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共所谓的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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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十七条协议与人民会议
1951年5月23日，中共当局与西藏政府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协议的大体内容为：
一：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
二：中共军队进入西藏。
三：在中共领导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四：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亦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解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固有地位及职权。
七：尊重信仰自由，寺院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藏军逐步改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
九：发展西藏的语言文字。
十：发展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
十二：凡西藏官员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公平买卖，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西藏的涉外事务由中央政府统一处理。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它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以上十七条内容中，第一条确定西藏丧失原有的国家主权 (既然是回到了祖国大家庭，说明西藏原来不在这个大家庭内，也就是说原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西藏并入中国后的地位则主要由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等关键条款所决定了的。其它的各条都是上述几条的补充。
第五条是中共在谈判中途加进来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想利用班禅喇嘛及其力量制衡和分化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政府的力量。
由于条约没有规定有效期限，所以应该是永久性的。
根据上述几个关键条款，除了主权和象征主权的外交与驻军而外，西藏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等形式将继续维持原来的框架（第四条），其地位则是中共领导下的民族自治（第三条），同时，西藏政府应该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改革，协议虽然没有具体指明，但显然是以上述框架为基础的改良，否则，第四条和第十一条就相互矛盾了。
协议第十五条虽然规定成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但同时也表明了他们的职责是为保证协议的执行，因此军政委员会除了维护或保证十七条协议执行而外，不具有或不是西藏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功能。
也就是说，西藏政府除了在性质上由中央政府降为地方政府，丧失外交、国防权利而外，继续保持原有的权利。但有关西藏的社会制度应该主动进行改革，如果人民提出改革要求（这是中国留下的伏笔），也应该是与上层协商解决。更主要的是，条约没有规定这种改革必须是中共式的「1」，根据条款内容，这种改革应该是在西藏现有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职权不变为前提下进行。所以，如果不计算丧失主权这一点，西藏政府仍然可以维护一定的权利，只是这些权利的利用方式将会改良，或者说，即使进行了改革，西藏政府治理西藏的权利也将继续存在而不应因此消失。
毫无疑问，西藏政府是希望维持这种状态「 2」，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维持现状显然是比较明智的选择。所谓已经阔了的希望维持现状，正在阔起来的希望改良，没有阔起来的希望革命。但在西藏，至少根据现有资料，在那些还没有阔起来的阶层当中，并没有任何表明人民期望革命的思潮或症兆。而且，根据采访，中共军队刚刚进入西藏时，凡中共途径地区的藏人对他们并没有很深的恶感，有些甚至抱着一种希望，这当然要归功于中共无所不在的宣传和蛊惑人心的对美好未来的解释以及藏人天生宗教民族，不注重民族国家意识，当然还有无尽的中国银元和绸缎、便宜的茶叶、瓷碗、冰糖等藏人喜欢而原来价值不菲的东西，此外刚开始中共即使征用乌拉，哪怕是被叫去砍柴或干一些轻微的活都会给藏人超额的银元，藏人通用藏币和银子，而银元又是较稀缺的，现因中国人到来而多起来时自然会产生好感，当时在藏人中有一句『共产党象父母，银元如雨自天落』的说法，康区噶瓦喇嘛嘉色仁波齐告诉笔者，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前一句话是套用中共教给藏人的一首歌词内容，后一句话则是藏人的感受。
同时，中共方面又不失时机的进行统战工作，广送礼物，到处发放布施，并任命几乎全部的藏人领袖人物予各种虚衔，如委员、县长什么的，给予他们其它中国人都望尘莫及的高工资，同时，对宗教不予干涉甚至在宗教节日上那些中国党政官员还扛着红旗、锣鼓宣天的前来发放布施，大张旗鼓地扮演佛教施主和保护者的角色，藏人喜欢施主，所以敲锣打鼓或其它一些方式虽不合佛教礼仪也无妨，这一切在初期似乎真的发生了一些作用，一些藏人因此加入了中共军队，一些佛教大师写出热情洋溢的诗词「3」，说明中共军队虽宣扬人间天堂，但其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与佛教追求利他、涅盘寂静的目标相似，都是为众生摆脱苦难并谋取幸福等等。
然而这一切包括十七条协议的签订等等都不过是权宜之计，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为了站稳脚跟，因为当时中共面对的西藏不仅地域广大，而且几乎没有现代公路，中共军队虽然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但少量的军队难于征服西藏，大量的军队则给养难于补充或无法保障长达几千公里人背畜驮的漫长给养线。而全民信教的西藏人虽然暂时缺乏强有力的战斗力，但如果他们决心反抗并且在战斗中积累经验则完全有可能成为一支顽强的军队，如果此时西藏再得到中国的敌人美国或印度基于战略考虑而给予的支援，则鹿死谁手是很难讲的。
因此中共急需要确定主权并争取一定的时间以经营补给线，即修筑公路。有了公路，中国军队可以长距离调动，可以向西藏驻军源源不断的提供补给，这样西藏原有的地理和空间优势马上就变得无足轻重，而中国军队的优势则能够得到发挥。到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就可以实施其最终的目的，即用中共的政权代替西藏原有的政权，用共产主义代替西藏原有的封建制度，用共产主义的意识型态代替西藏原有的佛教信仰，在往深层探究，则是将西藏民族同化成汉人，从而对西藏实现真正的永远的征服。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的意图不仅要遭到不愿意放弃特权的贵族之抵制和不满，而且更大的不满和反抗将会来自民族意识强烈之藏人精英和不愿意放弃财产的大部分人民以及几乎所有虔诚信仰佛教的藏人，而中共唯一可以凭恃的就是强有力的军队，其回应自然只能是暴力的，从这点而言，双方最后的摊牌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中共放弃这些目标，仅仅满足于十七条协议所规定的内容。
虽然中国军队急于讨得藏人的欢心以便站稳脚跟，但几万大军毕竟是抗着枪，驮着大量的银元进入西藏，因此，西藏人在惊喜并欢呼 "大洋多的象下雨 "的同时，也发现西藏的粮食价格几十倍的增长，当时在拉萨出家为僧的安多玛曲人罗桑格列回忆说：『当时拉萨物价飞涨，突然来了那么多的人，他们没有带食物，但是他们又很多的银元，他们一来就把街上的东西全部买光了，中国人没来以前，一克粮食只要七两半，中国人来后猛涨到七品（一品是五十两），一般的稣油原来只要三、四十两，中国人来后涨到七品以上，致使街上的东西除了富裕贵族或中共军队而外谁也买不起』，从而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在此期间，西藏历史上第一个以保护自身和民族利益为宗旨的政治组织──『人民会议』也就藉此机会应运而生了。
人民会议主要是以在拉萨的商人为主组成的反抗力量，有关以商人为主的西藏一般人民「4」所以组织『人民会议』的原因，当时作为人民会议的主要成员之一，后来却从印度投靠中共的阿乐群则在接受中共记者采访时指出：『1950年以前，我主要搞宗教活动，做生意，1950年以后我才参预反革命政治活动......我出身不是贵族，也不是喇嘛，但我对西藏问题却有着个人的认识，1949年西藏快要解放了，那时我有些想法，认为西藏完全是独立的，脑子里没有丝毫不是独立的概念，这样解放军一来，独立就要丧失；第二个想法是，西藏是个信教的地方，我对宗教看的很重，而共产党本身是不信教的，共产党来了，宗教就要灭亡。我反对祖国（指中国）就是从这个原因开始的；第三，西藏是封建农奴制社会，没有一点民主，希望西藏变的民主些。当时我这三种想法，就是组织人民会议的目的』「5」。
有关人民会议的成立，是从达赖喇嘛逃亡亚东开始的，当时西藏的商人阿乐群则和桑德仓罗桑根登分别组织私人卫队「6」前往亚东保护达赖喇嘛，十七条协议签订后，阿乐群则返回拉萨，由于看到噶厦组织欢迎中共代表张经武，心中不平，乃与在拉萨经商的安珠贡保扎西和其它人商量组织人民欢迎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为了不使噶厦和贵族因人民占了他们的先而引起忌恨，安珠贡保扎西等七十多家商人向亚东噶厦提出率众隆重迎接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的要求，噶厦准许他们到拉萨郊区迎接「7」，他们遂组织了五、六十人其它前往达聂迎接，并在赤松桑巴铁桥处列队欢迎，并以人民代表的名义向达赖喇嘛献了哈达。由于达赖喇嘛准备在乃群佐窝林卡休息三日后方才回拉萨，他们乃返回拉萨组织更大的欢迎仪式，这时由于他们获得向达赖喇嘛献哈达的机会而名声大振，有更多的人要求加入他们的行列，在欢迎达赖喇嘛时人民代表排在仪仗队和贵族之间，由此便打出了『人民会议』的旗号「8」。据南木林?班觉久美的回忆：『在中共进入拉萨的第十七天，一些西藏官员和军方人员组建了反抗组织，组织的宗旨是抗拒中共的威逼利诱，以各种方式反抗中共的占领，这个组织中有堪穷洛桑坚赞、第二代本（扎什）多杰才丹（又名多杰占德）。接着再成立的是人民会议，主要负责人是藏巴拉秀?扎巴成列、洛卡人蚌塘秘书坚赞洛桑和康巴阿乐琼泽（才仁多杰）等「9」』。康巴阿乐琼泽（才仁多杰）在回答中共记者时也指出上述这些人与人民会议同心同德「10」。但从南木林?班觉久美的回忆看，初期成立的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反抗组织与主要由商人和一般百姓组成的人民会议并没有承接关系。
另外的资料则称『1951年11月，达赖喇嘛手下的俩名主要官员鲁康娃、洛桑扎西出面，非法拼凑了一个叫做人民会议的组织』「11」。所谓『鲁康娃、洛桑扎西出面』显然是信口指认，因为阿乐群则后来投共后接受采访时依然指出『那边认为我是共产党特务，这边认为我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其实我什么也不是，完全是自觉自愿......起初和政府没有联系，后来支持我们的大有人在，而真正愿意和我们同心同德的主要有帕拉仲易钦莫、达赖喇嘛侍从泽扎杰丹、孜本朗色林、措墨林堪钦、噶伦洞波扎西林巴....「12」』，其中也没有提到两位代总理。但提出的时间却与中共大军和大量工作人员进入西藏不久粮食物价飞速上涨的情况相吻合。
11月25日，江央达瓦、丹秋索南、贡觉朋措（诺珠朋措）三人在大昭寺前打卦，神谕指示要迅速组织起来「 13」。人民会议刚开始似乎注重于在人民中的宣传和组织，中文资料收集了一些被指责为人民会议散布的谣言或在拉萨流行的民谣，如『有了达赖喇嘛，不要毛泽东，有了好糌粑，不要吃豌豆，有了柴禾牛粪，不要烧骨头』「14」。
此后鉴于西藏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苦，人民会议决定上书请愿，1951年藏历十一月，由江央达瓦、丹秋索南、诺珠朋措、察荣管家伦珠、色幸喀?才旺郎杰、贡波瓦发起的『人民会议』在德吉林卡开始商量请愿书的问题时，江央达瓦指出：『协议中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是解除人民痛苦的，所以可以请愿』。请愿书开始由人民会议成员洛桑云丹（唯一一个参加人民会议的僧官）和丹秋索南起草，并在基德林江央达瓦家中多次进行讨论，他们希望请愿书发挥作用，但也明白其中的危险，因此在讨论会上起誓要为『宗教和众生的幸福立志不移』『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永不反悔，我们象亲兄弟一样，生死同当，并向神起誓，内部的事不向外泄』「15」。
在一些中文资料中笼统地指责人民会议『随意殴打解放军战士，暗杀解放军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夜间悄悄捕捉、暗杀解放军及西藏工委机关和地方工作人员』等「16」，但在中共正式资料（如党史资料或大事记等）中没有这些指责，如有这类事情，必然会大书特书。所以根据中共的习惯，这些指责应该是没有事实根据，或者按中共的说法是「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做出的。
1952年藏历一月二十五日（3月21日左右）「17」，人民会议一百多人在嘉日林卡开会，通过了请愿书的内容，并由丹秋索南宣布：『我们要在藏历2月6日向中藏官员呈六个条件的呈文，那天大家在拉萨聚集，呈文生效最好，如不生效，一定要坚持下去』「18」。
他们准备上呈的请愿书之六条内容，根据中文内部资料的记载为：
一：解放军进藏后，保持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权利不变，人民表示感谢。
二：中央承允保护寺庙，寺庙收入不变更，希望施行到底。
三：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十九年，西藏政府没有负起发展的责任，发展西藏政府政治很重要，如何发展随后呈文。
四：靠达赖喇嘛的恩典，过去西藏人生活自由自在，从铁兔年（1951年）起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但掌握支配利益的首脑们对大众利益不关心，使寺庙供奉减少，人民生活穷迫，坏人行劫杀人，请政府改革时首先注意到这种情况。
五：如果改革西藏自己军队的制度，会引起人民的灰心，一个大国的制度不能兼容于小地方，除依旧例保持少量兵力（指驻藏人民解放军）外，其余希望迅速撤退。
六：借口汉藏和睦，封闭商路（指对外出口），是西藏羊毛销售不出，商业倒闭，希望迅速商讨，准予依照原来方法经商「19」。
3月30日，人民会议代表五人按计划将请愿书送至布达拉宫西藏政府，两位总理表示：此举对西藏人民有好处，是西藏史无前例的创举「20」。3月31日，噶厦派人将请愿书送给中共驻西藏的最高级别的代表张经武，引起中国驻军的极大恐慌，他们立即紧急调遣进入山南隆子县的 115团的一个营日夜兼程赶回拉萨并驻扎在墨竹贡噶县境内「21」。同时，中共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写信给达赖喇嘛要求制止，信中称：
【达赖喇嘛先生：
我以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代表的身份，向您提出以下紧急通知：
(一）这两天以来，在拉萨市我们亲眼看到，有很多色拉寺和哲蚌寺等的不正当喇嘛，化装老百姓，携带枪枝，并纠集一部分藏军和流氓，开会宣誓，进行反动活动，企图向人民解放军骚动并抢劫群众，以致造成拉萨市秩序极端混乱的现象。今天商店和群众均已关门，人心恐慌不安。如不立即加以有效制止，可能即将发生不幸事件。
（二）今天我正式接到噶厦派来秘书通知，说有什么所谓 "人民会议 "的代表，向人民解放军和西藏政府请愿，要求我去参加。经我们调查了解，这些所谓的 "人民代表 "是假借民意，假人民代表是有幕后人物支持的。他们企图用请愿和骚动的办法，达到破坏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民族团结的目的。
以上两个严重的反动事件，请您即刻下令予以有效制止。否则将会造成对您和西藏人民的极其不良的后果，特此通知，并希答复】「22」。
当天噶厦八名正副噶伦前往张经武在萨德仓的住地讨论，张经武惊慌地认为事态严重，噶伦们却不以为然，到傍晚快九点，徐淡卢发言指出：『事情到这个地步，我也想不出什么绝招，社会治安是噶厦的事，部队又不好出面，我想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时候，只有出下策，能拖到天明不使事态扩大化到发生冲突，再从长计议，既然他们（指噶厦的噶伦们）始终表示不明形势严重的来由，想不出对策，并且又很担心中央代表（指张经武）的安全和事情发展到难于收拾的地步，那好，只好请他们留下与中央代表共安危』「23」。对于这种扣留噶厦噶伦作为人质的行为，在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写的《伪人民会议始末》中却颠倒黑白，记载为『因噶厦对治安不能完全保障，且天色已晚，他们提出与张代表一起住在工委，我们恐破坏份子借口扣留噶伦寻衅，故请其它噶伦回家，只留下索康、拉鲁和阿沛三人』「24」。
