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1日星期一
拈花一周微
所谓家电维修热线4000－999－380就是个骗子行骗的号码！请大家警惕！！！
参与郑州三看声援活动的陈剑雄（陈进新）已经被赤壁当局逮捕十天了，至今还没有律师介入，陈剑雄现在情况不明，家人和朋友都很担心他，他的两个孩子都还很小，整天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恳请各位律师朋友们最近方便的话及早前往赤壁市看守所会见陈剑雄 。
81岁老人沦落街头要饭，举牌找共产党。25年前因实名举报政府贪腐人员，先后被判十几年监禁劳改，全家遭遇殴打及关押。如今每月245元低保活不下去。反谣当下，老人家话太重啦！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党员8000多万，怎会找不到？怎会坐视冤情？怎会不管死活？即日起每天一问，直到您找到党为止
文革期间，在北京东安市场附近的一个小学，有个女孩要加入红小兵。红小兵头头说她革命不坚决，她听后，找了一把尖刀，来到被关的老师屋内，上前就将老师捅死，回来说：我这么坚决，可以当红小兵了吧！正如《击鼓骂曹》中的一句唱词：“只恨手中缺少杀人的刀。”小女孩会变成杀人魔王。
曾洁珊:【我的中国梦——王清营回家团圆梦】，请帮忙转发，支持追梦人！朋友们，您有微信，微博，脸书，推特吗？轻轻一复制，让梦想接力吧！！
【转载】中共书记处决定免去力推转基因种植的邓楠<邓小平次女》中科协党组书记职务 http://t.cn/RPNFLuv
我们是一个只有最劣等劳动力、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含金量、唯有山寨本事的制造大国！比欧美日本落后100-150年！风机、战舰、战机、高铁的自控系统、发动机、制动系统、轴承全靠进口，高精重微轴承——我们一只也做不出来！“中国制造”是最劣等货的别名！而消耗单位原材料、能源是欧美日本至少两倍
拍邓小平，还得邓家“审批”，这样拍出来的电视剧，能客观吗？几年前胡玫也拍过邓小平，是一部电影，就因为与邓家意见不一致，胡玫想拍邓小平倒霉时候的平民味儿，邓家想要改革开放的“画圈”味儿，结果拍出来也不让公映，胡玫还因此被封杀了好久。历史要由别人评价才客观，自己拍自己亲爹，拍给谁看？
【一房四吃】 许正中教授谈到，土地出让金是政府从地产业收取的最大比重收入，占到房屋销售价值的40%左右。 有地方政府已准备“一房四吃”：“一吃”土地出让金，“二吃”转让住房所得20%的个税，“三吃”房地产税，“四吃”遗产税。 http://t.cn/RPNFzJ3
【看！赫鲁晓夫是如何评论毛泽东的】六十年代共产国际向苏联报告：毛泽东疯了。赫鲁晓夫说：“毛泽东不是疯子，它比希特勒、斯大林更狡猾和残暴。他不承认任何法律，谁不服，就砍掉谁的脑袋。他是亘古未有天才杀人艺术家，这不是野蛮，而是野蛮的爷爷。但是放心，毛泽东只会杀中国人！”
福建高院在既无法律依据、事实根据，又无作案工具等客观性证据佐证，更无许金龙有罪口供，甚至并未依法开庭审理或依据法定程序查明事实、核实证据，就直接判处无辜农民许金龙等人死缓，使他们冤狱至今20年仍在牢中，中国法律尊严何在？详情：http://163.fm/UDUlJIn
【 红墙内的特供 】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特供农场的生产方式，发酵的大豆做肥料，玉泉山的矿泉水做灌溉，化肥和农药丝毫不使用。我们安装设备的过程中还可以喝到供给中央首长的牛奶，真是感觉很爽，那牛奶从不外卖。农场被高高的围墙围护着，还有哨兵看管，农场的场长相当于师级干部。——汪峥
【 新华社: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俄罗斯现在"惨状":1全民免费医疗;2实行学龄前,基础和中等职业免费教育，并提供免费午餐;3,女55岁，男60岁就可领养老金，不论是否为国家工作过;4,水电暖气由国家承担;5,人均收入达12700美元;6,还有更惨的，俄罗斯人有选票。
中国人跟着喊了几十年，可问起法西斯是谁？恐怕能说清的不太多，大部分人都把法西斯拟人化，误以为法西斯是历史上的某些人。错！法西斯主义是一个思想，发明者是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语中的核心含义是；“人民团结在领袖周围，一切听从领袖指挥，领袖所代表的党凌驾于国家之上”
11年春节后郭美美与王军认识的，即2,3月份。11年马萨拉蒂在京上户。认识一个月就给了240万，王军为什么这么大方？北京小车11年开始摇号，【京N-MM271】车牌是买的？GMM真名郭美玲，为什么京N-MM271行驶证上写的郭美美？红色迷你(京N RG222)登记的是郭美玲
天安门广场我是从来不去，我开车从那里经过，我都鸡皮疙瘩，四千多万冤魂索命啊，太可怕 了，那个地方就应该改成大屠杀纪念馆，纪念碑也是，把那碑文铲了，改为：死于1949到1978政治恐怖的人们永垂不朽，应该有这个殉难者纪念碑。 --------------袁腾飞
郭美美从18岁开始到她秀的存款余额是51亿3786万9875元，每年获得超过17亿1262万元以上，按照每年300天计算，每天需要获得570万元以上，按每次性交易40万元，每天需要14次以上http://163.fm/QT5B4Ch http://163.fm/ZnIH287
日本公务员自1999年以来仅有过一次加薪，降薪却是家常便饭。3•11地震之后，日本首相带头降薪30%，国会通过特定法案强制让国家公务员平均薪资大幅下调7.8%。日本国会议员两年内人均减薪25%。
1、腾讯员工兼博主张贾龙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透露中国所有新闻能否播发均授真理部控制。随后张贾龙被腾讯“以泄露商业机密”为由解聘；2、重庆市通川区在大老虎入笼当日发动网评攻势的内部聊天记录遭暴光；3、在数字中国网站上截取的真理部最近控制的新闻；4、真理部关于某被控制新闻的具体要求
【烂功频现】王宏伟唱几首歌获一等功；赣州消防战士“给队员做短跑示范时突然晕倒，经医院抢救无效牺牲”被追授二等功；吉林城管参与司法强拆致死报“烈士”，安徽警察喝酒致死被定“因公牺牲”。“烂功”现象频现，暴露出社会已“好歹不分”。http://t.cn/RPNDtsn
2000年未见之巨变 8月8日，广西贺州市八步区信都镇福桥村莫水寨，开发商采沙危及村民房屋，村民前往阻止遭数十警察殴打，3人被打致重伤，6人轻伤。
不是中国人素质低，是素质低的人霸占着中国，并逼迫和教育其他中国人必须比他们更低，而绝不允许高过他们。高于他们的要么被整死，要么被囚禁或软禁。 政府不希望其国人能独立思考，只希望他们刚好够聪明去开动机器，而又刚好笨到去接受现实。没有独立的思想，哪来自由的灵魂？
【 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中国人！】 连国家、政权、民族、党派都厘不清的爱国贼，空有一腔热血的民粹主义，危险而且廉价！骂我是汉奸也没错，在价值观上，我否定不讲平等的传统特权价值观，我的确是汉奸！ 如果我只是被奴役，国大国小与我有什么关系？。。。。
新加坡鸡蛋涨价一分钱的新闻居然上了联合晚报头版头条，而今年北 京鸡蛋从三元多一斤持续涨到今天的5.8元一斤，未见天 朝报纸报道过。
世界组织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看中国： 世界10大空气恶劣城市四个在中国 世界10大污染城市中国7个 全球和平指数中国排名第101位 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排名173位 全球20个不适宜人类居住城市16个在中国 极度腐败的国家 中国世界第一排名
他妹妹住的是上海的老租界， 超级贵， 好像是以前法租界， 她妹妹非常有钱， 陕西的汉阳陵开发她妹妹一次砸了10亿， 搞出去的漢代寶貝不計其數、 其地位僅次於兵馬俑， 她妹妹讓溒純清（原陝西省長省委書記以及李建國， 專門修了從機場通往漢陽陵和西安的高速， 雙向八車道， 投資72億。
有个伟大领袖生前安排了一帮人，要他们等他死后收拾他老婆？不信请看ccav.
