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关押5年后基本上说不出完整句子了.。以嘴来捍卫人权的律师都不会讲话了 。。高智晟律师：“他一个人5年关黑房，（每天）一个馒头一碗白菜。”
湖北一厅官面临被调查，坠楼自杀。在面临被调查的情况下，7月9日，中共湖北省厅官李海华坠楼自杀，并留下遗书请求陆共“善待其家属”。截至7月31日，今年1月1日以来，已有至少31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转自天涯）
这39栋别墅每栋都在3层左右，独门独户。“村委会主任黄珍胜假借新农村建设之名，将政府批给村民的住房土地建别墅，并以每栋200多万高价卖给社会上的人。”村民说，我们多次举报，有关责任人也一直没被处理。” http://t.cn/RPTCXjU
东网记者威武，拍到了给爱国人士派钱的场面。（转自天涯）
有位叫吴鹏高的市长，他在任上实行“三光政策”：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他说到做到。前后把86亿元转移到海外，与75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是170万元。后来东窗事发，纪委拿他没办法，因为他叔叔是吴大人。你拥护吗？有天理吗？
我操，[哈哈]广州的邻居们今天也来香港当五毛了，问他们怎么来的，答曰：街道或单位组织来的。（转自天涯）
她终于会说人话了 于丹一语道破天机，她终于会说人话了？见网上显示于丹讲了下面的几句话：中国的省部级干部基本都是高官生的！市县级干部基本都是金钱买的！乡镇级干部基本都是酒肉喂的！农村干部基本都是拳脚干的！中国富豪基本都是有背景的！（转自天涯）
游行前包桌聚餐全家老少一起吃，吃完登记发钱。至于东家是谁，大家都 知道 滴。（转自天涯）
几乎每次遇到政府强拆，官方回应中都会有诸如“钉子户，漫天要价”这类的定性。话说，这是人家私产，有物权，受法律保护的，你要嫌贵可以不买，这觉得贵就直接动手抢了？！什么狗屁逻辑！（转自天涯）
郎咸平：竟然把我们的树木砍下来做成毫无附加价值的筷子卖给日本，日本为什么不砍自己的树呢？他自己不会做那个最傻事的，他不会干破坏自己资源的事，给谁干呢？给中国人干！你用煤炭、筷子等毫无附加价值的东西流血赚取必定贬值的外汇，美其名是出口创汇，实际上就是罪恶的代名词！
【哪些国家/政权承认过伪满洲国？】日本、萨尔瓦多、德国、意大利、泰国、苏联、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中华民国(汪精卫南京政府)等23个国家或政权。另，中国共产党也表态全力支持满洲国。
去年美国签发了6,895个EB-5签证给中国人，这是一个通过投资50万美元以上就可以移民美国的签证。此外得到最多EB-5签证的是韩国人，他们只有364个签证。 对于那些急于出国的财富而言， 无疑很多是不义之财。中共央行估计，腐败官员可能已经自90年代中期卷走了大约1,230亿美元
吴英资产处理引质疑：其父说，公安不仅无权处置，而且使财产严重缩水，仅“本色概念酒店”直接投资8000万元，以450万元的价格拍卖了。两个仓库里的货物，价值近一亿，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卖掉了，拍卖的金额和款项去向至今也没有公告，在之前的判决中也没有提及。”
我要爸爸:在贵州安顺七个歹徒杀死了李生鹏（爸爸），中院、高院、检察院的贪官包庇，放了三男一女，跑了两个。抓了一个主犯，重罪轻判，主谋帮凶至今6年还在法外逍遥。几次去中央上访，都被骗回，天理何在，还我公道。
众多的贺龙部队包围了一个驻有少量日军的村子，我问士兵为什么不消灭这些日军，士兵回答：上面叫我们不要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八路军就这样与日军和睦相处着…八路军的宣传是针对国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也是针对国军，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行动几乎全部获得成功。——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
8月15日，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大营子乡数百天主教徒到县政府示威，抗议政府强占教堂土地建居民楼盈利，要求政府归还教产，遭大量警察殴打以及使用辣椒水喷射，十余教徒被当场打晕，目前仍有6人因伤势严重住在医院。http://t.cn/RPTD4Bz
8月16日，天津市保利玫瑰湾数百业主维权，抗议开发商强制业主购买停车位并阻止未购买车位的业主进入小区，部份业主堵路时遭警察殴打。http://t.cn/RPTDJOV
8月16日，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百炉屯村，300村民堵化工路、围派出所，抗议政府深夜强拆村委大院。http://t.cn/RPTDjQ5
8月16日，浙江温州市泰顺县，鸿发香江花园业主围堵展厅，抗议房屋质量差，遭警察镇压，20余人被抓捕。http://t.cn/RPTD8ZB
8月15日，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东简镇德佬村，警察、强拆队等约300人携警犬进村强拆，殴打包括老人、孕妇在内的数十维权村民，捣毁大量民房。http://t.cn/RPTDudb
8月15日，四川省峨眉山市，大为金山石膏矿20余名工人到市委维权，希望还原石膏矿违规破产真相，遭警察抓走6人。当晚，百余工人到政府静坐，为被抓工人请愿，再遭镇压，又有8名工人被抓捕。http://t.cn/RPTDgxN
当人民已经觉醒，宣传只能起反作用，引起人民的反感。最后形成一个局面：凡是宣传的东西人民都当成反面的；凡是不宣传的东西人民天然相信。
江苏一地方领导对我说：靠公平与公正、民主与法治来解决中国目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个道理都懂。问题是各级领导不敢。问：为何？答：利益，政治利益和经 济利益，现在没有一个有权力的人真正愿意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牺牲自己的利益。因为不要民主，可以独享权力；不要法治，可以暴力掠夺。
吴其轺是中国最后一个飞虎队队员，于２０１０年去世，从此结束了从王牌飞行员到三轮车夫的一生。他曾击落6架日军机，见证日本投降仪式，赴台后艰难回到大陆。1954年起劳改长达20年，１９７４年出狱后靠蹬三轮车为生，1980年平反。最后一个清明节，他强撑身体祭拜岳飞庙，清泪长流。
【高级贪官的狱中生活】秦城监狱关押中国最高级别的#宇宙真理#犯人而被称为“中国第一监狱”；它隶属于公安部，是惟一不隶属司法部的监狱。落马高官们在这生活怎样？独住20平米单间、月伙食费成本约6000元，可以不穿囚服，有专职医疗保健团队..http://t.cn/z81KzhV
记录片：《超越恐惧》 －高智晟的故事http://t.cn/RPTrVMm
【用汇率掏空中国——“创汇”真相！ZT】http://t.cn/Rv2K8Lo 〖评〗这是一篇迄今最简明深刻又生动形象地说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外汇储备”和“创汇”真相的牛文。它会颠覆不懂金融和经济的朋友的固有认识。读懂了它，你也就真正地读懂了中国
1948年11月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其学生，中共代表吴晗再三相劝，保证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回答:“他们要我吗？”12月15日胡适飞赴南京，临走时留下名言:“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革命，周恩来同志差点因此被捕。为了减少革命损失，周恩来亲自带队，将正在家里的顾顺章妻子、岳父、岳母、小姨子、保姆、司机等16人诛灭。
网曝：4月23日下午6:30左右，阴平镇政府在没有通知房主家人情况下、未出示任何法律手续，镇政府行政执法队队长孙中鑫，带领王涛、孙中振等政府人员把院墙推倒，将正在喂食鸭子的老人贺敬艾活活砸死。http://t.cn/8sQpKXt 诗曰: 平度未平又阴平，強拆恶政事不停.
【贵阳原市长助理樊中黔被判死缓】据专案组讲,一搜，光清点钞票，就用了一天时间，搜出人民币600余万欧元13万美元10.3万港币46万18万购物卡。再搜，半屋子陈年茅台，用旧报纸包好的20万，45根金条。三搜，三处房产内发现5个保险柜，现金1297万，价值300万元的房产13套。
腐败蛀虫 丧心病狂 腐败蛀虫 猖獗至极 图文日志《公开控告四川省江油市姜勇禽兽腐败法官禽兽。。腐败。》http://t.cn/8sRvq1h 图文日志《公开控告四川省江油市作恶多端逮捕的缓刑期以陈天韵为首的黑恶团伙势力销失》http://t.cn/8sRvq1v
【紧急前线新闻】2个小时前、延吉市金华城时尚秀场发生砍杀事件..........暴徒见人就砍、事发时商场内顾客惊魂四散，场面十分混乱........案件致多人受伤，具体死亡人数尚不确定，有暴徒当场被抓......
冒着生命危险推翻卡扎菲暴政的一批战士，革命成功后，悄悄脱下军装，返回原来谋生地；过渡执委主席吉布利勒也宣布辞职，不谋求任何政府职位。——靠！枪杆子里面不是出政权吗？这宇宙真理咋到国外不好使了？原来西方国家大变革时，众人献身革命，喊口号都是：为自由而战。喊打土豪，分田地的还真没有
40年半个冈崎大队500人对八路军总部实施斩首，端了兵工厂和医院。彭德怀调兵二万攻击，损兵数千杀敌50伤99人，余突围。42年106个鬼子带18个伪军组益子挺进队再袭八路军总部，数千人奔逃。左权等293人被打死，生俘165人。鬼子狂追6天6夜，仅2人轻伤……李云龙是横店意淫的！
前年得知美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原有的2套CIWS（近防系统）已减少到1套（未来将全部撤装）就感觉到：美海军未来的近防武器系统已基本成熟了。果然2014年夏季美军已开始在舰上部署舰载激光武器系统。…兲潮的CIWS搞了三十多年，才服役没几年，美军的就快要淘汰了。
记者：大妈，您是做什么的？大妈：退休了，在家带孙子。问：谁让您来香港的？答：乡长让俺来，俺就来了。问：您反对什么？答：不清楚。问：您支持谁？答：俺支持周润发。问：谁管饭？答：不知道，瞧，这吃剩下的我都打包了。记者：好玩吗？大妈：好玩，比广场舞热闹多了。
大连维权人士盛兰福刚被地方带走，请网友关注
所谓‘文革’，就是恶的大规模释放。不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施暴（譬如纳粹时期），而是人们在彼此施暴，人人参与……我最佩服就是中国人“沒事儿”。包括百年来无数事情，百分之九十的人竟可以当作它沒发生，关于‘文革’，迄今没有全景式的、有穿透力的说法，历史不算账，就可能会重演。”——陈丹青
【任志强：我拿交过税的钱买房子 再收税没道理】只要有财产权就应该相应的收财产税，中国不应该收，因为中国的地不是归你的，特别是前后收了一大堆了，美国收财产税是因为当你的货币财产变成实有财产的时候是免税的，中国不是，所以中国是多重收税，我拿交过税的钱买房子，再收没道理。
【所谓反占中大游行的真相】记得12年918爱国主义大游行，也是这等场景。但据事后参与的人说一天给80块钱，还管矿泉水！看来这次又动用了不少维稳费的专项资金！如果真的要发动当地港人来做这件事，人数不会超过100人！但自发起来捍卫民主化的港人，响应者会超过100万！
参加反占中的人免费乘坐地铁，但在出口不会操作，出不去了。估计是一群雇来的家庭妇女。
【香港“反占中”游行花钱雇佣参与者】印佣组织发言人表示，有雇主要求她们交出身分证号码，并在表格上签名，因外佣不懂中文，所以不知表格的用意。会员被游说参加八一七游行，并称可提供200至300元酬劳，而说客称游行是为了香港的和平及繁荣，但没有详细解释原因。
@王清营太太 扇巅女人，煽动梦想！ 良心无罪，亲人回家！ 王清营的回家团聚梦！
@王清营太太 【自由的灵魂，良心的典范】“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王清营挺住！
2013年外贸总额已达4.16万亿美元…http://t.cn/8FrdpdI 知道这意味着啥吗？看图！因我国实行强制结汇制度，有多少外汇就会增印等值的人民币兑付给企业，2013年底外储已达3.82万亿美元，这就意味着仅外汇一项就多印约25万亿人民币，不通胀才怪！
#动用了财政资金#【副镇长成了“酒烈士”】近日，乐昌市沙坪镇班子成员约10人应当地一位承包经营该镇水电站的老板邀请吃酒席，副镇长黄宜次日凌晨死于突发心肌梗塞。镇党委书记彭仁学决定向死者家属支付“75万元”的高额赔偿。“动用财政资金”支付高额赔偿是镇领导擅自决策吗？……
#被删了的新闻#一位省委书记的谆谆教导：官员不能因为一点自身利益就举报！——昨天铺天盖地的新闻，今天像霜打的茄子，都蔫了，网页几乎都打不开了，只有网易新闻还在坚持。神马节奏啊？不就是一个省委书记说了一句大实话嘛！干嘛要删呢？冤死都不举报，还不行吗？
少女感冒连遭3家医院医疗过错 一只眼睛失明_为什么屡屡出现患者杀医事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注解吗？小小的感冒都能被毁容致残，岂一个杀字了得？http://t.cn/zRjVxfH 医生看病就认钱，只需五毛花千元。出事百般尽抵赖，谁管患者死是残
社保基金规模已超万亿元，审计发现，其在信托投资业务管理、定期类存款业务、自营指数化投资等方面合计造成损失175亿余元，因对利率调整不敏感而白白损失的利息收入高达1.65亿元，按2014年全国人均退休金2082元计算，相当于7.9万企业职工的月退休费之和。难怪要延期退休。
香港警察話今年七一遊行有98600人。今日既古靈精怪大遊行，警方話有111800人。呢兩幅圖分別係兩個遊行情況，自己判斷邊幅屬邊次
#求关注#出家人只跪佛祖。可盘龙寺清师傅被逼给管委会下跪，政府所做多么无耻。之前报道，政府要把大寺承包给某某......可是大师们坚决不同意。
【律師哭了】成立於1907年的香港律師會，是由事務律師組成的專業團體。最近該會會長林新強多次發表有違律師專業立場的言論，如律師愛國論、共產黨偉大論，引起會員不滿。昨天的特別會員大會，通過對會長的不信任動議，發起人之一的任建峰感動到哭了
【诡异！大量天朝帮派成员涌到香港聚会！！！？】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啊？？？？？这么多帮派势力想表演给谁看？？？？？？？？？
所谓家电维修热线4000－999－380就是个骗子行骗的号码！请大家警惕！！！
去你妈的中国梦！超市里面买了一瓶金龙鱼的油，回家炒菜完才发现用的是转基因的大豆原料。厦门新闻又说海关查获转基因玉米被退回美国。转基因的食品到底安全不安全，这个关乎民生的问题都整不清楚，还富强，做梦！
快播老总被抓，一个80后，因涉黄、盗版两宗罪或面临较重刑罚。。。真正让人吃惊的，是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2.6亿天价罚单，仅因快播侵权24部影视剧。盗版损害的是版权人利益，未经司法程序，政府部门有何权力开出如此高额罚单？那意味着今后，如有人想借政府之手搞垮竞争对手，太简单了。
8月15日，广东省深圳市鹤围村，数百村民举着“还我鹤围村土地”、“上访无门，迫于无奈”等牌子，游行到被占地示威，抗议土地被强占20余年，要求政府归还土地，数十特警戒备。http://t.cn/RPYn9Uv
8月15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小沙江镇，数百花农游行示威，抗议药典委专家强行将除山东以外的金银花改名为山银花，导致花价大幅下跌，致使花农损失惨重。示威花农要求药典委赔偿南方3600万花农一切损失。http://t.cn/RPYnaZf
8月14日，广东省四会市贞山街道姚沙村，百余城管、特警进村强征，打伤维权村民，村民拉横幅抬伤者到政府抗议。http://t.cn/RPjNVrO
8月14日，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大坡村委会南汉村，政府集结公安、特警、城管、消防、南方电网公司员工等上千人强征土地建110千伏变电站，数百村民阻拦无效，被抓走十余人，随后村民到派出所要求放人，但未果。http://t.cn/RPjNGTr
8月14日，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霞寨镇团结村，政府出动大量公安、特警等强拆小学，与前来阻止的村民发生冲突，打伤一名村民后被村民打跑，一辆特警车和一辆救护车被村民扣留。http://t.cn/RPjNz8o
8月13日，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巴燕镇马场山村，村干部私自卖山，政府出动大量警察、城管强行圈地建发电站，村民前往阻拦遭镇压，多人被打伤抓捕，其中两人重伤，期间一名县长连开5枪恐吓村民。http://t.cn/RPjCgPj
开运动会的时候不要乱跑…南京青奥会，狙击枪手在顶棚持枪监视！拈花：靠！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呀！别tm杀错良民鸟！
王功权：公民社会是一个简单的平凡的正常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什么伟大的完美的神秘的东西.你肯工作就可挣到钱.你占着理就可赢官司.你的人权财产权没人敢任意剥夺.你看到当官的永远不必献媚地笑.这里不需要道德完人.不需要誓死斗士.不需要伟大理论和巨人挥手.人们享受着法治和自由。
8月11至12日，广东省廉江市石城镇上县村，数百村民开轿车、钩机、货车，持木棍、镰刀等农具封锁交通，阻止政府强拆，欲与强拆队火拼，最终迫使政府暂时放弃强拆。村民商议决定，如有村民在抗强拆冲突中死亡，将获得50万元赔偿。http://t.cn/RPlc4ty
沈培平，优秀党员！混迹官场数十年，一路高升至思茅市长、普洱市委书记、云南副省长！沈最擅长搞妇女工作和拆迁牟利，曾咆哮：“同意拆迁的，有好处，不同意拆迁的抓起！”情妇争风吃醋举报：沈贪腐32个亿！有房产43套，家属全移民澳洲。。。http://t.cn/8sPhW3o
【湖北孝感自杀官员李海华】李海华跳楼后，孝感市公安局证实，其系跳楼自杀。光贪污现金就二亿多，还有金条金砖房产，他弟弟的春辉集团！套了多少国家粮食补贴？用空壳装仓，上面装米把高的好粮食！骗国家！黑心啊？希望巡视组为国为民除害！！！！ http://t.cn/RPTXnIJ
肇庆市委宣传部发言人14日称，该市鼎湖区财政局长谢东权生前留下遗书称自己多病缠身，对不起领导、同事和家人，11日在其单位休息室服毒死亡。评论：为什么患这么严重的疾病多年，不辞职还当官？这对得起纳税人，对得起祖国，对得起党吗？http://t.itc.cn/UGPm8
在浙江省大规模拆除教堂十字架的行动近日愈演愈烈。上月两度险遭强拆并遭遇信众抵抗爆发流血冲突的温州平阳县救恩堂，周四凌晨终被当局拆下十字架。此前，周二晚，杭州鼓楼堂十字架也遭遇强拆，当局出动近千名警察及防暴队到场，信徒遭威胁。
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出炉 中国名校无缘百强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近日重审了一起离奇的离婚案：法官审理一起离婚案，判女方获得房子等财产；男方则分得债务和女儿抚养权。判决生效后，法官随后调任该院执行局，对涉案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7个月后与女方登记结婚。By华声在线http://t.cn/RPyzjhD
1945-1946年间，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抢掠的各项财产共计53.4亿日元(按当时币值)，折合美元13.6亿美元(当时100日元折合25.53美元)，相当于卫国战争总损失的10%(133亿美元)，等于鸦片战争起一百年来中国对外赔款的3倍，接近二战时美国援华总额。
儿徐双双（身份证号码：340321198801026271）在南京市江宁区汤山派出所附近逆行发生轻微交通事故，7月28日下午汤山派出所通知家属徐双双已经溺水死亡！ 事发两天后，强烈要求下，才看到我儿的遗体！身上有明显的外伤http://t.cn/RPKdLyi
【云南盘龙寺因不满被当地政府商业化暂关山门】云南盘龙寺昨日起闭门谢客。寺院僧人在盘龙寺大门口张贴出一张告示说，因晋宁县及晋城镇政府对盘龙寺提档升格，要将盘龙寺商业化、公司化，扰乱了盘龙寺的正常秩序，今寺院决定，暂关山门、闭门清修。详细：http://t.cn/RPYe9tp
【说“我操你妈的”“操”了社会主义的“妈”，崇媚资本主义的“爹”】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全家移民，却在国内反宪政，用一句“我操你妈的！”答复质问者——匪帮集团成员狭隘、龌龊、险恶的面目，活脱脱展现人民面前！ 凡是反宪政的，都是贪官！！
学术界腐败不亚官场。曾是全国最年轻院士的中国农大生物学院教授李宁，疑因涉挪用和贪污巨额科研经费案，近被调查，涉科研经费以亿元计。其实这并不令人吃惊，现在能拿到国家课题、项目的全是学术权威，他们是学场一把手，缺乏监督，从上海交大汉芯造假，到河南曹操墓造假，都为搞钱
【计生委】30年来共捣毁中国妇女4亿子宫, 切割1.1亿根输卵管和输精管, 流产12亿次打胎10亿次终结妊娠14亿次, 强制结扎5千万人次,理论上自愿节育6千万人次.. 计生委以残害妇女和人为阻止妇女生育为天职, 在30多年的作战中先后消灭几十亿人，数量上相当于摧毁了10个美国
湘潭产妇生个孩子，命没了，无论真相光明还是黑暗，保孩子还是保大人，目视现场照片，我的心在流血，别怨我总说美国好，美国医院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悲剧，即使人救不了，天大的理由，医生护士也不应该“玩失踪”，这个社会从不尊重人性和法治，连白衣天使都如此冷血，用钱就可摆平死者家属，你能相信谁？
（续前）大多数人是在家被维稳，有的不赶来怕，我现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求助网友。拜托了，谢谢。我的手机号18051307763南通徐丽艳
救命，我就到南京见中央巡视组没有想到问题没有解决，还给自已造成这么大伤害，我们已经被软禁在家24小时了，我们夫妇现在已经40多小时没有吃东西了，还有我老公脑中风病发做，血压180没有药品无法就医，请你帮忙就网友送点吃和药品，我其无法上网，我们本地区的网友已经不好出来了
警方披露，犯罪嫌疑人强迫8名未成年人到血站卖血，非法获利6250元。有学生家属称，去年10月孩子被哄骗到武南单采血浆站，孩子看到抽血场景非常恐惧，提出要离开，但对方将其殴打、辱骂后，强行带回采血室抽取600CC血浆。http://t.cn/RPYuIzJ
香港律师会“罢免”爱国会长http://t.cn/RPYezFY 拈花：我很羡慕香港！假如大陆也是如此，那么多优秀的律师就不会非法失去执照了！如唐吉田律师、江勇田律师、唐荆陵律师等等！最古怪的是：香港人的自由只受到当年英国人订立的法律的保护！何等讽刺的现象！
【广东茂名买官窝案：副科长被索100万 送钱马上当科长】 倪俊雄在任职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期间，利用提拔使用公安系统干部的机会卖官敛财。他的特点是大小通吃，来者不拒，小到两三万，大到上百万，甚至还采用了“相同条件下价高者得”的荒唐逻辑。
【青海化隆县鸣枪制止“暴力抵制重大项目建设”，县长连开五枪】刘植荣：外国警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枪？http://t.itc.cn/CLF2P
【网曝辽宁兴城村镇干部打178张白条吃饭】一条“小吃部被打白条178张，老板讨债3年无果”的消息在网络上传播，曝光辽宁省兴城市多名村镇干部吃饭不还钱，累计欠款48800元，引发网民关注。目前，当地纪检委已牵头成立工作组，对此事展开调查。http://t.cn/RPTUGsz
张雪忠：接到合肥市蜀山区法院电话通知，李化平所谓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将于2014年7月18日下午3：30召开庭前会议。——评：“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正如维权人士陈云飞所言：“为张安妮重返校园，我愿坐牢20年！”，一如独行侠李化平所言：“用生命改变规则！”
【罗素断言:极权统治最长不会超过70年】经历69年解放全人类的美丽梦幻之后，22年成立的苏联终于在全世界的诅咒中寿终正寝。“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所有帝国最后都死于“自杀”。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http://url.cn/DrUs1I
【血腥土改杀200万地主】苏南2742个乡，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被剥光衣服。前新华社社长穆青在《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一个多月逼死人命案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20天逼死7人。 http://url.cn/4sI1NU
玩法律游戏，玩纪律游戏，实在太儿戏！！！何为依法治国？如何取信于民？！【吉林：因德惠大火被撤职书记、市长不到1年均复出】近日，新京报记者发现，刘长春已于今年6月4日复出，担任长春公交集团董事长。张德祥也已于今年4月低调复出。 http://url.cn/OG5t6l
我认为共产主义在苏联国土上试验了70年，是人民的一场悲剧！遗憾的是这个主义发生在我们国家！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美丽、愚蠢的乌托邦，虽然还有些国家虚伪地坚持，但是我相信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慢慢觉醒的！！——叶利欣
原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我们神木，搞全民免费医疗，一人一年报销额度从400元起到30万元止，一年下来，人均才400元，也就是一个县少盖半座楼、少修半条路的事，哪个县掏不起这个钱？其实，关键不是有没有钱，而是一把手的执政理念问题........后来、郭宝成无故被解职。
【反美就是爱国】张万年之子张建国，夫妻皆在美国，住在纽约顶级富人区。前任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公子，正在美国混绿卡。总设计师唯一的孙子，生在美国取得美国籍。反美斗士贺坚局长女儿美籍。反美名嘴张少忠少将女儿在混美籍，司马南儿子美籍。不胜枚举，美国人他爹指导反美，二货们还真信了？
【维权村民骆永红遭袭击多处骨折】北京房山维权人士骆永红发来信息:”我于昨天晚上23:31分被无辜欧打，致使我鼻梁两处骨折，眶壁骨折，肋骨骨折。
周永康案媒体口诛笔伐，铺天盖地的揭批！傻瓜啊！ 如果说周阻碍法治，那9大长老其他8人在干什么？把周办了中国就法治了？如5、10年后还是司法不公，你指责谁？切莫交往过正！如果不能透过这些现象看本质，不深入分析制度根源，为了批判而批判，结果只能是不停的反腐，越反越腐，前腐后继！
央视这个淫窝，居然经常振振有词地批评东莞妓女、蛮子嫖娼、美美卖淫，实在荒诞。这让我想到了同样荒诞的事:徐财后说自己最大的缺点是廉洁，薄稀赖说自己一分钱存款都没有，宣称爱国的是纳粹祸国者，号称一心为民的却正是人民公敌。妖孽横行的世界，无耻成了投名状，鬼话成了他们的通用语。
【溜须拍马与爱国主义何干？】从屈原到岳飞，我国传统将勇于为民请命、批评朝政者，称之为爱国主义者，简称谏臣，而将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者，呼作国贼，又称谀臣。芮成刚之流，无视中国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一味溜须拍马。请问这些阿谀奉承之徒，与爱国主义何干？（转自天涯）
【港媒：温州再爆拆十架冲突，传幕后黑手为当扎政界红人】浙江温州平阳水头救恩堂强拆，国内媒体鸦雀无声，反倒是港媒报道了此事件，还大陆民众以知情权。（转自天涯）
【国企是什么东东】一个出走美国的原国企老总告诉你，国企就是以国家的名义疯狂掠夺，无偿占有全体国民资源，进行垄断，卑鄙地压榨国民的血汗，掠夺国民的财富的魔鬼，把所抢来的金钱供专制权贵们贪污，挥霍，腐败，糜烂。 最终成为权贵们的私人钱柜，是吞噬国民血汗的猛兽，最终是大众赤贫。
【中国欲投7500万美元帮南非建党校】BBC报道，中国共产党可能将帮助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ANC)建立党校，投资高达7500万美元。用纳税人四五亿的血汗钱给非洲一个党派建党校，...http://163.fm/6IeEeBo
【福建强征强拆的灾难】今天8月11日福州众冤民聚集在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寻中央巡视组，反映强征强拆给无数家庭造成的灾难。在中央多年来三申五令制止强征强拆的指令下，仍然遍地冤情。是谁给你们这么大权力？福建人民对你们恩重如山，倘若良心未泯请反思：与民为敌必败无疑！（转自天涯）
德国战败前，戈培尔打算将子女送到西部，英美占领区。他对民主国家有好感，知道英国人会善待孩子们。他深知，孩子落到苏联人手里，会被洗脑，沦为行尸走肉。不料，柏林被苏军抢先占领，戈培尔无奈，狠心毒死了六个孩子。明白了吧！为何它们将子女送到走邪路的美国，而不是盟友俄罗斯。
【中宣部批斗“大阎王”】陆定一说：“斯大林一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要会背斯大林如何讲就算。”“党没有群众路线就像国民党，名为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以党治国，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陆定一在会上拒不低头认罪“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http://163.fm/ON7qYPc
【东莞1960年也曾饿死人】“五风”给东莞带来了“十分骇人听闻”的后果，出现了非正常的死亡。全县20个公社、一个农场，全县农业总人数738019人，当年共死亡13598人，占人口总数的1.84%，其中属非正常死亡的1373人。http://163.fm/QMByp69
【我参加落实民族政策的经历】60年县委郭书记指示公安机关抓人、抓人、再抓人。县公安局看守所根据郭书记指示逮捕的两个人，被刑讯逼供，奄奄一息。陈希贵向他报告说这两个人有病，快要死了，公安局准备释放。郭书记说：放回去他要叛乱怎么办？不如把他勒死算了。结果这两个人被民警用绳索活活勒死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他帮助毛泽东打击各大政敌；43年他提议重设政治局由毛泽东出任主席，使毛泽东首次获得最终拍板权；45年他首次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推动将“毛泽东思想”首次写入党章；1945年，他用无数“伟大”高度赞美毛泽东，并高喊：毛泽东万岁。1969年，他被整死。他叫刘少奇。
【民国有鲁迅，不是鲁迅伟大，而是民国伟大】 http://163.fm/WL7PpGs
中国人若有持枪权，法治会进步一百年，不必向法庭求公平，强盗也会收敛。有人侵犯你人身权和财产权，给这王八蛋一枪就行了。没有持枪权，不是特别强壮的人，就只有被欺负的份了。
8月7号始，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四次空袭，以打击ISIS。我们总有一种奇怪观点，认为世界上哪儿有动荡就是美帝捣鬼、中国受害，这次不哼了。活埋平民、掳掠妇女、枪杀战俘…ISIS，比基地还恐怖！更难堪的是，ISIS这次点名报复的国家，中国排第一！难怪中国这次罕见表态支持。
昨晚开车送人回家，见几个人正要过人行横道线，便主动停了下来。但行人并不敢走，于是我挥手示意让他们先过，这几个人才慌慌张张地跑了过去。没想到后面的车大声鸣笛，然后超车过来，把玻璃摇下，对我破口大骂。同车一对刚从美国回来的夫妇，见到此景感慨：中国何时变成了野蛮国度？
【好社会】 【落水的一只狗】 某国某市数万工人举行规模空前的大罢共，有厂长撕毁工人的海报，被愤怒工人追赶，厂长 http://163.fm/Fjtz0rH
【权大还是法大？】四川省眉山市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在大理市发生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被交警识破后，郑某某被检察院诉上法庭。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涵，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真可谓：组织大于法，公函盖过天！
垄断了70%国家资源的利益集团有三重特征：：信仰上，只信利益，不信马列毛邓三科，也不信普世价值；基因上，传承自红一代，崇拜实权，忽视人权；人格上，分裂型，一边在西方法治国家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安排好后路，一边向国民宣传西方是罪恶的；一边宣称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一边拒绝财产公示。
BBC公布2014年全球民意调查：德国是对中国看法最负面的，高达7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这一比例超过了中国宿敌日本(73%)。除德国之外，法国(68%)、美国(66%)、加拿大(64%)、西班牙(59%)和韩国(56%)，对中国的看法也十分负面。
至2013年中国养老金缺口高达16.48万亿。可公费旅游为何无缺口？公车消费为何无缺口？公款吃喝为何无缺口？公费医疗为何无缺口？豪华办公楼为何无缺口？公务员队伍编制为何无缺口？岂止是养老金缺了口，环保，教育，医疗，食品安全，连中国版图也缺了口。
陈云: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糟美军轰炸，北京高校冲击美驻中国大使馆，六名攻击最积极的学生后来全部去美国留学，他们现在全流留在美国。那个当年当着克林顿的面指责美国人权状况恶劣的马楠不但移民美国还嫁给了一名美国白人。- http://t.cn/RPYU6Fs
甘肃天水的一个普通农民王搏20年来跑了八万多里路拍摄了3万多个西部失学儿童。而他仅仅靠着几条绳子举办露天简易影展，竟为2万多个孩子找到了“一对一”的捐助。据王搏说，一年不到1000元就能让他们踏踏实实的读书，但对一些孩子来说仍是奢望。http://t.itc.cn/Yy6TC
【竹林遗书】民国29年桂南会战期间，广西学生军在南宁莫陈村前线被日军攻击，全体拒降，血战殉难。生前在竹林中一竹竿上刻上：“终有一天将我们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富士山头！”日军崇敬烈士壮志，将竹竿锯下带回日本，设案供奉。民国55年，竹林遗书原物归还，现保存于台北国军历史文物馆第二陈展室
马里乌波尔，拆除第二座列宁塑像
【遠離死神】很多人不敢掛毛像了，過去有人傳毛是“神”，盲目地把毛像掛在汽車內或傢裡，不是齣車禍就是生意虧損！後高人指點迷津：“死在毛手裡的人應以韆萬計，毛是‘神’，不過是死神。”毛打倒有錢人，恨人們髮財過好日子，所以毛是“破財的神”，掛毛像的會傢道衰落。 趕快轉告親朋把毛像摘下來
连上千万元的市人大要举报腐败都难，何况平凡的老百姓？ 起底衡阳贿选案：涉案1.1亿元 引发中央高层震怒_新闻_腾讯网 http://url.cn/QGNOGa
毛左搞不清个人崇拜与腐败基础及根源的关系。腐败分经济腐败、制度腐败和政治腐败三种，三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和推高！五毛因无独立思维能力的局限，只认识第一种。个人崇拜是政治垄断和政治腐败动力源，是制度腐败推进剂，所以毛左把怀念毛、唱毛及举毛当成反腐工具纯粹是图劳和自欺欺人！
天朝无奇不有。哈哈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因发型太像毛泽东，被红卫兵现场批斗按住剪掉了头发。
【谁的官不是钱买的？】一纪委书记对河南作家郭一平说，一个县委书记在一个穷县还能收钱上千万，我敢肯定、在地方，官都是买的，大部份是用钱，也有人是用女人买，如果是女官员，就用身子换。没有好处，这官要能让你干？【网易时事】腐败天天刷新 http://163.fm/ZYsPJEA
事涉大老虎 文强遗言再疯传 早有消息称，文强掌握了老虎家族的犯罪秘密，死前与王立军做了交易，以致把秘...
记住： 早晚有一天，这个时代所有罪恶都将被载入史册。那一天，我的孙子或许会跑来问我，“面对罪恶，你做过什么？”我会使劲抽着自己的脸，告诉他“当罪恶试图控制我们爱着的新闻纸，我可耻地选择了沉默”。别以为把自己的罪恶归结于时代，就可以逃避。我们不能推卸责任给时代，必须为自己的沉默负责
上月，揭阳市揭东区纪委副书记张旭阳，驾驶套牌的纪委公车发生交通事故，并被拍下拎着真车牌一路躲避拍摄者。近日一段新视频曝光：这位官员不仅蹲下为拍摄者点烟，还当场掏出6万元的巨款欲买下录像。扩散！视频http://t.cn/RPjXC5l
这个说谎的政法委书记要不要杀掉？【山东临沂17岁女生王琳芳因转帖曝光该市“八星级办公大楼”黑幕被警察扒光虐待审讯】 王琳芳，一个年仅17岁的少女被扒光吊审讯室，被打得没一点好的地方了。几年了这个帖子还没有结果吗？
转发温州教会消息：温州平阳曾山教堂十字架面临强拆。 信徒家但凡有点买卖的或被关闭或找谈话恐吓。现在教堂已被断电、断水！
汕尾市书记郑雁雄对于WK事件的评论：“政府权力一天比一天小，手段一天比一天少，责任一天比一天大，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像这样负责任的政府，你不指望，你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好坏都颠倒了！”舆论欺骗已没有作用了，因为老百姓不听他们的
周死后一年，查证四人帮罪行中，发现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的签名，李锐说当时邓颖超找尚昆，说我我丈夫有些文件不能留，必须销毁！否则名声不好。尚昆推说要请示小平，邓颖超说那你现在就请示，我不走了，就在这里等。尚昆当场电话请示，小平同意销毁。销毁时李锐等在场。
【青海化隆县鸣枪制止“暴力抵制重大项目建设”】该县13日发生一起“暴力抵制重大项目建设”的事件，在处置过程中“总指挥”鸣枪示警，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有网友发微博称，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在修建光伏发电站时“警察暴打村民，县长连开五枪”——只要对人民开枪，就是魔鬼！顺便问下县长有持枪证吗
【毛伟人的一大发明】他发明了“等额选举”这一神器。七大设立中央主席后，第一次出现“等额选举”，即在1名主席候选人中“选举”1个主席，在100名委员候选人中“选举”100个中央委员。后来发现这种选法居然每次都能高票通过，毛下令推广到党外，作为所有党政选举模式固定下来。拈花：国贼
69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在此, 特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高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指挥者蒋中正先生, 致以崇高的敬意与怀念！
未谈强拆 政府与公布的事实不相符，打老汉，抓小孩，犯的是哪一条国法？大批活埋生猪是何行为? http://t.itc.cn/X9tXp 事情的经过 http://url.cn/S92ju9 事件发生地：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马滩村http://t.itc.cn/Xd5Ub
【澳门个人月交15元养老金领3000多元…图…】----那么富有才交这么一点，要不是一家的，我都看不起你
1966年10月，文革已经开始，毛、林、刘的最后一次合影，也是刘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三位表情各异，充分体现各自当时的境遇：毛再次收回权力、踌躇满志，林的毕恭毕敬、春风得意，刘的内心似乎充满了巨大困惑与不安。 -----只要你细心观察，其实这样的历史一直在延续着...
【招商引资无原则】去北京争取劳模指标，送给来投资的老板，国家、省里的名额不够，就评县级劳模，两年一届50个，50个不够，就100个，还不够，就200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也送给他们一些…… http://url.cn/S7yZTs
昆明城管协管员遭2人追砍致死 官方称事发时已下班！按:城管员看到没？这就是你们悲惨的结局！被砍死到也就算了，可你的主子却说“下班了！”，既然下班了，那你别说被砍死，就是你被灭门了，都与我们单位和国家没有半毛钱关系！... http://url.cn/NAoTJP
曾经，黑龙江有座815农场，纪念抗战胜利的。在里面劳动的，大多是战俘。不是日本战俘，而是打过日本的国民党战俘。
【港媒：温州再爆拆十架冲突，传幕后黑手为当扎政界红人】浙江温州平阳水头救恩堂强拆，国内媒体鸦雀无声，反倒是港媒报道了此事件，还大陆民众以知情权。
【您愿意积极转发揭穿历史真相吗？】蜡烛恳请网友们积极转发，公开历史真相，缅怀真正的抗日英雄烈士蜡烛明天是8月15日，是抗日战争胜利68周年蜡烛1937年至1945年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军，与日本侵略者展开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共3211419名国军官兵壮烈牺牲，206名将军殉国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校长李永忠教授高论：“如果不赦免贪官,如果要财产公示，就会逼公务员造反，会鱼死网破，会天下大乱，最后倒霉的是老百姓。真想不通，为何有人总在挑事，总想跟政府对抗？生活在最优越的制度下，有着最好的福利，你们还不满足？拈花：满嘴放屁的狗奴才！
所谓家电维修热线4000－999－380就是个骗子行骗的号码！请大家警惕！！！
据一位媒体人透露：在一次王岐山参加的小型会议上，有一著名学者当面向王建言说，应该建立起反腐制度，用制度来反腐。王问：如果有很多人都反对建立反腐制度，如何建立制度？当前最重要的是扫清阻碍我们建立反腐制度的腐败分子，他们是我们建立反腐制度的拦路虎。拦路虎不除，制度根本不可能
据韩联社首尔8月12日报道，有11名脱北者越境前往老挝在昆明被中国边防部队抓获。被捕的包括儿童，均为女性。她们很有可能被遣返回朝鲜。评：凡被遣返者将面临酷刑或被处死。中国就不能基于人道立场，将枪口抬高一公分吗？希望中国不要助纣为虐，真正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放过她们吧
#民生#【公车改革改成了为公务员加薪】国企改革：数千万工人下岗，官员卖厂；养老改革：百姓自己养老，公务员免费养老；医疗改革：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官员照享公费医疗；住房改革：百姓自己买高价房，官员照分福利房。（转自天涯）
为什么一个仅为6.5级的地震，就能让学校坍塌成这样儿，这是不是又一个罪恶的豆腐渣工程？！大家别忙着点矫情的蜡烛，更别忙着喊什么“挺住、不哭”之类的屁话，先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伴随着每一次天灾，总有人祸如影相随？！（转自天涯）
【举报中秋国庆公款送节礼】国庆中秋双节将至，中纪委邀请广大干部群众监督举报公款送节礼、公款旅游等不正之风。对于，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均可举报。（建议：微博公开举报）若举报属实，中纪委将赠送疑犯轻则警告、降职或开除；重则双开、刑拘或监禁。这个礼够大撒！（转自天涯）
殃屎被抓的女主播连高官的二奶甚至三奶、四奶都算不上，更别说情人。她们只是周永康、李东生等流氓官员的性奴，召之即来，不需要满足肉欲的时候挥之即去。其实，这些性奴揭露出卖肉体的小姐，不过是为了掩饰性奴的身份，出卖了灵魂也出卖了肉体，不找点攻击的对象怎显性奴的身价！（转自天涯）
中国是不是在搞深化改革，只要看一个指标即可。不管是经济改革、户籍改革、司法改革、互联网改革、金融改革也好，还是以各种名义、各种理由、各种渠道的改革形式。只要不首先开放报禁，充分言论自由。所谓的改革都是忽悠、欺骗、谎言，一个连写文章的自由都不具备的国家，凭啥去改革？（转自天涯）
【这就是国家级贫困县四川屏山县政府大楼:建筑面积64000多平方米.占地约100亩以上.造价已超10亿.是目前四川最宏伟壮覌的县级政府大楼，现正投资数千万进行园林景覌绿化。。。民脂民膏，到底为谁服务？（转自天涯）
【云南两高官共产共妻得艾滋】“孔垂柱、沈培平和云南省一个现职高官有三个共同情人，他们都不知道她们也是另外两人的情人。孔垂柱被查出感染艾滋病，他的情妇们因此要悄悄地去检查。”微评：以后腐败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自杀,一条得艾滋病。他们所共的情妇姓堪名谁？请问这现职高官又是谁？
人民日报普通老百姓向来是不看的，但有个人一看就是近20年。这个人就是董卿。她曾透露，每天无论多么忙回到家，必看人民日报。战斗在宏伟CCAV，心装着伟大人民日报，发誓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可董卿为什么不去正义的朝鲜朝圣，而偏偏要到万恶的美国产子呢？（转自天涯）
世界上最大的骗子是谁？请您大声告诉我！——三千七百多万饿殍发生在这丧失班性的疯狂后。乐极生悲，是自然规律对人类妄想症的惩罚。（转自天涯）
照门"事件，很明显，是团委副书记拉皮条，给领导介绍女学生，玩弄女学生。五年前何某某还是学生，事过之后，作为回报，何某某留校工作，当上一个小官，这就是所谓的潜规则。想想这事都毛骨悚然，这样的事在当今的高校中绝不是个案，隐藏在大学下的黑暗交易，层出不穷。高校已变成什么了？
【我绝不为反腐唱赞歌】新当前反腐力度确实较大，但力度再大，也大不过当年的朱元璋。不铲除贪腐的温床，贪官是杀不完的。西方民主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反腐做为大事来抓，更不会上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因为民主制衡机制基本杜绝了腐败 。真心反腐，只有建立民主制衡。（转自天涯）
乾隆一归天，嘉庆立刻办了和珅，抄没了和珅家产，一时间国库充盈……嘉庆喜不自胜，有官员进言，和珅虽然倒了，但和珅忽悠先皇制定的搜刮民财的旧制度还在，是不是一便废了？嘉庆想了想道：旧制岂可说废就废的，难道还要追究先皇失察？不可！于是民间有句话说：抓了和珅，依然水深……（转自天涯）
缅甸最近宣布对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Facebook解禁，目前全球仅剩4个国家仍然对Facebook实施封锁，其中包括朝鲜、古巴、伊朗和其他国家。
【红色高棉150万人大屠杀】没收私产，集体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为完成指标谎报产量，大规模饿死人，把错误说成是敌人破坏，清查叛徒、特务、间谍，相互监视告密，除了最高领-导人人自危.....这就是中国大跃进灾难和文革灾难在柬埔寨的翻版http://t.cn/zOTiq3Q
清廉指数全球第178位；医疗公平全球倒数第四；大学收费世界最高水平的3倍以上；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税负全球第二；矿难死人数占全球80％；行政成本最高；全球收费公路14万公里10万在中国；豆腐渣工程90%以上在中国；每年三公消费上万亿是全球其他国家之和。这个让人蛋疼的国度是哪个？
政协委员抱陌生女子跳水库致其溺亡 赔386万获谅解：还是地位有钱好啊，人命关天轻轻一句“开玩笑”，万事大吉了。玩笑有这么开的？这解释太小儿科了吧？居然家庭法院还都认可，奇葩！_新闻_腾讯网《随感》抱人跳水闹着玩，人命关天轻似棉。。 http://t.cn/RPj41GC
云南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遇难人数现巳达617人,而1985年智利百万人口城市发生7.8级地震才死亡150人,而同样级别的唐山大地震却死亡20多万人,21万多幢房屋被摧毁.英国建筑平均寿命达132年,而我国才25至30年(远低于70年产权).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山东平度被征地块价格超1亿元 村民仅得800万元：自己的东西卖了别人得大头，稍有抵触就有生命危险，平度式征地是当今中国征占拆迁的真实写照。何止平度，哪里的拆迁没有几桩血案？《随感》强占强拆只为钱，官商狼狈大祸源。钱权法律都免疫! http://t.cn/8scSMX7
现在各大主要城市都限牌了，请问，你们要求车辆按车牌尾号限行，那可否退我一部分车船税？交强险？我买的是365天的税和险，却在规定的时间段不让我开车，就好比我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后，房东说每周周末不能住，这合理吗？你天天破坏契约，却整天教导我们要有道德底线！每次都是你们有病却给百姓吃药
60 年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一张中国领导人＂夫人聚会时＂的留影流出。夫 人当中，即有活着的高官太太，也有去世领导人的遗孀。微评：官员凭什么公费到北戴河疗养，而且还带着一大家子（老婆、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孙子、外孙等等），这不是将腐败合法化的结果嘛？——60年是饿死人滴时候啊
李宗仁苦心经营广西。抗战时，动员广西将士在台儿庄大捷名震一时，1949年出走美国。1965年回到北京，丧偶，周恩来物色了几十个女青年照片让他挑，他挑中了27岁的胡蝶女儿胡友松，周恩来找胡友松做了思想工作后与李结婚。3年后李宗仁受到特工陷害，遭慢性中毒而亡。
（续前）25年了！他被折磨得肾肝严重衰竭，双眼近乎失明，就为在人民大会堂门前跪举一纸请愿书？
（续前）照片中的一个青年便是当时的学生领袖周勇军。据茉莉花网站报道，25年后仍在狱中服刑的周勇军“肾和肝严重衰竭，双目近乎失 明”。 北京律师王宇说，周勇军符合保释就医的条件，但是他这样的“敏感”人士保释就医的要求往往得不到批准： “对于这样一个敏感的人，当局不给...
正 在服刑的 89民运学生领袖周勇军病情危殆。法律界人士星期天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在押人员的处境。 三名学生89年4月的一天在人大会堂前向李鹏等领导人跪递请愿书的照片多年来在网上不胫而走。也许是三位青年为民请命的精神感动了人们，这张照片看来永远 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褪。
http://v.ifeng.com/news/opinion/201109/2e87a457-8879-4863-b21b-c582585eb2a8.shtml …【 马光远：中国人真实税负是美国的10倍 】
【湖南：湘潭孕妇剖腹产裸身死在手术台 】简直了，必须推荐给你们看看！湖南：湘潭孕妇剖腹产裸身死在手术台 北京：三男围殴一男昏迷尿撒掌击石砸|湖南：湘潭孕妇剖腹产裸身死在手术台 北京：三男围殴一男昏迷尿撒掌击石砸 http://t.cn/RPWBRKx
子虚乌有的“苏联逼债”_历史频道_腾讯网 http://t.cn/zWNvr06
美国的罪行！还有抗战时期从缅甸双管输油管，长度2000里输送到中国支援抗日，从云南修山路运送抗日物资！还有从缅甸用飞机穿过如林的高山，运送300吨抗日物资，750名年轻的美国小伙子，机毁人亡永远留在了中国大地！为了不是自己的战争，美国净做傻事！因为傻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重！
昆明律师许思龙 转基因大豆油包装上的转基因标识字体极小，普通消费者根本无法识别和选择。涉嫌违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应明显、醒目的规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本律师有意进行公益诉讼。
某组织创造了107个二奶，8个老婆的奇迹。现在正在开展同时嫖姊妹花、3个姊妹花还不算，还有利用纳税人的钱实现同时嫖人家三代的“远大理想”。周孝正讲座：|人大真正的教授带你看清新中国真相 周孝正讲座！帮助你重新认识文革和穷凶极恶之所在！纣王虽荒淫然不乱伦，西门庆不低当今红花会的荒淫
2010年，他开通微博，大批网民问候，一天后关闭；2011年，他在武大访问，不幸被网友用鞋、鸡蛋击中，网友称：推特上一片欢腾；次年，他在微博拜年，收获2万多个〝蛋〞；今年据说身体有恙，过早的离开了肛位，瞬间就有20多万网友表示了问候和关心。他就是犹大的方校长
黑瞎子岛327平方公里，争议结果：永别了，另一半！外兴安岭以南100万平方公里，争议结果：永别了！唐努乌梁海地区17万平方公里，争议结果：永别了！帕米尔高原1万平方公里，争议结果：永别了！新疆西北面44万平方公里争议结果：永别了！外蒙古156万平方公里，争议结果：永别了！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敢把自己的思想强行灌输给全国人民，只是借儒释道加强思想统治，阅遍史书也找不到嬴政思想、刘邦思想、李世民思想、赵匡胤思想、朱元璋思想、爱新觉罗玄烨思想......呵，有人敢，他还真敢，结果把国家折腾的财匮力尽民不聊生。作孽啊。
谁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牠们件件都依法办事的：依法判处……依法剥夺……依法没收……依法拘留……依法强拆……依法监禁……依法删帖……依法抓捕……依法严打……依法堕胎……依法罚款……依法强制……依法遣送……依法驱逐……依法封号……依法监听监视……依法断网线……唯独百姓在违法
【澳门个人月交15元养老金领3000元】----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太没有特色了！
一句话，是不是民主国家一听就知道了——在二五眼的英明领导下，让我们紧密团结在裆的周围。干啥？玩弄阴毛呗！
【被逼卖血】犯罪团伙以辱骂、恐吓等手段，组织10多名未成年人卖血，被害人多系甘肃武威市城区中小学学生。被害人平均每月被强行采血2次，每次600CC。部分人每月被多次采血。日前涉案几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包括采血浆站副站长。http://t.cn/RPloMpJ
耿和：5年冤狱 高律师语言衰退 消瘦近40斤
泰安04年发生报复伤害致残一案，由刑事附带民事公诉案，财源法庭庭长林玉兰暗操主持，两次变换审判，枉法办案，市中级法院两次驳回，区分管院长郑金友，14年春节前说与中院协调推诿，至今末决？八年抗战赶走日本鬼，十年长征路呐喊公正？滥用权力，抹杀祸国殃民。
印尼总统苏加诺与毛私交甚好堪称莫逆。当时西方评论家把苏加诺比做像毛的亲儿子。1965年苏卡诺，在毛的红色输入下发动1965年九·三〇事件。绑架了以雅尼中将为首的多名将领及其家人（包括孩子）将他们及其残忍的无人道的杀害。此事曝光后引起印尼民众强烈仇共仇华情绪，当年杀害华人50万左右
【国之殇，祭英灵】1937年8月13日，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战役——淞沪会战打响。此一役为抵抗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抗争3个多月，付出死伤30万人的代价。虽然最终上海沦陷，但依然粉碎了侵华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我军威武，英灵尚飨。
2005年，内蒙古通辽市修建（304）公路征（占）用农民刘清仁（枉死）所承包的部分农防林地及林木12.59亩，被地方政府分割的七零八落（其中村委会得1.99亩），只给刘清仁六千余元，因而不服，当事人刘清仁惨遭人为制造冤假错案迫害而枉死，林权林地及补偿款被分割至今.....