1952年4月1日早晨八时左右，人民会议千余人由嘉央达瓦等人率领下举行示威游行，前往中共代表张经武处递交请愿书，并高呼「 解放军必须立即撤出西藏」「西藏的会议制度不能改变」「要修改十七条」等口号「 25」，部分游行队伍则留在大昭寺前等待张经武的接见「26」，江央达瓦、达瓦丹增和多杰秋桑等三位代表强行进入张经武在萨德仓的住地并和张经武发生舌战。当时，三位噶伦均在场，后在三位噶伦的劝解下人民代表留下请愿书后离开。
当天晚上，张经武即致函达赖喇嘛，除了指称人民会议有藏军参加，还宣称由反动分子组成的「拉萨解放大队」已经秘密布置在他们驻地附近，因此，要达赖喇嘛「立即命令」包括达赖喇嘛警卫团在内的藏军和寺院喇嘛各回各营或寺院，「严加约束，不得任意外出」，『立即命令解散所谓的「人民会议」，』『命令噶厦向西藏军区商榷，联合负责，发出联合公告』「27」。
4月2日，中藏双方发出联合布告，规定「每晚八时起至次日凌晨五点为止为戒严时间，军民等不准活动，不准造谣生事，不准秘密集会或有不轨行为」。当天人民会议一百余人继续在布达拉宫前的印经院开会，表明将继续组织请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虽然西藏的人民会议的成立完全是由于中共大量军队进驻西藏，引起物价上涨『人民生活趋于从未有过的穷困境地，协议中明文规定帮助西藏人民，实际上卖粮食、酥油、肉类只给半价，而且是强迫的。广阔的草原牧场均被霸占去开了荒，籍以成立军政会，下令各宗以千万头牲畜来运输木材，人民会议提出意见时，反而说是勾结帝国主义之行为』「 28」，而且中国当局也非常清楚这一点「29」，而且也明白这不是两个司曹在进行破坏「 30」，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中共却完全漠视这一点，除了指责人民会议，还将人民的反抗运动完全归罪于所谓的帝国主义以及西藏政府上层（两个司曹）的煽动。
4月4日，张经武给达赖喇嘛的信中还要求『请您于四月四日或四月五日亲自召集司曹、噶厦全体官员会议，根据我四月一日向您提出的四项内容，共同商讨有效制止的具体解决办法』「31」，到了4月13日，张经武就召集全体噶伦开会时，却要求他们请示达赖喇嘛撤销两位代总理的职务「32」。由于噶伦们反对，4月 15日他致函达赖喇嘛时，坚持要撤销两个司曹的职务。4月16日，噶伦然巴代表噶厦向张经武提出：『全体噶伦认为伪人民会议的幕后人并不是两位代总理，因为在噶厦开会时，两位代总理曾亲自说过人民会议与他们之间没有牵扯。假如对两位代总理的怀疑还没有消除，今天到会的官员可以担保』，噶伦拉鲁以两位代总理『年纪太老，脑筋很陈旧，说话方式不好，请予原谅』向张经武为两位代总理求情，但张经武以两个代总理从未说过共产党和毛泽东一句好话，并在噶厦会议公开指着阿沛说：『你订的十七条协议不好，给你一个任务把协议修改修改』等理由不被接受「33」。
如果完全相信中共公布的资料中毛泽东于4月6日的指令「34」，则张经武给达赖喇嘛信中的跋扈就难于解释，因为毛泽东的信中不仅承认在西藏缺乏群众基础，而且提到不解决生产与贸易问题，就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人民就会被挑动而反抗解放军（其实就是娓婉地承认了人民会议或人民的反抗运动是由于中共的进入造成西藏的缺乏物资-表现为物价飞涨----而引起的事实）。以及中国方面虽然在军事力量上占优势，但在社会力量上占劣势的事实，因此指示中共西藏地方『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然而事实却是中国方面不仅寸步未让，反而于4月15日给达赖喇嘛的信中强力要求达赖喇嘛撤销两位代总理的职务，『交噶厦关押议处』。
毫无疑问，给达赖喇嘛的信的内容也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写的「35」，因为4月19日，首席噶伦然巴再次请张经武就两位代总理问题给毛泽东发电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求中央，张经武回答说：『我是毛主席的代表，亲自写信给达赖喇嘛，同时亦把一切详细地报告了毛主席，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决不会在此乱做事』「 36」。这封长信以傲慢的口气历数两位代总理的过失，包括指责两位代总理于2月18日的司曹噶伦全体会议上（张国华等人在场）公开指出：「西藏是独立的国家，自己有自己的国旗，并且在泛亚洲会议上悬挂过。汉藏关系是施主与办佛事 的关系。反对悬挂中国国旗，称中共进入西藏是侵略「37」」。指责两位司曹违反协定，对改编藏军持反对态度，假借民意，树立私人势力，阴谋叛乱，不仅没有制止人民会议，反而予以支持，不执行禁止违反协议之非法活动（指人民会议）之命令，以及『并胆敢继续从容非法 "人民会议 "在拉萨市区公开办公活动，到处骚扰，并枪击阿沛住所』，还有就是不经西藏军区司令部批准，擅自调动驻日喀则炮兵团至拉萨，阴谋进行叛乱等等，信中还强硬宣称『从即日起，本代表不再承认鲁康瓦和洛桑扎西司曹职位，因而也将不再和他俩人商讨任何问题』。最后张经武还要求达赖喇嘛提出『爱国主义』的『有能力有威信』的总理候选人名单，『以便共同商量最后决定』。
这是典型的中共作风，由于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依然没有遵从，4月19日中共代表张经武带着警卫前往布达拉宫「38」，蛮横地要求达赖喇嘛撤销两位代总理的职务，逮捕人民会议的负责人。虽然中共的行为完全违背十七条协议中达赖喇嘛固有职权不变的规定，虽然对两位代总理的指责牵强附会，人民会议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但在中共的压力下，竭力寻求与中共合作、妥协以图尽可能地保护西藏政教权益的达赖喇嘛仍然被迫于4月27日宣布撤销两位代总理的职务「39」。5月1日贴出解散人民会议的布告。
五月14---18日为止，西藏政府派出桑颇才旺仁增和堪穷詹东罗桑囊杰两人负责询问人民会议的人员，中共派出林亮、王化两人旁听，被询问的人民会议成员包括江央达瓦、约色多杰、伦珠、达瓦丹增、色幸喀扯郎、若珠朋措、丹秋索南、赤仁朋措、多杰确桑、土登桑佩、拥珠、金巴、居勉郎吉、格来等共有十四人。询问的内容是开过那些会议，做过什么决定等。期间人民代表赤仁讽刺两位藏政府官员说：『我们是为政教发展的，你们如果无事做，请在那里坐着好了』，当即遭到训斥。审问毕，西藏政府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严追，若查出有公职人员参予，严惩不贷；另一种是就此让他们悔过，发文宣布非法即可。结果竟然是中共方面提出不要再追查，『说服他们不再追问，并表示坚决反对肉刑』「40」。其实也不奇怪，因为中共知道真的追下去，只会使对两位代总理莫须有的指控之没有根据表现的更加彰显。六月二日，再次审问后即将他们释放。
如果人民会议的成立从1951年11月算起，到西藏政府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不过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如此，刚刚开始不久的人民会议组织在中共的压力和西藏政府的妥协下遭到压制，但其成员并没有放弃努力，在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之后的六月五日，人民会议散发的 "告政教合一国全体人民书 "就比较明确的阐述了当时的情况和人民会议的诉求：
『西藏是世界上对于杀人武器不会使用的人，各僧俗人民从来也不愿意其它的人用武器来征服，因为在宗教上僧俗男女都已承认了严格戒杀性命的法规。雪域国家 (西藏)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曾遭遇过中英两国的多次侵犯，均被佛教的宏大而胜利。
之前，共产党在康区，在藏兵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大肆侵犯，当时毛主席以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自此容纳不下更多的人民的土地上来了大批的部队，人民生活趋于从未有过的穷困境地，协议中明文规定帮助西藏人民，实际上卖粮食、酥油、肉类只给半价，而且是强迫的。广阔的草原牧场均被霸占去开了荒，籍以成立军政会，下令各宗以千万头牲畜来运输木材，人民会议提出意见时，反而说是勾结帝国主义之行为，最近拉萨开了一次商业方面的座谈会，要每十人提一些意见来，有人提出有关人民的意见时又遭到拒绝，说现在主要提出关于成立军政委员会的事情，这些问题以后再谈，除了有利于共产党的意见可以提而外，其它的意见便就置之不理，这很明显的说明了政教合一国家已体无完肤了，又如在农村中放农贷，目的在于以高利收人民的粮食酥油等，人民不要时，以花言巧语用尽一切不近人情的办法强迫人民接受，这样虚假的帮助人民，实在可笑。』又说『他们借着势力剥夺了达赖喇嘛的固有职权，这一系列的侵略事实又一次给藏族人民留下了更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象，蒋主席和毛主席都为了获得个人的君主地位，谁也不让谁地你争我夺着，蒋介石的背景是美国，毛泽东的靠山是苏联，他们为了达到少数人的幸福，是不惜一切手段的。这种亲苏、美，媚外的陷人民于水深火热的行为，是十指所指、十目所视的。
警惕吧！全体藏族同胞们，寿终正寝的爹娘也不要忘记了留遗嘱给后代，他们满口道的民族、团结、平等，实际上是想逐步吞并整个西藏，目前地图上只留下太昭地区，明明是他们制造西藏内部达赖班禅的不团结，反说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之所致，这又何尚不是欺人之谈呢 "。还说 "藏族人民当中有不少的人为了个人生活问题投降了共产党的，我们认为可惜，我们诚挚的希望全体藏族人民紧密的团结起来，牢记着法王松赞干布的一句话 :'藏族人民原先的父亲是项秋生巴，母亲是扎生来都，祖先只有一个，因此我们不分你我，紧紧地团结一致，绝不要堕入用挑拨离间来征服我们、用花言巧语来征服我们、用武力来征服我们的深渊』。「41」
人民会议被宣布非法后，江央达瓦和古雪珠陶组织了『教友共济会』（缺卓吉白约古），继续进行活动，他们鉴于在西藏难于取得成效，决定向国际社会寻求支持，决定派出朋措扎西（又叫群则朋措）、才仁多杰（又叫群则才多）和觉拉（其美旺嘉）三人前往印度向联合国请愿，江央达瓦谈到派人出国的目的时对罗桑云丹说：『本来西藏是个自主独立国，现在被共产党侵占，名义上说解放西藏，实际侵略西藏，是西藏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范围，而且不断向西藏增兵，在这种情况下，西藏民族最关心的是，改变我们的主权，政治制度和救星达赖喇嘛的事业。因为共产党是完全学习苏联的制度。因此将有根本毁灭佛教的危险』「 42」，然而由于中共获得情报，在日喀则秘密将朋措扎西逮捕，从9月17日到10月10日9日近一个月的威逼利诱，朋措扎西承认了大部分，中国政府随即将他的交代于12月8日交给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令噶厦处理，10日晚，噶厦命令将丹秋索南、查瓦仲易、珠陶和江央达瓦逮捕并关押在警察代本驻地，半年多以后在中共监视下让朋措扎西和觉拉对质，觉拉否认一切，不久经中共同意他们均获释。
至此人民会议进入低潮。
1954年达赖喇嘛前往北京回来时，由于听到要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人民会议成员认为『我们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各种机构都有，不需要成立筹委会』「43」，表示反对，达赖喇嘛返回时，人民会议先后派出三批人前往迎接，第一批代表是阿乐群则和雪嘎格隆罗桑朋措、觉拉毕索热、杰冬和塔工拉拉等人，与当地藏人领袖多有接触「44」，日喀则人民会议代表拉木秋?扎巴赤列受日喀则大小头人和百姓代表等的推举前来拉萨向达赖喇嘛致敬，在拉萨与阿乐群则等人民会议成员接触后成为其中一员，他们在拉萨除了组织为达赖喇嘛献礼「45」，随后他们起草了『卫藏康区人民意见书』，对此阿乐群则回忆说：『我们研究了呈送这份文件的办法，我们想，送文件的人可能有去无回，需要坐牢、杀头的准备，但是大家都要去，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第一批去3个人，第二批去6个人，第三批18个人，第四批36个人，第五批72个人，如果这些人全完了，我们人民会议领导反对汉人的事业就尽到了责任，以后是西藏其它人的事情。但是第一批谁去？确定由卫藏康各出一个代表，藏包括阿里，卫包括山南，康包括安多』「46」。第一批有阿乐群则和朵嘎、拉珠三人组成，他们伪装成主仆进入工委所在地宇妥院内，向秘书长呈交了请愿书，中共方面表示以后再回答，他们平安回来后，再将请愿书副本呈交噶厦，因为第一次呈交时先给噶厦后给中共，结果中共一口咬定是噶厦和两位代总理唆使，故这次是先给中共，再给噶厦。但此后他们前往要求回音时却再也不让他们进入，两个月左右后，噶厦宣布人民会议是非法，必须解散，对此阿乐群则回忆说：『有一天（11月16日---引者根据《伪人民会议始末》注），噶厦在诺布尔卡开大会，突然把我们叫去，我看到盖着达赖喇嘛印章的大布告……索康在会上说：「西藏历史上，从松赞干布起，和尼泊尔、英国以及和汉人发生战争，进行交涉的都是由我们政府和贵族去做，你们平民不得干预，现在，达赖喇嘛的布告马上就要张贴了，我先对你们进行教育」索康说这番话时非常恼怒，他们认为我们是民反，想要推翻他们，代替他们的权利，所以恼羞成怒，说到最后问大家：「是不是这样」？在床的官员都说对对。我不服地说：「你说的不错，跟尼泊尔、国民党打过仗，这是可能的，他们都不是要消灭宗教。这次共产党和以往不一样，他们要消灭宗教。你们为保护自己的地位、财产，那就保护吧！人民一定要斗争到底」，我的俩个助手也附和说「一定要斗争到底」「我对三宝起誓，我们要继续活动」，就这样散会了』「47」。
随后由于是达赖喇嘛下令解散，人民会议便停止了活动，到正月祈愿大法会时，街上出现大量的传单，由于内容与人民会议的请愿书相似，中共一口咬定是人民会议所为「48」，噶厦于是又将阿乐群则和崩塘仲易、拉木秋?扎巴赤列逮捕，他们被关押了半年多，期间拉木秋?扎巴赤列在狱中逝世，其它二人经三大寺担保获释。有此以人民会议的名义的活动基本上已经停止，其成员的反抗活动并没有停止，并发展出轰轰烈烈的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根据中共的资料，『至到1959年3月10日西藏武装叛乱发生，拉萨地区的伪人民代表，除了二十一名早已成为设在噶伦堡的反动组织西藏自由同盟（即西藏幸福事业会）的主要成员，有四名去山南参加武装叛乱外，另有四十三名成为拉萨叛乱的骨干』「 49」。
注释
1、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中共副总理陈毅表示根据十七条协议，改革必须要进行，但何时改，如何改则可以协商。
2、十七条协议由西藏扩大会议同意就是由于这些许诺。
3、例如著名的格西西绕嘉措，他以诗歌表明中共所追求的共产主义其实符合佛教教义等。之前，格西西绕嘉措还曾经在中国国民党时期的蒙藏委员会任职。
4、有关人民会议的成员，中共文献指出人民会议成员是『有商人和无业流氓为骨干纠合各种社会渣滓组织起来的一个公开的反革命组织』『反对祖国统一的商人、寺庙管事、不规僧人等』『以商人和无业流氓为骨干』分别见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党史通讯》 1989年第2期第9页《伪人民会议始末》以及《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的叛乱》第3页；《 1949-196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36页，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12。
5、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载《西藏党史通讯》 1989年第2期（总第24期）第24页。西藏自治区党委当时资料征集委员会主办。
6、阿乐群则指出所谓私人卫队就是由他和由他武装的他的五个伙计组成（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载《西藏党史通讯》1989年第2期（总第24期）第24页。西藏自治区党委当时资料征集委员会主办。
7、《伪人民会议始末》载《西藏党史通讯》1989年第2期。
8、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以及西藏自治区党委当时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伪人民会议始末》分别载《西藏党史通讯》 1989年第2期（总第24期）第24页和9页，以及《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的叛乱》第3页。西藏自治区（以及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8。
9、《南木林班觉金美回忆录》藏文版第70页，西藏文献图书馆印行， 1988年，印度，达然萨拉
10、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载《西藏党史通讯》 1989年第2期第29页。
11、沈开运等九人编着《透视达赖》（上）第10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另据《 1949-196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1951年11月25日下载：『部队进入拉萨后，以鲁康娃为首的上层反动份子一方面煽动群众向我寻衅闹事』似也证实上述时间。
