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温家宝同志，大多数人尤其是翻墙的朋友都会想起他最响亮的绰号：“温影帝”。他最著名的公共行为就是流眼泪，而且总是在一大批记者尤其是摄影记者面前，轻抛一片眼泪。然后经过电视一转播，大家都“被”感动，于是”平民总理“”亲民总理“等等封号就被大家封上去了。可惜一次半次的还好，次数多了，大家难免狐疑了，你老哭什么？为什么你的政策并不象你的眼泪一样亲民呢？于是”温影帝“的封号又加上去了。
说实话，我最早的时候还是对这位看起来温和宽厚的长者还是很有亲切感的，也曾经对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行为充满希望。当他在四川地震几小时内赶到灾区指挥救灾的时候，几乎全国人民对他都心存感激。尤其是他在电话中怒斥军队官员的时候，”你们是人民养的，你们看着办“，这句话几乎让亿万心怀遇难同胞的国民热泪盈眶。当他提倡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的时候，多少大旱望云鲵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对他平添无数景仰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可惜，一个三聚牛奶事件，让他无数光辉一朝尽丧，打回原形。我记得他在三聚事件期间，在国外参加某会议的时候，高举着一只手指说”企业家的血管里，应该留着道德的血液“。我听了以后，象吞了一只苍蝇一般地恶心。三聚事件的主因是什么？谁应该负有最大的责任？谁最应该受到谴责？企业家？不是，应该是政府，是官员。
所谓无商不奸，中国人对商人这个团体，从来就不曾寄予很高的期望。不是心怀奸佞的人，就很少能把生意做大的。所以我们需要政府官员、检察官、法官去管他们，去制约他们，不让他们过于为恶。当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家反而不太批评他们，因为没有道德期许。认为他们本来就该做坏事情的。而且关键是商人不是受我们供养的，他们是因为向市场供应具有某种稀缺性的产品、服务而换取金钱的。
但是政府是受我们供养的，他们吃的是国民的肉，喝的是国民的血，当然要听命于国民，服务国民。他们本就应该在数万甚至数十万结石宝宝们还没有遭受这样的痛苦之前发现题，解决问题。而在假蛋白加入牛奶已经成为一种奶制品行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国民却懵然不知的时候，他们居然不了解、不知道。甚至在事件开始曝光的时候忙于文过饰非，掩盖事实。难道最大的责任不是在政府吗？最应该受到谴责和制裁吗？而作为中国政府的首脑，第一个应该遭受谴责制裁的就是温家宝。
到了事件总爆发的时候，这位高明的影帝却急忙地把责任往商人的头上推，他还能被称为是一个”人民的好总理“吗？实在无法完全逃脱责任的时候，他把责任往李长江身上一推，让李局长带薪休假去了。而李局长居然一年不到就起复了，连官阶都没有降。都听见李局长笑了，都听不到结石宝宝们哭了。直到今天，大多数的结石宝宝和他们的家长们没能接受任何国家赔偿。政府匆忙地让三鹿破产了，然后连结石宝宝家长们的诉讼都不予立案。这就是“人民的好总理“所为？
还有地震灾区的豆腐渣学校，也被万恶的中国政府强行弹压下去了。可怜那些花季夭折的小花朵们，他们的死竟然如此没有价值，连一个豆腐渣工程都无法得到清查。孩子们，温家宝是人民的好总理吗？可惜他不是你们的”好总理“。
新年伊始，影帝又出状况了。元旦期间，影帝视察齐齐哈尔，封路居然让几万行人曝露在零下三十七度的大街上站了几个小时，多人遭到冻伤，包括老人和孩子。于是大量网民涌到百度的齐齐哈尔吧大肆抨击，于是政府把齐齐哈尔吧给封了。在温总理温和宽厚的外表下，潜藏的竟然是如此的傲慢、蛮横。
影帝先生，收起你的眼泪吧，你已经忽悠够了，没有人会在相信你的眼泪了。
2010年1月25日星期一
我们不仅仅需要独立的法院,同样需要独立的检察官
2009年的最后一天，来自上海市食品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消息，让“三聚氰胺”的字眼再次拨动了公众的神经：一家位于上海的乳品有限公司因涉嫌生产、销售三聚氰胺超过国家标准的乳制品，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此时已经距离发生在2008年9月的全国性的三聚氰胺事件一年有余，中国乳业已经全面复苏。由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国内乳品产量累计高达1423万吨，同比增长3.42%，乳业产品销售率整体超过95%，行业景气指数为 95.5点，距离最高点仅差4.5点。
然而，这家名为上海熊猫乳品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熊猫”)的企业却让外界再次感受到三聚氰胺幽灵飘荡的丝丝寒意。就在20多天前，位于陕西的金桥乳业有限公司也被查出5.25吨问题奶粉,其中11袋275公斤奶粉三聚氰胺超标。
记者了解到，此次问题依然出现在奶源上，而且可能是使用了当年的遗留有毒奶源。业内专家王丁棉介绍，一批当时处于生产与终端之间的中间领域的问题奶粉并没有被给予足够的监管，这令人对此次事态的范围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抱有疑虑。
据本报记者了解，对于上海熊猫乳品问题的查处，早在2009年4月已经进行，但在之后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对公众“保密”状态。
对此，此前负责调查此事的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宣传部人士表示，一切情况说明，均要以此前政府的新闻稿为参考。但记者在新闻稿中也并未看到对于延迟通知的任何解释。
博主评论:中共的独裁专制，不仅孕育了滥权的政府、滥权的军队、还造就了滥权的权力部门。既然4月份已经查明市场上存在含三聚的乳制品，为什么要拖到8月份才公开？这不是一般的贪污受贿案，这是有关公众身体健康的案件，往大里说是有关公共安全的案件。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有什么权力绝对向公众隐瞒事实？这样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该对上海技监局问责，要对该局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查处。
可是该局傲慢到连必要的解释都不屑做，从他们的行为上，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傲慢、共产党的傲慢。现在中国有权力向他们问责的机构是什么？是他们的上级，同属共产党，也就是同党。而这同党是愿意问责就问责，不愿意问责就不需要问责。同卫生局是唯一有权力调查下属医院医疗责任一样，老子替儿子调查，结果下场如何可想而知。
这使我想起当年美国调查克林顿拉链门的那位独立检查官。他可以根据对象是否违法自行决定对美国总统一件因桃色事件而向法律机构撒谎而调查美国的总统，美国的第一高官，第一权力拥有者。想想看，假如我们拥有这样的检查官，他可以自行决定把拒绝替农民工的尘肺事件提供有效证明的职业病医院负责人送上法庭，可以将下命令给上海质监局解释隐瞒三聚牛奶八个月的原因，并有权力将他送上法庭。
假如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凄凉地看着孩子受苦的结石宝宝受苦的家长，没有看着孩子冤枉死在四川的豆腐渣学校而默默流泪的学生家长。没有那些全国各地被共产党肆意虐待的访民们，没有被强拆人员逼上自焚路上的冤民。
可是，到什么时候中国才会有这些把共产党的官员关进笼子里面，再在他头上装一盏射灯的机构、人员？指望共产党的怜悯？胡锦涛的良心？难道要等到“山无棱？天地合”吗？
此时已经距离发生在2008年9月的全国性的三聚氰胺事件一年有余，中国乳业已经全面复苏。由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国内乳品产量累计高达1423万吨，同比增长3.42%，乳业产品销售率整体超过95%，行业景气指数为 95.5点，距离最高点仅差4.5点。
然而，这家名为上海熊猫乳品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熊猫”)的企业却让外界再次感受到三聚氰胺幽灵飘荡的丝丝寒意。就在20多天前，位于陕西的金桥乳业有限公司也被查出5.25吨问题奶粉,其中11袋275公斤奶粉三聚氰胺超标。
记者了解到，此次问题依然出现在奶源上，而且可能是使用了当年的遗留有毒奶源。业内专家王丁棉介绍，一批当时处于生产与终端之间的中间领域的问题奶粉并没有被给予足够的监管，这令人对此次事态的范围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抱有疑虑。
据本报记者了解，对于上海熊猫乳品问题的查处，早在2009年4月已经进行，但在之后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对公众“保密”状态。
对此，此前负责调查此事的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宣传部人士表示，一切情况说明，均要以此前政府的新闻稿为参考。但记者在新闻稿中也并未看到对于延迟通知的任何解释。
博主评论:中共的独裁专制，不仅孕育了滥权的政府、滥权的军队、还造就了滥权的权力部门。既然4月份已经查明市场上存在含三聚的乳制品，为什么要拖到8月份才公开？这不是一般的贪污受贿案，这是有关公众身体健康的案件，往大里说是有关公共安全的案件。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有什么权力绝对向公众隐瞒事实？这样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该对上海技监局问责，要对该局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查处。
可是该局傲慢到连必要的解释都不屑做，从他们的行为上，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傲慢、共产党的傲慢。现在中国有权力向他们问责的机构是什么？是他们的上级，同属共产党，也就是同党。而这同党是愿意问责就问责，不愿意问责就不需要问责。同卫生局是唯一有权力调查下属医院医疗责任一样，老子替儿子调查，结果下场如何可想而知。
这使我想起当年美国调查克林顿拉链门的那位独立检查官。他可以根据对象是否违法自行决定对美国总统一件因桃色事件而向法律机构撒谎而调查美国的总统，美国的第一高官，第一权力拥有者。想想看，假如我们拥有这样的检查官，他可以自行决定把拒绝替农民工的尘肺事件提供有效证明的职业病医院负责人送上法庭，可以将下命令给上海质监局解释隐瞒三聚牛奶八个月的原因，并有权力将他送上法庭。
假如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凄凉地看着孩子受苦的结石宝宝受苦的家长，没有看着孩子冤枉死在四川的豆腐渣学校而默默流泪的学生家长。没有那些全国各地被共产党肆意虐待的访民们，没有被强拆人员逼上自焚路上的冤民。
可是，到什么时候中国才会有这些把共产党的官员关进笼子里面，再在他头上装一盏射灯的机构、人员？指望共产党的怜悯？胡锦涛的良心？难道要等到“山无棱？天地合”吗？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
不知编者和出版者为什么没有以《庄严的承诺》作为这本书的正标题。“历史的先声”太抽象，给人以不知其所云的感觉，再加上封面上被宣传机构用到滥的伟人挥巨手的照片，弄到一本绝好的书——无论当严肃或消闲的阅读，还是作为手边随时查阅的资料——卖得平平，书评界也是一片寂然。当然，也许这正是出版者出于自保而追求的效果：今天中国的事是越来越波谲云诡了。
说它好，是因为这本在世纪末的非常时刻，即当局对不轨出版物实施越来越严厉打压的时刻冒出来的老《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从头至尾没有一句对当局的不恭，只是平心静气地、有根有据地将半个世纪前（确切地说是1942-1949）暂时处于在野地位的共产党、包括它公开的与秘密的盟友们，为取得民众（特别是知识人和所谓民主人士）拥戴，所说的漂亮话，一一开列出来而已。
说是平静开列，实有几分欺心，因为对任何稍有历史感的读者而言，都无法避开对照所引发的强烈效果。所谓对照，就是看那发话者当日所说与今日所为。于是乎，那当初承诺越是漂亮，越是理直气壮，其盗世欺名之面目，也就越显彰了。不信，只看这顺手拈出的几处：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按：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2000年3月9日说：‘人大常委会在工作中始终要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
“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周恩来，1944）
“英国对于反对党的讨论、辩论和评论，非常重视，所以由国库拨款成立反对党，使之评论政府。”（《新华日报》转引渥太华杂志，1944）
“……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其）记者，是专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陆定一，1946。按：请参照自半个世纪来共产党党报喉舌）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其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 （《新华日报》专论，1944。 按：共产党建制50年，至今不见《出版法》出台）
“纪念‘九一’记者节，全国记者们和同胞们，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解放日报》社论，1943。按：而今这三个“一”是“稳定的需要”）
“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愈直接。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人民代表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人民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作投票的工具罢了。” （《新华日报》1944。按：中国的选举究竟代表几分民意，只看关心国事如笔者辈，只在19岁时懵懂懂投票一次，就再也不愿浪费时间当猴耍即可知。至于直到1980年代末才开始试行的村民直选村长，其主管官员如今已流落海外，曾经蓬勃一时的村民直选如今已附上“村党支部书记须由上级选派”）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于青年，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新华日报》，1945）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1940）
这后两则，套用一句鲁迅的话：“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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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罗斯福总统在这一次再度当选后，发表声明说：“我们已在战争中举行大选，这是八十年来的第一次。”他这样说，是因为恰恰在八十年前，美国有过一次在战争中举行大选的先例。那是在一八六四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继续了三年多。正在战事十分紧张的时候，举行了总统的改选。大家都知道，那次改选的结果是林肯大总统再度当选。林肯在那时是美国人民的民主力量团结的中心，他所领导的战争是为保卫民主制度的一个战争，所以在战时的大选中，他再度受到人民的拥戴。这相距八十年的前后两次大选交相辉映，其意义，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是向举世证明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而这种伟大的活力是经得起战争的考验的。在八十年前，美国的民主主义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林肯大总统在那时未尝不可以用战争的名义，凭借他政治上的既成势力来拒绝或者拖延改选。但他不这样做。他知道他不该这样做，因为战争和国家是否还需要他领导应该由人民公意来决定；而且他知道他不必这样做，因为他对于民主和进步的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已经为大多数人民所公认了。由不拒绝改选这一件事上，也就证明了林肯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和对民主主义的忠诚了。试设想一下，假如那时林肯竟拒绝改选，其结果会如何呢?那么他就成了民主的叛徒，纵然还想恋栈不去，但人民是一定会远远地背离开他的了。林肯的先例光辉地照耀着美国民主政治的历史。在八十年后的这又一次战时大选中，不仅总统要重新选举，又不仅参众议院中都有许多议席要改选，而且在四十八个州中间有三十二个州的州长要改选。像这样的大事大更动发生在战时，似乎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因为这是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以人民的公意为基础的，所以整个改选过程是非常顺利迅速地进行着。四五千万人同时静静地写下了他们的选举票，决定把整个国事交给为他们所信赖的人。由这样的改选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不仅没有扰乱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妨碍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恰恰相反，是更加巩固了国内的民主的团结，使战争的胜利更加有了保障，——正如同八十年前林肯的再度当选所发生的作用一样，使民主进步力量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加速地来到了。那些一口咬定民主制度绝不能适用于战时的先生应该虚心看看这种事实!在这次战争中，各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议会中照常有着公开的辩论和对政府的责问，舆论上照常有着各种对于政府的人事机构政策尖锐的批评，人民照常有集会结社、选举罢免的自由，而象可以影响一国元首的那样的大选也仍照常举行。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制度不仅是在战时完全可以适用，而且在战时运用得更加灵活，范围更加扩大了。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只有忠于民主制度，坚决地依靠着民主主义这“生命的活力”的人，才能够在民主制度下继续存在；反之，害怕民主制度的人就是背离了这伟大的生命的活力，而终于会陷于死亡的绝境!——《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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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
吴中民先生：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不是一句空话，是敌后解放区的事实证明了的。军队能否打仗，顶重要的是看它是否能得到老百姓的帮助。在敌后解放区有一句流行的话：“军队是鱼，老百姓是水。”鱼离了水，是寸步难行的，更不用说和敌人作战了。要老百姓和军队合作，当然得使老百姓享有民主自由。所以，实行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已。而且，我们还得当心，有人会用好东西去做坏事情的呵!
——《新华日报》1945年2月12日 答读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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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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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第一
美副总统华莱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员会发表演说，曾强调“民主第一”的口号。他认为不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经济上也需要民主；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需要民主。他说：“‘民主第一’的口号，表示全世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都应获得自由”。“能巧妙遵循这样的‘民主第一’的口号，并予以有力实施，则必能获得和平”。这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在法西斯侵略阵线秋风落叶般日趋崩溃之途的今天，为了实现和平繁荣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强调这种 “民主第一”的口号，实在是必要的。然而仅仅强调这一正确口号还不够，必须在事实上实现这口号。这首先就必须彻底消灭法西斯机构，根本消灭法西斯主义，完全肃清法西斯分子。华莱士说：“一般人最直接的目标是：尽速消灭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代表的一切；只有盟军进入柏林和东京时，才能提出和平条件；国际垄断专家不许在和平会议中出现；孤立主义必须继续被攻击”。这就是说，不仅要击溃现在的法西斯阵线，而且要消灭一切的法西斯残余；（遵检）。只要是法西斯病菌还存在，则比会流毒于全世界，而所谓“民主第一”的口号，也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现。其次，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那就必须反法西斯侵略的各国，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这口号。因为一方面，自己所提出的口号，自己负有首先忠实履行的义务。（遵检）。另一方面，“民主”是击溃法西斯侵略阵线的最有效的武器，抛弃这武器，则在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上，便没有绝对胜利的保障。即使幸而胜利，也将被认为是“以暴易暴”，不能获得全世界人民的拥护，而战败国在不公平的待遇下，也必定会时时作报复的打算。历史上，所以有循环不断的战争，这也是原因之一。所谓反法西斯侵略各国必须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必须实行同样的民主政治。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法西斯意大利崩溃了，纳粹德国也面临着崩溃的危机，这正是反法西斯侵略阵线各国必须坚定地把握着“民主”这一击溃法西斯侵略阵线的最有效的武器。应该自己认真检讨，究竟已否实行民主政治？实行得够不够？没有实行，就应该立刻实行；实行得不够，就该力求其够。（遵检）。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这是应该十分戒惧，十分警惕的。——《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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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求的只是民主
……工会广泛地组织起来。我所代表的工会联盟，是在今天由各边区工会联盟产生，有着近百万的会员。在工会大会上，广大的工人群众，第一次选举自己的官吏，并且学习了如何在自己的社会中活动。因此这些解放区就成为一条新道路的例证，说明一个新的民主的中国，是能够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并不要求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甚至也不要求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人民仅仅要求如英、法、美及其他民族的人民享有已久的那种权利。这就是说，中共要结束中国的封建时代，以及寄生在这种基础上的独裁、官僚政治。由于这种要求，使中共代替中国的广大人民说话。但是却遭到反动派猛烈的反对，正象克伦威尔、华盛顿、罗斯福所遭受的那样。今天，中国共产党要求停止进攻民主解放区的内战，停止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同时要求一个民选的国民大会来解决中国未来的机构。它热切期望这一中国临时政府，将是一个各党各派组成的政府，并包括共产党在内，以便毫不犹疑、毫不迟延地实施这些步骤。……——《新华日报》1946年5月1日注：本文为邓发在英共大会上一段演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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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
·茅 盾·
对于贵报所提出的问题，我只能这样答复：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受尽了欺骗。如果将来其它文献统统失传，只剩下堂皇的官报，则无话可说。如其不然，那未，我们的后代一定会不懂，为什么我们这样容易受欺骗?我们不能再忍受那种欺骗了。现在既然连政府也口口声声说“民主”，那么，我们就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我们不要假民主。真民主如能实现，则贵报所提的那些问题，我觉得都不难解决；否则，半个也解决不了。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注：《新华日报》所提问题，系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向各界知名人士公开征答的。其中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人民获得自由权利、怎样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推行地方自治、怎样才能实现军队国家化。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的茅盾是应征者之一。
说它好，是因为这本在世纪末的非常时刻，即当局对不轨出版物实施越来越严厉打压的时刻冒出来的老《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从头至尾没有一句对当局的不恭，只是平心静气地、有根有据地将半个世纪前（确切地说是1942-1949）暂时处于在野地位的共产党、包括它公开的与秘密的盟友们，为取得民众（特别是知识人和所谓民主人士）拥戴，所说的漂亮话，一一开列出来而已。
说是平静开列，实有几分欺心，因为对任何稍有历史感的读者而言，都无法避开对照所引发的强烈效果。所谓对照，就是看那发话者当日所说与今日所为。于是乎，那当初承诺越是漂亮，越是理直气壮，其盗世欺名之面目，也就越显彰了。不信，只看这顺手拈出的几处：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按：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2000年3月9日说：‘人大常委会在工作中始终要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
“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周恩来，1944）
“英国对于反对党的讨论、辩论和评论，非常重视，所以由国库拨款成立反对党，使之评论政府。”（《新华日报》转引渥太华杂志，1944）
“……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其）记者，是专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陆定一，1946。按：请参照自半个世纪来共产党党报喉舌）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其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 （《新华日报》专论，1944。 按：共产党建制50年，至今不见《出版法》出台）
“纪念‘九一’记者节，全国记者们和同胞们，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解放日报》社论，1943。按：而今这三个“一”是“稳定的需要”）
“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愈直接。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人民代表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人民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作投票的工具罢了。” （《新华日报》1944。按：中国的选举究竟代表几分民意，只看关心国事如笔者辈，只在19岁时懵懂懂投票一次，就再也不愿浪费时间当猴耍即可知。至于直到1980年代末才开始试行的村民直选村长，其主管官员如今已流落海外，曾经蓬勃一时的村民直选如今已附上“村党支部书记须由上级选派”）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于青年，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新华日报》，1945）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1940）
这后两则，套用一句鲁迅的话：“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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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罗斯福总统在这一次再度当选后，发表声明说：“我们已在战争中举行大选，这是八十年来的第一次。”他这样说，是因为恰恰在八十年前，美国有过一次在战争中举行大选的先例。那是在一八六四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继续了三年多。正在战事十分紧张的时候，举行了总统的改选。大家都知道，那次改选的结果是林肯大总统再度当选。林肯在那时是美国人民的民主力量团结的中心，他所领导的战争是为保卫民主制度的一个战争，所以在战时的大选中，他再度受到人民的拥戴。这相距八十年的前后两次大选交相辉映，其意义，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是向举世证明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而这种伟大的活力是经得起战争的考验的。在八十年前，美国的民主主义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林肯大总统在那时未尝不可以用战争的名义，凭借他政治上的既成势力来拒绝或者拖延改选。但他不这样做。他知道他不该这样做，因为战争和国家是否还需要他领导应该由人民公意来决定；而且他知道他不必这样做，因为他对于民主和进步的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已经为大多数人民所公认了。由不拒绝改选这一件事上，也就证明了林肯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和对民主主义的忠诚了。试设想一下，假如那时林肯竟拒绝改选，其结果会如何呢?那么他就成了民主的叛徒，纵然还想恋栈不去，但人民是一定会远远地背离开他的了。林肯的先例光辉地照耀着美国民主政治的历史。在八十年后的这又一次战时大选中，不仅总统要重新选举，又不仅参众议院中都有许多议席要改选，而且在四十八个州中间有三十二个州的州长要改选。像这样的大事大更动发生在战时，似乎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因为这是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以人民的公意为基础的，所以整个改选过程是非常顺利迅速地进行着。四五千万人同时静静地写下了他们的选举票，决定把整个国事交给为他们所信赖的人。由这样的改选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不仅没有扰乱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妨碍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恰恰相反，是更加巩固了国内的民主的团结，使战争的胜利更加有了保障，——正如同八十年前林肯的再度当选所发生的作用一样，使民主进步力量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加速地来到了。那些一口咬定民主制度绝不能适用于战时的先生应该虚心看看这种事实!在这次战争中，各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议会中照常有着公开的辩论和对政府的责问，舆论上照常有着各种对于政府的人事机构政策尖锐的批评，人民照常有集会结社、选举罢免的自由，而象可以影响一国元首的那样的大选也仍照常举行。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制度不仅是在战时完全可以适用，而且在战时运用得更加灵活，范围更加扩大了。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只有忠于民主制度，坚决地依靠着民主主义这“生命的活力”的人，才能够在民主制度下继续存在；反之，害怕民主制度的人就是背离了这伟大的生命的活力，而终于会陷于死亡的绝境!——《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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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
吴中民先生：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不是一句空话，是敌后解放区的事实证明了的。军队能否打仗，顶重要的是看它是否能得到老百姓的帮助。在敌后解放区有一句流行的话：“军队是鱼，老百姓是水。”鱼离了水，是寸步难行的，更不用说和敌人作战了。要老百姓和军队合作，当然得使老百姓享有民主自由。所以，实行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已。而且，我们还得当心，有人会用好东西去做坏事情的呵!
——《新华日报》1945年2月12日 答读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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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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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第一
美副总统华莱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员会发表演说，曾强调“民主第一”的口号。他认为不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经济上也需要民主；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需要民主。他说：“‘民主第一’的口号，表示全世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都应获得自由”。“能巧妙遵循这样的‘民主第一’的口号，并予以有力实施，则必能获得和平”。这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在法西斯侵略阵线秋风落叶般日趋崩溃之途的今天，为了实现和平繁荣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强调这种 “民主第一”的口号，实在是必要的。然而仅仅强调这一正确口号还不够，必须在事实上实现这口号。这首先就必须彻底消灭法西斯机构，根本消灭法西斯主义，完全肃清法西斯分子。华莱士说：“一般人最直接的目标是：尽速消灭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代表的一切；只有盟军进入柏林和东京时，才能提出和平条件；国际垄断专家不许在和平会议中出现；孤立主义必须继续被攻击”。这就是说，不仅要击溃现在的法西斯阵线，而且要消灭一切的法西斯残余；（遵检）。只要是法西斯病菌还存在，则比会流毒于全世界，而所谓“民主第一”的口号，也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现。其次，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那就必须反法西斯侵略的各国，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这口号。因为一方面，自己所提出的口号，自己负有首先忠实履行的义务。（遵检）。另一方面，“民主”是击溃法西斯侵略阵线的最有效的武器，抛弃这武器，则在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上，便没有绝对胜利的保障。即使幸而胜利，也将被认为是“以暴易暴”，不能获得全世界人民的拥护，而战败国在不公平的待遇下，也必定会时时作报复的打算。历史上，所以有循环不断的战争，这也是原因之一。所谓反法西斯侵略各国必须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必须实行同样的民主政治。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法西斯意大利崩溃了，纳粹德国也面临着崩溃的危机，这正是反法西斯侵略阵线各国必须坚定地把握着“民主”这一击溃法西斯侵略阵线的最有效的武器。应该自己认真检讨，究竟已否实行民主政治？实行得够不够？没有实行，就应该立刻实行；实行得不够，就该力求其够。（遵检）。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这是应该十分戒惧，十分警惕的。——《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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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求的只是民主
……工会广泛地组织起来。我所代表的工会联盟，是在今天由各边区工会联盟产生，有着近百万的会员。在工会大会上，广大的工人群众，第一次选举自己的官吏，并且学习了如何在自己的社会中活动。因此这些解放区就成为一条新道路的例证，说明一个新的民主的中国，是能够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并不要求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甚至也不要求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人民仅仅要求如英、法、美及其他民族的人民享有已久的那种权利。这就是说，中共要结束中国的封建时代，以及寄生在这种基础上的独裁、官僚政治。由于这种要求，使中共代替中国的广大人民说话。但是却遭到反动派猛烈的反对，正象克伦威尔、华盛顿、罗斯福所遭受的那样。今天，中国共产党要求停止进攻民主解放区的内战，停止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同时要求一个民选的国民大会来解决中国未来的机构。它热切期望这一中国临时政府，将是一个各党各派组成的政府，并包括共产党在内，以便毫不犹疑、毫不迟延地实施这些步骤。……——《新华日报》1946年5月1日注：本文为邓发在英共大会上一段演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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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
·茅 盾·
对于贵报所提出的问题，我只能这样答复：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受尽了欺骗。如果将来其它文献统统失传，只剩下堂皇的官报，则无话可说。如其不然，那未，我们的后代一定会不懂，为什么我们这样容易受欺骗?我们不能再忍受那种欺骗了。现在既然连政府也口口声声说“民主”，那么，我们就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我们不要假民主。真民主如能实现，则贵报所提的那些问题，我觉得都不难解决；否则，半个也解决不了。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注：《新华日报》所提问题，系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向各界知名人士公开征答的。其中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人民获得自由权利、怎样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推行地方自治、怎样才能实现军队国家化。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的茅盾是应征者之一。
抑制房价有什么灵丹妙药？
在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各种打压房屋价格的呼声此起彼伏。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房屋的价格超越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抨击房地产商哄抬房价的谴责声不绝于耳。而地产商被迫反击，曝光了房地产最终价格的六成以上实际上是落入了各地方政府的腰包。主要是土地价格、赋税等等，面粉价格高昂，面包当然也要贵的。
然后各地方政府出面百般抵赖了一番，之后中共的中央政府出台了一些打压地产价格的措施。包括收紧信贷、提高税率等等，似乎要起作用的样子。但是，这个时候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了，全球市场一片哀鸣声。于是，入世后一直保持高增长的中国出口深度潜水，中央政府马上慌了神。要知道，这些年出口增长一直都是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火车头” 。
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忧患。要保证政权的安全稳定，就需要社会秩序保持安全稳定。要社会秩序稳定，就必须保证基本的就业率。中国每年企业优化、从土地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达两至三千万人，要保证这些人的基本就业，才有社会的安定繁荣。要安排这样数量的人口就业，至少中国要保持7-8%的经济增长。当第一火车头-出口成负增长的时候，中国就绝对不敢让楼市价格往下走，因为害怕他拉动经济大势朝下行。
于是半年间中央财经政策由打压一百八十度转弯，变成了鼓励楼市上涨，信贷不仅仅放松，四万亿的刺激额相信有相当大的数量投入了楼市。这也应该是四万亿资金黑箱作业的主要原因之一，仅仅不过半年时间，政策由全面打压变成了鼓励增长。政策失误、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失误显而易见，公开出来就实在太丢脸了。
于是，楼价象吸了毒品一般，所有主要城市的地产价格都翻了几番，地产商勾结政府，大肆抢夺中国人的金钱。去年北京的GDP 有六成由地产业创造的，中国人省吃俭用存下来的一点点金钱，刹那间几乎被地产商和政府联手变会了赤贫、房奴。楼价越长，民众更不敢不买，甚至不敢慢买，因为怕越迟买越长，那样“奴隶率 ”更加高。可怜的中国人，明明知道奸商、奸官、奸政府联手抢钱，也不敢夺，甚至不敢迟“被抢”，还要上赶着把钱送上。于是，房子太好卖了，垃圾都卖出去了。由来只闻奸官笑，谁人听见房奴哭。
于是又听见要抑制房价了，其深层次原因不是因为官府听见了民众的哭声，产生了怜悯之心。而是明见了房市的泡沫实在是太大了，有泡沫就必然会破，泡沫越来，破起来的毁灭性就越强。虽然官府奸商抢钱抢得实在过瘾，但是还是不敢把泡沫吹到无比巨大，然后等他爆破。因为一旦泡沫如日本那般爆炸，十年经济增长为零甚至是负数，中国的社会稳定也就就不可求而得之了，遍地烽火，数百万军队都压不住政权的倒
抑制措施主要是什么呢？最重的一拳是将土地购买的首付规定为总价格的百分之五十。这一招数，实在是深刻理解中国政治经济而得出来的措施。大家几乎天天听见 “经济学家们”对房价治理的“妙药”是增加土地供应。乍听起来非常有道理，经济学嘛，研究的最主要不就是价格和供求的两条曲线吗？价格高了，经济学家一定会开这个妙药-增加供应量啊。
经济学是这样讲的，这样讲是一定不会错的，是吗？是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也就是说市场完全由供求关系主导，没有垄断、没有官府的干预，也没有奸商在后面的操纵。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这样的市场吗？猪都知道，绝对不是的。这样开药的或者是死读书的笨蛋，或者就是拿了地产商的好处的奸佞经济学家。
因为在中国卖了土地的，首付本来不高，而且只要你搞掂了国土局的官员，或者你足够的背景，就可以拖付，背景够高，你拖多久都没有问题。于是，增加土地量不是正中地产商的下怀？付了首付后，就可以更多地囤积土地了。而且官府规定是必须在两年之内开发土地，否则官府可以无偿收回。你看有哪个国土局是认真执行的？你看有哪个国土局是认真执行的？只要你有足够的背景或者关系，你囤积一百年都没有关系。
以前已经有很多政策法规，不是没有的，有一些还是相当不错的政策法规，但是为什么效果不大，甚至从无？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再多很好的政策法规也是无济于事的。政策法规不是没有，甚至很多，政策法规不是都不好，有些甚至很好，问题是官员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可以花大精力严格执行，也可以敷衍了事甚至根本不执行。
因为没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监督，官员固然都有上级，也有审计署，可是他们都是一家人，全都是共产党的官员。上级也罢，审计也罢，他们想严格执行就严格执行，想不严格执行就不严格执行。想对某人某事严格执行也可以，不想对某人某事不严格执行都可以。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又没有第三者监督制约。于是完全是黑箱作业，于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何谈有效政策执行？
再好的政策法规，官员喜欢怎么做都行，又怎么能有好的效果呢？所以提高首付标准也罢，收紧信贷也罢，想有效地抑制楼价，无异缘木求鱼。而且楼价愈高，政府卖地的价格也水涨船高，政府有充分的推高楼价动机。反正官员也没有几个是自己花钱买房子的，即便买也不需要按照市场价格来买，有的是等着巴结他们的商人，他们也就没有抑制楼价的动机，那哪个官员愿意真心地抑制楼价呢？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的。象九十年代那次李鹏干的一样，下一道圣旨，禁止一切国有银行对房地产放贷。肯定很有效，楼价绝对是应声插水，沉到底了。于是地产业哀鸿遍野，纷纷倒闭，满目皆是烂尾楼。那大概温家宝就该回家抱孙子去了，谁叫你老爹没有李鹏的那么硬？后面也没有小邓那样的支持，那就活该倒霉了。
这三十年来，共产经济向来如此，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从来没有有效的对经济的微调。这真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绝好的印证。想象一下，假如我们有真正有权力的人大政协，他们要求政府公布行政信息，政府官员不得随便拒绝。于是人大要求公开卖地的收款情况，发现了徇私，人大可以弹劾官员，那国土局还敢随便允许推迟收款吗？还敢不认真执行抑制囤积土地的政策吗？假如我们有敢于和允许曝露政府黑幕，官员还敢胡作非为吗？
然后各地方政府出面百般抵赖了一番，之后中共的中央政府出台了一些打压地产价格的措施。包括收紧信贷、提高税率等等，似乎要起作用的样子。但是，这个时候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了，全球市场一片哀鸣声。于是，入世后一直保持高增长的中国出口深度潜水，中央政府马上慌了神。要知道，这些年出口增长一直都是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火车头” 。
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忧患。要保证政权的安全稳定，就需要社会秩序保持安全稳定。要社会秩序稳定，就必须保证基本的就业率。中国每年企业优化、从土地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达两至三千万人，要保证这些人的基本就业，才有社会的安定繁荣。要安排这样数量的人口就业，至少中国要保持7-8%的经济增长。当第一火车头-出口成负增长的时候，中国就绝对不敢让楼市价格往下走，因为害怕他拉动经济大势朝下行。
于是半年间中央财经政策由打压一百八十度转弯，变成了鼓励楼市上涨，信贷不仅仅放松，四万亿的刺激额相信有相当大的数量投入了楼市。这也应该是四万亿资金黑箱作业的主要原因之一，仅仅不过半年时间，政策由全面打压变成了鼓励增长。政策失误、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失误显而易见，公开出来就实在太丢脸了。
于是，楼价象吸了毒品一般，所有主要城市的地产价格都翻了几番，地产商勾结政府，大肆抢夺中国人的金钱。去年北京的GDP 有六成由地产业创造的，中国人省吃俭用存下来的一点点金钱，刹那间几乎被地产商和政府联手变会了赤贫、房奴。楼价越长，民众更不敢不买，甚至不敢慢买，因为怕越迟买越长，那样“奴隶率 ”更加高。可怜的中国人，明明知道奸商、奸官、奸政府联手抢钱，也不敢夺，甚至不敢迟“被抢”，还要上赶着把钱送上。于是，房子太好卖了，垃圾都卖出去了。由来只闻奸官笑，谁人听见房奴哭。
于是又听见要抑制房价了，其深层次原因不是因为官府听见了民众的哭声，产生了怜悯之心。而是明见了房市的泡沫实在是太大了，有泡沫就必然会破，泡沫越来，破起来的毁灭性就越强。虽然官府奸商抢钱抢得实在过瘾，但是还是不敢把泡沫吹到无比巨大，然后等他爆破。因为一旦泡沫如日本那般爆炸，十年经济增长为零甚至是负数，中国的社会稳定也就就不可求而得之了，遍地烽火，数百万军队都压不住政权的倒
抑制措施主要是什么呢？最重的一拳是将土地购买的首付规定为总价格的百分之五十。这一招数，实在是深刻理解中国政治经济而得出来的措施。大家几乎天天听见 “经济学家们”对房价治理的“妙药”是增加土地供应。乍听起来非常有道理，经济学嘛，研究的最主要不就是价格和供求的两条曲线吗？价格高了，经济学家一定会开这个妙药-增加供应量啊。
经济学是这样讲的，这样讲是一定不会错的，是吗？是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也就是说市场完全由供求关系主导，没有垄断、没有官府的干预，也没有奸商在后面的操纵。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这样的市场吗？猪都知道，绝对不是的。这样开药的或者是死读书的笨蛋，或者就是拿了地产商的好处的奸佞经济学家。
因为在中国卖了土地的，首付本来不高，而且只要你搞掂了国土局的官员，或者你足够的背景，就可以拖付，背景够高，你拖多久都没有问题。于是，增加土地量不是正中地产商的下怀？付了首付后，就可以更多地囤积土地了。而且官府规定是必须在两年之内开发土地，否则官府可以无偿收回。你看有哪个国土局是认真执行的？你看有哪个国土局是认真执行的？只要你有足够的背景或者关系，你囤积一百年都没有关系。
以前已经有很多政策法规，不是没有的，有一些还是相当不错的政策法规，但是为什么效果不大，甚至从无？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再多很好的政策法规也是无济于事的。政策法规不是没有，甚至很多，政策法规不是都不好，有些甚至很好，问题是官员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可以花大精力严格执行，也可以敷衍了事甚至根本不执行。
因为没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监督，官员固然都有上级，也有审计署，可是他们都是一家人，全都是共产党的官员。上级也罢，审计也罢，他们想严格执行就严格执行，想不严格执行就不严格执行。想对某人某事严格执行也可以，不想对某人某事不严格执行都可以。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又没有第三者监督制约。于是完全是黑箱作业，于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何谈有效政策执行？
再好的政策法规，官员喜欢怎么做都行，又怎么能有好的效果呢？所以提高首付标准也罢，收紧信贷也罢，想有效地抑制楼价，无异缘木求鱼。而且楼价愈高，政府卖地的价格也水涨船高，政府有充分的推高楼价动机。反正官员也没有几个是自己花钱买房子的，即便买也不需要按照市场价格来买，有的是等着巴结他们的商人，他们也就没有抑制楼价的动机，那哪个官员愿意真心地抑制楼价呢？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的。象九十年代那次李鹏干的一样，下一道圣旨，禁止一切国有银行对房地产放贷。肯定很有效，楼价绝对是应声插水，沉到底了。于是地产业哀鸿遍野，纷纷倒闭，满目皆是烂尾楼。那大概温家宝就该回家抱孙子去了，谁叫你老爹没有李鹏的那么硬？后面也没有小邓那样的支持，那就活该倒霉了。
这三十年来，共产经济向来如此，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从来没有有效的对经济的微调。这真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绝好的印证。想象一下，假如我们有真正有权力的人大政协，他们要求政府公布行政信息，政府官员不得随便拒绝。于是人大要求公开卖地的收款情况，发现了徇私，人大可以弹劾官员，那国土局还敢随便允许推迟收款吗？还敢不认真执行抑制囤积土地的政策吗？假如我们有敢于和允许曝露政府黑幕，官员还敢胡作非为吗？
zt-我是如何知道中国毁掉哥本哈根谈判的？我在现场
How do I know China wrecked the Copenhagen deal? I was in the room
我是如何知道中国毁掉哥本哈根谈判的？我在现场
英国卫报 Mark Lynas
翻译：KTO
Copenhagen was a disaster. That much is agreed. But the truth about what actually happened is in danger of being lost amid the spin and inevitable mutual recriminations. The truth is this: China wrecked the talks, intentionally humiliated Barack Obama, and insisted on an awful "deal" so western leaders would walk away carrying the blame. How do I know this? Because I was in the room and saw it happen.
哥本哈根无疑是一个灾难。但是灾难背后的真相很可能因为国家间不可避免的相互指责而永远不为人所知。事实是：中国毁掉了谈判，故意羞辱了 Obama，并且坚持其所提出的糟糕的提议从而使西方国家领导人承担来自舆论的指责。我是如何知道这些的呢？因为我当时在谈判房间里目睹了这一切。
China's strategy was simple: block the open negotiations for two weeks, and then ensure that the closed-door deal made it look as if the west had failed the world's poor once again. And sure enough, the aid agencies, civil society movements and environmental groups all took the bait. The failure w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rich countries refusing adequately and fairly to shoulder their overwhelming responsibility", said Christian Aid. "Rich countries have bullied developing nations," fumed Friends of the Earth International.
中国的策略很简单：阻碍公开谈判两周，并且保证使关门协议看起来像是西方国家对穷国的背叛。可以十分肯定的是，救援机构，公民社会运动以及环境组织全都上了中国的当。Christian Aid说道：谈判的失败是“西方国家拒绝合理公平地承担责任的必然后果”。“富国威胁了发展中国家” – 愤怒的Friends of the Earth International这样说道。
All very predictable, but the complete opposite of the truth. Even George Monbiot, writing in yesterday's Guardian, made the mistake of singly blaming Obama. But I saw Obama fighting desperately to salvage a deal, and the Chinese delegate saying "no", over and over again. Monbiot even approvingly quoted the Sudanese delegate Lumumba Di-Aping, who denounced the Copenhagen accord as "a suicide pact, an incineration pac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economic dominance of a few countries".
一切不出意料，但却完全与事实相悖。Even George Monbiot在昨天的卫报上错误指责奥巴马一个人。但是我看到的确是奥巴马在为挽救协议的签署全力以赴，而中国的代表确一而再再而三的将其否决。 Monbiot甚至颇为赞赏的引用了苏丹代表Lumumba Di-Aping的话：哥本哈根协议是“一个自杀性，毁灭性的协议，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少数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
Sudan behaves at the talks as a puppet of China; one of a number of countries that relieves the Chinese delegation of having to fight its battles in open sessions. It was a perfect stitch-up. China gutted the deal behind the scenes, and then left its proxies to savage it in public.
Here's what actually went on late last Friday night, as heads of state from two dozen countries met behind closed doors. Obama was at the table for several hours, sitting between Gordon Brown and the Ethiopian prime minister, Meles Zenawi. The Danish prime minister chaired, and on his right sat Ban Ki-moon,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 Probably only about 50 or 60 people, including the heads of state, were in the room. I was attached to one of the delegations, whose head of state was also present for most of the time.
然而，苏丹在谈话中完全变为中国的傀儡，并且与其他几个国家一起，使中国代表团免于在公开会议与他国进行辩论。这是一个完美的计划--中国在幕后说出其谈判条件，然后这些国家公开为其辩护。下面是周五晚上在24个国家的领导人关门会议上真实经过：奥巴马出席会议数小时，他的旁边分别是英国首相布朗和埃塞俄比亚首相Meles Zenawi。会议由丹麦首相主持，坐在其右边的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会议室内算上各国领导，总过只有50-60个人。我安排到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名下。
What I saw was profoundly shocking. The Chinese premier, Wen Jinbao, did not deign to attend the meetings personally, instead sending a second-tier official in the country's foreign ministry to sit opposite Obama himself. The diplomatic snub was obvious and brutal, as was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 several times during the session,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heads of state were forced to wait around as the Chinese delegate went off to make telephone calls to his "superiors".
我在会议中所看到的非常令人震惊。中国总 理 温 家 宝，本人并没有出席会议，而是派出了外交部的一个二级官员与奥巴马面向而座。这个行为的暗示很明显并且粗鲁。以至于在会议进行中这些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首脑甚至要等待中国代表离席以便给打电话向“上级”请示。
Shifting the blame
转移指责
To those who would blame Obama and rich countries in general, know this: it was China's representative who insisted that industrialised country targets, previously agreed as an 80% cut by 2050, be taken out of the deal. "Why can't we even mention our own targets?" demanded a furious Angela Merkel. Australia's prime minister, Kevin Rudd, was annoyed enough to bang his microphone. Brazil's representative too pointed out the illogicality of China's position. Why should rich countries not announce even this unilateral cut? The Chinese delegate said no, and I watched, aghast, as Merkel threw up her hands in despair and conceded the point. Now we know why – because China bet, correctly, that Obama would get the blame for the Copenhagen accord's lack of ambition.
有一个事实是那些指责奥巴马和其他富国的人所需要了解的：是中国的代表坚持要把工业化国家在2050年之前减排80%的目标从最终的条款中删除的。针对此事，默克尔愤怒的说“为什么连我们都不能提出自己的目标？”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甚至愤怒的拍起了麦克风。巴西代表也指出了中国立场中混乱的逻辑。为什么中国连发达国家单方面减排的提议都不接受呢？现在我知道了：因为中国正确预测到了奥巴马会为哥本哈根协议的谈判失败承担大部分的指责。
China, backed at times by India, then proceeded to take out all the numbers that mattered. A 2020 peaking year in global emissions, essential to restrain temperatures to 2C, was removed and replaced by woolly language suggesting that emissions should peak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long-term target, of global 50% cuts by 2050, was also excised. No one else, perhaps with the exceptions of India and Saudi Arabia, wanted this to happen. I am certain that had the Chinese not been in the room, we would have left Copenhagen with a deal that had environmentalists popping champagne corks popping in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这之后，在印度的偶尔支持下，中国开始提出自己提案，在提案中2020年全球碳排放达到峰值（保证全球升温2摄氏度以内的关键一步）被替换成碳排放量应“尽快达到峰值”这样模糊的标准；2050年全球碳排放减半的长期目标被直接删除。也许除了印度和沙特阿拉伯，没有其他国家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我很确定当时如果没有中国人在会议室，我们会带着一个让环境主义者们欢呼雀跃的协议离开哥本哈根。
Strong position
强硬立场
So how did China manage to pull off this coup? First, it was in an extremely strong negotiating position. China didn't need a deal. As one developing country foreign minister said to me: "The Athenians had nothing to offer to the Spartans." On the other hand, western leaders in particular – but also presidents Lula of Brazil, Zuma of South Africa, Calderón of Mexico and many others – were desperate for a positive outcome. Obama needed a strong deal perhaps more than anyone. The US had confirmed the offer of $100bn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adaptation, put serious cuts on the table for the first time (17% below 2005 levels by 2020), and was obviously prepared to up its offer.
那么，中国是怎么让其他国家就范的呢？首先，它采取了一个极端强硬的立场：中国不需要任何协议。正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外交部部长对我说的：“雅典人对斯巴达没有任何馈赠”。另一方面，特别是西方国家领导人（当然也包括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国的总统）对于一个积极的结果过于企盼。奥巴马是他们中最需要谈判成功的人- 美国已经许诺对发展中国家的100亿美元的援助，在谈判桌上做出了首次巨大的让步（2020年照2005年减排百分之17），并且显然已经为这些提议做好了准备。
Above all, Obama needed to be able to demonstrate to the Senate that he could deliver China in any global climate regulation framework, so conservative senators could not argue that US carbon cuts would further advantage Chinese industry. With midterm elections looming, Obama and his staff also knew that Copenhagen would be probably their only opportunity to go to climate change talks with a strong mandate. This further strengthened China's negotiating hand, as did the complete lack of civil society political pressure on either China or India. Campaign groups never blame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failure; this is an iron rule that is never broken. The Indians, in particular, have become past masters at co-opting the language of equity ("equal rights to the atmosphere") in the service of planetary suicide – and leftish campaigners and commentators are hoist with their own petard.
更重要的是，奥巴马迫切需要向参议院证明他能够将中国圈在任何一个气候框架之内以便使保守的参议员们相信美国的减排不会促进中国的工业增长。奥巴马和他的助手们意识到了中期选举的不乐观，他们也知道哥本哈根是使他们自己能够打出强有力的气候牌的唯一一次机会。中国在这一点上再一次占到了优势，因为中国的领导人完全不会受到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舆论群体永远不会指责发展中国家的失败 – 这是一条铁打不动的定律。而中国已经超过印度，成为了最会利用这种公平言论（对于大气层的平等权利）毁灭地球的能手，这使左翼社会活动家和评论员搬起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
With the deal gutted, the heads of state session concluded with a final battle as the Chinese delegate insisted on removing the 1.5C target so beloved of the small island states and low-lying nations who have most to lose from rising seas. President Nasheed of the Maldives, supported by Brown, fought valiantly to save this crucial number. "How can you ask my country to go extinct?" demanded Nasheed. The Chinese delegate feigned great offence – and the number stayed, but surrounded by language which makes it all but meaningless. The deed was done.
作为谈判的最后一击，中国代表坚持取消可能在海平面上升中丧失其国土的岛国以及低地国家强烈要求的1.5摄氏度目标。马尔代夫总统Nasheed 在布朗的支持下，为这个目标与中国代表展开了强烈的争执，他质问道：“你们怎么能够要求一个国家走向灭亡呢？” 中国代表假装受到了很大的冒犯。这个数字被保住了，但是条款文本中的文字游戏确使它失去了实质性的意义。谈判就此结束。
China's game
中国的游戏
All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what is China's game? Why did China, in the words of a UK-based analyst who also spent hours in heads of state meetings, "not only reject targets for itself, but also refuse to allow any other country to take on binding targets?" The analyst, who has attended climate conferences for more than 15 years, concludes that China wants to weaken the climate regulation regime now "in order to avoid the risk that it might be called on to be more ambitious in a few years' time".
所有这些都引出一个疑问：中国想要什么？一个当时在场的英国的分析师问道：为什么中国“不仅否决自己的目标，同时还拒绝其他国家达成任何目标？” 这个有着超过15年气候会议与会经验的分析师的结论是中国弱化气候公约以便“保证其不会在最近几年之内承担被要求减缓发展速度的风险”。
This does not mean China is not serious about global warming. It is strong in both the wind and solar industries. But China's growth, and growing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ominance, is based largely on cheap coal. China knows it is becoming an uncontested superpower; indeed its newfound muscular confidence was on striking display in Copenhagen. Its coal-based economy doubles every decade, and its power increases commensurately. Its leadership will not alter this magic formula unless they absolutely have to.
这并不代表中国对于全球变暖问题不严肃。中国具有着强大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工业。但是中国的增长，与日俱增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大部分是建立在廉价的煤炭上的。中国了解自己正在成为一个不可比拟的超级力量；这与上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强硬表现相映成趣。中国基于煤炭的经济每隔10年就会翻一番，它的实力正在以令人惊愕的速度增长。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的领导人不会放弃这样一个神奇的发展模式。
Copenhagen was much worse than just another bad deal, because it illustrated a profound shift in global geopolitics. This is fast becoming China's century, yet its leadership has displayed that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not only not a priority, but is viewed as a hindrance to the new superpower's freedom of action. I left Copenhagen more despondent than I have felt in a long time. After all the hope and all the hype, the mobilisation of thousands, a wave of optimism crashed against the rock of global power politics, fell back, and drained away.
哥本哈根的影响要远远超过一个糟糕的协议，因为它还展现了全球地缘政治上的巨大变迁。这个世纪属于快速发展的中国，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却不仅没有将多边环境治理提升到议事日程上，反而将其视为其自由发展的障碍。我以无比沮丧的心情离开哥本哈根。人们的希望，声势浩大的宣传，千百万人的动员和乐观主义情绪全部被强权政治的重拳击得粉碎，烟消云散了。
来源：英国卫报 Mark Lynas
我是如何知道中国毁掉哥本哈根谈判的？我在现场
英国卫报 Mark Lynas
翻译：KTO
Copenhagen was a disaster. That much is agreed. But the truth about what actually happened is in danger of being lost amid the spin and inevitable mutual recriminations. The truth is this: China wrecked the talks, intentionally humiliated Barack Obama, and insisted on an awful "deal" so western leaders would walk away carrying the blame. How do I know this? Because I was in the room and saw it happen.
哥本哈根无疑是一个灾难。但是灾难背后的真相很可能因为国家间不可避免的相互指责而永远不为人所知。事实是：中国毁掉了谈判，故意羞辱了 Obama，并且坚持其所提出的糟糕的提议从而使西方国家领导人承担来自舆论的指责。我是如何知道这些的呢？因为我当时在谈判房间里目睹了这一切。
China's strategy was simple: block the open negotiations for two weeks, and then ensure that the closed-door deal made it look as if the west had failed the world's poor once again. And sure enough, the aid agencies, civil society movements and environmental groups all took the bait. The failure w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rich countries refusing adequately and fairly to shoulder their overwhelming responsibility", said Christian Aid. "Rich countries have bullied developing nations," fumed Friends of the Earth International.
中国的策略很简单：阻碍公开谈判两周，并且保证使关门协议看起来像是西方国家对穷国的背叛。可以十分肯定的是，救援机构，公民社会运动以及环境组织全都上了中国的当。Christian Aid说道：谈判的失败是“西方国家拒绝合理公平地承担责任的必然后果”。“富国威胁了发展中国家” – 愤怒的Friends of the Earth International这样说道。
All very predictable, but the complete opposite of the truth. Even George Monbiot, writing in yesterday's Guardian, made the mistake of singly blaming Obama. But I saw Obama fighting desperately to salvage a deal, and the Chinese delegate saying "no", over and over again. Monbiot even approvingly quoted the Sudanese delegate Lumumba Di-Aping, who denounced the Copenhagen accord as "a suicide pact, an incineration pac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economic dominance of a few countries".
一切不出意料，但却完全与事实相悖。Even George Monbiot在昨天的卫报上错误指责奥巴马一个人。但是我看到的确是奥巴马在为挽救协议的签署全力以赴，而中国的代表确一而再再而三的将其否决。 Monbiot甚至颇为赞赏的引用了苏丹代表Lumumba Di-Aping的话：哥本哈根协议是“一个自杀性，毁灭性的协议，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少数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
Sudan behaves at the talks as a puppet of China; one of a number of countries that relieves the Chinese delegation of having to fight its battles in open sessions. It was a perfect stitch-up. China gutted the deal behind the scenes, and then left its proxies to savage it in public.
Here's what actually went on late last Friday night, as heads of state from two dozen countries met behind closed doors. Obama was at the table for several hours, sitting between Gordon Brown and the Ethiopian prime minister, Meles Zenawi. The Danish prime minister chaired, and on his right sat Ban Ki-moon,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 Probably only about 50 or 60 people, including the heads of state, were in the room. I was attached to one of the delegations, whose head of state was also present for most of the time.
然而，苏丹在谈话中完全变为中国的傀儡，并且与其他几个国家一起，使中国代表团免于在公开会议与他国进行辩论。这是一个完美的计划--中国在幕后说出其谈判条件，然后这些国家公开为其辩护。下面是周五晚上在24个国家的领导人关门会议上真实经过：奥巴马出席会议数小时，他的旁边分别是英国首相布朗和埃塞俄比亚首相Meles Zenawi。会议由丹麦首相主持，坐在其右边的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会议室内算上各国领导，总过只有50-60个人。我安排到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名下。
What I saw was profoundly shocking. The Chinese premier, Wen Jinbao, did not deign to attend the meetings personally, instead sending a second-tier official in the country's foreign ministry to sit opposite Obama himself. The diplomatic snub was obvious and brutal, as was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 several times during the session,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heads of state were forced to wait around as the Chinese delegate went off to make telephone calls to his "superiors".
我在会议中所看到的非常令人震惊。中国总 理 温 家 宝，本人并没有出席会议，而是派出了外交部的一个二级官员与奥巴马面向而座。这个行为的暗示很明显并且粗鲁。以至于在会议进行中这些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首脑甚至要等待中国代表离席以便给打电话向“上级”请示。
Shifting the blame
转移指责
To those who would blame Obama and rich countries in general, know this: it was China's representative who insisted that industrialised country targets, previously agreed as an 80% cut by 2050, be taken out of the deal. "Why can't we even mention our own targets?" demanded a furious Angela Merkel. Australia's prime minister, Kevin Rudd, was annoyed enough to bang his microphone. Brazil's representative too pointed out the illogicality of China's position. Why should rich countries not announce even this unilateral cut? The Chinese delegate said no, and I watched, aghast, as Merkel threw up her hands in despair and conceded the point. Now we know why – because China bet, correctly, that Obama would get the blame for the Copenhagen accord's lack of ambition.
有一个事实是那些指责奥巴马和其他富国的人所需要了解的：是中国的代表坚持要把工业化国家在2050年之前减排80%的目标从最终的条款中删除的。针对此事，默克尔愤怒的说“为什么连我们都不能提出自己的目标？”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甚至愤怒的拍起了麦克风。巴西代表也指出了中国立场中混乱的逻辑。为什么中国连发达国家单方面减排的提议都不接受呢？现在我知道了：因为中国正确预测到了奥巴马会为哥本哈根协议的谈判失败承担大部分的指责。
China, backed at times by India, then proceeded to take out all the numbers that mattered. A 2020 peaking year in global emissions, essential to restrain temperatures to 2C, was removed and replaced by woolly language suggesting that emissions should peak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long-term target, of global 50% cuts by 2050, was also excised. No one else, perhaps with the exceptions of India and Saudi Arabia, wanted this to happen. I am certain that had the Chinese not been in the room, we would have left Copenhagen with a deal that had environmentalists popping champagne corks popping in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这之后，在印度的偶尔支持下，中国开始提出自己提案，在提案中2020年全球碳排放达到峰值（保证全球升温2摄氏度以内的关键一步）被替换成碳排放量应“尽快达到峰值”这样模糊的标准；2050年全球碳排放减半的长期目标被直接删除。也许除了印度和沙特阿拉伯，没有其他国家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我很确定当时如果没有中国人在会议室，我们会带着一个让环境主义者们欢呼雀跃的协议离开哥本哈根。
Strong position
强硬立场
So how did China manage to pull off this coup? First, it was in an extremely strong negotiating position. China didn't need a deal. As one developing country foreign minister said to me: "The Athenians had nothing to offer to the Spartans." On the other hand, western leaders in particular – but also presidents Lula of Brazil, Zuma of South Africa, Calderón of Mexico and many others – were desperate for a positive outcome. Obama needed a strong deal perhaps more than anyone. The US had confirmed the offer of $100bn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adaptation, put serious cuts on the table for the first time (17% below 2005 levels by 2020), and was obviously prepared to up its offer.