二战结束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是韩国的三倍，也高于日本。经过六十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韩国人均收入已是中国的二十九倍，日本是中国的三十三倍！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接受采访时说：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大致相当于美国一九一零年的标准。但是其官员的生活水平超越美国五十年。令人感叹！
所谓家电维修热线4000－999－380就是个骗子行骗的号码！请大家警惕！！！
韩联社报道，今天上午有11名脱北者越境前往老挝过程中在昆明被中国边防部队抓获。脱北者包括儿童，年龄层较多，均为女性。她们很有可能会被移送至丹东，最后遣返回朝鲜。——朝鲜对脱北者残酷处罚早已超出人类社会所能容忍极限，咱不是要做负责任大国吗，这样做不免有失人道，真不如枪口抬高一厘米
69岁的曲大爷来到英国13年，只身一人没有房子，在某区租了一间房，房租是每月480镑。由于他够英国政府的养老金领取标准，这480镑相当于都是由英国政府支付，并不需要花他自己一分钱。曲大爷前前后后做了4次心脏支架手术，在国内需要100多万人民币的花费也没花一分钱。
国家，国家，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钢铁数据不容狡辩]钢铁行业是全国19大行业56个子行业中上半年完成投资同比下降幅度最大行业。其中，炼铁业同比大幅下降41.01%，钢加工业同比大幅下降12.62%，炼钢业同比下降6.51%，只有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同比增长10.83%。说明城镇化在减速，房地产及产业链条整体产能过剩
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遮羞布。
奴隶从来都没有祖国！——献给广大的爱国奴们
今天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纪念日，77年前的今天，国军以劣势装备，凭血肉之躯，拼死与强大的日本海陆军搏斗，付出极为惨重的伤亡。许多人认为此战中国方得不偿失，事实上，淞沪会战成功粉碎了日军开战初期的战略目的，国军因此获得了战略主动，为持久抗战打下了最为关键的基础（详戳长微博
1）2013年6月贵州民警枪杀2个村民，获刑8年；2）2011年11月辽宁辽阳城管打死人，主犯获刑11年；3）2008年11月天门城管打死拍照男，获刑6年；4）2013年7月湖南临武城管打死瓜农，鉴定瓜农有病赔偿80余万；5）2013年9月打死城管的沈阳小贩夏俊峰被核准死刑！
河南新郑被不明身份者将自己和妻子扔进坟地的张红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的行为犯了错误，对不起政府。张红伟称，已经和当地政府就赔偿达成协议。--一个被脱光扔进坟地的人居然主动承认错误，真是惊天大逆转。到底是地方政府思想工作做得好还是补偿标准很有诱惑力？可以公布一下协议内容吗？
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领导的中共，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 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1949年后财政危机相当严重，于是有了“土改”... http://t.cn/RPLZ8M3
《官员疑强奸女子 设局抓其男友》 涉事者为广西东兰反贪局副局长，已被停职。警方不予立案。 http://t.cn/RPWR57v
去年我国进口原油2.39亿吨，1351亿美元，接近1万亿人民币，增长51.4%。可令人一头雾水的是,一个石油对外依存度约55%的国家竟出口石油！去年成品油出口2688万吨，125亿美元，增长35%。换算结果令人目瞪口呆！进口原油565美元/吨！出口成品油465美元/吨！
今天与一个高中老师聊天，才知道，在长沙市这种收入水准不高的城市，一个高中生一个学期的费用竟然近万元。而这个城市很多人的月收入却只有2000元。而物价却又如此之高。可见，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是多么艰难，经济压力是多么的大。在这种生活状况下，什么样的缺德事都做得出来。
张维迎：我认为现在大部分中国人，60%以上甚至99%，不把自己当人看。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不是吃喝拉撒，而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自由意志。如果你想说一个话，别人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这就是你不把自己当人看。启蒙就是要认识到人就是人。 http://163.fm/E5zT8TW
日本社会，无论是学校还是机关企业，都没有“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没有，而且是禁止。原因在于，二战期间，日本实施的“爱国主义教育”最后演变为“军国主义教育”，让大批的年轻人走上战场侵略别国，最后命陨他乡。在现今的日本社会，“爱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概念，已经根深蒂固
【广东徐闻副县长被曝遭情妇率众殴打】2013年3月，网曝徐闻县副县长杨杰因抛弃包养多年的情妇，在徐闻县城东大道北侧清水湾附近一麻将房内，遭到6名女子围殴报复。媒体曝光后，湛江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杨杰涉嫌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立案侦查。http://t.cn/RPOdHAJ
在49前，某个高级干部看上了女战士或女下属，不管这个干部年纪长相如何，准没跑。如果女方不同意，组织就出现了，一句“这是组织交给你的政治任务”，就完全搞定。这类的事情看多了，不免会想，为了自己的欲望，就可以用组织的名义剥夺女方的婚姻自由。他们现在找女人根本不用组织出面了。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起文化大革命，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祸国殃民运动开始，【图刘少奇习仲勋彭真彭德怀陆定一等被批斗的照片】知识分子和正直的民众被整死无数；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对文化及经济的摧残无以复加；惨无人道的斗争和杀戮殃及历史文化，祸及平民百姓
【打死一名老访名获政府高度鼓励，颁发15000元这就是是非颠倒的党国】打死一个60岁访民，镇干部愉快地领走了1.5万奖金，警察自得地对央视夸耀，观众兴奋地为“英雄”叫好。想想：老人一再同意交换人质，只为达成诉求，真的不能谈判解决？警察开了四枪，一枪不死再补三枪，打死为止！
【简讯】耿和的姐姐披露，“他（高智晟）一个人5年关黑房，（每天）一个馒头一碗白菜。”高智晟律师出狱时，已经不习惯见阳光、有日照。他脸色苍白，不太会说话了。"
【都是百分之九十多 差距咋这么大呢】近日，越南国会以94.98%的赞成票通过了《反腐败法》(修正案)，该法律要求公开化越南高级官员个人财产申报表。今年三月，我国人大代表韩徳云律师关于官员公开财产的议案，被99%的与会代表否决。
经常可以见到舔菊霉体嘲笑印度的文章，特别是印度的种姓制几乎成为全世界嘲笑鞭哒的对象。但请你们掉回头看看自家的坟头，奴隶制实际上已经复活；血N代=官N代=富N代成为天朝定律。在你嘲笑印度时别忘记了，奴才和帮凶永远不会成为以民血为食的主子的家人，你们的命运和野狗未必不同。
没想到全是假的… http://t.cn/RPWeALB
警方发现郭美美在网上炫耀其五十一亿存款余额一事属实，其个人资产总额目前约为五十三亿左右。这并不包括其母亲名下的资产。这些钱根本不可能是她的卖淫所得，更不可能是设赌所得，也远远超过王军个人资产好几倍。她交代，钱是另外一个人给的。
【村主任9岁儿子被割喉致死，疑遭被强拆户主报复】割喉嫌疑人廖某益曾扬言，谁拆他的房子，他就找谁的麻烦。
【3民警贪污】广州禁毒民警于某办案时看中毒贩脖子上的金项链后便私自“保管”，后撞见领导曾某从查获的现金中取出一沓放进自己口袋，两人当场达成“金项链归你，我拿钱就行了”的共识。后毒贩不懈举报，最终牵出禁毒警察3人贪污案http://t.cn/RP0Rtbw
2014年08月13日00:40，杭州鼓楼堂十字架被拆下！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其微博发言称：“这么多身居高位的人成了贪官，决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希望国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导致腐败频发的结构性缺陷。政改是对人民福祉和国家前途负责，也是对干部的个人命运负责。评：莫非也醒了？拈花：是唇亡齿寒！胡编自己的辫子怕也很不少呢！
吴英案申诉律师朱建伟告知：8月11日下午3点，吴英的大妹妹吴玲玲在东阳被东阳警方控制，至今没有消息。在其父吴永正被羁押之后，吴玲玲成为吴永正的替代角色，成为吴家与外界接触的发言人。”评：当地警方是当事人，想干啥，搞警色恐怖？就这样依法治国吗？
【旗号的背后】——凡打着人民、民主、共和美丽旗号的，几乎都是专制独裁的国家。如：苏联、朝鲜、东德、越南、老挝、古巴、南斯拉夫等，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拿着人民、民主、共和，作为无耻的遮羞布来欺骗世人，在旗号背后没有人民只有臣民、没有民主只有独裁，没有共和只有专制！——对吗？
【吃喝嫖赌五毒具全的总支书记】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王官社区党总支书记张向忠，居民小组长张艳松，利用职权在滇池保护区非法改变土地用途十多亩，私搭乱建房产开设餐饮愉乐场所，污水直接排入滇池，内设秘密赌场，只准村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问@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云南警方 法制何在？
创下香港开埠以来的记录，梁带领政府高官，打破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的传统，公然参加支持政府的签名活动，并狡辩为以“个人身份”。
我是研究文革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指示要发枪给左派，要武装左派。他还说，十多年了，我们没有打过仗了，打一下，也是个锻炼。我对毛的做法难于理解，都是自己的老百姓，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为什么发枪给一部分人屠杀另外一部分人？我认为这种情况匪夷所思，我只能叫做丧心病狂。——徐友渔
【林昭评毛】他有一个冷酷而刻毒的灵魂。除了艳羡“江山如此多娇”的贪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自量，“龙盘虎踞今胜昔”的得意，“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自吹，以至屁股入文、苍蝇入诗的轻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残忍而外，我怀疑他没有任何人情与人性的存在。。。
【（原回雁宾馆）董事长洪自福借改制之名侵吞国有资产1.5亿！】 洪自福借企业改制用虚假报表隐瞒资产，虚列负债，乱提费用，恶意贱评等手法先让宾馆1.5多亿资产神秘失踪！以保证妥善安置职工名义从市政府骗取七百万改制资金后，不为... http://t.cn/RPWBfht
去年6月3日，吉林长春德惠发生火灾事故，造成121死76伤。德惠市委书记张德祥、市长刘长春被撤职。日前，刘长春已于今年6月4日复出，担任长春公交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张德祥也已于今年4月低调复出，担任净月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http://t.cn/RPWH8uZ
梳理近来拆迁引发的纠纷不难发现，很多强拆事件背后都有政府部门“委托代理”拆迁的因素。政府部门将拆迁工作委托给一些组织或企业，而后者为了迅速完成任务，往往采取违法强拆方式。政府部门表面上没有参与，但对暴力强拆难辞其咎。http://t.cn/RPOJowP
【寻人启事】司马南。性别：随便；年龄:看着办；祖籍：大概山东；出生：可能龙江；现居：好像北京。身高：估计4.5尺；脸型：应该被夹扁；眼睛：大约豆子般；发型：杂毛浅黄色凌乱；衣服：可能穿了；口音：大茬子味，带碰瓷音。约于公元2014年8月5日夜或6日晨失联。查看完整图片，捂好肚子
【没事就别往首都跑，别给武警同志添乱了，挺累的。】新京报讯 通往北京外围高速路及公路检查站执行最高等级防控标准：增派实弹持枪武警站岗，民警对进京车辆上人员、物品进行抽查，对有可疑特征的车辆逢车必查，对于可疑人员和危害社会安全的危险品予以扣留……
美国两房退市，中国损失惨重！谁该负责？年余国内波澜不惊。港媒报道：中国购买两房债劵3976亿美元，美方支付了中介费，高达725亿人民币，谁拿了这个绝户钱？分析下，当然是有权决定购买这个烂渣的人能分享这个中介费。大盗蛀国啊！歧山君当年曾主管金融，查起来熟门熟路，中纪委绝不能放过！
叙女子拒戴头巾称如不满意 那就砍下我的头。…首先，向这位大义凛然的女性表示敬佩；其次，鄙人觉得邪恶之所以猖獗，就是因为文明人过于善良，往往宁肯引颈就戮也不愿手染血污。历史证明：唯有文明力量勇于把邪恶势力斩尽杀绝，才能使暴徒在地狱中学会尊重文明。！
大饥荒不是它们的错，人民吃顿饱饭是它们的功；发动文革不是它们的错，结束文革是它们的功；制造冤案不是它们的错，拨乱反正是它们的功；闭关锁国不是它们的错，改革开放是它们的功；贪官遍地不是它们的错，查处腐败是它们的功……，它们从来没有错，它们就是为立功而生的。
8月13日早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来到河南焦作大学门 ....
傅连璋三次挽救毛泽东性命〈一次痢疾，二次疟疾〉被毛称为活扁鹊。是55年唯一的医生将军。文革定为三反分子被关进监狱，66年写信给毛“我曾经救过你三次命，现在求求你也救我一命”。68年74岁死于狱中，死前断三根肋骨带着手铐，是文革首个死于秦城监狱的高干，女儿女婿也被以反革命罪枪决！
“一党民主化”说法的荒谬程度，或许只有“一个方的圆”可与之相比。而“加强党权的同时,扩大民权，塑造党权与民权双强的模式”，这以说法也是人类理智完全无法理解的：因为，当两个人分一块蛋糕时，我们不可能同时增加双方的份额。另外，将网络段子充当发刊辞的”澎湃“，这么快就奴性毕现。
整个朝鲜战争中，最让中共感到遗憾的，就是战俘问题了。中国最后只得到了占中国战俘三分之一强的7110名战俘，更重要的是，1.4万名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这件事本身，极大地便利了美蒋的反共宣传，有损于新中国的政治形象。http://t.cn/z8Czb2u
紧急关注：杭州人权捍卫者吕耿松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其家属于8月13日下午收到通知书，请各界密切关注！ 14年8月13日, 16:58
盘点地方政府政绩报道雷同：跨省抄袭 标点一致-搜狐新闻 http://t.cn/RPWKhCo
全世界每小时人均工资全世界第一名是德国，约30美金；第二美国，约22美金。中国0.8美金一小时，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但是我们有排第一名的，就是中国的人均工作时间一年竟高达2200个小时，而美国只有1610小时，日本是1758小时，荷兰只有1389小时，为全球最低
看到一篇旧闻《新京报》社论：有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就高达300万元，“官员看病从不考虑钱”的说法，民众多有耳闻，但退休官员住院一次花300万，还是远超人们心理承受极限。 这个事例也解读了为什么“公务员”在中国具有特殊诱惑力，为什么“官本位”在中国如此充满超常魔力。
【孩子病重 救命钱医院里被偷走[怒]】今天上午，湖北红安的孟女士怀揣借来的五千块钱，送1岁的孩子到武汉市儿童医院看病，谁料在门诊大厅钱被人偷光。无助的孟女士几近崩溃，医院医生好心相助，将孩子先收治入院，据了解，孩子病情复杂，母子二人仍为后期诊疗费发愁，求扩散求帮助！
【沈阳流浪儿童“墙缝”安家】朱门富贵酒肉臭，幼儿流浪宿街头。豪门一杯喜宴酒，贫寒之家半年粥。莫道贫富天促就，嗟叹世漠良知丢。只见权贵炫富有，何闻民生血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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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被自由党打出议会
【美90岁女钉子户手持猎枪 与特警队对峙4小时】近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钱纳尔维尤，90岁的老妇爱德考克太太(Eleouise Adcock)因与附近施工人员产生矛盾，手持12发猎枪对其进行威胁，并与之后赶来的特警队僵持了4个多小时之久http://t.cn/RPXcduK
任凭地动山摇唯我办公楼岿然不动！ 拈花：云南昭通地震，学校都塌了，新修建筑都塌了，只有政府大楼都巍然耸立！狗官狗政权！
日本制裁俄罗斯经济今日（5日）生效。政府今天宣布，对俄罗斯40名个人和两个团体，包括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在日资产，今天起实施冻结。
不忙1 记者从发改委获知，电价下调1分钱已成定局。与此同时，下调1分钱却遭到了发电系统集体反对。——见过狗狗做爱的的都知道，狗逼卡的紧偷笑
在13日的烏克蘭議會發言中。烏「臨時政府」總統圖爾奇諾夫對於「烏共產黨」領袖西蒙年科污衊烏克蘭「臨時政府」是「法西斯民族主義」政權的誹謗提出指控，並譴責烏共勾結俄羅斯，賣國恬不知恥，「重復了俄羅斯新聞媒體的謊言和宣傳」。議員們隨後投票表決，把「共產黨議員」趕出會場。
一伙人聊天谈时事，一位大校大谈军队忠于党的必要性。“忠于党，就是把捍卫党的利益作为军队最重要任务，党的核心利益是政权，最大可能的威胁来自人民，这就意味着人民是最大的潜在敌人；忠于国家，即把捍卫国家安全作主要任务，其潜在敌人是外国军队。”言毕，那位大校闭嘴了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迅速上升,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他们的财产水平及财产的增长幅度都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我们推翻了一个不平等的旧社会,又建设了一个新社会?!
【观点】中国常指责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其实是贼喊捉贼！美国《时代》杂志曾评选出二十世纪最大谎言为“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中国享受退役军人待遇的没有二战老兵，只有为党而战的老兵。我们对不起322万为国捐躯的国军将士的在天之灵！我们无颜面对尚在世的国军老兵。
最近安徽公安厅长”微服私访“，在合肥火车站打110称有暴徒砍人，1分钟不到，全副武装的民警赶来寻找报警人；3分钟不到，又有6辆警车拉着警报呜呜呜赶到；10分钟不到，消防车也赶到了现场。哇！真不是一般的出警速度，感觉跟一场赛车似的，厅长像是发令员：ready？go！
人均收入4000多美元的中国大陆无偿赠与人均收入超过20000美元的东帝汶，是非常慷慨的。
因要求东阳市副市长陈军回避，吴英的代理人蔺文财和吴英父亲吴永正被东阳警方以涉嫌诬告陷害罪刑拘。蔺文财被抓前两天（7月27日），曾向东阳市公安局要求对陈军诬告自己一案立案调查。今日上午，蔺文财的辩护律师王永杰告诉《法制晚报》记者，昨日收到东阳市公安局通知，对蔺文财的申请不予受理。
陈云：老干部离休、退休的工作必须做好。要使人心安定。准备在这方面花一点钱。有的地方可以搞干部休养所；。。。。；有些老干部离休以后医药费困难，国家可以花一点钱。这些钱我们花得起，一年几个亿就够了。看戏坐头排，开会上主席台，并不要花钱。http://t.cn/RPONWkp
美国国会议员罗拉巴克说，中国根本没资格成为【 联合国 人权理事国】“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加上它的专制政权，对其人民进行镇压，压制言论自由、不同政见和宗教自由。这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践踏人权的国家，让这样的国家成为人权理事国，这不仅是一种矛盾，而且是对民主与人权的侮辱。”
【简讯】耿和的姐姐披露，“他（高智晟）一个人5年关黑房，（每天）一个馒头一碗白菜。”高智晟律师出狱时，已经不习惯见阳光、有日照。他脸色苍白，不太会说话了。
目前有150多名中国经济逃犯正在美国逍遥法外，其中许多是贪官或涉嫌贪腐人员。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美国已成为“中国逃犯逍遥法外的头号目的地。由于缺乏引渡条约且相关程序复杂繁琐，在把逃往美国的嫌犯抓捕回国受审方面，中国面临各种实际困难。
奥巴马称中国便车搭了30年，按理说国内的油价应该逐步降低才对。但实际上国内油价居高不下，p民的便车肯定没搭着，由此可见美帝故意涂黑我天朝的险恶用心！
【河南强拆：周边房价5000，拆迁补偿只有690】８月８日凌晨，河南新郑市龙湖镇一对夫妇近日在睡梦中被多名陌生人撬门掳走，并被带到墓地控制近四个小时，待夫妻回家后发现，四层小楼已经被拆成废墟。http://t.cn/RPOytoZ
【柬埔寨共产党残酷屠杀了全国200万——300万人】他们成功地消灭了全国50%人口、消灭了城市、消灭了资本、消灭了知识、消灭了一切现代制度和思想、甚至消灭了夫妻关系，之后骄傲地宣布：他们在柬埔寨实现了社会主义平等。http://163.fm/7JsY4ii
8月13日方慶良律師成功见到华春晖 pic.twitter.com/LjMimq0ATV
【不好好读书的就是共产主义者啊】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回忆起小时候母亲为了想他要好好读书，会威胁他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长大就变成共产主义者！”---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在日本人心目中的杀伤力。
唐努乌梁海位于蒙古西北，面积17万平方公里，1918—1919年中华民国派兵武力收复，重归中国版图。1921年苏俄策动其独立为图瓦共和国44年并入苏联。48年民国声明“唐努乌梁海是永远属于中国的神圣领土”。94年中俄协定承认其为俄领土http://t.cn/8sLrqZy
湘D周菊花 祁东县纪委对我做出这种回复不怕遭雷劈吗？ - 祁东县纪委对我做出这种回复不怕遭雷劈吗？ 从2010年以来，湖南祁东县检察官刘国毅家在私建18层财富大厦的过程中，由于放炮炸石，将我家的房屋震得 ... http://t.cn/RPOKA1K
【处决一个人并且能使其不能发出声音的技术，是科技进步与社会倒退的最好见证！】----每当我回想起华莱士临刑前呐喊“自——由!!!”时的情景，再瞅瞅如今这补药碧莲的东西两朝鲜，心中总感到无限的悲怆！
【贵州多地因暴雨洪涝灾害死亡失踪24人】8月10日以来，贵州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截至12日14时，强降雨导致12人死亡、12人失踪，3.5万余人紧急转移安置。拈花：下场雨就死十几个！麻痹的执政者猪狗不如！酒囊饭袋无能透顶！还要腆着脸歌颂自己！无耻之极！
沈阳市公安局严重违反法律的规定，拒不执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5条的规定，不给控告人任何答复。不依法行使法定职责。 控告人于2013年2月6日，向沈阳市公安局控申处提出控告，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5条http://t.cn/zRq5wxs
廣西大化岩灘10.13警察打庫區移民事件，呼中央政府關注#紅水河大化岩灘電站#上遊庫區移民的生活及溫飽問題。呼全國網友們支持轉發。[话筒]http://t.cn/RPtFHLC
強烈要求加快司法改革，取消每年一次对律师和律所的年险，同时取缔強迫缴纳高额的律协会费。各位同仁大家一起来呼吁吧！[鼓掌]【9月1日起6年内私家车将免检】 http://t.cn/RvhaBJs (分享自ZAKER)
改造日本战犯二：从苏联运回的战犯不劳动不学习，按战前军衔享受中国同级干部待遇，伙食是周恩特批的破格待遇：分大中小灶，即使大灶也每天有鱼肉。中央还指示尽量照顾其民族习惯。周还提出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今后也可考虑一个不杀”。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战犯学会一个词：“美国是纸老虎”
湘潭县妇幼保健医院一名张姓产妇，在做完剖腹产手术后，被院方数次通知家属情况危急。丈夫在等待至无人回应后冲入手术室。却看到妻子赤身裸体躺在手术台，满口鲜血，眼含泪水没有呼吸。而本应该在抢救的医生和护士，却全体失踪了http://t.cn/RPO6Krl
农民最惨，前30年工农剪刀差，政府从他们口袋掏走了6000多亿，抵现在30万亿。后30年圈地运动，政府赚取的卖地差价更是天文数字。现在户口改革，说白了就是拿土地承包权换城市福利。以前从农民锅里抢饭吃，现在连锅端。坑了我祖上三代，又想骗我。要想跻身文明国家，土地私有是绕不过去的坎。
【怎样才算是“法治国家”？】美国加图研究所研究员夏业良：周永康落马和18届四中全会将讨论“法治中国”带来过度乐观，但法治不同于法制，没有思想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口号依旧是乌托邦。 （分享自 @FT中文网） http://t.cn/RPSKrZ2
網友：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港口镇4分之3的人都铅严重超标，最高的孩子达到430多含铅量。镇府不管，村民自发去铅厂阻止生产。2014年8月12日，政府不但不为村民办实事 还派武警用电棍石头往村民头上砸去，其中好多大爷大妈也被打的头破血流 pic.twitter.com/gfuzScigEw
鲁迅文学奖丑闻：14年鲁迅文学奖公布了，虽说我们知道鲁奖后面有内幕，很多人都是靠跑关系获的奖，已经越来越不堪，但想不到会如此不堪！看到一个叫周啸天的诗人居然获了奖，气得我拍案而起：到底是谁在让这样的诗人获奖？是谁羞辱了鲁迅，也羞辱了中国的文化人？希望有关部门能彻查这件文化丑事！
“柬埔寨军方医院涉嫌卷入人体器官买卖，9人被捕”，这成为柬埔寨媒体11日的关注热点。据《柬埔寨日报》、《金边邮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一名中国肾器官移植手术专家涉嫌勾结柬埔寨武装部队总医院高层，进行“贩卖肾器官”获暴利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两名柬埔寨国防部将军和3名越南人。
西班牙卫生部发言人周二表示，感染埃博拉病毒的75岁牧师帕哈雷斯死亡，这使全球死亡人数增至1014人，不过卫生部并没有透露他的死亡时间，帕哈雷斯在隔离期间接受了美国生产的试验性药物治疗。世卫组织表示，为防止埃博拉病毒传播，使用这类药物不违反道德标准。
2001年贵州台江县的梁某入狱，警方扣押其58件古玩，承诺“不属于赃物将返还”。此后梁某和妻子多次索要均被要求“等答复”。梁某称这些古玩目前市值一亿多。当地警方今天回应澎湃新闻，可以拿身份证去取，并表示扣押物最近才清理好。http://t.cn/RPOGY8C
公安部门说有150名经济逃犯在美国逍遥，许多是贪官和涉腐人员！美国已经成为外逃贪官首选地，至今他们还是搞不清有多少裸官，学者估计有500万裸官把家属和财产已经转移国外！裸官把财产和家属转移国外了，从这一点看裸官就是贪官，要不然为什么把财产和家属转移？是不是等裸官跑了你们再去抓啊？
因在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煤矿挖煤，而患上了严重矽肺病的数十位工友们，他们托着病体，自己带着氧气袋，一步一喘的，从河北的滦平，隆化，围场等地纷纷赶来，也参加到了郑州三看门前的声援“十君子”的活动。
11年4月14日张峻宁（6岁）系大连市沙河口区绿波小学一年二班学生在校被打致残照片和病例。 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一群法官和发警二次把我（35岁）打残的照片和诊断病例。 一群法官和法警把我（70岁）老父亲架起来毒打致残诊断和病例...http://t.cn/Rv9lPFR
大连局长的儿子打死人 这又来了 为什么呢 【网曝江苏靖江公安局长之子砍伤女性 致其跟腱断裂(图)】 8月11日早上，据网友@费煜昱微博爆料称：8月10日晚“江苏靖江市公安局陆胜民之子、市政府公务员陆建波持械猛击女人，场面凶残血腥。“http://t.cn/zWj50YA
天亮：开发商强抢民财，法院一审、二审都判我败诉，巴彦淖尔市中级法院流氓法官李胜武对我说：“这个官司不可能让你打赢，除非你告到习近平，你能吗？我是快退休的人了，还怕什么？” 看看这副流氓加无赖的嘴脸。五原县法官李宁说：“尽管你的事实证据都在，我也没办法，县政府要判你输，我不敢判你赢
@湘F一伤不起的人 ：《【中共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命案... #长微博#http://t.cn/RPbTzJs
世界500强，美132家，中73家，日68家。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移动、中电信、国家电网、国电、四大银行、中航、中铁、中交建等上榜。我们用着最贵的油，电，走最贵的路，打最贵的电话，忍受着最大的存贷利差，干最重的活，只拿低工资。成就了这些企业。靠垄断赚钱的带给人民只有恶梦！
《【上访、求助、举报95次；弱势群体维权艰难】》：在中纪委监察部上访、举报58次；河南纪委信访室31次；... #长微博#http://t.cn/RPOXkfJ
龙应台：不寒而栗的历史真相——长春围城与苏军的“解... #长微博#http://t.cn/Rvn6eSm
【请网友一起来谴责这个禽兽官员】我叫师俊梅，山西运城河津市城区办西关村人，我在11月25日到河津人大询问运城人大转交的信访问题进展情况，却遭到河津人大副主任武建军的殴打，在我头部猛击数拳，我现在已住院4天，医院诊断是软组织受伤。 http://t.cn/z8FcE6r
全球最无耻、最不要脸的十大企业竟然都在中国！http://t.cn/RPOXjNd
【老照片欣赏】1958年金秋季节，林铁、于彤轩，陪同当时的邓小平，在天津“狗不理”包子铺和马家食堂用完餐之后，来到天津专区霸县、胜芳参观号称亩产11万斤的稻田。兴高采烈地爬上去，让社员们在四面托着，他们几个人一起站在稻子上留影纪念。
《佛国血魔——毛主席的好学生》柬埔寨民众对波尔布特恨不得食肉寝皮，国际社会早就有公审之议。联合国首席法官当即表态，安理会或者联合国大会有权设立国际法庭，去审判波尔布特统治柬埔寨时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没想到，中国力排众议，强硬反对国际公审。
大陆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土地改革”，杀害了200多万地主。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人人该杀的吗? 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http://t.cn/Rvd88dm
一个北京老人在二环内拥有一间60㎡房子,把房子抵押给养老院,然后免费入住养老院,死后房子归养老院,叫中国以房养老模式。如果老人把房子卖了,差不多能卖300万,到美国花150万买一套120㎡三居室的房子,出租两居室,每月大概1000美元收入,死后还可把房子留给孩子,美国以房养老模式
【男子疑因向纪委反映问题被3个蒙面人砍成血人】夜归 ，在楼下被刀片和砖头砍倒，昨日，赵纯胜躺在病榻上，头上缠满纱布，右胸侧面伤口的血结着痂。有村民介绍，该村有一些问题被举报到大东区纪委，他是举报人之一，并多次向纪委反映情况。评：苍蝇亦疯狂啊！
【湖北到底有多少腐败分子保护伞？】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13个行政村骗取国家惠农专项资金，媒体多次调查报道属地纪委魏宏安公然包庇。逐级反映问题无人理睬，中纪委责令査处后，负责此案武汉市纪委何德春继续公然包庇，称: 不追究涉案当事人法律责任，随便到哪里告！
【昭阳城管伙同黑社会殴打幼儿园一家】据腾讯@刘雄之声 编导网曝8月9日，昭通市昭阳区华欣幼儿园因装修，城管借故滋事指使伙同黑社会打击，报复幼儿园一家，造成幼儿园业主一家多人受伤，连老人也不放过
七月十三日上午，常州拘留所门口，从拘留所出来了好几个被政府关押十天的因政府违法征地拆迁去上访的英雄访民，他们是被政府以打击报复而被非法拘留的，他们是为了维护正义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是常州市政府目无国法在犯罪。
《十二年顶包杀人案》【孙玉洁实名举报辽宁葫芦岛市公安局兴城市公安局，明目张胆包庇杀人凶手，利用监狱已经宣判死刑的罪犯来顶替真正的凶手，检察院没有认定法院没有判决的情况下，将人命案不走法律程序私自结案，横行霸道，藐视法律，以权压法。 http://t.cn/RPOxCo7
8月12日，湖南省纪委室副主任陆群，用御史在途的认证微博，实名举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前局长、现国家药典委常务副主任委员邵明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为利益集团代言，给数以千万计的百姓造成无比重大的经济损失…本人将以铁证揭露其祸国殃民问题。”
一手卖菜，一手卖秤，天然气公司如此霸道，不容置疑吗？有心反垄断，请从这里开始吧。家里的燃气表坏了，天然气维修工让我交400大元换新表。我问他为啥水表电表换新不收费，他们辩解说，天然气公司不挣钱。自来水没有初装费，供电也没收初装费，唯独天然气公司要收初装费。垄断垄断，贪得无厌！
#中国监督网特邀监督员#是广东河源市连平县的唐建萍其父亲被陷害遭严刑拷打致死，伸冤不成自己反被判刑，两代人的悲剧，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执法官员有错不纠,不敢面对事实,而是狡尽脑汁推避。想方设法把百姓打发退堂,老百姓维权比登天更难！" http://t.cn/RPxSnSz
江西犯罪团伙短短5个月圈养近40人摘肾23个：1、找肾，供体是捞快钱的20岁到30岁年轻男性；2取肾，手术医护人员从多个医院找来；3运肾，刚摘除的肾脏以药水浸泡，装在冷藏箱中谎 称是冷冻海鲜，顺利通过机场安检http://t.cn/RPCs4Fz ;
湖南摩的司机疑遭钓鱼执法 下跪磕头无果后自杀：花甲老人自食其力，就是非法营运也应该网开一面啊。制裁非法营运也就罢了，为什么非得钓鱼执法逼得下跪磕头还不依不饶、置之死地而后快？_新闻_腾讯网《随感》起早贪黑为好活，老人花甲还拼搏。 http://t.cn/RPUIsH8
【媒体称央视系统全员降薪30% 未被告知原因】央视全部员工已被要求降薪高达30%，而且通知还要求进一步下调工资待遇，此次降薪并没有被告知原因。“很多同事已经在办理离职，大家工作积极性也不高。”一位年轻员工说，“我们的收入其实本来就不高，这次降下来就少得可怜了。”
《江西省交通厅，还有多少“蛀虫”仍在潜伏？》自2008年腐败窝案后，2010年厅长蒲日新被“双规”，因其司机贪腐100万引出；2011年，副厅长胡琳被“双规”；加上此次副厅长许润龙被查，该厅在三年时间内，“一正二副”相继失去人身自由。http://t.cn/zHNai64
长垣看守所门口，罗向阳，徐喆为王译、华春晖夫妇举牌。@wenyunchao @tufuwugan @weiquanwang pic.twitter.com/nd47c25aIC
【朝鲜年轻女生赴中国 早上宣誓晚上卖淫】《朝鲜日报》：北韩早前派数十名女生到延吉当服务员。她们每朝高声宣誓拥护领袖金正恩，晚上便在卡拉OK当陪酒及卖淫。她们月收入约1900港元，但需向劳动党上缴约1400港元，惟有靠卖淫增加收入。微评：朝鲜的这个“党”靠女人的“档”养活，真丢人！
【叶剑英曾孙叶仲豪任广东云浮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近日，叶仲豪以广东云浮市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身份拜访粤科金融集团。叶仲豪的爷爷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曾爷爷是革命元勋叶剑英。微评：红色江山代代传。这就是传说中的“红四代”。
国锋.华是不是毛的儿子？大家注意没有？不论华国锋在台上还是下台后,李敏、李纳都喊其“大哥”，每年清明去纪念堂祭奠腊肉时，国锋.H、李敏、李纳都是并排站一起，华每次都是说：爸爸，儿子来看你了。他们从来不与毛新宇一起去祭奠腊肉。。。。
【万庆良的空姐梦】《苹果日报》报道，前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继被曝光亲自“挑选”南航最靓空姐随行服务奢靡细节后，7月22日再揭“人肉贿赂”买官，指万庆良在过去3年曾献上7名南航空姐，供【种猪部】高官淫乐，其中因有“处女”而大获赏识。
云南省官场淫乱不堪！感染爱滋上月自杀的前副省长孔垂柱，被揭与其前秘书、继任者沈培平共用三名情妇，他们最少仍有一名「襟兄弟」稳坐高官之位，有没有「分享」爱滋，不得而知，情妇们怕得悄悄去验身。而孔垂柱的另一秘书原昌宁县委书记杨国瞿早年因杀死并肢解情妇被处死。 Wenxuecity
【外媒:中国专家勾结柬埔寨将军贩卖肾脏】《柬埔寨日报》等媒体报道，一名中国肾器官移植手术专家涉嫌勾结柬埔寨武装部队总医院高层，进行贩卖肾器官获暴利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两名柬埔寨将军和3名越南人。不过柬军方称，器官捐受双方是自愿的...http://t.cn/RP0TFta
【三律师失联四小时】今天下午2:30许，王宇、李春富、李敦勇三位律师到牡丹江市公安局交涉看守所非法阻挠律师会见等事宜，交涉中三律师没有发出任何预警就突然失联，吉凶未卜…
掐指又一算，今天是@司马南 老师在微博失声的第七天。我们对着高山喊：“ @司马南 ——— ”山谷回音：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革命征途千万里， 他大步前进不停息。”
【三律师公安局失联？】唐天昊律师:王宇律师，李敦勇律师，李春富律师刚才进入牡丹江市公安局后失联。请紧急关注。
俩美国人，在中国的地盘养着900名中国孤儿，还为3000位做了手术，竟潜伏了20年。距北京只有70多公里的地方，把本该有关部门干的活全抢了，让他们无事可做，只好强拆、拦访、抓小贩.. http://t.cn/zOeQeyG
【吴英案背后有多黑】当地近乎疯狂，答案即将揭晓。继吴英举报东阳副市长受贿、要求东阳公安回避后，吴英父亲吴永正、律师等被抓。东阳三名警察自上周奔赴北京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许浩华夏时报记者陈锋 进行调查、警告……。这两名记者长期跟踪吴英案报道，吴永正被警方抓捕细节亦由二位独家披露。
"永远难忘的革命岁月" [偷乐] http://t.cn/RPO7ICk
2007年国务院专门发文，“今后5年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5年期限已过，宁夏、江苏、福建、广西等地等地相继调整了高校学费的收费标准。多地公布的高校学费调整方案中均呈学费上涨趋势。 http://t.cn/RPpByVd
2014年8月17日星期日
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56）
第十章:拉萨危机
1959年3月1日,我在拉萨主寺大昭寺庆祝祈祷节。正是在这节日期间,我参加了最终的格西考试。我的宗教教育,历经种种政治灾难,还是一直继续着。那依然是我最大的兴趣。假如可能,我的一切意愿只是在和平里进行宗教学习。我已经写到,在众多的僧认与喇嘛们面前进行辩论测试,对我,事实上,对于整个西藏都是极其重大的事件,我那时完全为宗教问题所占据。
在我的最后测试的所有仪式与筹备之间,我得知有两名中国官员要见我。他们被领了进来,是两位宣称由谭冠三将军派来的次级官员。他们告诉我将军要我去参观他决定在中国军营上演的护戏剧日期。我已听说过这项计划,并答应去,但我其时确乎无法集中到别的事上。因此,我告诉那官员们,一当十天仪式结束,我即安排日期。他们对此并不满意,催迫我马上定下日期。我重复说只能在仪式结束后才能定日期;最后,他们才同意把这一回答带给将军。
这次来访很稀奇。通常,除非将军亲自来见我,他的信息都是通过我的最通常打交道的官员送来的。社会仪式的邀请通常经过我的首席侍从官冬约泽木拨拉,或者总堪布奇克雅佰肯巴和噶厦里我的代表的。
所以,这反常的派送两名低级官员亲自来见我,并来佛寺的行为,在得知此事的拉萨人民中间引起了嫌疑。除了这引起我的官员们在理解的愤怒之外,任何人都感到将军企图在达赖喇嘛的人民面前降低我的身份。
我在中国政权控制下有此痛苦的经历: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去拒绝一项社会邀请,即使那不适合于我,除非是冒险忤逆中国人而引起不愉快的反应。在这些事件中,他们的怒火总是可以在别的方面找到发泄。因此,我们认为为了国家利益着想,我宁可默忍这些无关紧张要的侮辱,而不可冒险去激化中国之把我的政府贬到从属地位的总政策。
我在离开佛寺前往罗布尔卡的三月五日之前,再也没有听到更多有关这一奇怪的邀请。我的走进罗布尔卡是件大事,前些年,中国人也加入游行队列,但今年,谁都注意到没有中国人参加。
两天后,即三月七日----我得到将军的另一通通信。他让李翻译给我的总堪布打电话,要我决定参观中国军营表演的日期。总堪布来跟我商议;我让他给李打电话说三月十日比较好。
一切安排直到三月九日才作出。早晨八点,两名中国官员来见我的警卫司令格松代本(德合拉),对他说,他们派来把他带到中国总部和拥有军事参谋衔头的传旅长见面。格松代本还没有吃早餐,对他们说十点钟才去。他们走了;但一小时后又回来说,他必须马上去,因为旅长已等得不耐烦。
晌午,格松代本(德合拉)回到罗布尔卡,十分苦闷。他跟我的总堪布和首席侍从官说,他们把他带来见我,他一五一十地叙述了发生的事。
他告诉我,当他到达办公室,旅长看上去很生气。他气冲冲的道:「达赖喇嘛明天来这里观看戏剧表演。有些事得定下来。这是我们叫你来的原因。」
格松代本［德合拉］问他:「日期定好了？」
旅长怒喊道:「难道你不知道吗？」达赖喇嘛接受了将军的邀请,他十号来。现在,我得向你表明:将没有任何你们通常举行的仪式。你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得如同他去筹备委员会一样跟他一起来。西藏士兵不得走过石桥。如果你一定要的话,你可以带两三个贴身西藏警卫,但已明确规定,他们不得武装。」
这些反常的命令,对我的司令员是极不愉快的震惊。那座石桥是中国司令部大本营的界线。这在罗布尔卡两英里之内的军营一直是爱国的西 藏志士们的眼中钉。只要中国人用以自持,拉萨人尚可容忍。但达赖喇嘛以任何目的进入其中都是意外的;格松代表［德合拉］知道人们会不喜欢这个。如果我不带任何警卫前往,那更令人意外。习俗上,不管达赖喇嘛到哪,都有二十五名武装警卫跟随,武装部队也是一路排列。格松代本(德合拉)明白,如果立即中止这一习俗,得向群众作点解释。因此,他问旅长为何这样做。那是无恶意的询问,但更激怒了旅长。
他叫喊:「如果有人拉开枪弦,你负责任吗？」「我们不想发生麻烦。当达赖喇嘛到达时,我们会令自己的部队解除武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自己的人马排在路上,不过不得越过石桥,不管什么情况,谁也不能走过石桥。一切得严守机密。」
格松代本(德合拉)回来告诉我们这些命令时,我的官员对此进行了许多讨论。除了照办,似乎也别无他择,我的前往计划已依此作出。
但任何人都情不自禁地感到,这整个中国邀请都有嫌疑,他们要使这次来访保持秘密,只会使嫌疑更大。我的走出罗布尔卡之行要严守秘密,是不可能的,除非全城强迫戒严。我准备出去的一刻,消息便会四传;整个拉萨就会列队来看我。而那时,一定还有许多别的人来拉萨。多数前来参加祈祷节的僧侣们都离去了,但尚有几千个留了下来,也有几千个难民。粗略统计,那时拉萨约有十万人,那在拉萨也许是史无前例的。
因此,第二天,为维护一路的秩序,我的官员们决定照样沿途安排西藏士兵一路排列到石桥为止,他们也订出计划确保人们不会越过石桥。三月九日下午,他们让藏人一路站岗,告诉人们第三天将有特别的交通限制,任何人都不得超越石桥。
他们真诚地听取这一警戒。因为过桥通常并非禁止。他们认为,如果人们天真地想来看我,而中国士兵试图强迫他们退回,那可能会有悲剧的 结尾。但其结果却与他们的愿望恰恰相反。全城立即遍传,说中国人计划绑架我。直至三月九日深夜,刺激兴奋与议论在不断增长。凌晨之前,拉萨大多数人自动决定以任何代价阻止我去中国军营。另一个事实使人们更加确信中国设下圈套以诱骗我。下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北 京召开,中国曾一直催促我去出席。我知道人民的情绪,努力避免接受这一邀请,并没有给中国政府肯定的回复。尽管如此,一个多星期前,他们在北京宣布我将前往。这一未经我同意的宣告,颇使拉萨人民愤怒,他们很自然地作出结论,这一奇怪的邀请,只是违背我的意愿,把我带往中国的阴谋。
那时,在人民思想中尚有一个更阴森的猜疑。已在西藏闻名的是,在东部地区的四个地方,高级喇嘛为中国军队司令邀请赴会,而再没有回来。结果三个被杀,一个被监禁。看来,把人们从可能保护他的人之中诱走的方法是中国人惯用的手段。
另一个中国当局的反常行为,也使拉萨一般人民的疑虑传散在我的政府官员们之间。通常,当中国人邀请我去任何社会场合,他们都同时邀请最高级的官员们一起参加。但这次,直到三月九日晚上,除了我的几个私人助手外,别的官员都没有受到邀请。那天深夜,两名中国官员带着请帖,来到罗布尔卡,但也只邀请了我的噶厦的六名成员。而且他们口头提出一个反常的要求,说噶厦成员不得带有一个以上的仆人。习俗上,不管我在哪里,我的首席侍从官都一直伴随着我,中国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和别的官员都不在邀请之列。
尽管有嫌疑,我的官员们并没有劝我不要去;但噶厦决定陪伴我一起去,而不是分开,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感到如果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他们至少可以不把我单独留下来。
第二天注定是拉萨自古以来最重大的一天。正午,我被安排在空前的没有随同的情况下进入中国军营。但当我早晨醒来,我一点也不知道那一天会带来什么。我因为担忧此事而一夜睡不安宁。我五点起床,跟往常一样,到我的经堂去。一切井井有条、平静而熟悉。酥油灯在佛龛前点着,小小的金碗银碗换上了如同金液一样香喷喷的蕃红花水,香火的芬芳在空中四溢。我颂经和静坐,然后下到花园里,我一直喜欢清晨在那里散步。
开始,我充满了担忧,但不久,我便在春晨的美丽里把这些遗忘了。天空朗朗无云。阳光刚刚触摸到远处哲蚌寺后的山峰,并开始照耀着我的宝石花园内矗立着的宫殿和经堂。一切在春光里都是那是么新鲜及快乐:新生的绿草的嫩芽,白桦树和杨树上柔软的新枝,湖中的荷叶出水蔽日-----一切都是绿色。我出生于木猪年,树木是绿的,占星家说绿色是我幸运的色彩。事实上,我的祈祷旗也是绿色,这些旗帜从我的屋顶上飘起,开始在清晨的和风里飘动。
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后一刻短暂的思想上的安宁。这安宁为花园墙外突如其来的嘈杂的呼叫声所打破。我听着,却辨不出什么。我跑进屋里,找到我的一些官员,让他们出去看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久回来告诉我,拉萨人民纷纷涌出城,包围了罗布尔卡,他们呼喊前来保护我,阻止中国人把我带到军营。
不久,整个宫殿为急切的人群所搔动。传信的人不断进来,带给我更多的消息。人群不可计数,有人说有30,000人。他们处于狂热的兴奋状态,喊出对中国人的愤怒。骚动在一个接一个小时地增长。我自己来到一间小经堂祷告,这是由第七世达赖喇嘛所建,并用以奉观音菩萨的忿怒相化身马哈迦拉。八个僧人已在那里持续祈祷了多天。
我的噶厦的两名成员柳夏和沙索,依惯常乘中国司机驾驶的军用吉普车在九点钟驶往宫殿。当人们看到中国司机时,群情更加激昂。但噶伦们并没有费多大的劲,穿过人群,到达了宫殿。
但过了一会,另一位噶伦珊达波强坐他自己的轿车,由一位中国官员陪同前来。过了一会,人群失去控制。珊达波强是最近才指派进入噶厦的,拉萨只有几个认得出他,他穿着一件黄色丝绸的藏式长袍,假如他是独自一人,他也许能毫不费劲地进入大门。但人们想这骄车是中国的,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中国官员要把我带走。有人向他投掷石块,惊恐的反应散扩开去,那辆骄车受到石块的攻击。一块石头击中了珊达波强的太阳穴,把他打得不省人事。当他丧失神智时,人们还是认不出他;还认为他们只是错伤了我的一位官员,有人把他送到印度领事馆医院里去。
又过了一会,另一位噶厦成员索克坐自己的吉普车前来宫殿,但他的吉普车开不到门口,因为人群那时已完全使通路阻塞。他退后一段距离再下吉普,在一位其时执勤的西藏官员的协助之下,走过人群,进入了大门。
这三位穿过人群的噶伦们都意识到,必须立即作出动,以避免一次危机。他们认为人群会进攻中国司令部,他们等了也是噶厦成员的阿沛一会,但他没有来。后来,我们得知,他去了中国军营,明显地相信我将在那里,然后以为再回来并不安全,事实也确乎如此。因为中国人会给他派一名随从,而他们也会像珊达波强的陪同们一样遭到石头的袭击。
最后,他们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他们三人连同也等职与噶伦的总堪布召开会议。他们会后来见我。他们告诉我人们已决定我不应去中国军营,害怕我会被诱骗而带到中国。人们已选出六十名或七十名领导组成一个委员会,并宣誓,如中国人坚持要我去,他们将设防宫殿,使我不可能被带出去。噶厦告诉我,人们是如此警惕和坚定,我去准会不安全。
噶厦成员前来见之前,我可以听出人民的呼喊:「中国人滚开,把西藏留给西藏人」。他们所有的口号都是要求中国人停止占领和干涉达赖喇 嘛的统治。我从这些呼喊里感到人们精神上的紧张。我是从他们中来的,理解他们的感情,也明白他们已处于不可控制的思想状态。这一推测得到确定。午后,我怀着极大的悲痛,听说一位叫巴拉肯春的僧官受到愤怒的人群凶暴的牛虐待,最终被石头打死。这人由于他与中国占领军的密切合作而在拉萨著名。那天上午早些时候,他还参加了称之「春切」仪式的日常僧官集会。而且原因不明,他在打约十一点钟穿着半中国式服装,戴着墨镜和骑摩托车时用的灰罩,腰间毫无隐蔽地别着一支手枪,骑着自行车朝罗布尔卡而来。一些人误以为他是伪装的中国人,有人则以为他是给中国司令部带信的。他们反中国一切的怒火和憎恨骤然上升,至于狂暴,而杀害便成了悲剧的结局。
这一暴力的爆发,使我极为苦闷。我让噶厦告诉中国将军,我不能去参观表演。而且当前,任何人从他的司令部来到罗布尔卡都是不明智的,因为那会更加激怒人们。我的首席侍从官打电话给将军的翻译,把这一口信告诉他,并表达我的抱歉与遗憾。那翻译说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并说他将把这一口信带给将军。
与此同时,我让噶厦告诉包围宫殿的人们,如果他们不愿望我去,我就不去。噶厦索康与人们选出的领导人接触,并告之我已取消参观。约正午,广播向人群作了类似的宣告。门外传来一片欢呼声。
那天下午,思想的紧张是我在短暂的作为西藏人民统治者之前所不曾体验过的。我感到犹如站在两座火山之间,每座都会随时爆发。一边是我的人民一致对中国政府的毫不含糊的强烈的抗议;另一边是强大的来势汹汹的占领军的武装力量。如果两者之间发生衡突,后果即可端倪。拉萨人民就会成千地被屠杀,拉萨和西藏各地立刻就会完全实行迫害与独裁的军管。这一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有关我是否去中国军营的问题。但同时,我是唯一的和平维持者。我明白,为了我自己的人民,我应当付出一切努力去平息人民的愤怒,并抚慰更为愤怒的中国人。
我希望我之不去中国军营的宣言会结束这一示威,人们会平平安安地回家去。但那并不够。他们的领导人说,他们直到我确保不单取消那一天的参观,也拒绝以后任何去中国军营的要求,才肯离开去。为避免一次灾难,似乎并没有高得付不出的代价。我给予了他们所要求的保证。跟着多数领导人都离去了,但很多人依然停留在宫外,不肯走。
约一点钟,我让三位噶论去见谭冠三将军,解释整个情况。门外依然有大批人群,决意不让任何人离开,噶伦们在门口的出现使人们猜疑,我也许跟着他们。噶伦们不无艰难地解释说,我指示他们去中国司令部,告知将军我之不能视看他的戏剧表演。在这保证之下,人群坚持要搜噶伦们的气车,确保我不会藏身其中。当他们满意于此,才让噶伦们离开。在门口讨论期间,人们的发言人说他们决定选出一支护卫队,环宫布防,以防止中国人进人把我带走。噶伦们试图劝阻他们,但他们拒绝这忠告。
噶伦们下午回来,告知我司令部里的事。他们去的时候,谭冠三将军不在那里,但别的十位军官在等他们,显然在进行重大的会谈。跟他们在一起的有我的另一位噶伦阿沛,穿着西藏衣服,而不是最近,当他去中国司令部时所被要求穿的中国将军服。阿沛与军官们坐在一起,但他并没有参与讨论。当噶伦们进入时,亦没有离席加入他们。
有一阵子,双方却没有提及当前发生的事。中国官员们似乎漠不关心,他们只里礼貌地问及噶伦们的建康。但当谭冠三将军进来主持会议时,气氛骤然改变。
