）和已超前吃掉的国家供应指标，到1958年春天，农民能吃的口粮已经很少了。
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曲靖专区从2月到8月20日，累计发病人数为139451人，死亡18843人。究竟死了多少还弄不清。陆良原统计3067人，后改为5167人，加上其它病死亡的人，共死亡12912人。在病情严重时，个别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由于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儿，仅泸西五区就有孤儿150多人。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陆良、泸西对反映粮食问题的干部进行过斗争和处理。
死亡人数仅次于陆良的是泸西县。当时泸西县也属曲靖地区（1985年划归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省监委泸西检查组向省监委报告：1957年，泸西县上报粮食产量10363万斤，以15万人口计算，每人应有粮食600斤以上。每人应分口粮400斤以上。这是一个浮夸的数字。实际上每人只分得口粮245－300斤。（可见浮夸风不是自1958年开始，这是在极权制度下，迎合上级、讨好上级的必然现象。－本书作者注）部分群众1958年2月间就没有粮食吃，3月份开始发生浮肿病，5月份出现肿病死人。6月死人增多，7月死人最多。8月死人数开始降。据各公社上报数字，到1958年12月底，共发生肿病33203人，肿病死人5123人，其它死亡3295人，无病饿死3336人，共计11775人。占全县人口的7.34％。全马公社共死亡4424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中枢公社死亡2177人，占公社总人口的8％。最严重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0％。有的饿得没办法上吊自杀，有的带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在山上饿死，大人在家里饿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人把孩子杀死本人投案。
路南、罗平、富源、师宗等县也发生了严重的肿病和死人情况。省委检查组提供的报告说，罗平全县有22.8万人口，据县委统计，1月到8月27日共发生肿病884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8％，死亡934人。其中圭山乡1月到8月28日统计，肿病2267人，占总人口的22％，死亡443人，占总人口的4.2％。“地委书记会议资料之二”中记载，富源县3月到9月6日，发生肿病8371人，死亡867人。曲靖县1－9月共发病12032人，占总人口的3.36％，死亡1965人，其中劳动力800多人。马龙县3月到9月10日，共发病8608人，死亡1784人。
农民除了饥饿而死以外，还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而迫害致死。干部们怕说自己右倾，宁左勿右，在执行上级任务时强迫命令，打骂农民。陆良县茶花乡有129名干部打过人，占全乡干部总数的62.9％。全乡57个生产队长，只有6个队长没打过人。20个管理区的50名干部全都打过人。全乡挨过打的农民有726人，其中贫农313人，中农264人，地主富农94人，打人时干部打人并不讲“阶级路线”。20管理区生产队长邵安柱所在的生产队，200多名社员中只有5个人没有挨过打。一些坏干部把农民打成残疾或活活打死。扣口粮把人饿死也是常用的手段。茶花乡打人最严重的19名干部（处理陆良事件时这19人被捕）共打过536人。被他们当场打死2人，打伤后致死45人，一二天后死亡的8人，15天后死亡的5人。打残16人，扣口粮而饿死的79人。打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捆绑、吊打、用木头塞咀，等。打人的工具有皮鞭、剌条、棍棒、扁担、锄头、钉耙等。打人事件多发生在五六月份紧张的抗旱插秧期间。
泸西县全马公社647个干部中，打过人的干部占40％以上。管理区干部胡某，指使民兵吊打农民，经他指使吊打而死的就有4人。治保主任朱某吊打49人，打死2人，打残6人，强奸妇女1人，逼奸2人。富源县在春耕生产中，很多干部任意吊打群众，还规定不参加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不给饭吃。这个县的黄泥河乡4个乡干部都吊打过人，社队干部有20多人吊打过人，占社队干部总数的39％。被吊打的农民有98人，其中，致残6人，病中被吊打死亡10人，吊打后死亡11人，逼死2人，关死1人。贫农李小梅饿得偷吃了几个洋芋和红薯，被社主任李某等3人吊起来毒打4小时，成了残废不能劳动，将1岁小孩推入河中淹死。一个小女孩因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掉一个手指。乡党支部书记郭某每次开会都说“不打人的是右倾”。社员饿得不能出工，郭说：“没有吃的也要去做，死也要死在田里。中国有6亿人，死几个没关系。”社员悲哀地说：“人的性命不如一只小鸡。晚死不如早死，死晚了没有人抬了。”曲靖县除松韶、松林两个乡外，其它9个区都有乡干部吊打群众、造成死亡、残废的情况。麦地社党支部书记刘某亲自打过11人，打死3人。有一富农因病拉水走得慢了，刘用棍子毒打，当场打死在水车旁。一青年因到食堂吃饭去早了些，刘说：“你干活不行，吃饭倒很积极。”拉住就打，不久就死了。下坡社党总支委员张某亲自打了100多人，一个农民偷吃了几个洋芋，张用火油将这个农民的手指头烧掉了一个。联合社66个党员打过人的有52个，其余14个没打过人的有10个在水库工地上。社主任周某亲自打了31人，死亡2人。
云南省的问题如此严重，中共云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写报告。7月27日的报告中说：“据了解，现在8个专区（州）50多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11万多人，已死亡2万多人。而又集中在泸西、陆良、马龙、曲靖几个县，发病共8万多人，死亡1万多人。仅泸西就发病1万多人，死亡3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另外，丽江、大理还有痢疾发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数百人。”这个报告还不敢讲出死人的全部真相。
中共云南省委11月18日向中央的《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称，到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38000多人，死亡39712人。以曲靖为最严重，共死19072人。而曲靖地区最为严重的是陆良、沪西、曲靖等县。陆良共死亡12912人，占曲靖地区死亡总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
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他原来还兼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57年9月27日秦绩伟将军接替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谢富治专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对于各地大量发生肿病死人的情况，谢富治感到害怕。就在一年以前，邻省广西饿死的人数比云南这次饿死的人少得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被撤职。现在自己面临的情况很严峻，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主动承认错误，求得中央宽大。1958年11月18日，他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云南发生的情况并作了深刻的检查，并重点汇报了省委所做的善后工作及其效果。随同这个报告，谢富治还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份检讨：
主席并中央：云南省肿病死人问题，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都开始作了一些沉痛的检讨，已另有报告送上。在这一事件中，省委的其他同志是做了工作的。由于我个人缺乏完整的群众观点，存在片面思想，把领导生产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把保护干部积极性与纠正错误倾向对立起来，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在肿病的发展过程中，我虽然听到一些零碎的情况，但长期未作认真的了解和研究，也未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以致措施无力，造成这一不可挽救的损失。因此，省委所负的责任，主要决定于我个人；应得处分，也应由我负责。
这封信中最后一句话，是谢富治专门写了一个条子让省委秘书长梁治加上去的。这个用红铅笔写的条子至今还保存在云南省档案馆里。也许是他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得到了毛泽东的宽恕。11月25日，毛泽东以《一个教训》为题，对云南省委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
这是一篇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谢富治不仅顺利过关，还官运亨通。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以后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谢富治走后，阎红彦接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喜欢重用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向他表示忠心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最听话，最好控制。
事实上，云南省委的检查还是避重就轻。在云南省所留的资料中，情况比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的要严重得多。在1958年11月的地委书记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可能更接近真实。17日的发言者说，大理发病22000多人，死亡3000多人。文山发病8700多人，死亡1675人。红河发病36700人，死亡2975人。弥勒发病25800人，死亡867人。新兴水库工地打死20多人，打残500多人，自杀7人。21日发言的马继孔说；“曲靖松林乡事件死了几万人，没有人敢反映，云南日报记者的报道中只说这里工效高，不说死人。”“松林乡事件还是铁道部队一个连队反映的，死了几万人。”欧根发言说：“肿病大理特重，其次是丽江、德宏。据11月上旬统计，大理发病23380人，死亡3000多人。现在还有1080人在集中治疗。丽江死亡948人，德宏1000多人。”发言中还谈到各地组织“学好队”（实际是劳改队），大量捕人。刘卓甫发言说：“今年已捕反革命分子53000多人，比历年都多。”从这些发言中可以看出，肿病死人不仅限于曲靖一个专区，其它地区也很严重。还有一个死了几万人的松林乡事件，没有向中央提及。松林乡事件只散见于档案的只言片语中，没有看到全面的记述。毛泽东可能不知道更严重的情况，也许知道而故意装糊涂。他手中有了这些更重要的情况而不拿出来，这对谢富治是更有威慑的王牌，可以更好的控制谢富治，使谢不得不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
墓碑（十）
第九章 浙江之折
有一条江横穿浙江省，上游称为新安江，中游称为富春江，下游称为钱塘江。这三条江首尾相连，却弯成一个“之”字，所以称为浙江。浙江省是一个沿海省份，海岸线长，岛屿众多，气候温湿，自然条件好，加上这里的人民勤劳而富有韧性，有很强的奋斗精神，有经商的习惯和头脑。因此，这里是中国的富煦之地。但是，在1958年以后的三年间，这里的农民也饱受饥饿的折磨，经历了历史上一次重大曲折。
一、从农民口中夺粮
浙江省人多地少，人均耕面积不到一亩。新中国成立以前，浙江是个缺粮省，据国民党有关记载的材料，每年要从外省调进2亿到5亿斤粮食。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实行土地改革，粮食比建国前多了一些，但是，不仅没有粮食调入，还承受了沉重的粮食征购任务。1954年到1955年度征购了51.24亿斤粮食，1955年春出现了“人人谈粮食，户户等统销”、“人叫，猪叫，牛叫”的紧张局面。1956年到1957粮食年度，又因征购过多，使得1957年春天，余姚、上虞、慈溪、桐乡、金华、仙居等县发生了闹粮事件，垮掉了一部分合作社。
到了大跃进年代，征过头粮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也与浮夸风有关。1958年，上报粮食产量为320亿斤（实际产量为142.1亿斤），1958－1959粮食年度，开始省里向中央认购58亿斤，后落实征购任务为48亿斤，到1959年4月20日，实际征购57亿零6百万斤（其中本省销售37.6亿斤，纯上调10亿斤）。尽管大幅度超额完成了任务，但中央20日给浙江电报称，“为了支援上海和出口粮食，浙江除完成58年上调粮食10亿斤外，现又增加1.4亿斤”。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向中央表示：“省委研究坚决支持这一措施，同意分别在五、六月份调出。”
粮食部的数字和江华说的数字略有差异，但明确地反映，大跃进以来，浙江粮食连年减产，1961年的产量只有1957年的86％。详见表9-1。
表9－1 1957－1961年浙江省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45.00 157.00 155.00 129．00 125．00
贸易粮 126．09 136．52 134．78 112．17 108．70
征购 42.41 47．69 53.26 32．99 32．97
销售 34.48 42．23 43.81 31．66 26．90
净拥有 118．16 131．06 125．33 110．84 102．63
总人口（万人） 2503．3 2563．5 2598．3 2616．9 2663．2
人均净拥有（斤） 472.02 511.25 482.35 423.55 385．36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浙江》。
表9-1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其中，口粮大约占三分之二。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511.25斤，其中口粮大约为340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粮以后，农民平均有300斤就不错了。再经过一层一层地尅扣，吃到农民嘴里的远远低于300斤了。
1959年春天，全省各地出现了粮荒。据安吉等11个县调查，每天口粮不到12两的（即0.75斤）占用膳人口的50％以上，其中安吉县占80％以上，兰溪、桐庐占70－80％，建德、吴兴、义乌、龙游、占60－70％，诸暨、天台、浦江、桐乡占50－60％。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224个食堂有168个停伙，病人大量增加。天井生产队社员孙本根、受荣生产队社员汪明发，因断粮，病势加剧而死。省粮食厅反映，有些地区粮食紧张，表现在：1，食堂断粮停伙，吃麸皮、糠饼、草子、野菜等；2，摘青吃青情况严重；3，排队抢购副食品。安吉县5月1日到7日，全县193个生产队中，有87个生产队的食堂断粮停伙。农民上山下地掘笋、拔野菜、吃青蚕豆的情况相当普遍。群众因吃代食品过多因而引起脸脚浮肿、泻肚子、中毒等现象。据5月上旬10天的统计，已死亡50多人。上于县东关公社从5月16日开始有6个大队62个食堂断粮停伙。
1959到1960年度，粮食征购任务为58.12亿斤，统销指标为40.12亿斤，扣除本省统销数，纯上调粮食任务为18亿斤。这个任务比上一年度增加了80％，比上一年实际增加了58％。任务一下达，各级干部态度坚决，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从1959年10月1日到12月7日，只用67天时间，全省就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破了历年征购工作一定要跨年度的常规。到1960年2月10日，共征购入库粮食59亿零2百万斤（最后统计实绩为60.2亿斤）。与此相对应的是，省内销售量到1960年2月10日止只有24.82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66亿斤（最后统计数为47亿斤）。为什么能完成得这么好呢？“在粮食登场后大搞群众运动，实行“四快、四边”，这里说的“四快”是指收、打、晒、运四个环节要快，“四边”是指边收，边打，边晒，边运，及时入库。更为重要的是，“用阶级斗争的武器去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批判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揭穿和打击退地主富农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行为……插红旗，立标兵，掀起学、赶、超、帮的群众运动，组织粮食入库高潮，一鼓作气，短期内把粮食起来。”从这一段话不难看出，其所以能完成任务，采取了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了持不同看法的人，还批评、处分了一批干部。为什么销售粮食比上一年度减少呢？“减少的主要办法是对产粮缺粮队实行增产抵消”，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征了过头粮，过去要靠“返销”来解决，现在不“返销”，靠生产队自己增产来解决。
1961年春天，更严重的粮荒又来了。温岭、黄岩、平湖、嘉兴、兰溪、余姚、新登等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这些情况下面再作介绍。
1960－1961年度，严重的饥荒使省里不得不总结前两年“估产偏高，任务过大”的教训。当时算了一笔帐：1955－1957年度上调粮食23.98亿斤，而1958－1960年度上调了33.59亿斤。浙江省粮食征购任务占总产量30％左右比较适当，1958年这个比重为40.9％，1959年达43.2％。23个重点产粮县1957年每亩平均负担为220斤，1958年达260斤，1959年达290斤。结果，“得虚名落实祸”。因此，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50亿斤，统销36亿斤，纯上交14亿斤。但口粮还是很紧张，如果把农村口粮恢复到1955年的水平，全省不仅不能完成中央的上调任务，还要调入11.31亿斤，如果口粮水平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全省要调入1.08亿斤，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1961－1962年度，征购任务为45.8亿斤，统销指标为34.5亿斤，纯调出11.3亿斤。同时动员30万吃供应粮的城镇人口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一年浙江灾害严重，征购任务调整43.7亿斤。扣除本省销售外，这一年上调中央9.6亿斤，计划外支援四川省2100万斤。在这一年中，虽然城乡供应是紧张的，部分农村曾发生逃荒、破产渡荒的现象，但情况经上一年好一些。
这里引用的浙江省粮食部门的数字和表9-1中国家粮食部的数字略有差异。可能是原粮和贸易粮换算的误差，也可能是生产年度的粮食年度的误差。我把两种数字都列在这里，供今后专家研究。
从表9-1中粮食部的征购和销售数字中可以看出，浙江省每年都是征购数大于销售数，即每年向省外净调出粮食，而且净调出粮食数年年增加1961年，浙江省委办公厅对嘉兴、海宁、嘉善等17个重点粮食县进行了调查，写出了17份调查报告。本书作者将17个县的数字综合于表9－2中。从表中可以看出，除温州每年调进粮食、绍兴部分年度调进粮食、衢县、海宁县个别年份少量调进粮食以外，其余各县在这些年间都是大量调出粮食，而且调出粮食不断增加。因此，这些鱼米之乡不仅“低标准，瓜菜代”，还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民外出逃荒，浮肿病、青紫病等营养不良性疾病大量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也有出现。温岭县1959年是个平常年景，但在“入库高速度，队队满堂红”的口号下，征购入库强调“先下手为强”，征购数占总产量的47.4％，把农民推入了饥饿的困境。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外流人口2800多人，浮肿病人达8698人。其它县也有类似温岭的情况。
表9－2 浙江省主要产粮县调出粮食数 单位：万斤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嘉兴 13593 19574 15055 16943 14135 19764
海宁 －206 3686 3855 5487 6794 6370
嘉善 6477 11823 9107 14145 11131 6976
宁波 5662 10310 9387 7334 13033 7132
余姚 10910 10298 9214 9854 7284 5546
上虞 6373 3795 2514 4606 3866 3231
绍兴 －489 742 －1076 －604 －2748 2709
诸暨 7678 13818 9832 8815 11754 11329
奉化 5219 2318 4947 6848 6575 4749
衢县 2422 1140 －415 1577 －183 4154
兰溪 180 697 2103 1850 3130 2325
温州 －8071 －9125 －11611 －8744 －7894 －6791
瑞安 4476 1611 4163 7246 6738 6658
温岭 8554 7407 6047 13206 13820 9035
黄岩 1771 6907 6800 8079 8120 6729
临海 7319 2558 6102 6143 6538 5028
金华 2435 2459 3056 3812 2869 3212
资料来源：《重点粮产县粮食情况调查》（之一到之十七）
一般说来，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大面积的、持久的饥荒。浙江省是一个有商业传统的地方。在刚刚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这里还有着活跃的农村集市。当时，浙江省农村市场集中于大、中、小三种集镇。大集镇（包括县城），人口1万左右或1万以上，这里大都有国营商业，私人工商业在三百家以上，这是农村的经济中心，这样的集镇全省有70多个。如杭县的临平、塘溪，萧山的临浦，余姚的周行。中集镇私人工商业有一二百户，如杭县的乔司、三墩、瓶窑，余姚的天元。小集镇有数十户私营商业户，分布在广大农村。那时合作社（供销社的前身）兴办不久，在大集镇还不能与私营商业竞争。1953年，大集镇上合作社所占的比重很低（临平占33.2％，临浦占24.48％，路桥占20.54％），中集镇占50％左右，小集镇占70％左右。农村商业集市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私人商业所占有。在大集镇，私人商业的资金数倍于合作社。详见表9-3。
表9-3 1954年初浙江私营商业和合作社的资金状况 单位：亿元
大集镇 中集镇 小集镇
临平 临浦 路桥 天元 桥司 戴村 亭趾
私商 46．8 28．1 25．2 5．4 6．6 2．2 1．9
合作社 14．4 4．4 2．8 4．5 5．0 2．6
资资资料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农村市场基本情况调查》，1954年3月18日。
这份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调查报告，实际上是省合作社组织撰写的。他们搞这个调的目的是为了和私商进行斗争，为了用公有商业取代私有商业。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私商大幅度减少。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私商基本消灭，再经过1958年大跃进，不仅没有私商，连商品经济也没有了。本来十分活跃的浙江农村经济也变成了一潭死水。农民完全被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再没有其它生路。
二、江华紧跟毛泽东
“共产风”不是群众中自发地刮起来的，而是来自上面。像全国其它各地一样，1958年中共浙江省委也吹响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对毛泽东的思想是跟得非常紧、非常快的。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反对这个估计，但事隔不到一年，在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不经讨论，就一人断然推翻了这个估计，独自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57年12月9日，江华代表浙江省委，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12月17日看到了这个报告，于凌晨2时给秘书叶子龙写了一封信：
请于今日上午8、9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7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1时以前看完。其它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事后，他又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报告，还加了很长的编者按。编者按强调“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江华的报告为什么引起毛泽如此高度重视呢？主要是这一段话：“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毛泽东独自一人推翻中共“八大”决议以后，第一个响应、并较系统阐述的封疆大吏就是江华。
在向共产主义进军中，浙江也不落后，这一伟大的进军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与收缩的较量中开始的。1955年，浙江省农业集体化过急过快，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引发了农民的抵抗，“仙居事件”影响最大。1955年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合作化发展太快了，对浙江省的合作社采取了“坚决收缩”的方针，从53000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个。毛泽东对此十分震怒，说这是“胜利吓昏了头脑”、“犯出右的错误”。据说浙江省委当时就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作法。毛泽东表扬“中央认为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省委对于今春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所做的批评是正确的”。195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发文向浙江作检讨，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
这说明，在合作化一场较量中，浙江省委的立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这无疑会加强浙江省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信心和决心。
浙江省委不仅在1958年大讲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在“大跃进”失败后的1960年，在农民处于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浙江省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还吹得很响。
1960年3月3日下午，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以《高速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灵魂》为题，向全省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作报告。他以俯瞰全球、高屋建瓴的口气，向听众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个世界、两个体系存在。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客观事实，连瞎子也会看到。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一切都要贯穿着共产主义思想，用共产主义思想来建设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因此，要不断地进行改造，用不断革命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一种是停止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巩固一个时期是可以的，长期巩固或永久巩固是不行的，那是违背马列主义辨证法的。社会主义建成了，还要不断前进。第二种是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不满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前进，把共产主义建成为止。第三种是把社会主义开倒车。在这三种思想中，我赞成第二种，要不断地向共产主义前进。
1953年，毛泽东在北京批评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过渡。1960年，江华在杭州批评了“巩固社会主义”新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这大概是对毛泽东的“紧跟”和“活学活用”吧。就在江华高呼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前后，各地饥饿的报告频频送向浙江省委。
1960年3月21日，在大华新大厅，江华在向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中说：
人民公社一定要过渡，不过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国家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这两种经济基础长期并存下去是不可想像的。斯大林说过，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有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存。必须把这两种所有制向单一所有制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怎么过渡？江华说：“第一步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第二步由基本公社所有制变成公社全民所有制，第三步由公社全民所有制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像工厂一样。”鉴于“共产风”带来的灾难，江华要求县委书记们不能急于过渡，为此，他要求大家努力创造过渡条件，并且开出了过渡的时间表：“第一步过渡需要三、五年左右时间，第二步要八到十年。”江华在这次讲话中再三强调，要搞好向共产主义过渡，面临着“谁战胜谁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我们的目标，不战胜资本主义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提出在这场斗争中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下中农包括新的、老的），团结经过改造的富裕中农。现在地主、富农在大多数地方搞臭了，现在就是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包括老的新的），他们中的一部分对我们有抵触情绪。我们要团结中农里面大多数经过改造的部分……孤立那些不愿意改造的少数中农，特别是上中农”。他要求县委书记：“你们回去查一查，每个生产队，是不是贫农占优势？是贫雇农当家还是富裕中农当家？”他还要求县委书记们要敢于改造自然，他举例说：“四川有一种茅草和麦子交配，一个麦穗长1500粒。牛和猪交配，生下猪来就是几十斤。”
省委领导人旗帜鲜明的讲话，党报党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宣传，使浙江省的“共产风”连年不断。自1958年以来，浙江省较大的“共产风”刮了三次。第一次是公社化初期到到中共中央郑州会议以前。当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热衷于全民所有制和按需分配，出现了大量的“一平二调”。郑州会议以后，根据中央精神，批判了“共产风”纠正“一平二调”。但长期灌输造成的共产主义情结很深，1959年下半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又刮起了第二次“共产风”，以办水利工程、大办畜牧场、大办社队工业的名义，再次大搞“一平二调”。1960年，为了“加快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这种行为可以从上面引用的江华讲话中找到理论根据），大力发展公社经济，提高公社的经济实力，又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粮食、现金和物资。据1961年3月统计，公社化以来，全省一平二调的总金额共达20184.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被无偿“调去”36元多。平调的有土地、劳动力、耕牛、房屋、家具、炊具、现金等。当时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平均不过几十元，36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调去”的不仅是当年农民的收入，还把农民过去的家底也调走了。这里说的“调”实际就是掠夺。这种掠夺，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破坏了生产力。
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吃饭不要钱”。浙江省“吃饭不要钱”是靠“大辩论”推动的。建德县大洋公社卫星生产队地处山区，只有154户、695人。1958年，“由于粮食大丰收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以后，广大群众思想觉悟大提高，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纷纷要求实行吃饭不要钱。但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存在着右倾保守情绪，他们对粮食估产过低，认为吃饭不要钱没有条件。”生产队党支部根据公社党委指示，及时引导群众开展辩论。“在辩论中极大部分社员拥护吃饭不要钱，但也遇到少数社员（主要是富裕农民）的反对。通过辩论，驳倒了富裕农民反对吃饭不要钱的种种论调，不仅在两天内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一致拥护吃饭不要钱。经过公社党委的批准，立即宣布吃饭不要钱。”
共产主义强调有计划的生产，而“周密的计划”必须指挥权高度集中。生产上的瞎指挥是生产指挥权高度集中的必然产物。像全国各地一样，自1958年以来，生产上的瞎指挥在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浙江省农村干部打骂农民，扣饭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些地方农民和处境十分悲惨。平湖县新埭公社黎明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自称“小皇帝”，他和生产队长、副支书三人随意吊打、捆绑农民、不给饭吃、任意扣罚、抄家。据不完全统计，仅1959年被他们处以打、吊、跪、关、冻、扣、罚、改造、没收、抄家，不给饭吃的有91起，有的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1959年夏季社员没有口粮，他们却向上级谎报有粮食，还挨户搜查，把能吃的东西全部没收。因而饿死30多人。
温州地区永强公社1959年11月3日至10日，在群众大会上重点批判了63人。其中，被戴高帽游街的2 人，罚跪的14人，被捆打的9人，被吊的12人。该社永新大队总支书记韩某，将买卖500斤蕃薯的一个妇女戴上四顶高帽，帽上写着“套购蕃薯500斤在轮船码头上挂了牌，叫她自己敲锣，叫她女儿在一旁喊：“我母亲套购蕃薯500斤，大家不要学她样。”金化地区兰溪县游埠公社万善大队确定了24个批判对象，其中7个是富裕中农，其余是贫下中农。遂昌县西屏公社水南大队，1959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共开了11次斗争会，被斗争的20人当中，罚跪的16人，被打的4人，受伤的3人。这个大队10月13日在清路召开了四个生产队的斗争大会，将12个斗争对象排列跪在两条长凳上，举起双手，从开始一直跪到结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遥枪托打手臂，从凳上跌下来民兵就用枪托打屁股。南山生产队毛岩林（中农），因年纪大，从凳上跌下四五次，被打后罚跪7个小时，身受重伤。这个大队干部卢某、蔡某指使生产队干部对13小队的24户社员逐户搜查，翻箱倒柜，共搜走粮食1800多斤。
浙江省的反右倾斗争也是很积极的，曾经揪出了“沙、杨、彭”反党集团。沙即沙文汉，杨即杨思一，彭即彭瑞林，都是省里的负责干部。
三、鱼米之乡的饿殍
“共产风”破坏了生产力，高征购拿走了农民的粮食。上级农民留下的口粮已经不多了，到了公社，还要层层尅扣。安吉县南湖公社，在安排口粮时，公社从11个生产队的供应数中扣留了35459斤，到余庄生产队，又扣了4800斤。
从1959年春天开始，全省各地的饥荒报告频频送到省委。1959年5月25日，中共浙江省委转发了两个材料：
《安吉等县口粮情况的调查》称：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224个食堂，已有168个停伙，占75％。全社生病的1042人，已死亡35人。建德县农村食堂吃饭人数263000多人，据5月10日统计，每人每天用粮食12两（16进位，12两即0．75斤）以下的占55％；8两（即0．5斤）以下的占11％。大同公社上马大队5月9日到11日，断粮3天。龙游县在农村食堂吃饭的共有20万零6千人。平均每人每天用粮12两以下的占70．7％，8两以下的占2．8％；海宁县澉浦公社从春耕生产开始平均每人每天只能吃到4两稀饭，许多食堂停伙，有的食堂已经散伙。
《有些地区粮食很紧张》说，省粮食厅反映：长兴县虹溪公社28个生产队有27个因断粮停伙，社员以麸皮、草籽、野菜充饥。平湖县100多个食堂每天只有大米6两（即0．375斤），91个食堂无法开饭。余姚县的横河、郎下、低塘、四明、环城五个公社口粮很紧，全县吃青3300亩。部分社员上山挖葛藤根吃。安吉县5月1日到7日全县193个生产队中，有87个生产队食堂断粮停伙。据5月上旬10天的统计，全县已死亡50多人。据南湖、安城、递铺三个公社的统计，患病者有3047人，占总人数的4．2％。嘉兴县部分生产队断粮，陶庄公社南王、火星生产队断粮。上虞县东关公社5月16日开始有6个大队62个食堂断粮。历海公社5月17日有26个生产队断粮。
在浙江省档案馆存有各地向省委的求救报告：
1959年5月25日，金华专员公署报告，据兰溪、浦江、义乌、金华、桐庐五个县统计，发生大量浮肿病人，仅兰溪县4月分就发生41135人。
1959年6月7日，嘉兴专区安吉县南湖浮肿病报告，5月10日最高发病人数为1126人，占总人口的4.86％。病情为脚部麻木，全身疲乏无力，以后发展到足背浮肿，二、三天后逐渐肿至膝部，严重的肿至大腿及腹部，甚至产生腹水。
1959年7月26日，金华专署卫生科报告，建德县浮肿病人大量发生。
1959年8月4日，景县卫生科报告，据对四个重点村调查了338人，其中有176人有浮肿病，有病者占调查人总数的52.07％。
1959年8月9日24时，瑞安县人民委员会电报称：我县南田、学口、大学、珊溪、黄坦王壶等公社，浮肿病大量发生。仅据南田、学口、大学、珊溪四个公社不完全统计，已有4800例。
1959年8月18日，温州专区《卫生工作简报》称，近来，瑞安、景宁、平阳等县发生大量浮肿病，其中瑞安县8月24日统计，就有10985人。
1960年3月30日，黄岩县报告，全县有浮肿病人2263人，死亡4人。主要发生在新桥、三甲、全清天个公社13个生产队。
1960年5月20日，吴兴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浮肿病的通报》称，从4月上旬以来，我县开始发现浮肿病人，据6个公社上报数统计，共有1072名病人。
1960年6月4日嘉兴县卫生局《浮肿病防治工作总结》中说，据1－5月份统计，浮肿病发生人数为11873人。
除浮肿病以外，浙江省农村还发生了大量的“肠原性青紫病”。病人口唇等粘膜及四肢末端有青紫状，卫生单位认为，这是由于大量以青菜代食，引起亚硝酸盐中毒，使正常的血红蛋白变成了高铁血红蛋白。1958年到1959年均有发生，1960年突然升高。1960年3月1日以来，全省27个县市的188个人民公社的不完全统计，发病人数有11762人，死亡365人。其中金华地区最为严重，发病的有11个县79个公社，病人6809人，死亡233人。这个专区的兰溪县8个公社中就有7个公社发病3869人，死亡131人。发病和死亡的多是15岁以下儿童。另据兰溪县游埠公社调查，全社76个生产队有68个生产队发现病人，从3月2日到24日，18天当中，共发现1120例（不包括再发病人），死亡多人。
没有粮食，各级政府号召农民吃代食品。组织农民上山、下海，大搞代食品。安吉县青山公社大里生产队1960年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又多卖了3万多斤粮食。就“书记动手，干部带头，老农为师，大搞群众运动，十天挖掘代食品原料92000多斤”。葛藤、郎鸡根、野荢麻根、金刚剌都成了很好的食品。1961年12月，江山县搞了番薯藤叶、橡子等代食品二万二千五百多担。
1960年5月10日，林乎加在黄岩召开的“全省改造落后队现场会”上讲到，落后队有几个特征，这就是；病、饿、流、荒、坏、官。病：根据系统29个县的极不完全统计，从3月1日到4月底，生浮肿病的有72600多人，死亡270多人。流：是指人口外流逃荒。荒：是指土地荒芜。坏：是指坏干部当道。官：是指官僚主义。所谓落后队，并不是个别的，据路桥镇调查，占生产大队总数35.5％。林乎加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反动势力复辟”，归罪于“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统治势力还没有摧毁”。他的这一看法和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看法相似。不过，林乎加这种法比毛泽东早了半年多。
虽然有饥荒，但浙江省还算比较轻的省份，饿死有的不算太多。浙江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我们还是用浙江省的人口统计资料作些研究。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中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1959-1961年的三年中，历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3.85万、6.68万和1.37万，合计为11.9万。另外，根据同书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进行研究，可知三年中的少生人口约为113.14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的数据，用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的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结果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0.77万人，少出生105.17万人。大饥荒对浙江人口的影响为二者之和，即116万人。
四、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
浙江省衢县石梁公社炉头生产大队原来是万田乡的一个自然村，距离县城只有几公里，人均耕地1.4亩，高于平均水平。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耕作方便，是一个富煦丰足之地。1953年这里有两个互助组，1954年，两个互助组发展为两个初级农业社。1955年，这两个初级社在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之后，平均每人口粮650斤，每个劳动日分红1.2元以上（不包括土地分红和家庭副业收入）。
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地方，从1956年以后，很快进入贫困，进入饥荒，而且出现了饿死人的悲剧。
问题是从1956年成立高级社开始的。当时，这两个初级社和万田乡的其它12个初级社合并为1116户的高级社（一乡一社），称为胜利高级社。开始，炉头的农民认为自己的收水平较高，与其它初级社合并要吃亏，不愿意合并。但上级领导认为“合作社愈大愈优越”，逼炉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们在炉头河滩上筑了一道防洪坝，故意在炉头方向留了一个缺口，威胁炉头：“不参加大社，管叫炉头村变成炉头滩！”炉头被迫参加大社以后，就来了一个土地大调整，上百亩好的水田被调出。在年终分配时搞“穷富拉平”，炉头农民的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不少。农民说：“泥鳅黄鳝一样长，多产不多吃，多做不多分，还有什么劲头搞生产！”
面对社员生产积极因素不断下降情况，高级社的领导人不分析原因，不纠正平均主义的错误，却期望用高压的手段来提高生产积极性。1957年整风之后，他们制定了《胜利高级社劳动纪律》，规定多大年龄的人必须做多少工分，只能超过，不能短少。要服从领导，听众指挥，农活不合干部标准的一律返工。不经组长或队长批准，不得外出。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分配的要罚款或扣除口粮。从此，干部不仅掌握了社员的劳动权，还控制了社员的吃饭权。
1958年8月，县委又在这里重点试办“共产主义公社”，又把周围的5个高级社合并了进来，组成了一个1639户，长12里、宽7里的大核算单位。10月，又成立了更大的石梁人民公社，原来的“共产主义公社”成了石梁公社的万田生产大队。这一年自留地归公了，社员家庭饲养的猪、蜜蜂等都归公了，做饭的锅收去大炼钢铁了，灶拆去做了肥料。劳动力大调动，土地大调动，农具大调动，房屋大调动，社员说，这一年是真正的“共产年”。主要劳动力都调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当时还大搞“吃饭不要钱”，其它生产队来吃，小学生来吃，中学生来吃，过路人来吃，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整整吃了五个月。
1959年上半年，传达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听说自留地可以退回了，可以私人养猪了，社员很高兴，有的真的养了猪。可是到了12月，管理区（在公社和大队间的一个管理层次）大搞千头养猪场，把社员新养的50多头猪全收走了。群众说：“共产党是上半年骗，下半年变”。
为了达到公社下达的出勤率指标，大队干部把社员都赶下田，让食堂把粥桶抬到田头，不管男女老幼，都到田头吃饭。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头才能吃到饭。在田间的人必须通宵达旦地干，下雨也不能回家。干部守在路上，见谁回家就打，连喂奶的妇女也不准回家，孩子在家里哭，妈妈在田头哭。对于不听话的社员轻则骂、扣饭，重则吊打，每次开会，迟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罚跪。管理区私设的监狱，先后关押了200多人。
1960年，管理区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为气温低，不是谷种烂了就是秧苗烂了，烂了补，补了烂，一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还是荒了100多亩田。仅这一项炉头就损失稻谷两万多斤。原来炉头的100多亩番薯是种在村西的桥头山上，那里的土质适宜番薯生长，管理区为了成片种植，硬让炉头把番薯种在东面的白塔山上，结果没有收成，损失了三万多斤番薯。管理区要求密植，还规定株距为5×2，社员觉得太密，就改成6×2，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发现社员没听他的话，就一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员的头发，狠狠地将他按在水田里，命令大家把秧拔起来重插。如果上级干部来检查工作，不但要集中欢迎，还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干净。1960年双季稻收割时，公社书记来检查，管理区就从炉头抽180个劳动力去蒋家滩二里长的大路上拔草，误了收割，损失粮食15000多斤。
共产风，瞎指挥，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但是，大队上报的产量数却是连年上升。1959年，炉头大队产量实有34万斤，比“三包”产量53万斤少了40％，大队上报的“核实产量”却是72万斤。年终分配时，为了掩盖谎言，让会计专门做了一个“超产粮”分配方案，把虚报的数字分配到每户的帐上，作为社员口粮。1959年，全大队需要口粮265800斤，种子33700斤，只能卖粮51300斤，由于浮夸，一下子卖出了127675斤，还上交储备粮5700多斤，支援其它大队数千斤。到了1960年2月开始，连续三个月断粮。7月夏收后，公社命令大搞春收入库，大队集中全部劳动力，连夜收割，脱粒，连夜挑送粮库，社员得不到粮食，以致秋收后又断粮20多天。在断粮期间，只有下田的劳动力每天4两米（相当于0.25斤），其余的人粒米不给。只能以树皮、野草、树叶充饥。因此，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不少人活活饿死。贫农邵根福的妻子临死时还挣扎着用筷子刮着空碗，说：“给我吃点饭呀！”贫农邵双土27岁的妻子因为把萝卜省给男人和孩子吃，自己生浮肿病死了。贫农邵石侬饿死了，他的妻子得了浮肿病，一个4岁的孩子得了干瘦病，双脚瘫痪了。邵石侬饿死时，有人告诉大队长周某，周却说：“人多了要吃饭，多死几个就好了。”贫农邵渭才，原来是初级社社长，夫妻二人1958年和1960年先后死亡，只留下4个孤儿。
经过几年的折腾，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全大队产量361363斤，1960年只有298317斤。社员的平均口粮由1955年的650斤，降到1960年的数57斤。
五、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2001年10月底，中国改革研究会在台州召开年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这里的工厂和商场。在飞跃缝纫机厂，参观者啧啧称赞这里的设备和管理，我用手摸一摸车间的油漆地面，手面一尘不染。我做了20多年的工业记者，到过的工厂少说也有上千家，像这样先进的工厂是很少见的。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继宝创建的飞跃集团的一部分。2000年飞跃集团销售额达15.13亿元，飞跃牌缝纫机60％外销，出口到国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16个国家设有17个销售公司。我们还参观了星星电器集团，这家公司2000年销售额达13.1亿元。在路桥小商品市场，市场的规模和商品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参观完了以后，我们在路桥大街边等车，看到宽阔的街道和繁华的商业，大家对这里的富裕和发达赞叹不已。
谁也不会想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曾是饿殍遍地。可见制度稍有松动，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有所放松，同一个地方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路桥镇公社共辖31个大队。据1961年省委工作组调查其中，洪洋、张李、方林、杨家、应家、李家、上马、古岙等11个大队是落后队，占大队总数的35.5％。有章杨、永跃、龙头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个大队是先进队，占大队总数的29％。剩下11个是一般队，占大队总数的35.5％。这11个队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风、洋洪、洋叶、洋张、竞争、肖谢、肖王、洋官。
落后队的特点是，生产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员生活十分困难，饿、病、逃、死、荒的情况非常严重。一般队的生产下降幅度比前一种小一些，社员生活没有前一种困难，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况。如戴家大队，1960年和1958年比较，粮食产量下降15.3％，总收入下降了8.5％，发生了22人非正常死亡。有30多名社员被大队长吊打过，22名社员被扣过饭。先进生产队粮食产量下降10％以下。其中全镇最好的尖子大队是章杨大队，虽然也吃不饱，但用粮有计划，瓜菜多，全队只有6个浮肿病人和8个妇女闭经。没有发现非正常死亡。先进队不是没有问题。章杨大队自1959年以来，集体的粮食和钱款大量被盗，一直没有查出，群众认为大队干部、食堂主任、会计、粮管人员嫌疑最大。
落后队社员的生活十分悲惨。如方林大队，1960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14.9元，口粮只有255斤。倒挂户（即劳动了一年还欠集体的钱）占总户数的96％，平均每户倒挂76元。两年来，全大队只出生了12个小孩，死亡人数却有60多人。仅1960年就死了46人，其中31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肿病死亡17人，干瘦病死亡14人）。社员变卖财产相当普遍。卖得少量的钱到路桥镇上买菜维持全家生命。两年来，社员卖掉20间房屋全部拆了，有9间房屋拆了一半，有96间房屋拆了一部分，还出卖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家具。
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生产队的饥荒严重程度不一样呢？调查者将路桥镇最好的队章杨大队，和落后队利丰大队进行了比较。这两个大队相隔一里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区，自然条件和原来的基础差不多。为什么在饥荒程度上出现了差别呢？
“共产风”刮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1958年刮了一阵“共产风”，1959年在传达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对“一平二调”拿走的东西还进行了部分退赔，以后再没刮“共产风”。利丰大队从1958年开始，“共产风”一直刮到1960年，刮走了大量的物资和劳动力，社员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两个大队在1958年都实行了“供给制”（实际只在粮食方面），但1959年以后，章杨大队，减少了供给制的比例，而利丰大队供给制的比重一直比较大，自从办公社以后就取消了评工记分制度。
生产小队的稳定程度不一样。自1958年以来，章杨大队对其所属的生产队没有进行调整，生产队的人员、组织和生产资料比较稳定。而利丰大队对其生产小队两年变动六次。每次变动，都把土地、耕牛、农具、劳动力打乱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农具损失很大。
生产上瞎指挥的严重程度不同。路桥公社对这两个大队都有瞎指挥。但章杨大队的社员采取了一些变相抵制的手段。大队干部对于社员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利丰大队的干部执行公社指挥很坚决，社员无法抵制，因而损失很大。
浮夸风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上报生产进度、劳动力出勤率、施肥数量、估计产量方面也搞浮夸，但在上报分配粮食产量、接受粮食征购任务时，尽可能讨价还价，浮夸的比重要小一些。而利丰大队浮夸严重。1957年粮食减产8％，却上报增产10％，1958年亩产810斤，上报1440斤，1959年亩产650斤，上报1019斤。1959年粮食减产7万多斤，征购任务却增加了16万多斤。
这两个大队的干部都有多吃多占和贪污行为。
由于以上种种不同，这两个在队的社员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杨大队虽然也有饥饿，但只有少数的患浮肿等营养不良的疾病，没有饿死人。利丰大队的社员就很悲惨。