那么，中国是怎么让其他国家就范的呢？首先，它采取了一个极端强硬的立场：中国不需要任何协议。正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外交部部长对我说的：“雅典人对斯巴达没有任何馈赠”。另一方面，特别是西方国家领导人（当然也包括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国的总统）对于一个积极的结果过于企盼。奥巴马是他们中最需要谈判成功的人- 美国已经许诺对发展中国家的100亿美元的援助，在谈判桌上做出了首次巨大的让步（2020年照2005年减排百分之17），并且显然已经为这些提议做好了准备。
Above all, Obama needed to be able to demonstrate to the Senate that he could deliver China in any global climate regulation framework, so conservative senators could not argue that US carbon cuts would further advantage Chinese industry. With midterm elections looming, Obama and his staff also knew that Copenhagen would be probably their only opportunity to go to climate change talks with a strong mandate. This further strengthened China's negotiating hand, as did the complete lack of civil society political pressure on either China or India. Campaign groups never blame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failure; this is an iron rule that is never broken. The Indians, in particular, have become past masters at co-opting the language of equity ("equal rights to the atmosphere") in the service of planetary suicide – and leftish campaigners and commentators are hoist with their own petard.
更重要的是，奥巴马迫切需要向参议院证明他能够将中国圈在任何一个气候框架之内以便使保守的参议员们相信美国的减排不会促进中国的工业增长。奥巴马和他的助手们意识到了中期选举的不乐观，他们也知道哥本哈根是使他们自己能够打出强有力的气候牌的唯一一次机会。中国在这一点上再一次占到了优势，因为中国的领导人完全不会受到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舆论群体永远不会指责发展中国家的失败 – 这是一条铁打不动的定律。而中国已经超过印度，成为了最会利用这种公平言论（对于大气层的平等权利）毁灭地球的能手，这使左翼社会活动家和评论员搬起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
With the deal gutted, the heads of state session concluded with a final battle as the Chinese delegate insisted on removing the 1.5C target so beloved of the small island states and low-lying nations who have most to lose from rising seas. President Nasheed of the Maldives, supported by Brown, fought valiantly to save this crucial number. "How can you ask my country to go extinct?" demanded Nasheed. The Chinese delegate feigned great offence – and the number stayed, but surrounded by language which makes it all but meaningless. The deed was done.
作为谈判的最后一击，中国代表坚持取消可能在海平面上升中丧失其国土的岛国以及低地国家强烈要求的1.5摄氏度目标。马尔代夫总统Nasheed 在布朗的支持下，为这个目标与中国代表展开了强烈的争执，他质问道：“你们怎么能够要求一个国家走向灭亡呢？” 中国代表假装受到了很大的冒犯。这个数字被保住了，但是条款文本中的文字游戏确使它失去了实质性的意义。谈判就此结束。
China's game
中国的游戏
All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what is China's game? Why did China, in the words of a UK-based analyst who also spent hours in heads of state meetings, "not only reject targets for itself, but also refuse to allow any other country to take on binding targets?" The analyst, who has attended climate conferences for more than 15 years, concludes that China wants to weaken the climate regulation regime now "in order to avoid the risk that it might be called on to be more ambitious in a few years' time".
所有这些都引出一个疑问：中国想要什么？一个当时在场的英国的分析师问道：为什么中国“不仅否决自己的目标，同时还拒绝其他国家达成任何目标？” 这个有着超过15年气候会议与会经验的分析师的结论是中国弱化气候公约以便“保证其不会在最近几年之内承担被要求减缓发展速度的风险”。
This does not mean China is not serious about global warming. It is strong in both the wind and solar industries. But China's growth, and growing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ominance, is based largely on cheap coal. China knows it is becoming an uncontested superpower; indeed its newfound muscular confidence was on striking display in Copenhagen. Its coal-based economy doubles every decade, and its power increases commensurately. Its leadership will not alter this magic formula unless they absolutely have to.
这并不代表中国对于全球变暖问题不严肃。中国具有着强大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工业。但是中国的增长，与日俱增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大部分是建立在廉价的煤炭上的。中国了解自己正在成为一个不可比拟的超级力量；这与上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强硬表现相映成趣。中国基于煤炭的经济每隔10年就会翻一番，它的实力正在以令人惊愕的速度增长。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的领导人不会放弃这样一个神奇的发展模式。
Copenhagen was much worse than just another bad deal, because it illustrated a profound shift in global geopolitics. This is fast becoming China's century, yet its leadership has displayed that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not only not a priority, but is viewed as a hindrance to the new superpower's freedom of action. I left Copenhagen more despondent than I have felt in a long time. After all the hope and all the hype, the mobilisation of thousands, a wave of optimism crashed against the rock of global power politics, fell back, and drained away.
哥本哈根的影响要远远超过一个糟糕的协议，因为它还展现了全球地缘政治上的巨大变迁。这个世纪属于快速发展的中国，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却不仅没有将多边环境治理提升到议事日程上，反而将其视为其自由发展的障碍。我以无比沮丧的心情离开哥本哈根。人们的希望，声势浩大的宣传，千百万人的动员和乐观主义情绪全部被强权政治的重拳击得粉碎，烟消云散了。
来源：英国卫报 Mark Lynas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最终篇）
70，十九岁的决定
我对十九岁的你实在好奇，飞力普。
征兵令下来了，但是你不愿意去服兵役，即使是只有九个月。
“这是什么时代了，”那天越洋的电话，有点波声，好像海浪，但我听得清楚，你说，“德国还有义务征兵制，好落后！”
“德国的兵制容许你拒绝服役吗？”我问。
“当然，我把德国基本法第四条传给你看。”
我收到了，还是第一次看德国的宪法呢。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基本权利”，第四条规范的是个人价值观和信念的抉择问题：
一、信仰与良心之自由及宗教与价值观表达之自由不可侵犯。
二、宗教之实践应保障其不受妨碍。
三、任何人不得被迫违背其良心，武装从事战争勤务，其细则由联邦法律定之。
我知道了，你觉得你可以援用这一条，拒服兵役。
但是，很多国家，包括德国，不是都已经把公民“拒服兵役”这种选项，纳入法律规范了？不愿意服兵役的年轻人，可以服“替代役”，在各种医疗或慈善机构做义务的奉献。非常多的德国青年选择到非洲和南亚的开发中地区去做国际志工来取代兵役。
你说，“对啊，我宁可到柬埔寨去做志工。”
飞力普，我们还从来不曾讨论过这个题目。你坚定的态度，让我有点讶异。请问，十九岁的你，已经是个“反战主义者”了吗？
“不是，我不是‘反战主义者’。‘主义’，就是把它变为原则跟信条了，我觉得简单的‘反战’，也没道理。”
“怎么说？”
“你的国家被侵略的时候，不去打仗行吗？”你反问我。
喔，那你这一代人，还是有“国家”这个观念的喽？我其实没想清楚这问题，它太复杂、太庞大了。但是，我记得一件事。
一九九零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十二月，联合国给撒达姆．胡笙发出最后通牒：一月十五日之前，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否则联合国将支持武力解决。二十八国的联合部队，已经聚集了七十二万五千的兵力，情势紧绷，战事一触即发。
我们家，距离法兰克福的美国空军基地那么近。一月十五日的最后时刻到了，我那么清晰地记得那个夜晚，盘据在大家心头的是：真的会有战争吗？熟睡中， 我是被一种从来没听过的声音惊醒的——巨无霸的机器低空飞行的轰轰声音，震撼了整座房子，屋顶和地板，彷佛地震一样，上下跳动；床铺和书桌，被震得咯咯作 响。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的轰炸机，低低飞过我们熄了灯火的村镇和冰雪覆盖的田野。
在黑暗中看出窗户，外面不太黑，雪光反射，我甚至能看见雪块震得从松树上噗噗往下坠。
后来才知道，那一晚天摇地动的声音是怎么回事：一个半月中，联军出动了十万架次的轰炸机，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掷下了近九万吨的炸弹。
令我震惊的是接下来看到的画面：为了反对德国参战，有些德国的职业军人第二天走出了军营。他们在营房大门口，把枪放在地上，摘下头盔，放在枪上，转身离去。军人，把枪放下，这是一个重大的宣示。
你知道我对德国文化里的很多东西是怀有“偏见”的，譬如我觉得他们太拘泥形式、太好为人师、对小孩太不友善等等……
但是看着这些年轻人毅然决然地走出军营，我感受到这个文化里强大的自省力。因为上一代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战争的灾难，他们的下一代，对战争特别地戒慎恐惧。
我不是说，走出或不走出军营、主战或反战是对的或错的。我想说的是，如果每一个十九岁的人，自己都能独立思考，而且，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关键时刻里，还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
只要你想透彻了，去当兵还是去柬埔寨做志工，亲爱的，我都支持你。
每一个个人的决定，其实都会影响到他的同代人，每一代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爱，从来少不了责任。
第八部 隐忍不言的伤
71，二十海里四十年
我没办法把故事说完。我没办法真的告诉你，“我们”，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
譬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创立以后，有很多很多十七、八岁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很多高中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憧憬，不愿意在马来西亚为英国人服兵役，成群地“离家出走”，投奔了中国。
六十年后，我在吉隆坡见到他们的老师们。说起这些学生，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有无限的心疼。在四九年以后持续数十年不曾断过的政治狂暴里，这些大孩子们 头上插着“华侨”的标签，死的死、关的关，受尽摧残。有办法逃走的，很多历尽艰辛辗转到了香港。马来西亚在一九五七年独立建国，这些当年为了爱另一个 “国”而出走的人，变成没有公民身分的人，无法回家。
在繁华的香港街头，你其实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排队领政府救济的老人，那个在医院排队领药的老人，那个独自在维多利亚公园走路、然后挑了一张长椅缓缓坐下的老人……
他默默无声隐没在人潮里，你经过他谦卑的身影，绝对猜不到他十八岁时曾经做过怎样的抉择，命运又怎样对待了他。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两岸割离之后，台湾人的故事并不全然是马祖人、金门人和乌坵人的故事，虽然马祖、金门、乌坵，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马祖、金门、乌坵，都是紧贴着大陆福建海岸线的岛屿，干脆地说，这三个属于台湾的岛屿群，离大陆很近，离台湾很远！如果你对这些岛屿的位置还是没概 念，那么这样说吧，马祖在福州对面，金门在厦门对面，而乌坵，用力跳过去你就到了湄州岛，妈祖的家乡。金、马和乌坵人与对岸大陆居民的关系，就如同香港和 九龙，如同淡水和八里，是同一个生活圈里的乡亲，中间的水，就是他们穿梭来往的大马路。
从前，我听说，在金马，有人跳上小舢舨，妈妈要他去买一打酱油，他上午过去，下午就回不来了，五十年后才得以回来，到妈妈坟头上香。
我以为是夸大其词，一直到我见到了吕爱治。
爱治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从金门搭船，一小时就到了厦门。我在一个厦门的老人赡养院里找到吕爱治。爱治坐在床上和我说话，一直张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 夫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三个男人上船打渔，爱治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篓金门的海带和小鱼，每天过海到厦门去卖。有一天─—她说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 门，下午就回不来了。
“你那时几岁？”我问她。
她掐着手指，算不出来。旁边的看护替她答复：“爱治是一九零三年出生的。”，那么一九四九年，她已经四十六岁。今年，她一百零六岁。
“爱治，你回去过金门吗？”
九十六岁那年，她回去过，但是，两个儿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过世。原来的家，还在原来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废墟，她只认得门前两块大石头。
她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离开爱治的房间，经过赡养院的长廊，看见墙壁上贴着住院老人的个人资料。爱治的那一张，就在正中间，我凑近一点看仔细，吃了一惊—─爱治被送到这个赡养院的时间，是一九五四年，那么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在这老人院里，滞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来不及告诉你许妈妈的故事了。从马祖坐船到对岸的黄岐，只要半小时。走在黄岐的老街上，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这个台湾人从小就认为是可怕的“匪区”的地方，不就和小时候台湾的渔村一模一样吗？
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他们说，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给了一个福州人，跟着新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却从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过台湾。
许妈妈一口福州话，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我问她，“那你还会唱什么台湾歌吗？”
基隆的姑娘点点头。
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
我侧耳听——她唱的，竟然是日语。
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台湾歌呀，就是学校里教的“国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君之代”。对她而言，这就是“台湾歌”。
我更没法让你好好认识乌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子弟，很多亲人在湄州岛。一九五一年，十三岁的阿彩跟着家人一共五艘船，运大蒜到厦门去的途中，被台湾的“反共救国军”机帆船包围，五条船连人带货抢了过来。
你说，啊，“反共救国军”是什么？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内战混乱中，国共一路打到闽浙沿海，然后英雄和草寇就走到一路来了：有志气的游击队、失散了的正 规军、不服输的情报员、无处可去的流氓、铤而走险的海盗，全部汇聚到反共的大旗下，以这些沿海岛屿为根据地，组成了游击队，突袭对岸。
在收编为正规的“反共救国军”之前，这些游击队没有薪饷，所有的补给必须靠陆上突袭和海上抢劫。“什么都抢，外国的也抢。”林文彩说。
一艘英国货轮经过台湾海峡，游击队劫船，就像电影里的海盗镜头一样，机帆船偷偷靠近，矫健的队员攀爬上甲板、潜入船长室，手枪对着船长的太阳穴，这条船就被劫持了。货轮押到马祖，卸下所有的货物后，放行。
“好多吃的东西，船上还有很多架飞力浦牌的脚踏车。”
林文彩不好意思说的是，抢了那一票以后，很多金门的部队都分配到一辆崭新的脚踏车！
阿彩家族五艘船上的人被分类处置：太老的，给一条船送回去。年轻力壮的，押到金门马上当兵。太小的，譬如林文彩，就留在乌坵，当游击队。游击队里官比兵多。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任命为大、中、小队长——反正，你能到对岸抓多少“兵”，你就是多大的“官”。
“十三岁就被抓来啦？”
“对，”林文彩说，“到乌坵，连个遮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吃的也不够，每天都很饿，又想家，每天哭一直哭。”
“然后，”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哭完了，一转身，就到对岸去抓别的小孩呢？”
“那当然。”他说。
“可是，”我一边设想那状况，一边问，“对岸就是你的家人和亲戚；你等于是回家去抓你亲戚和邻居的小孩？”
“对啊，”七十三岁的阿彩直率地看着我，“吃谁的饭，就当谁的兵嘛。你十三岁你能怎样！”
游击队经常突袭。有时候，因为需要医疗，会把对岸村子里整个诊所抢回来，除了药品和设备之外，医师和护士，一并带回。
阿彩的游击队在突袭对岸的时候，也正是几千个年轻人从香港被送到塞班岛去接受空投训练的时候。美国中情局在马祖建了据点之后，游击队成为正式的反共救国军，由美国支持。一九五五年，这些游击队开始有了正式的编制，有了薪饷，停止了海盗掠夺。
在上千次的突袭中，牺牲的游击队员不计其数。“反共救国军特别勇敢。有一次，一百零五个人出去，”林文彩回忆说，“死一百零五个人。”
当年穿个短裤、腰间插把刀就敢游泳去冒死犯难的反共救国军，在时光的流转中，大多已凋零，还在的，也都步履蹒跚了。十几年来，老人家们一直在陈情、上诉，他们说，牺牲了那么多人，也罢了，我们只要求国家依照规定偿还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之间欠我们的薪饷。
这是一笔一九四九的债，没有人理会，因为人们多半不了解他们的历史，凡不了解的，就不在乎。
林文彩在十三岁那年被绑到乌坵变成游击队以后，第一次回家，已经是一九八九年。父亲被斗死，兄弟已亡故，剩下一个老妈妈，见到阿彩，哭倒在地上。
那二十海浬外的湄州岛，天气好的时候，肉眼看得到。但是林文彩一九八九年，从乌坵要回到湄州，不是个简单的旅程。
首先，他必须搭船到高雄；船，一个月才有一班。
从高雄，他搭火车到桃园机场。火车行程，大概四小时。
从桃园机场，他飞到香港。
从香港机场，他飞往福州。
到了福州以后，他叫了车，开两个多小时，到莆田。从莆田到湄州岛，他还要走陆路和水路，再加两个小时。
每一个转站都需要等候的时间，换算下来，从乌坵到湄州大概是二十四个小时。林文彩如果从乌坵直接跳上舢舨噗突噗突开到湄州，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他这么做，是要触犯国家安全法的。如果运气不好他没赶上乌坵到高雄的船，他需要的花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再加二十四小时。
这么算也不对，事实上，阿彩走这二十海浬回家的路，花了整整四十年。
乌坵，到二零零九年的今天，还是台湾的“前线”。每十天，才有一班船。在台湾海峡的汹涌大浪中，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地面上，举目所及，尽是碉堡，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粉红金紫的夕阳从大陆那边下沈，可以看见对岸的渔船点点，在黄昏的海面凄迷如画。但是，不要被那美丽所骗。这一边，所有的大炮都对着渔船的方向。对面的海岸线，有上千枚的飞弹，对准这边。
因为是战地，乌坵没有灯火。夜来临的时候，满天星斗如醉。在彻底无光的荒野上行走，你的眼睛，反而很快就清澈了，看见山色朦胧、海水如镜。
但是我没走多远就被追了回来；照顾我的士兵担心，黑夜中站哨的卫兵跟我要“口令”，答不出来时，后果严重。
72，木麻黄树下
高雄码头上。
看着码头旁边那天底下最大的仓库，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那样地仓皇无助；那个坐在门边两眼无光、心神分离的老婆婆，又为什么看起来那样孤单、那样忧愁？
我也不明白自己。
每天沿着七贤三路，从高雄码头走到盐埕国小，下午又从盐埕国小走回码头，但是同行的小朋友总是在码头外面就回头走了，他们不能进来。我知道我住在一个管制区里面，码头是管制区。为何管制？我不明白。
我站在码头上，背着书包，看军舰。军舰是灰色的，船身上写着巨大的号码。穿着海军制服的兵，从码头一一走上旋梯，不一会儿军舰甲板上就满满是官兵，船，要启航了。发出的汽笛声，既优美又有点哀愁，好像整个天和地之间就是它的音箱。
有一次，一个常常从军舰上带一整桶冰淇淋来给我们的海军叔叔很久没出现，当我们追问冰淇淋的时候，父亲说，他“牺牲”了。
我不明白什么叫“牺牲”。
但是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一班六十个孩子里，我是那唯一的“外省婴仔”，那五十九个人叫做“台湾人”。我们之间的差别很简单：台湾人就是自己有房 子的人。不管是大马路上的香铺、杂货店，或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你看，房子里面的墙壁上，一定有一幅又一幅的老人画像，祖父 祖母的、曾祖高祖的。院子里不是玉兰，就是含笑，反正都开着奶白色的花朵，有包不住的香。
他们从不搬家。
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在美君的淳安老家里，都有。我只知道，没有谁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面的人搬走了，你 们搬进去，心里知道，很快又得搬走。前任可能是夫妻两个，你们却可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所以你看着办吧。那被现实培训得非常能干的美 君，很快就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也能住下。
台湾人，就是那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水光盈盈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跪拜、烧纸……一剎那，千百道青烟像仙女的丝带一样柔柔飘向天空，然后散开在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十岁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中的人们。更远的地方，有一条蓝色的线，就是大海。
我也是永远的插班生，全家人跟着槐生的公职走。每到一个地方，换一个宿舍，又被老师带到一班六十个孩子面前，说，“欢迎新同学。”当你不再是新同学，有玩伴可以腻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是走的时候了。
美术老师说，“今天你们随便画。”很多孩子就画三合院，短短的红砖墙围着屋檐微微翘起的老屋，后面是竹林，前面有水塘，细长脚的白鹭鸶画得太肥，像只大白鹅，停在稻田上。
我画的，往往是船，正要经过一个码头。画得不好，海的蓝色忽重忽轻，码头好像浮在水里，船的方向，看不出是离港还是进港。
那种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感，我多年以后才明白，它来自流离。如果不是一九四九，我就会在湖南衡山龙家院里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里，长大。我会和我羡慕的台湾孩子一样，带着一种天生的笃定，在美术课里画池塘里的大白鹅，而不是大海里一只小船，寻找靠岸的码头。
73，两个小男孩
认识了王晓波和郑宏铭以后，我发现，找不到码头的，可能不只十岁的我。事情不那么简单。
晓波，从十岁起，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着宪兵营长的父亲，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从江西来到台中。有一天，爸爸没有回家，妈妈也不见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乱。外婆哭着跟晓波解释：深夜里，宪兵来抄家，把妈妈带走了。妈妈正在喂奶，于是抱着吃奶的婴儿，一起进了监牢。
晓波记得母亲在押解台北之前，跟外婆辞别，哭着说，就当她车祸死亡，请妈妈将四个幼儿带大。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营长父亲因为“知匪不报”，判处七年徒刑。
十岁的男孩王晓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突然成为孤儿。他带着弟妹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家丢弃的菜叶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个人到蕃薯田里去找剩下的蕃薯头，被人家一脚踢翻在田里。
读书的整个过程里，除了挨饿之外，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让同学发现他的“匪谍”身世，但是，老师们都知道。一犯错，老师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脱口而出，“王晓波站起来，你这个匪谍的儿子！”
王晓波后来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自己成为整肃对象。被警总约谈时，侦讯员直接了当地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进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说起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的孤独、受伤，被他转化为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的“我群感”。他很自豪地说，“我来自贫穷，亦将回到贫穷。”我一边戏谑他是“偏执左派”，一边不禁想到，十岁的王晓波，也一定曾经一个人在木麻黄下面站着吧？
我约了郑宏铭，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济化宫，那是一个山里的庙，听说供奉了三万三百零四个牌位。有人从日本的靖国神社，把所有阵亡的台籍日本兵的名字，一个一个用手抄下来，带回新竹，一个一个写在牌位上，为他们燃起一炷香。
我想到山中亲自走一趟，看看这些年轻人的名字。他们是陈千武、蔡新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辉的同龄少年，只是这三万多人，没有机会变老。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右边是七岁的王晓波。
和王晓波同样在一九四三年出生的淡水孩子郑宏铭，一岁时，开诊所的医生父亲被征召到南洋，上了那条神靖丸。战争末期，几乎每一条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驶的日本船舰，都冒着被炸沉的危险。神靖丸从高雄港出发，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美军炸沉。
即使知道要战败了，战争的机器一旦转动，是很难叫停的，日本仍旧把台湾的精英，一批批送往南洋。
肃静的大堂里，三万多个牌位整齐地排列，一个紧挨着一个，狭窄的行与行之间只容单人行走，像图书馆中的书库。有一个身影，正跪在两行之间，用原住民族语祈祷。郑宏铭屏着气，一行一行慢慢地行走，连脚步声都轻得听不见。
他在找自己父亲郑子昌医师的牌位。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有一天，镇公所来一个通知，要他们去领父亲的骨灰。领到的盒子打开一看，没有骨灰，只有一张纸。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
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跟着母亲走访亲戚时，鸡腿一定留给他。那特别的温柔，是以父亲的丧生换来的。
因为没有爸爸，母亲必须外出打工，宏铭也变成永远的插班生，跟着母亲的工作，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因为没有爸爸，系鞋带、打领带、刮胡子，这种 爸爸可能教儿子的生活技能，宏铭全部自己在孤独中摸索；他不敢问，因为问了，人家就可能发现他的“身世”。一九四五年再度改朝换代以后，为日本战死，不是 光荣，而是说不出口的内伤。
郑宏铭的母亲找父亲的骨灰，找了很多年，到八零年代才听说，随着神靖丸沉到海底的骸骨，被安置在靖国神社里。母亲就奔往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这四个字，在他们所处的周遭环境里，是一个塞满火药、一点即爆的历史黑盒。对郑宏铭母子，却只是“父亲你在哪里”的切切寻找。靖国神社里并没有神靖丸丧生者的骨灰，于是郑宏铭开始认真起来，母亲没有找到的，他想为她完成。
和郑宏铭在三万多个灵位中行走，这里静得出奇——三万多个年轻人最后落脚的地方，除了少数家属，没有任何人会来到这里。站到历史错的一方去了，你要受得起寂寞。
寺庙外卖纸钱和汽水的妇人说，“起风的时候，暗时，会听到哭声从庙里头传出来……”一个本来坐在柱子边用斗笠遮着脸打盹的男人，突然拿下斗笠，说，“还有人听见百万战马在跑的声音……”
在新竹那一天，郑宏铭没有找到父亲的牌位。走出寺庙，他看来真的有点落寞。
郑宏铭到今天都还觉得想不透：父亲错在哪里？诊所荒废了，家里有年轻的妻，一个一岁大的爱哭爱笑的孩子，医学院毕业的父亲，难道想去战场赴死吗？生下来就是日本的国民，难道是他自由的选择吗？
王晓波和郑宏铭，互不相识，但是他们在同一个岛上长大，同一年，考进台湾大学。
都是台湾人，但是他们心里隐忍不言的伤，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是我兄弟
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寻人启事
即使是内战六十年之后，海峡对岸的寻人启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2009-05-06
寻找哥哥刘长龙
我想找我哥哥，他是陕西省安康市吉河镇单嘉场人。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抓壮丁，现在可能有八十岁，以前在鼓楼街学铁匠。曾经来过一封家信，说在云南打仗。我叫刘长记，希望你们帮我找找，感激不尽。
2009-05-31
寻找单德明、单德义
两兄弟在四八年被抓去了台湾，老家是河南开封。德明被抓时已娶妻单谭氏（当时单谭氏已怀孕，六个月后生一女，取名单秀英，现年六十岁）。
2008-10-11
寻找丈夫赵宗楠
重庆市的陈树芳，寻找在台湾的丈夫赵宗楠，现年七十八岁。老家住重庆永川市，宗楠民国三十年考进国军中央军校，三十三年在国军第八十三师任连长。一九四九年从重庆去了台湾。请帮我找他。
一则寻人启事不能超过三十个字，平均每一个字，秤秤看，包含的思念有多重？以六十年做一个单位，算算看，人的一生，可以错过几次？
在蒙蒙的光阴隧道里，妻子仍在寻找丈夫，女儿仍在寻找父亲，兄弟仍在寻找兄弟。那被寻找的，是天地无情中一堆破碎的骸骨呢，还是茫茫人海中一个瘦弱的、失忆的老人？
如果郑宏铭的母亲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太平洋里丈夫的遗骨？
如果王晓波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年轻的母亲和所有他本来该有的亲吻和拥抱？
如果蔡新宗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在战俘营里失落的十年？
如果管管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重新为父母砍柴生火的一天？
如果林精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战死的同袍黄石的家人？
如果河南的母亲们可以写一则共同的启事，寻找十万大山中失踪的孩子？
如果痖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个离家的时刻，让他补一个回头，深深看母亲一眼？
如果吴阿吉和陈清山，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艘泊在高雄港的军舰，让他时光倒带，从船上倒退走向码头、回到卑南乡？
如果美君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沉在千米水深的上直街九十六号？
如果槐生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一次，一次就好，跟母亲解释的机会？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后记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佛学里有“加持”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寻常的力量附加在软弱者的身上，使软弱者得到勇气和毅力，扛起重担、度过难关。
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议。
为了给我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同时又给我最大的时间自由，香港大学争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个“杰出人文学者”的教授席位，容许我专心一致地闭关写作一整年。
港大的“龙应台写作室”在柏立基学院，开门见山，推窗是海。山那边，有杜鹃啼叫、雨打棕榈，海那边，有麻鹰回旋、松鼠奔窜。这里正是当年朱光潜散步、张爱玲听雨、胡适之发现香港夜景璀璨惊人的同一个地点。
我清早上山，进入写作室。墙上贴满了地图，桌上堆满了书籍，地上摊开各式各样的真迹笔记、老照片、旧报纸、绝版杂志。我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林深 不知处”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红帽踏进大兴安岭采花，看到每一条幽深小径，都有冲动一头栽入，但是到每一个分岔口，都很痛苦：两条路，我都想走，都想知道： 路有没有尽头？尽头有什么样的风景？
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我必须以秒为单位来计时，仍旧不够用。
卡夫卡被问到，写作时他需要什么。他说，只要一个山洞，一盏蜡烛。柏立基写作室在二零零九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蜡烛。每到黄昏，人声渐杳，山景忧郁，维多利亚海港上的天空，逐渐被黑暗笼罩。这时，凄凉、孤寂的感觉，从四面八方，像湿湿的雾一样，渗入写作室。
我已经长时间“六亲不认”，朋友们邀约午餐，得到的标准答复都是，“闭关中，请原谅，明年出关再聚”。
但是，当凄凉和孤寂以雾的脚步入侵写作室的时候，会有朋友把热饭热菜，一盒一盒装好，送到写作室来。有时候，一张纸条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灯下读卷，手机突然“叮”一声，哪个多情的朋友传来简讯，只有一句话：“该去睡了。”
有时候，一天埋首案头十八个小时，不吃饭、不走动、不出门，这时肩膀僵硬、腰酸背痛，坐着小腿浮肿，站起来头晕眼眩。然后，可能隔天就会收到台湾快 递邮包，打开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维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字条上有娟秀的字：“再伟大，也不可牺牲女人的‘美貌’！”
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采访的时候，纪录片团队跟拍外景。所有能够想象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机。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
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数据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朋友们知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笔记计算机写作太辛 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计算机已经送到、装好。没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音响设备送到。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房间已经准备好。”冰箱空了？鲜 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了。但是夜半写作时，我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如果“出关”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里说，“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好。”
万籁俱寂的时刻，孤独守在“山洞”里，烛光如豆，往往觉得心慌、害怕，信心动摇，怀疑自己根本不该走进这看不见底的森林里来。这时电话响起，那头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情感和温暖，说，“今天有吃饭吗？”
第一稿完成时，每天日理万机的朋友，丢下了公司，和妻子跑来作书稿校对。十五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检阅，从早上做到晚上，十二个小时高度聚焦不间断。离去时，满眼血丝。
我身边的助理，是年轻一辈的人了，距离一九四九，比我更远，但是他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每个人其实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这四百天中，他们把这本书的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实践、社会的奉献，几乎以一种“义工”的情操在燃烧。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给了我支持。
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蚌会战 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幸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我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数据和照片，那种无私的信 任，令我惊诧、令我感动。
我对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长达几个小时，但是最后真正写入书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我可能需要一百五十万字才能“比较”完整地呈现 那个时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写十五万字。他们跟我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回忆自己人生时的每一个动作和眼神，虽然没有直接进入书中，却成为整本书最重要最关键的 养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坐标。
我认识到，过程中每一个和我说过话的，都是我的导师。
印象最深刻的是蒙民伟。看他谦和而温暖的待人接物，很难想象他是个家大业大的成功企业家。但是当你坐下来安静地聆听他回忆属于他的一九四九，知道他 曾经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热血奔腾地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曾经在清华大学激动地关心国是，你也就了解了为何六十年后他对香港的社会回馈如此认 真。虽然他的故事没进入书中，但是他的叙述给了我历史的深度。
写作到最后一个礼拜，体力严重地透支，几度接近晕眩，弟弟将我“架”到医院去做体检。有一天晚上，在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后，下楼梯一脚踏空，摔到地上，扭伤了脚踝。
这时，一个香港的朋友来看我；好友专程而来，情深义重，我一下子崩溃，抱头痛哭。累积了四百天的眼泪量，三分钟之内暴流。
累积的，不仅只是体力的长期疲累，也不仅只是精神上的无以言说的孤独，还有这四百天中每天沈浸其中的历史长河中的哀伤和荒凉。那么恸的生离死别，那 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然而，只要我还陷在那种种情感中，我就无法抽离，我就没有余地把情感升华为文字。
所以我得忍住自己的情感、淘洗自己的情绪，把空间腾出来，让文字去酝酿自己的张力。我冷下来，文字才有热的机会。
三分钟让眼泪清洗自己的郁积时，我同时想到“大江大海”的研究和写作过程里，我受到多少人的认真呵护。我知道自己并不特别值得他们的爱，他们是在对 一个“软弱者”慷慨地给予“加持”，因为他们看见这个“软弱者”在做一件超过她能力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所承载的历史重量，在他们心中最柔软、最脆弱的地 方，也有一个不离不弃的位置。
有幸能和我的同代人这样携手相惜，一起为我们的上一代——在他们一一转身、默默离去之前，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们致敬。我的山洞不黑暗，我的烛光不昏晦，我只感觉到涌动的感恩和无尽的谦卑。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七日，台北金华街
感谢
香港大学
孔庆荧及梁巧玲慈善基金
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
新竹国立清华大学
中华民国总统府
中华民国国防部
中华民国国防部海军司令部
海军陆战队乌坵守备大队
国史馆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国民党党史馆
国军历史文物馆
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
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
金门县政府
连江县政府（马祖）
连江县政府（黄岐）
香港中国文化协会
浙江省文化厅
厦门金门同乡会
中华民国救助总会
台北亚都丽致大饭店
台中文华道会馆
天下杂志
中央通讯社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U.S. Navy veterans of the LST-847
上官百成 于祺元 孔桂仪 孔梁巧玲
心道法师 王 冰 王小棣 王木荣
王立祯 王克先 王世全 王建华
王秋桂 王荣文 王晓波 王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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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悦 阮大仁 周 洛 周国洪
周梦蝶 周肇平 周阳山 季 季
林文彩 林全信 林百里 林于豹
林阿寿 林青霞 林秦苇 林桶法
林炜舒 林精武 林怀民 林正士
林贵芳 初安民 金淳平 金惟纯
封德平 柯文昌 柯沛如 柯景星
洪小伟 胡为真 唐 飞 徐 璐
徐立之 徐宗懋 徐荣璋 徐咏璇
桑品载 殷允芃 秦厚修 马英九
高希均 高丹华 张 生 张世杰
张玉法 张作锦 张拓芜 张登杰
张贻智 张云程 张鸿渠 张永霖
庄镇忠 曹瑞芳 梁安妮 梁振英
许式英 郭岱君 郭玉茹 郭冠霖
郭芳贽 郭冠英 郭庭玮 陈 浩
陈千武 陈文澈 陈君天 陈志刚
陈育虹 陈启蓓 陈清山 陈雪生
陈道茂 陈肇敏 陈履安 陈履碚
陈麾东 陈婉莹 陆以正 陶英惠
陶恒生 章本汶 傅建中 傅培琦
彭明敏 游筑钧 程介明 程幼民
程祖钺 粟明鲜 贺理民 冯玮华
黄春明 黄黎明 黄月妙 楚崧秋
杨 蓁 杨 泽 杨天啸 杨文炳
杨建新 杨景龙 杨绥生 叶绍麒
董 桥 董延龄 董阳孜 管 管
蒙民伟 齐 湘 齐家贞 刘永宁
刘敏瑛 刘润南 蒋 震 蒋 勋
蔡政良 蔡贞停 蔡新宗 郑宏铭
邓美宝 卢雪芳 卢玮銮 萧万长
赖其万 钱 钢 骆雅雯 应树芳
谢英从 锺肇腾 锺存柔 鞠 靖
韩家寰 简昭惠 颜昆阳 痖 弦
罗恩惠 严长寿 龙应扬 龙应达
龙佛卫 龙应腾
K. Boos
Michael V. Grobbel
The family of Robert C. Grobbel
Richard Sousa
Bill Young
我对十九岁的你实在好奇，飞力普。
征兵令下来了，但是你不愿意去服兵役，即使是只有九个月。
“这是什么时代了，”那天越洋的电话，有点波声，好像海浪，但我听得清楚，你说，“德国还有义务征兵制，好落后！”
“德国的兵制容许你拒绝服役吗？”我问。
“当然，我把德国基本法第四条传给你看。”
我收到了，还是第一次看德国的宪法呢。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基本权利”，第四条规范的是个人价值观和信念的抉择问题：
一、信仰与良心之自由及宗教与价值观表达之自由不可侵犯。
二、宗教之实践应保障其不受妨碍。
三、任何人不得被迫违背其良心，武装从事战争勤务，其细则由联邦法律定之。
我知道了，你觉得你可以援用这一条，拒服兵役。
但是，很多国家，包括德国，不是都已经把公民“拒服兵役”这种选项，纳入法律规范了？不愿意服兵役的年轻人，可以服“替代役”，在各种医疗或慈善机构做义务的奉献。非常多的德国青年选择到非洲和南亚的开发中地区去做国际志工来取代兵役。
你说，“对啊，我宁可到柬埔寨去做志工。”
飞力普，我们还从来不曾讨论过这个题目。你坚定的态度，让我有点讶异。请问，十九岁的你，已经是个“反战主义者”了吗？
“不是，我不是‘反战主义者’。‘主义’，就是把它变为原则跟信条了，我觉得简单的‘反战’，也没道理。”
“怎么说？”
“你的国家被侵略的时候，不去打仗行吗？”你反问我。
喔，那你这一代人，还是有“国家”这个观念的喽？我其实没想清楚这问题，它太复杂、太庞大了。但是，我记得一件事。
一九九零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十二月，联合国给撒达姆．胡笙发出最后通牒：一月十五日之前，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否则联合国将支持武力解决。二十八国的联合部队，已经聚集了七十二万五千的兵力，情势紧绷，战事一触即发。
我们家，距离法兰克福的美国空军基地那么近。一月十五日的最后时刻到了，我那么清晰地记得那个夜晚，盘据在大家心头的是：真的会有战争吗？熟睡中， 我是被一种从来没听过的声音惊醒的——巨无霸的机器低空飞行的轰轰声音，震撼了整座房子，屋顶和地板，彷佛地震一样，上下跳动；床铺和书桌，被震得咯咯作 响。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的轰炸机，低低飞过我们熄了灯火的村镇和冰雪覆盖的田野。
在黑暗中看出窗户，外面不太黑，雪光反射，我甚至能看见雪块震得从松树上噗噗往下坠。
后来才知道，那一晚天摇地动的声音是怎么回事：一个半月中，联军出动了十万架次的轰炸机，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掷下了近九万吨的炸弹。
令我震惊的是接下来看到的画面：为了反对德国参战，有些德国的职业军人第二天走出了军营。他们在营房大门口，把枪放在地上，摘下头盔，放在枪上，转身离去。军人，把枪放下，这是一个重大的宣示。
你知道我对德国文化里的很多东西是怀有“偏见”的，譬如我觉得他们太拘泥形式、太好为人师、对小孩太不友善等等……
但是看着这些年轻人毅然决然地走出军营，我感受到这个文化里强大的自省力。因为上一代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战争的灾难，他们的下一代，对战争特别地戒慎恐惧。
我不是说，走出或不走出军营、主战或反战是对的或错的。我想说的是，如果每一个十九岁的人，自己都能独立思考，而且，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关键时刻里，还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
只要你想透彻了，去当兵还是去柬埔寨做志工，亲爱的，我都支持你。
每一个个人的决定，其实都会影响到他的同代人，每一代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爱，从来少不了责任。
第八部 隐忍不言的伤
71，二十海里四十年
我没办法把故事说完。我没办法真的告诉你，“我们”，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
譬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创立以后，有很多很多十七、八岁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很多高中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憧憬，不愿意在马来西亚为英国人服兵役，成群地“离家出走”，投奔了中国。
六十年后，我在吉隆坡见到他们的老师们。说起这些学生，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有无限的心疼。在四九年以后持续数十年不曾断过的政治狂暴里，这些大孩子们 头上插着“华侨”的标签，死的死、关的关，受尽摧残。有办法逃走的，很多历尽艰辛辗转到了香港。马来西亚在一九五七年独立建国，这些当年为了爱另一个 “国”而出走的人，变成没有公民身分的人，无法回家。
在繁华的香港街头，你其实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排队领政府救济的老人，那个在医院排队领药的老人，那个独自在维多利亚公园走路、然后挑了一张长椅缓缓坐下的老人……
他默默无声隐没在人潮里，你经过他谦卑的身影，绝对猜不到他十八岁时曾经做过怎样的抉择，命运又怎样对待了他。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两岸割离之后，台湾人的故事并不全然是马祖人、金门人和乌坵人的故事，虽然马祖、金门、乌坵，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马祖、金门、乌坵，都是紧贴着大陆福建海岸线的岛屿，干脆地说，这三个属于台湾的岛屿群，离大陆很近，离台湾很远！如果你对这些岛屿的位置还是没概 念，那么这样说吧，马祖在福州对面，金门在厦门对面，而乌坵，用力跳过去你就到了湄州岛，妈祖的家乡。金、马和乌坵人与对岸大陆居民的关系，就如同香港和 九龙，如同淡水和八里，是同一个生活圈里的乡亲，中间的水，就是他们穿梭来往的大马路。
从前，我听说，在金马，有人跳上小舢舨，妈妈要他去买一打酱油，他上午过去，下午就回不来了，五十年后才得以回来，到妈妈坟头上香。
我以为是夸大其词，一直到我见到了吕爱治。
爱治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从金门搭船，一小时就到了厦门。我在一个厦门的老人赡养院里找到吕爱治。爱治坐在床上和我说话，一直张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 夫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三个男人上船打渔，爱治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篓金门的海带和小鱼，每天过海到厦门去卖。有一天─—她说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 门，下午就回不来了。
“你那时几岁？”我问她。
她掐着手指，算不出来。旁边的看护替她答复：“爱治是一九零三年出生的。”，那么一九四九年，她已经四十六岁。今年，她一百零六岁。
“爱治，你回去过金门吗？”
九十六岁那年，她回去过，但是，两个儿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过世。原来的家，还在原来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废墟，她只认得门前两块大石头。
她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离开爱治的房间，经过赡养院的长廊，看见墙壁上贴着住院老人的个人资料。爱治的那一张，就在正中间，我凑近一点看仔细，吃了一惊—─爱治被送到这个赡养院的时间，是一九五四年，那么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在这老人院里，滞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来不及告诉你许妈妈的故事了。从马祖坐船到对岸的黄岐，只要半小时。走在黄岐的老街上，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这个台湾人从小就认为是可怕的“匪区”的地方，不就和小时候台湾的渔村一模一样吗？
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他们说，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给了一个福州人，跟着新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却从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过台湾。
许妈妈一口福州话，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我问她，“那你还会唱什么台湾歌吗？”
基隆的姑娘点点头。
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
我侧耳听——她唱的，竟然是日语。
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台湾歌呀，就是学校里教的“国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君之代”。对她而言，这就是“台湾歌”。
我更没法让你好好认识乌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子弟，很多亲人在湄州岛。一九五一年，十三岁的阿彩跟着家人一共五艘船，运大蒜到厦门去的途中，被台湾的“反共救国军”机帆船包围，五条船连人带货抢了过来。
你说，啊，“反共救国军”是什么？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内战混乱中，国共一路打到闽浙沿海，然后英雄和草寇就走到一路来了：有志气的游击队、失散了的正 规军、不服输的情报员、无处可去的流氓、铤而走险的海盗，全部汇聚到反共的大旗下，以这些沿海岛屿为根据地，组成了游击队，突袭对岸。
在收编为正规的“反共救国军”之前，这些游击队没有薪饷，所有的补给必须靠陆上突袭和海上抢劫。“什么都抢，外国的也抢。”林文彩说。
一艘英国货轮经过台湾海峡，游击队劫船，就像电影里的海盗镜头一样，机帆船偷偷靠近，矫健的队员攀爬上甲板、潜入船长室，手枪对着船长的太阳穴，这条船就被劫持了。货轮押到马祖，卸下所有的货物后，放行。
“好多吃的东西，船上还有很多架飞力浦牌的脚踏车。”
林文彩不好意思说的是，抢了那一票以后，很多金门的部队都分配到一辆崭新的脚踏车！
阿彩家族五艘船上的人被分类处置：太老的，给一条船送回去。年轻力壮的，押到金门马上当兵。太小的，譬如林文彩，就留在乌坵，当游击队。游击队里官比兵多。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任命为大、中、小队长——反正，你能到对岸抓多少“兵”，你就是多大的“官”。
“十三岁就被抓来啦？”
“对，”林文彩说，“到乌坵，连个遮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吃的也不够，每天都很饿，又想家，每天哭一直哭。”
“然后，”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哭完了，一转身，就到对岸去抓别的小孩呢？”
“那当然。”他说。
“可是，”我一边设想那状况，一边问，“对岸就是你的家人和亲戚；你等于是回家去抓你亲戚和邻居的小孩？”
“对啊，”七十三岁的阿彩直率地看着我，“吃谁的饭，就当谁的兵嘛。你十三岁你能怎样！”
游击队经常突袭。有时候，因为需要医疗，会把对岸村子里整个诊所抢回来，除了药品和设备之外，医师和护士，一并带回。
阿彩的游击队在突袭对岸的时候，也正是几千个年轻人从香港被送到塞班岛去接受空投训练的时候。美国中情局在马祖建了据点之后，游击队成为正式的反共救国军，由美国支持。一九五五年，这些游击队开始有了正式的编制，有了薪饷，停止了海盗掠夺。
在上千次的突袭中，牺牲的游击队员不计其数。“反共救国军特别勇敢。有一次，一百零五个人出去，”林文彩回忆说，“死一百零五个人。”
当年穿个短裤、腰间插把刀就敢游泳去冒死犯难的反共救国军，在时光的流转中，大多已凋零，还在的，也都步履蹒跚了。十几年来，老人家们一直在陈情、上诉，他们说，牺牲了那么多人，也罢了，我们只要求国家依照规定偿还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之间欠我们的薪饷。
这是一笔一九四九的债，没有人理会，因为人们多半不了解他们的历史，凡不了解的，就不在乎。
林文彩在十三岁那年被绑到乌坵变成游击队以后，第一次回家，已经是一九八九年。父亲被斗死，兄弟已亡故，剩下一个老妈妈，见到阿彩，哭倒在地上。
那二十海浬外的湄州岛，天气好的时候，肉眼看得到。但是林文彩一九八九年，从乌坵要回到湄州，不是个简单的旅程。
首先，他必须搭船到高雄；船，一个月才有一班。
从高雄，他搭火车到桃园机场。火车行程，大概四小时。
从桃园机场，他飞到香港。
从香港机场，他飞往福州。
到了福州以后，他叫了车，开两个多小时，到莆田。从莆田到湄州岛，他还要走陆路和水路，再加两个小时。
每一个转站都需要等候的时间，换算下来，从乌坵到湄州大概是二十四个小时。林文彩如果从乌坵直接跳上舢舨噗突噗突开到湄州，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他这么做，是要触犯国家安全法的。如果运气不好他没赶上乌坵到高雄的船，他需要的花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再加二十四小时。
这么算也不对，事实上，阿彩走这二十海浬回家的路，花了整整四十年。
乌坵，到二零零九年的今天，还是台湾的“前线”。每十天，才有一班船。在台湾海峡的汹涌大浪中，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地面上，举目所及，尽是碉堡，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粉红金紫的夕阳从大陆那边下沈，可以看见对岸的渔船点点，在黄昏的海面凄迷如画。但是，不要被那美丽所骗。这一边，所有的大炮都对着渔船的方向。对面的海岸线，有上千枚的飞弹，对准这边。
因为是战地，乌坵没有灯火。夜来临的时候，满天星斗如醉。在彻底无光的荒野上行走，你的眼睛，反而很快就清澈了，看见山色朦胧、海水如镜。
但是我没走多远就被追了回来；照顾我的士兵担心，黑夜中站哨的卫兵跟我要“口令”，答不出来时，后果严重。
72，木麻黄树下
高雄码头上。
看着码头旁边那天底下最大的仓库，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那样地仓皇无助；那个坐在门边两眼无光、心神分离的老婆婆，又为什么看起来那样孤单、那样忧愁？
我也不明白自己。
每天沿着七贤三路，从高雄码头走到盐埕国小，下午又从盐埕国小走回码头，但是同行的小朋友总是在码头外面就回头走了，他们不能进来。我知道我住在一个管制区里面，码头是管制区。为何管制？我不明白。
我站在码头上，背着书包，看军舰。军舰是灰色的，船身上写着巨大的号码。穿着海军制服的兵，从码头一一走上旋梯，不一会儿军舰甲板上就满满是官兵，船，要启航了。发出的汽笛声，既优美又有点哀愁，好像整个天和地之间就是它的音箱。
有一次，一个常常从军舰上带一整桶冰淇淋来给我们的海军叔叔很久没出现，当我们追问冰淇淋的时候，父亲说，他“牺牲”了。
我不明白什么叫“牺牲”。
但是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一班六十个孩子里，我是那唯一的“外省婴仔”，那五十九个人叫做“台湾人”。我们之间的差别很简单：台湾人就是自己有房 子的人。不管是大马路上的香铺、杂货店，或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你看，房子里面的墙壁上，一定有一幅又一幅的老人画像，祖父 祖母的、曾祖高祖的。院子里不是玉兰，就是含笑，反正都开着奶白色的花朵，有包不住的香。
他们从不搬家。
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在美君的淳安老家里，都有。我只知道，没有谁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面的人搬走了，你 们搬进去，心里知道，很快又得搬走。前任可能是夫妻两个，你们却可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所以你看着办吧。那被现实培训得非常能干的美 君，很快就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也能住下。
台湾人，就是那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水光盈盈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跪拜、烧纸……一剎那，千百道青烟像仙女的丝带一样柔柔飘向天空，然后散开在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十岁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中的人们。更远的地方，有一条蓝色的线，就是大海。
我也是永远的插班生，全家人跟着槐生的公职走。每到一个地方，换一个宿舍，又被老师带到一班六十个孩子面前，说，“欢迎新同学。”当你不再是新同学，有玩伴可以腻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是走的时候了。
美术老师说，“今天你们随便画。”很多孩子就画三合院，短短的红砖墙围着屋檐微微翘起的老屋，后面是竹林，前面有水塘，细长脚的白鹭鸶画得太肥，像只大白鹅，停在稻田上。
我画的，往往是船，正要经过一个码头。画得不好，海的蓝色忽重忽轻，码头好像浮在水里，船的方向，看不出是离港还是进港。
那种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感，我多年以后才明白，它来自流离。如果不是一九四九，我就会在湖南衡山龙家院里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里，长大。我会和我羡慕的台湾孩子一样，带着一种天生的笃定，在美术课里画池塘里的大白鹅，而不是大海里一只小船，寻找靠岸的码头。
73，两个小男孩
认识了王晓波和郑宏铭以后，我发现，找不到码头的，可能不只十岁的我。事情不那么简单。
晓波，从十岁起，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着宪兵营长的父亲，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从江西来到台中。有一天，爸爸没有回家，妈妈也不见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乱。外婆哭着跟晓波解释：深夜里，宪兵来抄家，把妈妈带走了。妈妈正在喂奶，于是抱着吃奶的婴儿，一起进了监牢。
晓波记得母亲在押解台北之前，跟外婆辞别，哭着说，就当她车祸死亡，请妈妈将四个幼儿带大。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营长父亲因为“知匪不报”，判处七年徒刑。
十岁的男孩王晓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突然成为孤儿。他带着弟妹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家丢弃的菜叶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个人到蕃薯田里去找剩下的蕃薯头，被人家一脚踢翻在田里。
读书的整个过程里，除了挨饿之外，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让同学发现他的“匪谍”身世，但是，老师们都知道。一犯错，老师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脱口而出，“王晓波站起来，你这个匪谍的儿子！”
王晓波后来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自己成为整肃对象。被警总约谈时，侦讯员直接了当地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进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说起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的孤独、受伤，被他转化为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的“我群感”。他很自豪地说，“我来自贫穷，亦将回到贫穷。”我一边戏谑他是“偏执左派”，一边不禁想到，十岁的王晓波，也一定曾经一个人在木麻黄下面站着吧？