噶伦们告诉我,谭进来时,似乎很生气。他的面容很威严,噶伦们紧张地起立,以示对他的尊敬。他似乎在几分钟之内,愤怒得讲不出话来。他并没有招呼噶伦们。索康打开话题,说我派他们来解释阻止我前来观看戏剧表演的事。他说,我意欲前来,但人民坚决反对,以致我不得不放弃。另两位噶伦也作了同样的解释。翻译译完时,将军脸色发红。他离席,并在房子里踱步,显然愤怒到了极点。经过一番显着的努力之后,他好不容易控制了自己,再坐下来。然后,以斟酌和缓慢的语气,他开始对噶伦们和西藏反动份子们,进行漫骂。尽管他试图控制自己的脾气,他的嗓子却时常拉得刺耳,他沸腾的怒火也以粗鲁和诅骂的语言爆发出来。他使用那些在任何有教养的中国社会都不曾应用的中国词语。漫骂的大致要点是说西藏政府秘密组织人民搅乱中国政府,并协助康巴人叛乱。西藏官员蔑视中国法令,拒绝解除拉萨的康巴人武装-----现在得采取强硬措施,镇压反对中国统治的势力。
另外两位将军也作了类似的长篇大论。其中一人宣告「摧毁所有这些反动份子的时候已经到了------」他说:「我们政府容忍至今。但这是叛乱。这是爆发点。我们应该现在就行动,一切准备就绪！」
不知所措的噶伦们视这些漫骂为军事行动的前奏,如果人群骚乱不即刻停止的话。他们相信下一步将是危险的,会涉及到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他们感到,如果我有甚么意外,西藏也就一无所有。他们试图奉劝他们容忍。索沙对中国将军说,中国人理应努力理解西藏的普通百姓,耐心和宽容。他们不应以报复来恶化这严重的情况。他向他们保证,噶厦将竭力劝阻康巴人不法的暴动,或者劝阻别的愚勇到竭力煽动与中国占领军发生武装衡突的西藏人。但中国将军们并不接受这一保证,也不听取他的劝告。
噶厦们在下午五时,忑忐不安地回到罗布尔卡。到那时,尽管尚有大批人包围着正门,部份人已经散去。我们后来得知,那些离去的人进城去召开大会,组织反中国的群众示威游行。他们在大会上谴责中国人破坏十七条协议,再次要求他们撤退。当晚六时,约七十位政府官员(多是下级官员)以及为群众选出的领导人和格松队(达赖喇嘛的卫队)成员去罗布尔卡之内开会,赞成城中大会作出的声明。他们也宣告西藏不再承认中国当局的权加不久之后,格松卫队亦宣告不再听取中国官员的命令,并废除中国军装,而穿回藏服。
当我听说这些决定后,我指示领导人说,他们的任务是缓解已有的紧张,而不是加剧。应以忍耐,镇定和克制来对待一切事变。但那时,人们的愤怒是如此之强烈,他们对中国人的嫌恶事如此之大,以致我的忠告对他们也是耳边风。
当天深夜,我收到一封来自谭冠三将军的书信。那是他在几天内写给我的三封信中的一封,而我对此一一作覆。
这些书信在所有拉萨事变结束后,被中国人出版,以达到他们自己宣传的目的。他们企图以此证实,我曾想去中国司令部寻求庇护,但为他们称呼的「反动集团」软禁在罗布尔卡,最终违背我的愿望,把我诱骗出去并到达印度。这则故事也在一些倾向于中共的外国报界重复,我在一年多后也听说,这也为英国上议院的一位贵族所摘引,十分震惊。由于这恰恰是真实的反面,我想描述这些书信写时的条件和我写这些信的理由。我只说这一次,我之离开拉萨,完全是出自我自己的心愿。这决定是自己作的,是在绝望与苦闷的情况下作出的。我并非为周围的人所诱拐,我并非在任何压力下出走。除了是当时拉萨的每一位西藏人都知道中国正准备炮轰我的官室,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我还呆在那里。
将军的书信措词友好,假使我的噶伦们没有说过他的怒火冲天,这些会看上去更真诚。他说,他关心我的安全,邀请我到他的军营去避难。
我回复了他的所有来信,以赢得时间,包括使双方怒火冷却的时间,和我催促拉萨人民调和的时间。为了这一结果,我认为,与将军争执,或者指出,我极其愿意接受中国人的保护以与人民分开,都是愚蠢的。恰恰相反,我决定以一种我希望能使他镇定的方式作答。而为此,我只能以貌似接受他的同情,欢迎他的建议来做到。我在第一封信里告诉他,我是多么难堪于我的人民制止我前往他的招待的行为。我在第二封信里告诉他,我已命令解散包围罗布尔卡的人们。我同意他的观点说,这些人以保护我为籍口,而暗中破坏中国和我们政府之间的关系。我在第三封信里补充说,在我来到他的司令部之前,必须把支持新意见和反对它的人分开。
我在那时即使想到这些书信将会被摘引来反对我,我依然书写了这些信,因为我在此刻最紧迫的道德责任是制止一场介于我们手无寸铁的人民和中国军队之间完全的灾难性的冲突。
也许我应再一次重复,我不赞同暴力。因此,我不能赞许拉萨人民所表现出的暴力态度。我能够,而正确地珍惜对我作的西藏标志的爱护,这是他们在那致命的一天里表现出的对中国人的愤怒的直接原因。我不能指责他们在我的安全上的焦虑,因为达赖喇嘛代表着他们所生活与工作的目的。但我敢于肯定,他们的所为只能导致灾难,如果他们继续下去,而作为一国之主,我得以任何手段竭力曷制他们的意气,制止他们在中国军队的暴力之下,带来自我毁灭。因此,我对他们的建议是至为真诚的,尽管我写信给中国将军以掩饰我的真正意愿,但我感到,也依然感到这些是正当的。
但到第二天,三月十一日,很明显拉萨人民已变得越来难以控制。他们当天在罗布尔卡内噶厦办公室附近部署了六名卫兵,并警告噶伦们不得离开。他们推测出怀疑噶厦会与中国人妥协,因而破坏群众要中国人离开西藏的要求。噶厦召开紧急会议。但与会的只有六位噶伦中的四位,因为珊达波强伤势过重,不能前来,而阿沛拒绝走出中国军营。四位噶伦决定再作一次努力,劝告人们解散示威游行,他召来群众领导人。
在这次会议上,那些领导人似乎很驯服。他们对噶厦说将会解散人群。他们也说负疚于珊达波强的受伤,并让噶厦把他们的一些里物送给他以示道歉。
在此种更为和好的情绪中,人们也许不久会解散,我和噶厦所作出的和平结束这一次示威游行的努力也许会成功。但其后,中国将军写来了两封信,一封给我,一封给噶厦。那封给噶厦的信彻底挫败了我们的努力。信上说,「叛乱者」在拉萨北部通往中国的路上设置了障碍物,他要噶厦下令把他们移开。他还警告噶厦,如果办不到而到导致严重的后果,索康、都沙、索沙和冬摄切木将要担负全责。
噶厦再次召来人民领导人,建议他们把障碍物搬走,使中国无法找到更多的借口。但这一建议恰好产生了反面效果。领导人绝对拒绝拆毁障碍物。他们说,他们设置障碍物是以此把中国援兵堵在城外,保护罗布尔卡;如果中国人要搬走这些,结论很明显是他们想要进攻官殿来捉捕我。他们说,中国人自己在寺前设置障碍物,并采取类似的警备,以保护他们的西藏支持者,比如阿沛。他们责问,如果中国人使用障碍物来保护阿沛,为什么他们反对拉萨人民保护官殿。这是不幸的逻辑,但领导人却不信服,根本不把中国命令看在眼里,不幸的结果是,他们更加顾虑于我的安全而拒绝解散群众。人们变得愈发不能调和,并在他们中间指定六名指挥以加强官殿的防卫。并宣告,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让官殿没有防备。
这一事态的发展使我十分苦闷。我感到这是走向灾难的又一步。我决定亲自跟人民领导人讲话。我召集他们,七十人都来了,我在噶厦和别的高级官员面前,竭力劝阻他们的行动。我对他们说,中国将军并没有迫使我接受他的邀请,在请帖制发之前,也得到了我的征询和同意。我说,我不害怕于任何来自中国人的人生危险,而他们不应当制造事端,给人民带来严重的后果。我明白,这会伤害他们的感情,但我得告诉他们我真 挚的希望,即拉萨的和平会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恢复。
领导人对我的忠告并没有责问,也没有反驳。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并在官门外附近自己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同意,违背我的命令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保护撤出,我将会发生什么,他们却有过很长的争执。最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实行我的意愿,决定不再在罗布尔卡举行会议。他们把 集会改在布达拉宫脚下的索村举行,并在每次会议后,把决定报告给噶厦和我。这些报告不过是他们以前宣言的重复,包括他们将继续保护我,中国人必须离开拉萨和西藏、允许西藏人自理事务。
两天过去了。情况似乎凝止,问题几乎不可解决,但情况显然不可照此进行。必须迅速作出点什么,为了好转,或是恶化。谭冠三将军的第三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于三月十六日正午送到我这里。我在同一天作了回复。之后,中国出版了这两封信。但他们没有说明,还有另一封阿沛写给我的信,跟将军的信放在同一个信封里。他自从危险机开始,就没有参加任何噶厦会议。现在,他写信来警告我,他不认为有多少和平的机会。他建议我努力摧毁反动份子敌对的阴谋,并断绝我与人民领导者的一切联系。他说,他推测人民有着「罪恶的阴谋」,要把我从罗布尔卡转移出去。如果果真如此,那对我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中国采取了最为严格的措施,以阻止我的出逃。他说,即使我得以脱逃,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我永远也不能再回到拉萨。然后,他说:如果您佛爷几个可信任的卫队官员,留在内墙里面,固守一点,并告知谭冠三将军你将占据的准确的房屋,他们肯定会留意,使这栋房屋不被摧毁。
所以,阿沛已经知道,仅仅是为我们所推测的:中国人企图摧毁官殿和人群,但如果可能,他们依然想这样做,同时不强杀我。
他也给噶厦写信,多多少少地重复他写给我的东西,并催促他们把人们从官殿打发走,或者至少同意让他们呆在墙外。他说,他理解此举会有困难,如果他们无法使人们走开,他们应该为我的安全着想,设法把我带出官殿,进入中国营地。同时,他们应送出一份标示我们占据的房屋的官 殿略图。
我以答复以前的来信相类似的方式回复了这一封信。在我看来,唯一的机会劝阻他不要进攻人群和官殿,似乎也就正中了他的下怀。我没有告诉他我所在的房屋。我想到,只要中国人不能准确地知道我在哪,他们就有可能不动用大炮;假使我告诉了他们,罗布尔卡其它地方将会成为废墟。我再次告诉他,我将尽可能快地赶到他的营地。虽然我无意前往,但希望这一诺言将使他推迟发出进攻令,从而使我得以把人们及时转移。那是我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官殿四周彼时正十分紧张。内墙之外便是浩大的激动与愤怒的人群。多数人以棍棒、铁锹、刀子或任何别的可以收集到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有些战士和康巴人持有步枪、机枪,甚至有十四、五门迫击炮。如果用拳头和剑来短兵相接,一个西藏人可抵得上一打中国人----近期东部省份的经历,证实了这一古老的信念。但,显然以他们的力量去反抗拥有足以歼灭他们的重型装备的中国人是无谓的。实际上,他们除了有保护我的决心外,别无可以作战的装备。
但在内墙里,官殿贴近处,一切都是那么安静与平和。没有任何不幸的事发生的迹象。花园如往常一样安宁。孔雀高高地疾走,无视人迹的动荡,鸟儿歌唱着,在树间飞来飞去,把它们的乐音与附近石园里的喷泉之声相交乡,那驯鹿,鱼、鸭和白鹤一如既往地平静不惊。我的一支卫队,不着军装,给草地和花园浇水。气氛依旧是典型的西藏风格,人们在那里,几世纪以来寻找精神的安宁,而且通过他们的宗教,把自己献身于寻求由悲哀和痛苦到达解脱之道。
在三月十六日,中国准备摧毁这和平之地的消息传了进来。人们报告给噶厦,进而报告给我。据说这地区的所有大炮都搬进了城市的范围,特 别是校正罗布尔卡射程之内。一位在拉萨东八英里的水电厂工作的人报告,平常放在那里的四门过山炮和二十八挺重机枪,在十四号晚上,为 坐乘八陈旧的中国军车的士兵们秘密取走。拉萨东十八英里处的班它地区一位官员告诉我们,二十门重炮被送到城里。十三日晚上和十五日,发现两辆各有三名士兵的巨型军车靠近官殿的北门,带有机械仪器,显然在测量。当他们发现人们在观察他们,便匆匆忙忙地开走了。看见他 们的人民守卫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正为安排重型炮轰击宫殿作测量。夜间看见一百辆崭新的中国卡车慢慢地朝布达拉官驶来,并从那里进入中国营地。第十天上午,看见十五或二十名穿便衣的中国人攀在电线杆上,显然在维修电线,但人们结论说,他们在为射击目标标数。我们人民对大炮所知不多,他们也许错了,但那是他们所新相信的。
在所有这些观察之外,还有流言说有从中国空运来的新部队。到十六号晚上人们肯定,中国人将炮轰官殿,危机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会随时到来。群情到了惊慌的地步,但他们不会离开官殿,弃置它和我。官员们试图安抚他们,但他们对中国人愤怒已不可控制。那夜对人群,对我的噶伦们和我都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不眠之夜。
早晨到来了,谣言依然在兴起并扩散,毁灭似乎已迫在眉睫。处境对我和噶厦而言是完全绝望的。我们召开会议,只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防止官殿的被摧毁和团绕官殿的几千人的被屠杀,我们决定只能再次向中国将军申诉,不要使用武力来驱散群众,而应等噶厦再一次努力劝他们平平安安地散去。因此,噶厦匆匆给阿沛写了一封信解释这点。他们说,人们在紧张的情绪下愚昧地行动,但依然有一线希望劝他们离开。他们还建议阿沛协助他们把我带到中国营地。他们指出,这将会十分困难,因为围绕官殿的整个地区都被人民所控制,但他们说会尽力而为。他们随信送去特别代号,并让阿沛以代号答复,因为到官殿的群众卫队开始检查传到他们手里的信件。当然,那封信的唯一目的是想抚慰一下中国将军。事实上,我去中国军营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确实愿言将自己投放于中国人的仁慈之上,如果那样会制止我们的人民遭到屠杀的话,但人民永远也不会让我这样做。
要送出那封信是极其困难的,因为群众卫队处于警惕之中,不会允许任何官员离开官殿。但索沙噶论的一个随从却成功地溜了出去,假装进城买东西,他终于把这封信送到了阿沛的手里,并带了他的回信归来。这是以封简短而礼貌的答谢信。他说,他高兴于噶厦的提议,即把我转移到中国军营,并承诺之后送来详细的答复,但那答复直到一切结束后才送来。
当天下午四点,当我与噶论们讨论阿沛的回复时,我们听到从附近的中国军营发射出来的两杖迫击炮弹的巨大的声音。我们也听到炮弹落在北门外沼泽发出的巨大声响。
这两次各别的射击,使人民的惊慌和愤怒到达了极点。没有任何解释为何射击。但听到射击声的人们都想到,进攻开始了,而宫殿就是目标。宫殿之内,任何人都感到最后关头已到来,得毫不犹疑地作出强硬的行动,但谁也决定不了究竟应该如何行动。
我得找出答案,作出决定。但我对世俗事缺乏经验,那样做并不容易。我不惮于死。我不惮于成为中国进攻的牺牲品。我真诚地相信,我的严格的宗教训练给予了我足够勇气面对离开我现身今世的任何不测,并且毫无牵挂。我那时感到,如同我一直感到,我只不过是一个必死的生命和作为我精神不朽主宰的工具而已,而一个必死的框架的结束并非多么重要的后果。但我知道,我的人民和政府官员不能分享我的感受。对于他们,达赖喇嘛的人生是极为宝贵的。他们相信,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和西藏人民的生活方式,这对他们而言比任何别的东西更为亲切。他们信服,如果我的身体消灭在中国人的手里,西藏的生命也会告终。
一当中国枪炮放出死亡的警告后,宫殿里的每一位官员和围绕宫殿的浩大的人群中的每一谦卑的成员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必须拯救我的生命,我必须离开宫殿,离开城市。这项决定决非小事,固然危险性很大,而且整个西藏的未来依赖着它。能否逃脱尚不可肯定----阿沛向我们确保那是不可能的。假如我逃出了拉萨,我去哪,又如何取得庇护？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出走了,中国人会摧毁我们的圣城,屠杀我们的人民吗？或者,当人们听说我逃出宫殿,会撤离,因而可以拯救一些生命吗？我们让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压倒了。一切都是不置可否,除了我的人民在中国人疯狂的毁灭和屠杀开始之前想把我转移出去的焦虑。这是我在作出决定时唯一明确的方向。如果我决定留下来,我会增添我的人民和我最亲近的朋友们的苦恼。我决定出走。我几乎不用祈求指导便接受了。
我们不知道走向何处,旅程又如何结束,但所有最接近我的人都要求一起走;包括在场的四位噶厦成员、我的经师们、我的私人随员、警卫,当然还有我的家庭里最亲近的成员。我母亲在动乱伊始,便来到罗布尔卡,携带着我的小弟弟----那位两岁时死去但后来再转生的弟弟。与我的警卫司令格松代本结婚的姐姐也在这里。我的两个哥哥在美国,另一个在印度----我的妹妹也在那里,在大吉岭上学。
这里有一大帮人,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协助。但我们得使之保密,不仅向中国人,也向外面的人群。有人怀疑人群里可能有中国特务。此外,假如人群得知我的出走,几千人会跟来保护我,而中国人一定会看出来,屠杀也就会立即开始。
我和我的噶伦们与群众领导商议,他们立即明白,这得在不告诉选出他们的人民群众的情况下进行。他们向我提供了最好的合作。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放在罗布尔卡,并指示到第二天才能发出去。我在信里再次请求他们不要开火,除非受到进攻,并答应他们,一当我离开迫在眉睫的危险和现在处境的约束,我便会给予更详细的指令。
没有时间些携带不是十分必要的东西,我们得在黎明之前远远地离开拉萨。噶伦们携带了我的办公室的印鉴、噶厦印章以及一些碰巧放在罗布尔卡的文件。大多国家文件都放在噶厦办公室,或是布达拉宫,而这些得放弃。我的私人财物也一并放弃。我所能拿的是两、三件用以换洗的喇嘛法袍。我们无法去财务部要些钱,或到布达拉宫拿些我所承袭下来的无数的珍珠财宝。
我决定分小组离开。首先必须渡河。罗布尔卡和中国营地都接近河的北岸,我们只有从南岸才有走脱的机会。
一个寺院的管家随我们一起,他被派出,先渡过河去,在那边安排马匹和伴随人员。西藏军队第二营指挥多杰达度约带一百名士兵,警卫罗布尔卡东北部一个河道狭窄、相对容易横渡的地点。早期的整个计划几乎都在灾难中结束。这批人马刚走出半英里,就看见了一支中国巡逻队,显然为了同样的地方点而来。他们立即架好轻机枪,连开了五枪。那一急中生智挽救了处境。中国人知道河附近有武装的康巴人,他们在黑暗中也看不出这行西藏人有多少及其真相;他们撤退到不远处的营房,保全性命。
当一切准备就绪,我来到马哈迦拉经堂。每逢我出远门,我一直是来这经堂道别的。僧人们尚在那里,不断祷告,他们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我在佛龛前呈上哈达以示再见。我知道他们会疑惑我何以这样做;但我也知道他们永远不会表达惊讶。
我离开经堂时,碰见了我的高级官员、总堪布和格松代本。侍从官和总堪布都穿着普通平民衣饰。他们出外几天常是这般衣着打扮,但我之前不曾见过他们如此装扮。我们同意十点锺在内墙门口见面。我们对好表。我之后到别的几个经堂去加持它们,然后回到我自己的房问。我在那里独自等候。
正当等候时间到来的时候,知道我母亲、姐姐和小弟弟都将离去。我同意让他们先走。他们比我们中的其它人离开宫殿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住在黄色的内官墙外。我母亲和姐姐打扮成康巴族男人。我在下一批走。
他们给我预备了一套士兵服装和一顶皮帽。在大约九点钟,我脱下僧服,穿上这些服饰。我穿着套陌生的衣服,最后一次来到我的经堂。我在宝座上坐下,翻开一本放在椅前的佛陀教导的书,揭到释迦佛让弟子们要勇敢的一例。然后,我阖上书,加持这间房屋,关上了电灯。我一走出去,我的头脑一洗所有的思虑。我意识到自己落在地板上敲打大地的尖锐的脚步声和在寂静中闹钟的嘀嘀答答声。
一位土兵在我的屋子的内门口等着我,另外一个在外门口等候。我从其中一人手里接过步枪,扛在肩上,完成了伪装。士兵们跟着我,我走过了那座有着我许多生活中幸福的记忆的漆黑的花园。
格拉代本(德合拉)命令站在花园门口和内墙门口的士兵们散开。他在第一道门口碰见我,我的另两位随从在第二道门与我相见。当我们穿过靠近马哈迦拉寺的神圣图书馆时,我们摘帽以示敬意和道别。我们所有人穿过花园,走向外墙,总堪布、侍从官和警卫司令在前,我自己和另外两位士兵跟在后面。我摘下眼镜,想没有眼镜人们会认不出我来。
大门关闭着。我的侍从官走上前,对警卫说他要出巡查一阵子。他们向他敬礼,并打开了沉重的锁。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任何正式的游行仪式,便走出罗布尔卡的大门,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九年前我流亡亚东时那一次。当我们到达大门口,在黑暗中依稀可见仍然在守卫着的我的人民,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位谦卑的士兵,我昂首阔步走了出去,迈向前面漆黑的大道。
在我的最后测试的所有仪式与筹备之间,我得知有两名中国官员要见我。他们被领了进来,是两位宣称由谭冠三将军派来的次级官员。他们告诉我将军要我去参观他决定在中国军营上演的护戏剧日期。我已听说过这项计划,并答应去,但我其时确乎无法集中到别的事上。因此,我告诉那官员们,一当十天仪式结束,我即安排日期。他们对此并不满意,催迫我马上定下日期。我重复说只能在仪式结束后才能定日期;最后,他们才同意把这一回答带给将军。
这次来访很稀奇。通常,除非将军亲自来见我,他的信息都是通过我的最通常打交道的官员送来的。社会仪式的邀请通常经过我的首席侍从官冬约泽木拨拉,或者总堪布奇克雅佰肯巴和噶厦里我的代表的。
所以,这反常的派送两名低级官员亲自来见我,并来佛寺的行为,在得知此事的拉萨人民中间引起了嫌疑。除了这引起我的官员们在理解的愤怒之外,任何人都感到将军企图在达赖喇嘛的人民面前降低我的身份。
我在中国政权控制下有此痛苦的经历: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去拒绝一项社会邀请,即使那不适合于我,除非是冒险忤逆中国人而引起不愉快的反应。在这些事件中,他们的怒火总是可以在别的方面找到发泄。因此,我们认为为了国家利益着想,我宁可默忍这些无关紧张要的侮辱,而不可冒险去激化中国之把我的政府贬到从属地位的总政策。
我在离开佛寺前往罗布尔卡的三月五日之前,再也没有听到更多有关这一奇怪的邀请。我的走进罗布尔卡是件大事,前些年,中国人也加入游行队列,但今年,谁都注意到没有中国人参加。
两天后,即三月七日----我得到将军的另一通通信。他让李翻译给我的总堪布打电话,要我决定参观中国军营表演的日期。总堪布来跟我商议;我让他给李打电话说三月十日比较好。
一切安排直到三月九日才作出。早晨八点,两名中国官员来见我的警卫司令格松代本(德合拉),对他说,他们派来把他带到中国总部和拥有军事参谋衔头的传旅长见面。格松代本还没有吃早餐,对他们说十点钟才去。他们走了;但一小时后又回来说,他必须马上去,因为旅长已等得不耐烦。
晌午,格松代本(德合拉)回到罗布尔卡,十分苦闷。他跟我的总堪布和首席侍从官说,他们把他带来见我,他一五一十地叙述了发生的事。
他告诉我,当他到达办公室,旅长看上去很生气。他气冲冲的道:「达赖喇嘛明天来这里观看戏剧表演。有些事得定下来。这是我们叫你来的原因。」
格松代本［德合拉］问他:「日期定好了？」
旅长怒喊道:「难道你不知道吗？」达赖喇嘛接受了将军的邀请,他十号来。现在,我得向你表明:将没有任何你们通常举行的仪式。你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得如同他去筹备委员会一样跟他一起来。西藏士兵不得走过石桥。如果你一定要的话,你可以带两三个贴身西藏警卫,但已明确规定,他们不得武装。」
这些反常的命令,对我的司令员是极不愉快的震惊。那座石桥是中国司令部大本营的界线。这在罗布尔卡两英里之内的军营一直是爱国的西 藏志士们的眼中钉。只要中国人用以自持,拉萨人尚可容忍。但达赖喇嘛以任何目的进入其中都是意外的;格松代表［德合拉］知道人们会不喜欢这个。如果我不带任何警卫前往,那更令人意外。习俗上,不管达赖喇嘛到哪,都有二十五名武装警卫跟随,武装部队也是一路排列。格松代本(德合拉)明白,如果立即中止这一习俗,得向群众作点解释。因此,他问旅长为何这样做。那是无恶意的询问,但更激怒了旅长。
他叫喊:「如果有人拉开枪弦,你负责任吗？」「我们不想发生麻烦。当达赖喇嘛到达时,我们会令自己的部队解除武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自己的人马排在路上,不过不得越过石桥,不管什么情况,谁也不能走过石桥。一切得严守机密。」
格松代本(德合拉)回来告诉我们这些命令时,我的官员对此进行了许多讨论。除了照办,似乎也别无他择,我的前往计划已依此作出。
但任何人都情不自禁地感到,这整个中国邀请都有嫌疑,他们要使这次来访保持秘密,只会使嫌疑更大。我的走出罗布尔卡之行要严守秘密,是不可能的,除非全城强迫戒严。我准备出去的一刻,消息便会四传;整个拉萨就会列队来看我。而那时,一定还有许多别的人来拉萨。多数前来参加祈祷节的僧侣们都离去了,但尚有几千个留了下来,也有几千个难民。粗略统计,那时拉萨约有十万人,那在拉萨也许是史无前例的。
因此,第二天,为维护一路的秩序,我的官员们决定照样沿途安排西藏士兵一路排列到石桥为止,他们也订出计划确保人们不会越过石桥。三月九日下午,他们让藏人一路站岗,告诉人们第三天将有特别的交通限制,任何人都不得超越石桥。
他们真诚地听取这一警戒。因为过桥通常并非禁止。他们认为,如果人们天真地想来看我,而中国士兵试图强迫他们退回,那可能会有悲剧的 结尾。但其结果却与他们的愿望恰恰相反。全城立即遍传,说中国人计划绑架我。直至三月九日深夜,刺激兴奋与议论在不断增长。凌晨之前,拉萨大多数人自动决定以任何代价阻止我去中国军营。另一个事实使人们更加确信中国设下圈套以诱骗我。下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北 京召开,中国曾一直催促我去出席。我知道人民的情绪,努力避免接受这一邀请,并没有给中国政府肯定的回复。尽管如此,一个多星期前,他们在北京宣布我将前往。这一未经我同意的宣告,颇使拉萨人民愤怒,他们很自然地作出结论,这一奇怪的邀请,只是违背我的意愿,把我带往中国的阴谋。
那时,在人民思想中尚有一个更阴森的猜疑。已在西藏闻名的是,在东部地区的四个地方,高级喇嘛为中国军队司令邀请赴会,而再没有回来。结果三个被杀,一个被监禁。看来,把人们从可能保护他的人之中诱走的方法是中国人惯用的手段。
另一个中国当局的反常行为,也使拉萨一般人民的疑虑传散在我的政府官员们之间。通常,当中国人邀请我去任何社会场合,他们都同时邀请最高级的官员们一起参加。但这次,直到三月九日晚上,除了我的几个私人助手外,别的官员都没有受到邀请。那天深夜,两名中国官员带着请帖,来到罗布尔卡,但也只邀请了我的噶厦的六名成员。而且他们口头提出一个反常的要求,说噶厦成员不得带有一个以上的仆人。习俗上,不管我在哪里,我的首席侍从官都一直伴随着我,中国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和别的官员都不在邀请之列。
尽管有嫌疑,我的官员们并没有劝我不要去;但噶厦决定陪伴我一起去,而不是分开,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感到如果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他们至少可以不把我单独留下来。
第二天注定是拉萨自古以来最重大的一天。正午,我被安排在空前的没有随同的情况下进入中国军营。但当我早晨醒来,我一点也不知道那一天会带来什么。我因为担忧此事而一夜睡不安宁。我五点起床,跟往常一样,到我的经堂去。一切井井有条、平静而熟悉。酥油灯在佛龛前点着,小小的金碗银碗换上了如同金液一样香喷喷的蕃红花水,香火的芬芳在空中四溢。我颂经和静坐,然后下到花园里,我一直喜欢清晨在那里散步。
开始,我充满了担忧,但不久,我便在春晨的美丽里把这些遗忘了。天空朗朗无云。阳光刚刚触摸到远处哲蚌寺后的山峰,并开始照耀着我的宝石花园内矗立着的宫殿和经堂。一切在春光里都是那是么新鲜及快乐:新生的绿草的嫩芽,白桦树和杨树上柔软的新枝,湖中的荷叶出水蔽日-----一切都是绿色。我出生于木猪年,树木是绿的,占星家说绿色是我幸运的色彩。事实上,我的祈祷旗也是绿色,这些旗帜从我的屋顶上飘起,开始在清晨的和风里飘动。
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后一刻短暂的思想上的安宁。这安宁为花园墙外突如其来的嘈杂的呼叫声所打破。我听着,却辨不出什么。我跑进屋里,找到我的一些官员,让他们出去看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久回来告诉我,拉萨人民纷纷涌出城,包围了罗布尔卡,他们呼喊前来保护我,阻止中国人把我带到军营。
不久,整个宫殿为急切的人群所搔动。传信的人不断进来,带给我更多的消息。人群不可计数,有人说有30,000人。他们处于狂热的兴奋状态,喊出对中国人的愤怒。骚动在一个接一个小时地增长。我自己来到一间小经堂祷告,这是由第七世达赖喇嘛所建,并用以奉观音菩萨的忿怒相化身马哈迦拉。八个僧人已在那里持续祈祷了多天。
我的噶厦的两名成员柳夏和沙索,依惯常乘中国司机驾驶的军用吉普车在九点钟驶往宫殿。当人们看到中国司机时,群情更加激昂。但噶伦们并没有费多大的劲,穿过人群,到达了宫殿。
但过了一会,另一位噶伦珊达波强坐他自己的轿车,由一位中国官员陪同前来。过了一会,人群失去控制。珊达波强是最近才指派进入噶厦的,拉萨只有几个认得出他,他穿着一件黄色丝绸的藏式长袍,假如他是独自一人,他也许能毫不费劲地进入大门。但人们想这骄车是中国的,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中国官员要把我带走。有人向他投掷石块,惊恐的反应散扩开去,那辆骄车受到石块的攻击。一块石头击中了珊达波强的太阳穴,把他打得不省人事。当他丧失神智时,人们还是认不出他;还认为他们只是错伤了我的一位官员,有人把他送到印度领事馆医院里去。
又过了一会,另一位噶厦成员索克坐自己的吉普车前来宫殿,但他的吉普车开不到门口,因为人群那时已完全使通路阻塞。他退后一段距离再下吉普,在一位其时执勤的西藏官员的协助之下,走过人群,进入了大门。
这三位穿过人群的噶伦们都意识到,必须立即作出动,以避免一次危机。他们认为人群会进攻中国司令部,他们等了也是噶厦成员的阿沛一会,但他没有来。后来,我们得知,他去了中国军营,明显地相信我将在那里,然后以为再回来并不安全,事实也确乎如此。因为中国人会给他派一名随从,而他们也会像珊达波强的陪同们一样遭到石头的袭击。
最后,他们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他们三人连同也等职与噶伦的总堪布召开会议。他们会后来见我。他们告诉我人们已决定我不应去中国军营,害怕我会被诱骗而带到中国。人们已选出六十名或七十名领导组成一个委员会,并宣誓,如中国人坚持要我去,他们将设防宫殿,使我不可能被带出去。噶厦告诉我,人们是如此警惕和坚定,我去准会不安全。
噶厦成员前来见之前,我可以听出人民的呼喊:「中国人滚开,把西藏留给西藏人」。他们所有的口号都是要求中国人停止占领和干涉达赖喇 嘛的统治。我从这些呼喊里感到人们精神上的紧张。我是从他们中来的,理解他们的感情,也明白他们已处于不可控制的思想状态。这一推测得到确定。午后,我怀着极大的悲痛,听说一位叫巴拉肯春的僧官受到愤怒的人群凶暴的牛虐待,最终被石头打死。这人由于他与中国占领军的密切合作而在拉萨著名。那天上午早些时候,他还参加了称之「春切」仪式的日常僧官集会。而且原因不明,他在打约十一点钟穿着半中国式服装,戴着墨镜和骑摩托车时用的灰罩,腰间毫无隐蔽地别着一支手枪,骑着自行车朝罗布尔卡而来。一些人误以为他是伪装的中国人,有人则以为他是给中国司令部带信的。他们反中国一切的怒火和憎恨骤然上升,至于狂暴,而杀害便成了悲剧的结局。
这一暴力的爆发,使我极为苦闷。我让噶厦告诉中国将军,我不能去参观表演。而且当前,任何人从他的司令部来到罗布尔卡都是不明智的,因为那会更加激怒人们。我的首席侍从官打电话给将军的翻译,把这一口信告诉他,并表达我的抱歉与遗憾。那翻译说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并说他将把这一口信带给将军。
与此同时,我让噶厦告诉包围宫殿的人们,如果他们不愿望我去,我就不去。噶厦索康与人们选出的领导人接触,并告之我已取消参观。约正午,广播向人群作了类似的宣告。门外传来一片欢呼声。
那天下午,思想的紧张是我在短暂的作为西藏人民统治者之前所不曾体验过的。我感到犹如站在两座火山之间,每座都会随时爆发。一边是我的人民一致对中国政府的毫不含糊的强烈的抗议;另一边是强大的来势汹汹的占领军的武装力量。如果两者之间发生衡突,后果即可端倪。拉萨人民就会成千地被屠杀,拉萨和西藏各地立刻就会完全实行迫害与独裁的军管。这一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有关我是否去中国军营的问题。但同时,我是唯一的和平维持者。我明白,为了我自己的人民,我应当付出一切努力去平息人民的愤怒,并抚慰更为愤怒的中国人。
我希望我之不去中国军营的宣言会结束这一示威,人们会平平安安地回家去。但那并不够。他们的领导人说,他们直到我确保不单取消那一天的参观,也拒绝以后任何去中国军营的要求,才肯离开去。为避免一次灾难,似乎并没有高得付不出的代价。我给予了他们所要求的保证。跟着多数领导人都离去了,但很多人依然停留在宫外,不肯走。
约一点钟,我让三位噶论去见谭冠三将军,解释整个情况。门外依然有大批人群,决意不让任何人离开,噶伦们在门口的出现使人们猜疑,我也许跟着他们。噶伦们不无艰难地解释说,我指示他们去中国司令部,告知将军我之不能视看他的戏剧表演。在这保证之下,人群坚持要搜噶伦们的气车,确保我不会藏身其中。当他们满意于此,才让噶伦们离开。在门口讨论期间,人们的发言人说他们决定选出一支护卫队,环宫布防,以防止中国人进人把我带走。噶伦们试图劝阻他们,但他们拒绝这忠告。
噶伦们下午回来,告知我司令部里的事。他们去的时候,谭冠三将军不在那里,但别的十位军官在等他们,显然在进行重大的会谈。跟他们在一起的有我的另一位噶伦阿沛,穿着西藏衣服,而不是最近,当他去中国司令部时所被要求穿的中国将军服。阿沛与军官们坐在一起,但他并没有参与讨论。当噶伦们进入时,亦没有离席加入他们。
有一阵子,双方却没有提及当前发生的事。中国官员们似乎漠不关心,他们只里礼貌地问及噶伦们的建康。但当谭冠三将军进来主持会议时,气氛骤然改变。
噶伦们告诉我,谭进来时,似乎很生气。他的面容很威严,噶伦们紧张地起立,以示对他的尊敬。他似乎在几分钟之内,愤怒得讲不出话来。他并没有招呼噶伦们。索康打开话题,说我派他们来解释阻止我前来观看戏剧表演的事。他说,我意欲前来,但人民坚决反对,以致我不得不放弃。另两位噶伦也作了同样的解释。翻译译完时,将军脸色发红。他离席,并在房子里踱步,显然愤怒到了极点。经过一番显着的努力之后,他好不容易控制了自己,再坐下来。然后,以斟酌和缓慢的语气,他开始对噶伦们和西藏反动份子们,进行漫骂。尽管他试图控制自己的脾气,他的嗓子却时常拉得刺耳,他沸腾的怒火也以粗鲁和诅骂的语言爆发出来。他使用那些在任何有教养的中国社会都不曾应用的中国词语。漫骂的大致要点是说西藏政府秘密组织人民搅乱中国政府,并协助康巴人叛乱。西藏官员蔑视中国法令,拒绝解除拉萨的康巴人武装-----现在得采取强硬措施,镇压反对中国统治的势力。
另外两位将军也作了类似的长篇大论。其中一人宣告「摧毁所有这些反动份子的时候已经到了------」他说:「我们政府容忍至今。但这是叛乱。这是爆发点。我们应该现在就行动,一切准备就绪！」
不知所措的噶伦们视这些漫骂为军事行动的前奏,如果人群骚乱不即刻停止的话。他们相信下一步将是危险的,会涉及到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他们感到,如果我有甚么意外,西藏也就一无所有。他们试图奉劝他们容忍。索沙对中国将军说,中国人理应努力理解西藏的普通百姓,耐心和宽容。他们不应以报复来恶化这严重的情况。他向他们保证,噶厦将竭力劝阻康巴人不法的暴动,或者劝阻别的愚勇到竭力煽动与中国占领军发生武装衡突的西藏人。但中国将军们并不接受这一保证,也不听取他的劝告。
噶厦们在下午五时,忑忐不安地回到罗布尔卡。到那时,尽管尚有大批人包围着正门,部份人已经散去。我们后来得知,那些离去的人进城去召开大会,组织反中国的群众示威游行。他们在大会上谴责中国人破坏十七条协议,再次要求他们撤退。当晚六时,约七十位政府官员(多是下级官员)以及为群众选出的领导人和格松队(达赖喇嘛的卫队)成员去罗布尔卡之内开会,赞成城中大会作出的声明。他们也宣告西藏不再承认中国当局的权加不久之后,格松卫队亦宣告不再听取中国官员的命令,并废除中国军装,而穿回藏服。
当我听说这些决定后,我指示领导人说,他们的任务是缓解已有的紧张,而不是加剧。应以忍耐,镇定和克制来对待一切事变。但那时,人们的愤怒是如此之强烈,他们对中国人的嫌恶事如此之大,以致我的忠告对他们也是耳边风。
当天深夜,我收到一封来自谭冠三将军的书信。那是他在几天内写给我的三封信中的一封,而我对此一一作覆。
这些书信在所有拉萨事变结束后,被中国人出版,以达到他们自己宣传的目的。他们企图以此证实,我曾想去中国司令部寻求庇护,但为他们称呼的「反动集团」软禁在罗布尔卡,最终违背我的愿望,把我诱骗出去并到达印度。这则故事也在一些倾向于中共的外国报界重复,我在一年多后也听说,这也为英国上议院的一位贵族所摘引,十分震惊。由于这恰恰是真实的反面,我想描述这些书信写时的条件和我写这些信的理由。我只说这一次,我之离开拉萨,完全是出自我自己的心愿。这决定是自己作的,是在绝望与苦闷的情况下作出的。我并非为周围的人所诱拐,我并非在任何压力下出走。除了是当时拉萨的每一位西藏人都知道中国正准备炮轰我的官室,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我还呆在那里。
将军的书信措词友好,假使我的噶伦们没有说过他的怒火冲天,这些会看上去更真诚。他说,他关心我的安全,邀请我到他的军营去避难。
我回复了他的所有来信,以赢得时间,包括使双方怒火冷却的时间,和我催促拉萨人民调和的时间。为了这一结果,我认为,与将军争执,或者指出,我极其愿意接受中国人的保护以与人民分开,都是愚蠢的。恰恰相反,我决定以一种我希望能使他镇定的方式作答。而为此,我只能以貌似接受他的同情,欢迎他的建议来做到。我在第一封信里告诉他,我是多么难堪于我的人民制止我前往他的招待的行为。我在第二封信里告诉他,我已命令解散包围罗布尔卡的人们。我同意他的观点说,这些人以保护我为籍口,而暗中破坏中国和我们政府之间的关系。我在第三封信里补充说,在我来到他的司令部之前,必须把支持新意见和反对它的人分开。
我在那时即使想到这些书信将会被摘引来反对我,我依然书写了这些信,因为我在此刻最紧迫的道德责任是制止一场介于我们手无寸铁的人民和中国军队之间完全的灾难性的冲突。
也许我应再一次重复,我不赞同暴力。因此,我不能赞许拉萨人民所表现出的暴力态度。我能够,而正确地珍惜对我作的西藏标志的爱护,这是他们在那致命的一天里表现出的对中国人的愤怒的直接原因。我不能指责他们在我的安全上的焦虑,因为达赖喇嘛代表着他们所生活与工作的目的。但我敢于肯定,他们的所为只能导致灾难,如果他们继续下去,而作为一国之主,我得以任何手段竭力曷制他们的意气,制止他们在中国军队的暴力之下,带来自我毁灭。因此,我对他们的建议是至为真诚的,尽管我写信给中国将军以掩饰我的真正意愿,但我感到,也依然感到这些是正当的。
但到第二天,三月十一日,很明显拉萨人民已变得越来难以控制。他们当天在罗布尔卡内噶厦办公室附近部署了六名卫兵,并警告噶伦们不得离开。他们推测出怀疑噶厦会与中国人妥协,因而破坏群众要中国人离开西藏的要求。噶厦召开紧急会议。但与会的只有六位噶伦中的四位,因为珊达波强伤势过重,不能前来,而阿沛拒绝走出中国军营。四位噶伦决定再作一次努力,劝告人们解散示威游行,他召来群众领导人。
在这次会议上,那些领导人似乎很驯服。他们对噶厦说将会解散人群。他们也说负疚于珊达波强的受伤,并让噶厦把他们的一些里物送给他以示道歉。
在此种更为和好的情绪中,人们也许不久会解散,我和噶厦所作出的和平结束这一次示威游行的努力也许会成功。但其后,中国将军写来了两封信,一封给我,一封给噶厦。那封给噶厦的信彻底挫败了我们的努力。信上说,「叛乱者」在拉萨北部通往中国的路上设置了障碍物,他要噶厦下令把他们移开。他还警告噶厦,如果办不到而到导致严重的后果,索康、都沙、索沙和冬摄切木将要担负全责。
噶厦再次召来人民领导人,建议他们把障碍物搬走,使中国无法找到更多的借口。但这一建议恰好产生了反面效果。领导人绝对拒绝拆毁障碍物。他们说,他们设置障碍物是以此把中国援兵堵在城外,保护罗布尔卡;如果中国人要搬走这些,结论很明显是他们想要进攻官殿来捉捕我。他们说,中国人自己在寺前设置障碍物,并采取类似的警备,以保护他们的西藏支持者,比如阿沛。他们责问,如果中国人使用障碍物来保护阿沛,为什么他们反对拉萨人民保护官殿。这是不幸的逻辑,但领导人却不信服,根本不把中国命令看在眼里,不幸的结果是,他们更加顾虑于我的安全而拒绝解散群众。人们变得愈发不能调和,并在他们中间指定六名指挥以加强官殿的防卫。并宣告,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让官殿没有防备。
这一事态的发展使我十分苦闷。我感到这是走向灾难的又一步。我决定亲自跟人民领导人讲话。我召集他们,七十人都来了,我在噶厦和别的高级官员面前,竭力劝阻他们的行动。我对他们说,中国将军并没有迫使我接受他的邀请,在请帖制发之前,也得到了我的征询和同意。我说,我不害怕于任何来自中国人的人生危险,而他们不应当制造事端,给人民带来严重的后果。我明白,这会伤害他们的感情,但我得告诉他们我真 挚的希望,即拉萨的和平会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恢复。
领导人对我的忠告并没有责问,也没有反驳。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并在官门外附近自己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同意,违背我的命令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保护撤出,我将会发生什么,他们却有过很长的争执。最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实行我的意愿,决定不再在罗布尔卡举行会议。他们把 集会改在布达拉宫脚下的索村举行,并在每次会议后,把决定报告给噶厦和我。这些报告不过是他们以前宣言的重复,包括他们将继续保护我,中国人必须离开拉萨和西藏、允许西藏人自理事务。
两天过去了。情况似乎凝止,问题几乎不可解决,但情况显然不可照此进行。必须迅速作出点什么,为了好转,或是恶化。谭冠三将军的第三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于三月十六日正午送到我这里。我在同一天作了回复。之后,中国出版了这两封信。但他们没有说明,还有另一封阿沛写给我的信,跟将军的信放在同一个信封里。他自从危险机开始,就没有参加任何噶厦会议。现在,他写信来警告我,他不认为有多少和平的机会。他建议我努力摧毁反动份子敌对的阴谋,并断绝我与人民领导者的一切联系。他说,他推测人民有着「罪恶的阴谋」,要把我从罗布尔卡转移出去。如果果真如此,那对我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中国采取了最为严格的措施,以阻止我的出逃。他说,即使我得以脱逃,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我永远也不能再回到拉萨。然后,他说:如果您佛爷几个可信任的卫队官员,留在内墙里面,固守一点,并告知谭冠三将军你将占据的准确的房屋,他们肯定会留意,使这栋房屋不被摧毁。
所以,阿沛已经知道,仅仅是为我们所推测的:中国人企图摧毁官殿和人群,但如果可能,他们依然想这样做,同时不强杀我。
他也给噶厦写信,多多少少地重复他写给我的东西,并催促他们把人们从官殿打发走,或者至少同意让他们呆在墙外。他说,他理解此举会有困难,如果他们无法使人们走开,他们应该为我的安全着想,设法把我带出官殿,进入中国营地。同时,他们应送出一份标示我们占据的房屋的官 殿略图。
我以答复以前的来信相类似的方式回复了这一封信。在我看来,唯一的机会劝阻他不要进攻人群和官殿,似乎也就正中了他的下怀。我没有告诉他我所在的房屋。我想到,只要中国人不能准确地知道我在哪,他们就有可能不动用大炮;假使我告诉了他们,罗布尔卡其它地方将会成为废墟。我再次告诉他,我将尽可能快地赶到他的营地。虽然我无意前往,但希望这一诺言将使他推迟发出进攻令,从而使我得以把人们及时转移。那是我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官殿四周彼时正十分紧张。内墙之外便是浩大的激动与愤怒的人群。多数人以棍棒、铁锹、刀子或任何别的可以收集到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有些战士和康巴人持有步枪、机枪,甚至有十四、五门迫击炮。如果用拳头和剑来短兵相接,一个西藏人可抵得上一打中国人----近期东部省份的经历,证实了这一古老的信念。但,显然以他们的力量去反抗拥有足以歼灭他们的重型装备的中国人是无谓的。实际上,他们除了有保护我的决心外,别无可以作战的装备。
但在内墙里,官殿贴近处,一切都是那么安静与平和。没有任何不幸的事发生的迹象。花园如往常一样安宁。孔雀高高地疾走,无视人迹的动荡,鸟儿歌唱着,在树间飞来飞去,把它们的乐音与附近石园里的喷泉之声相交乡,那驯鹿,鱼、鸭和白鹤一如既往地平静不惊。我的一支卫队,不着军装,给草地和花园浇水。气氛依旧是典型的西藏风格,人们在那里,几世纪以来寻找精神的安宁,而且通过他们的宗教,把自己献身于寻求由悲哀和痛苦到达解脱之道。
在三月十六日,中国准备摧毁这和平之地的消息传了进来。人们报告给噶厦,进而报告给我。据说这地区的所有大炮都搬进了城市的范围,特 别是校正罗布尔卡射程之内。一位在拉萨东八英里的水电厂工作的人报告,平常放在那里的四门过山炮和二十八挺重机枪,在十四号晚上,为 坐乘八陈旧的中国军车的士兵们秘密取走。拉萨东十八英里处的班它地区一位官员告诉我们,二十门重炮被送到城里。十三日晚上和十五日,发现两辆各有三名士兵的巨型军车靠近官殿的北门,带有机械仪器,显然在测量。当他们发现人们在观察他们,便匆匆忙忙地开走了。看见他 们的人民守卫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正为安排重型炮轰击宫殿作测量。夜间看见一百辆崭新的中国卡车慢慢地朝布达拉官驶来,并从那里进入中国营地。第十天上午,看见十五或二十名穿便衣的中国人攀在电线杆上,显然在维修电线,但人们结论说,他们在为射击目标标数。我们人民对大炮所知不多,他们也许错了,但那是他们所新相信的。
在所有这些观察之外,还有流言说有从中国空运来的新部队。到十六号晚上人们肯定,中国人将炮轰官殿,危机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会随时到来。群情到了惊慌的地步,但他们不会离开官殿,弃置它和我。官员们试图安抚他们,但他们对中国人愤怒已不可控制。那夜对人群,对我的噶伦们和我都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不眠之夜。
早晨到来了,谣言依然在兴起并扩散,毁灭似乎已迫在眉睫。处境对我和噶厦而言是完全绝望的。我们召开会议,只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防止官殿的被摧毁和团绕官殿的几千人的被屠杀,我们决定只能再次向中国将军申诉,不要使用武力来驱散群众,而应等噶厦再一次努力劝他们平平安安地散去。因此,噶厦匆匆给阿沛写了一封信解释这点。他们说,人们在紧张的情绪下愚昧地行动,但依然有一线希望劝他们离开。他们还建议阿沛协助他们把我带到中国营地。他们指出,这将会十分困难,因为围绕官殿的整个地区都被人民所控制,但他们说会尽力而为。他们随信送去特别代号,并让阿沛以代号答复,因为到官殿的群众卫队开始检查传到他们手里的信件。当然,那封信的唯一目的是想抚慰一下中国将军。事实上,我去中国军营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确实愿言将自己投放于中国人的仁慈之上,如果那样会制止我们的人民遭到屠杀的话,但人民永远也不会让我这样做。
要送出那封信是极其困难的,因为群众卫队处于警惕之中,不会允许任何官员离开官殿。但索沙噶论的一个随从却成功地溜了出去,假装进城买东西,他终于把这封信送到了阿沛的手里,并带了他的回信归来。这是以封简短而礼貌的答谢信。他说,他高兴于噶厦的提议,即把我转移到中国军营,并承诺之后送来详细的答复,但那答复直到一切结束后才送来。
当天下午四点,当我与噶论们讨论阿沛的回复时,我们听到从附近的中国军营发射出来的两杖迫击炮弹的巨大的声音。我们也听到炮弹落在北门外沼泽发出的巨大声响。
这两次各别的射击,使人民的惊慌和愤怒到达了极点。没有任何解释为何射击。但听到射击声的人们都想到,进攻开始了,而宫殿就是目标。宫殿之内,任何人都感到最后关头已到来,得毫不犹疑地作出强硬的行动,但谁也决定不了究竟应该如何行动。
我得找出答案,作出决定。但我对世俗事缺乏经验,那样做并不容易。我不惮于死。我不惮于成为中国进攻的牺牲品。我真诚地相信,我的严格的宗教训练给予了我足够勇气面对离开我现身今世的任何不测,并且毫无牵挂。我那时感到,如同我一直感到,我只不过是一个必死的生命和作为我精神不朽主宰的工具而已,而一个必死的框架的结束并非多么重要的后果。但我知道,我的人民和政府官员不能分享我的感受。对于他们,达赖喇嘛的人生是极为宝贵的。他们相信,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和西藏人民的生活方式,这对他们而言比任何别的东西更为亲切。他们信服,如果我的身体消灭在中国人的手里,西藏的生命也会告终。
一当中国枪炮放出死亡的警告后,宫殿里的每一位官员和围绕宫殿的浩大的人群中的每一谦卑的成员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必须拯救我的生命,我必须离开宫殿,离开城市。这项决定决非小事,固然危险性很大,而且整个西藏的未来依赖着它。能否逃脱尚不可肯定----阿沛向我们确保那是不可能的。假如我逃出了拉萨,我去哪,又如何取得庇护？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出走了,中国人会摧毁我们的圣城,屠杀我们的人民吗？或者,当人们听说我逃出宫殿,会撤离,因而可以拯救一些生命吗？我们让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压倒了。一切都是不置可否,除了我的人民在中国人疯狂的毁灭和屠杀开始之前想把我转移出去的焦虑。这是我在作出决定时唯一明确的方向。如果我决定留下来,我会增添我的人民和我最亲近的朋友们的苦恼。我决定出走。我几乎不用祈求指导便接受了。
我们不知道走向何处,旅程又如何结束,但所有最接近我的人都要求一起走;包括在场的四位噶厦成员、我的经师们、我的私人随员、警卫,当然还有我的家庭里最亲近的成员。我母亲在动乱伊始,便来到罗布尔卡,携带着我的小弟弟----那位两岁时死去但后来再转生的弟弟。与我的警卫司令格松代本结婚的姐姐也在这里。我的两个哥哥在美国,另一个在印度----我的妹妹也在那里,在大吉岭上学。
这里有一大帮人,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协助。但我们得使之保密,不仅向中国人,也向外面的人群。有人怀疑人群里可能有中国特务。此外,假如人群得知我的出走,几千人会跟来保护我,而中国人一定会看出来,屠杀也就会立即开始。
我和我的噶伦们与群众领导商议,他们立即明白,这得在不告诉选出他们的人民群众的情况下进行。他们向我提供了最好的合作。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放在罗布尔卡,并指示到第二天才能发出去。我在信里再次请求他们不要开火,除非受到进攻,并答应他们,一当我离开迫在眉睫的危险和现在处境的约束,我便会给予更详细的指令。
没有时间些携带不是十分必要的东西,我们得在黎明之前远远地离开拉萨。噶伦们携带了我的办公室的印鉴、噶厦印章以及一些碰巧放在罗布尔卡的文件。大多国家文件都放在噶厦办公室,或是布达拉宫,而这些得放弃。我的私人财物也一并放弃。我所能拿的是两、三件用以换洗的喇嘛法袍。我们无法去财务部要些钱,或到布达拉宫拿些我所承袭下来的无数的珍珠财宝。
我决定分小组离开。首先必须渡河。罗布尔卡和中国营地都接近河的北岸,我们只有从南岸才有走脱的机会。
一个寺院的管家随我们一起,他被派出,先渡过河去,在那边安排马匹和伴随人员。西藏军队第二营指挥多杰达度约带一百名士兵,警卫罗布尔卡东北部一个河道狭窄、相对容易横渡的地点。早期的整个计划几乎都在灾难中结束。这批人马刚走出半英里,就看见了一支中国巡逻队,显然为了同样的地方点而来。他们立即架好轻机枪,连开了五枪。那一急中生智挽救了处境。中国人知道河附近有武装的康巴人,他们在黑暗中也看不出这行西藏人有多少及其真相;他们撤退到不远处的营房,保全性命。
当一切准备就绪,我来到马哈迦拉经堂。每逢我出远门,我一直是来这经堂道别的。僧人们尚在那里,不断祷告,他们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我在佛龛前呈上哈达以示再见。我知道他们会疑惑我何以这样做;但我也知道他们永远不会表达惊讶。
我离开经堂时,碰见了我的高级官员、总堪布和格松代本。侍从官和总堪布都穿着普通平民衣饰。他们出外几天常是这般衣着打扮,但我之前不曾见过他们如此装扮。我们同意十点锺在内墙门口见面。我们对好表。我之后到别的几个经堂去加持它们,然后回到我自己的房问。我在那里独自等候。
正当等候时间到来的时候,知道我母亲、姐姐和小弟弟都将离去。我同意让他们先走。他们比我们中的其它人离开宫殿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住在黄色的内官墙外。我母亲和姐姐打扮成康巴族男人。我在下一批走。
他们给我预备了一套士兵服装和一顶皮帽。在大约九点钟,我脱下僧服,穿上这些服饰。我穿着套陌生的衣服,最后一次来到我的经堂。我在宝座上坐下,翻开一本放在椅前的佛陀教导的书,揭到释迦佛让弟子们要勇敢的一例。然后,我阖上书,加持这间房屋,关上了电灯。我一走出去,我的头脑一洗所有的思虑。我意识到自己落在地板上敲打大地的尖锐的脚步声和在寂静中闹钟的嘀嘀答答声。
一位土兵在我的屋子的内门口等着我,另外一个在外门口等候。我从其中一人手里接过步枪,扛在肩上,完成了伪装。士兵们跟着我,我走过了那座有着我许多生活中幸福的记忆的漆黑的花园。
格拉代本(德合拉)命令站在花园门口和内墙门口的士兵们散开。他在第一道门口碰见我,我的另两位随从在第二道门与我相见。当我们穿过靠近马哈迦拉寺的神圣图书馆时,我们摘帽以示敬意和道别。我们所有人穿过花园,走向外墙,总堪布、侍从官和警卫司令在前,我自己和另外两位士兵跟在后面。我摘下眼镜,想没有眼镜人们会认不出我来。
大门关闭着。我的侍从官走上前,对警卫说他要出巡查一阵子。他们向他敬礼,并打开了沉重的锁。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任何正式的游行仪式,便走出罗布尔卡的大门,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九年前我流亡亚东时那一次。当我们到达大门口,在黑暗中依稀可见仍然在守卫着的我的人民,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位谦卑的士兵,我昂首阔步走了出去,迈向前面漆黑的大道。
第十一章:逃亡