12、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载《西藏党史通讯》 1989年第2期第25、29页。
13、 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第8页载他们先是「通过赤江和森本堪布、丹增堪布向达赖喇嘛申请成立人民会议，达赖喇嘛批准」然后才去大昭寺前打卦，而《伪人民会议始末》中称是此后去拜见达赖喇嘛。有关神谕内容，《伪人民会议始末》载为「要组织起来」，《西藏平叛纪实》则称内容为「必须将共产党、解放军赶出西藏，否则西藏就要大祸临头」。
14、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第8页。
15、《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0页。
16、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第10页。
17、根据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第10页的记载，「人民会议」反对十七条协议，强烈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以及发表西藏要独立的演说等，对此，中国方面除了再三要求西藏政府采取措施，中共西藏军区还发布布告进行制止，在布告发布后的第二天，人民会议负责人嘉央达瓦召集六十多骨干在加热林卡开会，会议由丹秋索南主持，会议确定了采取情愿的形式以及情愿的六条内容。
18、《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0页。
19、《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0页。另据南色林的回忆六条内容为：西藏的政教领袖只有达赖喇嘛。西藏是一个拥有自己的服装、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自主发行钱钞等的自由独立的国家。中共政府暴力侵占昌都后签订所谓的十七条协议，向西藏派遣大量的军队，所谓的十七条协议是完全按照中共的愿望，我西藏政府和人民绝难遵从承认。西藏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侵入，此事与中共无关。西藏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自食其力，不需要外界的支持，西藏地域狭小，涌入这么多中国军队，造成物价上涨，人民食物缺乏，因此，中国军队要撤出西藏。西藏象以往一样可以自己保卫西藏的安全。以上内容在回忆中虽未列条，但归纳起来仍是六条。然而对照毛泽东4月 6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其情愿书的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是要求我们让步』以及『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等内容，不仅用词不应该这样激烈，而且具体内容也不一样，因为南色林是很多年以后的回忆，而且不是当事人，因此引用了中文的记载。
20、《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1页
21、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第4页（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和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8）。这支部队后来也一直未再去隆子县，从而为后来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占领山南以及达赖喇嘛和成千上万的西藏僧俗逃离创造了条件。
22、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第43页，
23、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第13页
24、《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5页
25、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 14页。
26、《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1页
27、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第44页。
28、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第25页「告政教合一全体人民书」。
29、毛泽东4月 6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我们维靠两条基本政策，…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的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第47页。不久中共甚至通过外交手段从印度运送了两千五百吨大米。
30、 4月 6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只看作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藏政府的大多数人向我们所做的表示。其情愿书的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是要求我们让步，……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力量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的请愿，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第47页。
31、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第46页。
32、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第51页。
33、《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6页
3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第47页。
35、4月 8日，由毛泽东起草，以中央名义发给西南局和西藏工委的电报中进一步指示：「决定以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最近在拉萨创办小学一事没有报告和请示，是不对的。此外似乎还有一些事也未事先报告和请示。此点务请工委严格注意，必须认识到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见《 1949-196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37页。在事无巨细都要经过中共中央的情况下，张经武要求撤销两位代总理的要求和信件，这样一个关系西藏全局的问题不可能是他本人自做主张。
36、《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7页
37、当时总理乐康瓦还提出了十七条协议「是阿沛一人包办」，是强加给西藏的，要做出修改等。见《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的叛乱》第2页。
38、虽然中文资料如《西藏平叛纪实》把张经武前往布达拉宫宣渲染成大无畏地深入虎穴的样子实在很可笑，但对照之前他们扣留三位噶伦陪伴过夜，以及将在隆子宗的部队调回拉萨等，可窥知当时人民的不满以及中共的疑惧和不安。
39、达赖喇嘛《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一书中解释说：『我理解到，如果我们继续反对或愤慨于中国官方，那只会更多地导致压抑和愤慨的恶性循环，最后又必然引致暴力的爆发，而暴力是无谓的，如果我们与他们战斗，他们会永远取胜。而我们自己手无寸铁又缺乏组织的人民将会成为牺牲品。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和平规劝中国人履行他们在协议上做出的承诺，非暴力才是唯一的，最后，也许是在几年的耐心之后，可能会赢得某种程度的自由的手段。那就意味着任何可能时的合作，以及任何不可能时的消极抵抗。......非暴力才是道德的唯一方向，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深刻信仰，也显然是对佛陀教导的遵从』。两位代总理辞职后，达赖喇嘛没有再设立总理之职，对此他在书中解释说：「如果司伦只是中国人的代罪羔羊，那么司伦也是无济于事的，还不如我自己担负起全部责任」。
40、《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8页
41、《西藏平叛纪实》第25页，吉柚权着，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10，拉萨。
42、《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1页
43、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载《西藏党史通讯》 1989年第2期第25页
44、据阿乐群则在回答中共记者时回忆：『我们的代表到了理塘，和当地土司头人开了一次会，一共有24人参加』，会议决定在拉萨采取和平方式，若不成功则采取武力，见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 26页。采访中也有当事人谈到阿乐群则在康区鼓动人民反抗中共。
45、《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2页指出阿乐群则和阿南拉罗桑羊批、觉比群则、安多列谢等四人邀集多杰吉村、扎西次仁等四十余家大商号联名成立敬献会，向达赖喇嘛献礼。
46、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载《西藏党史通讯》 1989年第2期第26页
47、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载《西藏党史通讯》 1989年第2期第27页
48、阿乐群则对中共记者否认为他们所为
49、《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4页
一：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
二：中共军队进入西藏。
三：在中共领导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四：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亦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解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固有地位及职权。
七：尊重信仰自由，寺院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藏军逐步改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
九：发展西藏的语言文字。
十：发展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
十二：凡西藏官员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公平买卖，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西藏的涉外事务由中央政府统一处理。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它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以上十七条内容中，第一条确定西藏丧失原有的国家主权 (既然是回到了祖国大家庭，说明西藏原来不在这个大家庭内，也就是说原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西藏并入中国后的地位则主要由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等关键条款所决定了的。其它的各条都是上述几条的补充。
第五条是中共在谈判中途加进来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想利用班禅喇嘛及其力量制衡和分化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政府的力量。
由于条约没有规定有效期限，所以应该是永久性的。
根据上述几个关键条款，除了主权和象征主权的外交与驻军而外，西藏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等形式将继续维持原来的框架（第四条），其地位则是中共领导下的民族自治（第三条），同时，西藏政府应该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改革，协议虽然没有具体指明，但显然是以上述框架为基础的改良，否则，第四条和第十一条就相互矛盾了。
协议第十五条虽然规定成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但同时也表明了他们的职责是为保证协议的执行，因此军政委员会除了维护或保证十七条协议执行而外，不具有或不是西藏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功能。
也就是说，西藏政府除了在性质上由中央政府降为地方政府，丧失外交、国防权利而外，继续保持原有的权利。但有关西藏的社会制度应该主动进行改革，如果人民提出改革要求（这是中国留下的伏笔），也应该是与上层协商解决。更主要的是，条约没有规定这种改革必须是中共式的「1」，根据条款内容，这种改革应该是在西藏现有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职权不变为前提下进行。所以，如果不计算丧失主权这一点，西藏政府仍然可以维护一定的权利，只是这些权利的利用方式将会改良，或者说，即使进行了改革，西藏政府治理西藏的权利也将继续存在而不应因此消失。
毫无疑问，西藏政府是希望维持这种状态「 2」，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维持现状显然是比较明智的选择。所谓已经阔了的希望维持现状，正在阔起来的希望改良，没有阔起来的希望革命。但在西藏，至少根据现有资料，在那些还没有阔起来的阶层当中，并没有任何表明人民期望革命的思潮或症兆。而且，根据采访，中共军队刚刚进入西藏时，凡中共途径地区的藏人对他们并没有很深的恶感，有些甚至抱着一种希望，这当然要归功于中共无所不在的宣传和蛊惑人心的对美好未来的解释以及藏人天生宗教民族，不注重民族国家意识，当然还有无尽的中国银元和绸缎、便宜的茶叶、瓷碗、冰糖等藏人喜欢而原来价值不菲的东西，此外刚开始中共即使征用乌拉，哪怕是被叫去砍柴或干一些轻微的活都会给藏人超额的银元，藏人通用藏币和银子，而银元又是较稀缺的，现因中国人到来而多起来时自然会产生好感，当时在藏人中有一句『共产党象父母，银元如雨自天落』的说法，康区噶瓦喇嘛嘉色仁波齐告诉笔者，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前一句话是套用中共教给藏人的一首歌词内容，后一句话则是藏人的感受。
同时，中共方面又不失时机的进行统战工作，广送礼物，到处发放布施，并任命几乎全部的藏人领袖人物予各种虚衔，如委员、县长什么的，给予他们其它中国人都望尘莫及的高工资，同时，对宗教不予干涉甚至在宗教节日上那些中国党政官员还扛着红旗、锣鼓宣天的前来发放布施，大张旗鼓地扮演佛教施主和保护者的角色，藏人喜欢施主，所以敲锣打鼓或其它一些方式虽不合佛教礼仪也无妨，这一切在初期似乎真的发生了一些作用，一些藏人因此加入了中共军队，一些佛教大师写出热情洋溢的诗词「3」，说明中共军队虽宣扬人间天堂，但其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与佛教追求利他、涅盘寂静的目标相似，都是为众生摆脱苦难并谋取幸福等等。
然而这一切包括十七条协议的签订等等都不过是权宜之计，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为了站稳脚跟，因为当时中共面对的西藏不仅地域广大，而且几乎没有现代公路，中共军队虽然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但少量的军队难于征服西藏，大量的军队则给养难于补充或无法保障长达几千公里人背畜驮的漫长给养线。而全民信教的西藏人虽然暂时缺乏强有力的战斗力，但如果他们决心反抗并且在战斗中积累经验则完全有可能成为一支顽强的军队，如果此时西藏再得到中国的敌人美国或印度基于战略考虑而给予的支援，则鹿死谁手是很难讲的。