我约了郑宏铭，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济化宫，那是一个山里的庙，听说供奉了三万三百零四个牌位。有人从日本的靖国神社，把所有阵亡的台籍日本兵的名字，一个一个用手抄下来，带回新竹，一个一个写在牌位上，为他们燃起一炷香。
我想到山中亲自走一趟，看看这些年轻人的名字。他们是陈千武、蔡新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辉的同龄少年，只是这三万多人，没有机会变老。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右边是七岁的王晓波。
和王晓波同样在一九四三年出生的淡水孩子郑宏铭，一岁时，开诊所的医生父亲被征召到南洋，上了那条神靖丸。战争末期，几乎每一条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驶的日本船舰，都冒着被炸沉的危险。神靖丸从高雄港出发，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美军炸沉。
即使知道要战败了，战争的机器一旦转动，是很难叫停的，日本仍旧把台湾的精英，一批批送往南洋。
肃静的大堂里，三万多个牌位整齐地排列，一个紧挨着一个，狭窄的行与行之间只容单人行走，像图书馆中的书库。有一个身影，正跪在两行之间，用原住民族语祈祷。郑宏铭屏着气，一行一行慢慢地行走，连脚步声都轻得听不见。
他在找自己父亲郑子昌医师的牌位。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有一天，镇公所来一个通知，要他们去领父亲的骨灰。领到的盒子打开一看，没有骨灰，只有一张纸。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
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跟着母亲走访亲戚时，鸡腿一定留给他。那特别的温柔，是以父亲的丧生换来的。
因为没有爸爸，母亲必须外出打工，宏铭也变成永远的插班生，跟着母亲的工作，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因为没有爸爸，系鞋带、打领带、刮胡子，这种 爸爸可能教儿子的生活技能，宏铭全部自己在孤独中摸索；他不敢问，因为问了，人家就可能发现他的“身世”。一九四五年再度改朝换代以后，为日本战死，不是 光荣，而是说不出口的内伤。
郑宏铭的母亲找父亲的骨灰，找了很多年，到八零年代才听说，随着神靖丸沉到海底的骸骨，被安置在靖国神社里。母亲就奔往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这四个字，在他们所处的周遭环境里，是一个塞满火药、一点即爆的历史黑盒。对郑宏铭母子，却只是“父亲你在哪里”的切切寻找。靖国神社里并没有神靖丸丧生者的骨灰，于是郑宏铭开始认真起来，母亲没有找到的，他想为她完成。
和郑宏铭在三万多个灵位中行走，这里静得出奇——三万多个年轻人最后落脚的地方，除了少数家属，没有任何人会来到这里。站到历史错的一方去了，你要受得起寂寞。
寺庙外卖纸钱和汽水的妇人说，“起风的时候，暗时，会听到哭声从庙里头传出来……”一个本来坐在柱子边用斗笠遮着脸打盹的男人，突然拿下斗笠，说，“还有人听见百万战马在跑的声音……”
在新竹那一天，郑宏铭没有找到父亲的牌位。走出寺庙，他看来真的有点落寞。
郑宏铭到今天都还觉得想不透：父亲错在哪里？诊所荒废了，家里有年轻的妻，一个一岁大的爱哭爱笑的孩子，医学院毕业的父亲，难道想去战场赴死吗？生下来就是日本的国民，难道是他自由的选择吗？
王晓波和郑宏铭，互不相识，但是他们在同一个岛上长大，同一年，考进台湾大学。
都是台湾人，但是他们心里隐忍不言的伤，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是我兄弟
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寻人启事
即使是内战六十年之后，海峡对岸的寻人启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2009-05-06
寻找哥哥刘长龙
我想找我哥哥，他是陕西省安康市吉河镇单嘉场人。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抓壮丁，现在可能有八十岁，以前在鼓楼街学铁匠。曾经来过一封家信，说在云南打仗。我叫刘长记，希望你们帮我找找，感激不尽。
2009-05-31
寻找单德明、单德义
两兄弟在四八年被抓去了台湾，老家是河南开封。德明被抓时已娶妻单谭氏（当时单谭氏已怀孕，六个月后生一女，取名单秀英，现年六十岁）。
2008-10-11
寻找丈夫赵宗楠
重庆市的陈树芳，寻找在台湾的丈夫赵宗楠，现年七十八岁。老家住重庆永川市，宗楠民国三十年考进国军中央军校，三十三年在国军第八十三师任连长。一九四九年从重庆去了台湾。请帮我找他。
一则寻人启事不能超过三十个字，平均每一个字，秤秤看，包含的思念有多重？以六十年做一个单位，算算看，人的一生，可以错过几次？
在蒙蒙的光阴隧道里，妻子仍在寻找丈夫，女儿仍在寻找父亲，兄弟仍在寻找兄弟。那被寻找的，是天地无情中一堆破碎的骸骨呢，还是茫茫人海中一个瘦弱的、失忆的老人？
如果郑宏铭的母亲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太平洋里丈夫的遗骨？
如果王晓波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年轻的母亲和所有他本来该有的亲吻和拥抱？
如果蔡新宗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在战俘营里失落的十年？
如果管管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重新为父母砍柴生火的一天？
如果林精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战死的同袍黄石的家人？
如果河南的母亲们可以写一则共同的启事，寻找十万大山中失踪的孩子？
如果痖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个离家的时刻，让他补一个回头，深深看母亲一眼？
如果吴阿吉和陈清山，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艘泊在高雄港的军舰，让他时光倒带，从船上倒退走向码头、回到卑南乡？
如果美君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沉在千米水深的上直街九十六号？
如果槐生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一次，一次就好，跟母亲解释的机会？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后记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佛学里有“加持”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寻常的力量附加在软弱者的身上，使软弱者得到勇气和毅力，扛起重担、度过难关。
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议。
为了给我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同时又给我最大的时间自由，香港大学争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个“杰出人文学者”的教授席位，容许我专心一致地闭关写作一整年。
港大的“龙应台写作室”在柏立基学院，开门见山，推窗是海。山那边，有杜鹃啼叫、雨打棕榈，海那边，有麻鹰回旋、松鼠奔窜。这里正是当年朱光潜散步、张爱玲听雨、胡适之发现香港夜景璀璨惊人的同一个地点。
我清早上山，进入写作室。墙上贴满了地图，桌上堆满了书籍，地上摊开各式各样的真迹笔记、老照片、旧报纸、绝版杂志。我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林深 不知处”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红帽踏进大兴安岭采花，看到每一条幽深小径，都有冲动一头栽入，但是到每一个分岔口，都很痛苦：两条路，我都想走，都想知道： 路有没有尽头？尽头有什么样的风景？
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我必须以秒为单位来计时，仍旧不够用。
卡夫卡被问到，写作时他需要什么。他说，只要一个山洞，一盏蜡烛。柏立基写作室在二零零九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蜡烛。每到黄昏，人声渐杳，山景忧郁，维多利亚海港上的天空，逐渐被黑暗笼罩。这时，凄凉、孤寂的感觉，从四面八方，像湿湿的雾一样，渗入写作室。
我已经长时间“六亲不认”，朋友们邀约午餐，得到的标准答复都是，“闭关中，请原谅，明年出关再聚”。
但是，当凄凉和孤寂以雾的脚步入侵写作室的时候，会有朋友把热饭热菜，一盒一盒装好，送到写作室来。有时候，一张纸条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灯下读卷，手机突然“叮”一声，哪个多情的朋友传来简讯，只有一句话：“该去睡了。”
有时候，一天埋首案头十八个小时，不吃饭、不走动、不出门，这时肩膀僵硬、腰酸背痛，坐着小腿浮肿，站起来头晕眼眩。然后，可能隔天就会收到台湾快 递邮包，打开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维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字条上有娟秀的字：“再伟大，也不可牺牲女人的‘美貌’！”
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采访的时候，纪录片团队跟拍外景。所有能够想象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机。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
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数据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朋友们知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笔记计算机写作太辛 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计算机已经送到、装好。没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音响设备送到。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房间已经准备好。”冰箱空了？鲜 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了。但是夜半写作时，我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如果“出关”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里说，“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好。”
万籁俱寂的时刻，孤独守在“山洞”里，烛光如豆，往往觉得心慌、害怕，信心动摇，怀疑自己根本不该走进这看不见底的森林里来。这时电话响起，那头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情感和温暖，说，“今天有吃饭吗？”
第一稿完成时，每天日理万机的朋友，丢下了公司，和妻子跑来作书稿校对。十五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检阅，从早上做到晚上，十二个小时高度聚焦不间断。离去时，满眼血丝。
我身边的助理，是年轻一辈的人了，距离一九四九，比我更远，但是他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每个人其实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这四百天中，他们把这本书的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实践、社会的奉献，几乎以一种“义工”的情操在燃烧。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给了我支持。
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蚌会战 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幸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我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数据和照片，那种无私的信 任，令我惊诧、令我感动。
我对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长达几个小时，但是最后真正写入书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我可能需要一百五十万字才能“比较”完整地呈现 那个时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写十五万字。他们跟我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回忆自己人生时的每一个动作和眼神，虽然没有直接进入书中，却成为整本书最重要最关键的 养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坐标。
我认识到，过程中每一个和我说过话的，都是我的导师。
印象最深刻的是蒙民伟。看他谦和而温暖的待人接物，很难想象他是个家大业大的成功企业家。但是当你坐下来安静地聆听他回忆属于他的一九四九，知道他 曾经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热血奔腾地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曾经在清华大学激动地关心国是，你也就了解了为何六十年后他对香港的社会回馈如此认 真。虽然他的故事没进入书中，但是他的叙述给了我历史的深度。
写作到最后一个礼拜，体力严重地透支，几度接近晕眩，弟弟将我“架”到医院去做体检。有一天晚上，在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后，下楼梯一脚踏空，摔到地上，扭伤了脚踝。
这时，一个香港的朋友来看我；好友专程而来，情深义重，我一下子崩溃，抱头痛哭。累积了四百天的眼泪量，三分钟之内暴流。
累积的，不仅只是体力的长期疲累，也不仅只是精神上的无以言说的孤独，还有这四百天中每天沈浸其中的历史长河中的哀伤和荒凉。那么恸的生离死别，那 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然而，只要我还陷在那种种情感中，我就无法抽离，我就没有余地把情感升华为文字。
所以我得忍住自己的情感、淘洗自己的情绪，把空间腾出来，让文字去酝酿自己的张力。我冷下来，文字才有热的机会。
三分钟让眼泪清洗自己的郁积时，我同时想到“大江大海”的研究和写作过程里，我受到多少人的认真呵护。我知道自己并不特别值得他们的爱，他们是在对 一个“软弱者”慷慨地给予“加持”，因为他们看见这个“软弱者”在做一件超过她能力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所承载的历史重量，在他们心中最柔软、最脆弱的地 方，也有一个不离不弃的位置。
有幸能和我的同代人这样携手相惜，一起为我们的上一代——在他们一一转身、默默离去之前，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们致敬。我的山洞不黑暗，我的烛光不昏晦，我只感觉到涌动的感恩和无尽的谦卑。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七日，台北金华街
感谢
香港大学
孔庆荧及梁巧玲慈善基金
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
新竹国立清华大学
中华民国总统府
中华民国国防部
中华民国国防部海军司令部
海军陆战队乌坵守备大队
国史馆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国民党党史馆
国军历史文物馆
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
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
金门县政府
连江县政府（马祖）
连江县政府（黄岐）
香港中国文化协会
浙江省文化厅
厦门金门同乡会
中华民国救助总会
台北亚都丽致大饭店
台中文华道会馆
天下杂志
中央通讯社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U.S. Navy veterans of the LST-847
上官百成 于祺元 孔桂仪 孔梁巧玲
心道法师 王 冰 王小棣 王木荣
王立祯 王克先 王世全 王建华
王秋桂 王荣文 王晓波 王应文
白先勇 向 阳 曲靖和 曲晓范
朱 强 朱建华 朱经武 朱学勤
江雨洁 余 国 余年春 吴阿吉
吴增栋 吕芳上 宋晓薇 李应平
李文中 李炷烽 李玉玲 李佛生
李克汀 李展平 李能慧 李干朗
利瓦伊恂 李锡奇 李龙彪 李镜芬
沈 悦 阮大仁 周 洛 周国洪
周梦蝶 周肇平 周阳山 季 季
林文彩 林全信 林百里 林于豹
林阿寿 林青霞 林秦苇 林桶法
林炜舒 林精武 林怀民 林正士
林贵芳 初安民 金淳平 金惟纯
封德平 柯文昌 柯沛如 柯景星
洪小伟 胡为真 唐 飞 徐 璐
徐立之 徐宗懋 徐荣璋 徐咏璇
桑品载 殷允芃 秦厚修 马英九
高希均 高丹华 张 生 张世杰
张玉法 张作锦 张拓芜 张登杰
张贻智 张云程 张鸿渠 张永霖
庄镇忠 曹瑞芳 梁安妮 梁振英
许式英 郭岱君 郭玉茹 郭冠霖
郭芳贽 郭冠英 郭庭玮 陈 浩
陈千武 陈文澈 陈君天 陈志刚
陈育虹 陈启蓓 陈清山 陈雪生
陈道茂 陈肇敏 陈履安 陈履碚
陈麾东 陈婉莹 陆以正 陶英惠
陶恒生 章本汶 傅建中 傅培琦
彭明敏 游筑钧 程介明 程幼民
程祖钺 粟明鲜 贺理民 冯玮华
黄春明 黄黎明 黄月妙 楚崧秋
杨 蓁 杨 泽 杨天啸 杨文炳
杨建新 杨景龙 杨绥生 叶绍麒
董 桥 董延龄 董阳孜 管 管
蒙民伟 齐 湘 齐家贞 刘永宁
刘敏瑛 刘润南 蒋 震 蒋 勋
蔡政良 蔡贞停 蔡新宗 郑宏铭
邓美宝 卢雪芳 卢玮銮 萧万长
赖其万 钱 钢 骆雅雯 应树芳
谢英从 锺肇腾 锺存柔 鞠 靖
韩家寰 简昭惠 颜昆阳 痖 弦
罗恩惠 严长寿 龙应扬 龙应达
龙佛卫 龙应腾
K. Boos
Michael V. Grobbel
The family of Robert C. Grobbel
Richard Sousa
Bill Young
中国政府今年要花一千亿买公车，去年花了八百亿
重庆晨报12月29日报道 上周五，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传出消息，从2009年开始，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配备、更新公务用车，自主品牌汽车所占比例不得低于 50%。此举意味着，继今年6月份中央国家机关率先调整自主品牌汽车采购比例之后，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也将加大对自主汽车的采购比例。
据了解，《办法》有望借鉴相关部门近期出台的调整规定，即将一般公务车的排气量从2.0L降低到1.8L、价格从25万元降低到16万元。而新方案将主要向自主品牌汽车倾斜，尤其集中在一般公务车范围内。权威数据表明，去年中国政府采购汽车金额已攀升至800亿元，占总采购规模的14%，按照平均每年超过100亿元的增速计算，今后自主品牌将与合资品牌平分近千亿元政府采购的大蛋糕。
自主品牌是“游戏规则”修改的最大受益者。一直以来，合资品牌采购量占公务车采购规模近90%，而根据国家支持和发展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的政策，未来自主品牌在公务车采购中所占比例将上升至50%以上。
按照现行的公务用车配备标准（1994年出台），部长级干部配备排气量3.0L(含3.0L)以下、价格45万元以内的轿车；副部长级干部使用排气量3.0L(含3.0L)以下、价格35万元以内的轿车；一般公务用车配备排气量2.0L(含2.0L)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客车、越野车等除外)。不少国内自主品牌汽车负责人认为，现在这个标准需要调整了。
今年6月份，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申明，各单位新配备、更新汽车“自主品牌汽车比例应达到50%”。在同时公布的“供货汽车厂商名单”中，38 家进入采购名单的汽车厂家中，有自主品牌车企21家，车型达到60多款，而合资品牌仅为55款。入围的轿车包括长安的悦翔、志翔、杰勋等。
博主评论：知道中国为什么有数千万人生活在赤贫状况下吗？知道为什么中国有上千万的穷孩子没有钱读书吗？知道为什么中国还有一亿多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下吗？知道为什么中国的GDP总量马上就要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了，人均GDP却仍然在一百多位以后吗？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掠夺式地剥削。
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发明了剩余价值论、剥削论、阶级斗争论，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百多年以后，他在中国的私生子-中共却成了东方大国的最高剥削者。这个私生子不但是中国的头号剥削者，头号剥削阶级，而且是打着他的旗号对中国国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何等的大讽刺？假如他在天有灵（估计他在地狱的可能比在天堂的可能大一千倍），他大概真的是死不瞑目吧？
有人会说，使用车辆也是行政的需要，总不能让公务员们都打的办事吧？可是你们还记得几年前，中共不就搞过一次公车私有化了吗？大量公车已经被低价转到了公务员私人名下了，而且还有高昂的汽车补贴。公务员们不但拿着高昂的汽车补贴，另一头却大肆使用公帑买车，同时公车私用现象从来未有被遏止过。他们在两头得利，使用的是我们上交的税金，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还不是阶级剥削吗？还腆着脸说什么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还说什么共产党的三个代表？还先进性？何等无耻至极。
去年八百亿，今年一千已，那明年至少一千二百亿了吧？后年呢？大后年呢？我们的国家已经被共产党这样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蛀虫蛀得空空如也了。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是史上最牛大蛀虫、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土豪、大殖民者。
难道胡温之流对这些现象一无所知吗？不可能的，他们心知肚明，只是他们也没有办法了，他们对国家对自己的政权对自己党员公务员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控制。政策、法令一个个制定颁发施行，却从来没有能遏止中共的腐朽化、糜烂化、腐臭化。公车私有化就是希望通过减少公车消费，至少是降低无止境地增长，可惜完全无效，公车消费依然飞快上扬。
自从共产党六十年前偷盗了这个国家的执政权，他们从未停止过祸国殃民，从未停止过政治欺骗，从未停止过打压一切不同政见，破坏民主自由。但是他们对他们自身的腐朽没落从来没有过有效的治疗。他们口口声声说权力是人民给的，一定要向人民负责。国家冠以人民共和国之名，政府冠以人民政府之名，警察冠以人民警察之名，检察院冠以人民检察院之名，法院冠以人民法院之名。可是，“人民”什么时候说过要把权力交给共产党？“人民”何曾选举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当主席？他们的权力不是人民给的，是从“人民”手上篡夺的，抢来的。
总有一天，要还的。他们可以短时间强奸人民的意志，但是绝对不能永远强奸“中国人民”。
据了解，《办法》有望借鉴相关部门近期出台的调整规定，即将一般公务车的排气量从2.0L降低到1.8L、价格从25万元降低到16万元。而新方案将主要向自主品牌汽车倾斜，尤其集中在一般公务车范围内。权威数据表明，去年中国政府采购汽车金额已攀升至800亿元，占总采购规模的14%，按照平均每年超过100亿元的增速计算，今后自主品牌将与合资品牌平分近千亿元政府采购的大蛋糕。
自主品牌是“游戏规则”修改的最大受益者。一直以来，合资品牌采购量占公务车采购规模近90%，而根据国家支持和发展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的政策，未来自主品牌在公务车采购中所占比例将上升至50%以上。
按照现行的公务用车配备标准（1994年出台），部长级干部配备排气量3.0L(含3.0L)以下、价格45万元以内的轿车；副部长级干部使用排气量3.0L(含3.0L)以下、价格35万元以内的轿车；一般公务用车配备排气量2.0L(含2.0L)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客车、越野车等除外)。不少国内自主品牌汽车负责人认为，现在这个标准需要调整了。
今年6月份，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申明，各单位新配备、更新汽车“自主品牌汽车比例应达到50%”。在同时公布的“供货汽车厂商名单”中，38 家进入采购名单的汽车厂家中，有自主品牌车企21家，车型达到60多款，而合资品牌仅为55款。入围的轿车包括长安的悦翔、志翔、杰勋等。
博主评论：知道中国为什么有数千万人生活在赤贫状况下吗？知道为什么中国有上千万的穷孩子没有钱读书吗？知道为什么中国还有一亿多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下吗？知道为什么中国的GDP总量马上就要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了，人均GDP却仍然在一百多位以后吗？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掠夺式地剥削。
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发明了剩余价值论、剥削论、阶级斗争论，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百多年以后，他在中国的私生子-中共却成了东方大国的最高剥削者。这个私生子不但是中国的头号剥削者，头号剥削阶级，而且是打着他的旗号对中国国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何等的大讽刺？假如他在天有灵（估计他在地狱的可能比在天堂的可能大一千倍），他大概真的是死不瞑目吧？
有人会说，使用车辆也是行政的需要，总不能让公务员们都打的办事吧？可是你们还记得几年前，中共不就搞过一次公车私有化了吗？大量公车已经被低价转到了公务员私人名下了，而且还有高昂的汽车补贴。公务员们不但拿着高昂的汽车补贴，另一头却大肆使用公帑买车，同时公车私用现象从来未有被遏止过。他们在两头得利，使用的是我们上交的税金，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还不是阶级剥削吗？还腆着脸说什么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还说什么共产党的三个代表？还先进性？何等无耻至极。
去年八百亿，今年一千已，那明年至少一千二百亿了吧？后年呢？大后年呢？我们的国家已经被共产党这样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蛀虫蛀得空空如也了。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是史上最牛大蛀虫、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土豪、大殖民者。
难道胡温之流对这些现象一无所知吗？不可能的，他们心知肚明，只是他们也没有办法了，他们对国家对自己的政权对自己党员公务员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控制。政策、法令一个个制定颁发施行，却从来没有能遏止中共的腐朽化、糜烂化、腐臭化。公车私有化就是希望通过减少公车消费，至少是降低无止境地增长，可惜完全无效，公车消费依然飞快上扬。
自从共产党六十年前偷盗了这个国家的执政权，他们从未停止过祸国殃民，从未停止过政治欺骗，从未停止过打压一切不同政见，破坏民主自由。但是他们对他们自身的腐朽没落从来没有过有效的治疗。他们口口声声说权力是人民给的，一定要向人民负责。国家冠以人民共和国之名，政府冠以人民政府之名，警察冠以人民警察之名，检察院冠以人民检察院之名，法院冠以人民法院之名。可是，“人民”什么时候说过要把权力交给共产党？“人民”何曾选举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当主席？他们的权力不是人民给的，是从“人民”手上篡夺的，抢来的。
总有一天，要还的。他们可以短时间强奸人民的意志，但是绝对不能永远强奸“中国人民”。
共产党官场浮世绘-县机关抓空了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县委官员对自己的亲属透露，河南省派出的调查组进驻内乡县一宾馆，调查一人大副主任涉嫌贪污问题，其抖出300多乡级、局级、县级有染的官员，直至县委书记王万鹏，他们先后均被抓。当地老百姓表示，现在县委只剩一个空的县委大院，乡长以上级别的官员都被抓了。但截至目前，官方没有公开事件，也没有新的县委县政府官员到任。
县委大院成空楼
近日，河南内乡县的民众对大纪元记者讲述，县委的官员对自己的亲属透露，从上个月中旬开始，河南省派调查组进驻内乡县，前后抓了300多涉嫌贪腐官员，然后大家都传开了。据了解，内乡县共有60万人口。
一位内乡县城关镇的人士对记者说，该县冤案堆积如山，信访案件有300多件，涉及数十家庭，案件最长时间达30多年，有的当事人上访被公安局打死了，所以很多人都忍着，觉得斗不过他们，因为县委县政府一把手的后台都很硬。但还是有一个人拚命的告一个县里的人大副主任贪污腐败，结果11月中旬这个人被抓了。且此人是内乡县政法委副书记武豫魁的妹夫。
“省里来的调查组住在县里的广电宾馆，说谁不交代，要是查出来的话，调查出来的话后果更严重，还让被查的人自行把贪污的钱上交，所以这个人就咬出他升官是给县委组织部部长送礼41万的结果，他还说谁给组织部部长送多少钱，可以升什么官，这个县委组织部部长就被抓了，他又交代谁给他行贿受贿，一下咬出 280多人。开始抓人的时候是公开的。”
记者从另一位当地人士处了解到，河南省的调查组一直在县里住到12月9日才离开，被调查的那些人最后咬出内乡县的两个县长也涉嫌贪污，这两个县长就交代了他们是给县委书记送礼，才被提升为县长的。最后县委书记王万鹏被抓。
“后来再抓人，就说把某某调到省里了，然后就不回来了。县里也有好官，他们给老百姓透露的，现在已经抓了300多人了。县委当官的里也有好人，他们说出来的，说这些恶官都被抓了。”
另一位受访的知情市民对记者说：“县政法委有几个副书记，其中一个被抓了，可政法委书记却升到南阳市去当官。现在县里基本上没有领导，只剩科长级别的人，局长级别的人都被抓了，县委都空了，只剩下一个县委大院。还没有新的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来。”
民众：将去国务院放鞭炮
对于当地众多官员被查出腐败问题，当地民众表示，老百姓都知道他们被抓了。“我们都听说县里的正、副县长被抓了，组织部部长被抓了，县委书记也被抓了，还有一些乡长、局长什么人都被抓了，县里的老百姓都特别高兴，互相在传：终于把他们抓走了，希望一定要惩治他们，如果他们受惩治了，一定去北京国务院放鞭炮。但如果他们还放回来，那老百姓就没法活了。”
内乡县孙姓上访者对记者说：我的冤案一直是县委书记王万鹏、县政法委副书记武豫魁管，我被打过、拘留过，现在县里没领导了，找谁谁都不敢管我的案子，就这样乱着。所以好多上访的人都去北京了，但还是被打了。
大纪元记者给内乡县委办公室去电，记者问接电话的官员是否王万鹏等被抓，对方说：你听谁说的，没有这事。记者：可以和王万鹏通话吗，如何能找到他本人，对方说：你不用找他，找不到他。
内乡县政府办公室的官员对记者的电话询问表示：你去问县委办。据当地民众表示，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公开这么大的事件。
但也有民众表示，去年5月10日，中共总理温家宝在河南南阳市内乡县等地考察期间，王万鹏就被抓过一次，后来四川大地震发生了，其又被放了，这次王的命运如何还是未知数，老百姓中也有不同的猜测。
博主评论：这真是活生生的一幅共产党的官场浮世绘啊。要真的严格按照法律审查中共的官员，要抓空的就绝对不是河南省的一个县了，也许会是很多个城市，甚至很多省份了。
共产党为了政权的稳定，不得不纵容大量的官员贪腐，这其实不是在救他们，而是在戕害他们。以一个鼓励贪污受贿的社会制度，提供大量贪腐机会，变相考验官员们的道德操守，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去抓捕他们。难道这不是一种戕害？
贪污腐败的根源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腐朽没落的共产一党，然后依靠官员的个人操守来自我保持廉洁，这不是在害他们吗？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情操都是不可靠的，毕竟贪婪是人性的根源。真正要保护他们，是用先进的社会制度来制约他们、监督他们，否则当共产党的官员，还真是一个高危行业。
县委大院成空楼
近日，河南内乡县的民众对大纪元记者讲述，县委的官员对自己的亲属透露，从上个月中旬开始，河南省派调查组进驻内乡县，前后抓了300多涉嫌贪腐官员，然后大家都传开了。据了解，内乡县共有60万人口。
一位内乡县城关镇的人士对记者说，该县冤案堆积如山，信访案件有300多件，涉及数十家庭，案件最长时间达30多年，有的当事人上访被公安局打死了，所以很多人都忍着，觉得斗不过他们，因为县委县政府一把手的后台都很硬。但还是有一个人拚命的告一个县里的人大副主任贪污腐败，结果11月中旬这个人被抓了。且此人是内乡县政法委副书记武豫魁的妹夫。
“省里来的调查组住在县里的广电宾馆，说谁不交代，要是查出来的话，调查出来的话后果更严重，还让被查的人自行把贪污的钱上交，所以这个人就咬出他升官是给县委组织部部长送礼41万的结果，他还说谁给组织部部长送多少钱，可以升什么官，这个县委组织部部长就被抓了，他又交代谁给他行贿受贿，一下咬出 280多人。开始抓人的时候是公开的。”
记者从另一位当地人士处了解到，河南省的调查组一直在县里住到12月9日才离开，被调查的那些人最后咬出内乡县的两个县长也涉嫌贪污，这两个县长就交代了他们是给县委书记送礼，才被提升为县长的。最后县委书记王万鹏被抓。
“后来再抓人，就说把某某调到省里了，然后就不回来了。县里也有好官，他们给老百姓透露的，现在已经抓了300多人了。县委当官的里也有好人，他们说出来的，说这些恶官都被抓了。”
另一位受访的知情市民对记者说：“县政法委有几个副书记，其中一个被抓了，可政法委书记却升到南阳市去当官。现在县里基本上没有领导，只剩科长级别的人，局长级别的人都被抓了，县委都空了，只剩下一个县委大院。还没有新的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来。”
民众：将去国务院放鞭炮
对于当地众多官员被查出腐败问题，当地民众表示，老百姓都知道他们被抓了。“我们都听说县里的正、副县长被抓了，组织部部长被抓了，县委书记也被抓了，还有一些乡长、局长什么人都被抓了，县里的老百姓都特别高兴，互相在传：终于把他们抓走了，希望一定要惩治他们，如果他们受惩治了，一定去北京国务院放鞭炮。但如果他们还放回来，那老百姓就没法活了。”
内乡县孙姓上访者对记者说：我的冤案一直是县委书记王万鹏、县政法委副书记武豫魁管，我被打过、拘留过，现在县里没领导了，找谁谁都不敢管我的案子，就这样乱着。所以好多上访的人都去北京了，但还是被打了。
大纪元记者给内乡县委办公室去电，记者问接电话的官员是否王万鹏等被抓，对方说：你听谁说的，没有这事。记者：可以和王万鹏通话吗，如何能找到他本人，对方说：你不用找他，找不到他。
内乡县政府办公室的官员对记者的电话询问表示：你去问县委办。据当地民众表示，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公开这么大的事件。
但也有民众表示，去年5月10日，中共总理温家宝在河南南阳市内乡县等地考察期间，王万鹏就被抓过一次，后来四川大地震发生了，其又被放了，这次王的命运如何还是未知数，老百姓中也有不同的猜测。
博主评论：这真是活生生的一幅共产党的官场浮世绘啊。要真的严格按照法律审查中共的官员，要抓空的就绝对不是河南省的一个县了，也许会是很多个城市，甚至很多省份了。
共产党为了政权的稳定，不得不纵容大量的官员贪腐，这其实不是在救他们，而是在戕害他们。以一个鼓励贪污受贿的社会制度，提供大量贪腐机会，变相考验官员们的道德操守，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去抓捕他们。难道这不是一种戕害？
贪污腐败的根源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腐朽没落的共产一党，然后依靠官员的个人操守来自我保持廉洁，这不是在害他们吗？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情操都是不可靠的，毕竟贪婪是人性的根源。真正要保护他们，是用先进的社会制度来制约他们、监督他们，否则当共产党的官员，还真是一个高危行业。
2009年12月27日星期日
zt-税赋全球第二，居民怎敢消费
据最新发布的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显示，中国老百姓的税务负担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法国排名第一，卡塔尔、阿联酋和中国香港分列全球税负痛苦最轻地区的一、二、三位)。一个普通的中国工薪族，如果购房、买车的话，一生要承担的各种税额将超过15万元。更有专家说，加上“隐形税”，远远不止15 万。（12月10日 新华网）
假如这项统计指数权威、科学、能够真实反映各个国家百姓税负的话，那么，顺着中国老百姓税负全球第二的话题，笔者在这里想发问三个问题。发问一，中国百姓税赋全球第二，而中国百姓收入全球第几？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相当于700美元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781元，相当于2321美元左右，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在1510美元左右，正好在波黑之后，世界排名100位。而税负排在世界第一位的法国，2008 年人均收入24770美元，排在世界第17位。
发问二，中国税赋全球第二，那么，中国社会保障水平全球第几？这几年，中央政府大力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说总体来说，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面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但是，中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现实使得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数，特别是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无论从社会保障覆盖面，还是从社会保障程度，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税负排在世界第一位的法国，国家税收在社会保障建设上的投入非常之大，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健全。可谓百姓纳税多，但是，医疗、养老、教育、失业等社会保障力非常强。
发问三，中国税赋全球第二，那么，中国百姓生活负担世界第几？如此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排在世界100位以后的人均收入，农村居民收入低下而且一直徘徊不前，各种税费虽有所减少，但子女教育负担、医疗负担、养老负担以及高物价生产资料的生产负担等并不轻。城市普通居民收入不高，负担却不轻。承担着世界最高的房价和高于美国的成品油价格。收入增长虽然不快，而各种生活必须品的水电气价格却不低。用气价格甚至高过了美国。而美国人均收入在37610美元，中国城镇居民2008年人均收入只不过2300多美元，是美国居民的十六分之一。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调结构、促销费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在出口受阻，投资制约因素较多和副作用凸显情况下，已经逼迫我们必须把拉动经济的重点转移到消费上。然而，全球税负第二，如何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呢？促销费必须发挥财政税收的调控作用，在降低百姓税赋上仍有很大空间可做，比如：迅速再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全面清理一切阻碍百姓消费的不合理税费等。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从生产要素上来说就是要大力增加劳动在分配中的比重，就是要通过税收二次分配手段，增长消费倾向大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时，社会保障建设特别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再也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讲话中了，而是要切实落实到行动中。一定要使得房价、油价、公共产品价格在一个合理、理性区间，真正使得百姓能够消费得起。
假如这项统计指数权威、科学、能够真实反映各个国家百姓税负的话，那么，顺着中国老百姓税负全球第二的话题，笔者在这里想发问三个问题。发问一，中国百姓税赋全球第二，而中国百姓收入全球第几？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相当于700美元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781元，相当于2321美元左右，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在1510美元左右，正好在波黑之后，世界排名100位。而税负排在世界第一位的法国，2008 年人均收入24770美元，排在世界第17位。
发问二，中国税赋全球第二，那么，中国社会保障水平全球第几？这几年，中央政府大力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说总体来说，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面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但是，中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现实使得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数，特别是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无论从社会保障覆盖面，还是从社会保障程度，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税负排在世界第一位的法国，国家税收在社会保障建设上的投入非常之大，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健全。可谓百姓纳税多，但是，医疗、养老、教育、失业等社会保障力非常强。
发问三，中国税赋全球第二，那么，中国百姓生活负担世界第几？如此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排在世界100位以后的人均收入，农村居民收入低下而且一直徘徊不前，各种税费虽有所减少，但子女教育负担、医疗负担、养老负担以及高物价生产资料的生产负担等并不轻。城市普通居民收入不高，负担却不轻。承担着世界最高的房价和高于美国的成品油价格。收入增长虽然不快，而各种生活必须品的水电气价格却不低。用气价格甚至高过了美国。而美国人均收入在37610美元，中国城镇居民2008年人均收入只不过2300多美元，是美国居民的十六分之一。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调结构、促销费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在出口受阻，投资制约因素较多和副作用凸显情况下，已经逼迫我们必须把拉动经济的重点转移到消费上。然而，全球税负第二，如何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呢？促销费必须发挥财政税收的调控作用，在降低百姓税赋上仍有很大空间可做，比如：迅速再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全面清理一切阻碍百姓消费的不合理税费等。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从生产要素上来说就是要大力增加劳动在分配中的比重，就是要通过税收二次分配手段，增长消费倾向大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时，社会保障建设特别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再也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讲话中了，而是要切实落实到行动中。一定要使得房价、油价、公共产品价格在一个合理、理性区间，真正使得百姓能够消费得起。
中国二十年最黑暗的一天，中共之殇-刘晓波被重判十一年监禁
《多维新闻》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中国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25日上午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11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
刘晓波被控罪名的最高刑罚是15年有期徒刑。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称，法院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充分保障了刘晓波的诉讼权利。
庭审过程中，除刘晓波自己行使辩护权，其委托的两名辩护律师也充分发表了辩护意见。庭审和宣判时，刘晓波的家属均到庭旁听。
另据报道，对于上述宣判，美国国务院表达“高度关切”，并要中国“立即释放”刘晓波。美方声称，对刘晓波判刑违反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外交部24日说，美国等国家在中国审判刘晓波问题上的行动和立场干涉了中国内政。
BBC中文网报道，曾与刘晓波同为1989年民主运动领袖的王丹发表声明对这一宣判做出“强烈的抗议”。
王丹评价说这是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又一桩暴行，中国人不会忘记的”。他表示希望刘晓波保重身体，面对苦难。
53岁的刘晓波曾参与起草倡导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他在一年前遭到拘押，本月初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刘晓波简历
1955年12月28日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1969年—1973年随父母下乡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
1974年7月作为知青插队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
1976年11月长春市建筑公司当工人。
1977年—1982年在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2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硕士学位，1984年毕业，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1984年—198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1986年—198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学位，1988年毕业获文艺学博士学位。
1988年8月—11月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
1988年12月—1989年2月应邀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中国当代政治与知识份子，并进行该专题的研究。
1989年3月—5月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因回国参加六四事件而中断。
1989年4月27日—6月4日在北京参加六四运动，是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和发起者。
1989年6月6日—1991年1月因参与六四事件，犯下“反革命”罪而被捕。
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
1991年1月—1995年5月在北京从事写作及参与民运。
1995年5月18日—1996年1月被判刑，获释后继续从事民运及自由写作。
1996年10月8日—1999年10月7日被劳动教养3年。
1999年10月7日获释，之后一直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
2003年11月当选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二届会长。
2005年11月2日，再次当选为独立中文笔会第三届会长。
2008年发起并起草了零八宪章，该宪章于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发表。
2008年12月9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
200
8年12月11日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他们担心，主张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异见人士刘晓波可能面临长期监禁。
2009年6月23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刘晓波在2008年12月被当局拘押，7个月来一直处于“监视居住”状态，据人权组织
说他一直被扣留在北京郊区的一个酒店里。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中国拘捕刘晓波的举动。
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摘自维基百科）
博主评论：今天，是二十年前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之后，中国最黑暗的一天。著名的民主人士、08宪章主要撰稿人、中国国内民主运动的灵魂-刘晓波被中共政权重判十一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妖孽来说，比起六十年代饿死数千万国民、比起二十年前屠杀
民主人士，这也许不算什么了。但是，我认为今天中共埋下了政权覆灭的种子。到了今天，国人已经开始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开始运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中国的问
题。我们不再用共产党的嘴巴来代替自己的大脑，民主真正开始在民众的头脑中生根，开始萌芽。
尽管中共在极力收缩对民众心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与网络言论的控制，尽管中共相信苏联的覆灭仅仅是淫猥戈尔巴乔夫放松了对国内政治的控制并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尽管中共认为以黑暗可以永远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但是，这样想何其愚蠢。
这些手法早已经被世界各国以及中国历史上多少独裁者使用过？但是这些独裁者有哪一个能够逃脱最后覆灭的命运？当年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他的政权能挨多久？二十多年。
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哀后人也。
刘晓波被控罪名的最高刑罚是15年有期徒刑。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称，法院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充分保障了刘晓波的诉讼权利。
庭审过程中，除刘晓波自己行使辩护权，其委托的两名辩护律师也充分发表了辩护意见。庭审和宣判时，刘晓波的家属均到庭旁听。
另据报道，对于上述宣判，美国国务院表达“高度关切”，并要中国“立即释放”刘晓波。美方声称，对刘晓波判刑违反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外交部24日说，美国等国家在中国审判刘晓波问题上的行动和立场干涉了中国内政。
BBC中文网报道，曾与刘晓波同为1989年民主运动领袖的王丹发表声明对这一宣判做出“强烈的抗议”。
王丹评价说这是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又一桩暴行，中国人不会忘记的”。他表示希望刘晓波保重身体，面对苦难。
53岁的刘晓波曾参与起草倡导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他在一年前遭到拘押，本月初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刘晓波简历
1955年12月28日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1969年—1973年随父母下乡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
1974年7月作为知青插队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
1976年11月长春市建筑公司当工人。
1977年—1982年在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2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硕士学位，1984年毕业，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1984年—198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1986年—198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学位，1988年毕业获文艺学博士学位。
1988年8月—11月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
1988年12月—1989年2月应邀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中国当代政治与知识份子，并进行该专题的研究。
1989年3月—5月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因回国参加六四事件而中断。
1989年4月27日—6月4日在北京参加六四运动，是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和发起者。
1989年6月6日—1991年1月因参与六四事件，犯下“反革命”罪而被捕。
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
1991年1月—1995年5月在北京从事写作及参与民运。
1995年5月18日—1996年1月被判刑，获释后继续从事民运及自由写作。
1996年10月8日—1999年10月7日被劳动教养3年。
1999年10月7日获释，之后一直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
2003年11月当选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二届会长。
2005年11月2日，再次当选为独立中文笔会第三届会长。
2008年发起并起草了零八宪章，该宪章于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发表。
2008年12月9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
200
8年12月11日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他们担心，主张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异见人士刘晓波可能面临长期监禁。
2009年6月23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刘晓波在2008年12月被当局拘押，7个月来一直处于“监视居住”状态，据人权组织
说他一直被扣留在北京郊区的一个酒店里。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中国拘捕刘晓波的举动。
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摘自维基百科）
博主评论：今天，是二十年前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之后，中国最黑暗的一天。著名的民主人士、08宪章主要撰稿人、中国国内民主运动的灵魂-刘晓波被中共政权重判十一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妖孽来说，比起六十年代饿死数千万国民、比起二十年前屠杀
民主人士，这也许不算什么了。但是，我认为今天中共埋下了政权覆灭的种子。到了今天，国人已经开始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开始运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中国的问
题。我们不再用共产党的嘴巴来代替自己的大脑，民主真正开始在民众的头脑中生根，开始萌芽。
尽管中共在极力收缩对民众心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与网络言论的控制，尽管中共相信苏联的覆灭仅仅是淫猥戈尔巴乔夫放松了对国内政治的控制并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尽管中共认为以黑暗可以永远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但是，这样想何其愚蠢。
这些手法早已经被世界各国以及中国历史上多少独裁者使用过？但是这些独裁者有哪一个能够逃脱最后覆灭的命运？当年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他的政权能挨多久？二十多年。
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哀后人也。
ZT-零八宪章签署人：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
我们作为和刘晓波先生一起共同起草或签署《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在得知刘晓波先生即将面临起诉和遭受刑罚之时，再次重申我们的态度：
一 我们始终相信，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必须以人权得到全面保障、正义能够充分实现和法治趋于完善、体制走向民主为基础，除此只会继续造成畸形的繁荣、社会贫富悬殊加剧、严重不公带来的社会冲突，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刘晓波先生秉持着相同的理念和追求；
二， 我们愿意签署《零八宪章》并赞同其中的观念，是基于对国家现状与前途的关注，也是依照《宪法》规定的权利承担公民责任的表现，我们从不认为签署《零八宪章》有违现行任何法律法规；
三，如果刘晓波先生因此被起诉，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案件的组成部分，对刘晓波先生的起诉就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置于审判席上；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
2009年12月10日
欢迎继续签名，签名邮箱64chinese@gmail.com
零八宪章国内签署人、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者：
165人
姓名 职业 常住地
于浩成 法学专家 北京
张思之 律师 北京
茅于轼 经济学家 北京
杜光 政治学者，教授 北京
鲍彤 前中央委员 北京
丁子霖 教授 北京
蒋培坤 教授 北京
张祖桦 宪政学者 北京
徐友渔 学者 北京
陈子明 学者 北京
崔卫平 教授 北京
郝建 教授 北京
高瑜 记者 北京
余世存 作家 北京
张博树 政治学家 北京
张显杨 学者 北京
周舵 学者 北京
张耀杰 学者 北京
李大同 记者 北京
赵达功 作家 深圳
莫之许 自由撰稿人 北京
温克坚 学者 杭州
蒋亶文 作家 上海
野渡 编辑 广州
刘荻 自由撰稿人 北京
王小山 专栏作家 北京
滕彪 维权人士 北京
王怡 传道人 成都
冉云飞 作家 成都
昝爱宗 作家及特约记者 杭州
杨子立 学者 北京
王光泽 独立时事评论员 北京
北风(温云超) 互联网观察者 广州
马少方 商人 深圳
铁流 作家 北京
朱建国 作家 深圳
庄道鹤 律师 杭州
吴保建 律师 杭州
苏元真 教授 杭州
杨光 独立学者 广西桂林
阿丁 记者 北京
舒阳 艺术家 北京
王德邦 自由撰稿人 北京
张发财 设计师 南宁
陈绍华 设计师 深圳
李海 维权人士 北京
刘京生 自由职业 北京
黑沨 诗人/作家 苏州
朱欣欣 自由撰稿人 河北石家庄
胡义昭 学者 北京
李咏胜 作家、记者 成都
唐荆陵 律师后 广州
袁新亭 编辑 广州
雄勇 律师 北京
陆文 作家 江苏
李元龙 前党报记者 贵州毕节
刘士辉 律师后 广州
王仲夏 自由职业 北京
巴忠巍 自由职业者 河南
王炜 自由职业者 山东莱芜
倪明 退休工人 辽宁盘锦
刘沙沙 维权人士 北京
郭强 访民 重庆
张涛 自由职业者 石家庄
严灞 港口运输业 深圳
何欢 自由职业 浙江
古川 人权捍卫者 北京
陈龙 自由艺术工作者 杭州
徐波 企业员工 云南大理
刘灵儿 维权人士 武汉
童垚 无业 北京
林育林 学生 温州
马语晨 医药相关行业 北京
田永德 维权人士 北京
李二平 教师 黑龙江
贾春霞 维权人士 唐山
端启宪（陆恒宪）维权人士 广西南宁
吕方志(吕方芝） 公民 武汉
秦汉杰 公民 山西
钟桂清 公民 广东 茂名
李宇 角马俱乐部发起人 四川德阳
朱虞夫 政治犯 浙江省杭州市
未水山 商人 杭州
刘贤斌 维权人士 四川遂宁
张百胜 农民工 温州
蒲飞 IT 四川成都
车宏年 自由撰稿人 山东
程汉忠 公司职员 四川乐山
管党生 自由职业 合肥
李祥正 工程师 湖北
梁学以 失地农民 河南
李朝勋 农民 河南
罗劲 公民 长沙
南望 自由职业 河南
杨凤明 重庆 退休人员
郭宝锋 翻译 厦门
张晶晶 农民 浙江省上虞市
李波 公民 成都
刘耀敏 无业公民 广州
周树成 公民 海南
王大联 公民 成都
周玉花 公民 福建
楚天 自由职业者 湖北
刘云云 农民 广州
毛超 机械工程师 上海松江
张小山 公民 北京
蒋沛霖 自由职业 深圳
郭卫东 自由职业者 浙江嘉兴
邓永固 技术员 四川遂宁
杨立才 08宪章签署者 北京
刘丽娇 化工研发 上海
刘京朝 军人 天津
马郡 设计师 上海
赵嘉阳 中国绿党 北京
刘平 自由职业 广西南宁
管禹 个体户 吉林省松原市
汉心 教师 贵阳市
阳光 自由职业 广州
赵越 工程师 广东深圳
冀进京 自由职业 江苏
戴建伟 编辑 浙江
刘工 工程师 沈阳
周骋 IT工程师 北京
张小山 网络产品设计 北京
孙维夏 职员 北京
闫海峰 自由职业 北京
葛志福 教师 北京
穆毅勇 自由撰稿人 北京
李泽昌 自由职业者 北京
顾志勤 修理工 无锡
花小岁 媒体 北京
徐高金 维权人士 江西九江
徐峥 软件工程师 成都
张磊 服务生 杭州
张乔 大学生 北京
洪蓓蓓 学生 广州
高巍 程序员 上海
凡子 画廊 北京
华夏匹夫 退职干部，自由撰稿人 北京
姜海洋 自由职业者 天津
栗林 无业 上海
刘奇 房地产中介 湖北
吴宗伟 电子工程师 辽宁大连
张津郡 商人 深圳
吴孟谦 自由人 浙江
吴高兴 自由撰稿人 浙江临海
李贺明 文学杂志编辑 武汉
叶乔松 自由职业者 湖北宜昌
张伟城 学生 肇庆
湖玛 维吾尔人 学生 北京
周博 会计 广州
鲁扬 诗人 山东
胡熙成 自由战士 四川成都
陈广英 自由职业 湖南
温元奎 自由职业者 上海
朱晓东 自由职业 吉林长春
杨沁雨 学生 四川雅安
毛超 机械工程师 上海松江
苏雨桐，NGO工作人员 北京
肖勇 德先生研究所义工 湖南
陈可 自由撰稿人 上海
任泽田 应届高三生 山东省青岛市
李欣 打工青年 深圳
朱琳 无业 广州
郑潮 学生 北京
零八宪章海外签署人、声援刘晓波先生者：
41人
武宜三 五七史料收集者 香港
孟浪 诗人 美国/香港
陈允中 大学教师 香港
朱瑞 作家 加拿大
蔡楚 编辑 美国
潘嘉伟 非政府组织工作者 香港
蔡淑芳 公民 香港
钟圣华 学生 香港
丁抒 教师 美国
吴仁华 中国文献学者 美国洛杉矶
杨建利 公民力量 美国
刘超 IT从业人员 美国
阎靖靖，零八宪章签署者 香港
坂本大辉 社会人士 香港
蔡逸峰 学生 德国
亓允文 自由作家 高雄市
李大立 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理事 香港
胡平 学者 美国纽约
陈破空 政论家 纽约
郭保胜 学生 美国
艾鸽 画家 巴黎
张小刚 自由写作 澳洲悉尼
徐文立 美国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 美国
井蛙 诗人 美国加州
贝岭 文学工作者 独立中文笔会创会人
吕易 中国社会党中央副秘书长 澳大利亚华人教会牧师
郭罗基 哈佛大学研究员 美国
宋永毅 教授 美国加州
陈小玮 教师 美国， 阿肯色
王龙蒙 89学生 法国
李剑虹 作家 被拒绝入境滞留瑞典
张菁 新闻工作者 纽约
张锡金 国际贸易 墨尔本
尹进 记者 瑞典
冷热 公务员 加拿大渥太华
刘路 政治流亡者 纽约
蔡国栋 电脑工作者 美国
姜维平 自由撰稿人 加拿大
Mack Frankfurt, Germany
Liu Wei engeneer Germany
Pan Lei M.D. Ph.D. Teacher of university Japan
博主回应: 拈花时评 （张广红），博客撰稿人，广州
假如刘晓波为了中国的自由要坐牢，我也愿意
发了邮件，上来声援一下
假如一个七千万人的世界第一大党，坐拥数十万亿资产，还有数百万军队，警察，还有飞机大炮核武器的政党，连区区一份倡议性的文件都受不了，心理素质就不合格。
这样的政党，有何资格执政中国？
一 我们始终相信，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必须以人权得到全面保障、正义能够充分实现和法治趋于完善、体制走向民主为基础，除此只会继续造成畸形的繁荣、社会贫富悬殊加剧、严重不公带来的社会冲突，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刘晓波先生秉持着相同的理念和追求；
二， 我们愿意签署《零八宪章》并赞同其中的观念，是基于对国家现状与前途的关注，也是依照《宪法》规定的权利承担公民责任的表现，我们从不认为签署《零八宪章》有违现行任何法律法规；
三，如果刘晓波先生因此被起诉，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案件的组成部分，对刘晓波先生的起诉就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置于审判席上；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
2009年12月10日
欢迎继续签名，签名邮箱64chinese@gmail.com
零八宪章国内签署人、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者：
165人
姓名 职业 常住地
于浩成 法学专家 北京
张思之 律师 北京
茅于轼 经济学家 北京
杜光 政治学者，教授 北京
鲍彤 前中央委员 北京
丁子霖 教授 北京
蒋培坤 教授 北京
张祖桦 宪政学者 北京
徐友渔 学者 北京
陈子明 学者 北京
崔卫平 教授 北京
郝建 教授 北京
高瑜 记者 北京
余世存 作家 北京
张博树 政治学家 北京
张显杨 学者 北京
周舵 学者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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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荻 自由撰稿人 北京
王小山 专栏作家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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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作家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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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 学者 北京