我们走到河边,遭遇了人群,我的侍从官停下来跟他们的领导人谈话。其中一些人得到警告,说我今晚离开,当然人群总的来说并不知道。他们谈话的时候,我站着等候,努力装出一个士兵的模样。夜并不漆黑,但我没有眼镜却看不分明,我也分辨不出,人们是否会怪模怪样地看着我。在谈话结束时,我很高兴。
我们来到河岸边的过渡地点,得在杂生着黑色灌木丛的白沙岸上走下去。总堪布是条大汉,他带了一把巨大的剑,我确信他会随时用来摧毁点什么。至少,他在每一丛灌木里,表现出十分威胁性的态度。但没有任何灌木丛窝藏有敌人。
我们乘皮筏横渡。在河的封岸与我的家人会合。我的噶伦们和经师们躲在一辆卡车的防水布架下,出了罗布尔卡,也在那里赶上了我们。等待我们的还有约三十名康巴人及其三位领导人,包括贡噶桑添、登巴塔吉和一个十分勇武,叫旺促泽仁的二十岁男孩。一个叫罗桑伊西的青年也在那儿。他是被带往北京学习的学生当中的一个,他在北京学习五年,始终抵制中国的思想教化。他死于两天后的战门之中。
我们和这些领导人交换了哈达。他们如同在任何别的情况下一样,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那位寺院管家为我们所有人征集了马,但他无法拿到好马鞍。一阵匆匆的抵声问候,我们便毫不宕廷地骑马走了。前头的几英里可能是最危险的。
那里没有公路,只有一条窄窄的从河上的山边穿绕的石道。石边可以看见中国军营的灯火。我们很容易被发现,谁也看不清,在我们下面漆黑的河岸一带,他们布置了怎样的巡逻哨。在更接近的地方,我们穿过了一座岛屿,这里中国人一直甚至在夜间开卡车来石场收集石头。如果其中一辆到来,我们就会让车灯照住。我们一路走下去,几乎看不见路。马蹄踩在一石头上发出叮叮之声似乎非常亮。我们惧怕巡逻兵可能会听到,但我们得赶路。我曾迷过一次路而不得不调转马头往回走。然后,我们看见后面忽闪忽灭的手电筒光,好像中国人快要追上我们了;但那是西藏士兵在引导那些走错了路,完全迷失了的其它人。
我们成功地穿过了那一危险地带,并在河岸下游三英里处会合。以下的河道十分浅,卡车可以径直开过来。如果中国人也处在警惕之中,他们可能开车到河的对岸,把我们截断。因此,一位军官和几位士兵留在那里等候。别的人则马不停蹄,远离了城市,进入了安宁与空漠的旷野里。
我们在很长的一段路上,压根儿看不出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大约凌晨三点,一只狗吠叫着,我们看见了前面的一间房屋。我派侍从官去打听我们在哪和屋主是谁。他摸清这地方叫南丫岗。主人是一个十分单纯与善良的人,我们两位陪同早已通知他们等待迎接一位十分重要的客人。我当时已精疲力尽,在那里小憩了一会。这是许多寒伧的、供我身的西藏房屋主们都置危险于度外,有人知道,而有人不知道我是谁。
那位可钦可佩的二十岁康巴族领导人旺促泽仁离开了我们,带领他的400名手下保卫我们,抵抗来自河边的攻击。他已调动两、三百别的康巴人防御我们的道路。
当我离开罗布尔卡,以及在第一个阶段狂热的旅行中,我并没有想到直接去印度。我依然希望能留在西藏的某个地方。在任何情况下,走任何一条由拉萨西南方去印度的通道都有问题,因为那里肯定为中国人严加戒备。我们改而从拉萨朝南和东南方直下。朝这方向,是一片没有路的广大的山地,中国军队会难于以任何力量穿透其中。而这几乎是不可攻取的地区也是康巴人和别的加入他们当中成为游击队员的总根据地。这条山路,从这些山脉的中心,穿过喜马拉雅山主脉,伸展至前沿,南下不丹,并由此到达印度。这些山路几世纪以来一直被西藏和不丹通商者所使用。因此,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我们总还有一条后路。
但在我们到达这一山脉,进入庇护之地之前,我们得横渡辽阔的普拉马普达河,这条河在西藏称为赞普河。在我们到达河边之前,我们先得穿越一道高高的关溢:泽拉。目前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如果中国人发现我已出走,他们会沿赞普河一带布置巡逻队;因此我们得推进,尽可能快地渡河。
我们在大约早晨八点到达泽拉山脚,停在那里喝茶。太阳刚刚升出山峰,给我们后面的高原镀上了光彩。但是当我们开始爬上这长长的令人疲惫的山道,到达关隘时,我们尚在山的阴影里。山道粗糙、陡峭,引着我们高高地翻到雪线以上。一些马和骡子落在后面。但一位叫塔什罗布 的老人振奋了我们的精神;他在我们爬山时加入我们,并送给我一匹纯白的骏马。我感激地接受了,我们所有人都很高兴,因为西藏人把这一礼物视为非常吉祥的征兆。
「泽拉」意思是沙隘。山顶之后可见的是一道陡峭的河坡,我们下马而沿这一多风的河坡跑下来。但我们花掉了三、四个小时穿过这关隘。当我们下到赞普河谷的地平线时,风暴突作,卷着浓浓的灰雾,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但这倒是个安慰,如果中国人在那里巡逻,他们也会一无所见。
我们在关隘脚下,看不到任何居民;但我们知道十英里以东的河下游有一只渡船。那是唯一河的工具,因此我们得在中国人到达之前,把握这一机会。但一切顺利进行。横渡过遥远的河的对岸,便是一个叫吉唐的小村庄。吉唐意思是幸福谷地。摆渡过摇到对岸,我们看到一大群人聚在那里,接待我们。我们上前去,可以从他们中间辨出康巴战士。以及戴着白色和黄色的袖章的农民们----加入康巴的志愿军战士。我们一上岸,他们便听到拉萨事件,并为之深深苦恼。当我们骑马而去时,我看见许多人都在哭泣。吉唐是我们路上穿过的第一座村庄;也许是事实,也许是它的名字,使我骑马而去时倍感凄凉。我想到,正是我们西藏人民在自己幸福的谷地里,几世纪以来生活在完美的和平与和谐之中;而现在,可怕的恐惧矗立在他们的面前,威胁着他们得以生存的一切。然而,他们道德崇高,不屈不挠。我明白,不管我是否求助于他们,他们都会以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
有我们后面的河流和勇敢的人民,我们那一刻才苟安于追击。我们来到一个叫日未的寺院,快定在那里宿夜。我们那天下午四点钟到达那里。我们已一直奔驰了将近十八个小时,只有极其短暂的少憩,我们自己连同马都己不能走得再远。我们休息时,越来越焦急于后面的那行人;但到晚上九点钟之前,他们最后的一个也来了。
我的噶伦们当晚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阿沛,一封给珊达波强,即那两位留在拉萨的噶伦们,策励他们为西藏竭力而为,并说,我们决不怀疑,所有人都分享着同样的对我们国家自由的希望。
到那时,我们人数已增到100人,还有大约350名西藏士兵和至少五十名游击队员伴随。一支约100人的分队从日未派往西南保护我们,以防中国从去印度的要道方向到来。其余人则连续策马五天,取道狭窄的古代西藏典型的石道,进入山派中心。我们白天分成几组,晚上投宿于村庄或寺院。有时,我们没有游击队领导伴随。他们来来去去,以与生活在山脉之中的孤立的游击支队保持联系。我们明白,我们在不曾看见过的、忠诚而意志坚定的人们的保卫之下。并非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在保卫谁。宿夜日未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逗留在一个多波曲可的大村子里,这里游击队继续着与中国侵略者决死的战门。全村子里的游击队员都出来欢迎我们。但多数人都认不出穿着这身不熟悉的衣服的我来;附近寺院的多数僧人们也认不出我来。
在这五天的行进期间,我们的计划越来越明确。我们决定在一个叫切尼的地方逗留一天,争取时间来讨论未来。并向拉萨的官员们、康巴人和别的游击队传达指示。我们计划朝西走到一个叫鲁泽宗的地方。此地离边境不远。它拥有那地区最大的保垒之一,而且与别的南部西藏地区有着良好的联络。我们认为应该留在那里,努力与中国开展和平谈判。我们希望,当我逗留在西藏时,中国人也许可以看出在达成协议中所有的好处,也许会制止他们轰击拉萨。
我们安全到达切尼。两天前,我让弟弟加入我们这组,使我母亲和姐姐能因不带他而走得快些。他们确乎走得快些了,不久就走出我们前一大段,为另一支康巴小队护送着,我们直到很晚以后的一站才再见到他们。我得知他们相对此较安全,才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们携带了一部装电池的收音机,收听有可能收听到的新闻报告,以期听到有关拉萨的消息。我想,我们是在切尼第一次听到拉萨被提及。那是美国之音,但它只报道城市里的不安宁,并补充说我的下落不明。
我们在切尼的一所小寺宿夜,但每一个人都建议我们再走一程----到另一个叫冲吉日得成寺才歇息,因为那是一个较大的地方,我们可以比较容易与听游击队领导们接头。因此,我们再次上马,走了八个小时。但在我们结束旅程之前,我们的计划再次被迫改变,因为有关拉萨事件的消息开始赶上了我们。
我们离开切尼不久,看见一队骑马的人朝我们而来。当他们到来时,我们从他们之中认出了则本南塞林。这名官员,七个月前由噶夏派去劝康巴族放弃武装抵抗,而加入了康巴人,再也没有回到拉萨。我们停了下来;我和他长谈。他向我详细讲述了中国军队的战略和康巴族与他们发生过的战门。但他带来了不幸的消息,拉萨遭到轰炸。
他只是间接听到这一消息。但不久,一封来自我的私人秘书肯冲塔喇的信送到了我的手里。我最后一次在拉萨见到他,但信是从拉姆寺写来的。他直到炮击开始后才离开拉萨。他本人受了伤,他在罗布尔卡为一块弹片击中。我们从他和以后几天的别的见证人那里,得以重组我所如此艰难地门争以期避免的灾祸的整个事件。
炮击是在三月二十日凌晨两点开始,也就是在我离开后的四十八小时,在他们发现我的出走之前。他们整天轰炸罗布尔卡,然后把大炮转向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和附近的寺院。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拉萨人丧生,但在罗布尔卡内外便可见到几千具尸体。罗布尔卡内的一些主建筑物事际上被摧毁,所有的其它建筑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只有马哈达拉经堂才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城里的房屋遭到毁灭,或者纵火,主寺的金顶都穿了洞,旁边的许多经堂夷为废墟。布达拉宫西侧受到严重的毁坏,我曾使用过的部分房间被毁坏,被摧毁的还有政府学校、正门、军队指挥部以及别的索尔村的房屋。一块炮弹甚至落到安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黄金陵灵塔的房子里。西藏医学院卓波里几乎完全倒塌。色拉大寺也发生了同样的彻底的毁败。
在第一天的末尾,当罗布尔卡死尸遍地,成为一块被废弃的、浓烟滚滚的废墟时,中国人进入其中。一些在中国军营里的西藏人,如阿沛十分焦急于我的命运。当晚,发现中国人在尸体之间走来走去,检验死者的面容,特别是僧人的。夜间报告带回军营,说我已失踪。
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做？他们相信我还在里面,夷平罗布尔卡,显然他们并不在乎是否杀死我。当他们发现我不在那里,不知死活,则继续轰炸城市和寺院。因此他们蓄意枪杀我们几千名人民,而他们仅仅以棍棒,刀子和一些短程武器来抵抗大炮,不大可能防御他们自己,也不会给中国军队多大创伤。我们听到这一可怕的消息即明白,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人民,但并非是特别富庶的,或者统治阶级,而是我们的普通人民,终于在八年前开始的人侵以来,使中国人信服,他们永远不会乐意接受其迥异的统治。因此,中国人试图以毫不仁慈的屠杀来吓他们,使之违心地接受其迥异的统治。因此,中国人试图以毫不仁慈地屠杀来恐吓他们,使之违心地接受这一统治。
我从平静的回顾中看出,在那一刻,我是应无可避免地离开我的国家。假使我留下来,我并不能为我的人民作点什么,中国人最终会捕获我。我所能作的一切是到印度去,向印度政府要求庇护,并在那一个地方,献身我自己,为我的人民保存着不灭的希望。然而,这一想法是如此之不受欢迎,我依然无法使自己接受它。我们朝鲁泽宗挺进,依然怀着仅仅是逐渐消逝的希望,即我们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政府中心。
我们来到河岸边的过渡地点,得在杂生着黑色灌木丛的白沙岸上走下去。总堪布是条大汉,他带了一把巨大的剑,我确信他会随时用来摧毁点什么。至少,他在每一丛灌木里,表现出十分威胁性的态度。但没有任何灌木丛窝藏有敌人。
我们乘皮筏横渡。在河的封岸与我的家人会合。我的噶伦们和经师们躲在一辆卡车的防水布架下,出了罗布尔卡,也在那里赶上了我们。等待我们的还有约三十名康巴人及其三位领导人,包括贡噶桑添、登巴塔吉和一个十分勇武,叫旺促泽仁的二十岁男孩。一个叫罗桑伊西的青年也在那儿。他是被带往北京学习的学生当中的一个,他在北京学习五年,始终抵制中国的思想教化。他死于两天后的战门之中。
我们和这些领导人交换了哈达。他们如同在任何别的情况下一样,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那位寺院管家为我们所有人征集了马,但他无法拿到好马鞍。一阵匆匆的抵声问候,我们便毫不宕廷地骑马走了。前头的几英里可能是最危险的。
那里没有公路,只有一条窄窄的从河上的山边穿绕的石道。石边可以看见中国军营的灯火。我们很容易被发现,谁也看不清,在我们下面漆黑的河岸一带,他们布置了怎样的巡逻哨。在更接近的地方,我们穿过了一座岛屿,这里中国人一直甚至在夜间开卡车来石场收集石头。如果其中一辆到来,我们就会让车灯照住。我们一路走下去,几乎看不见路。马蹄踩在一石头上发出叮叮之声似乎非常亮。我们惧怕巡逻兵可能会听到,但我们得赶路。我曾迷过一次路而不得不调转马头往回走。然后,我们看见后面忽闪忽灭的手电筒光,好像中国人快要追上我们了;但那是西藏士兵在引导那些走错了路,完全迷失了的其它人。
我们成功地穿过了那一危险地带,并在河岸下游三英里处会合。以下的河道十分浅,卡车可以径直开过来。如果中国人也处在警惕之中,他们可能开车到河的对岸,把我们截断。因此,一位军官和几位士兵留在那里等候。别的人则马不停蹄,远离了城市,进入了安宁与空漠的旷野里。
我们在很长的一段路上,压根儿看不出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大约凌晨三点,一只狗吠叫着,我们看见了前面的一间房屋。我派侍从官去打听我们在哪和屋主是谁。他摸清这地方叫南丫岗。主人是一个十分单纯与善良的人,我们两位陪同早已通知他们等待迎接一位十分重要的客人。我当时已精疲力尽,在那里小憩了一会。这是许多寒伧的、供我身的西藏房屋主们都置危险于度外,有人知道,而有人不知道我是谁。
那位可钦可佩的二十岁康巴族领导人旺促泽仁离开了我们,带领他的400名手下保卫我们,抵抗来自河边的攻击。他已调动两、三百别的康巴人防御我们的道路。
当我离开罗布尔卡,以及在第一个阶段狂热的旅行中,我并没有想到直接去印度。我依然希望能留在西藏的某个地方。在任何情况下,走任何一条由拉萨西南方去印度的通道都有问题,因为那里肯定为中国人严加戒备。我们改而从拉萨朝南和东南方直下。朝这方向,是一片没有路的广大的山地,中国军队会难于以任何力量穿透其中。而这几乎是不可攻取的地区也是康巴人和别的加入他们当中成为游击队员的总根据地。这条山路,从这些山脉的中心,穿过喜马拉雅山主脉,伸展至前沿,南下不丹,并由此到达印度。这些山路几世纪以来一直被西藏和不丹通商者所使用。因此,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我们总还有一条后路。
但在我们到达这一山脉,进入庇护之地之前,我们得横渡辽阔的普拉马普达河,这条河在西藏称为赞普河。在我们到达河边之前,我们先得穿越一道高高的关溢:泽拉。目前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如果中国人发现我已出走,他们会沿赞普河一带布置巡逻队;因此我们得推进,尽可能快地渡河。
我们在大约早晨八点到达泽拉山脚,停在那里喝茶。太阳刚刚升出山峰,给我们后面的高原镀上了光彩。但是当我们开始爬上这长长的令人疲惫的山道,到达关隘时,我们尚在山的阴影里。山道粗糙、陡峭,引着我们高高地翻到雪线以上。一些马和骡子落在后面。但一位叫塔什罗布 的老人振奋了我们的精神;他在我们爬山时加入我们,并送给我一匹纯白的骏马。我感激地接受了,我们所有人都很高兴,因为西藏人把这一礼物视为非常吉祥的征兆。
「泽拉」意思是沙隘。山顶之后可见的是一道陡峭的河坡,我们下马而沿这一多风的河坡跑下来。但我们花掉了三、四个小时穿过这关隘。当我们下到赞普河谷的地平线时,风暴突作,卷着浓浓的灰雾,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但这倒是个安慰,如果中国人在那里巡逻,他们也会一无所见。
我们在关隘脚下,看不到任何居民;但我们知道十英里以东的河下游有一只渡船。那是唯一河的工具,因此我们得在中国人到达之前,把握这一机会。但一切顺利进行。横渡过遥远的河的对岸,便是一个叫吉唐的小村庄。吉唐意思是幸福谷地。摆渡过摇到对岸,我们看到一大群人聚在那里,接待我们。我们上前去,可以从他们中间辨出康巴战士。以及戴着白色和黄色的袖章的农民们----加入康巴的志愿军战士。我们一上岸,他们便听到拉萨事件,并为之深深苦恼。当我们骑马而去时,我看见许多人都在哭泣。吉唐是我们路上穿过的第一座村庄;也许是事实,也许是它的名字,使我骑马而去时倍感凄凉。我想到,正是我们西藏人民在自己幸福的谷地里,几世纪以来生活在完美的和平与和谐之中;而现在,可怕的恐惧矗立在他们的面前,威胁着他们得以生存的一切。然而,他们道德崇高,不屈不挠。我明白,不管我是否求助于他们,他们都会以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
有我们后面的河流和勇敢的人民,我们那一刻才苟安于追击。我们来到一个叫日未的寺院,快定在那里宿夜。我们那天下午四点钟到达那里。我们已一直奔驰了将近十八个小时,只有极其短暂的少憩,我们自己连同马都己不能走得再远。我们休息时,越来越焦急于后面的那行人;但到晚上九点钟之前,他们最后的一个也来了。
我的噶伦们当晚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阿沛,一封给珊达波强,即那两位留在拉萨的噶伦们,策励他们为西藏竭力而为,并说,我们决不怀疑,所有人都分享着同样的对我们国家自由的希望。
到那时,我们人数已增到100人,还有大约350名西藏士兵和至少五十名游击队员伴随。一支约100人的分队从日未派往西南保护我们,以防中国从去印度的要道方向到来。其余人则连续策马五天,取道狭窄的古代西藏典型的石道,进入山派中心。我们白天分成几组,晚上投宿于村庄或寺院。有时,我们没有游击队领导伴随。他们来来去去,以与生活在山脉之中的孤立的游击支队保持联系。我们明白,我们在不曾看见过的、忠诚而意志坚定的人们的保卫之下。并非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在保卫谁。宿夜日未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逗留在一个多波曲可的大村子里,这里游击队继续着与中国侵略者决死的战门。全村子里的游击队员都出来欢迎我们。但多数人都认不出穿着这身不熟悉的衣服的我来;附近寺院的多数僧人们也认不出我来。
在这五天的行进期间,我们的计划越来越明确。我们决定在一个叫切尼的地方逗留一天,争取时间来讨论未来。并向拉萨的官员们、康巴人和别的游击队传达指示。我们计划朝西走到一个叫鲁泽宗的地方。此地离边境不远。它拥有那地区最大的保垒之一,而且与别的南部西藏地区有着良好的联络。我们认为应该留在那里,努力与中国开展和平谈判。我们希望,当我逗留在西藏时,中国人也许可以看出在达成协议中所有的好处,也许会制止他们轰击拉萨。
我们安全到达切尼。两天前,我让弟弟加入我们这组,使我母亲和姐姐能因不带他而走得快些。他们确乎走得快些了,不久就走出我们前一大段,为另一支康巴小队护送着,我们直到很晚以后的一站才再见到他们。我得知他们相对此较安全,才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们携带了一部装电池的收音机,收听有可能收听到的新闻报告,以期听到有关拉萨的消息。我想,我们是在切尼第一次听到拉萨被提及。那是美国之音,但它只报道城市里的不安宁,并补充说我的下落不明。
我们在切尼的一所小寺宿夜,但每一个人都建议我们再走一程----到另一个叫冲吉日得成寺才歇息,因为那是一个较大的地方,我们可以比较容易与听游击队领导们接头。因此,我们再次上马,走了八个小时。但在我们结束旅程之前,我们的计划再次被迫改变,因为有关拉萨事件的消息开始赶上了我们。
我们离开切尼不久,看见一队骑马的人朝我们而来。当他们到来时,我们从他们之中认出了则本南塞林。这名官员,七个月前由噶夏派去劝康巴族放弃武装抵抗,而加入了康巴人,再也没有回到拉萨。我们停了下来;我和他长谈。他向我详细讲述了中国军队的战略和康巴族与他们发生过的战门。但他带来了不幸的消息,拉萨遭到轰炸。
他只是间接听到这一消息。但不久,一封来自我的私人秘书肯冲塔喇的信送到了我的手里。我最后一次在拉萨见到他,但信是从拉姆寺写来的。他直到炮击开始后才离开拉萨。他本人受了伤,他在罗布尔卡为一块弹片击中。我们从他和以后几天的别的见证人那里,得以重组我所如此艰难地门争以期避免的灾祸的整个事件。
炮击是在三月二十日凌晨两点开始,也就是在我离开后的四十八小时,在他们发现我的出走之前。他们整天轰炸罗布尔卡,然后把大炮转向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和附近的寺院。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拉萨人丧生,但在罗布尔卡内外便可见到几千具尸体。罗布尔卡内的一些主建筑物事际上被摧毁,所有的其它建筑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只有马哈达拉经堂才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城里的房屋遭到毁灭,或者纵火,主寺的金顶都穿了洞,旁边的许多经堂夷为废墟。布达拉宫西侧受到严重的毁坏,我曾使用过的部分房间被毁坏,被摧毁的还有政府学校、正门、军队指挥部以及别的索尔村的房屋。一块炮弹甚至落到安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黄金陵灵塔的房子里。西藏医学院卓波里几乎完全倒塌。色拉大寺也发生了同样的彻底的毁败。
在第一天的末尾,当罗布尔卡死尸遍地,成为一块被废弃的、浓烟滚滚的废墟时,中国人进入其中。一些在中国军营里的西藏人,如阿沛十分焦急于我的命运。当晚,发现中国人在尸体之间走来走去,检验死者的面容,特别是僧人的。夜间报告带回军营,说我已失踪。
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做？他们相信我还在里面,夷平罗布尔卡,显然他们并不在乎是否杀死我。当他们发现我不在那里,不知死活,则继续轰炸城市和寺院。因此他们蓄意枪杀我们几千名人民,而他们仅仅以棍棒,刀子和一些短程武器来抵抗大炮,不大可能防御他们自己,也不会给中国军队多大创伤。我们听到这一可怕的消息即明白,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人民,但并非是特别富庶的,或者统治阶级,而是我们的普通人民,终于在八年前开始的人侵以来,使中国人信服,他们永远不会乐意接受其迥异的统治。因此,中国人试图以毫不仁慈的屠杀来吓他们,使之违心地接受其迥异的统治。因此,中国人试图以毫不仁慈地屠杀来恐吓他们,使之违心地接受这一统治。
我从平静的回顾中看出,在那一刻,我是应无可避免地离开我的国家。假使我留下来,我并不能为我的人民作点什么,中国人最终会捕获我。我所能作的一切是到印度去,向印度政府要求庇护,并在那一个地方,献身我自己,为我的人民保存着不灭的希望。然而,这一想法是如此之不受欢迎,我依然无法使自己接受它。我们朝鲁泽宗挺进,依然怀着仅仅是逐渐消逝的希望,即我们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政府中心。
第十二章 流亡
我们继续朝前,一路比以前更加凄凉。我尚年轻力壮,但我们伙伴中年长的人开始受到这快速旅行的影响,而最可怕的路尚在前面。
但在我们离开冲吉之前,我有了愉悦的机遇见到更多的康巴领导,并与他们坦率地交谈。尽管我反对暴力,我还是极其钦佩他们为了我们的自 由、文化和宗教所继续坚持的恐怖的战门。我感谢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而且在私人方面,感谢他们对我的保护。我请求他们不要因为政府在公告中把他们说成是反动派和土匪而愤怒,并告之中国如何之授此指令,而我们又是如何被迫颁布这个公告。我到那时已不能够真诚地奉劝他们避免暴力。为了战门,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家和一个安宁的生活所有的安慰与利益。现在,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唯有坚持战门,而我什么也不能提供。我告诉他们不要使用暴力,除非是在山脉里防御他们自己的位置。我得以警告他们,我们来自拉萨的报告已表明中国正计划进攻他们所扎营的部分山地,因此,一当他们认为可以离开我,他们就应当回到自己的防御。
许多僧俗官员也在那里等着见我,但我们得缩短时间,因为中国人依然可以在我们接近有任何退路之前,从另条路上包抄上来,截断我们。我们在山脉中心又穿行了一周,我们这一周的每一天都得穿越一座关隘。谷地和低处的积雪已经消融,道路常泥泞和水滑。但山路有时把我们带到19000英尺的高度,那里尚是冰雪之地。道路是由旧时顽强的山地通商者所开辟,而路程对于常住拉萨的人们则更为艰难与漫长。
离开冲吉后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宿夜于我的正经师曾为高僧的寺院。第二天,我们得翻过尤其高耸、陡峭而艰难的雅多它拉关。部份马翻不过去,我和小组里别的人得牵着马走。但是,我们在山顶之上吃惊地发现了一个肥沃的高原,旄牛在那里吃草,还有一面湖,结了薄冰,湖北是一座非常高的雪山。十一个小时艰难的骑马攀爬之后,我们十分疲惫,坐腿疼痛,到达了一个叫伊春多扬的小地方。此地在西藏是如此著名,以致于有一首谚语谈到它:「做动物生在一个有草有水的地方,也比伊春多场好。」那是块荒凉的土地,只有四、五百人。它一直为疾风骤雨所困扰,四周的土地是灰色的沙粒。因此,没有任何耕地没有草或是柴火。人们一直贫穷,但幸福,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看待面前贫困。他们张开怀抱欢迎我们,而我们十分感激于分享他们寒伧的家。我的一些旅伴无法住进屋里,也很感激能歇息在牲蓄棚里。
到那时,我们已行走了一周。当然,我知道,我的海外朋友们会十分关心拉萨的动乱,急于了解我发生什么。但当我们门争着向前时,谁也不知道我们的逃亡已成为全世界报刊的头条新闻,而且远在欧洲与美洲的人们在兴味浓郁地等待着。听闻我是否安全的讯息。但即使我们知道,也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工具与任何人通讯联络。
但是,我们在路上听到中国人宣告解散我们的政府,我们对此才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当然,他们没有权利,法定的或者别的,来解散我的政府。 事实上,他们打破了他们在十七条中所至今保持了的唯一的一条:即对不改变我的地位的承诺。现在这已被宣告,我们想到有这样的危险,那些孤立地区的西藏人可能会认为那是在我的默认下作出的。在我们看来,最好的办法似乎并不是简单地否认这一宣告,而是创立一个新的临时政府。我们快定一到违鲁泽宗就这么办。那是远在前面两站路的地方。我们早晨五点离开伊春多扬,面临了另一道高从的关隘,它拉。我们再次攀升,牵着我们的马,高涉出雪线之上。那是艰难的又一天,十小时跋涉于溜滑的石道,然后到达了一处叫索巴那的地方。但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寺院,有了比前夜更舒适的食宿。
我们第二天到达鲁泽宗。宗是藏文要塞的意思,鲁泽宗是一座石崖上的巨大建筑,好像一个具体而微小的布达拉官。我们到来时,那地方官员和领导人在石路上接待我们。当我们接近时,一队在宗的平台上吹奏宗教音乐的僧人乐队出来欢迎我们。一千多人站在路的两边焚烧香火。我们进入宗内,为我们的安全到达举行了一次谢恩法会。
之后,我们举行大型法会,隆重庆祝我们新创造的临时政府。僧侣、俗官、村庄头人以及许多别的人都在宗的二楼加入我们,带着经典和合适 的象征物。我从僧人们手里接过传统的权威象征物,在场的喇嘛们、包括我的经师们都在念唱着登基祷词。法会结束时,我们来到下面的一楼,我的噶伦们和本地领导人都聚结在那里。临时政府的成立宣言在集会前宣读,我在宣言本上正式签名,并送往西藏各地。仪式在「卓西」,即「吉祥繁荣」舞蹈中结束。
我们在这些愉快的仪式中度过了三个小时,所有人都忘却了我们迫在眉睫的危难和悲剧。我们感到作了一件有益于西藏未来的事。
我们也在那里给班禅喇嘛送去一封信,给他的寺院扎什伦布送去贡品。接习俗,我应当在接受最终考试的一两个月前送去这些贡品,但我那时无法做到。
有关中国行动的传说也到来,他们似乎正准备进攻我们。因此,我们从那显眼的「宗」地方向前转移,到稍远一点的寺院。我们在那里召开了一次会议。所有人到那时都承认对我们而言极不愉快的事,就是不管我们想停留在山脉中的什么地方,中国人都可以把我们赶出来,而我在那里最终只可能道致更多的战门,以及更多的试图来保护我的勇敢的人民生命的牺牲。因此,我们最终作出决定,在我们前面派出官员,带着信息,去边境,向印度政府要求庇护。我们不想在得到允许之前穿越边境。我们告诉他们向印度领土挺进,并找到最近的可以接受这一资讯并往送德里的印度官员。然后,他们应等回音,并带回音,并返回边界。这队人从正午起全速向边界驰骋而去。沿直线走,我们到达那里得走上六十英里的路,而面临烈风,那也许相当于双程的距离。
我们从早晨五点跟着他们。越靠近边境,我们的路越难走,我们在几天期间,遭到连续的暴风雪、刺眼的雪花和暴风雨的袭击。那一天,有三条支路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一个叫觉拉的村庄。我选择了有着高耸的关隘拉果拉的一条,但到了山顶便穿行在暴风雨里。天气严寒。我们的手掌和指头都麻木了,睫毛也冰冻了。我的弟弟尤其艰难;那些在路上长了胡子的人胡子上都结了冰。但我们没有别的衣服,唯一保暖的方法是涉行。因此,我们再次牵着马走。我们尽可能设法少用马,不仅因为西藏人一直这样做,还因为有许多的路要走,而只有如此之少的饲料。那就是我们在路上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让我们别国朋友这么久地迷惑于我们的所在的一个原因。
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前,我们爬完关隘,停下歇息。我们吃面包,喝开水和瓶装牛奶,这些似乎非常可口。我的一位噶伦和两位经师走另一条路,稍长一点,但关隘稍稍低一些,而一些士兵则送往第一路。我们都期望两位经师能设法在下午三点锺,与我们一起到达觉拉。经师们来得稍晚一些;而我们终于在那里赶上了我母亲和我姐姐。他们走另一条简易得多的路,而且走得这么快,还得以在我登基时送给我家的庄园里度过了两天。
觉拉人民热烈欢迎我们。第二天,我们在凌晨四点再度启程。现在是长长的队列,两、三百人,包括士兵和康巴人们。路曾有一小段伸入谷底,但之后开始攀向卡波拉关。天气晴朗,但那里有比我们以前所见的更多的积雪,疾风卷起雪片,扑打着我们的脸。很少人有风镜来遮挡刺眼的雪芒,保护眼睛。别的人为避免雪盲,不得不用采布条,或者许多西藏人盘在头上的长辫子遮盖着眼睛。
也就是在那道关隘上,我们听到了在遥远而赤裸的地方所不曾预料到的声音,极不协调而令人警觉。那是一架飞机。飞机倏然出现,双引擎,沿着我们的道路飞行。我们几百人和马在闪烁的雪地上十分显眼。每个人都下马并分散。多数人蹲在石头后面---士兵取下步枪,一有事变,随时开火。我站在雪被吹散了的一块黑色土地上。飞机直接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没有改航,而且如此之快地消逝,我们看不见上面的标识。
之后,我们对这飞机进行了很长的讨论,如同人们在突如其来的警报安然过去后的一样的反映。我们认为那一定是中国飞机,因为没有别国会飞到这一领域。而且,我们想到,那一定是来找我们的。因为就是中国人在那里也几乎不可能有别的目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被发现。然而,我们几乎难以相信没有被发现。我们继续向前走,带着极不愉快的感觉。中国人己知道我们在哪,以及我们走哪一条路。但是,我们只能分成更多的小组,以防止更多飞机到来,也许它们会进攻我们。这已确证,我必须流亡海外,我短留在西藏的任何地方都会遭到轰炸、或是围攻。
大约正午,我们停下消息,吃饭。几乎一当我们坐下,一阵暴风横扫过来。我们极不舒服,继续向前走,不久之后来到一个广袤的厚厚的积雪的平原。大阳又出来了,没有风镜的人在刺目的雪盲里十分艰难。
又是两天艰难的驰骋,我们到达了最后一个西藏居民点,地名叫「芒芒」。走在我们前头的一位官员在等候我们,并带来了好消息,即印度政府乐意给予我们庇护,事实上,他还看见一位印度官员正在第一个据点初唐木准备接待我们。
我们在芒芒之夜颇有安全感。我们到那时为止,多是除去一件外袍便和衣而睡。现在只有一条路通向这地,而那也是戒备森严。因为我们在支路和正路交界的最后的地方留下了几百名康巴人和士兵。现在除非空袭,中国人无法龙击或截断我们。
但,那里的天气却来与我们作对。我们第一次睡在帐蓬里。天下着倾盆大雨。我的帐篷被浸透。我约在凌晨三点醒来,想把床移到稍干的地方。但这无济于事,我得坐起来,熬过余下的时间。别的多数人,在别的帐篷里也同遭此厄运。我从早晨就感到极不舒服。我们不想向前移动,我病得不能骑马,而在这一天中,病得更厉害了。
我的旅伴把我转移到一间小屋,但它十分肮脏,乌黑而带烟火。而且,整个第二天晚上,我下面屋子底层的畜牲叫着,上面棚子里的公鸡也啼叫着。我因而再度失眠,到第二天早晨几乎动弹不得。在我心情忧郁的时候,我从收音机里听到来自印度的报导,说我跌下马来,受了重伤。除了这会使我的朋友们不快外,我却为这一报道感到兴奋---无论如何,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所避免掉的不幸。
即使我感觉良好,我们也得在芒芒等上一天;因为我们得在那里决定,谁该随我来印度,谁该留在后面。前者在我离开拉萨之前便决定不管我到哪,都跟随着我,但后者仅仅是来保护我,而他们多数人要回到西藏继续作战。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病得不能骑马;然而,我必须转移,以此解除康巴后卫队和士兵们的责任。因此,我的随从扶我上到一头(牛扁)牛宽宽的背上,这是旄牛和黄牛的混血动物,温驯,迈着轻松的步子;而我借助这原始的交通工具,离开了我的国家。
我们的穿越前线并不富于戏剧性。这个国家的两边都是同样的广袤和荒无人烟。我看着它,带着超出我所能表达的程度的病态和不幸的茫然。
但在我们离开冲吉之前,我有了愉悦的机遇见到更多的康巴领导,并与他们坦率地交谈。尽管我反对暴力,我还是极其钦佩他们为了我们的自 由、文化和宗教所继续坚持的恐怖的战门。我感谢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而且在私人方面,感谢他们对我的保护。我请求他们不要因为政府在公告中把他们说成是反动派和土匪而愤怒,并告之中国如何之授此指令,而我们又是如何被迫颁布这个公告。我到那时已不能够真诚地奉劝他们避免暴力。为了战门,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家和一个安宁的生活所有的安慰与利益。现在,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唯有坚持战门,而我什么也不能提供。我告诉他们不要使用暴力,除非是在山脉里防御他们自己的位置。我得以警告他们,我们来自拉萨的报告已表明中国正计划进攻他们所扎营的部分山地,因此,一当他们认为可以离开我,他们就应当回到自己的防御。
许多僧俗官员也在那里等着见我,但我们得缩短时间,因为中国人依然可以在我们接近有任何退路之前,从另条路上包抄上来,截断我们。我们在山脉中心又穿行了一周,我们这一周的每一天都得穿越一座关隘。谷地和低处的积雪已经消融,道路常泥泞和水滑。但山路有时把我们带到19000英尺的高度,那里尚是冰雪之地。道路是由旧时顽强的山地通商者所开辟,而路程对于常住拉萨的人们则更为艰难与漫长。
离开冲吉后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宿夜于我的正经师曾为高僧的寺院。第二天,我们得翻过尤其高耸、陡峭而艰难的雅多它拉关。部份马翻不过去,我和小组里别的人得牵着马走。但是,我们在山顶之上吃惊地发现了一个肥沃的高原,旄牛在那里吃草,还有一面湖,结了薄冰,湖北是一座非常高的雪山。十一个小时艰难的骑马攀爬之后,我们十分疲惫,坐腿疼痛,到达了一个叫伊春多扬的小地方。此地在西藏是如此著名,以致于有一首谚语谈到它:「做动物生在一个有草有水的地方,也比伊春多场好。」那是块荒凉的土地,只有四、五百人。它一直为疾风骤雨所困扰,四周的土地是灰色的沙粒。因此,没有任何耕地没有草或是柴火。人们一直贫穷,但幸福,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看待面前贫困。他们张开怀抱欢迎我们,而我们十分感激于分享他们寒伧的家。我的一些旅伴无法住进屋里,也很感激能歇息在牲蓄棚里。
到那时,我们已行走了一周。当然,我知道,我的海外朋友们会十分关心拉萨的动乱,急于了解我发生什么。但当我们门争着向前时,谁也不知道我们的逃亡已成为全世界报刊的头条新闻,而且远在欧洲与美洲的人们在兴味浓郁地等待着。听闻我是否安全的讯息。但即使我们知道,也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工具与任何人通讯联络。
但是,我们在路上听到中国人宣告解散我们的政府,我们对此才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当然,他们没有权利,法定的或者别的,来解散我的政府。 事实上,他们打破了他们在十七条中所至今保持了的唯一的一条:即对不改变我的地位的承诺。现在这已被宣告,我们想到有这样的危险,那些孤立地区的西藏人可能会认为那是在我的默认下作出的。在我们看来,最好的办法似乎并不是简单地否认这一宣告,而是创立一个新的临时政府。我们快定一到违鲁泽宗就这么办。那是远在前面两站路的地方。我们早晨五点离开伊春多扬,面临了另一道高从的关隘,它拉。我们再次攀升,牵着我们的马,高涉出雪线之上。那是艰难的又一天,十小时跋涉于溜滑的石道,然后到达了一处叫索巴那的地方。但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寺院,有了比前夜更舒适的食宿。
我们第二天到达鲁泽宗。宗是藏文要塞的意思,鲁泽宗是一座石崖上的巨大建筑,好像一个具体而微小的布达拉官。我们到来时,那地方官员和领导人在石路上接待我们。当我们接近时,一队在宗的平台上吹奏宗教音乐的僧人乐队出来欢迎我们。一千多人站在路的两边焚烧香火。我们进入宗内,为我们的安全到达举行了一次谢恩法会。
之后,我们举行大型法会,隆重庆祝我们新创造的临时政府。僧侣、俗官、村庄头人以及许多别的人都在宗的二楼加入我们,带着经典和合适 的象征物。我从僧人们手里接过传统的权威象征物,在场的喇嘛们、包括我的经师们都在念唱着登基祷词。法会结束时,我们来到下面的一楼,我的噶伦们和本地领导人都聚结在那里。临时政府的成立宣言在集会前宣读,我在宣言本上正式签名,并送往西藏各地。仪式在「卓西」,即「吉祥繁荣」舞蹈中结束。
我们在这些愉快的仪式中度过了三个小时,所有人都忘却了我们迫在眉睫的危难和悲剧。我们感到作了一件有益于西藏未来的事。
我们也在那里给班禅喇嘛送去一封信,给他的寺院扎什伦布送去贡品。接习俗,我应当在接受最终考试的一两个月前送去这些贡品,但我那时无法做到。
有关中国行动的传说也到来,他们似乎正准备进攻我们。因此,我们从那显眼的「宗」地方向前转移,到稍远一点的寺院。我们在那里召开了一次会议。所有人到那时都承认对我们而言极不愉快的事,就是不管我们想停留在山脉中的什么地方,中国人都可以把我们赶出来,而我在那里最终只可能道致更多的战门,以及更多的试图来保护我的勇敢的人民生命的牺牲。因此,我们最终作出决定,在我们前面派出官员,带着信息,去边境,向印度政府要求庇护。我们不想在得到允许之前穿越边境。我们告诉他们向印度领土挺进,并找到最近的可以接受这一资讯并往送德里的印度官员。然后,他们应等回音,并带回音,并返回边界。这队人从正午起全速向边界驰骋而去。沿直线走,我们到达那里得走上六十英里的路,而面临烈风,那也许相当于双程的距离。
我们从早晨五点跟着他们。越靠近边境,我们的路越难走,我们在几天期间,遭到连续的暴风雪、刺眼的雪花和暴风雨的袭击。那一天,有三条支路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一个叫觉拉的村庄。我选择了有着高耸的关隘拉果拉的一条,但到了山顶便穿行在暴风雨里。天气严寒。我们的手掌和指头都麻木了,睫毛也冰冻了。我的弟弟尤其艰难;那些在路上长了胡子的人胡子上都结了冰。但我们没有别的衣服,唯一保暖的方法是涉行。因此,我们再次牵着马走。我们尽可能设法少用马,不仅因为西藏人一直这样做,还因为有许多的路要走,而只有如此之少的饲料。那就是我们在路上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让我们别国朋友这么久地迷惑于我们的所在的一个原因。
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前,我们爬完关隘,停下歇息。我们吃面包,喝开水和瓶装牛奶,这些似乎非常可口。我的一位噶伦和两位经师走另一条路,稍长一点,但关隘稍稍低一些,而一些士兵则送往第一路。我们都期望两位经师能设法在下午三点锺,与我们一起到达觉拉。经师们来得稍晚一些;而我们终于在那里赶上了我母亲和我姐姐。他们走另一条简易得多的路,而且走得这么快,还得以在我登基时送给我家的庄园里度过了两天。
觉拉人民热烈欢迎我们。第二天,我们在凌晨四点再度启程。现在是长长的队列,两、三百人,包括士兵和康巴人们。路曾有一小段伸入谷底,但之后开始攀向卡波拉关。天气晴朗,但那里有比我们以前所见的更多的积雪,疾风卷起雪片,扑打着我们的脸。很少人有风镜来遮挡刺眼的雪芒,保护眼睛。别的人为避免雪盲,不得不用采布条,或者许多西藏人盘在头上的长辫子遮盖着眼睛。
也就是在那道关隘上,我们听到了在遥远而赤裸的地方所不曾预料到的声音,极不协调而令人警觉。那是一架飞机。飞机倏然出现,双引擎,沿着我们的道路飞行。我们几百人和马在闪烁的雪地上十分显眼。每个人都下马并分散。多数人蹲在石头后面---士兵取下步枪,一有事变,随时开火。我站在雪被吹散了的一块黑色土地上。飞机直接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没有改航,而且如此之快地消逝,我们看不见上面的标识。
之后,我们对这飞机进行了很长的讨论,如同人们在突如其来的警报安然过去后的一样的反映。我们认为那一定是中国飞机,因为没有别国会飞到这一领域。而且,我们想到,那一定是来找我们的。因为就是中国人在那里也几乎不可能有别的目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被发现。然而,我们几乎难以相信没有被发现。我们继续向前走,带着极不愉快的感觉。中国人己知道我们在哪,以及我们走哪一条路。但是,我们只能分成更多的小组,以防止更多飞机到来,也许它们会进攻我们。这已确证,我必须流亡海外,我短留在西藏的任何地方都会遭到轰炸、或是围攻。
大约正午,我们停下消息,吃饭。几乎一当我们坐下,一阵暴风横扫过来。我们极不舒服,继续向前走,不久之后来到一个广袤的厚厚的积雪的平原。大阳又出来了,没有风镜的人在刺目的雪盲里十分艰难。
又是两天艰难的驰骋,我们到达了最后一个西藏居民点,地名叫「芒芒」。走在我们前头的一位官员在等候我们,并带来了好消息,即印度政府乐意给予我们庇护,事实上,他还看见一位印度官员正在第一个据点初唐木准备接待我们。
我们在芒芒之夜颇有安全感。我们到那时为止,多是除去一件外袍便和衣而睡。现在只有一条路通向这地,而那也是戒备森严。因为我们在支路和正路交界的最后的地方留下了几百名康巴人和士兵。现在除非空袭,中国人无法龙击或截断我们。
但,那里的天气却来与我们作对。我们第一次睡在帐蓬里。天下着倾盆大雨。我的帐篷被浸透。我约在凌晨三点醒来,想把床移到稍干的地方。但这无济于事,我得坐起来,熬过余下的时间。别的多数人,在别的帐篷里也同遭此厄运。我从早晨就感到极不舒服。我们不想向前移动,我病得不能骑马,而在这一天中,病得更厉害了。
我的旅伴把我转移到一间小屋,但它十分肮脏,乌黑而带烟火。而且,整个第二天晚上,我下面屋子底层的畜牲叫着,上面棚子里的公鸡也啼叫着。我因而再度失眠,到第二天早晨几乎动弹不得。在我心情忧郁的时候,我从收音机里听到来自印度的报导,说我跌下马来,受了重伤。除了这会使我的朋友们不快外,我却为这一报道感到兴奋---无论如何,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所避免掉的不幸。
即使我感觉良好,我们也得在芒芒等上一天;因为我们得在那里决定,谁该随我来印度,谁该留在后面。前者在我离开拉萨之前便决定不管我到哪,都跟随着我,但后者仅仅是来保护我,而他们多数人要回到西藏继续作战。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病得不能骑马;然而,我必须转移,以此解除康巴后卫队和士兵们的责任。因此,我的随从扶我上到一头(牛扁)牛宽宽的背上,这是旄牛和黄牛的混血动物,温驯,迈着轻松的步子;而我借助这原始的交通工具,离开了我的国家。
我们的穿越前线并不富于戏剧性。这个国家的两边都是同样的广袤和荒无人烟。我看着它,带着超出我所能表达的程度的病态和不幸的茫然。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2014年8月15日星期五
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55）
第七章:压抑与气愤慨
我在回归的路途上,得以重访我出生的村庄它喀则。那是兆尔着不祥的旅程中一个幸福的时刻。我骄傲而感激地回忆着,我只是出生于一个卑微而地道的西藏人家庭,我欣慰于对我四岁时离开的地方复苏的微弱的记忆。但每当我与人民交谈时,我就被立刻带回现实。我问他们是否幸福,他们回答「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指导下,非常幸福和繁荣」。但尽管他们这样说,我还是看出了他们眼里的泪水,我震惊而明白,除了以这种中共的格式外,他们对我也惮于回答。
但我在附近的寺院里,与喇嘛们作过长谈,当然,他们有信心直言不讳。我看出他们十分焦急。中国开始强迫集体务农,而农民们对此十分愤慨。喇嘛们预见,中国会采取越来越多的强硬措施,迫使农民们接受他们的计划。我也与俗家领导者谈过话,他们告诉我别的共产主义改革,并说紧张状态在加剧,中国人也愈来愈多疑。我也接见过中国官员,并告诉他们,改革尽管必要,但不应同中国的改革一样,也不应该是强制,而只能是在顾及到本地条件和人民的愿望风俗之下,逐渐地引进。我不快地发现,这里的中国人,远离了北京,竟是如此粗暴,完全没有同情心。他们有意忽视人民的感情。一位中国将军甚至告诉我,不管人民怎么想,他们只给这地方带来额外的部队,以加强推行改革。在这块被中国占领的土地,我们西藏人民的前途显然是非常黑暗的。
然而,这些西藏人民却保持有自己完全的个性。当我路过,在此地和彼地呆上一两天,有时在中国官方宾馆,有时在寺院,不少于十万人从整个地区前来看我,奉献他们的敬意。
当我尚在北京时,一支代表团来要求我在回程时,拜访西藏东部的许多地方。而我因为受地震破坏道路所眈搁,并没有时间去我想去的每一个地方。我到了所有的汽车可以去到的寺院,对别的寺院,我派出三位高级喇嘛代表我,却坚仁波切(我的副经师),春仁波切和噶玛巴,即创建我们村庄后山的寺院的噶玛巴四世的现代转世者。
我在路过这些边境地区,发现了同样恶劣的气氛。我在西藏人之间,看出滋长的对中国人的痛恨和仇怨。我在中国人间,看出滋长的由于害怕和缺乏理解的无情和武断。我对中国人尽可能一再强调,使其缓和;对西藏人,我经常在接见谈话中告诉他们,团结起来,以所有和平手段来改善处境。并接受任何中国的好的方法。我感到,这只是一个希望,以期避免暴力。但现在,我明白,在我穿过的那条路之后的一年里汉藏人之间是如何敌对,我得承认那希望也是微渺的。
我终于跨过了标志着藏中边界的鬼河,进入了侵略首起的昌都地区。我在昌都镇的中国指挥部住了几天,又在寺院住了几天。这是中国所设立,期望我将来合作的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地区。它拥有一些西藏成员,但我不久看出中国人握有全权,而那地区实际上是在指挥部队的中国将军的控制之下。这里也沸腾着愤怒。人民告诉我有关压迫、不公正、农民被剥夺土地,以及最初令藏人相信的承诺,但后来又常为汉人背弃的情况。这里更有着突如其来地爆动的危险。这是康巴族的聚居地,我写到,康巴族最宝贵的财产是来福枪。现在康巴人听说中国要求他们交出武器,不用说也知道,康巴人从不会交出他的来福枪---他会首先使用它。
这里也有上万人来向我表达他们的尊敬,我欢迎他们,并对他们说,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我说过去的西藏中央政府在治理方式上有所缺陷,这至少是他们经受侵略的痛苦的一个原因。我说,现在所有西藏人的责任是维持团结,然后,一当筹备委员会发挥作用,昌都会再次成为我们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游历边境地区提醒我在中国的两点观察,第一点十分黯然,另一点则显露出一丝残存的希望。
第一是中国的寺院,我在任何一个中国遥远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寺和庙,即使有其极大的历史重要性,也是十分冷落,几乎是空无一物。寺庙里少许残存的僧人们也很老,生活在被猜疑之中,几乎没有人敢于前来参拜和献贡。我得知蒙古尚有博学的喇嘛,而我看不出这些汉僧还有许多学问。我在北京的时候,几百个人从蒙古来要我们加持。但年轻人被禁止出家为僧,而宗教组织也是如此有效地为共产主义渗透,以至于他们也来传播政府宣传。中国政府说什么人民有宗教自由,但可以看出它没有任何计划来奠定宗教基础。它们逐渐枯竭和走向灭亡。
我从此可以看到我们的僧侣和寺院交到中国人手里的命运。但另一个观察倒给我一些希望。我看见许多例子,西藏人,不论老少,皆信仰坚定,决不会轻易成为政治教条的牺牲品。西藏以及蒙古、东土耳其斯坦(新疆)和朝鲜的儿童们被送到北京的所谓少数民族学校。在那里,中国人全力清除他们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而灌输以国家专政的新思想。但我欣慰地看到西藏儿童的思想并没有受到毒害。他们依然保持自己的理想,他们的民族精神是坚不可摧的。最后,中国人放弃改造他们的努力,把他们送了回来。其中一些人在反中国统治的拉萨暴动中丧失了生命。另一些人,尚不到二十岁,在印度成了难民。那次失败后,中国在边境开设了几所别的学校,但依然没有成功。西藏孩子们不会生吞唯物主义信条,在最深层的思想中,他们永远是西藏人和佛教徒。我相信,来自蒙古和东土耳其斯坦的儿童们也一样固执地坚守他们的信仰。无疑,这是几年后,中国政府把出世十几个星期的西藏儿童送到中国,希望他们成长为 西藏共产主义者的原因。而与此同时,我深为这些年轻的西藏人深厚的信仰所鼓舞,我感到,不管中国如何对待我们,他们永远也不能彻底摧毁我们。
走在新建的中国军军公路上进入西藏,依然是一段十分惊险的旅程。天一直下着大雨,河水泛滥,又遭遇许多的泥石流。我清晰地记得,一个滂沱大雨的黑夜,我们的护卫队被阻在一处毁坏的公路桥前横在路中的大石后边。中国人盲目衡撞,大喊大叫,我们西藏人则坐在帆布篷的中国 吉普车里念颂祷词。同一天,早些时,我们仅仅从更大的灾难中脱逃。当时我们来到了一头倒塌的公路桥边。中国人修补起来,以为可以通过 ,但建议我们先走过去等候护送队,以减轻桥梁负荷。我们走了过去,并站在一旁观看我们的吉普车和卡车开始通过。有几辆车平安地过来了 ;之后,当一辆吉普车轮触及桥面,桥上发出巨大的爆裂声,和木板的破裂声,桥倒塌了,坠入下面的急流之中。庆幸的是,那司机一听到这声音 即迅速倒车,救了他自己。但一半以上的护卫队及我们的干衣服和被褥都留在河那边。我们挤进开过来的车子,在一间中国招待所里度了寒冷和极不舒适的一夜。
我终于回到了拉萨。再回罗布尔卡,我有说不出的感激。墙外附近的中国军营依然威胁着我们,但里面的一切都是那么安宁与美丽,我们在几乎没有受到打扰之中继续我们的宗教生活。
我发现噶厦依然与中国人维持着可以容忍的友好关系,而拉萨人民的敌意也几乎消亡,并且有了心满意足的感受。城市平和安宁。人们尚不知道在东部边境所强制的改变。我在那里所看到的人民的愤怒,并没有全力扩散到中部西藏。因此,筹备委员会似乎尚可争取时间做点有益的事,而制止最坏的恶果。
中国政府把陈毅元帅这位以讲话七个小时闻名的副总理派来主持委员会的成立典礼。中国让我在他到达拉萨时去接待他们。嘎厦不赞成这一提议,而我感到这不是维护尊严的时候。如果这会使那元帅满意并有助于给委员会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以为也是值得的。因此,我去了。
成立典礼在1956年4月举行。我在典礼上怀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国家和平发展的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五十一位成员之中。组织计划看上去很好,很有吸引力。在文件上,完全没有任何绝对不可接受的共产主义主张。而委员会中西藏成员的绝对比例,似乎可以改进为一个更有实效的政府形式,而又并非殊异于我们自己的政府。我认为,这也许使西藏官员有机会学习中国官员的政治方法,解除了共产主义,无可否认比我们的要好。
但不久,这些希望都破灭了。一切我在中国政治会议上看见的最坏的东西都在这里重演。对于一项根本事实,我仍未有足够的警觉。筹委会中的二十名成员,尽管都是西藏人,但代表着昌都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喇嘛的在西部地区设立的堪布会议厅。这两者都是纯粹的中国创造物。这些代表们主要是得到中国的支持,而不得不支持任何中国提案以回报,尽管昌都代表们表现得比班禅喇嘛的代表们更具理性。有着这一坚实的被操纵的表决权,再加上那五位中国成员,筹委会成为虚有其名----只是一个由中国人幕后操纵西藏代表的纯粹的假像。事实上,所有基本政策是由另一个没有西藏人成员的名为「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机构所决定。我们只许讨论一些次要观点,但从没有可能作出任何重要改变。尽管我是一个指名主席,我并没有多少可作的事。有时看到议程早受控制和规定,因此早经其它的委员会完成的计划又来不着边际地空洞地讨论一番,然后通过,真令人忍俊不及。我常在这些会议中感到难堪。我明白,中国把我立为主席,无非不过是为了他们的谋略添一些西藏机构的表象。
一当筹委员会着手设立政府部门,人们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反映也并不令人吃惊。他们旧有对中国的敌意复苏了。在拉萨招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抗议此一新组织,并把一份提案送交中国官员。提案说西藏有自己悠久的政治制度,新的组织并无必要,必须废除。当然尽管这是一项群众要求,中国政府并不对此答复。他们召来噶厦说,因为噶厦没有成功地禁止举行群众大会,现在他们让我出面这么作。噶厦不情愿起草了一份新声明;我明白禁止群众大会,并不能压制公众舆论,我极不情愿起草了一份新声明;我明白禁止群众大会,并不能压制公众舆论,我极不情愿地在声明上签了名。公众的愤怒以另一种方式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出来。
