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1月份揭露仿瓷餐具存在安全问题之后，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又与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联合发布了北京大型连锁超市及批发市场仿瓷餐具质量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送检产品中，有80%违规使用了价格低廉、有毒有害的原材料。
此次调查涉及的仿瓷餐具前后历经了三次检测，问题越查越多。央视《新闻30分》栏目也以《变“色”变“味”的仿瓷餐具》为题，对劣质仿瓷餐具进行了报道。
“有毒奶粉”事件善后工作尚未结束，“有毒餐具”又被曝出。每一个震惊国人的“有毒”新闻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更为惊人的无良行业潜规则，比如掺入三聚氰胺冒充蛋白粉，比如使用有毒材料制造仿瓷餐具。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能够成为全行业的潜规则，自然不可能是密不透风的，要不然记者以及民间组织也不可能获取调查线索，为何我们的质检部门却从不知情呢？这到底是“坐等媒体曝光”的监督乏力，还是“事情不闹大不查处”的敷衍塞责？
就以这次的有毒餐具为例，正规仿瓷餐具的经营者陈杰，此前已经实名向多个部门举报，“就在前不久，我们还向浙江省质检部门举报过，但目前没有任何回复”；而国际食品包装协会与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11月份已经揭露过仿瓷餐具存在安全问题，却因为没有更多媒体跟进报道，也没引起质检部门的重视；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明明使用了有毒材料的仿瓷餐具，送至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直属的检验中心检测，却被认定为合格。
我们不禁要质问：质检部门对食品安全是不是太没有敏感意识了？要知道，这可是在轰动全世界的有毒奶粉事件之后啊！民间实名举报不能撼动无良行业潜规则，有毒奶粉大事件也不能增强质检部门的敏感意识，难道非要等到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媒体介入并且产生重大影响，有关部门才能积极行动起来吗？
事实上，无良潜规则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因为我们相信，不可能全行业的经营者和知情者都同时陷入无良。只要市场竞争仍然存在，只要质监部门足够敏 感，那就不愁不能让无良潜规则大白天下。正规经营者、良心未泯的业内人士，都会成为捅破无良潜规则的中坚力量。
食品安全大于天，质检部门责任重大。对于食品安全可能存在的问题，质监部门应该“宁可信其有”，对各种来源的举报线索高度重视，及时展开有力度的市场抽查和产品检测，并定期向全社会发布近期抽查事项和检测结果。“媒体曝光”不应该是捅破无良潜规则的必经程序，更不应该是唯一途径。
博主评论：“我们不禁要质问：质检部门对食品安全是不是太没有敏感意识了？要知道，这可是在轰动全世界的有毒奶粉事件之后啊！”。文章作者有所顾忌，行文显得过于轻柔了。不敏感的又何止质检部门呢？
挣腐的哪个部门不对自己责任范围内的事情不敏感呢？纪检、执法部门对腐败者不敏感，上访部门对上访事件不敏感，卫生部门对公共卫生事件不敏感。一句话说完，就是对本职工作不敏感。为什么？因为要得罪人之余，没有利益甚至侵犯本部门利益啊。
于是贪腐盛行，于是上访人员进精神病院了，于是医生收红包兼乱开处方了，于是到处都是有毒食品了。为什么他们想敏感就可以敏感？为什么他们想不敏感就不敏感？因为没有任何人有权力去监督他们。
风头上的时候，象山西那种隐瞒矿难事件的撞上了，于是要处理了。三聚呢？连律师都不准接案子，接了你就准备坐牢吧。不在风头上的时候呢？网络上曝光了上访人员被冤枉抓进精神病院了，有没有任何一个挣腐单位出头来管？没有，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管。
谁能责怪他们？谁敢责怪他们？没有，没有任何一个。这就叫做河蟹？“生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是宋朝皇帝给朝官的官箴，过了一千年了，居然还适用。上天在看着呢，我相信如此。
2009年3月9日星期一
恶魔教室：民粹运动的公式与配方
恶魔教室：民粹运动的公式与配方
【联合报╱社论】 2008.12.09 02:00 am
台湾今年最夯的电影是《海角七号》，从日据时代与今日的两段台日恋情，来叙说台湾的草根故事；德国今年最热的电影则是《恶魔教室》，从现今的一所高中的教室，回头阐释纳粹运动的发生与运作。
《海角七号》里头其实也有些政治元素。乡民代表主席利用特权，为续弦妻之子阿嘉开创人生新境；这样的政治陈述，使人性从政治机器中逃逸解放出来，充满谅解与宽容；但是《恶魔教室》，则是述说民粹政治对于人性渗透与剥削的过程，用解剖学的手法呈现了民粹政治在心理及社会层面的机转，动人心魄。
看过高尔的《不愿面对的真相》，形同上过一堂精致的「地球暖化」讲座，《恶魔教室》则可谓是一场「民粹政治」的精采讲座，用深入浅出的手法，将一个复杂的政治现象呈现成「入眼即化」。品尝过《海角七号》的草根滋味后，高中生以上的观众也可考虑看一场正在上演的《恶魔教室》，那是另一种更加直指人性的「草根」。
《恶魔教室》的剧本，引据发生在美国一所高中的真实故事，却被德国拍成电影；而德国的纳粹历史背景，则使得这部片子更具宏观表现。影片叙述高中教师雷纳，在他的「计画周」课程中，利用「团体剧场」的手法，欲让学生从实作来体验何谓「独裁主义」；他在一个星期内，用引导及煽动的手法，一步一步将学生带入民粹政治的情境。一、建立元首：他要学生尊崇他为「威格先生」；二、建构道德论述：反对社会及世界之不公不义；三、树立外敌：甚至将楼下另一教室的「无政府主义课程」师生视作敌人；四、建立认同标志：将此一运动取名「浪潮」，并有自己的视觉符号，如logo、穿白衬衫，及特殊的敬礼形式。
岂料，假戏真做。「课程」开始后，十七、八岁的学生们相激相荡，许多人在运动中找到填补人生意义的元素，很快就使得「浪潮」出现内化的驱动力；学生甚至攀上大楼鹰架上展示运动的巨型logo。当整个运动出现学生们「相互挟持」的警讯时，编剧也安排了一些逆向思考的自省角色，例如女生卡洛在班上不穿白衬衫而穿红衣，被逐出教室；与此对照，亦有愈陷愈深者，例如边缘人提姆深觉「浪潮」运动提升了他的人生价值，钻入「正义」的迷障，以致不能自拔。就在整个班级几乎陷于「浪潮运动」的相互催眠状态中，「威格先生」说破了这一场民粹运动的制造原理，并自咎承认「玩得过火了」；但边缘人小男生提姆却因「理想」破灭，枪伤了同学后饮弹自戕而死，脑浆喷溅。
《恶魔教室》的戏剧性，在于几乎利用「化学实验」的方式，在教室中进行了一场民粹运动的试管操作，居然亦告应验。其实，民粹运动的「公式」与「配方」，古今中外，可谓千篇一律。可以真实发生在美国加州的一所高中，可以在电影里发生在一所德国高中，也可以发生在纳粹德国，及文化大革命的「毛中国」；将正义、元首、外敌、我群悲情、边缘人格升华等元素混成一杯鸡尾酒，运动即有了基本架构。
台湾此刻似亦正在上演一出《恶魔教室》。「台湾之子」陈水扁是这个教室的老师「威格先生」，他标举了认同符号（台湾国），树立了外敌（中国／马英九／外省人／司法），主张正义（捍卫主权、人权），诉诸我群悲情（反对司法迫害台湾人的总统）……。但陈水扁毕竟不是最后自承「玩得太过火」的「威格先生」；蔡英文及林浊水等，也不如红衣女生卡洛那般纯真勇敢；而长老教会的那些牧师及许多草根支持者，则皆如提姆那般不肯见到「理想」幻灭。陈水扁的这一杯「民粹鸡尾酒」，能不能醉倒台湾人？
除了《海角七号》及《不愿面对的真相》外，我们很少推荐电影，但认为在台湾这个「民主教室」中的高中生以上的民众，不妨也到电影院，在这个真实发生在美国、戏中发生在德国的《恶魔教室》中，做一次旁听生。
【2008/12/09联合报】@ http://udn.com/
【联合报╱社论】 2008.12.09 02:00 am
台湾今年最夯的电影是《海角七号》，从日据时代与今日的两段台日恋情，来叙说台湾的草根故事；德国今年最热的电影则是《恶魔教室》，从现今的一所高中的教室，回头阐释纳粹运动的发生与运作。
《海角七号》里头其实也有些政治元素。乡民代表主席利用特权，为续弦妻之子阿嘉开创人生新境；这样的政治陈述，使人性从政治机器中逃逸解放出来，充满谅解与宽容；但是《恶魔教室》，则是述说民粹政治对于人性渗透与剥削的过程，用解剖学的手法呈现了民粹政治在心理及社会层面的机转，动人心魄。
看过高尔的《不愿面对的真相》，形同上过一堂精致的「地球暖化」讲座，《恶魔教室》则可谓是一场「民粹政治」的精采讲座，用深入浅出的手法，将一个复杂的政治现象呈现成「入眼即化」。品尝过《海角七号》的草根滋味后，高中生以上的观众也可考虑看一场正在上演的《恶魔教室》，那是另一种更加直指人性的「草根」。
《恶魔教室》的剧本，引据发生在美国一所高中的真实故事，却被德国拍成电影；而德国的纳粹历史背景，则使得这部片子更具宏观表现。影片叙述高中教师雷纳，在他的「计画周」课程中，利用「团体剧场」的手法，欲让学生从实作来体验何谓「独裁主义」；他在一个星期内，用引导及煽动的手法，一步一步将学生带入民粹政治的情境。一、建立元首：他要学生尊崇他为「威格先生」；二、建构道德论述：反对社会及世界之不公不义；三、树立外敌：甚至将楼下另一教室的「无政府主义课程」师生视作敌人；四、建立认同标志：将此一运动取名「浪潮」，并有自己的视觉符号，如logo、穿白衬衫，及特殊的敬礼形式。
岂料，假戏真做。「课程」开始后，十七、八岁的学生们相激相荡，许多人在运动中找到填补人生意义的元素，很快就使得「浪潮」出现内化的驱动力；学生甚至攀上大楼鹰架上展示运动的巨型logo。当整个运动出现学生们「相互挟持」的警讯时，编剧也安排了一些逆向思考的自省角色，例如女生卡洛在班上不穿白衬衫而穿红衣，被逐出教室；与此对照，亦有愈陷愈深者，例如边缘人提姆深觉「浪潮」运动提升了他的人生价值，钻入「正义」的迷障，以致不能自拔。就在整个班级几乎陷于「浪潮运动」的相互催眠状态中，「威格先生」说破了这一场民粹运动的制造原理，并自咎承认「玩得过火了」；但边缘人小男生提姆却因「理想」破灭，枪伤了同学后饮弹自戕而死，脑浆喷溅。
《恶魔教室》的戏剧性，在于几乎利用「化学实验」的方式，在教室中进行了一场民粹运动的试管操作，居然亦告应验。其实，民粹运动的「公式」与「配方」，古今中外，可谓千篇一律。可以真实发生在美国加州的一所高中，可以在电影里发生在一所德国高中，也可以发生在纳粹德国，及文化大革命的「毛中国」；将正义、元首、外敌、我群悲情、边缘人格升华等元素混成一杯鸡尾酒，运动即有了基本架构。
台湾此刻似亦正在上演一出《恶魔教室》。「台湾之子」陈水扁是这个教室的老师「威格先生」，他标举了认同符号（台湾国），树立了外敌（中国／马英九／外省人／司法），主张正义（捍卫主权、人权），诉诸我群悲情（反对司法迫害台湾人的总统）……。但陈水扁毕竟不是最后自承「玩得太过火」的「威格先生」；蔡英文及林浊水等，也不如红衣女生卡洛那般纯真勇敢；而长老教会的那些牧师及许多草根支持者，则皆如提姆那般不肯见到「理想」幻灭。陈水扁的这一杯「民粹鸡尾酒」，能不能醉倒台湾人？
除了《海角七号》及《不愿面对的真相》外，我们很少推荐电影，但认为在台湾这个「民主教室」中的高中生以上的民众，不妨也到电影院，在这个真实发生在美国、戏中发生在德国的《恶魔教室》中，做一次旁听生。
【2008/12/09联合报】@ http://udn.com/
湖南涟源收容站扣人索钱并致死 站长今成副局长
“滴血收容站长”咋成煤炭局副局长？
昨日，一篇博客上一则几十字的博文意外引发波澜：曾经轰动全国的湖南涟源“滴血收容站”事件主角肖笑华，早已“悄然”成为这个以煤炭为主导产业的县级市的煤炭工业局副局长。
网友：这样的官都不倒？
博主说，在浏览12月17日发生于当地的一则矿难报道时，意外发现涟源市煤炭局分管煤炭生产安全的副局长叫肖笑华。“感觉这个名字很熟悉，再一搜索，发现他是当年被多个媒体揭露黑幕的涟源收容站站长。”
“滴血收容站”事发2003年，当时媒体报道称，从1996年到2002年11月份，涟源收容站利用扣人索钱的手段，从一万多名农民身上获取现金320万元，并发生人员致死案件。肖笑华时任该站站长。
媒体披露后，几名责任人被判刑，肖笑华并不在其中。当地政府的联合调查组后来出台的“调查报告”认为，肖笑华是一个事业心、责任心较强的人，事件就此告一段落。
博主说，很惊讶这个官员不倒，反而成为被当地视为最肥美单位的主要领导人，掌握更多利益。
回应：网上评论由他们去说
昨日下午，肖笑华电话中告诉本报，“网上的评论由他们去说，其它的问组织部吧”。 涟源组织部一名工作人员强调，肖的职务变动只是平级调动，“他先是煤炭局的党组成员，后来才被任命为主管安全生产的副局长，都是副科级，很久没有变动了”。
见诸媒体的公开报道中，肖笑华以煤炭局副局长身份出现最早是在2005年11月4日，当时，肖笑华带领该局执法大队到辖区内茅塘煤矿处理群众举报，最后一次是肖获得2007年娄底市煤炭工业安全生产先进个人称号。（本报记者 刘伟 郭晶晶 为您报道）
湖南涟源收容站“滴血收容”事件始末：
2000年10月：“林茂正”惨死收容站 孙志刚事件2000年就发生
2000年10月，浙江兰溪的‘林茂正’(音)因不满被强迫劳动与收遣站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在吃中饭时被人打成重伤后致死。”难道三年前，就已经有一个兰溪人成了冤死他乡的“孙志刚”？
2003年6月，三湘都市报《滴血的收容》报道中披露的“林茂正事件”证实了这一点。
记者在有关材料中看到，当时与倪邦情一起被涟源收容站收容的贵州人王成平、彭代常等人，在倪涉嫌被涟源市收容遣送站打死后写的证词中，都称他为“林茂正” 或“林茂证”，可见平时他们就这样称呼他的。因此，有充分事实证明，倪邦情与林茂正是同一个人，并死于涟源收容站，肖笑华时任该收容站站长。[详细]
2003年6月：前涟源收容站书记披露黑幕：6年搜刮上百万元
2003年6月10日，湖南《三湘都市报》以《滴血的收容》为题，报道了涟源市收容遣送站从1996年开始，通过给回扣与当地派出所勾结“收容”外来人员，并向每个被收容的人员收取500元至800元遣送费后放人的内幕。肖笑华时任该收容站站长。[详细]
2003年11月：官方报告：涟源收容站不存在“滴血收容”问题
2003年11月24日，新华网刊文报道：湖南娄底、涟源两级政府联合组织12人调查组赴涟源调查，调查结果全面否认了以上报道，称涟源收容站不存在“滴血收容”问题，肯定收容站站长肖笑华事业心、责任心强。[详细]
2008年12月：湖南涟源收容站扣人索钱并致死 站长今成副局长
2008年12月24日，成都商报报道称，曾经轰动全国的湖南涟源“滴血收容站”事件主角肖笑华，早已“悄然”成为这个以煤炭为主导产业的县级市的煤炭工业局副局长
昨日，一篇博客上一则几十字的博文意外引发波澜：曾经轰动全国的湖南涟源“滴血收容站”事件主角肖笑华，早已“悄然”成为这个以煤炭为主导产业的县级市的煤炭工业局副局长。
网友：这样的官都不倒？
博主说，在浏览12月17日发生于当地的一则矿难报道时，意外发现涟源市煤炭局分管煤炭生产安全的副局长叫肖笑华。“感觉这个名字很熟悉，再一搜索，发现他是当年被多个媒体揭露黑幕的涟源收容站站长。”
“滴血收容站”事发2003年，当时媒体报道称，从1996年到2002年11月份，涟源收容站利用扣人索钱的手段，从一万多名农民身上获取现金320万元，并发生人员致死案件。肖笑华时任该站站长。
媒体披露后，几名责任人被判刑，肖笑华并不在其中。当地政府的联合调查组后来出台的“调查报告”认为，肖笑华是一个事业心、责任心较强的人，事件就此告一段落。
博主说，很惊讶这个官员不倒，反而成为被当地视为最肥美单位的主要领导人，掌握更多利益。
回应：网上评论由他们去说
昨日下午，肖笑华电话中告诉本报，“网上的评论由他们去说，其它的问组织部吧”。 涟源组织部一名工作人员强调，肖的职务变动只是平级调动，“他先是煤炭局的党组成员，后来才被任命为主管安全生产的副局长，都是副科级，很久没有变动了”。
见诸媒体的公开报道中，肖笑华以煤炭局副局长身份出现最早是在2005年11月4日，当时，肖笑华带领该局执法大队到辖区内茅塘煤矿处理群众举报，最后一次是肖获得2007年娄底市煤炭工业安全生产先进个人称号。（本报记者 刘伟 郭晶晶 为您报道）
湖南涟源收容站“滴血收容”事件始末：
2000年10月：“林茂正”惨死收容站 孙志刚事件2000年就发生
2000年10月，浙江兰溪的‘林茂正’(音)因不满被强迫劳动与收遣站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在吃中饭时被人打成重伤后致死。”难道三年前，就已经有一个兰溪人成了冤死他乡的“孙志刚”？
2003年6月，三湘都市报《滴血的收容》报道中披露的“林茂正事件”证实了这一点。
记者在有关材料中看到，当时与倪邦情一起被涟源收容站收容的贵州人王成平、彭代常等人，在倪涉嫌被涟源市收容遣送站打死后写的证词中，都称他为“林茂正” 或“林茂证”，可见平时他们就这样称呼他的。因此，有充分事实证明，倪邦情与林茂正是同一个人，并死于涟源收容站，肖笑华时任该收容站站长。[详细]
2003年6月：前涟源收容站书记披露黑幕：6年搜刮上百万元
2003年6月10日，湖南《三湘都市报》以《滴血的收容》为题，报道了涟源市收容遣送站从1996年开始，通过给回扣与当地派出所勾结“收容”外来人员，并向每个被收容的人员收取500元至800元遣送费后放人的内幕。肖笑华时任该收容站站长。[详细]
2003年11月：官方报告：涟源收容站不存在“滴血收容”问题
2003年11月24日，新华网刊文报道：湖南娄底、涟源两级政府联合组织12人调查组赴涟源调查，调查结果全面否认了以上报道，称涟源收容站不存在“滴血收容”问题，肯定收容站站长肖笑华事业心、责任心强。[详细]
2008年12月：湖南涟源收容站扣人索钱并致死 站长今成副局长
2008年12月24日，成都商报报道称，曾经轰动全国的湖南涟源“滴血收容站”事件主角肖笑华，早已“悄然”成为这个以煤炭为主导产业的县级市的煤炭工业局副局长
美国对中国压制人权人士表示关注
华盛顿--在纪念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发表60周年之际，300多名中国公民12月10日签名支持《零八宪章》，要求中国政府加强尊重人权和政治自由。
自《零八宪章》于12月9日公布以来，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遭到政府压制，在宪章上签名的异议作家刘晓波被中国当局关押。
12 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科马克(Sean McCormack)针对上述事件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 停止骚扰所有以和平方式表达渴望国际认可的基本自由的中国公民" 。麦科马克指出，布什政府对中国公民因发起纪念国际人权日(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的活动而遭到" 关押、审问和骚扰" 的报道" 深表关注" ，特别是对" 仍被当局关押的……刘晓波的处境" 。
《零八宪章》得到了各阶层中国公民的签名支持，其中包括学术界人士、工商界人士和农村地区居民。他们敦促中国政府采取具体行动，改善国内的民主和人权状况。
据 报道，《零八宪章》旨在发扬1977年由包括前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在内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知识分子联名签署的向当时捷克政府请愿的《七七宪章》（Charter 77）的精神。《零八宪章》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十九点基本主张，其中包括修改宪法、政治权力分立、直接选举、司法独立、建党自由、言论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并给予赔偿等。
自《零八宪章》于12月9日公布以来，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遭到政府压制，在宪章上签名的异议作家刘晓波被中国当局关押。
12 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科马克(Sean McCormack)针对上述事件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 停止骚扰所有以和平方式表达渴望国际认可的基本自由的中国公民" 。麦科马克指出，布什政府对中国公民因发起纪念国际人权日(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的活动而遭到" 关押、审问和骚扰" 的报道" 深表关注" ，特别是对" 仍被当局关押的……刘晓波的处境" 。
《零八宪章》得到了各阶层中国公民的签名支持，其中包括学术界人士、工商界人士和农村地区居民。他们敦促中国政府采取具体行动，改善国内的民主和人权状况。
据 报道，《零八宪章》旨在发扬1977年由包括前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在内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知识分子联名签署的向当时捷克政府请愿的《七七宪章》（Charter 77）的精神。《零八宪章》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十九点基本主张，其中包括修改宪法、政治权力分立、直接选举、司法独立、建党自由、言论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并给予赔偿等。
文摘并评论：派出所不能成为公民非正常死亡高发地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最近从河南省公安厅获悉，今年1月至9月，河南省共查处民警违法违纪案件436起，涉案民警492人，较2007年同期分别上升15.3%、12.6%。据透露，仅在10月份，省内就连续发生5起当事人在派出所非正常死亡的案件，其中一名当事人在派出所“自杀”，脖子上有明显皮带印痕、青紫并有淤血，头部、脸部和膝盖有渗血伤痕；一名当事人被多名民警、联防队员“用脚乱跺”，活活打死……
在中国的行政权力结构中，派出所是公安机关在基层的派出机构，是对地方社会治安负有直接责任的公安行政单位。
一般说来，案件当事人被民警带到派出所，要么是警方要就案件有关情况对其进行询问、调查，要么是因为其涉嫌违法犯罪，需要对其采取强制性限制措施。从最基本的角度看，派出所首先应当是一个能够提供安全保障的地方，一个公民被带到派出所之后死于非命，这无论如何都是很不正常的。
尽管近年来各地媒体上关于此类案件的报道并不少见，《湖南农妇派出所内死亡，法院20天不作任何裁定》、《村医派出所死亡尸体失踪7年，打人警察顺利升迁》、《女子被带进派出所颈部重伤死亡，警方隐瞒伤情》……之类新闻屡屡见诸报端，但在短短一个月之间，在一省之内，竟然连续发生5起当事人在派出所非正常死亡的案件，这不能不让人产生一个荒唐而恐怖的“错觉”：某些地方的派出所非但未能履行维护社会治安之职责，反而变成了公民非正常死亡的高发地。对于这个十分危险的倾向，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河南省公安厅一名负责人承认，该省公安机关存在着不作为、乱作为，刑讯逼供仍未根治，违规使用治安员等“顽症”。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一名负责人认为，当事人在派出所非正常死亡，“有的是因为民警刑讯逼供，有的因为民警工作方法不当、责任心不强，也有的可能与当事人个人情绪、身体原因有关”。综合公安部门人士的分析，可知少数民警滥施暴力、大搞刑讯逼供，乃是当事人在派出所非正常死亡案件频频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民警工作方法不当、责任心不强，当事人个人情绪、身体状况特殊等等，大都只能算是辅助性或偶然性的原因，有的甚至不过是民警为推卸刑讯逼供罪责而找出的借口罢了。
刑讯逼供是一个罪恶的毒瘤，是一些地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少数办案人员屡试不爽的“杀手锏”。对于如何监督和遏制刑讯逼供的问题，学界、实务界进行过很多探讨，不少地方的办案机关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初步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涉及刑讯逼供的案件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当事人如果提出指控，称自己在被询问、审讯时受到了刑讯逼供，应当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他们没有对当事人进行刑讯逼供。全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可以对办案机关形成强大的压力，促使办案机关严格依法行事，并制定和完善有关程序性措施（如对询问、审讯活动全程录音录像），以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
按照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如果办案人员的确没有实施刑讯逼供，他们完全可以向监察部门或法院提交各种证据（如询问、审讯活动的全程录音录像），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如果他们在享有搜集证据的多种便利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提出足够充分有力的证据以自证清白，那么就要以刑讯逼供的罪名承担法律责任。在河南省10月份发生的5起当事人非正常死亡案件中，有一起当事人被派出所认定为“撞墙自杀”，面对当事人家属的质疑，派出所一开始说没有摄像头，家属发现安装有摄像头后，派出所又改称“有，但是坏了”。如果严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便派出所辩称的“摄像头坏了”确系事实，就是这样一个“技术故障”，也会成为他们自证清白的致命障碍，令他们难逃刑讯逼供的责任追究。
为了保障公民最起码的人身安全，为了维护公安机关的形象和声誉，必须全面落实涉及刑讯逼供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以保证派出所不至于成为公民非正常死亡的高发地。
博主评论：今年以来，各种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到了最后，我们发现，其实暴力事件最高发的，竟然是执法机构。其实相关传说早已经不绝于耳，但是揭露的一向很少，相关统计数字更加是保密的。现在越来越多了，原因何在？
第一应该是绝对数字疯狂上升，捂盖子再也捂不住了。第二是国民不再仅仅是待宰的羔羊，即便上访不得，公开曝露还是可以的。三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有了web2.0，发表言论不再能受到执政当局铁桶般控制了。
想想前一向，世界反酷刑组织对中国的指责，我们曾经愤怒过？曾经批评妖魔化中国？真相不言而喻。
任何一个政权，当它感受到根本生存威胁的时候，其行为是最疯狂的。
现在是这个“最疯狂”的时刻了吧？
在中国的行政权力结构中，派出所是公安机关在基层的派出机构，是对地方社会治安负有直接责任的公安行政单位。
一般说来，案件当事人被民警带到派出所，要么是警方要就案件有关情况对其进行询问、调查，要么是因为其涉嫌违法犯罪，需要对其采取强制性限制措施。从最基本的角度看，派出所首先应当是一个能够提供安全保障的地方，一个公民被带到派出所之后死于非命，这无论如何都是很不正常的。
尽管近年来各地媒体上关于此类案件的报道并不少见，《湖南农妇派出所内死亡，法院20天不作任何裁定》、《村医派出所死亡尸体失踪7年，打人警察顺利升迁》、《女子被带进派出所颈部重伤死亡，警方隐瞒伤情》……之类新闻屡屡见诸报端，但在短短一个月之间，在一省之内，竟然连续发生5起当事人在派出所非正常死亡的案件，这不能不让人产生一个荒唐而恐怖的“错觉”：某些地方的派出所非但未能履行维护社会治安之职责，反而变成了公民非正常死亡的高发地。对于这个十分危险的倾向，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河南省公安厅一名负责人承认，该省公安机关存在着不作为、乱作为，刑讯逼供仍未根治，违规使用治安员等“顽症”。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一名负责人认为，当事人在派出所非正常死亡，“有的是因为民警刑讯逼供，有的因为民警工作方法不当、责任心不强，也有的可能与当事人个人情绪、身体原因有关”。综合公安部门人士的分析，可知少数民警滥施暴力、大搞刑讯逼供，乃是当事人在派出所非正常死亡案件频频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民警工作方法不当、责任心不强，当事人个人情绪、身体状况特殊等等，大都只能算是辅助性或偶然性的原因，有的甚至不过是民警为推卸刑讯逼供罪责而找出的借口罢了。
刑讯逼供是一个罪恶的毒瘤，是一些地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少数办案人员屡试不爽的“杀手锏”。对于如何监督和遏制刑讯逼供的问题，学界、实务界进行过很多探讨，不少地方的办案机关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初步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涉及刑讯逼供的案件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当事人如果提出指控，称自己在被询问、审讯时受到了刑讯逼供，应当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他们没有对当事人进行刑讯逼供。全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可以对办案机关形成强大的压力，促使办案机关严格依法行事，并制定和完善有关程序性措施（如对询问、审讯活动全程录音录像），以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
按照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如果办案人员的确没有实施刑讯逼供，他们完全可以向监察部门或法院提交各种证据（如询问、审讯活动的全程录音录像），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如果他们在享有搜集证据的多种便利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提出足够充分有力的证据以自证清白，那么就要以刑讯逼供的罪名承担法律责任。在河南省10月份发生的5起当事人非正常死亡案件中，有一起当事人被派出所认定为“撞墙自杀”，面对当事人家属的质疑，派出所一开始说没有摄像头，家属发现安装有摄像头后，派出所又改称“有，但是坏了”。如果严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便派出所辩称的“摄像头坏了”确系事实，就是这样一个“技术故障”，也会成为他们自证清白的致命障碍，令他们难逃刑讯逼供的责任追究。
为了保障公民最起码的人身安全，为了维护公安机关的形象和声誉，必须全面落实涉及刑讯逼供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以保证派出所不至于成为公民非正常死亡的高发地。
博主评论：今年以来，各种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到了最后，我们发现，其实暴力事件最高发的，竟然是执法机构。其实相关传说早已经不绝于耳，但是揭露的一向很少，相关统计数字更加是保密的。现在越来越多了，原因何在？
第一应该是绝对数字疯狂上升，捂盖子再也捂不住了。第二是国民不再仅仅是待宰的羔羊，即便上访不得，公开曝露还是可以的。三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有了web2.0，发表言论不再能受到执政当局铁桶般控制了。
想想前一向，世界反酷刑组织对中国的指责，我们曾经愤怒过？曾经批评妖魔化中国？真相不言而喻。
任何一个政权，当它感受到根本生存威胁的时候，其行为是最疯狂的。
现在是这个“最疯狂”的时刻了吧？
结石宝宝网受严重攻击 家长谴责丧尽天良（转）
链接：http://www.bullog.cn/blogs/zhaomu/archives/249160.aspx
中国肾结石婴儿的家长，星期四在大陆网络发出呼救，指他们的维权网站“结石宝宝之家”因持续受到攻击，几乎无法打开。该网站创建者赵连海先生星期四对本台表示，他们的网站已经连续6天受到攻击，他已发出求救，希望获得技术支援，赵先生同时谴责攻击者是丧尽天良。
据本台了解，上周末开始受到攻击的大陆毒奶粉维权网站“结石宝宝之家”，持续受到不明身分的网络黑客攻击，患儿家长很难登陆该网站。其中一位家长星期四在 “猫眼看人”发出呼救，该名未署名的家长表示，该网站建立之后，麻烦不断，服务器一换再换，最后无奈换到国外。但是最近，又受到大量攻击，使网站不能访问或者进去后页面很乱。
本台多次尝试登陆结石宝宝之家，也发现非常困难。呼救信写道，到底是谁在攻击？是普通的黑客吗？不是，这网站没技术含量，只是发布一些关于结石宝宝的信息，而且都是公开的。那么，是谁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安排攻击？这个网站的存在触痛了谁？地球人都知道。
该网站创办人赵连还先生星期四对本台表示：“昨天晚上已经发出求救信了，向一些专业人士，今天上午有两个人已经给我回应了，我这边先把一些技术资料提供过去，然后他们分析一下是什么情况。我们服务商回馈的信息就是有人在进行攻击，很强烈，它的攻击属于CC攻击，是一种很简单，但是非常麻烦的攻击。”
本台早前曾报导，结石受害者建立的维权网站，虽然已经将服务器设在海外，但继续受到攻击，导致家长们无法浏览网站。无法登陆网站的家长李先生对记者表示：“什么都看不到，网页打不开，已经好几天了，很难登陆了。”
赵先生表示，黑客“挟持”正在上网的电脑强行向他们的网站发送大量垃圾邮件，而这些电脑用户根本不知自己的电脑被人挟持，而黑客却躲在幕后：“CC攻击捆绑了其他的一些‘肉机’（电脑），把别人的机器挟持了，别人上网上别的地方的时候，同时向我们的网站发垃圾信息，那些被挟持的人的电脑是不知道的，现在正找人在抓紧解决。”
据了解，结石宝宝之家网站的维权家长人数，在快速增加，家长们在网上交换各自的信息。该网站日前还公布了各地家长的联络方式，其社会影响力在逐渐扩大。家长盛女士表示：“受害的家庭现在越来越多，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家的努力，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上来（登陆结石宝宝之家网站），也就是说，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壮大，而相关的人就肯定觉得很害怕，因为在这个国家来说，有很多人说出一个道理，就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他们现在害怕。”
虽然盛女士没有点明“相关的人”是谁，但是他们都知道谁在攻击。赵先生以“丧尽天良”斥责攻击者“可以说真是丧尽天良啊，这件事情从一发生到现在，首先从政府方面来讲，有太多的做得不正确。在民间发出很多的正确建议以后，他们仍然不采纳，而且在现在，我相信应该是那些人在攻击我们的网站。”
自毒奶事件以来，当局对奶粉受害者的维权行动进行压制，而对奶粉厂商却网开一面。许多受害者都认为，他们的维权之路越来越艰难。赵先生表示：“我们面临的压力和困难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绝对不会退缩，尤其在这种困难面前，我们是更不能退缩的，我们有更强的斗志，我们会坚持到底。
引自：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 id=2603265=================================
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网站：1、www.jieshibaobao.com，2、www.3jqa.com，3、www.duniunai.com 结石宝宝之家：
中国肾结石婴儿的家长，星期四在大陆网络发出呼救，指他们的维权网站“结石宝宝之家”因持续受到攻击，几乎无法打开。该网站创建者赵连海先生星期四对本台表示，他们的网站已经连续6天受到攻击，他已发出求救，希望获得技术支援，赵先生同时谴责攻击者是丧尽天良。
据本台了解，上周末开始受到攻击的大陆毒奶粉维权网站“结石宝宝之家”，持续受到不明身分的网络黑客攻击，患儿家长很难登陆该网站。其中一位家长星期四在 “猫眼看人”发出呼救，该名未署名的家长表示，该网站建立之后，麻烦不断，服务器一换再换，最后无奈换到国外。但是最近，又受到大量攻击，使网站不能访问或者进去后页面很乱。
本台多次尝试登陆结石宝宝之家，也发现非常困难。呼救信写道，到底是谁在攻击？是普通的黑客吗？不是，这网站没技术含量，只是发布一些关于结石宝宝的信息，而且都是公开的。那么，是谁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安排攻击？这个网站的存在触痛了谁？地球人都知道。
该网站创办人赵连还先生星期四对本台表示：“昨天晚上已经发出求救信了，向一些专业人士，今天上午有两个人已经给我回应了，我这边先把一些技术资料提供过去，然后他们分析一下是什么情况。我们服务商回馈的信息就是有人在进行攻击，很强烈，它的攻击属于CC攻击，是一种很简单，但是非常麻烦的攻击。”
本台早前曾报导，结石受害者建立的维权网站，虽然已经将服务器设在海外，但继续受到攻击，导致家长们无法浏览网站。无法登陆网站的家长李先生对记者表示：“什么都看不到，网页打不开，已经好几天了，很难登陆了。”
赵先生表示，黑客“挟持”正在上网的电脑强行向他们的网站发送大量垃圾邮件，而这些电脑用户根本不知自己的电脑被人挟持，而黑客却躲在幕后：“CC攻击捆绑了其他的一些‘肉机’（电脑），把别人的机器挟持了，别人上网上别的地方的时候，同时向我们的网站发垃圾信息，那些被挟持的人的电脑是不知道的，现在正找人在抓紧解决。”
据了解，结石宝宝之家网站的维权家长人数，在快速增加，家长们在网上交换各自的信息。该网站日前还公布了各地家长的联络方式，其社会影响力在逐渐扩大。家长盛女士表示：“受害的家庭现在越来越多，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家的努力，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上来（登陆结石宝宝之家网站），也就是说，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壮大，而相关的人就肯定觉得很害怕，因为在这个国家来说，有很多人说出一个道理，就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他们现在害怕。”
虽然盛女士没有点明“相关的人”是谁，但是他们都知道谁在攻击。赵先生以“丧尽天良”斥责攻击者“可以说真是丧尽天良啊，这件事情从一发生到现在，首先从政府方面来讲，有太多的做得不正确。在民间发出很多的正确建议以后，他们仍然不采纳，而且在现在，我相信应该是那些人在攻击我们的网站。”
自毒奶事件以来，当局对奶粉受害者的维权行动进行压制，而对奶粉厂商却网开一面。许多受害者都认为，他们的维权之路越来越艰难。赵先生表示：“我们面临的压力和困难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绝对不会退缩，尤其在这种困难面前，我们是更不能退缩的，我们有更强的斗志，我们会坚持到底。
引自：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 id=2603265=================================
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网站：1、www.jieshibaobao.com，2、www.3jqa.com，3、www.duniunai.com 结石宝宝之家：
曾金燕就胡佳获得萨哈洛夫奖的致谢辞
曾金燕就胡佳获得萨哈洛夫奖的致谢辞
尊敬的欧洲议会议员，各位关注和努力推进人权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
非常感谢欧洲议会把2008年的" 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 （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颁发给我的丈夫胡佳。由于目前胡佳仍然被关押在监狱，我们的通信受到审查，我们见面时隔着玻璃的通话也被监听，胡佳和我没有机会直接讨论他获奖一事。2008年11月21日我去北京市监狱访问他时，我们分别事先受到警察的警告：不能谈论萨哈洛夫奖一事，否则隔着玻璃通过电话的交谈会被立即切断。
在曾金燕的讲话录像播出后，全场静默，很多议员和工作人员的眼中涌出了泪水。主席波特林说，欧洲议会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关系，欧洲需要中国，中国需要欧洲。在人权问题上，欧洲议会愿意做中国民众的朋友，决不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他把胡佳和曾金燕的情况，与当年萨哈罗夫夫妇为自由真相发声的勇气相对比，把曾金燕借录像传递信息称作又一个“无私的行动”。萨哈罗夫的遗孀爱琳娜-伯纳声音哽咽着赞扬了曾金燕的勇气。
最后全体议员和与会者全部起立，鼓掌一分多钟，表达对胡佳全家和人权事业的支持。
不过，国保警察在我与胡佳见面前，把胡佳获得萨哈洛夫奖一事告诉他，力图说服他放弃萨哈洛夫奖，并为胡佳与他的父母安排了一次单独见面，要求胡佳的父母就此做胡佳的劝服工作，此外还要求家属发表公开信，承认胡佳是罪犯不配得奖。我分别从国保警察和胡佳的父母处了解到，胡佳得知他获得2008年度的" 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 时，说了下列的话：" 国保警察是不是给了你们很多的压力？……我的人权工作做得还不够多，也许他们（欧洲议会）考虑了我在环保领域和艾滋病领域的努力……这个奖项对中国非常重要，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证明我是正确的……" 他也在见面时隐晦地对我说：" 相信我，（无论怎样的重压），我（的 信念）都不会改变。"
胡佳入狱将近一周年，我的护照被没收不能参加欧洲议会此次颁奖典礼和20周年聚会，实在遗憾。替胡佳写这份致谢辞，既让我感到不幸，又让我感到荣幸。中国如今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时代，但是我们许多同胞，和我的丈夫胡佳一样，依旧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言论被打压乃至囚禁监牢，这是我们当下的悲哀与痛苦。幸运的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一直没有忘记我们，我收到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成百上千的明信片、问候卡、电邮。欧洲议会也以把2008年度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颁给胡佳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与支持，表达了对中国维权人士的努力和奋斗的肯定。
我认为，这个奖项是颁发给中国所有的维权者以及他们遭受磨难的家人的。不管政治环境多么恶劣，在中国，始终有一批良心之士，孜孜不倦地追求司法公正、社会正义。在漫长和艰难的维权道路上，这些维权者和他们的家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被压制、被孤立、被解雇、子女被迫失学或失业，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殴打、被构陷入狱、甚至被驱逐出境……他们当中，有记者、有作家、有律师、有自由职业者、有教师、有普通企业职工、有许许多多的农民和小商贩。中国庞大的上访者群体，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为此，我遵从胡佳以前对我表述的意愿，他曾经多次希望成立维权者家属支持网络，在目前无法做更多工作的情况下，我决定将胡佳的5万欧元奖金捐出作为启动资金，成立支持维权者家属的基金会，致力于缓解维权者家属们所承受的苦难。相互支持，共度难关。
胡佳被判刑入狱时，曾经有媒体的朋友问我：胡佳究竟做了什么，导致他被判刑入狱？我思索了片刻，回答道：如果说他真的做了什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他坚持说了真话。是的，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前辈，在环保、艾滋病、维权领域和六四伤残者、难属救助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做了非凡的工作，使得一大批弱势群体受益。胡佳不是圣徒，他只是怀着一颗孩童般纯真又关切的心，把他所见所闻如实地说出来，并且忘我地无畏地投入到需要他的每一份工作中。2001年，当艾滋病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忌话题的时候，当艾滋病疫情是" 国家机密" 的时候，冒着被警察追捕的风险，他送寒衣到艾滋病农村地区，探望绝望中的病痛者，推动救助和治疗工作。并对外界如实地说出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家人经历的苦难，说出大量的农民因1980、1990年代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事实，说出当年公共卫生政策失误的背景。随着社会工作的深入和工作对象的拓展，他接触到更多的严酷现实，胡佳不能坐视社会不公，一次又一次地公开呼吁，推动公众关注。乃至 2004年起，他越来越长时间地被绑架失踪或软禁在家。失去自由的胡佳，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也许就是及时地大声地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每一个真相。
在一个谎言帝国里，及时地、大声地说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担当难以意料的压力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真话越是稀缺，说真话越是重要。不说出真相，我们失去了纯净的血液，艾滋病、肝炎、SARS等传染病继续在不透明的状况下夺取国人的生命；我们失去了干净的土地和水源，国营的、私营的、跨国公司的企业工厂继续污染人类和动植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我们失去了孩子，三聚氰胺牛奶鸡蛋等有毒食品继续伤害人们的身体，使下一代更加孱弱；我们失去了父母，他们要么年老体衰继续被关押在劳改营，要么被改了名字被关押到精神病医院；我们失去了家园，豆腐渣工程遍地起高楼，小天灾大人祸，大天灾惨绝人寰；我们失去了信仰，奴役同类以生存、以获利，无数" 黑工人" 依旧失踪；我们失去了幸福，司法不公、社会不义，龙的传人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惶恐不安、悲愤痛苦无助之 中。这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 和谐" " 安定" 的生活？
我们需要并且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胡佳维权，是发乎他的天性。生而为人，天赋权利与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维权，是维护人类尊严，抛弃一切对人的奴役、酷刑、有辱人格的残忍待遇、恐惧和匮乏。维权，从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开始，自由地思想，免于恐惧地表达自我。尽管屡屡遭受压制打击，胡佳也不畏惧；虽然身处监狱，历经磨难，胡佳对中国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乐观和信心。我们在监狱见面时，胡佳曾经说：我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人，我不希望任何人再因为说出自己的观点而失去自由。
但现实仍然不容乐见，胡佳入狱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曾宏玲、陈道军、黄琦等人同样是因为发表言论被关押、判刑。我们迫切地渴望中国能早日回归到正常社会，成为民主、法治、自由的家园，以积极、和平、负责任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视野中。这个目标并不遥远，但需要所有的人，无论身居国内还是海外，都诚实地说出真相，面对一个真实的中国去思考、解决问题；需要大家都积极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进而推动整个维权运动和法治进程，才能够人人享有表达自由、信仰自由，便能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地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家园。
我代表我的丈夫胡佳，再一次向欧洲议会表示感谢。向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历届获奖者，向推动人权、改进人权的勇者致敬！
胡佳之妻：曾金燕
2008年11月22日
（以上为文字版的致谢辞，以下为视频版讲话的字幕）
视频地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4Ot08p8feTg
Dear friends, Hello,
I am Hu Jia's wife, Zeng Jinyan. Hu Jia is currently in prison and so is unable to come to the ceremony to receive his Sakharov Prize.