王光泽 独立时事评论员 北京
北风(温云超) 互联网观察者 广州
马少方 商人 深圳
铁流 作家 北京
朱建国 作家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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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保建 律师 杭州
苏元真 教授 杭州
杨光 独立学者 广西桂林
阿丁 记者 北京
舒阳 艺术家 北京
王德邦 自由撰稿人 北京
张发财 设计师 南宁
陈绍华 设计师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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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京生 自由职业 北京
黑沨 诗人/作家 苏州
朱欣欣 自由撰稿人 河北石家庄
胡义昭 学者 北京
李咏胜 作家、记者 成都
唐荆陵 律师后 广州
袁新亭 编辑 广州
雄勇 律师 北京
陆文 作家 江苏
李元龙 前党报记者 贵州毕节
刘士辉 律师后 广州
王仲夏 自由职业 北京
巴忠巍 自由职业者 河南
王炜 自由职业者 山东莱芜
倪明 退休工人 辽宁盘锦
刘沙沙 维权人士 北京
郭强 访民 重庆
张涛 自由职业者 石家庄
严灞 港口运输业 深圳
何欢 自由职业 浙江
古川 人权捍卫者 北京
陈龙 自由艺术工作者 杭州
徐波 企业员工 云南大理
刘灵儿 维权人士 武汉
童垚 无业 北京
林育林 学生 温州
马语晨 医药相关行业 北京
田永德 维权人士 北京
李二平 教师 黑龙江
贾春霞 维权人士 唐山
端启宪（陆恒宪）维权人士 广西南宁
吕方志(吕方芝） 公民 武汉
秦汉杰 公民 山西
钟桂清 公民 广东 茂名
李宇 角马俱乐部发起人 四川德阳
朱虞夫 政治犯 浙江省杭州市
未水山 商人 杭州
刘贤斌 维权人士 四川遂宁
张百胜 农民工 温州
蒲飞 IT 四川成都
车宏年 自由撰稿人 山东
程汉忠 公司职员 四川乐山
管党生 自由职业 合肥
李祥正 工程师 湖北
梁学以 失地农民 河南
李朝勋 农民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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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凤明 重庆 退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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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晶晶 农民 浙江省上虞市
李波 公民 成都
刘耀敏 无业公民 广州
周树成 公民 海南
王大联 公民 成都
周玉花 公民 福建
楚天 自由职业者 湖北
刘云云 农民 广州
毛超 机械工程师 上海松江
张小山 公民 北京
蒋沛霖 自由职业 深圳
郭卫东 自由职业者 浙江嘉兴
邓永固 技术员 四川遂宁
杨立才 08宪章签署者 北京
刘丽娇 化工研发 上海
刘京朝 军人 天津
马郡 设计师 上海
赵嘉阳 中国绿党 北京
刘平 自由职业 广西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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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越 工程师 广东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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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海峰 自由职业 北京
葛志福 教师 北京
穆毅勇 自由撰稿人 北京
李泽昌 自由职业者 北京
顾志勤 修理工 无锡
花小岁 媒体 北京
徐高金 维权人士 江西九江
徐峥 软件工程师 成都
张磊 服务生 杭州
张乔 大学生 北京
洪蓓蓓 学生 广州
高巍 程序员 上海
凡子 画廊 北京
华夏匹夫 退职干部，自由撰稿人 北京
姜海洋 自由职业者 天津
栗林 无业 上海
刘奇 房地产中介 湖北
吴宗伟 电子工程师 辽宁大连
张津郡 商人 深圳
吴孟谦 自由人 浙江
吴高兴 自由撰稿人 浙江临海
李贺明 文学杂志编辑 武汉
叶乔松 自由职业者 湖北宜昌
张伟城 学生 肇庆
湖玛 维吾尔人 学生 北京
周博 会计 广州
鲁扬 诗人 山东
胡熙成 自由战士 四川成都
陈广英 自由职业 湖南
温元奎 自由职业者 上海
朱晓东 自由职业 吉林长春
杨沁雨 学生 四川雅安
毛超 机械工程师 上海松江
苏雨桐，NGO工作人员 北京
肖勇 德先生研究所义工 湖南
陈可 自由撰稿人 上海
任泽田 应届高三生 山东省青岛市
李欣 打工青年 深圳
朱琳 无业 广州
郑潮 学生 北京
零八宪章海外签署人、声援刘晓波先生者：
41人
武宜三 五七史料收集者 香港
孟浪 诗人 美国/香港
陈允中 大学教师 香港
朱瑞 作家 加拿大
蔡楚 编辑 美国
潘嘉伟 非政府组织工作者 香港
蔡淑芳 公民 香港
钟圣华 学生 香港
丁抒 教师 美国
吴仁华 中国文献学者 美国洛杉矶
杨建利 公民力量 美国
刘超 IT从业人员 美国
阎靖靖，零八宪章签署者 香港
坂本大辉 社会人士 香港
蔡逸峰 学生 德国
亓允文 自由作家 高雄市
李大立 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理事 香港
胡平 学者 美国纽约
陈破空 政论家 纽约
郭保胜 学生 美国
艾鸽 画家 巴黎
张小刚 自由写作 澳洲悉尼
徐文立 美国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 美国
井蛙 诗人 美国加州
贝岭 文学工作者 独立中文笔会创会人
吕易 中国社会党中央副秘书长 澳大利亚华人教会牧师
郭罗基 哈佛大学研究员 美国
宋永毅 教授 美国加州
陈小玮 教师 美国， 阿肯色
王龙蒙 89学生 法国
李剑虹 作家 被拒绝入境滞留瑞典
张菁 新闻工作者 纽约
张锡金 国际贸易 墨尔本
尹进 记者 瑞典
冷热 公务员 加拿大渥太华
刘路 政治流亡者 纽约
蔡国栋 电脑工作者 美国
姜维平 自由撰稿人 加拿大
Mack Frankfurt, Germany
Liu Wei engeneer Germany
Pan Lei M.D. Ph.D. Teacher of university Japan
博主回应: 拈花时评 （张广红），博客撰稿人，广州
假如刘晓波为了中国的自由要坐牢，我也愿意
发了邮件，上来声援一下
假如一个七千万人的世界第一大党，坐拥数十万亿资产，还有数百万军队，警察，还有飞机大炮核武器的政党，连区区一份倡议性的文件都受不了，心理素质就不合格。
这样的政党，有何资格执政中国？
中共破坏哥本哈根会议的动机何在？
要谈这个问题，需要从中共提出的2020年减排目标说起。
大家都认为，或者当局让大家认为，中共提出的是到2020年中国的排碳水平要在2005年的排碳结果的基础上减少40-45%，也就是说中共提出的是一个总排量减少的目标。果真如此吗？大家回味一下，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共提出的是到2020年中国的”单位“排碳量比2005年减少40-45，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同时当局刻意地模糊了两者的区别。是”单位“排放量，不是总排放量。多了两个字，区别大吗？区别不仅仅是大小的问题，而是有根本上的区别。
所谓”单位排放量“的单位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看到官方对此的任何解释，我的理解是:以单位GDP产生的碳排放，也就是说，以GDP增长一百万或者一千万所产生的碳排放就是所谓”单位碳排放量“。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总排放量的指标，单位排放量减少不是总排放量减少，甚至是增加，甚至是增加若干倍。我没有仔细计算其真实数据，也不可能，因为2020年的GDP和碳排放现在是不可能拿到的，推测数据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可能与实际数字相差甚远。
那么，我们可以用假设的数字来计算一下。假如2005的GDP总量是二十万亿，而碳的总排放量是六十万亿吨的话，那么2005年的”单位“总排放量就是3 吨/元，以百万或者千万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以这个数字计算的话，到2020年，中共的计划排放量就是3-3X45%=1.65吨/元。而假设2020年的GDP总量是四十万亿的话，那么相应的碳总排放量就是1.65X40万亿=66万亿吨。也就是说，这个指标的排放总量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如果中国的 GDP增长一直保持7-8%的话，那么2020年的单位排放总量必然比2005年增加必然大幅度增加。
相比美国的目标是总量比2005年减少17.5，日本是25%，而西方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减少50%，发达国家减少85%，大家可以看出其落差何其巨大。至于中共反复强调的发达国家比我们早排放数十上百年，所以大家不应该以同样的标准衡量的问题，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以才需要大家协调解决，所以才需要开哥本哈根会议的。
那么，为什么中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呢？根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危机。一般政权的维护主要是以经济与政治两条腿走路的，也就是说中共必须要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取得成功才能让中国民众接受他们的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是，现在中共在政治方面已经产生了根本危机，贪管污吏横行不法，太子党公开掠夺，群体事件此伏彼起，令中共的政治这条腿已经彻底跛掉了，甚至已经腐烂流脓了。于是他们只能靠经济这一条腿来维持他们的政权了，也就是说假如中国经济如果坏了，他们就没有腿走路了，只能瘫倒了。
假如中国不能够保持7-8%的年经济增长率，就不能为每年产生的1-2千万失业的劳动力安排就业机会，一旦实业人口大幅度增加，中国必然会大乱，中共的政权危机就该总爆发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史，可以证明饥饿的中国人是多么的可怕，他们能够推翻任何政权的统治。而中国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减少碳的排放总量。要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对能源的依赖度远远比任何国家都要高得多。
另外，我们不是石油生产大国，我们使用的石油百份之五十以上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而我们是世界第一煤炭生产大国，我们没有很多油，可我们有非常多的煤，我们的煤可以支持我们数十年的经济增长。而燃煤的碳排放量远远超过燃油的排放量，所以如果承诺减少碳排放的总量，中国经济是不可能保持高速增长的。这个矛盾是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所以中共有绝对的动机对哥本哈根会议进行破坏。因为哥本哈根会议最终没能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主要原因就是中共不同意国际核查碳排放总量和承诺减少50%的排放量。
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这样的借口纯粹是废话。假如中共那么重视国家主权，那为什么在边界谈判中会对印度和俄罗斯作出那么大的让步？一方面对国家主权严重出卖，却在国际对碳排放进行核查，这不矛盾吗？首先国际核查没有任何超越国家主权的地方，而即便有，假如每个国家都承受这种超越也就等于大家都没有承受了，因为大家的损失是同等的。
所以说，中共阻挠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的动机，完全是出于一党私利，而不是为了保护中国乃至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中国，他也是我们上五千年祖宗和下五千年后代的中国，难道我们要留给后代一个满目伧胰的国家？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牺牲一点点经济损失呢？地球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地球，他也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地球，难道我们要让子孙后代无法生存繁衍的地球吗？
即便以国内问题来说，尽快发起政治体制的改革，放弃一部分的党权，接受国民对政治的参与和监督制约，并对政策制定实施充分透明化。必然使国内政治局面大大改观，舒解大部分的政治矛盾，吏治产生根本性好转。这样可以令中共恢复政治经济两条腿走路，缓解政权危机，更加能够稳定中共政权的稳定，岂不是要比走一条经济发展独木桥要安全稳妥许多？一味以哪怕身后洪水滔天的心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只能够是中国国民与中共的双输局面，执政者当以三思。
只有当中共的核心利益与中国的核心利益取得最大面积的重合的时候，才是永久执政党的机会，否则无非是”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东方不败式的意淫而已。
大家都认为，或者当局让大家认为，中共提出的是到2020年中国的排碳水平要在2005年的排碳结果的基础上减少40-45%，也就是说中共提出的是一个总排量减少的目标。果真如此吗？大家回味一下，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共提出的是到2020年中国的”单位“排碳量比2005年减少40-45，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同时当局刻意地模糊了两者的区别。是”单位“排放量，不是总排放量。多了两个字，区别大吗？区别不仅仅是大小的问题，而是有根本上的区别。
所谓”单位排放量“的单位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看到官方对此的任何解释，我的理解是:以单位GDP产生的碳排放，也就是说，以GDP增长一百万或者一千万所产生的碳排放就是所谓”单位碳排放量“。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总排放量的指标，单位排放量减少不是总排放量减少，甚至是增加，甚至是增加若干倍。我没有仔细计算其真实数据，也不可能，因为2020年的GDP和碳排放现在是不可能拿到的，推测数据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可能与实际数字相差甚远。
那么，我们可以用假设的数字来计算一下。假如2005的GDP总量是二十万亿，而碳的总排放量是六十万亿吨的话，那么2005年的”单位“总排放量就是3 吨/元，以百万或者千万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以这个数字计算的话，到2020年，中共的计划排放量就是3-3X45%=1.65吨/元。而假设2020年的GDP总量是四十万亿的话，那么相应的碳总排放量就是1.65X40万亿=66万亿吨。也就是说，这个指标的排放总量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如果中国的 GDP增长一直保持7-8%的话，那么2020年的单位排放总量必然比2005年增加必然大幅度增加。
相比美国的目标是总量比2005年减少17.5，日本是25%，而西方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减少50%，发达国家减少85%，大家可以看出其落差何其巨大。至于中共反复强调的发达国家比我们早排放数十上百年，所以大家不应该以同样的标准衡量的问题，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以才需要大家协调解决，所以才需要开哥本哈根会议的。
那么，为什么中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呢？根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危机。一般政权的维护主要是以经济与政治两条腿走路的，也就是说中共必须要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取得成功才能让中国民众接受他们的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是，现在中共在政治方面已经产生了根本危机，贪管污吏横行不法，太子党公开掠夺，群体事件此伏彼起，令中共的政治这条腿已经彻底跛掉了，甚至已经腐烂流脓了。于是他们只能靠经济这一条腿来维持他们的政权了，也就是说假如中国经济如果坏了，他们就没有腿走路了，只能瘫倒了。
假如中国不能够保持7-8%的年经济增长率，就不能为每年产生的1-2千万失业的劳动力安排就业机会，一旦实业人口大幅度增加，中国必然会大乱，中共的政权危机就该总爆发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史，可以证明饥饿的中国人是多么的可怕，他们能够推翻任何政权的统治。而中国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减少碳的排放总量。要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对能源的依赖度远远比任何国家都要高得多。
另外，我们不是石油生产大国，我们使用的石油百份之五十以上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而我们是世界第一煤炭生产大国，我们没有很多油，可我们有非常多的煤，我们的煤可以支持我们数十年的经济增长。而燃煤的碳排放量远远超过燃油的排放量，所以如果承诺减少碳排放的总量，中国经济是不可能保持高速增长的。这个矛盾是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所以中共有绝对的动机对哥本哈根会议进行破坏。因为哥本哈根会议最终没能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主要原因就是中共不同意国际核查碳排放总量和承诺减少50%的排放量。
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这样的借口纯粹是废话。假如中共那么重视国家主权，那为什么在边界谈判中会对印度和俄罗斯作出那么大的让步？一方面对国家主权严重出卖，却在国际对碳排放进行核查，这不矛盾吗？首先国际核查没有任何超越国家主权的地方，而即便有，假如每个国家都承受这种超越也就等于大家都没有承受了，因为大家的损失是同等的。
所以说，中共阻挠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的动机，完全是出于一党私利，而不是为了保护中国乃至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中国，他也是我们上五千年祖宗和下五千年后代的中国，难道我们要留给后代一个满目伧胰的国家？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牺牲一点点经济损失呢？地球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地球，他也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地球，难道我们要让子孙后代无法生存繁衍的地球吗？
即便以国内问题来说，尽快发起政治体制的改革，放弃一部分的党权，接受国民对政治的参与和监督制约，并对政策制定实施充分透明化。必然使国内政治局面大大改观，舒解大部分的政治矛盾，吏治产生根本性好转。这样可以令中共恢复政治经济两条腿走路，缓解政权危机，更加能够稳定中共政权的稳定，岂不是要比走一条经济发展独木桥要安全稳妥许多？一味以哪怕身后洪水滔天的心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只能够是中国国民与中共的双输局面，执政者当以三思。
只有当中共的核心利益与中国的核心利益取得最大面积的重合的时候，才是永久执政党的机会，否则无非是”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东方不败式的意淫而已。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
熟悉中美关系的朋友都知道，美国的每一任（不是每一届）总统履新阶段，几乎必然伴随着与中国的激烈争吵，关系都会非常地紧张。至少近二十年必然如此，克林顿是这样，小布什也是如此。而到了第二任期的尾段，都会成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因为他不再有连任的压力，而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中国的认同和支持，至少是默认。而美国在经济上也同样需要中国，需要中国的廉价产品减轻美国的通涨压力，也需要中国购买他们的国债和以美圆作为第一储备货币。
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自苏联在二十年前瓦解以后，中国在美国人，包括美国民众、政府眼里就成了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者或者说是潜在敌人。于是每一届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在争取选票的时候，在宣示他的外交战略的时候，都会激烈地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新闻、言论自由问题，从而争取美国选民的好感，而“中国问题”永远都是他们无法饶越的问题。于是在他们上任的初期，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信守其竞选言论，于是中美之间摩擦不断。而中国政府也会利用国内传媒大肆抨击美国政府的几乎一切针对中国的批评，和美国国内国际的政策。
但是，这一次，当奥巴马政府上台的时候，对中国居然是出奇地温和。奥巴马比小布什温和许多，希拉里也比赖斯温和很多甚至比鲍威尔还要温和，甚至连美国国内传媒在谈论中国的时候也远比过去温和了很多。其原因之一当然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时刻需要中国，复苏阶段也同样需要中国，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地位的提升已经是一个事实，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被扭转。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原因肯定不仅仅是已经被摆在台面的这些，内里的暗涌相信更加复杂、层次丰富。其中之一，我在看凤凰电视的节目的时候，某一位专家无意中透露了一点点。这位“智囊”式的人物在谈及中美关系近期表现的原因的时候，说到：中美两国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中方也将自己的核心利益告诉了美国政府。
这个“核心利益”是什么？砖家没有往深处讲，估计是不方便讲，于是我们也只能推测。这应该不是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因为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基本上一样的，无非是民富国强，国家地位的提升、国民享有充分的言论新闻自由等等。中国当然也概莫能外，于是也就不存在需要“深刻”沟通的必要。需要特别、深刻沟通的东西，一定不是这样谁都能随便想到的问题，一定是美国政府无法想见的东西。那么这是什么“核心利益”呢？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那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吗？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中国的核心利益确实就是民福国强，国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人权，还有国家的国际地位的提升，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就是他们的政权的绝对稳定。这两者不是相辅相成的吗？不是互相促进的吗？不一定是，而且往往两者相互间有着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共的核心利益不是民富国强，而是国富国强，其实就是共富共强。
中国的核心利益是需要执政党，无论他是什么党，得到充分的权力制约和透明化，而中共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他们无法绝对控制中国和中国国民，甚至会导致他们的迅速倒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民众享受充分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也是与中共的核心利益相违背的，会导致他们的专制独裁政权不稳定的。甚至连民富都不符合中共的核心利益，想象一下中国如果出现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美国的枪支协会、工会那样的超级富豪和超级利益集团，都有可能影响执政者的执政行为乃至成为反叛的力量，从而导致中共的政治安全。所以才会有国进民退之说，其实应该是共进民退，因为所有的国有资产资本都是共产党能够绝对掌握的，所以他们才能一年吃饭喝酒都能花掉我们七千亿。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国民享有充分的投票权、选举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其他的一切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力，这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与中共的核心利益最相矛盾冲突的地方。
当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与中共的核心利益相矛盾的时候，什么必须让步？什么核心利益必然优先？让步的必然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优先的肯定是中共的核心利益。这才是必须由中共告知美国人的，需要充分沟通才能心领神会的。
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自苏联在二十年前瓦解以后，中国在美国人，包括美国民众、政府眼里就成了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者或者说是潜在敌人。于是每一届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在争取选票的时候，在宣示他的外交战略的时候，都会激烈地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新闻、言论自由问题，从而争取美国选民的好感，而“中国问题”永远都是他们无法饶越的问题。于是在他们上任的初期，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信守其竞选言论，于是中美之间摩擦不断。而中国政府也会利用国内传媒大肆抨击美国政府的几乎一切针对中国的批评，和美国国内国际的政策。
但是，这一次，当奥巴马政府上台的时候，对中国居然是出奇地温和。奥巴马比小布什温和许多，希拉里也比赖斯温和很多甚至比鲍威尔还要温和，甚至连美国国内传媒在谈论中国的时候也远比过去温和了很多。其原因之一当然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时刻需要中国，复苏阶段也同样需要中国，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地位的提升已经是一个事实，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被扭转。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原因肯定不仅仅是已经被摆在台面的这些，内里的暗涌相信更加复杂、层次丰富。其中之一，我在看凤凰电视的节目的时候，某一位专家无意中透露了一点点。这位“智囊”式的人物在谈及中美关系近期表现的原因的时候，说到：中美两国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中方也将自己的核心利益告诉了美国政府。
这个“核心利益”是什么？砖家没有往深处讲，估计是不方便讲，于是我们也只能推测。这应该不是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因为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基本上一样的，无非是民富国强，国家地位的提升、国民享有充分的言论新闻自由等等。中国当然也概莫能外，于是也就不存在需要“深刻”沟通的必要。需要特别、深刻沟通的东西，一定不是这样谁都能随便想到的问题，一定是美国政府无法想见的东西。那么这是什么“核心利益”呢？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那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吗？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中国的核心利益确实就是民福国强，国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人权，还有国家的国际地位的提升，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就是他们的政权的绝对稳定。这两者不是相辅相成的吗？不是互相促进的吗？不一定是，而且往往两者相互间有着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共的核心利益不是民富国强，而是国富国强，其实就是共富共强。
中国的核心利益是需要执政党，无论他是什么党，得到充分的权力制约和透明化，而中共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他们无法绝对控制中国和中国国民，甚至会导致他们的迅速倒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民众享受充分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也是与中共的核心利益相违背的，会导致他们的专制独裁政权不稳定的。甚至连民富都不符合中共的核心利益，想象一下中国如果出现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美国的枪支协会、工会那样的超级富豪和超级利益集团，都有可能影响执政者的执政行为乃至成为反叛的力量，从而导致中共的政治安全。所以才会有国进民退之说，其实应该是共进民退，因为所有的国有资产资本都是共产党能够绝对掌握的，所以他们才能一年吃饭喝酒都能花掉我们七千亿。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国民享有充分的投票权、选举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其他的一切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力，这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与中共的核心利益最相矛盾冲突的地方。
当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与中共的核心利益相矛盾的时候，什么必须让步？什么核心利益必然优先？让步的必然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优先的肯定是中共的核心利益。这才是必须由中共告知美国人的，需要充分沟通才能心领神会的。
英媒：北京系统性地破坏哥本哈根协议
历时两周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最后以一个挽回面子式的空头协议结束，这个结果受到广泛的批评。据参加核心谈判的代表透露，北京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一直在阻挡达成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协约。欧盟的官员揭示，会议一直在北京采取战术中有系统的破坏中进行着，刚开始人们都被误导着一直相信他们希望达成协议。
据英国《独立报》报导，阻挡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作为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关键部件——各国承诺减排时间表在北京的要挟之下被剔除；二是得到各国支持的2050减排目标－－即到2050年全球减排50%，但发达国家在同一时间必须减排80%，在北京的反对下也不得不退出协议。而这个目标被认为是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临界点之内必不可少的因素。
有多名参与整个核心谈判过程的代表和国家元首见证了北京对这次峰会有预谋的破坏，世界各国对北京破坏这次峰会的系统性和过程中所使用的战术感到震惊。一名与会的国家元首表示：这样的中国对本世纪——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预示着什么，这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忧虑。
起草协议的国家元首：房间里充满了愤怒
一位参与起草最后的协议书的国家元首，给出了他亲眼见证的惊人内幕。他说：“在房间里有25个国家的元首，这时大约是星期五晚上6点钟。在我右边的角上有奥巴马总统，然后是布朗坐在边上，另一边是埃塞俄比亚总统、墨西哥总统、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
“如果中国没有在这个房间里，那么将会诞生一个每个人都想开香槟庆贺的协议。然而这正是中国想做新兴‘超级大国’的第一个迹象，它对全球管理毫无兴趣，对影响它的政权的多边治理毫无兴趣。你可以说整个过程它都缺乏参与性，它玩游戏比任何人都聪明，他们比美国会玩得多。”
“阻挡一件事情总是比推动或做到容易。美国也许有一些责任，因为那是所有背负压力的团体的固有说法——那就是富国不对，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钱或他们没有创造足够的减排目标。但事实是，我就在这个会议上，我很清楚‘附件1’中规定富裕国家到2050年减排80%的目标，每个人都支持，唯独中国反对。这项协议最后淡化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的任何种类的任何减排目标。不管是它自己或别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键内容也被中国从协议中剔除了，房间里充满了愤怒。虽然每个人的愤怒都被控制着，但这种气愤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清楚。”
“中国的代表感到高兴，因为两种方式他们都会赢。如果谈判崩溃他们会是赢家，因为他们无需做任何事情，而他们知道，富裕国家将受到非难。如果谈判不垮掉，因为每个人都如此绝望，这个协议就要淡化到毫无意义，他们还是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无论哪种方式，他们都会赢。我认为到那个阶段，所有其他世界领导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只是他们除了愤怒不能做任何事情。”
“这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忧虑是：（这样的中国）对本世纪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预示着什么。中国的力量不会削弱，如果是这样的行为方式，那么我们就真的麻烦了。”
欧盟官员一：运用战术系统破坏
欧盟一名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有系统的破坏了哥本哈根峰会。因为北京对国内日益飙升的碳排放量要面临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削减目标感到恐惧。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污染者，在哥本哈根世界各国代表都见证了北京对这次峰会的破坏，并对其破坏的系统性和过程中所使用的战术感到震惊。
欧盟官员二：剔除减排时间表和50-50、50-80目标
另一名参与整个谈判过程并目击中国行为的欧盟代表证实：在核心谈判中中国有意阻挡的行为，在各国代表团引起广泛的愤怒。
各国最后在哥本哈根形成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因过于软弱而广受批评，对于关注气候变暖的人们来讲，这个协议本身就是在毁灭希望。尽管各方都接受了，但毫无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好多环保人士指责奥巴马没有作出更大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
然而，作为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关键的部件——明年承诺减排的时间表，在最后时刻被中国“坚决要求”从协议中撤出，北京威胁如不拿出时间表，就不同意达成这项协议。
另外一个在北京坚持下被迫从协议中去掉的关键内容是：全球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50%，其中发达国家减少80%的声明。这项声明被认为是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临界点之内必不可少的因素。
据悉，对于“50-50”（到2050年全球减排50%）和“50-80”（到2050年全球减排80%）的目标，20国集团都已接受，其它各国领导人也已经接受，包括英国总理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理萨尔科齐和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据说，当这些领导人看到中国的要求的时候，感到非常吃惊。尤其是关于发达国家的目标。这名欧盟官员说：“中国认为到2050年他将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所以他们不希望限制他们的成长。”
由于经济的迅速扩张，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虽然刚开始北京在会议的一项国际文书中同意限制其排放量增长，但临到落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时候，它突然变得绝望似的。这名官员补充说：“这次会议一直在中国有系统的破坏中进行，而且北京采取了战术，令人费解的是刚开始我们都被误导着一直相信他们希望达成协议。”
英国大臣：反对减排目标、反对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领导英国谈判的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内阁大臣米利班德（Ed Miliband）昨晚（12月19日晚）说：“令人失望的是中国坚持反对全球排放量减少50％的目标，令人失望的是中国不支持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我觉得这两项都是必要的。”
目击者：历史之手无处可见
目击者Chris Green表示：在一片嘈杂和混乱之中，我们徒然等待着历史之手落在我们肩上。哥本哈根会议是多彩的，嘈杂的，也是令人困惑的。但是，近两周的谈判之后大多数人想要摆脱的感觉可能就是强烈的失望和泄气。
近5万人参加了会议，而他们当中大部份人——无论是环境部长、非政府组织、记者或环保运动者，刚开始抵达贝拉中心的时候都是怀着乐观情绪的。因为这次会议毕竟标志着多年的工作成果。那时聚集在媒体大厅中的人互相开玩笑说： “你能感到历史之手落在你的肩膀上了吗？”
周二，兴奋之情掠过美国加州州长阿诺与他的随行人员，溢于言表。英国前副首相普雷斯科特（John Prescott）也来了，被一个接一个的采访包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更是无处不在，他的演说时时获得人们起立致意。作者当时想：这就是历史，就是它，历史就是这样开创的。
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情绪变得越来越悲观。在会议开始时，非政府组织和宣传摊位所在的大厅里挤满了人，不顾一切地吸引人的注意。到最后，这个大厅像一个幽灵小镇——大多数人被禁止入内。正是通过这个大厅，作者加入了周三的示威者行列；不到一个小时后他们就被丹麦警察的殴打屈服，只有吃苦耐劳的素食主义者坚守在那里。
周四和周五，富国和穷国的领导人相继抵达，大会会议厅淹没在各种空泛的说法中。各种新闻发布会匆匆安排，又匆匆取消，全场一片混乱。混乱过后是令人不安的平静，然后是奥巴马的戏剧性宣布，他保证要试图达成一个协议。但这个协议却不是任何人在前来开会前所预期的。
与会的记者19日穿过贝尔中心时，被一种感觉所击中：整个事件原来就是浪费时间和产生了约121500吨的二氧化碳。但历史之手却无处可见。
据英国《独立报》报导，阻挡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作为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关键部件——各国承诺减排时间表在北京的要挟之下被剔除；二是得到各国支持的2050减排目标－－即到2050年全球减排50%，但发达国家在同一时间必须减排80%，在北京的反对下也不得不退出协议。而这个目标被认为是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临界点之内必不可少的因素。
有多名参与整个核心谈判过程的代表和国家元首见证了北京对这次峰会有预谋的破坏，世界各国对北京破坏这次峰会的系统性和过程中所使用的战术感到震惊。一名与会的国家元首表示：这样的中国对本世纪——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预示着什么，这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忧虑。
起草协议的国家元首：房间里充满了愤怒
一位参与起草最后的协议书的国家元首，给出了他亲眼见证的惊人内幕。他说：“在房间里有25个国家的元首，这时大约是星期五晚上6点钟。在我右边的角上有奥巴马总统，然后是布朗坐在边上，另一边是埃塞俄比亚总统、墨西哥总统、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
“如果中国没有在这个房间里，那么将会诞生一个每个人都想开香槟庆贺的协议。然而这正是中国想做新兴‘超级大国’的第一个迹象，它对全球管理毫无兴趣，对影响它的政权的多边治理毫无兴趣。你可以说整个过程它都缺乏参与性，它玩游戏比任何人都聪明，他们比美国会玩得多。”
“阻挡一件事情总是比推动或做到容易。美国也许有一些责任，因为那是所有背负压力的团体的固有说法——那就是富国不对，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钱或他们没有创造足够的减排目标。但事实是，我就在这个会议上，我很清楚‘附件1’中规定富裕国家到2050年减排80%的目标，每个人都支持，唯独中国反对。这项协议最后淡化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的任何种类的任何减排目标。不管是它自己或别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键内容也被中国从协议中剔除了，房间里充满了愤怒。虽然每个人的愤怒都被控制着，但这种气愤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清楚。”
“中国的代表感到高兴，因为两种方式他们都会赢。如果谈判崩溃他们会是赢家，因为他们无需做任何事情，而他们知道，富裕国家将受到非难。如果谈判不垮掉，因为每个人都如此绝望，这个协议就要淡化到毫无意义，他们还是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无论哪种方式，他们都会赢。我认为到那个阶段，所有其他世界领导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只是他们除了愤怒不能做任何事情。”
“这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忧虑是：（这样的中国）对本世纪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预示着什么。中国的力量不会削弱，如果是这样的行为方式，那么我们就真的麻烦了。”
欧盟官员一：运用战术系统破坏
欧盟一名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有系统的破坏了哥本哈根峰会。因为北京对国内日益飙升的碳排放量要面临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削减目标感到恐惧。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污染者，在哥本哈根世界各国代表都见证了北京对这次峰会的破坏，并对其破坏的系统性和过程中所使用的战术感到震惊。
欧盟官员二：剔除减排时间表和50-50、50-80目标
另一名参与整个谈判过程并目击中国行为的欧盟代表证实：在核心谈判中中国有意阻挡的行为，在各国代表团引起广泛的愤怒。
各国最后在哥本哈根形成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因过于软弱而广受批评，对于关注气候变暖的人们来讲，这个协议本身就是在毁灭希望。尽管各方都接受了，但毫无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好多环保人士指责奥巴马没有作出更大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
然而，作为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关键的部件——明年承诺减排的时间表，在最后时刻被中国“坚决要求”从协议中撤出，北京威胁如不拿出时间表，就不同意达成这项协议。
另外一个在北京坚持下被迫从协议中去掉的关键内容是：全球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50%，其中发达国家减少80%的声明。这项声明被认为是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临界点之内必不可少的因素。
据悉，对于“50-50”（到2050年全球减排50%）和“50-80”（到2050年全球减排80%）的目标，20国集团都已接受，其它各国领导人也已经接受，包括英国总理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理萨尔科齐和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据说，当这些领导人看到中国的要求的时候，感到非常吃惊。尤其是关于发达国家的目标。这名欧盟官员说：“中国认为到2050年他将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所以他们不希望限制他们的成长。”
由于经济的迅速扩张，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虽然刚开始北京在会议的一项国际文书中同意限制其排放量增长，但临到落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时候，它突然变得绝望似的。这名官员补充说：“这次会议一直在中国有系统的破坏中进行，而且北京采取了战术，令人费解的是刚开始我们都被误导着一直相信他们希望达成协议。”
英国大臣：反对减排目标、反对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领导英国谈判的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内阁大臣米利班德（Ed Miliband）昨晚（12月19日晚）说：“令人失望的是中国坚持反对全球排放量减少50％的目标，令人失望的是中国不支持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我觉得这两项都是必要的。”
目击者：历史之手无处可见
目击者Chris Green表示：在一片嘈杂和混乱之中，我们徒然等待着历史之手落在我们肩上。哥本哈根会议是多彩的，嘈杂的，也是令人困惑的。但是，近两周的谈判之后大多数人想要摆脱的感觉可能就是强烈的失望和泄气。
近5万人参加了会议，而他们当中大部份人——无论是环境部长、非政府组织、记者或环保运动者，刚开始抵达贝拉中心的时候都是怀着乐观情绪的。因为这次会议毕竟标志着多年的工作成果。那时聚集在媒体大厅中的人互相开玩笑说： “你能感到历史之手落在你的肩膀上了吗？”
周二，兴奋之情掠过美国加州州长阿诺与他的随行人员，溢于言表。英国前副首相普雷斯科特（John Prescott）也来了，被一个接一个的采访包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更是无处不在，他的演说时时获得人们起立致意。作者当时想：这就是历史，就是它，历史就是这样开创的。
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情绪变得越来越悲观。在会议开始时，非政府组织和宣传摊位所在的大厅里挤满了人，不顾一切地吸引人的注意。到最后，这个大厅像一个幽灵小镇——大多数人被禁止入内。正是通过这个大厅，作者加入了周三的示威者行列；不到一个小时后他们就被丹麦警察的殴打屈服，只有吃苦耐劳的素食主义者坚守在那里。
周四和周五，富国和穷国的领导人相继抵达，大会会议厅淹没在各种空泛的说法中。各种新闻发布会匆匆安排，又匆匆取消，全场一片混乱。混乱过后是令人不安的平静，然后是奥巴马的戏剧性宣布，他保证要试图达成一个协议。但这个协议却不是任何人在前来开会前所预期的。
与会的记者19日穿过贝尔中心时，被一种感觉所击中：整个事件原来就是浪费时间和产生了约121500吨的二氧化碳。但历史之手却无处可见。
薄熙来是个弱智还是神经病?
歌城点唱违禁歌曲系统立即报警
本报讯 市文广局昨日通报：我市176家大型歌城已安装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歌城一旦有人点唱低俗等违禁歌曲，文化执法部门中央监控系统内的红灯立即自动闪烁报警。
博主评论：薄熙来想升官，想赶上尾班车。因为他六十五了，假如再得不到升迁，就必须退休了。这一点，是个明白人都能看得出来。
所以他甫一上任，就开始拼命地折腾。唱“红歌”、编“红段子”、立老阴毛的鬼像、打黑，现在居然要管制重庆人唱歌的自由了。
唱那些充满政治欺骗的，现在看起来非常弱智所谓“红歌”、号召并悬赏编红段子，也就罢了。因为这种行动除了浪费公帑并显得非常无聊以外，毕竟不值得太贬损。毕竟与我等无干，虽然那里是我的祖籍，但是连我父亲都没有回去过，老家早就没有亲戚了。最大的反应，也就是齿冷一下而已。
当时以为小薄无非是有见于道德沦亡，想“发扬一下战争时代的共产党比较淳朴年代的风气”。但即便是那个时代，共产党何曾有过真正的为国为民的情怀？伴随着共产党建立成立以至窃居大位的过程，何时不是充满政治欺骗？窃国大盗利用宣传手段欺骗国民的手法而已，怎么会有荡涤俗尘的作用？小薄也无非是偷师老毛，再来一次政治欺骗而已。不过他的短期目标也许不过是一个副总理，再往上爬的机会，格局就远不如毛泽东了。
竖立老毛的大塑像，就很浪费公帑了，同时污染环境。这样的手段，无非是借死人压活人，然后用来开他升官的大路，实在手段卑鄙下流兼无耻，但是仍然没有超越可忍受的范围。
再到了后来的“打黑风暴”，大肆打造舆论歌颂他自己，这样的手段其实能够有多大的作用？谁到知道共产党从来就不曾重视过所谓民意，他们只知道官意思的。即便小薄的手段能够欺骗大众，又怎么能够欺骗到小胡老江那些老政客、老阴谋家？连他自己都说漏嘴了，公开声称打黑是被逼无奈的。你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等到被逼无奈才做？这种话居然在记者面前讲？还要大肆传播？这等智力水平也想当总书记、国家主席？
以上种种，无非是另人齿冷而已，无非是要绑架重庆数千万民众为他的升官发财背书而已。但是这一次，小薄过分了吧？居然要管制重庆人唱歌的权力了？这就超出了界限了，这是在违法行政，这是违法的。小薄，你想升官想到发神经了？
管制重庆人唱歌的权力，这样的行政行为有法律依据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任何一条法律是管制中国人唱歌的吗？没有吧？重庆有一条地方法律是限制民众选歌的权力的吗？恐怕也没有吧？
但是，这样做违反宪法了。唱歌的权力可以理解为一种广义的言论自由。宪法有条例要保障国民言论自由的。虽然在中国实际上从来没有过言论自由，但是共产党一般都会选择其他的法律条文来解释或者说掩盖他们的侵法行为的。这一次，请问小薄同志，你有法律依据吗？你有权力不许重庆人唱什么歌、选什么歌吗？没有的，这是在违法执政。
虽然小共也经常违法行政，但一般都是在一些关乎政权存亡危机的时刻，但是这一次，连重庆人唱歌的自由都被小薄用来做升官的踮脚石了？小薄，你过了，而且按照我的判断，你没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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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评论：薄熙来想升官，想赶上尾班车。因为他六十五了，假如再得不到升迁，就必须退休了。这一点，是个明白人都能看得出来。
所以他甫一上任，就开始拼命地折腾。唱“红歌”、编“红段子”、立老阴毛的鬼像、打黑，现在居然要管制重庆人唱歌的自由了。
唱那些充满政治欺骗的，现在看起来非常弱智所谓“红歌”、号召并悬赏编红段子，也就罢了。因为这种行动除了浪费公帑并显得非常无聊以外，毕竟不值得太贬损。毕竟与我等无干，虽然那里是我的祖籍，但是连我父亲都没有回去过，老家早就没有亲戚了。最大的反应，也就是齿冷一下而已。
当时以为小薄无非是有见于道德沦亡，想“发扬一下战争时代的共产党比较淳朴年代的风气”。但即便是那个时代，共产党何曾有过真正的为国为民的情怀？伴随着共产党建立成立以至窃居大位的过程，何时不是充满政治欺骗？窃国大盗利用宣传手段欺骗国民的手法而已，怎么会有荡涤俗尘的作用？小薄也无非是偷师老毛，再来一次政治欺骗而已。不过他的短期目标也许不过是一个副总理，再往上爬的机会，格局就远不如毛泽东了。
竖立老毛的大塑像，就很浪费公帑了，同时污染环境。这样的手段，无非是借死人压活人，然后用来开他升官的大路，实在手段卑鄙下流兼无耻，但是仍然没有超越可忍受的范围。
再到了后来的“打黑风暴”，大肆打造舆论歌颂他自己，这样的手段其实能够有多大的作用？谁到知道共产党从来就不曾重视过所谓民意，他们只知道官意思的。即便小薄的手段能够欺骗大众，又怎么能够欺骗到小胡老江那些老政客、老阴谋家？连他自己都说漏嘴了，公开声称打黑是被逼无奈的。你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等到被逼无奈才做？这种话居然在记者面前讲？还要大肆传播？这等智力水平也想当总书记、国家主席？
以上种种，无非是另人齿冷而已，无非是要绑架重庆数千万民众为他的升官发财背书而已。但是这一次，小薄过分了吧？居然要管制重庆人唱歌的权力了？这就超出了界限了，这是在违法行政，这是违法的。小薄，你想升官想到发神经了？
管制重庆人唱歌的权力，这样的行政行为有法律依据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任何一条法律是管制中国人唱歌的吗？没有吧？重庆有一条地方法律是限制民众选歌的权力的吗？恐怕也没有吧？
但是，这样做违反宪法了。唱歌的权力可以理解为一种广义的言论自由。宪法有条例要保障国民言论自由的。虽然在中国实际上从来没有过言论自由，但是共产党一般都会选择其他的法律条文来解释或者说掩盖他们的侵法行为的。这一次，请问小薄同志，你有法律依据吗？你有权力不许重庆人唱什么歌、选什么歌吗？没有的，这是在违法执政。
虽然小共也经常违法行政，但一般都是在一些关乎政权存亡危机的时刻，但是这一次，连重庆人唱歌的自由都被小薄用来做升官的踮脚石了？小薄，你过了，而且按照我的判断，你没有机会了。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十）
60，三更灯火五更鸡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台湾彰化县美和镇柯景星家
柯景星：八十九岁
大正九年，就是一九二零年，柯景星出生在这个传统的闽南三合院里，红砖房子，围着一圈茂密的竹林，竹林外是大片水光涟涟的稻田。二十二岁时离开这个 家，再回来已是十年后。我来看他时，他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三合院已经倒塌，正厅的屋顶陷落，一地的残瓦断砖，压不住黄花怒放的野草。雨渍斑驳的土墙上，还 挂着一个木牌，毛笔墨汁写着家族的名字。“是祭祀用的，”他说。
木牌腐朽，铁钉也锈得只剩下半截。柯景星看着木牌上模糊的名字，指着其中两字，说，“这是我爸爸。”
半……，又说，“我爸爸常教我念的一首诗，我还记得两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
“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柯景星的记忆在时光的冲洗下有点像曝光过度的黑白照片，这里一条线，那里一道光，时隐时现，但是，轮廓和灵魂，真的都在。
龙：你跟我说一下那四十六个人是怎么回事？
柯：队长杉田鹤雄就命令我们杀人，那把军刀上还有天皇的菊花。不服从命令，我们就要被杀。
龙：你们杀俘虏的时候，俘虏站在哪里，你在哪里，长官在哪里？
柯：四、五十个俘虏，我们把他们围起来。杉田鹤雄就喊说，“上子弹！”然后就通通用刺刀刺死；之前有教我们刺枪术。教我们刺枪术的教练是在日本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
龙：四、五十个俘虏被围起来，有多少个台湾监视员在那里？
柯：十几个人。
龙：你是说，你们杀这四、五十个俘虏，不是开枪，全用刺刀？
柯：开枪危险，开枪怕打到自己人。都用刺的，一个一个刺死，我站在比较远的旁边，有一个印度兵逃来我的脚边，我跟他说，“这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 你。”我就刺了他一刀。还有一个在喊救命，是个英国兵。一个清水人叫我杀他，我说你比较高你怎么不杀他，你比较高才刺得到啊。那个英国兵躲在水沟里喊救 命。他如果不喊救命就没有人知道他躲在那里。我说，清水人你比较高，你去杀他。
龙：人都杀完之后，四、五十个尸体怎么处理？
柯：我们就挖一个大洞，全部放进去。
龙：然后你们怎么湮灭杀人的证据？
柯：人的头骨多脆、多大，你知道吗？
龙：把这四、五十个人杀了之后，你去哪里？
柯：有个人挑水来，我们把它喝光。继续住在那里。
龙：现在俘虏营都空了，盟军马上要到，你们还住在那里在等什么？
柯：我们也走了，想要回古晋，可是到不了，那时候……太久了，忘了。
龙：请描写一下审判的过程。
柯：一群人坐在椅子上，都是台湾兵。旁边有旁听席。一个耳光换五年。
龙：澳洲俘虏出庭指证你们打他们耳光？
柯：打耳光就是在白河训练的时候学的。
龙：当场被宣判死刑，那时感觉？
柯：感觉是——我真的要死了吗？死了还没人哭啊。第二天改判十年，很高兴。
龙：被判十年，最后坐了七年半的监牢，你觉得这惩罚公平吗？
柯：既然我有杀死一个人，我说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
龙：那你觉得七年半是应该的还是怎样？
柯：七年半是英皇登基所以被特赦。
龙：我知道，但你觉得自己判刑是冤枉还是罪有应得？
柯：那时候也没想什么，有杀死人被关也是应该的。
龙：家里的人知道你的遭遇吗？
柯：都不知道。不能通信。我要是知道我父亲那时已经死了，我就不回台湾了。我就在日本入赘。
龙：释放后最后终于回到台湾，看到基隆港，心里在想什么——有哭吗？
柯：没有。
龙：你一个人从基隆搭火车到了故乡彰化——有人到车站来接你吗？
柯：没有。到彰化车站后用走路的，一直走一直走，走回来老家。
龙：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柯：只剩下我的母亲。
龙：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
柯：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61，日日是好日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南投县鱼池乡蔡新宗家
蔡新宗：八十六岁
从彰化到鱼池乡，一路是青葱的山景。早春二月，粉色的樱花错错落落开在路旁，远看像淡淡一片云。绵延婉转的山路一个转弯，忽然天地辽阔，半亩湖水，无限从容，“晋太原中武陵人”似地敞开在眼前。
原来蔡新宗是个在日月潭畔长大的小孩。
转近一条小路，两旁都是稻田，稻田和稻田之间站着一株一株齐整的槟榔树，像站岗的卫兵一样，守着家园。蔡家在小坡上，三合院前是一方菜圃，花菜、萝卜、蕃茄、豌豆，青青郁郁，引来一阵热闹的粉蝶。几株桂花，香传得老远，引擎一熄、打开车门就被花香牵着走。
原来蔡新宗和柯景星一样，都是在稻田边、三合院里长大的少年。
我们就坐在那花香盈盈的晒谷场上说话。村里人经过，远远看见我们，一定以为这是个“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邻里小聚。一面说，天色一面沉，然后槟榔树瘦瘦的剪影就映在暗蓝色的天空里，蚊子趁暗夜纷纷起飞，发出嗡嗡声，像隐隐从远处飞来的轰炸机群。
龙：何时离家的？
蔡：一九四二年的八月三号从高雄港出发，九月八号到达婆罗洲古晋，从“色拉哇库”河一直进去。
龙：那是拉让江。河里面有动物你看到吗？
蔡：有啊，有鳄鱼啊，他们爬起来透气、纳凉，都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东西。
龙：古晋的战俘是什么状况？
蔡：英国兵比较多，荷兰——那时候的印度尼西亚属于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的兵也
有，印度兵也有，属于英国的。都是从新加坡抓去的。
龙：有华人吗？
蔡：就那个卓领事夫妇。他们还有个小孩。我是很同情这个卓领事的。
龙：是哪里的领事？知道他的名字吗？
蔡：不知道，名字也不记得了，有一次我的部队长跟那些干部，围在一起讲话，说这个卓领事意志很坚强。那个时候日本人在说，看能不能把这中国人给吸收 过来。但是这个领事说，我已经对中华民国宣誓要尽忠，我不能再加入你们日本。日本人就说，可是你如果加入我们，你就不用关在这里了，我们送你回中国，让你 去汪精卫那里任职。他也不要。
我们这些小朋友听到了觉得，这个中国人、中国领事，很尽忠哦。我是做文书的，所以在办公厅里面常常听到这些普通人听不到的谈话。我就说，这实在很难得，一个国家的公务员，日本人也在称赞喔。
龙：蔡先生，这个人在日本战败以后去哪里了？
蔡：我不知道，说是有一个阴谋，这个人被抓去别的地方了。
龙：古晋的俘虏待遇怎么样？
蔡：我是没有直接管，俘虏做的工作也没有很粗重，只是吃不饱，一年一年营养失调、生病啦。那时候想说，人如果不动，身体也会愈来愈差，如果让他们出 去种个什么，让他们自给自足，也有钱给他们喔，他们可以用这个钱买一些比较营养的，他们自己要吃的。我们公道来讲，要说日本那个时候有没有很残忍，在古晋 那边是没有的，因为补给还可以到，交通也都还很好。第一分所就差了。
龙：第一分所就是山打根？山打根的“死亡行军”你当时知道吗？
蔡：那里就生病的，死的死、逃的逃，是到战后我们才听到的事情，当时不知道，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澳军九月十二日来古 晋接收时，就在问：“山打根那边还有几个？”我就说我看一下，看山打根的战俘名单，发现，怎么七月、八月都没有电报来啊，数字都没来，六月的时候还有几 个。我就跟他讲，我现在报的数字不是现在的喔，他说，“没半个人了！”
我也吓了一跳，他说真的，可能是逃走了，我最后听人家说只剩一个人。
龙：很惨，山打根一千多英澳军，最后剩下六个活的。古晋俘虏营队长是日本人吧？
蔡：是个留美的日本人，比较开化，很认真。最后自杀死了，也很可怜。
龙：什么状况下自杀的？
蔡：战败后，他一调查发现俘虏死这么多，虽然没直接杀他们，但是死这么多人，算是他的一个责任。他又是个“日本精神”很旺盛的人，常常说，“日本如果怎么了，我也不要吃俘虏的米，我不做俘虏！”
我们在办公厅，他一个人出来，戴着帽子，说，“你们大家听过来，我现在要出去，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要坚强，所长我要去了，你们大家保重。”他回身就走了。
龙：有资料说，日本战败的时候，有密令说要把俘虏全部处死，古晋的情况是怎么样？
蔡：没有命令说全杀。
龙：你在古晋有看到杀人吗？
蔡：没有，我们古晋这里没有；山打根和美里，确实有杀人的，他们有讲。
龙：柯景星在美里，他有讲。
蔡：那里就真的有杀人，听说他们的队长，一手拿着军刀，一手拿着枪，说，你如果不听令，我刀子杀不到的我就开枪，所以你不杀人也不行。山打根那些都 行军的俘虏，到山里去，有的在路上就倒下了，倒下没死的在那里很痛苦的样子，日本人的解释是，倒在这里这么痛苦，我干脆让你死得痛快一点，那就是日本精神 说的武士道。很难说啦。
龙：审判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蔡：一九四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开始判的。
龙：在海边开庭？
蔡：在海边搭一个棚子，我们四十五个台湾兵同时被审。
龙：怎么进行？
蔡：像我进去，我先说我是谁，我要来说的话全属事实，对神明宣誓，意思是这样，然后审判官就问你有没有打人，我说没有，我是没有直接管，但是我们是一起的，营养失调，很不自由，这个精神上的苦楚我是能理解，我只有讲这样，他就写上去了。
开始审判后八天，四十五个人就全部判了，我记得有三个无罪，剩下的四十二个，判一年的好像是一、两个，总共算起来，无期的有一个，二十年的两个，十五年的几个。
龙：你判了十年，觉得服气吗？
蔡：我很不满。如果讲人道，为了和平，你定这个罪，我赞成。但是你因为“胜利”，随随便便就这样子判。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这是我的主张，去到联合国我也敢这么主张。
譬如一个例子，这个是大家疏忽的一个例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们叫“你来”，用手招，手心向下，但是这个手势在澳洲和英国人看来以为是叫你“快走” 的意思，所以俘虏就走开了。下指令叫他过来的人就觉得我叫你来，你不来，不听我的话，追过去就打他巴掌了。这根本是误会。他们就是看天气在审判的，实在是 很冤枉。
龙：听到自己被判十年的时候，感觉是什么？
蔡：觉得——打架打输了，这样而已，怨叹我们打输人家而已。你看那些日本人，被判死刑的有好几个，都笑笑的，说，“哎，我要去了，祖国的复兴拜托你们了！”这一点是我们要学的地方，我常常在讲，日本人的好处我们要学。
他们日本军队本身，动不动就打你巴掌，只要阶级大过你的就会压你，所以看顾俘虏的时候，为了要执行业务，他有的时候看了不高兴会“巴格亚鲁”一个巴掌过去，这个是有的，但是这样也不用判到几十年，也不用判死刑，不用啊。
龙：你被判刑不久就被送到拉包尔去服刑了？
蔡：对。那时拉包尔那个岛差不多还有十万日军在那里，等候遣返。
龙：你知不知道，你变成战犯，送到拉包尔集中营的时候，拉包尔还有将近一千个中国国军战俘，刚被解放，在拉包尔等船？
蔡：我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说有那些人，有中国人在那里做工，那些人后来有没有被送回去，我也不知道。
龙：一九四九，你在哪里？
蔡：我还在拉包尔。
龙：你在拉包尔的时候，日本的第八方面军司令今村均大将也关在那里？
蔡：那些将军都不用出去做苦工，只有种种菜园而已。今村大将自然是我们的大老板，我常常跟他讲话，他也很照顾我们，他也不会分你是台湾人日本人。
龙：今村是太平洋整个方面军最高指挥官，他被判十年，你这个台湾小文书，也被判十年啊。
蔡：我也跟今村开玩笑，说“你一声令下，几百万的军火都听令，可是‘论功行赏’的时候，你判十年，我也判十年。”他哈哈大笑。
龙：和你同在拉包尔服刑的还有婆罗洲的指挥官马场中将？他临死还送给你一个礼物？
蔡：马场被判绞刑，他想他时间差不多到了，有一天把我叫去，说，“你来，我写了一个东西要给你。”他送给我这块匾额，上面的字，是他自己写、自己刻的：“日日是好日。”
他还跟我解释，说，“你年轻，有时候会比较冲动。在这个收容所里，你要尽量认真读书，边读书边修养，这样，早晚你都会回去的。要保重身体，你只要想着日日是好日，每当生气的时候，就要想到马场中将有跟我说，日日是好日。”
龙：他自己要上绞架了，还这样安慰你……
蔡：对，他这样跟我解释，所以说我的人生观就是“日日是好日”。
每天都好，就是这样。
第七部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62，最底层的竹
飞力普，我最近一直在思索“罪与罚”的问题。
你出生的时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兰克福的医院里一面哺乳，一面看着电视，那是不可置信的画面：上百万的东德人在柏林街头游行，然后就冲过了 恐怖的柏林围墙，人们爬到墙头上去欢呼，很多人相互拥抱、痛哭失声。在那样的情境里，你在我怀里睡觉，长长的睫毛、甜甜的呼吸。初生婴儿的奶香和那欢呼与 痛哭的人群，实在是奇异的经验。
晚上静下来时，我听得见头上的日光灯发出滋滋的声音。
后来，人们就慢慢开始追究“罪与罚”的问题：人民逃亡，守围墙的东德士兵开枪射击，一百多人死在墙角，你说这些士兵本身有没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们制订决策的长官身上？还是每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个别行为负责？