这发生在1956年的祈祷节期间。西藏全新的东西在普通人民对中国的愤慨中创造了出来:人们自然地选出了他们的政治领袖。这些人并非政府官员。他们没有任何官员身份,而是来自普通的生活圈子。我把他们描述成政治领袖,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任何西方意义中的政治性。他们并不为中国人是共产主义者而与他们对立,他们与划分世界政治的理论毫不相干。他们只是分享我们不善言辞的人民的痛苦和愤怒,而碰巧有了把这表现于言行的原本的能力。
这些人领导拉萨人民。总体来看,他们所受到的,以及为了人民所表达的怒火是人类的正常反应----他们要反击。不可避免地,这有时使他们与我的噶厦发生矛盾,他们看出我的反击中国军队的无能为力。噶厦得制止他们的任何爱国,然而也是自杀性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噶厦对侵略者作出了太多的让步。有时,为了他们所代表的同样的人民,我得出面反对他们富于暴力的本性,他们也许对此怨恨,但直到那痛苦的最后,他们都保持着对我热烈的忠诚。那是达赖喇嘛的概念所维持的忠诚,它自古至今拥有所有西藏人的忠诚。我是他们为之战门的标志。
在我这方面,我甚至在不得不反对他们时,还钦佩他们,我欣慰,我们的不幸竟显示了具有这种领袖品质的人就存在于西藏人民之间。这是我们一直需要的。
祈祷节期间,这些领导人的生动与悠长的庆祝有着奇怪的对比。这节日第一次有了政治高调,而没有人能及早觉察到。当游行一开始,僧人们即涌上街头,城市各处都张贴了传单。如以往一样,他们要求中国人离开,把西藏留给西藏人。也如往常,这激怒了中国将军。还如往常,他们让噶厦对他们加以指责。但这一次,在他们愤怒的威胁之中,他们还点了三位领导人的名。他们也是参与起草反对筹备委员会提案的人。中国人强硬地坚持他们也应对这些传单和标语负责,并要求噶厦下令逮捕他们。他们没有违反我们的法律,但中国人威胁说,如果我们不逮捕他们,他们自己将逮捕他们并审讯。噶厦为把他们从更坏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把他们放进监狱。一人在牢狱里死去,别的由拉萨三大寺出面作保而不久获释,其中的一个现在跟我一起在印度。
同时,我们从依然完全在中国军事控制之下的东部地区昌都收到这类消息,就是情况越来越来越坏。在祈祷节期间,边境上的理唐爆发了战门。筹备委员会成立不久,指挥昌都的中国将军召开一次约有350位西藏领导人会议。他告诉他们,我曾说西藏进行共产主义改革的时机尚不成熟,而应在大多数西藏人赞同之后,逐渐行进。但他说班禅喇嘛 要求立即引进。这次会议讨论这两项选择,并决定昌都应接受哪一项。
讨论进行了几天。最后,当我和别的一些西藏人接受改革时,大约一百人投票赞同改革。约四十票要求立即改革。别的约200人投票永远也不会改革,尽管这些投票并没有考虑以作选择。那将军一一向他们致谢,宣告改革将在指定时间内进行,并赠给每位成员一册图画书、一支笔、墨水和纸,以及一些厕所用物----像是怪模怪样地选择的礼物----把他们解散了。
一个月之内,边省官员再次被召集,这一次在昌都的钟准宗地区一个城堡里。他们为中国部队所包围,并告之民主改革之即开始。他们抗议说,他们眼见过邻省改革所带来的灾难,说他们什么改革也不要。中国人把他们关在要塞里,连续不断地面劝了两周。到那时,官员们口头上都同意了。他们告知将送回本地区,向人民解释改革,但他们必须先接受教育。
达成这一协议,包围要塞的中国土兵解散消息,就在教育课的前夜,超过二百多位的官员们突围逃出要塞,跑到山中。
中国人以这一愚蠢行为,迫使该地区的大多数领导人过着游击队员的生涯。他们清楚,如果回去,就会被捕,因其无法无天。他们形成一支核心,并在不断增长之中。他们依赖从中国人那里夺取的武装和弹药以自卫。因此,不管是否他们的本意,他们得战门。那些东部西藏人,尤其是康巴人,都是顽强与果断的人。他们熟悉自己的山派,而山派则是游击队理想的战地。1956的上半年,已流传着他们袭击中国公路和补给站的故事。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结局的绝望的处境。游击队员们可以在这些不可攻取的山灭脉中坚持几年。中国人永远不能迫使他们出来。但他们也永远不能打败中国军队。不管维持多久,那只是西藏人,尤其是妇女和孩子们将遭受痛苦。
我非常灰心。情况比两年前演变得更坏。我以为让洛康娃辞职就可以打破了专制压迫和人们的愤怒的恶性循环,但现在此事又缠绕着我们。我所有的致力于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都已付诸东流,而我从这仅是政府笑柄的筹备委员会,看不出任何成功的希望。最坏的是,我感到已丧失了对我自己的人民的控制。他们在东部地区被迫变得野蛮。在中部西藏,他们采取暴力行动的决心越来越大;我感到,我无法再阻止他们,即使我不能赞许暴力,也不相信暴力会有助于我们。
而我作为具有双重地位的达赖喇嘛,他们曾幸福地统治了西藏几世纪,如今却是孤寡无援。作为政治领袖,我不得不反对任何暴力。我明白,中国人企图削弱我的政治权力,而我之反对人们的暴力的实质,是帮了中国人来推毁人民对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们丧失了对我的作为政治领 袖的信仰,他们不应当丧失重要得多的对我作为宗教领袖的信仰。我可以担任或者放弃世俗的领袖地位,但达赖喇嘛永远也不会放弃宗教领袖地位,我从来没有梦想到这样作。
因此,我考虑到,如果为西藏的最高利益着想,我从所有活动中引退,以此原本原样地维持我的宗教权威。但我在西藏的时候,是无法逃避于政治之外的。要引退,我得离开这国家,尽管我痛苦而绝望地憎恨这个办法。
在我深为灰心的一刻,我收到了访问印度的邀请信。
但我在附近的寺院里,与喇嘛们作过长谈,当然,他们有信心直言不讳。我看出他们十分焦急。中国开始强迫集体务农,而农民们对此十分愤慨。喇嘛们预见,中国会采取越来越多的强硬措施,迫使农民们接受他们的计划。我也与俗家领导者谈过话,他们告诉我别的共产主义改革,并说紧张状态在加剧,中国人也愈来愈多疑。我也接见过中国官员,并告诉他们,改革尽管必要,但不应同中国的改革一样,也不应该是强制,而只能是在顾及到本地条件和人民的愿望风俗之下,逐渐地引进。我不快地发现,这里的中国人,远离了北京,竟是如此粗暴,完全没有同情心。他们有意忽视人民的感情。一位中国将军甚至告诉我,不管人民怎么想,他们只给这地方带来额外的部队,以加强推行改革。在这块被中国占领的土地,我们西藏人民的前途显然是非常黑暗的。
然而,这些西藏人民却保持有自己完全的个性。当我路过,在此地和彼地呆上一两天,有时在中国官方宾馆,有时在寺院,不少于十万人从整个地区前来看我,奉献他们的敬意。
当我尚在北京时,一支代表团来要求我在回程时,拜访西藏东部的许多地方。而我因为受地震破坏道路所眈搁,并没有时间去我想去的每一个地方。我到了所有的汽车可以去到的寺院,对别的寺院,我派出三位高级喇嘛代表我,却坚仁波切(我的副经师),春仁波切和噶玛巴,即创建我们村庄后山的寺院的噶玛巴四世的现代转世者。
我在路过这些边境地区,发现了同样恶劣的气氛。我在西藏人之间,看出滋长的对中国人的痛恨和仇怨。我在中国人间,看出滋长的由于害怕和缺乏理解的无情和武断。我对中国人尽可能一再强调,使其缓和;对西藏人,我经常在接见谈话中告诉他们,团结起来,以所有和平手段来改善处境。并接受任何中国的好的方法。我感到,这只是一个希望,以期避免暴力。但现在,我明白,在我穿过的那条路之后的一年里汉藏人之间是如何敌对,我得承认那希望也是微渺的。
我终于跨过了标志着藏中边界的鬼河,进入了侵略首起的昌都地区。我在昌都镇的中国指挥部住了几天,又在寺院住了几天。这是中国所设立,期望我将来合作的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地区。它拥有一些西藏成员,但我不久看出中国人握有全权,而那地区实际上是在指挥部队的中国将军的控制之下。这里也沸腾着愤怒。人民告诉我有关压迫、不公正、农民被剥夺土地,以及最初令藏人相信的承诺,但后来又常为汉人背弃的情况。这里更有着突如其来地爆动的危险。这是康巴族的聚居地,我写到,康巴族最宝贵的财产是来福枪。现在康巴人听说中国要求他们交出武器,不用说也知道,康巴人从不会交出他的来福枪---他会首先使用它。
这里也有上万人来向我表达他们的尊敬,我欢迎他们,并对他们说,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我说过去的西藏中央政府在治理方式上有所缺陷,这至少是他们经受侵略的痛苦的一个原因。我说,现在所有西藏人的责任是维持团结,然后,一当筹备委员会发挥作用,昌都会再次成为我们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游历边境地区提醒我在中国的两点观察,第一点十分黯然,另一点则显露出一丝残存的希望。
第一是中国的寺院,我在任何一个中国遥远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寺和庙,即使有其极大的历史重要性,也是十分冷落,几乎是空无一物。寺庙里少许残存的僧人们也很老,生活在被猜疑之中,几乎没有人敢于前来参拜和献贡。我得知蒙古尚有博学的喇嘛,而我看不出这些汉僧还有许多学问。我在北京的时候,几百个人从蒙古来要我们加持。但年轻人被禁止出家为僧,而宗教组织也是如此有效地为共产主义渗透,以至于他们也来传播政府宣传。中国政府说什么人民有宗教自由,但可以看出它没有任何计划来奠定宗教基础。它们逐渐枯竭和走向灭亡。
我从此可以看到我们的僧侣和寺院交到中国人手里的命运。但另一个观察倒给我一些希望。我看见许多例子,西藏人,不论老少,皆信仰坚定,决不会轻易成为政治教条的牺牲品。西藏以及蒙古、东土耳其斯坦(新疆)和朝鲜的儿童们被送到北京的所谓少数民族学校。在那里,中国人全力清除他们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而灌输以国家专政的新思想。但我欣慰地看到西藏儿童的思想并没有受到毒害。他们依然保持自己的理想,他们的民族精神是坚不可摧的。最后,中国人放弃改造他们的努力,把他们送了回来。其中一些人在反中国统治的拉萨暴动中丧失了生命。另一些人,尚不到二十岁,在印度成了难民。那次失败后,中国在边境开设了几所别的学校,但依然没有成功。西藏孩子们不会生吞唯物主义信条,在最深层的思想中,他们永远是西藏人和佛教徒。我相信,来自蒙古和东土耳其斯坦的儿童们也一样固执地坚守他们的信仰。无疑,这是几年后,中国政府把出世十几个星期的西藏儿童送到中国,希望他们成长为 西藏共产主义者的原因。而与此同时,我深为这些年轻的西藏人深厚的信仰所鼓舞,我感到,不管中国如何对待我们,他们永远也不能彻底摧毁我们。
走在新建的中国军军公路上进入西藏,依然是一段十分惊险的旅程。天一直下着大雨,河水泛滥,又遭遇许多的泥石流。我清晰地记得,一个滂沱大雨的黑夜,我们的护卫队被阻在一处毁坏的公路桥前横在路中的大石后边。中国人盲目衡撞,大喊大叫,我们西藏人则坐在帆布篷的中国 吉普车里念颂祷词。同一天,早些时,我们仅仅从更大的灾难中脱逃。当时我们来到了一头倒塌的公路桥边。中国人修补起来,以为可以通过 ,但建议我们先走过去等候护送队,以减轻桥梁负荷。我们走了过去,并站在一旁观看我们的吉普车和卡车开始通过。有几辆车平安地过来了 ;之后,当一辆吉普车轮触及桥面,桥上发出巨大的爆裂声,和木板的破裂声,桥倒塌了,坠入下面的急流之中。庆幸的是,那司机一听到这声音 即迅速倒车,救了他自己。但一半以上的护卫队及我们的干衣服和被褥都留在河那边。我们挤进开过来的车子,在一间中国招待所里度了寒冷和极不舒适的一夜。
我终于回到了拉萨。再回罗布尔卡,我有说不出的感激。墙外附近的中国军营依然威胁着我们,但里面的一切都是那么安宁与美丽,我们在几乎没有受到打扰之中继续我们的宗教生活。
我发现噶厦依然与中国人维持着可以容忍的友好关系,而拉萨人民的敌意也几乎消亡,并且有了心满意足的感受。城市平和安宁。人们尚不知道在东部边境所强制的改变。我在那里所看到的人民的愤怒,并没有全力扩散到中部西藏。因此,筹备委员会似乎尚可争取时间做点有益的事,而制止最坏的恶果。
中国政府把陈毅元帅这位以讲话七个小时闻名的副总理派来主持委员会的成立典礼。中国让我在他到达拉萨时去接待他们。嘎厦不赞成这一提议,而我感到这不是维护尊严的时候。如果这会使那元帅满意并有助于给委员会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以为也是值得的。因此,我去了。
成立典礼在1956年4月举行。我在典礼上怀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国家和平发展的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五十一位成员之中。组织计划看上去很好,很有吸引力。在文件上,完全没有任何绝对不可接受的共产主义主张。而委员会中西藏成员的绝对比例,似乎可以改进为一个更有实效的政府形式,而又并非殊异于我们自己的政府。我认为,这也许使西藏官员有机会学习中国官员的政治方法,解除了共产主义,无可否认比我们的要好。
但不久,这些希望都破灭了。一切我在中国政治会议上看见的最坏的东西都在这里重演。对于一项根本事实,我仍未有足够的警觉。筹委会中的二十名成员,尽管都是西藏人,但代表着昌都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喇嘛的在西部地区设立的堪布会议厅。这两者都是纯粹的中国创造物。这些代表们主要是得到中国的支持,而不得不支持任何中国提案以回报,尽管昌都代表们表现得比班禅喇嘛的代表们更具理性。有着这一坚实的被操纵的表决权,再加上那五位中国成员,筹委会成为虚有其名----只是一个由中国人幕后操纵西藏代表的纯粹的假像。事实上,所有基本政策是由另一个没有西藏人成员的名为「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机构所决定。我们只许讨论一些次要观点,但从没有可能作出任何重要改变。尽管我是一个指名主席,我并没有多少可作的事。有时看到议程早受控制和规定,因此早经其它的委员会完成的计划又来不着边际地空洞地讨论一番,然后通过,真令人忍俊不及。我常在这些会议中感到难堪。我明白,中国把我立为主席,无非不过是为了他们的谋略添一些西藏机构的表象。
一当筹委员会着手设立政府部门,人们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反映也并不令人吃惊。他们旧有对中国的敌意复苏了。在拉萨招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抗议此一新组织,并把一份提案送交中国官员。提案说西藏有自己悠久的政治制度,新的组织并无必要,必须废除。当然尽管这是一项群众要求,中国政府并不对此答复。他们召来噶厦说,因为噶厦没有成功地禁止举行群众大会,现在他们让我出面这么作。噶厦不情愿起草了一份新声明;我明白禁止群众大会,并不能压制公众舆论,我极不情愿起草了一份新声明;我明白禁止群众大会,并不能压制公众舆论,我极不情愿地在声明上签了名。公众的愤怒以另一种方式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出来。
这发生在1956年的祈祷节期间。西藏全新的东西在普通人民对中国的愤慨中创造了出来:人们自然地选出了他们的政治领袖。这些人并非政府官员。他们没有任何官员身份,而是来自普通的生活圈子。我把他们描述成政治领袖,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任何西方意义中的政治性。他们并不为中国人是共产主义者而与他们对立,他们与划分世界政治的理论毫不相干。他们只是分享我们不善言辞的人民的痛苦和愤怒,而碰巧有了把这表现于言行的原本的能力。
这些人领导拉萨人民。总体来看,他们所受到的,以及为了人民所表达的怒火是人类的正常反应----他们要反击。不可避免地,这有时使他们与我的噶厦发生矛盾,他们看出我的反击中国军队的无能为力。噶厦得制止他们的任何爱国,然而也是自杀性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噶厦对侵略者作出了太多的让步。有时,为了他们所代表的同样的人民,我得出面反对他们富于暴力的本性,他们也许对此怨恨,但直到那痛苦的最后,他们都保持着对我热烈的忠诚。那是达赖喇嘛的概念所维持的忠诚,它自古至今拥有所有西藏人的忠诚。我是他们为之战门的标志。
在我这方面,我甚至在不得不反对他们时,还钦佩他们,我欣慰,我们的不幸竟显示了具有这种领袖品质的人就存在于西藏人民之间。这是我们一直需要的。
祈祷节期间,这些领导人的生动与悠长的庆祝有着奇怪的对比。这节日第一次有了政治高调,而没有人能及早觉察到。当游行一开始,僧人们即涌上街头,城市各处都张贴了传单。如以往一样,他们要求中国人离开,把西藏留给西藏人。也如往常,这激怒了中国将军。还如往常,他们让噶厦对他们加以指责。但这一次,在他们愤怒的威胁之中,他们还点了三位领导人的名。他们也是参与起草反对筹备委员会提案的人。中国人强硬地坚持他们也应对这些传单和标语负责,并要求噶厦下令逮捕他们。他们没有违反我们的法律,但中国人威胁说,如果我们不逮捕他们,他们自己将逮捕他们并审讯。噶厦为把他们从更坏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把他们放进监狱。一人在牢狱里死去,别的由拉萨三大寺出面作保而不久获释,其中的一个现在跟我一起在印度。
同时,我们从依然完全在中国军事控制之下的东部地区昌都收到这类消息,就是情况越来越来越坏。在祈祷节期间,边境上的理唐爆发了战门。筹备委员会成立不久,指挥昌都的中国将军召开一次约有350位西藏领导人会议。他告诉他们,我曾说西藏进行共产主义改革的时机尚不成熟,而应在大多数西藏人赞同之后,逐渐行进。但他说班禅喇嘛 要求立即引进。这次会议讨论这两项选择,并决定昌都应接受哪一项。
讨论进行了几天。最后,当我和别的一些西藏人接受改革时,大约一百人投票赞同改革。约四十票要求立即改革。别的约200人投票永远也不会改革,尽管这些投票并没有考虑以作选择。那将军一一向他们致谢,宣告改革将在指定时间内进行,并赠给每位成员一册图画书、一支笔、墨水和纸,以及一些厕所用物----像是怪模怪样地选择的礼物----把他们解散了。
一个月之内,边省官员再次被召集,这一次在昌都的钟准宗地区一个城堡里。他们为中国部队所包围,并告之民主改革之即开始。他们抗议说,他们眼见过邻省改革所带来的灾难,说他们什么改革也不要。中国人把他们关在要塞里,连续不断地面劝了两周。到那时,官员们口头上都同意了。他们告知将送回本地区,向人民解释改革,但他们必须先接受教育。
达成这一协议,包围要塞的中国土兵解散消息,就在教育课的前夜,超过二百多位的官员们突围逃出要塞,跑到山中。
中国人以这一愚蠢行为,迫使该地区的大多数领导人过着游击队员的生涯。他们清楚,如果回去,就会被捕,因其无法无天。他们形成一支核心,并在不断增长之中。他们依赖从中国人那里夺取的武装和弹药以自卫。因此,不管是否他们的本意,他们得战门。那些东部西藏人,尤其是康巴人,都是顽强与果断的人。他们熟悉自己的山派,而山派则是游击队理想的战地。1956的上半年,已流传着他们袭击中国公路和补给站的故事。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结局的绝望的处境。游击队员们可以在这些不可攻取的山灭脉中坚持几年。中国人永远不能迫使他们出来。但他们也永远不能打败中国军队。不管维持多久,那只是西藏人,尤其是妇女和孩子们将遭受痛苦。
我非常灰心。情况比两年前演变得更坏。我以为让洛康娃辞职就可以打破了专制压迫和人们的愤怒的恶性循环,但现在此事又缠绕着我们。我所有的致力于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都已付诸东流,而我从这仅是政府笑柄的筹备委员会,看不出任何成功的希望。最坏的是,我感到已丧失了对我自己的人民的控制。他们在东部地区被迫变得野蛮。在中部西藏,他们采取暴力行动的决心越来越大;我感到,我无法再阻止他们,即使我不能赞许暴力,也不相信暴力会有助于我们。
而我作为具有双重地位的达赖喇嘛,他们曾幸福地统治了西藏几世纪,如今却是孤寡无援。作为政治领袖,我不得不反对任何暴力。我明白,中国人企图削弱我的政治权力,而我之反对人们的暴力的实质,是帮了中国人来推毁人民对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们丧失了对我的作为政治领 袖的信仰,他们不应当丧失重要得多的对我作为宗教领袖的信仰。我可以担任或者放弃世俗的领袖地位,但达赖喇嘛永远也不会放弃宗教领袖地位,我从来没有梦想到这样作。
因此,我考虑到,如果为西藏的最高利益着想,我从所有活动中引退,以此原本原样地维持我的宗教权威。但我在西藏的时候,是无法逃避于政治之外的。要引退,我得离开这国家,尽管我痛苦而绝望地憎恨这个办法。
在我深为灰心的一刻,我收到了访问印度的邀请信。
第八章:印度朝圣
我的朋友锡金大君、姑妈特来拉萨带给一份请柬,他的来访乃一线来自外界的同情,而令人清爽。我受到「印度玛哈菩提学会」的邀请。这是十七年前创立,用以宏扬佛法和照看印度朝圣者与佛寺的机构。他们希望我去参加释迦牟尼佛诞生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
我出于任何政教原因,都非常想去。而释迦牟尼佛诞本身对于所有佛教徒都是极其重要的事件。此外,任何一个西藏人都渴望有一天能去印度朝圣。她对我们一直是个圣地。她是佛教文化创始人的诞生之地,也是几百年前,由印度圣者和先知们带往我们山脉之中的智慧的源泉。虽然和印度的宗教与社会是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的,但西藏依然是印度文化的儿女。
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拜访印度似乎向我提供了一次我早想从与中国的繁忙的接触和一无所获的争执中撤退的机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如此,----我还希望这提供我一次机会,请教于尼赫鲁先生和别的民领袖以及圣者甘地的信徒们。我不能夸张我们西藏的孤立的政治感情。我知道我在国际政治上缺乏经验,但我国任何别人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别国也像我们一样面临了这样的处境,而大量的政治智慧和经验存在于民主世界;但如今,任何一点都无裨益于我们,我们得由未经训练的本能来行事。急切需要明智的富于同情的指教。
我之想去尚有别的原因。我们曾与英国的印度有着长期友好的解触。事实上,那是我们与所有西方世界唯一的接触。但由于印度的权力转移到印度政府,我们与印度的政治接触因而淡化。我坚信,我们应当重建这接触而巩固之,把它作为通向容忍和自由的世界的生命线。
前往印度还不仅是我个人的愿望。西藏人在得知这一邀请,并通过我的官员催促我接受。因为我提及的所有原因-----除了那些有关于我,而尚无关于他们的之外,即我必须从当务之急的政治困难中撤退。
但仅仅想去是不够的。如果中国人不想我去,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我。因此,我得先征求他们的同意。
我与'范明将军商榷,他是最初驻于拉萨,并作为中国高级代表的。他开始说只可以向我提些建议,但他所说的无疑地都是些我不得不接受的建议。他这么说,我的心沈了下来。他说,为了安全的原因,我的印度之行是不合适的。他还以为由于筹备委员会尚有许多事要做,我作为主席, 理应留在拉萨。然后,象是宽慰,他补充说那邀请毕竟只来自宗教组织,而不是印度政府,因此,我大可不必接受,而可以轻而易举地派去一名代表。
我十分失望,但又不能完全放弃这一希望。我推迟指派代表,也没有告知玛哈菩提学会我的不能前往。四个月后,约是1956年的十月中旬,那将军再次建议我指派代表，因为名单必须事前送往印度;然后,我安排了一支以我的副经师为首的代表团来代表我。但十一月一日,或是二日,他再来见我,并承认,中国政府于十月一日收到印度政府的电报,邀请我和班禅喇嘛为这一庆祝活动的客人。他补充说,中国政府对此事的各方面都作了考虑,而且认为如果我想去,我就可以去。我们愉快,拉萨人民也一样。但在范明将军告诉我这一邀请之前,印度驻拉萨总领导已告诉了别的几个人,而且传开了。当然,我个人推断,中国要想把这邀请保密,直到对我为时过晚而不可接受;现在仅仅是由于这一披露才被迫打定了主意。
我准备启程。在我离开拉萨之前,张经武将军刚从中国来,作为常驻代表,我被当作小学生,领受了他的长篇大论。我发现很有趣,尽管也许那并非他故意如此。他说,匈亚利和波兰有点乱子,那是为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的一小撮人发动的。但苏联立即相应匈牙利和波兰人民的求助,不费吹灰之力地扑灭了反动分子。反动分子总是虎视眈眈。趁机在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乱子,但社会主义势力的共同责任是如此之大,他们会永远去援助任何这些国家。他对此大谈特谈,我致于意思到这也是一个含蓄的警告,即任何别国不得干预西藏。
然后,他谈及我的访问印度。他说尽管佛诞纯属宗教性,但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中国政府已派遣了一支代表团,但国民党也有可能从台湾派去一支代表团。如果他们这样做,中国代表即退会,他们也这样告知印度政府。而如果台湾有任何人出席,我也将拒绝参加。一当我到达印度,中国大使即向我提供最新消息。
后来,他警告我,如果任何印度领导人向我问及藏中边界,我只应说那是北京外交部的事。他说,我也许会被问西藏的情况。如果新闻记者或者低级官员问及,我只说曾有点麻烦,但现在一切已归于正常。如果是尼赫鲁先生,或者别的高级官员问及,我可以说得多一些----西藏有些地方,发生了起义。
谈话的最后一部分是他的一项建议,即如果我可能在庆祝期间发言,我得事先生拉萨准备好。事实上,我被安排在释迦牟尼佛诞大会上发言。在我离开拉萨之前,筹备委员会秘书长阿沛,与中国人磋商后,为我起草了发言稿。我来到印度后,完全重写。
那时,公路已建到亚东,从那里到边境只需步行两天。这是中国人疯狂地建筑,用以在我们全国各地安排驻军的战略公路网的一部分;但这也把由拉萨到印度的旅程由几周缩短为几天。我们在两天之内驶人亚东。在日喀则的路上,中国一只汽车渡轮把我们渡过了普拉马普达河,班禅喇嘛在那里加人了我们。第四天,我们骑马,这依然是跨越喜马拉雅关隘的唯一办法。
一位叫盛明义任军分区司令员的中国将军陪我们到达西藏的最后一个居民点春必坦止;他离开时,又给我们一次短暂的讲话。他很遗憾地说印度有许多反动份子,如果我与他们谈话,必须特别谨慎。他提醒我,作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我代表中国和西藏。因此,我应当告诉 每一个人关于中国在发展自然资源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上所作出的伟大进步。我应当让我见到的人都不庸置疑,中国与西藏享有完全的宗教自 由,也有任何别种自由。如果有人不相信,我可以告诉他们,只要他们喜欢,什么时候都欢迎来访中国。
那是在我穿过边境前所领受的最后指教。
由西藏南下印度的旅行是戏剧性的。穿越五十英里的荒凉的西藏高原,珠穆朗玛峰的皑皑雪峰指引着我们向前。在发里,从一个接近山麓的关隘可以尽揽其与世隔绝的壮观。然后,山道壁陡而下,再下,便到达了杜杜林和杜鹃遍布的春必谷地,这里盛长飞燕草、附子草和罂粟;人们有种 极少西藏人看过的天外世界的感觉。以下的世界是极下和极远地伸展的广袤而酷热的印度平原、繁华的城市和海洋。这里却依然有可攀越的关口那叔那关。道路再次上伸,出了森林线,到达极顶的边界,它在最终下降到锡金谷地之前,把人们重新带回到赤裸和熟悉的西藏风光。
西藏和印度的通道一直是要穿越春必谷地。这也是1903年英国远征队所走的路,也是1904年协约后通商者所取之道----从此至江汉是任何外籍人土在西藏唯一有权通行的道路。谷地底是当1950年中国人侵时,我所迁徒的亚东镇。但它从那时起已有所改观。之后,我骑马下到谷地,再在中国公路下坐轿车南下。这当然要快上十倍,也更方便。但同所有的西藏人一样,我倒宁愿采取以前西藏所有的旅行方式。就在那条公路顶端,靠近发里的地方,中国人表现得古里古怪。我想他们了解一些有关高山空气稀薄的事,因为在上几世纪都是骑马旅行的路上,尚可看到中国人戴着氧气罩,舒舒服服地驾驶着。
亚东以上的风景对我是新鲜的。下了轿车,我在那叔拉骑马上边界,从我的中国监视人员那里解放出来,有了我从孩提时代起便不曾有过的愉 快的撞憬和兴奋的感情。我开始爬上山坡时,天气晴朗;但我们不久即走进云雾里;最后的几千英尺路,十分潮湿而寒冷。而这只是为我们在山头上受到的欢迎增添了快乐。我第一个看见的是一位警卫;然后是前来问候的姑妈大君和印度驻锡金的政治官员;印度官员带给我印度总统、副总统、首相和印度政府的问侯。他赠给我一条哈达,这是西藏的问候方式;一圈花环,这是印度传统。我们相伴骑马下到锡金的中阁,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幸福之夜。
第二天,我们前往锡金的首都甘扎。当我们穿过锡金和北印度,一步步地由原始到现代地转换运输工具,那自发前来的快乐的欢迎者也同时增 加,我感到不在异乡,而是宾至如归。我们在第十英里处,下马坐进了吉普车,中国大使在那里加入了我们。然后,出城不远,锡金的大君和他的大臣们加入了我们,而我从吉普车转到他的轿车里去。在这辆轿车上发生了一件极其滑稽的事。它一边飘着锡金旗,另一边飘着西藏旗。我们在进城的路上小憩了一阵。一大群人抛来哈达和花以示问候。这时,我吃惊地看着一位作大使的翻译的孤零零的中国先生,狡黠地取走了西藏旗,而把一面中国国旗系在上面。我的印度朋友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高兴地看出他们也知道这滑稽剧的一面。
我们坐飞机结束了这一旅行。当我们到达新德里时,我看见了为英国所建、作为遗留给了崭新而自由的印度首度的壮观。副总统拉达柯日西 那博土和首相尼赫鲁先生早在机场等候欢迎我们。同我坐在飞机里的中国大使要求先把我介绍给他们,再介绍给外交界。他带着我,穿过队列,引见许多国家的官员。我们来到英国代表面前,但我犹疑当我们走到美国代表那里时,会发生什么？那可是外交仪式中微妙的考验。在这关建时刻,那位中国大使像魔术师一样倏然消失,而我被留下来与美国人面面相对。印度外交部即有人巧妙地介入,并介绍了我们。
我和拉达柯日西那博士一同坐车进城。他对我说他是多么高兴地见到我,并快乐地谈及我们国家之间长久的联系。在为释迦牟尼佛诞所设立的旗帜和装饰之下,人群聚在路边,以增添对我的欢迎。我们来到拉切巴提巴芬的总统住所,总统拉吉达普拉沙博士以他和蔼的笑容和声音在谒见室的门口接待了我。我对这两位领袖都有着极其深刻与幸福的印象。我感到,他们是象征着印度人民的永恒精神的忠诚而博学的人物。
我到达新德里的第一个早晨的第一次参观是去拉迦塔,即圣雄甘地的骨灰所在之地。当我在斜向迦莫纳河的一块绿色草坪上祈祷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感到我来到了一个高贵的灵魂面前,这人的灵魂在他的一生中,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一个为了保存印度和人类的精神而奋门终身的人物,一个释迦牟尼佛真诚的弟子,一个对全人类之间的和平与和谐的真诚的信仰者。我站在那里,迷惑了:假若圣雄甘地尚在,他又会忠告我什么。我敢于肯定,但会把意志和品格的所有力量都投放在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的战门之中。
我强烈地意愿能在今世有幸见到他。我站在那里,感到与他非常接近。我感到他的忠告永远是我应该遵循的和平之道。我有过,而且依然有着对他所宣扬和实行的非暴力的教义不可动摇的信仰。现在,我更坚定地决心,不论我面临何种困难,都遵从他的指导。我比从前更强烈地快定,我永远也不可与暴力行动相联系。
那次朝圣之后,我有两三天忙于参加释迦牟尼佛诞的庆祝活动。这恰好向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跟来自世界各地,没有受到直接的压迫,为了世界和平而宣扬佛陀教法的明智之土交谈。所以,在我座谈会的演讲里,我强调了佛教信仰中和平的本质。我说,我希望这些庆祝将有助于传播不仅在亚洲,而且在西方世界人民之间的智慧之道;因为佛陀的教导不仅可以指导人们走向一个满足与和平的人生,而且可结束民族之间的敌意。对人道的拯救可从佛教的原则上寻到。我现在可以高兴地说,我将廷伸这一声明。不管他的信仰如何,人道的拯救存在于所有人类的潜的宗教本性。而对这一本性的强暴压制便是和平的敌人。
我在这次庆祝大会之后,才真正与尼赫鲁先生进行了第一次长谈。我的见解到那时已更深入了。我已解释过我为什么想来印度;现在,我极不 情愿地作出这样的结论。我相信,我不应当再回去;我相信,我应当留在印度,直到中国政策有了积极改变的迹象。也许是我在感情上的与圣雄甘地的相接近和我与许多博学而具有共通之感的人物的会见使我作出这一哀伤的决定。我几乎是第一次见到不是西藏人,却对西藏富于真挚的同情的人物。我以为,我在家里再也帮助不了我的人民;我不能控制他们采取暴力的愿望;我的一切为和平的努力都归于失败。但是,在印度,我至少可以向世界人民解释到底西藏发生了什么,并努力发起他们在道德上对我们的支持,由此,也许可给中国无情的暴力政策带来些改变。
我向尼赫鲁先生先生解释这些。我们单独会见,除了他的西藏翻译。我先告诉他,我是多么感激能有机会前来印度参加庆祝佛诞大会。之后,我解释东部西藏的处境是多么绝望,以及我们所有人都害怕更坏的厄运会传遍到西藏各地。我说,我得信服,中国确实意于永远摧毁我们的宗教和风俗,也因此斩断我们与印度的历史联系。我告诉他,现在,所有西藏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印度政府和人民的身上。然后,我解释,为什么我要留在印度,直到我们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赢回我们的自由。
他和蔼而耐心地听着。但他坚定地信服,目前西藏什么事也不能作。他说谁也没有正式承认过我们的独立。他同意我的观点,即企图与中国发生战争是无渭的。如果我们企图于此,他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派来更多的部队,彻底镇压我们。他建议我回西藏,和平地工作,努力实行十七条协议。
我说,我曾尽力而为去执行十七条,但不管我多么努力,中国方面拒绝尊重协议,我看不出他们心中有任何变化。对这一点,他答应与二天将到达印度的周恩来谈及,我们的会见就此结束。
我也跟周恩来谈过。我到机场去接见他,并在当晚与他进行了长谈。我告诉他,我们东部省份处境越来越坏。中国人强迫改革,而对本地的条件和人民愿望与利益不加考虑。周恩来似乎很同情,并说中国地方官员一定犯了错误。他说,他会将我说的话向毛泽东汇报,但我不能使他对任何改善方法作出肯定的承诺。
几天后,周恩来邀请我哥哥土登诺布和加洛东珠去中国大使馆晚宴。他们与他的谈话则更有希望,也更明确。我哥哥在我们政府里没有任何正式职位,因此,他们可以谈得更坦率,而不害怕于其对西藏直接影响。他们之后告诉我这一谈话,他们似乎完全说出了他们的批评。他们告诉周恩来,西藏与中国几世纪以来作为友好邻邦而相互尊重。而现在,在西藏的中国人却把西藏人当成死敌。他们蓄意利用西藏人中最坏的典型和社会中不合适的东西,来桃起不和;而且他们忍视许多有爱国心的西藏人,他们也许可以改进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世俗事务上支援班禅喇嘛,以此重结介于我的前任和他的前任之间的旧怨,并因此削弱我们政府的权力。他们还在西藏,尤其是拉萨维持着这么一支庞大的、无必要的军队,以致令我们经济崩溃,而物价也高涨到我们人民面临了饥饿的地步。不是西藏统治阶级,而是人民群众对中国的侵占最为痛恨。也是他们要求中国撤军,并签署一个在平等基础上的新协定。但拉萨的中国人并不听取群众意见。
周恩来似乎并不怎么喜欢这些直言直语,但他一如既往地矜持礼貌和恭谦。他向我哥哥担保,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想到利用不受欢迎的西藏人,或者班禅喇嘛来削弱我的权力,或是制造倾轧。他们不想干预西藏事务,或者成为经济负担。他认同,也许中国地方官员由于缺乏理解而引致困难。他承诺改进拉萨的食物供应,一当西藏人可自理事务,中国军队即可逐渐撤出。他还说,他将把他们的抱怨汇报给毛泽东,而且将可以看到这些因素都会解除。他说,这些诺言不仅仅是言辞而已。如果我哥哥喜欢留在印度,他们可以住在那里,看他的诺言履行了没有,如果没有,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批评。中国政府。
但会谈结尾,他对他们说,他又有一项请求。他听说我想留在印度,但他要他们尽力劝我返回西藏。他说,如果我不回去,那只会有害于我和我的人民。
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之后,我开始游览印度。我被带去参观几项新型工业设计,如纳加的大型水电厂。而我第一次亲自看出这样的项目,在共产主义和一个自由民主之下组织方式的巨大差异----在征集工人和自愿劳工之间气氛和精神的截然不同。当然,我的主要目的是朝拜历史上的宗教中心。我参观了山奇、阿加塔、比纳雨和菩提伽利略耶。我钦佩于这些明证了伟大的天才和虔诚的信仰的印度宗教艺术的杰作。我回想起,宗派和部落间的仇恨在过去是如何地伤害了这批遗产,而现在,由于印度宪法对宗教自由的确保,这仇恨又是如何得以镇定与平和。在比纳尔和菩提伽耶,数以千计的西藏朝圣者在等着见我;我在两处都作了有关佛陀教义的讲话,让他们深切感到,应当遵从他为我们明确标明的和平之道。
我的朝礼菩提伽耶,是对我的深厚激励之根源。每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都永远会把菩提伽耶与他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中最尊贵、最崇高的事物相 关系。我从年轻时代,就梦想过这次拜访。现在,我在这神圣的地方,伫立于已般大涅盘即最高的涅盘的圣者之前,他已为全人类找到拯救之道。我伫立着,一种宗教的炽热之情袭上我的心头,使我沉醉于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之间神圣威力的知识和影响。
但是,当我的朝圣之旅向撤柰斯(即鹿野苑 )行进时,一位中国大使馆的信使来到我这里。他带来一份来自拉萨的中国代表张经武将军的电报。电文说,家里处境十分严重,特务们和阴谋者在筹划一次大暴动;我应尽决回归。在菩提伽耶,我的中国陪同带来资讯说,周恩来将回到德里,急于会见我。因此,几天后,我得将自己拉回政治的敌意和不信任的世界。
在德里,周恩来再次告诉我,西藏处境更坏了,我应当回去了。他决不含糊地指出,如果真有一次群众起义,他会随时使用武力来镇压。我记得 ,他曾说住在印度的西藏人蓄意制造乱子,我应当决定下来该走哪一条路。我告诉他,我尚没有准备作点什么,我重复了我们对中国占领的一切悲哀。我说,我们愿意忘却过去他们对我们的错误作法,但非人的待遇和压迫必须停止。他回答说,毛泽东极其明确地指出,西藏改革只能按照人民的愿望进行。他这样说,好象不明白何以西藏人不欢迎中国人。
他告诉我,他听说我已受邀访问加林邦,一个靠近西藏边界的印度北部边镇,那里有一个西藏团体,其中一些人是刚被中国统治所驱使而流亡的。他说,我不应当去,怕那里的人会制造麻烦。我只对他说,我将好好考虑。在我们会见结束时,他警告我说,一些印度官员非常好,而另一些则非常特别。因此,我得非常小心。那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谈话,我出来时感到受挫伤,而极不满意。
第二天,中国政府高级成员,贺龙元帅来重复周恩来的劝告,说我应该立即返回拉萨。我记得他曾引用一句中国成语;「狮在深山为霸主,走落平原受犬欺」。我无意再去争执。我其时已深思熟虑过尼赫鲁先生的忠告和周恩来对我哥哥和我的保证。我告诉那位帅,我已决定回去,而且相信,那些对我的和我哥哥所作的承诺将会兑现。
我在离开德里之前,与尼赫鲁先生作了最后的会谈。我想应该摘引他自己的与周恩来和我的会谈记录。1959年,他把这一记录交给了印度议会的下议院。
他说,当周恩来总理两、三年前来这里时,他很客气地与我颇长时间地谈论过西藏。我们谈得坦率和完全。他说西藏很久以前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并不把西藏看作中国的一个省份。那里的人们与中国本土人有着自然上的不同,如同中国别的自治区里的人们一样,即使他们构成这 个国家的一部分。因而,他们把西藏视为一个享有自治权的自治区。他又对我说,任何中国强加共产主义于西藏的想象都是荒谬的。共产主义不可能对一个落后的国家,以这种方式去强加。即使他们期待进步改革的到来,他们并不愿望这么作。甚至这些改革,他们也提议得廷迟一段合适的时间才进行。
在谈及与我的会见中,尼赫鲁先生说;那时,达赖喇嘛也在这里,我其时跟他有过长谈。我对他说到与周恩来的友好讨论和他对西藏自治权的确保。我建议他良好的信任接受这一保证,为维护自治权而合作,并给西藏带来某些改革。达赖喇嘛同意说,尽管他们国家在精神上十分先进,但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却十分落后,改革是有必要的。
我记得在最后的会谈中,曾告诉他因为两个原因,我已决定回西藏;因为他建议我这么做,也因为周恩来给予我和我哥哥的确定的承诺。
尼赫鲁先生的个性使我深有印象。尽管圣雄甘地的外衣落到他的身上,我在他的身上丝毫找不出任何热烈的灵性的影子;但我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务实的发言人,能够巧妙捕捉国际政治,他向我表现出他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他的人民的信任。为了他们的福利和进步,他坚定地履行和平。
我也记得我们在那次会见中,谈到我去林邦的愿望。尼赫鲁先生知道周恩来劝我不要去;他似乎也同意,那里的人们好生事,也许劝我不要回西藏。他说,印度是个自由国家,谁也不能阻止加林邦人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补充说,如果我真要去,他的政府将作好一切安排来照顾我。
尽管有周恩来的劝阻,我还是决定去。那不完全是一项政治事件。我负有去拜访我的国人的精神上的责任,而这点周恩来完全不能建议我。
因此,我去了那里,不仅见到住在那里的西藏人,也遇到由我的政府从拉萨派出护陪送我回去的代表团。事实上,他们都建议我留在印度,因为西藏的处境已变得如此无望和危险。我已决定,给中国另一次机会以履行他们的政府诺言;再作一次努力,通过和平方式赢得自由。
我厌倦于政治。政治谈话占去了我在新德里的大部分时间,也缩短了我的朝圣之旅。我开始压倦这些,如果不是我对我西藏人民负有责任,我倒愿意从政治上退休。所以,我很高兴,我在加林邦和噶喀有时间来静思默想,以及给聚集在那里的人们讲演佛法。
山中下着大雪。在穿过那叔拉通往西藏的通路打开之前,我得将近等上一个月。
我出于任何政教原因,都非常想去。而释迦牟尼佛诞本身对于所有佛教徒都是极其重要的事件。此外,任何一个西藏人都渴望有一天能去印度朝圣。她对我们一直是个圣地。她是佛教文化创始人的诞生之地,也是几百年前,由印度圣者和先知们带往我们山脉之中的智慧的源泉。虽然和印度的宗教与社会是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的,但西藏依然是印度文化的儿女。
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拜访印度似乎向我提供了一次我早想从与中国的繁忙的接触和一无所获的争执中撤退的机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如此,----我还希望这提供我一次机会,请教于尼赫鲁先生和别的民领袖以及圣者甘地的信徒们。我不能夸张我们西藏的孤立的政治感情。我知道我在国际政治上缺乏经验,但我国任何别人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别国也像我们一样面临了这样的处境,而大量的政治智慧和经验存在于民主世界;但如今,任何一点都无裨益于我们,我们得由未经训练的本能来行事。急切需要明智的富于同情的指教。
我之想去尚有别的原因。我们曾与英国的印度有着长期友好的解触。事实上,那是我们与所有西方世界唯一的接触。但由于印度的权力转移到印度政府,我们与印度的政治接触因而淡化。我坚信,我们应当重建这接触而巩固之,把它作为通向容忍和自由的世界的生命线。
前往印度还不仅是我个人的愿望。西藏人在得知这一邀请,并通过我的官员催促我接受。因为我提及的所有原因-----除了那些有关于我,而尚无关于他们的之外,即我必须从当务之急的政治困难中撤退。
但仅仅想去是不够的。如果中国人不想我去,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我。因此,我得先征求他们的同意。
我与'范明将军商榷,他是最初驻于拉萨,并作为中国高级代表的。他开始说只可以向我提些建议,但他所说的无疑地都是些我不得不接受的建议。他这么说,我的心沈了下来。他说,为了安全的原因,我的印度之行是不合适的。他还以为由于筹备委员会尚有许多事要做,我作为主席, 理应留在拉萨。然后,象是宽慰,他补充说那邀请毕竟只来自宗教组织,而不是印度政府,因此,我大可不必接受,而可以轻而易举地派去一名代表。
我十分失望,但又不能完全放弃这一希望。我推迟指派代表,也没有告知玛哈菩提学会我的不能前往。四个月后,约是1956年的十月中旬,那将军再次建议我指派代表，因为名单必须事前送往印度;然后,我安排了一支以我的副经师为首的代表团来代表我。但十一月一日,或是二日,他再来见我,并承认,中国政府于十月一日收到印度政府的电报,邀请我和班禅喇嘛为这一庆祝活动的客人。他补充说,中国政府对此事的各方面都作了考虑,而且认为如果我想去,我就可以去。我们愉快,拉萨人民也一样。但在范明将军告诉我这一邀请之前,印度驻拉萨总领导已告诉了别的几个人,而且传开了。当然,我个人推断,中国要想把这邀请保密,直到对我为时过晚而不可接受;现在仅仅是由于这一披露才被迫打定了主意。
我准备启程。在我离开拉萨之前,张经武将军刚从中国来,作为常驻代表,我被当作小学生,领受了他的长篇大论。我发现很有趣,尽管也许那并非他故意如此。他说,匈亚利和波兰有点乱子,那是为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的一小撮人发动的。但苏联立即相应匈牙利和波兰人民的求助,不费吹灰之力地扑灭了反动分子。反动分子总是虎视眈眈。趁机在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乱子,但社会主义势力的共同责任是如此之大,他们会永远去援助任何这些国家。他对此大谈特谈,我致于意思到这也是一个含蓄的警告,即任何别国不得干预西藏。
然后,他谈及我的访问印度。他说尽管佛诞纯属宗教性,但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中国政府已派遣了一支代表团,但国民党也有可能从台湾派去一支代表团。如果他们这样做,中国代表即退会,他们也这样告知印度政府。而如果台湾有任何人出席,我也将拒绝参加。一当我到达印度,中国大使即向我提供最新消息。
后来,他警告我,如果任何印度领导人向我问及藏中边界,我只应说那是北京外交部的事。他说,我也许会被问西藏的情况。如果新闻记者或者低级官员问及,我只说曾有点麻烦,但现在一切已归于正常。如果是尼赫鲁先生,或者别的高级官员问及,我可以说得多一些----西藏有些地方,发生了起义。
谈话的最后一部分是他的一项建议,即如果我可能在庆祝期间发言,我得事先生拉萨准备好。事实上,我被安排在释迦牟尼佛诞大会上发言。在我离开拉萨之前,筹备委员会秘书长阿沛,与中国人磋商后,为我起草了发言稿。我来到印度后,完全重写。
那时,公路已建到亚东,从那里到边境只需步行两天。这是中国人疯狂地建筑,用以在我们全国各地安排驻军的战略公路网的一部分;但这也把由拉萨到印度的旅程由几周缩短为几天。我们在两天之内驶人亚东。在日喀则的路上,中国一只汽车渡轮把我们渡过了普拉马普达河,班禅喇嘛在那里加人了我们。第四天,我们骑马,这依然是跨越喜马拉雅关隘的唯一办法。
一位叫盛明义任军分区司令员的中国将军陪我们到达西藏的最后一个居民点春必坦止;他离开时,又给我们一次短暂的讲话。他很遗憾地说印度有许多反动份子,如果我与他们谈话,必须特别谨慎。他提醒我,作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我代表中国和西藏。因此,我应当告诉 每一个人关于中国在发展自然资源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上所作出的伟大进步。我应当让我见到的人都不庸置疑,中国与西藏享有完全的宗教自 由,也有任何别种自由。如果有人不相信,我可以告诉他们,只要他们喜欢,什么时候都欢迎来访中国。
那是在我穿过边境前所领受的最后指教。
由西藏南下印度的旅行是戏剧性的。穿越五十英里的荒凉的西藏高原,珠穆朗玛峰的皑皑雪峰指引着我们向前。在发里,从一个接近山麓的关隘可以尽揽其与世隔绝的壮观。然后,山道壁陡而下,再下,便到达了杜杜林和杜鹃遍布的春必谷地,这里盛长飞燕草、附子草和罂粟;人们有种 极少西藏人看过的天外世界的感觉。以下的世界是极下和极远地伸展的广袤而酷热的印度平原、繁华的城市和海洋。这里却依然有可攀越的关口那叔那关。道路再次上伸,出了森林线,到达极顶的边界,它在最终下降到锡金谷地之前,把人们重新带回到赤裸和熟悉的西藏风光。
西藏和印度的通道一直是要穿越春必谷地。这也是1903年英国远征队所走的路,也是1904年协约后通商者所取之道----从此至江汉是任何外籍人土在西藏唯一有权通行的道路。谷地底是当1950年中国人侵时,我所迁徒的亚东镇。但它从那时起已有所改观。之后,我骑马下到谷地,再在中国公路下坐轿车南下。这当然要快上十倍,也更方便。但同所有的西藏人一样,我倒宁愿采取以前西藏所有的旅行方式。就在那条公路顶端,靠近发里的地方,中国人表现得古里古怪。我想他们了解一些有关高山空气稀薄的事,因为在上几世纪都是骑马旅行的路上,尚可看到中国人戴着氧气罩,舒舒服服地驾驶着。
亚东以上的风景对我是新鲜的。下了轿车,我在那叔拉骑马上边界,从我的中国监视人员那里解放出来,有了我从孩提时代起便不曾有过的愉 快的撞憬和兴奋的感情。我开始爬上山坡时,天气晴朗;但我们不久即走进云雾里;最后的几千英尺路,十分潮湿而寒冷。而这只是为我们在山头上受到的欢迎增添了快乐。我第一个看见的是一位警卫;然后是前来问候的姑妈大君和印度驻锡金的政治官员;印度官员带给我印度总统、副总统、首相和印度政府的问侯。他赠给我一条哈达,这是西藏的问候方式;一圈花环,这是印度传统。我们相伴骑马下到锡金的中阁,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幸福之夜。
第二天,我们前往锡金的首都甘扎。当我们穿过锡金和北印度,一步步地由原始到现代地转换运输工具,那自发前来的快乐的欢迎者也同时增 加,我感到不在异乡,而是宾至如归。我们在第十英里处,下马坐进了吉普车,中国大使在那里加入了我们。然后,出城不远,锡金的大君和他的大臣们加入了我们,而我从吉普车转到他的轿车里去。在这辆轿车上发生了一件极其滑稽的事。它一边飘着锡金旗,另一边飘着西藏旗。我们在进城的路上小憩了一阵。一大群人抛来哈达和花以示问候。这时,我吃惊地看着一位作大使的翻译的孤零零的中国先生,狡黠地取走了西藏旗,而把一面中国国旗系在上面。我的印度朋友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高兴地看出他们也知道这滑稽剧的一面。
我们坐飞机结束了这一旅行。当我们到达新德里时,我看见了为英国所建、作为遗留给了崭新而自由的印度首度的壮观。副总统拉达柯日西 那博土和首相尼赫鲁先生早在机场等候欢迎我们。同我坐在飞机里的中国大使要求先把我介绍给他们,再介绍给外交界。他带着我,穿过队列,引见许多国家的官员。我们来到英国代表面前,但我犹疑当我们走到美国代表那里时,会发生什么？那可是外交仪式中微妙的考验。在这关建时刻,那位中国大使像魔术师一样倏然消失,而我被留下来与美国人面面相对。印度外交部即有人巧妙地介入,并介绍了我们。
我和拉达柯日西那博士一同坐车进城。他对我说他是多么高兴地见到我,并快乐地谈及我们国家之间长久的联系。在为释迦牟尼佛诞所设立的旗帜和装饰之下,人群聚在路边,以增添对我的欢迎。我们来到拉切巴提巴芬的总统住所,总统拉吉达普拉沙博士以他和蔼的笑容和声音在谒见室的门口接待了我。我对这两位领袖都有着极其深刻与幸福的印象。我感到,他们是象征着印度人民的永恒精神的忠诚而博学的人物。
我到达新德里的第一个早晨的第一次参观是去拉迦塔,即圣雄甘地的骨灰所在之地。当我在斜向迦莫纳河的一块绿色草坪上祈祷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感到我来到了一个高贵的灵魂面前,这人的灵魂在他的一生中,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一个为了保存印度和人类的精神而奋门终身的人物,一个释迦牟尼佛真诚的弟子,一个对全人类之间的和平与和谐的真诚的信仰者。我站在那里,迷惑了:假若圣雄甘地尚在,他又会忠告我什么。我敢于肯定,但会把意志和品格的所有力量都投放在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的战门之中。
我强烈地意愿能在今世有幸见到他。我站在那里,感到与他非常接近。我感到他的忠告永远是我应该遵循的和平之道。我有过,而且依然有着对他所宣扬和实行的非暴力的教义不可动摇的信仰。现在,我更坚定地决心,不论我面临何种困难,都遵从他的指导。我比从前更强烈地快定,我永远也不可与暴力行动相联系。
那次朝圣之后,我有两三天忙于参加释迦牟尼佛诞的庆祝活动。这恰好向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跟来自世界各地,没有受到直接的压迫,为了世界和平而宣扬佛陀教法的明智之土交谈。所以,在我座谈会的演讲里,我强调了佛教信仰中和平的本质。我说,我希望这些庆祝将有助于传播不仅在亚洲,而且在西方世界人民之间的智慧之道;因为佛陀的教导不仅可以指导人们走向一个满足与和平的人生,而且可结束民族之间的敌意。对人道的拯救可从佛教的原则上寻到。我现在可以高兴地说,我将廷伸这一声明。不管他的信仰如何,人道的拯救存在于所有人类的潜的宗教本性。而对这一本性的强暴压制便是和平的敌人。
我在这次庆祝大会之后,才真正与尼赫鲁先生进行了第一次长谈。我的见解到那时已更深入了。我已解释过我为什么想来印度;现在,我极不 情愿地作出这样的结论。我相信,我不应当再回去;我相信,我应当留在印度,直到中国政策有了积极改变的迹象。也许是我在感情上的与圣雄甘地的相接近和我与许多博学而具有共通之感的人物的会见使我作出这一哀伤的决定。我几乎是第一次见到不是西藏人,却对西藏富于真挚的同情的人物。我以为,我在家里再也帮助不了我的人民;我不能控制他们采取暴力的愿望;我的一切为和平的努力都归于失败。但是,在印度,我至少可以向世界人民解释到底西藏发生了什么,并努力发起他们在道德上对我们的支持,由此,也许可给中国无情的暴力政策带来些改变。
我向尼赫鲁先生先生解释这些。我们单独会见,除了他的西藏翻译。我先告诉他,我是多么感激能有机会前来印度参加庆祝佛诞大会。之后,我解释东部西藏的处境是多么绝望,以及我们所有人都害怕更坏的厄运会传遍到西藏各地。我说,我得信服,中国确实意于永远摧毁我们的宗教和风俗,也因此斩断我们与印度的历史联系。我告诉他,现在,所有西藏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印度政府和人民的身上。然后,我解释,为什么我要留在印度,直到我们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赢回我们的自由。