I don't have a passport so I cannot come to Europe either to attend the ceremony for the Sakharov Prize's 20th anniversary. We are deeply sorry about this.
The good news is that Hu Jia was transferred on 10 October 2008 from Chaobai prison in Tianjin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prison, and that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he is being held have improved. As for his health, he is looking a little better. He seems to be in slightly better shape than he was in Chaobai prison.
However, he had two blood tests in the space of a month and we don't know what the results were. Although we asked for them, the results of the tests have not been given to the family. This behaviour worries us. It makes us fear that his cirrhosis has got worse.
I visited Hu Jia in the Beijing municipal prison on 21 November 2008. Before our meeting, we were both warned separately by the prison authorities that we were forbidden to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he had been awarded the Sakharov Prize.
So, during my visit, neither of us was able to talk about the prize. We weren't able to discuss it by letter either, as all our correspondence is inspected. Even if all we do is express a view about social phenomena or if Hu Jia talks about the prison, when the prison authorities are not happy with it, our letters are confiscated or Hu Jia's letters are returned to him. We very much hope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more normally, but for the time being it is very hard.
At the end of October 2008 or beginning of November, I am not exactly sure which, State Security police officers told Hu Jia he had won the Sakharov Prize.
And when I saw him on 21 November, I could sense that he was very happy about it. I know that Hu Jia spoke to his mother and to the policemen about it. These are more or less his words:
" Perhap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as thinking of the work I did in the areas of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what I did in terms of human rights was very far from sufficient and I will need to redouble my efforts."
He also said this Sakharov Prize wa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 and he was confident that the future would prove him right. Obviously, from my personal viewpoint, I hope he comes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Hu Jia said one day that he hoped to be China's last prisoner of conscience but the reality is very different. Since the day of his trial, on 3 April, there have been others such as Huang Qi, Zeng Honglin and Chen Daojun who have been arrested by the authorities because their expressed their views publicly. And some of them have been tried and given prison sentences.
This shows that the situation of freedom of opinion is still absolutely appalling and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for optimism.
But even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re are now a great many exceptional people and people of goodwill in Chinese society who are going to great lengths to find ways to make the real situation in China known, and to express deeply-felt views, and the Internet is providing them with a very interesting platform. But unfortunately there is sometimes a very high price to be paid for this.
If the truth be told, sometimes one's courage is not enough. Sometimes the price to be paid is very, very high. There have been cases in which, after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riters and others have used their freedom of thought, their relatives have also been harassed by the police, have lost their jobs or have been put under house arrest. And more serious still, some have even been tried and convicted.
Hu Jia had himself been illegally kidnapped several times by the police since 2004, without any form of legal procedure. He was constantly followed and in the end he was given a prison sentence. And I, who am his wife, I am often harassed by the police. 05:49
Others are in the same situation, such as Chen Guangchen and his wife, Guo Feixiong and his wife, and even their child, who has been denied his right to education. Thanks to many appeals from different quarters, Guo Feixiong's children were later able to go back to school although in circumstances that are not very satisfactory.
For all these reasons, I would like to respect the desire that Hu Jia has expressed on many occasions. He has often said he would like to set up a support network to help the familie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To provide moral support for the families, to ease their mental and life pressure to which they are subjected. So that they can be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pressure of the authorities in a more active and optimistic manner, and to discourage cruel revenge-taking on families.
I cannot at the moment do very much but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50,000 euros of Hu Jia's Sakharov Prize as start-up money, to establish a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e familie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to finally realise what Hu Jia had always wanted.
Why is the human rights work done by Hu Jia so difficult?
I think this is mainly because China's legal system is not satisfactory. There are laws, there are all sorts of articles and regulations, some are well written, but they are not applied.
In reality, the situ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s disastrous. The judicial system has no independence. Until 2004, Hu Jia devoted most of his activity to the problems of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He spent a lot of the time in the field, on campaigns, where people needed him to take concrete action.
Then, from 2004 onwards, the police regularly denied him his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he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participate in human rights movements from his home, writing articles and publishing reports from the field.
I think that during all these year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interesting thing he did was to have constantly persisted in saying the truth. He never stopped writing about the phenomena he observed. He never stopped describing, one by one, all the realities that the Chinese media cannot say. He never stopped publishing all this on websites so that the public could learn about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understand it.
In my view, this has been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If you look at China now, you see everyone talking, but lying is very widespread. Nonetheless, there are people who continue their quest for the truth. Because the school textbooks our children study, our newspapers and broadcast media, our libraries and all these documents and files, they all resemble what you find in the novel 1984. They are written in another language to describe a fictitious reality.
What is the real situation, the real China? We do not know.
That is why there is a group of thinking people, like Hu Jia, in China who have never abandoned their quest for the truth. But Hu Jia has paid a very heavy price.
Our child is now just one year old. This is a key period in her life but Hu Jia is not able to be at her side.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talk about this, but I think…
And then Hu Jia has also always been very optimistic. He said he thought China was experiencing the most open period of its history, that you ha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a fairer, freer and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in China.
We can indeed see this in our daily life,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still has very tight control over the media and over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erhaps even tighter control with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y. But on the other hand, civil society also uses the new technology and the platform that the Internet provides to actively promote a fairer judicial system and a more just society, and to investigate and expose the real China.
And to carry out citizen education, to educate citizens about human rights. It is a real hop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ants it or not, and whether leading figures inside or outside China recognise it or not, China is moving at great speed towards an open and democratic society.
I would finally like to say that, whatever happens, we must maintain an active and optimist attitude and pursue our efforts to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o promote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China.
We are full of hope of soon being able to hail the arrival of an open China. We are full of energy for China to become a country at peace.
I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European Parliament friend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from the outset taken an interest in Hu Jia's case and has deployed considerable efforts on behalf of freedom for Hu Jia and other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efforts that demand respect.
It has also never stopped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need for freedom to become a reality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those friends who I have never seen. If you had not supported us for so long, if you had not taken an interest in our fate, if you had not constantly encouraged us, I think we would never have found the courage to confront such a difficult social reality.
It helps us to keep hope and to continue our efforts.
I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all the efforts you have undertaken for Hu Jia, for me and for our family. Thank you for your efforts on behalf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you contribution to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societ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goodbye.
萨哈洛夫奖颁奖典礼上的视屏
Posted: 17 Dec 2008 05:24 AM PST
Sakharov Prize Award 08 - Hu Jia - Message from Zeng Jinyan
Uploaded by rsf_internet
尊敬的欧洲议会议员，各位关注和努力推进人权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
非常感谢欧洲议会把2008年的" 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 （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颁发给我的丈夫胡佳。由于目前胡佳仍然被关押在监狱，我们的通信受到审查，我们见面时隔着玻璃的通话也被监听，胡佳和我没有机会直接讨论他获奖一事。2008年11月21日我去北京市监狱访问他时，我们分别事先受到警察的警告：不能谈论萨哈洛夫奖一事，否则隔着玻璃通过电话的交谈会被立即切断。
在曾金燕的讲话录像播出后，全场静默，很多议员和工作人员的眼中涌出了泪水。主席波特林说，欧洲议会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关系，欧洲需要中国，中国需要欧洲。在人权问题上，欧洲议会愿意做中国民众的朋友，决不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他把胡佳和曾金燕的情况，与当年萨哈罗夫夫妇为自由真相发声的勇气相对比，把曾金燕借录像传递信息称作又一个“无私的行动”。萨哈罗夫的遗孀爱琳娜-伯纳声音哽咽着赞扬了曾金燕的勇气。
最后全体议员和与会者全部起立，鼓掌一分多钟，表达对胡佳全家和人权事业的支持。
不过，国保警察在我与胡佳见面前，把胡佳获得萨哈洛夫奖一事告诉他，力图说服他放弃萨哈洛夫奖，并为胡佳与他的父母安排了一次单独见面，要求胡佳的父母就此做胡佳的劝服工作，此外还要求家属发表公开信，承认胡佳是罪犯不配得奖。我分别从国保警察和胡佳的父母处了解到，胡佳得知他获得2008年度的" 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 时，说了下列的话：" 国保警察是不是给了你们很多的压力？……我的人权工作做得还不够多，也许他们（欧洲议会）考虑了我在环保领域和艾滋病领域的努力……这个奖项对中国非常重要，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证明我是正确的……" 他也在见面时隐晦地对我说：" 相信我，（无论怎样的重压），我（的 信念）都不会改变。"
胡佳入狱将近一周年，我的护照被没收不能参加欧洲议会此次颁奖典礼和20周年聚会，实在遗憾。替胡佳写这份致谢辞，既让我感到不幸，又让我感到荣幸。中国如今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时代，但是我们许多同胞，和我的丈夫胡佳一样，依旧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言论被打压乃至囚禁监牢，这是我们当下的悲哀与痛苦。幸运的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一直没有忘记我们，我收到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成百上千的明信片、问候卡、电邮。欧洲议会也以把2008年度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颁给胡佳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与支持，表达了对中国维权人士的努力和奋斗的肯定。
我认为，这个奖项是颁发给中国所有的维权者以及他们遭受磨难的家人的。不管政治环境多么恶劣，在中国，始终有一批良心之士，孜孜不倦地追求司法公正、社会正义。在漫长和艰难的维权道路上，这些维权者和他们的家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被压制、被孤立、被解雇、子女被迫失学或失业，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殴打、被构陷入狱、甚至被驱逐出境……他们当中，有记者、有作家、有律师、有自由职业者、有教师、有普通企业职工、有许许多多的农民和小商贩。中国庞大的上访者群体，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为此，我遵从胡佳以前对我表述的意愿，他曾经多次希望成立维权者家属支持网络，在目前无法做更多工作的情况下，我决定将胡佳的5万欧元奖金捐出作为启动资金，成立支持维权者家属的基金会，致力于缓解维权者家属们所承受的苦难。相互支持，共度难关。
胡佳被判刑入狱时，曾经有媒体的朋友问我：胡佳究竟做了什么，导致他被判刑入狱？我思索了片刻，回答道：如果说他真的做了什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他坚持说了真话。是的，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前辈，在环保、艾滋病、维权领域和六四伤残者、难属救助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做了非凡的工作，使得一大批弱势群体受益。胡佳不是圣徒，他只是怀着一颗孩童般纯真又关切的心，把他所见所闻如实地说出来，并且忘我地无畏地投入到需要他的每一份工作中。2001年，当艾滋病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忌话题的时候，当艾滋病疫情是" 国家机密" 的时候，冒着被警察追捕的风险，他送寒衣到艾滋病农村地区，探望绝望中的病痛者，推动救助和治疗工作。并对外界如实地说出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家人经历的苦难，说出大量的农民因1980、1990年代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事实，说出当年公共卫生政策失误的背景。随着社会工作的深入和工作对象的拓展，他接触到更多的严酷现实，胡佳不能坐视社会不公，一次又一次地公开呼吁，推动公众关注。乃至 2004年起，他越来越长时间地被绑架失踪或软禁在家。失去自由的胡佳，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也许就是及时地大声地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每一个真相。
在一个谎言帝国里，及时地、大声地说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担当难以意料的压力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真话越是稀缺，说真话越是重要。不说出真相，我们失去了纯净的血液，艾滋病、肝炎、SARS等传染病继续在不透明的状况下夺取国人的生命；我们失去了干净的土地和水源，国营的、私营的、跨国公司的企业工厂继续污染人类和动植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我们失去了孩子，三聚氰胺牛奶鸡蛋等有毒食品继续伤害人们的身体，使下一代更加孱弱；我们失去了父母，他们要么年老体衰继续被关押在劳改营，要么被改了名字被关押到精神病医院；我们失去了家园，豆腐渣工程遍地起高楼，小天灾大人祸，大天灾惨绝人寰；我们失去了信仰，奴役同类以生存、以获利，无数" 黑工人" 依旧失踪；我们失去了幸福，司法不公、社会不义，龙的传人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惶恐不安、悲愤痛苦无助之 中。这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 和谐" " 安定" 的生活？
我们需要并且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胡佳维权，是发乎他的天性。生而为人，天赋权利与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维权，是维护人类尊严，抛弃一切对人的奴役、酷刑、有辱人格的残忍待遇、恐惧和匮乏。维权，从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开始，自由地思想，免于恐惧地表达自我。尽管屡屡遭受压制打击，胡佳也不畏惧；虽然身处监狱，历经磨难，胡佳对中国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乐观和信心。我们在监狱见面时，胡佳曾经说：我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人，我不希望任何人再因为说出自己的观点而失去自由。
但现实仍然不容乐见，胡佳入狱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曾宏玲、陈道军、黄琦等人同样是因为发表言论被关押、判刑。我们迫切地渴望中国能早日回归到正常社会，成为民主、法治、自由的家园，以积极、和平、负责任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视野中。这个目标并不遥远，但需要所有的人，无论身居国内还是海外，都诚实地说出真相，面对一个真实的中国去思考、解决问题；需要大家都积极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进而推动整个维权运动和法治进程，才能够人人享有表达自由、信仰自由，便能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地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家园。
我代表我的丈夫胡佳，再一次向欧洲议会表示感谢。向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历届获奖者，向推动人权、改进人权的勇者致敬！
胡佳之妻：曾金燕
2008年11月22日
（以上为文字版的致谢辞，以下为视频版讲话的字幕）
视频地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4Ot08p8feTg
Dear friends, Hello,
I am Hu Jia's wife, Zeng Jinyan. Hu Jia is currently in prison and so is unable to come to the ceremony to receive his Sakharov Prize.
I don't have a passport so I cannot come to Europe either to attend the ceremony for the Sakharov Prize's 20th anniversary. We are deeply sorry about this.
The good news is that Hu Jia was transferred on 10 October 2008 from Chaobai prison in Tianjin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prison, and that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he is being held have improved. As for his health, he is looking a little better. He seems to be in slightly better shape than he was in Chaobai prison.
However, he had two blood tests in the space of a month and we don't know what the results were. Although we asked for them, the results of the tests have not been given to the family. This behaviour worries us. It makes us fear that his cirrhosis has got worse.
I visited Hu Jia in the Beijing municipal prison on 21 November 2008. Before our meeting, we were both warned separately by the prison authorities that we were forbidden to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he had been awarded the Sakharov Prize.
So, during my visit, neither of us was able to talk about the prize. We weren't able to discuss it by letter either, as all our correspondence is inspected. Even if all we do is express a view about social phenomena or if Hu Jia talks about the prison, when the prison authorities are not happy with it, our letters are confiscated or Hu Jia's letters are returned to him. We very much hope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more normally, but for the time being it is very hard.
At the end of October 2008 or beginning of November, I am not exactly sure which, State Security police officers told Hu Jia he had won the Sakharov Prize.
And when I saw him on 21 November, I could sense that he was very happy about it. I know that Hu Jia spoke to his mother and to the policemen about it. These are more or less his words:
" Perhap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as thinking of the work I did in the areas of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what I did in terms of human rights was very far from sufficient and I will need to redouble my efforts."
He also said this Sakharov Prize wa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 and he was confident that the future would prove him right. Obviously, from my personal viewpoint, I hope he comes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Hu Jia said one day that he hoped to be China's last prisoner of conscience but the reality is very different. Since the day of his trial, on 3 April, there have been others such as Huang Qi, Zeng Honglin and Chen Daojun who have been arrested by the authorities because their expressed their views publicly. And some of them have been tried and given prison sentences.
This shows that the situation of freedom of opinion is still absolutely appalling and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for optimism.
But even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re are now a great many exceptional people and people of goodwill in Chinese society who are going to great lengths to find ways to make the real situation in China known, and to express deeply-felt views, and the Internet is providing them with a very interesting platform. But unfortunately there is sometimes a very high price to be paid for this.
If the truth be told, sometimes one's courage is not enough. Sometimes the price to be paid is very, very high. There have been cases in which, after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riters and others have used their freedom of thought, their relatives have also been harassed by the police, have lost their jobs or have been put under house arrest. And more serious still, some have even been tried and convicted.
Hu Jia had himself been illegally kidnapped several times by the police since 2004, without any form of legal procedure. He was constantly followed and in the end he was given a prison sentence. And I, who am his wife, I am often harassed by the police. 05:49
Others are in the same situation, such as Chen Guangchen and his wife, Guo Feixiong and his wife, and even their child, who has been denied his right to education. Thanks to many appeals from different quarters, Guo Feixiong's children were later able to go back to school although in circumstances that are not very satisfactory.
For all these reasons, I would like to respect the desire that Hu Jia has expressed on many occasions. He has often said he would like to set up a support network to help the familie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To provide moral support for the families, to ease their mental and life pressure to which they are subjected. So that they can be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pressure of the authorities in a more active and optimistic manner, and to discourage cruel revenge-taking on families.
I cannot at the moment do very much but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50,000 euros of Hu Jia's Sakharov Prize as start-up money, to establish a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e familie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to finally realise what Hu Jia had always wanted.
Why is the human rights work done by Hu Jia so difficult?
I think this is mainly because China's legal system is not satisfactory. There are laws, there are all sorts of articles and regulations, some are well written, but they are not applied.
In reality, the situ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s disastrous. The judicial system has no independence. Until 2004, Hu Jia devoted most of his activity to the problems of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He spent a lot of the time in the field, on campaigns, where people needed him to take concrete action.
Then, from 2004 onwards, the police regularly denied him his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he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participate in human rights movements from his home, writing articles and publishing reports from the field.
I think that during all these year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interesting thing he did was to have constantly persisted in saying the truth. He never stopped writing about the phenomena he observed. He never stopped describing, one by one, all the realities that the Chinese media cannot say. He never stopped publishing all this on websites so that the public could learn about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understand it.
In my view, this has been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If you look at China now, you see everyone talking, but lying is very widespread. Nonetheless, there are people who continue their quest for the truth. Because the school textbooks our children study, our newspapers and broadcast media, our libraries and all these documents and files, they all resemble what you find in the novel 1984. They are written in another language to describe a fictitious reality.
What is the real situation, the real China? We do not know.
That is why there is a group of thinking people, like Hu Jia, in China who have never abandoned their quest for the truth. But Hu Jia has paid a very heavy price.
Our child is now just one year old. This is a key period in her life but Hu Jia is not able to be at her side.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talk about this, but I think…
And then Hu Jia has also always been very optimistic. He said he thought China was experiencing the most open period of its history, that you ha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a fairer, freer and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in China.
We can indeed see this in our daily life,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still has very tight control over the media and over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erhaps even tighter control with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y. But on the other hand, civil society also uses the new technology and the platform that the Internet provides to actively promote a fairer judicial system and a more just society, and to investigate and expose the real China.
And to carry out citizen education, to educate citizens about human rights. It is a real hop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ants it or not, and whether leading figures inside or outside China recognise it or not, China is moving at great speed towards an open and democratic society.
I would finally like to say that, whatever happens, we must maintain an active and optimist attitude and pursue our efforts to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o promote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China.
We are full of hope of soon being able to hail the arrival of an open China. We are full of energy for China to become a country at peace.
I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European Parliament friend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from the outset taken an interest in Hu Jia's case and has deployed considerable efforts on behalf of freedom for Hu Jia and other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efforts that demand respect.
It has also never stopped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need for freedom to become a reality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those friends who I have never seen. If you had not supported us for so long, if you had not taken an interest in our fate, if you had not constantly encouraged us, I think we would never have found the courage to confront such a difficult social reality.