1960年和1956年相比，利丰大队粮食亩产量下降下32％，总产量下降了31％。社员每户收入下降了68％，社员口粮标准下降了31％。据1960年4月调查，有189人患病，占总人口的26％，其中患浮肿病的50人，干瘦病的28人，青壮年妇女闭经的32人，子宫下垂的36人，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的13人。两年内死亡88人，占总人口的12.5％，其中非正常死亡的75人。两年内出生的只有24人。由于无法生活，有夫之妇带着孩子改嫁的12户（不办离婚手续），把子女送人的8户，结婚的只有一户（大队保管员，有贪污行为）。
1958年以后的两年内，被干部吊打的社员有28人，被拧耳朵的有175人，罚工分、扣饭票的有192户。1960年1月，社员陈开林看到干部大吃大喝，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王某带几个人半夜敲开陈开林的门，把陈拉出去，让他脱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跃进灰”（用稻草烧泥块作灰肥），陈不去。就拉到大队办公室，说要送管理区，陈开林的妻子坚持要夫妻子女一同去，干部没有办法，骂了一顿才罢休。1960年7月，13岁的男孩林应彩钓了两斤黄鳝，大队长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应彩到黄岩城里讨饭，被王碰见，说是“给利丰大队丢面子”，当场打了两个耳光，并把林带回来，用伞柄打了一路。带回后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绑在椅子上两个小时。1960年10月，社员陈小友偷吃了几块番薯，全家被扣了17天口粮，陈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外出讨饭，下落不明。
这个大队从1949年到1958年，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公社化以后，特别是1959年和1960年两年，由于粮食减产、收入减少、征购任务增加，农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普遍出现吃草、吃糠、饿、病、逃，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员说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卖家具多、送儿送女多、妇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讨饭的多、偷窃多。从社员蔡庙寿的变化可见一般。蔡家公社化以前12口人，三个劳动力，家里生活比较殷实，大小家具齐全。1959年春，口粮不足，为了买番薯丝吃，出卖家具五件共得13元：席床二件，4元；织布机一部，4元；铜火炉一个，3元；铜盆一个，2元。1959年9月11日，大儿子蔡小玉因浮肿病死亡，留下老婆和两个小孩（一个8岁，一个4岁）。二儿子蔡小头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到了1960年春，全家11口人，没有吃的，为了到路桥买一角二分钱一斤的菜叶，一角五分钱一斤的番薯藤，再卖家具：共卖出26件，得117.6元。到此家具基本全部卖光。1960年3月，大媳妇带两个小孩改嫁，全家12口人只剩下8人。
从1959年到1961年，为了买吃的，利丰大队有190户（占总户数的87％）变卖了家具、农具、衣服，有51户（占总户数的23％）拆房子卖砖、木料。
有一条江横穿浙江省，上游称为新安江，中游称为富春江，下游称为钱塘江。这三条江首尾相连，却弯成一个“之”字，所以称为浙江。浙江省是一个沿海省份，海岸线长，岛屿众多，气候温湿，自然条件好，加上这里的人民勤劳而富有韧性，有很强的奋斗精神，有经商的习惯和头脑。因此，这里是中国的富煦之地。但是，在1958年以后的三年间，这里的农民也饱受饥饿的折磨，经历了历史上一次重大曲折。
一、从农民口中夺粮
浙江省人多地少，人均耕面积不到一亩。新中国成立以前，浙江是个缺粮省，据国民党有关记载的材料，每年要从外省调进2亿到5亿斤粮食。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实行土地改革，粮食比建国前多了一些，但是，不仅没有粮食调入，还承受了沉重的粮食征购任务。1954年到1955年度征购了51.24亿斤粮食，1955年春出现了“人人谈粮食，户户等统销”、“人叫，猪叫，牛叫”的紧张局面。1956年到1957粮食年度，又因征购过多，使得1957年春天，余姚、上虞、慈溪、桐乡、金华、仙居等县发生了闹粮事件，垮掉了一部分合作社。
到了大跃进年代，征过头粮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也与浮夸风有关。1958年，上报粮食产量为320亿斤（实际产量为142.1亿斤），1958－1959粮食年度，开始省里向中央认购58亿斤，后落实征购任务为48亿斤，到1959年4月20日，实际征购57亿零6百万斤（其中本省销售37.6亿斤，纯上调10亿斤）。尽管大幅度超额完成了任务，但中央20日给浙江电报称，“为了支援上海和出口粮食，浙江除完成58年上调粮食10亿斤外，现又增加1.4亿斤”。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向中央表示：“省委研究坚决支持这一措施，同意分别在五、六月份调出。”
粮食部的数字和江华说的数字略有差异，但明确地反映，大跃进以来，浙江粮食连年减产，1961年的产量只有1957年的86％。详见表9-1。
表9－1 1957－1961年浙江省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45.00 157.00 155.00 129．00 125．00
贸易粮 126．09 136．52 134．78 112．17 108．70
征购 42.41 47．69 53.26 32．99 32．97
销售 34.48 42．23 43.81 31．66 26．90
净拥有 118．16 131．06 125．33 110．84 102．63
总人口（万人） 2503．3 2563．5 2598．3 2616．9 2663．2
人均净拥有（斤） 472.02 511.25 482.35 423.55 385．36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浙江》。
表9-1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其中，口粮大约占三分之二。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511.25斤，其中口粮大约为340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粮以后，农民平均有300斤就不错了。再经过一层一层地尅扣，吃到农民嘴里的远远低于300斤了。
1959年春天，全省各地出现了粮荒。据安吉等11个县调查，每天口粮不到12两的（即0.75斤）占用膳人口的50％以上，其中安吉县占80％以上，兰溪、桐庐占70－80％，建德、吴兴、义乌、龙游、占60－70％，诸暨、天台、浦江、桐乡占50－60％。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224个食堂有168个停伙，病人大量增加。天井生产队社员孙本根、受荣生产队社员汪明发，因断粮，病势加剧而死。省粮食厅反映，有些地区粮食紧张，表现在：1，食堂断粮停伙，吃麸皮、糠饼、草子、野菜等；2，摘青吃青情况严重；3，排队抢购副食品。安吉县5月1日到7日，全县193个生产队中，有87个生产队的食堂断粮停伙。农民上山下地掘笋、拔野菜、吃青蚕豆的情况相当普遍。群众因吃代食品过多因而引起脸脚浮肿、泻肚子、中毒等现象。据5月上旬10天的统计，已死亡50多人。上于县东关公社从5月16日开始有6个大队62个食堂断粮停伙。
1959到1960年度，粮食征购任务为58.12亿斤，统销指标为40.12亿斤，扣除本省统销数，纯上调粮食任务为18亿斤。这个任务比上一年度增加了80％，比上一年实际增加了58％。任务一下达，各级干部态度坚决，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从1959年10月1日到12月7日，只用67天时间，全省就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破了历年征购工作一定要跨年度的常规。到1960年2月10日，共征购入库粮食59亿零2百万斤（最后统计实绩为60.2亿斤）。与此相对应的是，省内销售量到1960年2月10日止只有24.82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66亿斤（最后统计数为47亿斤）。为什么能完成得这么好呢？“在粮食登场后大搞群众运动，实行“四快、四边”，这里说的“四快”是指收、打、晒、运四个环节要快，“四边”是指边收，边打，边晒，边运，及时入库。更为重要的是，“用阶级斗争的武器去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批判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揭穿和打击退地主富农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行为……插红旗，立标兵，掀起学、赶、超、帮的群众运动，组织粮食入库高潮，一鼓作气，短期内把粮食起来。”从这一段话不难看出，其所以能完成任务，采取了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了持不同看法的人，还批评、处分了一批干部。为什么销售粮食比上一年度减少呢？“减少的主要办法是对产粮缺粮队实行增产抵消”，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征了过头粮，过去要靠“返销”来解决，现在不“返销”，靠生产队自己增产来解决。
1961年春天，更严重的粮荒又来了。温岭、黄岩、平湖、嘉兴、兰溪、余姚、新登等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这些情况下面再作介绍。
1960－1961年度，严重的饥荒使省里不得不总结前两年“估产偏高，任务过大”的教训。当时算了一笔帐：1955－1957年度上调粮食23.98亿斤，而1958－1960年度上调了33.59亿斤。浙江省粮食征购任务占总产量30％左右比较适当，1958年这个比重为40.9％，1959年达43.2％。23个重点产粮县1957年每亩平均负担为220斤，1958年达260斤，1959年达290斤。结果，“得虚名落实祸”。因此，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50亿斤，统销36亿斤，纯上交14亿斤。但口粮还是很紧张，如果把农村口粮恢复到1955年的水平，全省不仅不能完成中央的上调任务，还要调入11.31亿斤，如果口粮水平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全省要调入1.08亿斤，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1961－1962年度，征购任务为45.8亿斤，统销指标为34.5亿斤，纯调出11.3亿斤。同时动员30万吃供应粮的城镇人口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一年浙江灾害严重，征购任务调整43.7亿斤。扣除本省销售外，这一年上调中央9.6亿斤，计划外支援四川省2100万斤。在这一年中，虽然城乡供应是紧张的，部分农村曾发生逃荒、破产渡荒的现象，但情况经上一年好一些。
这里引用的浙江省粮食部门的数字和表9-1中国家粮食部的数字略有差异。可能是原粮和贸易粮换算的误差，也可能是生产年度的粮食年度的误差。我把两种数字都列在这里，供今后专家研究。
从表9-1中粮食部的征购和销售数字中可以看出，浙江省每年都是征购数大于销售数，即每年向省外净调出粮食，而且净调出粮食数年年增加1961年，浙江省委办公厅对嘉兴、海宁、嘉善等17个重点粮食县进行了调查，写出了17份调查报告。本书作者将17个县的数字综合于表9－2中。从表中可以看出，除温州每年调进粮食、绍兴部分年度调进粮食、衢县、海宁县个别年份少量调进粮食以外，其余各县在这些年间都是大量调出粮食，而且调出粮食不断增加。因此，这些鱼米之乡不仅“低标准，瓜菜代”，还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民外出逃荒，浮肿病、青紫病等营养不良性疾病大量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也有出现。温岭县1959年是个平常年景，但在“入库高速度，队队满堂红”的口号下，征购入库强调“先下手为强”，征购数占总产量的47.4％，把农民推入了饥饿的困境。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外流人口2800多人，浮肿病人达8698人。其它县也有类似温岭的情况。
表9－2 浙江省主要产粮县调出粮食数 单位：万斤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嘉兴 13593 19574 15055 16943 14135 19764
海宁 －206 3686 3855 5487 6794 6370
嘉善 6477 11823 9107 14145 11131 6976
宁波 5662 10310 9387 7334 13033 7132
余姚 10910 10298 9214 9854 7284 5546
上虞 6373 3795 2514 4606 3866 3231
绍兴 －489 742 －1076 －604 －2748 2709
诸暨 7678 13818 9832 8815 11754 11329
奉化 5219 2318 4947 6848 6575 4749
衢县 2422 1140 －415 1577 －183 4154
兰溪 180 697 2103 1850 3130 2325
温州 －8071 －9125 －11611 －8744 －7894 －6791
瑞安 4476 1611 4163 7246 6738 6658
温岭 8554 7407 6047 13206 13820 9035
黄岩 1771 6907 6800 8079 8120 6729
临海 7319 2558 6102 6143 6538 5028
金华 2435 2459 3056 3812 2869 3212
资料来源：《重点粮产县粮食情况调查》（之一到之十七）
一般说来，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大面积的、持久的饥荒。浙江省是一个有商业传统的地方。在刚刚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这里还有着活跃的农村集市。当时，浙江省农村市场集中于大、中、小三种集镇。大集镇（包括县城），人口1万左右或1万以上，这里大都有国营商业，私人工商业在三百家以上，这是农村的经济中心，这样的集镇全省有70多个。如杭县的临平、塘溪，萧山的临浦，余姚的周行。中集镇私人工商业有一二百户，如杭县的乔司、三墩、瓶窑，余姚的天元。小集镇有数十户私营商业户，分布在广大农村。那时合作社（供销社的前身）兴办不久，在大集镇还不能与私营商业竞争。1953年，大集镇上合作社所占的比重很低（临平占33.2％，临浦占24.48％，路桥占20.54％），中集镇占50％左右，小集镇占70％左右。农村商业集市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私人商业所占有。在大集镇，私人商业的资金数倍于合作社。详见表9-3。
表9-3 1954年初浙江私营商业和合作社的资金状况 单位：亿元
大集镇 中集镇 小集镇
临平 临浦 路桥 天元 桥司 戴村 亭趾
私商 46．8 28．1 25．2 5．4 6．6 2．2 1．9
合作社 14．4 4．4 2．8 4．5 5．0 2．6
资资资料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农村市场基本情况调查》，1954年3月18日。
这份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调查报告，实际上是省合作社组织撰写的。他们搞这个调的目的是为了和私商进行斗争，为了用公有商业取代私有商业。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私商大幅度减少。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私商基本消灭，再经过1958年大跃进，不仅没有私商，连商品经济也没有了。本来十分活跃的浙江农村经济也变成了一潭死水。农民完全被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再没有其它生路。
二、江华紧跟毛泽东
“共产风”不是群众中自发地刮起来的，而是来自上面。像全国其它各地一样，1958年中共浙江省委也吹响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对毛泽东的思想是跟得非常紧、非常快的。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反对这个估计，但事隔不到一年，在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不经讨论，就一人断然推翻了这个估计，独自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57年12月9日，江华代表浙江省委，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12月17日看到了这个报告，于凌晨2时给秘书叶子龙写了一封信：
请于今日上午8、9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7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1时以前看完。其它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事后，他又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报告，还加了很长的编者按。编者按强调“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江华的报告为什么引起毛泽如此高度重视呢？主要是这一段话：“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毛泽东独自一人推翻中共“八大”决议以后，第一个响应、并较系统阐述的封疆大吏就是江华。
在向共产主义进军中，浙江也不落后，这一伟大的进军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与收缩的较量中开始的。1955年，浙江省农业集体化过急过快，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引发了农民的抵抗，“仙居事件”影响最大。1955年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合作化发展太快了，对浙江省的合作社采取了“坚决收缩”的方针，从53000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个。毛泽东对此十分震怒，说这是“胜利吓昏了头脑”、“犯出右的错误”。据说浙江省委当时就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作法。毛泽东表扬“中央认为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省委对于今春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所做的批评是正确的”。195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发文向浙江作检讨，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
这说明，在合作化一场较量中，浙江省委的立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这无疑会加强浙江省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信心和决心。
浙江省委不仅在1958年大讲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在“大跃进”失败后的1960年，在农民处于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浙江省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还吹得很响。
1960年3月3日下午，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以《高速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灵魂》为题，向全省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作报告。他以俯瞰全球、高屋建瓴的口气，向听众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个世界、两个体系存在。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客观事实，连瞎子也会看到。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一切都要贯穿着共产主义思想，用共产主义思想来建设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因此，要不断地进行改造，用不断革命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一种是停止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巩固一个时期是可以的，长期巩固或永久巩固是不行的，那是违背马列主义辨证法的。社会主义建成了，还要不断前进。第二种是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不满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前进，把共产主义建成为止。第三种是把社会主义开倒车。在这三种思想中，我赞成第二种，要不断地向共产主义前进。
1953年，毛泽东在北京批评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过渡。1960年，江华在杭州批评了“巩固社会主义”新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这大概是对毛泽东的“紧跟”和“活学活用”吧。就在江华高呼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前后，各地饥饿的报告频频送向浙江省委。
1960年3月21日，在大华新大厅，江华在向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中说：
人民公社一定要过渡，不过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国家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这两种经济基础长期并存下去是不可想像的。斯大林说过，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有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存。必须把这两种所有制向单一所有制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怎么过渡？江华说：“第一步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第二步由基本公社所有制变成公社全民所有制，第三步由公社全民所有制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像工厂一样。”鉴于“共产风”带来的灾难，江华要求县委书记们不能急于过渡，为此，他要求大家努力创造过渡条件，并且开出了过渡的时间表：“第一步过渡需要三、五年左右时间，第二步要八到十年。”江华在这次讲话中再三强调，要搞好向共产主义过渡，面临着“谁战胜谁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我们的目标，不战胜资本主义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提出在这场斗争中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下中农包括新的、老的），团结经过改造的富裕中农。现在地主、富农在大多数地方搞臭了，现在就是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包括老的新的），他们中的一部分对我们有抵触情绪。我们要团结中农里面大多数经过改造的部分……孤立那些不愿意改造的少数中农，特别是上中农”。他要求县委书记：“你们回去查一查，每个生产队，是不是贫农占优势？是贫雇农当家还是富裕中农当家？”他还要求县委书记们要敢于改造自然，他举例说：“四川有一种茅草和麦子交配，一个麦穗长1500粒。牛和猪交配，生下猪来就是几十斤。”
省委领导人旗帜鲜明的讲话，党报党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宣传，使浙江省的“共产风”连年不断。自1958年以来，浙江省较大的“共产风”刮了三次。第一次是公社化初期到到中共中央郑州会议以前。当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热衷于全民所有制和按需分配，出现了大量的“一平二调”。郑州会议以后，根据中央精神，批判了“共产风”纠正“一平二调”。但长期灌输造成的共产主义情结很深，1959年下半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又刮起了第二次“共产风”，以办水利工程、大办畜牧场、大办社队工业的名义，再次大搞“一平二调”。1960年，为了“加快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这种行为可以从上面引用的江华讲话中找到理论根据），大力发展公社经济，提高公社的经济实力，又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粮食、现金和物资。据1961年3月统计，公社化以来，全省一平二调的总金额共达20184.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被无偿“调去”36元多。平调的有土地、劳动力、耕牛、房屋、家具、炊具、现金等。当时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平均不过几十元，36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调去”的不仅是当年农民的收入，还把农民过去的家底也调走了。这里说的“调”实际就是掠夺。这种掠夺，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破坏了生产力。
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吃饭不要钱”。浙江省“吃饭不要钱”是靠“大辩论”推动的。建德县大洋公社卫星生产队地处山区，只有154户、695人。1958年，“由于粮食大丰收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以后，广大群众思想觉悟大提高，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纷纷要求实行吃饭不要钱。但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存在着右倾保守情绪，他们对粮食估产过低，认为吃饭不要钱没有条件。”生产队党支部根据公社党委指示，及时引导群众开展辩论。“在辩论中极大部分社员拥护吃饭不要钱，但也遇到少数社员（主要是富裕农民）的反对。通过辩论，驳倒了富裕农民反对吃饭不要钱的种种论调，不仅在两天内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一致拥护吃饭不要钱。经过公社党委的批准，立即宣布吃饭不要钱。”
共产主义强调有计划的生产，而“周密的计划”必须指挥权高度集中。生产上的瞎指挥是生产指挥权高度集中的必然产物。像全国各地一样，自1958年以来，生产上的瞎指挥在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浙江省农村干部打骂农民，扣饭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些地方农民和处境十分悲惨。平湖县新埭公社黎明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自称“小皇帝”，他和生产队长、副支书三人随意吊打、捆绑农民、不给饭吃、任意扣罚、抄家。据不完全统计，仅1959年被他们处以打、吊、跪、关、冻、扣、罚、改造、没收、抄家，不给饭吃的有91起，有的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1959年夏季社员没有口粮，他们却向上级谎报有粮食，还挨户搜查，把能吃的东西全部没收。因而饿死30多人。
温州地区永强公社1959年11月3日至10日，在群众大会上重点批判了63人。其中，被戴高帽游街的2 人，罚跪的14人，被捆打的9人，被吊的12人。该社永新大队总支书记韩某，将买卖500斤蕃薯的一个妇女戴上四顶高帽，帽上写着“套购蕃薯500斤在轮船码头上挂了牌，叫她自己敲锣，叫她女儿在一旁喊：“我母亲套购蕃薯500斤，大家不要学她样。”金化地区兰溪县游埠公社万善大队确定了24个批判对象，其中7个是富裕中农，其余是贫下中农。遂昌县西屏公社水南大队，1959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共开了11次斗争会，被斗争的20人当中，罚跪的16人，被打的4人，受伤的3人。这个大队10月13日在清路召开了四个生产队的斗争大会，将12个斗争对象排列跪在两条长凳上，举起双手，从开始一直跪到结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遥枪托打手臂，从凳上跌下来民兵就用枪托打屁股。南山生产队毛岩林（中农），因年纪大，从凳上跌下四五次，被打后罚跪7个小时，身受重伤。这个大队干部卢某、蔡某指使生产队干部对13小队的24户社员逐户搜查，翻箱倒柜，共搜走粮食1800多斤。
浙江省的反右倾斗争也是很积极的，曾经揪出了“沙、杨、彭”反党集团。沙即沙文汉，杨即杨思一，彭即彭瑞林，都是省里的负责干部。
三、鱼米之乡的饿殍
“共产风”破坏了生产力，高征购拿走了农民的粮食。上级农民留下的口粮已经不多了，到了公社，还要层层尅扣。安吉县南湖公社，在安排口粮时，公社从11个生产队的供应数中扣留了35459斤，到余庄生产队，又扣了4800斤。
从1959年春天开始，全省各地的饥荒报告频频送到省委。1959年5月25日，中共浙江省委转发了两个材料：
《安吉等县口粮情况的调查》称：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224个食堂，已有168个停伙，占75％。全社生病的1042人，已死亡35人。建德县农村食堂吃饭人数263000多人，据5月10日统计，每人每天用粮食12两（16进位，12两即0．75斤）以下的占55％；8两（即0．5斤）以下的占11％。大同公社上马大队5月9日到11日，断粮3天。龙游县在农村食堂吃饭的共有20万零6千人。平均每人每天用粮12两以下的占70．7％，8两以下的占2．8％；海宁县澉浦公社从春耕生产开始平均每人每天只能吃到4两稀饭，许多食堂停伙，有的食堂已经散伙。
《有些地区粮食很紧张》说，省粮食厅反映：长兴县虹溪公社28个生产队有27个因断粮停伙，社员以麸皮、草籽、野菜充饥。平湖县100多个食堂每天只有大米6两（即0．375斤），91个食堂无法开饭。余姚县的横河、郎下、低塘、四明、环城五个公社口粮很紧，全县吃青3300亩。部分社员上山挖葛藤根吃。安吉县5月1日到7日全县193个生产队中，有87个生产队食堂断粮停伙。据5月上旬10天的统计，全县已死亡50多人。据南湖、安城、递铺三个公社的统计，患病者有3047人，占总人数的4．2％。嘉兴县部分生产队断粮，陶庄公社南王、火星生产队断粮。上虞县东关公社5月16日开始有6个大队62个食堂断粮。历海公社5月17日有26个生产队断粮。
在浙江省档案馆存有各地向省委的求救报告：
1959年5月25日，金华专员公署报告，据兰溪、浦江、义乌、金华、桐庐五个县统计，发生大量浮肿病人，仅兰溪县4月分就发生41135人。
1959年6月7日，嘉兴专区安吉县南湖浮肿病报告，5月10日最高发病人数为1126人，占总人口的4.86％。病情为脚部麻木，全身疲乏无力，以后发展到足背浮肿，二、三天后逐渐肿至膝部，严重的肿至大腿及腹部，甚至产生腹水。
1959年7月26日，金华专署卫生科报告，建德县浮肿病人大量发生。
1959年8月4日，景县卫生科报告，据对四个重点村调查了338人，其中有176人有浮肿病，有病者占调查人总数的52.07％。
1959年8月9日24时，瑞安县人民委员会电报称：我县南田、学口、大学、珊溪、黄坦王壶等公社，浮肿病大量发生。仅据南田、学口、大学、珊溪四个公社不完全统计，已有4800例。
1959年8月18日，温州专区《卫生工作简报》称，近来，瑞安、景宁、平阳等县发生大量浮肿病，其中瑞安县8月24日统计，就有10985人。
1960年3月30日，黄岩县报告，全县有浮肿病人2263人，死亡4人。主要发生在新桥、三甲、全清天个公社13个生产队。
1960年5月20日，吴兴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浮肿病的通报》称，从4月上旬以来，我县开始发现浮肿病人，据6个公社上报数统计，共有1072名病人。
1960年6月4日嘉兴县卫生局《浮肿病防治工作总结》中说，据1－5月份统计，浮肿病发生人数为11873人。
除浮肿病以外，浙江省农村还发生了大量的“肠原性青紫病”。病人口唇等粘膜及四肢末端有青紫状，卫生单位认为，这是由于大量以青菜代食，引起亚硝酸盐中毒，使正常的血红蛋白变成了高铁血红蛋白。1958年到1959年均有发生，1960年突然升高。1960年3月1日以来，全省27个县市的188个人民公社的不完全统计，发病人数有11762人，死亡365人。其中金华地区最为严重，发病的有11个县79个公社，病人6809人，死亡233人。这个专区的兰溪县8个公社中就有7个公社发病3869人，死亡131人。发病和死亡的多是15岁以下儿童。另据兰溪县游埠公社调查，全社76个生产队有68个生产队发现病人，从3月2日到24日，18天当中，共发现1120例（不包括再发病人），死亡多人。
没有粮食，各级政府号召农民吃代食品。组织农民上山、下海，大搞代食品。安吉县青山公社大里生产队1960年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又多卖了3万多斤粮食。就“书记动手，干部带头，老农为师，大搞群众运动，十天挖掘代食品原料92000多斤”。葛藤、郎鸡根、野荢麻根、金刚剌都成了很好的食品。1961年12月，江山县搞了番薯藤叶、橡子等代食品二万二千五百多担。
1960年5月10日，林乎加在黄岩召开的“全省改造落后队现场会”上讲到，落后队有几个特征，这就是；病、饿、流、荒、坏、官。病：根据系统29个县的极不完全统计，从3月1日到4月底，生浮肿病的有72600多人，死亡270多人。流：是指人口外流逃荒。荒：是指土地荒芜。坏：是指坏干部当道。官：是指官僚主义。所谓落后队，并不是个别的，据路桥镇调查，占生产大队总数35.5％。林乎加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反动势力复辟”，归罪于“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统治势力还没有摧毁”。他的这一看法和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看法相似。不过，林乎加这种法比毛泽东早了半年多。
虽然有饥荒，但浙江省还算比较轻的省份，饿死有的不算太多。浙江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我们还是用浙江省的人口统计资料作些研究。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中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1959-1961年的三年中，历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3.85万、6.68万和1.37万，合计为11.9万。另外，根据同书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进行研究，可知三年中的少生人口约为113.14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的数据，用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的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结果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0.77万人，少出生105.17万人。大饥荒对浙江人口的影响为二者之和，即116万人。
四、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
浙江省衢县石梁公社炉头生产大队原来是万田乡的一个自然村，距离县城只有几公里，人均耕地1.4亩，高于平均水平。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耕作方便，是一个富煦丰足之地。1953年这里有两个互助组，1954年，两个互助组发展为两个初级农业社。1955年，这两个初级社在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之后，平均每人口粮650斤，每个劳动日分红1.2元以上（不包括土地分红和家庭副业收入）。
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地方，从1956年以后，很快进入贫困，进入饥荒，而且出现了饿死人的悲剧。
问题是从1956年成立高级社开始的。当时，这两个初级社和万田乡的其它12个初级社合并为1116户的高级社（一乡一社），称为胜利高级社。开始，炉头的农民认为自己的收水平较高，与其它初级社合并要吃亏，不愿意合并。但上级领导认为“合作社愈大愈优越”，逼炉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们在炉头河滩上筑了一道防洪坝，故意在炉头方向留了一个缺口，威胁炉头：“不参加大社，管叫炉头村变成炉头滩！”炉头被迫参加大社以后，就来了一个土地大调整，上百亩好的水田被调出。在年终分配时搞“穷富拉平”，炉头农民的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不少。农民说：“泥鳅黄鳝一样长，多产不多吃，多做不多分，还有什么劲头搞生产！”
面对社员生产积极因素不断下降情况，高级社的领导人不分析原因，不纠正平均主义的错误，却期望用高压的手段来提高生产积极性。1957年整风之后，他们制定了《胜利高级社劳动纪律》，规定多大年龄的人必须做多少工分，只能超过，不能短少。要服从领导，听众指挥，农活不合干部标准的一律返工。不经组长或队长批准，不得外出。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分配的要罚款或扣除口粮。从此，干部不仅掌握了社员的劳动权，还控制了社员的吃饭权。
1958年8月，县委又在这里重点试办“共产主义公社”，又把周围的5个高级社合并了进来，组成了一个1639户，长12里、宽7里的大核算单位。10月，又成立了更大的石梁人民公社，原来的“共产主义公社”成了石梁公社的万田生产大队。这一年自留地归公了，社员家庭饲养的猪、蜜蜂等都归公了，做饭的锅收去大炼钢铁了，灶拆去做了肥料。劳动力大调动，土地大调动，农具大调动，房屋大调动，社员说，这一年是真正的“共产年”。主要劳动力都调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当时还大搞“吃饭不要钱”，其它生产队来吃，小学生来吃，中学生来吃，过路人来吃，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整整吃了五个月。
1959年上半年，传达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听说自留地可以退回了，可以私人养猪了，社员很高兴，有的真的养了猪。可是到了12月，管理区（在公社和大队间的一个管理层次）大搞千头养猪场，把社员新养的50多头猪全收走了。群众说：“共产党是上半年骗，下半年变”。
为了达到公社下达的出勤率指标，大队干部把社员都赶下田，让食堂把粥桶抬到田头，不管男女老幼，都到田头吃饭。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头才能吃到饭。在田间的人必须通宵达旦地干，下雨也不能回家。干部守在路上，见谁回家就打，连喂奶的妇女也不准回家，孩子在家里哭，妈妈在田头哭。对于不听话的社员轻则骂、扣饭，重则吊打，每次开会，迟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罚跪。管理区私设的监狱，先后关押了200多人。
1960年，管理区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为气温低，不是谷种烂了就是秧苗烂了，烂了补，补了烂，一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还是荒了100多亩田。仅这一项炉头就损失稻谷两万多斤。原来炉头的100多亩番薯是种在村西的桥头山上，那里的土质适宜番薯生长，管理区为了成片种植，硬让炉头把番薯种在东面的白塔山上，结果没有收成，损失了三万多斤番薯。管理区要求密植，还规定株距为5×2，社员觉得太密，就改成6×2，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发现社员没听他的话，就一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员的头发，狠狠地将他按在水田里，命令大家把秧拔起来重插。如果上级干部来检查工作，不但要集中欢迎，还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干净。1960年双季稻收割时，公社书记来检查，管理区就从炉头抽180个劳动力去蒋家滩二里长的大路上拔草，误了收割，损失粮食15000多斤。
共产风，瞎指挥，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但是，大队上报的产量数却是连年上升。1959年，炉头大队产量实有34万斤，比“三包”产量53万斤少了40％，大队上报的“核实产量”却是72万斤。年终分配时，为了掩盖谎言，让会计专门做了一个“超产粮”分配方案，把虚报的数字分配到每户的帐上，作为社员口粮。1959年，全大队需要口粮265800斤，种子33700斤，只能卖粮51300斤，由于浮夸，一下子卖出了127675斤，还上交储备粮5700多斤，支援其它大队数千斤。到了1960年2月开始，连续三个月断粮。7月夏收后，公社命令大搞春收入库，大队集中全部劳动力，连夜收割，脱粒，连夜挑送粮库，社员得不到粮食，以致秋收后又断粮20多天。在断粮期间，只有下田的劳动力每天4两米（相当于0.25斤），其余的人粒米不给。只能以树皮、野草、树叶充饥。因此，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不少人活活饿死。贫农邵根福的妻子临死时还挣扎着用筷子刮着空碗，说：“给我吃点饭呀！”贫农邵双土27岁的妻子因为把萝卜省给男人和孩子吃，自己生浮肿病死了。贫农邵石侬饿死了，他的妻子得了浮肿病，一个4岁的孩子得了干瘦病，双脚瘫痪了。邵石侬饿死时，有人告诉大队长周某，周却说：“人多了要吃饭，多死几个就好了。”贫农邵渭才，原来是初级社社长，夫妻二人1958年和1960年先后死亡，只留下4个孤儿。
经过几年的折腾，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全大队产量361363斤，1960年只有298317斤。社员的平均口粮由1955年的650斤，降到1960年的数57斤。
五、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2001年10月底，中国改革研究会在台州召开年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这里的工厂和商场。在飞跃缝纫机厂，参观者啧啧称赞这里的设备和管理，我用手摸一摸车间的油漆地面，手面一尘不染。我做了20多年的工业记者，到过的工厂少说也有上千家，像这样先进的工厂是很少见的。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继宝创建的飞跃集团的一部分。2000年飞跃集团销售额达15.13亿元，飞跃牌缝纫机60％外销，出口到国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16个国家设有17个销售公司。我们还参观了星星电器集团，这家公司2000年销售额达13.1亿元。在路桥小商品市场，市场的规模和商品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参观完了以后，我们在路桥大街边等车，看到宽阔的街道和繁华的商业，大家对这里的富裕和发达赞叹不已。
谁也不会想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曾是饿殍遍地。可见制度稍有松动，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有所放松，同一个地方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路桥镇公社共辖31个大队。据1961年省委工作组调查其中，洪洋、张李、方林、杨家、应家、李家、上马、古岙等11个大队是落后队，占大队总数的35.5％。有章杨、永跃、龙头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个大队是先进队，占大队总数的29％。剩下11个是一般队，占大队总数的35.5％。这11个队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风、洋洪、洋叶、洋张、竞争、肖谢、肖王、洋官。
落后队的特点是，生产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员生活十分困难，饿、病、逃、死、荒的情况非常严重。一般队的生产下降幅度比前一种小一些，社员生活没有前一种困难，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况。如戴家大队，1960年和1958年比较，粮食产量下降15.3％，总收入下降了8.5％，发生了22人非正常死亡。有30多名社员被大队长吊打过，22名社员被扣过饭。先进生产队粮食产量下降10％以下。其中全镇最好的尖子大队是章杨大队，虽然也吃不饱，但用粮有计划，瓜菜多，全队只有6个浮肿病人和8个妇女闭经。没有发现非正常死亡。先进队不是没有问题。章杨大队自1959年以来，集体的粮食和钱款大量被盗，一直没有查出，群众认为大队干部、食堂主任、会计、粮管人员嫌疑最大。
落后队社员的生活十分悲惨。如方林大队，1960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14.9元，口粮只有255斤。倒挂户（即劳动了一年还欠集体的钱）占总户数的96％，平均每户倒挂76元。两年来，全大队只出生了12个小孩，死亡人数却有60多人。仅1960年就死了46人，其中31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肿病死亡17人，干瘦病死亡14人）。社员变卖财产相当普遍。卖得少量的钱到路桥镇上买菜维持全家生命。两年来，社员卖掉20间房屋全部拆了，有9间房屋拆了一半，有96间房屋拆了一部分，还出卖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家具。
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生产队的饥荒严重程度不一样呢？调查者将路桥镇最好的队章杨大队，和落后队利丰大队进行了比较。这两个大队相隔一里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区，自然条件和原来的基础差不多。为什么在饥荒程度上出现了差别呢？
“共产风”刮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1958年刮了一阵“共产风”，1959年在传达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对“一平二调”拿走的东西还进行了部分退赔，以后再没刮“共产风”。利丰大队从1958年开始，“共产风”一直刮到1960年，刮走了大量的物资和劳动力，社员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两个大队在1958年都实行了“供给制”（实际只在粮食方面），但1959年以后，章杨大队，减少了供给制的比例，而利丰大队供给制的比重一直比较大，自从办公社以后就取消了评工记分制度。
生产小队的稳定程度不一样。自1958年以来，章杨大队对其所属的生产队没有进行调整，生产队的人员、组织和生产资料比较稳定。而利丰大队对其生产小队两年变动六次。每次变动，都把土地、耕牛、农具、劳动力打乱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农具损失很大。
生产上瞎指挥的严重程度不同。路桥公社对这两个大队都有瞎指挥。但章杨大队的社员采取了一些变相抵制的手段。大队干部对于社员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利丰大队的干部执行公社指挥很坚决，社员无法抵制，因而损失很大。
浮夸风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上报生产进度、劳动力出勤率、施肥数量、估计产量方面也搞浮夸，但在上报分配粮食产量、接受粮食征购任务时，尽可能讨价还价，浮夸的比重要小一些。而利丰大队浮夸严重。1957年粮食减产8％，却上报增产10％，1958年亩产810斤，上报1440斤，1959年亩产650斤，上报1019斤。1959年粮食减产7万多斤，征购任务却增加了16万多斤。
这两个大队的干部都有多吃多占和贪污行为。
由于以上种种不同，这两个在队的社员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杨大队虽然也有饥饿，但只有少数的患浮肿等营养不良的疾病，没有饿死人。利丰大队的社员就很悲惨。
1960年和1956年相比，利丰大队粮食亩产量下降下32％，总产量下降了31％。社员每户收入下降了68％，社员口粮标准下降了31％。据1960年4月调查，有189人患病，占总人口的26％，其中患浮肿病的50人，干瘦病的28人，青壮年妇女闭经的32人，子宫下垂的36人，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的13人。两年内死亡88人，占总人口的12.5％，其中非正常死亡的75人。两年内出生的只有24人。由于无法生活，有夫之妇带着孩子改嫁的12户（不办离婚手续），把子女送人的8户，结婚的只有一户（大队保管员，有贪污行为）。
1958年以后的两年内，被干部吊打的社员有28人，被拧耳朵的有175人，罚工分、扣饭票的有192户。1960年1月，社员陈开林看到干部大吃大喝，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王某带几个人半夜敲开陈开林的门，把陈拉出去，让他脱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跃进灰”（用稻草烧泥块作灰肥），陈不去。就拉到大队办公室，说要送管理区，陈开林的妻子坚持要夫妻子女一同去，干部没有办法，骂了一顿才罢休。1960年7月，13岁的男孩林应彩钓了两斤黄鳝，大队长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应彩到黄岩城里讨饭，被王碰见，说是“给利丰大队丢面子”，当场打了两个耳光，并把林带回来，用伞柄打了一路。带回后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绑在椅子上两个小时。1960年10月，社员陈小友偷吃了几块番薯，全家被扣了17天口粮，陈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外出讨饭，下落不明。
这个大队从1949年到1958年，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公社化以后，特别是1959年和1960年两年，由于粮食减产、收入减少、征购任务增加，农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普遍出现吃草、吃糠、饿、病、逃，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员说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卖家具多、送儿送女多、妇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讨饭的多、偷窃多。从社员蔡庙寿的变化可见一般。蔡家公社化以前12口人，三个劳动力，家里生活比较殷实，大小家具齐全。1959年春，口粮不足，为了买番薯丝吃，出卖家具五件共得13元：席床二件，4元；织布机一部，4元；铜火炉一个，3元；铜盆一个，2元。1959年9月11日，大儿子蔡小玉因浮肿病死亡，留下老婆和两个小孩（一个8岁，一个4岁）。二儿子蔡小头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到了1960年春，全家11口人，没有吃的，为了到路桥买一角二分钱一斤的菜叶，一角五分钱一斤的番薯藤，再卖家具：共卖出26件，得117.6元。到此家具基本全部卖光。1960年3月，大媳妇带两个小孩改嫁，全家12口人只剩下8人。
从1959年到1961年，为了买吃的，利丰大队有190户（占总户数的87％）变卖了家具、农具、衣服，有51户（占总户数的23％）拆房子卖砖、木料。
中国地产业存在大崩盘的风险吗？
最近，经常看到一些所谓“经济学家”们谈论中国的房地产事务，我注意到他们大多一定会预测中国的地产市场一定不会出现大崩盘的现象，理由是中国人对房地产的“刚性需求”非常大。有“刚性需求”就意味着有市场前景，有市场前景就意味着无论地产价格如何疯狂地上涨，都会有人接盘，有人接盘就一不存在大崩盘的问题。
事实果真如此吗？待博主慢慢道来。首先我们谈谈什么是刚性需求，所谓刚性其实很简单，就是指不太受其他因素变化而变化的因素。人最刚性的需求是什么？空气、水和食物。这三样你一天都少不得，除非你不想活了。你有家财万贯需要这三样东西，你一贫如洗同样缺不得，品质可以有好有坏，需求是绝对不变的，这就是所谓刚性需求了。
房子也是这样吗？好象不是吧？不买房子我们可以选择租房，农民可以选择不进城，我们甚至还可以选择露宿，当然是万不得以的时候。房子五千块一平方的时候，我们当然买，基本上这就是真实价值了。八千的时候咬咬牙还行，都三万块了还买？我们是傻子啊？还别说，都三万了还有傻子拼命买，是谁？是炒楼的，投机的。去年房子卖得太好了，报纸说只要是能卖的，垃圾都卖出去了。是真实的用家买的吗？一部分是，大部分肯定不是。
广州人的大实话：买棵菜你还挑三拣四呢，何况是房子？这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支出了，垃圾还买？那么为什么卖出去了呢？很简单，是炒楼的买的，他们是“接盘”的，不是住房的。投资或者投机都有一个信条，就是买高不买低，越高越买。因为房子涨价才有钱赚，要是降价，就没钱赚了，再便宜也不买。因为动机就不是为了要房子住的，而是买来卖的，所以垃圾也无所谓，照买。股票是如此，房子同样如此。
所以对房产的刚性需求有多刚性呢？价格绝对是可以抑制需求的，而且是最基本的因素。我们回到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元素：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很清楚，价格上升供应增加需求减少，市场会自动回复基本的均衡状态。其实最简单地描述对房屋的刚性 需求的语言就是两句：“人傻”，“钱多”。一旦人不傻了，钱不多了，还有多少刚性需求存在？到最后你根本卖不起了，需求也就绝对不存在了。
再回到大崩盘的可能性这个问题。首先五年内房价至少升了五倍，这就是大崩盘的先决条件：价格悬河，势能积聚。什么是悬河？黄河就是一条悬河。我们都知道，黄河是自古以来水害最严重的一条河。因为含沙量太大，沉积严重，于是年年河床提升，于是年年修坝。河床愈高而河坝愈高，黄河成了一条悬河，高出其他的地方。于是势能就积聚了，一旦决堤，湮灭的就不仅仅是附近的地方，可能是十万八万平方公里。房产价格也是这个道理，它高出了经济基本面，而且高出了很多，也就积聚了势能。势能积聚太大，也就产生了大崩盘的风险。
大崩盘有多危险？看看美国就知道。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我没有读过任何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的地产价格有问题的。也就可以假定在此之前美国的房产价格基本上是合理的，次贷只是将贷款发放给了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而这些钱都拿去买房产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金融范畴的问题，而非地产业本身的问题。但是美国整体经济仍然受到非常大的危害，若不是美国政府扔下去几千亿美金的刺激，恐怕到今天仍然是一片萧条。而美国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十倍以上，其经济的抵抗力也比中国强若干倍，其法制基础、公权架构的合理性更加是中国不可比拟的。那么可能远远大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打击降临中国会怎么样？难以想象。
那么这条价格“悬河”是怎么产生的？这是一曲官商勾结大合唱。政府用推高地价、收取重税、默许地产商拖欠地价从而囤积土地，为房价建筑了前几十米大坝。地产商用囤积土地、囤积捂盘、炒高土地价格为房价建筑了中间几十米大坝。地产炒家用囤积楼盘、推高房价建筑了最后几十米大坝。悬河已经构成，塌陷无可避免。即便真的有刚性需求，地产的价格已经不受控制了，到最后没人买得起的时候，难道还能阻止大崩盘的发生吗？
某政协委员说：房子从两万涨到三万跟国民没有多大关系，因为都是买不起，这话说得非常愚蠢。当大崩盘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其外。因为经济垮了，你干活的公司可以都倒闭，你就失业了。而且你还根本找不到新工作，因为失业的人太多了。如果你是农民工，你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吃饭还行。你要不是呢？或者你的土地已经被流转了呢？你能逃脱打击吗？