他和蔼而耐心地听着。但他坚定地信服,目前西藏什么事也不能作。他说谁也没有正式承认过我们的独立。他同意我的观点,即企图与中国发生战争是无渭的。如果我们企图于此,他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派来更多的部队,彻底镇压我们。他建议我回西藏,和平地工作,努力实行十七条协议。
我说,我曾尽力而为去执行十七条,但不管我多么努力,中国方面拒绝尊重协议,我看不出他们心中有任何变化。对这一点,他答应与二天将到达印度的周恩来谈及,我们的会见就此结束。
我也跟周恩来谈过。我到机场去接见他,并在当晚与他进行了长谈。我告诉他,我们东部省份处境越来越坏。中国人强迫改革,而对本地的条件和人民愿望与利益不加考虑。周恩来似乎很同情,并说中国地方官员一定犯了错误。他说,他会将我说的话向毛泽东汇报,但我不能使他对任何改善方法作出肯定的承诺。
几天后,周恩来邀请我哥哥土登诺布和加洛东珠去中国大使馆晚宴。他们与他的谈话则更有希望,也更明确。我哥哥在我们政府里没有任何正式职位,因此,他们可以谈得更坦率,而不害怕于其对西藏直接影响。他们之后告诉我这一谈话,他们似乎完全说出了他们的批评。他们告诉周恩来,西藏与中国几世纪以来作为友好邻邦而相互尊重。而现在,在西藏的中国人却把西藏人当成死敌。他们蓄意利用西藏人中最坏的典型和社会中不合适的东西,来桃起不和;而且他们忍视许多有爱国心的西藏人,他们也许可以改进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世俗事务上支援班禅喇嘛,以此重结介于我的前任和他的前任之间的旧怨,并因此削弱我们政府的权力。他们还在西藏,尤其是拉萨维持着这么一支庞大的、无必要的军队,以致令我们经济崩溃,而物价也高涨到我们人民面临了饥饿的地步。不是西藏统治阶级,而是人民群众对中国的侵占最为痛恨。也是他们要求中国撤军,并签署一个在平等基础上的新协定。但拉萨的中国人并不听取群众意见。
周恩来似乎并不怎么喜欢这些直言直语,但他一如既往地矜持礼貌和恭谦。他向我哥哥担保,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想到利用不受欢迎的西藏人,或者班禅喇嘛来削弱我的权力,或是制造倾轧。他们不想干预西藏事务,或者成为经济负担。他认同,也许中国地方官员由于缺乏理解而引致困难。他承诺改进拉萨的食物供应,一当西藏人可自理事务,中国军队即可逐渐撤出。他还说,他将把他们的抱怨汇报给毛泽东,而且将可以看到这些因素都会解除。他说,这些诺言不仅仅是言辞而已。如果我哥哥喜欢留在印度,他们可以住在那里,看他的诺言履行了没有,如果没有,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批评。中国政府。
但会谈结尾,他对他们说,他又有一项请求。他听说我想留在印度,但他要他们尽力劝我返回西藏。他说,如果我不回去,那只会有害于我和我的人民。
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之后,我开始游览印度。我被带去参观几项新型工业设计,如纳加的大型水电厂。而我第一次亲自看出这样的项目,在共产主义和一个自由民主之下组织方式的巨大差异----在征集工人和自愿劳工之间气氛和精神的截然不同。当然,我的主要目的是朝拜历史上的宗教中心。我参观了山奇、阿加塔、比纳雨和菩提伽利略耶。我钦佩于这些明证了伟大的天才和虔诚的信仰的印度宗教艺术的杰作。我回想起,宗派和部落间的仇恨在过去是如何地伤害了这批遗产,而现在,由于印度宪法对宗教自由的确保,这仇恨又是如何得以镇定与平和。在比纳尔和菩提伽耶,数以千计的西藏朝圣者在等着见我;我在两处都作了有关佛陀教义的讲话,让他们深切感到,应当遵从他为我们明确标明的和平之道。
我的朝礼菩提伽耶,是对我的深厚激励之根源。每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都永远会把菩提伽耶与他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中最尊贵、最崇高的事物相 关系。我从年轻时代,就梦想过这次拜访。现在,我在这神圣的地方,伫立于已般大涅盘即最高的涅盘的圣者之前,他已为全人类找到拯救之道。我伫立着,一种宗教的炽热之情袭上我的心头,使我沉醉于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之间神圣威力的知识和影响。
但是,当我的朝圣之旅向撤柰斯(即鹿野苑 )行进时,一位中国大使馆的信使来到我这里。他带来一份来自拉萨的中国代表张经武将军的电报。电文说,家里处境十分严重,特务们和阴谋者在筹划一次大暴动;我应尽决回归。在菩提伽耶,我的中国陪同带来资讯说,周恩来将回到德里,急于会见我。因此,几天后,我得将自己拉回政治的敌意和不信任的世界。
在德里,周恩来再次告诉我,西藏处境更坏了,我应当回去了。他决不含糊地指出,如果真有一次群众起义,他会随时使用武力来镇压。我记得 ,他曾说住在印度的西藏人蓄意制造乱子,我应当决定下来该走哪一条路。我告诉他,我尚没有准备作点什么,我重复了我们对中国占领的一切悲哀。我说,我们愿意忘却过去他们对我们的错误作法,但非人的待遇和压迫必须停止。他回答说,毛泽东极其明确地指出,西藏改革只能按照人民的愿望进行。他这样说,好象不明白何以西藏人不欢迎中国人。
他告诉我,他听说我已受邀访问加林邦,一个靠近西藏边界的印度北部边镇,那里有一个西藏团体,其中一些人是刚被中国统治所驱使而流亡的。他说,我不应当去,怕那里的人会制造麻烦。我只对他说,我将好好考虑。在我们会见结束时,他警告我说,一些印度官员非常好,而另一些则非常特别。因此,我得非常小心。那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谈话,我出来时感到受挫伤,而极不满意。
第二天,中国政府高级成员,贺龙元帅来重复周恩来的劝告,说我应该立即返回拉萨。我记得他曾引用一句中国成语;「狮在深山为霸主,走落平原受犬欺」。我无意再去争执。我其时已深思熟虑过尼赫鲁先生的忠告和周恩来对我哥哥和我的保证。我告诉那位帅,我已决定回去,而且相信,那些对我的和我哥哥所作的承诺将会兑现。
我在离开德里之前,与尼赫鲁先生作了最后的会谈。我想应该摘引他自己的与周恩来和我的会谈记录。1959年,他把这一记录交给了印度议会的下议院。
他说,当周恩来总理两、三年前来这里时,他很客气地与我颇长时间地谈论过西藏。我们谈得坦率和完全。他说西藏很久以前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并不把西藏看作中国的一个省份。那里的人们与中国本土人有着自然上的不同,如同中国别的自治区里的人们一样,即使他们构成这 个国家的一部分。因而,他们把西藏视为一个享有自治权的自治区。他又对我说,任何中国强加共产主义于西藏的想象都是荒谬的。共产主义不可能对一个落后的国家,以这种方式去强加。即使他们期待进步改革的到来,他们并不愿望这么作。甚至这些改革,他们也提议得廷迟一段合适的时间才进行。
在谈及与我的会见中,尼赫鲁先生说;那时,达赖喇嘛也在这里,我其时跟他有过长谈。我对他说到与周恩来的友好讨论和他对西藏自治权的确保。我建议他良好的信任接受这一保证,为维护自治权而合作,并给西藏带来某些改革。达赖喇嘛同意说,尽管他们国家在精神上十分先进,但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却十分落后,改革是有必要的。
我记得在最后的会谈中,曾告诉他因为两个原因,我已决定回西藏;因为他建议我这么做,也因为周恩来给予我和我哥哥的确定的承诺。
尼赫鲁先生的个性使我深有印象。尽管圣雄甘地的外衣落到他的身上,我在他的身上丝毫找不出任何热烈的灵性的影子;但我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务实的发言人,能够巧妙捕捉国际政治,他向我表现出他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他的人民的信任。为了他们的福利和进步,他坚定地履行和平。
我也记得我们在那次会见中,谈到我去林邦的愿望。尼赫鲁先生知道周恩来劝我不要去;他似乎也同意,那里的人们好生事,也许劝我不要回西藏。他说,印度是个自由国家,谁也不能阻止加林邦人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补充说,如果我真要去,他的政府将作好一切安排来照顾我。
尽管有周恩来的劝阻,我还是决定去。那不完全是一项政治事件。我负有去拜访我的国人的精神上的责任,而这点周恩来完全不能建议我。
因此,我去了那里,不仅见到住在那里的西藏人,也遇到由我的政府从拉萨派出护陪送我回去的代表团。事实上,他们都建议我留在印度,因为西藏的处境已变得如此无望和危险。我已决定,给中国另一次机会以履行他们的政府诺言;再作一次努力,通过和平方式赢得自由。
我厌倦于政治。政治谈话占去了我在新德里的大部分时间,也缩短了我的朝圣之旅。我开始压倦这些,如果不是我对我西藏人民负有责任,我倒愿意从政治上退休。所以,我很高兴,我在加林邦和噶喀有时间来静思默想,以及给聚集在那里的人们讲演佛法。
山中下着大雪。在穿过那叔拉通往西藏的通路打开之前,我得将近等上一个月。
第九章:暴动
天气终于好转。道路再度畅通。我在那叔拉山顶与来自印度和锡金的朋友们作最后道别。当我穿越关隘,进入西藏,我看见在西藏人喜欢飘在高处的祈祷旗中间,还有巨大的红色中国旗和毛泽东画像。无疑这意味着欢迎,但对我们国家而言,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欢迎。
一位中国将军在等候接待我们。幸运的是,来者是军分区副司令员的金若云将军,他是我真正喜欢的官员之一。他是个真诚而耿直的人;但决不是唯一的----我也见过别的一样真诚和富于同情心的人。我十分肯定,他们许多人会乐于帮助我们,但他们屈从于严格的共产主义纪律,几乎什么也不能作。然而,其中的一个是如此强烈地为我们着想,他在1958年加入我们的游击队,跟他们一起打了九个月仗,现在在印度成为难民。
我决定在回拉萨一路所经过的城镇,自由地讲话----亚东、江孜和日喀则。在我和我哥哥从新德里得到承诺之后,我想着看中国对这西藏人爽快的讲话会有何反应。所以,我在这三个地方,也在拉萨,反复强调我在1955年从中国回来的路上,对我的人民和西藏与中国官员们所讲的话:中国人不是我们的统治者,而我们不是他们的子民。我们被承诺为一个自治的政府,每个人都应竭力使之实现。我们的责任永远是纠正错误,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藏人所犯下的。我说,中国统治者已向我保证,在西藏的中国人仅仅是来帮助西藏人,因而,任何对我们毫无帮助的人都是不服从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
我同时把这一政策付诸实践,使我们政府的任何一个行为是都严格遵照十七条,力所能及地赢得自治权。最初我看不出中国人有任何反应,但我渐渐明白,他们认为我只是在受到外国的影响下而行动的。
我不久得知,当我在印度的时候,拉萨和偏远地区的人们对中国人的怒火在不断上升。我想,主要原因是康巴人和别的来自东部省份的难民的涌人。他们中的几千人在拉萨周围搭棚,以期得到政府的保护。每个人都从他们那里得知中国人在试图强加他们的理论时所采用的残酷手段;所有人都害怕同样的手段不久就会在西藏其它地区实行。
当人民的怒火连续增长并倾向于暴力时,中国权威们的态度也极其意外和令人迷惑地各不同。在我回来之前,曾有一段日子,他们以中国人可 能有的谦恭来对待我的噶伦们。他们在此期间召开会议,对噶厦说,中国政府知道西藏人民对其计划的改革十分焦虑。他们似毫不想忽视人民的意愿,因此改革将推迟六年之久。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是我在新德里向周恩来抗议的结果;不管是否如此,这已为时过晚,而不会极大地影响到人民的敌意。
然而,也是这段谨而慎之的友谊期间,中国人在没有事先警告噶厦的情况下,在一个大会宣告,反对他们统治的暴动已在东部爆发,他们已作好全部准备,采取任何必要的举动镇压之。噶伦们对此震惊。他们当然知道康巴族在打仗;但他们不知道暴动是如此严重,以致中国人公开承认。
于是,我们看不出任何直接的理由,一个友好时期倏然间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过去的受到的威胁,发号施令和几乎无可掩饰的虐待的气氛。
我在访问印度之后,曾邀请尼赫鲁先生来访拉萨。我这样做,不仅因为我想在那里招待他,以回谢我在印度所受到的客礼,而且当然也因为我想让他拥有对西藏所发生的事件的亲身印象。他接受了,而中国人起初并不反对。但,我也许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许会知道他们不敢让一位来自外界的政治家看到他们正在作的事。就在访问即将到来之前,他们解释,他们不能确保他在西藏的安全,说什么西藏人并不欢迎他,把他作为救主,反而是会去伤害他----因此,很不幸,我得收回请帖。我因此再次从与外界的一切同情和建议中隔离。
渐渐地,我们从难民报告中得到对于正在东部和东北部所发生的可怕的事件的印象,尽管真实的历史尚不为人所知,也许永远不会。在一当侵 略开始便完全处在中国的统治下的地区,那些被驱赶进山中当游击队员的康巴人们也由几百人增加到上万人。他们与中国军队狠狠打了几仗。中国人已动用机关枪和轰炸机,不仅反击他们可以发现的游击队,而且轰击他们猜疑公开或不公开地援助过他们的村庄和寺院的人民。因此,村庄和寺院被院全摧毁。土地被没收。喇嘛和俗家领导人受到侮辱,监禁、屠杀,甚至拷打。佛像、经书和别的对我们有着神圣意义的东西受到摧毁、嘲弄、或者偷盗。亵渎性的布告写进大字报上,刊于报纸,并在学校宣讲,说什么宗教只是剥削人民的一种手段,而「佛陀」是「反动派」。几份在中国出版的报纸送到拉萨,并在那里的中国和西藏干部中间流通。当中国人看到西藏人民的强烈的反应,发现到这样作实在过火,于是以每份伍块钱的代价,企图在拉萨每一个人都听到这事之前,将它们全部收回。
如果说,中国曾想赢得西藏人成为他们祖国自愿的公民的话,他们显然至少在东部省份放弃了这种企图。西藏人永远不会被威吓,或者受威胁而至于默认此事。而攻击我们的宗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一项疯狂的政策。这仅仅是使暴动得以扩散和加剧。我到达拉萨后不久,整个东部、东北都和东南部的人民都拿起了武器。只有西部与中部西藏仍然相对地平静。
当然,我在拉萨向中国将军们强烈抗议这项令人震惊的战争策略。举个列子,当我抗议轰炸村庄和寺院时,他会许诺立即停止,但此举却照样地继续着。
在拉萨,康巴人和别的来自东部的人数目增至一万人。其中一些是永久居民,大多数是难民。由于是东部人民发起一场暴动,这些在拉萨扎营 的人害怕中国人会对他们报复,他们向噶厦呈交一份请愿书,要求保护。中国司令们告诉噶厦,保证不对东都人民普遍采取惩罚行为,噶夏请来康巴领导人,竭力克服他们的恐惧感。但他们只能使其短时期地得以镇定。他们再来要求噶夏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份书面关于中国将不惩罚这些康巴人和安多人的保证书。但中国人拒绝了,理由很奇怪,说什么如果这样的承诺公诸于众,就会传到印度,也就会使中国丢脸。
噶厦什么也不能作,只有重复中国人的口头承诺,并以他们自己的权力来书写成文。但不久,迹象表明这些诺言和许多别的一样空洞。几周后,中国官员在康巴人中间转来转去,收集意见,详细记录各种各样的个人履历。这是前所未有的,使康巴人增添了恐惧。他们认为这是集体逮捕的前奏。并断定他们在拉萨不再安全。大流徒因而开始了。一些难民夜间开始朝山中出发,有些带着家人,去找游击队并加入其中,到后来几乎没有人留下来。
这当然也激怒了中国人,他们的怨言也纷纷涌入噶厦办公室。我对这一事件的转变极不安。这使我的处境更加为难。我一方面极其钦佩这些游击战士们。他们是勇敢的人们,男男女女,把自己孩子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而竭力以他们可找到的唯一的手段拉来拯救我们的宗教和国家。当人们听到中国人在东部的可怕行为,人类的自然反应便是去寻求报复。更有甚者,我知道,他们把自己视作对我作为达赖喇嘛的忠诚而战的:达赖喇嘛是他们所努力防御的核心。
我被迫回到以前的争执。我时常把自己带回拉加特,我再次迷惑了,在这变幻的处境下,圣雄甘地又会给予我什么指导,依然是非暴力么？我只能相信他会的。不管有多么大的暴力用以反对我们,那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使用暴力回敬的权利。而且,我从实践的一面看出,如果我们与他们作战,中国会易如反掌地在整个西藏实行如在东部一般的凶残可怕的暴行。我想应当再努力劝阻我的人民不要使用武力,不要引起同样、或者更坏的在全国各地的报复。我让噶厦给康巴族领导人送信,说这些是我的愿望。他们指定了一个包括两位俗官和三位僧官的使团去找游击队领导并告知他们;这支使团也带去中国人的承诺;即如果游击队放下武器,就不会有任何反对他们的行动。那一承诺也有这样的暗示,就是如果他们拒绝,后果会更严重。中国人曾以此许诺为条件,要求游击队缴械;但噶厦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康巴人会接受。
我在这期间,与三位高级将军张经武、张国华和谭冠三谈过几次。他们的所说似乎与正在发生的事毫不相干。我每次见到他们,他们都重复周恩来在印度给予我的保证,就是至少在六年内,西藏不会有任何强加改变,甚至在这之后,改革不会违反人民的愿望而强迫进行。然而,他们正 在强加这些,在东部地区,违反人民最强烈的愿望。也许他们可以自欺欺人,这些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西藏。但他们重复的承诺给予了我一线希望,这也许正是他们的企图。
之后,他们突然改变政策。到那时,正是他们,中国军队在东部对游击队进行报复,也在别处威胁他们。他们现在强迫我们政府采取行动来反对游击队。说我们应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镇压暴动。他们将向我们提供援兵和给养。但噶厦对此绝对拒绝。他们指出西藏军队规模太小,训练和装备都不良,而且必须用以维持拉萨的和平;至关重要的是,他们说他们不能担保西藏军队不会与游击队联手。我不会坏疑此事有可能发生。派出一支西藏军队去攻打除了防御西藏,并没有犯什么罪的西藏人那是不可能想象的。噶厦被迫向一项中国主要命令坚定地挑战。
中国有把无关紧要和至重要的东西混为一谈的怪异的方法。在所有这些生死重大的事件中,他们一直使用「反动派」一词描写拿起武器反击他们的康巴人。这词语对共产主义者有着特殊的感性意义,但对我却没有意思。政府之外的任何人开始把这用作游击队的同义词。无疑,对共产主义者,这意味着极大的罪恶;但当我们使用这词,总的意义是表示钦佩。这似乎并不困扰我们,或者康巴人,不管他们的西藏同仁如何称呼他们。但其后,当我在写作中天真地使用这个词语时,它在我海外朋友之间确乎引起混淆。
中国人在更为严肃的事件中,也表现出同样的缺乏逻辑和平衡。暴动是在为他们控制了七年的地区爆发的;然而现在,他们却怒气冲冲地指责我们政府。他们的抱怨和指责一天接一天,没完没了:噶厦没有尽力镇压「反动派」,不守卫紧西藏军火,从而使「反动派」得以偷盗武器和弹药。致使几百名中国人丧生,中国将向他们讨还血债。与所有的侵略者一样,他们全然无视于反对他们的暴力的唯一原因,即我们的人民不要他们留在我们国家里,并愿意付出他们的生命去消灭他们。
但中国指责我们的政府,他们依然为根本上就不存在的「帝国主义」幽灵所作崇。他们一定已经知道西藏并没有「帝国主义」武装,也从没有过。但现在,他们说某些在印度的西藏人与「帝国主义」联盟,正是他们在西藏制造麻烦。他们对其中的九人指名,包括我先前的司伦鲁康娃和我哥哥土登诺布与加落东珠,并要求除去他们的西藏国籍。这道命令对我和我的噶厦是不值得去挑战的。指控原是一派胡言,但这九人也许把被单独点名视为荣耀。而这惩罚,就我所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哪怕是一丁点麻烦。
但我们在拉萨已到达了崩溃的顶点。我的噶厦已与中国人有所裂痕。中国人武装他们的公民,加强城市设防。他们宣称只保护他们自己在全国的国民和通信，别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责任。他们在学校和别的地方召开更多的聚会,告诉人们,噶厦与「反动派」联盟,有关成员将会依法处治,但不只是枪毙,他们还继续解释说,而且慢慢地公开处决。谭冠三将军在一次拉萨妇女大会上谈,哪里有腐肉,那里就有苍蝇;如果你除去这块腐肉,苍蝇也就不会再来困扰。我猜测,苍蝇是指游击战士;那块腐肉,不是我的噶厦,就是我本人。
然而,中国说噶厦与游击队联盟,我不怀疑康巴人会相信噶厦多多少少与中国人联盟。噶厦派往康巴族的使团从没有回来过。其中的五名自愿加人了游击队,那时要指责他们也很困难了。我的通过他们所表示的愿望,曾使战门暂歇,但这已属为时已晚。多数游击队员不会回家,因为他们不相信所谓不采取反对他们行为的保证;他们中的大批人事实上,其时已无家可归。
我得承认,我濒临了绝望的边缘。不管是偶然,还是蓄意,中国人已给我们带来了危机。
一位中国将军在等候接待我们。幸运的是,来者是军分区副司令员的金若云将军,他是我真正喜欢的官员之一。他是个真诚而耿直的人;但决不是唯一的----我也见过别的一样真诚和富于同情心的人。我十分肯定,他们许多人会乐于帮助我们,但他们屈从于严格的共产主义纪律,几乎什么也不能作。然而,其中的一个是如此强烈地为我们着想,他在1958年加入我们的游击队,跟他们一起打了九个月仗,现在在印度成为难民。
我决定在回拉萨一路所经过的城镇,自由地讲话----亚东、江孜和日喀则。在我和我哥哥从新德里得到承诺之后,我想着看中国对这西藏人爽快的讲话会有何反应。所以,我在这三个地方,也在拉萨,反复强调我在1955年从中国回来的路上,对我的人民和西藏与中国官员们所讲的话:中国人不是我们的统治者,而我们不是他们的子民。我们被承诺为一个自治的政府,每个人都应竭力使之实现。我们的责任永远是纠正错误,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藏人所犯下的。我说,中国统治者已向我保证,在西藏的中国人仅仅是来帮助西藏人,因而,任何对我们毫无帮助的人都是不服从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
我同时把这一政策付诸实践,使我们政府的任何一个行为是都严格遵照十七条,力所能及地赢得自治权。最初我看不出中国人有任何反应,但我渐渐明白,他们认为我只是在受到外国的影响下而行动的。
我不久得知,当我在印度的时候,拉萨和偏远地区的人们对中国人的怒火在不断上升。我想,主要原因是康巴人和别的来自东部省份的难民的涌人。他们中的几千人在拉萨周围搭棚,以期得到政府的保护。每个人都从他们那里得知中国人在试图强加他们的理论时所采用的残酷手段;所有人都害怕同样的手段不久就会在西藏其它地区实行。
当人民的怒火连续增长并倾向于暴力时,中国权威们的态度也极其意外和令人迷惑地各不同。在我回来之前,曾有一段日子,他们以中国人可 能有的谦恭来对待我的噶伦们。他们在此期间召开会议,对噶厦说,中国政府知道西藏人民对其计划的改革十分焦虑。他们似毫不想忽视人民的意愿,因此改革将推迟六年之久。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是我在新德里向周恩来抗议的结果;不管是否如此,这已为时过晚,而不会极大地影响到人民的敌意。
然而,也是这段谨而慎之的友谊期间,中国人在没有事先警告噶厦的情况下,在一个大会宣告,反对他们统治的暴动已在东部爆发,他们已作好全部准备,采取任何必要的举动镇压之。噶伦们对此震惊。他们当然知道康巴族在打仗;但他们不知道暴动是如此严重,以致中国人公开承认。
于是,我们看不出任何直接的理由,一个友好时期倏然间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过去的受到的威胁,发号施令和几乎无可掩饰的虐待的气氛。
我在访问印度之后,曾邀请尼赫鲁先生来访拉萨。我这样做,不仅因为我想在那里招待他,以回谢我在印度所受到的客礼,而且当然也因为我想让他拥有对西藏所发生的事件的亲身印象。他接受了,而中国人起初并不反对。但,我也许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许会知道他们不敢让一位来自外界的政治家看到他们正在作的事。就在访问即将到来之前,他们解释,他们不能确保他在西藏的安全,说什么西藏人并不欢迎他,把他作为救主,反而是会去伤害他----因此,很不幸,我得收回请帖。我因此再次从与外界的一切同情和建议中隔离。
渐渐地,我们从难民报告中得到对于正在东部和东北部所发生的可怕的事件的印象,尽管真实的历史尚不为人所知,也许永远不会。在一当侵 略开始便完全处在中国的统治下的地区,那些被驱赶进山中当游击队员的康巴人们也由几百人增加到上万人。他们与中国军队狠狠打了几仗。中国人已动用机关枪和轰炸机,不仅反击他们可以发现的游击队,而且轰击他们猜疑公开或不公开地援助过他们的村庄和寺院的人民。因此,村庄和寺院被院全摧毁。土地被没收。喇嘛和俗家领导人受到侮辱,监禁、屠杀,甚至拷打。佛像、经书和别的对我们有着神圣意义的东西受到摧毁、嘲弄、或者偷盗。亵渎性的布告写进大字报上,刊于报纸,并在学校宣讲,说什么宗教只是剥削人民的一种手段,而「佛陀」是「反动派」。几份在中国出版的报纸送到拉萨,并在那里的中国和西藏干部中间流通。当中国人看到西藏人民的强烈的反应,发现到这样作实在过火,于是以每份伍块钱的代价,企图在拉萨每一个人都听到这事之前,将它们全部收回。
如果说,中国曾想赢得西藏人成为他们祖国自愿的公民的话,他们显然至少在东部省份放弃了这种企图。西藏人永远不会被威吓,或者受威胁而至于默认此事。而攻击我们的宗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一项疯狂的政策。这仅仅是使暴动得以扩散和加剧。我到达拉萨后不久,整个东部、东北都和东南部的人民都拿起了武器。只有西部与中部西藏仍然相对地平静。
当然,我在拉萨向中国将军们强烈抗议这项令人震惊的战争策略。举个列子,当我抗议轰炸村庄和寺院时,他会许诺立即停止,但此举却照样地继续着。
在拉萨,康巴人和别的来自东部的人数目增至一万人。其中一些是永久居民,大多数是难民。由于是东部人民发起一场暴动,这些在拉萨扎营 的人害怕中国人会对他们报复,他们向噶厦呈交一份请愿书,要求保护。中国司令们告诉噶厦,保证不对东都人民普遍采取惩罚行为,噶夏请来康巴领导人,竭力克服他们的恐惧感。但他们只能使其短时期地得以镇定。他们再来要求噶夏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份书面关于中国将不惩罚这些康巴人和安多人的保证书。但中国人拒绝了,理由很奇怪,说什么如果这样的承诺公诸于众,就会传到印度,也就会使中国丢脸。
噶厦什么也不能作,只有重复中国人的口头承诺,并以他们自己的权力来书写成文。但不久,迹象表明这些诺言和许多别的一样空洞。几周后,中国官员在康巴人中间转来转去,收集意见,详细记录各种各样的个人履历。这是前所未有的,使康巴人增添了恐惧。他们认为这是集体逮捕的前奏。并断定他们在拉萨不再安全。大流徒因而开始了。一些难民夜间开始朝山中出发,有些带着家人,去找游击队并加入其中,到后来几乎没有人留下来。
这当然也激怒了中国人,他们的怨言也纷纷涌入噶厦办公室。我对这一事件的转变极不安。这使我的处境更加为难。我一方面极其钦佩这些游击战士们。他们是勇敢的人们,男男女女,把自己孩子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而竭力以他们可找到的唯一的手段拉来拯救我们的宗教和国家。当人们听到中国人在东部的可怕行为,人类的自然反应便是去寻求报复。更有甚者,我知道,他们把自己视作对我作为达赖喇嘛的忠诚而战的:达赖喇嘛是他们所努力防御的核心。
我被迫回到以前的争执。我时常把自己带回拉加特,我再次迷惑了,在这变幻的处境下,圣雄甘地又会给予我什么指导,依然是非暴力么？我只能相信他会的。不管有多么大的暴力用以反对我们,那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使用暴力回敬的权利。而且,我从实践的一面看出,如果我们与他们作战,中国会易如反掌地在整个西藏实行如在东部一般的凶残可怕的暴行。我想应当再努力劝阻我的人民不要使用武力,不要引起同样、或者更坏的在全国各地的报复。我让噶厦给康巴族领导人送信,说这些是我的愿望。他们指定了一个包括两位俗官和三位僧官的使团去找游击队领导并告知他们;这支使团也带去中国人的承诺;即如果游击队放下武器,就不会有任何反对他们的行动。那一承诺也有这样的暗示,就是如果他们拒绝,后果会更严重。中国人曾以此许诺为条件,要求游击队缴械;但噶厦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康巴人会接受。
我在这期间,与三位高级将军张经武、张国华和谭冠三谈过几次。他们的所说似乎与正在发生的事毫不相干。我每次见到他们,他们都重复周恩来在印度给予我的保证,就是至少在六年内,西藏不会有任何强加改变,甚至在这之后,改革不会违反人民的愿望而强迫进行。然而,他们正 在强加这些,在东部地区,违反人民最强烈的愿望。也许他们可以自欺欺人,这些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西藏。但他们重复的承诺给予了我一线希望,这也许正是他们的企图。
之后,他们突然改变政策。到那时,正是他们,中国军队在东部对游击队进行报复,也在别处威胁他们。他们现在强迫我们政府采取行动来反对游击队。说我们应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镇压暴动。他们将向我们提供援兵和给养。但噶厦对此绝对拒绝。他们指出西藏军队规模太小,训练和装备都不良,而且必须用以维持拉萨的和平;至关重要的是,他们说他们不能担保西藏军队不会与游击队联手。我不会坏疑此事有可能发生。派出一支西藏军队去攻打除了防御西藏,并没有犯什么罪的西藏人那是不可能想象的。噶厦被迫向一项中国主要命令坚定地挑战。
中国有把无关紧要和至重要的东西混为一谈的怪异的方法。在所有这些生死重大的事件中,他们一直使用「反动派」一词描写拿起武器反击他们的康巴人。这词语对共产主义者有着特殊的感性意义,但对我却没有意思。政府之外的任何人开始把这用作游击队的同义词。无疑,对共产主义者,这意味着极大的罪恶;但当我们使用这词,总的意义是表示钦佩。这似乎并不困扰我们,或者康巴人,不管他们的西藏同仁如何称呼他们。但其后,当我在写作中天真地使用这个词语时,它在我海外朋友之间确乎引起混淆。
中国人在更为严肃的事件中,也表现出同样的缺乏逻辑和平衡。暴动是在为他们控制了七年的地区爆发的;然而现在,他们却怒气冲冲地指责我们政府。他们的抱怨和指责一天接一天,没完没了:噶厦没有尽力镇压「反动派」,不守卫紧西藏军火,从而使「反动派」得以偷盗武器和弹药。致使几百名中国人丧生,中国将向他们讨还血债。与所有的侵略者一样,他们全然无视于反对他们的暴力的唯一原因,即我们的人民不要他们留在我们国家里,并愿意付出他们的生命去消灭他们。
但中国指责我们的政府,他们依然为根本上就不存在的「帝国主义」幽灵所作崇。他们一定已经知道西藏并没有「帝国主义」武装,也从没有过。但现在,他们说某些在印度的西藏人与「帝国主义」联盟,正是他们在西藏制造麻烦。他们对其中的九人指名,包括我先前的司伦鲁康娃和我哥哥土登诺布与加落东珠,并要求除去他们的西藏国籍。这道命令对我和我的噶厦是不值得去挑战的。指控原是一派胡言,但这九人也许把被单独点名视为荣耀。而这惩罚,就我所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哪怕是一丁点麻烦。
但我们在拉萨已到达了崩溃的顶点。我的噶厦已与中国人有所裂痕。中国人武装他们的公民,加强城市设防。他们宣称只保护他们自己在全国的国民和通信，别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责任。他们在学校和别的地方召开更多的聚会,告诉人们,噶厦与「反动派」联盟,有关成员将会依法处治,但不只是枪毙,他们还继续解释说,而且慢慢地公开处决。谭冠三将军在一次拉萨妇女大会上谈,哪里有腐肉,那里就有苍蝇;如果你除去这块腐肉,苍蝇也就不会再来困扰。我猜测,苍蝇是指游击战士;那块腐肉,不是我的噶厦,就是我本人。
然而,中国说噶厦与游击队联盟,我不怀疑康巴人会相信噶厦多多少少与中国人联盟。噶厦派往康巴族的使团从没有回来过。其中的五名自愿加人了游击队,那时要指责他们也很困难了。我的通过他们所表示的愿望,曾使战门暂歇,但这已属为时已晚。多数游击队员不会回家,因为他们不相信所谓不采取反对他们行为的保证;他们中的大批人事实上,其时已无家可归。
我得承认,我濒临了绝望的边缘。不管是偶然,还是蓄意,中国人已给我们带来了危机。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2014年8月14日星期四
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54）
第四章:我们的邻邦、中国
在我统治西藏的几年间,以前不曾使我们担忧过的,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定地位,突然间,对我们变得特别重要。因此我在这一点上,先谈谈我们在世界地位上的真实历史。
史前的西藏推测为无人拥有的为森林和雪山环绕的内陆海,当人类在那里出现后,其中一些人为别人承认为首领,首领们指导其部落的生活。
这些部落的联盟得以构成一个单纯的西藏民族,拥聂墀赞普为第一代藏王,这是不少于2000年前的事。此年为木虎年,或者公元前127年,或者按照印度计年法是佛灭后418年。在他以后共有四十代国王继任;在前二十七代国王的统治时期,「本教」在全国兴起,同时,还有许多别的奇怪的信仰。
而在第二十八任国王拉妥日年赞统治期间,西藏发生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卷佛陀的教法传到他的手里,而佛教的传播便在西藏开始。
第三十三代国王松赞干布,在更坚定地树立新宗教上作出了许多贡献。他出生于地牛年,［公元629年,佛灭后1173年］。他在年轻的时候,把他的大臣端美三菩提送到印度去学习。这大臣回到西藏后创制了现在的藏文字母。国王给精神和物质生活树立了高尚的风俗,制订了十条宗教服务法规和十六条公德法则。寺庙,包括拉萨的大昭寺就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建立的,而许多佛堂以及布达拉宫的建设也开始了。除了三个西藏妻子外,他还娶了中国和尼泊尔的两个公主,也许在她们的鼓励下,两尊释迦牟尼佛像也从尼泊尔和中国带了过来。而在我四岁第一次到达拉萨时,就在大昭寺里的一尊佛像前礼拜。在松赞干布的统治时期,引进了许多印度、中国和尼泊尔的交易技巧,西藏因而在经济上有所改善,人民更加繁荣和幸福,国力也增强了。
在第三十六世国王墀德祖赞统治时期,中国与西藏发生过一段时期的战争。国王的噶伦塔日卢供征服了几个中国省份。至今,在布达拉宫前矗立着一支石柱,纪念这位噶伦的胜利。
第三十七代国王赤松德赞生于铁马年［公元790年,即佛灭后1334年］。他在位时,曾邀请博学的印度学者堪布菩提萨 ［编者按:即寂护］和阿（一门里面一者字）黎莲花生大师来西藏。许多印度班智达和通晓梵文的西藏学者把佛陀的经典译成了藏文。这期间,兴建了桑耶寺,而西藏第一批七人受戒为僧。国家政府势力在增大,国土也随之广阔地拓展。
在第四十世国王迟惹巴仅［编者按:即赤祖德赞］的统治下,(他生于火狗年,公元866年,佛灭后1410年),西藏的僧人数目大为增加。他在位时中藏之间再次发生战争,西藏再次征服了中国的很大一部分,但西藏的喇嘛和称为「和尚」的中国僧人居中调停。在公古墨汝处的中藏边界, 曾设立了石碑,类似的石碑也立于中国皇帝宫前和拉萨的大昭寺前。在这两块石碑上用藏汉两种文字刻有共同的誓盟［编者安:即唐蕃会盟碑］,说西藏和中国都将不侵入所划定的边界。
第三十三世、三十七世和四十世国王都被认为西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我们的人民至今还深为敬重他们。
然而,铁鸟年［公元901年,佛灭后1445年］,第四十一世藏王朗达玛登基。他的统治纪录是,他的前任所作的任何事,他都不作。他和他的噶伦们竭力摧毁佛教和西藏的风俗习惯。在他六年邪恶的统治后,他被暗杀了。
因此,从西藏的第一世国王到第四十一世国王的被暗杀,时间的车轮正转过了一千年。在这一千年期间,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都在稳定地增长。但朗达玛王死后,王国已被瓦解。该国王有两位皇后,两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并不是他的真孩子。皇后们争执着,噶伦们也参与其中,而西藏终于在那两个王子间瓜分了。这次瓜分带来了更多的分裂割据,西藏因而成为一小块王国林立的土地。这种局面长达347年。
公元十三世纪,萨迦寺的大喇嘛法王八思巴前去中国做了中国皇帝忽必烈的国师。在水牛年(公元1253年,佛灭后1797年),他回到西藏,并成了西藏所有三个「部」,或者省份的统治者,成为我国的第一位僧王。以后的九十六年间,这国家为萨迦寺的二十位喇嘛所相继统治。再后的八十六年间-----从公元1349年到1435年---由帕摩竹巴传承的十一位喇嘛统治。然后,又回到世俗王朝的统治。1435到1565年为四代仁邦王统治,1566到1641,为三代藏巴汗统治。就在水马年［公元1642年,佛灭后2186年］达赖喇嘛接受了全国的统治权,而现今所谓的「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确立了。此后的300多年间,十位继任的达赖喇嘛成了西藏的政教统治者,而在他们圆寂后,或是幼年期间,僧俗摄政们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维持政府。
第五世达赖喇嘛第一次掌握了世俗权力。第一世达赖喇嘛是「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编者按:即根敦朱巴］;这两位化身都是非常博学之土,第一世于灵性,第五世于宗教和政治皆极为卓越。公元1652年,中国的首任满清皇帝顺治邀请他视为上师的五世达赖喇嘛访问中国,并以西藏国王的礼遇接待他。
直到公元十九世纪末为止,在达赖喇嘛的两个半世纪统治期间,达赖喇嘛和中国皇帝之间关系和睦。一边是宗教领袖,另一边是单纯的政治领袖。那皇帝指派了两位「驻藏人臣」长驻拉萨。他们实施了某些权力,不过是通过达赖喇嘛的政府而实施的,而且随着时日飞逝,他们的权力逐渐消失。
在我的前任、伟大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期间,西藏才第一次扩大了它的国际关系。我已经写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是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如何重组军队。他还派送学生去海外学习;建立小型水电站和工业;引进邮电和电讯业务;发行邮票,新的金元和银元以及货币。他也对格鲁派寺院的宗教课程作了修订。在他的统治期间,西藏还缔结了多项国际协定。
十九世纪末,印度的英国政府开始欲与西藏建立商务关系,而且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西藏和英国领地上发生过多宗小型的边境纠纷。英国因此得决定是与中国还是与西藏进行谈判。自公元822年刻立唐蕃会盟碑以来除了1247年签署的文件以外,西藏和中国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条约,所以无需多加引导英国人作选择。然而,在1893年,他们却与中国签下了协定,定下了边界,而且英国人被授予现今西藏南部的某些通商权。
但西藏政府并不承认这项协定。当中英双方使节树立界碑时,西藏人在一旁静待着;等他们一走,便把这些界碑拔掉了。当英国申请通商权时,政府告诉他们那项条约只为英国与中国签订,在西藏决无实际作用。西藏人,出于性格随和,与中国和平相处。但,这是第一次,当任何别的势力想与西藏制订国际协定,仅仅因为驻藏大臣的存在,而可能给中国政府一个声称以西藏名义签约的权利和机会,这事在西藏从来就没有过。而且,直到那时,他们才想到中国原来企图剥夺他们的独立主权。
英国对于得不到通商权,毫无疑问也对界碑的失落大为恼怒。英国的印度总督克钟爵士曾说,他认为「宪法虚拟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只是便利于双放的一种政府晃子。」1903年,他派遗一支军队向拉萨推进。军队在路上停留了很久。当这支军队滞留时,驻藏大臣向英国指挥官送信说他将去能力低抗任何中国可能决定作出的步骤。而中俄协定反给中国自由插手西藏增添方便,因它限制英国使其保持不干涉。因此,中国尽管有其与英国的协定,还是侵入西藏。达赖喇嘛被迫再次逃亡,这一次在英国的印度庇护之下,中国军队于1910年,进入拉萨。
然而,满清皇朝已摇摇欲坠。1911年,中国爆发了革命。驻藏的中国军队的军饷和供应被截断。他们发起了反军官的暴动。1912年,藏人把残余部队,连同驻藏大臣们一起赶出这个国度。随之,西藏从1912年到1950年中国的人侵期间,保持完全独立。中国,或者别的任何国家在西藏都没有任何权力。
在驱逐中国军队期间,达赖喇嘛由印度返回,并发布了一则西藏独立的宣言。宣言上盖的是一个由西藏人民赠给达赖喇嘛的印章,而不是很久前中国赠送的那枚。早期西藏公文开头均有「由中国皇帝命令达赖喇嘛为佛教法王」的字样。但是三世达赖喇嘛改为「奉佛陀之命。」
然而,宣言的发布和取得了我们的独立之后,我们疲惫于这一门争,因而回归到古老的孤立。我们没有与中国缔结任何条约,结果,我们既成事实的独立并没有法定的国家地位。1913年,英国试图邀请中国和西藏代表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以此决定这一问题。三方代表地位平等,经过一番长久的讨论后,他们签署了一项草案协定。会议期间,英国奉劝西藏同意中国宗主权的概念,又奉劝中国同意西藏的自治。英国和中国都将尊重西藏领土的完整,不向西藏派遣军队,不干预西藏政府的政务。
但是,尽管中国代表在这一协定上签了名,中国政府却拒绝签署。因此只有西藏和英国分别签署,同时发布一项分开的宣言,即只要中国拒绝签署,中国即被剥夺协定上的任何特权。中国从没有签署此协定,因而在这法定的形式上,她也就永远无权提出其宗主权。
因此,问题尚悬而未决。而每当这问题一提起,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根本就没有中国人在西藏把持任何权力,而西藏为期三十八年,行其独立之道。西藏没有参与中日战争,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也坚持中立,拒绝由印度经西藏领土转运给中国军用物资。但在这个期间,西藏人也从没有采取主动,向世界证明她的独立,因为似乎毫无必要。但不时有他国政府采取行动,以某种形式来证实他们接受我见他。但西藏政府不让驻藏大臣离开拉萨。西藏军队与英国军队作战,但被击败,达赖喇嘛东逃,英军于1904年进入拉萨,并与西藏政府签订了条约。
在达赖喇嘛出外的时候,那条约是由摄政签名,使用达赖喇嘛的印盖,以及由噶厦、国会和哲蚌、色拉与甘丹三大寺盖章。事实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签订了一项国际协约。它确立了边界和通商权,还在别的条款中同意,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任何外国势力不得干预西藏事 务。中国并没有在这项文件里被提及,而从这一删略,它也一定包括在没有特指的外国势力中。协定一当签署,英军即撤出西藏,从此也再没有威胁过我们。
中国政府从没有对该条约提出异议。两年后的1906年,英国似乎害怕中国会干预他们的通商权,又与中国制订了一项得以使中国政府正式接受英藏条约为条件的协定。因此,只要国际协定生效,中国在西藏的残余权力已宣告结束。
然而,英国却自相矛盾。曾有一段时期,英国与俄国成为亚洲影响圈的敌手。1907年,他们签订了一项同意两者都不干预西藏,而只经过中国的中介与西藏谈判的协议。这项协议与别的条约自相矛盾,而且尽管英国知道中国在我国并无实权,它还是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
宗主权是一个陈旧而含糊的语词。也许这是用以描述1720年到1890年之间的藏中关系的最近似的西方政治术语。但这依然是不准确的,它的 使用曾误导了整个世代的西方发言人。它并没有考虑到那相互间的精神关系,或者没有意识到那种关系仅是达赖喇嘛和满清皇帝之间的私人关系。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不可以现成的西方术语描述的古老的东方关系。
另一个关于英国的矛盾性的解释是:他们在西藏已自我确保了并不受到这一新的协定影响的优惠国地位,而且乐意放弃直接与西藏交涉的权利,以抵制俄国的步其后尘。另一个解释是,前两项条约是由英国的印度政府签订的,而第三项则是由伦敦的英国政府签订的,而那一次并非真正理解前两次缔约的意图。而印度也许更比英格兰理解这东方典型的藏中关系。但此事自始至终,中国和西藏都没有要求签署这项协议,因此,这一点也并不约束西藏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英军远征拉萨所导致的一个不幸的结局是;它使中国面对了自己的势力已消失的事实。因而,一当英军重创了西藏军队,与及撤退之后,西藏便无国的独立。因此在1947年,当亚洲各国在德里举行大会,西藏代表与别国代表以平等的身份出席,西藏国旗也在别的国旗中间飘扬。在同一年,当印度独立以后,印度政府以这样的措词来回复一封西藏通信;「印度政府乐于保证:西藏政府有意在现存的基础之上继续双方关系,直到任何一方提出事务及缔结新约为止。此为各国政府所接纳之程序,以此印度政府继续承认英皇政府缔结之各项条约。」在1948年,西藏政府商务代表团访问印度、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西藏政府为代表团签发的护照也为所有这些国家接受。
在我们独立前的二十二年里,西藏没有任何中国官员。但在1934年,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一个中国代表团来到拉萨呈献宗教贡物。之后,这支代表团以探讨有关悬而未决的藏中边界为由,留在拉萨。但这批中国人的地位也与同在拉萨的尼泊尔、英国和侯来的印度使团完全一样。到1949年,甚至这批残留下来的中国人也被驱逐出境。
因此,我们在概括这段简史时可以说,西藏是这样一个享有多世纪的与中国相互尊重关系的独特而古老的国家。曾几何时,中国强大,而西藏弱小,中国侵略过西藏,这是真实。类似地,回顾一下历史,曾几何时,西藏也侵入过中国。中国丝毫没有得以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根 据。从1912年到那致命的1950年,西藏享有任何别国所享有的完全的、既成事实的独立。而我们现在的合法地位也与1912年时完全一样。此 一地位,曾在近几年,为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以极其详尽的细节分析过。这里代之以自己对此的意见,我摘引那个著名的、公正的专家组织在1959年呈交给联合国的「西藏问题和法理统治」报告中作出的结论:「在1912年驱逐中国人后,西藏地位可以恰当地描述为一种既成事实的独立,而且正如解释,有很坚实的法律基础足以认为任何对中国的法理归属已经消失。正因此,可以如此提呈,1911----12年的事件标志著作为完整主权国家的西藏的再现,即在事实上和法理上独立于中国的控制之外。」
史前的西藏推测为无人拥有的为森林和雪山环绕的内陆海,当人类在那里出现后,其中一些人为别人承认为首领,首领们指导其部落的生活。
这些部落的联盟得以构成一个单纯的西藏民族,拥聂墀赞普为第一代藏王,这是不少于2000年前的事。此年为木虎年,或者公元前127年,或者按照印度计年法是佛灭后418年。在他以后共有四十代国王继任;在前二十七代国王的统治时期,「本教」在全国兴起,同时,还有许多别的奇怪的信仰。
而在第二十八任国王拉妥日年赞统治期间,西藏发生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卷佛陀的教法传到他的手里,而佛教的传播便在西藏开始。
第三十三代国王松赞干布,在更坚定地树立新宗教上作出了许多贡献。他出生于地牛年,［公元629年,佛灭后1173年］。他在年轻的时候,把他的大臣端美三菩提送到印度去学习。这大臣回到西藏后创制了现在的藏文字母。国王给精神和物质生活树立了高尚的风俗,制订了十条宗教服务法规和十六条公德法则。寺庙,包括拉萨的大昭寺就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建立的,而许多佛堂以及布达拉宫的建设也开始了。除了三个西藏妻子外,他还娶了中国和尼泊尔的两个公主,也许在她们的鼓励下,两尊释迦牟尼佛像也从尼泊尔和中国带了过来。而在我四岁第一次到达拉萨时,就在大昭寺里的一尊佛像前礼拜。在松赞干布的统治时期,引进了许多印度、中国和尼泊尔的交易技巧,西藏因而在经济上有所改善,人民更加繁荣和幸福,国力也增强了。
在第三十六世国王墀德祖赞统治时期,中国与西藏发生过一段时期的战争。国王的噶伦塔日卢供征服了几个中国省份。至今,在布达拉宫前矗立着一支石柱,纪念这位噶伦的胜利。
第三十七代国王赤松德赞生于铁马年［公元790年,即佛灭后1334年］。他在位时,曾邀请博学的印度学者堪布菩提萨 ［编者按:即寂护］和阿（一门里面一者字）黎莲花生大师来西藏。许多印度班智达和通晓梵文的西藏学者把佛陀的经典译成了藏文。这期间,兴建了桑耶寺,而西藏第一批七人受戒为僧。国家政府势力在增大,国土也随之广阔地拓展。
在第四十世国王迟惹巴仅［编者按:即赤祖德赞］的统治下,(他生于火狗年,公元866年,佛灭后1410年),西藏的僧人数目大为增加。他在位时中藏之间再次发生战争,西藏再次征服了中国的很大一部分,但西藏的喇嘛和称为「和尚」的中国僧人居中调停。在公古墨汝处的中藏边界, 曾设立了石碑,类似的石碑也立于中国皇帝宫前和拉萨的大昭寺前。在这两块石碑上用藏汉两种文字刻有共同的誓盟［编者安:即唐蕃会盟碑］,说西藏和中国都将不侵入所划定的边界。
第三十三世、三十七世和四十世国王都被认为西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我们的人民至今还深为敬重他们。
然而,铁鸟年［公元901年,佛灭后1445年］,第四十一世藏王朗达玛登基。他的统治纪录是,他的前任所作的任何事,他都不作。他和他的噶伦们竭力摧毁佛教和西藏的风俗习惯。在他六年邪恶的统治后,他被暗杀了。
因此,从西藏的第一世国王到第四十一世国王的被暗杀,时间的车轮正转过了一千年。在这一千年期间,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都在稳定地增长。但朗达玛王死后,王国已被瓦解。该国王有两位皇后,两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并不是他的真孩子。皇后们争执着,噶伦们也参与其中,而西藏终于在那两个王子间瓜分了。这次瓜分带来了更多的分裂割据,西藏因而成为一小块王国林立的土地。这种局面长达347年。
公元十三世纪,萨迦寺的大喇嘛法王八思巴前去中国做了中国皇帝忽必烈的国师。在水牛年(公元1253年,佛灭后1797年),他回到西藏,并成了西藏所有三个「部」,或者省份的统治者,成为我国的第一位僧王。以后的九十六年间,这国家为萨迦寺的二十位喇嘛所相继统治。再后的八十六年间-----从公元1349年到1435年---由帕摩竹巴传承的十一位喇嘛统治。然后,又回到世俗王朝的统治。1435到1565年为四代仁邦王统治,1566到1641,为三代藏巴汗统治。就在水马年［公元1642年,佛灭后2186年］达赖喇嘛接受了全国的统治权,而现今所谓的「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确立了。此后的300多年间,十位继任的达赖喇嘛成了西藏的政教统治者,而在他们圆寂后,或是幼年期间,僧俗摄政们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维持政府。
第五世达赖喇嘛第一次掌握了世俗权力。第一世达赖喇嘛是「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编者按:即根敦朱巴］;这两位化身都是非常博学之土,第一世于灵性,第五世于宗教和政治皆极为卓越。公元1652年,中国的首任满清皇帝顺治邀请他视为上师的五世达赖喇嘛访问中国,并以西藏国王的礼遇接待他。
直到公元十九世纪末为止,在达赖喇嘛的两个半世纪统治期间,达赖喇嘛和中国皇帝之间关系和睦。一边是宗教领袖,另一边是单纯的政治领袖。那皇帝指派了两位「驻藏人臣」长驻拉萨。他们实施了某些权力,不过是通过达赖喇嘛的政府而实施的,而且随着时日飞逝,他们的权力逐渐消失。
在我的前任、伟大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期间,西藏才第一次扩大了它的国际关系。我已经写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是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如何重组军队。他还派送学生去海外学习;建立小型水电站和工业;引进邮电和电讯业务;发行邮票,新的金元和银元以及货币。他也对格鲁派寺院的宗教课程作了修订。在他的统治期间,西藏还缔结了多项国际协定。
十九世纪末,印度的英国政府开始欲与西藏建立商务关系,而且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西藏和英国领地上发生过多宗小型的边境纠纷。英国因此得决定是与中国还是与西藏进行谈判。自公元822年刻立唐蕃会盟碑以来除了1247年签署的文件以外,西藏和中国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条约,所以无需多加引导英国人作选择。然而,在1893年,他们却与中国签下了协定,定下了边界,而且英国人被授予现今西藏南部的某些通商权。
但西藏政府并不承认这项协定。当中英双方使节树立界碑时,西藏人在一旁静待着;等他们一走,便把这些界碑拔掉了。当英国申请通商权时,政府告诉他们那项条约只为英国与中国签订,在西藏决无实际作用。西藏人,出于性格随和,与中国和平相处。但,这是第一次,当任何别的势力想与西藏制订国际协定,仅仅因为驻藏大臣的存在,而可能给中国政府一个声称以西藏名义签约的权利和机会,这事在西藏从来就没有过。而且,直到那时,他们才想到中国原来企图剥夺他们的独立主权。
英国对于得不到通商权,毫无疑问也对界碑的失落大为恼怒。英国的印度总督克钟爵士曾说,他认为「宪法虚拟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只是便利于双放的一种政府晃子。」1903年,他派遗一支军队向拉萨推进。军队在路上停留了很久。当这支军队滞留时,驻藏大臣向英国指挥官送信说他将去能力低抗任何中国可能决定作出的步骤。而中俄协定反给中国自由插手西藏增添方便,因它限制英国使其保持不干涉。因此,中国尽管有其与英国的协定,还是侵入西藏。达赖喇嘛被迫再次逃亡,这一次在英国的印度庇护之下,中国军队于1910年,进入拉萨。