看看正文案例：为此，我们反思一下，有多少农民家庭老人在等死，有钱不治疗，没有钱的，没有办法治疗。据民间调查统计：农民九亿，一亿二千万老年人，95%在等死。没有钱的占8.1亿人90%，我们社会的#忠孝文化#靠谁传承？http://t.cn/RPNg4Nb
【刚解禁的图片】终于明白伪神为什么感谢日本-- [吐] http://t.cn/RPaYdgc
著名法学家、宪政学者，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轰动全国的“三博士上书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三博士之一，入北京大学法学院，0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讲师。第十三届海淀区人大代表。“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收容遣送制度做违宪审查的发起人。公盟咨询公司创办人－许志永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菜刀] 残忍杀害两命 犯罪嫌疑人离奇取保候。。拈花：杀人凶嫌居然可以取保？？？真是有钱能使磨推鬼呀！！！
参考消息8日报道，美国开始大规模拆除水坝，已拆水坝近900座，当初修建是为蓄水、灌溉、发电，拆除后生态迅速复原，鱼类数量增多，鸟类又多了，水质变清了。原以为水坝可以防洪，而事实上大多数水坝不具备防洪功能，反倒导致水道淤积、含氧量下降、有毒物质增加、鱼类减少、鸟类迁徙、气温升高。
【吉林城管大队长征地被打死 能否申报烈士】官方：是按照法院裁定书强制执行，打算为邵罡申报烈士。村民：往人身上喷灭火器，人喷急了，就动刀砍了。律师：裁决书已过期，强征违法。
坦荡人生！【高智晟：既然是柴，不烧留着干什么！】@知青记者: 记得零六年高律师刚被拘尚可使用手机时，我打电话劝他，别硬顶，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他立即回答，既然是柴，不烧留着干什么！他的回答让我无地自容。唯一的安慰是，我还没有胡锡进那么无耻。
#越共官员公开吁放弃马列 不失时机转型民主#61位越南共产党官员发表公开信，要求政府放弃马列信仰，不再依赖中共。公开信还敦促越南政府就南中国海争议将中共诉诸国际法庭。信中称，当务之急是将专制的政治制度改革成为民主制度 。 [发呆] 如果越南像缅甸变革一样的话，特色将面临巨大的孤立
1949年选举政府主席，毛泽东差一票全票当选，后查明是民盟中央秘书长张东荪没投赞成票，其结果是：张被捕死于秦城监狱；大儿子张宗炳被捕，后精神错乱；二儿子张宗燧在中科院自杀；三儿张宗颖和其妻吕乃朴遭迫害后一起自杀；孙子张鹤慈被捕在监狱关了16年；孙子张佑慈在监狱关了10年。
打败了日寇，你放弃了巨额战争赔偿；赶走了法国，你出让了白龙岛；打败了印度，你让出了藏南；挡住了联军，你划出了大半长白山天池；打败了苏修，你割让了一半黑瞎子岛；教训了越南，你让出了老山、法卡山、者阴山；清剿了金三角，你让出了南坎、江心坡、果敢--真的不明白，谁才是真正的胜者？
《泣诉 贵州贫民冉文波遭黑社会团伙打劫致残投诉、伸冤、求助无门》#长微博#http://t.cn/8seChwZ 出警人隐藏作案工具及抢劫事实.医院及鉴定人员隐藏病历及作假鉴定书。谁再删.蔽此帖,谁与凶手及办冤假错案的人全家死绝! #中央巡视团贵州巡查组# {中纪委}
【转载】这都是谁培养的 http://t.cn/8s8EpOI 拈花：光荣榜！人才济济呀！
【真正牛人】新闻：男子偷车后20分钟自学驾车开1800公里逃回贵州。回复一：还不算牛的，我这里有个奇人，偷完车后也是不会开，临时学的，只学会倒车，硬是倒倒车开了100公里回到家。回复二：还不算牛的，我老家湖南有个奇人，偷完车后也是不会开，临时学的，只学会倒车，硬是倒车开了65年了
【郭美美的“身价”之谜获解】一般外围女一夜也就几千，但美美为何10万-40万？随着其高官之女身份的曝光，疑问也得到了解答：正如很多贪官让老婆开网店，然后行贿者以数十倍的价格拍下。许多想给美美的父亲行贿的人，则以数十倍的价格付给美美嫖资……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曾数次邀请胡去他家打桥牌，都被胡婉言谢绝，只有一次例外。邓小平问胡耀邦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耀邦没有回答。在 1989 年 4 月胡耀邦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的遗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绝了。 她说：「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官府强拆太血腥，暴打孕妇杀老人！】四川网报: 雅安芦山县衙门强拆百姓民房！调100多特警武力镇压手无寸铁民众！疯狂特警大开杀戒，暴力重伤2孕妇，打伤多人，打死一老人！衙役暴行激起民怒，群情沸腾！河蟹国为何频频暴力血拆？是谁指使衙役行凶杀人？杀人者会被法律惩罚吗？央S会报道吗？？
【躲得过地震，躲不过强拆？】 今天早上，四川雅安芦山县政府在无合同的情况下强拆民房，调一百多个特警武力震压，打伤七人 其中两人是孕妇。 一六十多岁的老人被打死，家属无奈政府楼前烧纸钱。 [发怒] http://t.cn/RPKQ2PU
亡国不可怕，我们亡过好几次。有局部亡，有整体亡。关键要看亡给谁？亡给蒙古人，亡出个一代天骄；亡给满洲人，亡出个康乾盛世，顺带还扩大了不少国土面积。亡给英国人，亡出个东方之珠。亡给葡萄牙人，亡出个世界赌城。这两个地方现在大家争着去。亡给外族人不可怕，怕就怕亡给自己人。 ——袁腾飞
耶鲁大学校长：中国大学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http://t.cn/8F8Xib0
许子林:湖南衡阳县人，从2008年中旬至2011年年底伙同衡阳界牌振弘陶瓷有限公司及杨科等人非法开采静云锰矿，盗窃矿产资源几千万元，破坏山林100多亩，耕田10多亩属实，地方政府有些领导不作为，官商勾结，盼省纪委严查为谢！
【不公布财产，发改委却带200多名司处级干部参观监狱】一道道禁锢自由的铁门、一张张悔过自责的面孔、一段段声泪俱下的忏悔，让官员受到极大震撼。大家一致反映，参观监狱是一堂鲜活生动的廉政警示教育课......放着公示财产、公开三公经费制度反腐措施不做，却来搞这些噱头，太搞笑了吧？
让他火起来，这条恶犬！ 天津河东向阳楼街派出所警察，暴力执法，殴打群众（警号281292）
【定位】CCTV台长胡占凡先生曾说：“一些新闻工作者，没有把自己定位在党的宣传工作者上，而是定位在新闻职业者上，这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对此，有网友调侃说：有一些官员，没有把自己定位在对领导的忠诚上，而是定位在为人民服务上，这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