因此中共急需要确定主权并争取一定的时间以经营补给线，即修筑公路。有了公路，中国军队可以长距离调动，可以向西藏驻军源源不断的提供补给，这样西藏原有的地理和空间优势马上就变得无足轻重，而中国军队的优势则能够得到发挥。到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就可以实施其最终的目的，即用中共的政权代替西藏原有的政权，用共产主义代替西藏原有的封建制度，用共产主义的意识型态代替西藏原有的佛教信仰，在往深层探究，则是将西藏民族同化成汉人，从而对西藏实现真正的永远的征服。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的意图不仅要遭到不愿意放弃特权的贵族之抵制和不满，而且更大的不满和反抗将会来自民族意识强烈之藏人精英和不愿意放弃财产的大部分人民以及几乎所有虔诚信仰佛教的藏人，而中共唯一可以凭恃的就是强有力的军队，其回应自然只能是暴力的，从这点而言，双方最后的摊牌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中共放弃这些目标，仅仅满足于十七条协议所规定的内容。
虽然中国军队急于讨得藏人的欢心以便站稳脚跟，但几万大军毕竟是抗着枪，驮着大量的银元进入西藏，因此，西藏人在惊喜并欢呼 "大洋多的象下雨 "的同时，也发现西藏的粮食价格几十倍的增长，当时在拉萨出家为僧的安多玛曲人罗桑格列回忆说：『当时拉萨物价飞涨，突然来了那么多的人，他们没有带食物，但是他们又很多的银元，他们一来就把街上的东西全部买光了，中国人没来以前，一克粮食只要七两半，中国人来后猛涨到七品（一品是五十两），一般的稣油原来只要三、四十两，中国人来后涨到七品以上，致使街上的东西除了富裕贵族或中共军队而外谁也买不起』，从而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在此期间，西藏历史上第一个以保护自身和民族利益为宗旨的政治组织──『人民会议』也就藉此机会应运而生了。
人民会议主要是以在拉萨的商人为主组成的反抗力量，有关以商人为主的西藏一般人民「4」所以组织『人民会议』的原因，当时作为人民会议的主要成员之一，后来却从印度投靠中共的阿乐群则在接受中共记者采访时指出：『1950年以前，我主要搞宗教活动，做生意，1950年以后我才参预反革命政治活动......我出身不是贵族，也不是喇嘛，但我对西藏问题却有着个人的认识，1949年西藏快要解放了，那时我有些想法，认为西藏完全是独立的，脑子里没有丝毫不是独立的概念，这样解放军一来，独立就要丧失；第二个想法是，西藏是个信教的地方，我对宗教看的很重，而共产党本身是不信教的，共产党来了，宗教就要灭亡。我反对祖国（指中国）就是从这个原因开始的；第三，西藏是封建农奴制社会，没有一点民主，希望西藏变的民主些。当时我这三种想法，就是组织人民会议的目的』「5」。
有关人民会议的成立，是从达赖喇嘛逃亡亚东开始的，当时西藏的商人阿乐群则和桑德仓罗桑根登分别组织私人卫队「6」前往亚东保护达赖喇嘛，十七条协议签订后，阿乐群则返回拉萨，由于看到噶厦组织欢迎中共代表张经武，心中不平，乃与在拉萨经商的安珠贡保扎西和其它人商量组织人民欢迎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为了不使噶厦和贵族因人民占了他们的先而引起忌恨，安珠贡保扎西等七十多家商人向亚东噶厦提出率众隆重迎接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的要求，噶厦准许他们到拉萨郊区迎接「7」，他们遂组织了五、六十人其它前往达聂迎接，并在赤松桑巴铁桥处列队欢迎，并以人民代表的名义向达赖喇嘛献了哈达。由于达赖喇嘛准备在乃群佐窝林卡休息三日后方才回拉萨，他们乃返回拉萨组织更大的欢迎仪式，这时由于他们获得向达赖喇嘛献哈达的机会而名声大振，有更多的人要求加入他们的行列，在欢迎达赖喇嘛时人民代表排在仪仗队和贵族之间，由此便打出了『人民会议』的旗号「8」。据南木林?班觉久美的回忆：『在中共进入拉萨的第十七天，一些西藏官员和军方人员组建了反抗组织，组织的宗旨是抗拒中共的威逼利诱，以各种方式反抗中共的占领，这个组织中有堪穷洛桑坚赞、第二代本（扎什）多杰才丹（又名多杰占德）。接着再成立的是人民会议，主要负责人是藏巴拉秀?扎巴成列、洛卡人蚌塘秘书坚赞洛桑和康巴阿乐琼泽（才仁多杰）等「9」』。康巴阿乐琼泽（才仁多杰）在回答中共记者时也指出上述这些人与人民会议同心同德「10」。但从南木林?班觉久美的回忆看，初期成立的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反抗组织与主要由商人和一般百姓组成的人民会议并没有承接关系。
另外的资料则称『1951年11月，达赖喇嘛手下的俩名主要官员鲁康娃、洛桑扎西出面，非法拼凑了一个叫做人民会议的组织』「11」。所谓『鲁康娃、洛桑扎西出面』显然是信口指认，因为阿乐群则后来投共后接受采访时依然指出『那边认为我是共产党特务，这边认为我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其实我什么也不是，完全是自觉自愿......起初和政府没有联系，后来支持我们的大有人在，而真正愿意和我们同心同德的主要有帕拉仲易钦莫、达赖喇嘛侍从泽扎杰丹、孜本朗色林、措墨林堪钦、噶伦洞波扎西林巴....「12」』，其中也没有提到两位代总理。但提出的时间却与中共大军和大量工作人员进入西藏不久粮食物价飞速上涨的情况相吻合。
11月25日，江央达瓦、丹秋索南、贡觉朋措（诺珠朋措）三人在大昭寺前打卦，神谕指示要迅速组织起来「 13」。人民会议刚开始似乎注重于在人民中的宣传和组织，中文资料收集了一些被指责为人民会议散布的谣言或在拉萨流行的民谣，如『有了达赖喇嘛，不要毛泽东，有了好糌粑，不要吃豌豆，有了柴禾牛粪，不要烧骨头』「14」。
此后鉴于西藏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苦，人民会议决定上书请愿，1951年藏历十一月，由江央达瓦、丹秋索南、诺珠朋措、察荣管家伦珠、色幸喀?才旺郎杰、贡波瓦发起的『人民会议』在德吉林卡开始商量请愿书的问题时，江央达瓦指出：『协议中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是解除人民痛苦的，所以可以请愿』。请愿书开始由人民会议成员洛桑云丹（唯一一个参加人民会议的僧官）和丹秋索南起草，并在基德林江央达瓦家中多次进行讨论，他们希望请愿书发挥作用，但也明白其中的危险，因此在讨论会上起誓要为『宗教和众生的幸福立志不移』『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永不反悔，我们象亲兄弟一样，生死同当，并向神起誓，内部的事不向外泄』「15」。
在一些中文资料中笼统地指责人民会议『随意殴打解放军战士，暗杀解放军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夜间悄悄捕捉、暗杀解放军及西藏工委机关和地方工作人员』等「16」，但在中共正式资料（如党史资料或大事记等）中没有这些指责，如有这类事情，必然会大书特书。所以根据中共的习惯，这些指责应该是没有事实根据，或者按中共的说法是「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做出的。
1952年藏历一月二十五日（3月21日左右）「17」，人民会议一百多人在嘉日林卡开会，通过了请愿书的内容，并由丹秋索南宣布：『我们要在藏历2月6日向中藏官员呈六个条件的呈文，那天大家在拉萨聚集，呈文生效最好，如不生效，一定要坚持下去』「18」。
他们准备上呈的请愿书之六条内容，根据中文内部资料的记载为：
一：解放军进藏后，保持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权利不变，人民表示感谢。
二：中央承允保护寺庙，寺庙收入不变更，希望施行到底。
三：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十九年，西藏政府没有负起发展的责任，发展西藏政府政治很重要，如何发展随后呈文。
四：靠达赖喇嘛的恩典，过去西藏人生活自由自在，从铁兔年（1951年）起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但掌握支配利益的首脑们对大众利益不关心，使寺庙供奉减少，人民生活穷迫，坏人行劫杀人，请政府改革时首先注意到这种情况。
五：如果改革西藏自己军队的制度，会引起人民的灰心，一个大国的制度不能兼容于小地方，除依旧例保持少量兵力（指驻藏人民解放军）外，其余希望迅速撤退。
六：借口汉藏和睦，封闭商路（指对外出口），是西藏羊毛销售不出，商业倒闭，希望迅速商讨，准予依照原来方法经商「19」。
3月30日，人民会议代表五人按计划将请愿书送至布达拉宫西藏政府，两位总理表示：此举对西藏人民有好处，是西藏史无前例的创举「20」。3月31日，噶厦派人将请愿书送给中共驻西藏的最高级别的代表张经武，引起中国驻军的极大恐慌，他们立即紧急调遣进入山南隆子县的 115团的一个营日夜兼程赶回拉萨并驻扎在墨竹贡噶县境内「21」。同时，中共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写信给达赖喇嘛要求制止，信中称：
【达赖喇嘛先生：
我以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代表的身份，向您提出以下紧急通知：
(一）这两天以来，在拉萨市我们亲眼看到，有很多色拉寺和哲蚌寺等的不正当喇嘛，化装老百姓，携带枪枝，并纠集一部分藏军和流氓，开会宣誓，进行反动活动，企图向人民解放军骚动并抢劫群众，以致造成拉萨市秩序极端混乱的现象。今天商店和群众均已关门，人心恐慌不安。如不立即加以有效制止，可能即将发生不幸事件。
（二）今天我正式接到噶厦派来秘书通知，说有什么所谓 "人民会议 "的代表，向人民解放军和西藏政府请愿，要求我去参加。经我们调查了解，这些所谓的 "人民代表 "是假借民意，假人民代表是有幕后人物支持的。他们企图用请愿和骚动的办法，达到破坏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民族团结的目的。
以上两个严重的反动事件，请您即刻下令予以有效制止。否则将会造成对您和西藏人民的极其不良的后果，特此通知，并希答复】「22」。
当天噶厦八名正副噶伦前往张经武在萨德仓的住地讨论，张经武惊慌地认为事态严重，噶伦们却不以为然，到傍晚快九点，徐淡卢发言指出：『事情到这个地步，我也想不出什么绝招，社会治安是噶厦的事，部队又不好出面，我想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时候，只有出下策，能拖到天明不使事态扩大化到发生冲突，再从长计议，既然他们（指噶厦的噶伦们）始终表示不明形势严重的来由，想不出对策，并且又很担心中央代表（指张经武）的安全和事情发展到难于收拾的地步，那好，只好请他们留下与中央代表共安危』「23」。对于这种扣留噶厦噶伦作为人质的行为，在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写的《伪人民会议始末》中却颠倒黑白，记载为『因噶厦对治安不能完全保障，且天色已晚，他们提出与张代表一起住在工委，我们恐破坏份子借口扣留噶伦寻衅，故请其它噶伦回家，只留下索康、拉鲁和阿沛三人』「24」。
1952年4月1日早晨八时左右，人民会议千余人由嘉央达瓦等人率领下举行示威游行，前往中共代表张经武处递交请愿书，并高呼「 解放军必须立即撤出西藏」「西藏的会议制度不能改变」「要修改十七条」等口号「 25」，部分游行队伍则留在大昭寺前等待张经武的接见「26」，江央达瓦、达瓦丹增和多杰秋桑等三位代表强行进入张经武在萨德仓的住地并和张经武发生舌战。当时，三位噶伦均在场，后在三位噶伦的劝解下人民代表留下请愿书后离开。
当天晚上，张经武即致函达赖喇嘛，除了指称人民会议有藏军参加，还宣称由反动分子组成的「拉萨解放大队」已经秘密布置在他们驻地附近，因此，要达赖喇嘛「立即命令」包括达赖喇嘛警卫团在内的藏军和寺院喇嘛各回各营或寺院，「严加约束，不得任意外出」，『立即命令解散所谓的「人民会议」，』『命令噶厦向西藏军区商榷，联合负责，发出联合公告』「27」。
4月2日，中藏双方发出联合布告，规定「每晚八时起至次日凌晨五点为止为戒严时间，军民等不准活动，不准造谣生事，不准秘密集会或有不轨行为」。当天人民会议一百余人继续在布达拉宫前的印经院开会，表明将继续组织请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虽然西藏的人民会议的成立完全是由于中共大量军队进驻西藏，引起物价上涨『人民生活趋于从未有过的穷困境地，协议中明文规定帮助西藏人民，实际上卖粮食、酥油、肉类只给半价，而且是强迫的。广阔的草原牧场均被霸占去开了荒，籍以成立军政会，下令各宗以千万头牲畜来运输木材，人民会议提出意见时，反而说是勾结帝国主义之行为』「 28」，而且中国当局也非常清楚这一点「29」，而且也明白这不是两个司曹在进行破坏「 30」，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中共却完全漠视这一点，除了指责人民会议，还将人民的反抗运动完全归罪于所谓的帝国主义以及西藏政府上层（两个司曹）的煽动。
4月4日，张经武给达赖喇嘛的信中还要求『请您于四月四日或四月五日亲自召集司曹、噶厦全体官员会议，根据我四月一日向您提出的四项内容，共同商讨有效制止的具体解决办法』「31」，到了4月13日，张经武就召集全体噶伦开会时，却要求他们请示达赖喇嘛撤销两位代总理的职务「32」。由于噶伦们反对，4月 15日他致函达赖喇嘛时，坚持要撤销两个司曹的职务。4月16日，噶伦然巴代表噶厦向张经武提出：『全体噶伦认为伪人民会议的幕后人并不是两位代总理，因为在噶厦开会时，两位代总理曾亲自说过人民会议与他们之间没有牵扯。假如对两位代总理的怀疑还没有消除，今天到会的官员可以担保』，噶伦拉鲁以两位代总理『年纪太老，脑筋很陈旧，说话方式不好，请予原谅』向张经武为两位代总理求情，但张经武以两个代总理从未说过共产党和毛泽东一句好话，并在噶厦会议公开指着阿沛说：『你订的十七条协议不好，给你一个任务把协议修改修改』等理由不被接受「33」。
如果完全相信中共公布的资料中毛泽东于4月6日的指令「34」，则张经武给达赖喇嘛信中的跋扈就难于解释，因为毛泽东的信中不仅承认在西藏缺乏群众基础，而且提到不解决生产与贸易问题，就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人民就会被挑动而反抗解放军（其实就是娓婉地承认了人民会议或人民的反抗运动是由于中共的进入造成西藏的缺乏物资-表现为物价飞涨----而引起的事实）。以及中国方面虽然在军事力量上占优势，但在社会力量上占劣势的事实，因此指示中共西藏地方『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然而事实却是中国方面不仅寸步未让，反而于4月15日给达赖喇嘛的信中强力要求达赖喇嘛撤销两位代总理的职务，『交噶厦关押议处』。
毫无疑问，给达赖喇嘛的信的内容也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写的「35」，因为4月19日，首席噶伦然巴再次请张经武就两位代总理问题给毛泽东发电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求中央，张经武回答说：『我是毛主席的代表，亲自写信给达赖喇嘛，同时亦把一切详细地报告了毛主席，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决不会在此乱做事』「 36」。这封长信以傲慢的口气历数两位代总理的过失，包括指责两位代总理于2月18日的司曹噶伦全体会议上（张国华等人在场）公开指出：「西藏是独立的国家，自己有自己的国旗，并且在泛亚洲会议上悬挂过。汉藏关系是施主与办佛事 的关系。反对悬挂中国国旗，称中共进入西藏是侵略「37」」。指责两位司曹违反协定，对改编藏军持反对态度，假借民意，树立私人势力，阴谋叛乱，不仅没有制止人民会议，反而予以支持，不执行禁止违反协议之非法活动（指人民会议）之命令，以及『并胆敢继续从容非法 "人民会议 "在拉萨市区公开办公活动，到处骚扰，并枪击阿沛住所』，还有就是不经西藏军区司令部批准，擅自调动驻日喀则炮兵团至拉萨，阴谋进行叛乱等等，信中还强硬宣称『从即日起，本代表不再承认鲁康瓦和洛桑扎西司曹职位，因而也将不再和他俩人商讨任何问题』。最后张经武还要求达赖喇嘛提出『爱国主义』的『有能力有威信』的总理候选人名单，『以便共同商量最后决定』。
这是典型的中共作风，由于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依然没有遵从，4月19日中共代表张经武带着警卫前往布达拉宫「38」，蛮横地要求达赖喇嘛撤销两位代总理的职务，逮捕人民会议的负责人。虽然中共的行为完全违背十七条协议中达赖喇嘛固有职权不变的规定，虽然对两位代总理的指责牵强附会，人民会议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但在中共的压力下，竭力寻求与中共合作、妥协以图尽可能地保护西藏政教权益的达赖喇嘛仍然被迫于4月27日宣布撤销两位代总理的职务「39」。5月1日贴出解散人民会议的布告。
五月14---18日为止，西藏政府派出桑颇才旺仁增和堪穷詹东罗桑囊杰两人负责询问人民会议的人员，中共派出林亮、王化两人旁听，被询问的人民会议成员包括江央达瓦、约色多杰、伦珠、达瓦丹增、色幸喀扯郎、若珠朋措、丹秋索南、赤仁朋措、多杰确桑、土登桑佩、拥珠、金巴、居勉郎吉、格来等共有十四人。询问的内容是开过那些会议，做过什么决定等。期间人民代表赤仁讽刺两位藏政府官员说：『我们是为政教发展的，你们如果无事做，请在那里坐着好了』，当即遭到训斥。审问毕，西藏政府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严追，若查出有公职人员参予，严惩不贷；另一种是就此让他们悔过，发文宣布非法即可。结果竟然是中共方面提出不要再追查，『说服他们不再追问，并表示坚决反对肉刑』「40」。其实也不奇怪，因为中共知道真的追下去，只会使对两位代总理莫须有的指控之没有根据表现的更加彰显。六月二日，再次审问后即将他们释放。
如果人民会议的成立从1951年11月算起，到西藏政府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不过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如此，刚刚开始不久的人民会议组织在中共的压力和西藏政府的妥协下遭到压制，但其成员并没有放弃努力，在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之后的六月五日，人民会议散发的 "告政教合一国全体人民书 "就比较明确的阐述了当时的情况和人民会议的诉求：