然而,满清皇朝已摇摇欲坠。1911年,中国爆发了革命。驻藏的中国军队的军饷和供应被截断。他们发起了反军官的暴动。1912年,藏人把残余部队,连同驻藏大臣们一起赶出这个国度。随之,西藏从1912年到1950年中国的人侵期间,保持完全独立。中国,或者别的任何国家在西藏都没有任何权力。
在驱逐中国军队期间,达赖喇嘛由印度返回,并发布了一则西藏独立的宣言。宣言上盖的是一个由西藏人民赠给达赖喇嘛的印章,而不是很久前中国赠送的那枚。早期西藏公文开头均有「由中国皇帝命令达赖喇嘛为佛教法王」的字样。但是三世达赖喇嘛改为「奉佛陀之命。」
然而,宣言的发布和取得了我们的独立之后,我们疲惫于这一门争,因而回归到古老的孤立。我们没有与中国缔结任何条约,结果,我们既成事实的独立并没有法定的国家地位。1913年,英国试图邀请中国和西藏代表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以此决定这一问题。三方代表地位平等,经过一番长久的讨论后,他们签署了一项草案协定。会议期间,英国奉劝西藏同意中国宗主权的概念,又奉劝中国同意西藏的自治。英国和中国都将尊重西藏领土的完整,不向西藏派遣军队,不干预西藏政府的政务。
但是,尽管中国代表在这一协定上签了名,中国政府却拒绝签署。因此只有西藏和英国分别签署,同时发布一项分开的宣言,即只要中国拒绝签署,中国即被剥夺协定上的任何特权。中国从没有签署此协定,因而在这法定的形式上,她也就永远无权提出其宗主权。
因此,问题尚悬而未决。而每当这问题一提起,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根本就没有中国人在西藏把持任何权力,而西藏为期三十八年,行其独立之道。西藏没有参与中日战争,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也坚持中立,拒绝由印度经西藏领土转运给中国军用物资。但在这个期间,西藏人也从没有采取主动,向世界证明她的独立,因为似乎毫无必要。但不时有他国政府采取行动,以某种形式来证实他们接受我见他。但西藏政府不让驻藏大臣离开拉萨。西藏军队与英国军队作战,但被击败,达赖喇嘛东逃,英军于1904年进入拉萨,并与西藏政府签订了条约。
在达赖喇嘛出外的时候,那条约是由摄政签名,使用达赖喇嘛的印盖,以及由噶厦、国会和哲蚌、色拉与甘丹三大寺盖章。事实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签订了一项国际协约。它确立了边界和通商权,还在别的条款中同意,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任何外国势力不得干预西藏事 务。中国并没有在这项文件里被提及,而从这一删略,它也一定包括在没有特指的外国势力中。协定一当签署,英军即撤出西藏,从此也再没有威胁过我们。
中国政府从没有对该条约提出异议。两年后的1906年,英国似乎害怕中国会干预他们的通商权,又与中国制订了一项得以使中国政府正式接受英藏条约为条件的协定。因此,只要国际协定生效,中国在西藏的残余权力已宣告结束。
然而,英国却自相矛盾。曾有一段时期,英国与俄国成为亚洲影响圈的敌手。1907年,他们签订了一项同意两者都不干预西藏,而只经过中国的中介与西藏谈判的协议。这项协议与别的条约自相矛盾,而且尽管英国知道中国在我国并无实权,它还是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
宗主权是一个陈旧而含糊的语词。也许这是用以描述1720年到1890年之间的藏中关系的最近似的西方政治术语。但这依然是不准确的,它的 使用曾误导了整个世代的西方发言人。它并没有考虑到那相互间的精神关系,或者没有意识到那种关系仅是达赖喇嘛和满清皇帝之间的私人关系。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不可以现成的西方术语描述的古老的东方关系。
另一个关于英国的矛盾性的解释是:他们在西藏已自我确保了并不受到这一新的协定影响的优惠国地位,而且乐意放弃直接与西藏交涉的权利,以抵制俄国的步其后尘。另一个解释是,前两项条约是由英国的印度政府签订的,而第三项则是由伦敦的英国政府签订的,而那一次并非真正理解前两次缔约的意图。而印度也许更比英格兰理解这东方典型的藏中关系。但此事自始至终,中国和西藏都没有要求签署这项协议,因此,这一点也并不约束西藏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英军远征拉萨所导致的一个不幸的结局是;它使中国面对了自己的势力已消失的事实。因而,一当英军重创了西藏军队,与及撤退之后,西藏便无国的独立。因此在1947年,当亚洲各国在德里举行大会,西藏代表与别国代表以平等的身份出席,西藏国旗也在别的国旗中间飘扬。在同一年,当印度独立以后,印度政府以这样的措词来回复一封西藏通信;「印度政府乐于保证:西藏政府有意在现存的基础之上继续双方关系,直到任何一方提出事务及缔结新约为止。此为各国政府所接纳之程序,以此印度政府继续承认英皇政府缔结之各项条约。」在1948年,西藏政府商务代表团访问印度、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西藏政府为代表团签发的护照也为所有这些国家接受。
在我们独立前的二十二年里,西藏没有任何中国官员。但在1934年,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一个中国代表团来到拉萨呈献宗教贡物。之后,这支代表团以探讨有关悬而未决的藏中边界为由,留在拉萨。但这批中国人的地位也与同在拉萨的尼泊尔、英国和侯来的印度使团完全一样。到1949年,甚至这批残留下来的中国人也被驱逐出境。
因此,我们在概括这段简史时可以说,西藏是这样一个享有多世纪的与中国相互尊重关系的独特而古老的国家。曾几何时,中国强大,而西藏弱小,中国侵略过西藏,这是真实。类似地,回顾一下历史,曾几何时,西藏也侵入过中国。中国丝毫没有得以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根 据。从1912年到那致命的1950年,西藏享有任何别国所享有的完全的、既成事实的独立。而我们现在的合法地位也与1912年时完全一样。此 一地位,曾在近几年,为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以极其详尽的细节分析过。这里代之以自己对此的意见,我摘引那个著名的、公正的专家组织在1959年呈交给联合国的「西藏问题和法理统治」报告中作出的结论:「在1912年驱逐中国人后,西藏地位可以恰当地描述为一种既成事实的独立,而且正如解释,有很坚实的法律基础足以认为任何对中国的法理归属已经消失。正因此,可以如此提呈,1911----12年的事件标志著作为完整主权国家的西藏的再现,即在事实上和法理上独立于中国的控制之外。」
第五章:侵略
在1948年,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政府听说我国内有中共的特务。他们来找出我们的军队有多强大,以及我们是否从任何外国势力接受军事援助。
他们决不难以找出他们要找出事实。就我所知,根本就谈不上有任何军事元援助,西藏仅有六位欧洲人。其中的三位,一个是传教土,两个是无线电操作员,都是英国人。另外三个,两个是奥地利人和一个「白俄」,三者都是在战争期间,从印度的英国集中管里逃出来的难民。没有谁跟军事有关。
至于军队,其实力不过是8500名官兵。他们有多余的来福枪,但只有约五十门不同型号的大炮,250门迫击炮和约200门机枪。军队的作用,我已说过,是阻制未经许可的游人入境,以及充当警察力量。它远远不足以投人战争。
在这一切灾难的最初征兆之后不久,西藏东部传来了更严重的消息。东部西藏总督拉洛,驻昌都城,接近前线 他带有一位英国无线电操作员;另一位留在拉萨。不久,总督拍来电报,报告道,中国已调来强大的军队,聚集在我们的东部边疆一带。显然,他们的意图是进攻或协迫我们。
一当警报传到噶厦,国民会议便紧急召开。一切证实,西藏面临着比之以前的所有世纪都要严重得多的来自东方的威胁。共产主义征服了中国,从而使那个国度拥有一支许多代不曾有过的军事力量。因此,我们受到的威胁不仅更严重,而且在其本质上也截然不同。以前的世纪里,在我们国家之间一直有着共通的宗教感情;但现在,我们不仅为军事控制所威胁,而且面临体制截然相反的,西藏任何人皆明白的,令人完全深恶痛 绝的唯物主义教条控制的威胁。
国会一致同意,西藏既没有物质资源,也没有武器和人力来维护其领土的完整,抵御大举进攻。因此他们决定立即向各国申诉,寄望于在为时过晚之前劝阻中国。四个代表团被派向英国、美国、印度和尼泊尔求助。在代表团离开拉萨之前,即拍电报往这四国,告之对我们的独立的明显的威胁,以及政府派出代表团的意图。
这些电文的回复却是令人大失所望。英国政府表达了对西藏人民最深切的同情,并表示遗憾,由于西藏的地理位置,及印度的获得独立,他们爱莫能助。美国政府同样地回复,而且拒绝接待我们的代表团。印度政府也阐明不会给予我们军事援助,但建议我们不要进行武装抵抗,而应进行基于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的和平解决方法的谈判。我们因此明白,我们在军事上是孤立无援的。
当时,适逢拉洛东部西藏总督的任期已满,在这关键时刻,他得由另一位官员阿沛、阿旺晋美接替。阿沛离开拉萨前往东部省份。处境是如此为难,噶厦让拉洛停留在他的岗位上,协助他的接任者,与他分担责任。便不久,阿沛说他乐意承担完全责任,因此拉洛被召回。不久,没有任何警告,中共军队侵入西藏。
军队在某些地方、某段短时间内,曾得到当地土著康巴族志愿协助,打了一些胜仗,把共军低挡住。但我们的军队是如此没有指望的寡不敌众 。总督的更换也使政府混乱。阿沛开始把他的指挥部搬出昌都城,向西部退却。当西藏军队从前纤撤回昌都时,才发现昌都城已为他废弃,他们因而不得不焚毁兵工厂和军火库,再次撤退而与他会合。
但撤退也是徒劳无益的。阿沛的通讯线被截断,他自己为更机动的中国军队所包围,他和许多别的西藏部队被迫投降。
昌都的无线电装置及其英国操作员也一同被俘,因此,有一段时间,没有任何消息传到拉萨政府那里。然后,得到中国司令的许可阿沛派遗两名官员,前往拉萨,对噶厦说他们被俘,要求授权进行和谈,而且给噶厦以中国司令的担保,说中国将不在西藏领土上扩大统治。
当此大难降临在遥远的东部西藏时,拉萨政府与降神师和上层喇嘛商议,并在他们的建议下,噶厦前来庄严地请求我担负起领导政府的责任。
这使我优心忡忡。我当时十六岁。我还没有完成宗教教育。我对世俗事一无所知,也没有政治经验。不过,我大得足以明白我是多么无知,有 多少事情还得去学习。我最初提出抗议,说自己太年轻,因为十八岁才是达赖喇嘛从摄政那里接掌实权的年龄。但我理解,何以降神师和喇嘛 们作出这项请求。在每一位达赖喇嘛圆寂后由摄政长期掌政,是我们政府制度上不可避免的缺点。我年幼期间,政府就有过不同党派间的相互倾轧,国家政务因而恶化。我们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多数人急于逃避责任,而不是去承担。然而现在,在面临侵略的危急关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而我作为达赖喇嘛是全国唯一的任何人都一致信服的人物。
我犹豫着,但国会召开了,并把这项申请上达噶厦。我意会到,在这历史上的严重关头,我无法推卸责任。我得肩负重担,把少年时代置诸脑后,立即自我武装,以领导我们的国家,尽我所能地去抵抗共产主义中国的巨大力量。
我因此带着兴奋接受了;在传统的典礼中授予了全部权力。并以我的名义,宣告大特赦,西藏监狱中所有的犯人都获得自由。
也就在那时,我大哥由东部到拉萨。他曾回到我们出生的村子附近的塔尔寺作堪布。在他作堪布期间,他目睹了蒋介石政府省主席的倒台以及新的共产主义政府军队的挺进。他还目睹过一年的混乱、压迫和恐怖。而那时,中共曾宣称他们前来保护人民,而且承诺他们信仰宗教的自由。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开始系统地消灭和摧毁宗教。他自己受到严密的监督,被迫参加连续不断的共产主义讨论课。直到最后,中国人向他解释,他们旨在重得整个西藏主权,他们依然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想使之整个转变为共产主义。然后,他们劝他做信使前往拉萨劝告我和我的政府同意他们的统治。他们承诺,如果他能成功,便可被立为西藏总督。他当然拒绝干那种勾当。但最后,他明白,如果他继续拒绝,他会有生命危险。他也明白,他有责任来警告我中国的阴谋。因此他假装同意,终于逃出了中国的监督,带着我们所面临的危险的详细的警报,来到拉萨。
到那时,噶厦已把我们的危机向联合国申诉。当我们在等候它的考虑时,对我来说,第一责任是必须遵从印度政府的忠告,在中国造成更大的创伤之前与其达成某种协议。所以我通过占领昌都的军队司令,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我写道,在我年幼期间,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曾很紧张,但我如今承接了全部责任,真诚愿望恢复以往的友谊。我向他们要求,释放被俘虏的西藏人,并把军撤出为他们武装占领的西藏地区。
几乎与此同时,我的噶厦再次召开国民会议,以期测试有关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的公众舆论。大会作出的其中一个结论,在我的眼中却是极不受欢迎的。议员们指出,中国军队可能随时向拉萨挺进并攻取之,他们决定应请求我离开首都而迁往接近印度边境的亚东,以使我脱离生命危险。我一点也不想走。我想留在我所在的地方,作我所能作的事,帮助我的人民。但是,噶厦也催促我走,我终于不得不屈服。我将要谈到,这样的争执一再发生。作为一个年轻健壮的人,我的本能是与我的人民一同分担任何危险。但对西藏人而言,达赖喇嘛的人身乃至为宝贵。而每当争执起来,我又不得不让我的人民比我自己更多地关心到我。
我做好走的准备。走前,我指定了两名司伦----一位高级僧官,叫罗桑扎西,和一位富有经验的老资格俗官叫洛康娃。我授予他们全权,让他们共同负责。并告诉他们,只有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才向我请示。
噶伦们当时有这样的思想;如果最坏的事发生,也许我得流亡印度,如同四十年前,中国人侵时的我的前任一样。我得到建议,送一队人把我的财宝带到那里。一些金元和银绽从拉萨取走,放在储存柜里,穿越锡金边界,并在那里放了九年之久。到后来,我们急需这些财物。
另一个对我们的严重打击是,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定决对西藏问题不加考虑。这使我们惊慌失措。我们曾信任联合国为正义的支柱,而且更惊异地听说那是由于英国的发言才废除了这一论题。我们曾与英国有相当长的密切关系,而且从许多英国官员的智慧和经验里大获收益。而且,也是英国以把我们作为独立主权而与我们缔结协约的方式,暗示了承认我们的独立。然而今天,英国代表却说什么的法定地位并不清楚。而且似乎表示说,即使我国在三十八年来没有任何中国人存在,我们也依然是法定上的中国藩属。印度代表的态度也一样令人失望。他肯定,必能以和平解决方式缔结协定,并确保西藏自治。保证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取消在全体代表大会讨论这一议题。
这要比早些时没有人会向我们提供军事援助的消息更令人失望。如今,我们的朋友们甚至不肯帮助我们提出要求正义的申斥。我们为中国的大兵压境而彻底陷入悲观的境地。
当我们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很显明,是我们自己的政策把我们推进了这种绝境。我们在1912年取得完全独立时,我们满足于回到孤立。我们从 来没有想到,我们的独立,这对我们自己是如此朗然的一个事实,而对外界却需要合法的证据。假使我们申请加入国联或者联合国,在我们的危机到来之前,向一些领导国家指派大使,我肯定这些主权的标志会不成问题地得到接受。而我们此一危机的显明的公义也就不会被蒙蔽,因此 事被基于在截然不同的处境下缔结的古老的条约的微妙法律争论所蒙上阴影。现在,我们得学会这一痛苦的教训,世界已小得不容任何人维持在毫无伤害的孤立里。
我们唯一可作的是尽可能好地展开谈判。我们决定授予阿沛氏他所请求的权限。两名他送往拉萨的官员中的一名带去我和噶厦的回话。我们告诉阿沛,他应该在中国军队不再深入西藏的严格条件下,才展开谈判。我们明白,谈判理应在拉萨,或者中国军队占据的昌都进行,但是,驻印度的中国大使提议我们派代表团上北京。我另外指派四名官员协助阿沛,他们都在1951年初到达北京。
直到很久之后,他们回到拉萨,我们才听到发生了什么。根据他们那时的报告,一当他们到达,即为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邀请参加宴会,并正式把他们介绍给了中国方面代表。但一当首次会议开始,中国首席代表便拿出现成的十条草案。这项草案被讨论了几天。我方代表团争辩说,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提供所有的证据。但中国不肯接受。最后,中国起草了一道修改协议案,有十七条。这是最后定案。又不允许我方代表作出任何改动,或提出任何建议。他们遭到欺侮,凌辱、受到人身暴力以及针对西藏人民的更大的军事行动的威胁,还不准他们向我和我的政府征询意见。
这一协议案是基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假设的。这是不真实的。而除了受到威胁之外,在没有给我和我的政府考察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我方代表所接受的。但阿沛成为中国的囚犯已很久了,而别的代表也是事实上的囚犯。他们终于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屈于威压,签署了协议,但他们拒绝使用令文件生效的印章。但中国在北京私自复制西藏官方印鉴,并迫使我方代表团在协议上盖章。
我和我的政府都没有得这次协议已签署的通知。我们是首次从北京广播电台,阿沛的广播里得知的。我们听到这些条件,都大吃了一惊。我们惊骇于一派胡言的共产主义陈腔滥调和狂傲的强词夺理以及这厚颜无耻的、真假参半的声明。这些条件,比我们想象的要坏得多,而且更具压迫性。
协议的序言写道:「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和西藏,「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这纯属胡言乱语。它还承认,中国政府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其中给予的原因有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使西藏人民得到解放,并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里。
协议的第一条还这样写道,「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看到这点,我们痛苦地想到自从1912年我们把最后的中国势力驱逐出西藏以来,一直没有任何外国军队驻在西藏。第二条提出:「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这本身超越了我们所给予阿沛的权限。第八条声明把藏军改编为中国军队。第十四条剥夺了西藏的一切外交权利。
在这些没有西藏人乐于接受的条款之外,还有别的许多条中国的承诺:不变更西藏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变更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强迫人民接受改革。但是,在我们将把自己的国家交给中国而不复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事实面前,这些承诺无足轻重。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没有朋友,我们一筹莫展,尽管强烈反对,我们还是屈从于中国的强令,咽下自己的怒火。我们只有希望中国在这强迫性的单方面的协议中履行他们的诺言。
协议签不久,我方代表电告我,中国政府指定张经武将军作为驻拉萨代表。他将绕道印度,而不是取道穿过东部的漫长的陆路。我所停留的亚东也就在由印度进入拉萨的主要路线的西藏边界上。很显然,一当他踏上我国的土地,我就得去见他。
我并不期待和他见面。我从没有见过中国将军,这倒是个可怕的预兆。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表现----是富于同情,还是作为一个征服者而来。我的一些官员,从协议一签署即认为我应当及时去印度避难,在一番长久的争执之后,他们才一致同意我等张经武到来,观其态度如何,再作决 定。
我的一些高级官员在亚东见到他。我住在附近的寺院。寺院的顶层有个很漂亮的阁楼,我们安排好我在那里会见他。他要求我们在亚东以平等地位会面,我们克服种种困难,弄到完全一样的椅子,而不是西藏风俗上的坐垫。
到了会见时,我透过窗户,想看他是什么模样。我也不知道究竟在期待什么,但我看见的是三个人身穿灰色制服,戴着鸭舌帽,在我的宫员们的红色和金色的法衣之间,显得灰暗和低微。我直到现在才明白,那灰暗正是中国在结局之前把我们的一切减弱到的状态,而卑微无疑只是个幻觉。
当那行人到达寺院,登上阁楼时,那将军显得十分友好,并不古板。另外两个穿灰制服的人是他的助手和翻译。他把毛泽东的信递给了我,也多多少少地重复了协议的第一条,说什么欢迎我们回到伟大的祖国此种我已厌倦的陈腔滥调。然后,他通过翻译,把同样的东西翻来覆去地说。 我给他茶喝。一个不理解我们各自的心内所想的旁观者,会误以为整个会见是极其热忱的。
他到达拉萨却并不十分成功。我指示噶厦以政府客人来合适地接待和礼遇他。因此,噶厦的两名成员在罗布尔卡之外以合适的仪式欢迎他。次日,司伦们和噶厦为他举行晚宴。但这并不令他满意。他抱怨于没有受到作为友好主权的代表而被接待。我们也因此明白,他也并非如看上去的那么赤心的友好。
但是,这些情况迫使我回到罗布尔卡;并在那里见证了中国下一步军事统治的扩展。
张经武到达拉萨后的两个月,中国军队的三千官兵进入拉萨。不久,另一支大小相若的人马,在另两位将军张国华和谭冠三的指挥下到来。拉萨人民带着民族的耻辱,漠然地看着他们进来。开始,中国司令员和我们政府间并没有多少接触,除了当他们要求给养和住宿。这些要求很快就在拉萨城里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军人征用、购买或租用房屋;罗布尔卡对岸一直用作夏季野餐的大片土地,也为他们占领筑营。他们要借贷2000吨青稞粉。这样的巨额从当时的政府粮仓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自己大量的开销,政府得从寺院和百姓处借来。别的食物也在要求之列,城市匮乏的资源趋于紧张,物价开始上涨。再后,又有一位将军,又有几千到一万军人到来了。他们夺取更多的土地筑营,而且在他们征求食物的额外的负担之下,我们单纯的经济崩溃了。他们一无所有,所有人都指望依靠我们贫乏的资源供给。食物价格暴涨到十倍;奶油九倍;物价普遍增至两到三倍。记忆中的第一次,拉萨人民被推进了饥荒的边缘。他们对中国军队仇恨日增,孩子们开始四处喊口号,朝中国土兵扔石头----这也是大人们勉强控制其痛恨的迹象。投诉开始如雪片般飞进噶厦办公室,但这无济于事。中国军队是来屯据,而他们不会听取任何建议,也根本不会在任何方面协助我们政府。适适相反,他们的要求与日俱增。不久,他们要求另外2000吨青稞粉,而这不得不找出来。这些称之曰借贷,将军们承诺其价值将以投资于发展西藏工业的方式偿还。然而,这一承诺从没有履行过。
处境愈来愈恶劣,中国高级官员却源源不断地进城来,张经武将军也召开冗长的一系列会议。我的噶厦也应邀参加,而责任主要落在我的俗人司伦洛康娃的身上,他得竭力寻找途径,以平衡人民的基本需要和侵略者的要求。他勇敢地直接了当地告诉中国人,西藏只是一个贫寒的宗教性社会,其产品一直仅足以自给。而剩余只是微乎其微-----也许足以支持中国军队一两个月,但不能更长----而食物不可在瞬间创造出来。他指出,没有任何理由在拉萨布置大量部队。如果他们需要防御国家,就该派到前线去,只有一些官员及其随从才需留在城里。
中国人起初十分礼貌地答复。张经武将军说,我们政府已签署了协议,中国军队应屯驻西藏,因而,我们得向他们提供食宿和给养。他说,他们 只来西藏发展资源,以及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一当西藏可以自行主理政务和保卫前线,他们即回到中国。他说:「当你可以自立,即使你请我们来,我们也不会来。」
洛康娃忍耐着指出,唯一威胁我们的前线的是中国人自己,而我们自理政务已经几个世纪了。但是,他在另一次会议上对那将军说,尽管他担保说中国是来帮助西藏,他们至今什么也没有帮忙。相反,他们的存在就是一个严重的困扰,而他们多半所作所为只有激起人民的愤怒和仇恨。 他提起一宗对我来讲比其看上去更严重的事，在圣城拉萨焚烧已死的动物的骨头。这是对西藏人民宗教感情的严重侮辱,并引起了许多敌意和非议。
张经武将军不去研究何以人民怀有明显的敌意,反指望我们政府来加以镇压。他在另一次怨言中说,人们在拉萨街头游行唱歌,侮蔑中国人。 他建议我们政府立即发布宣言,号召与中国人建立友好关系,他还把宣言草本交给洛康娃。洛康娃一读才知道这是一道禁止在街道唱歌的命令。当然,他以一种富于尊严的格式重写了一份,而不是分这样可笑的东西。我想中国人不会原谅他的这一行为。
中国人的怨言,在一系列会议中,愈加强烈。他们说,尽管他们一再尝试向人民阐明他们是来帮助西藏人民,但人民的态度日益恶劣。他们说,已有公开集会批评中国政府,当然这无疑是真的,他们要求噶厦禁止人民集会。这照办了。但拉萨人民立即占贴海报和在市内派发小册子,说他们在面临饥饿,并要求中国人撤回中国。尽管有那道禁令,一个大型集会还是召开了,会议备忘录陈述了人民的痛苦,指出拉萨的情况十分严重,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只有一些官员才可留在城里。备忘录一份送交中国将军,一份给噶厦。中国人说这文件是出于帝国主义的煽动,并暗示,拉萨有人别有用心地造乱子。有一次,张经武将军来到噶厦办公室,愤怒地指控两个司伦为密谋违反在北京签署的协议的罪魁祸首。
这类痛苦的事件,对任何成为侵略者牺牲品的国家都是熟悉的。侵略者到来并相信----究竟有多少真诚则不得而知----他们是来施恩的。而且,他们如像还惊诧何以受侵略的人民一点也不想得到他们的恩惠。当人民滋长起对他们的仇恨时,他们决不会以撤退来安定民心,也不会对人民的愿望作出某些让步。他们总是企图以更大的力量来压迫,而不去自责,反来寻找代罪羔羊。西藏的第一批代罪羊是纯属想象的「帝国主义者」和我的司伦洛康娃。但这种行为不会有成果,反会招致灾祸。人们的仇恨决不可以在长时期内镇压下去,因为压迫会使之愈加强大。这一人们会认为如此显着的教训却还得由中国人来领受。
在这期间,紧张关系一直加剧;中国人跳过了噶厦和通常的政府机关,而要求直接和我接触。开始,我会见中国将军时,我的两位司伦一直陪同作顾问。但在一次会见中,张经武对此大为震惊。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成年人会如此表现。尽管我年轻,我还是介入其中,让他镇静。从此之后,他们要求单独见我。他们每次带着卫队来见我;卫队在我们会见期间,驻在我房外。这种恶劣的表现,即使没有别的意思,也会强烈地激怒了解这事的西藏人。
中国人与洛康娃最后的针锋相对,却是在一件并无关于拉萨的痛苦之事引起的。张经武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议。我的司伦们和噶厦以及最高级别的中国军政官员一同出席。那将军宣告,在「十七条协议。」的条件下,西藏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提出,第一步,一些年轻的西藏土兵得送到中国军队驻拉萨司令部受训。他说,然后,他们可以回到各自的部队去训练别的人。
洛康娃对此发言比以前更为猛烈。他说这既无必要,也办不到。十七条协议也是荒唐的。我们人民并不接受这一协议,而中国自己也一再打破其中的条款。他们的军队依然占据东部西藏;那地区尚没有如其承诺地回归西藏政府。进攻西藏也是完全非正义的。当和谈尚在进行的时候,中国军队便以武力进入西藏领土。至于把西藏部队改编进中国军队,协议明文规定,中国政府不强迫西藏人民接受改革。对此一改革,西藏人民将会强烈愤慨,他本人作为司伦也不能赞同改革。
中国将军们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毕竟并不重要,而且不明白西藏政府何以会反对。他们之后稍稍改变了条件。提议所有西藏军营里的西藏旗帜应降下,而升上中国国旗。洛康娃说,如果在西藏军营挂上中国旗,战士们无疑会再取下来,令中国人难堪。洛康娃在争辩旗帜一事时说,「中国破坏了西藏的完整,又要求西藏人民与他们友好,那是荒唐的」。如果你打去一个人的头部,敲碎了他的胪盖骨,你就别想再跟他友好。这彻底激怒了中国人。他们散会,并宣告三天后召开一次会议。
所有代表再次聚头,另一位范明将作为中国发言人出席。他问洛康娃是否在上次会议声明里犯过错误,无疑期望他道歉。但洛康娃当然坚持他所说的一切。他补充说,公开解释这情况是他的责任,因为西藏到处传说中国在东部省区的压迫,而且民愤高涨。如果接受中国有关改编军队的提议,那么反应就会更激列,不仅是军队,而且所有西藏人民都反对。
范明将军对此勃然大怒,指控洛康娃与帝国主义势力秘密勾结,并叫喊着,说他将请我把他解职。洛康娃对他说,如果我达赖喇嘛因为他的过失而同意这么做,他不仅抛弃他的职务,而且也愿意抛弃去地的生命。然后,张经武将军出面调停,说范明错了,让我方代表们不介意于他所说的话。会议再一次在毫无结果中解散。
然而,尽管有张经武的出面调停,我在会后不久,还是收到一份书面报告,报告说洛康娃不想改善藏中的关系,建议撤职。他们也同样要求噶厦,而噶厦同样对我表示,如果同时要求两位司伦辞职会更好。因此,危机达到了高潮,而我面临了骑虎难下的困境。我极其钦佩洛康娃敢于与中国人抗争的勇气,但我如今得决定是让他继任,还是再次屈从于中国人的要求。
当时有两种考虑:洛康娃的人身安全和整个西藏的未来。对第一点,我毫不怀疑。洛康娃已把他的生命置诸危险之中。假如我拒绝把他解职,中国人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用他们的手段把他干掉。
关于更普遍的问题,我的观点在这长期的紧张状态中发展着。我没有受到任何有关复杂的国际政治的训练。我只能拿我的宗教训练来对付这样的问题,面且籍着常识的协助。但是我相信,而且仍然相信,宗教训练是非常可靠的指导。
我理解到,如果我们继续反对和愤慨于中国官方,那只可能更多地导致压抑和愤慨的恶性循环。最后,又必然引致暴力的爆发。而暴力是无谓的,我们不可能以任何暴力手段消灭中国人。如果我们与他们战斗,他们会永远取胜;而我们自己手无寸铁又缺乏组织的人民将会成为牺牲品。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和平规劝中国人履行他们在协议上作出的诺言。非暴力才是唯一的,最后,也许是在几年的耐心之后,可能会赢得某种程度的自由的手段。那就意味着任何可能时的合作,以及任何不可能时的消极抵抗。
而暴力反抗不仅是不切实际。而且也不道德。非暴力才是道德的唯一方向。这不仅是我个人深刻的信仰,也显然是对佛陀教导的遵从,而作为西藏宗教领袖,我被约束着去维持这一点。我们也许会受到侮辱,我们现存的大多遗产也许会在一个阶段里丧失,倘如此,忍辱一定是我们的命运。我确信这一点。
因此,我悲哀地接受了噶厦的这一建议,要求司伦们辞职。他们来会见我,我给他们哈达、礼物和我的照片。我感到他们非常理解我的处境。 我没有再指定任何人来继任。如果司伦只是中国人的代罪羊,那么司伦也是无济于事的。还不如我自己担负起全部责任,因为我的身份,在西 藏人民的眼光里是不可加害的。后来,洛康娃到了印度,成了我的海外政府的司伦,直到他年迈退休,他一直是我得以信赖的顾问。我很悲哀地叙述到, 1959年,我自己离开西藏后,那位僧人司伦罗桑扎西被中国人投进监狱,而且尚没有获释。
这事件一结束,中国人的态度也变得较为友好和怀柔。他们提议噶厦送一批由西藏官员、僧侣、商人和别的阶层的代表们去中国。如他们所说的,去让他们自己看看中国人享有去进行宗教修行的绝对自由。我们接受了这一建议,并选出了代表团成员。他们带到中国在向道下旅游。他们回来时,呈上了一份报告,每个人都明白这是在中国命令下书写的。
之后,我本人为中国政府邀请访问中国。尽管我的政府和中国官方在西藏的关系有所改善,我对他们的无视于我们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依然极为失望。我认为,我得见最高级的中国官员,劝告他们履行在他们强加于我们望。我认为,我得见见最高级的中国官员,劝告他们履行在他们强加于我们的协议上所作出的承诺。因此,我决定前往中国。
他们决不难以找出他们要找出事实。就我所知,根本就谈不上有任何军事元援助,西藏仅有六位欧洲人。其中的三位,一个是传教土,两个是无线电操作员,都是英国人。另外三个,两个是奥地利人和一个「白俄」,三者都是在战争期间,从印度的英国集中管里逃出来的难民。没有谁跟军事有关。
至于军队,其实力不过是8500名官兵。他们有多余的来福枪,但只有约五十门不同型号的大炮,250门迫击炮和约200门机枪。军队的作用,我已说过,是阻制未经许可的游人入境,以及充当警察力量。它远远不足以投人战争。
在这一切灾难的最初征兆之后不久,西藏东部传来了更严重的消息。东部西藏总督拉洛,驻昌都城,接近前线 他带有一位英国无线电操作员;另一位留在拉萨。不久,总督拍来电报,报告道,中国已调来强大的军队,聚集在我们的东部边疆一带。显然,他们的意图是进攻或协迫我们。
一当警报传到噶厦,国民会议便紧急召开。一切证实,西藏面临着比之以前的所有世纪都要严重得多的来自东方的威胁。共产主义征服了中国,从而使那个国度拥有一支许多代不曾有过的军事力量。因此,我们受到的威胁不仅更严重,而且在其本质上也截然不同。以前的世纪里,在我们国家之间一直有着共通的宗教感情;但现在,我们不仅为军事控制所威胁,而且面临体制截然相反的,西藏任何人皆明白的,令人完全深恶痛 绝的唯物主义教条控制的威胁。
国会一致同意,西藏既没有物质资源,也没有武器和人力来维护其领土的完整,抵御大举进攻。因此他们决定立即向各国申诉,寄望于在为时过晚之前劝阻中国。四个代表团被派向英国、美国、印度和尼泊尔求助。在代表团离开拉萨之前,即拍电报往这四国,告之对我们的独立的明显的威胁,以及政府派出代表团的意图。
这些电文的回复却是令人大失所望。英国政府表达了对西藏人民最深切的同情,并表示遗憾,由于西藏的地理位置,及印度的获得独立,他们爱莫能助。美国政府同样地回复,而且拒绝接待我们的代表团。印度政府也阐明不会给予我们军事援助,但建议我们不要进行武装抵抗,而应进行基于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的和平解决方法的谈判。我们因此明白,我们在军事上是孤立无援的。
当时,适逢拉洛东部西藏总督的任期已满,在这关键时刻,他得由另一位官员阿沛、阿旺晋美接替。阿沛离开拉萨前往东部省份。处境是如此为难,噶厦让拉洛停留在他的岗位上,协助他的接任者,与他分担责任。便不久,阿沛说他乐意承担完全责任,因此拉洛被召回。不久,没有任何警告,中共军队侵入西藏。
军队在某些地方、某段短时间内,曾得到当地土著康巴族志愿协助,打了一些胜仗,把共军低挡住。但我们的军队是如此没有指望的寡不敌众 。总督的更换也使政府混乱。阿沛开始把他的指挥部搬出昌都城,向西部退却。当西藏军队从前纤撤回昌都时,才发现昌都城已为他废弃,他们因而不得不焚毁兵工厂和军火库,再次撤退而与他会合。
但撤退也是徒劳无益的。阿沛的通讯线被截断,他自己为更机动的中国军队所包围,他和许多别的西藏部队被迫投降。
昌都的无线电装置及其英国操作员也一同被俘,因此,有一段时间,没有任何消息传到拉萨政府那里。然后,得到中国司令的许可阿沛派遗两名官员,前往拉萨,对噶厦说他们被俘,要求授权进行和谈,而且给噶厦以中国司令的担保,说中国将不在西藏领土上扩大统治。
当此大难降临在遥远的东部西藏时,拉萨政府与降神师和上层喇嘛商议,并在他们的建议下,噶厦前来庄严地请求我担负起领导政府的责任。
这使我优心忡忡。我当时十六岁。我还没有完成宗教教育。我对世俗事一无所知,也没有政治经验。不过,我大得足以明白我是多么无知,有 多少事情还得去学习。我最初提出抗议,说自己太年轻,因为十八岁才是达赖喇嘛从摄政那里接掌实权的年龄。但我理解,何以降神师和喇嘛 们作出这项请求。在每一位达赖喇嘛圆寂后由摄政长期掌政,是我们政府制度上不可避免的缺点。我年幼期间,政府就有过不同党派间的相互倾轧,国家政务因而恶化。我们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多数人急于逃避责任,而不是去承担。然而现在,在面临侵略的危急关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而我作为达赖喇嘛是全国唯一的任何人都一致信服的人物。
我犹豫着,但国会召开了,并把这项申请上达噶厦。我意会到,在这历史上的严重关头,我无法推卸责任。我得肩负重担,把少年时代置诸脑后,立即自我武装,以领导我们的国家,尽我所能地去抵抗共产主义中国的巨大力量。
我因此带着兴奋接受了;在传统的典礼中授予了全部权力。并以我的名义,宣告大特赦,西藏监狱中所有的犯人都获得自由。
也就在那时,我大哥由东部到拉萨。他曾回到我们出生的村子附近的塔尔寺作堪布。在他作堪布期间,他目睹了蒋介石政府省主席的倒台以及新的共产主义政府军队的挺进。他还目睹过一年的混乱、压迫和恐怖。而那时,中共曾宣称他们前来保护人民,而且承诺他们信仰宗教的自由。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开始系统地消灭和摧毁宗教。他自己受到严密的监督,被迫参加连续不断的共产主义讨论课。直到最后,中国人向他解释,他们旨在重得整个西藏主权,他们依然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想使之整个转变为共产主义。然后,他们劝他做信使前往拉萨劝告我和我的政府同意他们的统治。他们承诺,如果他能成功,便可被立为西藏总督。他当然拒绝干那种勾当。但最后,他明白,如果他继续拒绝,他会有生命危险。他也明白,他有责任来警告我中国的阴谋。因此他假装同意,终于逃出了中国的监督,带着我们所面临的危险的详细的警报,来到拉萨。
到那时,噶厦已把我们的危机向联合国申诉。当我们在等候它的考虑时,对我来说,第一责任是必须遵从印度政府的忠告,在中国造成更大的创伤之前与其达成某种协议。所以我通过占领昌都的军队司令,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我写道,在我年幼期间,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曾很紧张,但我如今承接了全部责任,真诚愿望恢复以往的友谊。我向他们要求,释放被俘虏的西藏人,并把军撤出为他们武装占领的西藏地区。
几乎与此同时,我的噶厦再次召开国民会议,以期测试有关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的公众舆论。大会作出的其中一个结论,在我的眼中却是极不受欢迎的。议员们指出,中国军队可能随时向拉萨挺进并攻取之,他们决定应请求我离开首都而迁往接近印度边境的亚东,以使我脱离生命危险。我一点也不想走。我想留在我所在的地方,作我所能作的事,帮助我的人民。但是,噶厦也催促我走,我终于不得不屈服。我将要谈到,这样的争执一再发生。作为一个年轻健壮的人,我的本能是与我的人民一同分担任何危险。但对西藏人而言,达赖喇嘛的人身乃至为宝贵。而每当争执起来,我又不得不让我的人民比我自己更多地关心到我。
我做好走的准备。走前,我指定了两名司伦----一位高级僧官,叫罗桑扎西,和一位富有经验的老资格俗官叫洛康娃。我授予他们全权,让他们共同负责。并告诉他们,只有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才向我请示。
噶伦们当时有这样的思想;如果最坏的事发生,也许我得流亡印度,如同四十年前,中国人侵时的我的前任一样。我得到建议,送一队人把我的财宝带到那里。一些金元和银绽从拉萨取走,放在储存柜里,穿越锡金边界,并在那里放了九年之久。到后来,我们急需这些财物。
另一个对我们的严重打击是,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定决对西藏问题不加考虑。这使我们惊慌失措。我们曾信任联合国为正义的支柱,而且更惊异地听说那是由于英国的发言才废除了这一论题。我们曾与英国有相当长的密切关系,而且从许多英国官员的智慧和经验里大获收益。而且,也是英国以把我们作为独立主权而与我们缔结协约的方式,暗示了承认我们的独立。然而今天,英国代表却说什么的法定地位并不清楚。而且似乎表示说,即使我国在三十八年来没有任何中国人存在,我们也依然是法定上的中国藩属。印度代表的态度也一样令人失望。他肯定,必能以和平解决方式缔结协定,并确保西藏自治。保证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取消在全体代表大会讨论这一议题。
这要比早些时没有人会向我们提供军事援助的消息更令人失望。如今,我们的朋友们甚至不肯帮助我们提出要求正义的申斥。我们为中国的大兵压境而彻底陷入悲观的境地。
当我们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很显明,是我们自己的政策把我们推进了这种绝境。我们在1912年取得完全独立时,我们满足于回到孤立。我们从 来没有想到,我们的独立,这对我们自己是如此朗然的一个事实,而对外界却需要合法的证据。假使我们申请加入国联或者联合国,在我们的危机到来之前,向一些领导国家指派大使,我肯定这些主权的标志会不成问题地得到接受。而我们此一危机的显明的公义也就不会被蒙蔽,因此 事被基于在截然不同的处境下缔结的古老的条约的微妙法律争论所蒙上阴影。现在,我们得学会这一痛苦的教训,世界已小得不容任何人维持在毫无伤害的孤立里。
我们唯一可作的是尽可能好地展开谈判。我们决定授予阿沛氏他所请求的权限。两名他送往拉萨的官员中的一名带去我和噶厦的回话。我们告诉阿沛,他应该在中国军队不再深入西藏的严格条件下,才展开谈判。我们明白,谈判理应在拉萨,或者中国军队占据的昌都进行,但是,驻印度的中国大使提议我们派代表团上北京。我另外指派四名官员协助阿沛,他们都在1951年初到达北京。
直到很久之后,他们回到拉萨,我们才听到发生了什么。根据他们那时的报告,一当他们到达,即为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邀请参加宴会,并正式把他们介绍给了中国方面代表。但一当首次会议开始,中国首席代表便拿出现成的十条草案。这项草案被讨论了几天。我方代表团争辩说,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提供所有的证据。但中国不肯接受。最后,中国起草了一道修改协议案,有十七条。这是最后定案。又不允许我方代表作出任何改动,或提出任何建议。他们遭到欺侮,凌辱、受到人身暴力以及针对西藏人民的更大的军事行动的威胁,还不准他们向我和我的政府征询意见。
这一协议案是基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假设的。这是不真实的。而除了受到威胁之外,在没有给我和我的政府考察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我方代表所接受的。但阿沛成为中国的囚犯已很久了,而别的代表也是事实上的囚犯。他们终于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屈于威压,签署了协议,但他们拒绝使用令文件生效的印章。但中国在北京私自复制西藏官方印鉴,并迫使我方代表团在协议上盖章。
我和我的政府都没有得这次协议已签署的通知。我们是首次从北京广播电台,阿沛的广播里得知的。我们听到这些条件,都大吃了一惊。我们惊骇于一派胡言的共产主义陈腔滥调和狂傲的强词夺理以及这厚颜无耻的、真假参半的声明。这些条件,比我们想象的要坏得多,而且更具压迫性。
协议的序言写道:「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和西藏,「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这纯属胡言乱语。它还承认,中国政府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其中给予的原因有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使西藏人民得到解放,并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里。
协议的第一条还这样写道,「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看到这点,我们痛苦地想到自从1912年我们把最后的中国势力驱逐出西藏以来,一直没有任何外国军队驻在西藏。第二条提出:「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这本身超越了我们所给予阿沛的权限。第八条声明把藏军改编为中国军队。第十四条剥夺了西藏的一切外交权利。
在这些没有西藏人乐于接受的条款之外,还有别的许多条中国的承诺:不变更西藏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变更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强迫人民接受改革。但是,在我们将把自己的国家交给中国而不复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事实面前,这些承诺无足轻重。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没有朋友,我们一筹莫展,尽管强烈反对,我们还是屈从于中国的强令,咽下自己的怒火。我们只有希望中国在这强迫性的单方面的协议中履行他们的诺言。
协议签不久,我方代表电告我,中国政府指定张经武将军作为驻拉萨代表。他将绕道印度,而不是取道穿过东部的漫长的陆路。我所停留的亚东也就在由印度进入拉萨的主要路线的西藏边界上。很显然,一当他踏上我国的土地,我就得去见他。
我并不期待和他见面。我从没有见过中国将军,这倒是个可怕的预兆。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表现----是富于同情,还是作为一个征服者而来。我的一些官员,从协议一签署即认为我应当及时去印度避难,在一番长久的争执之后,他们才一致同意我等张经武到来,观其态度如何,再作决 定。
我的一些高级官员在亚东见到他。我住在附近的寺院。寺院的顶层有个很漂亮的阁楼,我们安排好我在那里会见他。他要求我们在亚东以平等地位会面,我们克服种种困难,弄到完全一样的椅子,而不是西藏风俗上的坐垫。
到了会见时,我透过窗户,想看他是什么模样。我也不知道究竟在期待什么,但我看见的是三个人身穿灰色制服,戴着鸭舌帽,在我的宫员们的红色和金色的法衣之间,显得灰暗和低微。我直到现在才明白,那灰暗正是中国在结局之前把我们的一切减弱到的状态,而卑微无疑只是个幻觉。
当那行人到达寺院,登上阁楼时,那将军显得十分友好,并不古板。另外两个穿灰制服的人是他的助手和翻译。他把毛泽东的信递给了我,也多多少少地重复了协议的第一条,说什么欢迎我们回到伟大的祖国此种我已厌倦的陈腔滥调。然后,他通过翻译,把同样的东西翻来覆去地说。 我给他茶喝。一个不理解我们各自的心内所想的旁观者,会误以为整个会见是极其热忱的。
他到达拉萨却并不十分成功。我指示噶厦以政府客人来合适地接待和礼遇他。因此,噶厦的两名成员在罗布尔卡之外以合适的仪式欢迎他。次日,司伦们和噶厦为他举行晚宴。但这并不令他满意。他抱怨于没有受到作为友好主权的代表而被接待。我们也因此明白,他也并非如看上去的那么赤心的友好。
但是,这些情况迫使我回到罗布尔卡;并在那里见证了中国下一步军事统治的扩展。
张经武到达拉萨后的两个月,中国军队的三千官兵进入拉萨。不久,另一支大小相若的人马,在另两位将军张国华和谭冠三的指挥下到来。拉萨人民带着民族的耻辱,漠然地看着他们进来。开始,中国司令员和我们政府间并没有多少接触,除了当他们要求给养和住宿。这些要求很快就在拉萨城里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军人征用、购买或租用房屋;罗布尔卡对岸一直用作夏季野餐的大片土地,也为他们占领筑营。他们要借贷2000吨青稞粉。这样的巨额从当时的政府粮仓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自己大量的开销,政府得从寺院和百姓处借来。别的食物也在要求之列,城市匮乏的资源趋于紧张,物价开始上涨。再后,又有一位将军,又有几千到一万军人到来了。他们夺取更多的土地筑营,而且在他们征求食物的额外的负担之下,我们单纯的经济崩溃了。他们一无所有,所有人都指望依靠我们贫乏的资源供给。食物价格暴涨到十倍;奶油九倍;物价普遍增至两到三倍。记忆中的第一次,拉萨人民被推进了饥荒的边缘。他们对中国军队仇恨日增,孩子们开始四处喊口号,朝中国土兵扔石头----这也是大人们勉强控制其痛恨的迹象。投诉开始如雪片般飞进噶厦办公室,但这无济于事。中国军队是来屯据,而他们不会听取任何建议,也根本不会在任何方面协助我们政府。适适相反,他们的要求与日俱增。不久,他们要求另外2000吨青稞粉,而这不得不找出来。这些称之曰借贷,将军们承诺其价值将以投资于发展西藏工业的方式偿还。然而,这一承诺从没有履行过。
处境愈来愈恶劣,中国高级官员却源源不断地进城来,张经武将军也召开冗长的一系列会议。我的噶厦也应邀参加,而责任主要落在我的俗人司伦洛康娃的身上,他得竭力寻找途径,以平衡人民的基本需要和侵略者的要求。他勇敢地直接了当地告诉中国人,西藏只是一个贫寒的宗教性社会,其产品一直仅足以自给。而剩余只是微乎其微-----也许足以支持中国军队一两个月,但不能更长----而食物不可在瞬间创造出来。他指出,没有任何理由在拉萨布置大量部队。如果他们需要防御国家,就该派到前线去,只有一些官员及其随从才需留在城里。
中国人起初十分礼貌地答复。张经武将军说,我们政府已签署了协议,中国军队应屯驻西藏,因而,我们得向他们提供食宿和给养。他说,他们 只来西藏发展资源,以及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一当西藏可以自行主理政务和保卫前线,他们即回到中国。他说:「当你可以自立,即使你请我们来,我们也不会来。」
洛康娃忍耐着指出,唯一威胁我们的前线的是中国人自己,而我们自理政务已经几个世纪了。但是,他在另一次会议上对那将军说,尽管他担保说中国是来帮助西藏,他们至今什么也没有帮忙。相反,他们的存在就是一个严重的困扰,而他们多半所作所为只有激起人民的愤怒和仇恨。 他提起一宗对我来讲比其看上去更严重的事，在圣城拉萨焚烧已死的动物的骨头。这是对西藏人民宗教感情的严重侮辱,并引起了许多敌意和非议。
张经武将军不去研究何以人民怀有明显的敌意,反指望我们政府来加以镇压。他在另一次怨言中说,人们在拉萨街头游行唱歌,侮蔑中国人。 他建议我们政府立即发布宣言,号召与中国人建立友好关系,他还把宣言草本交给洛康娃。洛康娃一读才知道这是一道禁止在街道唱歌的命令。当然,他以一种富于尊严的格式重写了一份,而不是分这样可笑的东西。我想中国人不会原谅他的这一行为。
中国人的怨言,在一系列会议中,愈加强烈。他们说,尽管他们一再尝试向人民阐明他们是来帮助西藏人民,但人民的态度日益恶劣。他们说,已有公开集会批评中国政府,当然这无疑是真的,他们要求噶厦禁止人民集会。这照办了。但拉萨人民立即占贴海报和在市内派发小册子,说他们在面临饥饿,并要求中国人撤回中国。尽管有那道禁令,一个大型集会还是召开了,会议备忘录陈述了人民的痛苦,指出拉萨的情况十分严重,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只有一些官员才可留在城里。备忘录一份送交中国将军,一份给噶厦。中国人说这文件是出于帝国主义的煽动,并暗示,拉萨有人别有用心地造乱子。有一次,张经武将军来到噶厦办公室,愤怒地指控两个司伦为密谋违反在北京签署的协议的罪魁祸首。
这类痛苦的事件,对任何成为侵略者牺牲品的国家都是熟悉的。侵略者到来并相信----究竟有多少真诚则不得而知----他们是来施恩的。而且,他们如像还惊诧何以受侵略的人民一点也不想得到他们的恩惠。当人民滋长起对他们的仇恨时,他们决不会以撤退来安定民心,也不会对人民的愿望作出某些让步。他们总是企图以更大的力量来压迫,而不去自责,反来寻找代罪羔羊。西藏的第一批代罪羊是纯属想象的「帝国主义者」和我的司伦洛康娃。但这种行为不会有成果,反会招致灾祸。人们的仇恨决不可以在长时期内镇压下去,因为压迫会使之愈加强大。这一人们会认为如此显着的教训却还得由中国人来领受。
在这期间,紧张关系一直加剧;中国人跳过了噶厦和通常的政府机关,而要求直接和我接触。开始,我会见中国将军时,我的两位司伦一直陪同作顾问。但在一次会见中,张经武对此大为震惊。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成年人会如此表现。尽管我年轻,我还是介入其中,让他镇静。从此之后,他们要求单独见我。他们每次带着卫队来见我;卫队在我们会见期间,驻在我房外。这种恶劣的表现,即使没有别的意思,也会强烈地激怒了解这事的西藏人。
中国人与洛康娃最后的针锋相对,却是在一件并无关于拉萨的痛苦之事引起的。张经武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议。我的司伦们和噶厦以及最高级别的中国军政官员一同出席。那将军宣告,在「十七条协议。」的条件下,西藏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提出,第一步,一些年轻的西藏土兵得送到中国军队驻拉萨司令部受训。他说,然后,他们可以回到各自的部队去训练别的人。
洛康娃对此发言比以前更为猛烈。他说这既无必要,也办不到。十七条协议也是荒唐的。我们人民并不接受这一协议,而中国自己也一再打破其中的条款。他们的军队依然占据东部西藏;那地区尚没有如其承诺地回归西藏政府。进攻西藏也是完全非正义的。当和谈尚在进行的时候,中国军队便以武力进入西藏领土。至于把西藏部队改编进中国军队,协议明文规定,中国政府不强迫西藏人民接受改革。对此一改革,西藏人民将会强烈愤慨,他本人作为司伦也不能赞同改革。
中国将军们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毕竟并不重要,而且不明白西藏政府何以会反对。他们之后稍稍改变了条件。提议所有西藏军营里的西藏旗帜应降下,而升上中国国旗。洛康娃说,如果在西藏军营挂上中国旗,战士们无疑会再取下来,令中国人难堪。洛康娃在争辩旗帜一事时说,「中国破坏了西藏的完整,又要求西藏人民与他们友好,那是荒唐的」。如果你打去一个人的头部,敲碎了他的胪盖骨,你就别想再跟他友好。这彻底激怒了中国人。他们散会,并宣告三天后召开一次会议。
所有代表再次聚头,另一位范明将作为中国发言人出席。他问洛康娃是否在上次会议声明里犯过错误,无疑期望他道歉。但洛康娃当然坚持他所说的一切。他补充说,公开解释这情况是他的责任,因为西藏到处传说中国在东部省区的压迫,而且民愤高涨。如果接受中国有关改编军队的提议,那么反应就会更激列,不仅是军队,而且所有西藏人民都反对。