@言泪是 2012年：4月17号村书记找了十来个人打伤我家三人。我是重伤，现在案子已经到检查院了。批捕三人，刑拘了一个，可是幕后黑手还逍遥法外。镇书记开始找我谈话时这样说的：地多钱，打人多钱，我找放松（村书记）压压看看多少钱，还说打瞎一只眼不就几十万吗？这不是不包披是什么？
【奥巴马：中国搭30年便车 没人指望他们做任何事】奥巴马说：中国搭了30年的便车（free rider），他调侃说：“我们能像中国一点吗？没有人指望他们做任何事情。”奥巴马表示，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看着美国，而不是中国的原因。
周惟林，65年生，合肥人，伤残工人，长期为弱势群体维权。13年4月，因围观、报道合肥安妮事件，被便衣带走，拘押数日。6月，在一帮义士的策划下，安妮成功闯入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随后警方秋后算账。7月，周再次以非法聚餐罪被捕。今年他被正式起诉，扰乱公共秩序罪。他说：打败我们的只有恐惧
[怒]百姓的生死无人过问[怒]一个找鸡的却火的不行！在丰台区靛厂路海军动用百名黑恶势力暴力殴打村民突然袭击熟睡中的老百姓就没人管吗！海军庞国清动黑，黑社会头目殷文冻拿钱替庞国清顶罪！嫖娼的有人管！残害老百姓的就逍遥法外！军队欺压百姓中国还有救吗！「丰台区靛厂路9号」
【[怒]真相大白 洗黑钱的不只地下钱庄 】央视不久前踢爆中国银行公然造假洗黑钱，报道称中银与移民中介勾结，为客户无限额换取外汇，再汇到国外，金额无上限，藉此绕过外管局的相关规定！中国银行某支行的工作人员更声称，“不论钱有多黑，多见不得光，银行都有办法给你漂白，安全弄到海外。”
继温州有限电视被黑后，反动派今天又袭击了北戴河政府官网http://t.cn/zOiro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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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为唐荆陵存生活费，5月，6月为唐荆陵存款他都有用，基本用完，但7月存款500元基本上没有用，唐荆陵在监狱又遭受他们如何对待？监狱本身营养很差，6月份律师最后一次会见人已瘦了很多，目前2个月律师不让见，现在是一种什么状况，很让人担忧！转自 唐荆陵太太
历时九年的冤案，无辜者竟然这样被剥夺了生命，年轻的她如此凋谢在天国，神圣的法律在他们手里竟然草纸一张！【为何中院几次判为死刑，竟被高院驳回？坐等幕后黑手出现】http://t.cn/RP9bqCs 请看当事人无奈的泣血求助http://t.cn/8kyXy5E
【毛粉宋阳标被北京警方带走调查】毛粉、时代周报记者宋阳标8月7日被北京通州警方带走。一些自由派人士从言论自由角度为其呼吁。宋哀叹：主子呀，您咋就没看到奴才一片忠心呢？怎么平常被我咬的那些人反倒为我说话呢？
1.在国外，媒体是用来监督政府的，在国内是用来掩盖真相的；2.在国外，慈善是用来行善的，在国内它是用来行骗的；3.在国外，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在国内它是用来发财的；4.在国外，教育是用来开启民智的，在国内它是用来洗脑的；5.在国外，官员是打工的，在国内它是骑在人民头上拉屎的。
【外媒：青藏高原现巨型煤田】英国《卫报》网站8月7日发表题为《中国西北部的非法煤矿正在蚕食自然资源》的报道称，一项新的调查发现，一家公司在青藏高原的高山草甸非法开采露天煤矿，这种做法可能危及中国一条主要大河。http://t.cn/RP9bvWR 拈花：当地的生态要毁灭了！
7日，国信办出台规定:即时通讯工具后台必须实名；未经批准公众号不得发布和转载时政新闻；违反协议使用者，警示、限制发布、关闭。微评:宪法规定言论自由，国信办明显违宪了，应属无效法规。从目前形势观察，高层之间的分歧仍然十分激烈
请大家注意市中医院王晓燕主任真心的呼吁：小孩发热不要用尼美舒利颗粒退热治疗，商品名瑞芝清，工作以来已经遇见五例这样的病人，发生瑞氏综合症，四个抢救无效死亡！昨夜又一个小天使离开，希望告诉有宝宝的朋友们，此药已禁止十二岁以下的儿童使用，再不要到药店或私人诊所随意用药。
昆山台企中荣工厂爆炸，75位工人化为焦炭，185位伤者一生残疾，我无数次阐述中国经济殖民化的恶果，国将不国，国民沦为亡国奴，这逝去的无辜苍生，能让叫不醒还呼呼装睡的中国执政者清醒吗？拈花：台商敢无视工人利益甚至生死是因为背后有政府撑腰！否则谁不怕负刑责！
《一位前法官的故事》：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我当时在... #长微博#http://t.cn/RP94qJE
【日本地震，公务员降薪】日本311大地震后，为了募捐，日本公务员年薪竟被平均下调了7.8%。其中科员降5%，科长以上降薪10%，大臣降20%，首相减30%！两年时间，共获得5800亿日元（约340亿人民币）用于救灾。
媒体在伊拉克口径是这样的：战争未开始时，美国是为了石油利益；战争将要打响时候，拼命叫喊不要非法干涉他国内政；战争进行当中，大量无辜人员死亡，尤其妇女儿童居多；战争结束，美军非驻扎那里不可；伊拉克内乱不断时，因为美军未撤；美军撤走，不负责丢下烂摊子；如今美军定点轰炸，使形势复杂化
合肥蜀山区82岁的李佳鸾老人为给儿子治病，欠下39万元债。2010年儿子去世,她担下全部债务，老人曾是医院退休护士，每月退休金也有2500元，她只留下五百生活费，其他全部还债，而且已82岁高龄的她竟在菜市场捡破烂来还债.拈花：看个病就变赤贫了！到底是谁让82高龄的老人受苦？
高华讲座 （60年来中国各阶层演变） http://url.cn/Hs6pSs （国民党失败） http://url.cn/9xG1BQ （抗战时根据地教育） http://url.cn/IJ7VHN （高华最后——天会亮的）
高华讲座 （文革）http://url.cn/Ec0qdm （林彪）http://url.cn/EKH8YV 抗战)http://url.cn/Gmr1t9 （长征） http://url.cn/Fezfje
【安全办干部不安全】提倡依法治国的习总书记7月30日亲临福建视察工作，仅隔一天7月31日，福州市南大门拆迁处雇佣社会马仔，以“鬼子进村”的模式，港片“功夫”的招式，挺进城门镇浚池边马弄仔，把陈宝珍儿子镇安全办干部，直接打趴下，肋骨断裂http://t.cn/RP9yAMh
《往日的公益志愿者，被打后惨不忍睹，谁来管？》：川籍公益志愿者赵淑芬.@走依潇.被【被公安大学物业保安主...http://t.cn/RP926wP
【科普知识】企业如没有安排残疾人就业，就要交残疾人保障金！意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和扶持残疾人！但很多企业没有收残疾人。残联每年收取残疾人保障金数以亿计！但为何我国残疾人依然是最低弱势群体？保障金和福利彩票一样没有福利到残疾人！以爱之名行进骗取收刮就是世界级国耻。反腐女侠杜十娘