东德共产党的决策高层一直说，他们要求卫兵防止人民离境，但是从来就没有对守城士兵发布过“逃亡者杀”的命令。于是很多法庭的判决，是判个别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吗，飞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个当年守城卫兵的资料袋里找到一个军方文件，文件写的是：“面对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犹豫，即使是面对妇孺，因为叛徒经常利用妇孺。”
这个文件出现的时候，我的吃奶的小宝贝都已经满十八岁了，很多士兵早被判了刑。
昨天在电话上跟你提到柯景星这个台籍监视员。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它十几个台湾兵在日本已经知道要战败的最后几个月里，屠杀了四十六个英澳俘虏。那个下指令的日本队长，在法庭上承认是他下令，一肩挑起罪责，但是那些奉命动手的台湾人，还是被判了重刑。
日本军方，是不是和东德共产党一样，也说，我们从来就不曾发布过“杀俘虏”的命令呢？
我在澳洲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的收藏里找到了这么一个文件，你看不懂，没关系，我翻译给你听。
你知道，日本的投降，是在八月十一日就已经传遍全世界了，这个文件是八月一日发出的，下达“非常手段”给各俘虏营的主管。翻译出来，指令是这么说 的：在现状之下，遇敌军轰炸、火灾等场合，若情况危急，必须立即疏散至附近的学校、仓库等建筑物时，俘虏应在现在位置进行压缩监禁，并于最高警戒状态下， 准备进行最后处置。
处置的时机与方法如左：
时机
原则上依上级命令进行处置。然若有左列场合，得依个人判断进行处置：
甲、群体暴动，且必须使用兵器才能镇压时。
乙、自所内逃脱成为敌方战力时。
方法
甲、无论采各个击破或集团处置的方式，皆依当时状况判断后，使用火药兵器爆破、毒气、毒物、溺杀、斩首等方法进行处置。
乙、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要以不让任何士兵脱逃、彻底歼灭，并不留下任何痕迹为原则。
这个文件真是读来心惊肉跳。“非常手段”、“最后处置”、“彻底歼灭”，不就是杀人灭迹吗？柯景星所接受到的命令，不就是这个吗？直接下令的杉田鹤雄自杀，奉命动手的柯景星判刑十年，但是决策者的罪责要怎么依比例原则来算呢？
我老想到那个喊救命反而被台湾兵用刺刀戳死的英国男孩——他会不会也跟比尔一样，谎报十八岁，其实只有十五岁？
或者，和我的飞力普一样，十九岁？
杀害他的责任，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我跟你说过我找到了澳洲的比尔吗？一九四五年从俘虏营回到家乡以后，他变成一个专业木匠，帮人家设计家具，做门窗。他在俘虏营里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后来重新画过。我说我想在书里放几张他的俘虏营素描，他开心得很。
我问他，“在山打根俘虏营里饱受虐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穿着日军制服的监视员其实大多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兵？”
他说，“知道的，因为他们常被日本长官揍，刮耳光。老实说，日本人对待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的态度跟监视员对待我们这些俘虏的态度，其实一样地狠。”
“那么，”我再追问，“如果我说，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价值所操弄，因而扭曲变形，你会反对吗？”
他马上回了电邮：“教授，我当然不反对。他们同样身不由己啊。”
我问他，对那些福尔摩沙监视员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说，“有一次我跟两个英国人从俘虏营逃跑被搜捕回来，我们都以为这回死定了，因为我们都看过俘虏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当场没打死，伤口发炎，不 给药，溃烂没几天也一定死。可是奉命管教我们的是几个福尔摩沙兵，他们年纪很轻，而且个子都比较小，抓那个很粗的藤条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较轻。我们运气 还不错。”
“有没有可能，”我说，“是这几个福尔摩沙监视员故意放你们一马呢？”
“很难说，”他这么回答：“操弄，就是把一根树枝绑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个形状，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们东方的竹子，是有韧性的，你一松绑，它就会弹回来。但是呢，如果你刚好被压在最底层的话，那可是怎么挣扎都出不来的。”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领事
在山打根值勤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在事隔六十年之后，都还记得一个特别的俘虏，一个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只知道他是“卓领事”，被日 军关进俘虏营，和英国军官一起做奴工。他的年轻的妻子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个四个月大还在吃奶的男婴，分开来关。九十岁的柯景星对往事的记忆已经大半模 糊，但是年轻的领事夫人的影像很清晰地在他心中。
“俘虏营里有个女生——领事太太，有一天说，我的孩子养不大怎么办？后来我去买烟，再把买来的烟拿去隔壁的商店换了三、四十个鸡蛋，我就把鸡蛋拿给 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就马上跪下，我说如果你跪下我就不给你。他的小孩很可爱，婴儿，这么大。我说我还没结婚，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如果跟我跪下的话，我就 不给你了。”
蔡新宗记得的，则是卓领事的坚定以及日本人在背后议论时对他的敬意。这个监视员眼中不知来历的“卓领事”，只要答应转态为汪精卫政府效力，他马上就 可以回到南京做官，他的妻子可以免于折磨，他年幼的儿女不需要冒营养不良致死的危险，他自己也不会被杀。然而，台湾的监视员亲眼看见这个领事在日军的恐吓 和利诱之下完全不为所动。
这究竟是哪里的领事？他后来的命运又如何？
对自己的命运都毫无掌握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摇摇头说，不，他们一无所知。
他们不知道，卓领事名叫还来，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到欧洲留学，取得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他和许多留学生一样热血澎湃地回到中国， 投入国家的命运洪流。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驻英属婆罗洲山打根的总领事。日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登陆婆罗洲，卓还来还在领事馆里指挥着同仁 紧急地销毁文件，以免机密落进敌人手中。炮火轰隆声中，不及撤退，一家人在刺刀的包围下被送进俘虏营。
当他的妻子为了婴儿的奶粉和鸡蛋在对台籍监视员求情、感恩下跪的时候，卓还来本人在做苦力。山打根当地的华侨晚上偷偷给他送食物，白天往往从远处望见侨社所尊敬的领事在监视员的驱使下做工。
卓领事和七、八位白人，从一哩半的工程局，每人推滚一桶四十四加仑的汽油桶，推到码头的油轮上，以做装油之用。我看见卓领事身穿短衣、短裤，推得满身大汗，而且汗流浃背。这是日军进行羞辱性的劳动。
在三年半的集中营内，卓还来大概每天入睡前都在等候那个时刻；那个时刻终于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三时到来。不管在哪个国家，这种事总是发生在 黑夜中，走进人犯寝室里的军靴脚步声总是飒飒作响，彷佛隔音室里扩大了的活人心脏跳动。卓还来和其它四个英美官员被守卫叫起，一声不响，被押进丛林隐密 处。
一年以后日本投降，俘虏营解放，人们在清查名单时，才发现卓还来失踪，开始在丛林里寻找隆起的黄土丘。两个月后，果然在静谧无声的密林深处找到五个虫蚁如麻的荒冢。荒冢中的骸骨，都没有头颅。那么如何辨认卓还来？
一片还没腐烂的布块，是当地侨胞偷偷送给他的衣服，证明了这一堆是卓还来：干发一束、门牙三枚、膝盖骨、指骨、肋骨各一。白骨凌乱，显然林中野狗曾经扒食。
柯景星和蔡新宗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个因为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令俘虏营中的日本军人肃然起敬的“卓领事”，早已被害。也不知道，在战后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国民政府专机迎回，隆重地葬于南京菊花台“九烈士墓”。
当“卓领事”的骸骨被迎回南京、白幡飘飘一片荣耀悲戚的时候，柯景星和蔡新宗已经沦为战犯，监禁在新几内亚的拉包尔俘虏营里。柯景星和蔡新宗也不知道，杀害卓还来的日军警长阿部木内中佐和芥川光谷中尉，都上了绞架。
有些人生，像交叉线，在一个点偶然交错，然后分散没入渺茫大化。
64，老虎桥
到南京，上一辆出租车，说要去“菊花台九烈士墓”，司机多半茫然，有雨花台，没听过菊花台。
卓还来安葬之后一年半，南京的总统府大门插上了五星旗。此后，卓还来从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被删除。在随后几十年的时光里，他的子女不敢提及这个为中华民国牺牲了的父亲，他的妻子不敢去上坟。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顶上插的是什么旗子。
或者，人们选择记得什么、忘记什么。
和卓还来同代的“八百壮士”，人们至今记得那些壮士们是如何地临危授命却又视死如归，一个一个都是英气逼人的青年男子。蒋介石为了即将举行的九国公 约会议，让国际看见中国抗战的坚持，决定在大撤军的同时，在苏州河北岸仍旧“派留一团死守”。这个团，其实就是一个自杀的队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留守闸北四行仓库，孤军悲壮抗敌的传奇，就此开始。
人们记得，四行仓库楼顶的那面在晨风中微微飘动的国旗，人们也记得，苏州河对岸的乡亲父老们，发现了那面国旗时热烈盈眶的激动。中华民国驻南非大使 陆以正，那时是个十三岁的初中生；二零零九年我们坐在台北一家精致的意大利餐馆里，眼看着物换星移，浪淘沙尽，他却仍然记得四行仓库的悲壮在他稚幼的心灵 烙下如刀刻般的印记。
到今天，也还有人依稀记得那首歌：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
一九七六年台湾拍的“八百壮士”电影，结束的画面是这些壮士们在天崩地裂的战火中英勇撤出了三百五十八人，歌声雄壮、国旗飘舞，然后国军壮士们踩着整齐的步伐，带着无比坚毅的眼神，往前方踏步而去。剧终。
前方一片模糊——他们无比坚毅地踏步到哪个“前方”去啊？
被集体记忆删除了的是，这三百五十八个人，步伐整齐，走进了英租界，马上被英军缴械，关进了收容营，从此失去自由，成为孤军；仍在中国的土地上，但 是被英军监禁，被日军包围。孤军想在收容所中升旗，都会引来卫兵的侮辱和殴打。监禁四年之后，珍珠港被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日军入侵租界，孤军立 刻成为战俘，分送各地集中营，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做苦劳后勤。
“八百壮士”中的一百多人，被押到南京，进了老虎桥集中营。
老虎桥集中营在哪里？
我到了南京，找到了老虎桥监狱的旧址，但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四边是热闹的酒店商厦，中间围着一个军营，有卫兵站岗。
刚拿出相机，卫兵直冲过来，大声吼着，“拍什么拍什么？这是军事重地你拍什么拍！”
我拍什么？就是跟你说你也听不懂！懒得理你。
我走到对街去，一回身对着他“喀嚓”一声，干脆把他也拍进去。
日军在老虎桥监狱关了近千名国军战俘，每一百多人挤在一个大狱房里，睡在稻草铺的地上。每天战俘由监视员带到工地做苦役——建机场、挖防空洞、筑防御碉堡，是的，和婆罗洲或者拉包尔的英澳战俘，做的是一样的事。
老虎桥的很多监视员，是的，也来自福尔摩沙。
粮食不足，医药全无，大狱房里的国军战俘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疾病，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具尸体要抬出去。有人深夜逃亡被捕，狱卒把逃亡国军吊在木柱上施以酷刑，令人心惊肉跳的哀嚎呻吟之声，传遍集中营。
隶属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陈炳靖在轰炸越南海防时被击落遭捕，辗转送进了南京集中营，他目睹国军战俘的状态：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批四十余人的国军入狱，他们棉服胸前两侧均有刺刀穿孔，且带有血迹，经打听之后，我才知道此批国军战俘在战场上有数百人，日军要他们全都趴在地上，开始用刺刀往上身刺，每人被猛刺两刀，此批人是没有当场被刺死的，才押送来此。
南京战俘营的“狱卒”中，有十五位台籍日本兵。陈炳靖提到其中有两个人对国军战俘特别残暴。他听说，在战后，这两个福尔摩沙兵在台湾南部被杀——当年的受害国军踏破铁鞋，找到了他们。
而陈炳靖自己，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找一个台籍日兵，为的却是一个不同的理由。一九四四年，陈炳靖终日发高烧躺在床上，他万念俱灰。每日的凌虐已经不堪负荷，俘虏生病，没有医药，只能自生自灭，他一心想死。
在悲凉无助的深夜里，一个黑影子悄悄出现在他床头，是国军俘虏中担任护理的人，手里拿着针筒，准备给他注射。陈炳靖全身火烫、神智几乎不清，却还觉得不可置信，问说，哪里来的药剂？
黑影子说，十五个台籍监视员之一，是学医药出身的。知道了陈炳靖的病情，从日军那里把药偷了出来，交给他，要他来救陈炳靖，同时吩咐，绝不可外泄，否则身为监视员的台湾兵会被日军枪毙。
终其一生，陈炳靖都在寻找这个台湾人。
关进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一百多个“八百壮士”，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集中营的大门被打开的时候，只剩下了三十几个。
65，拉包尔之歌
小时候看过二战的电影吧？桂河大桥啊、六壮士啊什么的，都是美国片，所以英雄都是美国人。如果是演欧洲战场的，那么德国兵都像一敲就倒地的白痴；如果是演太平洋战场的，日本兵每个都长得很丑很残暴。
一九四二年六月激烈的中途岛战役之后，盟军拚命轰炸，军国日本的战备工程突然加速转动，吸进大量的苦力和兵力。太平洋战场的新几内亚，是一个漩涡的 中心：台湾和朝鲜殖民地的军夫军属、以武力掳来的各路国军战俘，以及从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征来骗来的民夫，一船一船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码 头。
几路人马几乎同时上了船，驶往赤道以南。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国军俘虏，在刺刀包围下，被运到上海码头，上了船。
这些统称“国军”俘虏，其实成分很杂。有在不同战役中被日军俘虏的正规国军部队，包括衢州会战中大量被俘的八十六军，有敌后抗日的各种势力，包括共 产党的新四军和不同路数的挺进队，包括国民党戴笠创建的游击队，譬如忠义救国军和地方的各形各色保安团及纵队，也包括地下抗日志士，其中也有老师、学生、 记者。
五十七位“八百壮士”，也被塞进了船舱，和其它一千五百多名国军俘虏一并被日军编成了“中国军人勤劳团”，开往拉包尔。
这时候，蔡新宗和柯景星刚到婆罗洲才几个月，还正在好奇地熟悉环境。在南投，住得离蔡新宗家很近的辜文品，被选进了第三回“特设勤劳团”，和南投埔 里其它三十九个年轻人，正在做离乡的准备。二十岁不到的男孩，在乡间成长，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还没开始，只是在母亲忧郁的突然安静里觉得稍微有点不安。他们 特别结伴去神社拜拜，然后接受了沿街群众的致敬；群众挥舞着日本国旗，人群里头也默默站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那心中思慕却还来不及表白的人。埔里乡 亲就这么送走一批又一批自己的子弟，很多不舍的热泪，也有悲壮的注视和坚毅的眼神。
高雄港的船舰很多，他们这一艘运输舰，目的地是拉包尔。
辜文品后来也老了。六十年以后，他在埔里回想起自己在拉包尔的年少岁月，挖洞、埋尸、种菜、抢筑碉堡，什么都做了，难以忘怀的，还是那成千成千的尸体
——炸死的、病死的、饿死的尸体，等着他去火化。因为太有经验了，他成为专家，单凭“气味”，年纪轻轻的他就能辨别烧到了人体的哪个部位。心脏，他说，最难烧，往往还要浇上汽油，才烧得干净。
66，魂牵
我在看日本战败后，拉包尔战俘营国军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看下来。
一千五百多人从中国被送到这个岛，关进集中营，开始做奴工。一九四五年这个俘虏营被登陆的澳军解放的时候，活着的国军只剩下七百多个。从南京老虎桥送来的一千人中，活到一九四五年的，只有四百个。
这些幸存者，欣喜若狂在码头每天注视着海港，等祖国派船来接他们回家。他们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祖国，内战，已经处处烽火。一个千疮百孔、焦头烂额的政府，你要他这时从几千公里外的丛林岛屿接回自己的子弟，那绝不是第一优先，而且，也很困难——哪里来的船呢？
他们就继续在营区里等待。战后第一个国庆节到了，他们在俘虏营区四周插满国旗，贴上标语，照样升旗，唱国歌，对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这一等，就是两年。
看着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这时，台北《联合报》刊出了最新发现：在拉包尔几乎整个被火山覆盖的丛林里，找到三座国军的坟。
龙应台致国防部长陈肇敏信件的一页。
不只三座啊，我想，厚厚的火山灰烬下面应该有八百个国军的骸骨。拉包尔啊，随便哪里一锹挖下去，都是人的白骨。
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思绪是，一九四三年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运到这个有鳄鱼的丛林岛的那一千多名国军，可都是像林精武、张拓芜、柯景星、蔡新宗这个 年龄的人啊。死在异乡，即使是没名没姓的集体掩埋于乱葬岗，即使乱葬岗已经被爆发的火山熔岩深深埋灭，这些失乡的亡魂——可都是有父有母的。如果说，当 年，是国家让他们过江过海来到这蛮荒的丛林，让他们受尽伤害之后无助地倒下，然后任火山覆盖他们的脸，那么六十年以后，国家，也可以过江过海牵引他们回到 故乡吧？
我开始寻找幸存者。
67，寻找利瓦伊恂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台湾冈山空军官校大榕树下
利瓦伊恂，八十九岁
五十七个“八百壮士”，死了二十一个，剩下三十六个。八十六军的、新四军的、地下游击队的，一个一个名字历历在目。我心想：这些幸存者，终于在一九 四八年回到了祖国，祖国却在炽热的内战中，哀鸿遍野，然后是大分裂、大流离；他们之中，一定也有人辗转到了台湾，而且，也可能还有人在世，只是，人海茫 茫，我要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发出上天下海的“寻人令”之后两天，接到电话，“利瓦伊恂先生找到了，真的在台湾。”
在港大的写作室里，我忍不住大叫。
什么样的时空啊，我在二零零九年的香港，越过山越过海，穿过云穿过路，真的找到了一九四二年冬天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日军送到拉包尔战俘营去做奴工的游击队长。
“他意识清晰吗？语言能表达吗？”我急急地问。
“很清楚，而且，”台北那一头的声音清脆地说，“我跟他一解释是您在找他，李先生就说了一句话。”
“他怎么说？”
“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
“喔……。”
地狱船
龙：怎么被送到拉包尔俘虏营去的？
李：一九三七年淞沪战事爆发时，我十七岁，学校也停课了，我就加入了戴笠创建的忠义救国军。那时候，国共两党在江南地区抢知识青年。
龙：您被编入混成队，接受了什么样的训练？
李：爆破、情报、纵火、暗杀。
龙：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号，您在上海对日军爆破而被捕？
李：我们没有长枪，只有短枪，不能做长距离攻击，只能够去丢手榴弹，大概破坏了四、五个大的物料库。我们第二天早上就被攻击了。后来我潜入上海，当天晚上，日本宪兵就来了。
龙：谈谈在南京集中营的情形。
李：南京集中营就在老虎桥，第一监狱，就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周佛海在战后被关的地方。老虎桥第一监狱大概经常维持有一千五到二千人，日军把俘虏 每天派送到三个地方去做苦役，挖煤矿、建机场等等，非常苦的。集中营里是俘虏自治的，我去的时候是“八百壮士”的上官志标当总队长。
龙：上官志标来台湾以后在台南当兵役课长；后来呢？
李：跟我同日进去差不多有四百多人，当时我就编了个十六队的队长。基本上，我们就是南京集中营的苦力，像畜生一样，两百个苦力，等于两百头马，两百只牛。
龙：怎么去到拉包尔的？
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发，来年一月二十四日到。上船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去哪里——人家把你当牲畜看，不会告诉牲畜要被送到哪里。
出了集中营，我们就上了没有窗的闷罐车，全部人都进去了，从外头上锁。第二天早上到了吴淞口，下车，这样子就上船了。上船前几个礼拜，还好。在那底 层船舱里，你想象，我们这些人已经被关了好几个月，有的关了一年两年的，多想念烟啊，饼干、糖果都渴望。日本人那时候是最丰富、最高傲的时候，日本兵吃不 完的糖果和烟，就往我们船底下丢，下面一拥而上抢夺的情形你可以想象。
龙：一千多个人都在船底？
李：没有，一百多个人，因为他分很多条船。
反正我那个舱底一百多个人。一下去，就发生抢烟抢糖的情况，难堪啊。我搞不清哪个是班长排长，可是我火大了，我说“不许抢！”那个时候的民族思想真 的是非常浓厚的，一骂，都不抢了，我说收起来，班长来分。然后我就上去找日本人，语言不通，就拿笔谈。我的意思是，你给糖果、给香烟是好意，我们很感谢， 但你这样丢是污辱的。我们可以上来，你们好好地给我们。那个日本人懂了，他说好好好，就停止这个动作了。
龙：那条船一路就到了拉包尔吗？
李：有一本书叫《地狱船》，你看过吗？我不敢看。
我们这一百多人，到了拉包尔前一站，最后一个礼拜，换船了。进入一个底舱，里头已经有三百多人。你想想，一个只能容一百人的船底，现在塞进了四百多人是什么状况？
龙：空气不够？
李：不通风的底舱，很热。空气不够。闷到最后，我只能告诉你，四百个人，没有一个人穿衣服的，内裤都没有，头上身上爬满了虱子。
龙：大小便怎么办？
李：你到哪里上厕所啊？舱底两侧有各有一个楼梯往上，但是在每一个楼梯口守着四把刺刀，他说，一次可以有五个人上去，那五个人下来之后，才能再放另外五个人上去。
于是在楼梯底，就站满了人。“先生啊！我要大便啊！”“先生啊！我要小便啊！”他们不理你，逼急了小便就流出来了，贴身挤在你身旁还有横倒在你下面的人就骂。再逼急，大便就出来了。
龙：譬如大便，你自己怎么处理？
李：我就撕被单。
龙：有东西吃吗？
李：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不给水喝。有的人喝自己的尿，可是，因为缺水，所以连尿也没有。那时时候想自杀都很难，因为刺刀在那里，你连楼梯都上不去。这样子有一个礼拜。
你想象一下：四百多个国军，全身一丝不挂，大便小便流在身上，头上满是虱子。那真的是一艘地狱船啊。
龙：你们到了拉包尔上岸的时候，很多人是抬着下来的啰？
李：谁抬谁啊，都走下来的。
龙：其它的船，说是那身体太弱的，一上码头就被日本兵枪杀了，您知不知道？
李：这个我倒没听说过，至少我们这船没有。
没有红药水
龙：这样的地狱航程，没人死？
李：体力统统搞光，人却没死，真的没人死。死是什么时候开始死？我告诉你，上了岸，十天以后开工，死，才真正开始。
龙：怎么说？
李：我们被编成几个大队，就叫“支那特别劳务队”，分头出去做工。有一个五百多人的大队最后死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的工作比我们苦。美 军来轰炸的时候，他们没日没夜地抢修机场，白天炸坏了，晚上就要去修，等到飞机撤了，没事了，他们就要去开公路，有时候进入丛林，三天都见不到太阳。我这 一队，做的是码头装卸。
龙：那么整个在拉包尔的过程里头，有没有见过台籍日本兵？
李：有，就是台湾军夫，有几个还谈得来。
龙：你们这些中国俘虏，对于这些台湾兵的监视，感觉是什么？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李：你说我们能讲什么，我们能去鼓励他要有民族思想吗？不能，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吧。
我们第一天上工，晚上就有一个弟兄回来跟我说，大队长，今天碰到好多台湾来的年轻人啊，也在做苦工。很快，我们就发现，拉包尔有好几千个台湾来的年轻人在做工，还有一千多个广东、香港来的壮丁。
龙：当时中华民国驻澳使馆给外交部的文件说是有六千九百多个“台湾壮丁”在拉包尔，需要被遣返台湾。再包括一些老弱妇孺的话，总共可能有八千多个。
李：我跟你讲，我们大使馆是很差劲的，战后台湾人并没有经过大使馆回来。是盟军的船舰，把他们当日本兵一样遣送回乡的。
龙：李伯伯，你们在拉包尔集中营，受到日本兵的虐待严重吗？您刚刚说，到了拉包尔之后，死才真正开始？
李：这要说给你听才懂。上岸十天后就出工，那个时候大家有气无力，彼此也不太认识，没有合作过。譬如抬一个箱子，一个人没力气扛起来，需要两个人 抬；两个人抬起来没事，放下去的时候，如果不同时放下，可能你的脚被碰破了，或手被划到了，或者被钉子勾到了。你今天下午做工，只要见血，五天保证你死 掉。
龙：是因为没有医疗品？
李：他有医疗品，我们营隔壁就是卫生材料部，里面什么都有，就是不给。
龙：连红药水都不给？所以你们一个小伤口就会致命？
李：连红药水都不给。非常恐怖，今天你下午刮到了，小小一点伤口，没有什么，第二天早上这个地方就已经硬了。当然大家还是出去做一天工啊，第二天还可以做工；第三天早上起来，这个地方就溃烂了。第四天就生蛆了。
龙：生蛆了也没有人来管？
李：有，日本人在。他在营区最上面设了一个“医病连”。病人就被拖到那里去躺着，等于是个“病牢房”。日本兵前一天带着我们到外面挖了个大坑。第二天下午，他就到“病牢房”里去看，第一次挑出二十九个他认为活不了的，抬出去，往坑里一推，再补几枪，土一盖。
龙：那——不是活埋吗？
李：等于活埋。第一次就这样活埋了二十九个。
龙：这距离你上岸多少天以后？
李：大概十五天。接下来大概过了五天，又活埋了二十个，第三次大概有十几个，总共我知道的大概有六十多个是这样被杀害的……
那个时候想，我只能活八十天了。因为，我带领四百个人，每一天这样子死好几个，就算一天死五个人，八十天也轮到我啦。
龙：日军还拿澳洲的士兵做人体实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俘虏营没有发生？
李：我看到只有这一种：他在我们里面挑了二十个体力最好的，挑出去了，实验什么呢？就是让你每天只吃一斤蔬菜、两斤地瓜啊什么的，看可以把你饿到什么程度你还能活。
我记得有一个“八百壮士”叫徐有贵的，就是被抓去做实验的。他有一天饿得受不了逃回来了，逃回来以后跟伙夫讨饭吃。
68，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
墨尔本的康诺爸爸在公元两千年过世了。年轻的康诺在整理爸爸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纸已发黄的笔记本，里头是钢笔手写的日文，大概有一百六十多页，显然是个日记本子，因为有日期，从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十二月。
康诺大概猜得到这本日记怎么来的。康诺爸爸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从军的，一九四一年，他才十九岁。
一九四三的冬天，康诺爸爸在新几内亚澳军的情报站工作，专门搜索日军的情报动向。这本日记，显然来自新几内亚战场。康诺复印了笔记本中的几页，交给了澳洲的战争纪念馆，请他们鉴定内容。纪念馆很快就确认，这是当时一位日本士兵的丛林日记。
日记的主人，高一米五八，重五十七公斤，胸围八十四厘米。他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七日，可能是二十三岁。他的家乡，应该是东京北边的宇都宫市，因为日记中有他写给家人的、尚未发出的信。他的名字，由于是缩写，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可能是田村吉胜。
田村的部队是日军派驻新几内亚的四十一军二三九师。四十一军的两万人，搭乘几十艘军舰，从日本驶出，在青岛停留了几天之后，就扑向太平洋的惊险黑 浪，直奔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田村的船舰，很可能和利瓦伊恂的战俘运输舰，在帛琉的海面上曾经比肩并进。二十二岁的田村、二十三岁的南京战俘利瓦伊恂，和 南投埔里那四十个年轻人，是在同一个时候，一九四三年的早春，到达新几内亚的。
田村日记的首页，大概写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
这里的天堂鸟藏身在椰子树林中。他们的鸣声，使我忆起日本的杜鹃鸟。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声音听起来像“咕鼓——咕鼓——咕鼓”。
……一月末的日本报纸提到新几内亚前线——谁会知道我竟然就在前线呢？
气候像日本的八月。但是这里有那么多可怕的虫螫。蚊子尤其凶悍。我们很多人都病倒了，战斗士气很低落。
四月，丛林的雨季到了。士兵们不能出去，就坐在潮湿的帐棚里，一整天、一整夜，倾盆大雨，打在帐棚上。
离开故乡已经数月，寄出的信也许并未寄达，故乡的音讯全无。虽然不敢奢望能够活着回去，但寂寞之情，深深充斥着我身为士兵的内心。空的汽油桶，暂代澡盆，水满了出来；一如往常低垂着的，是南国的夕日。身边的战友接连逝去，能否再读到来自故乡的信呢？（田村日记）
每天晚上都下雨，不停歇地下，像女人的哭泣。帐棚顶离地面只有一米半高，湿气逼人，即使生了火，还是难受。
当中国的“八百壮士”俘虏们像罗马帝国的奴工一样在拉包尔抢筑机场的时候，田村的两万弟兄们在做一样的事情。四十一军在赶建的威瓦克机场在新几内亚 的本岛上，距离拉包尔机场就隔着一个窄窄的俾斯麦海峡。田村有很浓的文艺气质，晚上筋疲力尽倒在营帐里时，他用诗来记录自己的日子：
烈日曝晒，兵建机场，
大汗淋漓，无语。
工事日日进行，
长官天天巡察。
暂休海滩旁，汗水满头脸，
远望海茫茫，只盼家书到……
秋蝉声唱起，枯叶萧萧落……
机场以敢死队的气魄和速度铺好，日本第六航空队所拥有的三百二十四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马上降落在机坪上蓄势待发。十万重兵，百架战机，新几内亚的土 著每天在轰轰震耳的战争声音中掘土种菜，赤脚的孩子们像猴子一样爬上椰子树顶，远远地瞭望那巨大的机器，心中被一种模糊而神秘的力量所震撼。
没有几天，盟军情报发现了这个飞机基地，地毯式的大轰炸开始。来不及逃走的飞机，大概有一百多架，被炸得粉碎，机体爆裂，千百片碎钢片残骸四射，火光熊熊夹杂着不断的爆炸，从拉包尔都看得见，浓烟怒卷冲天，使整个天空变黑。
二三九师的一个战友，在海滩上被飞机碎片击中，当场死亡。田村拿起笔来抒发心里的痛苦：
朋友在海边被敌机炸死，
但是海水翻白浪，一样宁静。
武器残骸随波漂荡，
岬上草木青翠依旧，
小船泊港一如旧时。
我心何其悲伤。
但是轰炸时，不能出工，反而是田村可以休息的时候。他坐在低矮的帐棚里，靠着一根柱子，曲起腿，在微弱的光里，给一个女孩子写信：
谁会知道，在这南海边疆，我会这样地思慕着你呢？一年不见了。
你其实只是一个好友的小妹，我不懂为何竟忘不了你。
从不曾给你写过信，也不敢对你有所表露。
孤独时，我心伤痛，想家。
我不敢妄想得到你的心，但我情不自禁。
说不定你已结婚；那么我嫉妒你的丈夫。
苍天又何从知道我如何地盼你幸福。
日记的最后一则，写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十二月八日以后，一片空白。他给思慕的女孩的信，没有发出。
二三九师从当年十月开始，就在新几内亚东海岸做极尽艰难的运输和防御。粮食殆尽，丛林所有的热病开始迅速扩散。走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士兵一个一个倒下，倒下时，旁边的弟兄没有力气扶他一把。田村倒下的地方，可能是新几内亚东岸叫“马当”的县份。
没有发出的信，连同他的丛林日记，在六十年后，澳洲战争纪念馆亲手放在他日本家人的手掌心里。
69，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进入了一九四四年，太平洋海面完全笼罩在盟军的轰炸范围之内，新几内亚外援补给彻底断绝。两年多前登陆新几内亚总共有二十万日军，到一九四五年战败时，只剩下一万个活着回家的人。
这一万人，是否包括了和田村在丛林里并肩作战的、台湾原住民所编的高砂义勇军呢？
一九四二至四四年之间，日军为了丛林作战，在台湾征召了几千名高砂义勇军，送进菲律宾、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等热带雨林，为前线的日军做后勤运输。死在丛林里的文艺青年田村吉胜来不及写出二三九师覆灭的经过，但是从幸存的高砂义勇军口述中，田村所经历的，历历在目。
为了避开美军的轰炸，日军夜间行军。美澳联军已经登陆，遭遇时短兵相接，激烈血战。日军从马当退避山区，一路上都是危险的流沙和沼泽，很多人在探路 时被流沙吸入，穿过丛林时被毒蛇咬死，更多的人在涉过沼泽时被潜伏水草中的鳄鱼吃掉。紧紧逼在后面的，是美澳联军的机关枪和低空的密集轰炸。
岛屿被孤立，运补被切断，本来负责驮重登山的高砂义勇军现在也没有物资可驮了，他们被编为“猛虎挺身队”、“佐藤工作队”等等，在地狱般的战场上继 续作战。补给断绝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粮食的短缺。开始时，新几内亚的日军吃香蕉、采木瓜、刨地瓜，这些都吃光了，就接着吃嫩草、树皮、树根。台湾的原住民 懂得丛林的密码，他们自己饥饿，却仍然尽忠职守地为日军去设陷阱猎山猪、抓大蜥蜴、捕蟒蛇。敌机轰炸后，他们就跳进海里抓炸死而浮上来的鱼。
他们也深谙植物的秘密：缺盐，他们寻找盐肤木——嫩叶可以吃，果核外皮含着薄盐，刮下来可以保命。他们也会捞“水流苔”煮汤，能识别无毒的菌类，知 道什么藤心可以抽出来吸、什么树是可吃的肉桂、什么树根包着淀粉。军中位阶最低的台湾原住民在这时变成日军的丛林救生员。但是他们毕竟不是电影里的“泰 山”，饥饿、疟疾、伤寒、霍乱，或是单纯的伤口溃烂，都是致命的。救生员照顾别人，但是没有人照顾救生员。
高砂义勇军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在蛮荒的战场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拉包尔的中国战俘营里，劳力透支、营养不良的俘虏大量死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台湾南投来的军属加速掩埋尸体。坑愈挖愈大，尸体 愈来愈多，燃料不够，只烧剁下来的一只手，然后是手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离新几内亚很近的帝汶岛上，台湾特别志愿兵陈千武发现，他所在的野战医院里平均 一天饿死六个人。
和田村一样，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眼睛闪着思索的光，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野鹿的肩膀印有不可磨灭的小痣
和其它许多许多肩膀一样
眼前相思树的花蕾遍地黄黄
这已不是暂时的横卧脆弱的野鹿抬头仰望玉山
看看肩膀的小痣
小痣的创伤裂开一朵艳红的牡丹了
黄黄的黄昏逐渐接近了……
血喷出来……
陈千武记得无比清楚，新兵上船前，每人“各自剪一次手脚的指甲，装入指定的纸袋里，写清楚部队号码和兵阶、姓名、交给人事官。指甲是万一死亡无法收拾骨灰时，当作骨灰交还遗族，或送去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奉祀用的。”
如果二三九师的田村没死在他日记停摆的那一天，而跟着部队进入一九四四年的秋冬交接之际，他一定会在日记里记下这人间的地狱；盟军各国俘虏关在集中 营里，但是日军本身所在的每一个岛，已经是一个一个天然的俘虏岛。补给断绝，利瓦伊恂生病的队友被推进大坑活埋，“八百壮士”的国军被逮去做人体实验，日 军的部队自己，已经开始人吃人。
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第五回高砂义勇军的队员Losing这样静静地说他的往事：
我的朋友，来自霞云的泰雅族战死了，我很伤心，我把他埋起来，埋在土里面。后来我出去了一天，回来之后，我的朋友被挖起来，被日本人刮掉手 臂和大腿的肉。那时大家都很瘦，只有这两个地方有肉。那时候有命令下来说，美国人的肉可以吃，但是绝对不能吃自己日本人的肉，但都没有效果，因为没有东西 可以吃，连自己日本人的肉都吃。
美国人的肉可以吃？
是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二日，一架美国飞机在父岛被日军击落，机上九名飞官坠入海里，其中八个被日军俘虏。
俘虏中其中四个被斩首，另外四个美国飞行员，被日本军官杀了，然后煮熟吃掉。
九人中唯一幸存的，来自麻州，刚刚满二十岁，在海中危急漂流的时候，被美国潜艇浮上水面抢救。
这个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在六十五岁那年，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他的名字叫乔治·布什。
二十四岁的史尼育唔和年轻的布什同一时间在太平洋的饥饿战场上，命运却那么不同。史尼育唔是台东东河乡长大的阿美族，一九四三年被送到印度尼西亚摩 洛泰岛做“高砂义勇军”时，儿子才出生一个月。布什被救起后的第十三天，盟军登陆摩洛泰岛，和日军短兵相接，日军节节败退，史尼育唔在混乱中愈走愈迷路， 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又害怕被敌军发现，于是在丛林中愈走愈深。
一九七四年，有一天，摩洛泰岛上居民向警察报案了：丛林里有个几乎全身赤裸的野人，吓坏了女人和小孩。印度尼西亚警方动员了搜索队，三十个小时后，找到了这个野人——野人正在劈柴。
史尼育唔被发现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两枝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一顶钢盔、一把军刀、一个铝锅。他很惊恐地举起干枯黝黑的双臂做出投降的姿势——他以为，这回美军终于找到他了。
史尼育唔是他阿美族的名字，但是从军时，他是“中村辉夫”。一九七五年回到台湾家乡以后，改叫汉名“李光辉”。到机场接他的，是他已经长大的儿子，他的妻，三十年前接到日军通知丈夫阵亡，早已改嫁。
从丛林回到家乡，五十六岁的李光辉，能做什么谋生呢？人们在花莲的阿美族“文化村”里见到他，穿着丛林里的骑马布，做出“野人”的样子，供日本观光客拍照。
观光客问他，是什么支撑了他在丛林中三十一年？他词不达意地说，“我……一定要回到故乡。”
史尼育唔、利瓦伊恂、“八百壮士”、陈千武、柯景星、蔡新宗，乔治．布希，还有宇都宫市的田村吉胜，都是同一时代里刚好二十岁上下的人，在同一个时间，被一种超过自己的力量，送到了同一个战场。
二零零九年五月，台湾的影像艺术家蔡政良到了新几内亚。他的祖父和史尼育唔是东河的同乡，同一个队伍梯次被送到南洋。他想走一遍祖父的足迹，拍成纪 录片。在新几内亚，他发现，到处都是武器的残骸碎片、生了锈裹着泥巴的飞机螺旋，裸体的孩子们抱着未爆的炮弹，天真烂漫地让观光客拍照。
有人带来一袋东西给他，打开一看，是一堆头盖骨。
有人带来几片金属，翻开一看，是日本士兵的兵籍牌。上面写了部队番号。他把这些兵籍牌拍了照，放在网上，看看是否有死者的亲人，冥冥之中因魂魄的牵引而寻找过来。
不知怎么，我倒是看到了这只兵籍牌。
兵籍牌上，清晰地写着：“步239”。
二三九？写诗的田村吉胜，不就是步兵二三九师的吗？蔡政良得到兵籍牌和头骨的地点，不就是田村吉胜写下最后一篇日记时的驻扎马当县吗？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台湾彰化县美和镇柯景星家
柯景星：八十九岁
大正九年，就是一九二零年，柯景星出生在这个传统的闽南三合院里，红砖房子，围着一圈茂密的竹林，竹林外是大片水光涟涟的稻田。二十二岁时离开这个 家，再回来已是十年后。我来看他时，他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三合院已经倒塌，正厅的屋顶陷落，一地的残瓦断砖，压不住黄花怒放的野草。雨渍斑驳的土墙上，还 挂着一个木牌，毛笔墨汁写着家族的名字。“是祭祀用的，”他说。
木牌腐朽，铁钉也锈得只剩下半截。柯景星看着木牌上模糊的名字，指着其中两字，说，“这是我爸爸。”
半……，又说，“我爸爸常教我念的一首诗，我还记得两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
“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柯景星的记忆在时光的冲洗下有点像曝光过度的黑白照片，这里一条线，那里一道光，时隐时现，但是，轮廓和灵魂，真的都在。
龙：你跟我说一下那四十六个人是怎么回事？
柯：队长杉田鹤雄就命令我们杀人，那把军刀上还有天皇的菊花。不服从命令，我们就要被杀。
龙：你们杀俘虏的时候，俘虏站在哪里，你在哪里，长官在哪里？
柯：四、五十个俘虏，我们把他们围起来。杉田鹤雄就喊说，“上子弹！”然后就通通用刺刀刺死；之前有教我们刺枪术。教我们刺枪术的教练是在日本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
龙：四、五十个俘虏被围起来，有多少个台湾监视员在那里？
柯：十几个人。
龙：你是说，你们杀这四、五十个俘虏，不是开枪，全用刺刀？
柯：开枪危险，开枪怕打到自己人。都用刺的，一个一个刺死，我站在比较远的旁边，有一个印度兵逃来我的脚边，我跟他说，“这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 你。”我就刺了他一刀。还有一个在喊救命，是个英国兵。一个清水人叫我杀他，我说你比较高你怎么不杀他，你比较高才刺得到啊。那个英国兵躲在水沟里喊救 命。他如果不喊救命就没有人知道他躲在那里。我说，清水人你比较高，你去杀他。
龙：人都杀完之后，四、五十个尸体怎么处理？
柯：我们就挖一个大洞，全部放进去。
龙：然后你们怎么湮灭杀人的证据？
柯：人的头骨多脆、多大，你知道吗？
龙：把这四、五十个人杀了之后，你去哪里？
柯：有个人挑水来，我们把它喝光。继续住在那里。
龙：现在俘虏营都空了，盟军马上要到，你们还住在那里在等什么？
柯：我们也走了，想要回古晋，可是到不了，那时候……太久了，忘了。
龙：请描写一下审判的过程。
柯：一群人坐在椅子上，都是台湾兵。旁边有旁听席。一个耳光换五年。
龙：澳洲俘虏出庭指证你们打他们耳光？
柯：打耳光就是在白河训练的时候学的。
龙：当场被宣判死刑，那时感觉？
柯：感觉是——我真的要死了吗？死了还没人哭啊。第二天改判十年，很高兴。
龙：被判十年，最后坐了七年半的监牢，你觉得这惩罚公平吗？
柯：既然我有杀死一个人，我说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
龙：那你觉得七年半是应该的还是怎样？
柯：七年半是英皇登基所以被特赦。
龙：我知道，但你觉得自己判刑是冤枉还是罪有应得？
柯：那时候也没想什么，有杀死人被关也是应该的。
龙：家里的人知道你的遭遇吗？
柯：都不知道。不能通信。我要是知道我父亲那时已经死了，我就不回台湾了。我就在日本入赘。
龙：释放后最后终于回到台湾，看到基隆港，心里在想什么——有哭吗？
柯：没有。
龙：你一个人从基隆搭火车到了故乡彰化——有人到车站来接你吗？
柯：没有。到彰化车站后用走路的，一直走一直走，走回来老家。
龙：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柯：只剩下我的母亲。
龙：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
柯：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61，日日是好日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南投县鱼池乡蔡新宗家
蔡新宗：八十六岁
从彰化到鱼池乡，一路是青葱的山景。早春二月，粉色的樱花错错落落开在路旁，远看像淡淡一片云。绵延婉转的山路一个转弯，忽然天地辽阔，半亩湖水，无限从容，“晋太原中武陵人”似地敞开在眼前。
原来蔡新宗是个在日月潭畔长大的小孩。
转近一条小路，两旁都是稻田，稻田和稻田之间站着一株一株齐整的槟榔树，像站岗的卫兵一样，守着家园。蔡家在小坡上，三合院前是一方菜圃，花菜、萝卜、蕃茄、豌豆，青青郁郁，引来一阵热闹的粉蝶。几株桂花，香传得老远，引擎一熄、打开车门就被花香牵着走。
原来蔡新宗和柯景星一样，都是在稻田边、三合院里长大的少年。
我们就坐在那花香盈盈的晒谷场上说话。村里人经过，远远看见我们，一定以为这是个“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邻里小聚。一面说，天色一面沉，然后槟榔树瘦瘦的剪影就映在暗蓝色的天空里，蚊子趁暗夜纷纷起飞，发出嗡嗡声，像隐隐从远处飞来的轰炸机群。
龙：何时离家的？
蔡：一九四二年的八月三号从高雄港出发，九月八号到达婆罗洲古晋，从“色拉哇库”河一直进去。
龙：那是拉让江。河里面有动物你看到吗？
蔡：有啊，有鳄鱼啊，他们爬起来透气、纳凉，都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东西。
龙：古晋的战俘是什么状况？
蔡：英国兵比较多，荷兰——那时候的印度尼西亚属于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的兵也
有，印度兵也有，属于英国的。都是从新加坡抓去的。
龙：有华人吗？
蔡：就那个卓领事夫妇。他们还有个小孩。我是很同情这个卓领事的。
龙：是哪里的领事？知道他的名字吗？
蔡：不知道，名字也不记得了，有一次我的部队长跟那些干部，围在一起讲话，说这个卓领事意志很坚强。那个时候日本人在说，看能不能把这中国人给吸收 过来。但是这个领事说，我已经对中华民国宣誓要尽忠，我不能再加入你们日本。日本人就说，可是你如果加入我们，你就不用关在这里了，我们送你回中国，让你 去汪精卫那里任职。他也不要。
我们这些小朋友听到了觉得，这个中国人、中国领事，很尽忠哦。我是做文书的，所以在办公厅里面常常听到这些普通人听不到的谈话。我就说，这实在很难得，一个国家的公务员，日本人也在称赞喔。
龙：蔡先生，这个人在日本战败以后去哪里了？
蔡：我不知道，说是有一个阴谋，这个人被抓去别的地方了。
龙：古晋的俘虏待遇怎么样？
蔡：我是没有直接管，俘虏做的工作也没有很粗重，只是吃不饱，一年一年营养失调、生病啦。那时候想说，人如果不动，身体也会愈来愈差，如果让他们出 去种个什么，让他们自给自足，也有钱给他们喔，他们可以用这个钱买一些比较营养的，他们自己要吃的。我们公道来讲，要说日本那个时候有没有很残忍，在古晋 那边是没有的，因为补给还可以到，交通也都还很好。第一分所就差了。
龙：第一分所就是山打根？山打根的“死亡行军”你当时知道吗？
蔡：那里就生病的，死的死、逃的逃，是到战后我们才听到的事情，当时不知道，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澳军九月十二日来古 晋接收时，就在问：“山打根那边还有几个？”我就说我看一下，看山打根的战俘名单，发现，怎么七月、八月都没有电报来啊，数字都没来，六月的时候还有几 个。我就跟他讲，我现在报的数字不是现在的喔，他说，“没半个人了！”
我也吓了一跳，他说真的，可能是逃走了，我最后听人家说只剩一个人。
龙：很惨，山打根一千多英澳军，最后剩下六个活的。古晋俘虏营队长是日本人吧？
蔡：是个留美的日本人，比较开化，很认真。最后自杀死了，也很可怜。
龙：什么状况下自杀的？
蔡：战败后，他一调查发现俘虏死这么多，虽然没直接杀他们，但是死这么多人，算是他的一个责任。他又是个“日本精神”很旺盛的人，常常说，“日本如果怎么了，我也不要吃俘虏的米，我不做俘虏！”
我们在办公厅，他一个人出来，戴着帽子，说，“你们大家听过来，我现在要出去，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要坚强，所长我要去了，你们大家保重。”他回身就走了。
龙：有资料说，日本战败的时候，有密令说要把俘虏全部处死，古晋的情况是怎么样？
蔡：没有命令说全杀。
龙：你在古晋有看到杀人吗？
蔡：没有，我们古晋这里没有；山打根和美里，确实有杀人的，他们有讲。
龙：柯景星在美里，他有讲。
蔡：那里就真的有杀人，听说他们的队长，一手拿着军刀，一手拿着枪，说，你如果不听令，我刀子杀不到的我就开枪，所以你不杀人也不行。山打根那些都 行军的俘虏，到山里去，有的在路上就倒下了，倒下没死的在那里很痛苦的样子，日本人的解释是，倒在这里这么痛苦，我干脆让你死得痛快一点，那就是日本精神 说的武士道。很难说啦。
龙：审判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蔡：一九四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开始判的。
龙：在海边开庭？
蔡：在海边搭一个棚子，我们四十五个台湾兵同时被审。
龙：怎么进行？
蔡：像我进去，我先说我是谁，我要来说的话全属事实，对神明宣誓，意思是这样，然后审判官就问你有没有打人，我说没有，我是没有直接管，但是我们是一起的，营养失调，很不自由，这个精神上的苦楚我是能理解，我只有讲这样，他就写上去了。
开始审判后八天，四十五个人就全部判了，我记得有三个无罪，剩下的四十二个，判一年的好像是一、两个，总共算起来，无期的有一个，二十年的两个，十五年的几个。
龙：你判了十年，觉得服气吗？
蔡：我很不满。如果讲人道，为了和平，你定这个罪，我赞成。但是你因为“胜利”，随随便便就这样子判。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这是我的主张，去到联合国我也敢这么主张。
譬如一个例子，这个是大家疏忽的一个例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们叫“你来”，用手招，手心向下，但是这个手势在澳洲和英国人看来以为是叫你“快走” 的意思，所以俘虏就走开了。下指令叫他过来的人就觉得我叫你来，你不来，不听我的话，追过去就打他巴掌了。这根本是误会。他们就是看天气在审判的，实在是 很冤枉。
龙：听到自己被判十年的时候，感觉是什么？
蔡：觉得——打架打输了，这样而已，怨叹我们打输人家而已。你看那些日本人，被判死刑的有好几个，都笑笑的，说，“哎，我要去了，祖国的复兴拜托你们了！”这一点是我们要学的地方，我常常在讲，日本人的好处我们要学。
他们日本军队本身，动不动就打你巴掌，只要阶级大过你的就会压你，所以看顾俘虏的时候，为了要执行业务，他有的时候看了不高兴会“巴格亚鲁”一个巴掌过去，这个是有的，但是这样也不用判到几十年，也不用判死刑，不用啊。
龙：你被判刑不久就被送到拉包尔去服刑了？
蔡：对。那时拉包尔那个岛差不多还有十万日军在那里，等候遣返。
龙：你知不知道，你变成战犯，送到拉包尔集中营的时候，拉包尔还有将近一千个中国国军战俘，刚被解放，在拉包尔等船？
蔡：我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说有那些人，有中国人在那里做工，那些人后来有没有被送回去，我也不知道。
龙：一九四九，你在哪里？
蔡：我还在拉包尔。
龙：你在拉包尔的时候，日本的第八方面军司令今村均大将也关在那里？
蔡：那些将军都不用出去做苦工，只有种种菜园而已。今村大将自然是我们的大老板，我常常跟他讲话，他也很照顾我们，他也不会分你是台湾人日本人。
龙：今村是太平洋整个方面军最高指挥官，他被判十年，你这个台湾小文书，也被判十年啊。
蔡：我也跟今村开玩笑，说“你一声令下，几百万的军火都听令，可是‘论功行赏’的时候，你判十年，我也判十年。”他哈哈大笑。
龙：和你同在拉包尔服刑的还有婆罗洲的指挥官马场中将？他临死还送给你一个礼物？
蔡：马场被判绞刑，他想他时间差不多到了，有一天把我叫去，说，“你来，我写了一个东西要给你。”他送给我这块匾额，上面的字，是他自己写、自己刻的：“日日是好日。”
他还跟我解释，说，“你年轻，有时候会比较冲动。在这个收容所里，你要尽量认真读书，边读书边修养，这样，早晚你都会回去的。要保重身体，你只要想着日日是好日，每当生气的时候，就要想到马场中将有跟我说，日日是好日。”
龙：他自己要上绞架了，还这样安慰你……
蔡：对，他这样跟我解释，所以说我的人生观就是“日日是好日”。
每天都好，就是这样。
第七部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62，最底层的竹
飞力普，我最近一直在思索“罪与罚”的问题。
你出生的时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兰克福的医院里一面哺乳，一面看着电视，那是不可置信的画面：上百万的东德人在柏林街头游行，然后就冲过了 恐怖的柏林围墙，人们爬到墙头上去欢呼，很多人相互拥抱、痛哭失声。在那样的情境里，你在我怀里睡觉，长长的睫毛、甜甜的呼吸。初生婴儿的奶香和那欢呼与 痛哭的人群，实在是奇异的经验。
晚上静下来时，我听得见头上的日光灯发出滋滋的声音。
后来，人们就慢慢开始追究“罪与罚”的问题：人民逃亡，守围墙的东德士兵开枪射击，一百多人死在墙角，你说这些士兵本身有没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们制订决策的长官身上？还是每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个别行为负责？
东德共产党的决策高层一直说，他们要求卫兵防止人民离境，但是从来就没有对守城士兵发布过“逃亡者杀”的命令。于是很多法庭的判决，是判个别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吗，飞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个当年守城卫兵的资料袋里找到一个军方文件，文件写的是：“面对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犹豫，即使是面对妇孺，因为叛徒经常利用妇孺。”
这个文件出现的时候，我的吃奶的小宝贝都已经满十八岁了，很多士兵早被判了刑。
昨天在电话上跟你提到柯景星这个台籍监视员。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它十几个台湾兵在日本已经知道要战败的最后几个月里，屠杀了四十六个英澳俘虏。那个下指令的日本队长，在法庭上承认是他下令，一肩挑起罪责，但是那些奉命动手的台湾人，还是被判了重刑。
日本军方，是不是和东德共产党一样，也说，我们从来就不曾发布过“杀俘虏”的命令呢？
我在澳洲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的收藏里找到了这么一个文件，你看不懂，没关系，我翻译给你听。
你知道，日本的投降，是在八月十一日就已经传遍全世界了，这个文件是八月一日发出的，下达“非常手段”给各俘虏营的主管。翻译出来，指令是这么说 的：在现状之下，遇敌军轰炸、火灾等场合，若情况危急，必须立即疏散至附近的学校、仓库等建筑物时，俘虏应在现在位置进行压缩监禁，并于最高警戒状态下， 准备进行最后处置。
处置的时机与方法如左：
时机
原则上依上级命令进行处置。然若有左列场合，得依个人判断进行处置：
甲、群体暴动，且必须使用兵器才能镇压时。
乙、自所内逃脱成为敌方战力时。
方法
甲、无论采各个击破或集团处置的方式，皆依当时状况判断后，使用火药兵器爆破、毒气、毒物、溺杀、斩首等方法进行处置。
乙、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要以不让任何士兵脱逃、彻底歼灭，并不留下任何痕迹为原则。
这个文件真是读来心惊肉跳。“非常手段”、“最后处置”、“彻底歼灭”，不就是杀人灭迹吗？柯景星所接受到的命令，不就是这个吗？直接下令的杉田鹤雄自杀，奉命动手的柯景星判刑十年，但是决策者的罪责要怎么依比例原则来算呢？
我老想到那个喊救命反而被台湾兵用刺刀戳死的英国男孩——他会不会也跟比尔一样，谎报十八岁，其实只有十五岁？
或者，和我的飞力普一样，十九岁？
杀害他的责任，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我跟你说过我找到了澳洲的比尔吗？一九四五年从俘虏营回到家乡以后，他变成一个专业木匠，帮人家设计家具，做门窗。他在俘虏营里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后来重新画过。我说我想在书里放几张他的俘虏营素描，他开心得很。
我问他，“在山打根俘虏营里饱受虐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穿着日军制服的监视员其实大多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兵？”
他说，“知道的，因为他们常被日本长官揍，刮耳光。老实说，日本人对待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的态度跟监视员对待我们这些俘虏的态度，其实一样地狠。”
“那么，”我再追问，“如果我说，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价值所操弄，因而扭曲变形，你会反对吗？”
他马上回了电邮：“教授，我当然不反对。他们同样身不由己啊。”
我问他，对那些福尔摩沙监视员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说，“有一次我跟两个英国人从俘虏营逃跑被搜捕回来，我们都以为这回死定了，因为我们都看过俘虏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当场没打死，伤口发炎，不 给药，溃烂没几天也一定死。可是奉命管教我们的是几个福尔摩沙兵，他们年纪很轻，而且个子都比较小，抓那个很粗的藤条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较轻。我们运气 还不错。”
“有没有可能，”我说，“是这几个福尔摩沙监视员故意放你们一马呢？”
“很难说，”他这么回答：“操弄，就是把一根树枝绑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个形状，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们东方的竹子，是有韧性的，你一松绑，它就会弹回来。但是呢，如果你刚好被压在最底层的话，那可是怎么挣扎都出不来的。”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领事
在山打根值勤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在事隔六十年之后，都还记得一个特别的俘虏，一个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只知道他是“卓领事”，被日 军关进俘虏营，和英国军官一起做奴工。他的年轻的妻子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个四个月大还在吃奶的男婴，分开来关。九十岁的柯景星对往事的记忆已经大半模 糊，但是年轻的领事夫人的影像很清晰地在他心中。
“俘虏营里有个女生——领事太太，有一天说，我的孩子养不大怎么办？后来我去买烟，再把买来的烟拿去隔壁的商店换了三、四十个鸡蛋，我就把鸡蛋拿给 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就马上跪下，我说如果你跪下我就不给你。他的小孩很可爱，婴儿，这么大。我说我还没结婚，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如果跟我跪下的话，我就 不给你了。”
蔡新宗记得的，则是卓领事的坚定以及日本人在背后议论时对他的敬意。这个监视员眼中不知来历的“卓领事”，只要答应转态为汪精卫政府效力，他马上就 可以回到南京做官，他的妻子可以免于折磨，他年幼的儿女不需要冒营养不良致死的危险，他自己也不会被杀。然而，台湾的监视员亲眼看见这个领事在日军的恐吓 和利诱之下完全不为所动。
这究竟是哪里的领事？他后来的命运又如何？
对自己的命运都毫无掌握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摇摇头说，不，他们一无所知。
他们不知道，卓领事名叫还来，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到欧洲留学，取得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他和许多留学生一样热血澎湃地回到中国， 投入国家的命运洪流。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驻英属婆罗洲山打根的总领事。日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登陆婆罗洲，卓还来还在领事馆里指挥着同仁 紧急地销毁文件，以免机密落进敌人手中。炮火轰隆声中，不及撤退，一家人在刺刀的包围下被送进俘虏营。
当他的妻子为了婴儿的奶粉和鸡蛋在对台籍监视员求情、感恩下跪的时候，卓还来本人在做苦力。山打根当地的华侨晚上偷偷给他送食物，白天往往从远处望见侨社所尊敬的领事在监视员的驱使下做工。
卓领事和七、八位白人，从一哩半的工程局，每人推滚一桶四十四加仑的汽油桶，推到码头的油轮上，以做装油之用。我看见卓领事身穿短衣、短裤，推得满身大汗，而且汗流浃背。这是日军进行羞辱性的劳动。
在三年半的集中营内，卓还来大概每天入睡前都在等候那个时刻；那个时刻终于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三时到来。不管在哪个国家，这种事总是发生在 黑夜中，走进人犯寝室里的军靴脚步声总是飒飒作响，彷佛隔音室里扩大了的活人心脏跳动。卓还来和其它四个英美官员被守卫叫起，一声不响，被押进丛林隐密 处。
一年以后日本投降，俘虏营解放，人们在清查名单时，才发现卓还来失踪，开始在丛林里寻找隆起的黄土丘。两个月后，果然在静谧无声的密林深处找到五个虫蚁如麻的荒冢。荒冢中的骸骨，都没有头颅。那么如何辨认卓还来？
一片还没腐烂的布块，是当地侨胞偷偷送给他的衣服，证明了这一堆是卓还来：干发一束、门牙三枚、膝盖骨、指骨、肋骨各一。白骨凌乱，显然林中野狗曾经扒食。
柯景星和蔡新宗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个因为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令俘虏营中的日本军人肃然起敬的“卓领事”，早已被害。也不知道，在战后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国民政府专机迎回，隆重地葬于南京菊花台“九烈士墓”。
当“卓领事”的骸骨被迎回南京、白幡飘飘一片荣耀悲戚的时候，柯景星和蔡新宗已经沦为战犯，监禁在新几内亚的拉包尔俘虏营里。柯景星和蔡新宗也不知道，杀害卓还来的日军警长阿部木内中佐和芥川光谷中尉，都上了绞架。
有些人生，像交叉线，在一个点偶然交错，然后分散没入渺茫大化。
64，老虎桥
到南京，上一辆出租车，说要去“菊花台九烈士墓”，司机多半茫然，有雨花台，没听过菊花台。
卓还来安葬之后一年半，南京的总统府大门插上了五星旗。此后，卓还来从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被删除。在随后几十年的时光里，他的子女不敢提及这个为中华民国牺牲了的父亲，他的妻子不敢去上坟。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顶上插的是什么旗子。
或者，人们选择记得什么、忘记什么。
和卓还来同代的“八百壮士”，人们至今记得那些壮士们是如何地临危授命却又视死如归，一个一个都是英气逼人的青年男子。蒋介石为了即将举行的九国公 约会议，让国际看见中国抗战的坚持，决定在大撤军的同时，在苏州河北岸仍旧“派留一团死守”。这个团，其实就是一个自杀的队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留守闸北四行仓库，孤军悲壮抗敌的传奇，就此开始。
人们记得，四行仓库楼顶的那面在晨风中微微飘动的国旗，人们也记得，苏州河对岸的乡亲父老们，发现了那面国旗时热烈盈眶的激动。中华民国驻南非大使 陆以正，那时是个十三岁的初中生；二零零九年我们坐在台北一家精致的意大利餐馆里，眼看着物换星移，浪淘沙尽，他却仍然记得四行仓库的悲壮在他稚幼的心灵 烙下如刀刻般的印记。
到今天，也还有人依稀记得那首歌：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
一九七六年台湾拍的“八百壮士”电影，结束的画面是这些壮士们在天崩地裂的战火中英勇撤出了三百五十八人，歌声雄壮、国旗飘舞，然后国军壮士们踩着整齐的步伐，带着无比坚毅的眼神，往前方踏步而去。剧终。
前方一片模糊——他们无比坚毅地踏步到哪个“前方”去啊？
被集体记忆删除了的是，这三百五十八个人，步伐整齐，走进了英租界，马上被英军缴械，关进了收容营，从此失去自由，成为孤军；仍在中国的土地上，但 是被英军监禁，被日军包围。孤军想在收容所中升旗，都会引来卫兵的侮辱和殴打。监禁四年之后，珍珠港被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日军入侵租界，孤军立 刻成为战俘，分送各地集中营，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做苦劳后勤。
“八百壮士”中的一百多人，被押到南京，进了老虎桥集中营。
老虎桥集中营在哪里？
我到了南京，找到了老虎桥监狱的旧址，但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四边是热闹的酒店商厦，中间围着一个军营，有卫兵站岗。
刚拿出相机，卫兵直冲过来，大声吼着，“拍什么拍什么？这是军事重地你拍什么拍！”
我拍什么？就是跟你说你也听不懂！懒得理你。
我走到对街去，一回身对着他“喀嚓”一声，干脆把他也拍进去。
日军在老虎桥监狱关了近千名国军战俘，每一百多人挤在一个大狱房里，睡在稻草铺的地上。每天战俘由监视员带到工地做苦役——建机场、挖防空洞、筑防御碉堡，是的，和婆罗洲或者拉包尔的英澳战俘，做的是一样的事。
老虎桥的很多监视员，是的，也来自福尔摩沙。
粮食不足，医药全无，大狱房里的国军战俘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疾病，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具尸体要抬出去。有人深夜逃亡被捕，狱卒把逃亡国军吊在木柱上施以酷刑，令人心惊肉跳的哀嚎呻吟之声，传遍集中营。
隶属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陈炳靖在轰炸越南海防时被击落遭捕，辗转送进了南京集中营，他目睹国军战俘的状态：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批四十余人的国军入狱，他们棉服胸前两侧均有刺刀穿孔，且带有血迹，经打听之后，我才知道此批国军战俘在战场上有数百人，日军要他们全都趴在地上，开始用刺刀往上身刺，每人被猛刺两刀，此批人是没有当场被刺死的，才押送来此。
南京战俘营的“狱卒”中，有十五位台籍日本兵。陈炳靖提到其中有两个人对国军战俘特别残暴。他听说，在战后，这两个福尔摩沙兵在台湾南部被杀——当年的受害国军踏破铁鞋，找到了他们。
而陈炳靖自己，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找一个台籍日兵，为的却是一个不同的理由。一九四四年，陈炳靖终日发高烧躺在床上，他万念俱灰。每日的凌虐已经不堪负荷，俘虏生病，没有医药，只能自生自灭，他一心想死。
在悲凉无助的深夜里，一个黑影子悄悄出现在他床头，是国军俘虏中担任护理的人，手里拿着针筒，准备给他注射。陈炳靖全身火烫、神智几乎不清，却还觉得不可置信，问说，哪里来的药剂？
黑影子说，十五个台籍监视员之一，是学医药出身的。知道了陈炳靖的病情，从日军那里把药偷了出来，交给他，要他来救陈炳靖，同时吩咐，绝不可外泄，否则身为监视员的台湾兵会被日军枪毙。
终其一生，陈炳靖都在寻找这个台湾人。
关进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一百多个“八百壮士”，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集中营的大门被打开的时候，只剩下了三十几个。
65，拉包尔之歌
小时候看过二战的电影吧？桂河大桥啊、六壮士啊什么的，都是美国片，所以英雄都是美国人。如果是演欧洲战场的，那么德国兵都像一敲就倒地的白痴；如果是演太平洋战场的，日本兵每个都长得很丑很残暴。
一九四二年六月激烈的中途岛战役之后，盟军拚命轰炸，军国日本的战备工程突然加速转动，吸进大量的苦力和兵力。太平洋战场的新几内亚，是一个漩涡的 中心：台湾和朝鲜殖民地的军夫军属、以武力掳来的各路国军战俘，以及从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征来骗来的民夫，一船一船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码 头。
几路人马几乎同时上了船，驶往赤道以南。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国军俘虏，在刺刀包围下，被运到上海码头，上了船。
这些统称“国军”俘虏，其实成分很杂。有在不同战役中被日军俘虏的正规国军部队，包括衢州会战中大量被俘的八十六军，有敌后抗日的各种势力，包括共 产党的新四军和不同路数的挺进队，包括国民党戴笠创建的游击队，譬如忠义救国军和地方的各形各色保安团及纵队，也包括地下抗日志士，其中也有老师、学生、 记者。
五十七位“八百壮士”，也被塞进了船舱，和其它一千五百多名国军俘虏一并被日军编成了“中国军人勤劳团”，开往拉包尔。
这时候，蔡新宗和柯景星刚到婆罗洲才几个月，还正在好奇地熟悉环境。在南投，住得离蔡新宗家很近的辜文品，被选进了第三回“特设勤劳团”，和南投埔 里其它三十九个年轻人，正在做离乡的准备。二十岁不到的男孩，在乡间成长，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还没开始，只是在母亲忧郁的突然安静里觉得稍微有点不安。他们 特别结伴去神社拜拜，然后接受了沿街群众的致敬；群众挥舞着日本国旗，人群里头也默默站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那心中思慕却还来不及表白的人。埔里乡 亲就这么送走一批又一批自己的子弟，很多不舍的热泪，也有悲壮的注视和坚毅的眼神。
高雄港的船舰很多，他们这一艘运输舰，目的地是拉包尔。
辜文品后来也老了。六十年以后，他在埔里回想起自己在拉包尔的年少岁月，挖洞、埋尸、种菜、抢筑碉堡，什么都做了，难以忘怀的，还是那成千成千的尸体
——炸死的、病死的、饿死的尸体，等着他去火化。因为太有经验了，他成为专家，单凭“气味”，年纪轻轻的他就能辨别烧到了人体的哪个部位。心脏，他说，最难烧，往往还要浇上汽油，才烧得干净。
66，魂牵
我在看日本战败后，拉包尔战俘营国军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看下来。
一千五百多人从中国被送到这个岛，关进集中营，开始做奴工。一九四五年这个俘虏营被登陆的澳军解放的时候，活着的国军只剩下七百多个。从南京老虎桥送来的一千人中，活到一九四五年的，只有四百个。