到了大崩盘的时候，中国也就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了。花十亿建起来的大厦，可能一千万就能买下，这叫做抄底。李嘉诚的身家就是这么来的，不然他去哪里赚那一千多亿？但是，普通国民呢？那就哀鸿遍野了，他们还会听共产党的吗？唯一能够挽救中国经济的，就是必须将房价保持在相对合理的区间，否则一切都难以想象。
事实果真如此吗？待博主慢慢道来。首先我们谈谈什么是刚性需求，所谓刚性其实很简单，就是指不太受其他因素变化而变化的因素。人最刚性的需求是什么？空气、水和食物。这三样你一天都少不得，除非你不想活了。你有家财万贯需要这三样东西，你一贫如洗同样缺不得，品质可以有好有坏，需求是绝对不变的，这就是所谓刚性需求了。
房子也是这样吗？好象不是吧？不买房子我们可以选择租房，农民可以选择不进城，我们甚至还可以选择露宿，当然是万不得以的时候。房子五千块一平方的时候，我们当然买，基本上这就是真实价值了。八千的时候咬咬牙还行，都三万块了还买？我们是傻子啊？还别说，都三万了还有傻子拼命买，是谁？是炒楼的，投机的。去年房子卖得太好了，报纸说只要是能卖的，垃圾都卖出去了。是真实的用家买的吗？一部分是，大部分肯定不是。
广州人的大实话：买棵菜你还挑三拣四呢，何况是房子？这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支出了，垃圾还买？那么为什么卖出去了呢？很简单，是炒楼的买的，他们是“接盘”的，不是住房的。投资或者投机都有一个信条，就是买高不买低，越高越买。因为房子涨价才有钱赚，要是降价，就没钱赚了，再便宜也不买。因为动机就不是为了要房子住的，而是买来卖的，所以垃圾也无所谓，照买。股票是如此，房子同样如此。
所以对房产的刚性需求有多刚性呢？价格绝对是可以抑制需求的，而且是最基本的因素。我们回到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元素：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很清楚，价格上升供应增加需求减少，市场会自动回复基本的均衡状态。其实最简单地描述对房屋的刚性 需求的语言就是两句：“人傻”，“钱多”。一旦人不傻了，钱不多了，还有多少刚性需求存在？到最后你根本卖不起了，需求也就绝对不存在了。
再回到大崩盘的可能性这个问题。首先五年内房价至少升了五倍，这就是大崩盘的先决条件：价格悬河，势能积聚。什么是悬河？黄河就是一条悬河。我们都知道，黄河是自古以来水害最严重的一条河。因为含沙量太大，沉积严重，于是年年河床提升，于是年年修坝。河床愈高而河坝愈高，黄河成了一条悬河，高出其他的地方。于是势能就积聚了，一旦决堤，湮灭的就不仅仅是附近的地方，可能是十万八万平方公里。房产价格也是这个道理，它高出了经济基本面，而且高出了很多，也就积聚了势能。势能积聚太大，也就产生了大崩盘的风险。
大崩盘有多危险？看看美国就知道。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我没有读过任何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的地产价格有问题的。也就可以假定在此之前美国的房产价格基本上是合理的，次贷只是将贷款发放给了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而这些钱都拿去买房产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金融范畴的问题，而非地产业本身的问题。但是美国整体经济仍然受到非常大的危害，若不是美国政府扔下去几千亿美金的刺激，恐怕到今天仍然是一片萧条。而美国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十倍以上，其经济的抵抗力也比中国强若干倍，其法制基础、公权架构的合理性更加是中国不可比拟的。那么可能远远大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打击降临中国会怎么样？难以想象。
那么这条价格“悬河”是怎么产生的？这是一曲官商勾结大合唱。政府用推高地价、收取重税、默许地产商拖欠地价从而囤积土地，为房价建筑了前几十米大坝。地产商用囤积土地、囤积捂盘、炒高土地价格为房价建筑了中间几十米大坝。地产炒家用囤积楼盘、推高房价建筑了最后几十米大坝。悬河已经构成，塌陷无可避免。即便真的有刚性需求，地产的价格已经不受控制了，到最后没人买得起的时候，难道还能阻止大崩盘的发生吗？
某政协委员说：房子从两万涨到三万跟国民没有多大关系，因为都是买不起，这话说得非常愚蠢。当大崩盘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其外。因为经济垮了，你干活的公司可以都倒闭，你就失业了。而且你还根本找不到新工作，因为失业的人太多了。如果你是农民工，你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吃饭还行。你要不是呢？或者你的土地已经被流转了呢？你能逃脱打击吗？
到了大崩盘的时候，中国也就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了。花十亿建起来的大厦，可能一千万就能买下，这叫做抄底。李嘉诚的身家就是这么来的，不然他去哪里赚那一千多亿？但是，普通国民呢？那就哀鸿遍野了，他们还会听共产党的吗？唯一能够挽救中国经济的，就是必须将房价保持在相对合理的区间，否则一切都难以想象。
2010年3月9日星期二
白痴外长-杨洁篪
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星期日（3月7日）在全国人大会议记者会上发表谈话，形容中国和俄罗斯树立了“大国关系的典范”，与他就中美关系发表的谈话形成对照。
博主评论：中共为什么竟然任命了这样一个弱智儿童做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外交部长？或许是因为 中共本身就是一个白痴加饭桶的政党？或许这样一个饭桶白痴的外交部长正好跟这样一个白痴政党白痴政府相配？或许是因为任命一个有智力有骨头的外交部长会把这样一个白痴政党白痴政府全比下去了？
“大国关系典范”？杨洁篪同志也太过于讽刺白痴共党的白痴外交了吧？不就在去年，恶俄国的老毛子对准中国的商船射出了数百法子弹，枪杀了中国水手吗？不就是去年，老毛子强行抢劫了中国公民的价值百亿资产吗？不是在今年老毛子烧掉了中国公民的价值百亿的货物吗？
我只看到老毛子普金一个又一个耳光扇在共产党的脸上，还冲着中国人的脸吐唾沫。这就是杨洁篪外长的大国关系典范？杨外长是不是太犯贱了？中国政府是不是太不要脸了？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太下作了？杨外长是不是该改名叫杨洁痴呢？中国人去到外国做生意就跟中国政府无关了？中国政府不应该保护身居海外的国民吗？这难道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职责？难道不是执政党的职责？
外交部在火烧中国国民资产事件上做了什么工作？有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我这些饭桶官员都做了什么？好象是商业部的一个小组到了俄国，要求与俄国政府交涉，结果俄国政府傲慢地拒绝了，这叫做大国关系典范？这叫做奇耻大辱，这叫做丧权辱国。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当年周恩来那个饭桶就没有在印尼越南华侨被侮辱被驱赶的时候做过任何事情，老邓那个饭桶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没有在印尼辱华侨大骚乱的时候做过任何事情。到了今天，小胡这个饭桶也不打算为旅居海外的华人做任何事情。这到也罢了，杨洁痴部长居然还要扯什么“大国关系典范”，简直就是中国人的羞耻。
也怪奥巴马同志太不懂中国国情了，他何必派几个中国通来中国搞关系呢？直接照这杨洁篪外长那张丑陋得歪瓜裂枣一般的脸上扇上几个耳光，不就成了新的“大国关系典范”了？照洁痴外长的逻辑，小奥同志是不是要下令将美国华人的财产收缴个一百亿，然后烧光了，中美关系又成了外交典范了？
拜托杨洁痴外长，人是可以无耻的，但是再怎么无耻，是不是也该有个底线呢？
博主评论：中共为什么竟然任命了这样一个弱智儿童做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外交部长？或许是因为 中共本身就是一个白痴加饭桶的政党？或许这样一个饭桶白痴的外交部长正好跟这样一个白痴政党白痴政府相配？或许是因为任命一个有智力有骨头的外交部长会把这样一个白痴政党白痴政府全比下去了？
“大国关系典范”？杨洁篪同志也太过于讽刺白痴共党的白痴外交了吧？不就在去年，恶俄国的老毛子对准中国的商船射出了数百法子弹，枪杀了中国水手吗？不就是去年，老毛子强行抢劫了中国公民的价值百亿资产吗？不是在今年老毛子烧掉了中国公民的价值百亿的货物吗？
我只看到老毛子普金一个又一个耳光扇在共产党的脸上，还冲着中国人的脸吐唾沫。这就是杨洁篪外长的大国关系典范？杨外长是不是太犯贱了？中国政府是不是太不要脸了？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太下作了？杨外长是不是该改名叫杨洁痴呢？中国人去到外国做生意就跟中国政府无关了？中国政府不应该保护身居海外的国民吗？这难道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职责？难道不是执政党的职责？
外交部在火烧中国国民资产事件上做了什么工作？有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我这些饭桶官员都做了什么？好象是商业部的一个小组到了俄国，要求与俄国政府交涉，结果俄国政府傲慢地拒绝了，这叫做大国关系典范？这叫做奇耻大辱，这叫做丧权辱国。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当年周恩来那个饭桶就没有在印尼越南华侨被侮辱被驱赶的时候做过任何事情，老邓那个饭桶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没有在印尼辱华侨大骚乱的时候做过任何事情。到了今天，小胡这个饭桶也不打算为旅居海外的华人做任何事情。这到也罢了，杨洁痴部长居然还要扯什么“大国关系典范”，简直就是中国人的羞耻。
也怪奥巴马同志太不懂中国国情了，他何必派几个中国通来中国搞关系呢？直接照这杨洁篪外长那张丑陋得歪瓜裂枣一般的脸上扇上几个耳光，不就成了新的“大国关系典范”了？照洁痴外长的逻辑，小奥同志是不是要下令将美国华人的财产收缴个一百亿，然后烧光了，中美关系又成了外交典范了？
拜托杨洁痴外长，人是可以无耻的，但是再怎么无耻，是不是也该有个底线呢？
中共政府有打击楼价的诚意吗？
一套房征收62项税费 房地产企业暴利震惊两会
一套房子，经过立项、建设、配套、销售等诸多环节，要收取多少税费？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代表给出了答案：据初步统计，我国现阶段涉及房地产的税种有１２项之多，涉及房地产的收费多达５０项，两者共计６２项。
陈万志说：“更为严重的是，据抽样调查部分项目的税费，已占到房地产价格的３０％—４０％，税种设置繁杂、征收环节多，存在重复征税和多次收费问题，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一套房征收６０多种税费”，在痛批房地产企业暴利之外，也给解读高房价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引起了许多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的热议。
持续关注房地产业的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小同提供了一家房地产企业的部分税费清单：以销售额１００万元为基数，按销售额的５％征收营业税５万元，按营业税的７％征收城建税３５００元，按营业税的５％征收教育附加税２５００元……此外，还有按利润２５％征收的所得税，按土地款３％征收的契税，利润超过２０％要采取累进方法计算起纳土地增值税等。加之地方养老、水利基金等不同名目，房地产开发公司总收入中的三成要用于缴纳各种税费。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调查表明，房地产开发总费用支出的一半，通过税费与土地出让金流向政府。“不少大城市这些年为何热衷发展房地产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出让金和税费成为重要的政府收入来源，有的甚至超过一半。可土地是有限的，地方收入‘房地产依赖症’越强，就会对其他产业产生资本和土地的挤出效应，使之可能被忽视，不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院长程惠芳说。
博主评论：中共政府有打击楼价的诚意吗？两个数字足以说明一切：房奴乖乖奉献的购房款中，有 30-40%是献给政府的税和费，这些税、费的名目有六十多种。统计数字有很多种，我曾经看到过地产商说流进政府钱袋的款额占六成的。
也就是说，假如房价下调一成，进入政府钱袋的钱就少了总房价的3-6个百分点。假如下调五成，那就是15-30个百分点。你认为政府会很愿意少收一些钱吗？少收那么多钱，他们拿什么去“制造”政绩出来？拿什么去喝上千元一瓶的茅台、五粮液？拿什么让自己占用的公车每周换一次轮胎？还有桑拿、按摩、叫小姐呢？拿什么去活动升官孝敬上司呢？
我记得很多年前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现在该是时间更新了，因为无论是会还是税，共产党都比国民党多。假如国民党现在还有反攻大陆的理想，假如真的付诸实践，我想全体国民会夹道迎接国民党的军队，我想人数一定比当年欢迎共产党军队的要多很多。
注意看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楼价的一段，他说的是要“稳定”楼价。不是“平抑”，也不是 “降低”，是稳定。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他认为目前的楼价是合理的，甚至继续上升也还是合理的，他的政府仅仅是要保持目前的价格，只要不“太快”上涨就好了。
也就是说，温先生的政府会继续伙同地产商继续阉割国民，只是刀子不要砍得太深，稍微割少一点肉，喝少一点血。大概这少喝的一点血和少割的一点肉，就是他给全体国民的“尊严”了吧？温先生胡先生还真的实在是仁慈啊，国民们是不是该跪倒在地，然后山呼万岁了？
可惜我从胡温和蔼可亲的眼神背后，看到了高高扬起的刀子，看到了国民都成了被宰的羔羊。
一套房子，经过立项、建设、配套、销售等诸多环节，要收取多少税费？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代表给出了答案：据初步统计，我国现阶段涉及房地产的税种有１２项之多，涉及房地产的收费多达５０项，两者共计６２项。
陈万志说：“更为严重的是，据抽样调查部分项目的税费，已占到房地产价格的３０％—４０％，税种设置繁杂、征收环节多，存在重复征税和多次收费问题，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一套房征收６０多种税费”，在痛批房地产企业暴利之外，也给解读高房价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引起了许多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的热议。
持续关注房地产业的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小同提供了一家房地产企业的部分税费清单：以销售额１００万元为基数，按销售额的５％征收营业税５万元，按营业税的７％征收城建税３５００元，按营业税的５％征收教育附加税２５００元……此外，还有按利润２５％征收的所得税，按土地款３％征收的契税，利润超过２０％要采取累进方法计算起纳土地增值税等。加之地方养老、水利基金等不同名目，房地产开发公司总收入中的三成要用于缴纳各种税费。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调查表明，房地产开发总费用支出的一半，通过税费与土地出让金流向政府。“不少大城市这些年为何热衷发展房地产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出让金和税费成为重要的政府收入来源，有的甚至超过一半。可土地是有限的，地方收入‘房地产依赖症’越强，就会对其他产业产生资本和土地的挤出效应，使之可能被忽视，不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院长程惠芳说。
博主评论：中共政府有打击楼价的诚意吗？两个数字足以说明一切：房奴乖乖奉献的购房款中，有 30-40%是献给政府的税和费，这些税、费的名目有六十多种。统计数字有很多种，我曾经看到过地产商说流进政府钱袋的款额占六成的。
也就是说，假如房价下调一成，进入政府钱袋的钱就少了总房价的3-6个百分点。假如下调五成，那就是15-30个百分点。你认为政府会很愿意少收一些钱吗？少收那么多钱，他们拿什么去“制造”政绩出来？拿什么去喝上千元一瓶的茅台、五粮液？拿什么让自己占用的公车每周换一次轮胎？还有桑拿、按摩、叫小姐呢？拿什么去活动升官孝敬上司呢？
我记得很多年前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现在该是时间更新了，因为无论是会还是税，共产党都比国民党多。假如国民党现在还有反攻大陆的理想，假如真的付诸实践，我想全体国民会夹道迎接国民党的军队，我想人数一定比当年欢迎共产党军队的要多很多。
注意看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楼价的一段，他说的是要“稳定”楼价。不是“平抑”，也不是 “降低”，是稳定。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他认为目前的楼价是合理的，甚至继续上升也还是合理的，他的政府仅仅是要保持目前的价格，只要不“太快”上涨就好了。
也就是说，温先生的政府会继续伙同地产商继续阉割国民，只是刀子不要砍得太深，稍微割少一点肉，喝少一点血。大概这少喝的一点血和少割的一点肉，就是他给全体国民的“尊严”了吧？温先生胡先生还真的实在是仁慈啊，国民们是不是该跪倒在地，然后山呼万岁了？
可惜我从胡温和蔼可亲的眼神背后，看到了高高扬起的刀子，看到了国民都成了被宰的羔羊。
温先生是演技派还是偶像派？
中新社北京3月5日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温家宝说，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民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
他还表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一步健全法制，特别要重视那些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建设。创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机制，扩大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
此外，在此章节中，温家宝对要重点进行改革的领域也做出了阐述。如，加快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母公司的公司制改革，实现产权多元化，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推进公用事业改革，切实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引入竞争机制。
温家宝还表示，要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要求，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博主评论：温先生的外表是比较温和、比较儒雅的，但是我发现他很有一点喜欢标新立异的感觉。从上任初期说的普世价值，到你们是人民养的，到后来的自称中国是法制国家，然后是大讲政治体制改革，要让中国人民有尊严地生活。
可惜的是，考其政治业绩，就会发现绝对地言行不一。温先生上任应该有六年多了，请问政治体制有所寸进吗？说实话，我是一点都看不出。我们政治体制有哪怕是一点点的改进吗？三十年前就已经是一党下的政府、人大、政协体制，政治局常委分任政府总理、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头顶上是其实就是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兼军委主席。
国家主席有过不由总书记兼任的时候，军委主席曾经是老邓独任的时候，自打老邓西游，就是三职合一了。这些有哪怕一丁点的改变吗？还不是一党独裁下的极权架构吗？我们的自由度增加了吗？除了新兴的网络有一点点打破独家发言权的迹象，其他一切媒体都是党营或者是党控的，有自主经营的任何媒体吗？有能够畅所欲言的场所吗？
网络言论权不是中共赐予的，是人类技术革命带来的权力。即便这么小得可怜的一点点话语权，还遭到中共的无限打压。GFW、绿坝、五毛、审查无出不在，网络太大了，打压效果不好是上天的恩赐，与中共无关。政治体制改革从何谈起？说了这么多年了，普世价值有实现的迹象吗？温先生，恕我眼拙，一丁点都看不到。那么，温先生是否践言过呢？什么时候才能践言呢？
以温先生的权力、地位，应该是有能力改变现状的，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任何哪怕一丁点的改变呢？大地震冤死的数千孩子们没有得到任何正义，因结石而痛苦的数十万婴儿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豆腐渣工程没有得到任何调查，三聚奶粉事件匆匆结案。这些都是最大的事件了，难道处理这些事件的不是温先生主持下的政府？
那么温先生还能侈谈国民的尊严吗？剥夺国民最后一点点尊严的难道不就是贵党吗？假如温先生有哪怕一丁点的诚意，就去调查四川的学校到底有没有豆腐渣现象，到底结石宝宝是不是应该得到政府的补偿。否则，温先生就是纯粹的演技派。
温家宝说，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民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
他还表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一步健全法制，特别要重视那些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建设。创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机制，扩大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
此外，在此章节中，温家宝对要重点进行改革的领域也做出了阐述。如，加快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母公司的公司制改革，实现产权多元化，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推进公用事业改革，切实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引入竞争机制。
温家宝还表示，要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要求，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博主评论：温先生的外表是比较温和、比较儒雅的，但是我发现他很有一点喜欢标新立异的感觉。从上任初期说的普世价值，到你们是人民养的，到后来的自称中国是法制国家，然后是大讲政治体制改革，要让中国人民有尊严地生活。
可惜的是，考其政治业绩，就会发现绝对地言行不一。温先生上任应该有六年多了，请问政治体制有所寸进吗？说实话，我是一点都看不出。我们政治体制有哪怕是一点点的改进吗？三十年前就已经是一党下的政府、人大、政协体制，政治局常委分任政府总理、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头顶上是其实就是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兼军委主席。
国家主席有过不由总书记兼任的时候，军委主席曾经是老邓独任的时候，自打老邓西游，就是三职合一了。这些有哪怕一丁点的改变吗？还不是一党独裁下的极权架构吗？我们的自由度增加了吗？除了新兴的网络有一点点打破独家发言权的迹象，其他一切媒体都是党营或者是党控的，有自主经营的任何媒体吗？有能够畅所欲言的场所吗？
网络言论权不是中共赐予的，是人类技术革命带来的权力。即便这么小得可怜的一点点话语权，还遭到中共的无限打压。GFW、绿坝、五毛、审查无出不在，网络太大了，打压效果不好是上天的恩赐，与中共无关。政治体制改革从何谈起？说了这么多年了，普世价值有实现的迹象吗？温先生，恕我眼拙，一丁点都看不到。那么，温先生是否践言过呢？什么时候才能践言呢？
以温先生的权力、地位，应该是有能力改变现状的，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任何哪怕一丁点的改变呢？大地震冤死的数千孩子们没有得到任何正义，因结石而痛苦的数十万婴儿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豆腐渣工程没有得到任何调查，三聚奶粉事件匆匆结案。这些都是最大的事件了，难道处理这些事件的不是温先生主持下的政府？
那么温先生还能侈谈国民的尊严吗？剥夺国民最后一点点尊严的难道不就是贵党吗？假如温先生有哪怕一丁点的诚意，就去调查四川的学校到底有没有豆腐渣现象，到底结石宝宝是不是应该得到政府的补偿。否则，温先生就是纯粹的演技派。
墓碑（九-2）
四、馆陶事件
馆陶属聊城地区，后合并于冠县。“五风”对农村的摧残，由粮食问题上的浮夸而引起的高征购，把农民推向了饥饿的困境。从1959年春天开始，各地就有饿死人的情况。但地方官员怕担责任，不让向上反映。最早传出饿死人的情况是馆陶县。馆陶事件是怎么揭开的？1958年12月，在党代会的时候，一位转业军人向中央写信，中央转到省委，省委转到地委，地委转到县委，县委不认账，地委也不认账。这位转业军人一告再告，最后他直接去北京找到门路告了状。中央知道了情况，有关部门打电话，指令认真处理。省委、省人委才派邓辰西、王斋去调查。调查组成员看到食堂停了伙，到处都有饿死的人，老百姓围着调查组的汽车哭。
从山东省委、省人委1959年1月16日的检查报告中可见一斑。这个报告说，自1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正在发展。截至1月10日，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调查，很难举出准确数字，但这种情况已经遍及全县。全县7个公社已有6个公社有停伙、半停伙的村庄。其中以房寨、柴卜、魏塔寨三个公社最多。潘庄、北馆陶、八岔路三个公社次之。南馆陶公社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问题，但现存粮食（包括地瓜干、萝卜干）也只能吃一个月。据各公社自报，全县1195个食堂，完全停伙的有82个（据群众反映，绝不止此数），半停伙的更多。很多食堂从中秋节后就没有见粮食，吃地瓜和罗卜干已经四五十天了。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有4个食堂在去年中秋节后全部吃地瓜，11月全吃萝卜，12月29日停伙，直到中央转来人民来信后，才于1月9 日、10日两天开伙。
食堂停伙、半停伙以后，社员四处觅食，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投亲靠友，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卖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不正常婚姻大量发生。有人偷盗、自杀。因饿和饿加病者死亡二三十人（这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有的村劳动力全部逃光，生产停顿。
全县据不完全统计，自1958年10月以来，仅到邯郸一地逃荒的就有13000多人。检查组访问了5个公社的20多个村庄，所到之处，男女老幼哭诉饥饿，惨不忍睹。
县委按照自己估计错误的高产安排征购任务和社员生活，征购任务在先，社员口粮有名无实，或名多实少。食堂绝粮后有的叫社员自筹，有的干脆宣布：“愿拾，愿偷自己办。”本来没有粮食反而加紧“核实”产量，不报高产不散会，发动群众反瞒产私分、挖“老鼠洞”（即小仓库），挨家挨户搜粮食，搞得群众十分恐慌。
报告说，群众有三个不满意：
第一，对干部虚报产量不满意。这次检查组下去前，几乎各公社都开了会，不让群众向检查组反映情况，只许说产量高，吃得好，不准说吃不饱，没饭吃。“谁乱反映，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对干部不关心社员生活不满意。
第三，对干部强迫命令不满意。不少干部打人、骂人，强迫社员脱光衣服干活。不脱光就是没干劲。强迫社员彻夜劳动，冒雨劳动。有村庄强迫青年妇女脱光衣服劳动。群众反映，秋收烂在地里不收，却强迫群众翻地三尺种小麦。
一个星期以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这个检查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写道：“1958年全国受水旱灾面积是4亿亩，成灾面积1亿亩，其中80％是旱灾。经过几年水利工程，旱灾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老规律是成灾成片，易于发现；新规律是旱灾插花，容易忽视。在丰收地区往往有一些减产、或平产或增产不多的地方。如不注意，就容易在这些地方发生严重问题。”
从全国来看，馆陶事件是发现得较早的大批饿死人的事件，如果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采取措施，可以减少其它地方的灾难。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并没有从这里看到全国性的大饥荒已经来临。从中共中央这个批示中可以看出，他们把馆陶事件当作个别事件来处理，并没有看到全局的问题，还强调自然灾害，根本没有从政策上检讨，这是酿成全局大祸的原因之一。
五、济宁事件
在馆陶盖子揭开以后，济宁的盖了也揭开了。根据上面批来的群众来信，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到济宁调查处理。
谭启龙于3月21日到达济宁，在济宁停留了22天。到了钜野、曹县、金乡、单县、菏泽、郓城等6个县，找了郓城、济宁第一书记谈了话，开了十几个座谈会，访问了一些农民，他的考察还是很深入、很全面的。3月23日，他从钜野给给第一书记舒同的信中写道：
近三个月来，很多地方没有人干活，有的虽然下了地也是应付应付，效率很低，巨野一个队24个人一天只浇一亩麦子。全县72万亩耕地现在只了耕了22万亩……，牲畜死亡仍未停止，原有23000头，死了5000头，还有瘦弱的，现在能使用的仅有2100头。……巨野、曾县、曹县挖麦苗吃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丰产田的麦苗也被挖掉吃了。
郓城县发生抢粮库事件130多起，有一万多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昨天早晨宋江公社又有50多人集合准备抢粮。
金乡县共62万人，据他们汇报，有42万人需要救济。前天往单县运的29000斤粮食，行至金乡被抢走了13000多斤，有100多人伪装成挖野菜的，见运粮车来了就一涌而上。
单县曹马公社前次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瞒产粮食650万斤，会后只搞出200斤。大庄区一个生产队长报告瞒产8斤，回家后他就逃跑了。
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由于措施失当，生产没有安排好，现在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巨野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田桥公社榆树皮四角钱一斤，饼干一角钱一片。有些人饿得脸已经变了颜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来，全县水肿病人原来4000人，现在12000人。人口外流现象也没有停止，单县枣庄管理区最近每天逃走12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有的已经把棉衣卖掉了，现在只穿单裤。巨野县已经发现饿死的。现在群众情绪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哭脸，有的连脸也不洗了，大小便随地拉，根本无心过日子。
干部不愿来参加会，仲山公社一位干部说：“我一见仲山头就头皮发麻，一进仲山城街就浑身发抖。”
谭启龙1959年4月11日从济宁给舒同的信：
……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牲畜毛猪大量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畜44532头，死亡10669头，占24％，原有农具58784件，破坏36446件，占62％。
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1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58起，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153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曹县一个县外逃4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34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据了解，仅在河南开封就死亡62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响之坏，无法估计。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单县4月上旬水肿病达53000多人，黄后楼一、二排32户260人，患病的达227人，占81％，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巨野县刘官屯村共3000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造成这种严重紧张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仅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而且还大量侵犯了个人生活资料所有制。例如，“猪羊大集中，粮食一脚蹬（即全部入国库）”，“苦战两昼夜，完成三脚踢”（即粮食、钢铁、猪羊都大集中）。单县实行穷拉平，全县统一分配。巨野、郓城去年秋收时，只准留三天口粮，其余全部入库，实行“三库合一”（国库、社库、队库），全部变成国库。他们全县较好的大车和大牲畜无代价地划归县运输公司。有的调社员的自行车归干部所有。很多地方将粮、草、菜、砖瓦、大材、锅，全都归了公。各县都有一部分地方实行移村并村，全县几天之内移村714个，36140户，占全县总户的三分之一以上。群众说：“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
秋收季节，抽调了160多万劳动力脱离农业办钢铁、挖煤矿、修铁路、搞大型水利工程。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团作战，许多社队几乎没有劳动力，造成秋收粗糙，损失很大。
城武县受灾仍调出粮食4600万斤，发现粮食紧张后，又采取抽富济贫的办法。地县领导仍没有冷静地分析研究，死啃亩产1000斤、800斤不放。群众不承认公社向县里报的帐，地县委则扭住不放（据现在检查，亩产只有400多斤），说下面右倾刮台风。去年12月，各县普遍召开了万人大会，今年3月上旬又召开了四级干部会，都采取了回忆对比、诉苦算帐、反对瞒产私分，反对本位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办法，在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粮食9亿多斤。地委领导很得意。但散会后干部外逃，很少拿出粮食。曹县四级干部会后几天，外逃四万多人。
有的地方干部提出：“有粮食不报，吃饭犯法”、“私藏四两钢铁和私藏一个美国鬼子同罪”（为收废钢铁化钢交指标）、“亩产不上500斤的豆子一律翻掉”、“深翻不到一尺半的不准下种”等口号，大搞强迫命令。单县反映，干部有三大法宝：一辩论，二戴帽，三拔白旗。对群众进行体罚的花样有10多种，如，顶灯跪砖、穿梭、拔头发、挂玻璃、喝小便、坐飞机、学龟爬、熬鹰、戴高帽子等。群众说：“他们比汉奸、鬼子还厉害。”
1959年春，济宁事件已经很严重，但舒同在济宁会议的总结中，还要求济宁自己解决问题。到了冬季，毛主席不同意再搞反瞒产私分，但舒同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搞反瞒产私分。在安排群众生活方面，舒同始终强调“是下面的思想问题，有点实际问题，也不大，是能解决的”。
《关于金乡县防治肿病检查情况简报》记载了随同省委裴孟飞书记下乡的王瑛于1959年4月29日给山东省委的一封信。这封信说，金乡县在元月就在鱼城公社开始发现水肿病人时，经调查全县有5000多人，到3月发展到39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2％，其中以鱼城公社为最严重，这个公社的8万人口中，有水肿病人17295人，占总人口的21.6％，4月份又有发展，据4月26日统计，全县累计发病10242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5％（其中发病二次以上的有58034人），死亡792人。这个县对水肿病人推行了偏方治疗：芒硝煮鱼，苍术散，丝瓜络煮枣等。
六、全省大饥荒
1958年冬季出了馆陶事件，1959年春季出了济宁事件，还有菏泽事件。从1959年1月到1959年4月，全省累计出现浮肿病人839925人。这些严重的情况虽然引起了山东省委的重视，但左倾狂热的思想路线没有改变。在庐山会议期间，舒同上山开会去了，裴孟飞在家主持了几次会议，对1958年和1959年的粮食产量和征购任务重新作了讨论，比原来要实际一些。舒同从庐山带回来反右倾的最高旨意，不仅推翻了裴孟飞定的指标，还让裴孟飞作检查，各地跟着裴孟飞调整指标的也要作检查。这样，左倾路线继续把农民逼上绝路。到1960年夏季，出现了全省大饥荒。
范县在1958年秋曾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十分欣赏，说范县的报告是一首诗，在干部中广为印发。结果怎么样呢？修水库占了土地，还使大量土地盐碱化，老百姓哭鼻子流泪。县委还大批拆老百姓的房子、扒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房子和扒祖坟得到的砖瓦木料盖礼堂、盖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到1959年就食堂停伙，水肿病大量流行，饿死了不少人。
临朐县大峪大队，1959年秋收，40多万斤粮食被征购，剩下人均口粮仅一百多斤。从11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给4两原粮。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粮：“萝卜4斤顶1斤，菜叶子5斤顶1斤，南瓜2.5斤顶1斤。”玉米秸、剥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壳、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农民的口粮。实在凑不出了，又假设每人偷了40斤粮食，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算起来每人的口粮又多了40 斤。最后向上级报告说每人口粮357斤。但一天4两粮食维持不了生命，农民就这样活活饿死。死的人多了赶不及埋，许多人暴尸路旁。
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生小孩的。王成怀同志向舒同汇报说淄博地区死了11万人。他还满不在乎，说安徽、江苏也死了许多人，不值得大惊小怪。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1960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到处可以看到饿死人的惨状。在青岛市第三钢铁厂门口，有一个要饭的老太婆，拿着一个破瓢要饭。饿得倒在厂门口，工厂里没有一个人给她饭吃，也没人看她，最后饿死在厂门口。为什么这样？因为给她饭吃就会被说成右倾，不敢管她。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一个战士全家讨饭去东北，父亲临走时去部队，父子见面后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15份电报，其中13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
饥荒严肃重破坏了生产力。1960年劳动力只剩1790万人，比1957年的2173万人减少了384万人；1960年耕畜比1957年减少了237万头，而且剩下的瘦弱不堪；土地荒芜，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900万亩。盐碱地由1500万亩增加到2000万亩。粮食产量退回到1949年的水平，总产量只有160亿斤。
在大饥荒期间，山东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只能用官方资料进行计算。根据《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的历年死亡率资料，可以计算出山东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84.43万人，少出生225.66万人。薄一波告诉赵健民山东饿死了300万人。从当年山东省饥饿的严重程度来看，300万人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
七、舒同丢官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是舒同，是一位很名气的书法家。他出身贫寒，师范学校毕业，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谭启龙是第二书记，赵健民是第三书记。1955年5月，中共中央曾打算调舒同到《人民日报》任社长，后来没有成行。在这期间，山东的新闻报道曾说谭启龙是第一书记。有一次，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到山东访问，在接待时，谭介绍舒同时称他为“原政委”（省委第一书记是军区的政委）。有档案资料称，舒同对谭启龙因此对谭猜忌，怕他取而代之。
舒同怕失去封疆大吏的显赫地位，最终还是失去了。
由于山东情况比较严重，靠山东省委难以挽回局面。中共中央华东局到山东揭盖子。当时山东属华东局。196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舒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
曾希圣走马上任，10月29日，他作了一个大报告：《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克服困难而斗争！》。这个报告，用大量事实指出山东问题的严重性：1，农业严重减产，粮食总产量只有160亿斤，回到1949年的水平；2，口粮严重不足；3，病情严重，420万人水肿；4，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5，耕地减少；6，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他批评说，庐山会议上中央提出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没有照办；上海会议中央进一步强调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仍然没有办；北戴河会议，毛主席指示要抓紧时机，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没有认真传达贯彻，青岛会议开了40多天，误了季节。曾希圣指出：
要承认今天其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人为灾害所造成的。而人为灾害，又主要是因为原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和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同志没有执行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历次指示所造成的。
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我们山东的情况严重以后，就当机立断地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不仅立即撤销了他们两人的职务，而且抽调了一批干部并在调拨大批粮食、医药、种子以及其它物资来支援山东。
曾希圣承认死人是人为造成的，这是对的，但他把中央和毛泽东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山东省委的两个人，是不符合事实的。
舒同从封疆大吏变成了批判对象。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960年12月中旬，在山东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和五级干部会议，集中揭发批判舒同的错误。山东省档案馆保存有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省委扩大会议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主持，12月16日，曾希圣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揭露了山东“五风”的严重性。接着他批评了几种错误的看法：第一是夸大困难，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第二是怀疑“三面红旗”；第三是怀疑中央领导人。他批评说：“有人说，中央是领路人，舒同是带队人，带队人带得不好，领路人也应负责，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舒同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党中央领导毫无关系。”曾希圣把中央领导人的责任开脱得一干二净，把山东问题仅看作一个省的特殊问题，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曾希圣定的调子，参加会议的山东干部向舒同猛烈开火。
会上揭发舒同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系列的纠偏政策贯彻不力。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伸出自己的两个手掌，把近两年的工作比做十个指头,“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指头。在强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同时，他也指出要解决好“一个指头”的问题。由于毛泽东的重点放在反右倾上，各省在传达贯彻庐山会议时，对“一个指头”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舒同在传达庐山会议的讲话中，甚至没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个指头”这一段话。为什么没有传达？舒同在检查中说，“怕给群众泼冷水”，出于同样的考虑，裴孟飞建议他在传达时把毛泽东关于也要注意左倾冒险主义的说法在一定的范围内提一下，舒同没有同意，反而批评了裴孟飞。
会上揭发舒同在粮食问题上的错误，在1960年四五月份粮食分配会议上，没有听取一些实事求是的意见，把指标压下来，把1959年粮食产量落实为320亿斤，而偏听偏信了农工作部长张新村的意见，把产量落实为400亿斤，征购任务为70亿斤。这是山东省粮食紧张的重要原因。在粮食紧张出现以后，还不面对现实，为农民解决问题，还在全省搞反瞒产私分运动。给农民造成更大的灾难。
196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除了讨论国际形势外，国内工作提出保粮、保钢、保外贸出口三个任务。毛泽东要求各省要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夏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回来后，8月初召开青岛会议传达贯彻。但是，青岛会议开了40多天,一直开到10月份，农时已经耽误了。为什么青岛会议开这么长时间？在批判舒同的省委扩大会上，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原来舒同和一个女护士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到了青岛以后，舒同根本不和其他书记往来，除了参加他非参加不可的会议以外，不是和护士在房间里打扑克，就是带着护士游山玩水，跳舞。要给女护士打胎，打完胎以后，又要休养恢复健康。这样，就有意将会议时间拖延。直到青岛会议结束以后，舒同还不打算回济南抓工作。后来陈云要来济南，吴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催他提前回来。青岛会议没有开好，救灾措施没有落实下来，山东的饥荒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有人说，中国不是议会政治，而是会议政治。会议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全由第一把手的意志决定。中央如此，各省也如此。
舒同12月10日的检查，讲了由于他的工作失误给山东带来的损失，与会者不满意，没有过关。12月13日的检查时，他一开始就说：“我现在向大会检查我的错误，不但检查错误，而且向大会请罪，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列举了中共中央自郑州会议以来等一系列的纠偏政策，检查自己执行不力。他说他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从左的方面来接受庐山会议的精神（庐山会议的精神本来就是左的嘛，他这么执行了，还要检查，舒同好不冤枉！），他还扣上了自己个人主义、沽名钓誉、好大喜功、好出风头，急躁冒进等帽子，因此，在做计划、定指标、提工作任务的时候，往往从压倒外省出发（争先恐后），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本省实际情况出发。
曾希圣身挂两省帅印。其实，安徽的问题比山东还要严重，曾希圣到山东来揭舒同的盖子，却紧紧捂住自己的盖子。相比之下，舒同比曾希圣要老实得多。
舒同丢官以后，山东的情况并没有好转。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饿死人16700人，9月份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10万，卖儿卖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馆陶属聊城地区，后合并于冠县。“五风”对农村的摧残，由粮食问题上的浮夸而引起的高征购，把农民推向了饥饿的困境。从1959年春天开始，各地就有饿死人的情况。但地方官员怕担责任，不让向上反映。最早传出饿死人的情况是馆陶县。馆陶事件是怎么揭开的？1958年12月，在党代会的时候，一位转业军人向中央写信，中央转到省委，省委转到地委，地委转到县委，县委不认账，地委也不认账。这位转业军人一告再告，最后他直接去北京找到门路告了状。中央知道了情况，有关部门打电话，指令认真处理。省委、省人委才派邓辰西、王斋去调查。调查组成员看到食堂停了伙，到处都有饿死的人，老百姓围着调查组的汽车哭。
从山东省委、省人委1959年1月16日的检查报告中可见一斑。这个报告说，自1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正在发展。截至1月10日，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调查，很难举出准确数字，但这种情况已经遍及全县。全县7个公社已有6个公社有停伙、半停伙的村庄。其中以房寨、柴卜、魏塔寨三个公社最多。潘庄、北馆陶、八岔路三个公社次之。南馆陶公社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问题，但现存粮食（包括地瓜干、萝卜干）也只能吃一个月。据各公社自报，全县1195个食堂，完全停伙的有82个（据群众反映，绝不止此数），半停伙的更多。很多食堂从中秋节后就没有见粮食，吃地瓜和罗卜干已经四五十天了。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有4个食堂在去年中秋节后全部吃地瓜，11月全吃萝卜，12月29日停伙，直到中央转来人民来信后，才于1月9 日、10日两天开伙。
食堂停伙、半停伙以后，社员四处觅食，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投亲靠友，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卖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不正常婚姻大量发生。有人偷盗、自杀。因饿和饿加病者死亡二三十人（这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有的村劳动力全部逃光，生产停顿。
全县据不完全统计，自1958年10月以来，仅到邯郸一地逃荒的就有13000多人。检查组访问了5个公社的20多个村庄，所到之处，男女老幼哭诉饥饿，惨不忍睹。
县委按照自己估计错误的高产安排征购任务和社员生活，征购任务在先，社员口粮有名无实，或名多实少。食堂绝粮后有的叫社员自筹，有的干脆宣布：“愿拾，愿偷自己办。”本来没有粮食反而加紧“核实”产量，不报高产不散会，发动群众反瞒产私分、挖“老鼠洞”（即小仓库），挨家挨户搜粮食，搞得群众十分恐慌。
报告说，群众有三个不满意：
第一，对干部虚报产量不满意。这次检查组下去前，几乎各公社都开了会，不让群众向检查组反映情况，只许说产量高，吃得好，不准说吃不饱，没饭吃。“谁乱反映，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对干部不关心社员生活不满意。
第三，对干部强迫命令不满意。不少干部打人、骂人，强迫社员脱光衣服干活。不脱光就是没干劲。强迫社员彻夜劳动，冒雨劳动。有村庄强迫青年妇女脱光衣服劳动。群众反映，秋收烂在地里不收，却强迫群众翻地三尺种小麦。
一个星期以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这个检查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写道：“1958年全国受水旱灾面积是4亿亩，成灾面积1亿亩，其中80％是旱灾。经过几年水利工程，旱灾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老规律是成灾成片，易于发现；新规律是旱灾插花，容易忽视。在丰收地区往往有一些减产、或平产或增产不多的地方。如不注意，就容易在这些地方发生严重问题。”
从全国来看，馆陶事件是发现得较早的大批饿死人的事件，如果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采取措施，可以减少其它地方的灾难。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并没有从这里看到全国性的大饥荒已经来临。从中共中央这个批示中可以看出，他们把馆陶事件当作个别事件来处理，并没有看到全局的问题，还强调自然灾害，根本没有从政策上检讨，这是酿成全局大祸的原因之一。
五、济宁事件
在馆陶盖子揭开以后，济宁的盖了也揭开了。根据上面批来的群众来信，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到济宁调查处理。
谭启龙于3月21日到达济宁，在济宁停留了22天。到了钜野、曹县、金乡、单县、菏泽、郓城等6个县，找了郓城、济宁第一书记谈了话，开了十几个座谈会，访问了一些农民，他的考察还是很深入、很全面的。3月23日，他从钜野给给第一书记舒同的信中写道：
近三个月来，很多地方没有人干活，有的虽然下了地也是应付应付，效率很低，巨野一个队24个人一天只浇一亩麦子。全县72万亩耕地现在只了耕了22万亩……，牲畜死亡仍未停止，原有23000头，死了5000头，还有瘦弱的，现在能使用的仅有2100头。……巨野、曾县、曹县挖麦苗吃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丰产田的麦苗也被挖掉吃了。
郓城县发生抢粮库事件130多起，有一万多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昨天早晨宋江公社又有50多人集合准备抢粮。
金乡县共62万人，据他们汇报，有42万人需要救济。前天往单县运的29000斤粮食，行至金乡被抢走了13000多斤，有100多人伪装成挖野菜的，见运粮车来了就一涌而上。
单县曹马公社前次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瞒产粮食650万斤，会后只搞出200斤。大庄区一个生产队长报告瞒产8斤，回家后他就逃跑了。
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由于措施失当，生产没有安排好，现在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巨野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田桥公社榆树皮四角钱一斤，饼干一角钱一片。有些人饿得脸已经变了颜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来，全县水肿病人原来4000人，现在12000人。人口外流现象也没有停止，单县枣庄管理区最近每天逃走12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有的已经把棉衣卖掉了，现在只穿单裤。巨野县已经发现饿死的。现在群众情绪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哭脸，有的连脸也不洗了，大小便随地拉，根本无心过日子。