#越共官员公开吁放弃马列#近日，61位越南共产党官员发表公开信，要求政府放弃马列信仰，不再依赖中共。公开信还敦促越南政府就南中国海争议将中共诉诸国际法庭。信中称，当务之急是将专制的政治制度改革成为民主制度 。 [发呆] 如果越南像缅甸变革一样的话，特色将面临巨大的孤立
【都不过是“割韭菜”而已】 http://t.cn/RP9AgJy
明明是为当事人的故意杀人案作辩护，但在被警方讯问后，常玮平却从律师变成“证人”再变成“犯罪嫌疑人”。为提取常玮平对当事人的证言，焦作公安局中站分局竟向他开出传唤证，上面清楚地载明:“兹传唤涉嫌故意杀人罪的犯罪嫌疑人常玮平……”http://t.cn/RPbD1n9
荆湘路边杂谈社 四户村官利用职权侵占集体土地，在荆州市城市中心用村集体的钱建名树大宅院子。院子占用集体土地资源几十亩，长达十几年。该地段每平方米超3000元。村官还把自已的房屋建了卖，卖了在建集体土地完全自己分配。
前苏联有个政治笑话：三个人被关进监狱罪名都是“反革命”，第一个人说我的反革命罪行是支持卡冈诺维奇，第二个人说我的罪行是反对卡冈诺维奇，第三个人说我就是卡冈诺维奇。这个笑话到中国成了现实：李春城等被捕是因为追随周永康，浦志强被捕因为反对周永康，而周永康本人也被捕。
吉林市龙潭区城管执法大队大队长邵罡,参与强拆被“钉子户”打死，拟申报烈士。
杜素花 「关注最高检齐涛」第一集：齐涛掩盖渎职窝案，举报渎职者被关进拘留所。齐涛因掩盖渎职案，被包装成检察系统的＂十佳＂楷模。 中央反腐败，百姓期待有结果，上访冤民都隱藏拘留所！请关注＂齐涛渎职案＂连续报道！
几日来网上有关揭阳市著名村官 《吴少茂-揭阳市首个亿元村官的前世今生》一文被网友炒的沸沸扬扬，国内各大门户网站也有纷纷转发，传言吴少茂局长砸出300万巨资摆平了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门户网站。吴少茂一共有价值1000多万的各种世界名车8台http://t.cn/RPJejdm
【越南总理阮晋勇:越共中央当立即解散】越中争端等一系列原因导致总理阮晋勇和国家主席张晋创的矛盾持续升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层说,阮晋勇在最近的一次饭局上表示:越共只有走普世价值,才能继续为民执政,否则永远也改变不了变相独裁的本相,若无法改变,当立即解散!颜色革命推到中国门口了
广州市委书记一职空缺41天，昆明市委书记一职空缺26天，三亚市委书记一职空缺超过7个月。目前，三市均运转正常。。。少了市委书记这么多天没事，要是少了环卫工三天城市就会腐烂发臭！因此，我觉得市委书记的作用远不及环卫工，你们认为呢？
1949年之前，中国并没有政法的概念，而只有法政学院或者法政专业的概念。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应该是政治权力服从于平等法律的法政社会。政法大学什么时候能够改为法政大学，中国才会有真正现代化的法治文明。【北大教授的政学往事】http://t.cn/RPMYJS4
【党不是国家】1932年陈独秀以“危害民国罪”被捕。章士钊主动为其辩护，辩护词在申报上发表，标题是“党即国家乎”，指“党不能代替国家。陈氏反国民党，不反国家，何危害民国可言乎？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法庭上二人辩词均入选民国某高校教材。陈是中共创始人！
独裁腐败国家的官员寿命都很短，因为他们也会面临被推翻的压力，所以心里总会惶恐不安，害怕国家动荡，人民起来反抗，政权不保。这是他们最担心的，在这种形势高压的威胁下，怎么会长寿和健康呢？你心里根本无法有自信，只有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麻木了？】这段视频在YOUTUBE上已经被点击了数百万次。看完我长叹一口... ...一个国家的强大，一个民族的兴盛到底是看什么？视频很短，但很感人，值得看，值得深思。http://www.56.com/u84/v_OTEzMDM4NTc.html/1030_tanglang818.html …
在延安的日本军人。1944年，八路行军，中间手持太阳旗的是”曰本人民解放同盟战士”。在延安设有”曰本人民解放联盟延安支部。
【昆明村民{用汽油制作燃烧瓶}对抗拆迁人员】面对暴力强拆，一切的愤怒、乞求、都无济于事，要想胜利，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对抗方法，且看看昆明这位退休老人一家对暴力强拆的防攻略，什么暴力拆迁大型机械、什么数百黑社会拆迁人员.....，对付他们，其实，并没有多难。。。
太原市小店区城乡管理行政执法局在太原南站.打小孩！扣小孩的玩具车！“。太原小店区正副城管局长因队员围殴摊贩被免撤职---近日，一则题为《太原数十名城管围殴小摊夫妇》的视频在网上热传，网友纷纷指责城管暴力执法。南都查证，太原市小店区政府网公开资料表明，通报中的李某应为太原市小店区
【警世恒言】约翰·洛克，17世纪英国杰出的思想家。他曾经发出警世恒言：“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
贵州省毕节市一座投资过亿的新桥,至今尚未正式交付使用,一场大雨过后桥面皲裂、变形，隆起。专家说：桥吸水了，自然就鼓了，晒干就好了；官员说：这是临时工设计的；发言人说：这是地质构造的缺陷；上级领导说：分析有理的，重奖！
日韓台港新中，都經歷了30年高增長，然而除兲朝外，以上國家和地區的居民收入都增長了幾十倍。比遼寧小的韓國，進步尤其明顯，電子科技、汽車、造船等都進入世界先進水平，韓劇更是風靡世界。我測過中韓瓶裝飲用水，韓國是弱硷水，而兲朝的是酸性水。今年英國評出的世界教育排名，韓國名列第一。
汉族人能忍绝大部分汉族人都心里有底的土共，那么西域人呢？西域人能忍受得了这种虚假文化？忍受得了一群伪君子登台扛大旗唱大戏？忍受得了共特有的虚假形式主义？这是汉回矛盾的核心，要我是疆人，我肯定也接受不了汉族人的统治，汉人的一个经典形象，就是弯腰作揖，这甚至是国际上中国人的一个缩影
【说法】俄罗斯媒体一针见血！ 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与日本人闹矛盾就砸中国人的日本车，与菲律宾闹矛盾就让香蕉统统烂掉，与美国人闹矛盾就躲与起来不跟人家说话，中国人就象小孩子，他们特别容易斗气，根本不懂国际规则，也不屑于遵守规则，他们自有一套，他们的政客除了权术啥也不懂
女知青麻木地推开生产队长家的门，队长的桌上摆着半瓶二锅头和一小盘花生米，还有一张招工表格和生产队革委会的大印。女知青象个被送上祭台的羔羊，队长甚至连门都不关。。当她从床上站起来，队长将血红的大印盖在了招工表上。和那大印一样鲜红的还有床单上几块处女的血痕 —巴山 《被亵渎的青春》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世界亿万富豪数量最多的国家立法机构，甚至将两会成为“富豪的聚会”。 据不完全统计，“2013福布斯中国富豪榜Top400”榜上共94位富豪目前具有国家级“政治身份”，其中包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52人，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42人。陈丽华以365亿蝉联女首富