『西藏是世界上对于杀人武器不会使用的人，各僧俗人民从来也不愿意其它的人用武器来征服，因为在宗教上僧俗男女都已承认了严格戒杀性命的法规。雪域国家 (西藏)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曾遭遇过中英两国的多次侵犯，均被佛教的宏大而胜利。
之前，共产党在康区，在藏兵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大肆侵犯，当时毛主席以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自此容纳不下更多的人民的土地上来了大批的部队，人民生活趋于从未有过的穷困境地，协议中明文规定帮助西藏人民，实际上卖粮食、酥油、肉类只给半价，而且是强迫的。广阔的草原牧场均被霸占去开了荒，籍以成立军政会，下令各宗以千万头牲畜来运输木材，人民会议提出意见时，反而说是勾结帝国主义之行为，最近拉萨开了一次商业方面的座谈会，要每十人提一些意见来，有人提出有关人民的意见时又遭到拒绝，说现在主要提出关于成立军政委员会的事情，这些问题以后再谈，除了有利于共产党的意见可以提而外，其它的意见便就置之不理，这很明显的说明了政教合一国家已体无完肤了，又如在农村中放农贷，目的在于以高利收人民的粮食酥油等，人民不要时，以花言巧语用尽一切不近人情的办法强迫人民接受，这样虚假的帮助人民，实在可笑。』又说『他们借着势力剥夺了达赖喇嘛的固有职权，这一系列的侵略事实又一次给藏族人民留下了更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象，蒋主席和毛主席都为了获得个人的君主地位，谁也不让谁地你争我夺着，蒋介石的背景是美国，毛泽东的靠山是苏联，他们为了达到少数人的幸福，是不惜一切手段的。这种亲苏、美，媚外的陷人民于水深火热的行为，是十指所指、十目所视的。
警惕吧！全体藏族同胞们，寿终正寝的爹娘也不要忘记了留遗嘱给后代，他们满口道的民族、团结、平等，实际上是想逐步吞并整个西藏，目前地图上只留下太昭地区，明明是他们制造西藏内部达赖班禅的不团结，反说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之所致，这又何尚不是欺人之谈呢 "。还说 "藏族人民当中有不少的人为了个人生活问题投降了共产党的，我们认为可惜，我们诚挚的希望全体藏族人民紧密的团结起来，牢记着法王松赞干布的一句话 :'藏族人民原先的父亲是项秋生巴，母亲是扎生来都，祖先只有一个，因此我们不分你我，紧紧地团结一致，绝不要堕入用挑拨离间来征服我们、用花言巧语来征服我们、用武力来征服我们的深渊』。「41」
人民会议被宣布非法后，江央达瓦和古雪珠陶组织了『教友共济会』（缺卓吉白约古），继续进行活动，他们鉴于在西藏难于取得成效，决定向国际社会寻求支持，决定派出朋措扎西（又叫群则朋措）、才仁多杰（又叫群则才多）和觉拉（其美旺嘉）三人前往印度向联合国请愿，江央达瓦谈到派人出国的目的时对罗桑云丹说：『本来西藏是个自主独立国，现在被共产党侵占，名义上说解放西藏，实际侵略西藏，是西藏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范围，而且不断向西藏增兵，在这种情况下，西藏民族最关心的是，改变我们的主权，政治制度和救星达赖喇嘛的事业。因为共产党是完全学习苏联的制度。因此将有根本毁灭佛教的危险』「 42」，然而由于中共获得情报，在日喀则秘密将朋措扎西逮捕，从9月17日到10月10日9日近一个月的威逼利诱，朋措扎西承认了大部分，中国政府随即将他的交代于12月8日交给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令噶厦处理，10日晚，噶厦命令将丹秋索南、查瓦仲易、珠陶和江央达瓦逮捕并关押在警察代本驻地，半年多以后在中共监视下让朋措扎西和觉拉对质，觉拉否认一切，不久经中共同意他们均获释。
至此人民会议进入低潮。
1954年达赖喇嘛前往北京回来时，由于听到要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人民会议成员认为『我们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各种机构都有，不需要成立筹委会』「43」，表示反对，达赖喇嘛返回时，人民会议先后派出三批人前往迎接，第一批代表是阿乐群则和雪嘎格隆罗桑朋措、觉拉毕索热、杰冬和塔工拉拉等人，与当地藏人领袖多有接触「44」，日喀则人民会议代表拉木秋?扎巴赤列受日喀则大小头人和百姓代表等的推举前来拉萨向达赖喇嘛致敬，在拉萨与阿乐群则等人民会议成员接触后成为其中一员，他们在拉萨除了组织为达赖喇嘛献礼「45」，随后他们起草了『卫藏康区人民意见书』，对此阿乐群则回忆说：『我们研究了呈送这份文件的办法，我们想，送文件的人可能有去无回，需要坐牢、杀头的准备，但是大家都要去，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第一批去3个人，第二批去6个人，第三批18个人，第四批36个人，第五批72个人，如果这些人全完了，我们人民会议领导反对汉人的事业就尽到了责任，以后是西藏其它人的事情。但是第一批谁去？确定由卫藏康各出一个代表，藏包括阿里，卫包括山南，康包括安多』「46」。第一批有阿乐群则和朵嘎、拉珠三人组成，他们伪装成主仆进入工委所在地宇妥院内，向秘书长呈交了请愿书，中共方面表示以后再回答，他们平安回来后，再将请愿书副本呈交噶厦，因为第一次呈交时先给噶厦后给中共，结果中共一口咬定是噶厦和两位代总理唆使，故这次是先给中共，再给噶厦。但此后他们前往要求回音时却再也不让他们进入，两个月左右后，噶厦宣布人民会议是非法，必须解散，对此阿乐群则回忆说：『有一天（11月16日---引者根据《伪人民会议始末》注），噶厦在诺布尔卡开大会，突然把我们叫去，我看到盖着达赖喇嘛印章的大布告……索康在会上说：「西藏历史上，从松赞干布起，和尼泊尔、英国以及和汉人发生战争，进行交涉的都是由我们政府和贵族去做，你们平民不得干预，现在，达赖喇嘛的布告马上就要张贴了，我先对你们进行教育」索康说这番话时非常恼怒，他们认为我们是民反，想要推翻他们，代替他们的权利，所以恼羞成怒，说到最后问大家：「是不是这样」？在床的官员都说对对。我不服地说：「你说的不错，跟尼泊尔、国民党打过仗，这是可能的，他们都不是要消灭宗教。这次共产党和以往不一样，他们要消灭宗教。你们为保护自己的地位、财产，那就保护吧！人民一定要斗争到底」，我的俩个助手也附和说「一定要斗争到底」「我对三宝起誓，我们要继续活动」，就这样散会了』「47」。
随后由于是达赖喇嘛下令解散，人民会议便停止了活动，到正月祈愿大法会时，街上出现大量的传单，由于内容与人民会议的请愿书相似，中共一口咬定是人民会议所为「48」，噶厦于是又将阿乐群则和崩塘仲易、拉木秋?扎巴赤列逮捕，他们被关押了半年多，期间拉木秋?扎巴赤列在狱中逝世，其它二人经三大寺担保获释。有此以人民会议的名义的活动基本上已经停止，其成员的反抗活动并没有停止，并发展出轰轰烈烈的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根据中共的资料，『至到1959年3月10日西藏武装叛乱发生，拉萨地区的伪人民代表，除了二十一名早已成为设在噶伦堡的反动组织西藏自由同盟（即西藏幸福事业会）的主要成员，有四名去山南参加武装叛乱外，另有四十三名成为拉萨叛乱的骨干』「 49」。
注释
1、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中共副总理陈毅表示根据十七条协议，改革必须要进行，但何时改，如何改则可以协商。
2、十七条协议由西藏扩大会议同意就是由于这些许诺。
3、例如著名的格西西绕嘉措，他以诗歌表明中共所追求的共产主义其实符合佛教教义等。之前，格西西绕嘉措还曾经在中国国民党时期的蒙藏委员会任职。
4、有关人民会议的成员，中共文献指出人民会议成员是『有商人和无业流氓为骨干纠合各种社会渣滓组织起来的一个公开的反革命组织』『反对祖国统一的商人、寺庙管事、不规僧人等』『以商人和无业流氓为骨干』分别见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党史通讯》 1989年第2期第9页《伪人民会议始末》以及《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的叛乱》第3页；《 1949-196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36页，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12。
5、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载《西藏党史通讯》 1989年第2期（总第24期）第24页。西藏自治区党委当时资料征集委员会主办。
6、阿乐群则指出所谓私人卫队就是由他和由他武装的他的五个伙计组成（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载《西藏党史通讯》1989年第2期（总第24期）第24页。西藏自治区党委当时资料征集委员会主办。
7、《伪人民会议始末》载《西藏党史通讯》1989年第2期。
8、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以及西藏自治区党委当时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伪人民会议始末》分别载《西藏党史通讯》 1989年第2期（总第24期）第24页和9页，以及《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的叛乱》第3页。西藏自治区（以及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8。
9、《南木林班觉金美回忆录》藏文版第70页，西藏文献图书馆印行， 1988年，印度，达然萨拉
10、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载《西藏党史通讯》 1989年第2期第29页。
11、沈开运等九人编着《透视达赖》（上）第10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另据《 1949-196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1951年11月25日下载：『部队进入拉萨后，以鲁康娃为首的上层反动份子一方面煽动群众向我寻衅闹事』似也证实上述时间。
12、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载《西藏党史通讯》 1989年第2期第25、29页。
13、 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第8页载他们先是「通过赤江和森本堪布、丹增堪布向达赖喇嘛申请成立人民会议，达赖喇嘛批准」然后才去大昭寺前打卦，而《伪人民会议始末》中称是此后去拜见达赖喇嘛。有关神谕内容，《伪人民会议始末》载为「要组织起来」，《西藏平叛纪实》则称内容为「必须将共产党、解放军赶出西藏，否则西藏就要大祸临头」。
14、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第8页。
15、《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0页。
16、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第10页。
17、根据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第10页的记载，「人民会议」反对十七条协议，强烈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以及发表西藏要独立的演说等，对此，中国方面除了再三要求西藏政府采取措施，中共西藏军区还发布布告进行制止，在布告发布后的第二天，人民会议负责人嘉央达瓦召集六十多骨干在加热林卡开会，会议由丹秋索南主持，会议确定了采取情愿的形式以及情愿的六条内容。
18、《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0页。
19、《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0页。另据南色林的回忆六条内容为：西藏的政教领袖只有达赖喇嘛。西藏是一个拥有自己的服装、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自主发行钱钞等的自由独立的国家。中共政府暴力侵占昌都后签订所谓的十七条协议，向西藏派遣大量的军队，所谓的十七条协议是完全按照中共的愿望，我西藏政府和人民绝难遵从承认。西藏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侵入，此事与中共无关。西藏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自食其力，不需要外界的支持，西藏地域狭小，涌入这么多中国军队，造成物价上涨，人民食物缺乏，因此，中国军队要撤出西藏。西藏象以往一样可以自己保卫西藏的安全。以上内容在回忆中虽未列条，但归纳起来仍是六条。然而对照毛泽东4月 6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其情愿书的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是要求我们让步』以及『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等内容，不仅用词不应该这样激烈，而且具体内容也不一样，因为南色林是很多年以后的回忆，而且不是当事人，因此引用了中文的记载。
20、《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1页
21、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第4页（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和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8）。这支部队后来也一直未再去隆子县，从而为后来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占领山南以及达赖喇嘛和成千上万的西藏僧俗逃离创造了条件。
22、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第43页，
23、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第13页
24、《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5页
25、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 14页。
26、《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1页
27、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第44页。
28、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第25页「告政教合一全体人民书」。
29、毛泽东4月 6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我们维靠两条基本政策，…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的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第47页。不久中共甚至通过外交手段从印度运送了两千五百吨大米。
30、 4月 6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只看作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藏政府的大多数人向我们所做的表示。其情愿书的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是要求我们让步，……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力量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的请愿，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第47页。
31、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第46页。
32、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第51页。
33、《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6页
3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第47页。
35、4月 8日，由毛泽东起草，以中央名义发给西南局和西藏工委的电报中进一步指示：「决定以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最近在拉萨创办小学一事没有报告和请示，是不对的。此外似乎还有一些事也未事先报告和请示。此点务请工委严格注意，必须认识到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见《 1949-196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37页。在事无巨细都要经过中共中央的情况下，张经武要求撤销两位代总理的要求和信件，这样一个关系西藏全局的问题不可能是他本人自做主张。
36、《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7页