干部不愿来参加会，仲山公社一位干部说：“我一见仲山头就头皮发麻，一进仲山城街就浑身发抖。”
谭启龙1959年4月11日从济宁给舒同的信：
……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牲畜毛猪大量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畜44532头，死亡10669头，占24％，原有农具58784件，破坏36446件，占62％。
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1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58起，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153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曹县一个县外逃4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34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据了解，仅在河南开封就死亡62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响之坏，无法估计。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单县4月上旬水肿病达53000多人，黄后楼一、二排32户260人，患病的达227人，占81％，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巨野县刘官屯村共3000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造成这种严重紧张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仅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而且还大量侵犯了个人生活资料所有制。例如，“猪羊大集中，粮食一脚蹬（即全部入国库）”，“苦战两昼夜，完成三脚踢”（即粮食、钢铁、猪羊都大集中）。单县实行穷拉平，全县统一分配。巨野、郓城去年秋收时，只准留三天口粮，其余全部入库，实行“三库合一”（国库、社库、队库），全部变成国库。他们全县较好的大车和大牲畜无代价地划归县运输公司。有的调社员的自行车归干部所有。很多地方将粮、草、菜、砖瓦、大材、锅，全都归了公。各县都有一部分地方实行移村并村，全县几天之内移村714个，36140户，占全县总户的三分之一以上。群众说：“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
秋收季节，抽调了160多万劳动力脱离农业办钢铁、挖煤矿、修铁路、搞大型水利工程。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团作战，许多社队几乎没有劳动力，造成秋收粗糙，损失很大。
城武县受灾仍调出粮食4600万斤，发现粮食紧张后，又采取抽富济贫的办法。地县领导仍没有冷静地分析研究，死啃亩产1000斤、800斤不放。群众不承认公社向县里报的帐，地县委则扭住不放（据现在检查，亩产只有400多斤），说下面右倾刮台风。去年12月，各县普遍召开了万人大会，今年3月上旬又召开了四级干部会，都采取了回忆对比、诉苦算帐、反对瞒产私分，反对本位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办法，在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粮食9亿多斤。地委领导很得意。但散会后干部外逃，很少拿出粮食。曹县四级干部会后几天，外逃四万多人。
有的地方干部提出：“有粮食不报，吃饭犯法”、“私藏四两钢铁和私藏一个美国鬼子同罪”（为收废钢铁化钢交指标）、“亩产不上500斤的豆子一律翻掉”、“深翻不到一尺半的不准下种”等口号，大搞强迫命令。单县反映，干部有三大法宝：一辩论，二戴帽，三拔白旗。对群众进行体罚的花样有10多种，如，顶灯跪砖、穿梭、拔头发、挂玻璃、喝小便、坐飞机、学龟爬、熬鹰、戴高帽子等。群众说：“他们比汉奸、鬼子还厉害。”
1959年春，济宁事件已经很严重，但舒同在济宁会议的总结中，还要求济宁自己解决问题。到了冬季，毛主席不同意再搞反瞒产私分，但舒同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搞反瞒产私分。在安排群众生活方面，舒同始终强调“是下面的思想问题，有点实际问题，也不大，是能解决的”。
《关于金乡县防治肿病检查情况简报》记载了随同省委裴孟飞书记下乡的王瑛于1959年4月29日给山东省委的一封信。这封信说，金乡县在元月就在鱼城公社开始发现水肿病人时，经调查全县有5000多人，到3月发展到39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2％，其中以鱼城公社为最严重，这个公社的8万人口中，有水肿病人17295人，占总人口的21.6％，4月份又有发展，据4月26日统计，全县累计发病10242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5％（其中发病二次以上的有58034人），死亡792人。这个县对水肿病人推行了偏方治疗：芒硝煮鱼，苍术散，丝瓜络煮枣等。
六、全省大饥荒
1958年冬季出了馆陶事件，1959年春季出了济宁事件，还有菏泽事件。从1959年1月到1959年4月，全省累计出现浮肿病人839925人。这些严重的情况虽然引起了山东省委的重视，但左倾狂热的思想路线没有改变。在庐山会议期间，舒同上山开会去了，裴孟飞在家主持了几次会议，对1958年和1959年的粮食产量和征购任务重新作了讨论，比原来要实际一些。舒同从庐山带回来反右倾的最高旨意，不仅推翻了裴孟飞定的指标，还让裴孟飞作检查，各地跟着裴孟飞调整指标的也要作检查。这样，左倾路线继续把农民逼上绝路。到1960年夏季，出现了全省大饥荒。
范县在1958年秋曾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十分欣赏，说范县的报告是一首诗，在干部中广为印发。结果怎么样呢？修水库占了土地，还使大量土地盐碱化，老百姓哭鼻子流泪。县委还大批拆老百姓的房子、扒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房子和扒祖坟得到的砖瓦木料盖礼堂、盖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到1959年就食堂停伙，水肿病大量流行，饿死了不少人。
临朐县大峪大队，1959年秋收，40多万斤粮食被征购，剩下人均口粮仅一百多斤。从11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给4两原粮。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粮：“萝卜4斤顶1斤，菜叶子5斤顶1斤，南瓜2.5斤顶1斤。”玉米秸、剥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壳、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农民的口粮。实在凑不出了，又假设每人偷了40斤粮食，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算起来每人的口粮又多了40 斤。最后向上级报告说每人口粮357斤。但一天4两粮食维持不了生命，农民就这样活活饿死。死的人多了赶不及埋，许多人暴尸路旁。
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生小孩的。王成怀同志向舒同汇报说淄博地区死了11万人。他还满不在乎，说安徽、江苏也死了许多人，不值得大惊小怪。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1960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到处可以看到饿死人的惨状。在青岛市第三钢铁厂门口，有一个要饭的老太婆，拿着一个破瓢要饭。饿得倒在厂门口，工厂里没有一个人给她饭吃，也没人看她，最后饿死在厂门口。为什么这样？因为给她饭吃就会被说成右倾，不敢管她。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一个战士全家讨饭去东北，父亲临走时去部队，父子见面后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15份电报，其中13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
饥荒严肃重破坏了生产力。1960年劳动力只剩1790万人，比1957年的2173万人减少了384万人；1960年耕畜比1957年减少了237万头，而且剩下的瘦弱不堪；土地荒芜，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900万亩。盐碱地由1500万亩增加到2000万亩。粮食产量退回到1949年的水平，总产量只有160亿斤。
在大饥荒期间，山东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只能用官方资料进行计算。根据《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的历年死亡率资料，可以计算出山东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84.43万人，少出生225.66万人。薄一波告诉赵健民山东饿死了300万人。从当年山东省饥饿的严重程度来看，300万人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
七、舒同丢官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是舒同，是一位很名气的书法家。他出身贫寒，师范学校毕业，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谭启龙是第二书记，赵健民是第三书记。1955年5月，中共中央曾打算调舒同到《人民日报》任社长，后来没有成行。在这期间，山东的新闻报道曾说谭启龙是第一书记。有一次，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到山东访问，在接待时，谭介绍舒同时称他为“原政委”（省委第一书记是军区的政委）。有档案资料称，舒同对谭启龙因此对谭猜忌，怕他取而代之。
舒同怕失去封疆大吏的显赫地位，最终还是失去了。
由于山东情况比较严重，靠山东省委难以挽回局面。中共中央华东局到山东揭盖子。当时山东属华东局。196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舒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
曾希圣走马上任，10月29日，他作了一个大报告：《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克服困难而斗争！》。这个报告，用大量事实指出山东问题的严重性：1，农业严重减产，粮食总产量只有160亿斤，回到1949年的水平；2，口粮严重不足；3，病情严重，420万人水肿；4，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5，耕地减少；6，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他批评说，庐山会议上中央提出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没有照办；上海会议中央进一步强调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仍然没有办；北戴河会议，毛主席指示要抓紧时机，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没有认真传达贯彻，青岛会议开了40多天，误了季节。曾希圣指出：
要承认今天其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人为灾害所造成的。而人为灾害，又主要是因为原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和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同志没有执行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历次指示所造成的。
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我们山东的情况严重以后，就当机立断地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不仅立即撤销了他们两人的职务，而且抽调了一批干部并在调拨大批粮食、医药、种子以及其它物资来支援山东。
曾希圣承认死人是人为造成的，这是对的，但他把中央和毛泽东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山东省委的两个人，是不符合事实的。
舒同从封疆大吏变成了批判对象。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960年12月中旬，在山东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和五级干部会议，集中揭发批判舒同的错误。山东省档案馆保存有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省委扩大会议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主持，12月16日，曾希圣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揭露了山东“五风”的严重性。接着他批评了几种错误的看法：第一是夸大困难，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第二是怀疑“三面红旗”；第三是怀疑中央领导人。他批评说：“有人说，中央是领路人，舒同是带队人，带队人带得不好，领路人也应负责，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舒同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党中央领导毫无关系。”曾希圣把中央领导人的责任开脱得一干二净，把山东问题仅看作一个省的特殊问题，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曾希圣定的调子，参加会议的山东干部向舒同猛烈开火。
会上揭发舒同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系列的纠偏政策贯彻不力。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伸出自己的两个手掌，把近两年的工作比做十个指头,“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指头。在强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同时，他也指出要解决好“一个指头”的问题。由于毛泽东的重点放在反右倾上，各省在传达贯彻庐山会议时，对“一个指头”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舒同在传达庐山会议的讲话中，甚至没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个指头”这一段话。为什么没有传达？舒同在检查中说，“怕给群众泼冷水”，出于同样的考虑，裴孟飞建议他在传达时把毛泽东关于也要注意左倾冒险主义的说法在一定的范围内提一下，舒同没有同意，反而批评了裴孟飞。
会上揭发舒同在粮食问题上的错误，在1960年四五月份粮食分配会议上，没有听取一些实事求是的意见，把指标压下来，把1959年粮食产量落实为320亿斤，而偏听偏信了农工作部长张新村的意见，把产量落实为400亿斤，征购任务为70亿斤。这是山东省粮食紧张的重要原因。在粮食紧张出现以后，还不面对现实，为农民解决问题，还在全省搞反瞒产私分运动。给农民造成更大的灾难。
196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除了讨论国际形势外，国内工作提出保粮、保钢、保外贸出口三个任务。毛泽东要求各省要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夏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回来后，8月初召开青岛会议传达贯彻。但是，青岛会议开了40多天,一直开到10月份，农时已经耽误了。为什么青岛会议开这么长时间？在批判舒同的省委扩大会上，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原来舒同和一个女护士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到了青岛以后，舒同根本不和其他书记往来，除了参加他非参加不可的会议以外，不是和护士在房间里打扑克，就是带着护士游山玩水，跳舞。要给女护士打胎，打完胎以后，又要休养恢复健康。这样，就有意将会议时间拖延。直到青岛会议结束以后，舒同还不打算回济南抓工作。后来陈云要来济南，吴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催他提前回来。青岛会议没有开好，救灾措施没有落实下来，山东的饥荒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有人说，中国不是议会政治，而是会议政治。会议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全由第一把手的意志决定。中央如此，各省也如此。
舒同12月10日的检查，讲了由于他的工作失误给山东带来的损失，与会者不满意，没有过关。12月13日的检查时，他一开始就说：“我现在向大会检查我的错误，不但检查错误，而且向大会请罪，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列举了中共中央自郑州会议以来等一系列的纠偏政策，检查自己执行不力。他说他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从左的方面来接受庐山会议的精神（庐山会议的精神本来就是左的嘛，他这么执行了，还要检查，舒同好不冤枉！），他还扣上了自己个人主义、沽名钓誉、好大喜功、好出风头，急躁冒进等帽子，因此，在做计划、定指标、提工作任务的时候，往往从压倒外省出发（争先恐后），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本省实际情况出发。
曾希圣身挂两省帅印。其实，安徽的问题比山东还要严重，曾希圣到山东来揭舒同的盖子，却紧紧捂住自己的盖子。相比之下，舒同比曾希圣要老实得多。
舒同丢官以后，山东的情况并没有好转。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饿死人16700人，9月份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10万，卖儿卖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墓 碑（八-2）
四、南雄之灾
广东省南雄县始兴公社也是一个饿死人较多的地方。地委工作组郑群、成家英、张乐民1960年7月31日提供的《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违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据地委工作组在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并在其中6个大队反复查对后统计，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止，共死亡2016人占原有人口20819人的9.9％。1959年死亡率（死亡人数／原有总人口数）是：周所大队为9.9％，南山大队为7.8％，黄所大队6.5％，上升大队5.5％；1960年死亡率是：黄所大队6.9％，南山大队5.2％，周所大队5％。死亡时间大部分集中在1959年秋季到1960年上半年。其中1959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53.7％，1960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46.7％。黄所大队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440人（其中1959年死亡217人，1960年死亡223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2％，其中全家死绝的有5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9户。罗坡小队42户人家死亡40人，占原有总人口229人的17.5％其中全家死绝的2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2户。这10个大队除了上述死亡以外，还有水肿病人570人，妇女闭经495人，子宫下垂379人。
此外，未经地委工作组调查、而在6月26日始兴片（原始兴公社）总结三反整社会上揭发出来的死人情况也十分严重。全公社统计（上述10个大队在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5070人（1959年死亡3075人，1960年死亡2035人），占全社原有人口83977人的5.91％。其中男2591人，女2479人。按阶级成份分：贫农3154人，中农1400人，富农305人，地主211人。从年龄结构看，1－15岁1394人，16－40岁668人，41－50岁629人，51－60岁901人，60岁以上1478人。
死亡原因：据被调查的6个大队死亡的1580人分析，被打成重伤死亡42人，被斗、打罚而被迫死亡的17人，水肿病死的553人，干瘦死的129人，老弱死亡199人， 婴儿死亡32人，麻疹病死亡78人，心脏病死亡120人，痢疾死亡40人。
死亡时间：1959年1月140，2月192人，3月328人，4月316人，5月257，6月245人，7月240人，8月342人，9月240人，10月224人，11月237人，12月274人；1960年1月318人，2月400人，3月600人，4月379人，5月338人。
由于饥饿，1959年很少出生人，1960年几乎没有出生。
始兴公社干部打骂刑罚群众成风。上至公社党委，下至包产队，上级打下级，干部打群众，处罚的形式无奇不有，残忍至极，如：捆绑、罚跪、罚立正、吊打、电刑、上雷公尖、削手指、灌屎尿、泼冷水、拔胡子、扯眼皮、假枪毙、戴高帽游街示众、设劳改队、罚劳役、罚款、没收财产等。
据6月下旬南雄县委召开的始兴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揭发，犯有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干部，1959年有508人，占干部总数的17.6％。受捆绑吊打等恶刑折磨的群众1118人；1960年1－5月违法乱纪干部有725人，占干部总数的25％，受捆绑吊打的群众2038人，其中有名字登记当场打死的1 人，被打伤后死的有53人，被迫死亡的20人，被连续扣粮食指标而饿死的21人，共95人。其中贫农60人，中农19人，富农3人，地主13人。
另据地委工作组对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自1959年以来，这10 个大队殴打、捆绑过群众的干部有328人，占干部总数的43％，受摧残的群众1069人，占这10个大队社员总数18803人的5.9％，其中当场被打死的1人，打成重伤后死亡的49人，被打罚被迫致死的20人，共70人。
地委工作组对南山、寨头、周所、石下、黄所、上升6个大队被打死、逼死的59人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五保户、10岁小孩，也有70多岁的老人。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被捆绑丢入河中活活淹死，有的丈夫被打死妻子改嫁，有的父母或儿子被打死剩下孤老或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3月，上升打队现役军人家属陈美伦因饥饿偷了一些青菜，被大队总支副书记郑某和队长李某打成重伤后拖入黑屋锁上，当晚死亡。这个大队的东头坪小队贫农军属刘宏富因患水肿病要求队长配点花生煲药治疗，队长不准，他就去田里挖了一点花生。被治保主任发现，捉去打成重伤吐血死亡。高昌大队刘庆辉，70多岁，队长张某怀疑他偷鸡，将他的胡子拔了一半并且打成重伤，然后两餐不给饭吃，又罚他挑塘泥，开夜工，两天后自杀身亡。该队社员林志弟夫妇被大队长怀疑偷鸡，打成重伤致死，留下一个11岁小孩和81岁老母。东风大队中农社员曾顺霞，19岁，因饥饿有点小偷行为，被大队长曾某多次召开群众会斗争、拷打，又扣口粮，被迫偷青菜。1960年3月一个晚上，曾某将曾顺霞用绳子捆绑丢到河里活活淹死。黄所大队贫农小孩丘生俚，12岁，因被扣口粮，被迫偷了一点花生芽，被包产队长丘某严刑拷打，用木棍打断左手，用石头砸破10个手指，还用刀割去一个指头，打成重伤后几天内死亡。该大队黄屋小队队长芦某，全队社员几乎全被她打过，连她叔父也被她扭着耳朵让其跪下，直接被她打成重伤致死的有4人。南山大队队长张某，自1959年以来，亲手殴打群众36人，其中被打成重伤而致死的4人，被迫致死1人。寨头大队女社员龚富园，1960年春天在队里插秧，因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收工时跑在前头，在这个队工作的供锁社干部林某说她迟到早归，对她拳打脚踢，当场被打倒在地，滚下水圳，湿透全身，不久死亡，致使出生不到数月的小孩因没奶吃不久也死了。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谭某仅1960年1－3月，就殴打群众70人，其中，打死1人，被迫致死1人。为什么这个公社的干部这么残酷地打人呢？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某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他认为能打人的干部立场稳，干劲大。
毁民房，建新村。1959年10月，以朱某为首的公社党委决定拆除县城内的上围街建新村。共拆民房105户、932间、粮仓一座、大祠堂18座，总面积2万平方米。上围是过去地主集中地，是始兴县城最好的房子，大部分是火砖、石墙。朱某要求群众一天搬完，四天拆完，没搬完的封闭门户不准再搬。他们用180斤炸药、360个雷管爆炸坚固的围墙。由于天气寒冷，防寒烤火，焚毁了大量的木材，大量物品被毁。被拆掉住房的群众，有的住牛栏，有的住粪寮，有的住烂屋。在建新村的过程中，规定每天评出下游队。下游队的人被罚做通宵，派民兵看守。评不出下游队就由队长顶替。不下班不准社员回家，不开工的不开饭，不积极的扣饭。病号不准请病假，只吃二两米。吃饭只准五分钟，吃不完的不准吃。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的抽脚筋。公社党委书记邓某公开号召：“懒婆懒汉，不积极不听话的，可以罚跪，可以打，打死由我负责，打死他当掉了一片树叶。”他亲手打了14人。
1959年下半年以来，多数大队主要劳动力一餐吃2两米，二、三等劳动力一餐吃2两、1两半米，少的只吃7－8钱米。很多食堂长期“盐水挂帅”（饥饿无奈时喝淡盐水），公社党委会上有的委员提出请求县委拨粮食，朱某说：“谁不要脸谁去县委要粮食！”1959冬和1960春之间，粮食最紧张时，朱某擅自决定全公社停发口粮一个月，公社留下8万担粮食不下发，要社员自己解决。本来粮食和食油指标很低，又层层剋扣，1959年9月，县委发给这个公社口粮1000担，公社全部扣下作“工业用粮”。1959年12月，全公社口粮41619担，到12月底只发下41200担，扣下419担，1960年2月，县里发下粮食43337担，公社又扣下3646担，先后扣下社员口粮5065担。公社党委还把1959年各大队卖粮款60多万元全部扣下，一文不发，致使全公社一年没有发工资，社员有病也没钱治。
在南雄县始兴公社，社员饿死，干部却大吃大喝。上至公社党委书记，下至小队干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公社和大队食堂都为干部设小灶，白天吃，晚上吃，公社书记、委员、大队干部要鱼，要肉，要油，随便挂上某某书记的名字就可以拿。饿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队，专门指定几个最好的鱼塘为干部吃鱼之用。这个大队群众说：“大队干部是老虎，小队干部是老鼠，社员挨饿成瘦猴。”公社党委书记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讯员端饭，还嫌牛肉煮鱼不好吃，骂社员不尊重领导。
广东省的饥荒不仅发生在罗定、南雄、高要等县，在其它地方也有发生。1960年底，广东省各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从各县的会议报告中都透露了“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
五、宋庆龄老家的饥荒
文昌县在海南岛，当时属广东省。这里是宋庆龄的老家，从这里崛起了对中国近代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宋氏家族。
1960年12月26日到1961的1月6日，文昌县召开了2718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
三年来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量19270多万斤，1958年比1957年减产11％，1959年比1958年减产11％，1960又比1959年减产11％，三年累计减产33％。粮食减产引发畜牧业减产，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1957年死亡人数275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8％，1958死亡率为1.2％，1959年为2.4％，1960年为2.1％，三年一共死亡19092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299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众体质很差。直到1960年底，问题还没有解决。如锦山公社下溪坡大队还有水肿病人43人，妇女病（闭经、子宫下垂等因挨饿而致的妇女病）301人，瘦弱病88人。
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共产风”的危害。事实证明，凡是一向列为重点的社队共产风最厉害，共产风刮得越厉害，损失越重，死人越多。为什么文昌的共产风一刮再刮，没有间断，再且越刮越厉害呢？
一是急于建立共产主义新村，消灭城乡差别。在农村实行“五大集中”：村庄大集中，人口大集中，牲畜大集中，粮食大集中，生活大集中。这五大集中使农民住房被毁，树木被砍，夫妻母子分开，家庭被拆散，损失巨大。人集中后没有房子住，就10多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卫生不好，病人增多。猪牛鸭集中时，杀的杀，卖的卖，集中到公社或大队牧场后，一时饲料不足，管理不好，死的死，逃的逃。粮食集中后挖尽了农民的家底，吃了几个月的干饭，先松后紧，种子吃完。干活大集中，天天放”卫星”，大兵团作战，几百人、几千人在一个坑里搞生产，劳动力大浪费，粮食大减产。蓬莱公社高金大队第五小队村并村时，四天不出工，在家杀鸡杀猪煮干饭，摆酒席，大吃一场然后出村。过了一段时间返回原村时，连种苗也找不到。清＊公社迈号大队湖保堀小队并村后粮食、牲畜、农具全被“共产风”，刮光，全村一片荒芜，1959年，这个小队死亡人口占全大队死亡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是急于从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有制过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过渡，而到了县里，就变成了越快越好。县里干部认为迟早总得过一次，迟不如早好，干脆来个抢先过渡竞赛。在过渡竞赛会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内完成过渡任务的30％，三个月实行基本公社所有制。这样，各公社就无偿抽调大队的土地、耕牛、劳动力、农具、种苗、家禽、牲畜，吞并大队的畜牧场、农具厂、农产品加工厂等。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很快倾家荡产，农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难毫无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名义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大办钢铁和兴修水利等。1958年下半年抽调6万人上山搞钢铁，1959年抽调7万人搞深翻土地，又抽5万人到水利工地。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粮食减产。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粮食。
四是高指标。地区党委提出搞千斤亩运动，到了县里加码为万斤亩运动，到了公社、大队，变成了二万斤亩、三万斤亩甚至十万斤亩。1958年上报粮食产量2.811亿斤，实际只有1.728亿斤，多报了62％；1959年上报2.32亿斤，实际只有1.55亿斤，多报了49％；1960年少报了一些，但还是偏高。
五是生产上瞎指挥。种什么品种怎么种，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不仅农民没有发言权，连生产队干部也没有发言权。如搞高度密植，不按农时季节生产。农民都知道这样做不行，却不让农民说话，发点牢骚就要挨批判。
六、江门市郊的哀嚎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江门市郊区的情况。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郊区情况比其它地方好得多，但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1961年1月21日提交的《江门市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称，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作出的初步统计，郊区三年来死亡723人死亡率是：1958年0.86％，1959年1％，1960年1.25％。目前郊区还有水肿病人56人，妇女病89人。
岭南真是化外天地，到1958年还有单干农户（即没有加入集体经济的农户）。上述报告披露，即使在岭南，这些单干农民也是很难生存的。1958年，江门市郊区党委组织一次生产大评比，同时带着一批单干农民（其中一部分是贫下中农）游行示众。从这个小队到那一个小队，组织社员出来观看并参加斗争。当队伍到达白沙大队陈屋村时，公社党委书记命令全部单干农民跪下来，头要向天，膝要着地，腰要直，让组织来的社员和他们“辩论”。公社党委书记问单干黄长培（贫农）：“你为什么插田不插直？”还没等陈回答，就一个巴掌打过去。然后又抓住另一单干农民甘旺的头发：“你为什么不车水插田？”又一巴掌打过去，打得甘满脸流血。由于公社领导带头打，其他人也跟着打。公社书记对郊区干部说：“要使单干户家破人亡。”不仅对单干户，其不听话的公社社员也采取种种残酷手段。打人、骂人、捆人，强制劳动、游行示众、不给饭吃，是干部对付社员的常用办法。
七、中山县的“十多八少”
中山县是珠江三角洲的丰饶之地。这里是适于粮食生长的沙田地区，五十年代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商品粮。但是，这里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全县到底饿死多少人无法了解，但在1960年12月26日到1961年1月4日的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一些零星情况。据《中山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大涌公社仅1960年就死亡690人，死亡率为3.06％。这一年曾发生过三次水肿病，一月、四月、六月各一次。全县出现了“十多、八少”：水肿病多，死人多，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多，社员外逃多，烂寮多，农具损坏多，丢荒田多，崩牛鼻子多，死猪多，干部强迫命令多。八少是：收入少，口粮少，分配少，休息少，结婚少，生孩子少，劳动力少，副食品少。
在总结教训时，中山县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1958年以来的种种情况。1958年10月搞公社化，开始是每一个大乡一个公社，共建立了32个公社。1958底又将32个公社并为7个公社，1959年初再由7个公社分为16个公社，后又变成24个公社。体制的变化，伴随着“共产风”把生产队弄得一贫如洗。与此同时，大炼钢铁，深翻改土，放“卫星”，大兵团作战等等把农民推进了苦海，也使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稻谷产量连年下降，1960年比1956年减产18740万斤，减产23％。农民的口粮标准1960年比1956年降低了39％。瞎指挥，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现象也很普遍。珠江三角洲农民种田看天时，不能插北风秧，干部不顾农民多年的经验，提出“东风插，西风也要插，南风插，北风也要插。”群众稍有不满意，干部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北溪公社党委书记赵某对不服从指挥的社员画大花脸，剃光头。1959年秋天，他要板田三大队日割稻禾160亩，并包锄田40亩。社员被迫从早晨3点钟干到晚10点钟，还是没完成任务。赵书记一口咬定有坏人破坏，命令大队长立即排出7个斗争对象，召开大会斗争。队长没办法只好用抽签的办法找出7个人。社员说：“见了赵书记，魂魄都落地，好比见阎王，唔死脱层皮。”神湾公社党委书记黄汉廉，认为社员偷粮食，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各大队到农民家里搜查。有的大队等社员下田后，将桥板抽走（广东河叉多，下田得过河），不让社员回家，然后挨家搜查，造成人心惶惶。
八、宝安无宝
紧靠香港的宝安县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1981年1月3日的《宝安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这个县仅在1960年患水肿病的就有1569人，死亡人数逐年增加。在全县240个大队中，1960年死亡率达1.5％以上的有63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26％，光明农场死亡率最高，达3.34％。肿病人数大量增加，1957年病人2786人，1960年达6322人。妇女闭经人数很多。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妇联主任说：“妇女都闭经了，再不用发避孕工具了。”布吉公社板田大队共有606人，患各种疾病的有379人，其中水肿病67人，平均每10人当中就有一个得水肿病的。子宫下垂14人，闭经的18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8人。
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社员口粮从1957年每人每月40斤下降到1960的24斤，杂粮由20斤下降到5斤，食油由14两下降到1.5两，肉从半斤下降到2两6钱。
“共产风”、瞎指挥的情况也很严重。民治大队小队长揭发，公社党委副书记郑某在高峰水库对民工设立了一个劳改场，凡是逃跑回家的都和五类分子一样在场内劳改。布吉公社李朗大队社员代表吴来发说：“国家一穷二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现在社员一穷二白是共产风刮的。”他以甘坑小队为例，这里过去盛产水果、竹木、生姜，1957年以前是“春有桃梅李，夏有香蕉梨，秋季甜柿子，冬吃柑和桔。”那时年产水果5427担。但是，一连刮了三年共产风，果树死的死，废的废。社员说：“果树全夭折，松木命不长，竹头被处决，生姜见阎王。”
九、顺德不顺
顺德县正常年景的人口死亡率为0.7%－0.8％，而1958年为1％，1959年为1.23％，1960年为1.77％。可见顺德这个有名的富裕地区也有因饥饿而死的人。1961年1月3日提交的《中共顺德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提供了这一数字并且披露了一些情况。
为了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顺德县全县合为一个人民公社，后来又被迫分开。在合并和分开的过程中，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破坏。合并是强迫的，思想不通不行。北（三点水加窖）大队干部说：“自从公社化，两场大风暴，大共产，大拉平，不通整到通，开会大斗争，进门九成通，出门一成通，结果是，生产破坏家底空。”
顺德这个很务实的地方那时搞浮夸也不落后。当时的说法是：“有先进思想就有先进指标，有先时指标就有先进产量。”勒流公社勒北大队社员私下流传一个顺口溜来批评干部吹牛放炮：“近闻大炮到处响，吓得社员好慌张，不是社员无胆量，皆因指标太紧张，三万桑叶八万鱼，除非神仙下洛阳。”
顺德四级干部会议上认为，有些大队人口死亡多，除了生活没安排好以外，干部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群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捆人，打人，不给口粮，是干部对待群众的常用手段。1958年春耕时，县委委员吴英规定了四条：第一，下雨时出工不能披蓑衣；第二，走路不能慢；第三，劳动时间不准小便和给小孩喂奶；第四，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
增城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出当时的“六统一”：生产计划统一，生产措施统一，生产规格统一，财务开支统一，口粮标准统一，作息时间统一。由此带来“四个不自由”：劳动不自由，说话不自由，吃饭不自由，睡觉不自由。还总结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干部有三条秘诀：一要少说话；二要看领导脸色，听领导的话，不要听群众的话；三是做精仔，不要做笨仔。
十、来自合浦的报告
1960年春，当时担任省委秘书长的吴南生在合浦县（当时属广东，后划归广西）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合浦县发生的情况。这个报告现存广东省档案馆。
这个报告说，水肿病发生是从1959年12月份开始的，到1960年春天水肿病人大批增加，不断死亡，日益严重。全县1月1日到5月3日，共死亡8382人，其中约有70％以上是水肿病死的。到他写报告时，全县还有水肿病人23940人，另有水肿消退转为极度消瘦的病人23739人。
吴南生的报告说，因水肿而死亡的情况今年1月份就已发生，但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中央提出“三反”以后，在4月下旬的四级干部会上才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目前各公社、大队设立的临时医院423所，集中病人42916人，正在进行治疗。
全县22个公社病情严重的有12个，大部分在北部粮产区。这些地区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3％左右，个别特别严重的小队高达14％，生病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20％－30％。在死亡人口中，劳动力占30％左右，在病人中劳动力占50％左右。
吴南生的报告说，干部没有分清什么是右倾，什么是左倾，因此普遍不说话，不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有些干部反映了一些关于粮食、水肿病的情况受到了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以后，更不敢说真话。这不能不是这次水肿死亡事件持续时间长、造成严重恶果的重要原因。
十一、逃港狂潮
没有吃的就逃荒，这是农民很自然的选择。广东省比其它省比较开明的是，不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放手让农民逃荒，还给逃荒者开具证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选地。广东省甚至一度鼓励农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发生在1961年和1962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放宽”出港条件的精神，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东、宝等6个县市…… 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直到1962年3月，在由政法委员会主任寇庆延主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明确放宽边防的指导思想，“放宽尺度，多开孔道，有组织有计划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会议提出要打破每天50人的规定（自从1958年港英当局搞出入口平衡以来，全省每天出境人数约50人），仅宝安县就从 5个增加到11个；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除放宽通行证外，还发出一些捕鱼证、探亲证、做工证等，方便群众赴港；正式批准边防各县实行“三五”政策（即准许每月出口5次，带回5斤东西，价不超过5元）。
寇庆延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为什么人民要偷渡？研究结果，归纳起来，从根本原因上讲，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去行不行？看来不去不行。为什么？因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几是中国人，而中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广东人。我们算算，香港300多万人口，其中200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那么叫人家一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特别是两夫妇，各在一地，长期不叫人家见面行不行？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那就是说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合法不行，就采取非法，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再就是我们当前生产生活都确实有些困难，而我们暂时解决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决问题，解决一点生活问题，也解决一点生产问题。”
但是，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从1962年4月下旬开始，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有一部分确实留下了。 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组织部，6月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 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竟高达1.1547万人，其中机关316人，农村11231人。 仅一个沙头公社，最高峰时（5月13日至17日），平均每天有96人逃往香港。东莞县6月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万人；增城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肇庆、等区的部分县、市，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旬以后，每天外逃人员增到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达4977人。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达8000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
如果仅仅是广东一处出现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会采取与广东省委一样的放任和鼓励的态度。但就在此时，即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尽管南方外逃和大西北外逃原因不同，但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国际舆论一时哗然。中央政府大为紧张，不得不扭转广东放纵外逃的作法。5月中旬，周恩来要求广东省委，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从这时起，广东省才开始紧急刹车，制止外逃。
1962年5月中旬，这股外逃风渐渐波及广州。 市井坊间，纷纷传言，为庆祝英女皇诞辰，香港放假3天，开放边境，内地居民不用通行证，也可以去香港。英女皇诞辰日是6月17日， 但实际上，在端午节（6月6日）前，市面蜚短流长，谣言四起，这些传言鼓舞着希望外逃的人们。
从5月中旬开始， 购买广深线火车票往边境的人骤增。购买平湖站（不用边防证买票的最后一站）火车票的，比平时多了22倍。到6月1日，火车站外竟积聚了上万群众。在徘徊等候买票的过程中，人潮开始出现骚动。
6月5日，广州火车东站的秩序十分混乱，一批批的群众冲击开往香港的火车，造成交通大堵塞。街道两侧，门窗俱闭。成千上万的群众，像疯了似地扑向车站，撞门攀墙，狂呼乱吼，连树权上也爬满了人。那些年老体弱的，被冲得东奔西散，寻爷觅儿，老啼幼哭。
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在省长陈郁家开会。他们接到广九铁路派出所报告，东站已经聚集了一两万群众，把前去维持秩序和宣传的警车推翻焚毁，有几个民警被人抓走了。副市长孙乐宜在现场劝导群众，处境也很危险。
曾生建议调军队来实行军事戒严。有人不同意动用军队。他们说，关键在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属人民内部矛盾，还得要以劝说为主。曾生认为，现在事态已成燃眉，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恐怕还会进一步恶化。就在这个时候，陶铸从广西赶了回来。大家立即向他汇报请示。陶铸断然回答：“现在还叫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把公安局的车都砸了、烧了，还讲什么人民内部矛盾？”
陶铸一锤定音，大家同意用军队维持秩序。6月6日，满载部队的卡车，一辆一辆驶往东站。一个营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把车站两头封锁起来，往外驱赶人群。还有一队解放军从车站内往外推进。市政府的宣传车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广播，所谓边境开放纯属谣言，希望大家不要轻信坏人造谣，呼吁群众尽快离开。几十个闹事的人被拘捕了，大部分冲火车站的群众，顷刻散尽。至当天晚上，有1600多人被捕。火车站外除了戒严部队，已经再看不见闹事的人了。
陶铸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在造谣破坏。全省军队立即奉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6月12日，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6月14日，火车东站又聚集了近千名企图外逃的群众。
公安局采取了坚决的收容措施，这次逃港狂潮终于平息。但是，通过自由的香港媒体，已经传播到全世界。
广东省南雄县始兴公社也是一个饿死人较多的地方。地委工作组郑群、成家英、张乐民1960年7月31日提供的《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违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据地委工作组在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并在其中6个大队反复查对后统计，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止，共死亡2016人占原有人口20819人的9.9％。1959年死亡率（死亡人数／原有总人口数）是：周所大队为9.9％，南山大队为7.8％，黄所大队6.5％，上升大队5.5％；1960年死亡率是：黄所大队6.9％，南山大队5.2％，周所大队5％。死亡时间大部分集中在1959年秋季到1960年上半年。其中1959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53.7％，1960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46.7％。黄所大队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440人（其中1959年死亡217人，1960年死亡223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2％，其中全家死绝的有5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9户。罗坡小队42户人家死亡40人，占原有总人口229人的17.5％其中全家死绝的2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2户。这10个大队除了上述死亡以外，还有水肿病人570人，妇女闭经495人，子宫下垂379人。
此外，未经地委工作组调查、而在6月26日始兴片（原始兴公社）总结三反整社会上揭发出来的死人情况也十分严重。全公社统计（上述10个大队在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5070人（1959年死亡3075人，1960年死亡2035人），占全社原有人口83977人的5.91％。其中男2591人，女2479人。按阶级成份分：贫农3154人，中农1400人，富农305人，地主211人。从年龄结构看，1－15岁1394人，16－40岁668人，41－50岁629人，51－60岁901人，60岁以上1478人。
死亡原因：据被调查的6个大队死亡的1580人分析，被打成重伤死亡42人，被斗、打罚而被迫死亡的17人，水肿病死的553人，干瘦死的129人，老弱死亡199人， 婴儿死亡32人，麻疹病死亡78人，心脏病死亡120人，痢疾死亡40人。
死亡时间：1959年1月140，2月192人，3月328人，4月316人，5月257，6月245人，7月240人，8月342人，9月240人，10月224人，11月237人，12月274人；1960年1月318人，2月400人，3月600人，4月379人，5月338人。
由于饥饿，1959年很少出生人，1960年几乎没有出生。
始兴公社干部打骂刑罚群众成风。上至公社党委，下至包产队，上级打下级，干部打群众，处罚的形式无奇不有，残忍至极，如：捆绑、罚跪、罚立正、吊打、电刑、上雷公尖、削手指、灌屎尿、泼冷水、拔胡子、扯眼皮、假枪毙、戴高帽游街示众、设劳改队、罚劳役、罚款、没收财产等。
据6月下旬南雄县委召开的始兴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揭发，犯有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干部，1959年有508人，占干部总数的17.6％。受捆绑吊打等恶刑折磨的群众1118人；1960年1－5月违法乱纪干部有725人，占干部总数的25％，受捆绑吊打的群众2038人，其中有名字登记当场打死的1 人，被打伤后死的有53人，被迫死亡的20人，被连续扣粮食指标而饿死的21人，共95人。其中贫农60人，中农19人，富农3人，地主13人。
另据地委工作组对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自1959年以来，这10 个大队殴打、捆绑过群众的干部有328人，占干部总数的43％，受摧残的群众1069人，占这10个大队社员总数18803人的5.9％，其中当场被打死的1人，打成重伤后死亡的49人，被打罚被迫致死的20人，共70人。
地委工作组对南山、寨头、周所、石下、黄所、上升6个大队被打死、逼死的59人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五保户、10岁小孩，也有70多岁的老人。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被捆绑丢入河中活活淹死，有的丈夫被打死妻子改嫁，有的父母或儿子被打死剩下孤老或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3月，上升打队现役军人家属陈美伦因饥饿偷了一些青菜，被大队总支副书记郑某和队长李某打成重伤后拖入黑屋锁上，当晚死亡。这个大队的东头坪小队贫农军属刘宏富因患水肿病要求队长配点花生煲药治疗，队长不准，他就去田里挖了一点花生。被治保主任发现，捉去打成重伤吐血死亡。高昌大队刘庆辉，70多岁，队长张某怀疑他偷鸡，将他的胡子拔了一半并且打成重伤，然后两餐不给饭吃，又罚他挑塘泥，开夜工，两天后自杀身亡。该队社员林志弟夫妇被大队长怀疑偷鸡，打成重伤致死，留下一个11岁小孩和81岁老母。东风大队中农社员曾顺霞，19岁，因饥饿有点小偷行为，被大队长曾某多次召开群众会斗争、拷打，又扣口粮，被迫偷青菜。1960年3月一个晚上，曾某将曾顺霞用绳子捆绑丢到河里活活淹死。黄所大队贫农小孩丘生俚，12岁，因被扣口粮，被迫偷了一点花生芽，被包产队长丘某严刑拷打，用木棍打断左手，用石头砸破10个手指，还用刀割去一个指头，打成重伤后几天内死亡。该大队黄屋小队队长芦某，全队社员几乎全被她打过，连她叔父也被她扭着耳朵让其跪下，直接被她打成重伤致死的有4人。南山大队队长张某，自1959年以来，亲手殴打群众36人，其中被打成重伤而致死的4人，被迫致死1人。寨头大队女社员龚富园，1960年春天在队里插秧，因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收工时跑在前头，在这个队工作的供锁社干部林某说她迟到早归，对她拳打脚踢，当场被打倒在地，滚下水圳，湿透全身，不久死亡，致使出生不到数月的小孩因没奶吃不久也死了。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谭某仅1960年1－3月，就殴打群众70人，其中，打死1人，被迫致死1人。为什么这个公社的干部这么残酷地打人呢？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某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他认为能打人的干部立场稳，干劲大。