It helps us to keep hope and to continue our efforts.
I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all the efforts you have undertaken for Hu Jia, for me and for our family. Thank you for your efforts on behalf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you contribution to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societ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goodbye.
萨哈洛夫奖颁奖典礼上的视屏
Posted: 17 Dec 2008 05:24 AM PST
Sakharov Prize Award 08 - Hu Jia - Message from Zeng Jinyan
Uploaded by rsf_internet
现任“国家领导人”承认五十年代至少饿死一千七百万人
蒋正华，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人口专家。1937年10月生，1958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系，1958－1980年在该校自动控制系任教，1980－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研究院读研究生，回国后在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任讲师、教授。1984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
研究所成立一年多，蒋正华就接受了李成瑞“60年大饥荒死亡的人数研究”的这个课题。李成瑞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老干部、副部级高官，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坚定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1956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秘书多年，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他在统计局长任期内，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因此对人口问题有相当深的研究。
经多年的研究，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结论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但远远低于国内外人口学者的研究与估计。蒋正华的研究成果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后，得到了官方认可并被国内主流意见接纳。
蒋正华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动下进行的。1985年6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国际人口科学研究会的第二十届大会。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科尔、班久蒂和卡洛等国际著名学者，同他们交谈中产生了研究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愿望。回来以后，他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提议，将这个问题列入了国家研究课题。经过多方“招贤”，最后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接受了任务。
李成瑞在他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认为，和国外学者比起来，蒋正华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前几年，李成瑞老人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一再推荐蒋正华的研究。李成瑞对我说，死亡人数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合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
蒋正华以官方公布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人口年鉴，1987》为依据，以历年的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为6602万人。二者相减，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97万人，约1700万人。
可以看到，蒋正华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其他国内外学者低，抛开其作为依据的官方公布数字是否真实不说，我想说的主要不是他估计的死亡人口少，而是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蒋正华提出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这和科尔的估计的8626万人仅少327万人），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数高达6602万人（这个数比科尔的5840万人高出662万人）。
我不知道6602万人这个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但我们可以用蒋正华提出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用他修正后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后的每年平均人口数，算出每年的正常死亡数；总死亡数减去正常死亡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们起点用1955，1956，1957三年平均数，终点取1964，1965，1966三年平均数，用他提出的三组死亡率分别计算：
按西安交大学报数据计算：正常死亡率＝[（12.68+12.80+13.01）/3+(12.64+10.86+9.60)/3]/2=11.93（‰）
按11.93‰正常死亡率，用蒋正华修正后的历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数，6年正常死亡人数总共4685万人。蒋正华算出的6年死亡总数8626万人减去4685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3941万人。
按《中国人口.总论》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4.10‰，由此计算出的6年正常死亡人数为5538.5万人；则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760万人；
按《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7.36‰，6年正常死亡人口为6818.8万人。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1478万人。
蒋正华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此文收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上）一文中正式公布大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1700万，原因在于这篇文章中他公布的大饥荒以前各年的死亡率比前两组数字要高得多，从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数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蒋正华估计的总死亡人口，用蒋正华修正后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从而求出非正常死亡人口。我再换一种方法验算，还是用蒋正华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订后的每年平均人口，计算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年中人口
某年少出生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当年年中人口
由于他提提供了三组数据，我们还得计算四次，其结果如下：
1、用蒋正华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计算：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36－11.93）×64354＝92.03（万人）
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7.29－11.93）×64999＝348.39（万人）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2.40－11.93）×65504＝1340.86（万人）
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6.52－11.93）×64932＝298.03（万人）
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60－11.93）×65489＝109.36（万人）
照此算，在1958年到1961年四年间，非正常死亡应为2188.67万人。
2、用西安交大学报数据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2821万人（1958年为377.1万人，1959年为674.7万人，1960年为883万人，1961年为886.3万人）。大饥荒对人口的总影响为5009.9万人。
3、用蒋正华《中国人口.总论》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337万人（1958年为204万，1959年为317.2万，1960年为1124.7万，1961年为681.1万），少出生人口为2868.5万人（1958年为359.1万，1959年为568.1万，1960年为 875.1万，1961年为1066.2万）。大饥荒对人口总影响为5205.5万人。
4、用《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209.9万人（1958年173.1万，1958年620.1 万，1960年830.8万，1961年455.2万，1962年30.8万）。四年少出生人数为2748.9万人。大饥荒对人口总减少为4958.8万人。
以上用蒋正华的数据从不同的角度计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万的结果。按数学常识，一种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算。但不知道为什么验算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为什么蒋正华同一种方法得出三组不同的数据？为什么提出与前一组数据不同的数据时，不作为什么不同的说明？为什么用他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都远远超过他的1700万的结论？2002年6月我曾就此写信向蒋正华求教，他没有答复。此时，我冒昧猜测，蒋正华最早用《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过多，就提出了后两组数据。后两组数据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办法来减少非正常死亡数，从而减少政治风险。他发表的三组数据中，官方性最浓的《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他做的毕竟是国家下达的课题啊！
我不愿意停留在猜测上，2005年6月再一次将三年以前的信寄给蒋正华：
蒋正华先生台鉴：
请恕我称您为先生而不称副委员长，这是因为我看重作为学者的蒋正华更胜于作为官员的蒋正华。古人云：“文章草草传千古，仕宦匆匆仅十年”，何况您的文章不会是“草草”之作，应是精心研究的学术著作，其影响更为深远。
是李成瑞推荐我找您的。据李老讲，您原来住19层，他住8层，经常交谈。对大跃进期间中国的人口变动，国外学者研究很多，有科尔，有班久蒂，有卡洛，等等，而李老独推崇于您。他认为您是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大跃进人口变动第一人。李老已发表了专门推荐您的文章。我是新华社退休记者。退休后想研究一下大跃进期间人口变动问题。李老建议我必须找您谈。
经李老推荐，我拜读了您的论文。现有几个问题想求教于您：
第一个问题：您提供的三组数据为什么不同？是同一方法算出来的吗？这三组数据哪一组代表您最后的看法？为什么要对前一组时进行修正？
现在我看到了您提供了三组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数字。一是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的数据（以蒋正华和和李南的名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供的论文《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学讲义专用纸手抄稿，也是这组数据）。二是《中国人口年鉴，1987》，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第94－106页。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617页，据李成瑞讲，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现仅列出死亡率一项三种出处的差别。
年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中国人口总论 16.55 17.25 18.96 31.25 24.57 18.08 16.72 13.03 11.28
中国人口年鉴 20.53 20.06 26.91 31.58 24.38 17.83 16.35 14.93 13.04
西安交大学报 13.01 13.36 17.29 32.40 16.52 13.60 13.27 12.64 10.86
第二个问题：您推算出来的三年非正常死亡数为1700万，是用哪一组数据为基础？是用什么办法算出来的？
一般说来，知道各年死亡率（如您提供的）各年平均人口数（按统计年鉴两个年底数之和除2），就可以算出各年死亡人数。各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怎样确定正常死亡数呢？科尔以1957年和1964年的死亡率两点，取其中数。也有人取1955－1957三年的死亡率平均数作为起点，取1963－ 1965三年死亡率的平均数为另一点，再用科尔办法取其中数。这比科尔数要准确一些。也有人用1955－1957年三年平均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您是怎样确定正常死亡人数的？
以上问题如能给我以启蒙，将不胜感谢。
找您很难，王维志提供了您夫人办公室的电话，我两个星期四都打电话，没找到人。我把我的电话留给了您夫人，也未见回音。给人大常委打电话，把我当成信访的。所以，只好写这封信。
敬祝
大安！ 杨继绳 2002年6月 2005年8月再发
10月19日，终于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写，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签，信签抬头是黑字，显然发给我的是复印件）。为了供读者研究，现将此信全文公布如下：
继绳同志：
收到来函，以事烦未即复为歉。
中国1960年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是国内外都关心的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一段往事。外国学者对这几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推算是以 1957年或在此前死亡率与1964年前后死亡率或1964年死亡率为基准，估计其间正常死亡率水平，与实际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数。这样的估计有两个最大的误差，第一，每个年龄人口死亡率不同，采用总死亡率不能考虑到1957年到1964年中国不同年龄人口死亡率变化模式的影响。当时的死亡率水平下，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较快，其它年龄段死亡率变化较少，或基本不变。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对较多，因为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条件冲击较为严重，逃离最不利的环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学者获得的计算结果高于实际。我们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获得了很好的数据，在第四、五两次人口普查后，我们都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两次普查数据质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认为可利用的详尽的死亡率分年龄资料仍以这次最可靠。我们利用1982年数据构建了年龄别的生命表，并利用优化拟合的回推技术，再现了历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据此计算1957年到1965年的死亡率与非正常死亡率之差从方法学而言比外国学者更加严密，我们的优势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观个人数据。
三组数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优化拟合回推时，需要采取历史上的时点的基准数，优化技术也可以有总体优化和年龄组优化的不同准则。历史上的基点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后的平均值为准，也可以对每一年的死亡率都进行拟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学报上发表的就是采用总体优化和时点基准计算的结果，年鉴数据发表时，我们已经用总体拟合了历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结构就有了变化。“中国人口.总论”的数字计算中，我们在优化技术上又进行了改进，采取了分年龄组的优化方法，从方法学上看是最严密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是我可以推荐你作为参考的基准。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现在的印象三次计算相差不过200万左右，1700万是取其整大数，待我找到原始材料当可提供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
以上情况供您参考，您在退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匆匆，顺祝
秋安 蒋正华 17／10，2005
蒋正华的回信没有完全解释我的疑惑。蒋正华说用三组数据计算的结果相差不过200万人，我在上面用三数字分别计算的结果的差异显然超出了200万。他说三组数字其所以不同，是因为对数字不同的的“优化”。蒋正华的“优化”的技术的问题，人口统计学者会作出科学的评判。三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蒋正华的 1700万为国内的主流所接受，被视为权威数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了很多。
--摘自《墓碑》
研究所成立一年多，蒋正华就接受了李成瑞“60年大饥荒死亡的人数研究”的这个课题。李成瑞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老干部、副部级高官，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坚定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1956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秘书多年，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他在统计局长任期内，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因此对人口问题有相当深的研究。
经多年的研究，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结论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但远远低于国内外人口学者的研究与估计。蒋正华的研究成果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后，得到了官方认可并被国内主流意见接纳。
蒋正华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动下进行的。1985年6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国际人口科学研究会的第二十届大会。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科尔、班久蒂和卡洛等国际著名学者，同他们交谈中产生了研究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愿望。回来以后，他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提议，将这个问题列入了国家研究课题。经过多方“招贤”，最后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接受了任务。
李成瑞在他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认为，和国外学者比起来，蒋正华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前几年，李成瑞老人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一再推荐蒋正华的研究。李成瑞对我说，死亡人数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合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
蒋正华以官方公布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人口年鉴，1987》为依据，以历年的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为6602万人。二者相减，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97万人，约1700万人。
可以看到，蒋正华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其他国内外学者低，抛开其作为依据的官方公布数字是否真实不说，我想说的主要不是他估计的死亡人口少，而是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蒋正华提出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这和科尔的估计的8626万人仅少327万人），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数高达6602万人（这个数比科尔的5840万人高出662万人）。
我不知道6602万人这个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但我们可以用蒋正华提出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用他修正后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后的每年平均人口数，算出每年的正常死亡数；总死亡数减去正常死亡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们起点用1955，1956，1957三年平均数，终点取1964，1965，1966三年平均数，用他提出的三组死亡率分别计算：
按西安交大学报数据计算：正常死亡率＝[（12.68+12.80+13.01）/3+(12.64+10.86+9.60)/3]/2=11.93（‰）
按11.93‰正常死亡率，用蒋正华修正后的历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数，6年正常死亡人数总共4685万人。蒋正华算出的6年死亡总数8626万人减去4685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3941万人。
按《中国人口.总论》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4.10‰，由此计算出的6年正常死亡人数为5538.5万人；则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760万人；
按《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7.36‰，6年正常死亡人口为6818.8万人。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1478万人。
蒋正华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此文收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上）一文中正式公布大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1700万，原因在于这篇文章中他公布的大饥荒以前各年的死亡率比前两组数字要高得多，从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数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蒋正华估计的总死亡人口，用蒋正华修正后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从而求出非正常死亡人口。我再换一种方法验算，还是用蒋正华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订后的每年平均人口，计算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年中人口
某年少出生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当年年中人口
由于他提提供了三组数据，我们还得计算四次，其结果如下：
1、用蒋正华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计算：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36－11.93）×64354＝92.03（万人）
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7.29－11.93）×64999＝348.39（万人）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2.40－11.93）×65504＝1340.86（万人）
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6.52－11.93）×64932＝298.03（万人）
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60－11.93）×65489＝109.36（万人）
照此算，在1958年到1961年四年间，非正常死亡应为2188.67万人。
2、用西安交大学报数据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2821万人（1958年为377.1万人，1959年为674.7万人，1960年为883万人，1961年为886.3万人）。大饥荒对人口的总影响为5009.9万人。
3、用蒋正华《中国人口.总论》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337万人（1958年为204万，1959年为317.2万，1960年为1124.7万，1961年为681.1万），少出生人口为2868.5万人（1958年为359.1万，1959年为568.1万，1960年为 875.1万，1961年为1066.2万）。大饥荒对人口总影响为5205.5万人。
4、用《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209.9万人（1958年173.1万，1958年620.1 万，1960年830.8万，1961年455.2万，1962年30.8万）。四年少出生人数为2748.9万人。大饥荒对人口总减少为4958.8万人。
以上用蒋正华的数据从不同的角度计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万的结果。按数学常识，一种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算。但不知道为什么验算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为什么蒋正华同一种方法得出三组不同的数据？为什么提出与前一组数据不同的数据时，不作为什么不同的说明？为什么用他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都远远超过他的1700万的结论？2002年6月我曾就此写信向蒋正华求教，他没有答复。此时，我冒昧猜测，蒋正华最早用《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过多，就提出了后两组数据。后两组数据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办法来减少非正常死亡数，从而减少政治风险。他发表的三组数据中，官方性最浓的《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他做的毕竟是国家下达的课题啊！
我不愿意停留在猜测上，2005年6月再一次将三年以前的信寄给蒋正华：
蒋正华先生台鉴：
请恕我称您为先生而不称副委员长，这是因为我看重作为学者的蒋正华更胜于作为官员的蒋正华。古人云：“文章草草传千古，仕宦匆匆仅十年”，何况您的文章不会是“草草”之作，应是精心研究的学术著作，其影响更为深远。
是李成瑞推荐我找您的。据李老讲，您原来住19层，他住8层，经常交谈。对大跃进期间中国的人口变动，国外学者研究很多，有科尔，有班久蒂，有卡洛，等等，而李老独推崇于您。他认为您是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大跃进人口变动第一人。李老已发表了专门推荐您的文章。我是新华社退休记者。退休后想研究一下大跃进期间人口变动问题。李老建议我必须找您谈。
经李老推荐，我拜读了您的论文。现有几个问题想求教于您：
第一个问题：您提供的三组数据为什么不同？是同一方法算出来的吗？这三组数据哪一组代表您最后的看法？为什么要对前一组时进行修正？
现在我看到了您提供了三组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数字。一是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的数据（以蒋正华和和李南的名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供的论文《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学讲义专用纸手抄稿，也是这组数据）。二是《中国人口年鉴，1987》，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第94－106页。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617页，据李成瑞讲，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现仅列出死亡率一项三种出处的差别。
年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中国人口总论 16.55 17.25 18.96 31.25 24.57 18.08 16.72 13.03 11.28
中国人口年鉴 20.53 20.06 26.91 31.58 24.38 17.83 16.35 14.93 13.04
西安交大学报 13.01 13.36 17.29 32.40 16.52 13.60 13.27 12.64 10.86
第二个问题：您推算出来的三年非正常死亡数为1700万，是用哪一组数据为基础？是用什么办法算出来的？
一般说来，知道各年死亡率（如您提供的）各年平均人口数（按统计年鉴两个年底数之和除2），就可以算出各年死亡人数。各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怎样确定正常死亡数呢？科尔以1957年和1964年的死亡率两点，取其中数。也有人取1955－1957三年的死亡率平均数作为起点，取1963－ 1965三年死亡率的平均数为另一点，再用科尔办法取其中数。这比科尔数要准确一些。也有人用1955－1957年三年平均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您是怎样确定正常死亡人数的？
以上问题如能给我以启蒙，将不胜感谢。
找您很难，王维志提供了您夫人办公室的电话，我两个星期四都打电话，没找到人。我把我的电话留给了您夫人，也未见回音。给人大常委打电话，把我当成信访的。所以，只好写这封信。
敬祝
大安！ 杨继绳 2002年6月 2005年8月再发
10月19日，终于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写，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签，信签抬头是黑字，显然发给我的是复印件）。为了供读者研究，现将此信全文公布如下：
继绳同志：
收到来函，以事烦未即复为歉。
中国1960年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是国内外都关心的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一段往事。外国学者对这几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推算是以 1957年或在此前死亡率与1964年前后死亡率或1964年死亡率为基准，估计其间正常死亡率水平，与实际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数。这样的估计有两个最大的误差，第一，每个年龄人口死亡率不同，采用总死亡率不能考虑到1957年到1964年中国不同年龄人口死亡率变化模式的影响。当时的死亡率水平下，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较快，其它年龄段死亡率变化较少，或基本不变。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对较多，因为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条件冲击较为严重，逃离最不利的环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学者获得的计算结果高于实际。我们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获得了很好的数据，在第四、五两次人口普查后，我们都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两次普查数据质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认为可利用的详尽的死亡率分年龄资料仍以这次最可靠。我们利用1982年数据构建了年龄别的生命表，并利用优化拟合的回推技术，再现了历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据此计算1957年到1965年的死亡率与非正常死亡率之差从方法学而言比外国学者更加严密，我们的优势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观个人数据。
三组数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优化拟合回推时，需要采取历史上的时点的基准数，优化技术也可以有总体优化和年龄组优化的不同准则。历史上的基点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后的平均值为准，也可以对每一年的死亡率都进行拟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学报上发表的就是采用总体优化和时点基准计算的结果，年鉴数据发表时，我们已经用总体拟合了历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结构就有了变化。“中国人口.总论”的数字计算中，我们在优化技术上又进行了改进，采取了分年龄组的优化方法，从方法学上看是最严密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是我可以推荐你作为参考的基准。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现在的印象三次计算相差不过200万左右，1700万是取其整大数，待我找到原始材料当可提供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
以上情况供您参考，您在退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匆匆，顺祝
秋安 蒋正华 17／10，2005
蒋正华的回信没有完全解释我的疑惑。蒋正华说用三组数据计算的结果相差不过200万人，我在上面用三数字分别计算的结果的差异显然超出了200万。他说三组数字其所以不同，是因为对数字不同的的“优化”。蒋正华的“优化”的技术的问题，人口统计学者会作出科学的评判。三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蒋正华的 1700万为国内的主流所接受，被视为权威数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了很多。
--摘自《墓碑》
“带病官员”纷纷复出大头娃娃事件令人“头大”-搜狐新闻
4年前，劣质奶粉事件在安徽阜阳爆发，一批官员也因此被问责。如今，多数问责官员重获要职。被撤职的原阜阳市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副局长杨伟，目前调往安徽省的一个地级市工商局担任副局长。被责令辞职的原阜阳市卫生局分管食品卫生的副局长丁丽玲重新被任命为该局副局长。
此外，原阜阳市市长刘庆强在被问责后相隔一年多时间，调任安徽省环保局担任局长。（今日本报A13版）
2004年，安徽阜阳因“大头娃娃”奶粉事件而“声名鹊起”。就在人们似乎逐渐将其淡忘之际，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的骤然爆发，令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旧事重提”--曾经激起舆论问责狂潮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最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
看到了上面曾被问责者的“权力轨迹”，相信每一个人都失望不已。曾导致12名婴儿死亡、无数人闻之色变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最终处理结果竟然只是像坊间所调侃的那样“放放长假，拍拍屁股，换换座位”。举国关注之下，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问责吁求，时至今日我们才无奈地发现，曾经高高举起的那只手，早已在我们丝毫未能察觉的时候悄然放下。对待此类波及面广、影响力大的恶性事件，尚且以这样的方式收场，这样的结果不由得使人怆然发问--到底什么样的事件才能真正体现出“问责”一词所应具有的威力？
每一次“带病复出”的出现，毫不例外会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民众积极参与的热情丝毫不逊色于“发病”之时的穷追猛打。但是，实际结果又是怎样呢？当我们一次次耐心执着地辨析“辞职”、“免职”、“撤职”区别的时候，眼前这一幕使我们吃惊地看到，无论冠以什么样的方式，“问题官员”最终都只是暂时离开了自己的位置，还有什么比这更为荒诞的结果？
面对“问题官员”，我们似乎没有必要继续咬文嚼字于“辞职”、“免职”、“撤职”的差别，实际上，这也正是少数人热衷于在其中做“文字游戏”的一个因素所在。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现任的职位，我们所能看到的结果都是官员已经无法胜任当前的工作，那么，在他们重新异地为官甚至是从事和此前同样的工作之际，我们也有必要知道，他们是否已经重新具备了这样的能力？起码也应该公开其中流程，使公众看到其依据所在。实际上，这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早有明确规定--党政干部的任职实行任职前公示制度。“身体健康”的尚且要履行公示，“带病复出”岂能置之度外？
一次次“带病复出”，一次次因舆论关注而拆穿了权力的画皮。在为舆论的巨大威力而欣慰的同时，任何人都明白，总会有舆论所无法企及之处，当地的权力生态又会是怎样？这样的问题，想一想都不免令人“头大”。如果任前公示制度能够真正得以落实，如果“带病复出”不再是不“问”不“责”，这样的尴尬又怎么会发生？
此外，原阜阳市市长刘庆强在被问责后相隔一年多时间，调任安徽省环保局担任局长。（今日本报A13版）
2004年，安徽阜阳因“大头娃娃”奶粉事件而“声名鹊起”。就在人们似乎逐渐将其淡忘之际，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的骤然爆发，令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旧事重提”--曾经激起舆论问责狂潮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最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
看到了上面曾被问责者的“权力轨迹”，相信每一个人都失望不已。曾导致12名婴儿死亡、无数人闻之色变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最终处理结果竟然只是像坊间所调侃的那样“放放长假，拍拍屁股，换换座位”。举国关注之下，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问责吁求，时至今日我们才无奈地发现，曾经高高举起的那只手，早已在我们丝毫未能察觉的时候悄然放下。对待此类波及面广、影响力大的恶性事件，尚且以这样的方式收场，这样的结果不由得使人怆然发问--到底什么样的事件才能真正体现出“问责”一词所应具有的威力？
每一次“带病复出”的出现，毫不例外会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民众积极参与的热情丝毫不逊色于“发病”之时的穷追猛打。但是，实际结果又是怎样呢？当我们一次次耐心执着地辨析“辞职”、“免职”、“撤职”区别的时候，眼前这一幕使我们吃惊地看到，无论冠以什么样的方式，“问题官员”最终都只是暂时离开了自己的位置，还有什么比这更为荒诞的结果？
面对“问题官员”，我们似乎没有必要继续咬文嚼字于“辞职”、“免职”、“撤职”的差别，实际上，这也正是少数人热衷于在其中做“文字游戏”的一个因素所在。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现任的职位，我们所能看到的结果都是官员已经无法胜任当前的工作，那么，在他们重新异地为官甚至是从事和此前同样的工作之际，我们也有必要知道，他们是否已经重新具备了这样的能力？起码也应该公开其中流程，使公众看到其依据所在。实际上，这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早有明确规定--党政干部的任职实行任职前公示制度。“身体健康”的尚且要履行公示，“带病复出”岂能置之度外？
一次次“带病复出”，一次次因舆论关注而拆穿了权力的画皮。在为舆论的巨大威力而欣慰的同时，任何人都明白，总会有舆论所无法企及之处，当地的权力生态又会是怎样？这样的问题，想一想都不免令人“头大”。如果任前公示制度能够真正得以落实，如果“带病复出”不再是不“问”不“责”，这样的尴尬又怎么会发生？
那就他妈的再签一次-摘自三级宪政博客
2008年12月8日深夜，刘晓波先生在家被警方带走，迄今未归，据悉，刘晓波先生是因发起和签署《零八宪章》而被拘押，对此我们深表关切和担忧，并强烈呼吁立即释放刘晓波先生。
我们与晓波先生一同签署这份宪章，是共同分享对于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以及所感受到的紧迫，分享我们对于祖国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分享我们民族前仆后继、孜孜以求自由平等的共同理想。
因为分享着共同的思想和理想，我们与刘晓波先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宪章如同我们的灵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宪章的肌体，我们互相之间是一个整体。如果刘晓波先生因为签署宪章而遭受伤害，那么也是我们对每一个人的伤害。如果刘晓波先生不能自由，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同被囚禁。
我们每一个人签署者，也都是宪章的发起者。我们所要表达的，都体现在这份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的公开文件当中，其余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以调查的，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所做的，承担自己的责任。
所以不需要刘晓波先生替我们承担责任。这件事情与以往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随时准备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刘晓波先生目前的处境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每一个签署人都坚持，我们的信念不会熄灭、宪章的精神也不会熄灭。
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刘晓波先生能够尽快回到家中，还他以自由，那是我们共同的自由。
《零八宪章》签署者：
沙叶新 张祖桦 徐友渔 胡发云 崔卫平 艾晓明 刘军宁 贺卫方 梁小燕 查建英 江棋生 赵诚 李公明 郝建 唯色 蒋亶文 李海 傅国涌 余世存卢雪松 赵达功 秦耕 范亚峰 马少方 王小山 李剑虹 王德邦 野渡 田永德 张辉 王俊秀 昝爱宗 刘路 姚博 滕彪 温克坚 张大军 郭玉闪邹巍 刘荻 莫之许
2008年12月12日
(欢迎所有《零八宪章》签署者加入）
博主评论： 我签了宪章，现在附签这篇文章。
张广红 （广州 维权人士/反迫害人士）
我们与晓波先生一同签署这份宪章，是共同分享对于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以及所感受到的紧迫，分享我们对于祖国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分享我们民族前仆后继、孜孜以求自由平等的共同理想。
因为分享着共同的思想和理想，我们与刘晓波先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宪章如同我们的灵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宪章的肌体，我们互相之间是一个整体。如果刘晓波先生因为签署宪章而遭受伤害，那么也是我们对每一个人的伤害。如果刘晓波先生不能自由，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同被囚禁。
我们每一个人签署者，也都是宪章的发起者。我们所要表达的，都体现在这份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的公开文件当中，其余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以调查的，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所做的，承担自己的责任。
所以不需要刘晓波先生替我们承担责任。这件事情与以往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随时准备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刘晓波先生目前的处境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每一个签署人都坚持，我们的信念不会熄灭、宪章的精神也不会熄灭。
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刘晓波先生能够尽快回到家中，还他以自由，那是我们共同的自由。
《零八宪章》签署者：
沙叶新 张祖桦 徐友渔 胡发云 崔卫平 艾晓明 刘军宁 贺卫方 梁小燕 查建英 江棋生 赵诚 李公明 郝建 唯色 蒋亶文 李海 傅国涌 余世存卢雪松 赵达功 秦耕 范亚峰 马少方 王小山 李剑虹 王德邦 野渡 田永德 张辉 王俊秀 昝爱宗 刘路 姚博 滕彪 温克坚 张大军 郭玉闪邹巍 刘荻 莫之许
2008年12月12日
(欢迎所有《零八宪章》签署者加入）
博主评论： 我签了宪章，现在附签这篇文章。
张广红 （广州 维权人士/反迫害人士）
来自朋友的举报信。
XX人士，
您好。
我的名字是XXX，英文名XXXXXXX，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x，电话xxxxxxxx，手机号码：xxxxxxxxxxx。
联系地址：xxxxxxxxxxxxxxxxxxxx
我在2003年七月至2006年5月任某公司xxxx，并主管该公司的位于xxxxxxxxxx的
总物流中心。在工作中，我发现了该公司存在大量走私行为，并且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并且金额巨大。与此同时，我取得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证据，足以证明其走私罪行。
现举报如下：
第一，该公司在取得世界知名品牌-xxxxxx的中国大陆独家销售权，并且拥有完整的进出口权的同时，却委托xxxxxx公司代理进口，实质上是为了掩盖其实施走私行为的手段。
该公司在xx将货物卖给xxxxxxxx在xx设立的公司，然后由该公司转卖给xxxxxx公司。而实际上这家公司的一切费用都是由xxxxxxxx公司支付的。我曾经亲眼见到该公司向xxxxxxxx公司要求付款的全套文件，包括办公室租金和人工费用。