斯大林清洗远东华人再添铁证：俄新网消息，俄滨海边疆区航空搜寻队在修建道路时发现大量中国人的遗骸，初步推断这些中国人是在1937年斯大林大清洗过程中被杀的。“其中包括个人物品。还发现了中文与俄文报纸，其中一份的日期是1937年9月18日。”海参崴原来有30万华人生活。
赵宏炎：原系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区公安分局干警，二级警督，主任科员，2000年被铁西区人事局违反·程序规定，已不存在的法律条款，不是法律规定的事由，将我辞退。剥夺了我的国家公务员权利，依法维权13年没有结果。实名举报行政腐败又遭打击迫害。为求公平正义，冤案不纠，誓不罢休！
【求证实：上海黄浦江畔升腾有色烟柱！】有网友爆料，上海黄浦江畔，刚刚升起了巨大的绿色和白色烟柱！！！看样子蛮惊人的，有近距离知情的网友吗？
【山西最牛交警】 爆料称8月3日，山西榆社县交警巩某，酒后驾警车来到某加油站，下车后打手机。工作大叔说：这里不能打手机，有危险。巩某大怒，脱掉警服，一下将大叔摔倒、猛踢，骑身上抡拳暴打。@山西交警 回复称正在进一步调查中。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UyMzE2NjA4.html …
【 这60所虚假大学不要报！】中国信息科技大学、华北工业大学、上海同济医科大学、广东科技管理大学……它们都是空壳网站，没有实体校址！眼下高招火热，各种“李鬼大学”盯上高考分数低的学生，忽悠他们花钱买学历。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出炉，涉60所大学。
【求证！郭美美的亲生父亲是谁】 郭美美和妈妈与一中年男子合影，她在这张图下写道：“14岁生日的照片，爸爸那天也在……” ——看来权钱是毒药，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成今天这样了。。 pic.twitter.com/8rs3oA00qF
紧急关注！焦作衙役又作恶！刘书庆律师被强行押上警车、不知去向！正当防卫、涉嫌用水果刀刺死一名衙役的张小玉的代理律师刘书庆律师，今天去焦作看守所会见张小玉，进去一个多小时了没有出来，发短信告之“正在被衙役推搡，情况危急”。刚才大批衙役押着刘书庆律师，走出看守所，押上一辆警车开走
06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箭在弦上，共同富裕条件己具备。2007：两部委全国摸底，国民收入改革分配又一轮。2008：收入分配改革2008年值得期待。2009：国民收入改革意见己提交国务院。2010：中央高层力促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今年出台。2011：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今年出台
胡佳：高律师和高智义大哥身边有国保便衣。这些警察也是从2005年起的9年对高律师跟踪、骚扰、暴力袭击、抓捕、酷刑、凌辱的那批国保总队d匪。他们阻挠高律师的妻子耿和与刚刚获释的丈夫通话，就是不想让任何黑幕被世界知晓。高律师还远未走出牢狱。
英国作家奥威尔在 《1984》中预言：〝极权统治赖以运转的条件之一：对外仇恨，树立一个长期敌人，灌注仇恨，充分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缺了对外仇恨，人民就不生存在恐怖之中，不生存在恐怖之中自然不需要集权的保护。恐惧、仇恨是教育的唯一目的〞。
罗援：学美军把钓鱼岛当靶场，用火力宣示主权。——网友点评：罗援将军又在表决心了！其雄心壮志到底是真是假？他把全家送去美国做‘卧底’，而自己则献身中国国防……你说，此举是‘大义灭亲’？还是‘裸官误国’？拈花：逃兵将军的亲属都在美国，所以主张对日本狠！
高律已被其兄接出狱，四个警察随行，不让其与妻儿通话。估计出狱仍是严厉软禁。持续关注！
每年消耗40亿纳税人的钱，地震局终于让大家看到它的用处，针对6.5级地震为 何伤亡大的疑问，地震局研究出三点成果：一、人口密度大，震区每平方公里高达到205人 ；二、房子不好，太不经震；三、震区山高坡陡，地势险要。每项成果价值十几亿。
【史上最不长眼的贼】媒体报道：一来自东北的47岁男子孙某于凌晨4点来到天安门广场，伺机扒窃观看升国旗的游客。他连续偷盗两起，没想到被偷的人竟然都是警察，最终被当场抓获。网友神评：1、可想而知， 广场上便衣得有多少！2、从概率上来讲现在的情况可能是警察比游客多，3、偷三个也是警察。
【洛川县城管局长涉嫌强奸女下属被刑拘】8月5日，延安市洛川县公安局接警：8月4日晚，报警人被洛川县城市管理局局长党杨峰在车上强暴。洛川县警方现已将党杨峰刑事拘留。据悉，受害者为其下属。评；流氓不管怎么变，始终脱离不了流氓的本性！
港媒报道周永康家族财产多达4400亿元。美国的一个航母战斗群造价，六七百亿人民币。咱往多了说，就算一千亿，那周家的财富可以建造四个世界一流的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天朝至今才有一个航母战斗群，周家可谓富可敌国！它睡过的女人，可以组成一个海政歌舞团，形成的战斗力，远超过航母战斗群（天涯）
李锐：中国的根本问题，还是要解决党的问题。党政要绝对分开。国家政权是国家政权，政党是政党。现在党的官员权力高于一切，高于政府，高于法律，政府与法律都附属于党。这个问题不解决，市场经济是搞不好的。现在搞出的是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更明显了。（转自天涯）
【言论】 不在政治制度上改革，其它任何形式的改革都无济于事。制度结构不合理，造成了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难以有效沟通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来促进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转，中国如果再不做政治制度改革，恐怕这种占山为王的自我管理模式，迟早会成为阻碍中国文明发展进步的国家公害。（转自天涯）
【真相就在细节里】郭美美飞机上自拍里确实有位王军，系财政部副部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转自天涯）
截至今天19时，云南鲁甸6.5级地震共造成615人死亡，114人失踪。小震巨灾，禁令已经到了。
【公车改革改成了为公务员加薪】国企改革：数千万工人下岗，官员卖厂；养老改革：百姓自己养老，公务员免费养老；医疗改革：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官员照享公费医疗；住房改革：百姓自己买高价房，官员照分福利房。