范明将军对此勃然大怒,指控洛康娃与帝国主义势力秘密勾结,并叫喊着,说他将请我把他解职。洛康娃对他说,如果我达赖喇嘛因为他的过失而同意这么做,他不仅抛弃他的职务,而且也愿意抛弃去地的生命。然后,张经武将军出面调停,说范明错了,让我方代表们不介意于他所说的话。会议再一次在毫无结果中解散。
然而,尽管有张经武的出面调停,我在会后不久,还是收到一份书面报告,报告说洛康娃不想改善藏中的关系,建议撤职。他们也同样要求噶厦,而噶厦同样对我表示,如果同时要求两位司伦辞职会更好。因此,危机达到了高潮,而我面临了骑虎难下的困境。我极其钦佩洛康娃敢于与中国人抗争的勇气,但我如今得决定是让他继任,还是再次屈从于中国人的要求。
当时有两种考虑:洛康娃的人身安全和整个西藏的未来。对第一点,我毫不怀疑。洛康娃已把他的生命置诸危险之中。假如我拒绝把他解职,中国人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用他们的手段把他干掉。
关于更普遍的问题,我的观点在这长期的紧张状态中发展着。我没有受到任何有关复杂的国际政治的训练。我只能拿我的宗教训练来对付这样的问题,面且籍着常识的协助。但是我相信,而且仍然相信,宗教训练是非常可靠的指导。
我理解到,如果我们继续反对和愤慨于中国官方,那只可能更多地导致压抑和愤慨的恶性循环。最后,又必然引致暴力的爆发。而暴力是无谓的,我们不可能以任何暴力手段消灭中国人。如果我们与他们战斗,他们会永远取胜;而我们自己手无寸铁又缺乏组织的人民将会成为牺牲品。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和平规劝中国人履行他们在协议上作出的诺言。非暴力才是唯一的,最后,也许是在几年的耐心之后,可能会赢得某种程度的自由的手段。那就意味着任何可能时的合作,以及任何不可能时的消极抵抗。
而暴力反抗不仅是不切实际。而且也不道德。非暴力才是道德的唯一方向。这不仅是我个人深刻的信仰,也显然是对佛陀教导的遵从,而作为西藏宗教领袖,我被约束着去维持这一点。我们也许会受到侮辱,我们现存的大多遗产也许会在一个阶段里丧失,倘如此,忍辱一定是我们的命运。我确信这一点。
因此,我悲哀地接受了噶厦的这一建议,要求司伦们辞职。他们来会见我,我给他们哈达、礼物和我的照片。我感到他们非常理解我的处境。 我没有再指定任何人来继任。如果司伦只是中国人的代罪羊,那么司伦也是无济于事的。还不如我自己担负起全部责任,因为我的身份,在西 藏人民的眼光里是不可加害的。后来,洛康娃到了印度,成了我的海外政府的司伦,直到他年迈退休,他一直是我得以信赖的顾问。我很悲哀地叙述到, 1959年,我自己离开西藏后,那位僧人司伦罗桑扎西被中国人投进监狱,而且尚没有获释。
这事件一结束,中国人的态度也变得较为友好和怀柔。他们提议噶厦送一批由西藏官员、僧侣、商人和别的阶层的代表们去中国。如他们所说的,去让他们自己看看中国人享有去进行宗教修行的绝对自由。我们接受了这一建议,并选出了代表团成员。他们带到中国在向道下旅游。他们回来时,呈上了一份报告,每个人都明白这是在中国命令下书写的。
之后,我本人为中国政府邀请访问中国。尽管我的政府和中国官方在西藏的关系有所改善,我对他们的无视于我们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依然极为失望。我认为,我得见最高级的中国官员,劝告他们履行在他们强加于我们望。我认为,我得见见最高级的中国官员,劝告他们履行在他们强加于我们的协议上所作出的承诺。因此,我决定前往中国。
第六章:在共产主义中国
拉萨人民极不愿我去中国。他们怕我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但我并不惮于被挟大持为囚犯,而且我已决定去是我的责任。在罗布尔卡的宗教仪式上,我向许多参加者许诺一年之内回来。
那时,北京正在筹备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制订宪法,并在大会上给了西藏十个席位。中国代表据说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西藏成员则让我指定。中国政府还建议由我本人率领代表团。我们许多人认为把达赖喇嘛列为该大会成员,有损他的尊严,但在我看来,回绝似乎也一无所得。相反,如果拒绝,我们也许会丧失可能的自治权的机会,而同意则可能有助于劝告中国人维护他们的诺言。
我在1954年离开拉萨。仪式在河岸上举行,拉萨人聚集在一起,为我送行。显然,他们对我的离别十分哀伤和忧郁。而我本人还并不怎么期望这第一次离开西藏的旅行。
我可以坐骄车开始我漫长的旅程。中国设法给拉萨带来了许多车辆,多是军用,战略性的公路也在东部和西北兴建。筑路是压迫和不满的泉源。西藏人被征集去作工,因为谁也不肯自愿,他们的工资也相当少。土地被征用,而大多是没有补偿费。征用耕地时,我们政府得给土地被征用的农民提供另一块土地,而通常这样肥沃的土地在附近是找不出来的。我们国家得发展,公路无疑是必要的,但中国筑路的手段是不义的,损害了国民。
我们驶出拉萨九十英里。前面的公路只建了一里,我们得转而骑马,开始西藏人惯常的旅行。天下着倾盆大雨,几处塌方横过路基。有些地方,我们甚至连马也不能骑,只有从稀泥中趟过去。当公路廷伸到山弯,上面的巨石纷纷塌下,横过路面,滚到下面几百英尺的河中。这建了一半的公路是如此之危险,在我们的旅程中,三人死难----还有许多骡子和马。
其后的十天中,尽管道路依然非常糙劣,我们尚可以坐进吉普车旅行。最后的十六天中,我们穿过显着的西藏人聚居区,尽管它象我的家乡一样,很久以前就为中国夺取,并在他的统治下。这些人们多是西藏原始祖先的后裔。每逢我停下宿夜,我就接见人们。他们都要求我在从中国回来的路上,在他们之中逗留几天。
在一个叫它成洛的地方,我们穿过了一座山,那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标记着古代原来的中国和西藏边界的地方。在山的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已处身于真正的外国地方。那里的人民是中国人的外表----他们的房屋、衣着、行为举止都是截然不同。我们开始穿过路边的茶馆----我们正在中国的一个肯定的标志。我们一路驶向中国的成都市。然后,飞往西安,再坐特别列车到达北京。
仅是几年前,机械的东西是如此吸引我,坐飞机或火车旅行会是一个荣耀的梦。然而现在,我第一次经历这两者,我的头脑装满了我们的政治不幸和我的责任,而无法享受这些新的经历。
班禅喇嘛在西安与我们会合。尽管有人说他看上去比我老,但他比我年轻。我那时十九,而他十六。他可能是在艰苦的环境里长大的。
班禅喇嘛,如同达赖喇嘛都是高级的转世化身。两者的首次转世是在公元十四世纪。从此,班禅喇嘛在宗教权威上仅次于达赖喇嘛,而位居第二。但他们从来没有掌握过世俗权力。在我们整个历史中,作为合适的高级宗教领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坚密的。大多世代里,年轻的总是成为年长的学生。
但是,约在1910年,我们两位的前任之间始而有了裂痕。中国其时侵入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一些班禅喇嘛的随从人员趁达赖喇嘛出亡之机,抱怨于政府强迫的税收以及别的相似的世俗的事情。中国端倪这两者间的不和,竭力扩大矛盾,无疑期望分裂西藏使之成为他们更容易进攻的牺牲品。我已写到,他们并没有成功地瓜分西藏,西藏人民把他们赶出了国土。但这两位喇嘛之间的裂痕却继续存在。
几年后,班禅喇嘛前往中国控制的疆土的边境。他在那里渡过了下半生,而且我相信,在1937年,他是在悲哀中死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很长时间以后才开始寻找他的转世。1950年,在西藏找出了两位候选人,但中国在他们所控制的领土上又推出了另一个。1957年,在关于谈判所谓协议的末期,我从首席代表阿沛那里收到一份电报,说如果中国的候选人得不到接受,谈判将会被拖廷。政府和僧官们自然要进行传统的测试,但彼时却不可能,而渐渐地,现在的班禅喇嘛被接受为真正的转世化身。他那时已有十一、二岁。
当然,他的整个教育和训练是受到中国的影响的,先是受到蒋介石的政府,然后是共产主义者。中国当然清楚,他太年轻,不会反抗,而出于他们的政治目的来利用他。比如当共产主义政府征服中国,一份贺电便以他的名义拍出并印发,尽管他当时只有十岁,而且还没有被正式接受为转世化身。无疑许多人会被误导,以为这份电报来自西藏官方。
我之前见过他一面。在1953年,他十四岁时来谒见我。他是为自己的僧官随从和中国陪同带来的。他是在传统的仪式中,作为我的下属-----不仅年纪较轻,而且地位稍次,引见给我的。但我看出,在第一次会见中,中国和他自己的一些官员对我们古老的风俗亦不十分满意。他们只会 乐意看到班禅喇嘛跟我平起平坐。所以第一次会面总有些勉强,亦非十分成功。但同一天,我们再一次非正式地相见,共进午餐,应当说,我们 相处得很好。他向我表示出一种为佛教风俗所要求的对于长辈僧人的尊敬。他举止适度而令人愉快----是个真正的西藏人,而我有种不违心的良好祝愿的坚定印象。我确信,这印象会留给他自己,使他全心支持西藏而反抗中国的进攻。
在他访问拉萨的终结,他的中国随从阻止了风俗上的正式告别仪式,但他私自来到罗布尔卡,与我告别。我看出即使他受到警告要以一种超然的举止来表现,他本人的态度却有所不同。我提醒他,宗教学习对他和我都是多么重要,我还提议,由于我们都很年轻,我们应该忘记前任之间的不睦,并作出新的开始,他同意了。
我真诚地遗憾于这些过去的不和,而且依然如此。我想,他不会完全遗忘这些,因为他的连续不断的中国教育。假使他与他的跟从者这样做,西藏的灾难就不会如此之完全。中国在这一代企图作出他们在上一代所失败了的同样的事情。而这一次,他们得以拥有一位西藏宗教领袖,以其名义来发号召,必是一大利了。但班禅喇嘛也不可以被人身指责。没有在如此集中、恒久和回异的影响下成长的青年,可以保持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尽管这一影响,我还是不相信,他会因为共产主义而废除我们的宗教。
我们在西安会合后,即相伴上北京,受到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别的北京政府官员的接待。一大群人在火车站欢迎我们。多数人看上去象学生,或青年团员,他们热烈鼓掌,朝我们大声欢呼。但我有些讽刺,假如他们奉命去表示敌意的话,他们亦会同样情愿地去做。这倒提醒我一则对话,说是在另一个访问西藏的乡村的中国官员时所听闻的。他到达的时候,村民都列队慰问,并热烈鼓掌。他很感激,问其中的一个人,他们是否在新政府的领导下感到幸福。
那西藏人说:「是的,非常幸福!」
「那太好了。」
「除了我们不喜这项新税务」
「新税务？」
「是呀。就是这鼓掌的税务。每当中国人来到这里,我们都得出来和鼓掌。」
记得西藏税收多多少少是以不愉悦的劳动支付,这则故事听上去倒也有些真实。
在我们到达的当晚,朱德为我和班禅喇嘛举行晚宴。200人的席位摆在那里,一切都是确乎使我吃惊的豪华和慷慨。桌上摆设极其雅致,中国名酒也奉上来,尽管除了几个俗官外,我们代表团几乎没有人去尝试。朱德作欢迎演说,说西藏人民回到了他们的祖国,中国政府将尽力去帮助他们。这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尚把不住如何对待所有的中国官员们。但值得欣慰的是----每个人都十分殷勤和彬彬有礼,而且似乎很有文化教养和受过良好教育。
两天后,我第一次会见毛泽东。那是次可纪念的会见。会见安排在国宾馆,通常中国共产党主席在这里会见特殊的来访者。毛泽东有几个随从,包括现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我带了四、五位官员陪伴。
毛泽东打开话题,说他十分高兴于西藏的回归祖国以及我的同意参加全国代表大会。他说发展西藏资源促其进步是中国的使命,并说在拉萨的将军们张经武和范明是作为中国代表来协助我和西藏人民。他们并非去对西藏人民和政府行使权力的。他还请我直言,这些中国代表有否作过有违于我的意愿的事件。
我感到陷入一个十分为难的处境。我坚信！除非我能够维持友好气氛,我们国家就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因此,我对他说,西藏人民在他的领袖下对未来怀有巨大的希望。因而,每当我们与中国代表意见不合时,我们总是开诚布公地表达出来。
我与他的另一次会面约持续了三小时,除了翻译外,别无他人参加。当然,再一次,我们主要谈到西藏及其未来。我对近期的西藏事件都作了个人评述,努力消除他对我们的处境可能怀有的疑虑。我想给他一种可信的感觉,因为我依然确信,我们无法以不可受协的反对来免除中国的统治。我们只竭力使之缓和,并耐心地使之达到可容忍的地步。
1953年的那支访问中国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曾告诉说,中共领导对我疑虑重重,主要因为我存在印度的财宝和他们想象到的一些家庭成员跟外国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那极不真实。既然有人这么说,我得趁此机会把这些告知毛泽东。至于财宝,中国人曾向我问及,我总是对他们说正考虑把它们带回拉萨。我也确乎这样考虑过 庆幸的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做。
毛似乎对的谈话十分高兴,并说有一个阶段,中国政府曾决定建立一个直接在中国政府之下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以统治西藏。但现在,他认为那不必要。我想,这也许是我的政策的一个胜利。他补充说,现在决定建立一个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他征询我的意见,但那个题目大得不可以迅速作出判断。我对他说,在没有与别的西藏人,包括班禅喇嘛协商过之前,我不会作出任何评论。
那使他提起介于班禅喇嘛和他的所坚持称为「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误解。他建议,既然我们俩都在北京,就应当借此机会和解。我告诉他,这些不和只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个人与班禅喇嘛之间决无仇怨。如果尚有任何误解,我会乐意消除。
几天后,我从毛泽东那里收到口信,说他一小时之内来见我。他来时只说是拜访。再后,不知什么使他说佛教本是一门相当好的宗教,而释迦牟尼佛尽管是个王子,却为改善人民条件作出了许多思考。他还说度母是个善心妇人。他几分钟后就走了。我迷惑于这些短评,也不明白这些判断是何以作出的。
我在北京有一次机会,看到这位伟大的中共领导者的作为。有一次,他邀请我去他的住所参加一次由二十官员参与的会议,我坐在他对面,可以感受到他的性格的影响。会议议题是关于中国农民的生活标准。他说得很平淡,但我认为他的态度极之诚恳。他说他对此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满意。他引用自己家乡的来信说共产党官员并没有尽力而为以帮助人民。过了一会,他转向我说,西藏人意志很坚定,或者固执,但二十年后西藏就会强大起来。现在中国帮助西藏,但二十年后,西藏会反过来帮助中国。他提到一位伟大的中国军事领袖薛仁贵,率领他的军队百胜,最终却碰到他的敌手西藏人。我再一次对他说的话感到惊奇,但这一次至少他的议论比较容易接受些。
我与这位著名人物的最后会见是在我访问中国的末尾。当我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时,我收到邀请我去他家会面的讯息。我那时已游历了几个省份,因此能够真诚地告诉他我对这所有发展项目的兴趣和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之后,他跟我长篇大论真正民主的形式,指导我如何成为人民的领袖,如何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他在椅子上挪动以接近我,并耳语道:「我很了解你。但宗教当然是毒药。它有两个缺点;危害人类和障碍国家进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其毒害。」
我大吃一惊。他暗示什么？我极力镇定自己,却不知道如何理解他。我明白,他当然是宗教的死敌。但他似乎对我真诚地友好和爱护。他在这一非常评论后,跟我一起朝轿车走去。分手时,他只让我注意自己的健康。
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我对毛泽东的杰出人格有着深刻的印象。我除了与他的单独会见,还在许多场合见到他。他的外表并不会给人任何智慧的标志。他看上去有欠健康,一直喘气和重吸呼。他的衣着跟别的任何人一样,尽管通常是颜色不同;他不太注重衣着,有一次我看出他的衬衫袖口破了。他的鞋看上去似乎从不擦亮过,他行动迟缓,发言更慢。他常省略字词,讲短句,每句都富了涵义而且通常清晰准确。他谈话的时候,会不停地抽烟。但他发言的姿式确乎捕捉了听众的思维和想象,而且给人和谒与诚恳的印象。我敢于肯定他说话算数,而且自信能达成思想中的任何目标。我确信,他决不会使用武力把西藏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当然,我这种想法被后来西藏的中国官方机关所采取的迫害政策破除了幻想。但我至今仍难以相信这些迫害会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
另外一个中国官场上的重要人物是周恩来总理,我对他的印象则大相迳庭。我首次见到他是那次他来火车站接我们。我在中国期间,曾与他有过几次简短的谈话。其中有一次,他给予我许多有关西藏的未来的意见。他说尽快建设和发展这个国家是极其重要的。我告诉他,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十分落后,而现在提高物质条件和把政府机构现代化是可能的。我已写到这点,我自己也开始做到了这些。但我补充说,要发展我们的自然资源,首先,我们需要经济援助。
我一直感到周恩来十分友善,但并不比毛泽东那么坦率和开放。他特别礼貌、谦恭、温和,而且似乎可以完全自我约制。因此,当我听说他最近在尼泊尔的一次会议上勃然大怒而擂桌子的事是十分吃惊的。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看出他十分聪明敏锐。我同时有这样的印象,他会无情地执行任何手头上的计划。我后来得知他赞同对西藏的压制政策,但一点也不如我之对毛泽东的吃惊。
我在北京也会见了一些著名的外籍人士,但都是简短的。在一个晚宴上,我被介绍了给苏联大使,并与他作了短暂的交谈。他说乐意和我举行一次更长时间的会谈,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但这次会见后来并没有举行;而我开始理解中国并不想我有机会与外籍人土开诚布公地交谈。我对一位罗马尼亚的部长也是这样。我确乎与印度大使有一次会见。印度是我们如此的一个近邻,中国不可能反对我与他会见。但在会见中,他们要求送来中国翻译,而不是用我自己的。我自己的翻译可以流畅地把藏语译成英语;但中国翻译得把我的话译成中文,他的同事再译英文。所以气氛十分拘谨和古板,也就没有多少可谈的了。在场的还有两位格外严肃和狂傲的中国官员。会见期间,一大碗水果打翻了,而我对这一会见的主要记忆是那两位十分威严的先生在桌子下面,用双手和膝盖找桔子和香蕉。
我也有幸见到来中国参加国庆的赫鲁晓夫和保盖宁。我到机场去迎接他们,并在那里被介绍给他们,并在当晚的接风宴上再次见到他们。但我们没有作过任何讨论,也没有交换过任何意见。
也是在北京,我庆幸地会见了尼赫鲁先生,尽管那可能是我们会见的不祥之地。也就是在那时,我得知了为记者误解的危险。说是我和尼赫鲁先生一同赞成中国的政策。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听到也读到许多有关他的报导,我很急于同他交谈,征求他的意见;但当我们在中国时,我并没有成功。我是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被周恩来介绍给了他。他似乎正在思考什么,一时间什么也没有说。我对他说,他之作为世界领导发言人的名声也传到了我们孤立的西藏,而我便一直期望见到他。他微笑着,只说见到我很高兴。尽管我也在别的场合见到他,但那却是我在中国和他说的唯一的话。有些报导说我和他私下谈过,但我没有。他也没有向我问及,是否印度可作点什么来帮助西藏。我对不能与他交谈深感失望,因为我非常想得到他的帮助和建议,但这直到我第二年到达印度时才如愿以偿。
也就在尼赫鲁先生来访时的接待会上,一位印度报界代表带着一名中国翻译来访问我。他问我对尼赫鲁先生的访问中国有何感想。我说,我希望这两大国能更亲密,亦以此向亚洲和世界树立一个榜样。然后,他问我是否准备把改革引进西藏。我告诉他,我从掌权以来,便一直致力引进对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改革。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成功,而他不久即可听到这些改革的结果。但那时,一位中国官员过来打扰我们,并把我带走了。我看到中国翻译急速地记录谈话内容,对此感到可笑。他之后告诉我,他授令记录我所说的一切,并向领导汇报。
我也在北京举行过一次庆祝藏历新年的晚宴,以此回报我们所接受到的礼遇。一切都是遵照西藏的传统和风俗进行。我们在请帖上印有称之为四个团结的兄弟的图画,包括一只大象、一只猴子、一只兔和一头鸟。岛是吉祥的标志,代表佛陀,图画对我们意味着中国人一直强调的「民族大团结」。在这一场合,我愉悦地再见到许多中国官员,包括毛泽东,我再次为他们的新行为风度、礼仪和文化所打动。我们没有在晚会上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但有通常的新年装饰和一种为西藏这一季节所特制的饼。我们的风俗是取一小块,抛向天花板,以为对佛陀的供养。毛泽东得知这一风俗后,他向天花板抛一小块饼,之后,恶作剧地抛另一块到地板上。
在这些社会场合之间,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冗长的会议。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政治会议,而打动我的是许多成员对所发生的事是如此不感兴趣。我承认我自己也不太感兴趣。我疲顿于来中国的长途旅行,而会议也是以我所听不懂的中文进行。我会期望中国人自己注意力集中些,但我坐在一些老代表附近,而他们似乎比我更累更无聊。他们的面部表情显露出他们并不知道在讨论什么。他们一直耵着闹钟,等消息去喝茶,而当休息时间比通常短时,他们就会抱怨。
我在中国还参加过许多别的会议,我的印象一如既往。主席台上的演说常是不知所云或重唱共产主义成就和荣耀的老调子。当成员们真的表达了他们的观点,那也毫无区别。一位党内高级成员站起来,表达官方观点,主席则一并接受,而不充许再加讨论。委员会里也有些真正的讨论,而这些也不能影响到党的决定。简言之,这样的集会和会议只是空洞的形式,因为任何代表都无权作出变动,即使他确实有兴趣这么做。
我第二年访问印度国会,我发现其气氛是如此的迥然不同。在我之经历过中国的政治会议之后,再听见普通的印度国会议员能够坦率和自由地发言,而且以极其强烈的措词批评政府,倒令人愉悦和惊奇。我是如此之感动,以至把这告诉了周恩来,因为那时他适逢在新德里。但他唯一的回答是,自从我离开北京后,一切都已完全改观。
我对中国政治会议有另一个难忘的印象,就是领导者长得可怕的发言。似乎所有领导者都酷爱演说,从来不肯错过表达观点的机会。我尤其记得周恩来从万隆会议回来后所作的发言。其时,我在返回西藏的路上,由于前面发生地震,而被迫滞留在成都。周恩来和党委副主席陈毅元帅 也在从大会返回中国的路上逗留于此。我得知他们到来,到机场去迎接。周恩来来到我的住所,与我交谈了几分钟,之后,我们来到本地的军队礼堂。那里约有三、四百人,他开始作报告,有关中国代表在大会上的成功。他谈到学习外事的重要性,对众说,他在大会上见到了一些来自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国家代表,他因此得去查地图册。讲话便是持续了五个小时,然后是在惯常的对共产主义政府的歌功颂德中结束。但陈毅很可能握有谈话记绿。他一开口,通常七个小时会讲过不停。我听着这些冗长的唠叼,常想知道听众的头脑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但这支是年轻的共产党员,不是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见到的保持着古老的生活方式的代表们。我在环视中,几乎看不到任何无聊和疲倦的迹象。在我看来,这些人的耐性显示出,他们的思想已在共产主义模式中得到改造和重塑。
当我游历中国的不同地方时,我对群众思想的千篇一律有着同样强烈的印象。我在全中国各地漫游了三个月,参观了寺院、工厂、工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大学。应该说,全中国有一股生气。我见到许多官员,甚至对其中的一些人怀有愉快的记忆。最优秀的是那些能干、勤勉和外交上训练有素的人们。政府部门都组织良好,而且办事迅速。我也应当说,那些没有知识的工人们似乎很面足,而他们大致生活条件在那时还算是够好的。而只有在有教养的人们中间,才可以觉察出一种隐藏着的不满。当然谁不可否认,中国在共产主义领导下所作出的巨大的工业进步。
但高效率和进步的利益必须与其代价相平衡,在我看来,中国的代价是可怕的。进步代替了人民所有的个体性。他们成了只是划一的人类集体。我在参观每一个地方都发现他们组织严密,并有强烈的纪律性控制力,因而他们不仅所有人衣着一样----男男女女都穿暗淡的工作服, ----而且所有人的谈吐和表现也一样,我想信他们也都一样思维。他们几乎无法作出别样,因为他们只有一种宣传----报纸和电台只报道带有政府观点的休息。外国报纸和电台受到禁止。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国工作者穿过北京附近的一个村庄时,我吃惊而兴奋地听到欧洲音乐,听上去像是英国广播电台播送新闻前的音乐。我的陪同脸露惊慌之色。人们甚至失落了朗然大笑的习惯,他们似乎在要求笑的时候笑,要求唱的时候唱。当然一些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也很聪明和富于教养。但他们从不发表个人独立意见。而一直是大谈中国的伟大以及成就的光辉。甚至在西宁,接近我所出生的西藏边境上,一位地方党委向我发表长篇大论,而论点跟我在北京听到过的一模一样。但他确乎有自己独到的评论。他说:「除了苏联,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是唯一的大得你坐火车整日整夜才穿的过去的国家。」
这是我在中国将近一年来的总印象:高效率和物质进步,缺乏幽默感的千篇一律的灰雾,以及透过这灰雾,不时闪烁出来的古老中国的传统仪礼与风格的令人吃惊而愉悦的光芒。当然,如此的千篇一律,也就是共产主义可怕的力量。但我不相信,中国会成功地把西藏带入这样一种奴隶意识状态。宗教、幽默和个性对西藏人而言,乃是生命的呼吸,没有西藏人乐意仅仅因为物质的进步而放弃这些性格,即使这一交换并不包括对一支异民族的隶属。
当我准备启程回拉萨时,我依然怀有希望,要把我们的人民从中国控制的最坏恶果里抢救出来。我认为,我的访问中国在两点上有助于西藏。它无疑显示了正是为我们所反对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似乎劝阻了中国执行它原有的为毛泽东所承认的计划,即把西藏直接置之于北京的军政委员会的统治下。而现在,我们对内部事务尚有些权力,而且得到了自治的坚定的诺言。
到那时,我知道了毛泽东所提议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详情。它拥有五十一名成员,除了其中的五名外,别的都是西藏人。我当主席,班禅喇嘛和一位中国官员为副主席。阿沛任秘书长。委员会的任务是筹备建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经济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相当于我们的「则康」和「译仓」,以及组建一般的政府机构。
委员会的成员们是以不同的方式选出,那是真实的。但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十五名成员,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亦即我们真正的政府。十一名将从重要寺院、宗教支派、公众团体和知名人土中选出。而由中国一手缔造的两个机构各占十名代表:包括「昌都解放委员会」,此乃,在首先为他们侵占,而从来没有归还给我们政府的东部地区建立,以及另一个他们在西部西藏创造出来,试图给予班禅喇嘛以他的前任所不曾享有的世俗的权力的「班禅堪布会议厅」。此外五名成员属于驻拉萨的中国官员,而所有的任命都得征求中国政府的同意。
对这些新成立的、分开的机构给矛成员名额,这本身就打破了中国的不改变西藏政治制度,或者达赖喇嘛的地位的协议。成员选择之本身已播下了失败的种子。但罹难的人总是要抓住一线微茫的希望。而我尽管有参加中国政治委员会的灰暗的经历----依然希望,一个拥有四十六名西藏成员而仅五名中国人的委员会是可以组建起来而发挥作用的。
我因此启程回归,急切想了解那里发生的事。并相信,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最小限度的自由。
那时,北京正在筹备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制订宪法,并在大会上给了西藏十个席位。中国代表据说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西藏成员则让我指定。中国政府还建议由我本人率领代表团。我们许多人认为把达赖喇嘛列为该大会成员,有损他的尊严,但在我看来,回绝似乎也一无所得。相反,如果拒绝,我们也许会丧失可能的自治权的机会,而同意则可能有助于劝告中国人维护他们的诺言。
我在1954年离开拉萨。仪式在河岸上举行,拉萨人聚集在一起,为我送行。显然,他们对我的离别十分哀伤和忧郁。而我本人还并不怎么期望这第一次离开西藏的旅行。
我可以坐骄车开始我漫长的旅程。中国设法给拉萨带来了许多车辆,多是军用,战略性的公路也在东部和西北兴建。筑路是压迫和不满的泉源。西藏人被征集去作工,因为谁也不肯自愿,他们的工资也相当少。土地被征用,而大多是没有补偿费。征用耕地时,我们政府得给土地被征用的农民提供另一块土地,而通常这样肥沃的土地在附近是找不出来的。我们国家得发展,公路无疑是必要的,但中国筑路的手段是不义的,损害了国民。
我们驶出拉萨九十英里。前面的公路只建了一里,我们得转而骑马,开始西藏人惯常的旅行。天下着倾盆大雨,几处塌方横过路基。有些地方,我们甚至连马也不能骑,只有从稀泥中趟过去。当公路廷伸到山弯,上面的巨石纷纷塌下,横过路面,滚到下面几百英尺的河中。这建了一半的公路是如此之危险,在我们的旅程中,三人死难----还有许多骡子和马。
其后的十天中,尽管道路依然非常糙劣,我们尚可以坐进吉普车旅行。最后的十六天中,我们穿过显着的西藏人聚居区,尽管它象我的家乡一样,很久以前就为中国夺取,并在他的统治下。这些人们多是西藏原始祖先的后裔。每逢我停下宿夜,我就接见人们。他们都要求我在从中国回来的路上,在他们之中逗留几天。
在一个叫它成洛的地方,我们穿过了一座山,那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标记着古代原来的中国和西藏边界的地方。在山的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已处身于真正的外国地方。那里的人民是中国人的外表----他们的房屋、衣着、行为举止都是截然不同。我们开始穿过路边的茶馆----我们正在中国的一个肯定的标志。我们一路驶向中国的成都市。然后,飞往西安,再坐特别列车到达北京。
仅是几年前,机械的东西是如此吸引我,坐飞机或火车旅行会是一个荣耀的梦。然而现在,我第一次经历这两者,我的头脑装满了我们的政治不幸和我的责任,而无法享受这些新的经历。
班禅喇嘛在西安与我们会合。尽管有人说他看上去比我老,但他比我年轻。我那时十九,而他十六。他可能是在艰苦的环境里长大的。
班禅喇嘛,如同达赖喇嘛都是高级的转世化身。两者的首次转世是在公元十四世纪。从此,班禅喇嘛在宗教权威上仅次于达赖喇嘛,而位居第二。但他们从来没有掌握过世俗权力。在我们整个历史中,作为合适的高级宗教领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坚密的。大多世代里,年轻的总是成为年长的学生。
但是,约在1910年,我们两位的前任之间始而有了裂痕。中国其时侵入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一些班禅喇嘛的随从人员趁达赖喇嘛出亡之机,抱怨于政府强迫的税收以及别的相似的世俗的事情。中国端倪这两者间的不和,竭力扩大矛盾,无疑期望分裂西藏使之成为他们更容易进攻的牺牲品。我已写到,他们并没有成功地瓜分西藏,西藏人民把他们赶出了国土。但这两位喇嘛之间的裂痕却继续存在。
几年后,班禅喇嘛前往中国控制的疆土的边境。他在那里渡过了下半生,而且我相信,在1937年,他是在悲哀中死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很长时间以后才开始寻找他的转世。1950年,在西藏找出了两位候选人,但中国在他们所控制的领土上又推出了另一个。1957年,在关于谈判所谓协议的末期,我从首席代表阿沛那里收到一份电报,说如果中国的候选人得不到接受,谈判将会被拖廷。政府和僧官们自然要进行传统的测试,但彼时却不可能,而渐渐地,现在的班禅喇嘛被接受为真正的转世化身。他那时已有十一、二岁。
当然,他的整个教育和训练是受到中国的影响的,先是受到蒋介石的政府,然后是共产主义者。中国当然清楚,他太年轻,不会反抗,而出于他们的政治目的来利用他。比如当共产主义政府征服中国,一份贺电便以他的名义拍出并印发,尽管他当时只有十岁,而且还没有被正式接受为转世化身。无疑许多人会被误导,以为这份电报来自西藏官方。
我之前见过他一面。在1953年,他十四岁时来谒见我。他是为自己的僧官随从和中国陪同带来的。他是在传统的仪式中,作为我的下属-----不仅年纪较轻,而且地位稍次,引见给我的。但我看出,在第一次会见中,中国和他自己的一些官员对我们古老的风俗亦不十分满意。他们只会 乐意看到班禅喇嘛跟我平起平坐。所以第一次会面总有些勉强,亦非十分成功。但同一天,我们再一次非正式地相见,共进午餐,应当说,我们 相处得很好。他向我表示出一种为佛教风俗所要求的对于长辈僧人的尊敬。他举止适度而令人愉快----是个真正的西藏人,而我有种不违心的良好祝愿的坚定印象。我确信,这印象会留给他自己,使他全心支持西藏而反抗中国的进攻。
在他访问拉萨的终结,他的中国随从阻止了风俗上的正式告别仪式,但他私自来到罗布尔卡,与我告别。我看出即使他受到警告要以一种超然的举止来表现,他本人的态度却有所不同。我提醒他,宗教学习对他和我都是多么重要,我还提议,由于我们都很年轻,我们应该忘记前任之间的不睦,并作出新的开始,他同意了。
我真诚地遗憾于这些过去的不和,而且依然如此。我想,他不会完全遗忘这些,因为他的连续不断的中国教育。假使他与他的跟从者这样做,西藏的灾难就不会如此之完全。中国在这一代企图作出他们在上一代所失败了的同样的事情。而这一次,他们得以拥有一位西藏宗教领袖,以其名义来发号召,必是一大利了。但班禅喇嘛也不可以被人身指责。没有在如此集中、恒久和回异的影响下成长的青年,可以保持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尽管这一影响,我还是不相信,他会因为共产主义而废除我们的宗教。
我们在西安会合后,即相伴上北京,受到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别的北京政府官员的接待。一大群人在火车站欢迎我们。多数人看上去象学生,或青年团员,他们热烈鼓掌,朝我们大声欢呼。但我有些讽刺,假如他们奉命去表示敌意的话,他们亦会同样情愿地去做。这倒提醒我一则对话,说是在另一个访问西藏的乡村的中国官员时所听闻的。他到达的时候,村民都列队慰问,并热烈鼓掌。他很感激,问其中的一个人,他们是否在新政府的领导下感到幸福。
那西藏人说:「是的,非常幸福!」
「那太好了。」
「除了我们不喜这项新税务」
「新税务？」
「是呀。就是这鼓掌的税务。每当中国人来到这里,我们都得出来和鼓掌。」
记得西藏税收多多少少是以不愉悦的劳动支付,这则故事听上去倒也有些真实。
在我们到达的当晚,朱德为我和班禅喇嘛举行晚宴。200人的席位摆在那里,一切都是确乎使我吃惊的豪华和慷慨。桌上摆设极其雅致,中国名酒也奉上来,尽管除了几个俗官外,我们代表团几乎没有人去尝试。朱德作欢迎演说,说西藏人民回到了他们的祖国,中国政府将尽力去帮助他们。这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尚把不住如何对待所有的中国官员们。但值得欣慰的是----每个人都十分殷勤和彬彬有礼,而且似乎很有文化教养和受过良好教育。
两天后,我第一次会见毛泽东。那是次可纪念的会见。会见安排在国宾馆,通常中国共产党主席在这里会见特殊的来访者。毛泽东有几个随从,包括现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我带了四、五位官员陪伴。
毛泽东打开话题,说他十分高兴于西藏的回归祖国以及我的同意参加全国代表大会。他说发展西藏资源促其进步是中国的使命,并说在拉萨的将军们张经武和范明是作为中国代表来协助我和西藏人民。他们并非去对西藏人民和政府行使权力的。他还请我直言,这些中国代表有否作过有违于我的意愿的事件。
我感到陷入一个十分为难的处境。我坚信！除非我能够维持友好气氛,我们国家就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因此,我对他说,西藏人民在他的领袖下对未来怀有巨大的希望。因而,每当我们与中国代表意见不合时,我们总是开诚布公地表达出来。
我与他的另一次会面约持续了三小时,除了翻译外,别无他人参加。当然,再一次,我们主要谈到西藏及其未来。我对近期的西藏事件都作了个人评述,努力消除他对我们的处境可能怀有的疑虑。我想给他一种可信的感觉,因为我依然确信,我们无法以不可受协的反对来免除中国的统治。我们只竭力使之缓和,并耐心地使之达到可容忍的地步。
1953年的那支访问中国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曾告诉说,中共领导对我疑虑重重,主要因为我存在印度的财宝和他们想象到的一些家庭成员跟外国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那极不真实。既然有人这么说,我得趁此机会把这些告知毛泽东。至于财宝,中国人曾向我问及,我总是对他们说正考虑把它们带回拉萨。我也确乎这样考虑过 庆幸的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做。
毛似乎对的谈话十分高兴,并说有一个阶段,中国政府曾决定建立一个直接在中国政府之下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以统治西藏。但现在,他认为那不必要。我想,这也许是我的政策的一个胜利。他补充说,现在决定建立一个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他征询我的意见,但那个题目大得不可以迅速作出判断。我对他说,在没有与别的西藏人,包括班禅喇嘛协商过之前,我不会作出任何评论。
那使他提起介于班禅喇嘛和他的所坚持称为「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误解。他建议,既然我们俩都在北京,就应当借此机会和解。我告诉他,这些不和只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个人与班禅喇嘛之间决无仇怨。如果尚有任何误解,我会乐意消除。
几天后,我从毛泽东那里收到口信,说他一小时之内来见我。他来时只说是拜访。再后,不知什么使他说佛教本是一门相当好的宗教,而释迦牟尼佛尽管是个王子,却为改善人民条件作出了许多思考。他还说度母是个善心妇人。他几分钟后就走了。我迷惑于这些短评,也不明白这些判断是何以作出的。
我在北京有一次机会,看到这位伟大的中共领导者的作为。有一次,他邀请我去他的住所参加一次由二十官员参与的会议,我坐在他对面,可以感受到他的性格的影响。会议议题是关于中国农民的生活标准。他说得很平淡,但我认为他的态度极之诚恳。他说他对此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满意。他引用自己家乡的来信说共产党官员并没有尽力而为以帮助人民。过了一会,他转向我说,西藏人意志很坚定,或者固执,但二十年后西藏就会强大起来。现在中国帮助西藏,但二十年后,西藏会反过来帮助中国。他提到一位伟大的中国军事领袖薛仁贵,率领他的军队百胜,最终却碰到他的敌手西藏人。我再一次对他说的话感到惊奇,但这一次至少他的议论比较容易接受些。
我与这位著名人物的最后会见是在我访问中国的末尾。当我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时,我收到邀请我去他家会面的讯息。我那时已游历了几个省份,因此能够真诚地告诉他我对这所有发展项目的兴趣和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之后,他跟我长篇大论真正民主的形式,指导我如何成为人民的领袖,如何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他在椅子上挪动以接近我,并耳语道:「我很了解你。但宗教当然是毒药。它有两个缺点;危害人类和障碍国家进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其毒害。」
我大吃一惊。他暗示什么？我极力镇定自己,却不知道如何理解他。我明白,他当然是宗教的死敌。但他似乎对我真诚地友好和爱护。他在这一非常评论后,跟我一起朝轿车走去。分手时,他只让我注意自己的健康。
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我对毛泽东的杰出人格有着深刻的印象。我除了与他的单独会见,还在许多场合见到他。他的外表并不会给人任何智慧的标志。他看上去有欠健康,一直喘气和重吸呼。他的衣着跟别的任何人一样,尽管通常是颜色不同;他不太注重衣着,有一次我看出他的衬衫袖口破了。他的鞋看上去似乎从不擦亮过,他行动迟缓,发言更慢。他常省略字词,讲短句,每句都富了涵义而且通常清晰准确。他谈话的时候,会不停地抽烟。但他发言的姿式确乎捕捉了听众的思维和想象,而且给人和谒与诚恳的印象。我敢于肯定他说话算数,而且自信能达成思想中的任何目标。我确信,他决不会使用武力把西藏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当然,我这种想法被后来西藏的中国官方机关所采取的迫害政策破除了幻想。但我至今仍难以相信这些迫害会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
另外一个中国官场上的重要人物是周恩来总理,我对他的印象则大相迳庭。我首次见到他是那次他来火车站接我们。我在中国期间,曾与他有过几次简短的谈话。其中有一次,他给予我许多有关西藏的未来的意见。他说尽快建设和发展这个国家是极其重要的。我告诉他,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十分落后,而现在提高物质条件和把政府机构现代化是可能的。我已写到这点,我自己也开始做到了这些。但我补充说,要发展我们的自然资源,首先,我们需要经济援助。
我一直感到周恩来十分友善,但并不比毛泽东那么坦率和开放。他特别礼貌、谦恭、温和,而且似乎可以完全自我约制。因此,当我听说他最近在尼泊尔的一次会议上勃然大怒而擂桌子的事是十分吃惊的。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看出他十分聪明敏锐。我同时有这样的印象,他会无情地执行任何手头上的计划。我后来得知他赞同对西藏的压制政策,但一点也不如我之对毛泽东的吃惊。
我在北京也会见了一些著名的外籍人士,但都是简短的。在一个晚宴上,我被介绍了给苏联大使,并与他作了短暂的交谈。他说乐意和我举行一次更长时间的会谈,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但这次会见后来并没有举行;而我开始理解中国并不想我有机会与外籍人土开诚布公地交谈。我对一位罗马尼亚的部长也是这样。我确乎与印度大使有一次会见。印度是我们如此的一个近邻,中国不可能反对我与他会见。但在会见中,他们要求送来中国翻译,而不是用我自己的。我自己的翻译可以流畅地把藏语译成英语;但中国翻译得把我的话译成中文,他的同事再译英文。所以气氛十分拘谨和古板,也就没有多少可谈的了。在场的还有两位格外严肃和狂傲的中国官员。会见期间,一大碗水果打翻了,而我对这一会见的主要记忆是那两位十分威严的先生在桌子下面,用双手和膝盖找桔子和香蕉。
我也有幸见到来中国参加国庆的赫鲁晓夫和保盖宁。我到机场去迎接他们,并在那里被介绍给他们,并在当晚的接风宴上再次见到他们。但我们没有作过任何讨论,也没有交换过任何意见。
也是在北京,我庆幸地会见了尼赫鲁先生,尽管那可能是我们会见的不祥之地。也就是在那时,我得知了为记者误解的危险。说是我和尼赫鲁先生一同赞成中国的政策。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听到也读到许多有关他的报导,我很急于同他交谈,征求他的意见;但当我们在中国时,我并没有成功。我是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被周恩来介绍给了他。他似乎正在思考什么,一时间什么也没有说。我对他说,他之作为世界领导发言人的名声也传到了我们孤立的西藏,而我便一直期望见到他。他微笑着,只说见到我很高兴。尽管我也在别的场合见到他,但那却是我在中国和他说的唯一的话。有些报导说我和他私下谈过,但我没有。他也没有向我问及,是否印度可作点什么来帮助西藏。我对不能与他交谈深感失望,因为我非常想得到他的帮助和建议,但这直到我第二年到达印度时才如愿以偿。
也就在尼赫鲁先生来访时的接待会上,一位印度报界代表带着一名中国翻译来访问我。他问我对尼赫鲁先生的访问中国有何感想。我说,我希望这两大国能更亲密,亦以此向亚洲和世界树立一个榜样。然后,他问我是否准备把改革引进西藏。我告诉他,我从掌权以来,便一直致力引进对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改革。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成功,而他不久即可听到这些改革的结果。但那时,一位中国官员过来打扰我们,并把我带走了。我看到中国翻译急速地记录谈话内容,对此感到可笑。他之后告诉我,他授令记录我所说的一切,并向领导汇报。
我也在北京举行过一次庆祝藏历新年的晚宴,以此回报我们所接受到的礼遇。一切都是遵照西藏的传统和风俗进行。我们在请帖上印有称之为四个团结的兄弟的图画,包括一只大象、一只猴子、一只兔和一头鸟。岛是吉祥的标志,代表佛陀,图画对我们意味着中国人一直强调的「民族大团结」。在这一场合,我愉悦地再见到许多中国官员,包括毛泽东,我再次为他们的新行为风度、礼仪和文化所打动。我们没有在晚会上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但有通常的新年装饰和一种为西藏这一季节所特制的饼。我们的风俗是取一小块,抛向天花板,以为对佛陀的供养。毛泽东得知这一风俗后,他向天花板抛一小块饼,之后,恶作剧地抛另一块到地板上。
在这些社会场合之间,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冗长的会议。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政治会议,而打动我的是许多成员对所发生的事是如此不感兴趣。我承认我自己也不太感兴趣。我疲顿于来中国的长途旅行,而会议也是以我所听不懂的中文进行。我会期望中国人自己注意力集中些,但我坐在一些老代表附近,而他们似乎比我更累更无聊。他们的面部表情显露出他们并不知道在讨论什么。他们一直耵着闹钟,等消息去喝茶,而当休息时间比通常短时,他们就会抱怨。
我在中国还参加过许多别的会议,我的印象一如既往。主席台上的演说常是不知所云或重唱共产主义成就和荣耀的老调子。当成员们真的表达了他们的观点,那也毫无区别。一位党内高级成员站起来,表达官方观点,主席则一并接受,而不充许再加讨论。委员会里也有些真正的讨论,而这些也不能影响到党的决定。简言之,这样的集会和会议只是空洞的形式,因为任何代表都无权作出变动,即使他确实有兴趣这么做。
我第二年访问印度国会,我发现其气氛是如此的迥然不同。在我之经历过中国的政治会议之后,再听见普通的印度国会议员能够坦率和自由地发言,而且以极其强烈的措词批评政府,倒令人愉悦和惊奇。我是如此之感动,以至把这告诉了周恩来,因为那时他适逢在新德里。但他唯一的回答是,自从我离开北京后,一切都已完全改观。
我对中国政治会议有另一个难忘的印象,就是领导者长得可怕的发言。似乎所有领导者都酷爱演说,从来不肯错过表达观点的机会。我尤其记得周恩来从万隆会议回来后所作的发言。其时,我在返回西藏的路上,由于前面发生地震,而被迫滞留在成都。周恩来和党委副主席陈毅元帅 也在从大会返回中国的路上逗留于此。我得知他们到来,到机场去迎接。周恩来来到我的住所,与我交谈了几分钟,之后,我们来到本地的军队礼堂。那里约有三、四百人,他开始作报告,有关中国代表在大会上的成功。他谈到学习外事的重要性,对众说,他在大会上见到了一些来自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国家代表,他因此得去查地图册。讲话便是持续了五个小时,然后是在惯常的对共产主义政府的歌功颂德中结束。但陈毅很可能握有谈话记绿。他一开口,通常七个小时会讲过不停。我听着这些冗长的唠叼,常想知道听众的头脑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但这支是年轻的共产党员,不是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见到的保持着古老的生活方式的代表们。我在环视中,几乎看不到任何无聊和疲倦的迹象。在我看来,这些人的耐性显示出,他们的思想已在共产主义模式中得到改造和重塑。
当我游历中国的不同地方时,我对群众思想的千篇一律有着同样强烈的印象。我在全中国各地漫游了三个月,参观了寺院、工厂、工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大学。应该说,全中国有一股生气。我见到许多官员,甚至对其中的一些人怀有愉快的记忆。最优秀的是那些能干、勤勉和外交上训练有素的人们。政府部门都组织良好,而且办事迅速。我也应当说,那些没有知识的工人们似乎很面足,而他们大致生活条件在那时还算是够好的。而只有在有教养的人们中间,才可以觉察出一种隐藏着的不满。当然谁不可否认,中国在共产主义领导下所作出的巨大的工业进步。
但高效率和进步的利益必须与其代价相平衡,在我看来,中国的代价是可怕的。进步代替了人民所有的个体性。他们成了只是划一的人类集体。我在参观每一个地方都发现他们组织严密,并有强烈的纪律性控制力,因而他们不仅所有人衣着一样----男男女女都穿暗淡的工作服, ----而且所有人的谈吐和表现也一样,我想信他们也都一样思维。他们几乎无法作出别样,因为他们只有一种宣传----报纸和电台只报道带有政府观点的休息。外国报纸和电台受到禁止。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国工作者穿过北京附近的一个村庄时,我吃惊而兴奋地听到欧洲音乐,听上去像是英国广播电台播送新闻前的音乐。我的陪同脸露惊慌之色。人们甚至失落了朗然大笑的习惯,他们似乎在要求笑的时候笑,要求唱的时候唱。当然一些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也很聪明和富于教养。但他们从不发表个人独立意见。而一直是大谈中国的伟大以及成就的光辉。甚至在西宁,接近我所出生的西藏边境上,一位地方党委向我发表长篇大论,而论点跟我在北京听到过的一模一样。但他确乎有自己独到的评论。他说:「除了苏联,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是唯一的大得你坐火车整日整夜才穿的过去的国家。」
这是我在中国将近一年来的总印象:高效率和物质进步,缺乏幽默感的千篇一律的灰雾,以及透过这灰雾,不时闪烁出来的古老中国的传统仪礼与风格的令人吃惊而愉悦的光芒。当然,如此的千篇一律,也就是共产主义可怕的力量。但我不相信,中国会成功地把西藏带入这样一种奴隶意识状态。宗教、幽默和个性对西藏人而言,乃是生命的呼吸,没有西藏人乐意仅仅因为物质的进步而放弃这些性格,即使这一交换并不包括对一支异民族的隶属。
当我准备启程回拉萨时,我依然怀有希望,要把我们的人民从中国控制的最坏恶果里抢救出来。我认为,我的访问中国在两点上有助于西藏。它无疑显示了正是为我们所反对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似乎劝阻了中国执行它原有的为毛泽东所承认的计划,即把西藏直接置之于北京的军政委员会的统治下。而现在,我们对内部事务尚有些权力,而且得到了自治的坚定的诺言。
到那时,我知道了毛泽东所提议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详情。它拥有五十一名成员,除了其中的五名外,别的都是西藏人。我当主席,班禅喇嘛和一位中国官员为副主席。阿沛任秘书长。委员会的任务是筹备建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经济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相当于我们的「则康」和「译仓」,以及组建一般的政府机构。
委员会的成员们是以不同的方式选出,那是真实的。但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十五名成员,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亦即我们真正的政府。十一名将从重要寺院、宗教支派、公众团体和知名人土中选出。而由中国一手缔造的两个机构各占十名代表:包括「昌都解放委员会」,此乃,在首先为他们侵占,而从来没有归还给我们政府的东部地区建立,以及另一个他们在西部西藏创造出来,试图给予班禅喇嘛以他的前任所不曾享有的世俗的权力的「班禅堪布会议厅」。此外五名成员属于驻拉萨的中国官员,而所有的任命都得征求中国政府的同意。
对这些新成立的、分开的机构给矛成员名额,这本身就打破了中国的不改变西藏政治制度,或者达赖喇嘛的地位的协议。成员选择之本身已播下了失败的种子。但罹难的人总是要抓住一线微茫的希望。而我尽管有参加中国政治委员会的灰暗的经历----依然希望,一个拥有四十六名西藏成员而仅五名中国人的委员会是可以组建起来而发挥作用的。
我因此启程回归,急切想了解那里发生的事。并相信,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最小限度的自由。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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