37、当时总理乐康瓦还提出了十七条协议「是阿沛一人包办」，是强加给西藏的，要做出修改等。见《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的叛乱》第2页。
38、虽然中文资料如《西藏平叛纪实》把张经武前往布达拉宫宣渲染成大无畏地深入虎穴的样子实在很可笑，但对照之前他们扣留三位噶伦陪伴过夜，以及将在隆子宗的部队调回拉萨等，可窥知当时人民的不满以及中共的疑惧和不安。
39、达赖喇嘛《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一书中解释说：『我理解到，如果我们继续反对或愤慨于中国官方，那只会更多地导致压抑和愤慨的恶性循环，最后又必然引致暴力的爆发，而暴力是无谓的，如果我们与他们战斗，他们会永远取胜。而我们自己手无寸铁又缺乏组织的人民将会成为牺牲品。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和平规劝中国人履行他们在协议上做出的承诺，非暴力才是唯一的，最后，也许是在几年的耐心之后，可能会赢得某种程度的自由的手段。那就意味着任何可能时的合作，以及任何不可能时的消极抵抗。......非暴力才是道德的唯一方向，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深刻信仰，也显然是对佛陀教导的遵从』。两位代总理辞职后，达赖喇嘛没有再设立总理之职，对此他在书中解释说：「如果司伦只是中国人的代罪羔羊，那么司伦也是无济于事的，还不如我自己担负起全部责任」。
40、《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8页
41、《西藏平叛纪实》第25页，吉柚权着，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10，拉萨。
42、《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1页
43、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载《西藏党史通讯》 1989年第2期第25页
44、据阿乐群则在回答中共记者时回忆：『我们的代表到了理塘，和当地土司头人开了一次会，一共有24人参加』，会议决定在拉萨采取和平方式，若不成功则采取武力，见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 26页。采访中也有当事人谈到阿乐群则在康区鼓动人民反抗中共。
45、《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2页指出阿乐群则和阿南拉罗桑羊批、觉比群则、安多列谢等四人邀集多杰吉村、扎西次仁等四十余家大商号联名成立敬献会，向达赖喇嘛献礼。
46、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载《西藏党史通讯》 1989年第2期第26页
47、易里《阿乐群则谈伪人民会议情况》载《西藏党史通讯》 1989年第2期第27页
48、阿乐群则对中共记者否认为他们所为
49、《伪人民会议始末》第14页
公路的通车
中共在西藏的统治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首先是进入西藏，这一点通过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协议基本达成。接着是站稳脚跟，在西藏立足，为此中共在西藏一直采用所谓的一手硬一手软的两手策略，除了利用军力压迫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压制西藏上层和人民的反抗，同时还运用统战手法到处送礼，对几乎全部官员酋长大喇嘛和有名望的藏人给予高官厚禄，不用上班工作就自动送上超量的银元，由于给予他们很高的职务和待遇，同时又表示完全尊重西藏原有的传统等，因此虽有阻力，但还能维持。当他们感到脚跟已经站稳时，他们就会推行第三个阶段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他们的意愿改造西藏，建立自己的政权并以暴力消灭西藏的大部分上层（留下少部分温顺的作为洗心革命的典型和榜样）和被认为是与他们的观念敌对甚至不一致的思想和持这种思想的人（在西藏主要是宗教），从而在西藏建立一个与中国本土同质性极高的政权。
而公路显然是中共在西藏能否站稳脚跟的主要标志，中共在西藏本地无法取得任何足以凭持的同盟和支持者的情况下，推行自己的意志就只能通过自身具有的暴力手段，而使用暴力的前提是有能力把这些力量送到西藏，因此，公路就变得至关重要，公路修通，中共才能调集军队，发挥他们拥有的绝对优势，如此西藏原来可以凭借的地理环境优势就大打折扣了「1」。
因此，中共在与西藏政府虚于委蛇的同时，却调集了十多万军队和民工，埋头修建从中国通往西藏的公路。当昌都战役刚刚结束，中国政府和西藏代表还在北京正在进行谈判时，中国政府即已抽调大部分兵力于5月6日开始修建川藏公路，由于需要跨过许多的江河高山，劳动强度极大，因此，仅修建川藏公路据说就造成三千余人的死亡「2」，即使代价如此巨大，中国政府仍不惜一切地同时修建川藏、青藏两条公路。
当康藏公路甘孜至昌都段于1953年11月20日通车时，毛泽东、朱德亲自给筑路人员题词表示祝贺，甘孜到昌都通车，不过是公路从中国四川通过划并四川的西藏地区，刚刚到达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东部边界而已，距离拉萨尚遥远，中共最高领袖都予高度重视和赞扬，可见中共高层是如何重视把公路修到西藏去的问题，也可知 公路对于中共巩固对西藏的占领以及进行社会主义化的重要性。
为了稳住西藏政府和以日常生活受到很大影响而强烈不满的西藏人民，中共除了加紧修筑公路，还不忘随时向藏人描绘美好的未来。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代表团时宣称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从现在的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一样，使得你们的人口得不到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毛泽东并说：『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3」。
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这项协定中，第一次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同时以互换照会的形式，规定在照会互换之日起六个月内印度政府撤走其在亚东、江孜的武装部队，印度政府在西藏经营的邮政、电报和电话等企业以及印度在西藏设立的十二个驿站则折价交给中国政府等。
通过这个条约，中国基本上解除了印度这个近邻西藏，且很有可能成为西藏盟友的国家在中共放手大干时支持西藏的后顾之忧。
同年7月，应中共的邀请，达赖喇嘛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同年12月25日，从四川到拉萨和从西宁到拉萨的公路正式通车。至此，西藏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对中国军队的制约和限制看上去已经是可以克服觉的了。
1955年12月3日，中国政府指示西藏工委：『自从去年达赖喇嘛、班禅来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川藏、青藏公路通车后，西藏形势已发生了重大的有利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应该更广泛更放手地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巩固既得成绩，进一步肃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影响，孤立反动分子，为建立西藏自治区和逐步开展群众工作创造条件』「4」。
显然，中共认为公路通车使「西藏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根据笔者的解读，中共已经有实力干他想干的事情，现在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借口，而达赖喇嘛前往北京已经同意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就是最好的借口。但由于中共认为划并中国其它省份的『西藏民族』（十七条协议前定时的称呼）并不受十七条协议的保护，因此不必等到找到借口为止，因此，民主改革首先在西藏康区进行。
而公路显然是中共在西藏能否站稳脚跟的主要标志，中共在西藏本地无法取得任何足以凭持的同盟和支持者的情况下，推行自己的意志就只能通过自身具有的暴力手段，而使用暴力的前提是有能力把这些力量送到西藏，因此，公路就变得至关重要，公路修通，中共才能调集军队，发挥他们拥有的绝对优势，如此西藏原来可以凭借的地理环境优势就大打折扣了「1」。
因此，中共在与西藏政府虚于委蛇的同时，却调集了十多万军队和民工，埋头修建从中国通往西藏的公路。当昌都战役刚刚结束，中国政府和西藏代表还在北京正在进行谈判时，中国政府即已抽调大部分兵力于5月6日开始修建川藏公路，由于需要跨过许多的江河高山，劳动强度极大，因此，仅修建川藏公路据说就造成三千余人的死亡「2」，即使代价如此巨大，中国政府仍不惜一切地同时修建川藏、青藏两条公路。
当康藏公路甘孜至昌都段于1953年11月20日通车时，毛泽东、朱德亲自给筑路人员题词表示祝贺，甘孜到昌都通车，不过是公路从中国四川通过划并四川的西藏地区，刚刚到达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东部边界而已，距离拉萨尚遥远，中共最高领袖都予高度重视和赞扬，可见中共高层是如何重视把公路修到西藏去的问题，也可知 公路对于中共巩固对西藏的占领以及进行社会主义化的重要性。
为了稳住西藏政府和以日常生活受到很大影响而强烈不满的西藏人民，中共除了加紧修筑公路，还不忘随时向藏人描绘美好的未来。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代表团时宣称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从现在的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一样，使得你们的人口得不到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毛泽东并说：『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3」。
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这项协定中，第一次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同时以互换照会的形式，规定在照会互换之日起六个月内印度政府撤走其在亚东、江孜的武装部队，印度政府在西藏经营的邮政、电报和电话等企业以及印度在西藏设立的十二个驿站则折价交给中国政府等。
通过这个条约，中国基本上解除了印度这个近邻西藏，且很有可能成为西藏盟友的国家在中共放手大干时支持西藏的后顾之忧。
同年7月，应中共的邀请，达赖喇嘛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同年12月25日，从四川到拉萨和从西宁到拉萨的公路正式通车。至此，西藏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对中国军队的制约和限制看上去已经是可以克服觉的了。
1955年12月3日，中国政府指示西藏工委：『自从去年达赖喇嘛、班禅来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川藏、青藏公路通车后，西藏形势已发生了重大的有利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应该更广泛更放手地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巩固既得成绩，进一步肃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影响，孤立反动分子，为建立西藏自治区和逐步开展群众工作创造条件』「4」。
显然，中共认为公路通车使「西藏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根据笔者的解读，中共已经有实力干他想干的事情，现在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借口，而达赖喇嘛前往北京已经同意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就是最好的借口。但由于中共认为划并中国其它省份的『西藏民族』（十七条协议前定时的称呼）并不受十七条协议的保护，因此不必等到找到借口为止，因此，民主改革首先在西藏康区进行。
民主改革（1956年）
中国历史上，土地一直是社会稳定的根本，每一次的农民战争，反叛的农民军无不以均田减粮作为招纳人民反叛的最有力的武器，中国共产党这个从农村起家以农民为骨干的政府，也向农民作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承诺。在战争年代，中共通过无偿掠夺有产者的土地和财物，将财物转化为军费，将土地分给人民以争取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并夺取了政权。随后中国政府基于在乡村建立政权的需要以及兑现诺言，从1950年开始在中国大陆进行土地改革---即把土地分配给人民，期间整个社会的成员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原来的地主阶级从养尊处优一下子变成了社会的最低层，而原来的无产者则可以意识到自己原来贫穷的高贵，这时候民兵组织等就会建立起来。而残酷地斗争地主则成为在任何地方都要上演的保留节目，很多地主被直接处死，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据了这一过程的残酷。
土改运动到1952年左右大体就结束了，几乎每一个农民都分到了土地，但土改后人民依然普遍贫穷的现象并没有改变。而中共在完成土改后，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政府急于要实现工业化，而直接面对的却是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问题，如此庞大的原始资金或原始积累，中共就只有从农民身上打注意，意识型态加上这一具体而实际的需要，促使中国政府加快了原来认为应该是漫长过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因为农业合作化将使中共更容易控制农村和集中剩余资金以及征税征粮，这个时候人民就只有努力劳动的义务，其它的都由政府来安排----当然主要是剩余价值的安排，从而可以为城市提供稳定的粮食供应，为城市工业化提供资金。因此到1955年10月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决议》前后，中共在全国推展的合作化运动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推展，这个时候，不仅全国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合作社，而且毛泽东相信『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办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又三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5」。
而这个时候，通往西藏的公路正好修通，于是中共认为它对西藏的布局已经完成，因而甩开帮助他进占西藏之十七条协议的约束，开始对西藏原有的社会结构、文化体系和政权系统给予最后的一击，中共将此称之为民主改革。
1955年3月9日，达赖和班禅还在北京时，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公然违背十七条协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指出：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受国务院领导 "国务院还决定达赖喇嘛为主任委员，班禅、张国华为第一、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为秘书长。筹委会由五十一人组成，西藏地方政府十五名，班禅堪布厅为十人，昌都解放委员会十名，西藏工委方面五名，其它方面（包括主要寺庙、主要教派、社会贤达、群众团体）十一名。
根据中共先宣传、先实行（部分地区），然后以文件（起着法律的作用）形式予以确定并推广的一贯做法。1955年10月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决议》时，合作化运动其实已经早已实施。