【安徽民警陪领导喝酒后身亡 以“因公牺牲”获赔130万】评论：真TMD无奇不有，陪领导喝酒搞腐败竟然成了"因公牺牲"！喝酒百姓买单，"因公牺牲"赔130万还是百姓买单！中国百姓怎么就这么冤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904e310102fpa1.html …
文革运动的发展到极端，在摧毁人性和肉体的同时，也摧毁优秀传统，摧毁乡村秩序，摧毁道德公义，摧毁文化良善。种种冷酷的血腥野蛮之恶，扭曲了国民的心，改变了人的本性，给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制度埋下了极大隐患性障碍。从文革爆发至今，全民族统统都被自己人暴虐一遍，无人幸免。。。
北京市公安局又在糊弄老百姓了！谁能看出这份告知书犯了什么病？我们19人旁听丁某某的案子被抓进八宝山派出所和鲁谷派出所限制人身自由，我们8月4日到北京市公安局交行政复议申请书，结果时隔2日收到了这样一份穿越时空隧道的告知书，玩忽职守，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要求责任人向申请人赔礼道歉！
张雪忠：今天下午，我到郑州市第三看守所要求会见于世文先生，尽管手续完备，仍被非法拒绝。然后，再转至办案单位了解案情，警方称于先生涉案事实仅限于今年二月的公祭一事。
蒋介石台湾土改，用钱买地分给无地农民，始终没有杀害一个地主富农。蒋经国在台湾推行民主宪政，从此还政于民。而在海峡对岸，原以为杀死地主富农就可以获得土地的农民，最后连自己原有的土地也不在属于自己。以为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就可以实施民主的人们，今天连当年曾拥有过的权利也不再拥有。
高律妻子：耿和 与儿女 的最新照片，耿和希望高律师出狱后第一眼就能看到这张照片。
【消息人士透露】警方发现郭美美在网上炫耀其有五十一亿存款一事属实，加上她的其它各种财产，其个人资产总额目前约为五十三亿左右。这并不包括其母亲名下的资产。这些钱根本不可能是她的卖淫所得，更不可能是设赌所得，也远远超过王军个人资产好几倍。她交代，钱是另外的后台给的。
河南抗暴英雄刘大孬前天被郑州中院判处死刑！令人震惊！图为被激怒的当地民众在抗议！【案情简介】2010年6月1日，年过60、一向老实巴交的刘大孬把货车停在拆迁机械前面，试图阻止强拆、保护村民，500个强拆歹徒纷纷拿砖砸刘大孬的车和人，刘大孬被激怒，驾车冲向歹徒，碾毙四个、伤二十个
#3600元9箱方便面#昨天8.6日兰州红十字会向云南灾区捐赠9箱价值3600元的方便面。平均每箱400元整！我想请问@中国红十字会 这是什么方便面这么贵？你们每天号召百姓捐款，可百姓的钱就这样让你们吃回扣的么？我们一起来诅咒贪污善款.吃善款回扣的人断子绝孙！
#云南鲁甸200余年清真古寺 经历强震后完好无损# 鲁甸县城往东10公里的桃源回族乡拖姑村，坐落着拥有234年历史的云南省五大古寺之一——拖姑清真寺。这座由正殿、唤醒楼、无倦堂、后亭等构成的清真古寺丝毫没有破败感。经过鲁甸“8.03”6.5级强震后，它依然完好无损。
【云南地震“杀人的不是地震 而是建筑”】云南昭通6.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600人死亡。据报导，在大量老旧建筑变成废墟的震中，一栋65年的木楼屹立不倒、被称为“楼坚强”。震后，国内大量网友呼吁提高房屋的抗震性能。
土改是完全错误的，地主是农业生产的组织者、投资者、设计者、指导者、管理者。”地主大都是勤劳致富的“先进生产力代表”。消灭了地主，就消灭了农村绅士文化。何况，他们还是稳定乡村秩序和政权的中坚力量！秦以降县治下不设官衙，乡村却超稳定；现政权设到村级却四处烽烟！＂---周有光
所谓刁民，是统治者对那些不甘受剥削和压迫，不畏权贵恶势，敢于抗争者的蔑称。而顺民多是那些苟且偷生、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者。刁民有公民意识，而顺民是奴隶心态。自古以来，是刁民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顺民恰恰是助长专制残暴统治的土壤。刁民是榜样，刁民更应该是社会的主流！
《商君书-中国独裁者驭民宝典》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I3JkqhXLXsM/?bid=03&pid=07&resourceId=0_03_05_07 …
据网友蒲公英新人黄明 实名举报，其妻原东盟周刊主编李佩卿含冤入河北省女子监狱差4个月刑满狱中被打伤致死灭口，其请求万能腾讯微博，正义网友关注，并向纪检部门举报，怀疑系监区长李洪珍指使犯人李清华所为，举报人电话13211654953
鉴于方舟子仍继续撒谎欺骗社会，我们决定公布其转让美国房产时的公证记录，包括加州驾照信息和大拇指指纹。方舟子造假无数，劣迹斑斑，欺骗国人十余年。如今，方舟子正以实际行动，再次向法庭和公众力证自己确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子、流氓和无赖！http://blog.sina.com.cn/s/blog_7dde3f530102v04k.html …
为什么中国人是世界第一弱智 http://bbs.tianya.cn/post-no01-128472-1.shtml …中国的股票市场从高速发展到今天的穷途末路，其每走的一步都无不是掠夺和侵占，这个世界上最无耻的圈钱市场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股民的任何利益。他的建立的最初目的就是解决资金，搜刮百姓的利益。
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了袁鹏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存在着五类人群是执政者的威胁，用政治术语来讲，这五类人就是阶级敌人。其中，认为弱势群体就是这五类人之一，也就是将弱势群体作为了对抗政府的阶级敌人来对待。这样的理论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方最重要的媒体上，真正的是不可思议呀。
三大权，七组长全包干，还怕啥？说有反扑的人都是斗狗。南京大屠杀30万、镇反毙300万、肃反抢打200万、土改500万人头落地、反右整肃370万、文革迫害2000万，有谁反扑过？刘邓陶是2345把手；彭罗陆杨掌京都大印，也只敢跳楼；林副帅吓得去温豆涵反扑。
英媒认为，中国已进入金瓶梅时代，是因为中国社会皆为欲望与金钱所攫取，整个社会都出卖价值观、伦理与道德，以换取金钱与欲望满足。官员贪腐，商业无良，毒食滥觞；道德无序，扶老都已成危险；人生无理想，社会无信仰，拜金拜功利便是公共追求。《金瓶梅》新含义：金代表金钱，瓶代表酒，梅代表女色。
“正义虽然迟来，但终究来了！” ——网友评论。联合国柬埔寨特别法庭于今日判决：时任红色高棉中央委员会副书记、民柬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农谢和时任民柬国家主席的乔森潘，反人类罪罪名成立。