这些幸存者，欣喜若狂在码头每天注视着海港，等祖国派船来接他们回家。他们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祖国，内战，已经处处烽火。一个千疮百孔、焦头烂额的政府，你要他这时从几千公里外的丛林岛屿接回自己的子弟，那绝不是第一优先，而且，也很困难——哪里来的船呢？
他们就继续在营区里等待。战后第一个国庆节到了，他们在俘虏营区四周插满国旗，贴上标语，照样升旗，唱国歌，对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这一等，就是两年。
看着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这时，台北《联合报》刊出了最新发现：在拉包尔几乎整个被火山覆盖的丛林里，找到三座国军的坟。
龙应台致国防部长陈肇敏信件的一页。
不只三座啊，我想，厚厚的火山灰烬下面应该有八百个国军的骸骨。拉包尔啊，随便哪里一锹挖下去，都是人的白骨。
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思绪是，一九四三年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运到这个有鳄鱼的丛林岛的那一千多名国军，可都是像林精武、张拓芜、柯景星、蔡新宗这个 年龄的人啊。死在异乡，即使是没名没姓的集体掩埋于乱葬岗，即使乱葬岗已经被爆发的火山熔岩深深埋灭，这些失乡的亡魂——可都是有父有母的。如果说，当 年，是国家让他们过江过海来到这蛮荒的丛林，让他们受尽伤害之后无助地倒下，然后任火山覆盖他们的脸，那么六十年以后，国家，也可以过江过海牵引他们回到 故乡吧？
我开始寻找幸存者。
67，寻找利瓦伊恂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台湾冈山空军官校大榕树下
利瓦伊恂，八十九岁
五十七个“八百壮士”，死了二十一个，剩下三十六个。八十六军的、新四军的、地下游击队的，一个一个名字历历在目。我心想：这些幸存者，终于在一九 四八年回到了祖国，祖国却在炽热的内战中，哀鸿遍野，然后是大分裂、大流离；他们之中，一定也有人辗转到了台湾，而且，也可能还有人在世，只是，人海茫 茫，我要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发出上天下海的“寻人令”之后两天，接到电话，“利瓦伊恂先生找到了，真的在台湾。”
在港大的写作室里，我忍不住大叫。
什么样的时空啊，我在二零零九年的香港，越过山越过海，穿过云穿过路，真的找到了一九四二年冬天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日军送到拉包尔战俘营去做奴工的游击队长。
“他意识清晰吗？语言能表达吗？”我急急地问。
“很清楚，而且，”台北那一头的声音清脆地说，“我跟他一解释是您在找他，李先生就说了一句话。”
“他怎么说？”
“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
“喔……。”
地狱船
龙：怎么被送到拉包尔俘虏营去的？
李：一九三七年淞沪战事爆发时，我十七岁，学校也停课了，我就加入了戴笠创建的忠义救国军。那时候，国共两党在江南地区抢知识青年。
龙：您被编入混成队，接受了什么样的训练？
李：爆破、情报、纵火、暗杀。
龙：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号，您在上海对日军爆破而被捕？
李：我们没有长枪，只有短枪，不能做长距离攻击，只能够去丢手榴弹，大概破坏了四、五个大的物料库。我们第二天早上就被攻击了。后来我潜入上海，当天晚上，日本宪兵就来了。
龙：谈谈在南京集中营的情形。
李：南京集中营就在老虎桥，第一监狱，就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周佛海在战后被关的地方。老虎桥第一监狱大概经常维持有一千五到二千人，日军把俘虏 每天派送到三个地方去做苦役，挖煤矿、建机场等等，非常苦的。集中营里是俘虏自治的，我去的时候是“八百壮士”的上官志标当总队长。
龙：上官志标来台湾以后在台南当兵役课长；后来呢？
李：跟我同日进去差不多有四百多人，当时我就编了个十六队的队长。基本上，我们就是南京集中营的苦力，像畜生一样，两百个苦力，等于两百头马，两百只牛。
龙：怎么去到拉包尔的？
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发，来年一月二十四日到。上船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去哪里——人家把你当牲畜看，不会告诉牲畜要被送到哪里。
出了集中营，我们就上了没有窗的闷罐车，全部人都进去了，从外头上锁。第二天早上到了吴淞口，下车，这样子就上船了。上船前几个礼拜，还好。在那底 层船舱里，你想象，我们这些人已经被关了好几个月，有的关了一年两年的，多想念烟啊，饼干、糖果都渴望。日本人那时候是最丰富、最高傲的时候，日本兵吃不 完的糖果和烟，就往我们船底下丢，下面一拥而上抢夺的情形你可以想象。
龙：一千多个人都在船底？
李：没有，一百多个人，因为他分很多条船。
反正我那个舱底一百多个人。一下去，就发生抢烟抢糖的情况，难堪啊。我搞不清哪个是班长排长，可是我火大了，我说“不许抢！”那个时候的民族思想真 的是非常浓厚的，一骂，都不抢了，我说收起来，班长来分。然后我就上去找日本人，语言不通，就拿笔谈。我的意思是，你给糖果、给香烟是好意，我们很感谢， 但你这样丢是污辱的。我们可以上来，你们好好地给我们。那个日本人懂了，他说好好好，就停止这个动作了。
龙：那条船一路就到了拉包尔吗？
李：有一本书叫《地狱船》，你看过吗？我不敢看。
我们这一百多人，到了拉包尔前一站，最后一个礼拜，换船了。进入一个底舱，里头已经有三百多人。你想想，一个只能容一百人的船底，现在塞进了四百多人是什么状况？
龙：空气不够？
李：不通风的底舱，很热。空气不够。闷到最后，我只能告诉你，四百个人，没有一个人穿衣服的，内裤都没有，头上身上爬满了虱子。
龙：大小便怎么办？
李：你到哪里上厕所啊？舱底两侧有各有一个楼梯往上，但是在每一个楼梯口守着四把刺刀，他说，一次可以有五个人上去，那五个人下来之后，才能再放另外五个人上去。
于是在楼梯底，就站满了人。“先生啊！我要大便啊！”“先生啊！我要小便啊！”他们不理你，逼急了小便就流出来了，贴身挤在你身旁还有横倒在你下面的人就骂。再逼急，大便就出来了。
龙：譬如大便，你自己怎么处理？
李：我就撕被单。
龙：有东西吃吗？
李：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不给水喝。有的人喝自己的尿，可是，因为缺水，所以连尿也没有。那时时候想自杀都很难，因为刺刀在那里，你连楼梯都上不去。这样子有一个礼拜。
你想象一下：四百多个国军，全身一丝不挂，大便小便流在身上，头上满是虱子。那真的是一艘地狱船啊。
龙：你们到了拉包尔上岸的时候，很多人是抬着下来的啰？
李：谁抬谁啊，都走下来的。
龙：其它的船，说是那身体太弱的，一上码头就被日本兵枪杀了，您知不知道？
李：这个我倒没听说过，至少我们这船没有。
没有红药水
龙：这样的地狱航程，没人死？
李：体力统统搞光，人却没死，真的没人死。死是什么时候开始死？我告诉你，上了岸，十天以后开工，死，才真正开始。
龙：怎么说？
李：我们被编成几个大队，就叫“支那特别劳务队”，分头出去做工。有一个五百多人的大队最后死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的工作比我们苦。美 军来轰炸的时候，他们没日没夜地抢修机场，白天炸坏了，晚上就要去修，等到飞机撤了，没事了，他们就要去开公路，有时候进入丛林，三天都见不到太阳。我这 一队，做的是码头装卸。
龙：那么整个在拉包尔的过程里头，有没有见过台籍日本兵？
李：有，就是台湾军夫，有几个还谈得来。
龙：你们这些中国俘虏，对于这些台湾兵的监视，感觉是什么？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李：你说我们能讲什么，我们能去鼓励他要有民族思想吗？不能，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吧。
我们第一天上工，晚上就有一个弟兄回来跟我说，大队长，今天碰到好多台湾来的年轻人啊，也在做苦工。很快，我们就发现，拉包尔有好几千个台湾来的年轻人在做工，还有一千多个广东、香港来的壮丁。
龙：当时中华民国驻澳使馆给外交部的文件说是有六千九百多个“台湾壮丁”在拉包尔，需要被遣返台湾。再包括一些老弱妇孺的话，总共可能有八千多个。
李：我跟你讲，我们大使馆是很差劲的，战后台湾人并没有经过大使馆回来。是盟军的船舰，把他们当日本兵一样遣送回乡的。
龙：李伯伯，你们在拉包尔集中营，受到日本兵的虐待严重吗？您刚刚说，到了拉包尔之后，死才真正开始？
李：这要说给你听才懂。上岸十天后就出工，那个时候大家有气无力，彼此也不太认识，没有合作过。譬如抬一个箱子，一个人没力气扛起来，需要两个人 抬；两个人抬起来没事，放下去的时候，如果不同时放下，可能你的脚被碰破了，或手被划到了，或者被钉子勾到了。你今天下午做工，只要见血，五天保证你死 掉。
龙：是因为没有医疗品？
李：他有医疗品，我们营隔壁就是卫生材料部，里面什么都有，就是不给。
龙：连红药水都不给？所以你们一个小伤口就会致命？
李：连红药水都不给。非常恐怖，今天你下午刮到了，小小一点伤口，没有什么，第二天早上这个地方就已经硬了。当然大家还是出去做一天工啊，第二天还可以做工；第三天早上起来，这个地方就溃烂了。第四天就生蛆了。
龙：生蛆了也没有人来管？
李：有，日本人在。他在营区最上面设了一个“医病连”。病人就被拖到那里去躺着，等于是个“病牢房”。日本兵前一天带着我们到外面挖了个大坑。第二天下午，他就到“病牢房”里去看，第一次挑出二十九个他认为活不了的，抬出去，往坑里一推，再补几枪，土一盖。
龙：那——不是活埋吗？
李：等于活埋。第一次就这样活埋了二十九个。
龙：这距离你上岸多少天以后？
李：大概十五天。接下来大概过了五天，又活埋了二十个，第三次大概有十几个，总共我知道的大概有六十多个是这样被杀害的……
那个时候想，我只能活八十天了。因为，我带领四百个人，每一天这样子死好几个，就算一天死五个人，八十天也轮到我啦。
龙：日军还拿澳洲的士兵做人体实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俘虏营没有发生？
李：我看到只有这一种：他在我们里面挑了二十个体力最好的，挑出去了，实验什么呢？就是让你每天只吃一斤蔬菜、两斤地瓜啊什么的，看可以把你饿到什么程度你还能活。
我记得有一个“八百壮士”叫徐有贵的，就是被抓去做实验的。他有一天饿得受不了逃回来了，逃回来以后跟伙夫讨饭吃。
68，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
墨尔本的康诺爸爸在公元两千年过世了。年轻的康诺在整理爸爸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纸已发黄的笔记本，里头是钢笔手写的日文，大概有一百六十多页，显然是个日记本子，因为有日期，从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十二月。
康诺大概猜得到这本日记怎么来的。康诺爸爸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从军的，一九四一年，他才十九岁。
一九四三的冬天，康诺爸爸在新几内亚澳军的情报站工作，专门搜索日军的情报动向。这本日记，显然来自新几内亚战场。康诺复印了笔记本中的几页，交给了澳洲的战争纪念馆，请他们鉴定内容。纪念馆很快就确认，这是当时一位日本士兵的丛林日记。
日记的主人，高一米五八，重五十七公斤，胸围八十四厘米。他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七日，可能是二十三岁。他的家乡，应该是东京北边的宇都宫市，因为日记中有他写给家人的、尚未发出的信。他的名字，由于是缩写，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可能是田村吉胜。
田村的部队是日军派驻新几内亚的四十一军二三九师。四十一军的两万人，搭乘几十艘军舰，从日本驶出，在青岛停留了几天之后，就扑向太平洋的惊险黑 浪，直奔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田村的船舰，很可能和利瓦伊恂的战俘运输舰，在帛琉的海面上曾经比肩并进。二十二岁的田村、二十三岁的南京战俘利瓦伊恂，和 南投埔里那四十个年轻人，是在同一个时候，一九四三年的早春，到达新几内亚的。
田村日记的首页，大概写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
这里的天堂鸟藏身在椰子树林中。他们的鸣声，使我忆起日本的杜鹃鸟。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声音听起来像“咕鼓——咕鼓——咕鼓”。
……一月末的日本报纸提到新几内亚前线——谁会知道我竟然就在前线呢？
气候像日本的八月。但是这里有那么多可怕的虫螫。蚊子尤其凶悍。我们很多人都病倒了，战斗士气很低落。
四月，丛林的雨季到了。士兵们不能出去，就坐在潮湿的帐棚里，一整天、一整夜，倾盆大雨，打在帐棚上。
离开故乡已经数月，寄出的信也许并未寄达，故乡的音讯全无。虽然不敢奢望能够活着回去，但寂寞之情，深深充斥着我身为士兵的内心。空的汽油桶，暂代澡盆，水满了出来；一如往常低垂着的，是南国的夕日。身边的战友接连逝去，能否再读到来自故乡的信呢？（田村日记）
每天晚上都下雨，不停歇地下，像女人的哭泣。帐棚顶离地面只有一米半高，湿气逼人，即使生了火，还是难受。
当中国的“八百壮士”俘虏们像罗马帝国的奴工一样在拉包尔抢筑机场的时候，田村的两万弟兄们在做一样的事情。四十一军在赶建的威瓦克机场在新几内亚 的本岛上，距离拉包尔机场就隔着一个窄窄的俾斯麦海峡。田村有很浓的文艺气质，晚上筋疲力尽倒在营帐里时，他用诗来记录自己的日子：
烈日曝晒，兵建机场，
大汗淋漓，无语。
工事日日进行，
长官天天巡察。
暂休海滩旁，汗水满头脸，
远望海茫茫，只盼家书到……
秋蝉声唱起，枯叶萧萧落……
机场以敢死队的气魄和速度铺好，日本第六航空队所拥有的三百二十四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马上降落在机坪上蓄势待发。十万重兵，百架战机，新几内亚的土 著每天在轰轰震耳的战争声音中掘土种菜，赤脚的孩子们像猴子一样爬上椰子树顶，远远地瞭望那巨大的机器，心中被一种模糊而神秘的力量所震撼。
没有几天，盟军情报发现了这个飞机基地，地毯式的大轰炸开始。来不及逃走的飞机，大概有一百多架，被炸得粉碎，机体爆裂，千百片碎钢片残骸四射，火光熊熊夹杂着不断的爆炸，从拉包尔都看得见，浓烟怒卷冲天，使整个天空变黑。
二三九师的一个战友，在海滩上被飞机碎片击中，当场死亡。田村拿起笔来抒发心里的痛苦：
朋友在海边被敌机炸死，
但是海水翻白浪，一样宁静。
武器残骸随波漂荡，
岬上草木青翠依旧，
小船泊港一如旧时。
我心何其悲伤。
但是轰炸时，不能出工，反而是田村可以休息的时候。他坐在低矮的帐棚里，靠着一根柱子，曲起腿，在微弱的光里，给一个女孩子写信：
谁会知道，在这南海边疆，我会这样地思慕着你呢？一年不见了。
你其实只是一个好友的小妹，我不懂为何竟忘不了你。
从不曾给你写过信，也不敢对你有所表露。
孤独时，我心伤痛，想家。
我不敢妄想得到你的心，但我情不自禁。
说不定你已结婚；那么我嫉妒你的丈夫。
苍天又何从知道我如何地盼你幸福。
日记的最后一则，写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十二月八日以后，一片空白。他给思慕的女孩的信，没有发出。
二三九师从当年十月开始，就在新几内亚东海岸做极尽艰难的运输和防御。粮食殆尽，丛林所有的热病开始迅速扩散。走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士兵一个一个倒下，倒下时，旁边的弟兄没有力气扶他一把。田村倒下的地方，可能是新几内亚东岸叫“马当”的县份。
没有发出的信，连同他的丛林日记，在六十年后，澳洲战争纪念馆亲手放在他日本家人的手掌心里。
69，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进入了一九四四年，太平洋海面完全笼罩在盟军的轰炸范围之内，新几内亚外援补给彻底断绝。两年多前登陆新几内亚总共有二十万日军，到一九四五年战败时，只剩下一万个活着回家的人。
这一万人，是否包括了和田村在丛林里并肩作战的、台湾原住民所编的高砂义勇军呢？
一九四二至四四年之间，日军为了丛林作战，在台湾征召了几千名高砂义勇军，送进菲律宾、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等热带雨林，为前线的日军做后勤运输。死在丛林里的文艺青年田村吉胜来不及写出二三九师覆灭的经过，但是从幸存的高砂义勇军口述中，田村所经历的，历历在目。
为了避开美军的轰炸，日军夜间行军。美澳联军已经登陆，遭遇时短兵相接，激烈血战。日军从马当退避山区，一路上都是危险的流沙和沼泽，很多人在探路 时被流沙吸入，穿过丛林时被毒蛇咬死，更多的人在涉过沼泽时被潜伏水草中的鳄鱼吃掉。紧紧逼在后面的，是美澳联军的机关枪和低空的密集轰炸。
岛屿被孤立，运补被切断，本来负责驮重登山的高砂义勇军现在也没有物资可驮了，他们被编为“猛虎挺身队”、“佐藤工作队”等等，在地狱般的战场上继 续作战。补给断绝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粮食的短缺。开始时，新几内亚的日军吃香蕉、采木瓜、刨地瓜，这些都吃光了，就接着吃嫩草、树皮、树根。台湾的原住民 懂得丛林的密码，他们自己饥饿，却仍然尽忠职守地为日军去设陷阱猎山猪、抓大蜥蜴、捕蟒蛇。敌机轰炸后，他们就跳进海里抓炸死而浮上来的鱼。
他们也深谙植物的秘密：缺盐，他们寻找盐肤木——嫩叶可以吃，果核外皮含着薄盐，刮下来可以保命。他们也会捞“水流苔”煮汤，能识别无毒的菌类，知 道什么藤心可以抽出来吸、什么树是可吃的肉桂、什么树根包着淀粉。军中位阶最低的台湾原住民在这时变成日军的丛林救生员。但是他们毕竟不是电影里的“泰 山”，饥饿、疟疾、伤寒、霍乱，或是单纯的伤口溃烂，都是致命的。救生员照顾别人，但是没有人照顾救生员。
高砂义勇军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在蛮荒的战场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拉包尔的中国战俘营里，劳力透支、营养不良的俘虏大量死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台湾南投来的军属加速掩埋尸体。坑愈挖愈大，尸体 愈来愈多，燃料不够，只烧剁下来的一只手，然后是手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离新几内亚很近的帝汶岛上，台湾特别志愿兵陈千武发现，他所在的野战医院里平均 一天饿死六个人。
和田村一样，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眼睛闪着思索的光，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野鹿的肩膀印有不可磨灭的小痣
和其它许多许多肩膀一样
眼前相思树的花蕾遍地黄黄
这已不是暂时的横卧脆弱的野鹿抬头仰望玉山
看看肩膀的小痣
小痣的创伤裂开一朵艳红的牡丹了
黄黄的黄昏逐渐接近了……
血喷出来……
陈千武记得无比清楚，新兵上船前，每人“各自剪一次手脚的指甲，装入指定的纸袋里，写清楚部队号码和兵阶、姓名、交给人事官。指甲是万一死亡无法收拾骨灰时，当作骨灰交还遗族，或送去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奉祀用的。”
如果二三九师的田村没死在他日记停摆的那一天，而跟着部队进入一九四四年的秋冬交接之际，他一定会在日记里记下这人间的地狱；盟军各国俘虏关在集中 营里，但是日军本身所在的每一个岛，已经是一个一个天然的俘虏岛。补给断绝，利瓦伊恂生病的队友被推进大坑活埋，“八百壮士”的国军被逮去做人体实验，日 军的部队自己，已经开始人吃人。
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第五回高砂义勇军的队员Losing这样静静地说他的往事：
我的朋友，来自霞云的泰雅族战死了，我很伤心，我把他埋起来，埋在土里面。后来我出去了一天，回来之后，我的朋友被挖起来，被日本人刮掉手 臂和大腿的肉。那时大家都很瘦，只有这两个地方有肉。那时候有命令下来说，美国人的肉可以吃，但是绝对不能吃自己日本人的肉，但都没有效果，因为没有东西 可以吃，连自己日本人的肉都吃。
美国人的肉可以吃？
是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二日，一架美国飞机在父岛被日军击落，机上九名飞官坠入海里，其中八个被日军俘虏。
俘虏中其中四个被斩首，另外四个美国飞行员，被日本军官杀了，然后煮熟吃掉。
九人中唯一幸存的，来自麻州，刚刚满二十岁，在海中危急漂流的时候，被美国潜艇浮上水面抢救。
这个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在六十五岁那年，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他的名字叫乔治·布什。
二十四岁的史尼育唔和年轻的布什同一时间在太平洋的饥饿战场上，命运却那么不同。史尼育唔是台东东河乡长大的阿美族，一九四三年被送到印度尼西亚摩 洛泰岛做“高砂义勇军”时，儿子才出生一个月。布什被救起后的第十三天，盟军登陆摩洛泰岛，和日军短兵相接，日军节节败退，史尼育唔在混乱中愈走愈迷路， 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又害怕被敌军发现，于是在丛林中愈走愈深。
一九七四年，有一天，摩洛泰岛上居民向警察报案了：丛林里有个几乎全身赤裸的野人，吓坏了女人和小孩。印度尼西亚警方动员了搜索队，三十个小时后，找到了这个野人——野人正在劈柴。
史尼育唔被发现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两枝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一顶钢盔、一把军刀、一个铝锅。他很惊恐地举起干枯黝黑的双臂做出投降的姿势——他以为，这回美军终于找到他了。
史尼育唔是他阿美族的名字，但是从军时，他是“中村辉夫”。一九七五年回到台湾家乡以后，改叫汉名“李光辉”。到机场接他的，是他已经长大的儿子，他的妻，三十年前接到日军通知丈夫阵亡，早已改嫁。
从丛林回到家乡，五十六岁的李光辉，能做什么谋生呢？人们在花莲的阿美族“文化村”里见到他，穿着丛林里的骑马布，做出“野人”的样子，供日本观光客拍照。
观光客问他，是什么支撑了他在丛林中三十一年？他词不达意地说，“我……一定要回到故乡。”
史尼育唔、利瓦伊恂、“八百壮士”、陈千武、柯景星、蔡新宗，乔治．布希，还有宇都宫市的田村吉胜，都是同一时代里刚好二十岁上下的人，在同一个时间，被一种超过自己的力量，送到了同一个战场。
二零零九年五月，台湾的影像艺术家蔡政良到了新几内亚。他的祖父和史尼育唔是东河的同乡，同一个队伍梯次被送到南洋。他想走一遍祖父的足迹，拍成纪 录片。在新几内亚，他发现，到处都是武器的残骸碎片、生了锈裹着泥巴的飞机螺旋，裸体的孩子们抱着未爆的炮弹，天真烂漫地让观光客拍照。
有人带来一袋东西给他，打开一看，是一堆头盖骨。
有人带来几片金属，翻开一看，是日本士兵的兵籍牌。上面写了部队番号。他把这些兵籍牌拍了照，放在网上，看看是否有死者的亲人，冥冥之中因魂魄的牵引而寻找过来。
不知怎么，我倒是看到了这只兵籍牌。
兵籍牌上，清晰地写着：“步239”。
二三九？写诗的田村吉胜，不就是步兵二三九师的吗？蔡政良得到兵籍牌和头骨的地点，不就是田村吉胜写下最后一篇日记时的驻扎马当县吗？
国家寄生虫知多少
据统计，1978年以来，全国税收总的供养人员规模达6700万人，占总人口的5．07％，全国每 19．72人就缴税缴费供养1人。2007年，税费供养的党政事业在编和临编人员的工资、退休、医疗、公招、公车、公出、办公等费用，支出为29425亿元，加上党政事业投资支出，共计支出为37530亿元。养人太多就要高税费，2007和2008年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预算收入分别为51321．78亿元和61316．9亿元，分别占当年GDP的19．95％和20．39％。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通过大量研究，得出结论：凡是收费罚款多和重的地区，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少，城镇人口从业率也低。也就是说，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罚款，包括行政审批、许可、监督、执法、收费和罚款过程中的吃拿卡要，严重影响创业和企业的经营，进而影响就业容量的扩大。
税收来源集中于创业和企业，对创业、企业的收费罚款太多太乱，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一系列的问题，这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本报从今天起，将陆续刊发周天勇教授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的文章，敬请关注。
——编者
中国财政和收费供养的公职人员人数增长和规模是惊人的。
我们将公职人员定义为由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和城镇居民缴税和缴费来供养的党的专职工作者、行政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协助党政事业工作的临时和非编制人员。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进行了多次以精简机构和人员为目的的行政体制改革。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官本位意识，由于建国以来农民“耕土吃饭”与党政国企职工“吃公饷”的区别，由于“吃公粮”较为稳定和一些权力部门还可以从部门利益中多受益和寻租受益，由于创业和经商从历史上就受到歧视，由于中国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恶劣而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大，不受预算和费用约束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就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数增长最快的领域。
1978年以来，全国总人口增长137．26％，但是，事业机构公职人员从149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874．2万人，增长了 192％；党政等机构公职人员从46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291．2万人，增长了276．5％，其中还不包括协编和临时编制人员。
虽然在统计上，2007年事业和党政等机关的公职人员数量为4093．4万人，然而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中究竟供养了多少缴税和缴费供养的人员，始终是一个谜。保守估计，地方财政、各种部门和各事业单位，从各种渠道筹资发放工资的临时编制、协助编制人员如果占目前事业和党政公职人员的25％，那么在党政事业机构中的公职人员，2007年就会达到5206．75万人，占总人口的3．94％，占总就业的6．76％，由于党政事业人员绝大部分在城市和城镇，在乡村就业的可以忽略不计，占城镇总就业的17．74％。也就是说，在城镇就业的每100人中，有17．74个人在党政事业单位里吃供养饭。
全国总人口缴税缴费供养人员比，从1978年的49人供养1人，增加到2007年的约25人供养1人。党政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员估计1500万左右，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福利，也需要缴税缴费供养，总的供养人员规模达6700万人，占总人口的5．07％。2007年，实际上全国每19．72人就缴税缴费供养1人。这还没有计算需要乡村居民供养的村级干部和乡镇中的非编制人员，如果计算入内，供养比会更高。
21世纪初中国展开了官民比的争论。原人事部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认为，中国的官民比不是2005年两会时代表们议论的1∶26，而是他经过认真研究的1∶198。据此，他认为，与国外相比，中国官还不多，政府规模还不够大，政府供养的事业规模也还小。王通讯认为，美国2003年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为1∶94。同美国相比，我国的比例显然是比较低的。这是一种口径不对的错误比较。
笔者2004年秋去美国用了21天考察其财政体制，了解到美国公务员不仅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中的所有公职人员，还包括公共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工作范围很广，涵盖科研、农业、外交、情报等与国家和民众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因此为其工作的法官、警察、医生、工程师、清洁员、保管员，甚至是国家森林公园的看门人都属于公务员的范畴，工种达数百种之多。如果按照美国公务员范围界定，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更加庞大。
中国官民比太高，有七个方面的事实。一是国家、党政和社会团体机关中有大量的准公务员。2003年我国公务员人数虽然是653万人，但是在党政社团机关中工作的总人数为1050万左右，其正式公务员之外的近400万人虽然名义上是事业或者工人编制，实际上还是由财政供养，并且机关中的园林、清扫、炊事等体力劳动绝大部分由临时雇佣的农民工或者应聘人员从事，他们大多从事的是公务员职能的管理性工作。
二是有的事业单位是为了应付机构改革从政府机构中剥离出来，实际上还行使着行政管理职能的人员。如许多行业协会，过去是政府某机构的一部分，改为事业单位后，财政还要供养，并且还赋予他们收费的权力。
三是事业单位中实际上有大量的官员。我国党政职能内化在事业单位之中。国外学校、医院和科研单位中非业务人员非常少，其大学院系办公室就一个行政人员工作；而我国这些单位与业务无关的机构和管理人员很多，如大学的系里除了其他的无关机构外，仅就办公室，有主任、办事员等五六个。
四是我国还有财政不给够经费甚至不列入预算，而由自己收费补充和全额收费供养的大量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如地方的派出所、城管等。其中有的整建制没有列入公务员系列，有的部分协管员没有列入公务员系列，但这些机构既有执法权，又有收费权。
五是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
六是市县乡村中由收费和罚款等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约为2000万，其中730万村干部，1270万县乡各类非编制聘用人员。
七是许多机关和事业干部退休之后，没有进入社保体系，没有社会化供养，没有平民化，而还是财政出钱，享受着机关离退休干部的待遇，仍然是国民经济供养的不工作了的公务员。
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的供养人员中，一部分是由财政预算拨款，一部分是由收费罚款供养的；大量的行政事业人员，不是从事公共服务的，而精力主要放在行政审批、许可及注册登记、监督执法等方面；编制混乱，基层县市有大量的协编和临编人员，主要依靠预算外收费罚款存在；与中国人均 GDP水平还较低相比，供养规模太大，供养水平太高。因此，简单将发达国家的供养比与中国的供养比相比，容易误导决策。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通过大量研究，得出结论：凡是收费罚款多和重的地区，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少，城镇人口从业率也低。也就是说，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罚款，包括行政审批、许可、监督、执法、收费和罚款过程中的吃拿卡要，严重影响创业和企业的经营，进而影响就业容量的扩大。
税收来源集中于创业和企业，对创业、企业的收费罚款太多太乱，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一系列的问题，这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本报从今天起，将陆续刊发周天勇教授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的文章，敬请关注。
——编者
中国财政和收费供养的公职人员人数增长和规模是惊人的。
我们将公职人员定义为由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和城镇居民缴税和缴费来供养的党的专职工作者、行政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协助党政事业工作的临时和非编制人员。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进行了多次以精简机构和人员为目的的行政体制改革。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官本位意识，由于建国以来农民“耕土吃饭”与党政国企职工“吃公饷”的区别，由于“吃公粮”较为稳定和一些权力部门还可以从部门利益中多受益和寻租受益，由于创业和经商从历史上就受到歧视，由于中国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恶劣而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大，不受预算和费用约束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就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数增长最快的领域。
1978年以来，全国总人口增长137．26％，但是，事业机构公职人员从149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874．2万人，增长了 192％；党政等机构公职人员从46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291．2万人，增长了276．5％，其中还不包括协编和临时编制人员。
虽然在统计上，2007年事业和党政等机关的公职人员数量为4093．4万人，然而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中究竟供养了多少缴税和缴费供养的人员，始终是一个谜。保守估计，地方财政、各种部门和各事业单位，从各种渠道筹资发放工资的临时编制、协助编制人员如果占目前事业和党政公职人员的25％，那么在党政事业机构中的公职人员，2007年就会达到5206．75万人，占总人口的3．94％，占总就业的6．76％，由于党政事业人员绝大部分在城市和城镇，在乡村就业的可以忽略不计，占城镇总就业的17．74％。也就是说，在城镇就业的每100人中，有17．74个人在党政事业单位里吃供养饭。
全国总人口缴税缴费供养人员比，从1978年的49人供养1人，增加到2007年的约25人供养1人。党政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员估计1500万左右，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福利，也需要缴税缴费供养，总的供养人员规模达6700万人，占总人口的5．07％。2007年，实际上全国每19．72人就缴税缴费供养1人。这还没有计算需要乡村居民供养的村级干部和乡镇中的非编制人员，如果计算入内，供养比会更高。
21世纪初中国展开了官民比的争论。原人事部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认为，中国的官民比不是2005年两会时代表们议论的1∶26，而是他经过认真研究的1∶198。据此，他认为，与国外相比，中国官还不多，政府规模还不够大，政府供养的事业规模也还小。王通讯认为，美国2003年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为1∶94。同美国相比，我国的比例显然是比较低的。这是一种口径不对的错误比较。
笔者2004年秋去美国用了21天考察其财政体制，了解到美国公务员不仅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中的所有公职人员，还包括公共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工作范围很广，涵盖科研、农业、外交、情报等与国家和民众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因此为其工作的法官、警察、医生、工程师、清洁员、保管员，甚至是国家森林公园的看门人都属于公务员的范畴，工种达数百种之多。如果按照美国公务员范围界定，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更加庞大。
中国官民比太高，有七个方面的事实。一是国家、党政和社会团体机关中有大量的准公务员。2003年我国公务员人数虽然是653万人，但是在党政社团机关中工作的总人数为1050万左右，其正式公务员之外的近400万人虽然名义上是事业或者工人编制，实际上还是由财政供养，并且机关中的园林、清扫、炊事等体力劳动绝大部分由临时雇佣的农民工或者应聘人员从事，他们大多从事的是公务员职能的管理性工作。
二是有的事业单位是为了应付机构改革从政府机构中剥离出来，实际上还行使着行政管理职能的人员。如许多行业协会，过去是政府某机构的一部分，改为事业单位后，财政还要供养，并且还赋予他们收费的权力。
三是事业单位中实际上有大量的官员。我国党政职能内化在事业单位之中。国外学校、医院和科研单位中非业务人员非常少，其大学院系办公室就一个行政人员工作；而我国这些单位与业务无关的机构和管理人员很多，如大学的系里除了其他的无关机构外，仅就办公室，有主任、办事员等五六个。
四是我国还有财政不给够经费甚至不列入预算，而由自己收费补充和全额收费供养的大量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如地方的派出所、城管等。其中有的整建制没有列入公务员系列，有的部分协管员没有列入公务员系列，但这些机构既有执法权，又有收费权。
五是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
六是市县乡村中由收费和罚款等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约为2000万，其中730万村干部，1270万县乡各类非编制聘用人员。
七是许多机关和事业干部退休之后，没有进入社保体系，没有社会化供养，没有平民化，而还是财政出钱，享受着机关离退休干部的待遇，仍然是国民经济供养的不工作了的公务员。
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的供养人员中，一部分是由财政预算拨款，一部分是由收费罚款供养的；大量的行政事业人员，不是从事公共服务的，而精力主要放在行政审批、许可及注册登记、监督执法等方面；编制混乱，基层县市有大量的协编和临编人员，主要依靠预算外收费罚款存在；与中国人均 GDP水平还较低相比，供养规模太大，供养水平太高。因此，简单将发达国家的供养比与中国的供养比相比，容易误导决策。
国家蛀虫知多少
党政公务机构，一些行政性事业单位，包括一些社会和服务性的事业单位，其人员工资、福利、日常公务和事务、办公条件，包括车辆、大楼、招待和出国等支出，人员的增加、工资和福利的增长、办公条件的改善等，都需要企业和城乡居民缴税和缴费来支付其成本。其增长越快，企业和城乡居民缴税和缴费的负担就越重；供养的人越多，就需要财政越多拨款，或者预算外多支出。
第一，公职人员工资福利大幅增加。
党政事业开支的最基本部分为其职工的工资，包括临时编制人员的工资和从党政、事业岗位离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7 年，事业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790元增长到25461元，增长31倍多，扣除物价增长，实际年增长近8％；机关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807元增长到 28340元，增长34倍，实际年增长超过8％。
再加上人员增加，包括临时编制人员及离退休人员，其供养工资从155．95亿元增加到17481．29亿元，增长了111倍！供养人员的工资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3．71％上升到2007年的6．79％。
第二，行政事业社保、医疗费用支出巨大。
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医疗费用也是需要由缴税和缴费来支出的，占行政事业费用的一定比重。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2006年披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只覆盖20％的人口，而政府费用的80％用于党政事业公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和临时编制人员的医疗开支；另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党政部门有 200万名各级官员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官员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从目前看，行政事业单位养老保障体制还没有改革，实行财政实支的体制。只有一些临时编制，按照劳动合同法，单位要为其交纳养老保障等费用。按照工资总额的20％计算，临编人员养老保障成本需要支出400亿元。
第三，公车、公招和公出等行政事业支出惊人。
中国行政事业单位开支较大的三项支出是公车、公招和公出消费和活动。以2007年为例，保守估计，当年行政事业单位公车、公招和公出三项费用为7690亿元。
2007年，全国公车保有量估计为550万辆左右，总共在公车上花费的司机工资、油费、保险费、保养费等费用总计在2692亿元；从公款招待消费看，我的测算是，2007年全国党政事业单位公招消费共计约为2305．65亿元；最保守估计，党政事业人员每年花费在出国、出境和国内开会考察等方面的费用约为2692亿元。
第四，日常办公等费用数量庞大。
党政事业单位其他较大的开支是水电暖费、办公费、通讯费、报刊费，等等，其全国数据，无法获得。按照较低标准，办公、水电和邮电通讯三项，每人按照3000元计算，4165．4万公职人员，需要1250亿元；还有黄河以北取暖成本，按照全国行政事业人员30％在黄河以北估计，并按照每人1500 元标准，需要187．4亿元。四项总计为29307亿元。
第五，车辆购置、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建设等开支巨大。
行政事业的另一大支出为建筑、车辆和其他设备开支。当然，其中教育、卫生、文体等方面的支出是必须的，但是，从开支的情况看，党政机关项目的开支比例仍然大于教育和卫生等项目。
2007年，党政事业单位投资为8104．8亿元，其中党政机关投资为3166．1亿元，占全部行政事业投资的39．06％。这说明，即使不包括办公大楼、培训中心等建设方面的投资，为党政事业办公等设施的建设费用，占到党政事业投资总费用的40％。2007年，一般党政事业支出为29425亿元，再加上党政事业投资支出，共计支出为37412亿元。
以上是支出方面由税费供养的党政事业在编和临编人员的工资、退休、医疗、公招、公车、公出、办公、投资等费用。如果全部是在预算内经费中支出的话，其所占的2007年全部财政支出49781．35亿元的75．39％。党政事业开支养人、“三公”和建设的结构特征较为明显。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一是政府的实际收入不仅仅是预算内的，其中一部分支出，来自于预算外收入，来自部门和单位的小金库，来自于在企业中的报销；二是“十一五”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财政支出方面的比例向民生倾斜。如今年1—5月，虽然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4％，但中央财政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支出，继续保持较大幅度增长。其中，教育支出同比增长16．4％，医疗卫生支出同比增长4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32．2％。这说明中国财政正在积极地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调整。
第一，公职人员工资福利大幅增加。
党政事业开支的最基本部分为其职工的工资，包括临时编制人员的工资和从党政、事业岗位离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7 年，事业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790元增长到25461元，增长31倍多，扣除物价增长，实际年增长近8％；机关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807元增长到 28340元，增长34倍，实际年增长超过8％。
再加上人员增加，包括临时编制人员及离退休人员，其供养工资从155．95亿元增加到17481．29亿元，增长了111倍！供养人员的工资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3．71％上升到2007年的6．79％。
第二，行政事业社保、医疗费用支出巨大。
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医疗费用也是需要由缴税和缴费来支出的，占行政事业费用的一定比重。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2006年披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只覆盖20％的人口，而政府费用的80％用于党政事业公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和临时编制人员的医疗开支；另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党政部门有 200万名各级官员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官员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从目前看，行政事业单位养老保障体制还没有改革，实行财政实支的体制。只有一些临时编制，按照劳动合同法，单位要为其交纳养老保障等费用。按照工资总额的20％计算，临编人员养老保障成本需要支出400亿元。
第三，公车、公招和公出等行政事业支出惊人。
中国行政事业单位开支较大的三项支出是公车、公招和公出消费和活动。以2007年为例，保守估计，当年行政事业单位公车、公招和公出三项费用为7690亿元。
2007年，全国公车保有量估计为550万辆左右，总共在公车上花费的司机工资、油费、保险费、保养费等费用总计在2692亿元；从公款招待消费看，我的测算是，2007年全国党政事业单位公招消费共计约为2305．65亿元；最保守估计，党政事业人员每年花费在出国、出境和国内开会考察等方面的费用约为2692亿元。
第四，日常办公等费用数量庞大。
党政事业单位其他较大的开支是水电暖费、办公费、通讯费、报刊费，等等，其全国数据，无法获得。按照较低标准，办公、水电和邮电通讯三项，每人按照3000元计算，4165．4万公职人员，需要1250亿元；还有黄河以北取暖成本，按照全国行政事业人员30％在黄河以北估计，并按照每人1500 元标准，需要187．4亿元。四项总计为29307亿元。
第五，车辆购置、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建设等开支巨大。
行政事业的另一大支出为建筑、车辆和其他设备开支。当然，其中教育、卫生、文体等方面的支出是必须的，但是，从开支的情况看，党政机关项目的开支比例仍然大于教育和卫生等项目。
2007年，党政事业单位投资为8104．8亿元，其中党政机关投资为3166．1亿元，占全部行政事业投资的39．06％。这说明，即使不包括办公大楼、培训中心等建设方面的投资，为党政事业办公等设施的建设费用，占到党政事业投资总费用的40％。2007年，一般党政事业支出为29425亿元，再加上党政事业投资支出，共计支出为37412亿元。
以上是支出方面由税费供养的党政事业在编和临编人员的工资、退休、医疗、公招、公车、公出、办公、投资等费用。如果全部是在预算内经费中支出的话，其所占的2007年全部财政支出49781．35亿元的75．39％。党政事业开支养人、“三公”和建设的结构特征较为明显。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一是政府的实际收入不仅仅是预算内的，其中一部分支出，来自于预算外收入，来自部门和单位的小金库，来自于在企业中的报销；二是“十一五”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财政支出方面的比例向民生倾斜。如今年1—5月，虽然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4％，但中央财政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支出，继续保持较大幅度增长。其中，教育支出同比增长16．4％，医疗卫生支出同比增长4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32．2％。这说明中国财政正在积极地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调整。
李荣融同志的逻辑思维能力
中国广播网12月12日报道 两年前的一个夜晚，李荣融辗转难眠，白天看到的一篇评论《央企为什么这么“红”》让他非常郁闷，“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彼时，国务院国资委刚刚公布了央企年度成绩单———从 2003年国资委成立起，央企销售收入与利润连续三年攀升。本以为如此出色的表现，足以为国资委与央企赢得掌声，可李荣融没想到，收获的还是骂声。“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国企卖了，说我们‘贱卖国有资产’，买东西又成了‘国进民退’，到底让我们怎样做才对？
博主评论：看来李荣融同志的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地弱，我想不明白，以李荣融同志的逻辑思维能力而言，他怎么爬上国资办主任的高位的。难道是因为李荣融同志花了太多钱在朱先生和温先生身上，以至于这样的饭桶都能长期高踞那个位置吗？
为什么国企搞不好李同志要挨骂，搞好了还要挨骂呢？其实问题真的是太简单了，容我来给李同志上一课吧，我宽容一点，不收取你的补课费了。
国企搞不好，国资办主任不挨骂谁挨骂？你捧的就是那个饭碗嘛。你的工作做不好，不骂你难道骂我拈花吗？国家减少经济领域的份额，丢掉过多的国有企业，从而转向服务行的政府，这事情根本上是没有错的。错就错在你在降低份额的时候，没能防止贱卖国有资产，没有能防止官僚或企业管理人对国有资产的侵占。
推行一项政策的时候，措施是要配套的，你必须要防止产生政策推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结果。这是你的责任，不是说卖你就乱卖一气，买就乱买一气。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想不清楚，你还混个正部级？办事情的总方向是正确的，可事情让你办砸了，因为你们无能。爱
难道你能够说你们没有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面积流失？没有造成对国有资产的大面积侵占？当然，你肯定会这样说的，因为睁大眼睛撒谎本就是贵党贵政权的光荣传统，你当然会将此发扬光大了。只不过你说出来的时候，没有多少国民会相信你而已。
所以，你挨骂是理所当然的，头一个该挨骂的是小温，第二个就是你，否则就不正常
然后现在国有企业办得很好吗？看起来成绩单似乎是非常亮丽的。国有资产据说升值了若干，利润和收入增加若干云云。可你们的收入和利润是怎么来的？是降低成本来的吗？是经营得力来的吗？是提高技术水平来的吗？是靠创新来的吗？不是的，是靠你们手中的权力掠夺国民而来的。
写到这里我想到《蜗居》里的一个段子，郭海萍对她女儿说的：“奶粉一罐一百多，尿片一包一百多。你还搞双向收费呀，你比中国移动还要狠啊？”一个手机双向收费问题扰攘了十几年了，猪都知道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垄断特权的问题。于是，中国成了世界上通讯费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我们的收入是别人的若干分之一。这是做生意吗？这是抢钱，是掠夺。
而中石油因为定价过高无法降低的成品油库存拿到国际上去贱卖，他们宁愿便宜了外国人也不肯降价销售，于是中国又成了石油产品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于是中石油一年赢利数百上千亿，这钱是赚回来的吗？是抢回来的。这样的生意谁不会做？找一头猪都能做到这样的“亮丽的成绩单”，李同志你何功之有？这样的“功劳 “也值得你们大肆吹嘘？
去看看中国那涨得比《2012》里的大浪还要高的房价吧，那就是你们国有企业勾结政府炒起来的。难道这还能说不是掠夺？这样的成绩单渗透着耻辱，渗透着中国人的血液。而同时中国经济被你们吹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只要是泡沫，无论他有多么大多么美丽，他总是要破的。体积越大，泡沫壁就越薄。一旦破灭，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到那个时候，看你还怎么吹嘘你的成绩单吧。
你们都还不该挨骂？那还要天理做什么？
博主评论：看来李荣融同志的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地弱，我想不明白，以李荣融同志的逻辑思维能力而言，他怎么爬上国资办主任的高位的。难道是因为李荣融同志花了太多钱在朱先生和温先生身上，以至于这样的饭桶都能长期高踞那个位置吗？
为什么国企搞不好李同志要挨骂，搞好了还要挨骂呢？其实问题真的是太简单了，容我来给李同志上一课吧，我宽容一点，不收取你的补课费了。
国企搞不好，国资办主任不挨骂谁挨骂？你捧的就是那个饭碗嘛。你的工作做不好，不骂你难道骂我拈花吗？国家减少经济领域的份额，丢掉过多的国有企业，从而转向服务行的政府，这事情根本上是没有错的。错就错在你在降低份额的时候，没能防止贱卖国有资产，没有能防止官僚或企业管理人对国有资产的侵占。
推行一项政策的时候，措施是要配套的，你必须要防止产生政策推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结果。这是你的责任，不是说卖你就乱卖一气，买就乱买一气。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想不清楚，你还混个正部级？办事情的总方向是正确的，可事情让你办砸了，因为你们无能。爱
难道你能够说你们没有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面积流失？没有造成对国有资产的大面积侵占？当然，你肯定会这样说的，因为睁大眼睛撒谎本就是贵党贵政权的光荣传统，你当然会将此发扬光大了。只不过你说出来的时候，没有多少国民会相信你而已。
所以，你挨骂是理所当然的，头一个该挨骂的是小温，第二个就是你，否则就不正常
然后现在国有企业办得很好吗？看起来成绩单似乎是非常亮丽的。国有资产据说升值了若干，利润和收入增加若干云云。可你们的收入和利润是怎么来的？是降低成本来的吗？是经营得力来的吗？是提高技术水平来的吗？是靠创新来的吗？不是的，是靠你们手中的权力掠夺国民而来的。
写到这里我想到《蜗居》里的一个段子，郭海萍对她女儿说的：“奶粉一罐一百多，尿片一包一百多。你还搞双向收费呀，你比中国移动还要狠啊？”一个手机双向收费问题扰攘了十几年了，猪都知道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垄断特权的问题。于是，中国成了世界上通讯费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我们的收入是别人的若干分之一。这是做生意吗？这是抢钱，是掠夺。
而中石油因为定价过高无法降低的成品油库存拿到国际上去贱卖，他们宁愿便宜了外国人也不肯降价销售，于是中国又成了石油产品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于是中石油一年赢利数百上千亿，这钱是赚回来的吗？是抢回来的。这样的生意谁不会做？找一头猪都能做到这样的“亮丽的成绩单”，李同志你何功之有？这样的“功劳 “也值得你们大肆吹嘘？
去看看中国那涨得比《2012》里的大浪还要高的房价吧，那就是你们国有企业勾结政府炒起来的。难道这还能说不是掠夺？这样的成绩单渗透着耻辱，渗透着中国人的血液。而同时中国经济被你们吹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只要是泡沫，无论他有多么大多么美丽，他总是要破的。体积越大，泡沫壁就越薄。一旦破灭，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到那个时候，看你还怎么吹嘘你的成绩单吧。
你们都还不该挨骂？那还要天理做什么？
广电总局的功能是做道德法官？
电视剧《蜗居》被广电总局禁播了，理由是“该剧以性和官场题材炒作，很低俗”。理由令人齿冷，电视剧也成了非看不可的东西了。这年头，共产党禁止发行的东西，那是非看不可的，一定精彩无比。书也罢，电影也罢，电视剧也罢，那是相当棒的东西。不禁还想不起来看，一禁就非看不可了。电视上看不到，我可以看视频啊，别忘了，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了。关光BT网站，有的是别的软件。
说到低俗，难道中国还有比广电总局更加低俗、无聊的机构吗？也只有共产党这样的怪胎组织，才能建立这样怪异无比的组织，如同中宣部，就是一个党权与政权混淆、乱伦而生产出来的弱智杂种组织。全中国，我们能够看到的电视台，除了少数几个如凤凰、亚洲、无线、华娱等等未必没有中资背景的以外，全是共产党办的。广播电台就更别说了，都这样了，还要搞一个什么广播电视总局来管。
看看广电总局这几年都干什么来着，汤唯拍了李安的《色戒》，被他们雪藏。据说原因是他们不希望汤唯这个演员演了一些性场面一炮而红，这还不够无聊的？广电总局是吃撑了还是吃多了伟哥以至亢奋过度烧坏了脑子？一个明星而已，别说她的演技本身就相当不错的，不全是靠脱衣服红的，即便是，碍着你广电总局什么事情了？电影拍之前是他们审查通过的，可见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什么演电影的演员就不能因此而红了？如同《蜗居》播映之前也是经他们审查通过的，为什么到播出的时候又要遭到禁播？如此逻辑错乱、行事颠倒、滥施淫威的部门，与他们的党一般地人格分裂、莫名其妙。
其他的还有硬性规定播出电视剧的时间不能超出总播出时间的百分之四十，选秀节目不能在黄金时段播出等等，这些都是电视台的商业决定，碍着广电总局蛋疼了？为什么要这样干涉？
据说是因为广电总局要防止这些事件影响国民的风气，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广电总局是道德法官？动辄说这个低俗那个不好？在中国，哪个团体的道德水准最低？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啦。哪个团体的道德水准不比中国共产党更低呢？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僚队伍了。
不说别人，就看看文强同志住的价值三千万的养小蜜的别墅，还有文强同志强奸过的少女，还有文强以个人隐私威迫上他的大床的女明星，还有他埋在鱼塘里的一千万现金。以低俗而论，何以复加？他可是中共的正厅级别的官员，相当不低了吧？总不能为他现在倒霉了，就不承认他至少当了那么多年中共高级官员吧？他是怎么一步步爬上那个位置的？然后坐在那个位置这么多年的？他的事迹是一个孤立事件吗？当然不是，不说俯拾皆是，也至少在百份之五十以上吧？这绝对不是诬蔑的，哪个中国人不知道？
再想想那些比着谁的情妇更年轻、更漂亮的各级官员们，一百五十块一包的烟、几万块一个的提包、名车、豪宅、去法国巴黎的一掷千金，难道他们很高尚，很不低俗？难道做官不做官，官阶的高低，竟然也是低俗不低俗的标准？
这样的广电总局，有资格替我们决定我们应该观看什么节目？有资格指责其他的以“低俗”之名？我感受到的，仅仅是“无耻”二字。
说到低俗，难道中国还有比广电总局更加低俗、无聊的机构吗？也只有共产党这样的怪胎组织，才能建立这样怪异无比的组织，如同中宣部，就是一个党权与政权混淆、乱伦而生产出来的弱智杂种组织。全中国，我们能够看到的电视台，除了少数几个如凤凰、亚洲、无线、华娱等等未必没有中资背景的以外，全是共产党办的。广播电台就更别说了，都这样了，还要搞一个什么广播电视总局来管。
看看广电总局这几年都干什么来着，汤唯拍了李安的《色戒》，被他们雪藏。据说原因是他们不希望汤唯这个演员演了一些性场面一炮而红，这还不够无聊的？广电总局是吃撑了还是吃多了伟哥以至亢奋过度烧坏了脑子？一个明星而已，别说她的演技本身就相当不错的，不全是靠脱衣服红的，即便是，碍着你广电总局什么事情了？电影拍之前是他们审查通过的，可见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什么演电影的演员就不能因此而红了？如同《蜗居》播映之前也是经他们审查通过的，为什么到播出的时候又要遭到禁播？如此逻辑错乱、行事颠倒、滥施淫威的部门，与他们的党一般地人格分裂、莫名其妙。
其他的还有硬性规定播出电视剧的时间不能超出总播出时间的百分之四十，选秀节目不能在黄金时段播出等等，这些都是电视台的商业决定，碍着广电总局蛋疼了？为什么要这样干涉？
据说是因为广电总局要防止这些事件影响国民的风气，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广电总局是道德法官？动辄说这个低俗那个不好？在中国，哪个团体的道德水准最低？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啦。哪个团体的道德水准不比中国共产党更低呢？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僚队伍了。
不说别人，就看看文强同志住的价值三千万的养小蜜的别墅，还有文强同志强奸过的少女，还有文强以个人隐私威迫上他的大床的女明星，还有他埋在鱼塘里的一千万现金。以低俗而论，何以复加？他可是中共的正厅级别的官员，相当不低了吧？总不能为他现在倒霉了，就不承认他至少当了那么多年中共高级官员吧？他是怎么一步步爬上那个位置的？然后坐在那个位置这么多年的？他的事迹是一个孤立事件吗？当然不是，不说俯拾皆是，也至少在百份之五十以上吧？这绝对不是诬蔑的，哪个中国人不知道？
再想想那些比着谁的情妇更年轻、更漂亮的各级官员们，一百五十块一包的烟、几万块一个的提包、名车、豪宅、去法国巴黎的一掷千金，难道他们很高尚，很不低俗？难道做官不做官，官阶的高低，竟然也是低俗不低俗的标准？
这样的广电总局，有资格替我们决定我们应该观看什么节目？有资格指责其他的以“低俗”之名？我感受到的，仅仅是“无耻”二字。
ZT-中共要将中国的互联网变成中国局域网
网络杀人之一：悄无声息的做强盗
打劫是最没有技术含量地，这句流行的电影广告语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吧，如果把打劫与小偷结合在一起，偷偷摸摸地做强盗，那么会是什么样子呢？
阿波罗网来稿首发 http://www.aboluowang.com
不用好奇，中共正在网络给你上演一部真实版本。
以往的经验，一般到敏感时期，中共都会进行网络严加管控，比如开会期间，奥运期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7.22法轮大法被迫害，西藏,六四等，中共都是不惜一切代价管控网络，关闭所有可交流的论坛，关停任何他认为有丝毫影响的网站，尤其是前一阵，对动态网，自由门等翻墙软件的封锁，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曾一度使各种翻墙，代理方式失效，妄图把中国隔绝于世界之外。
2009年12月5日，中共学聪明了，不在这些敏感日突然的加剧封锁了，因为这样很容易让世界谴责他的不法行径，于是在这个似乎不是敏感日的时间，中共悄悄地干起来老本行。
看看他的手段吧：
短短的几天时间，全国保守估计有一万台以上的服务器被关闭，设计全国三十多个省市，目前已知部分被封锁机房列表：
上海怒江移动
上海漕河泾网通
上海漕宝路电信
上海外高桥机房
浙江金华电信
浙江金华网通
浙江嘉兴电信
浙江绍兴电信
浙江温州电信
浙江湖州新联通双线机房
江西景德镇电信
江西南昌，
江苏省无锡电信机房
江苏常州电信机房
江苏扬州电信机房
江苏镇江电信机房
安徽合肥电信机房
北京亦庄网通机房
河南洛阳网通双线
河南开封机房
河南郑州机房
河南景安机房
河南许昌网通机房
河北网通
河北廊坊电信机房
陕西西安
湖南长沙电信
首当其冲的是国内最大的共享下载网站btchina，为什么关闭btchina。不会是版权问题吧，你认为中共重视版权吗，这是个盗版的国度，单只是盗版，没必要管你，全国都这样，假名牌，假货，假包装，这是这个特色国度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标志，那为什么要关，其实真正的原因是bt共享，既然是共享，那么如果有其他的内容，中共不愿意看到的内容，被人看到是不好地，所以才要封杀，btchina负责人其实是个个人站长，对于这件事情，不无悲壮的出来发表声明：今后个人站长将要完结。有谁知道他这句话之后的含义，一下子封杀几十万个网站，不免还是有些动静地，虽然是悄悄地封杀，普通民众是不知道地，这比起 堂而皇之地在敏感日封锁，手段更卑劣，让大多数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截断你的信息获取来源，中共政府把民众像面团一样捏，要你方你就方，要你圆你就圆，玩你没商量。
但至少这么大规模的事件，在业界是有大动静地。中国现在有几百万个个人网站，几千万与网络相关的从业人员，这次事件明显涉及了这些人的根本问题：网站被封杀了，以后靠什么活？
为了给这些人一个交代，那么就得请出代表性的人物，btchina，个人网站中算是够大的吧，在门户网站新浪给你一个专访，让你表示支持政府行为，让其他所有站长都看看，政府还是关心大家地，这是一个法制的社会，政府是讲道理地，是允许言论自由地，我关了你的站，是允许你出来说话地。btchina站长也真是郁闷，作为一个普通站长，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能说什么，中共又可以让他说什么，被人拿走了吃饭的家伙，还的说人家做的对，人家做的好，那句委婉的话：“个人站长将要完结”表达了个人无限的愤怒与悲哀！一个活生生的悲剧，但是这个悲剧正在中共政府所谓的与时俱进，与世界接轨的领导下发生！
网络杀人之二：封锁七宗罪
这个疯狂的近乎变态的所谓领导政府告诉了我们答案：
第一步：推出域名备案制度
所有在中国的网站要想开通，必须进行域名备案。填写你的详细的资料和联系方式，你这个网站有什么问题，马上就可以找到你。这是要警告你：要做网站，你的网站就不能有一点与中共对立的信息，否则我马上就可以收拾你。删除信息，罚款，拘捕，扣押，坐牢，依据你网站信息给你定不同的罪。
第二步：服务器托管商监控制度
网站必须放在服务器中才可以访问，在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做服务器机房的，你也不可能24小时不停地开着电脑，那么所有网站全部是放在中共管控下建立的机房中的。你的网站有什么问题，甚至根本不用通知你，直接给服务器机房打个电话，你的服务器就被直接关掉了，不能访问了，没有任何理由。
第三步：非法关键字拦截系统
中共耗费巨资，开发了这个服务器拦截系统，给每个服务器都安装上，在每个机房都安装上，你的网站有什么所谓的非法信息，直接这个软件就进行拦截，强制用户不能访问这个页面，并且弹出来一个窗口，告诉你页面有非法信息已被拦截，这个页面正常是关闭不掉的，你得点击这个页面的确定按钮才可以关闭，但是当你点击确定按钮的时候，整个浏览器都会关闭，就是说如果此时你也同时在浏览其他网站，那么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关掉，并且会把你的电脑的ip地址自动记录下来，那么以后这个ip就可以成为监控的重点。通过这个ip，就可以找到你家。
第四步：杀毒软件被和谐
其实国内的所谓杀毒软件，瑞星，金山，360等，都是已经被处理过的软件了。本来是杀除病毒的软件，是防护个人电脑用的，可是在中共的统治下，却成了监控软件。你要访问什么信息，尤其是敏感的信息，杀毒软件是可以监控的，它会后台把你的信息传送给终端服务器，告诉中共你的电脑访问了中共管控的页面。如果你被作为监控对象，杀毒软件甚至会把你电脑里的其他信息悄悄地传给中共的管控服务器，这样中共就可以看到你的电脑里都存放着什么文件，从而决定是不是应该抓捕你，而这一切都是你不知道的情形下进行的，
放弃国内杀毒软件吧，他们已经成为中共奴化网民的一个帮凶。
第五步：绿坝监控的上线
国内被人人唾骂的绿坝，竟然是复制别人的软件拿过来用，国外公司开发这个产品，本来是用作局域网或公司内部的网络控制的，这个神奇的国度，政府就在堂而皇之地进行山寨。而且还用在了15亿人的互联网上，作为中国人，我们是该喜还是该悲？绿坝实际上是杀毒软件一个升级产品，基本核心就是拦截敏感信息，与杀毒软件悄悄传递信息相比，绿坝则是明着就设置上万个所谓的非法信息关键字，只要你上网，那么你的一切信息等于都在别人的监控之下，比杀毒软件更变态，而且绝对是一个病毒系统，如果你用国外的杀毒软件，那么100%绿坝会被认为是病毒，因为它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传递大量信息给中共，指望一个病毒软件来拦截病毒，是不是很可笑。
更为变本加厉的是，电脑的更新换代你很快地，那么中共强制所有生产电脑的企业在产品出厂的时候就预先装好绿坝，中共这次还真是服务周到，替老百姓都事先想好了，做好了，美其名曰你看人家共产党，把杀毒软件都免费给你装好了，电脑买回家，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了，多体贴民心啊。这样的电脑买回去，真是谁用谁倒霉。在国人一致的强烈抵抗下，绿坝告一段落了，可是毕竟有那么一批产品被强制装上绿坝了，而且删也删不掉，人家说了：我就是要监控到底。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变态的政府一撒欢，又重新另起一个名字，叫什么红坝，王八什么地，又把这个软件给抬出来了。
第六步：网站管理员制度
有多少人有过郁闷的被删贴的事情？光靠软件的控制中共认为是不够地，人，信息总是变化地，那么人力管控网络就是最实惠的了，看看各大门户网站吧，新闻都是审查制的，也就是说你在新浪，搜狐，网易等主流的大网站所看到的最新信息，都是编辑审核的，遇到一些重大信息，涉及重要事件或领导人的信息，直接就是中共审核的。把文章交给中共，中共告诉你可以发你才可以发布，中共说不可以你就不能发。大多数人是相信门户的权威性的，可悲的是这个所谓的国内的门户，其实都是已经被和谐的门户。你所看到的貌似批评或中立的言论，只不过是不痛不痒的小角色，或者是中共有意抛出的信息，目的是让你感觉门户言论很自由，大家可以随便对热门事件讨论，不明事理的人整天热衷于去各大门户讨论热门话题，跟帖都是好几千甚至几万，十几万人，网络真是活跃，中国老百姓真是自由啊，不信的话发个讨论领导人的帖子，如果再带点批评的态度，马上删你帖!