土改运动到1952年左右大体就结束了，几乎每一个农民都分到了土地，但土改后人民依然普遍贫穷的现象并没有改变。而中共在完成土改后，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政府急于要实现工业化，而直接面对的却是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问题，如此庞大的原始资金或原始积累，中共就只有从农民身上打注意，意识型态加上这一具体而实际的需要，促使中国政府加快了原来认为应该是漫长过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因为农业合作化将使中共更容易控制农村和集中剩余资金以及征税征粮，这个时候人民就只有努力劳动的义务，其它的都由政府来安排----当然主要是剩余价值的安排，从而可以为城市提供稳定的粮食供应，为城市工业化提供资金。因此到1955年10月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决议》前后，中共在全国推展的合作化运动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推展，这个时候，不仅全国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合作社，而且毛泽东相信『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办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又三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5」。
而这个时候，通往西藏的公路正好修通，于是中共认为它对西藏的布局已经完成，因而甩开帮助他进占西藏之十七条协议的约束，开始对西藏原有的社会结构、文化体系和政权系统给予最后的一击，中共将此称之为民主改革。
1955年3月9日，达赖和班禅还在北京时，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公然违背十七条协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指出：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受国务院领导 "国务院还决定达赖喇嘛为主任委员，班禅、张国华为第一、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为秘书长。筹委会由五十一人组成，西藏地方政府十五名，班禅堪布厅为十人，昌都解放委员会十名，西藏工委方面五名，其它方面（包括主要寺庙、主要教派、社会贤达、群众团体）十一名。
根据中共先宣传、先实行（部分地区），然后以文件（起着法律的作用）形式予以确定并推广的一贯做法。1955年10月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决议》时，合作化运动其实已经早已实施。
在长江以东康区的民主改革
根据现有的资料，在西藏最早实施合作化的是划并云南的西藏康区，由于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一上场就是社会主义运动或者说所谓的合作化运动，自然引起藏人强烈的反抗，也因此，所谓民主改革的残酷性从一开始就已经令其它藏人闻民主改革就变色，《中共在藏暴行实录》谈到当时应该是由谢富治统治下的被划并云南的西藏康区进行民主改革的情况，其中谈到：『1954年左右，由李军长率领的大量中国军队涌入迪庆地区，强行驻扎在寺院和殷富人家的家庭中，强制处死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的看门狗，禁止锁门，然后分别男女，将喇嘛、地方执事和殷富人家全数逮捕，将鄂博寺僧洛桑晋巴等十六人管在木槛中，四肢以铁钉钉死在木槛上，然后在前后左右点火焚烧，为了避免立即烧死，让火苗与受害人保持一定的近距离，使受害人因烤焦而浑身起水泡以至最后烤死为止，经历难于描述的痛苦。此事为人所周知后，以会议秘书毕色为主的
68人由于恐惧而跳河自杀。并强制老僧与少妇成亲，少僧与老妇成亲，违者当场枪决。甚至让父女母子相互乱伦等等，还有恐吓藏人，除了这些刚生下来的孩子是共产党的，你们都是反动派，要消灭你们等，同时将雍珠纳嘉、杰色阿丁等
25人逮捕后四肢绑上铁棘，吊在空中，然后在脖子上吊上 25斤重的石头，腿上吊上
35斤重的石头，然后从眼中钉竹纤，直至竹纤从后脑勺串出而亡』。邻近这些地区的芒康普巴本才仁多嘉回忆说：『当时长江以东的情势已经是十分紧张，以吊打、竹签钉入指甲缝中、以油浇头点燃焚烧等各种残酷的刑法和拷问的消息不断传来，一些头皮被烧焦的藏人也逃过长江避难，使江西的藏人对民主改革完全绝望』。
而划并四川的康区，中共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进行准备工作，为了在藏人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几乎无条件的支持一些地痞无赖和乞丐，把这些人称之为积极分子。这些人大部分平时为乡里所不齿，但中共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他们，例如开会时，首先总是宣布一切都要由人民自己决定，政府干部只是提供一些建议作为参考，虽曰参考，如果讨论结果不符合他们的愿望，就会一而再地提出建议供参考，实在不行就会召集这些以中共官员马首是瞻的所谓极积分子说：「人家的思想觉悟低，但你不应该是这样」等，这些人于是就成为代言人，总之最后的结果必须是符合中共意旨的。
中共了解西藏社会状况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大约 1954年左右，中共在各地以县为单位召开会议，声称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改善的方式是给与没有土地的人予土地，播种所需的种子和工具可以由人民政府发放，然后以摸底了解那些人需要政府提供帮助为由，派出工作队到各村庄进行调查，了解的重点是谁在人民中拥有崇高的威信，谁可能会成为领导者或有领导的才干以及调查财物主要是金银和粮食等。有时候则是发放一些粮食和衣物，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了解哪些人是人民所信赖和在人民中有威信的人，中共工作队走家串户要求人民推荐信得过的人，宣称如果没有信得过的人的配合，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和向谁救济等。对此据娘荣阿丁回忆：『一位中共官员告诉我：我们要将改善人民的生活，其实接着将要展开民主改革，那时侯如果不知道谁在人民中拥有威信，谁与人民相处的好以及财产背景等，则民主改革很难完成，要破坏可以号召人民的有威信的人物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您是自己人，如果不能了解这些，工作起来就可能会有许多的困难，但这些不能告诉其它人』「 6」。另外，中共在各地成立各种机构，如康区的保甲组织，一个甲是由甲长、副甲长、一个秘书、一个中国人的代表等四人组成，在二十五族地区则称为雪噶政府，中共吸收一些地方官员酋长喇嘛加入，实际操作中则架空他们，到民主改革时，马上在很短的时间内调来大量的人，直接充实这些组织，于是这些组织代替原来的权力结构成为唯一的权力机构。
虽然中共作了不少门面功夫，但由于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实际就是合作化运动，因此人民对自己的利害还是很明了的，因此民主改革一开始，藏人马上就用武装反抗做了回答。西藏社会并不禁止私人拥有武器，因此，藏人掌握武器被认为是合作化运动最大的威胁「 7」，因此中共的合作化运动首先是从收缴武器以及发动群众开始的，为了发动群众，中共在康区先安排被任命为县长、主任什么的藏人上层人物到内地去参观学习，在他们离开后，各个县召集早已经物色好的穷人（大部分县都是五百名，可见中共统一行动时连物色穷人和地痞打手也是按统一部署进行的）或流浪者在县城学习，在为期近三个月的学习期间，中共竭力鼓动这些人，教育他们寺院、部落酋长都是剥削压迫人民的寄生虫，提醒他们是受害者，寺院和酋长以及那些富裕家庭就是由于剥削了他们才致富的，「否则为什么他们富你们穷」？然后中共再告诉这些穷人和流浪汉：从今天开始，我们共产党为你们撑腰，你们不要怕任何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翻身当家做主，未来是你们的等等。在中共的反复动员开导下，这些人开始真假混合着控诉他们怎样被寺院和酋长所剥削压迫等，于时，这些人就被称为积极分子，他们大部分都被武装了起来，然后中共再以此为打手，开始收缴枪枝，他们召集藏人开会宣布：『群众要求改革，我们希望改革和平进行，第一步是要收缴枪枝，因为有人民解放军维护治安，所以人民不需要拥有武器』。但藏人完全不相信解放军，也拒绝接受合作化，『农民都不愿意放弃私有的土地，那怕只是极少的一片』「 8」，并纷纷以武力抗拒中共，从巴塘、理塘开始的武力反抗迅速蔓延，中共原来以为将藏人领袖调开软禁，人民群龙无首，必然俯首听命，没有想到却招致激烈的反抗，由此中共意识到那些酋长才是容易妥协的对象，于是这些人奉命回来劝阻藏人不要反抗，结果一些人照办了，如雪域护教军围困的敌军由于帮达仓的游说而脱险，理塘寺的反抗军由于这些人的游说而分崩离析。但大部分被放回的藏人领袖却成为藏人反抗军的骨干。
而划并四川的康区，中共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进行准备工作，为了在藏人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几乎无条件的支持一些地痞无赖和乞丐，把这些人称之为积极分子。这些人大部分平时为乡里所不齿，但中共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他们，例如开会时，首先总是宣布一切都要由人民自己决定，政府干部只是提供一些建议作为参考，虽曰参考，如果讨论结果不符合他们的愿望，就会一而再地提出建议供参考，实在不行就会召集这些以中共官员马首是瞻的所谓极积分子说：「人家的思想觉悟低，但你不应该是这样」等，这些人于是就成为代言人，总之最后的结果必须是符合中共意旨的。
中共了解西藏社会状况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大约 1954年左右，中共在各地以县为单位召开会议，声称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改善的方式是给与没有土地的人予土地，播种所需的种子和工具可以由人民政府发放，然后以摸底了解那些人需要政府提供帮助为由，派出工作队到各村庄进行调查，了解的重点是谁在人民中拥有崇高的威信，谁可能会成为领导者或有领导的才干以及调查财物主要是金银和粮食等。有时候则是发放一些粮食和衣物，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了解哪些人是人民所信赖和在人民中有威信的人，中共工作队走家串户要求人民推荐信得过的人，宣称如果没有信得过的人的配合，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和向谁救济等。对此据娘荣阿丁回忆：『一位中共官员告诉我：我们要将改善人民的生活，其实接着将要展开民主改革，那时侯如果不知道谁在人民中拥有威信，谁与人民相处的好以及财产背景等，则民主改革很难完成，要破坏可以号召人民的有威信的人物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您是自己人，如果不能了解这些，工作起来就可能会有许多的困难，但这些不能告诉其它人』「 6」。另外，中共在各地成立各种机构，如康区的保甲组织，一个甲是由甲长、副甲长、一个秘书、一个中国人的代表等四人组成，在二十五族地区则称为雪噶政府，中共吸收一些地方官员酋长喇嘛加入，实际操作中则架空他们，到民主改革时，马上在很短的时间内调来大量的人，直接充实这些组织，于是这些组织代替原来的权力结构成为唯一的权力机构。
虽然中共作了不少门面功夫，但由于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实际就是合作化运动，因此人民对自己的利害还是很明了的，因此民主改革一开始，藏人马上就用武装反抗做了回答。西藏社会并不禁止私人拥有武器，因此，藏人掌握武器被认为是合作化运动最大的威胁「 7」，因此中共的合作化运动首先是从收缴武器以及发动群众开始的，为了发动群众，中共在康区先安排被任命为县长、主任什么的藏人上层人物到内地去参观学习，在他们离开后，各个县召集早已经物色好的穷人（大部分县都是五百名，可见中共统一行动时连物色穷人和地痞打手也是按统一部署进行的）或流浪者在县城学习，在为期近三个月的学习期间，中共竭力鼓动这些人，教育他们寺院、部落酋长都是剥削压迫人民的寄生虫，提醒他们是受害者，寺院和酋长以及那些富裕家庭就是由于剥削了他们才致富的，「否则为什么他们富你们穷」？然后中共再告诉这些穷人和流浪汉：从今天开始，我们共产党为你们撑腰，你们不要怕任何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翻身当家做主，未来是你们的等等。在中共的反复动员开导下，这些人开始真假混合着控诉他们怎样被寺院和酋长所剥削压迫等，于时，这些人就被称为积极分子，他们大部分都被武装了起来，然后中共再以此为打手，开始收缴枪枝，他们召集藏人开会宣布：『群众要求改革，我们希望改革和平进行，第一步是要收缴枪枝，因为有人民解放军维护治安，所以人民不需要拥有武器』。但藏人完全不相信解放军，也拒绝接受合作化，『农民都不愿意放弃私有的土地，那怕只是极少的一片』「 8」，并纷纷以武力抗拒中共，从巴塘、理塘开始的武力反抗迅速蔓延，中共原来以为将藏人领袖调开软禁，人民群龙无首，必然俯首听命，没有想到却招致激烈的反抗，由此中共意识到那些酋长才是容易妥协的对象，于是这些人奉命回来劝阻藏人不要反抗，结果一些人照办了，如雪域护教军围困的敌军由于帮达仓的游说而脱险，理塘寺的反抗军由于这些人的游说而分崩离析。但大部分被放回的藏人领袖却成为藏人反抗军的骨干。
昌都地区的民改
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内，当时存在着三个几乎互不统属的政权实体，一个是原有的西藏政府，另外两个是中共扶持的十世班禅辖区和昌都解放委员会，昌都解放委员会的辖区还包括现那曲地区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受中共直接的支配。
根据中共的党史资料，西藏工委于1956年7月 1日向中央上报了准备进行民主改革的五年工作规划。《规划》提出：「目前西藏的政治形式，已经进入了一个可能进行和必须着手进行民主改革的新阶段」。并提出了「今冬明春在昌都和日喀则地区实行民主改革重点试办」「9」。仿佛在昌都地区的民主改革是1956年才开始的，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1955年达赖喇嘛一行刚刚离开康区，一场所谓的和平民主改革宣传开始在康区尘嚣飞扬起来，中国政府反复宣称长江以西之地和宗溪要迈出第一步，如有人自愿进行民主改革，中央将给予特殊的奖励和照顾，各地方领袖和喇嘛的个人权益将会得到保障，他们不仅可以保持原来的职权，而且还可以得到加强，提高工资，对人民的现状也给与照顾和救援等等，中国政府想要以昌都解放委员会辖区为样板进行民主改革，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昌都解放委员会的辖区在签定十七条协议后一直没有把管辖权交给西藏政府，而是由中国政府直接实施统治，因此用他们的观念来讲，这些地区『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度过了五年，该了解的想来已经了解了，该听的想来已经听到了，该看的想来也已经见了，现在，社会主义是走定了的，（西藏人）何去何从就要自己选择』「 10」，经过一阵宣传后，中共在各种场合鼓励那些被任命为委员、主任的地方头面人物表态拥护民主改革，一些人在各种许诺下也就鹦鹉学舌，其中包括许多平时被认为是具见识、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些人一讲，中共马上就大肆宣传，说成是人民的意愿或要求。当然这只是中共一贯的伎俩，在千百人中要找到几个这类人是很容易的，而这些言论通过当时只有中共掌握的现代媒体以及这些内容被保留下来，现在回顾并查阅这些当时完全是从宣传角度报导的「资料」，仿佛当时人民确有这样的要求。而中共永远不会报导的内容，即使是大众最强烈的要求，事过境迁也就不为人知。
其实人民从来没有提出这类要求，相反，大约从1955年初左右首先在长江以东划归中国云南省的康区迪钦等地进行的民主改革，是人民对民主改革充满恐惧，当时在长江以西，民主改革仅仅是在宣传阶段，因此江东的游击队和难民不断来到，并带来了有关民主改革强制僧人还俗，不让进行宗教活动，没收财产等消息，这些是每一个西藏人都极不愿意见到的结果，这时西藏发达的反映时弊的民歌也不断在民间流传，其中有一首民谣形象地描述了中共在前后变化，民谣说中共：『开始象神鸟杜鹃，悦耳又动听；第二象善言的鹦鹉，巧言又善变；第三象不祥的猫头鹰，白天睡而晚上示恶兆 (指暗中活动，挑拨离间 )；第四象鹞鹰，开始行抢掠；最后显恶狼本色，连皮带肉都要吃』，还有如『中共就象湿牛皮帽子，开始戴着舒服，但越来越紧』等，这一切完全抵销了中共的宣传，因此即使那些西藏头面人物也觉得利用民意，让中共知道人民并不象他们宣称的那样要求中共式的民主改革，则中共方面可能会收敛一些，为此各地召集人民代表就民主改革进行讨论，芒康的普巴本也招集各部酋长、喇嘛以及从各部落选出的两名根布 (相当于村长 )和人民代表等总共三、四百人在芒康开会。会议反对进行民主改革，如果中共强制推行民改，也要根据西藏人民内部的意见进行改革，决不接受中共合作化等形式的民主改革。会后芒康代表还派出人民代表向中共说明人民的意见，但这些意见犹如石沉大海，未发生任何的作用。
随着1955年10月中共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决议》，中共在全国全面迅速地推展合作化运动，也反映到西藏，当年年底，中共紧急召集解放委员会和各地的主任、副主任、委员、人民代表等在昌都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五百余人，会议由十八军的政委王其美和邦达多杰主持，会上由王其美发表演说，首先是大谈国际形势一片大好以及国内形势蒸蒸日上等内容后，话题一转，指出只有西藏仍继续处在落后状态，必须进行改革，如多麦地方能首先迈开第一步，是最好的等，并讲了许多民主改革的好处，人民幸福，官员施惠，加官晋爵等，然后让与会者对王其美的讲话分组进行讨论，大约是分成七个小组进行讨论，期间王其美有选择地找一些主任或副主任一类的进行个别谈话，鼓励这些人：你不同于一般，要主动表现，要多作努力，对你有什么好处和利益等等。