毁民房，建新村。1959年10月，以朱某为首的公社党委决定拆除县城内的上围街建新村。共拆民房105户、932间、粮仓一座、大祠堂18座，总面积2万平方米。上围是过去地主集中地，是始兴县城最好的房子，大部分是火砖、石墙。朱某要求群众一天搬完，四天拆完，没搬完的封闭门户不准再搬。他们用180斤炸药、360个雷管爆炸坚固的围墙。由于天气寒冷，防寒烤火，焚毁了大量的木材，大量物品被毁。被拆掉住房的群众，有的住牛栏，有的住粪寮，有的住烂屋。在建新村的过程中，规定每天评出下游队。下游队的人被罚做通宵，派民兵看守。评不出下游队就由队长顶替。不下班不准社员回家，不开工的不开饭，不积极的扣饭。病号不准请病假，只吃二两米。吃饭只准五分钟，吃不完的不准吃。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的抽脚筋。公社党委书记邓某公开号召：“懒婆懒汉，不积极不听话的，可以罚跪，可以打，打死由我负责，打死他当掉了一片树叶。”他亲手打了14人。
1959年下半年以来，多数大队主要劳动力一餐吃2两米，二、三等劳动力一餐吃2两、1两半米，少的只吃7－8钱米。很多食堂长期“盐水挂帅”（饥饿无奈时喝淡盐水），公社党委会上有的委员提出请求县委拨粮食，朱某说：“谁不要脸谁去县委要粮食！”1959冬和1960春之间，粮食最紧张时，朱某擅自决定全公社停发口粮一个月，公社留下8万担粮食不下发，要社员自己解决。本来粮食和食油指标很低，又层层剋扣，1959年9月，县委发给这个公社口粮1000担，公社全部扣下作“工业用粮”。1959年12月，全公社口粮41619担，到12月底只发下41200担，扣下419担，1960年2月，县里发下粮食43337担，公社又扣下3646担，先后扣下社员口粮5065担。公社党委还把1959年各大队卖粮款60多万元全部扣下，一文不发，致使全公社一年没有发工资，社员有病也没钱治。
在南雄县始兴公社，社员饿死，干部却大吃大喝。上至公社党委书记，下至小队干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公社和大队食堂都为干部设小灶，白天吃，晚上吃，公社书记、委员、大队干部要鱼，要肉，要油，随便挂上某某书记的名字就可以拿。饿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队，专门指定几个最好的鱼塘为干部吃鱼之用。这个大队群众说：“大队干部是老虎，小队干部是老鼠，社员挨饿成瘦猴。”公社党委书记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讯员端饭，还嫌牛肉煮鱼不好吃，骂社员不尊重领导。
广东省的饥荒不仅发生在罗定、南雄、高要等县，在其它地方也有发生。1960年底，广东省各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从各县的会议报告中都透露了“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
五、宋庆龄老家的饥荒
文昌县在海南岛，当时属广东省。这里是宋庆龄的老家，从这里崛起了对中国近代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宋氏家族。
1960年12月26日到1961的1月6日，文昌县召开了2718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
三年来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量19270多万斤，1958年比1957年减产11％，1959年比1958年减产11％，1960又比1959年减产11％，三年累计减产33％。粮食减产引发畜牧业减产，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1957年死亡人数275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8％，1958死亡率为1.2％，1959年为2.4％，1960年为2.1％，三年一共死亡19092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299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众体质很差。直到1960年底，问题还没有解决。如锦山公社下溪坡大队还有水肿病人43人，妇女病（闭经、子宫下垂等因挨饿而致的妇女病）301人，瘦弱病88人。
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共产风”的危害。事实证明，凡是一向列为重点的社队共产风最厉害，共产风刮得越厉害，损失越重，死人越多。为什么文昌的共产风一刮再刮，没有间断，再且越刮越厉害呢？
一是急于建立共产主义新村，消灭城乡差别。在农村实行“五大集中”：村庄大集中，人口大集中，牲畜大集中，粮食大集中，生活大集中。这五大集中使农民住房被毁，树木被砍，夫妻母子分开，家庭被拆散，损失巨大。人集中后没有房子住，就10多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卫生不好，病人增多。猪牛鸭集中时，杀的杀，卖的卖，集中到公社或大队牧场后，一时饲料不足，管理不好，死的死，逃的逃。粮食集中后挖尽了农民的家底，吃了几个月的干饭，先松后紧，种子吃完。干活大集中，天天放”卫星”，大兵团作战，几百人、几千人在一个坑里搞生产，劳动力大浪费，粮食大减产。蓬莱公社高金大队第五小队村并村时，四天不出工，在家杀鸡杀猪煮干饭，摆酒席，大吃一场然后出村。过了一段时间返回原村时，连种苗也找不到。清＊公社迈号大队湖保堀小队并村后粮食、牲畜、农具全被“共产风”，刮光，全村一片荒芜，1959年，这个小队死亡人口占全大队死亡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是急于从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有制过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过渡，而到了县里，就变成了越快越好。县里干部认为迟早总得过一次，迟不如早好，干脆来个抢先过渡竞赛。在过渡竞赛会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内完成过渡任务的30％，三个月实行基本公社所有制。这样，各公社就无偿抽调大队的土地、耕牛、劳动力、农具、种苗、家禽、牲畜，吞并大队的畜牧场、农具厂、农产品加工厂等。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很快倾家荡产，农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难毫无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名义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大办钢铁和兴修水利等。1958年下半年抽调6万人上山搞钢铁，1959年抽调7万人搞深翻土地，又抽5万人到水利工地。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粮食减产。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粮食。
四是高指标。地区党委提出搞千斤亩运动，到了县里加码为万斤亩运动，到了公社、大队，变成了二万斤亩、三万斤亩甚至十万斤亩。1958年上报粮食产量2.811亿斤，实际只有1.728亿斤，多报了62％；1959年上报2.32亿斤，实际只有1.55亿斤，多报了49％；1960年少报了一些，但还是偏高。
五是生产上瞎指挥。种什么品种怎么种，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不仅农民没有发言权，连生产队干部也没有发言权。如搞高度密植，不按农时季节生产。农民都知道这样做不行，却不让农民说话，发点牢骚就要挨批判。
六、江门市郊的哀嚎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江门市郊区的情况。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郊区情况比其它地方好得多，但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1961年1月21日提交的《江门市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称，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作出的初步统计，郊区三年来死亡723人死亡率是：1958年0.86％，1959年1％，1960年1.25％。目前郊区还有水肿病人56人，妇女病89人。
岭南真是化外天地，到1958年还有单干农户（即没有加入集体经济的农户）。上述报告披露，即使在岭南，这些单干农民也是很难生存的。1958年，江门市郊区党委组织一次生产大评比，同时带着一批单干农民（其中一部分是贫下中农）游行示众。从这个小队到那一个小队，组织社员出来观看并参加斗争。当队伍到达白沙大队陈屋村时，公社党委书记命令全部单干农民跪下来，头要向天，膝要着地，腰要直，让组织来的社员和他们“辩论”。公社党委书记问单干黄长培（贫农）：“你为什么插田不插直？”还没等陈回答，就一个巴掌打过去。然后又抓住另一单干农民甘旺的头发：“你为什么不车水插田？”又一巴掌打过去，打得甘满脸流血。由于公社领导带头打，其他人也跟着打。公社书记对郊区干部说：“要使单干户家破人亡。”不仅对单干户，其不听话的公社社员也采取种种残酷手段。打人、骂人、捆人，强制劳动、游行示众、不给饭吃，是干部对付社员的常用办法。
七、中山县的“十多八少”
中山县是珠江三角洲的丰饶之地。这里是适于粮食生长的沙田地区，五十年代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商品粮。但是，这里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全县到底饿死多少人无法了解，但在1960年12月26日到1961年1月4日的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一些零星情况。据《中山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大涌公社仅1960年就死亡690人，死亡率为3.06％。这一年曾发生过三次水肿病，一月、四月、六月各一次。全县出现了“十多、八少”：水肿病多，死人多，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多，社员外逃多，烂寮多，农具损坏多，丢荒田多，崩牛鼻子多，死猪多，干部强迫命令多。八少是：收入少，口粮少，分配少，休息少，结婚少，生孩子少，劳动力少，副食品少。
在总结教训时，中山县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1958年以来的种种情况。1958年10月搞公社化，开始是每一个大乡一个公社，共建立了32个公社。1958底又将32个公社并为7个公社，1959年初再由7个公社分为16个公社，后又变成24个公社。体制的变化，伴随着“共产风”把生产队弄得一贫如洗。与此同时，大炼钢铁，深翻改土，放“卫星”，大兵团作战等等把农民推进了苦海，也使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稻谷产量连年下降，1960年比1956年减产18740万斤，减产23％。农民的口粮标准1960年比1956年降低了39％。瞎指挥，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现象也很普遍。珠江三角洲农民种田看天时，不能插北风秧，干部不顾农民多年的经验，提出“东风插，西风也要插，南风插，北风也要插。”群众稍有不满意，干部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北溪公社党委书记赵某对不服从指挥的社员画大花脸，剃光头。1959年秋天，他要板田三大队日割稻禾160亩，并包锄田40亩。社员被迫从早晨3点钟干到晚10点钟，还是没完成任务。赵书记一口咬定有坏人破坏，命令大队长立即排出7个斗争对象，召开大会斗争。队长没办法只好用抽签的办法找出7个人。社员说：“见了赵书记，魂魄都落地，好比见阎王，唔死脱层皮。”神湾公社党委书记黄汉廉，认为社员偷粮食，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各大队到农民家里搜查。有的大队等社员下田后，将桥板抽走（广东河叉多，下田得过河），不让社员回家，然后挨家搜查，造成人心惶惶。
八、宝安无宝
紧靠香港的宝安县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1981年1月3日的《宝安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这个县仅在1960年患水肿病的就有1569人，死亡人数逐年增加。在全县240个大队中，1960年死亡率达1.5％以上的有63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26％，光明农场死亡率最高，达3.34％。肿病人数大量增加，1957年病人2786人，1960年达6322人。妇女闭经人数很多。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妇联主任说：“妇女都闭经了，再不用发避孕工具了。”布吉公社板田大队共有606人，患各种疾病的有379人，其中水肿病67人，平均每10人当中就有一个得水肿病的。子宫下垂14人，闭经的18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8人。
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社员口粮从1957年每人每月40斤下降到1960的24斤，杂粮由20斤下降到5斤，食油由14两下降到1.5两，肉从半斤下降到2两6钱。
“共产风”、瞎指挥的情况也很严重。民治大队小队长揭发，公社党委副书记郑某在高峰水库对民工设立了一个劳改场，凡是逃跑回家的都和五类分子一样在场内劳改。布吉公社李朗大队社员代表吴来发说：“国家一穷二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现在社员一穷二白是共产风刮的。”他以甘坑小队为例，这里过去盛产水果、竹木、生姜，1957年以前是“春有桃梅李，夏有香蕉梨，秋季甜柿子，冬吃柑和桔。”那时年产水果5427担。但是，一连刮了三年共产风，果树死的死，废的废。社员说：“果树全夭折，松木命不长，竹头被处决，生姜见阎王。”
九、顺德不顺
顺德县正常年景的人口死亡率为0.7%－0.8％，而1958年为1％，1959年为1.23％，1960年为1.77％。可见顺德这个有名的富裕地区也有因饥饿而死的人。1961年1月3日提交的《中共顺德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提供了这一数字并且披露了一些情况。
为了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顺德县全县合为一个人民公社，后来又被迫分开。在合并和分开的过程中，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破坏。合并是强迫的，思想不通不行。北（三点水加窖）大队干部说：“自从公社化，两场大风暴，大共产，大拉平，不通整到通，开会大斗争，进门九成通，出门一成通，结果是，生产破坏家底空。”
顺德这个很务实的地方那时搞浮夸也不落后。当时的说法是：“有先进思想就有先进指标，有先时指标就有先进产量。”勒流公社勒北大队社员私下流传一个顺口溜来批评干部吹牛放炮：“近闻大炮到处响，吓得社员好慌张，不是社员无胆量，皆因指标太紧张，三万桑叶八万鱼，除非神仙下洛阳。”
顺德四级干部会议上认为，有些大队人口死亡多，除了生活没安排好以外，干部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群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捆人，打人，不给口粮，是干部对待群众的常用手段。1958年春耕时，县委委员吴英规定了四条：第一，下雨时出工不能披蓑衣；第二，走路不能慢；第三，劳动时间不准小便和给小孩喂奶；第四，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
增城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出当时的“六统一”：生产计划统一，生产措施统一，生产规格统一，财务开支统一，口粮标准统一，作息时间统一。由此带来“四个不自由”：劳动不自由，说话不自由，吃饭不自由，睡觉不自由。还总结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干部有三条秘诀：一要少说话；二要看领导脸色，听领导的话，不要听群众的话；三是做精仔，不要做笨仔。
十、来自合浦的报告
1960年春，当时担任省委秘书长的吴南生在合浦县（当时属广东，后划归广西）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合浦县发生的情况。这个报告现存广东省档案馆。
这个报告说，水肿病发生是从1959年12月份开始的，到1960年春天水肿病人大批增加，不断死亡，日益严重。全县1月1日到5月3日，共死亡8382人，其中约有70％以上是水肿病死的。到他写报告时，全县还有水肿病人23940人，另有水肿消退转为极度消瘦的病人23739人。
吴南生的报告说，因水肿而死亡的情况今年1月份就已发生，但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中央提出“三反”以后，在4月下旬的四级干部会上才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目前各公社、大队设立的临时医院423所，集中病人42916人，正在进行治疗。
全县22个公社病情严重的有12个，大部分在北部粮产区。这些地区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3％左右，个别特别严重的小队高达14％，生病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20％－30％。在死亡人口中，劳动力占30％左右，在病人中劳动力占50％左右。
吴南生的报告说，干部没有分清什么是右倾，什么是左倾，因此普遍不说话，不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有些干部反映了一些关于粮食、水肿病的情况受到了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以后，更不敢说真话。这不能不是这次水肿死亡事件持续时间长、造成严重恶果的重要原因。
十一、逃港狂潮
没有吃的就逃荒，这是农民很自然的选择。广东省比其它省比较开明的是，不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放手让农民逃荒，还给逃荒者开具证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选地。广东省甚至一度鼓励农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发生在1961年和1962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放宽”出港条件的精神，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东、宝等6个县市…… 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直到1962年3月，在由政法委员会主任寇庆延主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明确放宽边防的指导思想，“放宽尺度，多开孔道，有组织有计划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会议提出要打破每天50人的规定（自从1958年港英当局搞出入口平衡以来，全省每天出境人数约50人），仅宝安县就从 5个增加到11个；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除放宽通行证外，还发出一些捕鱼证、探亲证、做工证等，方便群众赴港；正式批准边防各县实行“三五”政策（即准许每月出口5次，带回5斤东西，价不超过5元）。
寇庆延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为什么人民要偷渡？研究结果，归纳起来，从根本原因上讲，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去行不行？看来不去不行。为什么？因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几是中国人，而中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广东人。我们算算，香港300多万人口，其中200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那么叫人家一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特别是两夫妇，各在一地，长期不叫人家见面行不行？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那就是说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合法不行，就采取非法，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再就是我们当前生产生活都确实有些困难，而我们暂时解决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决问题，解决一点生活问题，也解决一点生产问题。”
但是，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从1962年4月下旬开始，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有一部分确实留下了。 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组织部，6月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 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竟高达1.1547万人，其中机关316人，农村11231人。 仅一个沙头公社，最高峰时（5月13日至17日），平均每天有96人逃往香港。东莞县6月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万人；增城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肇庆、等区的部分县、市，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旬以后，每天外逃人员增到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达4977人。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达8000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
如果仅仅是广东一处出现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会采取与广东省委一样的放任和鼓励的态度。但就在此时，即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尽管南方外逃和大西北外逃原因不同，但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国际舆论一时哗然。中央政府大为紧张，不得不扭转广东放纵外逃的作法。5月中旬，周恩来要求广东省委，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从这时起，广东省才开始紧急刹车，制止外逃。
1962年5月中旬，这股外逃风渐渐波及广州。 市井坊间，纷纷传言，为庆祝英女皇诞辰，香港放假3天，开放边境，内地居民不用通行证，也可以去香港。英女皇诞辰日是6月17日， 但实际上，在端午节（6月6日）前，市面蜚短流长，谣言四起，这些传言鼓舞着希望外逃的人们。
从5月中旬开始， 购买广深线火车票往边境的人骤增。购买平湖站（不用边防证买票的最后一站）火车票的，比平时多了22倍。到6月1日，火车站外竟积聚了上万群众。在徘徊等候买票的过程中，人潮开始出现骚动。
6月5日，广州火车东站的秩序十分混乱，一批批的群众冲击开往香港的火车，造成交通大堵塞。街道两侧，门窗俱闭。成千上万的群众，像疯了似地扑向车站，撞门攀墙，狂呼乱吼，连树权上也爬满了人。那些年老体弱的，被冲得东奔西散，寻爷觅儿，老啼幼哭。
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在省长陈郁家开会。他们接到广九铁路派出所报告，东站已经聚集了一两万群众，把前去维持秩序和宣传的警车推翻焚毁，有几个民警被人抓走了。副市长孙乐宜在现场劝导群众，处境也很危险。
曾生建议调军队来实行军事戒严。有人不同意动用军队。他们说，关键在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属人民内部矛盾，还得要以劝说为主。曾生认为，现在事态已成燃眉，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恐怕还会进一步恶化。就在这个时候，陶铸从广西赶了回来。大家立即向他汇报请示。陶铸断然回答：“现在还叫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把公安局的车都砸了、烧了，还讲什么人民内部矛盾？”
陶铸一锤定音，大家同意用军队维持秩序。6月6日，满载部队的卡车，一辆一辆驶往东站。一个营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把车站两头封锁起来，往外驱赶人群。还有一队解放军从车站内往外推进。市政府的宣传车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广播，所谓边境开放纯属谣言，希望大家不要轻信坏人造谣，呼吁群众尽快离开。几十个闹事的人被拘捕了，大部分冲火车站的群众，顷刻散尽。至当天晚上，有1600多人被捕。火车站外除了戒严部队，已经再看不见闹事的人了。
陶铸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在造谣破坏。全省军队立即奉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6月12日，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6月14日，火车东站又聚集了近千名企图外逃的群众。
公安局采取了坚决的收容措施，这次逃港狂潮终于平息。但是，通过自由的香港媒体，已经传播到全世界。
墓碑（九-1）
第八章 齐鲁之难
在上世纪60年代任中监委处长的李坚，当年曾到河南、安徽等省对大饥荒作过调查，他对我说，山东是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1999年，我到烟台养马岛讲完课就到济南，在朋友的帮助下，查阅了60年代的历史资料。经过几天查阅，有一些收获，但觉得我看到的资料还不够完全。山东大饥荒的情况，有待档案开放后，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我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写这一章。
一、批判赵健民，大反右倾
山东也像其它省一样，“大跃进”也是以政治大批判开路的。山东批判的对象是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
赵健民，1912年生于山东聊城冠县。1932年入党。1933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叛变，全省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赵健民也被捕，山东军阀韩复渠对他亲自审讯，他没有屈服。赵健民出狱后，和姚仲明等重新联络了地下党，恢复了山东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前，赵健民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他任第二野战军17军军长兼政委，带领大军直入大西南，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出了贵州省。1949年后在西南局主管交通，主持修建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后任铁道部副部长。1955年任山东省长，大跃进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1958年因对浮夸风不满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山东省委的第一、第二把手都是从华东局调来的。赵健民是山东的老革命，在山东必定有较深的人事根基。是这位老革命对新来的上司不够尊重呢，还是外来的上司畏于赵健民的地方势力呢？也许二者都有,他们之间是不够协调的。赵健民是敢说真话的人，恰恰在这一点上被新来的上司抓住了把柄。帽子是现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再加上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其实，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只不过是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说了一些真话，地方主义只不过是对中央派来的上司不够顺从。
1958年10月21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基层组织批判赵健民，向全体党员传达。省委认为，“自1956以来，赵健民同志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绩，成为反‘冒进’、夸大落后面的代表人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1956年8月，在一届四次人代会期间，赵乘舒同、谭启龙同志不在济南的时机，在人代会工作报告中，却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绩，集中工作中的缺点，搜集落后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反对省委‘冒进’。”
2001年12月14日，本书作者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76号赵健民的家中，见到了这位老人。当时他已经89岁了，身穿兰色化纤旧中山装，头戴一个大皮帽子。我到他家门口时，他扶着拐杖站在街边看着我，我以为是一位退休工人，没搭理他。我进他家，他才跟着进来。经他夫人杨瑞波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叱咤风云的赵健民。在他家简陋的客厅里，我们聊了起来。他首先谈到他和舒同的关系。他说：“舒同是个知识分子，是江西抚州一个学校毕业的，爱好书法。是从新四军来山东的。我到山东后舒同约我谈话，我们是在办公室外边操场上谈的。我谈了山东情况，谈了我的认识和我的意见，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东工作做好。舒同说，你谈得很好，但我觉得你还没有和盘托出。我说，我实实在在地跟你讲了，你还感觉我没有和盘托出。他怀疑我联系地方干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说，舒主任，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向你讲了我的意见，再不能编一个‘盘’向你‘托出’，看以后的事实考验吧。”
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对在省里有较深人际关系的干部倍加防范，在广东、山东、甘肃以及其它省份，都批判过“地方主义”，用外来干部钳制当地干部。赵健民在山东很有威望，当然是要防范的。毛泽东就是利用舒同来防范赵健民。
赵健民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1958年大跃进，有全国的影响，寿张县西边有个范县，济南这边又有过高产卫星。这股风越刮越大，更大的卫星也出来了。我也是农村出身。知道这么高的产量做不到。高世贵是跟我一个村庄的，当时是支部书记，我问他亩产这么高行吗？他说做不到。我到农村考察，下面组织农民跳秧歌，我不高兴。我也到范县看过共产主义，是假的。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舒同在南郊宾馆盖了七栋小楼，毛、刘、周、朱、陈、林、邓，一个一栋。我当省长时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时还是一条罪状。1958年撤了我的省长，让我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济南钢铁厂搞扩建，需要材料，南郊宾馆盖别墅也要材料，我只好把材料让给他。
“山东饿死人不少哇！仅惠民地区就死了60万。后来薄一波对我说，山东饿死了300万人。”说这句话时，赵健民满脸沉痛而严肃。
除了批判赵健民以外，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卓如也受到批判。全省农村开展了两条道路斗争运动。在济宁地区，“各地区都进入了大鸣大放阶段，大字报都贴了上千张，意见鸣了几千条，情绪很热烈，气氛很紧张。”与此同时，在全省各地乱拔“白旗”，乱扣帽子，成批地撤换干部和开除党员党籍。据山东省济宁地委监委不完全统计，济宁地区从1958年7月进行整风补课以来，到1959年4月，当作“白旗”拔掉的就有26000多人。1959年4月，中央监委转发一份报告中对济宁乱“拔白旗”提出了批评。中央监委在转发告的按语中指出：“‘拔白旗，插红旗’是一个生动形象的口号。有一些地方干部，没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处乱扣‘白旗’的帽子，那些带有急躁和惩办情绪的人，更把‘拔白旗’变成强迫命令、惩办干部的工具，少数坏分子则乘机制造混乱。今后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其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按什么性质处理。”
但是，中央监委的批评并没有扭转山东左倾狂热，因为这种狂热来自中央。
二、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
河北省有徐水县的共产主义热潮，河南省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又放了那么多“卫星”，与这两个省相邻的大省山东，却没有他的邻省热闹。毛泽东到这个省鼓劲了。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乘专车到济南，下午3时左右，召见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省委书记裴孟飞、军区司令杨得志到车上谈话。谈话要点如下：
下午3时到4时的谈话。
毛问谭：你们这里有没有干劲？
谭答：干劲有，但不够齐一。
毛：要经过辩论，什么也不做，搞他三天。
谭回报：今秋准备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秋季增产和明年跃进计划，进行大辩论，起码搞五天。
毛：五天多了。可以先辩论两天，到地里生产一天，再回过头来辩论一天，不经辩论，主意是你们出的，群众就不会自觉地积极起来。
谭：我们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山东跃上来了没有？
谭：跃是跃上来了，但比河南、河北兄弟省差一些。
毛：去河南开一次现场会，往返几天？
谭：一周时间。谭告，寿张县今年可以亩产双千斤，争取3000斤。
毛：去年四级干部会时你们急于收场嘛，急于将李峰暴露嘛，你们只贴了2000张大字报，贴他一万张就好了。
我到江苏去看时，他们开四级干部会，贴大字报几万张，印了十本。他们的口号是：帮省委整风。开始大家不敢讲，以后闷不住，妖魔鬼怪都出台。你们不让人家出台。
谭：现在除了赵健民的问题以外，省人民委员会以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问题已经解决。
毛：如何解决的？
谭：在机关大鸣大放，大字报揭露王卓如包庇右派，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甚到造假帐，搞两本帐，粮食紧张时隐瞒粮食不报省委。
毛：那是王卓如搞的还是赵健民搞的？
谭：地方主义头子是赵健民。
毛：他有报告没有？
谭：他领导的专案小组有一个报告。还有去年的二中全会上主席作了七条指示以后，还作了反“冒进”的报告。
毛：讲那七条时我是温和派。那时没有事实，人家不服，以后有了马鞍形，人家才服。同时，那时国际上有波匈事件，党内不宜公开分裂。
那时人们吵学生招多了，其实多招一点有何不好，不必反对嘛！那时说工人招多了，现在还是不够嘛！增加工资是多了一点，这也没多大关系。去年招生少了，到处哇哇叫，今年又不够了。南宁会议是去年八、九、十三个月跃进以后开的。问题解决得较好，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又发展了，可惜你们没参加。
谭：赵健民的报告也像潘复生那样，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
毛：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你们现在有几个书记？四个书记下台了。师哲怎么这样坏？他学的是苏联贝利亚那一套，惨无人道！
参观水稻、棉花时，毛问了很多问题，谭一一作了回答。
参观回来在车上毛又对谭说：“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但是不要对外宣传，这会使帝国主义害怕。”
这个谈话记录存山东省一个资料馆里。我回北京以后发现时间不对，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不可能在山东视察。《叶子龙回忆录》记载毛泽东“8月9日在山东农村视察”，8月13日《人民日报》上有毛泽东8月9日视察山东农村的报道和讲话摘要。但报纸上的谈话摘要中和山东省资料馆这份记录稿中的内容不同。不过，报纸上发表的中央领导人讲话和实际不同的事是常有的。可能是我把8月9日错抄成9月5日，也许9月5日毛泽东又视察了山东。看了这个谈话记录摘要，毛泽东的态度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还是要反右倾，还是要鼓干劲，要把群众的热情鼓起来，三年赶上英国，七年赶上美国，还要“引蛇出洞”鼓动人写大字报“让妖魔鬼怪都出台”。山东的干劲终于鼓起来了，赶上了河南，河北。然而，干劲鼓起来以后，出现的却是“五风”，这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
刘少奇比毛泽东早一个多月到山东。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就是这篇报告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中共中央地位最高的两位领导人对山东如此鼓劲，山东在“大跃进”中自然不会落后。
三、山东的“五风”有特色
批判右倾思想以后，大跃进狂潮叠起，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去了，1958年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1959年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夏粮长势很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老天爷白帮了忙，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8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10月下旬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12月初达到887万人。甚至在1960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1959年、1960年两年，全省共荒地5000万至6000万亩。”
山东的大跃进是很有声势的，以泰安地区为例：
1958年8月 泰安境内各地农业社大办公共食堂，农户停止自炊，一律免费入公共食堂就餐。1959年1月，中共济南市委在泰安召开会议部署发展公共食堂，各地办食堂再兴高潮。泰山市、泰安县14处公社388个核算单位，建公共食堂2610处，就餐人数76.65万人，占两县市总人口的98％。
1958年9月29日 全地区动员144.95万人（占全区整半劳力的80%）参加省委部署的钢铁生产“淮海战役”。各县主要负责人到工地召开誓师大会，分采矿、运输、建炉、冶炼几路大军。铁矿共有6家，矿工5000余人。投产的各种小土炉19758座，还有各县发动群众搞起的土坯炉、水桶炉、大窑坩锅炉、烧缸炉等计462983座。日产铁由44吨达到5.93万吨，泰安、肥城放出日产千吨“卫星”。
1958年9月，中共泰安地委下发《关于办好人民公社的几点意见》。全区始办人民公社。至1959年1月，境内建成人民公社103处，入社农户102.69万，占总户数的98.2％，入社人口412.32万人。人民公社多是数乡并为一社，其规模5000～10000户。实行工农商学兵（民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体制，下设生产大队。办社初，提倡“一大二公”，无偿平调各生产大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至1959年，全区共平调各类生产资料和财物总值近2.5亿元。
在大跃进狂潮中，全省括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以下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主要摘自曾希圣1960年10年12月16日在山东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存山东省档案馆。
共产风 共产风集中表现在对财产“一平二调”，平，即平均分配；调，即无偿调拨，当时简称“平调”，即充公。
山东省的“一平二调”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东西都平调。劳动力、资金、土地、山林、房屋、车马、机器、作坊、农副产品、建筑材料、锄头、镰刀、铁锨、猪、鸡、鸭、水桶、灯笼、尿桶等大大小小的财产，都随意从群众家里拿走。章丘县群众说：“切菜板子刀，扁担勾子梢，杈把扫帚锨，犁耙绳索鞭，下至黄泉，上至青天，都可以随便调走。”也有人说：“一平二调就是抢劫。”
第二个特点是干什么事情也得用“一平二调”的手段。大办钢铁，兴修水利，办社工业，搞丰产方（即在一块土地上搞高产试验），办红专学校，办养猪场，办食堂，办托儿所，办展览馆，开现场会，干这些事所需要的一切，都从生产队和社员家里无偿调走。
第三个特点是，搞“一平二调”的不仅是公社干部，上至省级、县级，下至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搞平调。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公家平调农民的财产。
第四个特点是，“一平二调”风不是只颳一阵子，而是连续不断地颳。自1958年以来，连续三年，越颳越猛。日照县刮了15次，玉莲县洪凝公社颳了29次。寿张县张秋大队社员说：“三年来有五次大清剿：第一次是军事化大搬家，清剿家庭用具；第二次是大办钢铁，清剿铜、铁、锡；第三次是倾家荡产大投资，清剿社员财产；第四是反瞒产私分，清剿生产队的粮食；第五次是1960年春恢复食堂，清剿社员家里的粮食。”多次清剿，生产队、社员一贫如洗。
共产风除了“一平二调”以外，另一个方面是随意合并生产队，打乱基本核算单位。1959年冬到1960年春，合并了30％的生产队，由此被牵动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60％。有的公社的规模三年变了五次。农民说：“今年变，明年变，哪有心思搞生产。”
共产风的第三个方面是在分配上破坏按劳取酬原则，公社按照浮夸的产量过多地扣留公积金，不少社、队连续几年没有分配，社员没有拿过工资，没有分过东西。
浮夸风 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上报800多亿斤，后来落实到380亿斤，最后落实到287亿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上报400多亿斤（原来是420亿斤，书记裴孟飞建议上报320亿斤，舒同不听，报400亿斤），后来落实为270亿斤，后来又说是243亿斤。1960年省委计划粮食产量550亿斤，各市、地委报的数字是374.74亿斤（亩产405斤，粮田面积9261万亩），比省里计划减少了31.9％。后来说落实为总产量为182.34亿斤（过秤入库174.97亿斤，其余为自留地、十边地的收入），实际只有160亿斤。
寿张县第一书记刘传友，1958年上报平均亩产5000斤，总产31亿斤，实际亩产只有297斤，总产量只有4.05亿斤。1959年上报平均亩产700斤，总产8亿斤，实际亩产只有298斤，总产量只有3.6亿斤。这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不同意浮夸的产量，讲了真话，被加上了“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粮食浮夸造成了一系列恶果。一是造成了农业已经过关或问题不大的错觉。因而各方面事业的计划安排都跟着这个吹得过高的“基础”而膨胀起来，结果超过了负担能力。以水利建设为例，全省原定1960年修建大中型37座，结果1959年冬到160年春，一个浪头就上了122处，800万人上阵。第二个恶果是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1958年是少有的丰收年，但由于粗收浪费，放开肚皮吃，结果1959年春天就出现了粮食紧张。1959年收成仍然不错，但由于估产偏高，仍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1960年春，又发生了上年更加严重的紧张局面。这个报告没有说，即粮食产量浮夸造成了粮食的高征购，农民的口粮都拿走了，这是最为重要和恶果。
命令风 在山东省很多地方，对社员强迫命令也成了一股恶风。
强迫劳动，大搞通宵夜战，分配过重的劳动，不顾社员死活。
强令摊派，寿光县收购鸡蛋任务层层往下派，不养鸡的也得卖蛋。这个县寒桥公社洛东二小队36户，只有一户养鸡，却强迫31户社员卖了103个鸡蛋。
强迫社员投资公社办的事业，逼得社员扒坟、卖家具，寿张县全县为此拆房53000间，扒坟38000多座。范县拆老百姓的房子、挖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来的砖瓦盖大礼堂、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平民百姓哭哭啼啼，拆房挖坟的热火朝天。
乱批判，乱撤换干部，对完不成任务的，不浮夸的，就扣上“右倾保守”、“不听党的话”、“没有全局观念”、“和党唱对台戏”等政治帽子，被辩论、斗争、撤换、处分。五莲县洪凝公社自1959年以来，撤换基层干部192名，经调查，其中撤换错了的有80多名。郭林大队的小队干部撤换了60％，全队54名党员都当过干部，都被撤过职。
对强迫命令稍有不顺从的就打骂和刑罚。枣庄市阴平公社南庄生产队队长孙某，全村挨过他打的人有173名。社员张同云死了小孩没有即时报告撤户口，就停口粮10天，一家8口被饿死4口。益都县郑母公社副社长刘某打了40多人，群众称他为“刘百害”。寿光县对群众的刑罚有：绑、押、打、冻，拔胡子、拧耳朵、不给饭吃、坐老虎凳、拨肋骨等。1960年1月到7月，这个县被迫自杀的社员有688人。
寿张县石佛公社雷庄大队专门成立了打人执法连，连长范某一个人就打了70多人。供销社干部李某在修猪场时一夜就用木柴打了60多人。这个公社根据重点调查，打过人的干部占30%－70％，社员因挨打而上吊的死6人，自杀未遂的11人，伤重致残和发病的24人，外流人口4000多人中也有部分是因为受不了打而出去的。位海生产队共有52个小孩，在大兵团作战时，干部不让妇女回家喂奶，不能抱小孩看病，因而死了37个。
干部特殊风 在群众没有饭吃的情况下，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昌乐县朱田公社党委规定，商业部门的东西要优先满足公社党委的需要。公社党委50人，从1960年3月到8月，就吃肉1360斤，平均每人27斤。1960年10月12日，共青团山东省委孙继文、潘昭锡给省委写信，反映莱芜县的特殊化问题，其中写道：“县委五个书记除了田书记经常到食堂买饭和大家一起吃饭外，其他书记都在食堂单炒菜吃。每餐至少一个细菜，细粮随便吃。第三季度机关停止供应猪肉以后，每个书记每月发猪肉5斤。据说第一书记王某每月发猪肉票30斤，他爱人赵华（副县长）每月20斤。今年国庆节、中秋节，县商业局批给县委食堂猪肉40多斤，书记每人分5斤，每个常委分2斤，剩下很少一部分才给其他机关干部吃。这次过节县商业局送给书记、县长每人一箱子食品，价值二三十元。这实际是送礼，不过是交钱而已。”
瞎指挥风 在农业生产中不尊重农民的意见，不尊重科学，全凭上级领导干部的主观意志办事。生产队里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什么时候种，甚至禾苗的密度多大，农民没有发言权，生产队长也没有发言权，全由公社领导或县里领导人发号施令。农民明明知道按他们的号令做不行，也不能说。谁要是说了不同意见，谁就会被辩论，被批斗。这样的事例几乎每个公社都有。
山东的“五风”不是曾希圣第一次揭露的，1960年3月，山东省召开了有12000人参加的六级干部会，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会上的报告中也曾批评过“五风”问题。山东省六级班干部会议秘书处1960年3月21日编印的《会议情况》中，介绍了舒同报告内容。毛泽东3月22日、23日，对《会议情况》第一期和第二期作了批示，指出在一些县、社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经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分子，一定要法办。”
但是，一直到1960年底，舒同撤职以前，“五风”还是十分严重。
四、山东省粮食产量和征购
据国家粮食部1962年提供的几个的报表中的数字，山东的粮食情况如下表。这是最后的实绩数，在当年年度，还有一个讨价还价过程。
表8－1：1957－1961年山东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242．10 287．00 243．00 182．34 180．00
贸易 210．52 249．57 211．30 158．55 156．52
征购 51．04 61．82 74．69 29．57 42．95
销售 55．66 71．42 66．73 45．44 40．93
净拥有 215．14 259．17 203．34 174．43 154．50
总人口（万人） 5373 5422 5373 5188 5265
人均净拥有（斤） 400.41 477.99 378.45 366.22 293.45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山东》。
表8-1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参看本书第＊页“祸起中原”――页码待定稿后由编辑定）。表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30％为口粮。
从表8-1中可以看出，大跃进年代，山东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粮食产量242．10亿斤，1961年只有180亿斤，三年减少了62．1亿斤，即减少了25．66％。在产量下降的同时，征购却大幅度增加，1959年度产量比上年下降了44亿斤，但征购比上年却增了12.87亿斤。1960－1961年征购下降是不得已的事，因为这时农民大批饿死，想征也征不上来。
表8－1中的粮食产量还包括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例如，1960年的182．34亿斤，实际过秤入库的只有174．97亿斤，其余7．37亿斤是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
1958年是少有的好收成。但由于劳动力都去搞大办钢铁和上水利工地，秋收劳动力很紧，收割、打场都很粗糙，浪费很多，丰产不丰收。由于浮夸，误以为粮食很多，秋收后放开肚皮吃了一阵子。结果，还不到1959年春，粮食就紧张得很。卫生部报告，1959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1月至4月10日，发生肿病人77．9万多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0日，即发生肿病人17．3万人。”在这期间，山东省委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认为是生产队把粮食藏起了，有的县开始搞瞒产私分运动。1959年3月8日，舒同在发表了《当前人民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写道：
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1958年粮食大丰收以后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除了灾区以外，全省各地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往往是那些大丰收的地方闹得反而愈加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虽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主席向我们指出的，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寻找。
舒同在这里不认为没有粮食，他还坚信原来浮夸报上来的产量，认为还是大丰收。粮食哪里去了？他没有说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但认为由于所有制的原因，生产队、农民不愿意把粮食拿出来。这也是反瞒产私分的理论根据。这不是舒同的创造。2月份，毛泽东对广东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经验的批示是2月22日，毛泽东批示《经济消息》发表的《是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文章是2月28日。舒同的文章说瞒产私分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的观点都是来自上述毛泽东的批示在。在极权制度下，上面一呼，下面百应。作为封疆大吏，不应是不行的。同全国各地一样，不管是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舒同也是大搞反瞒产私分，广大农民受害很深。
惠民县搞得最厉害，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把瞒产私分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省委总结了惠民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舒同亲自对这个经验作了批示，从而在全省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各社队，村庄，都翻箱倒柜，搜查粮食。
1959年收成也不算坏，还是浮夸，认为有粮食，一段时间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1960年春节，就闹起了粮荒。
1960年按220亿斤产量安排：种子30亿斤，饲料20亿斤，农村口粮食130亿斤（包括统购返回15亿斤），征购55亿斤。以上说的种子、饲料是在最低限度上又打了折扣，实际是不够用的。农村口粮130亿斤，全年平均每人只有270斤，每天只有12两（老秤，16两为一斤，12两即0.75斤）加上麦收以后多吃了一点，从9月20日到明年6月中旬，每人每天只有10两多一点粮食。加上地区不平衡，约有1000万人每天只有8两（即半斤）左右粮食，而且主要还是地瓜折粮。征购55亿斤也很紧：农村统销去年20亿斤，今年只能安排15亿斤，城市和非农业人口统销25亿斤，这需要压缩城市和非农业人口，20社办工业人口，加上降低标准（原来已经降了2斤，还有降低2斤）。这里列出的数字都是原粮，而且多数是白薯干、萝卜干、菜叶代替，经过各级干部克扣以后，远不是这个数字。山东省委这里的数字是计划数，表8-1中粮食部的数字是执行结果数。后者的产量和征购数都比前者小。
1960年7月，山东农村公共食堂不断发生停伙，到7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六个地区（不包括青岛、烟台、临沂）有5210处食堂停伙。