越是门户网站，越是热门话题，人工管控的力度越大，专门的审查人员是24小时在线的，现在的一些门户，审查人员比正常的编辑人员还多，悲哀啊！
第七步：万恶的防火墙
臭名昭著的金盾计划，只不过是中共不惜血本造就的一个防火墙，更为具体的措施是封锁世界范围内的ip地址，中国人是悲哀的，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中共人可以看到的国外网站的数量，占整个国外网站数量的10%还不到，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国外网站都是被禁止访问的，不管这些网站是否有与中共不和谐的因素，90%以上的国外网站中国人是看不到地。在海底光缆防火墙和域名dns解析上就已经封掉了大部分网站。一些被灌迷魂汤的中国人，满心以为现在中国网络很发达了，随时都可以访问国外了，太幼稚了！
在这个从出身就已经是满手血腥的政党手里，你的智商太低了！
在一个积累了几十年斗争经验的阴谋家眼里，你就是一根葱！
七宗罪，终会有审判的那一天！
用现今流行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地！”
再做恶，老天都看不下去了，当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连2代都没有传下去不是让他灭了吗？
这样肆意为祸15亿中国人，萨斯是前兆，现在的H1N1才刚刚开始！
网络杀人之三：中共妄图打造世界最大局域网
网络的本意是什么：互联网。即通过网络可以访问世界的任何地方，了解世界的任何信息。
局域网是什么？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区域的网站，它是只可以本区域的人可以访问特定的信息，而外界是无法与你分享信息，同时区域内的人与外界传递信息也是受控制的，叫你访问网络，你可以访问，不叫你访问，你是上不了网的，同时你可以看到什么网站，不可以看到什么网站，也是可控制的，你上网看了什么网站，管理员也是可以看到地，换句话说就是你的任何与网络的行为都是被监控地，你没有任何的权利或隐私可以保留。
但是中共告诉我们什么？它在创造一个21世纪的奇迹：打造世界最大的局域网。
这真的是一个世界级的工程，西方人听到这个，绝对会以为是天方夜谭，15亿人的网络，怎么可能？
那中共是怎么做的呢？
通过前面的七宗罪，
推出域名备案制度，
服务器托管商监控制度，
非法关键字拦截系统，
杀毒软件被和谐，
绿坝监控的上线，
网站管理员制度，
万恶的防火墙
通过这一系列的封锁方式，已经截断了大多数人的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对于中共来说，这远远不够，要做就要做得更绝，更彻底。
通过拦截是前提，有了前提，就把中国人圈在了圈里头，在这个圈里面，中共拿起了自己的骗人的鬼把戏。
中国人上网都去哪里，差不多的都是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吧
网络发展到今天，信息量是越来越大，于是有了搜索引擎，最大的赢家是百度。连门户网站都没有百度的流量大。但是你知道百度私底下干的那些猫腻的事吗？
百度贴吧，恐怕没有几个上网的不知道的吧。一件最简单的事，5.12大地震，百度贴吧地震吧一度关闭，为什么？中共在恰当的时机会告诉你你可以看到什么信息，你不可以看到什么信息。
还是回到百度引擎问题，百度2009年12月1日推出了其所谓的凤巢计划，其实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广告系统，但是这个凤巢计划真正的核心是什么？
是百度的站内计划。
是中共的局域网计划！
别忘了，在中国，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网站其实都是中共的奴隶，否则中共根本不可能让你做大。只不过百度比其他网站更孙子而已。
百度有着国内最大的用户和浏览量，当然中共不会放过这个地方，在百度，你是很难搜索到涉及敏感信息的内容地，这样截断了很多人获知事件真实原因的渠道。不过要搜索黄色色情信息，倒是相对蛮容易的，百度替中共它老人家告诉我们：黄色没关系，越黄越好，沉迷色情无所谓，只要不违反共产党就好。
再看看这个所谓的凤巢计划，我倒是更倾向于叫它鸡窝计划。细心的人没有看出问题来吗？现在百度搜索的第一个页面，一般是有10个网站可供用户选择点击的，但是你仔细看看，大多数关键词搜索以后，第一页的10个网站中，至少有6个是百度自己的站，百度百科，百度知道，百度贴吧，百度图片，百度视频，百度娱乐，百度mp3，都是百度自己的产品，更有甚者，搜索第一页10个全是百度自己的站内信息。大多数人搜索关键词都是点击第一页的网页的，很少一部分才会去点击第2，3页以后的网站，那么当第一页几乎都是百度自己的网站是，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用户获取信息基本都是在百度一个网站转来转去！
因为你在百度搜索信息，至少有50%以上的几率你点的都是百度一个站的内容，这下百度高兴了，流量用户都来我这里了，我的广告可真是赚钱啦，中共更高兴了，与其管理那么多站太麻烦，不如管理百度一个站，况且这几年以来百度在信息控制方面做得还是很让中共满意的，像这样的奴才也是很难得地，要大力扶植。想当然地，在配合12月1日百度鸡窝计划的实行后，12月5日，中共开始了上面的大规模的封杀网站计划，把所有的个人网站统统封杀掉，逼着个人全部关站，那么用户获取渠道的方式只有2个：
一个是门户网站，那是一个被和谐，被整理后的地方，况且一堆审查人员，中共是放心地。
二是搜索引擎，当用户在门户网站找不到一些信息时，这时自然而然就想起来引擎。当然大部分人会用百度，因为百度在国内占据了70%以上的搜索份额。一用百度，那么至少首页基本都是百度自己的站内内容，一个网站控制信息就容易的多，那么如果首页10个都是百度自己的站又有点说不过去，太不地道了，怎么办呢？百度再把其他的门户网站的信息提到首页上来，这样首页一半全是百度一个站的内容，这个站是中共掌控的站，是不用担心地，另一半是门户网站的页面，是被和谐的，中共也不用担心，
有了以上的做法，大部分人看到的就都是管控以后看到的信息了，任何所谓的敏感信息就再也不会出现了，个人网站主要的流量都来源于百度，百度不给你首页排名，把你排到第2页，第3页，甚至十几页以后去，没有人会去点击那里的，个人网站没有了流量也就没有了收入，那么自然网站就做不下去了。再加上中共在旁边威逼，我今天关一个机房，明天关几百个服务器，整天担惊受怕的个人站长，有几个能撑的下去？
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网络只剩下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天下一切太平，再也看不到所谓的不和谐因素。
最后中共对世界宣称：我们的网络是自由的!
一个畸形的互联网诞生了！
拥有2亿网络用户的15亿中国人，被中共悄悄地圈进了世界范围最大的局域网内！
网络杀人之四：草泥马和灭绝师太
草泥马是中国网民在这种极端的管控之下所发表的新名词，委婉地表达了网民对政府极端限制言论的强烈不满。
灭绝师太则是武侠小说中阴狠毒辣，赶尽杀绝的代名词，用来形容中共是最恰当不过了。
经过了各种封锁，再加上目前中共变态的局域网计划，中国的网络下一步会是怎么样！
可以预见的是，灭绝师太不是白给的！
下一步，中共开始考虑从域名下手了。
因为国内封锁的日趋严重，使得很多站长在国内根本无法存在，于是大量的站长把站迁往国外。中共当然不会忘记赶尽杀绝的本事，你站在国外，以为我就管不了你了吗？至少多数网站用的域名都是国内注册商。那好，我从注册商下手。我不让域名向国外解析，那么即使你网站放在国外，没有域名的生效，你也是无法访问的。这样你站放国外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或者干脆上一个域名审查系统，与网站备案系统挂钩，域名指向网站不在国内的一律不准注册，不准生效。
有人可能会想，那我就用国外域名。出发的愿望是好地，中国的站长是善良地，辛苦做站本就不容易，但是一是国外域名注册语言不通，注册和支付都是很麻烦，而且别忘了，还有百度这样的帮凶在捣乱。
百度现在已经配合中共开始了收录审查机制，那就是自动检查网站是否备案，如果没有备案的网站百度是不会收录的，那么你用国外域名和空间，肯定是无法备案的，百度也不会收录你的网站，毕竟大多数网站还是要靠百度来的流量才能生存下去，那么百度中没有你的网站，网站所需要的流量和人气就完全断绝了，做网站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草泥马----将会成为中共广大站长对中共每天的问候常用词。
或许中共会因为民众的反对而暂时暂停，但是回想中国网络发展的10年，控制是一步一步地升级，直到现在已经到疯狂的地步。给中共机会是懦弱者的心理自我安慰，抱着幻想是被洗脑后的愚笨，期待上层改良是无知的表现，那个以封锁闻名的金盾工程，不就是江老头子的儿子一手搞出来的玩意吗？
“天欲使其灭，必先使其狂”一个政府，宁可要砸掉与网络有关的几千万老百姓的饭碗，也要推行他所谓的监控计划。不惜毁掉全国所有的网络，他的奴化政策已经失去理智。
老百姓活在这个国度里，他的命比纸还轻！
网络杀人之五：阴险的自我陶醉
网络似乎成为人们讨论的集散地，每有热门事件发生，网络总是讨论地热火朝天，要知道，生活在一个极权统治下的社会，每一个事件其实都是中共认可的产物。
就拿最近网络热门的电视剧《蜗居》，表面上看来说真实地反映了当今社会买房难，老百姓买不起房，生活贫苦的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但是真实的目的呢？
只不过是中共高层内斗的产物。
片中没有提到具体是哪个城市，但是台词中的“你的老家有明珠塔吗？”等很隐晦地告诉我们那是上海，还有那个秘书的车号，让我们想起了上海首富周正毅那个时期上海市秘书的车号，海藻的老板，不就是周正毅的另一个化身吗？周正毅不就是以房地产起家的吗？一切都联系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是被人刻意安排好了，《蜗居》的出现和热门，只不过是背后推手借此来打击上海帮而已。
《蜗居》又遭禁播，网络又是随处可见，其实都是中共高层内斗，权利制衡的产物。
网络已经被作为一个媒介，当多数人陶醉于电视剧的真实，感慨很多年没有这么畅快的表现真实的影视作品的时候，感慨中共言论进一步开放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地了解事件本身背后的原因呢。
除了突发性事件，有哪个事件不是中共默许或精心炮制的版本，前几年的任长霞，一个小小的地方公安局长，为什么全国会大吹大擂，网络更是歌功颂德，一片赞扬之声，就连平时对公安恨的咬牙切齿的人也感叹是难得一见的好官。那么真实的任长霞是什么样？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在她任上被判刑的法轮功很多，因为她积极地镇压法轮功，所以才当上了公安局长。是一个踩着别人尸骨来捞取政治前途的卑鄙小人。任长霞出事了，是怎么死的，是车祸死的！不是劳累而出车祸地，而是在酒店招呼一堆客人，喝多了出车祸死的，一个车上4个人，为什么就任长霞死了，别人都没有死？老天有眼那，她欠法轮功的债太多了，阎王来要命了。那么就是这样一个人，网络为什么会广泛宣传呢，一方面是要告诉中国老百姓，中国还是有好官的，警察中还是有为人民服务的活雷锋地，共产党一贯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而奋斗终身的，不惜劳累致死也是愿意的。中国这么大，反正没人知道任长霞是谁，况且已经死了，拿死人说话是最保险的，因为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我说你是先进，你就是先进，我说你是楷模，你就是楷模，我说你是为人民劳累而死，你就是雷锋。
另一方面，也是中共不会公布的原因，就是公安内部传开了，知道她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过头了，老天不干了来收命来了，所以公安内部人人自危，因为大家都怕老天来索命，都不敢像以前那样迫害法轮功了，中共一向把法轮功作为敌对的首要分子，公安是镇压法轮功的主力，公安都不镇压了，那怎么办？于是中共大肆宣传任长霞，歌功颂德，追加称号，给家属利益安排，现金抚恤，其实是做给其他公安看的，意思是你帮我镇压法轮功，你是有好处的，共产党是管你地。
其实聪明的人不用想，看看你身边的公安，如果有一个为人民办实事的，不贪不祸害老百姓的，而且还可以爬到公安局长的位置上的，你都可以把上面的言论推翻，一个纯粹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贪，不向领导送礼的，有可能升官吗，有可能爬到一个重要的职位上去吗？
中共的愚民政策，令多少人自我陶醉。
打劫是最没有技术含量地，这句流行的电影广告语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吧，如果把打劫与小偷结合在一起，偷偷摸摸地做强盗，那么会是什么样子呢？
阿波罗网来稿首发 http://www.aboluowang.com
不用好奇，中共正在网络给你上演一部真实版本。
以往的经验，一般到敏感时期，中共都会进行网络严加管控，比如开会期间，奥运期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7.22法轮大法被迫害，西藏,六四等，中共都是不惜一切代价管控网络，关闭所有可交流的论坛，关停任何他认为有丝毫影响的网站，尤其是前一阵，对动态网，自由门等翻墙软件的封锁，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曾一度使各种翻墙，代理方式失效，妄图把中国隔绝于世界之外。
2009年12月5日，中共学聪明了，不在这些敏感日突然的加剧封锁了，因为这样很容易让世界谴责他的不法行径，于是在这个似乎不是敏感日的时间，中共悄悄地干起来老本行。
看看他的手段吧：
短短的几天时间，全国保守估计有一万台以上的服务器被关闭，设计全国三十多个省市，目前已知部分被封锁机房列表：
上海怒江移动
上海漕河泾网通
上海漕宝路电信
上海外高桥机房
浙江金华电信
浙江金华网通
浙江嘉兴电信
浙江绍兴电信
浙江温州电信
浙江湖州新联通双线机房
江西景德镇电信
江西南昌，
江苏省无锡电信机房
江苏常州电信机房
江苏扬州电信机房
江苏镇江电信机房
安徽合肥电信机房
北京亦庄网通机房
河南洛阳网通双线
河南开封机房
河南郑州机房
河南景安机房
河南许昌网通机房
河北网通
河北廊坊电信机房
陕西西安
湖南长沙电信
首当其冲的是国内最大的共享下载网站btchina，为什么关闭btchina。不会是版权问题吧，你认为中共重视版权吗，这是个盗版的国度，单只是盗版，没必要管你，全国都这样，假名牌，假货，假包装，这是这个特色国度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标志，那为什么要关，其实真正的原因是bt共享，既然是共享，那么如果有其他的内容，中共不愿意看到的内容，被人看到是不好地，所以才要封杀，btchina负责人其实是个个人站长，对于这件事情，不无悲壮的出来发表声明：今后个人站长将要完结。有谁知道他这句话之后的含义，一下子封杀几十万个网站，不免还是有些动静地，虽然是悄悄地封杀，普通民众是不知道地，这比起 堂而皇之地在敏感日封锁，手段更卑劣，让大多数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截断你的信息获取来源，中共政府把民众像面团一样捏，要你方你就方，要你圆你就圆，玩你没商量。
但至少这么大规模的事件，在业界是有大动静地。中国现在有几百万个个人网站，几千万与网络相关的从业人员，这次事件明显涉及了这些人的根本问题：网站被封杀了，以后靠什么活？
为了给这些人一个交代，那么就得请出代表性的人物，btchina，个人网站中算是够大的吧，在门户网站新浪给你一个专访，让你表示支持政府行为，让其他所有站长都看看，政府还是关心大家地，这是一个法制的社会，政府是讲道理地，是允许言论自由地，我关了你的站，是允许你出来说话地。btchina站长也真是郁闷，作为一个普通站长，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能说什么，中共又可以让他说什么，被人拿走了吃饭的家伙，还的说人家做的对，人家做的好，那句委婉的话：“个人站长将要完结”表达了个人无限的愤怒与悲哀！一个活生生的悲剧，但是这个悲剧正在中共政府所谓的与时俱进，与世界接轨的领导下发生！
网络杀人之二：封锁七宗罪
这个疯狂的近乎变态的所谓领导政府告诉了我们答案：
第一步：推出域名备案制度
所有在中国的网站要想开通，必须进行域名备案。填写你的详细的资料和联系方式，你这个网站有什么问题，马上就可以找到你。这是要警告你：要做网站，你的网站就不能有一点与中共对立的信息，否则我马上就可以收拾你。删除信息，罚款，拘捕，扣押，坐牢，依据你网站信息给你定不同的罪。
第二步：服务器托管商监控制度
网站必须放在服务器中才可以访问，在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做服务器机房的，你也不可能24小时不停地开着电脑，那么所有网站全部是放在中共管控下建立的机房中的。你的网站有什么问题，甚至根本不用通知你，直接给服务器机房打个电话，你的服务器就被直接关掉了，不能访问了，没有任何理由。
第三步：非法关键字拦截系统
中共耗费巨资，开发了这个服务器拦截系统，给每个服务器都安装上，在每个机房都安装上，你的网站有什么所谓的非法信息，直接这个软件就进行拦截，强制用户不能访问这个页面，并且弹出来一个窗口，告诉你页面有非法信息已被拦截，这个页面正常是关闭不掉的，你得点击这个页面的确定按钮才可以关闭，但是当你点击确定按钮的时候，整个浏览器都会关闭，就是说如果此时你也同时在浏览其他网站，那么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关掉，并且会把你的电脑的ip地址自动记录下来，那么以后这个ip就可以成为监控的重点。通过这个ip，就可以找到你家。
第四步：杀毒软件被和谐
其实国内的所谓杀毒软件，瑞星，金山，360等，都是已经被处理过的软件了。本来是杀除病毒的软件，是防护个人电脑用的，可是在中共的统治下，却成了监控软件。你要访问什么信息，尤其是敏感的信息，杀毒软件是可以监控的，它会后台把你的信息传送给终端服务器，告诉中共你的电脑访问了中共管控的页面。如果你被作为监控对象，杀毒软件甚至会把你电脑里的其他信息悄悄地传给中共的管控服务器，这样中共就可以看到你的电脑里都存放着什么文件，从而决定是不是应该抓捕你，而这一切都是你不知道的情形下进行的，
放弃国内杀毒软件吧，他们已经成为中共奴化网民的一个帮凶。
第五步：绿坝监控的上线
国内被人人唾骂的绿坝，竟然是复制别人的软件拿过来用，国外公司开发这个产品，本来是用作局域网或公司内部的网络控制的，这个神奇的国度，政府就在堂而皇之地进行山寨。而且还用在了15亿人的互联网上，作为中国人，我们是该喜还是该悲？绿坝实际上是杀毒软件一个升级产品，基本核心就是拦截敏感信息，与杀毒软件悄悄传递信息相比，绿坝则是明着就设置上万个所谓的非法信息关键字，只要你上网，那么你的一切信息等于都在别人的监控之下，比杀毒软件更变态，而且绝对是一个病毒系统，如果你用国外的杀毒软件，那么100%绿坝会被认为是病毒，因为它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传递大量信息给中共，指望一个病毒软件来拦截病毒，是不是很可笑。
更为变本加厉的是，电脑的更新换代你很快地，那么中共强制所有生产电脑的企业在产品出厂的时候就预先装好绿坝，中共这次还真是服务周到，替老百姓都事先想好了，做好了，美其名曰你看人家共产党，把杀毒软件都免费给你装好了，电脑买回家，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了，多体贴民心啊。这样的电脑买回去，真是谁用谁倒霉。在国人一致的强烈抵抗下，绿坝告一段落了，可是毕竟有那么一批产品被强制装上绿坝了，而且删也删不掉，人家说了：我就是要监控到底。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变态的政府一撒欢，又重新另起一个名字，叫什么红坝，王八什么地，又把这个软件给抬出来了。
第六步：网站管理员制度
有多少人有过郁闷的被删贴的事情？光靠软件的控制中共认为是不够地，人，信息总是变化地，那么人力管控网络就是最实惠的了，看看各大门户网站吧，新闻都是审查制的，也就是说你在新浪，搜狐，网易等主流的大网站所看到的最新信息，都是编辑审核的，遇到一些重大信息，涉及重要事件或领导人的信息，直接就是中共审核的。把文章交给中共，中共告诉你可以发你才可以发布，中共说不可以你就不能发。大多数人是相信门户的权威性的，可悲的是这个所谓的国内的门户，其实都是已经被和谐的门户。你所看到的貌似批评或中立的言论，只不过是不痛不痒的小角色，或者是中共有意抛出的信息，目的是让你感觉门户言论很自由，大家可以随便对热门事件讨论，不明事理的人整天热衷于去各大门户讨论热门话题，跟帖都是好几千甚至几万，十几万人，网络真是活跃，中国老百姓真是自由啊，不信的话发个讨论领导人的帖子，如果再带点批评的态度，马上删你帖!
越是门户网站，越是热门话题，人工管控的力度越大，专门的审查人员是24小时在线的，现在的一些门户，审查人员比正常的编辑人员还多，悲哀啊！
第七步：万恶的防火墙
臭名昭著的金盾计划，只不过是中共不惜血本造就的一个防火墙，更为具体的措施是封锁世界范围内的ip地址，中国人是悲哀的，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中共人可以看到的国外网站的数量，占整个国外网站数量的10%还不到，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国外网站都是被禁止访问的，不管这些网站是否有与中共不和谐的因素，90%以上的国外网站中国人是看不到地。在海底光缆防火墙和域名dns解析上就已经封掉了大部分网站。一些被灌迷魂汤的中国人，满心以为现在中国网络很发达了，随时都可以访问国外了，太幼稚了！
在这个从出身就已经是满手血腥的政党手里，你的智商太低了！
在一个积累了几十年斗争经验的阴谋家眼里，你就是一根葱！
七宗罪，终会有审判的那一天！
用现今流行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地！”
再做恶，老天都看不下去了，当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连2代都没有传下去不是让他灭了吗？
这样肆意为祸15亿中国人，萨斯是前兆，现在的H1N1才刚刚开始！
网络杀人之三：中共妄图打造世界最大局域网
网络的本意是什么：互联网。即通过网络可以访问世界的任何地方，了解世界的任何信息。
局域网是什么？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区域的网站，它是只可以本区域的人可以访问特定的信息，而外界是无法与你分享信息，同时区域内的人与外界传递信息也是受控制的，叫你访问网络，你可以访问，不叫你访问，你是上不了网的，同时你可以看到什么网站，不可以看到什么网站，也是可控制的，你上网看了什么网站，管理员也是可以看到地，换句话说就是你的任何与网络的行为都是被监控地，你没有任何的权利或隐私可以保留。
但是中共告诉我们什么？它在创造一个21世纪的奇迹：打造世界最大的局域网。
这真的是一个世界级的工程，西方人听到这个，绝对会以为是天方夜谭，15亿人的网络，怎么可能？
那中共是怎么做的呢？
通过前面的七宗罪，
推出域名备案制度，
服务器托管商监控制度，
非法关键字拦截系统，
杀毒软件被和谐，
绿坝监控的上线，
网站管理员制度，
万恶的防火墙
通过这一系列的封锁方式，已经截断了大多数人的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对于中共来说，这远远不够，要做就要做得更绝，更彻底。
通过拦截是前提，有了前提，就把中国人圈在了圈里头，在这个圈里面，中共拿起了自己的骗人的鬼把戏。
中国人上网都去哪里，差不多的都是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吧
网络发展到今天，信息量是越来越大，于是有了搜索引擎，最大的赢家是百度。连门户网站都没有百度的流量大。但是你知道百度私底下干的那些猫腻的事吗？
百度贴吧，恐怕没有几个上网的不知道的吧。一件最简单的事，5.12大地震，百度贴吧地震吧一度关闭，为什么？中共在恰当的时机会告诉你你可以看到什么信息，你不可以看到什么信息。
还是回到百度引擎问题，百度2009年12月1日推出了其所谓的凤巢计划，其实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广告系统，但是这个凤巢计划真正的核心是什么？
是百度的站内计划。
是中共的局域网计划！
别忘了，在中国，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网站其实都是中共的奴隶，否则中共根本不可能让你做大。只不过百度比其他网站更孙子而已。
百度有着国内最大的用户和浏览量，当然中共不会放过这个地方，在百度，你是很难搜索到涉及敏感信息的内容地，这样截断了很多人获知事件真实原因的渠道。不过要搜索黄色色情信息，倒是相对蛮容易的，百度替中共它老人家告诉我们：黄色没关系，越黄越好，沉迷色情无所谓，只要不违反共产党就好。
再看看这个所谓的凤巢计划，我倒是更倾向于叫它鸡窝计划。细心的人没有看出问题来吗？现在百度搜索的第一个页面，一般是有10个网站可供用户选择点击的，但是你仔细看看，大多数关键词搜索以后，第一页的10个网站中，至少有6个是百度自己的站，百度百科，百度知道，百度贴吧，百度图片，百度视频，百度娱乐，百度mp3，都是百度自己的产品，更有甚者，搜索第一页10个全是百度自己的站内信息。大多数人搜索关键词都是点击第一页的网页的，很少一部分才会去点击第2，3页以后的网站，那么当第一页几乎都是百度自己的网站是，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用户获取信息基本都是在百度一个网站转来转去！
因为你在百度搜索信息，至少有50%以上的几率你点的都是百度一个站的内容，这下百度高兴了，流量用户都来我这里了，我的广告可真是赚钱啦，中共更高兴了，与其管理那么多站太麻烦，不如管理百度一个站，况且这几年以来百度在信息控制方面做得还是很让中共满意的，像这样的奴才也是很难得地，要大力扶植。想当然地，在配合12月1日百度鸡窝计划的实行后，12月5日，中共开始了上面的大规模的封杀网站计划，把所有的个人网站统统封杀掉，逼着个人全部关站，那么用户获取渠道的方式只有2个：
一个是门户网站，那是一个被和谐，被整理后的地方，况且一堆审查人员，中共是放心地。
二是搜索引擎，当用户在门户网站找不到一些信息时，这时自然而然就想起来引擎。当然大部分人会用百度，因为百度在国内占据了70%以上的搜索份额。一用百度，那么至少首页基本都是百度自己的站内内容，一个网站控制信息就容易的多，那么如果首页10个都是百度自己的站又有点说不过去，太不地道了，怎么办呢？百度再把其他的门户网站的信息提到首页上来，这样首页一半全是百度一个站的内容，这个站是中共掌控的站，是不用担心地，另一半是门户网站的页面，是被和谐的，中共也不用担心，
有了以上的做法，大部分人看到的就都是管控以后看到的信息了，任何所谓的敏感信息就再也不会出现了，个人网站主要的流量都来源于百度，百度不给你首页排名，把你排到第2页，第3页，甚至十几页以后去，没有人会去点击那里的，个人网站没有了流量也就没有了收入，那么自然网站就做不下去了。再加上中共在旁边威逼，我今天关一个机房，明天关几百个服务器，整天担惊受怕的个人站长，有几个能撑的下去？
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网络只剩下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天下一切太平，再也看不到所谓的不和谐因素。
最后中共对世界宣称：我们的网络是自由的!
一个畸形的互联网诞生了！
拥有2亿网络用户的15亿中国人，被中共悄悄地圈进了世界范围最大的局域网内！
网络杀人之四：草泥马和灭绝师太
草泥马是中国网民在这种极端的管控之下所发表的新名词，委婉地表达了网民对政府极端限制言论的强烈不满。
灭绝师太则是武侠小说中阴狠毒辣，赶尽杀绝的代名词，用来形容中共是最恰当不过了。
经过了各种封锁，再加上目前中共变态的局域网计划，中国的网络下一步会是怎么样！
可以预见的是，灭绝师太不是白给的！
下一步，中共开始考虑从域名下手了。
因为国内封锁的日趋严重，使得很多站长在国内根本无法存在，于是大量的站长把站迁往国外。中共当然不会忘记赶尽杀绝的本事，你站在国外，以为我就管不了你了吗？至少多数网站用的域名都是国内注册商。那好，我从注册商下手。我不让域名向国外解析，那么即使你网站放在国外，没有域名的生效，你也是无法访问的。这样你站放国外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或者干脆上一个域名审查系统，与网站备案系统挂钩，域名指向网站不在国内的一律不准注册，不准生效。
有人可能会想，那我就用国外域名。出发的愿望是好地，中国的站长是善良地，辛苦做站本就不容易，但是一是国外域名注册语言不通，注册和支付都是很麻烦，而且别忘了，还有百度这样的帮凶在捣乱。
百度现在已经配合中共开始了收录审查机制，那就是自动检查网站是否备案，如果没有备案的网站百度是不会收录的，那么你用国外域名和空间，肯定是无法备案的，百度也不会收录你的网站，毕竟大多数网站还是要靠百度来的流量才能生存下去，那么百度中没有你的网站，网站所需要的流量和人气就完全断绝了，做网站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草泥马----将会成为中共广大站长对中共每天的问候常用词。
或许中共会因为民众的反对而暂时暂停，但是回想中国网络发展的10年，控制是一步一步地升级，直到现在已经到疯狂的地步。给中共机会是懦弱者的心理自我安慰，抱着幻想是被洗脑后的愚笨，期待上层改良是无知的表现，那个以封锁闻名的金盾工程，不就是江老头子的儿子一手搞出来的玩意吗？
“天欲使其灭，必先使其狂”一个政府，宁可要砸掉与网络有关的几千万老百姓的饭碗，也要推行他所谓的监控计划。不惜毁掉全国所有的网络，他的奴化政策已经失去理智。
老百姓活在这个国度里，他的命比纸还轻！
网络杀人之五：阴险的自我陶醉
网络似乎成为人们讨论的集散地，每有热门事件发生，网络总是讨论地热火朝天，要知道，生活在一个极权统治下的社会，每一个事件其实都是中共认可的产物。
就拿最近网络热门的电视剧《蜗居》，表面上看来说真实地反映了当今社会买房难，老百姓买不起房，生活贫苦的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但是真实的目的呢？
只不过是中共高层内斗的产物。
片中没有提到具体是哪个城市，但是台词中的“你的老家有明珠塔吗？”等很隐晦地告诉我们那是上海，还有那个秘书的车号，让我们想起了上海首富周正毅那个时期上海市秘书的车号，海藻的老板，不就是周正毅的另一个化身吗？周正毅不就是以房地产起家的吗？一切都联系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是被人刻意安排好了，《蜗居》的出现和热门，只不过是背后推手借此来打击上海帮而已。
《蜗居》又遭禁播，网络又是随处可见，其实都是中共高层内斗，权利制衡的产物。
网络已经被作为一个媒介，当多数人陶醉于电视剧的真实，感慨很多年没有这么畅快的表现真实的影视作品的时候，感慨中共言论进一步开放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地了解事件本身背后的原因呢。
除了突发性事件，有哪个事件不是中共默许或精心炮制的版本，前几年的任长霞，一个小小的地方公安局长，为什么全国会大吹大擂，网络更是歌功颂德，一片赞扬之声，就连平时对公安恨的咬牙切齿的人也感叹是难得一见的好官。那么真实的任长霞是什么样？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在她任上被判刑的法轮功很多，因为她积极地镇压法轮功，所以才当上了公安局长。是一个踩着别人尸骨来捞取政治前途的卑鄙小人。任长霞出事了，是怎么死的，是车祸死的！不是劳累而出车祸地，而是在酒店招呼一堆客人，喝多了出车祸死的，一个车上4个人，为什么就任长霞死了，别人都没有死？老天有眼那，她欠法轮功的债太多了，阎王来要命了。那么就是这样一个人，网络为什么会广泛宣传呢，一方面是要告诉中国老百姓，中国还是有好官的，警察中还是有为人民服务的活雷锋地，共产党一贯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而奋斗终身的，不惜劳累致死也是愿意的。中国这么大，反正没人知道任长霞是谁，况且已经死了，拿死人说话是最保险的，因为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我说你是先进，你就是先进，我说你是楷模，你就是楷模，我说你是为人民劳累而死，你就是雷锋。
另一方面，也是中共不会公布的原因，就是公安内部传开了，知道她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过头了，老天不干了来收命来了，所以公安内部人人自危，因为大家都怕老天来索命，都不敢像以前那样迫害法轮功了，中共一向把法轮功作为敌对的首要分子，公安是镇压法轮功的主力，公安都不镇压了，那怎么办？于是中共大肆宣传任长霞，歌功颂德，追加称号，给家属利益安排，现金抚恤，其实是做给其他公安看的，意思是你帮我镇压法轮功，你是有好处的，共产党是管你地。
其实聪明的人不用想，看看你身边的公安，如果有一个为人民办实事的，不贪不祸害老百姓的，而且还可以爬到公安局长的位置上的，你都可以把上面的言论推翻，一个纯粹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贪，不向领导送礼的，有可能升官吗，有可能爬到一个重要的职位上去吗？
中共的愚民政策，令多少人自我陶醉。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九）
第六部 福尔摩沙的少年
50，水滴
七十军在台湾北部，六十二军在台湾南部，很快地开始招兵买马。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台湾新生报》刊登了七十军的公告，“接收台湾志愿兵”，十七岁到三十岁都可以报名。
台东卑南乡泰安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几十户人家，大多是土房。村子背山面海，望向山，满满是浓绿的椰子树、槟榔树，一派热带风光；望向海，太平洋深蓝的海水延伸入无边无际的浅青天色。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听得见椰叶唰唰和海浪絮絮的声音交织。
这里长大的孩子都有焦糖色的皮肤和梅花鹿的大眼睛。十七岁的陈清山和同村同龄的好朋友吴阿吉都是利嘉国小的毕业生。利嘉国小在一个山坡上，一片椰林 边。海风总是从东边太麻里那边吹过来，孩子们喜欢躺在草地上，看椰树的阔叶像舞裙在风里摇摆。几株老梅树，开了花后一定结果，老师们就带着孩子们做梅子 酱。
日本人在的时候，他们被集中去练习操枪，听说南洋马上需要兵。现在日本人走了，他们回到野地里种菜、拔草、看牛，家中仍然有一餐没一餐的，饿的时候就到山上去找野味。
村里的少年都没有鞋，赤脚走在开满野花的荒地里，郁闷地思索，前途在哪里。
这时，村子里的集会所来了国军的宣传员，用流利的日语广播：有志气的青年，到中国去，国家建设需要你。月薪两千元，还可以学国语，学技术。
小小泰安村一个村子就报名了二十个大眼深肤的少年。
就是这泰安村，三十多年以后，在和平的岁月里，同样贫穷的卑南家庭出了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因为歌声惊人地嘹亮动听，她凭着歌声走出了村子。
她叫张惠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辆军用大卡车轰轰驶进了泰安村，整个村子的土地都震动了。路边吃草的黄牛，都转过头来看。军车，接走了这二十个人。陈清山的妹妹，在蕃薯田里耕地，没看见哥哥上车。
大卡车开到了台东市，陈清山和吴阿吉看见全县有两百多个年轻人，原住民占大多数，已经集合在广场上。穿着军服的长官站上了司令台开始致词训话，同伴们面面相觑——哇，听不懂。
陈清山、吴阿吉，成为七十军的士兵。泰安村来的少年们，非但不懂国语，也不懂闽南语。日语是他们唯一的共同语言，但是，七十军和六十二军，不懂日语。
这些乡下的少年都不会知道，就在他们加入七十军、六十二军的同时，大陆东北，已经山雨欲来，风暴在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陈诚给蒋介石的极机密报告，画出了当时在“局中”的人们都不知道的时局大图像：
共军概况：（一）自山东乘帆船渡海，在安东省庄河县登陆者万余人。（二）自河北、热河进入辽宁者万余人。（三）自延安徒步抵辽宁省二万余人。（四）在辽、吉二省招募及强拉伪满警察宪兵、失业工人、土匪流氓、失业分子，及中条山作战被俘国军约计十五万人……
战争的土石流蓄势待发，但是，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奔腾的方向呢？
51，船要开出的时候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陈清山家中
陈清山：八十一岁
吴阿吉：八十一岁
陈清山和吴阿吉，十七岁时，走出台东卑南的家乡，到了国共内战的战场，六十五年以后，和我一起坐在老家的晒谷场上聊天。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 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羽毛艳丽的公鸡在我们椅子下面追逐母鸡，一个卑南族的老妈 妈用竹扫帚正在扫地。太平洋的风，懒懒地穿过椰树林。
我很想闭起眼来，专心一意地听他们的口音：那竟然是卑南音和河南腔的混合。
少年时离开卑南家乡，他们在大陆当国军，然后当解放军，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五十年，故乡只是永远到不了的梦，因为故乡，正是自己炮口对准的敌区。
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陈清山在山东战役被解放军俘虏，换了制服，变成解放军，回头来打国军时，受了伤，“喏，你看，”他把扭曲变形的手给我看，“被国军的机关枪打的。”
那时吴阿吉还在国军阵营里，他得意地笑，说，“会不会就是我打的？”
很难说，因为过几天，吴阿吉也被俘虏了，换了帽徽变成解放军，跟陈清山，又是同袍了。
两个八十多岁、白了头的卑南族少年，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斗嘴，说到高兴处，你一句我一句又合唱起解放军歌来。五十年岁月如清风如淡月，我看得呆了。
龙：一九四五年光复的时候，你们俩人在做什么？
陈：在家里种田。
龙：乡下怎么知道招兵的？
吴：日本投降以后国军就来了。
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集中在集会所，一起听。
国军来这里，来了以后他讲的是去做工，那个时候我们很穷没什么吃，要做工要赚钱，所以我们去了。
龙：你以为是去做工，不知道是去当兵？
陈：他没有讲是当兵。
吴：国军问我，你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去读书，他们讲读书可以啊，你到我们那个地方去，保证给你学。
龙：你们家就你一个当国军吗？
吴：我一个人，我哥哥去当日本兵了。
龙：入伍，送到基隆去受训，受什么训？
吴：立正稍息！
陈：射击子弹！不过，也有学文化，还学政治。
龙：那时候认识汉字吗？
吴：认的是日文。中国字不认得。
陈：也不懂北京话。
龙：被编入的那个班，一个班多少个人？
吴：一个班十二个。除了班长副班长以外都是台湾人——
龙：到了哪里才知道是当兵呢？
陈：到基隆以后，给我们发枪，发枪以后才知道，我不是做工，是当兵。
龙：你们穿什么制服？
吴：就是那个国民党的士兵衣服。
龙：有绑腿吗？
吴：有。
龙：穿什么鞋子？
吴：布鞋。
陈：不是啦，是日本军鞋。接收日本人的。
龙：基隆的三个月里头，台湾兵有没有逃走的？
陈：有。被抓回来打。
龙：怎么打法？
陈：用棍子打，用枪戳他，在淡水那个最厉害了，打的狠！
吴：淡水那个在底下用棍子打。
陈：还有一个用刺刀刺他。
龙：所以你们就不敢逃啰？
陈：我都不敢跑，那个阿美族的十三个人一块逃跑，最后在台北抓到，都抓回来了。都是台东人，打的不轻。
龙：记得第一次挨打吗？
吴：那个时候是我到高雄山上逃跑掉了，逃跑。山上到处都是兵，把我抓起来了。挨打喔，那个棍子那么大，“啪啪”打屁股。
陈：你挨打，我没挨过打，我很听话。
吴：他是很听话，很老实。
陈：老老实实的跟他们，他们还赞扬我，我训练的好，连长还比大姆指。
龙：什么时候知道要被送到大陆去的？
陈：他们跟我们讲只是“行军”，轻装，什么都不要带，连背包什么都留在兵营里面，说是行军回来再吃午饭，可是走到快下午，就走到高雄海港了，一看到大轮船，我就知道要上船了。
龙：描写一下事前的准备吧。你们有枪吗？
吴：枪被老兵拿走了。
陈：老兵拿枪看守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老兵”也是抓来的“新兵”。四川的，湖南的，安徽的。他们也想家，晚上也哭。
龙：高雄码头上，什么光景？
吴：满满是军人。
陈：上船以后还有逃跑的，有人从船上逃跑，跳海，跳了以后就有机关枪射过去，死了不少人……
龙：到了码头，看到船，知道要被送去大陆，你在想什么？
陈：心里很不好受，我要离开故乡了；但是去就去吧，死就死吧，你也没办法啊。我记得很多人哭，在船上，有的哭着跳海，有的在船舱里面痛哭。
龙：船上约有多少人？主要都是台湾兵，跟你们一样十六、七岁的人？
陈：一个团，大概一千多人吧。大多是台湾新兵。
龙：在船上哭成一团？
吴：哭喔，还是孩子嘛，像我拚命哭，哭有什么用，没有用，想回家去，回不了家了。
龙：那你们家里的人，知不知道你们到了大陆？
陈：不知道，出来以后都没有通过信。
龙：上船的时候，好像也有很多战马上了船？
陈：马，有，一个团有几匹马过去，有的掉到海里，有的死了，死了就丢到海里。
龙：船到了上海，你才知道到了上海？
陈：对啊。在上海没有停，坐了火车往北走，到徐州是晚上了。很冷，穿的那个棉衣很薄。武器也换了，原来是三八式，日本的，后来换七九式的枪，国军的步枪。
龙：不是有两个原住民，在上海码头仓库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就冻死了，被抬出去？
陈：当时有听讲。不过不在我们这个班。
龙：你们在高雄登舰之前，知不知道大陆在打仗？
吴：我不知道
陈：我知道，说有共产党。
龙：所以从高雄到了上海，上海到南京，南京到徐州。在徐州做什么？
陈：在那里三个月，顾飞机场。
吴：抓共产党的游击队。
陈：我们抓了一个戴草帽背背袋的，他说他是老百姓，班长就不信，就把他捆起来了，一直盘问他，说他是间谍吧，一直打，吊在树上吊起来打。
龙：你怎么被俘的？
陈：我们跑啊，共军在后面追，之后就打枪，就把我的腿打伤了，我也走不动了。很害怕啊，听说被解放军逮了以后，会割鼻子，砍耳朵，会枪毙，我很害怕。
吴：那是国民党讲的。
陈：害怕就想哭，想哭也没办法。解放军来了以后，有一个带手枪的高个子，见到我，就把他自己的裤子割下一片布，给我包扎，我也想不到，以为他会杀我的，一看他这么好，给我包伤了以后，我就随着他们走了，从那个时候起就当解放军了。
龙：然后回头打国军？心里有矛盾吗？吴阿吉还在国军里头哩！
陈：我回头打国军，可是马上又被国军打伤了。
吴：我不知道打了你呀！
陈：你在国军，我在共军。
龙：所以你们两个继续打仗，只是在敌对的阵营里，一直到阿吉也被俘？
陈：对啊，他在徐蚌战役被俘，我把他俘虏了。
吴：我被你俘虏过去了，我也不知道。
龙：清山，你“歼灭”了国军时，心里高兴得起来吗？
陈：胜利了就高兴。
吴：你胜利，我就不高兴了。
龙：那你有俘虏国军吗？
陈：有啊，有一次俘虏了整个国军的连。他们正吃饭，我们就包围了他们，然后手榴弹就丢过去，丢好几个手榴弹。
吴：喂，你那个时候到底是共军还是国军？
龙：他是共军啦，对国军——就是对你，丢手榴弹啦！
陈：嗯，那个时候阿吉可能真的在里面。
龙：一九四五年离开卑南家乡，清山是哪一年终于回乡的？
陈：我是一九九二年回来的。回来，父母亲都不在了。
龙：阿吉，你在徐蚌会战中被俘，就变成了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了韩战，被送到朝鲜去了？
吴：对。我们过鸭绿江，一直打到南韩那边去。
龙：过鸭绿江，又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对你这台东的小孩，太苦了吧？
吴：苦死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就是哭啊，哭也没有用。
龙：过鸭绿江之前，共军是怎么跟你说的？
吴：就是我们要去打美国人。美国人个子大，枪很容易瞄准他，很好打。
龙：你们的部队要进入朝鲜以前，还要把帽徽拆掉，假装是“志愿军”？
吴：帽徽、领章、胸章，全部摘掉。他们讲，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当兵的。知道，就是侵略了。
龙：可是，这样你如果战死，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吴：对。
龙：一九四五年卑南乡你们村子一起去当兵的有二十个人，其它那十八个人后来呢？
陈：有的在战场死了，有的病死了，大部分都死在大陆。过五十年，回到台东故乡的只有我和阿吉两个，还有一个邱耀清，共三个。
龙：你们觉得，国军为什么输给了共军？
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是这样，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很好，阿吉你有没有唱过？
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合唱）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充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龙：那你还记不记得国军的歌？
吴：这就是国军的歌啊。
陈：乱讲，这是解放军的歌。
吴：解放军不是国军——
陈：解放军哪里是国军，国军是国军，解放军是解放军！
龙：在大陆五十年，都结婚生子，落地生根了，为什么还想回来台东？
吴：就是想家……
陈：就是想家……
龙：那你现在回到了台东，是不是又回头想念河南的家呢？
陈：也想，孩子在那边。
龙：阿吉，回头看你整个人生，你觉得最悲惨的是哪一个时刻？
吴：就是在高雄港船要开出的时候。
52，盐
陈清山和吴阿吉都是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出生的人，一九四五年国军在台湾招兵时，他们刚好十七岁。
十七岁的男孩子，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他们是少年。少年的尴尬就在于，他们远看可能像个大人，够高也够结实，可以一欠身就把一袋米扛在肩上，轻 松地跨步就走。但是近看，尤其深深看他的眼睛，眼睛藏不住那种专属小男孩的怯意和不安，那种母亲一走远就想紧紧拉着裙角不放的怯意，那种你逼极了会忍不住 哭出声来的不安。可是，也可能同时有一种轻狂和大胆，以为自己可以离家出走、上山下海、闯荡世界，独自开出一条路来的轻狂和大胆。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像希 腊神话里的人身羊蹄一样，他带着孩子的情感想大步走进成人的世界。
十七岁的少年，也许就在跟父亲一起弯腰锄地的时候，也许就在帮母亲劈柴生火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小孩了。一种现实的观察能力突然涌现， 他发现，父亲背负重物时显得那样无力，母亲从没有光的厨房里出来，被年幼的弟妹包围着，她的眼神那样凄苦疲累。这时，少年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应该为家 庭挑起一点负担了。或者，他，该走出村子了。
吴阿吉和陈清山就这样离开了卑南乡。
张拓芜，也这样离开了他的村子。
他的村子离台东很远很远，叫后山乡，在安徽泾县。安徽在哪里？它的三点钟方向是江苏，五点钟方向是浙江，六点钟方向是江西，九点钟方向是湖北，十一点、十二点方向是河南和山东。泾县，在安徽的东南。
这里的人，一辈子只见过手推的独轮车和江上慢慢开的木船，不曾见过火车、汽车或轮船。
张拓芜本来叫张时雄，后来当了兵，总共逃走过十一次，每逃走一次呢，就换一次名字，最后一次在高雄要塞换单位时，一个特务长帮他翻四书，找到“拓” 这个字，觉得不错，就用了，但是张拓芜不满意名字只有两个字，想想山河变色、死生契阔，自己的家乡田园已芜，于是自己给自己加上了一个“芜”字。
和阿吉与清山一样，拓芜出生在一九二八年；安徽泾县后山乡和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哪一个村子比较穷？难比较。阿吉和清山记得自己家中经常没有米可 以做饭，拓芜记得家乡大脖子的人特别多；长期地买不起盐巴，缺碘，每三、五家就有一个大脖子的人，脖子下面“吊着一个大肉瘤，像牲口项下的铃铛。小者如 拳，大者如盆”。
拓芜和阿吉、清山的抉择是一样的：十七岁那一年，他在安徽也加入了国军——二十一军一四五师迫击炮营第三连。
入伍第一天，见排长时，人家敬礼他鞠躬，排长一巴掌甩过来打得他倒退好几步，然后用四川话开骂：“龟儿子喳个连敬礼都不会，当你娘的啥子兵嘛。”
十七岁的张拓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炮兵，但他的所谓炮兵，就是做马做的工作：用体力拖着沉重的山炮，翻山越岭，如驼重的骡马。在他的胸前，绣的不是部队番号和姓名，不骗你，真的，他胸前绣的真的是那四个文言文的字：“代马输卒”——代替马做运输的小卒！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张拓芜的部队行军到了江苏北部刚刚被国军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的盐城，二十一军奉命要驻扎下来担任城防。从盐城走出来的孩子，有的后来做了上将国防部长，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学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这时的盐城，却十室九空。
苏北，是共产党统治了很久的地盘，这次被国军夺回，城墙上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不可能没经过血淋淋的战斗，但是，踏着十二月的冰雪进城，张拓芜觉得盐城透着怪异——怎可能，这个小城，四周竟然没有护城河。中国哪个城市没有护城河啊？穿过城门，走进城里，更奇怪的是，整个城竟然没有战壕。两军剑拔弩张，对峙如此之久，怎可能没有防卫的战壕？
驻扎处没有水源，部队就在城门口找到浅浅的一洼水，像是从地里渗出来的，红红黄黄的，极不干净，但是总比没有水要好。他们就喝这水，用这水煮饭。
二十一军的一个士兵，蹲在空旷处，草纸是奢侈品，没有的，他因此想找一块石头来清理自己。当他用力把一块冰雪覆盖的石头掰开时，发现石头下面竟是一只手臂，一只穿着军服的手臂，冻成青色的。
原来不是没有战壕，所有的战壕都被掩埋了。把战壕挖开一看，里头埋了七百多具尸体，是共军的。这沟里躺着的所谓共军，张拓芜知道，很多也不过是被拉来的农家孩子。挖出来的尸体，摸摸军服里的口袋，每个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
等一下，班长说，如果城内有战壕，那么城外就一定有护城河。
二十一军在城墙外应该是护城河的地方开始挖掘。
雪停了，大地凝结成冰，铲子敲下去，空空作响。天上没有一只飞鸟，地上没有一株树，唯一突出地面的是水塘边高高矮矮的芦苇，水塘被雪覆盖，芦苇在冬天里一片衰败，像鬼魅般的黑色断齿。
多年后，张拓芜读到痖弦的诗，他马上就想到盐城这一片孤苦寒瑟、万物如刍狗的冰封平原。
盐
二嬷嬷压根儿也没见过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就在榆树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没有开花。
盐务大臣的骆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一九一一年党人们到了武昌。而二嬷嬷却从吊在榆树上的裹脚带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秃鹰的翅膀里；且很多声音伤逝在风中：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开了白花。退斯妥也夫斯基压根儿也没见过二嬷嬷。
他们总共找到三千多具尸体，扔在护城河里。全是四十九军的国军，胸前绣着“铁汉”二字，是王铁汉的部队。因为冷，每个被挖出来的人，虽然面色铁青，但是眉目清楚，很多没有合眼，突出的眼睛对着淡漠的天空，像腌过的死鱼。
这三千多具尸体，很多，大概也是十七岁。
原来二十一军这段日子饮用的、煮粥的那洼红红黄黄的水，是尸体混着融雪逐渐渗上来的血水。
拓芜的部队在重埋这些无名无姓的尸体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吴阿吉、陈清山在凤山开始行军的时候。他们的班长说，走到中午就回来吃饭，所以什么都不要带。但是他们一直走一直走，口令让他们停住时，发现这是高雄港；一艘又一艘的运输舰靠在码头，等着送他们到中国的战场。
深冬啊，一九四六。
53，如要凋谢，必做樱花
阿吉、清山、拓芜都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孩子，他们的哥哥们，比他们大个几岁，早几年来到十七、八岁或二十岁这个关口，作出人生重大的决定。譬如比他们大五岁的蔡新宗、大八岁的柯景星。
蔡新宗的家在日月潭边的鱼池乡，柯景星是彰化和美人。他们二十岁时，碰上的不是改朝换代的一九四五而是战时的一九四二，台湾还是日本的国土，蔡新宗已经改名叫“藤村茂”，柯景星很快会改名叫“河村辉星”。
和多数的台湾孩子一样，蔡新宗和柯景星上学时，每天早上朝会由校长指挥，先向日本天皇的皇居遥拜，在敬礼注视中升起太阳旗，然后齐声唱国歌。国歌叫“君之代”，歌词优美，有中国“楚辞”的味道，虽然孩子们不学“楚辞”：
皇祚
皇祚连绵兮久长
万世不变兮悠长
小石凝结成岩兮
更岩生绿苔之祥
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学“教育……谕”，一八九零年以天皇之名颁发的“教育……谕”，教导孩子们“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少 年时，他们就会学“军人……谕”。那是一八八二年所颁，要孩子们效法军人精神，“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等等，而所有这些品格锻炼 的最高目标，就是效忠“天壤无穷之皇运”。
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的紧张，殖民地的思想教育转为积极。原来大家能唱爱哼的台湾流行歌，一首一首填进了新词，配上了进行曲的节奏，一一变成军歌。“月 夜愁”变成“军夫之妻”，“望春风”变成“大地在召唤”。周添旺填词、邓雨贤谱曲的“雨夜花”，人们爱它的温柔婉约，从水井唱到市场，本来是在表达一个青 春女性的自伤和自怜：
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暝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谁人通看顾。无情风雨，误阮前途，花蕊凋落要如何。
流行歌的感染力强，现在，“雨夜花”的旋律改谱，歌词改写，叫做“荣誉的军夫”：
红色彩带，荣誉军夫，多么兴奋，日本男儿。
献予天皇，我的生命，为着国家，不会怜惜。
进攻敌阵，摇举军旗，搬进弹药，战友跟进。
寒天露宿，夜已深沉，梦中浮现，可爱宝贝。
如要凋谢，必做樱花，我的父亲，荣誉军夫。
54，南十字星的天空
就如同弟弟们在三年以后会排队去报名加入国军一样，这些哥哥们在一九四二年努力地要报名加入日军。“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在台湾开始招聘。第一期， 日本军部只招一千名士兵，却有四十二万人争取，还有很多青年陈上血书以表达为国牺牲的强烈决心；第二期也只开放一千个名额，涌来六十万个“热血青年”报 名。那少数被录取的，荣耀了整个家族和乡里；不被录取的，还有人因为满腔杀敌抱负受挫，幽愤而自杀。
战事之初，台湾青年还没有资格当日本兵，只能当“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这个阶级顺序中的军属——军人的佣人，和军夫，为前线的士兵做运输 和后勤补给。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扩张到危险边缘，日本才开始在台湾征“志愿兵”。日本厚生省一九七三年的统计说，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台湾总 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军夫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名，从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则征募了军人八万零四百三十三人，加起来就是二十万七千零八十三名；二十多万个台 湾青年中，三万三百零四个人阵亡。
台湾青年们被送到南洋战场之后，在潮湿酷热、传染病肆虐的丛林里，晚上望向星光闪烁的天空时，还会哼起熟悉的“台湾军之歌”：
太平洋上天遥远，南十字星闪闪光
黑潮溢洗椰子岛，波浪冲过赤道线
睨目企腾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历史芬芳五十年，战死做神尽本分
镇守本岛北白川，所传士魂蓬莱存
建立武功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歌词中的“南十字星”，是南半球的北斗星，只有在南半球看得见，两串闪亮的星链呈“十”字在夜空交错，引人无限的浪漫怀想。
五十年以后，在婆罗洲长大的小说家李永平，后来回忆那段童年岁月时写到，自己的父亲曾说过，他听见日军行军时军鞋踏在地面上那沉重而整齐的声音，也听见日本士兵在慰安所喝得酩酊大醉时，大伙混声合唱军歌“月夜愁”和“雨夜花”，歌声带着浓浓的酒意和悲壮……
蔡新宗和柯景星就在二十岁前后，风风光光地加入了日军的队伍，要到南洋去做“盟军战俘营监视员”。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到嘉义白河受基本军训。受训中有一个环节，让柯景星大吃一惊，就是学习如何打耳光。两排新兵面对面站立，互打耳光，打得重，打得准，才算及格。
一有了“军属”身分，少年们走在街上都觉得意气风发。有些马上就到日本军部指定的商店里去买了看起来像日本战斗兵的帽子，年轻稚气的脸孔对着店里的 镜子戴上，觉得自己挺帅气，然后开心地上街闲逛。平常看见游荡的少年就要气势凌人叫过来教训一顿的警察，现在竟然当街向他们举手敬礼；少年心里充满了报效 国家的激动和荣耀的感觉。
八月三日，这些经过短暂训练的台湾少年，告别了自己的父母兄弟；没有什么生离死别的沉重，他们踏着轻快的脚步出村，雀跃的心情比较像是参加团体郊游、正奔向集合地点的孩子。
从台湾的四面八方向南方汇聚，最后都到了集合地点，高雄港。