同样藏人方面也在活动，普巴本和嘎日酋长、波密酋长才岛、边坝喇嘛、康多管家、察雅果乌管家等七人就曾聚会决定对民主改革提出反对意见。
几天讨论后，召开总结大会，总结各分组讨论的结果，首先是让各主任或委员等对民主改革进行表态，首先表态的是帕巴拉之父，表示坚决赞成民主改革，接着是八宿县和昌都的全部代表跟进表态支持，这个时候，芒康的人民代表普隆仓秋站起来发言，他讲了许多令中共气恼的话，说刚来的时候给了一些大洋，此外没有带来任何的利益，但却要这要那的，宰了牛要交给解放军，割了麦子要交给解放军，我们吃什么？石头和土不能吃，还剩下什么？只好吃野草，芒康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长江以东那样的民主改革我们是坚决不要，我们绝不答应。他在会上拍胸脯，跺脚的讲了许多，王其美乃表示普隆仓秋是芒康的人民代表，对他的发言，普巴本是芒康的主任，他应该对此有所说明，中共显然希望或相信普巴本会根据他们的口径发言，结果普巴本乃站起来指出我们一直是西藏政府的属民，我们希望改革也能根据西藏政府的指令行事。人民对于政府提出的民主改革方式确实是不满的，这点刚才人民代表已经谈过了，我没有更多的补充。
紧接着康多管家齐美贡保、然日德囊、嘎日酋长等也先后起来发言反对，最后与王其美并排坐在台上的帮达多杰建议举手表决，结果反对者获胜，支持者只有八宿、昌都。王其美平时老谋深算，但那天却气的脸红脖子粗，一付气急败坏的样子，他最后发言说：大家再好好考虑一下，改革是肯定要进行的，问题仅仅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改革呢还是用强制的暴力方式进行改革，两条路，何去何从要自己选择等等。王随后叫普巴本和帮达多杰到他那儿去，王对普巴本说：我可从来没有想到你会说这样的话，真没有想到，普巴本说：那是人民的意见，不是我要那样讲。王说：你指责代表「11」，实际上是在说我在后面操纵，说那些不是中央的政策，其实，那不是代表们要这样做，也不是我要这样，那是中央的政策和策略，这条路是非走不可，任谁也逃避不了，这些是我对你实话实说等，王还说自治区筹备会很快就要成立，在此之前，一定要作出决定，那时普巴本你到昌都来，在此之前要考虑，要知道，指头是顶不破天的，达赖喇嘛到北京多么顺利等讲了许多。普巴本坚持说如要民主改革，请给我们西藏政府的指令，否则人民不会答应，我们也不同意。
最后会议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散会了，中文文献中也指出：【 在同年五月召开的昌都四届人代会上，江达宗大头人，宗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齐美贡保和宁静宗大头人、宗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普巴本都公开反对改革，不久这两个宗先后发生叛乱。色拉寺、嘎登寺的拉基、扎仓联合向西藏政府和中央上书，要求延期进行改革。[11]
西藏人根据王其美的口气和当时的政治气氛，明确意识到中共不会善罢罢休，由此开始讨论武力抗拒的问题。
但中共并未因藏人的反抗而停止民主改革，继续采用软硬两手，对反对民主改革最厉害的普巴本（另一个是德格齐美贡保），中共一方面派人来向普巴本说明改革问题要根据人民的意愿和条件，以往强逼进行民改是老李（引起不利后果时将责任推卸给具体负责的个人也是中共一贯的手法）因不熟悉工作没有经验而造成，你提出的人民的困难是事实，上级领导将会予以考虑并给予救济等，并确实发了一些茶叶、粮食和布匹、砂糖、粉条等作为救济。另一方面他们又采取恐吓手段，当时巴塘正在与敌军激战，敌军派飞机轰炸寺院，藏军死伤惨重，期间敌军竟在轰炸的第三天，飞机绕到芒康投下三颗炸弹，并用机枪扫射，损坏了寺院的一些建筑并有一些僧侣受伤，一些牲畜被打死，弄得地方鸡飞狗跳，然后派一个叫李代表的专程赶来道歉，道歉时称：你们肯定也听说巴塘秋德寺现在在干什么，他们在做着给大海架桥，向空中架梯子的白日大梦，我们要轰炸的是他们，结果弄错了，我们对此感到极为不安和遗憾，为此我前来道歉并会给予赔偿，当然，任何的反动份子都难逃巴塘秋德寺的下场。
另外，此前在昌都会议上指责中共的芒康人民代表普隆仓曲等五人在芒康县城被捕，他们遭受毒打并被游街示众，指责他们是反动份子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然而与中共的愿望相反，中共的轰炸和这些行为促使普巴、麦巴和洛然寺领袖 (普巴、麦巴和洛然寺平时合称贡玉松，即地方和寺院三部 )聚在一起商量后认为未来的结局只能是曲德寺的下场，因此不能坐以待毙了，于是普巴、麦巴、洛然寺、玛勇、日休、措安、克斯联合集兵扎营，正式建立了军队。
1956年5月，在昌都四届人代会上，中共在此要求与会代表支持民主改革，并具体地提出以芒康和江达作为试点，结果『江达宗解放委员会主任齐美贡保和芒康普巴本都公开反对民改』「 12」。藏人代表这时已经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共的民主改革，相反他们以十七条协议为根据，反对十七条协议没有规定的完全根据中共意愿的所谓改革，中共除了一再强调这是中央的政策，必须要执行，还说只要遵从中央意志，支持民主改革，以前的喇嘛和酋长继续享受比原来更优厚的待遇和权利，而反对者只能采取暴力的方式进行民主改革，其后果是什么大家最清楚等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但这个时候，江东的民主改革及其惨烈方式已经摆在眼前，因此大家坚决拒绝，中国官员极为不满地大发雷霆，在会议上来回焦烦地走过来走过去，用拳头砸桌子等，藏人也不安地握着怀里的手枪，最后宗荣玛雪本阿松秋嘉高叫：『我们需要向人民征询意见，请容我们以后再回答』，言毕起身就走，其它人随即跟进，大家一哄而散，中共不知所措，也没有堵截抓捕，也许他们真的需要这些人做出支持改革的表态，以便证明改革是根据人民的意愿。
于是与会各部落的酋长或代表等全部出逃，并聚在杰措牧民的牧地 (现杰措乡所属之查夏沟中 )起誓，决定起兵反抗。并起誓曰：除非按照西藏政府的指示根据藏人自己的意愿进行民主改革，否则如果接受中共遂心所欲的所谓民主改革，则其结果将是西藏的现在和将来都如江东那样成为人间地狱，具有悠久历史的西藏将有名实俱亡的危险，因此对中共的强制民主改革，要同心协力坚决抗拒，要死如同样花纹的佳嘎鸟，患难如乌鸦同样黑 (意同生死，共患难 )，要么藏人生，要么中国人生，男尽女绝，使这个世界无烧火之痕亦在所不惜等誓言 (无烧火之痕的意思是后人看不出这地方曾经有过人类生存 )。
而德格（也是中共的昌都江达宗解放委员会主任）齐美贡保在此之前前往拉萨参加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大会返回时，由于坚持反对中共式的民主改革，因此遭到软禁，据白噶呈列回忆，他后来宣布支持民主改革，获释后于7、 21与江东德格土司的管家额玛日郎一起率人上山掀起了武装反抗运动。其后几个月藏人在交通线上频频出击。
根据中共的党史资料，西藏工委于1956年7月 1日向中央上报了准备进行民主改革的五年工作规划。《规划》提出：「目前西藏的政治形式，已经进入了一个可能进行和必须着手进行民主改革的新阶段」。并提出了「今冬明春在昌都和日喀则地区实行民主改革重点试办」「9」。仿佛在昌都地区的民主改革是1956年才开始的，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1955年达赖喇嘛一行刚刚离开康区，一场所谓的和平民主改革宣传开始在康区尘嚣飞扬起来，中国政府反复宣称长江以西之地和宗溪要迈出第一步，如有人自愿进行民主改革，中央将给予特殊的奖励和照顾，各地方领袖和喇嘛的个人权益将会得到保障，他们不仅可以保持原来的职权，而且还可以得到加强，提高工资，对人民的现状也给与照顾和救援等等，中国政府想要以昌都解放委员会辖区为样板进行民主改革，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昌都解放委员会的辖区在签定十七条协议后一直没有把管辖权交给西藏政府，而是由中国政府直接实施统治，因此用他们的观念来讲，这些地区『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度过了五年，该了解的想来已经了解了，该听的想来已经听到了，该看的想来也已经见了，现在，社会主义是走定了的，（西藏人）何去何从就要自己选择』「 10」，经过一阵宣传后，中共在各种场合鼓励那些被任命为委员、主任的地方头面人物表态拥护民主改革，一些人在各种许诺下也就鹦鹉学舌，其中包括许多平时被认为是具见识、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些人一讲，中共马上就大肆宣传，说成是人民的意愿或要求。当然这只是中共一贯的伎俩，在千百人中要找到几个这类人是很容易的，而这些言论通过当时只有中共掌握的现代媒体以及这些内容被保留下来，现在回顾并查阅这些当时完全是从宣传角度报导的「资料」，仿佛当时人民确有这样的要求。而中共永远不会报导的内容，即使是大众最强烈的要求，事过境迁也就不为人知。
其实人民从来没有提出这类要求，相反，大约从1955年初左右首先在长江以东划归中国云南省的康区迪钦等地进行的民主改革，是人民对民主改革充满恐惧，当时在长江以西，民主改革仅仅是在宣传阶段，因此江东的游击队和难民不断来到，并带来了有关民主改革强制僧人还俗，不让进行宗教活动，没收财产等消息，这些是每一个西藏人都极不愿意见到的结果，这时西藏发达的反映时弊的民歌也不断在民间流传，其中有一首民谣形象地描述了中共在前后变化，民谣说中共：『开始象神鸟杜鹃，悦耳又动听；第二象善言的鹦鹉，巧言又善变；第三象不祥的猫头鹰，白天睡而晚上示恶兆 (指暗中活动，挑拨离间 )；第四象鹞鹰，开始行抢掠；最后显恶狼本色，连皮带肉都要吃』，还有如『中共就象湿牛皮帽子，开始戴着舒服，但越来越紧』等，这一切完全抵销了中共的宣传，因此即使那些西藏头面人物也觉得利用民意，让中共知道人民并不象他们宣称的那样要求中共式的民主改革，则中共方面可能会收敛一些，为此各地召集人民代表就民主改革进行讨论，芒康的普巴本也招集各部酋长、喇嘛以及从各部落选出的两名根布 (相当于村长 )和人民代表等总共三、四百人在芒康开会。会议反对进行民主改革，如果中共强制推行民改，也要根据西藏人民内部的意见进行改革，决不接受中共合作化等形式的民主改革。会后芒康代表还派出人民代表向中共说明人民的意见，但这些意见犹如石沉大海，未发生任何的作用。
随着1955年10月中共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决议》，中共在全国全面迅速地推展合作化运动，也反映到西藏，当年年底，中共紧急召集解放委员会和各地的主任、副主任、委员、人民代表等在昌都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五百余人，会议由十八军的政委王其美和邦达多杰主持，会上由王其美发表演说，首先是大谈国际形势一片大好以及国内形势蒸蒸日上等内容后，话题一转，指出只有西藏仍继续处在落后状态，必须进行改革，如多麦地方能首先迈开第一步，是最好的等，并讲了许多民主改革的好处，人民幸福，官员施惠，加官晋爵等，然后让与会者对王其美的讲话分组进行讨论，大约是分成七个小组进行讨论，期间王其美有选择地找一些主任或副主任一类的进行个别谈话，鼓励这些人：你不同于一般，要主动表现，要多作努力，对你有什么好处和利益等等。
同样藏人方面也在活动，普巴本和嘎日酋长、波密酋长才岛、边坝喇嘛、康多管家、察雅果乌管家等七人就曾聚会决定对民主改革提出反对意见。
几天讨论后，召开总结大会，总结各分组讨论的结果，首先是让各主任或委员等对民主改革进行表态，首先表态的是帕巴拉之父，表示坚决赞成民主改革，接着是八宿县和昌都的全部代表跟进表态支持，这个时候，芒康的人民代表普隆仓秋站起来发言，他讲了许多令中共气恼的话，说刚来的时候给了一些大洋，此外没有带来任何的利益，但却要这要那的，宰了牛要交给解放军，割了麦子要交给解放军，我们吃什么？石头和土不能吃，还剩下什么？只好吃野草，芒康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长江以东那样的民主改革我们是坚决不要，我们绝不答应。他在会上拍胸脯，跺脚的讲了许多，王其美乃表示普隆仓秋是芒康的人民代表，对他的发言，普巴本是芒康的主任，他应该对此有所说明，中共显然希望或相信普巴本会根据他们的口径发言，结果普巴本乃站起来指出我们一直是西藏政府的属民，我们希望改革也能根据西藏政府的指令行事。人民对于政府提出的民主改革方式确实是不满的，这点刚才人民代表已经谈过了，我没有更多的补充。
紧接着康多管家齐美贡保、然日德囊、嘎日酋长等也先后起来发言反对，最后与王其美并排坐在台上的帮达多杰建议举手表决，结果反对者获胜，支持者只有八宿、昌都。王其美平时老谋深算，但那天却气的脸红脖子粗，一付气急败坏的样子，他最后发言说：大家再好好考虑一下，改革是肯定要进行的，问题仅仅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改革呢还是用强制的暴力方式进行改革，两条路，何去何从要自己选择等等。王随后叫普巴本和帮达多杰到他那儿去，王对普巴本说：我可从来没有想到你会说这样的话，真没有想到，普巴本说：那是人民的意见，不是我要那样讲。王说：你指责代表「11」，实际上是在说我在后面操纵，说那些不是中央的政策，其实，那不是代表们要这样做，也不是我要这样，那是中央的政策和策略，这条路是非走不可，任谁也逃避不了，这些是我对你实话实说等，王还说自治区筹备会很快就要成立，在此之前，一定要作出决定，那时普巴本你到昌都来，在此之前要考虑，要知道，指头是顶不破天的，达赖喇嘛到北京多么顺利等讲了许多。普巴本坚持说如要民主改革，请给我们西藏政府的指令，否则人民不会答应，我们也不同意。
最后会议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散会了，中文文献中也指出：【 在同年五月召开的昌都四届人代会上，江达宗大头人，宗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齐美贡保和宁静宗大头人、宗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普巴本都公开反对改革，不久这两个宗先后发生叛乱。色拉寺、嘎登寺的拉基、扎仓联合向西藏政府和中央上书，要求延期进行改革。[11]
西藏人根据王其美的口气和当时的政治气氛，明确意识到中共不会善罢罢休，由此开始讨论武力抗拒的问题。
但中共并未因藏人的反抗而停止民主改革，继续采用软硬两手，对反对民主改革最厉害的普巴本（另一个是德格齐美贡保），中共一方面派人来向普巴本说明改革问题要根据人民的意愿和条件，以往强逼进行民改是老李（引起不利后果时将责任推卸给具体负责的个人也是中共一贯的手法）因不熟悉工作没有经验而造成，你提出的人民的困难是事实，上级领导将会予以考虑并给予救济等，并确实发了一些茶叶、粮食和布匹、砂糖、粉条等作为救济。另一方面他们又采取恐吓手段，当时巴塘正在与敌军激战，敌军派飞机轰炸寺院，藏军死伤惨重，期间敌军竟在轰炸的第三天，飞机绕到芒康投下三颗炸弹，并用机枪扫射，损坏了寺院的一些建筑并有一些僧侣受伤，一些牲畜被打死，弄得地方鸡飞狗跳，然后派一个叫李代表的专程赶来道歉，道歉时称：你们肯定也听说巴塘秋德寺现在在干什么，他们在做着给大海架桥，向空中架梯子的白日大梦，我们要轰炸的是他们，结果弄错了，我们对此感到极为不安和遗憾，为此我前来道歉并会给予赔偿，当然，任何的反动份子都难逃巴塘秋德寺的下场。
另外，此前在昌都会议上指责中共的芒康人民代表普隆仓曲等五人在芒康县城被捕，他们遭受毒打并被游街示众，指责他们是反动份子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然而与中共的愿望相反，中共的轰炸和这些行为促使普巴、麦巴和洛然寺领袖 (普巴、麦巴和洛然寺平时合称贡玉松，即地方和寺院三部 )聚在一起商量后认为未来的结局只能是曲德寺的下场，因此不能坐以待毙了，于是普巴、麦巴、洛然寺、玛勇、日休、措安、克斯联合集兵扎营，正式建立了军队。
1956年5月，在昌都四届人代会上，中共在此要求与会代表支持民主改革，并具体地提出以芒康和江达作为试点，结果『江达宗解放委员会主任齐美贡保和芒康普巴本都公开反对民改』「 12」。藏人代表这时已经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共的民主改革，相反他们以十七条协议为根据，反对十七条协议没有规定的完全根据中共意愿的所谓改革，中共除了一再强调这是中央的政策，必须要执行，还说只要遵从中央意志，支持民主改革，以前的喇嘛和酋长继续享受比原来更优厚的待遇和权利，而反对者只能采取暴力的方式进行民主改革，其后果是什么大家最清楚等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但这个时候，江东的民主改革及其惨烈方式已经摆在眼前，因此大家坚决拒绝，中国官员极为不满地大发雷霆，在会议上来回焦烦地走过来走过去，用拳头砸桌子等，藏人也不安地握着怀里的手枪，最后宗荣玛雪本阿松秋嘉高叫：『我们需要向人民征询意见，请容我们以后再回答』，言毕起身就走，其它人随即跟进，大家一哄而散，中共不知所措，也没有堵截抓捕，也许他们真的需要这些人做出支持改革的表态，以便证明改革是根据人民的意愿。
于是与会各部落的酋长或代表等全部出逃，并聚在杰措牧民的牧地 (现杰措乡所属之查夏沟中 )起誓，决定起兵反抗。并起誓曰：除非按照西藏政府的指示根据藏人自己的意愿进行民主改革，否则如果接受中共遂心所欲的所谓民主改革，则其结果将是西藏的现在和将来都如江东那样成为人间地狱，具有悠久历史的西藏将有名实俱亡的危险，因此对中共的强制民主改革，要同心协力坚决抗拒，要死如同样花纹的佳嘎鸟，患难如乌鸦同样黑 (意同生死，共患难 )，要么藏人生，要么中国人生，男尽女绝，使这个世界无烧火之痕亦在所不惜等誓言 (无烧火之痕的意思是后人看不出这地方曾经有过人类生存 )。
而德格（也是中共的昌都江达宗解放委员会主任）齐美贡保在此之前前往拉萨参加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大会返回时，由于坚持反对中共式的民主改革，因此遭到软禁，据白噶呈列回忆，他后来宣布支持民主改革，获释后于7、 21与江东德格土司的管家额玛日郎一起率人上山掀起了武装反抗运动。其后几个月藏人在交通线上频频出击。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