1960年12月20日，在粮食部召开的北方15省生活安排座谈会上，山东省粮食厅副厅长张春生发言说：粮食入库和分配全省已结束。到12月20日，已经过秤入库的粮食为164.6亿斤，估计今年粮食产量180亿斤左右，比去年总产量274亿斤减少了94亿斤。征购任务到12月20日已完成42.8亿斤（原粮，粮食年度），比去年征购实绩70亿斤少27亿斤。种子留了23.8亿斤，饲料留了4.3亿斤，口粮留了93.39亿斤，全省农业人口4640万人，平均每人一年201斤。从粮食厅的角度看，粮食总收入为54.82亿斤（其中：中央调给军粮5亿斤，调给种子1亿斤；华东支援2亿斤；征购42.6亿斤；1960年6月底库存4.22亿斤）。粮食总支出为54.70亿斤（其中：统销50.20亿斤；军粮1亿斤；种子1亿斤；损耗2.5亿斤）。收支相抵后山东粮食库存仅有1168万斤。他说，这个盘子安排问题很大。统销50.20亿斤与各县要求销售的粮食差2.5亿斤。今年三四季度已销售出19.1亿斤，明年一、二季度吸剩31.10亿斤，比过去三年同期少8.14－14.18亿斤。
1961年春，山东农村粮食情况：到1961年4月20日，全省农村口粮尚有22.2亿斤（其中农村留下的口粮还有15.78亿斤，国家返销6.41亿斤）。从4月21日到麦收的几十天内每人平均口粮6两多一点（16进位，6两相当于10进位的3.75两）。其中5两（相当于10进位的3.125两）和不足5两的占农村人口的30.9％。口粮不足5两的县有：即墨，胶县，平原，枣庄等。要知道，这不足5两粮食还包括地瓜干在内。扣除各级干部多吃多占，到农民手中已经不多了。而这点粮食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每天热量的唯一来源（那时没有油，没有副食）。这已经挨饿的第三个年头了。
在上世纪60年代任中监委处长的李坚，当年曾到河南、安徽等省对大饥荒作过调查，他对我说，山东是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1999年，我到烟台养马岛讲完课就到济南，在朋友的帮助下，查阅了60年代的历史资料。经过几天查阅，有一些收获，但觉得我看到的资料还不够完全。山东大饥荒的情况，有待档案开放后，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我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写这一章。
一、批判赵健民，大反右倾
山东也像其它省一样，“大跃进”也是以政治大批判开路的。山东批判的对象是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
赵健民，1912年生于山东聊城冠县。1932年入党。1933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叛变，全省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赵健民也被捕，山东军阀韩复渠对他亲自审讯，他没有屈服。赵健民出狱后，和姚仲明等重新联络了地下党，恢复了山东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前，赵健民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他任第二野战军17军军长兼政委，带领大军直入大西南，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出了贵州省。1949年后在西南局主管交通，主持修建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后任铁道部副部长。1955年任山东省长，大跃进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1958年因对浮夸风不满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山东省委的第一、第二把手都是从华东局调来的。赵健民是山东的老革命，在山东必定有较深的人事根基。是这位老革命对新来的上司不够尊重呢，还是外来的上司畏于赵健民的地方势力呢？也许二者都有,他们之间是不够协调的。赵健民是敢说真话的人，恰恰在这一点上被新来的上司抓住了把柄。帽子是现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再加上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其实，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只不过是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说了一些真话，地方主义只不过是对中央派来的上司不够顺从。
1958年10月21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基层组织批判赵健民，向全体党员传达。省委认为，“自1956以来，赵健民同志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绩，成为反‘冒进’、夸大落后面的代表人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1956年8月，在一届四次人代会期间，赵乘舒同、谭启龙同志不在济南的时机，在人代会工作报告中，却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绩，集中工作中的缺点，搜集落后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反对省委‘冒进’。”
2001年12月14日，本书作者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76号赵健民的家中，见到了这位老人。当时他已经89岁了，身穿兰色化纤旧中山装，头戴一个大皮帽子。我到他家门口时，他扶着拐杖站在街边看着我，我以为是一位退休工人，没搭理他。我进他家，他才跟着进来。经他夫人杨瑞波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叱咤风云的赵健民。在他家简陋的客厅里，我们聊了起来。他首先谈到他和舒同的关系。他说：“舒同是个知识分子，是江西抚州一个学校毕业的，爱好书法。是从新四军来山东的。我到山东后舒同约我谈话，我们是在办公室外边操场上谈的。我谈了山东情况，谈了我的认识和我的意见，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东工作做好。舒同说，你谈得很好，但我觉得你还没有和盘托出。我说，我实实在在地跟你讲了，你还感觉我没有和盘托出。他怀疑我联系地方干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说，舒主任，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向你讲了我的意见，再不能编一个‘盘’向你‘托出’，看以后的事实考验吧。”
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对在省里有较深人际关系的干部倍加防范，在广东、山东、甘肃以及其它省份，都批判过“地方主义”，用外来干部钳制当地干部。赵健民在山东很有威望，当然是要防范的。毛泽东就是利用舒同来防范赵健民。
赵健民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1958年大跃进，有全国的影响，寿张县西边有个范县，济南这边又有过高产卫星。这股风越刮越大，更大的卫星也出来了。我也是农村出身。知道这么高的产量做不到。高世贵是跟我一个村庄的，当时是支部书记，我问他亩产这么高行吗？他说做不到。我到农村考察，下面组织农民跳秧歌，我不高兴。我也到范县看过共产主义，是假的。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舒同在南郊宾馆盖了七栋小楼，毛、刘、周、朱、陈、林、邓，一个一栋。我当省长时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时还是一条罪状。1958年撤了我的省长，让我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济南钢铁厂搞扩建，需要材料，南郊宾馆盖别墅也要材料，我只好把材料让给他。
“山东饿死人不少哇！仅惠民地区就死了60万。后来薄一波对我说，山东饿死了300万人。”说这句话时，赵健民满脸沉痛而严肃。
除了批判赵健民以外，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卓如也受到批判。全省农村开展了两条道路斗争运动。在济宁地区，“各地区都进入了大鸣大放阶段，大字报都贴了上千张，意见鸣了几千条，情绪很热烈，气氛很紧张。”与此同时，在全省各地乱拔“白旗”，乱扣帽子，成批地撤换干部和开除党员党籍。据山东省济宁地委监委不完全统计，济宁地区从1958年7月进行整风补课以来，到1959年4月，当作“白旗”拔掉的就有26000多人。1959年4月，中央监委转发一份报告中对济宁乱“拔白旗”提出了批评。中央监委在转发告的按语中指出：“‘拔白旗，插红旗’是一个生动形象的口号。有一些地方干部，没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处乱扣‘白旗’的帽子，那些带有急躁和惩办情绪的人，更把‘拔白旗’变成强迫命令、惩办干部的工具，少数坏分子则乘机制造混乱。今后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其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按什么性质处理。”
但是，中央监委的批评并没有扭转山东左倾狂热，因为这种狂热来自中央。
二、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
河北省有徐水县的共产主义热潮，河南省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又放了那么多“卫星”，与这两个省相邻的大省山东，却没有他的邻省热闹。毛泽东到这个省鼓劲了。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乘专车到济南，下午3时左右，召见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省委书记裴孟飞、军区司令杨得志到车上谈话。谈话要点如下：
下午3时到4时的谈话。
毛问谭：你们这里有没有干劲？
谭答：干劲有，但不够齐一。
毛：要经过辩论，什么也不做，搞他三天。
谭回报：今秋准备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秋季增产和明年跃进计划，进行大辩论，起码搞五天。
毛：五天多了。可以先辩论两天，到地里生产一天，再回过头来辩论一天，不经辩论，主意是你们出的，群众就不会自觉地积极起来。
谭：我们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山东跃上来了没有？
谭：跃是跃上来了，但比河南、河北兄弟省差一些。
毛：去河南开一次现场会，往返几天？
谭：一周时间。谭告，寿张县今年可以亩产双千斤，争取3000斤。
毛：去年四级干部会时你们急于收场嘛，急于将李峰暴露嘛，你们只贴了2000张大字报，贴他一万张就好了。
我到江苏去看时，他们开四级干部会，贴大字报几万张，印了十本。他们的口号是：帮省委整风。开始大家不敢讲，以后闷不住，妖魔鬼怪都出台。你们不让人家出台。
谭：现在除了赵健民的问题以外，省人民委员会以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问题已经解决。
毛：如何解决的？
谭：在机关大鸣大放，大字报揭露王卓如包庇右派，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甚到造假帐，搞两本帐，粮食紧张时隐瞒粮食不报省委。
毛：那是王卓如搞的还是赵健民搞的？
谭：地方主义头子是赵健民。
毛：他有报告没有？
谭：他领导的专案小组有一个报告。还有去年的二中全会上主席作了七条指示以后，还作了反“冒进”的报告。
毛：讲那七条时我是温和派。那时没有事实，人家不服，以后有了马鞍形，人家才服。同时，那时国际上有波匈事件，党内不宜公开分裂。
那时人们吵学生招多了，其实多招一点有何不好，不必反对嘛！那时说工人招多了，现在还是不够嘛！增加工资是多了一点，这也没多大关系。去年招生少了，到处哇哇叫，今年又不够了。南宁会议是去年八、九、十三个月跃进以后开的。问题解决得较好，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又发展了，可惜你们没参加。
谭：赵健民的报告也像潘复生那样，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
毛：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你们现在有几个书记？四个书记下台了。师哲怎么这样坏？他学的是苏联贝利亚那一套，惨无人道！
参观水稻、棉花时，毛问了很多问题，谭一一作了回答。
参观回来在车上毛又对谭说：“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但是不要对外宣传，这会使帝国主义害怕。”
这个谈话记录存山东省一个资料馆里。我回北京以后发现时间不对，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不可能在山东视察。《叶子龙回忆录》记载毛泽东“8月9日在山东农村视察”，8月13日《人民日报》上有毛泽东8月9日视察山东农村的报道和讲话摘要。但报纸上的谈话摘要中和山东省资料馆这份记录稿中的内容不同。不过，报纸上发表的中央领导人讲话和实际不同的事是常有的。可能是我把8月9日错抄成9月5日，也许9月5日毛泽东又视察了山东。看了这个谈话记录摘要，毛泽东的态度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还是要反右倾，还是要鼓干劲，要把群众的热情鼓起来，三年赶上英国，七年赶上美国，还要“引蛇出洞”鼓动人写大字报“让妖魔鬼怪都出台”。山东的干劲终于鼓起来了，赶上了河南，河北。然而，干劲鼓起来以后，出现的却是“五风”，这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
刘少奇比毛泽东早一个多月到山东。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就是这篇报告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中共中央地位最高的两位领导人对山东如此鼓劲，山东在“大跃进”中自然不会落后。
三、山东的“五风”有特色
批判右倾思想以后，大跃进狂潮叠起，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去了，1958年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1959年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夏粮长势很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老天爷白帮了忙，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8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10月下旬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12月初达到887万人。甚至在1960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1959年、1960年两年，全省共荒地5000万至6000万亩。”
山东的大跃进是很有声势的，以泰安地区为例：
1958年8月 泰安境内各地农业社大办公共食堂，农户停止自炊，一律免费入公共食堂就餐。1959年1月，中共济南市委在泰安召开会议部署发展公共食堂，各地办食堂再兴高潮。泰山市、泰安县14处公社388个核算单位，建公共食堂2610处，就餐人数76.65万人，占两县市总人口的98％。
1958年9月29日 全地区动员144.95万人（占全区整半劳力的80%）参加省委部署的钢铁生产“淮海战役”。各县主要负责人到工地召开誓师大会，分采矿、运输、建炉、冶炼几路大军。铁矿共有6家，矿工5000余人。投产的各种小土炉19758座，还有各县发动群众搞起的土坯炉、水桶炉、大窑坩锅炉、烧缸炉等计462983座。日产铁由44吨达到5.93万吨，泰安、肥城放出日产千吨“卫星”。
1958年9月，中共泰安地委下发《关于办好人民公社的几点意见》。全区始办人民公社。至1959年1月，境内建成人民公社103处，入社农户102.69万，占总户数的98.2％，入社人口412.32万人。人民公社多是数乡并为一社，其规模5000～10000户。实行工农商学兵（民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体制，下设生产大队。办社初，提倡“一大二公”，无偿平调各生产大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至1959年，全区共平调各类生产资料和财物总值近2.5亿元。
在大跃进狂潮中，全省括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以下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主要摘自曾希圣1960年10年12月16日在山东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存山东省档案馆。
共产风 共产风集中表现在对财产“一平二调”，平，即平均分配；调，即无偿调拨，当时简称“平调”，即充公。
山东省的“一平二调”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东西都平调。劳动力、资金、土地、山林、房屋、车马、机器、作坊、农副产品、建筑材料、锄头、镰刀、铁锨、猪、鸡、鸭、水桶、灯笼、尿桶等大大小小的财产，都随意从群众家里拿走。章丘县群众说：“切菜板子刀，扁担勾子梢，杈把扫帚锨，犁耙绳索鞭，下至黄泉，上至青天，都可以随便调走。”也有人说：“一平二调就是抢劫。”
第二个特点是干什么事情也得用“一平二调”的手段。大办钢铁，兴修水利，办社工业，搞丰产方（即在一块土地上搞高产试验），办红专学校，办养猪场，办食堂，办托儿所，办展览馆，开现场会，干这些事所需要的一切，都从生产队和社员家里无偿调走。
第三个特点是，搞“一平二调”的不仅是公社干部，上至省级、县级，下至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搞平调。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公家平调农民的财产。
第四个特点是，“一平二调”风不是只颳一阵子，而是连续不断地颳。自1958年以来，连续三年，越颳越猛。日照县刮了15次，玉莲县洪凝公社颳了29次。寿张县张秋大队社员说：“三年来有五次大清剿：第一次是军事化大搬家，清剿家庭用具；第二次是大办钢铁，清剿铜、铁、锡；第三次是倾家荡产大投资，清剿社员财产；第四是反瞒产私分，清剿生产队的粮食；第五次是1960年春恢复食堂，清剿社员家里的粮食。”多次清剿，生产队、社员一贫如洗。
共产风除了“一平二调”以外，另一个方面是随意合并生产队，打乱基本核算单位。1959年冬到1960年春，合并了30％的生产队，由此被牵动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60％。有的公社的规模三年变了五次。农民说：“今年变，明年变，哪有心思搞生产。”
共产风的第三个方面是在分配上破坏按劳取酬原则，公社按照浮夸的产量过多地扣留公积金，不少社、队连续几年没有分配，社员没有拿过工资，没有分过东西。
浮夸风 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上报800多亿斤，后来落实到380亿斤，最后落实到287亿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上报400多亿斤（原来是420亿斤，书记裴孟飞建议上报320亿斤，舒同不听，报400亿斤），后来落实为270亿斤，后来又说是243亿斤。1960年省委计划粮食产量550亿斤，各市、地委报的数字是374.74亿斤（亩产405斤，粮田面积9261万亩），比省里计划减少了31.9％。后来说落实为总产量为182.34亿斤（过秤入库174.97亿斤，其余为自留地、十边地的收入），实际只有160亿斤。
寿张县第一书记刘传友，1958年上报平均亩产5000斤，总产31亿斤，实际亩产只有297斤，总产量只有4.05亿斤。1959年上报平均亩产700斤，总产8亿斤，实际亩产只有298斤，总产量只有3.6亿斤。这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不同意浮夸的产量，讲了真话，被加上了“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粮食浮夸造成了一系列恶果。一是造成了农业已经过关或问题不大的错觉。因而各方面事业的计划安排都跟着这个吹得过高的“基础”而膨胀起来，结果超过了负担能力。以水利建设为例，全省原定1960年修建大中型37座，结果1959年冬到160年春，一个浪头就上了122处，800万人上阵。第二个恶果是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1958年是少有的丰收年，但由于粗收浪费，放开肚皮吃，结果1959年春天就出现了粮食紧张。1959年收成仍然不错，但由于估产偏高，仍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1960年春，又发生了上年更加严重的紧张局面。这个报告没有说，即粮食产量浮夸造成了粮食的高征购，农民的口粮都拿走了，这是最为重要和恶果。
命令风 在山东省很多地方，对社员强迫命令也成了一股恶风。
强迫劳动，大搞通宵夜战，分配过重的劳动，不顾社员死活。
强令摊派，寿光县收购鸡蛋任务层层往下派，不养鸡的也得卖蛋。这个县寒桥公社洛东二小队36户，只有一户养鸡，却强迫31户社员卖了103个鸡蛋。
强迫社员投资公社办的事业，逼得社员扒坟、卖家具，寿张县全县为此拆房53000间，扒坟38000多座。范县拆老百姓的房子、挖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来的砖瓦盖大礼堂、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平民百姓哭哭啼啼，拆房挖坟的热火朝天。
乱批判，乱撤换干部，对完不成任务的，不浮夸的，就扣上“右倾保守”、“不听党的话”、“没有全局观念”、“和党唱对台戏”等政治帽子，被辩论、斗争、撤换、处分。五莲县洪凝公社自1959年以来，撤换基层干部192名，经调查，其中撤换错了的有80多名。郭林大队的小队干部撤换了60％，全队54名党员都当过干部，都被撤过职。
对强迫命令稍有不顺从的就打骂和刑罚。枣庄市阴平公社南庄生产队队长孙某，全村挨过他打的人有173名。社员张同云死了小孩没有即时报告撤户口，就停口粮10天，一家8口被饿死4口。益都县郑母公社副社长刘某打了40多人，群众称他为“刘百害”。寿光县对群众的刑罚有：绑、押、打、冻，拔胡子、拧耳朵、不给饭吃、坐老虎凳、拨肋骨等。1960年1月到7月，这个县被迫自杀的社员有688人。
寿张县石佛公社雷庄大队专门成立了打人执法连，连长范某一个人就打了70多人。供销社干部李某在修猪场时一夜就用木柴打了60多人。这个公社根据重点调查，打过人的干部占30%－70％，社员因挨打而上吊的死6人，自杀未遂的11人，伤重致残和发病的24人，外流人口4000多人中也有部分是因为受不了打而出去的。位海生产队共有52个小孩，在大兵团作战时，干部不让妇女回家喂奶，不能抱小孩看病，因而死了37个。
干部特殊风 在群众没有饭吃的情况下，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昌乐县朱田公社党委规定，商业部门的东西要优先满足公社党委的需要。公社党委50人，从1960年3月到8月，就吃肉1360斤，平均每人27斤。1960年10月12日，共青团山东省委孙继文、潘昭锡给省委写信，反映莱芜县的特殊化问题，其中写道：“县委五个书记除了田书记经常到食堂买饭和大家一起吃饭外，其他书记都在食堂单炒菜吃。每餐至少一个细菜，细粮随便吃。第三季度机关停止供应猪肉以后，每个书记每月发猪肉5斤。据说第一书记王某每月发猪肉票30斤，他爱人赵华（副县长）每月20斤。今年国庆节、中秋节，县商业局批给县委食堂猪肉40多斤，书记每人分5斤，每个常委分2斤，剩下很少一部分才给其他机关干部吃。这次过节县商业局送给书记、县长每人一箱子食品，价值二三十元。这实际是送礼，不过是交钱而已。”
瞎指挥风 在农业生产中不尊重农民的意见，不尊重科学，全凭上级领导干部的主观意志办事。生产队里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什么时候种，甚至禾苗的密度多大，农民没有发言权，生产队长也没有发言权，全由公社领导或县里领导人发号施令。农民明明知道按他们的号令做不行，也不能说。谁要是说了不同意见，谁就会被辩论，被批斗。这样的事例几乎每个公社都有。
山东的“五风”不是曾希圣第一次揭露的，1960年3月，山东省召开了有12000人参加的六级干部会，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会上的报告中也曾批评过“五风”问题。山东省六级班干部会议秘书处1960年3月21日编印的《会议情况》中，介绍了舒同报告内容。毛泽东3月22日、23日，对《会议情况》第一期和第二期作了批示，指出在一些县、社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经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分子，一定要法办。”
但是，一直到1960年底，舒同撤职以前，“五风”还是十分严重。
四、山东省粮食产量和征购
据国家粮食部1962年提供的几个的报表中的数字，山东的粮食情况如下表。这是最后的实绩数，在当年年度，还有一个讨价还价过程。
表8－1：1957－1961年山东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242．10 287．00 243．00 182．34 180．00
贸易 210．52 249．57 211．30 158．55 156．52
征购 51．04 61．82 74．69 29．57 42．95
销售 55．66 71．42 66．73 45．44 40．93
净拥有 215．14 259．17 203．34 174．43 154．50
总人口（万人） 5373 5422 5373 5188 5265
人均净拥有（斤） 400.41 477.99 378.45 366.22 293.45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山东》。
表8-1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参看本书第＊页“祸起中原”――页码待定稿后由编辑定）。表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30％为口粮。
从表8-1中可以看出，大跃进年代，山东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粮食产量242．10亿斤，1961年只有180亿斤，三年减少了62．1亿斤，即减少了25．66％。在产量下降的同时，征购却大幅度增加，1959年度产量比上年下降了44亿斤，但征购比上年却增了12.87亿斤。1960－1961年征购下降是不得已的事，因为这时农民大批饿死，想征也征不上来。
表8－1中的粮食产量还包括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例如，1960年的182．34亿斤，实际过秤入库的只有174．97亿斤，其余7．37亿斤是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
1958年是少有的好收成。但由于劳动力都去搞大办钢铁和上水利工地，秋收劳动力很紧，收割、打场都很粗糙，浪费很多，丰产不丰收。由于浮夸，误以为粮食很多，秋收后放开肚皮吃了一阵子。结果，还不到1959年春，粮食就紧张得很。卫生部报告，1959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1月至4月10日，发生肿病人77．9万多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0日，即发生肿病人17．3万人。”在这期间，山东省委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认为是生产队把粮食藏起了，有的县开始搞瞒产私分运动。1959年3月8日，舒同在发表了《当前人民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写道：
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1958年粮食大丰收以后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除了灾区以外，全省各地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往往是那些大丰收的地方闹得反而愈加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虽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主席向我们指出的，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寻找。
舒同在这里不认为没有粮食，他还坚信原来浮夸报上来的产量，认为还是大丰收。粮食哪里去了？他没有说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但认为由于所有制的原因，生产队、农民不愿意把粮食拿出来。这也是反瞒产私分的理论根据。这不是舒同的创造。2月份，毛泽东对广东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经验的批示是2月22日，毛泽东批示《经济消息》发表的《是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文章是2月28日。舒同的文章说瞒产私分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的观点都是来自上述毛泽东的批示在。在极权制度下，上面一呼，下面百应。作为封疆大吏，不应是不行的。同全国各地一样，不管是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舒同也是大搞反瞒产私分，广大农民受害很深。
惠民县搞得最厉害，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把瞒产私分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省委总结了惠民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舒同亲自对这个经验作了批示，从而在全省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各社队，村庄，都翻箱倒柜，搜查粮食。
1959年收成也不算坏，还是浮夸，认为有粮食，一段时间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1960年春节，就闹起了粮荒。
1960年按220亿斤产量安排：种子30亿斤，饲料20亿斤，农村口粮食130亿斤（包括统购返回15亿斤），征购55亿斤。以上说的种子、饲料是在最低限度上又打了折扣，实际是不够用的。农村口粮130亿斤，全年平均每人只有270斤，每天只有12两（老秤，16两为一斤，12两即0.75斤）加上麦收以后多吃了一点，从9月20日到明年6月中旬，每人每天只有10两多一点粮食。加上地区不平衡，约有1000万人每天只有8两（即半斤）左右粮食，而且主要还是地瓜折粮。征购55亿斤也很紧：农村统销去年20亿斤，今年只能安排15亿斤，城市和非农业人口统销25亿斤，这需要压缩城市和非农业人口，20社办工业人口，加上降低标准（原来已经降了2斤，还有降低2斤）。这里列出的数字都是原粮，而且多数是白薯干、萝卜干、菜叶代替，经过各级干部克扣以后，远不是这个数字。山东省委这里的数字是计划数，表8-1中粮食部的数字是执行结果数。后者的产量和征购数都比前者小。
1960年7月，山东农村公共食堂不断发生停伙，到7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六个地区（不包括青岛、烟台、临沂）有5210处食堂停伙。
1960年12月20日，在粮食部召开的北方15省生活安排座谈会上，山东省粮食厅副厅长张春生发言说：粮食入库和分配全省已结束。到12月20日，已经过秤入库的粮食为164.6亿斤，估计今年粮食产量180亿斤左右，比去年总产量274亿斤减少了94亿斤。征购任务到12月20日已完成42.8亿斤（原粮，粮食年度），比去年征购实绩70亿斤少27亿斤。种子留了23.8亿斤，饲料留了4.3亿斤，口粮留了93.39亿斤，全省农业人口4640万人，平均每人一年201斤。从粮食厅的角度看，粮食总收入为54.82亿斤（其中：中央调给军粮5亿斤，调给种子1亿斤；华东支援2亿斤；征购42.6亿斤；1960年6月底库存4.22亿斤）。粮食总支出为54.70亿斤（其中：统销50.20亿斤；军粮1亿斤；种子1亿斤；损耗2.5亿斤）。收支相抵后山东粮食库存仅有1168万斤。他说，这个盘子安排问题很大。统销50.20亿斤与各县要求销售的粮食差2.5亿斤。今年三四季度已销售出19.1亿斤，明年一、二季度吸剩31.10亿斤，比过去三年同期少8.14－14.18亿斤。
1961年春，山东农村粮食情况：到1961年4月20日，全省农村口粮尚有22.2亿斤（其中农村留下的口粮还有15.78亿斤，国家返销6.41亿斤）。从4月21日到麦收的几十天内每人平均口粮6两多一点（16进位，6两相当于10进位的3.75两）。其中5两（相当于10进位的3.125两）和不足5两的占农村人口的30.9％。口粮不足5两的县有：即墨，胶县，平原，枣庄等。要知道，这不足5两粮食还包括地瓜干在内。扣除各级干部多吃多占，到农民手中已经不多了。而这点粮食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每天热量的唯一来源（那时没有油，没有副食）。这已经挨饿的第三个年头了。
墓 碑（八-2）
四、南雄之灾
广东省南雄县始兴公社也是一个饿死人较多的地方。地委工作组郑群、成家英、张乐民1960年7月31日提供的《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违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据地委工作组在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并在其中6个大队反复查对后统计，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止，共死亡2016人占原有人口20819人的9.9％。1959年死亡率（死亡人数／原有总人口数）是：周所大队为9.9％，南山大队为7.8％，黄所大队6.5％，上升大队5.5％；1960年死亡率是：黄所大队6.9％，南山大队5.2％，周所大队5％。死亡时间大部分集中在1959年秋季到1960年上半年。其中1959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53.7％，1960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46.7％。黄所大队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440人（其中1959年死亡217人，1960年死亡223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2％，其中全家死绝的有5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9户。罗坡小队42户人家死亡40人，占原有总人口229人的17.5％其中全家死绝的2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2户。这10个大队除了上述死亡以外，还有水肿病人570人，妇女闭经495人，子宫下垂379人。
此外，未经地委工作组调查、而在6月26日始兴片（原始兴公社）总结三反整社会上揭发出来的死人情况也十分严重。全公社统计（上述10个大队在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5070人（1959年死亡3075人，1960年死亡2035人），占全社原有人口83977人的5.91％。其中男2591人，女2479人。按阶级成份分：贫农3154人，中农1400人，富农305人，地主211人。从年龄结构看，1－15岁1394人，16－40岁668人，41－50岁629人，51－60岁901人，60岁以上1478人。
死亡原因：据被调查的6个大队死亡的1580人分析，被打成重伤死亡42人，被斗、打罚而被迫死亡的17人，水肿病死的553人，干瘦死的129人，老弱死亡199人， 婴儿死亡32人，麻疹病死亡78人，心脏病死亡120人，痢疾死亡40人。
死亡时间：1959年1月140，2月192人，3月328人，4月316人，5月257，6月245人，7月240人，8月342人，9月240人，10月224人，11月237人，12月274人；1960年1月318人，2月400人，3月600人，4月379人，5月338人。
由于饥饿，1959年很少出生人，1960年几乎没有出生。
始兴公社干部打骂刑罚群众成风。上至公社党委，下至包产队，上级打下级，干部打群众，处罚的形式无奇不有，残忍至极，如：捆绑、罚跪、罚立正、吊打、电刑、上雷公尖、削手指、灌屎尿、泼冷水、拔胡子、扯眼皮、假枪毙、戴高帽游街示众、设劳改队、罚劳役、罚款、没收财产等。
据6月下旬南雄县委召开的始兴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揭发，犯有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干部，1959年有508人，占干部总数的17.6％。受捆绑吊打等恶刑折磨的群众1118人；1960年1－5月违法乱纪干部有725人，占干部总数的25％，受捆绑吊打的群众2038人，其中有名字登记当场打死的1 人，被打伤后死的有53人，被迫死亡的20人，被连续扣粮食指标而饿死的21人，共95人。其中贫农60人，中农19人，富农3人，地主13人。
另据地委工作组对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自1959年以来，这10 个大队殴打、捆绑过群众的干部有328人，占干部总数的43％，受摧残的群众1069人，占这10个大队社员总数18803人的5.9％，其中当场被打死的1人，打成重伤后死亡的49人，被打罚被迫致死的20人，共70人。
地委工作组对南山、寨头、周所、石下、黄所、上升6个大队被打死、逼死的59人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五保户、10岁小孩，也有70多岁的老人。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被捆绑丢入河中活活淹死，有的丈夫被打死妻子改嫁，有的父母或儿子被打死剩下孤老或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3月，上升打队现役军人家属陈美伦因饥饿偷了一些青菜，被大队总支副书记郑某和队长李某打成重伤后拖入黑屋锁上，当晚死亡。这个大队的东头坪小队贫农军属刘宏富因患水肿病要求队长配点花生煲药治疗，队长不准，他就去田里挖了一点花生。被治保主任发现，捉去打成重伤吐血死亡。高昌大队刘庆辉，70多岁，队长张某怀疑他偷鸡，将他的胡子拔了一半并且打成重伤，然后两餐不给饭吃，又罚他挑塘泥，开夜工，两天后自杀身亡。该队社员林志弟夫妇被大队长怀疑偷鸡，打成重伤致死，留下一个11岁小孩和81岁老母。东风大队中农社员曾顺霞，19岁，因饥饿有点小偷行为，被大队长曾某多次召开群众会斗争、拷打，又扣口粮，被迫偷青菜。1960年3月一个晚上，曾某将曾顺霞用绳子捆绑丢到河里活活淹死。黄所大队贫农小孩丘生俚，12岁，因被扣口粮，被迫偷了一点花生芽，被包产队长丘某严刑拷打，用木棍打断左手，用石头砸破10个手指，还用刀割去一个指头，打成重伤后几天内死亡。该大队黄屋小队队长芦某，全队社员几乎全被她打过，连她叔父也被她扭着耳朵让其跪下，直接被她打成重伤致死的有4人。南山大队队长张某，自1959年以来，亲手殴打群众36人，其中被打成重伤而致死的4人，被迫致死1人。寨头大队女社员龚富园，1960年春天在队里插秧，因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收工时跑在前头，在这个队工作的供锁社干部林某说她迟到早归，对她拳打脚踢，当场被打倒在地，滚下水圳，湿透全身，不久死亡，致使出生不到数月的小孩因没奶吃不久也死了。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谭某仅1960年1－3月，就殴打群众70人，其中，打死1人，被迫致死1人。为什么这个公社的干部这么残酷地打人呢？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某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他认为能打人的干部立场稳，干劲大。
毁民房，建新村。1959年10月，以朱某为首的公社党委决定拆除县城内的上围街建新村。共拆民房105户、932间、粮仓一座、大祠堂18座，总面积2万平方米。上围是过去地主集中地，是始兴县城最好的房子，大部分是火砖、石墙。朱某要求群众一天搬完，四天拆完，没搬完的封闭门户不准再搬。他们用180斤炸药、360个雷管爆炸坚固的围墙。由于天气寒冷，防寒烤火，焚毁了大量的木材，大量物品被毁。被拆掉住房的群众，有的住牛栏，有的住粪寮，有的住烂屋。在建新村的过程中，规定每天评出下游队。下游队的人被罚做通宵，派民兵看守。评不出下游队就由队长顶替。不下班不准社员回家，不开工的不开饭，不积极的扣饭。病号不准请病假，只吃二两米。吃饭只准五分钟，吃不完的不准吃。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的抽脚筋。公社党委书记邓某公开号召：“懒婆懒汉，不积极不听话的，可以罚跪，可以打，打死由我负责，打死他当掉了一片树叶。”他亲手打了14人。
1959年下半年以来，多数大队主要劳动力一餐吃2两米，二、三等劳动力一餐吃2两、1两半米，少的只吃7－8钱米。很多食堂长期“盐水挂帅”（饥饿无奈时喝淡盐水），公社党委会上有的委员提出请求县委拨粮食，朱某说：“谁不要脸谁去县委要粮食！”1959冬和1960春之间，粮食最紧张时，朱某擅自决定全公社停发口粮一个月，公社留下8万担粮食不下发，要社员自己解决。本来粮食和食油指标很低，又层层剋扣，1959年9月，县委发给这个公社口粮1000担，公社全部扣下作“工业用粮”。1959年12月，全公社口粮41619担，到12月底只发下41200担，扣下419担，1960年2月，县里发下粮食43337担，公社又扣下3646担，先后扣下社员口粮5065担。公社党委还把1959年各大队卖粮款60多万元全部扣下，一文不发，致使全公社一年没有发工资，社员有病也没钱治。
在南雄县始兴公社，社员饿死，干部却大吃大喝。上至公社党委书记，下至小队干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公社和大队食堂都为干部设小灶，白天吃，晚上吃，公社书记、委员、大队干部要鱼，要肉，要油，随便挂上某某书记的名字就可以拿。饿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队，专门指定几个最好的鱼塘为干部吃鱼之用。这个大队群众说：“大队干部是老虎，小队干部是老鼠，社员挨饿成瘦猴。”公社党委书记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讯员端饭，还嫌牛肉煮鱼不好吃，骂社员不尊重领导。
广东省的饥荒不仅发生在罗定、南雄、高要等县，在其它地方也有发生。1960年底，广东省各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从各县的会议报告中都透露了“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
五、宋庆龄老家的饥荒
文昌县在海南岛，当时属广东省。这里是宋庆龄的老家，从这里崛起了对中国近代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宋氏家族。
1960年12月26日到1961的1月6日，文昌县召开了2718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
三年来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量19270多万斤，1958年比1957年减产11％，1959年比1958年减产11％，1960又比1959年减产11％，三年累计减产33％。粮食减产引发畜牧业减产，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1957年死亡人数275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8％，1958死亡率为1.2％，1959年为2.4％，1960年为2.1％，三年一共死亡19092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299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众体质很差。直到1960年底，问题还没有解决。如锦山公社下溪坡大队还有水肿病人43人，妇女病（闭经、子宫下垂等因挨饿而致的妇女病）301人，瘦弱病88人。
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共产风”的危害。事实证明，凡是一向列为重点的社队共产风最厉害，共产风刮得越厉害，损失越重，死人越多。为什么文昌的共产风一刮再刮，没有间断，再且越刮越厉害呢？
一是急于建立共产主义新村，消灭城乡差别。在农村实行“五大集中”：村庄大集中，人口大集中，牲畜大集中，粮食大集中，生活大集中。这五大集中使农民住房被毁，树木被砍，夫妻母子分开，家庭被拆散，损失巨大。人集中后没有房子住，就10多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卫生不好，病人增多。猪牛鸭集中时，杀的杀，卖的卖，集中到公社或大队牧场后，一时饲料不足，管理不好，死的死，逃的逃。粮食集中后挖尽了农民的家底，吃了几个月的干饭，先松后紧，种子吃完。干活大集中，天天放”卫星”，大兵团作战，几百人、几千人在一个坑里搞生产，劳动力大浪费，粮食大减产。蓬莱公社高金大队第五小队村并村时，四天不出工，在家杀鸡杀猪煮干饭，摆酒席，大吃一场然后出村。过了一段时间返回原村时，连种苗也找不到。清＊公社迈号大队湖保堀小队并村后粮食、牲畜、农具全被“共产风”，刮光，全村一片荒芜，1959年，这个小队死亡人口占全大队死亡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是急于从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有制过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过渡，而到了县里，就变成了越快越好。县里干部认为迟早总得过一次，迟不如早好，干脆来个抢先过渡竞赛。在过渡竞赛会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内完成过渡任务的30％，三个月实行基本公社所有制。这样，各公社就无偿抽调大队的土地、耕牛、劳动力、农具、种苗、家禽、牲畜，吞并大队的畜牧场、农具厂、农产品加工厂等。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很快倾家荡产，农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难毫无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名义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大办钢铁和兴修水利等。1958年下半年抽调6万人上山搞钢铁，1959年抽调7万人搞深翻土地，又抽5万人到水利工地。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粮食减产。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粮食。
四是高指标。地区党委提出搞千斤亩运动，到了县里加码为万斤亩运动，到了公社、大队，变成了二万斤亩、三万斤亩甚至十万斤亩。1958年上报粮食产量2.811亿斤，实际只有1.728亿斤，多报了62％；1959年上报2.32亿斤，实际只有1.55亿斤，多报了49％；1960年少报了一些，但还是偏高。
五是生产上瞎指挥。种什么品种怎么种，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不仅农民没有发言权，连生产队干部也没有发言权。如搞高度密植，不按农时季节生产。农民都知道这样做不行，却不让农民说话，发点牢骚就要挨批判。
六、江门市郊的哀嚎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江门市郊区的情况。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郊区情况比其它地方好得多，但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1961年1月21日提交的《江门市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称，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作出的初步统计，郊区三年来死亡723人死亡率是：1958年0.86％，1959年1％，1960年1.25％。目前郊区还有水肿病人56人，妇女病89人。
岭南真是化外天地，到1958年还有单干农户（即没有加入集体经济的农户）。上述报告披露，即使在岭南，这些单干农民也是很难生存的。1958年，江门市郊区党委组织一次生产大评比，同时带着一批单干农民（其中一部分是贫下中农）游行示众。从这个小队到那一个小队，组织社员出来观看并参加斗争。当队伍到达白沙大队陈屋村时，公社党委书记命令全部单干农民跪下来，头要向天，膝要着地，腰要直，让组织来的社员和他们“辩论”。公社党委书记问单干黄长培（贫农）：“你为什么插田不插直？”还没等陈回答，就一个巴掌打过去。然后又抓住另一单干农民甘旺的头发：“你为什么不车水插田？”又一巴掌打过去，打得甘满脸流血。由于公社领导带头打，其他人也跟着打。公社书记对郊区干部说：“要使单干户家破人亡。”不仅对单干户，其不听话的公社社员也采取种种残酷手段。打人、骂人、捆人，强制劳动、游行示众、不给饭吃，是干部对付社员的常用办法。
七、中山县的“十多八少”
中山县是珠江三角洲的丰饶之地。这里是适于粮食生长的沙田地区，五十年代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商品粮。但是，这里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全县到底饿死多少人无法了解，但在1960年12月26日到1961年1月4日的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一些零星情况。据《中山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大涌公社仅1960年就死亡690人，死亡率为3.06％。这一年曾发生过三次水肿病，一月、四月、六月各一次。全县出现了“十多、八少”：水肿病多，死人多，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多，社员外逃多，烂寮多，农具损坏多，丢荒田多，崩牛鼻子多，死猪多，干部强迫命令多。八少是：收入少，口粮少，分配少，休息少，结婚少，生孩子少，劳动力少，副食品少。
在总结教训时，中山县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1958年以来的种种情况。1958年10月搞公社化，开始是每一个大乡一个公社，共建立了32个公社。1958底又将32个公社并为7个公社，1959年初再由7个公社分为16个公社，后又变成24个公社。体制的变化，伴随着“共产风”把生产队弄得一贫如洗。与此同时，大炼钢铁，深翻改土，放“卫星”，大兵团作战等等把农民推进了苦海，也使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稻谷产量连年下降，1960年比1956年减产18740万斤，减产23％。农民的口粮标准1960年比1956年降低了39％。瞎指挥，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现象也很普遍。珠江三角洲农民种田看天时，不能插北风秧，干部不顾农民多年的经验，提出“东风插，西风也要插，南风插，北风也要插。”群众稍有不满意，干部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北溪公社党委书记赵某对不服从指挥的社员画大花脸，剃光头。1959年秋天，他要板田三大队日割稻禾160亩，并包锄田40亩。社员被迫从早晨3点钟干到晚10点钟，还是没完成任务。赵书记一口咬定有坏人破坏，命令大队长立即排出7个斗争对象，召开大会斗争。队长没办法只好用抽签的办法找出7个人。社员说：“见了赵书记，魂魄都落地，好比见阎王，唔死脱层皮。”神湾公社党委书记黄汉廉，认为社员偷粮食，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各大队到农民家里搜查。有的大队等社员下田后，将桥板抽走（广东河叉多，下田得过河），不让社员回家，然后挨家搜查，造成人心惶惶。
八、宝安无宝
紧靠香港的宝安县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1981年1月3日的《宝安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这个县仅在1960年患水肿病的就有1569人，死亡人数逐年增加。在全县240个大队中，1960年死亡率达1.5％以上的有63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26％，光明农场死亡率最高，达3.34％。肿病人数大量增加，1957年病人2786人，1960年达6322人。妇女闭经人数很多。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妇联主任说：“妇女都闭经了，再不用发避孕工具了。”布吉公社板田大队共有606人，患各种疾病的有379人，其中水肿病67人，平均每10人当中就有一个得水肿病的。子宫下垂14人，闭经的18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8人。
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社员口粮从1957年每人每月40斤下降到1960的24斤，杂粮由20斤下降到5斤，食油由14两下降到1.5两，肉从半斤下降到2两6钱。
“共产风”、瞎指挥的情况也很严重。民治大队小队长揭发，公社党委副书记郑某在高峰水库对民工设立了一个劳改场，凡是逃跑回家的都和五类分子一样在场内劳改。布吉公社李朗大队社员代表吴来发说：“国家一穷二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现在社员一穷二白是共产风刮的。”他以甘坑小队为例，这里过去盛产水果、竹木、生姜，1957年以前是“春有桃梅李，夏有香蕉梨，秋季甜柿子，冬吃柑和桔。”那时年产水果5427担。但是，一连刮了三年共产风，果树死的死，废的废。社员说：“果树全夭折，松木命不长，竹头被处决，生姜见阎王。”
九、顺德不顺
顺德县正常年景的人口死亡率为0.7%－0.8％，而1958年为1％，1959年为1.23％，1960年为1.77％。可见顺德这个有名的富裕地区也有因饥饿而死的人。1961年1月3日提交的《中共顺德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提供了这一数字并且披露了一些情况。
为了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顺德县全县合为一个人民公社，后来又被迫分开。在合并和分开的过程中，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破坏。合并是强迫的，思想不通不行。北（三点水加窖）大队干部说：“自从公社化，两场大风暴，大共产，大拉平，不通整到通，开会大斗争，进门九成通，出门一成通，结果是，生产破坏家底空。”
顺德这个很务实的地方那时搞浮夸也不落后。当时的说法是：“有先进思想就有先进指标，有先时指标就有先进产量。”勒流公社勒北大队社员私下流传一个顺口溜来批评干部吹牛放炮：“近闻大炮到处响，吓得社员好慌张，不是社员无胆量，皆因指标太紧张，三万桑叶八万鱼，除非神仙下洛阳。”
顺德四级干部会议上认为，有些大队人口死亡多，除了生活没安排好以外，干部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群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捆人，打人，不给口粮，是干部对待群众的常用手段。1958年春耕时，县委委员吴英规定了四条：第一，下雨时出工不能披蓑衣；第二，走路不能慢；第三，劳动时间不准小便和给小孩喂奶；第四，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
增城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出当时的“六统一”：生产计划统一，生产措施统一，生产规格统一，财务开支统一，口粮标准统一，作息时间统一。由此带来“四个不自由”：劳动不自由，说话不自由，吃饭不自由，睡觉不自由。还总结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干部有三条秘诀：一要少说话；二要看领导脸色，听领导的话，不要听群众的话；三是做精仔，不要做笨仔。
十、来自合浦的报告
1960年春，当时担任省委秘书长的吴南生在合浦县（当时属广东，后划归广西）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合浦县发生的情况。这个报告现存广东省档案馆。
这个报告说，水肿病发生是从1959年12月份开始的，到1960年春天水肿病人大批增加，不断死亡，日益严重。全县1月1日到5月3日，共死亡8382人，其中约有70％以上是水肿病死的。到他写报告时，全县还有水肿病人23940人，另有水肿消退转为极度消瘦的病人23739人。
吴南生的报告说，因水肿而死亡的情况今年1月份就已发生，但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中央提出“三反”以后，在4月下旬的四级干部会上才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目前各公社、大队设立的临时医院423所，集中病人42916人，正在进行治疗。
全县22个公社病情严重的有12个，大部分在北部粮产区。这些地区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3％左右，个别特别严重的小队高达14％，生病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20％－30％。在死亡人口中，劳动力占30％左右，在病人中劳动力占50％左右。