第二，该公司采用大柜报小柜，整柜报半柜的方法，向中国境内走私大量货物。逃避关税，时间极长，金额极大。
第三，该公司与xxxxxxxx公司结算时，采用金额一样，价格不同的手法，将xxxxxx公司公然从海关走私进国内的货物重新买入。然后再重新将货物转到自己名下。
例如，xx以每箱一千元的价格进口一千箱xx，以五百箱的数量申报、过关，再用一千一百元的价格卖给xxxx，收入以55万入xx帐面。xxxx同样以55
万入帐面，但是数量却是一千箱。由于发票没有明细的价格和数量，所以分别查两家公司的帐面，肯定无法查出问题。当然，实际操作的时候价格数量的差额不会那么大，需要经过细致的计算，就可以吻合了。
所以，据我所知道的，这两家公司都被查过很多次，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关键就在这里，单独地审查他们的帐户，是发现不了问题的。他们都很准确地，合乎逻辑地记录着各自的交易。但是把两家公司的帐放在一起对照，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问题。两家公司买入卖出的金额是绝对相等的，但是数量价格绝对不同。同一笔交易，两家记录的数量价格不一样，问题可想而知。
同时，在2003年中的时候，xx遭到xx海关的调查，该两家公司的人员都非常害怕。因为其实只要到xx公司的仓库仔细清点一下就可以发现问题了，该公司的实际存货比帐面多了很多。以至我当时的上司-xxx先生感到极深压力，将xxxx的存货相当一部分调到xxxxx公司在xx的物流中心存放，并且完全是凭白条调货，不在系统上出具任何单据。
第四，该公司将重新买入的货物同样以合法价格向渠道下线卖出。由于这些存货已经按照xx公司的数量和价格输入系统，这样，就公然使用合法渠道，将其非法所得进行洗钱，并作为合法收入入帐。
第五，我握有该公司02年到06年全部销售记录，包括品种、规格、数量、价格等详尽的信息。全部取自该公司使用的电脑系统，以此跟该公司从海关进口的记录一加对照，就可以完全证明一切。
第六，该公司因为害怕受到我的举报，2006年5月请求我从该公司辞职，并补偿我六个月工资，有银行帐户为证。但是在我离开该公司以后，却受到长期的跟踪、迫害。
您好。
我的名字是XXX，英文名XXXXXXX，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x，电话xxxxxxxx，手机号码：xxxxxxxxxxx。
联系地址：xxxxxxxxxxxxxxxxxxxx
我在2003年七月至2006年5月任某公司xxxx，并主管该公司的位于xxxxxxxxxx的
总物流中心。在工作中，我发现了该公司存在大量走私行为，并且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并且金额巨大。与此同时，我取得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证据，足以证明其走私罪行。
现举报如下：
第一，该公司在取得世界知名品牌-xxxxxx的中国大陆独家销售权，并且拥有完整的进出口权的同时，却委托xxxxxx公司代理进口，实质上是为了掩盖其实施走私行为的手段。
该公司在xx将货物卖给xxxxxxxx在xx设立的公司，然后由该公司转卖给xxxxxx公司。而实际上这家公司的一切费用都是由xxxxxxxx公司支付的。我曾经亲眼见到该公司向xxxxxxxx公司要求付款的全套文件，包括办公室租金和人工费用。
第二，该公司采用大柜报小柜，整柜报半柜的方法，向中国境内走私大量货物。逃避关税，时间极长，金额极大。
第三，该公司与xxxxxxxx公司结算时，采用金额一样，价格不同的手法，将xxxxxx公司公然从海关走私进国内的货物重新买入。然后再重新将货物转到自己名下。
例如，xx以每箱一千元的价格进口一千箱xx，以五百箱的数量申报、过关，再用一千一百元的价格卖给xxxx，收入以55万入xx帐面。xxxx同样以55
万入帐面，但是数量却是一千箱。由于发票没有明细的价格和数量，所以分别查两家公司的帐面，肯定无法查出问题。当然，实际操作的时候价格数量的差额不会那么大，需要经过细致的计算，就可以吻合了。
所以，据我所知道的，这两家公司都被查过很多次，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关键就在这里，单独地审查他们的帐户，是发现不了问题的。他们都很准确地，合乎逻辑地记录着各自的交易。但是把两家公司的帐放在一起对照，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问题。两家公司买入卖出的金额是绝对相等的，但是数量价格绝对不同。同一笔交易，两家记录的数量价格不一样，问题可想而知。
同时，在2003年中的时候，xx遭到xx海关的调查，该两家公司的人员都非常害怕。因为其实只要到xx公司的仓库仔细清点一下就可以发现问题了，该公司的实际存货比帐面多了很多。以至我当时的上司-xxx先生感到极深压力，将xxxx的存货相当一部分调到xxxxx公司在xx的物流中心存放，并且完全是凭白条调货，不在系统上出具任何单据。
第四，该公司将重新买入的货物同样以合法价格向渠道下线卖出。由于这些存货已经按照xx公司的数量和价格输入系统，这样，就公然使用合法渠道，将其非法所得进行洗钱，并作为合法收入入帐。
第五，我握有该公司02年到06年全部销售记录，包括品种、规格、数量、价格等详尽的信息。全部取自该公司使用的电脑系统，以此跟该公司从海关进口的记录一加对照，就可以完全证明一切。
第六，该公司因为害怕受到我的举报，2006年5月请求我从该公司辞职，并补偿我六个月工资，有银行帐户为证。但是在我离开该公司以后，却受到长期的跟踪、迫害。
零 八 宪 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303人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
张思之（北京，律师）
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
杜 光 （北京，政治学家）
李 普 (北京，老记者）
沙叶新（上海，剧作家）
流沙河（四川，诗人）
吴茂华（四川，作家）
张显扬（北京，思想家）
孙文广（山东，教授）
鲍 彤（北京，公民）
丁子霖（北京，教授）
张先玲（北京，工程师）
徐 珏（北京，研究员）
蒋培坤（北京，教授）
刘晓波（北京，作家）
张祖桦（北京，宪政学者）
高 瑜（北京，记者）
戴 晴（北京，作家）
江棋生（北京，学者）
艾晓明（广东，教授）
刘军宁（北京，政治学家）
张旭昆（浙江，教授）
徐友渔（北京，哲学家）
贺卫方（北京，法学家）
莫少平（北京，律师）
陈子明（北京，学者）
张博树（北京，政治学家）
崔卫平（北京，学者）
何光沪（宗教学专家）
郝 建（北京，学者）
沈敏骅（浙江，教授）
李大同（北京，记者）
栗宪庭（北京，艺术评论家）
张 鸣（北京，教授）
余 杰（北京，作家）
余世存（北京，作家）
秦 耕（海南，作家）
周 舵（北京，学者 ）
浦志强（北京，律师）
赵达功（深圳，作家）
姚立法（湖北，选举专家）
冯正虎（上海，学者）
周 勍（北京，作家）
杨恒均（广州，作家）
滕 彪（北京，法学博士）
蒋亶文（上海，作家）
唯 色（西藏，作家）
马 波（北京，作家）
查建英 （北京，作家）
胡发云（湖北，作家）
焦国标（北京，学者）
李公明（广东，教授）
莫之许（北京，评论家）
李柏光（北京，法学博士）
傅国涌（浙江，作家）
马少方（广东，商人）
张 闳（上海，教授）
夏业良（北京，经济学家）
冉云飞（四川，学者）
廖亦武（四川，作家）
王 怡（四川，学者）
王晓渔（上海，学者）
苏元真 （浙江，教授）
强剑衷（南京，老报人）
欧阳小戎（云南，诗人）
刘 荻（北京，自由职业者）
昝爱宗（浙江，记者）
周鸿陵（北京，社会活动家）
冯 刚（浙江 教授）
陈 林（广州 学者）
尹 贤（甘肃，诗人）
周 明（浙江，教授）
凌沧洲（北京，新闻人）
铁 流（北京，作家）
陈奉孝（山东，北大右派学生）
姚 博（北京，评论家）
张津郡（广东，职业经理人）
李剑虹（上海，作家）
张善光（湖南，人权捍卫者）
李德铭（湖南，新闻工作者）
刘建安（湖南，教师）
王小山（北京，媒体人）
范亚峰（北京，法学博士）
周明初（浙江，教授）
梁晓燕（北京，环保志愿者）
徐 晓（北京，作家）
陈 西（贵州，人权捍卫者）
赵 诚（山西，学者）
李元龙（贵州，自由撰稿人）
申有连（贵州，人权捍卫者）
蒋绥敏（北京，工程师）
陆中明（陕西，学者）
孟 煌（北京，画家）
林福武（福建，人权捍卫者）
廖双元（贵州，人权捍卫者）
卢雪松（吉林，教师）
郭玉闪（北京，学者）
陈焕辉（福建，人权捍卫者）
朱久虎（北京，律师）
金光鸿（北京，律师）
高超群（北京，编辑）
柏 风（吉林，诗人）
郑旭光（北京，学者）
曾金燕 （北京 维权人士）
吴玉琴（贵州，人权捍卫者）
杜义龙（陕西，作家）
李 海（北京，人权捍卫者）
张 辉（山西，民主人士）
江 山（广东，业主维权者）
徐国庆（贵州，民主人士）
吴 郁（贵州，民主人士）
张明珍（贵州，民主人士）
曾 宁（贵州，民主人士）
全林志（贵州，民主人士）
叶 航（浙江，教授）
马云龙（河南，资深媒体人）
朱健国（广东，自由撰稿人）
李 铁（广东，社会活动人士）
莫建刚（贵州，自由撰稿人）
张耀杰（北京，学者）
吴报建（浙江，律师）
杨 光（广西，学者）
俞梅荪（北京，法律人）
行 健（北京，法律人）
王光泽（北京，社会活动家）
陈绍华（广东，设计师）
刘逸明（湖北，自由撰稿人）
吴祚来（北京，研究员）
高 兟（山东，艺术家）
高 强（山东，艺术家）
唐荆陵（广东，律师）
黎小龙（广西，维权人士）
荆 楚（广西，自由撰稿人）
李 彪（安徽，商人）
郭 艳（广东，律师）
杨世元（浙江，退休人员）
杨宽兴（山东，作家）
李金芳（河北，民主人士）
王玉文（贵州，诗人）
杨中义（安徽，工人）
武辛源（河北 农民）
杜和平（贵州，民主人士）
冯 玲（湖北，宪政义工）
张先忠（湖北，企业家）
蔡敬忠(广东 农民)
王典斌（湖北，企业主）
蔡金才(广东 农民)
高爱国（湖北，企业主）
陈湛尧（广东 农民）
何文凯（湖北，企业主）
吴党英（上海，维权人士）
曾庆彬（广东 工人）
毛海秀（上海，维权人士）
庄道鹤（杭州，律师）
黎雄兵（北京，律师）
李任科（贵州，民主人士）
左 力（河北 律师）
董德筑（贵州，民主人士）
陶玉平（贵州，民主人士）
王俊秀（北京，IT从业者）
黄晓敏（四川，维权人士）
郑恩宠（上海，法律人）
张君令（上海，维权人士）
杨 海（陕西，学者）
艾福荣（上海，维权人士）
杨华仁（湖北，法律工作者）
魏 勤（上海，维权人士）
苏祖祥（湖北，教师）
沈玉莲（上海，维权人士）
关洪山（湖北，人权捍卫者）
宋先科（广东，商人）
汪国强（湖北，人权捍卫者）
陈恩娟（上海，维权人士）
李 勇（北京，媒体人）
常雄发（上海，维权人士）
王京龙（北京，管理学者）
许正清（上海，维权人士）
高军生（陕西，编辑）
郑蓓蓓（上海，维权人士）
王定华（湖北，律师）
谈兰英（上海，维权人士）
范燕琼（福建，人权捍卫者）
林 辉（浙江，诗人）
吴华英（福建，人权捍卫者）
薛振标（浙江，民主人士）
董国菁（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玉峰（湖北，法律工作者）
段若飞（上海，人权捍卫者）
王中陵（陕西，教师）
董春华（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修琴（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有（四川，人权捍卫者）
马 萧（北京，作家）
万延海（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沈佩兰（上海，维权人士）
叶孝刚（浙江，大学退休教师）
张劲松（安徽，工人）
章锦发（浙江，退休人员）
王丽卿（上海，维权人士）
赵常青（陕西，作家）
金月花（上海，维权人士）
余樟法（广西，作家）
陈启勇（上海，维权人士）
刘贤斌（四川，民主人士）
欧阳懿（四川，人权捍卫者）
邓焕武（重庆，商人）
贺伟华（湖南，民主人士）
李东卓（湖南，IT从业者）
田永德（内蒙，人权捍卫者）
智效民（山西，学者）
李昌玉（山东，教师）
郭卫东（浙江，职员）
陈 卫（四川，民主人士）
王金安（湖北，企业主）
察文君（上海，维权人士）
侯述明（湖北，企业主）
刘汉南（湖北，人权捍卫者）
史若平（山东，教授）
张忍祥（湖北，人权捍卫者）
野 渡（广东，编辑）
夏 刚（湖北，人权捍卫者）
赵国良（湖南，民主人士）
李智英（北京，学者）
张重发（贵州，民主人士）
陈永苗（北京，学者）
江 婴（天津，诗人）
田祖湘（贵州，民主人士）
黄志佳（湖北，公务员）
关业波（湖北，公务员）
王望明（湖北，企业主）
高新瑞（湖北，企业家）
宋水泉（湖北，法律工作者）
赵景洲（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温克坚（浙江，学者）
魏文英（云南，教师）
陈惠娟（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陈炎雄（湖北，教师）
段春芳（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善（云南，工程师）
关 敏（湖北，大学教师）
戴元龙（福建，企业主）
余以为 （广东，自由撰稿人）
韩祖荣（福建，企业主)
汪定亮（湖北，律师）
陈青林（北京，人权捍卫者）
钱世顺（广东，企业主）
曾伯炎（四川，作家）
马亚莲（上海，人权捍卫者）
车宏年（山东，自由撰稿人）
秦志刚（山东，电子工程师）
宋翔峰（湖北，教师）
邓复华（湖北，作家）
徐 康（湖北，公务员）
李建强（山东，律师）
李仁兵（北京，律师）
裘美丽（上海，维权人士）
兰志学（北京，律师）
周锦昌（浙江，退休人员）
黄燕明（贵州，民主人士）
刘 巍 （北京，律师）
鄢烈汉（湖北，企业主）
陈德富（贵州，民主人士）
郭用新（湖北，医生）
郭永丰（广东，中国公民监政会发起人）
袁新亭 （广州，编辑）
戚惠民 （浙江，民主人士）
李 宇（四川，采编）
谢福林（湖南，人权捍卫者）
徐 光（浙江，企业主）
野 火 （广东，自由撰稿人）
邹 巍（浙江，维权人士）
萧利彬（浙江，工程师）
高海兵（浙江，民主人士）
田奇庄（河北, 作家）
邓太清（山西，民主人士）
裴鸿信（河北，教师）
徐 民（吉林，法律工作者）
李喜阁（河南，维权人士）
王德邦（北京，作家）
冯秋盛（广东，农民）
侯文豹（安徽，维权人士）
唐吉田（北京，律师）
刘荣超（安徽，农民）
李天翔（河南，工人）
崔玉振（河北，律师）
许茂连（安徽，农民）
翟林华（安徽，教师）
陶晓霞（安徽，农民）
张 望（福建，工人）
黄大川（辽宁，职员）
陈啸原（海南，职员）
张鉴康（陕西，法律工作者）
张星水（北京，律师）
马纲权（北京，律师）
王金祥（湖北，维权人士）
王家英（湖北，企业主）
鄢来云（湖北，企业主）
李小明（湖北，维权人士）
肖水祥（湖北，维权人士）
鄢裕祥（湖北，维权人士）
刘 毅（北京，画家）
张正祥（云南，环保人士）
（共303人）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303人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
张思之（北京，律师）
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
杜 光 （北京，政治学家）
李 普 (北京，老记者）
沙叶新（上海，剧作家）
流沙河（四川，诗人）
吴茂华（四川，作家）
张显扬（北京，思想家）
孙文广（山东，教授）
鲍 彤（北京，公民）
丁子霖（北京，教授）
张先玲（北京，工程师）
徐 珏（北京，研究员）
蒋培坤（北京，教授）
刘晓波（北京，作家）
张祖桦（北京，宪政学者）
高 瑜（北京，记者）
戴 晴（北京，作家）
江棋生（北京，学者）
艾晓明（广东，教授）
刘军宁（北京，政治学家）
张旭昆（浙江，教授）
徐友渔（北京，哲学家）
贺卫方（北京，法学家）
莫少平（北京，律师）
陈子明（北京，学者）
张博树（北京，政治学家）
崔卫平（北京，学者）
何光沪（宗教学专家）
郝 建（北京，学者）
沈敏骅（浙江，教授）
李大同（北京，记者）
栗宪庭（北京，艺术评论家）
张 鸣（北京，教授）
余 杰（北京，作家）
余世存（北京，作家）
秦 耕（海南，作家）
周 舵（北京，学者 ）
浦志强（北京，律师）
赵达功（深圳，作家）
姚立法（湖北，选举专家）
冯正虎（上海，学者）
周 勍（北京，作家）
杨恒均（广州，作家）
滕 彪（北京，法学博士）
蒋亶文（上海，作家）
唯 色（西藏，作家）
马 波（北京，作家）
查建英 （北京，作家）
胡发云（湖北，作家）
焦国标（北京，学者）
李公明（广东，教授）
莫之许（北京，评论家）
李柏光（北京，法学博士）
傅国涌（浙江，作家）
马少方（广东，商人）
张 闳（上海，教授）
夏业良（北京，经济学家）
冉云飞（四川，学者）
廖亦武（四川，作家）
王 怡（四川，学者）
王晓渔（上海，学者）
苏元真 （浙江，教授）
强剑衷（南京，老报人）
欧阳小戎（云南，诗人）
刘 荻（北京，自由职业者）
昝爱宗（浙江，记者）
周鸿陵（北京，社会活动家）
冯 刚（浙江 教授）
陈 林（广州 学者）
尹 贤（甘肃，诗人）
周 明（浙江，教授）
凌沧洲（北京，新闻人）
铁 流（北京，作家）
陈奉孝（山东，北大右派学生）
姚 博（北京，评论家）
张津郡（广东，职业经理人）
李剑虹（上海，作家）
张善光（湖南，人权捍卫者）
李德铭（湖南，新闻工作者）
刘建安（湖南，教师）
王小山（北京，媒体人）
范亚峰（北京，法学博士）
周明初（浙江，教授）
梁晓燕（北京，环保志愿者）
徐 晓（北京，作家）
陈 西（贵州，人权捍卫者）
赵 诚（山西，学者）
李元龙（贵州，自由撰稿人）
申有连（贵州，人权捍卫者）
蒋绥敏（北京，工程师）
陆中明（陕西，学者）
孟 煌（北京，画家）
林福武（福建，人权捍卫者）
廖双元（贵州，人权捍卫者）
卢雪松（吉林，教师）
郭玉闪（北京，学者）
陈焕辉（福建，人权捍卫者）
朱久虎（北京，律师）
金光鸿（北京，律师）
高超群（北京，编辑）
柏 风（吉林，诗人）
郑旭光（北京，学者）
曾金燕 （北京 维权人士）
吴玉琴（贵州，人权捍卫者）
杜义龙（陕西，作家）
李 海（北京，人权捍卫者）
张 辉（山西，民主人士）
江 山（广东，业主维权者）
徐国庆（贵州，民主人士）
吴 郁（贵州，民主人士）
张明珍（贵州，民主人士）
曾 宁（贵州，民主人士）
全林志（贵州，民主人士）
叶 航（浙江，教授）
马云龙（河南，资深媒体人）
朱健国（广东，自由撰稿人）
李 铁（广东，社会活动人士）
莫建刚（贵州，自由撰稿人）
张耀杰（北京，学者）
吴报建（浙江，律师）
杨 光（广西，学者）
俞梅荪（北京，法律人）
行 健（北京，法律人）
王光泽（北京，社会活动家）
陈绍华（广东，设计师）
刘逸明（湖北，自由撰稿人）
吴祚来（北京，研究员）
高 兟（山东，艺术家）
高 强（山东，艺术家）
唐荆陵（广东，律师）
黎小龙（广西，维权人士）
荆 楚（广西，自由撰稿人）
李 彪（安徽，商人）
郭 艳（广东，律师）
杨世元（浙江，退休人员）
杨宽兴（山东，作家）
李金芳（河北，民主人士）
王玉文（贵州，诗人）
杨中义（安徽，工人）
武辛源（河北 农民）
杜和平（贵州，民主人士）
冯 玲（湖北，宪政义工）
张先忠（湖北，企业家）
蔡敬忠(广东 农民)
王典斌（湖北，企业主）
蔡金才(广东 农民)
高爱国（湖北，企业主）
陈湛尧（广东 农民）
何文凯（湖北，企业主）
吴党英（上海，维权人士）
曾庆彬（广东 工人）
毛海秀（上海，维权人士）
庄道鹤（杭州，律师）
黎雄兵（北京，律师）
李任科（贵州，民主人士）
左 力（河北 律师）
董德筑（贵州，民主人士）
陶玉平（贵州，民主人士）
王俊秀（北京，IT从业者）
黄晓敏（四川，维权人士）
郑恩宠（上海，法律人）
张君令（上海，维权人士）
杨 海（陕西，学者）
艾福荣（上海，维权人士）
杨华仁（湖北，法律工作者）
魏 勤（上海，维权人士）
苏祖祥（湖北，教师）
沈玉莲（上海，维权人士）
关洪山（湖北，人权捍卫者）
宋先科（广东，商人）
汪国强（湖北，人权捍卫者）
陈恩娟（上海，维权人士）
李 勇（北京，媒体人）
常雄发（上海，维权人士）
王京龙（北京，管理学者）
许正清（上海，维权人士）
高军生（陕西，编辑）
郑蓓蓓（上海，维权人士）
王定华（湖北，律师）
谈兰英（上海，维权人士）
范燕琼（福建，人权捍卫者）
林 辉（浙江，诗人）
吴华英（福建，人权捍卫者）
薛振标（浙江，民主人士）
董国菁（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玉峰（湖北，法律工作者）
段若飞（上海，人权捍卫者）
王中陵（陕西，教师）
董春华（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修琴（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有（四川，人权捍卫者）
马 萧（北京，作家）
万延海（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沈佩兰（上海，维权人士）
叶孝刚（浙江，大学退休教师）
张劲松（安徽，工人）
章锦发（浙江，退休人员）
王丽卿（上海，维权人士）
赵常青（陕西，作家）
金月花（上海，维权人士）
余樟法（广西，作家）
陈启勇（上海，维权人士）
刘贤斌（四川，民主人士）
欧阳懿（四川，人权捍卫者）
邓焕武（重庆，商人）
贺伟华（湖南，民主人士）
李东卓（湖南，IT从业者）
田永德（内蒙，人权捍卫者）
智效民（山西，学者）
李昌玉（山东，教师）
郭卫东（浙江，职员）
陈 卫（四川，民主人士）
王金安（湖北，企业主）
察文君（上海，维权人士）
侯述明（湖北，企业主）
刘汉南（湖北，人权捍卫者）
史若平（山东，教授）
张忍祥（湖北，人权捍卫者）
野 渡（广东，编辑）
夏 刚（湖北，人权捍卫者）
赵国良（湖南，民主人士）
李智英（北京，学者）
张重发（贵州，民主人士）
陈永苗（北京，学者）
江 婴（天津，诗人）
田祖湘（贵州，民主人士）
黄志佳（湖北，公务员）
关业波（湖北，公务员）
王望明（湖北，企业主）
高新瑞（湖北，企业家）
宋水泉（湖北，法律工作者）
赵景洲（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温克坚（浙江，学者）
魏文英（云南，教师）
陈惠娟（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陈炎雄（湖北，教师）
段春芳（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善（云南，工程师）
关 敏（湖北，大学教师）
戴元龙（福建，企业主）
余以为 （广东，自由撰稿人）
韩祖荣（福建，企业主)
汪定亮（湖北，律师）
陈青林（北京，人权捍卫者）
钱世顺（广东，企业主）
曾伯炎（四川，作家）
马亚莲（上海，人权捍卫者）
车宏年（山东，自由撰稿人）
秦志刚（山东，电子工程师）
宋翔峰（湖北，教师）
邓复华（湖北，作家）
徐 康（湖北，公务员）
李建强（山东，律师）
李仁兵（北京，律师）
裘美丽（上海，维权人士）
兰志学（北京，律师）
周锦昌（浙江，退休人员）
黄燕明（贵州，民主人士）
刘 巍 （北京，律师）
鄢烈汉（湖北，企业主）
陈德富（贵州，民主人士）
郭用新（湖北，医生）
郭永丰（广东，中国公民监政会发起人）
袁新亭 （广州，编辑）
戚惠民 （浙江，民主人士）
李 宇（四川，采编）
谢福林（湖南，人权捍卫者）
徐 光（浙江，企业主）
野 火 （广东，自由撰稿人）
邹 巍（浙江，维权人士）
萧利彬（浙江，工程师）
高海兵（浙江，民主人士）
田奇庄（河北, 作家）
邓太清（山西，民主人士）
裴鸿信（河北，教师）
徐 民（吉林，法律工作者）
李喜阁（河南，维权人士）
王德邦（北京，作家）
冯秋盛（广东，农民）
侯文豹（安徽，维权人士）
唐吉田（北京，律师）
刘荣超（安徽，农民）
李天翔（河南，工人）
崔玉振（河北，律师）
许茂连（安徽，农民）
翟林华（安徽，教师）
陶晓霞（安徽，农民）
张 望（福建，工人）
黄大川（辽宁，职员）
陈啸原（海南，职员）
张鉴康（陕西，法律工作者）
张星水（北京，律师）
马纲权（北京，律师）
王金祥（湖北，维权人士）
王家英（湖北，企业主）
鄢来云（湖北，企业主）
李小明（湖北，维权人士）
肖水祥（湖北，维权人士）
鄢裕祥（湖北，维权人士）
刘 毅（北京，画家）
张正祥（云南，环保人士）
（共303人）
从儒学热谈当今社会的政治纲常伦理
近数年来，国内掀起了所谓“国学热”，其中大部分是讲儒学的，所以其实也就是儒学热。相信大家都会认为，是国民素质大提高了，居然儒学也让大部分人感到兴趣了，不再是一味探求娱乐了，而我却看到了在背后推动的一只手。在中国，没有这样一只深入每个人的生活、生产活动的手，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推动起来，根本没有任何民间的力量能做到这样的效果。只不过在这一场“儒学热”中，这只手罕有地变成了无形。难道竟然是参考了《国富论》吗？不得而知。
有朋友曾经在我这里留言，称中国用儒家学说治国家是有千年传统的。恐怕这也属于一重“不了解国情了”。儒家学说的治国理念是什么？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一言以蔽之就是仁义之道。哪一位朋友可以指出中国历史上哪一位皇帝是以仁义治理国家的？没有的。
所谓“仁义之道”，四书五经，其实是皇权阶层用来“教化国民”的理论，而不是用来施政的理论。取士的时候，就拿出教统出来了，施政的时候就藏起来了。施政的时候，用的都是法家的理论。这个法家理论，并非今日之法律，而是法家创造出来的统治学说。
那么有什么是要借助儒家学说的呢？大概就是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所谓“中庸之道”了。
所谓君君，就是君主要做一个象样的君主，一个好君主，当然这就是“执政集团”的事情了。那么臣臣呢？讲的就是官员了，要做个好臣子。剩下给我们的，也就是父父子子了。就是说，国民们应该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要管什么国家治理的事情，甚至谈论都不必要，做个好的父亲好的儿子就可以了。
那么中庸之道呢？你见过哪一个行中庸之道的人会提反对意见的？他只剩下唯唯诺诺了。
于是理论就这样成立了，让我们全体国民吃饱了就闷睡，不要理会、讨论、试图参与什么国家治理的“大事”。至于社会如何糜烂不堪，挣腐如何贪渎盛行，裆如何腐败透顶，我们都不要理会，甚至连谈论都不要谈论。被侵犯利益的时候，就走“正途”去上访，不要罢工、游行、示威、静坐，于是就河蟹了，就以民为本了。
在中国，尽管识字的人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大致上还是只要控制了知识分子的大脑，也就控制了全体国民的大脑了。
然而，这是皇朝统治时代的政治伦理纲常，不是当今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伦理纲常了。试图使用这样一些愚民哲学来愚弄大众大概是不可能的了。
二十一世纪是自由、民主、人---权的世纪，是平等的世纪。共和国是全体国民的共和国，不是某个政裆的、挣腐的共和国。
什么是当今应有的政治纲常伦理呢？什么是共和国的政治纲常伦理呢？
简单阐述就是：国家主希、肿理、肿书机、军威主希都是什么？他们全部都是替我们打工的、替我们跑腿的高级打工仔，说白了就是我们的高级狗腿子。剩长、死长就是中级打工仔、狗腿子。我们给他们发工资了，给他们荣华富贵了，他们就应该替我们干活。
干得好了，我们给他们发赏钱，给他们鼓励。干不好，就应该下台滚蛋卷铺盖，就这么简单。
有朋友曾经在我这里留言，称中国用儒家学说治国家是有千年传统的。恐怕这也属于一重“不了解国情了”。儒家学说的治国理念是什么？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一言以蔽之就是仁义之道。哪一位朋友可以指出中国历史上哪一位皇帝是以仁义治理国家的？没有的。
所谓“仁义之道”，四书五经，其实是皇权阶层用来“教化国民”的理论，而不是用来施政的理论。取士的时候，就拿出教统出来了，施政的时候就藏起来了。施政的时候，用的都是法家的理论。这个法家理论，并非今日之法律，而是法家创造出来的统治学说。
那么有什么是要借助儒家学说的呢？大概就是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所谓“中庸之道”了。
所谓君君，就是君主要做一个象样的君主，一个好君主，当然这就是“执政集团”的事情了。那么臣臣呢？讲的就是官员了，要做个好臣子。剩下给我们的，也就是父父子子了。就是说，国民们应该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要管什么国家治理的事情，甚至谈论都不必要，做个好的父亲好的儿子就可以了。
那么中庸之道呢？你见过哪一个行中庸之道的人会提反对意见的？他只剩下唯唯诺诺了。
于是理论就这样成立了，让我们全体国民吃饱了就闷睡，不要理会、讨论、试图参与什么国家治理的“大事”。至于社会如何糜烂不堪，挣腐如何贪渎盛行，裆如何腐败透顶，我们都不要理会，甚至连谈论都不要谈论。被侵犯利益的时候，就走“正途”去上访，不要罢工、游行、示威、静坐，于是就河蟹了，就以民为本了。
在中国，尽管识字的人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大致上还是只要控制了知识分子的大脑，也就控制了全体国民的大脑了。
然而，这是皇朝统治时代的政治伦理纲常，不是当今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伦理纲常了。试图使用这样一些愚民哲学来愚弄大众大概是不可能的了。
二十一世纪是自由、民主、人---权的世纪，是平等的世纪。共和国是全体国民的共和国，不是某个政裆的、挣腐的共和国。
什么是当今应有的政治纲常伦理呢？什么是共和国的政治纲常伦理呢？
简单阐述就是：国家主希、肿理、肿书机、军威主希都是什么？他们全部都是替我们打工的、替我们跑腿的高级打工仔，说白了就是我们的高级狗腿子。剩长、死长就是中级打工仔、狗腿子。我们给他们发工资了，给他们荣华富贵了，他们就应该替我们干活。
干得好了，我们给他们发赏钱，给他们鼓励。干不好，就应该下台滚蛋卷铺盖，就这么简单。
前公安部部长陶驷驹买卖豪宅腐败案
party十五届中央委员、九届人大常务委员、前公安部部长陶驷驹是前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的后台，李纪周是当年厦门远华案主犯赖昌星的后台。在李纪周出事后，陶驷驹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干了一辈子公安工作的陶驷驹手段极为老辣，气焰十分嚣张，一直拒绝交代。他对中纪委副书记何勇说：“没什么大的〔问题〕。要判就判，要杀就杀，我早已有准备。”在陶驷驹“双规”审查期间，中纪委、总参保卫部曾对陶驷驹在京的两所住宅搜查过四次。前三次，包括地板、墙壁都搜过了，但仅搜到了一些“礼品”、“首饰”。第四次采用高科技x光探照器，终于在电视机内抄到陶驷驹的数额巨大的匿名存款单、债券及七万美元等。
在犯罪证据面前，陶驷驹不得不做出了交代和揭发。陶驷驹在任公安部长期间，亲自批准挪用公安部下属经济实体的资金、没收走私货款，自一九九四年至九七年，合计五亿五千万元。用上述款项，在北京、天津、青岛、大连、烟台、苏州、杭州、上海、广州、珠海、深圳、武汉、成都、海口、厦门等十五个城市，购买了三百二十套豪华住宅、别墅。又将这些每幢价值一、两百万元的豪华住宅、别墅，以每幢仅3000至5000元的价格，“卖”给当时国务院领导、各部委领导、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陶驷驹指示收取地方海关查扣没收的走私、贩私、骗出口税等款项共七十多单，金额一亿五千多万元。其中一部分用于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到美、欧、日、澳及香港等地旅游、购物。另一部分，一千七百多万元，购买了三百多块名表〔多属劳力士等名牌〕。再将这些平均每块5万元左右的名表以每块100至5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中央各部的高级干部家属、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
陶驷驹本人拥有四幢住宅、别墅、三块名表、二辆轿车〔一辆敞蓬宝马、一辆日制越野；收受贿赂二百十多万元人民币、不记名债券，七万美元。根据陶驷驹的 交代：公安部党组十一名成员中，有七人〔包括二名副书记〕都收受过现金、债券、轿车、手表、贵重饰物等贿赂。
根据陶驷驹的交代：在李鹏为总理的第八届国务院的各部委办中，只有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国防科工委的领导，没有接受陶驷驹“卖”给的豪华住宅、名表。在国务院领导中，只有朱熔基、钱其琛、迟浩田、罗干等人的夫人没有接受名表。**等人的夫人，都曾以低价从陶驷驹那里“买”过一至二块名表。陶驷驹交代后，这些接受了巨额贿赂的国务院领导、各部委领导、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在得到中纪委的通知后，才将脏物、脏款上交。
高官们上交的财物经清点有：一百二十一幢住宅、别墅，现金四千五百多万元，一百七十多万美元的外币，五百三十多件名贵礼品，二百四十多幅（件）国画、油画、古玩，二百多件名贵装饰品，八十五辆欧、美、日高级轿车、旅行车，十二艘七十吨至一百二十吨的游艇等。其中，十二名副总理级高官上交、上报的非法拥有的资金、财产、礼品，价值达一点七亿元；五十二名省部级高官上交、上报的非法拥有的资金、财产、礼品，价值近四点五亿元；合计六点二亿元。
年11月初，中纪委在人大党组扩大会议上宣布：由于陶驷驹能配合中纪委、检察部门对案件的查办工作，能主动交代、检举中纪委、检察部门尚未掌握的有关重大变相贪污、收贿、腐败事件的内情，陶驷驹在组织的严肃批判、教育下，对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影响性，有较深的认识和悔过，中纪委经研究、讨论，报 party中央批准，同意中纪委的建议：对陶驷驹的问题免予法律起诉、追究；建议party中央停止陶驷驹中央委员的职务，建议人大常委会停止陶驷驹人大常务委员的职务；建议对陶驷驹给予留党察看二年、以观后效的党纪处分。在中纪委的处理决定中，讲了陶驷驹的很多好话，什么配合查办，主动交代、检举，对自己问题有较深的认识和悔过(全部都是假的)。
陶驷驹涉案高达七亿元，不但本人大肆接受贿赂（超过了五百万元的钱，按法律规定，应判死刑。），而且腐蚀了数百名中央和省部级高官及家属、子女，其罪大恶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有人说：“陶驷驹的交代和招供，牵涉部门之广、人员之多、级别之高，堪称‘世界记录’。如果处理，就要伤筋动骨，。”成克杰、胡长青有些傻，他们搞腐败采取单干的方式。陶驷驹很精，他懂得自古以来法不责众的道理。他搞腐败的同时拉很多人下水，要完蛋一起完蛋，否则就都没有事。
作者：康佳垃圾 回复日期：2008-12-3 20:19:07
八月中旬，中共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列席的有人大党组、政协党组、中直机关党委、中组部、中纪委的负责人。*在江泽 民的授意下宣布：
“在‘三讲’中、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能主动、自纠，并做出自我批评、检查，讲清问题的，一律不再追究。如无新的、大的问题发现，或与大的腐败事件有牵连的，一律不翻旧账，不翻已有组织结 论的事件。”其宽松程度到了极点。会议宣布「保」了十二名副总理级高官。九月八日，在另一次会议上，又宣布「保」了五十二名省部级高官。 这一切都发生在对成克杰执行死刑的前夕。
“能主动、自纠，并做出自我批评、检查、讲清总问题 ”，指的是以下九个方面的“主动”：
（一）主动上交超标准的住宅；
（二）主动上交以非正常市场价所得的住宅；
（三）主动上交收受超过一万元以上的现金和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 (言外之意低于可以不用交)
（四）主动上交作为礼金、酬金馈赠的高达一万元或以上的礼品、财物；
（五）主动上交以非正常手续所得、所占有、所借用的名画、古玩 、中外装饰品等；
（六）主动上交在规定享受待遇外的轿车、旅行车、游 艇等；
（七）主动上交经配偶或家属、亲属代本人持有非正常所得资金、 资产等；
（八）主动上交本人和配偶用他人姓名所持有的物业、银行存款等；
（九）主动上报、公开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所拥有的物业、持有的资金及其来源。
中共中央唯恐委曲了党内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又制定了内控的六条“区别对待”政策：
（一）能在党内「三讲」中主动讲清楚，和隐瞒腐败活动、顶风搞腐败要区别；
（二）因人情、人际关系收受钱财，和利用职权、权力关系谋 取、骗取、侵吞钱财的要区别；
（三）收受不当钱财，和为他人或某部门 、集体、单位（公司、私有公司）
谋取、骗取不正常利益作交易的要区别 ；
（四）对利用职权使国家利益严重受损，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有民愤的，
和收受不当 利益，但未造成较大影响，能正确对待、认识的要区别 ；
（五）长期在工作上对国家、对人民有较大贡献的干部受影响收受不当财物，
和长期利用工作职权，为个人、家庭谋私利，情节严重的要区别；
（六）对在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腐败行为，和建国后参加工作的高、中级干部的 腐败行为的处理要区别
在犯罪证据面前，陶驷驹不得不做出了交代和揭发。陶驷驹在任公安部长期间，亲自批准挪用公安部下属经济实体的资金、没收走私货款，自一九九四年至九七年，合计五亿五千万元。用上述款项，在北京、天津、青岛、大连、烟台、苏州、杭州、上海、广州、珠海、深圳、武汉、成都、海口、厦门等十五个城市，购买了三百二十套豪华住宅、别墅。又将这些每幢价值一、两百万元的豪华住宅、别墅，以每幢仅3000至5000元的价格，“卖”给当时国务院领导、各部委领导、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陶驷驹指示收取地方海关查扣没收的走私、贩私、骗出口税等款项共七十多单，金额一亿五千多万元。其中一部分用于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到美、欧、日、澳及香港等地旅游、购物。另一部分，一千七百多万元，购买了三百多块名表〔多属劳力士等名牌〕。再将这些平均每块5万元左右的名表以每块100至5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中央各部的高级干部家属、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
陶驷驹本人拥有四幢住宅、别墅、三块名表、二辆轿车〔一辆敞蓬宝马、一辆日制越野；收受贿赂二百十多万元人民币、不记名债券，七万美元。根据陶驷驹的 交代：公安部党组十一名成员中，有七人〔包括二名副书记〕都收受过现金、债券、轿车、手表、贵重饰物等贿赂。
根据陶驷驹的交代：在李鹏为总理的第八届国务院的各部委办中，只有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国防科工委的领导，没有接受陶驷驹“卖”给的豪华住宅、名表。在国务院领导中，只有朱熔基、钱其琛、迟浩田、罗干等人的夫人没有接受名表。**等人的夫人，都曾以低价从陶驷驹那里“买”过一至二块名表。陶驷驹交代后，这些接受了巨额贿赂的国务院领导、各部委领导、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在得到中纪委的通知后，才将脏物、脏款上交。
高官们上交的财物经清点有：一百二十一幢住宅、别墅，现金四千五百多万元，一百七十多万美元的外币，五百三十多件名贵礼品，二百四十多幅（件）国画、油画、古玩，二百多件名贵装饰品，八十五辆欧、美、日高级轿车、旅行车，十二艘七十吨至一百二十吨的游艇等。其中，十二名副总理级高官上交、上报的非法拥有的资金、财产、礼品，价值达一点七亿元；五十二名省部级高官上交、上报的非法拥有的资金、财产、礼品，价值近四点五亿元；合计六点二亿元。
年11月初，中纪委在人大党组扩大会议上宣布：由于陶驷驹能配合中纪委、检察部门对案件的查办工作，能主动交代、检举中纪委、检察部门尚未掌握的有关重大变相贪污、收贿、腐败事件的内情，陶驷驹在组织的严肃批判、教育下，对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影响性，有较深的认识和悔过，中纪委经研究、讨论，报 party中央批准，同意中纪委的建议：对陶驷驹的问题免予法律起诉、追究；建议party中央停止陶驷驹中央委员的职务，建议人大常委会停止陶驷驹人大常务委员的职务；建议对陶驷驹给予留党察看二年、以观后效的党纪处分。在中纪委的处理决定中，讲了陶驷驹的很多好话，什么配合查办，主动交代、检举，对自己问题有较深的认识和悔过(全部都是假的)。
陶驷驹涉案高达七亿元，不但本人大肆接受贿赂（超过了五百万元的钱，按法律规定，应判死刑。），而且腐蚀了数百名中央和省部级高官及家属、子女，其罪大恶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有人说：“陶驷驹的交代和招供，牵涉部门之广、人员之多、级别之高，堪称‘世界记录’。如果处理，就要伤筋动骨，。”成克杰、胡长青有些傻，他们搞腐败采取单干的方式。陶驷驹很精，他懂得自古以来法不责众的道理。他搞腐败的同时拉很多人下水，要完蛋一起完蛋，否则就都没有事。
作者：康佳垃圾 回复日期：2008-12-3 20:19:07
八月中旬，中共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列席的有人大党组、政协党组、中直机关党委、中组部、中纪委的负责人。*在江泽 民的授意下宣布：
“在‘三讲’中、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能主动、自纠，并做出自我批评、检查，讲清问题的，一律不再追究。如无新的、大的问题发现，或与大的腐败事件有牵连的，一律不翻旧账，不翻已有组织结 论的事件。”其宽松程度到了极点。会议宣布「保」了十二名副总理级高官。九月八日，在另一次会议上，又宣布「保」了五十二名省部级高官。 这一切都发生在对成克杰执行死刑的前夕。
“能主动、自纠，并做出自我批评、检查、讲清总问题 ”，指的是以下九个方面的“主动”：
（一）主动上交超标准的住宅；
（二）主动上交以非正常市场价所得的住宅；
（三）主动上交收受超过一万元以上的现金和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 (言外之意低于可以不用交)
（四）主动上交作为礼金、酬金馈赠的高达一万元或以上的礼品、财物；
（五）主动上交以非正常手续所得、所占有、所借用的名画、古玩 、中外装饰品等；
（六）主动上交在规定享受待遇外的轿车、旅行车、游 艇等；
（七）主动上交经配偶或家属、亲属代本人持有非正常所得资金、 资产等；
（八）主动上交本人和配偶用他人姓名所持有的物业、银行存款等；
（九）主动上报、公开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所拥有的物业、持有的资金及其来源。
中共中央唯恐委曲了党内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又制定了内控的六条“区别对待”政策：
（一）能在党内「三讲」中主动讲清楚，和隐瞒腐败活动、顶风搞腐败要区别；
（二）因人情、人际关系收受钱财，和利用职权、权力关系谋 取、骗取、侵吞钱财的要区别；
（三）收受不当钱财，和为他人或某部门 、集体、单位（公司、私有公司）
谋取、骗取不正常利益作交易的要区别 ；
（四）对利用职权使国家利益严重受损，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有民愤的，
和收受不当 利益，但未造成较大影响，能正确对待、认识的要区别 ；
（五）长期在工作上对国家、对人民有较大贡献的干部受影响收受不当财物，
和长期利用工作职权，为个人、家庭谋私利，情节严重的要区别；
（六）对在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腐败行为，和建国后参加工作的高、中级干部的 腐败行为的处理要区别
中国2008年连续第10年成为全球囚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维权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透露，目前全球被囚禁的记者中，网络记者人数最多。
同时，中国也连续第10年成为全球囚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的年度全球被囚禁记者统计报道称，截至12月1日，世界各地共有125名记者遭囚禁，比去年少2人。
报告指出，在所有遭囚禁的记者中，有56人是网络记者，其中包括博客作家、网络记者和编辑。
这是被囚禁的网络记者首次超过传统传媒记者。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其余的被囚禁媒体人士包括电视和广播记者以及纪录片制作人等。
报告称，中国2008年连续第10年成为全球囚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古巴、缅甸、厄立特里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紧随其后。
中国目前共有28名记者遭囚禁，其中24人是网络写手。其中包括被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判刑3年半的中国维权人士胡佳。
同时，中国也连续第10年成为全球囚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的年度全球被囚禁记者统计报道称，截至12月1日，世界各地共有125名记者遭囚禁，比去年少2人。
报告指出，在所有遭囚禁的记者中，有56人是网络记者，其中包括博客作家、网络记者和编辑。
这是被囚禁的网络记者首次超过传统传媒记者。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其余的被囚禁媒体人士包括电视和广播记者以及纪录片制作人等。
报告称，中国2008年连续第10年成为全球囚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古巴、缅甸、厄立特里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紧随其后。
中国目前共有28名记者遭囚禁，其中24人是网络写手。其中包括被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判刑3年半的中国维权人士胡佳。
2009年3月4日星期三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沙叶新
作者的话：这篇文章是我政治文化系列的第四篇，准备近三年，今年6月动笔，历时三个月，直至9月1号写出初稿，然后分发给10位朋友征求意见。最近才得空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大力削减篇幅，将初稿的2万2千字，删减为现在的1万6千字。原有的框架和主要观点保留原样，未作改动。只是在结尾处加入了朋友的两点看法，在此表示谢意。
一、盛世，还是乱局？
在公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18日，对重庆市万州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来，千年古城的每年这一天，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兴。可到了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样了，这座风光旖旎的江城，风云突变，龙吟虎啸，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省的事变。这天下午1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担碰到背后的一位妇女曾庆容，曾庆容随即上前打了余继奎一记耳光，继而其夫胡宗权又夺过扁担连续殴打余继奎的双腿，意在断了这个挑夫的生路。路人实在看不下去，劝其莫打。但胡桀骜不驯，说：“我是房地局的局长，打死他也不过赔20万！”周围群众一听胡是局长，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溅入汽油桶，立即烈焰冲天，将胡、曾夫妇团团围在众人的怒火中，一时交通为之阻塞。
不久，警方到场。警员只简单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未给说法，未予公断，就强行驱散民众，将“局长”夫妇保护性地带上警车，绝尘而去。民众认为这是官官相护，愈加愤怒。于是人群越聚越多，外电报道约有三四万人，一拥而去包围区政府大楼，高呼口号，示威抗议，要求交出打人凶手，给予严惩。警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慌乱之中，立即组成人墙，阻止人群冲击政府。示威民众用砖头瓦块砸向政府大楼，并且推倒和焚烧数辆警车。事态甚为严重。万州区委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前线指挥部，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部门随即抽调大批警员，保护党政机关及重要场所。稍后，重庆市委书记以及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万州区委书记也分别接令火速赶至万州。
当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发表电视讲话，承诺一定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入夜，当局开始清场，数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驱散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事态逐渐得以平息。
官方媒体对此事件只作低调报道，并称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对官方的统计，民众早会折算，有道是：“报道好事，要打对折听；报道坏事，要加十倍算。”如果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何必动用“数千防暴警察”？以至当地警力不足，还紧急从周边县市调派军警？如果积聚的民众只有“千余人”，怎会定性为 “突发性大规模群体事件”？
但凡国内出现大小民变和骚乱，当局都说民众“不明真相”。上一世纪后30年，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两次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动乱，也说广大群众“不明真相”。可毛泽东谆谆教导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么一出现群体动乱，群众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实民众是心知肚明，只是当局在掩盖真相，掩盖“官民冲突”的真相，害怕民变所透露的国不泰民不安会有损“盛世”形象。
万州民变闹得如此之大，起因则甚小，路人无意相碰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国任何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城镇，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而且绝大部分都无需民警调解，便会自行平息。可是万州的这样的小事何以会演变为非动用数千军警才得以平息的民变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胡宗权他自称是“房地局长”，是 “官”！于是平时郁结于胸的对“官”的愤懑就爆发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权并非房地局长，据警方调查宣称，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个水果市场管理员，而且还是个临时的。这真是讽刺喜剧！如果当初他不假冒局长，绝不会酿成后来那么大的乱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终于使得由此所引发的乱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变为深刻的官民冲突；包围政府、焚烧警车所发泄的也已不再是对胡宗权这一个“官员”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仇恨了！
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万州民变之后，同年十月底，四川汉源也发生了因政府修建电站，淹没农田，而克扣赔款，补偿不公所引发的十几万人的大规模骚乱。在这此以后，全国各地越来越乱，势头也越来越猛。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6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
2001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参加由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作家和报人所组成的江西“红土地采风团”。数天来，经南昌、叶坪、瑞金等“红色根据地”，一路接受“红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后来到赣州。28日下午，我在赣州古城外，见有很多小摊，便与一书摊的摊主聊天，我说：“你下岗了？”他马上说：“什么下岗？失业！”我说：“生意好吗？”他说：“好什么！这个地方能有什么生意？城里不让摆，见到就没收，只好到城外摆；城外还缴税，一个摊位两块钱，共产党税多，都给贪官发奖金了！”他还说他有一邻居也失业，去年年终家中穷得只有咸菜，没法过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时另一摊主愤愤的插话说：“现在就缺陈胜吴广了！”