码头上，有很大的仓库，铁皮盖的屋顶。一艘货船改装的运输舰，靠在码头，正等着这些福尔摩沙的少年，送他们到南十字星空下的战场。
55，这些哥哥们
八月三号这一天，激烈的中途岛战役已经结束了两个月。在两天的战役中，日本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一艘重巡洋舰，三百三十二架军机，三千五百人阵亡， 日军从优势开始转向劣势。在太平洋的水域里，日本船舰随时可能被盟军的鱼雷、潜水艇或飞机轰炸。蔡新宗和柯景星所搭乘的“三池丸”，一驶出高雄港，就在黑 浪扑天中一左一右以锯齿路线航行，避开鱼雷的瞄准。
其实，如果是空中轰炸，天上射下来的机关枪能穿透三层铁板，怎么躲都躲不掉。
一个月后，到了婆罗洲，也就是现在属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一个叫古晋的小城。少年们从这里各奔前程，蔡新宗被派到总部古晋俘虏营。他写了篇作文“战 场的觉悟”，一笔工整的日文小楷，让长官惊讶万分，马上赋予他俘虏营的文书工作。柯景星分到北婆罗洲的纳闽岛。还有很多在路上由于离乡背井而患难与共、相 互扶持的好朋友们，被分到婆罗洲北部，现在是沙巴，一个叫山打根的小城。
吴阿吉和陈清山的哥哥们就这么从台湾的乡下来到了南洋。他们第一次看见原始丛林里浩浩汤汤如洪荒元年的大河，河边的参天大树每一株都像一座霸气的独 立的山岳，俯视着蝼蚁似的人。蜥蜴巨大如鳄鱼，拖着长长的尾巴，从浑浊的河水里缓缓游出，趴上浅滩的岩石，用蜡似的眼睛，君王的姿态，看着岸上的人群。
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譬如南投埔里的四十个人，都是十八、九岁的，加入了“台湾特设勤 劳团”，驻扎在日本海军基地拉包尔。拉包尔驻扎了十万精兵，被盟军日夜轰炸，断了粮食补给，必须依靠岛上的自力救济。埔里少年们万分紧张，日夜劳动，忙着 开垦农场，大量养植蔬菜，供给前线的士兵。
他们同时紧迫地挖防空洞和埋尸坑。需埋的尸体，每五十具共享一个大坑；数字不到时，就用美丽的椰子树叶暂时盖着。等着火化的尸体，需要大量的木材和 油料。到战争末期，尸体太多，材料都不够了，埔里少年的任务，就是把每一具尸体剁下一只手掌，只烧手掌，然后将一点点骨灰寄回日本。当然，到最后，只够剁 下一根根手指来烧成灰，送还家人了。
在南洋，这些台湾年轻人穿着英挺的日军制服，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胸前绣着日本名字，在俘虏营前站卫兵，监视着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命令这些白种士兵挑砂石、挖地洞、采铜矿、建机场，在最饥饿的状态之下做苦役。
所谓盟军士兵，也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如果是澳洲兵，个子高大、金发蓝眼睛的居多；如果是新加坡被攻下时集体投降的英军，那么皮肤黑一点、眼睛炯炯有神的印度兵居多。
古晋、山打根、拉包尔，都有大规模的日军所设的战俘营，这些看起来是日本兵的台湾监视员，有多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呢？
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
56，堪萨斯农场
那是一九七七年，我在美国读书。研究所的同学小黛请我到她家去度周末。听说堪萨斯州的农场很大，大到农人必须开飞机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去勘视自己拥有的玉米田。她笑说，“我家没那么大。不过，用眼睛也看不到尽头就是。”
中西部的秋天，天空蓝得透彻，仰头望久了，会突然吓一跳，好像整个人都被一片无涯无底的水深蓝吸进去。我们站在刚刚收割过的玉米田边，一群乌鸦在田里漫步啄食，突然聒噪起飞，远处一辆拖拉机轰隆轰隆驶过来，驶在收割后凹凸不平的田间，扬起翻腾的尘土。
“我爸。”小黛说。她对着拖拉机里的人用力挥手。
“小妞，”小黛爸爸扯着喉咙从远处喊，“有朋友啊？太——好了。”
拖拉机的轮胎比人还高，穿着吊带农人工作裤的小黛爸爸熄了火，有点困难地从驾驶座上小心地爬下来。他戴着帽子，看不清他的脸。向我们走过来时，我发现，这瘦瘦的人一脚长，一脚短，跛得很明显。
小黛跳上去用力地拥抱他，亲他，他大笑着说，“轻一点，老骨头很容易散掉。”拥着女儿，然后转过脸来看我。
看见我，他突然愣了一会，整个脸阴沈下来。我伸出去准备表示礼貌的手，也就尴尬地悬在那儿，进退不得。
小黛也一时不知所措，然后好像明白了什么，轻快地说，“爸爸，她不是日本人啦。她是中国人——也不是台湾人。”我惊奇地看了她一眼，她使了个眼色。
小黛来拉我，然后一手挽着父亲，一手挽着我，半拖半带地往那白色的大屋走去。一路上用娇嗔的声音和父亲说话。
吃过晚饭，我早早蜷到床上，拥着柔软的毛毯，望向窗外。清润的月光无声地照亮了一整片芳草连天的田野，无限甜美。从谷仓那边传来低低的犬吠，彷佛乳牛也在槽里懒懒地走动。
小黛光着脚进来。她穿着睡衣，金黄的长发乱乱散在肩上，手里拿着一个牛皮信封。
她跳上床，像猫一样弓起腿来，把大信封打开，拿出两张泛黄的纸，小心翼翼地摊开在毛毯上。是一份很皱的、发黄的旧文件，五零年代的打字机打出来的那种文件，时间久了，看起来有点脏，而且纸张显然很脆，似乎一翻动就会粉碎。
“我爸是空军，一九四二年，他二十一岁，跟我妈刚订婚，就去参加了太平洋战争，攻打一个岛，结果飞机被打下来，被日本人俘虏了。我妈说，战后他从俘 虏营回来的时候，很可怕，瘦得像骷髅一样，就是一排突出的肋骨，两眼空洞——我妈总是这么形容的，”她用手比比眼睛，笑起来，“而且还得了严重的忧郁症， 像僵尸一样在医院里躺了足足半年。”
“什么岛？”我问。
“我哪知道？”她瞅我一眼，“太平洋里一个岛，好像本来是澳洲军防守的，被日军夺走，后来又被盟军打下来，好像是新几内亚的某个岛……。”
“新几内亚在哪里？”
她烦了，说，“我也不知道，离澳洲不远吧？有土人，鼻子上穿孔……。”
小黛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轻声说，“俘虏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几十年来一个字也不说。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从报纸上来的。还有就是一些旧文件，有关于他自己的，也有他的战友的。譬如这个，你看看，也许就明白为什么他今天那么奇怪。”
57，不需要亲自动手
前空军少尉军官詹姆士．麦克摩瑞证词
主旨：拉包尔战俘营状况调查
听证地点：哥伦波市，乔志亚州
听证时间：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问：请叙述你被俘经过。
答：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我驾驶B-24飞机，任务是轰炸新几内亚的维威克城。飞机被日军击中坠落。两位战友当场死亡，加我共九人被俘。被俘后， 日军用电线将我们手脚紧紧捆绑，因为绑得太紧，我们的手臂和腿肿成三倍粗。没水，也不给食物。他们要我供出部队讯息，不供就一阵棍棒打。我们后来被送到拉 包尔战俘营。
问：请描述战俘的食物和卫生医疗设备。
答：只有米饭和水。一天限额六盎司的饭。有时候，饭上有一条手指般细的鱼干。没有卫生设备。没有医疗。百分之九十的俘虏被虐死亡。
问：请描述你们后来被送去的“隧道战俘营”状况。
答：那其实不是一个隧道，是一个挖进山里的洞，我们二十四小时都锁着手铐，洞太小，所以我们都只能一直背贴背站着。头三天三夜没有水，没有吃的。我们被关在里头三个礼拜。
问：请叙述你所看见的疟疾人体实验。下士雅德清和朗尼根是怎么死的？在东京的战犯讯问中，平野医官说，他的实验都有事先得到战俘的同意，是这样吗？
答：就我所知，平野医官用了五个战俘做实验，包括雅德清、朗尼根和我自己。每隔三天就有人来抽我们五人的血，然后医官再把患了疟疾的日本士兵的血注入我们的血管。我们不是自愿的。雅德清和朗尼根的死亡，明显是这实验的后果。
问：菊地上校是战俘营的指挥官。就你所知，他是否有参与，或者对他的属下下过指令，要他们对俘虏施暴？
答：不管有没有指挥官的指令，士兵都会施暴。他本人不需要亲自动手。
詹姆士·麦克摩瑞，宣誓以上所言皆属实
见证人：乔治·汉摩
58，比尔的素描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十五岁，他谎报十八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派到新加坡去与英军并肩作战，保卫新加坡。冒充十八岁的比尔个子很高，但是一脸稚气。
和中国的青年一样，他也想从军报国，没想到的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日军开始攻击新加坡，十万人的英澳印联军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溃不成军，全数成为 俘虏。丘吉尔悲愤地说，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也是一次最惨重的灾难。七月八日开始，比尔和一千五百多个在新加坡被缴械的澳军被圈起来，分批赶 上了大船，直直往北，送到婆罗洲的俘虏营。
如果一个望远镜可以又大又高，像一轮满月一样高高挂在天上，从它后头往下看，那么镜头自新加坡往东北挪一下，聚焦在台湾岛，就可以看见，一点没错， 真的是同一天，当比尔和新加坡几万个英澳俘虏集体被送往婆罗洲的时候，彰化的柯景星、日月潭的蔡新宗，还有其它上千个台湾少年，戴着崭新的军帽刚好踏入嘉 义白河的营区，开始学习如何当一个称职的俘虏营监视员，他们无比认真地练习打耳光、管理囚犯、射击和操练。
太平洋战争在炽热的沸点上，日军在泥沼中愈陷愈深，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的热带丛林中必须空手打造出两条战斗机跑道。于是从印度尼西亚掳来三千六百个军夫，又从各攻掠下的据点运来两千七百多名盟军战俘，开始了奴工式的劳役监管。
比尔被送到山打根时，已经十六岁了。有美术天分的他，把半截铅笔藏在脚底，在偷来的纸上画素描；一张一张扑克牌大小的纸，记录了他所看到的时代。
战后变成残酷“虐俘”象征的山打根俘虏营，在十六岁的比尔印象中，第一个就是铁丝网。生活在铁丝网的后面，但是每天出这个大门去做工，俘虏终日劳 动，用最原始的工具：铁锹、铁铲、扁担、竹篮，以愚公移山的方式建筑机场和防空洞。在炽热的高温下，很多人扑倒在曝晒的石砾堆里，或者丛林的热病袭来，在 抽搐中死亡。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15岁，他谎报18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
福尔摩沙青年在白河所学的打耳光，在这些英澳战俘的记忆里是一个最普遍的惩罚公式：
有一天丹尼士和大个子周克放工回寮屋的时候，和往常一样对门口站岗的日本兵敬礼，不知是因为敬礼动作不够标准还是那日本兵穷极无聊，他命令两人面对面站住，丹尼士的高度只到周克的胸膛。
日本兵命他们互打耳光。这是日本兵最常做的消遣。周克就轻轻打了丹尼士一耳光，丹尼士也回打一个。
日本兵大声喝他们用力……丹尼士知道，如果周克真使力的话，他绝对撑不住。他们互打了几下，这时日本兵吼着说，“要这样。”他对准丹尼士的脸就是一记，打得丹尼士连倒退几步，但是他勉强撑住不倒下，因为他知道，一倒下，日本兵就会过来踹他，踹到他再站起来或者倒地死亡。
可是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紧接着日本兵就用枪托打他因饥饿而突出的肋骨……
凌虐，也很常见：
有时候，俘虏在烈日曝晒下立正。有时候，被命令双手高举一块重石，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顶在他双腋下。丹尼士看过一个少年俘虏被吊在一棵树上，离地几呎，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架在少年人的双腿之间……
还有一次，有一个苏格兰俘虏拒绝签“绝不逃亡”的切结书，他被双手反绑，捆在一棵树干上，日本兵绕到那树后面用枪托猛敲树干然后就快速让 开，一瞬之间，一阵密密麻麻的红蚁从树洞倾巢而出，扑向那绑在树上的俘虏。他以同一个姿势被绑在那儿三、四天之久，大便都流在自己身上。丹尼士不知道他是 否幸存
每天早上都有尸体被拖出去，送到周围的墓地去葬。
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用力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
在战俘口中的“日本兵”，其实不少就是来自福尔摩沙的监视员，他们是站在第一线管理战俘的人。偷了笔的比尔，像一个不动声色的摄影师，把俘虏营里的 经历一幕一幕录了下来。在他的写真里，监视员无时无刻不在：他是资源的配给者，是奴工的监控者，是给牢门上锁的狱卒，是施暴的权力象征。比尔甚至目睹一个 澳洲飞行员的遭遇：他在监视员的刺刀威胁下，先挖一个坑，然后跪在那坑前，让“日本兵”用军刀砍头。头和身体，砍了以后，很方便地可以直接滚进坑里。
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地方，彰化来的年轻的柯景星配着枪枝及五十颗子弹、刺刀、绑腿、防毒面具装备，接受刺刀、剑术、射击的训练。他虽是监视员，但是已获得命令，准备随时上战场，为天皇牺牲。
山打根战俘营，一九四二年八月
59，卫兵变俘虏
我找到了比尔。八十多岁了，住在澳洲雪梨。写了一个电邮给他，一个小时以后，比尔的回邮就在我的计算机上出现。
他说，并非每一个俘虏营都是地狱，也并非每一个监视员都是魔鬼。被送到古晋俘虏营时，比尔受伤，还有福尔摩沙监视员帮他受伤的手臂细心地做了一个吊带，以免他接受审讯时伤势变得更严重。
当俘虏营的每日配给定粮降到零的时候——因为日军自己都没得吃了，传染病就像风吹一样，轻轻一扫，就让一个人倒地死亡。俘虏们每天都在抬战友的尸体，挖坑、掩埋，然后用一块残破的木板，插进土里，写上名字和生死年月。那是一个巨大的乱葬岗。
比尔在山打根作战俘时，台中的周庆丰是山打根的监视员。几乎和比尔同年，现在也是八十多岁的周庆丰，住在老家台中。他记得，“阿督（白种人）病亡 时，并排躺在地上，以军用毛毯包裹，伙伴站在身旁，面对面，十分亲近。一阵低头祷告后，失声痛哭。”一九四五年终战以后，人们才逐渐、逐渐知道，光是山打 根比尔所属的一千五百名澳洲战俘，三分之一的人受凌虐而死。
东京战犯审判结果所透露的是，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共有三十五万人，每一百个俘虏中有二十七个人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俘营中死亡率的七倍。高出这么多，令人惊骇，但是，在日军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
战争结束，幸存的比尔，还有堪萨斯农场小黛的爸爸和伙伴们都回家了，福尔摩沙的监视员，走上了他们青春结伴出发时作梦也想不到的命运。在战后的对日本的审判中，一百七十三个台湾兵被起诉，其中二十六人被判死刑。
翻开台籍监视员起诉书上的“起诉理由概要”，读来血迹斑斑，怵目惊心：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三月三日于拉包尔的丸木附近，将中国俘虏二十四名驱入坑中后以火器杀之。又在三月十一日于同地，以同样方式杀害中国俘虏五名。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于拉包尔……谎称带三名中国劳动者住院医疗，结果却将其斩杀。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七月四、五日间于拉脑，澳洲俘虏XX在前往作业途中病倒，遭被告踢头、腹、睪丸，于翌日死亡。
——昭和二十年八月一日于英领北婆罗洲的拉脑附近，非法杀害姓名不详俘虏约十七名……
二十二岁的的柯景星和其它六个台湾青年同列被告，起诉理由是：
于北婆罗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杀及刺杀四十六名俘虏。
这七个人一审判决死刑，一个月后再审，改判十年徒刑。
几个月后，一九四六年初，这些判了刑的台湾青年被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
拉包尔，战争时是日军囤兵重镇，因此也是盟军轰炸标的，战争后，是太平洋战区的审讯中心。当盟军俘虏被解救，一艘一艘船舰来到拉包尔码头把他们接走 的同时，本来监视俘虏的台湾兵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俘虏，像羊群一样送进了原来囚禁盟军的俘虏营。俘虏营的设施他多么熟悉啊，一切如旧，只是现在俘虏变成了 卫兵，卫兵变成了俘虏。
50，水滴
七十军在台湾北部，六十二军在台湾南部，很快地开始招兵买马。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台湾新生报》刊登了七十军的公告，“接收台湾志愿兵”，十七岁到三十岁都可以报名。
台东卑南乡泰安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几十户人家，大多是土房。村子背山面海，望向山，满满是浓绿的椰子树、槟榔树，一派热带风光；望向海，太平洋深蓝的海水延伸入无边无际的浅青天色。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听得见椰叶唰唰和海浪絮絮的声音交织。
这里长大的孩子都有焦糖色的皮肤和梅花鹿的大眼睛。十七岁的陈清山和同村同龄的好朋友吴阿吉都是利嘉国小的毕业生。利嘉国小在一个山坡上，一片椰林 边。海风总是从东边太麻里那边吹过来，孩子们喜欢躺在草地上，看椰树的阔叶像舞裙在风里摇摆。几株老梅树，开了花后一定结果，老师们就带着孩子们做梅子 酱。
日本人在的时候，他们被集中去练习操枪，听说南洋马上需要兵。现在日本人走了，他们回到野地里种菜、拔草、看牛，家中仍然有一餐没一餐的，饿的时候就到山上去找野味。
村里的少年都没有鞋，赤脚走在开满野花的荒地里，郁闷地思索，前途在哪里。
这时，村子里的集会所来了国军的宣传员，用流利的日语广播：有志气的青年，到中国去，国家建设需要你。月薪两千元，还可以学国语，学技术。
小小泰安村一个村子就报名了二十个大眼深肤的少年。
就是这泰安村，三十多年以后，在和平的岁月里，同样贫穷的卑南家庭出了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因为歌声惊人地嘹亮动听，她凭着歌声走出了村子。
她叫张惠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辆军用大卡车轰轰驶进了泰安村，整个村子的土地都震动了。路边吃草的黄牛，都转过头来看。军车，接走了这二十个人。陈清山的妹妹，在蕃薯田里耕地，没看见哥哥上车。
大卡车开到了台东市，陈清山和吴阿吉看见全县有两百多个年轻人，原住民占大多数，已经集合在广场上。穿着军服的长官站上了司令台开始致词训话，同伴们面面相觑——哇，听不懂。
陈清山、吴阿吉，成为七十军的士兵。泰安村来的少年们，非但不懂国语，也不懂闽南语。日语是他们唯一的共同语言，但是，七十军和六十二军，不懂日语。
这些乡下的少年都不会知道，就在他们加入七十军、六十二军的同时，大陆东北，已经山雨欲来，风暴在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陈诚给蒋介石的极机密报告，画出了当时在“局中”的人们都不知道的时局大图像：
共军概况：（一）自山东乘帆船渡海，在安东省庄河县登陆者万余人。（二）自河北、热河进入辽宁者万余人。（三）自延安徒步抵辽宁省二万余人。（四）在辽、吉二省招募及强拉伪满警察宪兵、失业工人、土匪流氓、失业分子，及中条山作战被俘国军约计十五万人……
战争的土石流蓄势待发，但是，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奔腾的方向呢？
51，船要开出的时候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陈清山家中
陈清山：八十一岁
吴阿吉：八十一岁
陈清山和吴阿吉，十七岁时，走出台东卑南的家乡，到了国共内战的战场，六十五年以后，和我一起坐在老家的晒谷场上聊天。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 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羽毛艳丽的公鸡在我们椅子下面追逐母鸡，一个卑南族的老妈 妈用竹扫帚正在扫地。太平洋的风，懒懒地穿过椰树林。
我很想闭起眼来，专心一意地听他们的口音：那竟然是卑南音和河南腔的混合。
少年时离开卑南家乡，他们在大陆当国军，然后当解放军，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五十年，故乡只是永远到不了的梦，因为故乡，正是自己炮口对准的敌区。
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陈清山在山东战役被解放军俘虏，换了制服，变成解放军，回头来打国军时，受了伤，“喏，你看，”他把扭曲变形的手给我看，“被国军的机关枪打的。”
那时吴阿吉还在国军阵营里，他得意地笑，说，“会不会就是我打的？”
很难说，因为过几天，吴阿吉也被俘虏了，换了帽徽变成解放军，跟陈清山，又是同袍了。
两个八十多岁、白了头的卑南族少年，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斗嘴，说到高兴处，你一句我一句又合唱起解放军歌来。五十年岁月如清风如淡月，我看得呆了。
龙：一九四五年光复的时候，你们俩人在做什么？
陈：在家里种田。
龙：乡下怎么知道招兵的？
吴：日本投降以后国军就来了。
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集中在集会所，一起听。
国军来这里，来了以后他讲的是去做工，那个时候我们很穷没什么吃，要做工要赚钱，所以我们去了。
龙：你以为是去做工，不知道是去当兵？
陈：他没有讲是当兵。
吴：国军问我，你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去读书，他们讲读书可以啊，你到我们那个地方去，保证给你学。
龙：你们家就你一个当国军吗？
吴：我一个人，我哥哥去当日本兵了。
龙：入伍，送到基隆去受训，受什么训？
吴：立正稍息！
陈：射击子弹！不过，也有学文化，还学政治。
龙：那时候认识汉字吗？
吴：认的是日文。中国字不认得。
陈：也不懂北京话。
龙：被编入的那个班，一个班多少个人？
吴：一个班十二个。除了班长副班长以外都是台湾人——
龙：到了哪里才知道是当兵呢？
陈：到基隆以后，给我们发枪，发枪以后才知道，我不是做工，是当兵。
龙：你们穿什么制服？
吴：就是那个国民党的士兵衣服。
龙：有绑腿吗？
吴：有。
龙：穿什么鞋子？
吴：布鞋。
陈：不是啦，是日本军鞋。接收日本人的。
龙：基隆的三个月里头，台湾兵有没有逃走的？
陈：有。被抓回来打。
龙：怎么打法？
陈：用棍子打，用枪戳他，在淡水那个最厉害了，打的狠！
吴：淡水那个在底下用棍子打。
陈：还有一个用刺刀刺他。
龙：所以你们就不敢逃啰？
陈：我都不敢跑，那个阿美族的十三个人一块逃跑，最后在台北抓到，都抓回来了。都是台东人，打的不轻。
龙：记得第一次挨打吗？
吴：那个时候是我到高雄山上逃跑掉了，逃跑。山上到处都是兵，把我抓起来了。挨打喔，那个棍子那么大，“啪啪”打屁股。
陈：你挨打，我没挨过打，我很听话。
吴：他是很听话，很老实。
陈：老老实实的跟他们，他们还赞扬我，我训练的好，连长还比大姆指。
龙：什么时候知道要被送到大陆去的？
陈：他们跟我们讲只是“行军”，轻装，什么都不要带，连背包什么都留在兵营里面，说是行军回来再吃午饭，可是走到快下午，就走到高雄海港了，一看到大轮船，我就知道要上船了。
龙：描写一下事前的准备吧。你们有枪吗？
吴：枪被老兵拿走了。
陈：老兵拿枪看守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老兵”也是抓来的“新兵”。四川的，湖南的，安徽的。他们也想家，晚上也哭。
龙：高雄码头上，什么光景？
吴：满满是军人。
陈：上船以后还有逃跑的，有人从船上逃跑，跳海，跳了以后就有机关枪射过去，死了不少人……
龙：到了码头，看到船，知道要被送去大陆，你在想什么？
陈：心里很不好受，我要离开故乡了；但是去就去吧，死就死吧，你也没办法啊。我记得很多人哭，在船上，有的哭着跳海，有的在船舱里面痛哭。
龙：船上约有多少人？主要都是台湾兵，跟你们一样十六、七岁的人？
陈：一个团，大概一千多人吧。大多是台湾新兵。
龙：在船上哭成一团？
吴：哭喔，还是孩子嘛，像我拚命哭，哭有什么用，没有用，想回家去，回不了家了。
龙：那你们家里的人，知不知道你们到了大陆？
陈：不知道，出来以后都没有通过信。
龙：上船的时候，好像也有很多战马上了船？
陈：马，有，一个团有几匹马过去，有的掉到海里，有的死了，死了就丢到海里。
龙：船到了上海，你才知道到了上海？
陈：对啊。在上海没有停，坐了火车往北走，到徐州是晚上了。很冷，穿的那个棉衣很薄。武器也换了，原来是三八式，日本的，后来换七九式的枪，国军的步枪。
龙：不是有两个原住民，在上海码头仓库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就冻死了，被抬出去？
陈：当时有听讲。不过不在我们这个班。
龙：你们在高雄登舰之前，知不知道大陆在打仗？
吴：我不知道
陈：我知道，说有共产党。
龙：所以从高雄到了上海，上海到南京，南京到徐州。在徐州做什么？
陈：在那里三个月，顾飞机场。
吴：抓共产党的游击队。
陈：我们抓了一个戴草帽背背袋的，他说他是老百姓，班长就不信，就把他捆起来了，一直盘问他，说他是间谍吧，一直打，吊在树上吊起来打。
龙：你怎么被俘的？
陈：我们跑啊，共军在后面追，之后就打枪，就把我的腿打伤了，我也走不动了。很害怕啊，听说被解放军逮了以后，会割鼻子，砍耳朵，会枪毙，我很害怕。
吴：那是国民党讲的。
陈：害怕就想哭，想哭也没办法。解放军来了以后，有一个带手枪的高个子，见到我，就把他自己的裤子割下一片布，给我包扎，我也想不到，以为他会杀我的，一看他这么好，给我包伤了以后，我就随着他们走了，从那个时候起就当解放军了。
龙：然后回头打国军？心里有矛盾吗？吴阿吉还在国军里头哩！
陈：我回头打国军，可是马上又被国军打伤了。
吴：我不知道打了你呀！
陈：你在国军，我在共军。
龙：所以你们两个继续打仗，只是在敌对的阵营里，一直到阿吉也被俘？
陈：对啊，他在徐蚌战役被俘，我把他俘虏了。
吴：我被你俘虏过去了，我也不知道。
龙：清山，你“歼灭”了国军时，心里高兴得起来吗？
陈：胜利了就高兴。
吴：你胜利，我就不高兴了。
龙：那你有俘虏国军吗？
陈：有啊，有一次俘虏了整个国军的连。他们正吃饭，我们就包围了他们，然后手榴弹就丢过去，丢好几个手榴弹。
吴：喂，你那个时候到底是共军还是国军？
龙：他是共军啦，对国军——就是对你，丢手榴弹啦！
陈：嗯，那个时候阿吉可能真的在里面。
龙：一九四五年离开卑南家乡，清山是哪一年终于回乡的？
陈：我是一九九二年回来的。回来，父母亲都不在了。
龙：阿吉，你在徐蚌会战中被俘，就变成了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了韩战，被送到朝鲜去了？
吴：对。我们过鸭绿江，一直打到南韩那边去。
龙：过鸭绿江，又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对你这台东的小孩，太苦了吧？
吴：苦死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就是哭啊，哭也没有用。
龙：过鸭绿江之前，共军是怎么跟你说的？
吴：就是我们要去打美国人。美国人个子大，枪很容易瞄准他，很好打。
龙：你们的部队要进入朝鲜以前，还要把帽徽拆掉，假装是“志愿军”？
吴：帽徽、领章、胸章，全部摘掉。他们讲，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当兵的。知道，就是侵略了。
龙：可是，这样你如果战死，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吴：对。
龙：一九四五年卑南乡你们村子一起去当兵的有二十个人，其它那十八个人后来呢？
陈：有的在战场死了，有的病死了，大部分都死在大陆。过五十年，回到台东故乡的只有我和阿吉两个，还有一个邱耀清，共三个。
龙：你们觉得，国军为什么输给了共军？
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是这样，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很好，阿吉你有没有唱过？
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合唱）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充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龙：那你还记不记得国军的歌？
吴：这就是国军的歌啊。
陈：乱讲，这是解放军的歌。
吴：解放军不是国军——
陈：解放军哪里是国军，国军是国军，解放军是解放军！
龙：在大陆五十年，都结婚生子，落地生根了，为什么还想回来台东？
吴：就是想家……
陈：就是想家……
龙：那你现在回到了台东，是不是又回头想念河南的家呢？
陈：也想，孩子在那边。
龙：阿吉，回头看你整个人生，你觉得最悲惨的是哪一个时刻？
吴：就是在高雄港船要开出的时候。
52，盐
陈清山和吴阿吉都是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出生的人，一九四五年国军在台湾招兵时，他们刚好十七岁。
十七岁的男孩子，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他们是少年。少年的尴尬就在于，他们远看可能像个大人，够高也够结实，可以一欠身就把一袋米扛在肩上，轻 松地跨步就走。但是近看，尤其深深看他的眼睛，眼睛藏不住那种专属小男孩的怯意和不安，那种母亲一走远就想紧紧拉着裙角不放的怯意，那种你逼极了会忍不住 哭出声来的不安。可是，也可能同时有一种轻狂和大胆，以为自己可以离家出走、上山下海、闯荡世界，独自开出一条路来的轻狂和大胆。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像希 腊神话里的人身羊蹄一样，他带着孩子的情感想大步走进成人的世界。
十七岁的少年，也许就在跟父亲一起弯腰锄地的时候，也许就在帮母亲劈柴生火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小孩了。一种现实的观察能力突然涌现， 他发现，父亲背负重物时显得那样无力，母亲从没有光的厨房里出来，被年幼的弟妹包围着，她的眼神那样凄苦疲累。这时，少年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应该为家 庭挑起一点负担了。或者，他，该走出村子了。
吴阿吉和陈清山就这样离开了卑南乡。
张拓芜，也这样离开了他的村子。
他的村子离台东很远很远，叫后山乡，在安徽泾县。安徽在哪里？它的三点钟方向是江苏，五点钟方向是浙江，六点钟方向是江西，九点钟方向是湖北，十一点、十二点方向是河南和山东。泾县，在安徽的东南。
这里的人，一辈子只见过手推的独轮车和江上慢慢开的木船，不曾见过火车、汽车或轮船。
张拓芜本来叫张时雄，后来当了兵，总共逃走过十一次，每逃走一次呢，就换一次名字，最后一次在高雄要塞换单位时，一个特务长帮他翻四书，找到“拓” 这个字，觉得不错，就用了，但是张拓芜不满意名字只有两个字，想想山河变色、死生契阔，自己的家乡田园已芜，于是自己给自己加上了一个“芜”字。
和阿吉与清山一样，拓芜出生在一九二八年；安徽泾县后山乡和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哪一个村子比较穷？难比较。阿吉和清山记得自己家中经常没有米可 以做饭，拓芜记得家乡大脖子的人特别多；长期地买不起盐巴，缺碘，每三、五家就有一个大脖子的人，脖子下面“吊着一个大肉瘤，像牲口项下的铃铛。小者如 拳，大者如盆”。
拓芜和阿吉、清山的抉择是一样的：十七岁那一年，他在安徽也加入了国军——二十一军一四五师迫击炮营第三连。
入伍第一天，见排长时，人家敬礼他鞠躬，排长一巴掌甩过来打得他倒退好几步，然后用四川话开骂：“龟儿子喳个连敬礼都不会，当你娘的啥子兵嘛。”
十七岁的张拓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炮兵，但他的所谓炮兵，就是做马做的工作：用体力拖着沉重的山炮，翻山越岭，如驼重的骡马。在他的胸前，绣的不是部队番号和姓名，不骗你，真的，他胸前绣的真的是那四个文言文的字：“代马输卒”——代替马做运输的小卒！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张拓芜的部队行军到了江苏北部刚刚被国军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的盐城，二十一军奉命要驻扎下来担任城防。从盐城走出来的孩子，有的后来做了上将国防部长，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学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这时的盐城，却十室九空。
苏北，是共产党统治了很久的地盘，这次被国军夺回，城墙上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不可能没经过血淋淋的战斗，但是，踏着十二月的冰雪进城，张拓芜觉得盐城透着怪异——怎可能，这个小城，四周竟然没有护城河。中国哪个城市没有护城河啊？穿过城门，走进城里，更奇怪的是，整个城竟然没有战壕。两军剑拔弩张，对峙如此之久，怎可能没有防卫的战壕？
驻扎处没有水源，部队就在城门口找到浅浅的一洼水，像是从地里渗出来的，红红黄黄的，极不干净，但是总比没有水要好。他们就喝这水，用这水煮饭。
二十一军的一个士兵，蹲在空旷处，草纸是奢侈品，没有的，他因此想找一块石头来清理自己。当他用力把一块冰雪覆盖的石头掰开时，发现石头下面竟是一只手臂，一只穿着军服的手臂，冻成青色的。
原来不是没有战壕，所有的战壕都被掩埋了。把战壕挖开一看，里头埋了七百多具尸体，是共军的。这沟里躺着的所谓共军，张拓芜知道，很多也不过是被拉来的农家孩子。挖出来的尸体，摸摸军服里的口袋，每个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
等一下，班长说，如果城内有战壕，那么城外就一定有护城河。
二十一军在城墙外应该是护城河的地方开始挖掘。
雪停了，大地凝结成冰，铲子敲下去，空空作响。天上没有一只飞鸟，地上没有一株树，唯一突出地面的是水塘边高高矮矮的芦苇，水塘被雪覆盖，芦苇在冬天里一片衰败，像鬼魅般的黑色断齿。
多年后，张拓芜读到痖弦的诗，他马上就想到盐城这一片孤苦寒瑟、万物如刍狗的冰封平原。
盐
二嬷嬷压根儿也没见过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就在榆树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没有开花。
盐务大臣的骆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一九一一年党人们到了武昌。而二嬷嬷却从吊在榆树上的裹脚带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秃鹰的翅膀里；且很多声音伤逝在风中：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开了白花。退斯妥也夫斯基压根儿也没见过二嬷嬷。
他们总共找到三千多具尸体，扔在护城河里。全是四十九军的国军，胸前绣着“铁汉”二字，是王铁汉的部队。因为冷，每个被挖出来的人，虽然面色铁青，但是眉目清楚，很多没有合眼，突出的眼睛对着淡漠的天空，像腌过的死鱼。
这三千多具尸体，很多，大概也是十七岁。
原来二十一军这段日子饮用的、煮粥的那洼红红黄黄的水，是尸体混着融雪逐渐渗上来的血水。
拓芜的部队在重埋这些无名无姓的尸体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吴阿吉、陈清山在凤山开始行军的时候。他们的班长说，走到中午就回来吃饭，所以什么都不要带。但是他们一直走一直走，口令让他们停住时，发现这是高雄港；一艘又一艘的运输舰靠在码头，等着送他们到中国的战场。
深冬啊，一九四六。
53，如要凋谢，必做樱花
阿吉、清山、拓芜都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孩子，他们的哥哥们，比他们大个几岁，早几年来到十七、八岁或二十岁这个关口，作出人生重大的决定。譬如比他们大五岁的蔡新宗、大八岁的柯景星。
蔡新宗的家在日月潭边的鱼池乡，柯景星是彰化和美人。他们二十岁时，碰上的不是改朝换代的一九四五而是战时的一九四二，台湾还是日本的国土，蔡新宗已经改名叫“藤村茂”，柯景星很快会改名叫“河村辉星”。
和多数的台湾孩子一样，蔡新宗和柯景星上学时，每天早上朝会由校长指挥，先向日本天皇的皇居遥拜，在敬礼注视中升起太阳旗，然后齐声唱国歌。国歌叫“君之代”，歌词优美，有中国“楚辞”的味道，虽然孩子们不学“楚辞”：
皇祚
皇祚连绵兮久长
万世不变兮悠长
小石凝结成岩兮
更岩生绿苔之祥
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学“教育……谕”，一八九零年以天皇之名颁发的“教育……谕”，教导孩子们“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少 年时，他们就会学“军人……谕”。那是一八八二年所颁，要孩子们效法军人精神，“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等等，而所有这些品格锻炼 的最高目标，就是效忠“天壤无穷之皇运”。
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的紧张，殖民地的思想教育转为积极。原来大家能唱爱哼的台湾流行歌，一首一首填进了新词，配上了进行曲的节奏，一一变成军歌。“月 夜愁”变成“军夫之妻”，“望春风”变成“大地在召唤”。周添旺填词、邓雨贤谱曲的“雨夜花”，人们爱它的温柔婉约，从水井唱到市场，本来是在表达一个青 春女性的自伤和自怜：
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暝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谁人通看顾。无情风雨，误阮前途，花蕊凋落要如何。
流行歌的感染力强，现在，“雨夜花”的旋律改谱，歌词改写，叫做“荣誉的军夫”：
红色彩带，荣誉军夫，多么兴奋，日本男儿。
献予天皇，我的生命，为着国家，不会怜惜。
进攻敌阵，摇举军旗，搬进弹药，战友跟进。
寒天露宿，夜已深沉，梦中浮现，可爱宝贝。
如要凋谢，必做樱花，我的父亲，荣誉军夫。
54，南十字星的天空
就如同弟弟们在三年以后会排队去报名加入国军一样，这些哥哥们在一九四二年努力地要报名加入日军。“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在台湾开始招聘。第一期， 日本军部只招一千名士兵，却有四十二万人争取，还有很多青年陈上血书以表达为国牺牲的强烈决心；第二期也只开放一千个名额，涌来六十万个“热血青年”报 名。那少数被录取的，荣耀了整个家族和乡里；不被录取的，还有人因为满腔杀敌抱负受挫，幽愤而自杀。
战事之初，台湾青年还没有资格当日本兵，只能当“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这个阶级顺序中的军属——军人的佣人，和军夫，为前线的士兵做运输 和后勤补给。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扩张到危险边缘，日本才开始在台湾征“志愿兵”。日本厚生省一九七三年的统计说，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台湾总 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军夫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名，从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则征募了军人八万零四百三十三人，加起来就是二十万七千零八十三名；二十多万个台 湾青年中，三万三百零四个人阵亡。
台湾青年们被送到南洋战场之后，在潮湿酷热、传染病肆虐的丛林里，晚上望向星光闪烁的天空时，还会哼起熟悉的“台湾军之歌”：
太平洋上天遥远，南十字星闪闪光
黑潮溢洗椰子岛，波浪冲过赤道线
睨目企腾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历史芬芳五十年，战死做神尽本分
镇守本岛北白川，所传士魂蓬莱存
建立武功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歌词中的“南十字星”，是南半球的北斗星，只有在南半球看得见，两串闪亮的星链呈“十”字在夜空交错，引人无限的浪漫怀想。
五十年以后，在婆罗洲长大的小说家李永平，后来回忆那段童年岁月时写到，自己的父亲曾说过，他听见日军行军时军鞋踏在地面上那沉重而整齐的声音，也听见日本士兵在慰安所喝得酩酊大醉时，大伙混声合唱军歌“月夜愁”和“雨夜花”，歌声带着浓浓的酒意和悲壮……
蔡新宗和柯景星就在二十岁前后，风风光光地加入了日军的队伍，要到南洋去做“盟军战俘营监视员”。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到嘉义白河受基本军训。受训中有一个环节，让柯景星大吃一惊，就是学习如何打耳光。两排新兵面对面站立，互打耳光，打得重，打得准，才算及格。
一有了“军属”身分，少年们走在街上都觉得意气风发。有些马上就到日本军部指定的商店里去买了看起来像日本战斗兵的帽子，年轻稚气的脸孔对着店里的 镜子戴上，觉得自己挺帅气，然后开心地上街闲逛。平常看见游荡的少年就要气势凌人叫过来教训一顿的警察，现在竟然当街向他们举手敬礼；少年心里充满了报效 国家的激动和荣耀的感觉。
八月三日，这些经过短暂训练的台湾少年，告别了自己的父母兄弟；没有什么生离死别的沉重，他们踏着轻快的脚步出村，雀跃的心情比较像是参加团体郊游、正奔向集合地点的孩子。
从台湾的四面八方向南方汇聚，最后都到了集合地点，高雄港。
码头上，有很大的仓库，铁皮盖的屋顶。一艘货船改装的运输舰，靠在码头，正等着这些福尔摩沙的少年，送他们到南十字星空下的战场。
55，这些哥哥们
八月三号这一天，激烈的中途岛战役已经结束了两个月。在两天的战役中，日本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一艘重巡洋舰，三百三十二架军机，三千五百人阵亡， 日军从优势开始转向劣势。在太平洋的水域里，日本船舰随时可能被盟军的鱼雷、潜水艇或飞机轰炸。蔡新宗和柯景星所搭乘的“三池丸”，一驶出高雄港，就在黑 浪扑天中一左一右以锯齿路线航行，避开鱼雷的瞄准。
其实，如果是空中轰炸，天上射下来的机关枪能穿透三层铁板，怎么躲都躲不掉。
一个月后，到了婆罗洲，也就是现在属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一个叫古晋的小城。少年们从这里各奔前程，蔡新宗被派到总部古晋俘虏营。他写了篇作文“战 场的觉悟”，一笔工整的日文小楷，让长官惊讶万分，马上赋予他俘虏营的文书工作。柯景星分到北婆罗洲的纳闽岛。还有很多在路上由于离乡背井而患难与共、相 互扶持的好朋友们，被分到婆罗洲北部，现在是沙巴，一个叫山打根的小城。
吴阿吉和陈清山的哥哥们就这么从台湾的乡下来到了南洋。他们第一次看见原始丛林里浩浩汤汤如洪荒元年的大河，河边的参天大树每一株都像一座霸气的独 立的山岳，俯视着蝼蚁似的人。蜥蜴巨大如鳄鱼，拖着长长的尾巴，从浑浊的河水里缓缓游出，趴上浅滩的岩石，用蜡似的眼睛，君王的姿态，看着岸上的人群。
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譬如南投埔里的四十个人，都是十八、九岁的，加入了“台湾特设勤 劳团”，驻扎在日本海军基地拉包尔。拉包尔驻扎了十万精兵，被盟军日夜轰炸，断了粮食补给，必须依靠岛上的自力救济。埔里少年们万分紧张，日夜劳动，忙着 开垦农场，大量养植蔬菜，供给前线的士兵。
他们同时紧迫地挖防空洞和埋尸坑。需埋的尸体，每五十具共享一个大坑；数字不到时，就用美丽的椰子树叶暂时盖着。等着火化的尸体，需要大量的木材和 油料。到战争末期，尸体太多，材料都不够了，埔里少年的任务，就是把每一具尸体剁下一只手掌，只烧手掌，然后将一点点骨灰寄回日本。当然，到最后，只够剁 下一根根手指来烧成灰，送还家人了。
在南洋，这些台湾年轻人穿着英挺的日军制服，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胸前绣着日本名字，在俘虏营前站卫兵，监视着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命令这些白种士兵挑砂石、挖地洞、采铜矿、建机场，在最饥饿的状态之下做苦役。
所谓盟军士兵，也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如果是澳洲兵，个子高大、金发蓝眼睛的居多；如果是新加坡被攻下时集体投降的英军，那么皮肤黑一点、眼睛炯炯有神的印度兵居多。
古晋、山打根、拉包尔，都有大规模的日军所设的战俘营，这些看起来是日本兵的台湾监视员，有多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呢？
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
56，堪萨斯农场
那是一九七七年，我在美国读书。研究所的同学小黛请我到她家去度周末。听说堪萨斯州的农场很大，大到农人必须开飞机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去勘视自己拥有的玉米田。她笑说，“我家没那么大。不过，用眼睛也看不到尽头就是。”
中西部的秋天，天空蓝得透彻，仰头望久了，会突然吓一跳，好像整个人都被一片无涯无底的水深蓝吸进去。我们站在刚刚收割过的玉米田边，一群乌鸦在田里漫步啄食，突然聒噪起飞，远处一辆拖拉机轰隆轰隆驶过来，驶在收割后凹凸不平的田间，扬起翻腾的尘土。
“我爸。”小黛说。她对着拖拉机里的人用力挥手。
“小妞，”小黛爸爸扯着喉咙从远处喊，“有朋友啊？太——好了。”
拖拉机的轮胎比人还高，穿着吊带农人工作裤的小黛爸爸熄了火，有点困难地从驾驶座上小心地爬下来。他戴着帽子，看不清他的脸。向我们走过来时，我发现，这瘦瘦的人一脚长，一脚短，跛得很明显。
小黛跳上去用力地拥抱他，亲他，他大笑着说，“轻一点，老骨头很容易散掉。”拥着女儿，然后转过脸来看我。
看见我，他突然愣了一会，整个脸阴沈下来。我伸出去准备表示礼貌的手，也就尴尬地悬在那儿，进退不得。
小黛也一时不知所措，然后好像明白了什么，轻快地说，“爸爸，她不是日本人啦。她是中国人——也不是台湾人。”我惊奇地看了她一眼，她使了个眼色。
小黛来拉我，然后一手挽着父亲，一手挽着我，半拖半带地往那白色的大屋走去。一路上用娇嗔的声音和父亲说话。
吃过晚饭，我早早蜷到床上，拥着柔软的毛毯，望向窗外。清润的月光无声地照亮了一整片芳草连天的田野，无限甜美。从谷仓那边传来低低的犬吠，彷佛乳牛也在槽里懒懒地走动。
小黛光着脚进来。她穿着睡衣，金黄的长发乱乱散在肩上，手里拿着一个牛皮信封。
她跳上床，像猫一样弓起腿来，把大信封打开，拿出两张泛黄的纸，小心翼翼地摊开在毛毯上。是一份很皱的、发黄的旧文件，五零年代的打字机打出来的那种文件，时间久了，看起来有点脏，而且纸张显然很脆，似乎一翻动就会粉碎。
“我爸是空军，一九四二年，他二十一岁，跟我妈刚订婚，就去参加了太平洋战争，攻打一个岛，结果飞机被打下来，被日本人俘虏了。我妈说，战后他从俘 虏营回来的时候，很可怕，瘦得像骷髅一样，就是一排突出的肋骨，两眼空洞——我妈总是这么形容的，”她用手比比眼睛，笑起来，“而且还得了严重的忧郁症， 像僵尸一样在医院里躺了足足半年。”
“什么岛？”我问。
“我哪知道？”她瞅我一眼，“太平洋里一个岛，好像本来是澳洲军防守的，被日军夺走，后来又被盟军打下来，好像是新几内亚的某个岛……。”
“新几内亚在哪里？”
她烦了，说，“我也不知道，离澳洲不远吧？有土人，鼻子上穿孔……。”
小黛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轻声说，“俘虏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几十年来一个字也不说。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从报纸上来的。还有就是一些旧文件，有关于他自己的，也有他的战友的。譬如这个，你看看，也许就明白为什么他今天那么奇怪。”
57，不需要亲自动手
前空军少尉军官詹姆士．麦克摩瑞证词
主旨：拉包尔战俘营状况调查
听证地点：哥伦波市，乔志亚州
听证时间：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问：请叙述你被俘经过。
答：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我驾驶B-24飞机，任务是轰炸新几内亚的维威克城。飞机被日军击中坠落。两位战友当场死亡，加我共九人被俘。被俘后， 日军用电线将我们手脚紧紧捆绑，因为绑得太紧，我们的手臂和腿肿成三倍粗。没水，也不给食物。他们要我供出部队讯息，不供就一阵棍棒打。我们后来被送到拉 包尔战俘营。
问：请描述战俘的食物和卫生医疗设备。
答：只有米饭和水。一天限额六盎司的饭。有时候，饭上有一条手指般细的鱼干。没有卫生设备。没有医疗。百分之九十的俘虏被虐死亡。
问：请描述你们后来被送去的“隧道战俘营”状况。
答：那其实不是一个隧道，是一个挖进山里的洞，我们二十四小时都锁着手铐，洞太小，所以我们都只能一直背贴背站着。头三天三夜没有水，没有吃的。我们被关在里头三个礼拜。
问：请叙述你所看见的疟疾人体实验。下士雅德清和朗尼根是怎么死的？在东京的战犯讯问中，平野医官说，他的实验都有事先得到战俘的同意，是这样吗？
答：就我所知，平野医官用了五个战俘做实验，包括雅德清、朗尼根和我自己。每隔三天就有人来抽我们五人的血，然后医官再把患了疟疾的日本士兵的血注入我们的血管。我们不是自愿的。雅德清和朗尼根的死亡，明显是这实验的后果。
问：菊地上校是战俘营的指挥官。就你所知，他是否有参与，或者对他的属下下过指令，要他们对俘虏施暴？
答：不管有没有指挥官的指令，士兵都会施暴。他本人不需要亲自动手。
詹姆士·麦克摩瑞，宣誓以上所言皆属实
见证人：乔治·汉摩
58，比尔的素描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十五岁，他谎报十八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派到新加坡去与英军并肩作战，保卫新加坡。冒充十八岁的比尔个子很高，但是一脸稚气。
和中国的青年一样，他也想从军报国，没想到的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日军开始攻击新加坡，十万人的英澳印联军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溃不成军，全数成为 俘虏。丘吉尔悲愤地说，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也是一次最惨重的灾难。七月八日开始，比尔和一千五百多个在新加坡被缴械的澳军被圈起来，分批赶 上了大船，直直往北，送到婆罗洲的俘虏营。
如果一个望远镜可以又大又高，像一轮满月一样高高挂在天上，从它后头往下看，那么镜头自新加坡往东北挪一下，聚焦在台湾岛，就可以看见，一点没错， 真的是同一天，当比尔和新加坡几万个英澳俘虏集体被送往婆罗洲的时候，彰化的柯景星、日月潭的蔡新宗，还有其它上千个台湾少年，戴着崭新的军帽刚好踏入嘉 义白河的营区，开始学习如何当一个称职的俘虏营监视员，他们无比认真地练习打耳光、管理囚犯、射击和操练。
太平洋战争在炽热的沸点上，日军在泥沼中愈陷愈深，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的热带丛林中必须空手打造出两条战斗机跑道。于是从印度尼西亚掳来三千六百个军夫，又从各攻掠下的据点运来两千七百多名盟军战俘，开始了奴工式的劳役监管。
比尔被送到山打根时，已经十六岁了。有美术天分的他，把半截铅笔藏在脚底，在偷来的纸上画素描；一张一张扑克牌大小的纸，记录了他所看到的时代。
战后变成残酷“虐俘”象征的山打根俘虏营，在十六岁的比尔印象中，第一个就是铁丝网。生活在铁丝网的后面，但是每天出这个大门去做工，俘虏终日劳 动，用最原始的工具：铁锹、铁铲、扁担、竹篮，以愚公移山的方式建筑机场和防空洞。在炽热的高温下，很多人扑倒在曝晒的石砾堆里，或者丛林的热病袭来，在 抽搐中死亡。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15岁，他谎报18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
福尔摩沙青年在白河所学的打耳光，在这些英澳战俘的记忆里是一个最普遍的惩罚公式：
有一天丹尼士和大个子周克放工回寮屋的时候，和往常一样对门口站岗的日本兵敬礼，不知是因为敬礼动作不够标准还是那日本兵穷极无聊，他命令两人面对面站住，丹尼士的高度只到周克的胸膛。
日本兵命他们互打耳光。这是日本兵最常做的消遣。周克就轻轻打了丹尼士一耳光，丹尼士也回打一个。
日本兵大声喝他们用力……丹尼士知道，如果周克真使力的话，他绝对撑不住。他们互打了几下，这时日本兵吼着说，“要这样。”他对准丹尼士的脸就是一记，打得丹尼士连倒退几步，但是他勉强撑住不倒下，因为他知道，一倒下，日本兵就会过来踹他，踹到他再站起来或者倒地死亡。
可是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紧接着日本兵就用枪托打他因饥饿而突出的肋骨……
凌虐，也很常见：
有时候，俘虏在烈日曝晒下立正。有时候，被命令双手高举一块重石，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顶在他双腋下。丹尼士看过一个少年俘虏被吊在一棵树上，离地几呎，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架在少年人的双腿之间……
还有一次，有一个苏格兰俘虏拒绝签“绝不逃亡”的切结书，他被双手反绑，捆在一棵树干上，日本兵绕到那树后面用枪托猛敲树干然后就快速让 开，一瞬之间，一阵密密麻麻的红蚁从树洞倾巢而出，扑向那绑在树上的俘虏。他以同一个姿势被绑在那儿三、四天之久，大便都流在自己身上。丹尼士不知道他是 否幸存
每天早上都有尸体被拖出去，送到周围的墓地去葬。
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用力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
在战俘口中的“日本兵”，其实不少就是来自福尔摩沙的监视员，他们是站在第一线管理战俘的人。偷了笔的比尔，像一个不动声色的摄影师，把俘虏营里的 经历一幕一幕录了下来。在他的写真里，监视员无时无刻不在：他是资源的配给者，是奴工的监控者，是给牢门上锁的狱卒，是施暴的权力象征。比尔甚至目睹一个 澳洲飞行员的遭遇：他在监视员的刺刀威胁下，先挖一个坑，然后跪在那坑前，让“日本兵”用军刀砍头。头和身体，砍了以后，很方便地可以直接滚进坑里。
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地方，彰化来的年轻的柯景星配着枪枝及五十颗子弹、刺刀、绑腿、防毒面具装备，接受刺刀、剑术、射击的训练。他虽是监视员，但是已获得命令，准备随时上战场，为天皇牺牲。
山打根战俘营，一九四二年八月
59，卫兵变俘虏
我找到了比尔。八十多岁了，住在澳洲雪梨。写了一个电邮给他，一个小时以后，比尔的回邮就在我的计算机上出现。
他说，并非每一个俘虏营都是地狱，也并非每一个监视员都是魔鬼。被送到古晋俘虏营时，比尔受伤，还有福尔摩沙监视员帮他受伤的手臂细心地做了一个吊带，以免他接受审讯时伤势变得更严重。
当俘虏营的每日配给定粮降到零的时候——因为日军自己都没得吃了，传染病就像风吹一样，轻轻一扫，就让一个人倒地死亡。俘虏们每天都在抬战友的尸体，挖坑、掩埋，然后用一块残破的木板，插进土里，写上名字和生死年月。那是一个巨大的乱葬岗。
比尔在山打根作战俘时，台中的周庆丰是山打根的监视员。几乎和比尔同年，现在也是八十多岁的周庆丰，住在老家台中。他记得，“阿督（白种人）病亡 时，并排躺在地上，以军用毛毯包裹，伙伴站在身旁，面对面，十分亲近。一阵低头祷告后，失声痛哭。”一九四五年终战以后，人们才逐渐、逐渐知道，光是山打 根比尔所属的一千五百名澳洲战俘，三分之一的人受凌虐而死。
东京战犯审判结果所透露的是，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共有三十五万人，每一百个俘虏中有二十七个人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俘营中死亡率的七倍。高出这么多，令人惊骇，但是，在日军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
战争结束，幸存的比尔，还有堪萨斯农场小黛的爸爸和伙伴们都回家了，福尔摩沙的监视员，走上了他们青春结伴出发时作梦也想不到的命运。在战后的对日本的审判中，一百七十三个台湾兵被起诉，其中二十六人被判死刑。
翻开台籍监视员起诉书上的“起诉理由概要”，读来血迹斑斑，怵目惊心：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三月三日于拉包尔的丸木附近，将中国俘虏二十四名驱入坑中后以火器杀之。又在三月十一日于同地，以同样方式杀害中国俘虏五名。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于拉包尔……谎称带三名中国劳动者住院医疗，结果却将其斩杀。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七月四、五日间于拉脑，澳洲俘虏XX在前往作业途中病倒，遭被告踢头、腹、睪丸，于翌日死亡。
——昭和二十年八月一日于英领北婆罗洲的拉脑附近，非法杀害姓名不详俘虏约十七名……
二十二岁的的柯景星和其它六个台湾青年同列被告，起诉理由是：
于北婆罗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杀及刺杀四十六名俘虏。
这七个人一审判决死刑，一个月后再审，改判十年徒刑。
几个月后，一九四六年初，这些判了刑的台湾青年被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
拉包尔，战争时是日军囤兵重镇，因此也是盟军轰炸标的，战争后，是太平洋战区的审讯中心。当盟军俘虏被解救，一艘一艘船舰来到拉包尔码头把他们接走 的同时，本来监视俘虏的台湾兵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俘虏，像羊群一样送进了原来囚禁盟军的俘虏营。俘虏营的设施他多么熟悉啊，一切如旧，只是现在俘虏变成了 卫兵，卫兵变成了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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