吴南生的报告说，干部没有分清什么是右倾，什么是左倾，因此普遍不说话，不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有些干部反映了一些关于粮食、水肿病的情况受到了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以后，更不敢说真话。这不能不是这次水肿死亡事件持续时间长、造成严重恶果的重要原因。
十一、逃港狂潮
没有吃的就逃荒，这是农民很自然的选择。广东省比其它省比较开明的是，不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放手让农民逃荒，还给逃荒者开具证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选地。广东省甚至一度鼓励农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发生在1961年和1962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放宽”出港条件的精神，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东、宝等6个县市…… 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直到1962年3月，在由政法委员会主任寇庆延主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明确放宽边防的指导思想，“放宽尺度，多开孔道，有组织有计划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会议提出要打破每天50人的规定（自从1958年港英当局搞出入口平衡以来，全省每天出境人数约50人），仅宝安县就从 5个增加到11个；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除放宽通行证外，还发出一些捕鱼证、探亲证、做工证等，方便群众赴港；正式批准边防各县实行“三五”政策（即准许每月出口5次，带回5斤东西，价不超过5元）。
寇庆延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为什么人民要偷渡？研究结果，归纳起来，从根本原因上讲，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去行不行？看来不去不行。为什么？因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几是中国人，而中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广东人。我们算算，香港300多万人口，其中200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那么叫人家一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特别是两夫妇，各在一地，长期不叫人家见面行不行？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那就是说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合法不行，就采取非法，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再就是我们当前生产生活都确实有些困难，而我们暂时解决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决问题，解决一点生活问题，也解决一点生产问题。”
但是，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从1962年4月下旬开始，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有一部分确实留下了。 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组织部，6月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 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竟高达1.1547万人，其中机关316人，农村11231人。 仅一个沙头公社，最高峰时（5月13日至17日），平均每天有96人逃往香港。东莞县6月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万人；增城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肇庆、等区的部分县、市，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旬以后，每天外逃人员增到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达4977人。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达8000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
如果仅仅是广东一处出现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会采取与广东省委一样的放任和鼓励的态度。但就在此时，即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尽管南方外逃和大西北外逃原因不同，但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国际舆论一时哗然。中央政府大为紧张，不得不扭转广东放纵外逃的作法。5月中旬，周恩来要求广东省委，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从这时起，广东省才开始紧急刹车，制止外逃。
1962年5月中旬，这股外逃风渐渐波及广州。 市井坊间，纷纷传言，为庆祝英女皇诞辰，香港放假3天，开放边境，内地居民不用通行证，也可以去香港。英女皇诞辰日是6月17日， 但实际上，在端午节（6月6日）前，市面蜚短流长，谣言四起，这些传言鼓舞着希望外逃的人们。
从5月中旬开始， 购买广深线火车票往边境的人骤增。购买平湖站（不用边防证买票的最后一站）火车票的，比平时多了22倍。到6月1日，火车站外竟积聚了上万群众。在徘徊等候买票的过程中，人潮开始出现骚动。
6月5日，广州火车东站的秩序十分混乱，一批批的群众冲击开往香港的火车，造成交通大堵塞。街道两侧，门窗俱闭。成千上万的群众，像疯了似地扑向车站，撞门攀墙，狂呼乱吼，连树权上也爬满了人。那些年老体弱的，被冲得东奔西散，寻爷觅儿，老啼幼哭。
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在省长陈郁家开会。他们接到广九铁路派出所报告，东站已经聚集了一两万群众，把前去维持秩序和宣传的警车推翻焚毁，有几个民警被人抓走了。副市长孙乐宜在现场劝导群众，处境也很危险。
曾生建议调军队来实行军事戒严。有人不同意动用军队。他们说，关键在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属人民内部矛盾，还得要以劝说为主。曾生认为，现在事态已成燃眉，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恐怕还会进一步恶化。就在这个时候，陶铸从广西赶了回来。大家立即向他汇报请示。陶铸断然回答：“现在还叫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把公安局的车都砸了、烧了，还讲什么人民内部矛盾？”
陶铸一锤定音，大家同意用军队维持秩序。6月6日，满载部队的卡车，一辆一辆驶往东站。一个营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把车站两头封锁起来，往外驱赶人群。还有一队解放军从车站内往外推进。市政府的宣传车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广播，所谓边境开放纯属谣言，希望大家不要轻信坏人造谣，呼吁群众尽快离开。几十个闹事的人被拘捕了，大部分冲火车站的群众，顷刻散尽。至当天晚上，有1600多人被捕。火车站外除了戒严部队，已经再看不见闹事的人了。
陶铸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在造谣破坏。全省军队立即奉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6月12日，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6月14日，火车东站又聚集了近千名企图外逃的群众。
公安局采取了坚决的收容措施，这次逃港狂潮终于平息。但是，通过自由的香港媒体，已经传播到全世界。
广东省南雄县始兴公社也是一个饿死人较多的地方。地委工作组郑群、成家英、张乐民1960年7月31日提供的《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违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据地委工作组在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并在其中6个大队反复查对后统计，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止，共死亡2016人占原有人口20819人的9.9％。1959年死亡率（死亡人数／原有总人口数）是：周所大队为9.9％，南山大队为7.8％，黄所大队6.5％，上升大队5.5％；1960年死亡率是：黄所大队6.9％，南山大队5.2％，周所大队5％。死亡时间大部分集中在1959年秋季到1960年上半年。其中1959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53.7％，1960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46.7％。黄所大队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440人（其中1959年死亡217人，1960年死亡223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2％，其中全家死绝的有5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9户。罗坡小队42户人家死亡40人，占原有总人口229人的17.5％其中全家死绝的2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2户。这10个大队除了上述死亡以外，还有水肿病人570人，妇女闭经495人，子宫下垂379人。
此外，未经地委工作组调查、而在6月26日始兴片（原始兴公社）总结三反整社会上揭发出来的死人情况也十分严重。全公社统计（上述10个大队在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5070人（1959年死亡3075人，1960年死亡2035人），占全社原有人口83977人的5.91％。其中男2591人，女2479人。按阶级成份分：贫农3154人，中农1400人，富农305人，地主211人。从年龄结构看，1－15岁1394人，16－40岁668人，41－50岁629人，51－60岁901人，60岁以上1478人。
死亡原因：据被调查的6个大队死亡的1580人分析，被打成重伤死亡42人，被斗、打罚而被迫死亡的17人，水肿病死的553人，干瘦死的129人，老弱死亡199人， 婴儿死亡32人，麻疹病死亡78人，心脏病死亡120人，痢疾死亡40人。
死亡时间：1959年1月140，2月192人，3月328人，4月316人，5月257，6月245人，7月240人，8月342人，9月240人，10月224人，11月237人，12月274人；1960年1月318人，2月400人，3月600人，4月379人，5月338人。
由于饥饿，1959年很少出生人，1960年几乎没有出生。
始兴公社干部打骂刑罚群众成风。上至公社党委，下至包产队，上级打下级，干部打群众，处罚的形式无奇不有，残忍至极，如：捆绑、罚跪、罚立正、吊打、电刑、上雷公尖、削手指、灌屎尿、泼冷水、拔胡子、扯眼皮、假枪毙、戴高帽游街示众、设劳改队、罚劳役、罚款、没收财产等。
据6月下旬南雄县委召开的始兴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揭发，犯有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干部，1959年有508人，占干部总数的17.6％。受捆绑吊打等恶刑折磨的群众1118人；1960年1－5月违法乱纪干部有725人，占干部总数的25％，受捆绑吊打的群众2038人，其中有名字登记当场打死的1 人，被打伤后死的有53人，被迫死亡的20人，被连续扣粮食指标而饿死的21人，共95人。其中贫农60人，中农19人，富农3人，地主13人。
另据地委工作组对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自1959年以来，这10 个大队殴打、捆绑过群众的干部有328人，占干部总数的43％，受摧残的群众1069人，占这10个大队社员总数18803人的5.9％，其中当场被打死的1人，打成重伤后死亡的49人，被打罚被迫致死的20人，共70人。
地委工作组对南山、寨头、周所、石下、黄所、上升6个大队被打死、逼死的59人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五保户、10岁小孩，也有70多岁的老人。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被捆绑丢入河中活活淹死，有的丈夫被打死妻子改嫁，有的父母或儿子被打死剩下孤老或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3月，上升打队现役军人家属陈美伦因饥饿偷了一些青菜，被大队总支副书记郑某和队长李某打成重伤后拖入黑屋锁上，当晚死亡。这个大队的东头坪小队贫农军属刘宏富因患水肿病要求队长配点花生煲药治疗，队长不准，他就去田里挖了一点花生。被治保主任发现，捉去打成重伤吐血死亡。高昌大队刘庆辉，70多岁，队长张某怀疑他偷鸡，将他的胡子拔了一半并且打成重伤，然后两餐不给饭吃，又罚他挑塘泥，开夜工，两天后自杀身亡。该队社员林志弟夫妇被大队长怀疑偷鸡，打成重伤致死，留下一个11岁小孩和81岁老母。东风大队中农社员曾顺霞，19岁，因饥饿有点小偷行为，被大队长曾某多次召开群众会斗争、拷打，又扣口粮，被迫偷青菜。1960年3月一个晚上，曾某将曾顺霞用绳子捆绑丢到河里活活淹死。黄所大队贫农小孩丘生俚，12岁，因被扣口粮，被迫偷了一点花生芽，被包产队长丘某严刑拷打，用木棍打断左手，用石头砸破10个手指，还用刀割去一个指头，打成重伤后几天内死亡。该大队黄屋小队队长芦某，全队社员几乎全被她打过，连她叔父也被她扭着耳朵让其跪下，直接被她打成重伤致死的有4人。南山大队队长张某，自1959年以来，亲手殴打群众36人，其中被打成重伤而致死的4人，被迫致死1人。寨头大队女社员龚富园，1960年春天在队里插秧，因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收工时跑在前头，在这个队工作的供锁社干部林某说她迟到早归，对她拳打脚踢，当场被打倒在地，滚下水圳，湿透全身，不久死亡，致使出生不到数月的小孩因没奶吃不久也死了。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谭某仅1960年1－3月，就殴打群众70人，其中，打死1人，被迫致死1人。为什么这个公社的干部这么残酷地打人呢？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某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他认为能打人的干部立场稳，干劲大。
毁民房，建新村。1959年10月，以朱某为首的公社党委决定拆除县城内的上围街建新村。共拆民房105户、932间、粮仓一座、大祠堂18座，总面积2万平方米。上围是过去地主集中地，是始兴县城最好的房子，大部分是火砖、石墙。朱某要求群众一天搬完，四天拆完，没搬完的封闭门户不准再搬。他们用180斤炸药、360个雷管爆炸坚固的围墙。由于天气寒冷，防寒烤火，焚毁了大量的木材，大量物品被毁。被拆掉住房的群众，有的住牛栏，有的住粪寮，有的住烂屋。在建新村的过程中，规定每天评出下游队。下游队的人被罚做通宵，派民兵看守。评不出下游队就由队长顶替。不下班不准社员回家，不开工的不开饭，不积极的扣饭。病号不准请病假，只吃二两米。吃饭只准五分钟，吃不完的不准吃。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的抽脚筋。公社党委书记邓某公开号召：“懒婆懒汉，不积极不听话的，可以罚跪，可以打，打死由我负责，打死他当掉了一片树叶。”他亲手打了14人。
1959年下半年以来，多数大队主要劳动力一餐吃2两米，二、三等劳动力一餐吃2两、1两半米，少的只吃7－8钱米。很多食堂长期“盐水挂帅”（饥饿无奈时喝淡盐水），公社党委会上有的委员提出请求县委拨粮食，朱某说：“谁不要脸谁去县委要粮食！”1959冬和1960春之间，粮食最紧张时，朱某擅自决定全公社停发口粮一个月，公社留下8万担粮食不下发，要社员自己解决。本来粮食和食油指标很低，又层层剋扣，1959年9月，县委发给这个公社口粮1000担，公社全部扣下作“工业用粮”。1959年12月，全公社口粮41619担，到12月底只发下41200担，扣下419担，1960年2月，县里发下粮食43337担，公社又扣下3646担，先后扣下社员口粮5065担。公社党委还把1959年各大队卖粮款60多万元全部扣下，一文不发，致使全公社一年没有发工资，社员有病也没钱治。
在南雄县始兴公社，社员饿死，干部却大吃大喝。上至公社党委书记，下至小队干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公社和大队食堂都为干部设小灶，白天吃，晚上吃，公社书记、委员、大队干部要鱼，要肉，要油，随便挂上某某书记的名字就可以拿。饿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队，专门指定几个最好的鱼塘为干部吃鱼之用。这个大队群众说：“大队干部是老虎，小队干部是老鼠，社员挨饿成瘦猴。”公社党委书记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讯员端饭，还嫌牛肉煮鱼不好吃，骂社员不尊重领导。
广东省的饥荒不仅发生在罗定、南雄、高要等县，在其它地方也有发生。1960年底，广东省各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从各县的会议报告中都透露了“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
五、宋庆龄老家的饥荒
文昌县在海南岛，当时属广东省。这里是宋庆龄的老家，从这里崛起了对中国近代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宋氏家族。
1960年12月26日到1961的1月6日，文昌县召开了2718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
三年来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量19270多万斤，1958年比1957年减产11％，1959年比1958年减产11％，1960又比1959年减产11％，三年累计减产33％。粮食减产引发畜牧业减产，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1957年死亡人数275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8％，1958死亡率为1.2％，1959年为2.4％，1960年为2.1％，三年一共死亡19092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299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众体质很差。直到1960年底，问题还没有解决。如锦山公社下溪坡大队还有水肿病人43人，妇女病（闭经、子宫下垂等因挨饿而致的妇女病）301人，瘦弱病88人。
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共产风”的危害。事实证明，凡是一向列为重点的社队共产风最厉害，共产风刮得越厉害，损失越重，死人越多。为什么文昌的共产风一刮再刮，没有间断，再且越刮越厉害呢？
一是急于建立共产主义新村，消灭城乡差别。在农村实行“五大集中”：村庄大集中，人口大集中，牲畜大集中，粮食大集中，生活大集中。这五大集中使农民住房被毁，树木被砍，夫妻母子分开，家庭被拆散，损失巨大。人集中后没有房子住，就10多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卫生不好，病人增多。猪牛鸭集中时，杀的杀，卖的卖，集中到公社或大队牧场后，一时饲料不足，管理不好，死的死，逃的逃。粮食集中后挖尽了农民的家底，吃了几个月的干饭，先松后紧，种子吃完。干活大集中，天天放”卫星”，大兵团作战，几百人、几千人在一个坑里搞生产，劳动力大浪费，粮食大减产。蓬莱公社高金大队第五小队村并村时，四天不出工，在家杀鸡杀猪煮干饭，摆酒席，大吃一场然后出村。过了一段时间返回原村时，连种苗也找不到。清＊公社迈号大队湖保堀小队并村后粮食、牲畜、农具全被“共产风”，刮光，全村一片荒芜，1959年，这个小队死亡人口占全大队死亡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是急于从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有制过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过渡，而到了县里，就变成了越快越好。县里干部认为迟早总得过一次，迟不如早好，干脆来个抢先过渡竞赛。在过渡竞赛会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内完成过渡任务的30％，三个月实行基本公社所有制。这样，各公社就无偿抽调大队的土地、耕牛、劳动力、农具、种苗、家禽、牲畜，吞并大队的畜牧场、农具厂、农产品加工厂等。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很快倾家荡产，农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难毫无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名义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大办钢铁和兴修水利等。1958年下半年抽调6万人上山搞钢铁，1959年抽调7万人搞深翻土地，又抽5万人到水利工地。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粮食减产。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粮食。
四是高指标。地区党委提出搞千斤亩运动，到了县里加码为万斤亩运动，到了公社、大队，变成了二万斤亩、三万斤亩甚至十万斤亩。1958年上报粮食产量2.811亿斤，实际只有1.728亿斤，多报了62％；1959年上报2.32亿斤，实际只有1.55亿斤，多报了49％；1960年少报了一些，但还是偏高。
五是生产上瞎指挥。种什么品种怎么种，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不仅农民没有发言权，连生产队干部也没有发言权。如搞高度密植，不按农时季节生产。农民都知道这样做不行，却不让农民说话，发点牢骚就要挨批判。
六、江门市郊的哀嚎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江门市郊区的情况。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郊区情况比其它地方好得多，但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1961年1月21日提交的《江门市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称，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作出的初步统计，郊区三年来死亡723人死亡率是：1958年0.86％，1959年1％，1960年1.25％。目前郊区还有水肿病人56人，妇女病89人。
岭南真是化外天地，到1958年还有单干农户（即没有加入集体经济的农户）。上述报告披露，即使在岭南，这些单干农民也是很难生存的。1958年，江门市郊区党委组织一次生产大评比，同时带着一批单干农民（其中一部分是贫下中农）游行示众。从这个小队到那一个小队，组织社员出来观看并参加斗争。当队伍到达白沙大队陈屋村时，公社党委书记命令全部单干农民跪下来，头要向天，膝要着地，腰要直，让组织来的社员和他们“辩论”。公社党委书记问单干黄长培（贫农）：“你为什么插田不插直？”还没等陈回答，就一个巴掌打过去。然后又抓住另一单干农民甘旺的头发：“你为什么不车水插田？”又一巴掌打过去，打得甘满脸流血。由于公社领导带头打，其他人也跟着打。公社书记对郊区干部说：“要使单干户家破人亡。”不仅对单干户，其不听话的公社社员也采取种种残酷手段。打人、骂人、捆人，强制劳动、游行示众、不给饭吃，是干部对付社员的常用办法。
七、中山县的“十多八少”
中山县是珠江三角洲的丰饶之地。这里是适于粮食生长的沙田地区，五十年代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商品粮。但是，这里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全县到底饿死多少人无法了解，但在1960年12月26日到1961年1月4日的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一些零星情况。据《中山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大涌公社仅1960年就死亡690人，死亡率为3.06％。这一年曾发生过三次水肿病，一月、四月、六月各一次。全县出现了“十多、八少”：水肿病多，死人多，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多，社员外逃多，烂寮多，农具损坏多，丢荒田多，崩牛鼻子多，死猪多，干部强迫命令多。八少是：收入少，口粮少，分配少，休息少，结婚少，生孩子少，劳动力少，副食品少。
在总结教训时，中山县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1958年以来的种种情况。1958年10月搞公社化，开始是每一个大乡一个公社，共建立了32个公社。1958底又将32个公社并为7个公社，1959年初再由7个公社分为16个公社，后又变成24个公社。体制的变化，伴随着“共产风”把生产队弄得一贫如洗。与此同时，大炼钢铁，深翻改土，放“卫星”，大兵团作战等等把农民推进了苦海，也使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稻谷产量连年下降，1960年比1956年减产18740万斤，减产23％。农民的口粮标准1960年比1956年降低了39％。瞎指挥，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现象也很普遍。珠江三角洲农民种田看天时，不能插北风秧，干部不顾农民多年的经验，提出“东风插，西风也要插，南风插，北风也要插。”群众稍有不满意，干部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北溪公社党委书记赵某对不服从指挥的社员画大花脸，剃光头。1959年秋天，他要板田三大队日割稻禾160亩，并包锄田40亩。社员被迫从早晨3点钟干到晚10点钟，还是没完成任务。赵书记一口咬定有坏人破坏，命令大队长立即排出7个斗争对象，召开大会斗争。队长没办法只好用抽签的办法找出7个人。社员说：“见了赵书记，魂魄都落地，好比见阎王，唔死脱层皮。”神湾公社党委书记黄汉廉，认为社员偷粮食，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各大队到农民家里搜查。有的大队等社员下田后，将桥板抽走（广东河叉多，下田得过河），不让社员回家，然后挨家搜查，造成人心惶惶。
八、宝安无宝
紧靠香港的宝安县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1981年1月3日的《宝安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这个县仅在1960年患水肿病的就有1569人，死亡人数逐年增加。在全县240个大队中，1960年死亡率达1.5％以上的有63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26％，光明农场死亡率最高，达3.34％。肿病人数大量增加，1957年病人2786人，1960年达6322人。妇女闭经人数很多。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妇联主任说：“妇女都闭经了，再不用发避孕工具了。”布吉公社板田大队共有606人，患各种疾病的有379人，其中水肿病67人，平均每10人当中就有一个得水肿病的。子宫下垂14人，闭经的18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8人。
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社员口粮从1957年每人每月40斤下降到1960的24斤，杂粮由20斤下降到5斤，食油由14两下降到1.5两，肉从半斤下降到2两6钱。
“共产风”、瞎指挥的情况也很严重。民治大队小队长揭发，公社党委副书记郑某在高峰水库对民工设立了一个劳改场，凡是逃跑回家的都和五类分子一样在场内劳改。布吉公社李朗大队社员代表吴来发说：“国家一穷二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现在社员一穷二白是共产风刮的。”他以甘坑小队为例，这里过去盛产水果、竹木、生姜，1957年以前是“春有桃梅李，夏有香蕉梨，秋季甜柿子，冬吃柑和桔。”那时年产水果5427担。但是，一连刮了三年共产风，果树死的死，废的废。社员说：“果树全夭折，松木命不长，竹头被处决，生姜见阎王。”
九、顺德不顺
顺德县正常年景的人口死亡率为0.7%－0.8％，而1958年为1％，1959年为1.23％，1960年为1.77％。可见顺德这个有名的富裕地区也有因饥饿而死的人。1961年1月3日提交的《中共顺德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提供了这一数字并且披露了一些情况。
为了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顺德县全县合为一个人民公社，后来又被迫分开。在合并和分开的过程中，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破坏。合并是强迫的，思想不通不行。北（三点水加窖）大队干部说：“自从公社化，两场大风暴，大共产，大拉平，不通整到通，开会大斗争，进门九成通，出门一成通，结果是，生产破坏家底空。”
顺德这个很务实的地方那时搞浮夸也不落后。当时的说法是：“有先进思想就有先进指标，有先时指标就有先进产量。”勒流公社勒北大队社员私下流传一个顺口溜来批评干部吹牛放炮：“近闻大炮到处响，吓得社员好慌张，不是社员无胆量，皆因指标太紧张，三万桑叶八万鱼，除非神仙下洛阳。”
顺德四级干部会议上认为，有些大队人口死亡多，除了生活没安排好以外，干部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群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捆人，打人，不给口粮，是干部对待群众的常用手段。1958年春耕时，县委委员吴英规定了四条：第一，下雨时出工不能披蓑衣；第二，走路不能慢；第三，劳动时间不准小便和给小孩喂奶；第四，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
增城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出当时的“六统一”：生产计划统一，生产措施统一，生产规格统一，财务开支统一，口粮标准统一，作息时间统一。由此带来“四个不自由”：劳动不自由，说话不自由，吃饭不自由，睡觉不自由。还总结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干部有三条秘诀：一要少说话；二要看领导脸色，听领导的话，不要听群众的话；三是做精仔，不要做笨仔。
十、来自合浦的报告
1960年春，当时担任省委秘书长的吴南生在合浦县（当时属广东，后划归广西）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合浦县发生的情况。这个报告现存广东省档案馆。
这个报告说，水肿病发生是从1959年12月份开始的，到1960年春天水肿病人大批增加，不断死亡，日益严重。全县1月1日到5月3日，共死亡8382人，其中约有70％以上是水肿病死的。到他写报告时，全县还有水肿病人23940人，另有水肿消退转为极度消瘦的病人23739人。
吴南生的报告说，因水肿而死亡的情况今年1月份就已发生，但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中央提出“三反”以后，在4月下旬的四级干部会上才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目前各公社、大队设立的临时医院423所，集中病人42916人，正在进行治疗。
全县22个公社病情严重的有12个，大部分在北部粮产区。这些地区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3％左右，个别特别严重的小队高达14％，生病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20％－30％。在死亡人口中，劳动力占30％左右，在病人中劳动力占50％左右。
吴南生的报告说，干部没有分清什么是右倾，什么是左倾，因此普遍不说话，不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有些干部反映了一些关于粮食、水肿病的情况受到了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以后，更不敢说真话。这不能不是这次水肿死亡事件持续时间长、造成严重恶果的重要原因。
十一、逃港狂潮
没有吃的就逃荒，这是农民很自然的选择。广东省比其它省比较开明的是，不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放手让农民逃荒，还给逃荒者开具证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选地。广东省甚至一度鼓励农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发生在1961年和1962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放宽”出港条件的精神，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东、宝等6个县市…… 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直到1962年3月，在由政法委员会主任寇庆延主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明确放宽边防的指导思想，“放宽尺度，多开孔道，有组织有计划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会议提出要打破每天50人的规定（自从1958年港英当局搞出入口平衡以来，全省每天出境人数约50人），仅宝安县就从 5个增加到11个；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除放宽通行证外，还发出一些捕鱼证、探亲证、做工证等，方便群众赴港；正式批准边防各县实行“三五”政策（即准许每月出口5次，带回5斤东西，价不超过5元）。
寇庆延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为什么人民要偷渡？研究结果，归纳起来，从根本原因上讲，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去行不行？看来不去不行。为什么？因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几是中国人，而中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广东人。我们算算，香港300多万人口，其中200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那么叫人家一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特别是两夫妇，各在一地，长期不叫人家见面行不行？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那就是说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合法不行，就采取非法，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再就是我们当前生产生活都确实有些困难，而我们暂时解决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决问题，解决一点生活问题，也解决一点生产问题。”
但是，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从1962年4月下旬开始，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有一部分确实留下了。 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组织部，6月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 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竟高达1.1547万人，其中机关316人，农村11231人。 仅一个沙头公社，最高峰时（5月13日至17日），平均每天有96人逃往香港。东莞县6月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万人；增城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肇庆、等区的部分县、市，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旬以后，每天外逃人员增到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达4977人。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达8000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
如果仅仅是广东一处出现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会采取与广东省委一样的放任和鼓励的态度。但就在此时，即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尽管南方外逃和大西北外逃原因不同，但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国际舆论一时哗然。中央政府大为紧张，不得不扭转广东放纵外逃的作法。5月中旬，周恩来要求广东省委，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从这时起，广东省才开始紧急刹车，制止外逃。
1962年5月中旬，这股外逃风渐渐波及广州。 市井坊间，纷纷传言，为庆祝英女皇诞辰，香港放假3天，开放边境，内地居民不用通行证，也可以去香港。英女皇诞辰日是6月17日， 但实际上，在端午节（6月6日）前，市面蜚短流长，谣言四起，这些传言鼓舞着希望外逃的人们。
从5月中旬开始， 购买广深线火车票往边境的人骤增。购买平湖站（不用边防证买票的最后一站）火车票的，比平时多了22倍。到6月1日，火车站外竟积聚了上万群众。在徘徊等候买票的过程中，人潮开始出现骚动。
6月5日，广州火车东站的秩序十分混乱，一批批的群众冲击开往香港的火车，造成交通大堵塞。街道两侧，门窗俱闭。成千上万的群众，像疯了似地扑向车站，撞门攀墙，狂呼乱吼，连树权上也爬满了人。那些年老体弱的，被冲得东奔西散，寻爷觅儿，老啼幼哭。
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在省长陈郁家开会。他们接到广九铁路派出所报告，东站已经聚集了一两万群众，把前去维持秩序和宣传的警车推翻焚毁，有几个民警被人抓走了。副市长孙乐宜在现场劝导群众，处境也很危险。
曾生建议调军队来实行军事戒严。有人不同意动用军队。他们说，关键在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属人民内部矛盾，还得要以劝说为主。曾生认为，现在事态已成燃眉，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恐怕还会进一步恶化。就在这个时候，陶铸从广西赶了回来。大家立即向他汇报请示。陶铸断然回答：“现在还叫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把公安局的车都砸了、烧了，还讲什么人民内部矛盾？”
陶铸一锤定音，大家同意用军队维持秩序。6月6日，满载部队的卡车，一辆一辆驶往东站。一个营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把车站两头封锁起来，往外驱赶人群。还有一队解放军从车站内往外推进。市政府的宣传车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广播，所谓边境开放纯属谣言，希望大家不要轻信坏人造谣，呼吁群众尽快离开。几十个闹事的人被拘捕了，大部分冲火车站的群众，顷刻散尽。至当天晚上，有1600多人被捕。火车站外除了戒严部队，已经再看不见闹事的人了。
陶铸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在造谣破坏。全省军队立即奉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6月12日，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6月14日，火车东站又聚集了近千名企图外逃的群众。
公安局采取了坚决的收容措施，这次逃港狂潮终于平息。但是，通过自由的香港媒体，已经传播到全世界。
墓 碑（八-1）
第七章 岭南风云
位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是渔米之乡，濒临港澳，经济发达。这么富饶的省份也没有幸免大跃进以后的灾难。饿死的人虽然没有四川、安徽、河南那样多，但还是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一、广东创造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研究中国大饥荒的学者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文献：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的报告作的长篇批示。赵紫阳的报告是反映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毛泽东批示中认为“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这个批示和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传遍全国。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
广东省这个经验是怎样产生的呢？让我们借助历史资料还历史本来面目。
1958年“放卫星”把粮食产量说得很高，因而粮食征购指标相应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干饭，三四个月时间，粮食统统吃光了。到1959年1月，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要求返销粮食的告急之声四起。陶铸坚信1958年粮食大丰收，不信没有粮食，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了产量，把粮食收藏起来或者私分给农民了。农民出于自卫，隐瞒了或背着上级分了一点粮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铸想像的那样多、那样普遍。
1959年1月中旬，陶铸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他到东莞是事出有因的。1958年底，就在一些地方断粮的情况下，广东省在表彰先进的“群英大会”上再次要求各县报粮食产量，并且宣布，凡是平均产量达到千斤的县，命名为“千斤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在报产量时，东莞县长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张，打电话给县委书记，问要不要报千斤县。县委书记告诉他：“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锦旗、奖状拿到手后，县长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挎包里，静悄悄地送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
东莞拿回了奖品，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千斤县”。陶铸反瞒产，就找到东莞县。陶铸一行到达东莞县城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干部们看到来头不小，就采取了蒙混过关的办法。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生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另一位公社书记说，他去过好多农民家，农民屋里、仓里是谷，箩筐里是谷，床底下有谷……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出来唱反调，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的夫人袁溥之，是省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同志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
1月11日，在东莞县反瞒产大会上，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基层干部承认“隐瞒”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县委誓言要追出7500万公斤到1亿公斤粮食。陶铸警告大家：“保证三餐干饭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粮食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
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陶铸的这篇调查报告。在这篇调查报告中，陶铸把公社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即集中统一和本位主义的矛盾。所谓本位主义，就是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有个隐瞒了粮食的生产队解释，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确保供给制突然结束时，生产队仍有必需的口粮。陶铸断言被隐瞒的资金，大概占人民公社总投资的四分之一。他在虎门开了一个星期会，从农民的米缸里，真正挖走了558万公斤粮食和1.2万元资金。
与此同时，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赵紫阳率领另一支工作队，到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调查。1月23日，雷南县召开4000名干部的大会。赵紫阳认定，雷南有严重的瞒产问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瞒产运动。自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用来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准回家。
接着，赵紫阳在雷南县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把反瞒产运动，扩大到全省各地。他估计全省有25亿至30亿公斤隐瞒的粮食，几乎是1958年公布粮食产量的10%。1月25日，他指责全省多数基层干部都卷入了瞒产活动。 一场反瞒产斗争，骤然爆发了。
形形色色的辩论会、斗争会、大字报，有如狂暴的南海台风，铺天盖地而来。雷南县7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被迫承认参与瞒产。在被指控参与瞒产的基层干部中，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6人被拘捕，2人被监禁，109人被撤职，大约有50%的基层干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处分。
反瞒产所到之处，风云变色。有些地方，基层干部不报瞒产，就不准回家过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户搜查粮食，把农民往年的旧粮，也作为瞒产没收；有些地方，连农民家一罐半罐黄豆、花生、芝麻、菜种也搜刮一空。
雷南的反瞒产运动大有斩获。不仅查出了7000万斤粮食，还取得了解决农村粮食问题的经验。1959年1月27日，赵紫阳给省委送上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不正常的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赵紫阳在这个报告中介绍了作法：要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要反复交待粮食政策和对瞒产干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1959年1月31日，中共广东省委转发赵紫阳的报告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转批了赵紫阳这个报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语中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按照赵紫阳同志在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
其实，陶铸在《人民日报》上发的文章，赵紫阳给省委的信，都和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1959年广东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将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由于连年减产，征购任务居高不下，农民实际比常年减少了61.250亿斤粮食，等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再加上公共食堂造成严重浪费，能够留给农民活命的粮食，已经见底了。农村人口，普遍一个月吃不到10公斤原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两米。肉、油基本绝迹，青菜也非常罕见。到了月底，饿昏了头的人，靠吃蕉头、蕉渣、禾秆、鸡糠饼、木瓜心、番薯藤，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一些饥不择食的人甚至吃起观音土。省委派到四会县搞瞒产私分的干部汇报说，他们到了农村，看了农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没有一粒米。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有个工作人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蒸腾的锅，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锅里煮的是什么，一看，锅里煮的是野菜。
农村已无粮可购，城镇的粮食供应四面告急。省政府的应急措施是：把口粮、食肉、食油，一降再降。 1960年初，许多地方已降至一人一月只有9～9.5公斤米，3两糠油。粮食、薯类、猪肉、家禽、食油、鱼等，已从市场上销声匿迹，货架上空空如也。偶一出现，便引起疯狂的抢购，价格贵得惊人。在韶关，一公斤高价猪肉卖20多元（当时的计划价格每仅斤只有1元），一公斤南瓜也卖到 2元多，用米糠做的小糠饼，4～5分钱一只，人们买回来当饭吃。价格是1957年的10多倍。
4月20日，省民政厅一份报告指出，全省水肿病人，已从上旬的43181人， 激增到127821人，增加两倍。这是骇人听闻的数字。从中山、灵山、合浦、从化、新兴、梅县、潮阳、清远、儋县、东方、乐东等县，传来一片噩耗。据省农业办公室对部分地区的“极不完全统计”，全省有80多万水肿病人。另外还有子宫下垂、闭经、干瘦病等，成了比伤风感冒流行得还快的病症。阳山县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总人口的4.02%。高要县有的生产大队的死亡率高达13％。
陶铸不是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1959年3－4月间，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终于得出结论：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省委分析说，一是头脑发热，报产报高了。根据报产而制定的征购粮食的计划不符合实际。因此，购了过头粮。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造成了大量浪费。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5月6日，省委发出《关于立即全面检查和采取有效措施消灭和遏止水肿病的紧急指示》，撤换了发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那几个县的领导。
不久，陶铸到潮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我来潮安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我们要共同吸取教训。今后，不要再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在省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诚恳地道歉：“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
但是，道歉不能补偿农民遭受的苦难。大跃进和反瞒产私分给广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5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007.15万吨。1958年下降到975.55万吨，1959年为830.35万吨。1960年为814.05万吨。1960年，全省农业产值倒退到1953年的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倒退到50年代初期的水平。1960年的死亡率比1957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
饿死人以后只追究农村基层干部的责任，并没有改变造成饥饿的政策和制度，所以，饥饿还在发展。
据历史资料记载，直到1962年3月10日，东莞县生活安排不下去的公社，还有9个之多。有些地方已经断粮，沙田公社有81户，234人断粮；望牛墩公社更惨，从3月开始已基本无口粮的有1096户，2227人。据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县、五华等8个县的不完全统计， 当时已经断粮的有9468户，外出行乞、逃荒的有731人，出卖家具的有2463宗，卖小孩的25宗，自杀的一宗。
据广州市和93个县的官方统计，1962年4月，有35834人患上水肿病，64461患上干瘦病。仅广州市和汕头、肇庆专区， 3月份患水肿、干瘦病的共63839人， 比2月份增加20.4%； 海丰县4月上旬的水肿、干瘦病人有5553人，比3月份增加了2000多人。
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用《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提供的数据计算结果，在大饥荒年代，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8万人，因饥饿而少出生人口157万人。曹树基教授用他的历史地理方法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到1961年，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5．7万人。
二、罗定事件
1998年，我的朋友、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天静先生得知我在研究大饥荒，就对我说：广东有个罗定事件，你要研究大饥荒，必须了解罗定的情况。何天静是罗定人，发生罗定事件时他在上高中。当时他在郁南县看到一个法院的布告，一个老太婆把孙子的屁股割下来煮了吃了被判死刑。何天静的伯父到处找稻糠吃，吃进去拉不出来，几天就死了。何天静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每隔一两百米就有一两个水肿病人趴在路边等死。新东公社整个村子不见人，都死了。不过这些都是小村子，几户或十来户人家。
何天静说，罗定饿死人的情况引起了上面的重视。到1960年9月就开始采取措施。供应粮食，使食堂恢复起伙；对水肿病人以公社或大队进行集中治疗；孤儿以公社为单位集中起来，成立孤儿院。对罗定县和有关公社的领导干部时行了行政和刑事处分。何天静说：在广州的黄显标比较了解情况，他建议我采访黄显标。