我一听大为震惊，虽然这句话在此以前也听过，但都是听别人转述，而转述者也是听别人所说；这次我却是亲耳听到，是在“红色根据地”听到，是在数十年前出过共产党所领导陈胜吴广（红军）的地方听到；而且是面对面地听很可能是未来的陈胜吴广中的一员亲口所说，这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长久的；每当想起 “现在就缺陈胜吴广”这句话，我就感慨万千，惴惴不安，因为我绝不希望中国再出现陈胜吴广，绝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时代的倒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历史恶的循环而不是善的更迭！
我不知道中国的官员是否也曾像我一样亲耳听到民众亲口说出的这句话；如果听到，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是否知道中国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他们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何等紧张？
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
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二、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 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集团化
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 “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 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
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 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
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党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６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三、贪官的品性低下、肮脏！
贪污为了什么？贪污就是为了腐化！贪官几乎无一不在酒池肉林里餍足吃喝玩乐，在纸醉金迷中消受声色犬马。因为靠的是权势，无所畏惧；用的是黑钱，无需成本，所以骄奢无以复加，淫辟登峰造极，人格低下到最底线！
吃。如河北贪官李真所言，至少4000元一席，这还是几年前的规格。如今早已不是大吃大喝，而是猛吃猛喝：一顿饭，不上万，面子太难看。鸡鸭鱼肉赶下台，乌龟王八爬上来；生猛海鲜不新鲜，少了鱼翅没档次。而今万元一席大菜也成小菜一碟，视为最低消费，南方的一席黄金宴价格高达99999元，某些地区甚至还从日本引进“女体盛”，那更是吓人的天价！食色性也，日本的“女体盛”使得“食色”二者合为一体，既大饱口福，又大饱眼福；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美其名和日本国际接轨。商家的生意经和官家的政治口号，也合而为一，相得益彰。
中国人素来好吃，贪官更是老饕，所以贪官少有不脑满肠肥的，都是吃的。那便便的大腹，老百姓不叫“啤酒肚”，干脆称之为“腐化肚”。大官吃，已经不是新闻；小官也吃，穷地方的小官更吃。越吃越穷，越穷越吃。银川同兴县，我是去过的，此地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富裕，可自1998年以来，该县邮政局在当地鸿雁宾馆定点欠账请吃招待，打下白条1932张，装满15个牛皮袋，拖欠金额26万元。
那稍稍富裕的一些地方呢？也照样吃，也照样能吃穷。据新华网报道，陕西干县王村镇大王村原是咸阳市命名的“小康村”，近年来村干部吃喝挥霍，举凡村中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老人寿诞、新房落成无一不大吃，大王村的干部成了吃的“大王”，就这么吃、吃、吃、吃……8年间村干部集体吃了1999次， 2000年的7月29日这一天竟吃了6顿。这八年就硬是把一个“小康村”吃空了！整个中国尚未到达“小康”水平，如果全国贪官张开大口也像大王村这样吃法，也迟早会把中国吃空！
喝。民谚说：“贪官不怕喝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贪官们喝的是什么酒呢？外国名酒轩尼诗、人头马，中国名酒茅台、五粮液，在贪官的眼中也已等闲视之，行贿者进贡的这些中外名酒和其他高档补品在贪官家中已堆积如山，成了超市。在某饭局上，一位原是贪官的秘书与我邻座，我问他的前领导喝的最昂贵的酒是不是路易十四。此秘书说：“你土了吧？他们现在最喜欢喝饮料。”“可乐、雪碧、桔子汁？”“不，天然饮料。”“什么天然饮料？”“你真的不懂？”“真的不懂！”“人奶！”“啊！”“而且不要瓶装的，要原装的，要新鲜的，要现吸的……”“真的？”“我说你土得掉渣了吧！”我苦思：是我土得掉渣了，还是整个社会烂成污泥了？
玩。玩什么？老百姓说：“玩山玩水，玩出国游；玩赌玩车，玩保龄球。”其实贪官们早就与时俱进，不玩保龄球，而是玩高尔夫了。原云南省长，大贪官李嘉廷就说过：“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网球、打高尔夫。”有一民间传说：甲贪官老婆问乙贪官老婆：“这高尔夫是啥玩意儿？”“高尔夫就是提高你丈夫”“提高个啥呀？”“品味呗！”“啥品味哟，不就是打洞嘛，晚上打洞，咋白天还要打洞呢？”民间讽刺的不是高尔夫球，讽刺的是贪官。高尔夫如今风行全国官场，连村官也学时髦，赤着膊，戴草帽，挖个洞，拿着竹竿把球往洞里打。上有所好呀！
赌。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提出，中国每年约有6000亿元人民币流向港、澳、越南、老挝及俄罗斯等地的赌场和赛马场。 1998年2月至1999年6月间，沈阳原市长大贪官马向东，到香港、澳门等地豪赌十余次，将400多万人民币挥霍殆尽。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原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挪用公款300多万元人民币到境外赌博，也是挥霍一空。这只是随手所举的两个例子。一业内人士分析：华人一年输在赌场的钱约1600亿人民币，其中至少30％--500多亿人民币是大陆官员（当然是贪官）输掉的赌资。500多亿呀，这些都是真正的“人民币”--“人民的币”呀，是亿万工农大众、知识分子以辛勤的汗水、以诚实的劳动挣出来的钱，可都被贪官污吏侵吞了、掠夺了！
色。贪官大多是色鬼淫棍，他们什么都不强，就是性欲最强。记得两年前就有报道说，80%的贪官有情妇，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又有人指出95％以上的贪官都有“情妇”，上升了15个百分点了。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号称金陵“奶王”，既是奶业集团的“奶王”，也是“包二奶”的“奶王”。他说：“像我这样级别（副厅级）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海南省临高县在原县委书记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包养小蜜，并公然带在身边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以致在当地的官场纷纷以没蜜为耻，以多蜜为荣，相互攀比炫耀。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也证实官场的情色风之盛，她说：“我跟李嘉廷一起出去玩，看到不少领导干部都带女人来，那些女人大多像我一样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扬子晚报》报道，江苏省供销社原主任周秀德，自1989年至2001年，任职12年，贪污近千万，在这12年里，他记下14本“性日记”，详尽记录他与上百个女人的性事：女人姓名、通奸的时间地点以及自己的性感受等等，应有尽有，绘“性”绘色。每年还进行“年终总结”，统计当年通奸的人次。更离奇和恶心的是海南省纺工厅原副厅长李庆普，迹近变态，竟在保险柜里“珍藏”他嫖过的236个妓女的阴毛……
“审丑”多了，不但会“审丑疲劳”，还会恶心。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抖落这些贪官的丑恶事，实在是因为两性关系最能呈现一个人道德水准。以上种种案例无一不凸显中国贪官的人品低下，灵魂肮脏。如果说“十官九贪”有所夸大，那说“十贪九色”可以定论。老百姓早就说贪官除“工资基本不用”之外，还有一条就是“老婆基本不动”，可见“中国贪官的特色”就是“特别好色”！
最难容忍的、也最荒唐的是一些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权，安插自己的姘妇、小蜜当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泡上一20岁女子。他对她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一把手。”不久，他的这位“小乖乖”果然当上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湖北省原荆门市市委书记焦俊贤，他的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焦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培养”的“干部苗子”，伪造正式党员、正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等假档案，于是“三陪女”就成了该市开发区的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这简直是天下奇！
千万不要以为贪官栽培姘妇仅是小城镇或地县级的把戏，以为他们如此荒唐是因为天高皇帝远，才如此大胆。其实离开“皇帝”并不远的省部级或直辖市的大贪官也如此。以前有过一个内部规定，当官当到了一定级别，只要政治上对“皇帝”忠诚，这些事情都可以不予追究；除非在政治斗争中落马，这些丑事才会当作炮弹抛出来。
外国的官员也好色，外国的贪官也有情妇，但他们把公权力和私生活分的很清，尤其是民主国家，万万不敢滥用手中权力为情人谋私利，绝不敢给她们安排一官半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但他却有三个情人--两任女秘书和一位挪威公主。但是罗斯福始终未提拔她们当个市委书记或人大主任，克林顿也没有把莱温斯基从“拉链门”安插到部长衙门，去当个什么部长。只有中国才有这类奇事！
说到此处，需要为“情人”正名。男女之间相互有情，才可称之为“情人”。说中国贪官有情人，那是对“情人”一词的玷污。中国的贪官只有“二奶”、“小蜜”、“姘头”、“性伴”。他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他们只是一方以金钱和地位，一方以美貌和肉体进行的赤裸交易。他们只是“性侣”，不是“情侣”。如果真的有情，试问：他们双方，不论哪方败露，有谁为对方“殉情”的？“二奶”没有，“二爷”也没有为包养他的女贪官殉情的，都没有。他们只会立即摆脱干系，相互揭发。他们连中国古代的某些嫖客和妓女都不如，更不要说和钱谦益、柳如是，和冒辟疆、董小宛这些古代的情男、情女相比了！
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79年我和两个朋友创作了《假如我是真的》，这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也可能以前的戏剧都是歌功颂德的，而这部却是首次揭露疮疤的，所以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中央还为此在北京专门召开创作座谈会。其实此剧是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编写的，揭露的仅是干部要求掉换大一点的房子，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调回上海之类的小事，结果被认为是给共产党抹黑，遭到禁演。
事实上谁也不能给共产党抹黑；能够给共产党抹黑的，只有共产党自己。25年过去了，共产党虽然有能力禁止这出戏，但却禁止不住越演越烈的特权和腐败。
1985年，没想到我也当了官，当了正处级干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上任伊始，我便提出我不分管最有实权的人事和财务，只管艺术。我还告诫自己：清清白白地上台，不带污点地下台。没想到我诚惶诚恐地干了四年，还要我再干四年。不干不行，逼着你干，没办法，于是印了张名片，上面特地写明： “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主席、某某顾问、某某教授、某某理事--都是挂名的。”以昭示我继续当院长的被迫。八年干下来，真担心在众人皆醉的官场里，我是否还能保持清醒；真真担心再这么干下去，我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贪官。于是我再次辞职，终于获准。有人说我傻，说我再干下去，有好处，会升官。我说：“尚憎驽恋栈，肯羡鹤乘车？”这八年，我虽然做错过一些事，得罪过一些人，但让我欣慰的是，我没收过一份礼，没贪过一分钱，谢天谢地！不过，如果再干下去，尤其是干到现在，那就很难说了……人是会变的，包括我。
正因为我写过《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而且被禁，所以我很早就比较关注中国的吏治状况，说得好听一点是关注党风廉政建设。正因为我当过八年官，而且并不恋栈，所以我对中国的官场就有比较感性的认识，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力不胜任的我有勇气、才使得忧国如家的我有责任来写这篇《“腐败”文化》。
在前面三章，我“野心勃勃”地试图勾勒当代中国的腐败全景。“勾勒”之后才深感我的不自量力。这个“力”还包括“想象力”。因为当代中国的腐败，是全社会的，是各方面的，是极疯狂的，是无底线的，是难理喻的，是超想象的；当代中国的腐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具有这样超凡的想象力。如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给阿姨送红包，你能想象得到吗？在当代中国，在机关、在银行、在军队、在课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场、在大街、在小巷……24小时，任何角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腐败。腐败就在你眼前，腐败就在你身旁，腐败就在你不会怀疑之处，腐败也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行为准则，成为了生活方式，成为了政治制度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以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
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光靠花拳绣腿是绝对打不倒的。须知，中国的官员太会做表面文章。中央不是要反腐吗？好呀，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便带领100多位科级党员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真亏想的出！
扬州市呢？要廉政吗？好呀，他们就在寸土黄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广场”，占地数千平方米，以“清恪”命名，取“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之意，以此来表示他们拒腐的决心。造个广场表决心，有用吗？
江都市另有一招，为了“把家庭建成一个反腐倡廉的坚强堡垒”，他们让全市1000多名主要官员的夫人在家里经常“审问”丈夫几个问题：“在外吃喝时，是否属于违纪吃请；带回高档礼品时，来源是否正当；拿回大额现金时，是否不义之财；深夜未归时，是否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把当官的丈夫当孩子呀！
长沙市也闻风而动，在全市开展“廉政歌曲进歌厅”活动，市纪委不但向各政府部门发放“廉政歌曲”光碟，还向全市一些歌厅、舞厅、KTV等演艺场所免费赠送，让全市大树荣辱观，大唱正气歌。这真的是表演了！
更搞笑的是，一些地区甚至还号召购买或免费发放“廉政台历”、“反腐扑克”，以及“永不沾牌不沾锅”，“手莫伸牌保险柜”……唉，多少人假反腐之名搞这些低智商、高笑料的事情呀！可我笑不出，我觉得可悲。
中央政府为了反腐制定和颁布了无数个文件、指示、条例、规定，甚至连吃请只能四菜一汤、男领导不可用女秘书这样的细微末节都规定了，但都给各个地方政府“演艺化”了，不问作用，只问作秀。这也说明中央的种种文件、条例也确实作用不大。
学习“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有无作用呢？对贪官而言，毫无作用！中国的贪官都是两面人，巧言令色，口是心非。东北贪官沈阳原市长慕绥新，在位时的口头禅是：“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好像在唱他家乡的二人转。重庆贪官原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也极擅言辞，他说：“要发扬草鞋精神，做一个草鞋公仆。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过上好日子，我宁愿自己永远地穿草鞋……”真不愧是宣传部长！广西原省长成克杰当年说：“想到广西还有 700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当年还真的有人为他的这句话感动流泪。这些贪官在做报告、在表态时，在他们这些豪言壮语和煽情台词中，毫无例外地都有“三个代表”、“先进性”等流行用语充斥其中，他们可以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也不错地熟练地加以引用，加以发挥，以示他们自己就代表着先进，绝不会腐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在今年7月13日担任宝山区副区长，25日又“当选”为区长，在他的施政演说中就当令及时地出现了如今最时新的政治口号--“八耻八荣”了。可他8月22日上午还在宝山区主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下午就因自己的“耻”而被“双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对政治思想工作、学习“三个代表”“八耻八荣”的嘲弄。嘲弄者为谁？是这些贪官们！
为什么用了几十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法宝如今不灵了？这是因为共产党发生了变化，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革命年代，需要忠诚无私、需要铁的纪律、需要统一意志、需要洗脑教化。那时的意识形态确实可以发挥“团结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如今是执政党了，需要科学执政、需要民主执政、需要依法执政。科学、民主、法律的作用大大超过意识形态。以前需要思想原则，如今需要办事规则；以前需要上下服从，如今需要相互合作；以前需要牺牲自己，如今需要公私两利；以前是理想维系着党员队伍，如今是利益才能使党员聚合。明乎此，就可以知道“三个代表”和“八耻八荣”对这些贪官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了。
窃以为，反腐之所以越反越腐，一是在于打击力度不力，重拳出击不重。何谓力？深入入虎穴谓之力；何谓重？击中要害谓之重。以前虽然也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大多是狼窝，并非虎穴。虎穴在何处？上海！
上海在中国的政治地图上绝对是半壁江山，加上它特殊的背景和文革的历史，真是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贡献甚巨，但奇怪的是，上海的官场好像洁净无比。全国各地不时爆出大案，揪出巨贪，唯独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好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清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全国的江河都发臭，黄浦江能干净吗？可信吗？其实中央也不相信，三年前，中央就曾派大员来查过，查出周正毅这一大案，但盖子刚揭开，即捂住。这么大一个案子，好像只有周一人单独作案，没后台，没同案，结果，周只判三年，便敷衍过去。最不可思议的是与此案有关的原告律师郑恩宠，也判了三年，好像各打五十板，打了个平手。其实是在包庇，更是在示威，传达出的信息是：上海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谁也别想动！
等了三年，闻道上海父老，常北望，翠葆霓旌，终于等到了中央空降天兵200多人，深入上海虎穴来了。朝野震惊，世界瞩目。不到两个月，从社保局长祝均一直到宝山区长秦裕，已有数位官员被锁定调查，而且三年前的周正毅一案，又被遭遇不公的拆迁户重新提起，纷纷上访。观察家们议论，认为北京再次下定决心要揭上海的盖子了。但结局尚不得知，还需看最后的较量。
上海是一个虎穴，还有一个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吓一跳，说我胆敢怀疑政治局？我说，为何不能怀疑政治局？他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我说，为什么不能说？闻一多有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如果一句话能点起反腐的正义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祸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国总要有人说话，哪怕五千年都没有说破，如今也要说；如果不说，谁能猜得透火山的缄默？如果火山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祸，而是国家之祸，是民族之祸，是苍生之祸！
中央领导，中央文件早已表明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如有问题，公民都有权利举报，被举报者都必须接受调查。胡锦涛总书记自己也说，反腐监督可以从他开始。况且这么多年来，对政治局某些成员的举报一直不断。中央应该有个说明，有个回答。遗憾的是至今还没个交代。
要做到真正的彻底的反腐败，仅仅依靠中央纪委的重拳出击还是不行，那是钦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爷的遗绪，它执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序的法外之法，而且各级纪委还要接受同一级别的党委领导，并无独立性。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对付贪赃枉法者，也只能暂时用这“善”的“非法”来对付贪官们的“恶”的“非法”，这是目前万不得已的暂行之法。虽然这样也能反出一些腐败分子，但是绝不可能彻底；而最大的腐败分子，不但不会反，还会因妥协而加以保护！
当今的腐败根源是制度腐败，在这高腐的制度之下，不腐败也难，从这个角度说，腐败分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正因为不腐败也难，大家都腐败，所以很多地方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败。
腐败是这个政权的执政基础。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其实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国才是实情。当腐败的程度能让各级官员满意而又不让百姓太不满意时，便是这个政权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个理想状态、这个平衡被打破，就将危及政权本身，这才有了所谓的“反腐”。所以在极权体制下的“反腐”，并非要“根治腐败”，只是要把腐败控制在广大民众尚能够忍受的程度。
要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真不在于打击力度的大小，而在于改变极权体制，在于：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主人”监督“公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也才不至于陷于这样一种权力斗争的怪圈：总是当今的天子，揪出前朝的奸臣；下一任天子，也依然如此，始终逃不出这可怕的周期率。而且贪官们被揪出之后，毫无申诉权利，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人民看到只是贪官们态度极好的认罪书，看不到他们真正的辩护词。这都给以后留下隐患：我上台，我整你；他上台，他整我，很难真正整出铁案，不是权力之争，便是丢卒保车。若不进行已经迫不及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别说反腐，就是建立和谐社会也可能是心虽好却办不成的空话。
以上这些道理在当今世界，在信息时代，早已是一般常识，根本不必再费唇舌去解说，不必再著书立说去论证。这也是早被民主和进步国家认同并在实行着的普适法则。我相信当今的中央领导并非不懂，也许因为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也许担心混乱，需要时机；也许考虑利弊取舍，举棋不定；也许意见尚未统一，党内纷争。凡此种种，致使至一时尚无法开创新政。只要坚持开创，可以等待；如果拒绝开创，将是灾难。因为拒绝民主政治，不但会孳生腐败，而且拒绝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政治腐败。当今中国因腐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败到烂掉了，才有变化，那将是又一次浩劫！我突然想到赣州城外关于陈胜吴广的对话……
一、盛世，还是乱局？
在公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18日，对重庆市万州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来，千年古城的每年这一天，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兴。可到了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样了，这座风光旖旎的江城，风云突变，龙吟虎啸，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省的事变。这天下午1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担碰到背后的一位妇女曾庆容，曾庆容随即上前打了余继奎一记耳光，继而其夫胡宗权又夺过扁担连续殴打余继奎的双腿，意在断了这个挑夫的生路。路人实在看不下去，劝其莫打。但胡桀骜不驯，说：“我是房地局的局长，打死他也不过赔20万！”周围群众一听胡是局长，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溅入汽油桶，立即烈焰冲天，将胡、曾夫妇团团围在众人的怒火中，一时交通为之阻塞。
不久，警方到场。警员只简单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未给说法，未予公断，就强行驱散民众，将“局长”夫妇保护性地带上警车，绝尘而去。民众认为这是官官相护，愈加愤怒。于是人群越聚越多，外电报道约有三四万人，一拥而去包围区政府大楼，高呼口号，示威抗议，要求交出打人凶手，给予严惩。警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慌乱之中，立即组成人墙，阻止人群冲击政府。示威民众用砖头瓦块砸向政府大楼，并且推倒和焚烧数辆警车。事态甚为严重。万州区委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前线指挥部，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部门随即抽调大批警员，保护党政机关及重要场所。稍后，重庆市委书记以及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万州区委书记也分别接令火速赶至万州。
当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发表电视讲话，承诺一定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入夜，当局开始清场，数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驱散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事态逐渐得以平息。
官方媒体对此事件只作低调报道，并称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对官方的统计，民众早会折算，有道是：“报道好事，要打对折听；报道坏事，要加十倍算。”如果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何必动用“数千防暴警察”？以至当地警力不足，还紧急从周边县市调派军警？如果积聚的民众只有“千余人”，怎会定性为 “突发性大规模群体事件”？
但凡国内出现大小民变和骚乱，当局都说民众“不明真相”。上一世纪后30年，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两次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动乱，也说广大群众“不明真相”。可毛泽东谆谆教导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么一出现群体动乱，群众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实民众是心知肚明，只是当局在掩盖真相，掩盖“官民冲突”的真相，害怕民变所透露的国不泰民不安会有损“盛世”形象。
万州民变闹得如此之大，起因则甚小，路人无意相碰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国任何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城镇，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而且绝大部分都无需民警调解，便会自行平息。可是万州的这样的小事何以会演变为非动用数千军警才得以平息的民变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胡宗权他自称是“房地局长”，是 “官”！于是平时郁结于胸的对“官”的愤懑就爆发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权并非房地局长，据警方调查宣称，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个水果市场管理员，而且还是个临时的。这真是讽刺喜剧！如果当初他不假冒局长，绝不会酿成后来那么大的乱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终于使得由此所引发的乱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变为深刻的官民冲突；包围政府、焚烧警车所发泄的也已不再是对胡宗权这一个“官员”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仇恨了！
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万州民变之后，同年十月底，四川汉源也发生了因政府修建电站，淹没农田，而克扣赔款，补偿不公所引发的十几万人的大规模骚乱。在这此以后，全国各地越来越乱，势头也越来越猛。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6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
2001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参加由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作家和报人所组成的江西“红土地采风团”。数天来，经南昌、叶坪、瑞金等“红色根据地”，一路接受“红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后来到赣州。28日下午，我在赣州古城外，见有很多小摊，便与一书摊的摊主聊天，我说：“你下岗了？”他马上说：“什么下岗？失业！”我说：“生意好吗？”他说：“好什么！这个地方能有什么生意？城里不让摆，见到就没收，只好到城外摆；城外还缴税，一个摊位两块钱，共产党税多，都给贪官发奖金了！”他还说他有一邻居也失业，去年年终家中穷得只有咸菜，没法过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时另一摊主愤愤的插话说：“现在就缺陈胜吴广了！”
我一听大为震惊，虽然这句话在此以前也听过，但都是听别人转述，而转述者也是听别人所说；这次我却是亲耳听到，是在“红色根据地”听到，是在数十年前出过共产党所领导陈胜吴广（红军）的地方听到；而且是面对面地听很可能是未来的陈胜吴广中的一员亲口所说，这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长久的；每当想起 “现在就缺陈胜吴广”这句话，我就感慨万千，惴惴不安，因为我绝不希望中国再出现陈胜吴广，绝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时代的倒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历史恶的循环而不是善的更迭！
我不知道中国的官员是否也曾像我一样亲耳听到民众亲口说出的这句话；如果听到，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是否知道中国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他们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何等紧张？
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
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二、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 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集团化
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 “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 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
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 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
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党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６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三、贪官的品性低下、肮脏！
贪污为了什么？贪污就是为了腐化！贪官几乎无一不在酒池肉林里餍足吃喝玩乐，在纸醉金迷中消受声色犬马。因为靠的是权势，无所畏惧；用的是黑钱，无需成本，所以骄奢无以复加，淫辟登峰造极，人格低下到最底线！
吃。如河北贪官李真所言，至少4000元一席，这还是几年前的规格。如今早已不是大吃大喝，而是猛吃猛喝：一顿饭，不上万，面子太难看。鸡鸭鱼肉赶下台，乌龟王八爬上来；生猛海鲜不新鲜，少了鱼翅没档次。而今万元一席大菜也成小菜一碟，视为最低消费，南方的一席黄金宴价格高达99999元，某些地区甚至还从日本引进“女体盛”，那更是吓人的天价！食色性也，日本的“女体盛”使得“食色”二者合为一体，既大饱口福，又大饱眼福；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美其名和日本国际接轨。商家的生意经和官家的政治口号，也合而为一，相得益彰。
中国人素来好吃，贪官更是老饕，所以贪官少有不脑满肠肥的，都是吃的。那便便的大腹，老百姓不叫“啤酒肚”，干脆称之为“腐化肚”。大官吃，已经不是新闻；小官也吃，穷地方的小官更吃。越吃越穷，越穷越吃。银川同兴县，我是去过的，此地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富裕，可自1998年以来，该县邮政局在当地鸿雁宾馆定点欠账请吃招待，打下白条1932张，装满15个牛皮袋，拖欠金额26万元。
那稍稍富裕的一些地方呢？也照样吃，也照样能吃穷。据新华网报道，陕西干县王村镇大王村原是咸阳市命名的“小康村”，近年来村干部吃喝挥霍，举凡村中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老人寿诞、新房落成无一不大吃，大王村的干部成了吃的“大王”，就这么吃、吃、吃、吃……8年间村干部集体吃了1999次， 2000年的7月29日这一天竟吃了6顿。这八年就硬是把一个“小康村”吃空了！整个中国尚未到达“小康”水平，如果全国贪官张开大口也像大王村这样吃法，也迟早会把中国吃空！
喝。民谚说：“贪官不怕喝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贪官们喝的是什么酒呢？外国名酒轩尼诗、人头马，中国名酒茅台、五粮液，在贪官的眼中也已等闲视之，行贿者进贡的这些中外名酒和其他高档补品在贪官家中已堆积如山，成了超市。在某饭局上，一位原是贪官的秘书与我邻座，我问他的前领导喝的最昂贵的酒是不是路易十四。此秘书说：“你土了吧？他们现在最喜欢喝饮料。”“可乐、雪碧、桔子汁？”“不，天然饮料。”“什么天然饮料？”“你真的不懂？”“真的不懂！”“人奶！”“啊！”“而且不要瓶装的，要原装的，要新鲜的，要现吸的……”“真的？”“我说你土得掉渣了吧！”我苦思：是我土得掉渣了，还是整个社会烂成污泥了？
玩。玩什么？老百姓说：“玩山玩水，玩出国游；玩赌玩车，玩保龄球。”其实贪官们早就与时俱进，不玩保龄球，而是玩高尔夫了。原云南省长，大贪官李嘉廷就说过：“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网球、打高尔夫。”有一民间传说：甲贪官老婆问乙贪官老婆：“这高尔夫是啥玩意儿？”“高尔夫就是提高你丈夫”“提高个啥呀？”“品味呗！”“啥品味哟，不就是打洞嘛，晚上打洞，咋白天还要打洞呢？”民间讽刺的不是高尔夫球，讽刺的是贪官。高尔夫如今风行全国官场，连村官也学时髦，赤着膊，戴草帽，挖个洞，拿着竹竿把球往洞里打。上有所好呀！
赌。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提出，中国每年约有6000亿元人民币流向港、澳、越南、老挝及俄罗斯等地的赌场和赛马场。 1998年2月至1999年6月间，沈阳原市长大贪官马向东，到香港、澳门等地豪赌十余次，将400多万人民币挥霍殆尽。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原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挪用公款300多万元人民币到境外赌博，也是挥霍一空。这只是随手所举的两个例子。一业内人士分析：华人一年输在赌场的钱约1600亿人民币，其中至少30％--500多亿人民币是大陆官员（当然是贪官）输掉的赌资。500多亿呀，这些都是真正的“人民币”--“人民的币”呀，是亿万工农大众、知识分子以辛勤的汗水、以诚实的劳动挣出来的钱，可都被贪官污吏侵吞了、掠夺了！
色。贪官大多是色鬼淫棍，他们什么都不强，就是性欲最强。记得两年前就有报道说，80%的贪官有情妇，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又有人指出95％以上的贪官都有“情妇”，上升了15个百分点了。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号称金陵“奶王”，既是奶业集团的“奶王”，也是“包二奶”的“奶王”。他说：“像我这样级别（副厅级）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海南省临高县在原县委书记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包养小蜜，并公然带在身边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以致在当地的官场纷纷以没蜜为耻，以多蜜为荣，相互攀比炫耀。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也证实官场的情色风之盛，她说：“我跟李嘉廷一起出去玩，看到不少领导干部都带女人来，那些女人大多像我一样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扬子晚报》报道，江苏省供销社原主任周秀德，自1989年至2001年，任职12年，贪污近千万，在这12年里，他记下14本“性日记”，详尽记录他与上百个女人的性事：女人姓名、通奸的时间地点以及自己的性感受等等，应有尽有，绘“性”绘色。每年还进行“年终总结”，统计当年通奸的人次。更离奇和恶心的是海南省纺工厅原副厅长李庆普，迹近变态，竟在保险柜里“珍藏”他嫖过的236个妓女的阴毛……
“审丑”多了，不但会“审丑疲劳”，还会恶心。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抖落这些贪官的丑恶事，实在是因为两性关系最能呈现一个人道德水准。以上种种案例无一不凸显中国贪官的人品低下，灵魂肮脏。如果说“十官九贪”有所夸大，那说“十贪九色”可以定论。老百姓早就说贪官除“工资基本不用”之外，还有一条就是“老婆基本不动”，可见“中国贪官的特色”就是“特别好色”！
最难容忍的、也最荒唐的是一些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权，安插自己的姘妇、小蜜当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泡上一20岁女子。他对她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一把手。”不久，他的这位“小乖乖”果然当上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湖北省原荆门市市委书记焦俊贤，他的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焦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培养”的“干部苗子”，伪造正式党员、正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等假档案，于是“三陪女”就成了该市开发区的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这简直是天下奇！
千万不要以为贪官栽培姘妇仅是小城镇或地县级的把戏，以为他们如此荒唐是因为天高皇帝远，才如此大胆。其实离开“皇帝”并不远的省部级或直辖市的大贪官也如此。以前有过一个内部规定，当官当到了一定级别，只要政治上对“皇帝”忠诚，这些事情都可以不予追究；除非在政治斗争中落马，这些丑事才会当作炮弹抛出来。
外国的官员也好色，外国的贪官也有情妇，但他们把公权力和私生活分的很清，尤其是民主国家，万万不敢滥用手中权力为情人谋私利，绝不敢给她们安排一官半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但他却有三个情人--两任女秘书和一位挪威公主。但是罗斯福始终未提拔她们当个市委书记或人大主任，克林顿也没有把莱温斯基从“拉链门”安插到部长衙门，去当个什么部长。只有中国才有这类奇事！
说到此处，需要为“情人”正名。男女之间相互有情，才可称之为“情人”。说中国贪官有情人，那是对“情人”一词的玷污。中国的贪官只有“二奶”、“小蜜”、“姘头”、“性伴”。他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他们只是一方以金钱和地位，一方以美貌和肉体进行的赤裸交易。他们只是“性侣”，不是“情侣”。如果真的有情，试问：他们双方，不论哪方败露，有谁为对方“殉情”的？“二奶”没有，“二爷”也没有为包养他的女贪官殉情的，都没有。他们只会立即摆脱干系，相互揭发。他们连中国古代的某些嫖客和妓女都不如，更不要说和钱谦益、柳如是，和冒辟疆、董小宛这些古代的情男、情女相比了！
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79年我和两个朋友创作了《假如我是真的》，这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也可能以前的戏剧都是歌功颂德的，而这部却是首次揭露疮疤的，所以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中央还为此在北京专门召开创作座谈会。其实此剧是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编写的，揭露的仅是干部要求掉换大一点的房子，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调回上海之类的小事，结果被认为是给共产党抹黑，遭到禁演。
事实上谁也不能给共产党抹黑；能够给共产党抹黑的，只有共产党自己。25年过去了，共产党虽然有能力禁止这出戏，但却禁止不住越演越烈的特权和腐败。
1985年，没想到我也当了官，当了正处级干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上任伊始，我便提出我不分管最有实权的人事和财务，只管艺术。我还告诫自己：清清白白地上台，不带污点地下台。没想到我诚惶诚恐地干了四年，还要我再干四年。不干不行，逼着你干，没办法，于是印了张名片，上面特地写明： “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主席、某某顾问、某某教授、某某理事--都是挂名的。”以昭示我继续当院长的被迫。八年干下来，真担心在众人皆醉的官场里，我是否还能保持清醒；真真担心再这么干下去，我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贪官。于是我再次辞职，终于获准。有人说我傻，说我再干下去，有好处，会升官。我说：“尚憎驽恋栈，肯羡鹤乘车？”这八年，我虽然做错过一些事，得罪过一些人，但让我欣慰的是，我没收过一份礼，没贪过一分钱，谢天谢地！不过，如果再干下去，尤其是干到现在，那就很难说了……人是会变的，包括我。
正因为我写过《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而且被禁，所以我很早就比较关注中国的吏治状况，说得好听一点是关注党风廉政建设。正因为我当过八年官，而且并不恋栈，所以我对中国的官场就有比较感性的认识，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力不胜任的我有勇气、才使得忧国如家的我有责任来写这篇《“腐败”文化》。
在前面三章，我“野心勃勃”地试图勾勒当代中国的腐败全景。“勾勒”之后才深感我的不自量力。这个“力”还包括“想象力”。因为当代中国的腐败，是全社会的，是各方面的，是极疯狂的，是无底线的，是难理喻的，是超想象的；当代中国的腐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具有这样超凡的想象力。如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给阿姨送红包，你能想象得到吗？在当代中国，在机关、在银行、在军队、在课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场、在大街、在小巷……24小时，任何角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腐败。腐败就在你眼前，腐败就在你身旁，腐败就在你不会怀疑之处，腐败也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行为准则，成为了生活方式，成为了政治制度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以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
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光靠花拳绣腿是绝对打不倒的。须知，中国的官员太会做表面文章。中央不是要反腐吗？好呀，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便带领100多位科级党员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真亏想的出！
扬州市呢？要廉政吗？好呀，他们就在寸土黄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广场”，占地数千平方米，以“清恪”命名，取“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之意，以此来表示他们拒腐的决心。造个广场表决心，有用吗？
江都市另有一招，为了“把家庭建成一个反腐倡廉的坚强堡垒”，他们让全市1000多名主要官员的夫人在家里经常“审问”丈夫几个问题：“在外吃喝时，是否属于违纪吃请；带回高档礼品时，来源是否正当；拿回大额现金时，是否不义之财；深夜未归时，是否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把当官的丈夫当孩子呀！
长沙市也闻风而动，在全市开展“廉政歌曲进歌厅”活动，市纪委不但向各政府部门发放“廉政歌曲”光碟，还向全市一些歌厅、舞厅、KTV等演艺场所免费赠送，让全市大树荣辱观，大唱正气歌。这真的是表演了！
更搞笑的是，一些地区甚至还号召购买或免费发放“廉政台历”、“反腐扑克”，以及“永不沾牌不沾锅”，“手莫伸牌保险柜”……唉，多少人假反腐之名搞这些低智商、高笑料的事情呀！可我笑不出，我觉得可悲。
中央政府为了反腐制定和颁布了无数个文件、指示、条例、规定，甚至连吃请只能四菜一汤、男领导不可用女秘书这样的细微末节都规定了，但都给各个地方政府“演艺化”了，不问作用，只问作秀。这也说明中央的种种文件、条例也确实作用不大。
学习“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有无作用呢？对贪官而言，毫无作用！中国的贪官都是两面人，巧言令色，口是心非。东北贪官沈阳原市长慕绥新，在位时的口头禅是：“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好像在唱他家乡的二人转。重庆贪官原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也极擅言辞，他说：“要发扬草鞋精神，做一个草鞋公仆。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过上好日子，我宁愿自己永远地穿草鞋……”真不愧是宣传部长！广西原省长成克杰当年说：“想到广西还有 700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当年还真的有人为他的这句话感动流泪。这些贪官在做报告、在表态时，在他们这些豪言壮语和煽情台词中，毫无例外地都有“三个代表”、“先进性”等流行用语充斥其中，他们可以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也不错地熟练地加以引用，加以发挥，以示他们自己就代表着先进，绝不会腐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在今年7月13日担任宝山区副区长，25日又“当选”为区长，在他的施政演说中就当令及时地出现了如今最时新的政治口号--“八耻八荣”了。可他8月22日上午还在宝山区主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下午就因自己的“耻”而被“双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对政治思想工作、学习“三个代表”“八耻八荣”的嘲弄。嘲弄者为谁？是这些贪官们！