【中青报社再现“集体自杀”事件】今日下午，中国青年报社再次发生一起集体自杀事件。目击者称，2点30分左右，中青报院内突然传来高呼“救命”的声音。只见7人在院中，4人大声呼喊，其余3人倒地。倒地者男女均有，一字排开未穿统一服饰。有一个倒地者手里拿了一个药瓶。
今日下午，中国青年报社再次发生一起集体自杀事件。目击者称，2点30分左右，中青报院内突然传来高呼“救命”的声音。只见7人在院中，4人大声呼喊，其余3人倒地。倒地者男女均有，一字排开未穿统一服饰。有一个倒地者手里拿了一个药瓶。 http://url.cn/OENNha
【全国“裸官”摸底结束 十余省市避谈“裸官”数量】 初步排查发现了多少名裸官？对于新京报记者的追问，十余省市均回应“具体数据不便透露”。“裸官”对于各地而言，依旧是一个敏感问题。
任建宇因言获罪案庭审进行时。“对坏的制度，我们不会忍很久。”律师的最后一句话。
1947年7月2 4日《时事公报》二 版：“毛于抗战期间 通敌卖国罪证发现， 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 …民国三十年八月 七日双方订立如下 密约：一、八路军与 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 央军；二、日方赠共 军小兵工厂十座；三 、共方将中央作战计 划告诉日方。
【河南记者代旱区村民向官员求水遭反问“录像应先沟通好” 】 持续数月的干旱少雨，加之持续一个月高温炙烤，村民们称急需政府送水解燃眉之急。4日，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向苌庄乡党委副书记方方转达村民的诉求和呼声，该官员始终不作答，却要求记者先沟通再录像，随后开车离去。（转自天涯）
【湖南耒阳政府大楼门前爆发大规模群众上访】 8月5日上午8时，湖南省耒阳市政府大楼门前出现大规模群众上访事件。据记者了解，上访起因系市公路局车辆肇事致人死亡所致。上午9时许，在工作人员引领下，上访人员转至位于市政府对面的信访接待中心。http://url.cn/NxkqLC
说某国一群官员，凝视着俄国人发明的镰刀斧头，高唱着法国人谱曲的国际歌，默颂着德国人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悄悄地在瑞士银行开立户头存巨款，又把家属妻小送到美国英国加拿大，然后心安理得地对民众大声呼吁：要警惕西方。（转自天涯）
【河南大旱！秋收无望 74万人没水喝.】河南正遭遇63年来最严重的“夏旱”，多条河已断流，玉米干死地里。受旱面积达2583万亩，74.2万人饮水困难，地处伏牛山北麓嵩县尤甚，农作物绝收，水窖也干了，农户没水喝，只得靠抓阄取水。http://url.cn/ONOj9Q
紧急代祷：7.21平阳水头救恩堂血案受伤者之一,张弟兄伤情太重,左眉骨骨折、鼻梁骨断裂,头部周身疼痛,四肢麻木。至今未出院,近悉,由于伤势严重,温新一医不敢为他手术,家属正无助中，至今政府未有明确表态，打人凶手依然逍遥法外，……盼爱心人士帮助,众教会肢体代祷！
彩友爆7月2日体彩排列3 175期摇奖机直播出来是611 CCTV5复播开奖竟变成了691 全国各媒体全为此事集体哑声，公然在全国彩民面前造假，这算不算大事，这里面到底有多深的水，有没有大老虎出没，请大家关注扩散！
@王秀兰12 上海嘉定警方刑讯逼供嫌疑人被暴打致死。 我老公在2014年2月26号被嘉定南翔派出所带走说协助调查，之后无任何消息。直到3月13号打电话给我们家说抢救无效然后我们赶到医院人已经被送进殡仪馆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现在嘉定警方说他们没有任何责任。 我们只想讨个公道
@王光飞包养情妇 【实名举报：陕西计生办王光飞包养情妇】2013年3月4日，我在网上实名举报了王光飞，孩子的亲子鉴定也做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现在孩子都一岁零八个月了，还没上户口，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
【这个罪名真“奇葩”！】羁押近1年后，@记者刘虎 取保候审了。原来，警方的指控中，竟有“涉嫌敲诈勒索罪”，事实竟然是刘虎让被他在微博上曝光的对象向公益机构捐了款！敲诈勒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几十万元没有一分入刘虎的腰包，怎么能算敲诈勒索呢？北京市公安局太有想像力了！（转自天涯）
因为我爱岗敬业查出了邮政储蓄的账目造假，骗取储蓄资金和国家资金，挽回了损失，影响了领导的政绩，领导对我实施疯狂的打击迫害：串改我的档案、隐匿我的干部履历、克扣我的工资，领导的毒打。维权遭到迫害，往我家门上泼粪。(上访遭遇被劫，拘留）拜求网民为我鸣冤，伸张正义！（转自天涯）
【胡适的话】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转自天涯）
局长批评主任开会迟到 居然被对方连捅6刀http://url.cn/MRfjwA （转自天涯）
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就是长老院长老，查了下党史总计不到70人，但先后有陈独秀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陶铸、陈伯达、林彪、康生、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胡启立、周x永x康等27人（约40%）被指控重罪或严重错误，不得善终。如此高危职业令人不寒而栗，你想当常委吗？
克拉玛依大火夺命三百 周永康高压“维稳”视频曝光http://url.cn/QEsCAn
继8月1日三看门口被清场，8月2日在天缘宾馆门口27人集结后，8月5日再次集结，强劲吹响抗议的号角。十君子回家已是所有良心人士的强烈期盼，愿与六君子同罪，现场27人义无反顾，无一退缩。
昆山爆炸事件今天中午家属请愿
【郭美美一炮40万让众星黯然神伤】尹蓁曦援交报价2万新台币；萧淑慎性交价码10万；徐子珊陪酒一晚10万；佘诗曼饭局一夜10万；孙菲菲受郑渊洁喜欢是“有心理准备”；金巧巧逢张国立规则为互动迎合；李冰冰遭王林大师开光一宿6万；杨幂被刘志军宠幸一夜10万；杨澜被释永信主持布道一宿20万
【为什么，日本地震“震级很大，伤亡却不大”？】为什么，云南鲁甸6.5级地震“震级不太大，伤亡却很大”？而日本的地震多是“震级很大，伤亡却不大”？若房屋抗震性能强，那么，当震灾发生时，生命财产的损失，就会大大减少。（转自天涯）
昆山爆炸事故伤者家属认为政府所公布名单有问题(转载)http://url.cn/WEzEHl （转自天涯）
【中国高官太傻逼，宁可“压力大、抑郁死”也不辞职：铁路系统3名高管跳楼身亡】中铁总裁白中仁跳楼身亡，官方称“因压力大、忧郁症意外逝世”；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公司的一高管，在哈尔滨出差期间坠楼身亡，官方称是因为“抑郁症”；南宁铁路局运输处处长李智跳楼身亡（转自天涯）