1999年4月28日，经何天静介绍，我采访了黄显标。黄显标，罗定人。广东省监察厅监察专员。他一见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了。学得文武艺，卖给帝王家。拿它的工资就不再揭它的短了。”我听出他说的是牢骚话，他良知未泯，还是谈了一些情况。
首先是反瞒产，逼着干部多报产量。把干部集中起来报产量，不说多不让回家，逼着干部说假话，虚报粮食产量。反瞒产和反右倾结合起来，不多报就是右倾。新惠县委书记党向明没有多报产量受批判：“新惠是粮仓，单季不超千斤，别的地方怎么办？”虚报，浮夸，造成粮食多得不得了的假象。
接着是1958年大吃大喝，大炼钢铁。当时的口号：“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广东省全省一天三顿干饭吃了三个月，是在公共食堂吃的，连吃带浪费。有人问这么个吃法够不够，就要受批判。
到1959年初就没有粮食了。
1958年叫罗南县（罗定和郁南合并的），饿死人最多的是郁南。其中4个公社最为严重：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千官公社、桂墟公社和平台公社。其中又以千官为最。山区饿死人最多。有的人皮包骨，不敢看，有的人浮肿。有的全家死光。走不动，一般都是死在家里。有的趴在路边等死。我们生产队长全家都死光了。有的整个村子都死光了（南方村子小）。
发现死人后开始抢救。大人饿死了，留下不少孤儿，民政局收容的孤儿建立孤儿院有几栋楼。对将死未死的人集中治疗，调粮食吃稀饭。集中起来后，稀饭吃得太多了，又撑死了一批。
省委书记陶铸下命令：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这实际是让下面在统计饿死人数字时要控制。
事后，罗南县委书记傅正时被判死刑，但没有执行。1980年代平反后当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党委书记陈文被判无期徒刑。罗定事件后重新核实田亩，减轻负担。周恩来给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发了慰问电报。
毛主席在7000人大会上提到了罗定。
蔡廷楷是罗定人。据说是他最先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但《蔡廷楷传》里没有记述。
黄显标不愿详谈，第二天从广东省资料馆里看到不少关于罗定事件的历史资料：
据中共江门地委书记张进齐1960年9月20日向地委的报告，从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其中纯水肿死亡的3436人，水肿加其它疾病死亡的3918人，其它病死亡的10052人。在死亡人数中，劳动力6223人，占死亡人数的35.9％。最严重的地区是原郁南县桂圩、平台、建城、千官、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泗纶6个公社，共死亡8566人，占总人口的4.6％。桂圩公社死亡率达6.92％，建城公社为6.49％。另外还有因瘦弱不能劳动的有3万多人，身体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有20万人左右。从发生时间上看，这6个公社1月死亡711人，2月死亡932人，3月死亡1162人，4月死亡1623人，5月死亡1027人，6月死亡884人，7月死亡607人，8月1日到15日死亡301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较多的一个公社，据地委调查组调查，这个公社1960年1月到8月死亡1278人，其中劳动力589人，占死亡人数的45％，占劳动力总数的5.6％。在全公社的129个生产队中，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15％以上一个，12%以上9个，10％以上7个，8％以上14个，6％以上26个，6％以下72个。另据三个大队调查，全家死亡的有10户，因父母死亡而留下孤儿的家庭65个。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留下孤儿180人无人照管，情况极惨，解决罗定问题的工作组来了以后，将这些孤儿集中抚养。
建城公社永高大队社员曾北数临死前两天，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群众谈起来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愤。弃儿一度极为严重。县委、县人委和各机关门口都发现被弃的小孩。半年以来，全县先后发现劏小孩，吃死尸，吃人肉的事件7起。劏牛腿，割猪耳朵、割猪尾巴的现象也不少。偷窃和凶杀事件增多。
由于浮肿、瘦弱、饿死等现象发生，劳动力大量死亡，清明前下秧的只有种植面积的55％，大片田地丢荒。插下秧的田有40％不中耕追肥，禾草不分。牲畜大量死亡，桂圩公社1957底有生猪11000多头，1960年8月只有1000多头。
当时还有食品买卖，但价格高得出奇。桂圩是一个小圩镇，每逢圩日，有一百多个扶着棍子来做小买卖的人，东西很少，价格之高是从来没有过的，鱼仔一斤达2.6元。一个鸡蛋3角，一只鸡5元，连小蛇仔、蚱蜢、小虫也有人捉来卖，有人生吃小蛇、蚂蚁、蚱蜢。肚子饿，能吃的东西都吃。农民出卖家私、衣物现象也十分突出。桂圩公社桂圩大队有44.7％的家庭出卖过家私衣物，其余是无东西可卖的（本书作者注：和其它地方比起来，广东还是比较开明的，在其它省是不允许做小买卖）。
在死亡发生的时候，县委书记傅正时在电话会议上强调“清醒头脑，科学分析，划清界限，分清水肿，不要大惊小怪。”他的界限是，死前全部断粮才叫因水肿而死。并说：“报多了水肿、死亡，你们（指公社党委书记）也有责任，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吗？”5月3日，在罗平召开的公社第一书记战地会议上，各公社认为水肿、死人情况严重，根据傅在电话会议上提标准统计，有水肿病人8947人，死亡915人（实际远不止此数），但傅正时认为数字太大，叫各公社再“核实”，结果，将水肿病人压缩到2325人，死亡人数压到606人，其中与营养有关的仅14人。事后总结教训时有人说：“罗平会议是杀人不见血的罪恶会议。这个会议不是采取有力措施对饥饿进行抢救，反而千方百计地捂盖子。”
谁要说真实情况，就说谁被扣上“个人主义”、“否定大跃进”、“看成绩一团黑”、“居心不良，别有阴谋”、“想叫县委坐牢”、“想搞垮我们，叫坏人上台”等帽子。县监委书记崔德志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去检查，发现有几个食堂断粮停伙，情况严重，回来向县委汇报，傅正时不相信，反而批评崔德志“以后看问题要全面一些。”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第一书记王淑宜于1960年2月17日在一次会议上汇报了自己在罗圩大队调查的情况：死24人，水肿86人。话还没说完，傅正时就顶了回去，说：“王淑宜给高要七区事件吓坏了。”并说“这是阴谋”，“这是否定前任书记的成绩”。王淑宜是1955年高要七区死人事件受处分，1960年7月从高要七区调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当书记的。4月底，另一县委书记肖轩风去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发现死亡1370人，其中直接与粮食有关109人，向县委汇报，又受到批评。与此同时县民政科长把同样的书面材料送给县委书记杨树槐，杨不仅不重视，反而说：“这是严重右倾，立场不稳，观点不明。”还说：“全县与粮食有关的死亡才20个人，你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怎么会有109人？”硬要公社党委把109人改为6人才接受这个报告。
傅正时在地委开会时得知省委尹书记、地委张书记要到罗定县检查工作，于7月3日打电话给县农业办公室主任刘德风交待，水肿人数、死亡人数、粮食数要上下一致，前后统一，按罗平会议的数字为准。县农业办公室按这个意思给各公社打电话，要求各公社按县委的数字向省委汇报，并把数字一致落实到大队、小队。桂圩公社接到通知后，公社党委开了四个会，按县委分配的死亡47人非正常死亡7人（其实当时已死亡上千人）分配到各大队。
令人不解的是，一边大量饿死人，一边大量的粮食放在仓库里不给老百姓吃。直到1960年6月底，罗定县粮库里仍存有1100万斤稻谷。但是，除了县委第一书记傅正时和分管财贸的书记杨树槐以外，其他人全不知道有这些粮食。加益公社党委书记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哭诉说，过春节有几个大队断粮，曾三次打电话给傅正时，请求每人给半斤米过春节，傅不接电话。
罗定是蔡廷楷有家乡，蔡廷楷的亲属中也有饿死的。据当地传说，是蔡廷楷的亲属把真实情况告诉蔡廷楷，蔡廷楷再告诉周恩来，事情才得以揭露，问题才得到解决。其它地方没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或者即使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而这些人物并不关心家乡，盖子就揭不开了。
三、高要闹剧
高要县可以说是广东省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了不少人。由于这个县没有通“天”的大人物，上面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因而没有成为“高要事件”。在1958年－1961年任县委书记秘书的黄东文先生，在2002年投稿《炎黄春秋》杂志，详细记述了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情况。由于受政治条件所限，《炎黄春秋》杂志只能发表他文章中的一部分内容。现我据其原稿，摘抄如下。
放“卫星”
1958年夏秋在中原刮起的一股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传到广东时，早稻已收割完毕。要放早稻“卫星”已经来不及了。10月初，晚稻刚刚开镰收割。地处西江地区丘陵地带的新兴县迫不及待，率先向省委上报了“特大喜讯“：全县晚稻平均亩产1000多斤，出现了一大批亩产3000斤、4000斤、5000斤的晚稻高产“卫星田”，成为全省最早出现的晚稻高产“状元县”。对此，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省委各部门奖励10多辆汽车给新兴县。接着，县委书刘某调到高要县任县书记。高要县是西江地区的首县、富县，又是地委所在地。从新兴县调到高要县是升了官。出了名，得了利，又升了官。对刘某来说，“放卫星”的收获的确是很大很大的。
刘书记尝到了放卫星的甜头，一到高要县，就组织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率领各部、委、办局的领导人及各公社党委书记到新兴县去参观晚稻高产卫星田，并指定黄东文同去。
新兴县的一位县委书记向来参观的人说：“现在形势一派大好，’卫星’连片、连村，大面积出现，估计全县晚稻亩产至少要超过3000斤！”吃过午饭，他们到天堂公社参观“卫星田”，田里的稻子已经割完，田头整齐排列着已经脱粒的100多箩谷子，大木牌用白纸红字写着情况介绍：一块是地委书记的试验田，亩产8000多斤；另一块是地委常委、妇联主任的试验田，亩产6000多斤。参观的人都说：“真是大开眼界，思想解放了！”可是大家心里怎么想，谁都十分清楚，只不过没人挑明罢了。当晚回到高要，刘书记要黄东文第二天带领各公社农业副书记再到新兴参观。在参观回来的车上，由于没有领导在场，大家说话没有顾忌。有人说：“我点过禾头，数过穗数，算过谷粒，什么亩产8000斤，有六七百斤就很不错了！”有人说：“这样的高产状元县，我看全省到处都是！”接着，莲塘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有才冲着黄东文吼道：“老黄，明天下午你在办公室等着，莲塘公社也要向县委报一个卫星！”黄说：“好啊，一言为定，你报来，我给你整理材料！”于是车厢里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
第二天下午，张有才果然打来报喜电话，说：“今天上午，我们莲塘公社在镇安大队召开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卫星田实割现场会，经过丈量土地，专人过秤，核实亩产，干谷5100多斤，特向县委报喜。”黄东文立即整好材料送刘书记，刘书记看了十分高兴，立即批示通报全县各公社。接着全县各公社纷纷放晚稻高产卫星，都是亩产四五千斤，五六千斤。这时，到高县要蹲点的地委副书记徐瑞沉不住气了。他在新桥公社道悦大队搞了一块晚稻高产卫星田，是用白沙大队一个生产队早稻错播的晚稻禾全部移移过来插下的。早造误 播晚稻品种是不会和早稻同时抽穗的，由于生长期延长了一倍，可以高产。加上用十亩已经拔节了的禾苗移在一起，徐书记认为实现高产就很有把握了。于是就把计划指标定为6000斤。为了十拿九稳，这块田一共施了20车猪屎肥，田底里埋了20根凿通了的大竹子通气。为了加强通风和日照，四周还架起了十多台大电扇往田里吹风，架起十多面大镜子把太阳反射到田中间。在全县大放高产卫星运动的推动下，徐书记把原来报的6000斤亩产计划一下子改为10万斤，并立即组织全县各级干部去参观。不久，广东省委组织晚稻高产报喜团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喜。全县第一个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代表高要县上了一回北京。
查“黑仓”
高估产带来高征购。再加上一段时间吃饭不要钱，十万人大炼钢铁，粮食很快耗尽。一些大队三个月就把粮食吃光了，春节前就开始出现粮荒。有一位公社书记几次打电话向县委要粮食，在被拒绝的情况下，跑到县长办公室，跪在县长脚下痛哭，说什么也不肯起来。为什么放了那么多“卫星”短短三四个月就没有粮食？这使县委很困惑。经过反复研究不得其解，这时听到了省委传来的风声：生产队干部对上级无偿调拨粮有抵触情绪，就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了。高要县委相信省委瞒产私分的看法。在省委的号召下，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查黑仓、反瞒产”运动。1959年1月21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4200多人参加，西江地委书记也到会讲话支持县委“查黑仓、反瞒产”运动。县委书记在动员报告中要求：把瞒下的粮食报出来，不解决问题不散会，开到过年也要开下去！当时临近春节，参加会议的人思家心切，心情浮躁不安。黄东文到禄步公社禄步大队参加讨论。大队长胡启满把黄拉到一边悄悄地说：“老黄，实不瞒你说，我们大队确实搞了三个黑仓。”黄东文一听心头振奋，忙问他：“总共多少谷子？”胡启满一本正经地回答：“8万斤左右吧。”黄说：“你真笨，干嘛要搞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胡启满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像现在一日三餐干饭，放开肚皮吃饱，全大队两千多口人，粮山也要吃崩，到时候没有粮食了，社员找我要饭吃我向谁要去？”黄听后觉得有理，就深信不疑，马上向刘书记汇报。刘书记当即说：“好！立即通知禄步公社党委，召开全体大会，让禄步大队作典型发言。”胡启满在大会上讲得有板有眼，200多人听得很入神。胡启满讲完后，县委刘书记强调自报瞒产，谁报归谁，县、社一律不调走、不没收。号召大家放心自报。果然各大队纷纷报出了不少黑仓。县委立即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介绍禄步公社的做法，各公社书记听了十分兴奋。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八，各公社掀起了自报“设立黑仓、瞒产私发粮食”的高潮。整整一天，全县共有1800多位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报出了隐瞒粮食1.2亿斤。
春节后，黄东文到禄步公社进一步了解粮食“黑仓”清查落实的情况。出乎意料的是，公社干部说：“四级干部会上揭发的黑仓绝大部分是假的。当时已是年关，不报个假帐不能回家过年。”黄一听，心里凉了半截，马上到禄步大队去找胡启满，问他报的三个黑仓的情况。胡启满慢条斯理地说：“三个黑仓是假的，我们根本没有瞒产。”黄回到公社，公社书记杨希明对黄说：“公社党委在外坑大队查出了一个黑仓，有几千斤谷子，准备下午开现场会，请黄去参加。下午，黄到了外坑大队，果然看见场上摆满了几十箩谷子。趁现场没人，黄伸手到谷箩去探查，发现只有表面一寸厚是谷子，一寸以下全是谷壳。
饿死人
1959年2月下旬，莲塘公社普遍闹粮荒。饲料吃完了就吃种子，有的大队种子也吃完了。社员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各种疾病大暴发。大部分妇女患了子宫下垂、闭经症，男人则普遍患上了肝炎、水肿病，很多小孩患“马骝湿”病。各大队都出现饿死人。到4月初，有的大队死人已占上年年终人口总数的5％以上。到7月份，早稻收割大忙季节，由于繁重的 体力劳动，加上社员身体瘦弱等原因，病人大量增加。公社卫生院和各联队卫生站的走廊、办公室都摆满了病床。这时又发生了夏季流行病痢疾。到7月下旬，这个公社的温贯、罗勒、波洞等11个大队死人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温贯大队死人占总人口的13％。
黄东文在石脚大队的两个月中，一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死的都是长期挨饿的中、老年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由于患病不能顶一个劳动力干活，口粮也由三级降到四级。她为了能吃到三级的饭（一天多四钱米），向队里苦苦哀求，参加食堂的粮食加工组（舂谷、筛米等繁重体力劳动），队里同意了她的请求，但只劳动一个星期就悲惨地死去。
有一些人是因为被干部扣饭而饿死的。高要县四甲大队在大队268户社员，除了干部家属以外，其余全被队长黄＊＊扣过饭或不给饭吃。全大队死亡184人，占原有人口的10％。社员有病不能出工就降低口粮标准，由吃6两改为3两，或者干脆不给饭吃。1959年春天，在建设双金运河工地上，社员黄龙富因有水肿病不能挑得太多，黄均仔给他停开两餐饭。他又饿又累又冷，晕倒在地当场死亡。临死前说：“我今天是死在你＊＊仔手上，看你怎么下台。”黄＊＊回答说：“死你两个算一双！”不到两个月，黄龙富的儿了也死了，妻子改嫁，家破人亡。
抓“恶鬼”
饥死人的情况出现以后，县就将责任推给农村基层干部。
1960年4月30日，由高要县委将由下放干部组成的“公路绿化专业队”一行70多人（黄东文是其中的一员）集中到县委，听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讲话。部长说：“现在全县有一部分公社因为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恶劣，不关心群众，造成种种疾病流行，不正常死亡严重，特别是莲塘公社，情况十分严重，县委已派去工作组，对公社党委进行整顿。县委决定撤销公路绿化专业队，全体队员改为抓生活治病专业队，集中到莲塘公社，具体任务就是整顿食堂，抢救病人。”部长还一再强调：“莲塘公社党委已经烂掉了，你们到莲塘后，归县委工作组领导。”5月1日，全体下放干部到了莲塘公社。才得知调到莲塘公社两个月的杨希明和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被指控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害死了大批贫下中农”，两人都被开除党藉，开除公职，判了刑。7月，公社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在会上讲话说：“今天这个大会是捉鬼会！近几个月来，莲塘公社发生了那么多种病，就因为有鬼！水肿鬼，闭经鬼，肝炎鬼，马骝湿鬼......都有！鬼在哪里啊？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都有！要治病，不死人，就得捉鬼！把这些鬼都捉了，种种病都会好，就不再死那么多人了！”下午，县长宣布“莲塘死人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被捉的“鬼”共有48名。第一名是公社党委书记王北水，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留在公社继续抓生活和治病工作。其实王北水在莲塘任书记只3个月，在此期间还拯救了数以千计的濒危病人。受处理后的第二天大清早就出门走访了5个大队检查病人情况，直到晚上1点才回家。受处理的干部，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非党团员撤销职务。下放干部中有两个人当“鬼”被捉：一个是温贯大队队长陈介忠，因为这个大队是莲塘死人最多的大队，另一个是张子尧，马来西亚归侨，原南方大学学生，他在给病人熬牛骨汤，为了调味尝了一点，说他偷吃，被开除团籍。
除莲塘公社以外，其它死人较多的公社也进行了“捉鬼运动”，全县一共捉了200多个。
过了半个月，地委工作来了，主要是了解1958年稻谷产量的真实情况和群众对县委大批处理干部的意见。又过了几天，地委召开会议，宣布县委大批处理干部是错误的，分别恢复了48人的党籍、团籍和公职。放卫星演变成捉鬼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位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是渔米之乡，濒临港澳，经济发达。这么富饶的省份也没有幸免大跃进以后的灾难。饿死的人虽然没有四川、安徽、河南那样多，但还是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一、广东创造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研究中国大饥荒的学者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文献：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的报告作的长篇批示。赵紫阳的报告是反映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毛泽东批示中认为“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这个批示和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传遍全国。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
广东省这个经验是怎样产生的呢？让我们借助历史资料还历史本来面目。
1958年“放卫星”把粮食产量说得很高，因而粮食征购指标相应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干饭，三四个月时间，粮食统统吃光了。到1959年1月，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要求返销粮食的告急之声四起。陶铸坚信1958年粮食大丰收，不信没有粮食，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了产量，把粮食收藏起来或者私分给农民了。农民出于自卫，隐瞒了或背着上级分了一点粮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铸想像的那样多、那样普遍。
1959年1月中旬，陶铸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他到东莞是事出有因的。1958年底，就在一些地方断粮的情况下，广东省在表彰先进的“群英大会”上再次要求各县报粮食产量，并且宣布，凡是平均产量达到千斤的县，命名为“千斤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在报产量时，东莞县长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张，打电话给县委书记，问要不要报千斤县。县委书记告诉他：“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锦旗、奖状拿到手后，县长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挎包里，静悄悄地送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
东莞拿回了奖品，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千斤县”。陶铸反瞒产，就找到东莞县。陶铸一行到达东莞县城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干部们看到来头不小，就采取了蒙混过关的办法。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生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另一位公社书记说，他去过好多农民家，农民屋里、仓里是谷，箩筐里是谷，床底下有谷……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出来唱反调，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的夫人袁溥之，是省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同志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
1月11日，在东莞县反瞒产大会上，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基层干部承认“隐瞒”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县委誓言要追出7500万公斤到1亿公斤粮食。陶铸警告大家：“保证三餐干饭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粮食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
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陶铸的这篇调查报告。在这篇调查报告中，陶铸把公社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即集中统一和本位主义的矛盾。所谓本位主义，就是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有个隐瞒了粮食的生产队解释，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确保供给制突然结束时，生产队仍有必需的口粮。陶铸断言被隐瞒的资金，大概占人民公社总投资的四分之一。他在虎门开了一个星期会，从农民的米缸里，真正挖走了558万公斤粮食和1.2万元资金。
与此同时，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赵紫阳率领另一支工作队，到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调查。1月23日，雷南县召开4000名干部的大会。赵紫阳认定，雷南有严重的瞒产问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瞒产运动。自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用来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准回家。
接着，赵紫阳在雷南县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把反瞒产运动，扩大到全省各地。他估计全省有25亿至30亿公斤隐瞒的粮食，几乎是1958年公布粮食产量的10%。1月25日，他指责全省多数基层干部都卷入了瞒产活动。 一场反瞒产斗争，骤然爆发了。
形形色色的辩论会、斗争会、大字报，有如狂暴的南海台风，铺天盖地而来。雷南县7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被迫承认参与瞒产。在被指控参与瞒产的基层干部中，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6人被拘捕，2人被监禁，109人被撤职，大约有50%的基层干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处分。
反瞒产所到之处，风云变色。有些地方，基层干部不报瞒产，就不准回家过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户搜查粮食，把农民往年的旧粮，也作为瞒产没收；有些地方，连农民家一罐半罐黄豆、花生、芝麻、菜种也搜刮一空。
雷南的反瞒产运动大有斩获。不仅查出了7000万斤粮食，还取得了解决农村粮食问题的经验。1959年1月27日，赵紫阳给省委送上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不正常的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赵紫阳在这个报告中介绍了作法：要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要反复交待粮食政策和对瞒产干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1959年1月31日，中共广东省委转发赵紫阳的报告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转批了赵紫阳这个报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语中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按照赵紫阳同志在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
其实，陶铸在《人民日报》上发的文章，赵紫阳给省委的信，都和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1959年广东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将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由于连年减产，征购任务居高不下，农民实际比常年减少了61.250亿斤粮食，等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再加上公共食堂造成严重浪费，能够留给农民活命的粮食，已经见底了。农村人口，普遍一个月吃不到10公斤原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两米。肉、油基本绝迹，青菜也非常罕见。到了月底，饿昏了头的人，靠吃蕉头、蕉渣、禾秆、鸡糠饼、木瓜心、番薯藤，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一些饥不择食的人甚至吃起观音土。省委派到四会县搞瞒产私分的干部汇报说，他们到了农村，看了农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没有一粒米。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有个工作人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蒸腾的锅，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锅里煮的是什么，一看，锅里煮的是野菜。
农村已无粮可购，城镇的粮食供应四面告急。省政府的应急措施是：把口粮、食肉、食油，一降再降。 1960年初，许多地方已降至一人一月只有9～9.5公斤米，3两糠油。粮食、薯类、猪肉、家禽、食油、鱼等，已从市场上销声匿迹，货架上空空如也。偶一出现，便引起疯狂的抢购，价格贵得惊人。在韶关，一公斤高价猪肉卖20多元（当时的计划价格每仅斤只有1元），一公斤南瓜也卖到 2元多，用米糠做的小糠饼，4～5分钱一只，人们买回来当饭吃。价格是1957年的10多倍。
4月20日，省民政厅一份报告指出，全省水肿病人，已从上旬的43181人， 激增到127821人，增加两倍。这是骇人听闻的数字。从中山、灵山、合浦、从化、新兴、梅县、潮阳、清远、儋县、东方、乐东等县，传来一片噩耗。据省农业办公室对部分地区的“极不完全统计”，全省有80多万水肿病人。另外还有子宫下垂、闭经、干瘦病等，成了比伤风感冒流行得还快的病症。阳山县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总人口的4.02%。高要县有的生产大队的死亡率高达13％。
陶铸不是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1959年3－4月间，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终于得出结论：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省委分析说，一是头脑发热，报产报高了。根据报产而制定的征购粮食的计划不符合实际。因此，购了过头粮。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造成了大量浪费。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5月6日，省委发出《关于立即全面检查和采取有效措施消灭和遏止水肿病的紧急指示》，撤换了发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那几个县的领导。
不久，陶铸到潮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我来潮安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我们要共同吸取教训。今后，不要再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在省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诚恳地道歉：“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
但是，道歉不能补偿农民遭受的苦难。大跃进和反瞒产私分给广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5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007.15万吨。1958年下降到975.55万吨，1959年为830.35万吨。1960年为814.05万吨。1960年，全省农业产值倒退到1953年的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倒退到50年代初期的水平。1960年的死亡率比1957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
饿死人以后只追究农村基层干部的责任，并没有改变造成饥饿的政策和制度，所以，饥饿还在发展。
据历史资料记载，直到1962年3月10日，东莞县生活安排不下去的公社，还有9个之多。有些地方已经断粮，沙田公社有81户，234人断粮；望牛墩公社更惨，从3月开始已基本无口粮的有1096户，2227人。据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县、五华等8个县的不完全统计， 当时已经断粮的有9468户，外出行乞、逃荒的有731人，出卖家具的有2463宗，卖小孩的25宗，自杀的一宗。
据广州市和93个县的官方统计，1962年4月，有35834人患上水肿病，64461患上干瘦病。仅广州市和汕头、肇庆专区， 3月份患水肿、干瘦病的共63839人， 比2月份增加20.4%； 海丰县4月上旬的水肿、干瘦病人有5553人，比3月份增加了2000多人。
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用《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提供的数据计算结果，在大饥荒年代，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8万人，因饥饿而少出生人口157万人。曹树基教授用他的历史地理方法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到1961年，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5．7万人。
二、罗定事件
1998年，我的朋友、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天静先生得知我在研究大饥荒，就对我说：广东有个罗定事件，你要研究大饥荒，必须了解罗定的情况。何天静是罗定人，发生罗定事件时他在上高中。当时他在郁南县看到一个法院的布告，一个老太婆把孙子的屁股割下来煮了吃了被判死刑。何天静的伯父到处找稻糠吃，吃进去拉不出来，几天就死了。何天静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每隔一两百米就有一两个水肿病人趴在路边等死。新东公社整个村子不见人，都死了。不过这些都是小村子，几户或十来户人家。
何天静说，罗定饿死人的情况引起了上面的重视。到1960年9月就开始采取措施。供应粮食，使食堂恢复起伙；对水肿病人以公社或大队进行集中治疗；孤儿以公社为单位集中起来，成立孤儿院。对罗定县和有关公社的领导干部时行了行政和刑事处分。何天静说：在广州的黄显标比较了解情况，他建议我采访黄显标。
1999年4月28日，经何天静介绍，我采访了黄显标。黄显标，罗定人。广东省监察厅监察专员。他一见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了。学得文武艺，卖给帝王家。拿它的工资就不再揭它的短了。”我听出他说的是牢骚话，他良知未泯，还是谈了一些情况。
首先是反瞒产，逼着干部多报产量。把干部集中起来报产量，不说多不让回家，逼着干部说假话，虚报粮食产量。反瞒产和反右倾结合起来，不多报就是右倾。新惠县委书记党向明没有多报产量受批判：“新惠是粮仓，单季不超千斤，别的地方怎么办？”虚报，浮夸，造成粮食多得不得了的假象。
接着是1958年大吃大喝，大炼钢铁。当时的口号：“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广东省全省一天三顿干饭吃了三个月，是在公共食堂吃的，连吃带浪费。有人问这么个吃法够不够，就要受批判。
到1959年初就没有粮食了。
1958年叫罗南县（罗定和郁南合并的），饿死人最多的是郁南。其中4个公社最为严重：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千官公社、桂墟公社和平台公社。其中又以千官为最。山区饿死人最多。有的人皮包骨，不敢看，有的人浮肿。有的全家死光。走不动，一般都是死在家里。有的趴在路边等死。我们生产队长全家都死光了。有的整个村子都死光了（南方村子小）。
发现死人后开始抢救。大人饿死了，留下不少孤儿，民政局收容的孤儿建立孤儿院有几栋楼。对将死未死的人集中治疗，调粮食吃稀饭。集中起来后，稀饭吃得太多了，又撑死了一批。
省委书记陶铸下命令：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这实际是让下面在统计饿死人数字时要控制。
事后，罗南县委书记傅正时被判死刑，但没有执行。1980年代平反后当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党委书记陈文被判无期徒刑。罗定事件后重新核实田亩，减轻负担。周恩来给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发了慰问电报。
毛主席在7000人大会上提到了罗定。
蔡廷楷是罗定人。据说是他最先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但《蔡廷楷传》里没有记述。
黄显标不愿详谈，第二天从广东省资料馆里看到不少关于罗定事件的历史资料：
据中共江门地委书记张进齐1960年9月20日向地委的报告，从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其中纯水肿死亡的3436人，水肿加其它疾病死亡的3918人，其它病死亡的10052人。在死亡人数中，劳动力6223人，占死亡人数的35.9％。最严重的地区是原郁南县桂圩、平台、建城、千官、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泗纶6个公社，共死亡8566人，占总人口的4.6％。桂圩公社死亡率达6.92％，建城公社为6.49％。另外还有因瘦弱不能劳动的有3万多人，身体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有20万人左右。从发生时间上看，这6个公社1月死亡711人，2月死亡932人，3月死亡1162人，4月死亡1623人，5月死亡1027人，6月死亡884人，7月死亡607人，8月1日到15日死亡301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较多的一个公社，据地委调查组调查，这个公社1960年1月到8月死亡1278人，其中劳动力589人，占死亡人数的45％，占劳动力总数的5.6％。在全公社的129个生产队中，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15％以上一个，12%以上9个，10％以上7个，8％以上14个，6％以上26个，6％以下72个。另据三个大队调查，全家死亡的有10户，因父母死亡而留下孤儿的家庭65个。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留下孤儿180人无人照管，情况极惨，解决罗定问题的工作组来了以后，将这些孤儿集中抚养。
建城公社永高大队社员曾北数临死前两天，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群众谈起来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愤。弃儿一度极为严重。县委、县人委和各机关门口都发现被弃的小孩。半年以来，全县先后发现劏小孩，吃死尸，吃人肉的事件7起。劏牛腿，割猪耳朵、割猪尾巴的现象也不少。偷窃和凶杀事件增多。
由于浮肿、瘦弱、饿死等现象发生，劳动力大量死亡，清明前下秧的只有种植面积的55％，大片田地丢荒。插下秧的田有40％不中耕追肥，禾草不分。牲畜大量死亡，桂圩公社1957底有生猪11000多头，1960年8月只有1000多头。
当时还有食品买卖，但价格高得出奇。桂圩是一个小圩镇，每逢圩日，有一百多个扶着棍子来做小买卖的人，东西很少，价格之高是从来没有过的，鱼仔一斤达2.6元。一个鸡蛋3角，一只鸡5元，连小蛇仔、蚱蜢、小虫也有人捉来卖，有人生吃小蛇、蚂蚁、蚱蜢。肚子饿，能吃的东西都吃。农民出卖家私、衣物现象也十分突出。桂圩公社桂圩大队有44.7％的家庭出卖过家私衣物，其余是无东西可卖的（本书作者注：和其它地方比起来，广东还是比较开明的，在其它省是不允许做小买卖）。
在死亡发生的时候，县委书记傅正时在电话会议上强调“清醒头脑，科学分析，划清界限，分清水肿，不要大惊小怪。”他的界限是，死前全部断粮才叫因水肿而死。并说：“报多了水肿、死亡，你们（指公社党委书记）也有责任，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吗？”5月3日，在罗平召开的公社第一书记战地会议上，各公社认为水肿、死人情况严重，根据傅在电话会议上提标准统计，有水肿病人8947人，死亡915人（实际远不止此数），但傅正时认为数字太大，叫各公社再“核实”，结果，将水肿病人压缩到2325人，死亡人数压到606人，其中与营养有关的仅14人。事后总结教训时有人说：“罗平会议是杀人不见血的罪恶会议。这个会议不是采取有力措施对饥饿进行抢救，反而千方百计地捂盖子。”
谁要说真实情况，就说谁被扣上“个人主义”、“否定大跃进”、“看成绩一团黑”、“居心不良，别有阴谋”、“想叫县委坐牢”、“想搞垮我们，叫坏人上台”等帽子。县监委书记崔德志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去检查，发现有几个食堂断粮停伙，情况严重，回来向县委汇报，傅正时不相信，反而批评崔德志“以后看问题要全面一些。”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第一书记王淑宜于1960年2月17日在一次会议上汇报了自己在罗圩大队调查的情况：死24人，水肿86人。话还没说完，傅正时就顶了回去，说：“王淑宜给高要七区事件吓坏了。”并说“这是阴谋”，“这是否定前任书记的成绩”。王淑宜是1955年高要七区死人事件受处分，1960年7月从高要七区调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当书记的。4月底，另一县委书记肖轩风去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发现死亡1370人，其中直接与粮食有关109人，向县委汇报，又受到批评。与此同时县民政科长把同样的书面材料送给县委书记杨树槐，杨不仅不重视，反而说：“这是严重右倾，立场不稳，观点不明。”还说：“全县与粮食有关的死亡才20个人，你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怎么会有109人？”硬要公社党委把109人改为6人才接受这个报告。
傅正时在地委开会时得知省委尹书记、地委张书记要到罗定县检查工作，于7月3日打电话给县农业办公室主任刘德风交待，水肿人数、死亡人数、粮食数要上下一致，前后统一，按罗平会议的数字为准。县农业办公室按这个意思给各公社打电话，要求各公社按县委的数字向省委汇报，并把数字一致落实到大队、小队。桂圩公社接到通知后，公社党委开了四个会，按县委分配的死亡47人非正常死亡7人（其实当时已死亡上千人）分配到各大队。
令人不解的是，一边大量饿死人，一边大量的粮食放在仓库里不给老百姓吃。直到1960年6月底，罗定县粮库里仍存有1100万斤稻谷。但是，除了县委第一书记傅正时和分管财贸的书记杨树槐以外，其他人全不知道有这些粮食。加益公社党委书记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哭诉说，过春节有几个大队断粮，曾三次打电话给傅正时，请求每人给半斤米过春节，傅不接电话。
罗定是蔡廷楷有家乡，蔡廷楷的亲属中也有饿死的。据当地传说，是蔡廷楷的亲属把真实情况告诉蔡廷楷，蔡廷楷再告诉周恩来，事情才得以揭露，问题才得到解决。其它地方没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或者即使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而这些人物并不关心家乡，盖子就揭不开了。
三、高要闹剧
高要县可以说是广东省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了不少人。由于这个县没有通“天”的大人物，上面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因而没有成为“高要事件”。在1958年－1961年任县委书记秘书的黄东文先生，在2002年投稿《炎黄春秋》杂志，详细记述了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情况。由于受政治条件所限，《炎黄春秋》杂志只能发表他文章中的一部分内容。现我据其原稿，摘抄如下。
放“卫星”
1958年夏秋在中原刮起的一股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传到广东时，早稻已收割完毕。要放早稻“卫星”已经来不及了。10月初，晚稻刚刚开镰收割。地处西江地区丘陵地带的新兴县迫不及待，率先向省委上报了“特大喜讯“：全县晚稻平均亩产1000多斤，出现了一大批亩产3000斤、4000斤、5000斤的晚稻高产“卫星田”，成为全省最早出现的晚稻高产“状元县”。对此，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省委各部门奖励10多辆汽车给新兴县。接着，县委书刘某调到高要县任县书记。高要县是西江地区的首县、富县，又是地委所在地。从新兴县调到高要县是升了官。出了名，得了利，又升了官。对刘某来说，“放卫星”的收获的确是很大很大的。
刘书记尝到了放卫星的甜头，一到高要县，就组织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率领各部、委、办局的领导人及各公社党委书记到新兴县去参观晚稻高产卫星田，并指定黄东文同去。
新兴县的一位县委书记向来参观的人说：“现在形势一派大好，’卫星’连片、连村，大面积出现，估计全县晚稻亩产至少要超过3000斤！”吃过午饭，他们到天堂公社参观“卫星田”，田里的稻子已经割完，田头整齐排列着已经脱粒的100多箩谷子，大木牌用白纸红字写着情况介绍：一块是地委书记的试验田，亩产8000多斤；另一块是地委常委、妇联主任的试验田，亩产6000多斤。参观的人都说：“真是大开眼界，思想解放了！”可是大家心里怎么想，谁都十分清楚，只不过没人挑明罢了。当晚回到高要，刘书记要黄东文第二天带领各公社农业副书记再到新兴参观。在参观回来的车上，由于没有领导在场，大家说话没有顾忌。有人说：“我点过禾头，数过穗数，算过谷粒，什么亩产8000斤，有六七百斤就很不错了！”有人说：“这样的高产状元县，我看全省到处都是！”接着，莲塘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有才冲着黄东文吼道：“老黄，明天下午你在办公室等着，莲塘公社也要向县委报一个卫星！”黄说：“好啊，一言为定，你报来，我给你整理材料！”于是车厢里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
第二天下午，张有才果然打来报喜电话，说：“今天上午，我们莲塘公社在镇安大队召开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卫星田实割现场会，经过丈量土地，专人过秤，核实亩产，干谷5100多斤，特向县委报喜。”黄东文立即整好材料送刘书记，刘书记看了十分高兴，立即批示通报全县各公社。接着全县各公社纷纷放晚稻高产卫星，都是亩产四五千斤，五六千斤。这时，到高县要蹲点的地委副书记徐瑞沉不住气了。他在新桥公社道悦大队搞了一块晚稻高产卫星田，是用白沙大队一个生产队早稻错播的晚稻禾全部移移过来插下的。早造误 播晚稻品种是不会和早稻同时抽穗的，由于生长期延长了一倍，可以高产。加上用十亩已经拔节了的禾苗移在一起，徐书记认为实现高产就很有把握了。于是就把计划指标定为6000斤。为了十拿九稳，这块田一共施了20车猪屎肥，田底里埋了20根凿通了的大竹子通气。为了加强通风和日照，四周还架起了十多台大电扇往田里吹风，架起十多面大镜子把太阳反射到田中间。在全县大放高产卫星运动的推动下，徐书记把原来报的6000斤亩产计划一下子改为10万斤，并立即组织全县各级干部去参观。不久，广东省委组织晚稻高产报喜团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喜。全县第一个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代表高要县上了一回北京。
查“黑仓”
高估产带来高征购。再加上一段时间吃饭不要钱，十万人大炼钢铁，粮食很快耗尽。一些大队三个月就把粮食吃光了，春节前就开始出现粮荒。有一位公社书记几次打电话向县委要粮食，在被拒绝的情况下，跑到县长办公室，跪在县长脚下痛哭，说什么也不肯起来。为什么放了那么多“卫星”短短三四个月就没有粮食？这使县委很困惑。经过反复研究不得其解，这时听到了省委传来的风声：生产队干部对上级无偿调拨粮有抵触情绪，就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了。高要县委相信省委瞒产私分的看法。在省委的号召下，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查黑仓、反瞒产”运动。1959年1月21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4200多人参加，西江地委书记也到会讲话支持县委“查黑仓、反瞒产”运动。县委书记在动员报告中要求：把瞒下的粮食报出来，不解决问题不散会，开到过年也要开下去！当时临近春节，参加会议的人思家心切，心情浮躁不安。黄东文到禄步公社禄步大队参加讨论。大队长胡启满把黄拉到一边悄悄地说：“老黄，实不瞒你说，我们大队确实搞了三个黑仓。”黄东文一听心头振奋，忙问他：“总共多少谷子？”胡启满一本正经地回答：“8万斤左右吧。”黄说：“你真笨，干嘛要搞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胡启满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像现在一日三餐干饭，放开肚皮吃饱，全大队两千多口人，粮山也要吃崩，到时候没有粮食了，社员找我要饭吃我向谁要去？”黄听后觉得有理，就深信不疑，马上向刘书记汇报。刘书记当即说：“好！立即通知禄步公社党委，召开全体大会，让禄步大队作典型发言。”胡启满在大会上讲得有板有眼，200多人听得很入神。胡启满讲完后，县委刘书记强调自报瞒产，谁报归谁，县、社一律不调走、不没收。号召大家放心自报。果然各大队纷纷报出了不少黑仓。县委立即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介绍禄步公社的做法，各公社书记听了十分兴奋。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八，各公社掀起了自报“设立黑仓、瞒产私发粮食”的高潮。整整一天，全县共有1800多位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报出了隐瞒粮食1.2亿斤。
春节后，黄东文到禄步公社进一步了解粮食“黑仓”清查落实的情况。出乎意料的是，公社干部说：“四级干部会上揭发的黑仓绝大部分是假的。当时已是年关，不报个假帐不能回家过年。”黄一听，心里凉了半截，马上到禄步大队去找胡启满，问他报的三个黑仓的情况。胡启满慢条斯理地说：“三个黑仓是假的，我们根本没有瞒产。”黄回到公社，公社书记杨希明对黄说：“公社党委在外坑大队查出了一个黑仓，有几千斤谷子，准备下午开现场会，请黄去参加。下午，黄到了外坑大队，果然看见场上摆满了几十箩谷子。趁现场没人，黄伸手到谷箩去探查，发现只有表面一寸厚是谷子，一寸以下全是谷壳。
饿死人
1959年2月下旬，莲塘公社普遍闹粮荒。饲料吃完了就吃种子，有的大队种子也吃完了。社员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各种疾病大暴发。大部分妇女患了子宫下垂、闭经症，男人则普遍患上了肝炎、水肿病，很多小孩患“马骝湿”病。各大队都出现饿死人。到4月初，有的大队死人已占上年年终人口总数的5％以上。到7月份，早稻收割大忙季节，由于繁重的 体力劳动，加上社员身体瘦弱等原因，病人大量增加。公社卫生院和各联队卫生站的走廊、办公室都摆满了病床。这时又发生了夏季流行病痢疾。到7月下旬，这个公社的温贯、罗勒、波洞等11个大队死人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温贯大队死人占总人口的13％。
黄东文在石脚大队的两个月中，一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死的都是长期挨饿的中、老年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由于患病不能顶一个劳动力干活，口粮也由三级降到四级。她为了能吃到三级的饭（一天多四钱米），向队里苦苦哀求，参加食堂的粮食加工组（舂谷、筛米等繁重体力劳动），队里同意了她的请求，但只劳动一个星期就悲惨地死去。
有一些人是因为被干部扣饭而饿死的。高要县四甲大队在大队268户社员，除了干部家属以外，其余全被队长黄＊＊扣过饭或不给饭吃。全大队死亡184人，占原有人口的10％。社员有病不能出工就降低口粮标准，由吃6两改为3两，或者干脆不给饭吃。1959年春天，在建设双金运河工地上，社员黄龙富因有水肿病不能挑得太多，黄均仔给他停开两餐饭。他又饿又累又冷，晕倒在地当场死亡。临死前说：“我今天是死在你＊＊仔手上，看你怎么下台。”黄＊＊回答说：“死你两个算一双！”不到两个月，黄龙富的儿了也死了，妻子改嫁，家破人亡。
抓“恶鬼”
饥死人的情况出现以后，县就将责任推给农村基层干部。
1960年4月30日，由高要县委将由下放干部组成的“公路绿化专业队”一行70多人（黄东文是其中的一员）集中到县委，听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讲话。部长说：“现在全县有一部分公社因为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恶劣，不关心群众，造成种种疾病流行，不正常死亡严重，特别是莲塘公社，情况十分严重，县委已派去工作组，对公社党委进行整顿。县委决定撤销公路绿化专业队，全体队员改为抓生活治病专业队，集中到莲塘公社，具体任务就是整顿食堂，抢救病人。”部长还一再强调：“莲塘公社党委已经烂掉了，你们到莲塘后，归县委工作组领导。”5月1日，全体下放干部到了莲塘公社。才得知调到莲塘公社两个月的杨希明和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被指控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害死了大批贫下中农”，两人都被开除党藉，开除公职，判了刑。7月，公社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在会上讲话说：“今天这个大会是捉鬼会！近几个月来，莲塘公社发生了那么多种病，就因为有鬼！水肿鬼，闭经鬼，肝炎鬼，马骝湿鬼......都有！鬼在哪里啊？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都有！要治病，不死人，就得捉鬼！把这些鬼都捉了，种种病都会好，就不再死那么多人了！”下午，县长宣布“莲塘死人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被捉的“鬼”共有48名。第一名是公社党委书记王北水，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留在公社继续抓生活和治病工作。其实王北水在莲塘任书记只3个月，在此期间还拯救了数以千计的濒危病人。受处理后的第二天大清早就出门走访了5个大队检查病人情况，直到晚上1点才回家。受处理的干部，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非党团员撤销职务。下放干部中有两个人当“鬼”被捉：一个是温贯大队队长陈介忠，因为这个大队是莲塘死人最多的大队，另一个是张子尧，马来西亚归侨，原南方大学学生，他在给病人熬牛骨汤，为了调味尝了一点，说他偷吃，被开除团籍。
除莲塘公社以外，其它死人较多的公社也进行了“捉鬼运动”，全县一共捉了200多个。
过了半个月，地委工作来了，主要是了解1958年稻谷产量的真实情况和群众对县委大批处理干部的意见。又过了几天，地委召开会议，宣布县委大批处理干部是错误的，分别恢复了48人的党籍、团籍和公职。放卫星演变成捉鬼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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