为什么用了几十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法宝如今不灵了？这是因为共产党发生了变化，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革命年代，需要忠诚无私、需要铁的纪律、需要统一意志、需要洗脑教化。那时的意识形态确实可以发挥“团结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如今是执政党了，需要科学执政、需要民主执政、需要依法执政。科学、民主、法律的作用大大超过意识形态。以前需要思想原则，如今需要办事规则；以前需要上下服从，如今需要相互合作；以前需要牺牲自己，如今需要公私两利；以前是理想维系着党员队伍，如今是利益才能使党员聚合。明乎此，就可以知道“三个代表”和“八耻八荣”对这些贪官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了。
窃以为，反腐之所以越反越腐，一是在于打击力度不力，重拳出击不重。何谓力？深入入虎穴谓之力；何谓重？击中要害谓之重。以前虽然也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大多是狼窝，并非虎穴。虎穴在何处？上海！
上海在中国的政治地图上绝对是半壁江山，加上它特殊的背景和文革的历史，真是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贡献甚巨，但奇怪的是，上海的官场好像洁净无比。全国各地不时爆出大案，揪出巨贪，唯独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好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清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全国的江河都发臭，黄浦江能干净吗？可信吗？其实中央也不相信，三年前，中央就曾派大员来查过，查出周正毅这一大案，但盖子刚揭开，即捂住。这么大一个案子，好像只有周一人单独作案，没后台，没同案，结果，周只判三年，便敷衍过去。最不可思议的是与此案有关的原告律师郑恩宠，也判了三年，好像各打五十板，打了个平手。其实是在包庇，更是在示威，传达出的信息是：上海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谁也别想动！
等了三年，闻道上海父老，常北望，翠葆霓旌，终于等到了中央空降天兵200多人，深入上海虎穴来了。朝野震惊，世界瞩目。不到两个月，从社保局长祝均一直到宝山区长秦裕，已有数位官员被锁定调查，而且三年前的周正毅一案，又被遭遇不公的拆迁户重新提起，纷纷上访。观察家们议论，认为北京再次下定决心要揭上海的盖子了。但结局尚不得知，还需看最后的较量。
上海是一个虎穴，还有一个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吓一跳，说我胆敢怀疑政治局？我说，为何不能怀疑政治局？他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我说，为什么不能说？闻一多有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如果一句话能点起反腐的正义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祸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国总要有人说话，哪怕五千年都没有说破，如今也要说；如果不说，谁能猜得透火山的缄默？如果火山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祸，而是国家之祸，是民族之祸，是苍生之祸！
中央领导，中央文件早已表明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如有问题，公民都有权利举报，被举报者都必须接受调查。胡锦涛总书记自己也说，反腐监督可以从他开始。况且这么多年来，对政治局某些成员的举报一直不断。中央应该有个说明，有个回答。遗憾的是至今还没个交代。
要做到真正的彻底的反腐败，仅仅依靠中央纪委的重拳出击还是不行，那是钦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爷的遗绪，它执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序的法外之法，而且各级纪委还要接受同一级别的党委领导，并无独立性。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对付贪赃枉法者，也只能暂时用这“善”的“非法”来对付贪官们的“恶”的“非法”，这是目前万不得已的暂行之法。虽然这样也能反出一些腐败分子，但是绝不可能彻底；而最大的腐败分子，不但不会反，还会因妥协而加以保护！
当今的腐败根源是制度腐败，在这高腐的制度之下，不腐败也难，从这个角度说，腐败分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正因为不腐败也难，大家都腐败，所以很多地方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败。
腐败是这个政权的执政基础。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其实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国才是实情。当腐败的程度能让各级官员满意而又不让百姓太不满意时，便是这个政权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个理想状态、这个平衡被打破，就将危及政权本身，这才有了所谓的“反腐”。所以在极权体制下的“反腐”，并非要“根治腐败”，只是要把腐败控制在广大民众尚能够忍受的程度。
要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真不在于打击力度的大小，而在于改变极权体制，在于：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主人”监督“公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也才不至于陷于这样一种权力斗争的怪圈：总是当今的天子，揪出前朝的奸臣；下一任天子，也依然如此，始终逃不出这可怕的周期率。而且贪官们被揪出之后，毫无申诉权利，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人民看到只是贪官们态度极好的认罪书，看不到他们真正的辩护词。这都给以后留下隐患：我上台，我整你；他上台，他整我，很难真正整出铁案，不是权力之争，便是丢卒保车。若不进行已经迫不及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别说反腐，就是建立和谐社会也可能是心虽好却办不成的空话。
以上这些道理在当今世界，在信息时代，早已是一般常识，根本不必再费唇舌去解说，不必再著书立说去论证。这也是早被民主和进步国家认同并在实行着的普适法则。我相信当今的中央领导并非不懂，也许因为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也许担心混乱，需要时机；也许考虑利弊取舍，举棋不定；也许意见尚未统一，党内纷争。凡此种种，致使至一时尚无法开创新政。只要坚持开创，可以等待；如果拒绝开创，将是灾难。因为拒绝民主政治，不但会孳生腐败，而且拒绝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政治腐败。当今中国因腐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败到烂掉了，才有变化，那将是又一次浩劫！我突然想到赣州城外关于陈胜吴广的对话……
富新二小死难者家属今天起诉挣腐
在四川大地震中126名学生遇难的绵竹富新第二小学的五名家长准备起诉学校、教育局等单位。请听本台驻上海特约记者的报道：
在四川大地震中有126名学生遇难的绵竹富新二小建筑质量责任问题仍未有答案。
来自上海的徐培国律师和他助手，还有五名学生的家长今天早上10点来到了德阳中院，德阳中院立案庭和民一庭的两个厅长接待了这一行人。
徐律师告诉记者，这次他们代理了一共58个死难小学生的家庭，他们是德阳市绵竹富新二小的小学生，在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中，被倒塌的教学楼压死。这也是镇上惟一倒塌的建筑，造成126名学生丧生。
他们起诉的有四个对象，富新二小、绵竹市教育局、富新镇政府及建筑承包商江绪银，总索赔金额是768万。
家长们认为，富新二小建筑质量差，没有达到抗震标准，是导致学生死亡的主要原因。除了建筑承包商外，每个学生入学前都由校方签署了承诺书，承诺保障孩子在校内的安全，而作为倒塌教学楼产权人的绵竹县教育局以及富新镇政府都参与了房子验收，因此，他们也应承担责任。此外，教学楼倒塌后，学校没有组织现场指挥，没有任何教师或者学校管理人员参与援救，这都是校方管理问题，存在过失责任。
家长们也同时提出要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的要求。
绵竹是四川德阳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此案依法应由德阳市中院受理。接待学生家长和律师的两位庭长收下了起诉书和相关材料。并回复说，因" 案情复杂，影响重大" ，是否受理，需要研究后方能决定是否受理。根据《民事诉讼法》，法院将在7天内回复是否受理。
此前一周，死难学生的家长的代表曾到北京，向中央挣腐请愿，家长代表告诉本台记者，他们得到的回复是，希望他们耐心等待，政府会给予解决。
5月25日，当富新二小死难者家属，手捧孩子遗像，试图沿公路向德阳市区进发，要求政府追查教学楼倒塌的真实原因，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当场下跪，阻止他们前往，并许诺，挣腐将对情况尽快调查。
不过，事情已过半年，他们仍没有得到挣腐明确的说法。《南方周末》此前的调查称，此楼在富新二小迁入前就已被认定为危房。本台特约记者曹国星上海报道
在四川大地震中有126名学生遇难的绵竹富新二小建筑质量责任问题仍未有答案。
来自上海的徐培国律师和他助手，还有五名学生的家长今天早上10点来到了德阳中院，德阳中院立案庭和民一庭的两个厅长接待了这一行人。
徐律师告诉记者，这次他们代理了一共58个死难小学生的家庭，他们是德阳市绵竹富新二小的小学生，在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中，被倒塌的教学楼压死。这也是镇上惟一倒塌的建筑，造成126名学生丧生。
他们起诉的有四个对象，富新二小、绵竹市教育局、富新镇政府及建筑承包商江绪银，总索赔金额是768万。
家长们认为，富新二小建筑质量差，没有达到抗震标准，是导致学生死亡的主要原因。除了建筑承包商外，每个学生入学前都由校方签署了承诺书，承诺保障孩子在校内的安全，而作为倒塌教学楼产权人的绵竹县教育局以及富新镇政府都参与了房子验收，因此，他们也应承担责任。此外，教学楼倒塌后，学校没有组织现场指挥，没有任何教师或者学校管理人员参与援救，这都是校方管理问题，存在过失责任。
家长们也同时提出要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的要求。
绵竹是四川德阳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此案依法应由德阳市中院受理。接待学生家长和律师的两位庭长收下了起诉书和相关材料。并回复说，因" 案情复杂，影响重大" ，是否受理，需要研究后方能决定是否受理。根据《民事诉讼法》，法院将在7天内回复是否受理。
此前一周，死难学生的家长的代表曾到北京，向中央挣腐请愿，家长代表告诉本台记者，他们得到的回复是，希望他们耐心等待，政府会给予解决。
5月25日，当富新二小死难者家属，手捧孩子遗像，试图沿公路向德阳市区进发，要求政府追查教学楼倒塌的真实原因，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当场下跪，阻止他们前往，并许诺，挣腐将对情况尽快调查。
不过，事情已过半年，他们仍没有得到挣腐明确的说法。《南方周末》此前的调查称，此楼在富新二小迁入前就已被认定为危房。本台特约记者曹国星上海报道
纳粹、法西斯和共产
近些年来，对社会主义无法预料后果的旧有恐惧，再一次从意料不到的方方面面表露出来。一个又一个的观察家，尽管在研究他们的题目时期迥异，但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下许多方面情况的相似性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这个国家和其它地方的“进步人士们”仍在自欺欺人，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代表着对立的两个极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问，这些新的暴政难道不是同一种趋势的后果。即使共产主义者们也想必多少已为诸如列宁的老友马克斯·伊斯门先生所作的那类宣言所震撼他自己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并且它“最好被称为超法西斯主义”。当我们发现同一作者承认“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国有化和集体化不可预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政冶附属物，而这两者都是他赖以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他的结论明显地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人们从近年来的出版物中，可以挑选出许多有能力做出判断的人所作出的其它类似叙述，特别是由那种人所作的叙述，他们作为现在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亲历了这种转变，他们的经验迫使他们对许多珍爱的信念加以修正。我们将再引用一位德国作者彼得·德鲁克先生的话作为例子，他所发表的相同结论比我们己经引用的那些更加公正：
“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溃已经迫使俄国走上德国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这等于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让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让实是一种幻想。”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纳粹领袖和法西斯领袖的精神史。每一位注意到这些运动在意大利或德国发展的人，都曾对许多领袖人物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从墨索里尼向下数起 (并不排除赖伐尔和吉斯林)，开始时都是社会主义者，最终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分子。这个运动的领袖们是这样，下层的徒众们就更是如此了。在德国，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能比较容易地转变为纳粹分子，或者情形正相反，这是尽人皆知的，两党的宣传家们尤其了解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许多大学教师看到从欧洲大陆回来的英国和美国的学生，无法确定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纳粹分子，只能确定他们都仇视西方的自由主义文明。
当然，在1933年以前的德国和1922年以前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与纳粹分子或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确比他们和其它党派之间的冲突更为频繁。他们竞相寻求同一类型思想的支持，而彼此保持对异端的仇视。但他们的实践表明他们的关联是多么密切。对两方面而言，真正的敌人是旧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与这些人毫无共同之处，也不能指望使他们信服。共产主义者之于纳粹分子，纳粹分子之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之于这二者，都是潜在的招募对象，他们都由合适的材料构成；虽则他们听信了虚伪的预言家，但他们双方都知道，他们和那些真正确信个人自由的人之间毫无妥协可言。
－－ F.A.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人们从近年来的出版物中，可以挑选出许多有能力做出判断的人所作出的其它类似叙述，特别是由那种人所作的叙述，他们作为现在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亲历了这种转变，他们的经验迫使他们对许多珍爱的信念加以修正。我们将再引用一位德国作者彼得·德鲁克先生的话作为例子，他所发表的相同结论比我们己经引用的那些更加公正：
“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溃已经迫使俄国走上德国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这等于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让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让实是一种幻想。”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纳粹领袖和法西斯领袖的精神史。每一位注意到这些运动在意大利或德国发展的人，都曾对许多领袖人物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从墨索里尼向下数起 (并不排除赖伐尔和吉斯林)，开始时都是社会主义者，最终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分子。这个运动的领袖们是这样，下层的徒众们就更是如此了。在德国，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能比较容易地转变为纳粹分子，或者情形正相反，这是尽人皆知的，两党的宣传家们尤其了解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许多大学教师看到从欧洲大陆回来的英国和美国的学生，无法确定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纳粹分子，只能确定他们都仇视西方的自由主义文明。
当然，在1933年以前的德国和1922年以前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与纳粹分子或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确比他们和其它党派之间的冲突更为频繁。他们竞相寻求同一类型思想的支持，而彼此保持对异端的仇视。但他们的实践表明他们的关联是多么密切。对两方面而言，真正的敌人是旧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与这些人毫无共同之处，也不能指望使他们信服。共产主义者之于纳粹分子，纳粹分子之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之于这二者，都是潜在的招募对象，他们都由合适的材料构成；虽则他们听信了虚伪的预言家，但他们双方都知道，他们和那些真正确信个人自由的人之间毫无妥协可言。
－－ F.A.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文摘并评论:王静荣回忆见王静梅
1月9号，王静荣回忆见王静梅的情景,在妹妹王静梅“丢失”一百三十二天之后，昨天被通知去见面。见面的地方是北京公安下属的“精神病强制治疗中心”。
王静荣自述：
星期三的下午我们居委会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找我有事情。
我说，你什么事情说吧。
他说是关于你妹妹的事情。
我说那我找你去吧。我就问我去哪啊？
他说，你来东风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吧，乡政府武装部的江部长打电话，说要找你一下，你是我们社区的居民，又是党员，又是属于我们这儿管辖的，你妹妹受了刺激在医院治疗呢。你想不想看？你想看的话我给你联系。
我说我当然想看了！
然后居委会就给江部长打电话：“江部长你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啊！我跟王姐（王静荣）说了，她说她去。”他说，他给联系，就把电话挂了，后来他说那你等信吧！我就从居委会出来了。
等到星期五的晚上五点了，居委会又给我电话说联系好了，说星期日的早上9点，在你们小区大门口你等着。后来我们老两口一块去了。居委会主任说：江部长也让我一起去。我说可以啊。
到了星期天早晨9点，一辆捷达车，我和我爱人，司机，居委会主任。我们四个人就上去了，也不告诉我上哪？不告诉我去哪个医院，一直往东走。后来过了五环吧？我说，这是东五环吧？居委会主任也不告诉我。然后司机就问主任，咱们去哪啊？主任说我也不知道去哪啊！后来下了机场高速以后，这车就不开了停下了，我就想，可能还有人在等着呢，后来我们车后面来了一辆黑色本田车，也在路边等着，等了7分钟左右。后来又来了一辆黑色车在我们两个车前面打着蹦灯带路，后来就开啊开的，我就知道是在顺义。
后来，拐到一大门口，那立着一个大牌子：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在里面的套院里的牌子上写着：安康医院。我们前面的车里面下来几个年轻人，挺高挺壮的，有一个好象也提着一个摄像机的东西，给大夫介绍说这是我们主任，我们跟大夫进去了。我就问大夫：怎么样？是不是神志都不清楚了？他说“也不是特别严重，就是情绪上有点不稳定，一会闹啊什么的，再一个啊，她是人格障碍”。我就问什么时候送来的啊，谁送来的啊？大夫答：7月2号晚上，应该是大屯派出所送来的。
后来，主任就把王静梅带到办公室来了。
我一看情况，跟原来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跟原来的急脾气一样。她说：“你们说我把关在这好几个月，这个叫什么事啊？这叫什么事啊？我儿子这么大的事情，我是最了解事情的人，为什么不让我出去？还给我关到一个小黑屋里面，好几个月吃饭都得站着。”我问大夫为什么让她站着吃饭？大夫也没有说话。
然后就说杨佳的事情。
王静梅说，就是因为一辆自行车，“上海警方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你还别这么横！我现在找个证人就可以把杨+拘了！’王静梅说：‘你敢！你敢拘的话我就跟你没完！’后来上海警方就把杨+给放了。
他们想私了，他们还来了两次北京，第一次我（王静梅）没见着，杨+要求要处理这些事的回执，他们没有达成协议。上海警察就回去了。后来第二次又来，说没有回执，赔偿你1500块钱，杨+说不行，我们要处理回执文件。然后，上海警察说，那你说私了怎么办？10000块钱行吗？杨+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就要回执。等于没有达成协议，他们上海警察又走了。”
杨+在上海派出所给王静梅打电话，说警察把杨+直接拉到一个小黑屋子里面打了。
王静梅说：“杨+最后一次去上海，我不知道。”
“后来出事了之后，北京大屯派出所的人就来找我来了，把我们家翻的乱七八糟的，我现在出去，还跟他们没完呢！你有搜查证吗？他们把我家翻的那么乱，7月2号大晚上就把我送到这来了，他们什么意思啊？”
后来我问她，有没有上海的姓谢的律师来找你来了？
王静梅说“来了之后就逼着我签字”。谢律师还说给杨+买了两身衣服，那意思还很可怜他呢，后来，王静梅一看这么多人都等着，护士大夫都等着到时候也不给人家面子，王静梅说，“也是为了我儿子，我在这也出不去，也找不到律师，得了！我就给签了，签完就走了”。
10月31号上海方去了两个人给王静梅判决书，王静梅说到关于杨+捅刺姓吴的督察，“杨佳追到21楼以后捅刺这个姓吴的，姓吴的躲到屋里面，杨+又追到屋里面接着捅刺，这么捅刺的话能有3厘米的口子吗？可能吗这事？”
后来，王静梅说，杨+孩子就是有病，“我（王静梅）不是要说带杨+去看病了吗？后来没有去”。
后来我就安慰王静梅说，你别担心好好在这待着吧，杨+没什么事。他在里面白胖白胖的，他觉得还好。你在这儿别着急，外面替你说话，同情你的人太多了。后来这个居委会主任就进来说，怎么，差不多了吧？我就说，好了。“那我以后还能来看她吗？”主任说，“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后来，主任就把我们拉回来了。
当时在车上的时候主任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江部长打来的，说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要保密。
我说行，我明白了。
2008年11月10日
根据王静荣自述录音整理
博主评论：说你有病就有病，说关你进精神病院就关你进精神病院。这就是中国法律的尊严？中国法律连内裤都保不住了，只好赤身裸体了，就因为有这样的执法人员，有这样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挣腐和裆。
千古奇冤，于斯为甚。
王静荣自述：
星期三的下午我们居委会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找我有事情。
我说，你什么事情说吧。
他说是关于你妹妹的事情。
我说那我找你去吧。我就问我去哪啊？
他说，你来东风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吧，乡政府武装部的江部长打电话，说要找你一下，你是我们社区的居民，又是党员，又是属于我们这儿管辖的，你妹妹受了刺激在医院治疗呢。你想不想看？你想看的话我给你联系。
我说我当然想看了！
然后居委会就给江部长打电话：“江部长你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啊！我跟王姐（王静荣）说了，她说她去。”他说，他给联系，就把电话挂了，后来他说那你等信吧！我就从居委会出来了。
等到星期五的晚上五点了，居委会又给我电话说联系好了，说星期日的早上9点，在你们小区大门口你等着。后来我们老两口一块去了。居委会主任说：江部长也让我一起去。我说可以啊。
到了星期天早晨9点，一辆捷达车，我和我爱人，司机，居委会主任。我们四个人就上去了，也不告诉我上哪？不告诉我去哪个医院，一直往东走。后来过了五环吧？我说，这是东五环吧？居委会主任也不告诉我。然后司机就问主任，咱们去哪啊？主任说我也不知道去哪啊！后来下了机场高速以后，这车就不开了停下了，我就想，可能还有人在等着呢，后来我们车后面来了一辆黑色本田车，也在路边等着，等了7分钟左右。后来又来了一辆黑色车在我们两个车前面打着蹦灯带路，后来就开啊开的，我就知道是在顺义。
后来，拐到一大门口，那立着一个大牌子：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在里面的套院里的牌子上写着：安康医院。我们前面的车里面下来几个年轻人，挺高挺壮的，有一个好象也提着一个摄像机的东西，给大夫介绍说这是我们主任，我们跟大夫进去了。我就问大夫：怎么样？是不是神志都不清楚了？他说“也不是特别严重，就是情绪上有点不稳定，一会闹啊什么的，再一个啊，她是人格障碍”。我就问什么时候送来的啊，谁送来的啊？大夫答：7月2号晚上，应该是大屯派出所送来的。
后来，主任就把王静梅带到办公室来了。
我一看情况，跟原来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跟原来的急脾气一样。她说：“你们说我把关在这好几个月，这个叫什么事啊？这叫什么事啊？我儿子这么大的事情，我是最了解事情的人，为什么不让我出去？还给我关到一个小黑屋里面，好几个月吃饭都得站着。”我问大夫为什么让她站着吃饭？大夫也没有说话。
然后就说杨佳的事情。
王静梅说，就是因为一辆自行车，“上海警方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你还别这么横！我现在找个证人就可以把杨+拘了！’王静梅说：‘你敢！你敢拘的话我就跟你没完！’后来上海警方就把杨+给放了。
他们想私了，他们还来了两次北京，第一次我（王静梅）没见着，杨+要求要处理这些事的回执，他们没有达成协议。上海警察就回去了。后来第二次又来，说没有回执，赔偿你1500块钱，杨+说不行，我们要处理回执文件。然后，上海警察说，那你说私了怎么办？10000块钱行吗？杨+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就要回执。等于没有达成协议，他们上海警察又走了。”
杨+在上海派出所给王静梅打电话，说警察把杨+直接拉到一个小黑屋子里面打了。
王静梅说：“杨+最后一次去上海，我不知道。”
“后来出事了之后，北京大屯派出所的人就来找我来了，把我们家翻的乱七八糟的，我现在出去，还跟他们没完呢！你有搜查证吗？他们把我家翻的那么乱，7月2号大晚上就把我送到这来了，他们什么意思啊？”
后来我问她，有没有上海的姓谢的律师来找你来了？
王静梅说“来了之后就逼着我签字”。谢律师还说给杨+买了两身衣服，那意思还很可怜他呢，后来，王静梅一看这么多人都等着，护士大夫都等着到时候也不给人家面子，王静梅说，“也是为了我儿子，我在这也出不去，也找不到律师，得了！我就给签了，签完就走了”。
10月31号上海方去了两个人给王静梅判决书，王静梅说到关于杨+捅刺姓吴的督察，“杨佳追到21楼以后捅刺这个姓吴的，姓吴的躲到屋里面，杨+又追到屋里面接着捅刺，这么捅刺的话能有3厘米的口子吗？可能吗这事？”
后来，王静梅说，杨+孩子就是有病，“我（王静梅）不是要说带杨+去看病了吗？后来没有去”。
后来我就安慰王静梅说，你别担心好好在这待着吧，杨+没什么事。他在里面白胖白胖的，他觉得还好。你在这儿别着急，外面替你说话，同情你的人太多了。后来这个居委会主任就进来说，怎么，差不多了吧？我就说，好了。“那我以后还能来看她吗？”主任说，“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后来，主任就把我们拉回来了。
当时在车上的时候主任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江部长打来的，说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要保密。
我说行，我明白了。
2008年11月10日
根据王静荣自述录音整理
博主评论：说你有病就有病，说关你进精神病院就关你进精神病院。这就是中国法律的尊严？中国法律连内裤都保不住了，只好赤身裸体了，就因为有这样的执法人员，有这样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挣腐和裆。
千古奇冤，于斯为甚。
直击甘肃陇南事件：30多人上访导致上千人聚集
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武都区部分干部群众，特别是拆迁户担心行政中心搬迁后，其利益受损
11月17日9时30分许，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位于武都区新市街的陇南市委上访，随后，群众越聚越多。
当晚20时前后，事态开始升级，一批闹事者冲击了陇南市委大院，69名武警、2名民警和3名记者被打伤，其中11人住院治疗。闹事者砸烧房屋110间、车 辆22辆，市委大院各单位办公设施及其他损失(不含房屋及车辆损失)500余万元，职工私人财产正在统计之中。
本刊记者在当地连日来的调查走访表明，从18日晚截至目前，陇南市武都区生产生活秩序已经基本恢复，市区内中小学正常教学秩序没有受到影响。山区小城武都正逐步恢复平静。
30多人上访导致上千人聚集
11月17日9时30分许，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位于武都区新市街的陇南市委上访。拆迁户们要求市委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可能导致他们的住房、土地以及今后生活方面的问题作出答复。
得知情况后，陇南市委书记王义安排副市长杨全社等4名市委常委和信访、公安等相关部门和武都区的负责同志负责接访。但从11时许开始，上访的群众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陆续增加，越聚越多。截至15时，上访人数增加到200多人，围观群众超过1000人。上访户们打着写着“反对搬迁”的横幅，喊着“反对搬迁”的口号，围堵了市委大门。
11时许，陇南市委书记王义安排让上访群众选出代表，由他出面进行接访。上访群众表示，他们人人都是代表，要求一起同市委书记见面，拒绝选代表进行会面。从这时起一直到19时，上访群众都在市委大门外聚集，要求市委、市政府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在此期间，陇南市出来接访的杨全社等领导一直同上访群众接触，宣讲有关法律法规，并劝解上访群众通过正常渠道依法反映诉求，解决问题。
19时，陇南市委召开了专题会议，传达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精神，并形成了10条具体意见，要求对群众的上访高度重视、认真解决，尊重和爱护群众，耐心细致地做好上访群众的思想疏导工作；同时，对群众关心的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问题，要讲明在搬迁后，市委、市政府会更加重视武都区人民群众的利益，积极稳妥地处理各种遗留问题。
事态升级
17日19时30分许，400多名上访群众陆续突破现场维持秩序民警的拦阻，强行进入市委大院。在市委中院与民警对峙一段时间后，这些上访群众进入市委后院主办公大楼前。
20时，陇南市委调集武警和民警到市委后院主办公楼前维持秩序，在对峙过程中，上访人员中部分群众继续喊着反对搬迁的口号，并多次冲击维持秩序的武警和民警。22时，武警和民警采取措施将上访人员驱出市委大门。之后，上访群众继续在市委大门口围堵。
截至17日24时许，上访人员和围观群众增加到2000多人。此时，部分闹事者开始在市委大门前向门口维持秩序的武警投掷砖块、石头、酒瓶，并点燃鞭炮扔到武警当中，砸坏了武警的盾牌、头盔，烧坏了武警的服装。
18日0时30分许，部分闹事者冲进市委大门，冲上市委前院三层办公大楼，将1至3楼6个部门的门窗玻璃、办公设施全部砸毁，并抢劫了财物。随后冲进前院，砸毁了停放在中院的11辆公务用车，继而又冲击中院三层办公大楼，砸毁了楼上的门窗玻璃、办公设施。随后，闹事者又冲进后院，砸毁了1辆汽车。
为了控制事态，防止主办公楼被冲击，18日凌晨，现场维持秩序的武警和民警抓捕了30多名打砸抢分子，并将闹事者驱散到前院。闹事者在前院将停放的摩托车、汽车和砸坏的办公用品点燃，并将前来救火的1辆消防车强行抢夺开进大院并砸坏。
18日10时30分许，约有1000名闹事者冲进市委后院，手持铁锨、棍棒、砖头、石块等攻击武警和民警，并砸毁3辆公务用车。为防止事态扩大，民警开始抓捕带头闹事的不法分子，武警则将其余人员驱逐出市委后院。随后，闹事人员又冲进市委前院和后院，纵火焚烧2栋办公楼和凌晨被砸毁的12辆汽车。与此同时，闹事人员将停放在城区长江大道的7辆警车砸毁并焚烧。
从18日下午14点30分左右开始，武警和公安干警对陇南市委门前大街的约500米路段实施封锁，但在这条街道的东西两个主要路口及附近街巷，仍有群众分散聚集，双方仍在部分路口对峙。
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数百名手持盾牌的武警、持木棍的武警和公安干警组成了三道防线；聚集者也分成了几部分，有数百名年轻人在最前面向武警投掷砖头和石块，有一部分十四五岁学生模样的人和妇女则从附近工地上搬运砖头。现场的聚集者打出了“誓死捍卫我们的权利，坚决反对市府搬迁”等横幅和标语。
记者在16时许进入陇南市委大院时看到，市委大门外的新市街上布满闹事者扔的石头、砖块，走进市委大院，地上散布着砖块、石头、各种文件资料，被砸烧的两栋办公楼大部分窗户上的玻璃已经不见。在中院，被砸毁和焚烧汽车已经面目全非，散发着刺鼻的味道；在后院，2辆被掀翻的汽车仍放在当院，地上也是遍布各种文件。
目前，受伤群众数量仍然不详。
在新华网19日刊发的相关报道中，有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不妨照录于后: 省委、省政府和陇南市委、市政府认为，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的问题国家尚未批准，群众有意见和想法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绝不允许采取过激行为，尤其不能受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唆。
如果记者的表述准确无误，那么按照我的理解，“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问题国家尚未批准”，是指该工程实际上至今并未通过立项程序，或许连征地手续也未必办齐全了。既然如此，相关部门凭什么先斩后奏，要求数十户居民集体拆迁？对拆迁户提出的住房、土地，以及今后的生活等问题，当地信访部门又怎么可能作出明确答复？
在“国家尚未批准”的情况下，陇南市政府拟开建行政中心，与众多拆迁户发生利益冲突，与行政无据、违法拆迁，恐怕不无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试想，如果市行政中心搬迁项目已获正式批准，而且，事先就拆迁户的住房、土地等问题，经过充分沟通、协商，都作出了合理安排，那么，“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即使再有能耐，又怎敢与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较劲，乃至挑起这场扰乱社会秩序的官民对决事件？
所以我以为，对于这一震惊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在进一步落实妥善处置措施的同时，应该查明究竟是以谁为主拍板，不经“国家批准”，就做出了拆迁民居，修建市行政中心的决定；同时必须依纪依法对主要责任人进行严厉问责。如此，对化解民怨，遏制谣言，彻底平息事态，肯定都有好处。
新型职业“5毛党”课题研究
前一阵在网上经常见到“five毛裆”这一称谓，不知何物，在Google的帮助下做了一番课题研究，方才了解来龙去脉，于是把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期望将来评职称的话能够用的上。
通俗的讲，five毛裆就是受gov或其他组织雇佣，在网络上以普通网民身份有针对性的发表帖子或评论，已达到影响网络舆论或引发网络炒作的目的，因为目前的行情一般是发一条帖子给0.5元，也就是五毛钱，所以被称之为five毛裆。
以下是维基百科给出的定义：
维基百科：five毛裆、五美分党是中国大陆特有的一种职称，即网络评论员，又名网评员。指一类专受gov当局雇佣或指导，以网络发表评论为全职或兼职的人员，是网络时代的一种新型职业。通常他们以普通网人的身份，发表尽可能对官方有利的评论，来试图达到影响网络舆论之目的。
五毛党工作，目前在中国很火红。十七大前后，gov很重视five毛裆这个工作。为了提高five毛裆素质，全国各地都有正式培训班开办。加入five毛裆，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不是随便可以参加的。这也相当于文革时的红卫兵，不是根正苗红，不会文攻武斗，都被排斥在组织之外。
根据这个定义来看，似乎five毛裆是最近几年刚刚产生的职业，不过有些人也给出了不同看法，以下这个帖子，据说是five毛裆这种职业起源的典故（因为搜索到的都是转载，原帖地址已无从可靠）：
网上流传“five毛”之说，众说纷纭，捕风捉影，煞有介事。俺心中疑惑，想问个明白，于是乎穷搜博引，反复查证，终于查到了最早揭露“五角钱”的人--且听俺慢慢道来，呵呵。
话说九十年前，也就是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正欢。这年二月，美国宣布与德国绝交，不久又对德宣战，德国一方的败象顿显。中国原本是中立国，世界大战的双方都与中国政府有外交关系而且关系“还不错”，都在中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此时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是黎元洪，总理是段祺瑞。二人之间关系不大和谐，在是否对德宣战的问题上有了分歧。黎大总统主张不宣战，段大总理却坚持要对德宣战。段总理在国务院召开国务会议，拟就了《对德宣战案》。按照当时的民国约法，此案须经国会批准方可生效。可是国会议员中派系林立，各行其是，根本就不跟大总统或大总理保持一致，此案能否通过，还是个未知数。
就在国会议员们就要召开会议审查对德宣战案的前两天，北京城内忽然出现了许多“群众团体”上街游行，要求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国会开会的当天，数千名爱国的“革命群众”把守在众议院的周围，看到议员前来，便投以各种请愿书和传单，劝其支持对德宣战，如有拒绝者，则以老拳揍之。有十多个不识好歹的议员被打。
谁知这些爱国群众的行动却起了相反的作用，议员们觉得这种干法太伤自尊，一致要求本次会议先不讨论对德宣战案，要求段总理及内务总长、司法总长到会，质询北京的社会秩序还能不能维持，稳定还能不能压倒一切。此时议员们已经被爱国群众围困在国会，出入不能自由。围困国会的爱国群众推出代表，提出三条意见：一、要求国会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二、如果国会不通过此案，要求解散国会；三、如果政府不能解散国会，革命群众将自动捣毁国会。
几个小时后，段总理来到国会，在国会外的爱国群众的热烈欢呼和掌声中笑咪咪地进入大厅。他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说：“人民到国会来进行和平请愿，不应当以武力强迫驱散。如果这样做了，就会引起军民冲突和流血事故。因此，我们只能采取和平劝导的方法。”
于是乎段总理派员到门外进行和平劝导。但劝导无效。僵持到天黑的时候，有些爱国群众向议院内投掷砖瓦，其中有一块飞石不长眼，击中了一名正在采访新闻的日本记者，这使段总理很生气，立刻命人打电话招来一队骑兵，把革命群众全赶跑了。
这天的会议终于不了了之，议员们还是拒绝讨论对德宣战的问题。第二天，北京《醒华报》刊登了一篇“公民来信”，投信人名叫王合新，内容如下：
“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十二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五角，散时立付。并云，将名册造成具报总理以后，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至八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公费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不见面，由一少年出见，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帐，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位王合新到北京来找工作，他的同乡谭秘书让他先去参加公民请愿团，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五角。后来这位谭秘书耍赖不给钱，王合新就把这事捅到报纸上了。
--这就是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查出的最早揭露“五角钱”真相的故事。至于这个故事后面的更多的故事：段总理如何免职、张勋如何复辟、中国如何宣战、五四如何运动、等等等等，这就不是此帖能说得清楚的啦。
此外，各地gov的网络评论员培训班办的很红火，有图为证：
由此可见，five毛裆作为新兴职业，在party和gov的重视下，还是比较有前途的，除了能够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促进社会的河蟹以外，还能够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
以下是未经核实的《five毛裆党章》（又名《网络评论员工作指南》）：
为了培养网络评论员的工作技能和合作技巧，特编写本工作指南，供全国各省市的网络评论员培训班使用。
总则：网络舆论战争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为了祖国母亲的繁荣富强，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每一个网络评论员必须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智慧和艰苦劳动保卫共和国的网络防线。
基本工作方法：
1、在工作时间内必须每小时至少查看一次工作邮箱，时刻注意领会上级指示的最新精神。
2、网络评论员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合作，根据工作需要，将由跨地区、跨专业的网络评论员组成工作小组，执行特定的任务。在有必要增加人员时，上级将从其他小组抽调人员加以充实。
3、基本工作方法：日常工作按照网站分小组，每个重要网站的有关论坛由一个小组负责。日常工作是按照总体方针，维护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遇到突发事件，则按照上级部门的专门工作组的指令行事，暂时停止日常工作，把有关人员资源投入到突发事件的舆论导向工作。
4、网络评论员要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必需有多个不同的网名，而且不同的网名要发表不同风格的文章。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不同小组成员制造网友辩论的假象，然后由第三方推出强有力的证据， 把公众舆论引导到第三方。
5、某些网络谣言出来的时候，必须尽快搜索到谣言的首发地点和首发人，然后勒令网站管理员删除原贴，网络评论员则拷贝内容，以不同的IP地址发表自己就是事发所在地的当地人的申明，然后由版主或以其他网友身份指出：他的IP地址不在事发所在地，该消息纯属谣传。
6、必要时可以制造更加耸人听闻的假新闻，吸引网民视线，然后很快澄清该消息纯属谣言。
7、某些论坛人气不错，网友信用度比较高，这时首先要做的是制造一种混乱，通过似是而非的文章进行干涉，跟贴作非理性的故意曲解、制造误会和争辩，转移网民注意力。 8、海外网站较难控制，当不能主导论坛舆论的时候，可以采用大量短贴、无实质内容贴、非理性贴进行刷屏，令版面充斥无意义的混乱，使读者失去兴趣，这样达到避免反动思想流通传播的目的。
9、不断学习，提高文字水平，学会使用不同的文笔风格写作，善于模仿他人文笔，这是网络评论员的基本功。
10、学会与网友交流的技巧，与网友私下打成一片，获取网友的信任，尤其是那些文章有影响力的网友。如果有可能，争取一些重要论坛的版主位置。 11、培养高超的判断力，能够在诸多贴子中迅速找到真正有影响力的帖子和写手，作为重点工作对象。
12、注意培养政策法规意识，不可误解当前的工作精神。注意吃透上级指示的近期发贴类型实例，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13、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一定要制造真假难辨的形象，成为一个不容易被鉴别身份的人。不仅要熟悉我们的观点，更要熟悉对方的思路，知己知彼。
14、网络评论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光荣任务，不被困难和误解阻挡，不在乎表面上的面子，做到任何情况下不会真正被对方激怒，永远保持理性、冷静的心理。
15、网络评论员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在各种富有迷惑力的思潮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珍惜自己的政治前途。
16、网络评论员实行小组监督和纠察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其工作成绩由上级有关部门评定。
以上16条，是网络评论员的工作指南。希望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落实贯彻，在“保先”运动中争做先锋。
在five毛裆的努力下，网络环境相对保持了河蟹的气氛，但是，也有一些伪装成five毛裆的人在破坏河蟹，下面这篇仿five毛裆文体的作文，明显就是伪装分子的造假作品（原文地址：http://www.daynew.net/?p=857）：
今天是6月20日，一个令人难忘的一天。
今天，全国油价上调了好大一坨，从每升5.29猛然跳到6.19，涨了9毛，比股票涨的快多了。
电价也涨了，每度坐地涨了2.5分。
我打开电脑，准备在各个论坛上写网评，发帖子，挣5毛，也好贴补点家用，虽然我没有汽车，油价暂时还影响不到我，不过，在我开电脑构思写什么网评的时候，李鸟家族家的三峡、华能、华电，联合起来已经抢走了我好多个2.5分。
我越来越着急，就想去我们five毛裆大本营--强国论坛去发帖子，听说，那里从来不拖欠发帖子的五毛钱。
刚刚连上强国论坛，就发现我们敬爱的胡总居然就在今天，来视察我们five毛裆大本营，激动啊，激动的泪水差点就流了出来，顿时我就忘了被抢走的2.5 分，我含泪向胡总发帖表示，我代表我们five毛裆，一定会用涨价以来的杰出表现，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最高尊严。我也学山东作协王兆山副主席一样赋词一首，
江城子
涨价下的自述
油涨股跌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熊市。一亿股民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蓝筹加息印花税，左福林，右小川，加价狂潮，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目前，五毛党的业务范围已经从gov扩大到社会，为各种公司、社会团体以及个人提供服 小心!热情网民成网络公关公司棋子
从别针换别墅再到芙蓉姐姐、天仙妹妹的盛行,网络公关悄然茁壮成长.业内人士透露,在全国,专业的网络公关公司已经不下千家,他们打通了门户、论坛、视频网站等互联网话语渠道,裹挟着热情网民跟帖,以达到帮出资企业宣传或唱衰对手的目的.一名企业广告部的人士告诉记者,就在这次奥运广告投放计划中,他们单列了一项预算:给网络公关公司一笔钱,让他们利用网络资源帮助企业宣传,并打击竞争对手.
从捧红人到捧公司
最早的网络公关公司是谁,已经找不出源头了.但业内普遍认为,叶茂中的公司、陈墨的公司都是较早的网络公关公司.在“2006年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大会”上,网络公关成为热门话题,“现在不好说,估计全国有不下千家网络公关公司.”深圳一家网络公关公司的“大哥”级人物告诉记者.
如果还不了解网络公关公司,就想想一系列的网络事件,别针换别墅就是一个网络公关公司的得意之作,还有芙蓉姐姐、天仙妹妹也都是网络公关公司的杰作.“大哥”告诉记者,“传统的公关公司也开始进入这一群体,比如宣×、朗×都已经开始网络公关的运作.”
现在的网络公关已不再随便捧一个网络红人了,他们的目标对准了企业.据说,网络公关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企业策划新闻事件,制定并实施在互联网上一夜成名的策略.“不一定是好名,坏名也行,只要能吸引眼球,引得网民点击,就是成功.”这是网络公关的策略,但很多企业并不能接受.所以,网络公关只能不断地制造新闻,让事件与热点沾上点边,还有就是制造新概念、新发明.
正是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而且这些网络公关公司都隐身幕后,所以才更容易浑水摸鱼.“目前很多网络公关都说一些经典的案例是自己策划的,企业也无从查起.反正钱不多,企业横下心也就投进去了.至于效果,见仁见智,有效果的大家都知道了,还有很多,估计连水泡都没有冒一个.”
但事实上,没有多少企业知道网络公关失败的案例,这也是行内秘而不宣的话题.不过,在网络公关的盈利链条上,互联网渠道和网民都是他们最重要的棋子,如果恰好有传统媒体跟进,则又沦为他们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砝码.
各大论坛仍是主要阵地
互联网已经成为民意充分表达最重要的地方.“每人吐口唾沫,就能淹死一大批人.”这就是网络的力量.但由于网络的表达与发布方式都与传统公关有很大不同,这种公关的“玩法”也与以前有很大不同.主要是渠道的差异,各大论坛仍是网络公关最主要的阵地.另外,即时通讯、个人博客、搜索引擎、视频网站等几乎所有网络渠道都是网络公关的阵地,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次被网络自动抓取的机会.
在网络公关中,网站和各互联网渠道都得到了点击率,即使是跟进的传统媒体,也获得了阅读率,唯独热情的网民,沦为最无辜的群体,他们不幸成为网络公关赚钱的工具.
据报道,网络公关已经开始遭到网民和互联网公司的集体抵制.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威尔斯公开说,不再允许公关人员输入内容,因为他们制造了大量有偏向和误导性的资料.“我认为公关公司在网络空间制造不客观的内容是不道德的行为,这样做只会给他们的客户带来耻辱.”
我觉得我是一个思想进步、政治觉悟的人，我非常希望自己能从事五毛党这个既能为party和gov排忧解难，有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做贡献的职业，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得到这样的工作
5毛党最新动向
主新闻的跟帖截图
昨日，在网络上出现了一篇题为《五大电力企业将全面亏损，有望获国资委百亿补贴》的报道，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热议。不少网友质疑电力企业是否是真的亏损，为了引导网络舆论，国家电力公司指示员工到各大新闻网站进行跟帖，以便树立国家电网公司良好企业形象。
为引导公众舆论，电力公司指示员工跟帖造假象
28日上午，在豆瓣上出现了一封据称是来自国家电力公司的内部邮件。在这封邮件里，国家电网公司外联部为了引导网民“正确”地看待中国的电力亏损问题，发邮件要求员工于11月28日上午11时之前在《五大电力企业将全面亏损，有望获国资委百亿补贴》的新闻报道里跟帖。
在邮件中写道“刚刚接到国家电网公司外联部紧急通知号召大家登陆搜狐网进行跟帖行动。今天搜狐网首页要闻刊登《五大电力企业将全面亏损，有望获国资委百亿补贴》一文，引起网民热议。为引导公众舆论，树立国家电网公司良好企业形象，外联部要求公司各单位、部门员工迅速参与文后跟帖讨论。”除了写明此次发动员工跟帖的目的外，邮件还进一步对如何操作进行了明确的指示。“跟帖主要突出以下要点：1、电力受灾是不容置疑的事实；2、金融风暴来临之际电网投入万亿拉动内需创造就业机会；3、关键时刻从来都是电网勇挑重担；4、有的人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骂娘，需要网民擦亮眼睛。”
在网络上，还出现了一封来自四川成都电业局宣传新闻中心的通知，通知内容与来自国家电力公司外联部的一样。对于此种网上传言是否属实，一位在电力公司上班的员工妻子肯定了此事，并说她丈夫自出差回来后即对新闻按邮件指示进行跟帖。
主新闻跟帖被强烈要求国家补帖声音占领
12时左右打开邮件里所给出的新闻跟帖，可以看到，在跟帖首页的头屏（即首要位置）都被邮件所指示的几种声音所占领。下午近14时再度试图打开主新闻的跟帖时，却发现跟帖已经被清零。而在网易的相关新闻跟帖上头屏位置基本上都是质疑声音，质疑国家电力公司的亏损。这封来自国家电力公司的邮件在网络上曝出后，即被网友转发至各处，同时引发网友热议。
昨日，在网络上出现了一篇题为《五大电力企业将全面亏损，有望获国资委百亿补贴》的报道，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热议。不少网友质疑电力企业是否是真的亏损，为了引导网络舆论，国家电力公司指示员工到各大新闻网站进行跟帖，以便树立国家电网公司良好企业形象。
为引导公众舆论，电力公司指示员工跟帖造假象
28日上午，在豆瓣上出现了一封据称是来自国家电力公司的内部邮件。在这封邮件里，国家电网公司外联部为了引导网民“正确”地看待中国的电力亏损问题，发邮件要求员工于11月28日上午11时之前在《五大电力企业将全面亏损，有望获国资委百亿补贴》的新闻报道里跟帖。
在邮件中写道“刚刚接到国家电网公司外联部紧急通知号召大家登陆搜狐网进行跟帖行动。今天搜狐网首页要闻刊登《五大电力企业将全面亏损，有望获国资委百亿补贴》一文，引起网民热议。为引导公众舆论，树立国家电网公司良好企业形象，外联部要求公司各单位、部门员工迅速参与文后跟帖讨论。”除了写明此次发动员工跟帖的目的外，邮件还进一步对如何操作进行了明确的指示。“跟帖主要突出以下要点：1、电力受灾是不容置疑的事实；2、金融风暴来临之际电网投入万亿拉动内需创造就业机会；3、关键时刻从来都是电网勇挑重担；4、有的人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骂娘，需要网民擦亮眼睛。”
在网络上，还出现了一封来自四川成都电业局宣传新闻中心的通知，通知内容与来自国家电力公司外联部的一样。对于此种网上传言是否属实，一位在电力公司上班的员工妻子肯定了此事，并说她丈夫自出差回来后即对新闻按邮件指示进行跟帖。
主新闻跟帖被强烈要求国家补帖声音占领
12时左右打开邮件里所给出的新闻跟帖，可以看到，在跟帖首页的头屏（即首要位置）都被邮件所指示的几种声音所占领。下午近14时再度试图打开主新闻的跟帖时，却发现跟帖已经被清零。而在网易的相关新闻跟帖上头屏位置基本上都是质疑声音，质疑国家电力公司的亏损。这封来自国家电力公司的邮件在网络上曝出后，即被网友转发至各处，同时引发网友热议。
5毛党特写
近年来，涉警负面报道在新闻、网络媒体屡见不鲜，不仅降低了公众对警察的信任度，还给公安机关带来巨大的形象危机。为了有效避免涉警负面报道的出现，焦作 市公安局建立涉警“舆情”研判应急处置机制，有效解决了困扰公安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
2007年8月10日上午，焦作一网民因不服交警部门的处罚，在某网站论坛上发布了恶意诋毁民警的帖子，许多不明真相的网民跟贴发表评论，直接影响了警方的形象和声誉。该贴发布10分钟后，被焦作市公安局特邀的网络评1论员发现，并及时通报给该局公共关系部。公共关系部立即组织该局120余名网络应对员在该论坛发帖，说明事实真相、以正视听。20分钟后，论坛上支持警方的帖子成为主流，许多网友开始“声讨”发帖人，这次网络应对事件是焦作警方涉警“舆情” 研判应急处置的成功案例。
2007年6月，焦作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邀请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新闻媒体以及民警家属等关注、支持公安工作的35人担任该局的网络评1论员，并从公安机关内部挑选业务素质高和文字表达能力强的120余名民警，组成焦作市公安局网络应对评1论员队伍，及时发现、甄别和上报涉警负面信息，发现后立即通报市局公共关系部，并及时发出正面的声音引导舆论。此外，焦作市公安局还建立新闻发布机制、公安舆情通报机制、媒体内参机制等，避免涉警负面报道见报给整个公安机关造成负面的影响。
2007年8月10日上午，焦作一网民因不服交警部门的处罚，在某网站论坛上发布了恶意诋毁民警的帖子，许多不明真相的网民跟贴发表评论，直接影响了警方的形象和声誉。该贴发布10分钟后，被焦作市公安局特邀的网络评1论员发现，并及时通报给该局公共关系部。公共关系部立即组织该局120余名网络应对员在该论坛发帖，说明事实真相、以正视听。20分钟后，论坛上支持警方的帖子成为主流，许多网友开始“声讨”发帖人，这次网络应对事件是焦作警方涉警“舆情” 研判应急处置的成功案例。
2007年6月，焦作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邀请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新闻媒体以及民警家属等关注、支持公安工作的35人担任该局的网络评1论员，并从公安机关内部挑选业务素质高和文字表达能力强的120余名民警，组成焦作市公安局网络应对评1论员队伍，及时发现、甄别和上报涉警负面信息，发现后立即通报市局公共关系部，并及时发出正面的声音引导舆论。此外，焦作市公安局还建立新闻发布机制、公安舆情通报机制、媒体内参机制等，避免涉警负面报道见报给整个公安机关造成负面的影响。
郎咸平重庆演讲：严冬才刚开始（上）
我们感觉良好，但严冬才刚刚开始……
去年下半年我写一篇文章《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把今年企业萧条、破产的路径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文章的点击率非常高，大概有1亿次，就像我的人生非常轰动，但是不受重视。
一直到今年9月之后，我相信政府才慢慢体会到我国制造业的困境，如果能够在两年之前我们就能够当机立断，直接帮助我国占主体的制造业的话，我相信说不定没有股市泡沫，甚至没有楼市泡沫，也不会套牢这么多股民，这一切是我们对经济的诊断过于草率，政府的反映过慢。
我最近听了很多相关人士的谈话，他们说哎呀，我们中国经济很好，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对我们发生冲击，最多是金融机构买一点次级债，但数量不是很大，你知道我听了这话有什么感觉吗？我清楚告诉各位，由于我们改革开放成功，这30年来我国基本没有经历过萧条，所以我们的官员和我们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我们只有个人的辛勤奋斗历程，都缺少大萧条的洗礼，因为缺乏大萧条洗礼，所以这使得我们的企业家对未来产生盲目的乐观。一定要经过几次洗礼后才能孕育出一批成熟、稳健、睿智、干练的企业家，这是我期待的未来。
在三天之前，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在财政部发言，我相信这个发言在内地没有激起多大的感觉，我们都是感觉非常好的民族，我们什么事都往好的方向想，在金融危机这么危险的时刻我们很激动，很热情想帮助别人，这个心态是好的，鲍尔森在三天前讲的话我重复一下，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原来的意思是拿这些钱去收购银行不良债券，三天之前他改口，说这个不去收购银行不良资产，要去帮助信用卡、消费贷款、学生贷款。你们听这个话之后有没有感觉或者是有没有一丝凉意？这个转变太重大了，这个转变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可能你们没有感觉。而且我觉得我们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解不够独特，甚至我们简单以为没有买多少次贷，我们不会像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直接遭遇到金融海啸的冲击，这个话有一部分对，大部分是错的，我告诉各位，这次金融海啸的冲击将有可能绕过金融，直接冲击到世界经济，因此我们受的伤害比你想象的严重，尤其是三天前鲍尔森的发言让我感到震撼，我想把这一切在今天给各位做非常清楚的表述，到底我们如何理解国际金融海啸。
我记得昨天晚上有人和我聊天，他们说郎教授，我们国家经历过97年的金融危机，不相信这一次扛不过。我说1997年金融危机算什么，是发源于泰国、印尼这样的国家不能和美国比，这次海啸的冲击是百倍、千倍的冲击，而且会恶化，已经波及到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你还不紧张吗？
我想今天上午和大家谈谈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它的冲击是什么？为何会绕过金融机构冲击到实体经济，通过什么路径冲击，理解之后谈制造业的现状，我们有全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再和各位谈谈这次政府的4万亿的财政支出计划，我们如何理解，如何修正、如何更好地建设我们重庆经济。
首先请问各位来宾这次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难道是简单的衍生金融工具太多缺乏监管吗？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请你首先想资本主义的灵魂是什么？资本主义的灵魂就是信托责任，你相信不相信这一次金融海啸的真正原因是从美国开始正如灵魂背后被破坏。我讲讲很久以前的美国它是什么样的情况。
在很久以前有一批信用卓著的借款人，他们想在美国债券市场借钱，买车、买房子，首先他们到中介机构，中介机构搜集各种材料，包括税单收入证明，尽责进行第一关审核，第一关审核之后如果通过了再把这些资料交给银行，银行再从事第二关审核，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把1万元美金的借款借给这个借款人。我们国内很多银行就到此结束，还有很多银行可以继续像美国一样往下走，美国不会到此结束，把这个1万美元借出去之后，把这1万美元的债券卖给下家，包括美国政府的事业单位、房地美和房利美，就是帮美国老百姓买房子或者是投资银行，包括你们熟悉的美菱、雷曼兄弟，他们把这些卖进去之后就是房贷证券，就是 10张债券，每一张的面值是10万美元，一旦成债券之后就可以抓牢了，这些债券只要从银行开始引申出的所有金融工具都是衍生性的金融工具。这个是次级债券。
为什么把美国保险公司扯在里面，比如说AIT，就是10张债券投保，如果10张还不出我还，写保单，就是拿到金融市场卖，原来是10张房地产债券，现在凭空多10多张保单，这个又交易，多了一倍的金融工具，投资银行拿到10张债券之后怎么做？搞了一大堆东西出来比如和股票市场挂钩、和国债挂钩、和公司债挂钩，然后又创造出非常多的衍生性的金融工具，这些投资银行创造这些工具的时候又收手续费，我们这个衍生性的金融工具越大越好大家可以赚更多的钱。
但是各位请注意，从银行后的衍生性的金融工具可以凭空创造出这么多的品种，原先是10张债券的5倍、10倍、30倍以上的品种，可是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走回链条的最开端，哥们要付钱，每个月按时付利息，如果按时付利息的话没有问题，下面的链条可以发展，问题并不是说美国发行的衍生性的金融工具过多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最基础就是这些人按时付钱，如果按时付钱这次金融海啸就不会发生。怎么回事呢？真正的导火线就是这一切投资银行，尤其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整个交易里面创造出非常多的金融工具从中获利，钱越赚越多。请各位来宾注意一下，不管是股票、房地产抵押、期权、期货、保单也好，请注意这些都是未来支付的品种，也就是说未来支付的品种把我们未来所创造的财富基本都拿到今天来花，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投行的从业人员非常富裕，薪水涨得高，这本来就是一个畸形。只要这个态势付款的话这个链条就不应该产生问题，虽然我们拿子孙的钱今天花。可是最后，华尔街腐败了，华尔街贪婪了，贪婪到什么地步呢？我以雷曼兄弟投资公司为例，这家公司经营不善，亏损20亿美元，有一家银行花十七八亿收购，他们的高管说你花十七八亿美元收购的话要给八名高级主管25亿美元才同意，这个这么贪婪，对股东的信托责任在哪里？把公司搞砸了没有愧疚心吗？没有，这时候要求股东按照合约把25亿美元给这八个人，否则是免谈。这种贪婪激怒了美国老百姓，而且贪婪之徒嫌钱赚得不够，开始酝酿新的产品，从最开始就酝酿，不是后面创造新的金融产品，而是从最根本之处破坏了美国的金融体系，那就是创造出一个所谓的次级债的系统。什么叫次级债，就是通过舆论、法律也好鼓励这些人买房子，这些人是什么人？就是信用不太卓著的人，在很久以前的美国这些人借不到钱，他们的信用不卓著，信用不够。
好了，这些人找到中介，这个中介机构也贪婪了。也丧失了应该有的信托责任，他们做了什么事呢？比如伪造单身证明、婚姻证明、收入证明，我说到这里我们不是这么干的吗，不骗银行怎么拿到钱呢？这个事在美国很不正常，这些次级债的所有人找中介机构一起伪造证明之后一起骗银行，而且我们的资料显示，有些中介机构还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经验，专门骗美国人，一起骗银行，那么银行也是一个过手的人，拿债券之后卖给别人，不在乎，如果在乎的话想经济审核的话这个材料也是假的，审核也没有用，最后银行决定把一万元美金借给这个人叫次级债，然后银行把1万元债券卖给房利美，AIT这家保险公司进来写了10 张保单，然后投资银行根据这些东西又发行出更多的衍生性的金融产品，他们发了很多钱，人们知道美国的负债链条发生什么问题吗？就是三聚氰胺效果出来了。从此之后美国的负债链条加入了可怕的三聚氰胺因素，请你们来宾想这个事，当我们听到三聚氰胺故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怎么想的吗？我们完全不理解这些人为了赚钱害死小孩子。甚至从此之后对我们的食品工业或者是奶品工业丧失信心，不想喝牛奶，同样是这样的，美国经历了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他们完全不理解有这么贪婪的华尔街，有这么贪婪的中介机构，他们不懂。他们开始对资本主义丧失了信心。
好了，到了这个时刻我认为欧美政府，尤其是没有政府当机立断的处理原则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过去一直有着市场化的逆思和误区，我们过去很多专家学者尤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最喜欢谈市场化，为什么？他在幻想，甚至很多人认为政府退出就是好市场，我告诉各位来宾这个是错误的，一个好的市场要一个精英政府细心培育、细心构建才会是市场，政府退出就是大欺小，强欺弱的市场，如果把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推向市场化，让市场解决的结果就是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房改之后住不起房，教改之后上不起学。这个是大欺小，强欺若的杀戮市场，我希望这次之后我们的专家学者不要提错误的市场化，把“市场化”三个字换成新思维，就是“工商链条”请看看美国政府如何处理危机？你发现在短短时期内美国政府立刻决定进入市场救市。难道你要批评美国政府？你们怎么不搞市场化？你违反市场化？你说美国人还不知道市场化？比我们聪明，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违反市场化的原则去救这些金融机构呢？你告诉我，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和中国在2008年的今天都面临同样一个挑战，就是工商链条早已取代市场化？什么叫工商链条，就是当一个部门出现危机的时候，如果你不控制住危机，就必定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效应，冲垮其他部门，形成大恐慌。美国的金融危机来自信托责任的丧失，金融机构一个个倒闭，美国AIT写10张保单，最后发现20%付不起，他要付，他怎么可以付出？如果一张、两张保单出了问题可以付，结果10张保单里面都有三聚氰胺，付不了，一下子亏空850亿美元，美国政府出850亿救他。为什么？美国政府的做法给我们过去非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当头一棒，他们不是违反市场化的尊者，而是他们在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是2008年应该有的新思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就是AIT倒闭了，贝尔斯登倒闭了，其他的相关银行倒闭产生金融危机，如果不设立防火墙就会冲垮第二张骨牌，就是消费危机，第三张就是生产破坏，下一张就是失业增加，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整个链条完全崩溃。
如果在这个时刻还不领悟到工商链条将取代市场化，如果美国政府不出面救市，美国的经济大恐慌绝对不可避免，美国经济一崩溃，中国经济会随之崩溃，不管你感觉多良好。
对于美国政府的做法，我记得在国内演讲不断提醒，不断提醒，学习别人的当机立断，斩断工商链条的思维，请各位和我一起回到我们内地，请你想想我演讲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你一句话：“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怎么来的？”按照我的工商链条的理论的话，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第二张骨牌，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当时没有办法像美国政府一样的睿智找出问题的根源，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就是把各位来宾通通拉回到2006年，为什么当时的股价大涨，我们证监会说是股改成功，这个是胡说八道，这个错误的诊断害死我们股民了。我在2005年就呼吁证监会不能搞股改，我讲话也直接，说股改是错误的，不能做。郎教授说股改是错的？为什么06年股价大涨，这个和股价无关，就是06年开始我国制造业慢慢走入秋天，他们面临的投资环境开始急速恶化。也就是说第一步制造业的经商环境恶化的结果是使得这些企业家把应该投入在制造业上的钱不投资了，拿出来冲垮第二张骨牌就是进入股市和楼市，从而形成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根本不是经济发展更成功，老百姓更富裕，我们有更多的钱炒楼、炒股，我们有很多学者认为是这个现象造成的，他们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流动性过剩”，大家听不懂什么意思？就是领导英明，改革开放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经济发展更好，大家有更多的钱炒楼、炒股。我的诊断相反，是经济发展更不成功、老百姓更加不富裕，企业发展更加不成功，是完全相反的结论。我当时呼吁政府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可是我讲话没有人听，两年之后才懂，没有设立防火墙的结果是资金冲垮第二张骨牌，形成股市、楼市泡沫。我就在这个有限的时间谈谈股市？我看你们的面相就是被套牢的。我告诉你为什么被套牢？当这一些制造业的资金冲击第二张骨牌的时候产生了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而这个时刻我一直呼吁救市，政府不救，不救的结果是冲击第三张骨牌，就是股市泡沫把中国稍微有闲钱的中产阶级全部吸纳到股市，但是这种泡沫现象叫做“回光返照”。什么叫回光返照？你们都懂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我国经济主体制造业衰退的结果使楼市、股市泡沫崩溃，第四张骨牌倒了，就是楼市、股市下跌，下一张再倒下，就是我国有闲钱的中产阶级全部倒下，下一张就是没有钱的怎么消费？再下一张就是生产，再下一张就是倒闭、又开始失业，又开始减少消费了。请大家注意，中国的工商链条就是没有美国金融危机依然会崩溃，原因是去年年初或者是06年政府没有出面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你们被套牢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危机，要比欧美更严重，我们的制造业在金融海啸之前产生危机，我们不但有制造业危机，我们还有全球影响的国际金融海啸危机，我们是两个危机。这就是为什么今年10月份全球股价大跌一天，我们跌三天，全球股价大涨三天，我们涨一天，问题是我们更严重。但是我们是一个感觉非常良好的民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民族缺乏危机意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好的地方。
请大家想想，目前我国的工商链条没有斩断设立防火墙使整个链条受到冲击，这个冲击和国际金融海啸还没有挂上钩，现在正在挂钩。所以我下面的演讲我想告诉你们，你不要乐观，它要挂钩了，怎么挂钩。这之前我还是把各位来宾带回美国谈谈美国的工商链条怎么回事。
中国政府没有设立防火墙，美国政府的睿智就表现在这里。立刻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我告诉各位，美国是一个世界超级强权不是没有道理的，你看人家的反应和人家的速度。但是美国政府提出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的时候为什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被否决呢？当时的美国老百姓非常愤怒，他们完全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为了赚钱会弄三聚氰胺害小孩子，他们讲凭什么救三聚氰胺的制造者？就是华尔街，为什么不救我，我们政府救三聚氰胺的工厂你们肯定不能理解。这种民意压力下，众议院不得不否决这个提案，可是你们回忆一下，当众议院否决这个提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是全球股价立刻大跌，美国老百姓终于懂了，华尔街确实贪婪，没错，但是政府不救使这些贪婪之徒全线崩溃，想推倒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骨牌，形成经济大恐慌，买单者是社会大众。老百姓理解了，因此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欧美通过了2万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同时欧美联合降低利率，希望能够刺激经济。那就是在10月初，按照我的理论欧美政府的做法不就是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吗？应该对老百姓有利才对，可是各位知道吗？
10月上旬欧美各国股价是怎么波动的？还记得吗？在7000亿美元过关之后什么结果？就是全球股价大跌，更可恨的是我们股价跌得更多。
你们会问这个不是好消息，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吗？为什么全球股价大跌？请各位再回到三聚氰胺的故事，三聚氰胺发生之后，我们立刻对食品行业丧失信心，同理可推，美国“三聚氰胺”发生的时候他们对资本主义也立刻丧失信心，当我们丧失信心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都不喝牛奶了，如果我们都不喝牛奶是什么结果？中国的奶品行业全线崩溃，这些美国人对资本主义丧失信心，丧失信心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线崩溃。所以当时发生什么事？当时在10月上旬，我一个礼拜都没有睡好觉。我自己是金融专家，我非常密切注意事件的发展，我这辈子混得不是太好，好不容易混到一点小钱存到银行，我没有想到你们，我只想到我自己，我想银行倒闭了我怎么办？我不容易。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孩子嗷嗷待哺。我一个礼拜没有睡好，亲眼见证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夕，为什么你们感觉不到，你们是一群感觉非常良好的人，每天还是花天酒地，该干什么干什么，每天打打小牌，喝喝小酒，当时非常危险，由于美国民众对资本主义丧失信心，我们发现这些金融机构拿到钱之后他们不借出去，他们在担心，这些银行想说：“我如果这些钱借给企业做短期融资，如果企业不还钱我怎么办？”因为它没有信心了，这些银行不借钱给其他的企业做短期拆借，他们想如果我借你做短期拆借你倒闭我怎么办？他们对企业、其他的银行因为三聚氰胺的缘故丧失信心，企业拿不到短期融资就是不能发薪水、不能购买原材料等等。就是全世界的企业立刻面临崩溃的危机，就是这么具体。而当银行不能借到短期拆借的借款会有什么结果，知道吗？这些银行就是大进大出，所谓的大进大出就产生失衡的现象，碰到这样的现象就需要向同行业拆借弥补亏空。如果借不到钱这个大进大出的势头现象使得银行的资金链立刻断裂，造成金融危机。
就在10月上旬，我亲眼经历了全世界企业和全世界银行由于信心丧失面临全线崩溃的前夕，只要多一两个礼拜政府不解决的话全球经济立刻全面崩溃。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国际金融危机。我相信你们都没有想到事情有这么严重。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刻，全球股价大跌，整个10月份全球股市跌了一万亿美元，这个礼拜美国股市跌27%，从年初跌到10月中旬，美国股市市场跌掉了8.5万亿美元，这个什么概念？就等于中国05、06、07年三年GDP的总合，下一子都跌光了。全球股价大跌的本质意义就是全球经济全面崩溃，全球各国领导就没有一个敢睡觉的，太危险了。
各位来宾知道不知道他们怎么解决问题？我再把你们带回到中国的三聚氰胺，一做类比什么都明白。为什么今天中午你敢喝奶茶，因为中国政府出面，用公权力撤掉几个官员，用公权力对奶品全面检验，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不行的，强迫下架，这个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的政府利用政府的信用来弥补我们老百姓对奶品行业信心的丧失，就是国家信用最后出台了，有可能解决了我国奶品行业的全面崩溃。当然我相信欧美各国不是向我们学的，不过历史就是这么巧合，这一路平安的故事可以天衣无缝用在欧美各国身上，
英国首相布朗同志，这个人名望极差，英国人不喜欢他，说他无能，可是就在这个时刻，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就是学习我们如何对付三聚氰胺，因此布朗首相站出来，他拍拍英国银行的行长：“兄弟，放心把钱借给企业做短期融资，把钱借给其他的银行做短期拆借。”我们看布朗同志胸膛拍得啪啪响，说：“老哥我还。”借给企业做短期融资，借给企业短期拆借，你知道吗？布朗同志怎么还？他是国家第一个领导人当机立断把英国银行国有化，建设成国家银行不用担心了。国有化就是用国家信用来弥补英国老百姓对资本主义信心的丧失和我们三聚氰胺的故事是一样的。活力恢复了，这时候美国政府看，英国老大哥开始国有化了，难道我们应该国有化吗？美国政府东想想西想想好象不太好。媒体就开始骂美国政府说“快点，快点想什么？”美国政府想：“如果我们国有化，会不会给外界的印象美国也走入了社会主义国家呢？”就好比一个吸毒的人来医院看病，快死了，这个医生在想要不要救这个家伙，如果救活了是不是鼓励大家吸毒呢？想不该想的事。美国媒体炮轰美国政府说来不及了，三天之后美国政府说好了好了，美国政府开始国有化。在10月份我看一篇专栏，美国《纽约时报》作家写一篇文章“说 21世纪的美国正在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当欧美各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我们国家在搞私有化进入资本主义，所以我们永远是跟不上时代的。
讲到这里，你们问我情况怎样，就是全球股价大涨，就像三聚氰胺一样，政府的信用帮助我们恢复了对奶品的信心。欧美的政府信用也帮助了欧美的老百姓恢复了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以至全球股价大涨，可恨的是别人涨三天，我们只涨一天，因为我们的问题更严重，我们还有制造业的危机，他们还没有这个问题。
我看到你们的面相你们肯定想问我一句话。郎教授，很过瘾，如果这一招失败了怎么办？如有国有化失败了，下一招是什么，我们好做准备。你们听清楚了，来宾们，这是最后一招没有下一招，如果这一招失败了全球大萧条不可避免，你们说不可以这样说，你支两招，我支不了，没有这个水平。甚至有朋友和媒体问我“我们国家面临如此大的金融海啸的冲击，我们能做什么？”我告诉你做什么？四个字“束手无策”。不要听他们胡说，说帮别人，这个不想听，这个情怀是好，我感动，但是你的感动就算了，我们只能祈祷欧美各国用国有化的力量重建老百姓的信心，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我们束手无策，什么事都不能做，这个是最大的悲哀。
所以今天的演讲我讲得非常非常具体，目前情况怎么样？就是国有化之后，工商链条斩断，防火墙建立了，可是开始漏水了，“开始漏水”什么意思？第二张骨牌恍恍荡荡的，没有倒，就是信心有点丧失，已有的民调指出，有47%老百姓认为自己在未来一年内可能失业，你有可能失业的感觉就是第三张骨牌开始晃动，消费减少，第四张骨牌晃动，就是生产受影响，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面临破产的危机，下面还有就是这些汽车公司怎么裁员，还有是这些被裁员的员工不敢消费了，所以慢慢冲击到实体部门，虽然速度不是这么快，可是以后开始漏水了，开始冲击了。只要欧美人士的消费开始减少就直接冲击到我们，怎么冲击到我们？给你一个数据，你什么都明白了，你们都比我聪明很多，听完之后你再也不会感到良好了。
各位知道不知道和欧美各国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是积极的，别人的GDP中70% 是消费，我们的GDP中是35%，你们知道我们的产能有多少？我国的产能占GDP的总量高达70%，但是我们只消费了其中的一半，剩下一半叫做产能过剩，我们是一个感觉非常良好的民族，我们给这个产能过剩什么好听的名字呢？叫“出口创汇”你们听过没有？其实所有的出口创汇本身就是产能过剩，而且是严重的产能过剩，产生过剩现象占中国GDP高达35%这个是不容挑战的数据。这个35%产能过剩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因为前面讲的金融链条把它吸收掉了，有一批信用卓著的美国人把这个吸收了，也就是美国家庭用负债的方式借钱消费掉了。各位来宾知道美国家庭负债多高吗？他们占GDP的比重高达95%，而且美国人消费超过产能部分高达GDP的6%-7%，这部分用负债完成，用0.7万亿美元来完成。
所以负债消费把我们35%的产能吸收了，35%过剩产能是一万亿美元，美国超过产能的过剩消费是0.7万亿美元，占70%，就是在欧洲帮助我们消费道了。我刚才讲防火墙开始漏水了，所以消费减少了，这个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请大家想想。回忆一下三聚氰胺的效果，虽然我们政府加入政府信用挽救了奶品行业，对你们而言由于三聚氰胺的疤痕还在，你们能够少喝牛奶就少喝牛奶对吗？所以你们对牛奶的消费量，尤其是国产品牌会下降，因为你们害怕，虽然政府信用让你可能放点心，可能还是害怕，所以对牛奶的消费会减少。
请你想想美国人，过去赖以为生的金融借款的链条里面有三聚氰胺有什么结果？就是美国人赖以为生的的负债的消费形态有可能改变，过去是绝对不量入为出的消费形态，因为三聚氰胺的实践让美国人学习中国人量入为出的美德的话就完了。你知道美国把非量入为出改为量入为出他们消费会少多少吗？就是我刚才讲的0.7万亿，是多少呢？就是我们整个过剩产能的70%，再加上欧盟，因此中国工商链条和欧美工商链条怎么挂钩？就靠我们35%的产能过剩挂钩在一起，我们是感觉非常良好的民族，我们感觉没有买多少次贷，因此影响不大，我告诉你，我们链条挂钩不是靠次贷，金融机构，我们和欧洲不一样，我们靠什么？我们靠35%过能产生挂钩。第一是防火墙漏水，他们减少消费的结果就减少进口，所以就直接打击我们35%产能过剩的出口，第二是只要改成量入为出的消费形态，也打击我们35%的过剩产能，你还敢说没有影响吗？
所以，中国工商链条在我前面讲的没有欧美金融危机冲击，制造业的持久衰退，影响我们的链条，走向萧条，没有金融海啸的冲击我们自己也可以走入萧条，那么现在又加上他们35%的冲击，而且是对我们GDP的35%的冲击，这一切都已经开始了。而中国首先倒下的省份是以出口倒下的省份，就要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浙江、江苏。这一切会像传染病一样最终影响到重庆。
郎咸平：我今天讲的中国的工商链条和欧美的工商链条透过35% 过剩产能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个过剩的产能我们称之为“出口”，这个出口的本质就是过剩，过去是靠欧美人负债消费，只要一防火墙漏水，二消费形态改变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我国经济的心脏。三天之后，鲍尔森说要把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从过去收购银行有问题的不良资产转为帮助信用卡消费性贷款以及学生贷款。鲍尔森这句话让我们感到不寒而栗，也就是说：
第一、美国信用卡出了问题；第二、美国的消费贷款出了问题；第三、美国的学生贷款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就是还不起钱，这是问题，这些人还不起钱，来宾们，这个意义太重大了，怎么开始还不起钱呢？也就是说你过去的是什么？过去是过度消费，太超出你的能力消费，对未来太乐观，花太多的钱，现在扛不住。我再问扛不住这种过度消费的形态会怎么办？似乎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减少消费。请注意，信用卡也好、消费贷款也好，我们暂且不谈学生贷款，这就是超出产能的消费。
第二个原因是以前是假设，现在开始证明，美国的形态因这场危机改变，过去是过度消费，我们过去35%的美丽出口的背后既然是别人乐观、过度的消费吸收了我们35%的过度产能，现在大家开始悲观，不刷这么多信用卡了。这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几年之内35%GDP对我们的冲击已经慢慢开始。再加上前面讲的中国制造业本来就开始萧条，而且这种冲击不是外销的冲击，而且影响到纯内销的企业。我为了给各位做一个说明不容易，我到深圳、上海洗脚、做一个桑拿按摩，不是为了桑拿而桑拿，洗脚而洗脚，是为了给你们演讲，拿一个实际的数据。桑拿的结果我问这个老板，我说最近生意怎么样？深圳和上海的老板说生意跌了30% ，请注意，桑拿洗脚按摩是纯粹内销的产业，绝对没有出口的，一个纯粹内销的产业在沿海地区都已经受到了冲击，所以说冲击不是外销，不是出口这么简单，而是纯内销的产业开始受影响。这一切你相信吗？只是刚开始，只是秋天，很多人说严冬到了，我告诉你还没有到，慢慢进入严冬，如果现在扛不住的话，你未来没有希望了。
在这种严寒天气之下，即将到来的严冬，我对于我们政府在前两天提出四万亿经费的积极财政政策，我认为这个做法本身就是呼应了危机的前兆，这个做法也是我前面一再呼吁政府救市的政策是对的，这个层面上我对四万亿的思维本身是支持的，这个四万亿对重庆市讲是相当重大的，既然我有机会来到重庆，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演讲告诉各位四万亿的功效如何。
我们对于政府救市，我相信大家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中国政府必须像美国政府一样出来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问题是四万亿能不能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否”要真正了解中国制造业的本质和中国经济本质之后才能有效地回答这个问题。
想请问各位，中国制造业为什么会衰退？从2005、2006年开始为什么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会不会恶化？首先我告诉各位的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经济成长我们所做的路径择是非常奇怪、非常特殊的。我们和别的国家都不一样，唯GDP为利，刚才我休息的时候有人问我“GDP是什么”说郎咸平教授这个是中文还是英文还是专有名词，我讲周杰伦大家清楚，GDP就是在座各位产能加在一起就是GDP，每家工厂生产的产出加在一起就是 GDP，这个是英文的简写。我们是怎么拉动经济的？我们和全世界国家都不一样，我就以欧美、日本、本国为例。
他们GDP的拉动是靠消费，这个靠消费比较正常，我想喝矿泉水的时候就生产矿泉水，我想用电脑就生产电脑。他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在整个国家的产值高达70%，我们的产能是占70%，我们消费只有别人的一半，只有35%，我们是消费严重不足的国家，非常非常不足。这么多年来我们折算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什么意思呢？你只要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七个字很多人听不懂什么意思。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消费严重不足的结果政府透过GDP工程、透过修桥、铺路、钢筋水泥拉动经济发展，到各地看，任何一切新官上任之后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建设搞起来，修桥、铺路、搞绿化。有时候我到一些偏远的省份演讲，他们说郎教授我们这个城市这几年进步非常快，我说中国的城市没有进步慢慢的，中国是全世界没有灵魂的城市，什么都拆，什么都不要，为了搞GDP 无所不用，我们盖的建筑物都差不多，我到任何一个城市不知道去哪里，我感觉是回到东莞，没有灵魂的城市，我们通过钢筋、水泥拉动经济增长。我们产值中钢筋水泥占了56%，你们相信吗？欧美各国是25% 不到，别人的钢筋水泥是我们的一半，这个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钢筋、水泥这么简单。
好了，我们说我们有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发展，听过吗？我告诉你什么“三驾马车”，第一是消费，我们只有35%，只有别人的一半，没有拉动。第二是我们的出口，是严重的产能过剩，靠欧美人士乐观、负债消费把我们过剩的产生吸收了，可见你的危机多大，他们乐观的消费，刷爆信用卡的消费一旦出现危机就一把尖刀插入我们GDP行业的35%；剩下第三驾马车是政府的公共投资，政府的公共投资是阻挡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什么制造业会衰退呢？请你想想，我们整个GDP当中只消费了35%，可是我们有70%的产能，产生过剩的结果就是大量出口，出后35%，我们的出口厂商有些是国外进口原材料，粗加工出口，我们出口减掉进口贸易顺差惊人，高达8%，是小日本的两倍，小日本已经够严重了，我们比他还严重。但是我们感觉很良好，我们不觉得严重。因此使得我们外汇积累以惊人的速度积累，2006年10月份首度一万亿元大关，12月破1.5万亿，08年6月破1.8万亿，我讲话的时刻正好破了1.9 万亿，因此人民币汇率在外汇大量积累的前提下不断升值。最近这一段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升值了12%-14%左右，现在稍微有一点贬值，不要得意，不是真正的贬值，对强势的美元贬一点，对其他的货币是大量升值，这种畸形的GDP造成人民率汇率不断上升，从而打击了我们出口制造业。使得他们的投资经营慢慢恶化。
第二、国际通货膨胀引发的成本上升给我们制造业带来莫大的杀伤力。举个例子像钢铁，前一阵钢价大涨，原材料大涨，日子可以过，现在是大跌，我在9月份在宝钢演讲说中国钢铁迅速下滑，你们要做准备，我是客人，领导比较客气，我说你们要注意，他们说好，我想他们心里不爽，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请我在员工食堂吃包子，我想他们肯定觉得我偏激，10月一个月之后我在北京机场见到他们，他们赶快跑我们说郎教授你太英明了，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你走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关了50%的生产线，他说你怎么都知道了？我说那当然，没有两把刷子怎么江湖。
9月份我到唐山钢铁厂演讲，一个月之后倒闭了，还好现金拿了，要不就完了，就坏帐了。所以要赶快收回应收帐款。
这个成本的上升使得我们制造业承受莫大的压力，第二个因素使得制造业面临投经商环境恶化。
第三个因素是国内引发，《劳动合同法》我本人对《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意义是支持的，这个路径的选择是有问题的。这么重大的法案对劳动者这么意义重大的法案太草率地推行了。我虽然赞成这个法案，可是绝对反对以双输为代价，目前是双输。第二是确保反方论证，我们论证的时候是正方论证，反方最好不要参加；第二是缺乏试点。我也希望我们政府对重大的政策一定要透过反方论证，千万不要以为反对是错误的，如果反对不出来的话，要由领导人负责最后的后果，一个反对可以让你多加思考，不让你头热，缺乏反方论证，缺乏试点的《劳动合同法》一推出至少我们至少1/3的制造业受到灭顶的打击，这个给广东的领导，尤其是地方领导造成莫大的压力。我9月份和现在和广东领导接触多，我感受到他们心中的痛苦。
第四个冲击就是错误的宏观调控，这几年我们的学者都认为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是因为经济发展太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了，就炒楼、炒股，在著名经济学家的影响下，我们的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社会的流动性，他们想把流动性收回之后手里面没有更多的钱，就不能炒楼、炒股，我们就解决问题，一个美好的问题就编写出来，我们四年的红条都是收回流动性为目的。
我想请问大家一句话，如果这个前提是错误的怎么办？你想想，如果这一些学者意见都是错误的，那么宏观调控也是错误的，因为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不是解决发展更好了，不是我们更有钱，而是制造业衰退的结果的话你告诉我怎么办？按照我去年的说法结果是悲惨的，在10月之前我接受南方人物的专访，我相信他们当时是挖苦我的，现在不这么说了。采访完之后编辑说：“当全国的学者都认为是流动性过剩的时候，郎咸平认为是制造业衰退。”当时资料没有出来，如果郎咸平是对的，那么全球的学者都是错的。所以宏观调控不能不解决企业的问题，反而是落井下石的毒药。这个话登出来之后就是我和全国的学者对立，当然这个人就把这段话抄下来，写在纸条下，放在口袋里，我用实际的数据证明谁是对的。我不知道这两三个月我人有时候变得羞答答的，我这里很不好意思，羞答答告诉各位，实际的资料终于证明了我就是那个唯一对的人，不好意思。（掌声）
好了，结果很清楚了，宏调都是错的，当然对政府目的把整个宏调的思维做180度大反转，我可以正面评价，虽然有点晚。这个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经过三个管道严重冲击了我们的制造业。
第一是在宏观调控压力下，我国金融机构从民营企业以制造业为主民营企业大量收回流动性，干什么？就是打给过热的地方政府从事公共建设，就是四年下来我国广义货币增长率和信用增长率增长16%17%，你们有实惠吗？不是过剩，是转移，使得民营企业更萧条，公共建设部门更热。
第二个管道是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压力下很多企业不想干，把投入到制造业打到炒股上。使得制造业由过热转到过冷的部门，造成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
第三个管道是大家觉得做制造业没劲，利润太低，把钱拿出来做地产开发，海尔也是这样的，就是制造业干不下去了，就干地产商了，这就是本质问题。
请注意一下，三个管道从流动性从民营企业部门转移到公共建设部门，使得民营企业更萧条，制造业更萧条，政府公共部门更火热，包括楼市和股市，我们说中国经济过热，我告诉你中国经济从来没有热，只有30%是热的，70%都是过冷。越宏观调控越糟糕，越宏观调控制造业、民营企业更衰退。
一个很直接的问题问我，郎教授如果70%制造业萧条是萧条的话，为什么10%的增长率，我告诉你，中国的GDP中是以公共建设为主，所以30%的部门增长率多说吗？去年地产、钢铁、水泥都超过30%，30%的部门增长率超过30%以上，这个什么概念？就是全国增长率10%，再一次印证我国的经济增长是靠钢筋、水泥拉动。
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二元经济环境，我们同时过热、同时过冷，地方政府通过的工程是过热的，比如说地产钢筋、水泥、大型国企、证券公司等等是过热的，民营企业包括制造业还有相关的服务业是过冷的。这种过冷的制造业就是中国工商链条的第一多米诺骨牌，我去年呼吁政府救市不救，大量资金从制造业转到楼市、股市形成泡沫现象，第三张骨牌就是把中产阶级吸引到股市，下一张骨牌倒下，制造业衰退了，股市逐步衰退了。再下一张骨牌就是把中产阶级一举消灭，再下一张就是消费减少，再下一张就是破产。现在这个链条本身是由国内的四大冲击：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成本造成的，足可以使得我们走向萧条，现在有一把尖刀通过国际金融海啸直插入我们GDP35%，使得我们萧条速度更快，为什么钢铁企业从9月份到10月份之间迅速衰退倒闭的结果。
今年讲到11：30分了，我已经把各位具备的基本工具都谈了，允许我花10分钟时间把这个工具摘要，一个对我们下一步评价政府的4万亿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重庆地方政府如果利用这个机遇打造一个未来的重庆至关重要。
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已经慢慢显现了，它会对着我们GDP当中35%的过剩产能部门像尖刀一样插入我们的心脏，就算没有国际金融海啸，我国制造业有关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的影响使得我们制造业本身陷入萧条，我国政府没有像美国政府一样当机立断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的结果使得制造业冲击第二张骨牌，形成泡沫现象，第三张、第四张、第五张骨牌相继倒下，中国未来的危机是国内四大冲击使得我们的工商链条全线崩溃，再加上金融海啸对我们 GDP35%直接冲击使得情况继续恶化。
这个制造业的萧条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中国这么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不是这些制造业所造成的，而是一个扭曲的畸形的发展，也就是说制造业萧条为什么认为是过热，真正过热的部门是地方政府推动GDP有关部门过热，占经济主体的制造业是萧条的。这种二元经济证明我国从来没有过热现象，我们过去包括政府、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过热的诊断基本上全错。中国过热中存在这个经济，这种二元经济体拉动了我国经济发展，二元经济体和各位关系密切，不可想象，包括股票市场，我们说股票市场和基本面不符合，这个是胡说八道，这个和10%经济增长是不符合了，我告诉你，我们股票市场基本上受二元经济的推动，包括上个礼拜，股指涨到接近2000点都是二元经济的产物。今天下午我想利用上午讲的这条工具包括二元经济，以二元经济为主的国际金融海啸和各位谈一谈为什么上个礼拜的股价会涨，为什么今年股价，去年股价下跌，受二元经济的操作，你们理解的二元经济你们在股票市场就无往不利，不过来不及了。
此外我谈二元经济架构下，国际金融海啸冲击下，政府四万亿工程有什么实质作用，最后一刻我说政府目前能够在情况没有恶化的时候迅速作出决断的本身意义是重大的，至于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就看你们下午来不来听课，谢谢。（上）
去年下半年我写一篇文章《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把今年企业萧条、破产的路径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文章的点击率非常高，大概有1亿次，就像我的人生非常轰动，但是不受重视。
一直到今年9月之后，我相信政府才慢慢体会到我国制造业的困境，如果能够在两年之前我们就能够当机立断，直接帮助我国占主体的制造业的话，我相信说不定没有股市泡沫，甚至没有楼市泡沫，也不会套牢这么多股民，这一切是我们对经济的诊断过于草率，政府的反映过慢。
我最近听了很多相关人士的谈话，他们说哎呀，我们中国经济很好，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对我们发生冲击，最多是金融机构买一点次级债，但数量不是很大，你知道我听了这话有什么感觉吗？我清楚告诉各位，由于我们改革开放成功，这30年来我国基本没有经历过萧条，所以我们的官员和我们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我们只有个人的辛勤奋斗历程，都缺少大萧条的洗礼，因为缺乏大萧条洗礼，所以这使得我们的企业家对未来产生盲目的乐观。一定要经过几次洗礼后才能孕育出一批成熟、稳健、睿智、干练的企业家，这是我期待的未来。
在三天之前，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在财政部发言，我相信这个发言在内地没有激起多大的感觉，我们都是感觉非常好的民族，我们什么事都往好的方向想，在金融危机这么危险的时刻我们很激动，很热情想帮助别人，这个心态是好的，鲍尔森在三天前讲的话我重复一下，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原来的意思是拿这些钱去收购银行不良债券，三天之前他改口，说这个不去收购银行不良资产，要去帮助信用卡、消费贷款、学生贷款。你们听这个话之后有没有感觉或者是有没有一丝凉意？这个转变太重大了，这个转变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可能你们没有感觉。而且我觉得我们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解不够独特，甚至我们简单以为没有买多少次贷，我们不会像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直接遭遇到金融海啸的冲击，这个话有一部分对，大部分是错的，我告诉各位，这次金融海啸的冲击将有可能绕过金融，直接冲击到世界经济，因此我们受的伤害比你想象的严重，尤其是三天前鲍尔森的发言让我感到震撼，我想把这一切在今天给各位做非常清楚的表述，到底我们如何理解国际金融海啸。
我记得昨天晚上有人和我聊天，他们说郎教授，我们国家经历过97年的金融危机，不相信这一次扛不过。我说1997年金融危机算什么，是发源于泰国、印尼这样的国家不能和美国比，这次海啸的冲击是百倍、千倍的冲击，而且会恶化，已经波及到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你还不紧张吗？
我想今天上午和大家谈谈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它的冲击是什么？为何会绕过金融机构冲击到实体经济，通过什么路径冲击，理解之后谈制造业的现状，我们有全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再和各位谈谈这次政府的4万亿的财政支出计划，我们如何理解，如何修正、如何更好地建设我们重庆经济。
首先请问各位来宾这次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难道是简单的衍生金融工具太多缺乏监管吗？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请你首先想资本主义的灵魂是什么？资本主义的灵魂就是信托责任，你相信不相信这一次金融海啸的真正原因是从美国开始正如灵魂背后被破坏。我讲讲很久以前的美国它是什么样的情况。
在很久以前有一批信用卓著的借款人，他们想在美国债券市场借钱，买车、买房子，首先他们到中介机构，中介机构搜集各种材料，包括税单收入证明，尽责进行第一关审核，第一关审核之后如果通过了再把这些资料交给银行，银行再从事第二关审核，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把1万元美金的借款借给这个借款人。我们国内很多银行就到此结束，还有很多银行可以继续像美国一样往下走，美国不会到此结束，把这个1万美元借出去之后，把这1万美元的债券卖给下家，包括美国政府的事业单位、房地美和房利美，就是帮美国老百姓买房子或者是投资银行，包括你们熟悉的美菱、雷曼兄弟，他们把这些卖进去之后就是房贷证券，就是 10张债券，每一张的面值是10万美元，一旦成债券之后就可以抓牢了，这些债券只要从银行开始引申出的所有金融工具都是衍生性的金融工具。这个是次级债券。
为什么把美国保险公司扯在里面，比如说AIT，就是10张债券投保，如果10张还不出我还，写保单，就是拿到金融市场卖，原来是10张房地产债券，现在凭空多10多张保单，这个又交易，多了一倍的金融工具，投资银行拿到10张债券之后怎么做？搞了一大堆东西出来比如和股票市场挂钩、和国债挂钩、和公司债挂钩，然后又创造出非常多的衍生性的金融工具，这些投资银行创造这些工具的时候又收手续费，我们这个衍生性的金融工具越大越好大家可以赚更多的钱。
但是各位请注意，从银行后的衍生性的金融工具可以凭空创造出这么多的品种，原先是10张债券的5倍、10倍、30倍以上的品种，可是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走回链条的最开端，哥们要付钱，每个月按时付利息，如果按时付利息的话没有问题，下面的链条可以发展，问题并不是说美国发行的衍生性的金融工具过多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最基础就是这些人按时付钱，如果按时付钱这次金融海啸就不会发生。怎么回事呢？真正的导火线就是这一切投资银行，尤其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整个交易里面创造出非常多的金融工具从中获利，钱越赚越多。请各位来宾注意一下，不管是股票、房地产抵押、期权、期货、保单也好，请注意这些都是未来支付的品种，也就是说未来支付的品种把我们未来所创造的财富基本都拿到今天来花，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投行的从业人员非常富裕，薪水涨得高，这本来就是一个畸形。只要这个态势付款的话这个链条就不应该产生问题，虽然我们拿子孙的钱今天花。可是最后，华尔街腐败了，华尔街贪婪了，贪婪到什么地步呢？我以雷曼兄弟投资公司为例，这家公司经营不善，亏损20亿美元，有一家银行花十七八亿收购，他们的高管说你花十七八亿美元收购的话要给八名高级主管25亿美元才同意，这个这么贪婪，对股东的信托责任在哪里？把公司搞砸了没有愧疚心吗？没有，这时候要求股东按照合约把25亿美元给这八个人，否则是免谈。这种贪婪激怒了美国老百姓，而且贪婪之徒嫌钱赚得不够，开始酝酿新的产品，从最开始就酝酿，不是后面创造新的金融产品，而是从最根本之处破坏了美国的金融体系，那就是创造出一个所谓的次级债的系统。什么叫次级债，就是通过舆论、法律也好鼓励这些人买房子，这些人是什么人？就是信用不太卓著的人，在很久以前的美国这些人借不到钱，他们的信用不卓著，信用不够。
好了，这些人找到中介，这个中介机构也贪婪了。也丧失了应该有的信托责任，他们做了什么事呢？比如伪造单身证明、婚姻证明、收入证明，我说到这里我们不是这么干的吗，不骗银行怎么拿到钱呢？这个事在美国很不正常，这些次级债的所有人找中介机构一起伪造证明之后一起骗银行，而且我们的资料显示，有些中介机构还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经验，专门骗美国人，一起骗银行，那么银行也是一个过手的人，拿债券之后卖给别人，不在乎，如果在乎的话想经济审核的话这个材料也是假的，审核也没有用，最后银行决定把一万元美金借给这个人叫次级债，然后银行把1万元债券卖给房利美，AIT这家保险公司进来写了10 张保单，然后投资银行根据这些东西又发行出更多的衍生性的金融产品，他们发了很多钱，人们知道美国的负债链条发生什么问题吗？就是三聚氰胺效果出来了。从此之后美国的负债链条加入了可怕的三聚氰胺因素，请你们来宾想这个事，当我们听到三聚氰胺故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怎么想的吗？我们完全不理解这些人为了赚钱害死小孩子。甚至从此之后对我们的食品工业或者是奶品工业丧失信心，不想喝牛奶，同样是这样的，美国经历了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他们完全不理解有这么贪婪的华尔街，有这么贪婪的中介机构，他们不懂。他们开始对资本主义丧失了信心。
好了，到了这个时刻我认为欧美政府，尤其是没有政府当机立断的处理原则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过去一直有着市场化的逆思和误区，我们过去很多专家学者尤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最喜欢谈市场化，为什么？他在幻想，甚至很多人认为政府退出就是好市场，我告诉各位来宾这个是错误的，一个好的市场要一个精英政府细心培育、细心构建才会是市场，政府退出就是大欺小，强欺弱的市场，如果把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推向市场化，让市场解决的结果就是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房改之后住不起房，教改之后上不起学。这个是大欺小，强欺若的杀戮市场，我希望这次之后我们的专家学者不要提错误的市场化，把“市场化”三个字换成新思维，就是“工商链条”请看看美国政府如何处理危机？你发现在短短时期内美国政府立刻决定进入市场救市。难道你要批评美国政府？你们怎么不搞市场化？你违反市场化？你说美国人还不知道市场化？比我们聪明，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违反市场化的原则去救这些金融机构呢？你告诉我，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和中国在2008年的今天都面临同样一个挑战，就是工商链条早已取代市场化？什么叫工商链条，就是当一个部门出现危机的时候，如果你不控制住危机，就必定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效应，冲垮其他部门，形成大恐慌。美国的金融危机来自信托责任的丧失，金融机构一个个倒闭，美国AIT写10张保单，最后发现20%付不起，他要付，他怎么可以付出？如果一张、两张保单出了问题可以付，结果10张保单里面都有三聚氰胺，付不了，一下子亏空850亿美元，美国政府出850亿救他。为什么？美国政府的做法给我们过去非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当头一棒，他们不是违反市场化的尊者，而是他们在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是2008年应该有的新思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就是AIT倒闭了，贝尔斯登倒闭了，其他的相关银行倒闭产生金融危机，如果不设立防火墙就会冲垮第二张骨牌，就是消费危机，第三张就是生产破坏，下一张就是失业增加，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整个链条完全崩溃。
如果在这个时刻还不领悟到工商链条将取代市场化，如果美国政府不出面救市，美国的经济大恐慌绝对不可避免，美国经济一崩溃，中国经济会随之崩溃，不管你感觉多良好。
对于美国政府的做法，我记得在国内演讲不断提醒，不断提醒，学习别人的当机立断，斩断工商链条的思维，请各位和我一起回到我们内地，请你想想我演讲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你一句话：“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怎么来的？”按照我的工商链条的理论的话，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第二张骨牌，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当时没有办法像美国政府一样的睿智找出问题的根源，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就是把各位来宾通通拉回到2006年，为什么当时的股价大涨，我们证监会说是股改成功，这个是胡说八道，这个错误的诊断害死我们股民了。我在2005年就呼吁证监会不能搞股改，我讲话也直接，说股改是错误的，不能做。郎教授说股改是错的？为什么06年股价大涨，这个和股价无关，就是06年开始我国制造业慢慢走入秋天，他们面临的投资环境开始急速恶化。也就是说第一步制造业的经商环境恶化的结果是使得这些企业家把应该投入在制造业上的钱不投资了，拿出来冲垮第二张骨牌就是进入股市和楼市，从而形成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根本不是经济发展更成功，老百姓更富裕，我们有更多的钱炒楼、炒股，我们有很多学者认为是这个现象造成的，他们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流动性过剩”，大家听不懂什么意思？就是领导英明，改革开放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经济发展更好，大家有更多的钱炒楼、炒股。我的诊断相反，是经济发展更不成功、老百姓更加不富裕，企业发展更加不成功，是完全相反的结论。我当时呼吁政府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可是我讲话没有人听，两年之后才懂，没有设立防火墙的结果是资金冲垮第二张骨牌，形成股市、楼市泡沫。我就在这个有限的时间谈谈股市？我看你们的面相就是被套牢的。我告诉你为什么被套牢？当这一些制造业的资金冲击第二张骨牌的时候产生了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而这个时刻我一直呼吁救市，政府不救，不救的结果是冲击第三张骨牌，就是股市泡沫把中国稍微有闲钱的中产阶级全部吸纳到股市，但是这种泡沫现象叫做“回光返照”。什么叫回光返照？你们都懂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我国经济主体制造业衰退的结果使楼市、股市泡沫崩溃，第四张骨牌倒了，就是楼市、股市下跌，下一张再倒下，就是我国有闲钱的中产阶级全部倒下，下一张就是没有钱的怎么消费？再下一张就是生产，再下一张就是倒闭、又开始失业，又开始减少消费了。请大家注意，中国的工商链条就是没有美国金融危机依然会崩溃，原因是去年年初或者是06年政府没有出面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你们被套牢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危机，要比欧美更严重，我们的制造业在金融海啸之前产生危机，我们不但有制造业危机，我们还有全球影响的国际金融海啸危机，我们是两个危机。这就是为什么今年10月份全球股价大跌一天，我们跌三天，全球股价大涨三天，我们涨一天，问题是我们更严重。但是我们是一个感觉非常良好的民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民族缺乏危机意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好的地方。
请大家想想，目前我国的工商链条没有斩断设立防火墙使整个链条受到冲击，这个冲击和国际金融海啸还没有挂上钩，现在正在挂钩。所以我下面的演讲我想告诉你们，你不要乐观，它要挂钩了，怎么挂钩。这之前我还是把各位来宾带回美国谈谈美国的工商链条怎么回事。
中国政府没有设立防火墙，美国政府的睿智就表现在这里。立刻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我告诉各位，美国是一个世界超级强权不是没有道理的，你看人家的反应和人家的速度。但是美国政府提出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的时候为什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被否决呢？当时的美国老百姓非常愤怒，他们完全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为了赚钱会弄三聚氰胺害小孩子，他们讲凭什么救三聚氰胺的制造者？就是华尔街，为什么不救我，我们政府救三聚氰胺的工厂你们肯定不能理解。这种民意压力下，众议院不得不否决这个提案，可是你们回忆一下，当众议院否决这个提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是全球股价立刻大跌，美国老百姓终于懂了，华尔街确实贪婪，没错，但是政府不救使这些贪婪之徒全线崩溃，想推倒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骨牌，形成经济大恐慌，买单者是社会大众。老百姓理解了，因此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欧美通过了2万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同时欧美联合降低利率，希望能够刺激经济。那就是在10月初，按照我的理论欧美政府的做法不就是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吗？应该对老百姓有利才对，可是各位知道吗？
10月上旬欧美各国股价是怎么波动的？还记得吗？在7000亿美元过关之后什么结果？就是全球股价大跌，更可恨的是我们股价跌得更多。
你们会问这个不是好消息，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吗？为什么全球股价大跌？请各位再回到三聚氰胺的故事，三聚氰胺发生之后，我们立刻对食品行业丧失信心，同理可推，美国“三聚氰胺”发生的时候他们对资本主义也立刻丧失信心，当我们丧失信心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都不喝牛奶了，如果我们都不喝牛奶是什么结果？中国的奶品行业全线崩溃，这些美国人对资本主义丧失信心，丧失信心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线崩溃。所以当时发生什么事？当时在10月上旬，我一个礼拜都没有睡好觉。我自己是金融专家，我非常密切注意事件的发展，我这辈子混得不是太好，好不容易混到一点小钱存到银行，我没有想到你们，我只想到我自己，我想银行倒闭了我怎么办？我不容易。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孩子嗷嗷待哺。我一个礼拜没有睡好，亲眼见证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夕，为什么你们感觉不到，你们是一群感觉非常良好的人，每天还是花天酒地，该干什么干什么，每天打打小牌，喝喝小酒，当时非常危险，由于美国民众对资本主义丧失信心，我们发现这些金融机构拿到钱之后他们不借出去，他们在担心，这些银行想说：“我如果这些钱借给企业做短期融资，如果企业不还钱我怎么办？”因为它没有信心了，这些银行不借钱给其他的企业做短期拆借，他们想如果我借你做短期拆借你倒闭我怎么办？他们对企业、其他的银行因为三聚氰胺的缘故丧失信心，企业拿不到短期融资就是不能发薪水、不能购买原材料等等。就是全世界的企业立刻面临崩溃的危机，就是这么具体。而当银行不能借到短期拆借的借款会有什么结果，知道吗？这些银行就是大进大出，所谓的大进大出就产生失衡的现象，碰到这样的现象就需要向同行业拆借弥补亏空。如果借不到钱这个大进大出的势头现象使得银行的资金链立刻断裂，造成金融危机。
就在10月上旬，我亲眼经历了全世界企业和全世界银行由于信心丧失面临全线崩溃的前夕，只要多一两个礼拜政府不解决的话全球经济立刻全面崩溃。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国际金融危机。我相信你们都没有想到事情有这么严重。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刻，全球股价大跌，整个10月份全球股市跌了一万亿美元，这个礼拜美国股市跌27%，从年初跌到10月中旬，美国股市市场跌掉了8.5万亿美元，这个什么概念？就等于中国05、06、07年三年GDP的总合，下一子都跌光了。全球股价大跌的本质意义就是全球经济全面崩溃，全球各国领导就没有一个敢睡觉的，太危险了。
各位来宾知道不知道他们怎么解决问题？我再把你们带回到中国的三聚氰胺，一做类比什么都明白。为什么今天中午你敢喝奶茶，因为中国政府出面，用公权力撤掉几个官员，用公权力对奶品全面检验，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不行的，强迫下架，这个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的政府利用政府的信用来弥补我们老百姓对奶品行业信心的丧失，就是国家信用最后出台了，有可能解决了我国奶品行业的全面崩溃。当然我相信欧美各国不是向我们学的，不过历史就是这么巧合，这一路平安的故事可以天衣无缝用在欧美各国身上，
英国首相布朗同志，这个人名望极差，英国人不喜欢他，说他无能，可是就在这个时刻，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就是学习我们如何对付三聚氰胺，因此布朗首相站出来，他拍拍英国银行的行长：“兄弟，放心把钱借给企业做短期融资，把钱借给其他的银行做短期拆借。”我们看布朗同志胸膛拍得啪啪响，说：“老哥我还。”借给企业做短期融资，借给企业短期拆借，你知道吗？布朗同志怎么还？他是国家第一个领导人当机立断把英国银行国有化，建设成国家银行不用担心了。国有化就是用国家信用来弥补英国老百姓对资本主义信心的丧失和我们三聚氰胺的故事是一样的。活力恢复了，这时候美国政府看，英国老大哥开始国有化了，难道我们应该国有化吗？美国政府东想想西想想好象不太好。媒体就开始骂美国政府说“快点，快点想什么？”美国政府想：“如果我们国有化，会不会给外界的印象美国也走入了社会主义国家呢？”就好比一个吸毒的人来医院看病，快死了，这个医生在想要不要救这个家伙，如果救活了是不是鼓励大家吸毒呢？想不该想的事。美国媒体炮轰美国政府说来不及了，三天之后美国政府说好了好了，美国政府开始国有化。在10月份我看一篇专栏，美国《纽约时报》作家写一篇文章“说 21世纪的美国正在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当欧美各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我们国家在搞私有化进入资本主义，所以我们永远是跟不上时代的。
讲到这里，你们问我情况怎样，就是全球股价大涨，就像三聚氰胺一样，政府的信用帮助我们恢复了对奶品的信心。欧美的政府信用也帮助了欧美的老百姓恢复了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以至全球股价大涨，可恨的是别人涨三天，我们只涨一天，因为我们的问题更严重，我们还有制造业的危机，他们还没有这个问题。
我看到你们的面相你们肯定想问我一句话。郎教授，很过瘾，如果这一招失败了怎么办？如有国有化失败了，下一招是什么，我们好做准备。你们听清楚了，来宾们，这是最后一招没有下一招，如果这一招失败了全球大萧条不可避免，你们说不可以这样说，你支两招，我支不了，没有这个水平。甚至有朋友和媒体问我“我们国家面临如此大的金融海啸的冲击，我们能做什么？”我告诉你做什么？四个字“束手无策”。不要听他们胡说，说帮别人，这个不想听，这个情怀是好，我感动，但是你的感动就算了，我们只能祈祷欧美各国用国有化的力量重建老百姓的信心，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我们束手无策，什么事都不能做，这个是最大的悲哀。
所以今天的演讲我讲得非常非常具体，目前情况怎么样？就是国有化之后，工商链条斩断，防火墙建立了，可是开始漏水了，“开始漏水”什么意思？第二张骨牌恍恍荡荡的，没有倒，就是信心有点丧失，已有的民调指出，有47%老百姓认为自己在未来一年内可能失业，你有可能失业的感觉就是第三张骨牌开始晃动，消费减少，第四张骨牌晃动，就是生产受影响，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面临破产的危机，下面还有就是这些汽车公司怎么裁员，还有是这些被裁员的员工不敢消费了，所以慢慢冲击到实体部门，虽然速度不是这么快，可是以后开始漏水了，开始冲击了。只要欧美人士的消费开始减少就直接冲击到我们，怎么冲击到我们？给你一个数据，你什么都明白了，你们都比我聪明很多，听完之后你再也不会感到良好了。
各位知道不知道和欧美各国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是积极的，别人的GDP中70% 是消费，我们的GDP中是35%，你们知道我们的产能有多少？我国的产能占GDP的总量高达70%，但是我们只消费了其中的一半，剩下一半叫做产能过剩，我们是一个感觉非常良好的民族，我们给这个产能过剩什么好听的名字呢？叫“出口创汇”你们听过没有？其实所有的出口创汇本身就是产能过剩，而且是严重的产能过剩，产生过剩现象占中国GDP高达35%这个是不容挑战的数据。这个35%产能过剩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因为前面讲的金融链条把它吸收掉了，有一批信用卓著的美国人把这个吸收了，也就是美国家庭用负债的方式借钱消费掉了。各位来宾知道美国家庭负债多高吗？他们占GDP的比重高达95%，而且美国人消费超过产能部分高达GDP的6%-7%，这部分用负债完成，用0.7万亿美元来完成。
所以负债消费把我们35%的产能吸收了，35%过剩产能是一万亿美元，美国超过产能的过剩消费是0.7万亿美元，占70%，就是在欧洲帮助我们消费道了。我刚才讲防火墙开始漏水了，所以消费减少了，这个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请大家想想。回忆一下三聚氰胺的效果，虽然我们政府加入政府信用挽救了奶品行业，对你们而言由于三聚氰胺的疤痕还在，你们能够少喝牛奶就少喝牛奶对吗？所以你们对牛奶的消费量，尤其是国产品牌会下降，因为你们害怕，虽然政府信用让你可能放点心，可能还是害怕，所以对牛奶的消费会减少。
请你想想美国人，过去赖以为生的金融借款的链条里面有三聚氰胺有什么结果？就是美国人赖以为生的的负债的消费形态有可能改变，过去是绝对不量入为出的消费形态，因为三聚氰胺的实践让美国人学习中国人量入为出的美德的话就完了。你知道美国把非量入为出改为量入为出他们消费会少多少吗？就是我刚才讲的0.7万亿，是多少呢？就是我们整个过剩产能的70%，再加上欧盟，因此中国工商链条和欧美工商链条怎么挂钩？就靠我们35%的产能过剩挂钩在一起，我们是感觉非常良好的民族，我们感觉没有买多少次贷，因此影响不大，我告诉你，我们链条挂钩不是靠次贷，金融机构，我们和欧洲不一样，我们靠什么？我们靠35%过能产生挂钩。第一是防火墙漏水，他们减少消费的结果就减少进口，所以就直接打击我们35%产能过剩的出口，第二是只要改成量入为出的消费形态，也打击我们35%的过剩产能，你还敢说没有影响吗？
所以，中国工商链条在我前面讲的没有欧美金融危机冲击，制造业的持久衰退，影响我们的链条，走向萧条，没有金融海啸的冲击我们自己也可以走入萧条，那么现在又加上他们35%的冲击，而且是对我们GDP的35%的冲击，这一切都已经开始了。而中国首先倒下的省份是以出口倒下的省份，就要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浙江、江苏。这一切会像传染病一样最终影响到重庆。
郎咸平：我今天讲的中国的工商链条和欧美的工商链条透过35% 过剩产能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个过剩的产能我们称之为“出口”，这个出口的本质就是过剩，过去是靠欧美人负债消费，只要一防火墙漏水，二消费形态改变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我国经济的心脏。三天之后，鲍尔森说要把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从过去收购银行有问题的不良资产转为帮助信用卡消费性贷款以及学生贷款。鲍尔森这句话让我们感到不寒而栗，也就是说：
第一、美国信用卡出了问题；第二、美国的消费贷款出了问题；第三、美国的学生贷款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就是还不起钱，这是问题，这些人还不起钱，来宾们，这个意义太重大了，怎么开始还不起钱呢？也就是说你过去的是什么？过去是过度消费，太超出你的能力消费，对未来太乐观，花太多的钱，现在扛不住。我再问扛不住这种过度消费的形态会怎么办？似乎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减少消费。请注意，信用卡也好、消费贷款也好，我们暂且不谈学生贷款，这就是超出产能的消费。
第二个原因是以前是假设，现在开始证明，美国的形态因这场危机改变，过去是过度消费，我们过去35%的美丽出口的背后既然是别人乐观、过度的消费吸收了我们35%的过度产能，现在大家开始悲观，不刷这么多信用卡了。这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几年之内35%GDP对我们的冲击已经慢慢开始。再加上前面讲的中国制造业本来就开始萧条，而且这种冲击不是外销的冲击，而且影响到纯内销的企业。我为了给各位做一个说明不容易，我到深圳、上海洗脚、做一个桑拿按摩，不是为了桑拿而桑拿，洗脚而洗脚，是为了给你们演讲，拿一个实际的数据。桑拿的结果我问这个老板，我说最近生意怎么样？深圳和上海的老板说生意跌了30% ，请注意，桑拿洗脚按摩是纯粹内销的产业，绝对没有出口的，一个纯粹内销的产业在沿海地区都已经受到了冲击，所以说冲击不是外销，不是出口这么简单，而是纯内销的产业开始受影响。这一切你相信吗？只是刚开始，只是秋天，很多人说严冬到了，我告诉你还没有到，慢慢进入严冬，如果现在扛不住的话，你未来没有希望了。
在这种严寒天气之下，即将到来的严冬，我对于我们政府在前两天提出四万亿经费的积极财政政策，我认为这个做法本身就是呼应了危机的前兆，这个做法也是我前面一再呼吁政府救市的政策是对的，这个层面上我对四万亿的思维本身是支持的，这个四万亿对重庆市讲是相当重大的，既然我有机会来到重庆，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演讲告诉各位四万亿的功效如何。
我们对于政府救市，我相信大家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中国政府必须像美国政府一样出来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问题是四万亿能不能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否”要真正了解中国制造业的本质和中国经济本质之后才能有效地回答这个问题。
想请问各位，中国制造业为什么会衰退？从2005、2006年开始为什么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会不会恶化？首先我告诉各位的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经济成长我们所做的路径择是非常奇怪、非常特殊的。我们和别的国家都不一样，唯GDP为利，刚才我休息的时候有人问我“GDP是什么”说郎咸平教授这个是中文还是英文还是专有名词，我讲周杰伦大家清楚，GDP就是在座各位产能加在一起就是GDP，每家工厂生产的产出加在一起就是 GDP，这个是英文的简写。我们是怎么拉动经济的？我们和全世界国家都不一样，我就以欧美、日本、本国为例。
他们GDP的拉动是靠消费，这个靠消费比较正常，我想喝矿泉水的时候就生产矿泉水，我想用电脑就生产电脑。他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在整个国家的产值高达70%，我们的产能是占70%，我们消费只有别人的一半，只有35%，我们是消费严重不足的国家，非常非常不足。这么多年来我们折算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什么意思呢？你只要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七个字很多人听不懂什么意思。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消费严重不足的结果政府透过GDP工程、透过修桥、铺路、钢筋水泥拉动经济发展，到各地看，任何一切新官上任之后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建设搞起来，修桥、铺路、搞绿化。有时候我到一些偏远的省份演讲，他们说郎教授我们这个城市这几年进步非常快，我说中国的城市没有进步慢慢的，中国是全世界没有灵魂的城市，什么都拆，什么都不要，为了搞GDP 无所不用，我们盖的建筑物都差不多，我到任何一个城市不知道去哪里，我感觉是回到东莞，没有灵魂的城市，我们通过钢筋、水泥拉动经济增长。我们产值中钢筋水泥占了56%，你们相信吗？欧美各国是25% 不到，别人的钢筋水泥是我们的一半，这个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钢筋、水泥这么简单。
好了，我们说我们有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发展，听过吗？我告诉你什么“三驾马车”，第一是消费，我们只有35%，只有别人的一半，没有拉动。第二是我们的出口，是严重的产能过剩，靠欧美人士乐观、负债消费把我们过剩的产生吸收了，可见你的危机多大，他们乐观的消费，刷爆信用卡的消费一旦出现危机就一把尖刀插入我们GDP行业的35%；剩下第三驾马车是政府的公共投资，政府的公共投资是阻挡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什么制造业会衰退呢？请你想想，我们整个GDP当中只消费了35%，可是我们有70%的产能，产生过剩的结果就是大量出口，出后35%，我们的出口厂商有些是国外进口原材料，粗加工出口，我们出口减掉进口贸易顺差惊人，高达8%，是小日本的两倍，小日本已经够严重了，我们比他还严重。但是我们感觉很良好，我们不觉得严重。因此使得我们外汇积累以惊人的速度积累，2006年10月份首度一万亿元大关，12月破1.5万亿，08年6月破1.8万亿，我讲话的时刻正好破了1.9 万亿，因此人民币汇率在外汇大量积累的前提下不断升值。最近这一段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升值了12%-14%左右，现在稍微有一点贬值，不要得意，不是真正的贬值，对强势的美元贬一点，对其他的货币是大量升值，这种畸形的GDP造成人民率汇率不断上升，从而打击了我们出口制造业。使得他们的投资经营慢慢恶化。
第二、国际通货膨胀引发的成本上升给我们制造业带来莫大的杀伤力。举个例子像钢铁，前一阵钢价大涨，原材料大涨，日子可以过，现在是大跌，我在9月份在宝钢演讲说中国钢铁迅速下滑，你们要做准备，我是客人，领导比较客气，我说你们要注意，他们说好，我想他们心里不爽，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请我在员工食堂吃包子，我想他们肯定觉得我偏激，10月一个月之后我在北京机场见到他们，他们赶快跑我们说郎教授你太英明了，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你走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关了50%的生产线，他说你怎么都知道了？我说那当然，没有两把刷子怎么江湖。
9月份我到唐山钢铁厂演讲，一个月之后倒闭了，还好现金拿了，要不就完了，就坏帐了。所以要赶快收回应收帐款。
这个成本的上升使得我们制造业承受莫大的压力，第二个因素使得制造业面临投经商环境恶化。
第三个因素是国内引发，《劳动合同法》我本人对《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意义是支持的，这个路径的选择是有问题的。这么重大的法案对劳动者这么意义重大的法案太草率地推行了。我虽然赞成这个法案，可是绝对反对以双输为代价，目前是双输。第二是确保反方论证，我们论证的时候是正方论证，反方最好不要参加；第二是缺乏试点。我也希望我们政府对重大的政策一定要透过反方论证，千万不要以为反对是错误的，如果反对不出来的话，要由领导人负责最后的后果，一个反对可以让你多加思考，不让你头热，缺乏反方论证，缺乏试点的《劳动合同法》一推出至少我们至少1/3的制造业受到灭顶的打击，这个给广东的领导，尤其是地方领导造成莫大的压力。我9月份和现在和广东领导接触多，我感受到他们心中的痛苦。
第四个冲击就是错误的宏观调控，这几年我们的学者都认为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是因为经济发展太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了，就炒楼、炒股，在著名经济学家的影响下，我们的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社会的流动性，他们想把流动性收回之后手里面没有更多的钱，就不能炒楼、炒股，我们就解决问题，一个美好的问题就编写出来，我们四年的红条都是收回流动性为目的。
我想请问大家一句话，如果这个前提是错误的怎么办？你想想，如果这一些学者意见都是错误的，那么宏观调控也是错误的，因为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不是解决发展更好了，不是我们更有钱，而是制造业衰退的结果的话你告诉我怎么办？按照我去年的说法结果是悲惨的，在10月之前我接受南方人物的专访，我相信他们当时是挖苦我的，现在不这么说了。采访完之后编辑说：“当全国的学者都认为是流动性过剩的时候，郎咸平认为是制造业衰退。”当时资料没有出来，如果郎咸平是对的，那么全球的学者都是错的。所以宏观调控不能不解决企业的问题，反而是落井下石的毒药。这个话登出来之后就是我和全国的学者对立，当然这个人就把这段话抄下来，写在纸条下，放在口袋里，我用实际的数据证明谁是对的。我不知道这两三个月我人有时候变得羞答答的，我这里很不好意思，羞答答告诉各位，实际的资料终于证明了我就是那个唯一对的人，不好意思。（掌声）
好了，结果很清楚了，宏调都是错的，当然对政府目的把整个宏调的思维做180度大反转，我可以正面评价，虽然有点晚。这个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经过三个管道严重冲击了我们的制造业。
第一是在宏观调控压力下，我国金融机构从民营企业以制造业为主民营企业大量收回流动性，干什么？就是打给过热的地方政府从事公共建设，就是四年下来我国广义货币增长率和信用增长率增长16%17%，你们有实惠吗？不是过剩，是转移，使得民营企业更萧条，公共建设部门更热。
第二个管道是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压力下很多企业不想干，把投入到制造业打到炒股上。使得制造业由过热转到过冷的部门，造成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
第三个管道是大家觉得做制造业没劲，利润太低，把钱拿出来做地产开发，海尔也是这样的，就是制造业干不下去了，就干地产商了，这就是本质问题。
请注意一下，三个管道从流动性从民营企业部门转移到公共建设部门，使得民营企业更萧条，制造业更萧条，政府公共部门更火热，包括楼市和股市，我们说中国经济过热，我告诉你中国经济从来没有热，只有30%是热的，70%都是过冷。越宏观调控越糟糕，越宏观调控制造业、民营企业更衰退。
一个很直接的问题问我，郎教授如果70%制造业萧条是萧条的话，为什么10%的增长率，我告诉你，中国的GDP中是以公共建设为主，所以30%的部门增长率多说吗？去年地产、钢铁、水泥都超过30%，30%的部门增长率超过30%以上，这个什么概念？就是全国增长率10%，再一次印证我国的经济增长是靠钢筋、水泥拉动。
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二元经济环境，我们同时过热、同时过冷，地方政府通过的工程是过热的，比如说地产钢筋、水泥、大型国企、证券公司等等是过热的，民营企业包括制造业还有相关的服务业是过冷的。这种过冷的制造业就是中国工商链条的第一多米诺骨牌，我去年呼吁政府救市不救，大量资金从制造业转到楼市、股市形成泡沫现象，第三张骨牌就是把中产阶级吸引到股市，下一张骨牌倒下，制造业衰退了，股市逐步衰退了。再下一张骨牌就是把中产阶级一举消灭，再下一张就是消费减少，再下一张就是破产。现在这个链条本身是由国内的四大冲击：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成本造成的，足可以使得我们走向萧条，现在有一把尖刀通过国际金融海啸直插入我们GDP35%，使得我们萧条速度更快，为什么钢铁企业从9月份到10月份之间迅速衰退倒闭的结果。
今年讲到11：30分了，我已经把各位具备的基本工具都谈了，允许我花10分钟时间把这个工具摘要，一个对我们下一步评价政府的4万亿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重庆地方政府如果利用这个机遇打造一个未来的重庆至关重要。
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已经慢慢显现了，它会对着我们GDP当中35%的过剩产能部门像尖刀一样插入我们的心脏，就算没有国际金融海啸，我国制造业有关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的影响使得我们制造业本身陷入萧条，我国政府没有像美国政府一样当机立断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的结果使得制造业冲击第二张骨牌，形成泡沫现象，第三张、第四张、第五张骨牌相继倒下，中国未来的危机是国内四大冲击使得我们的工商链条全线崩溃，再加上金融海啸对我们 GDP35%直接冲击使得情况继续恶化。
这个制造业的萧条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中国这么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不是这些制造业所造成的，而是一个扭曲的畸形的发展，也就是说制造业萧条为什么认为是过热，真正过热的部门是地方政府推动GDP有关部门过热，占经济主体的制造业是萧条的。这种二元经济证明我国从来没有过热现象，我们过去包括政府、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过热的诊断基本上全错。中国过热中存在这个经济，这种二元经济体拉动了我国经济发展，二元经济体和各位关系密切，不可想象，包括股票市场，我们说股票市场和基本面不符合，这个是胡说八道，这个和10%经济增长是不符合了，我告诉你，我们股票市场基本上受二元经济的推动，包括上个礼拜，股指涨到接近2000点都是二元经济的产物。今天下午我想利用上午讲的这条工具包括二元经济，以二元经济为主的国际金融海啸和各位谈一谈为什么上个礼拜的股价会涨，为什么今年股价，去年股价下跌，受二元经济的操作，你们理解的二元经济你们在股票市场就无往不利，不过来不及了。
此外我谈二元经济架构下，国际金融海啸冲击下，政府四万亿工程有什么实质作用，最后一刻我说政府目前能够在情况没有恶化的时候迅速作出决断的本身意义是重大的，至于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就看你们下午来不来听课，谢谢。（上）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