【#快讯#江苏又发生工厂爆炸事件】今天18：00左右，溧阳市三益化工厂发生爆炸，现场浓烟滚滚，伤亡情况不明。据目击者反应浓烟把整个马路都吞噬了，开车当时根本看不见马路对面，还有人说爆炸时，家里窗户上的玻璃都震碎了！从溧阳市委宣传部获悉，目前伤亡人员和财产损失正在统计中。
历史学家凯瑟琳•科姆佩斯的《女性作恶者：纳粹制度下的女人们》披露希特勒统治下德国女人同男人一样残酷无情，是纳粹大屠杀帮凶。半个世纪后今天，一群zg女警c同样演绎出一桩桩比男人还凶狠残暴罪行，其蛇蝎心肠和穷凶极恶丝毫不亚于纳粹女战犯http://url.cn/PbHiDV
玩户外的都熟知的浑水澄清方法，当兵的不会？演习演成笑话，宣传弄成传媒，何不用粪水？蛋国奇葩。
李“带”38军到云南 温川震调不动兵谜底曝光（附链接：总参谋长陈炳德撰文忆汶川大地震救灾的日子http://url.cn/WY7gom 注意文中多次提到的胡主席之外的“军委首长”， [微笑] 你懂的！）”
【较量】赫鲁晓夫对美国人说：我的子孙会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我们会把社会主义一点点喂给你们，直到醒来发现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将削弱你们的经济，直到你们像熟透的水果落到我们手中。美帝回应：我将尽一切力量确保你的子孙和其他所有人的后代都生活在自由当中。后来，他儿子于1999年入了美国籍
【一个杭州人美国求医经历，值得一看！】2012年春节，她老公被诊断为脊柱肿瘤，初诊时手术概率几乎为零。最后他们决定赴美治疗。她还写道，在美国看病里时3个月，这期间没有住过一个月，没有挂过一瓶水，甚至也只吃了几颗药。 ） http://url.cn/QVK52x
【时髦女驾军牌车撞倒男子 反遭暴打】据该男之妻说，男子路过此地，被倒车的Q7撞着，男子气愤地敲打了几下车体，结果突然出现几名年轻人将该男子暴打，现场，警察要求驾车的髦女子出示驾照，该女子称“在家，没带！”大伙帮帮她，让她火起来。
北京青年报【公信力的丧失：官如戏，不如妓】郭美美告诉我们，过去是戏不如妓，而现在是官如戏，不如妓。
移交司法.接受审判.【张田欣降为副处远远不够】凤凰网爆：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任职文山州委书记时，全球第四大锡矿文山都龙锡矿在2003年改制过程中，以增资扩股形式被贱卖。一家地产公司以1900余万元控制了这个潜在价值数千亿元的矿产。。。。
只知救灾，不知防灾。看看邻国，只剩悲哀。【明知地震带 盖房谁在管】云南鲁甸地震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过半，四百余人蒙难，震中二层土砖结构房内40人无一生还。（遇难抚慰金提高到每人两万）两千余人受伤108.84万人受灾、22.97万人紧急转移安置，鲁甸县12000余间房屋倒塌
一年吃喝达数万亿，一受灾，就要民捐款。你们一年外逃几千亿，一受灾，就要民捐款。你们一年开会数十亿，一受灾，就要民捐款。你们一年维稳几千亿，一受灾，就要民捐款。你们一年浪费上万亿，一受灾，就要民捐款。你们一年赠送数千亿，一受灾，就要民捐款。你们还要不要脸！——崔永元
原中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口述史>，意在为自己“辩诬”。且不说此人是黑是白，但从他披露的信息来看，从中共建政以来，高干子弟、红二代便已成了“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可以上北亰最好的小学、中学、大学，而且在中学就可以入党。。。。
【人民警察】3:30左右，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一行来到临潼兵马俑参观，故此要清场。警察让照片中这个导游出去，导游说，马上就走，因动作稍微慢了点，就被这个特警一脚踢翻在地导致休克。此事引起了周围游客不满，怕游客拍照，警察把导游抬上警车不知拉到哪儿去了……
俄罗斯虽然大力支持乌东部的亲俄分离势力，但对国内出现的离心倾向却格外谨慎，严加防范，毫不手软。俄新闻检查机构和检察院对10多家媒体发出警告，要求它们撤掉自己网站上有关本月在西伯利亚组织大游**行的新闻。这次游**行的主要口号是，成立西伯利亚共和国，不再养活莫斯科。
【经典帖子】北京大学教授袁刚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说穿了，就是由国家充当总地主和总资本家，以养活几千万党员干部，建立起一个等级森严的特权社会，产生了一个鱼肉百姓、高高在上的干部阶级，普通百姓则仍然处于被奴役统治、被残酷剥削的社会地位！（环球资讯广播） 拈花：天朝也无非如是！
头山镇11岁女孩宴艳受伤后自己爬出废墟，走10公里没有发现任何救援队伍和医疗队伍。http://url.cn/J1qZYA
10年人大指出: 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600亿元, 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 07年京沪高铁投资预算增至2200亿元。 2008年中央推出40000亿投资计划。 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 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克拉玛依：蒙面纱、留大胡须等“五种人员”禁乘公交
BBC报道，中国共产党可能将帮助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ANC)建立党校，投资高达7500万美元。评论：南非人的工资是中国人的10倍，并实现了穷人免费医疗，用纳税人四五亿的血汗钱给非洲一个党派建党校，是人就想不通。http://url.cn/9UzR7p
朱孝顶律师 终于会见到贾灵敏了！贾老师坚信自己无罪！她公开请求法院公开开庭！她请求法院用最大的法庭开庭！她请求微博、电视、网络全程直播，她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来看看她这样免费义务普法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她坚持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老百姓对法律不绝望不采取过激手段就能维护自己合法权利
所谓家电维修热线4000－999－380就是个骗子行骗的号码！请大家警惕！！！
8月4日青岛市城阳区河套街道赵家岭村居民赵同飞家12间房子，一夜间插满白旗，白横幅上一个个《冤》字触目惊心 。。。http://url.cn/VxIgnU
说郭美美跟人睡一次得“数十万元”睡款，经不起推敲。她到处打电话请人到她家赌博，一次提成才7万多块。如果真像央屎说的那么简单躺着就把钱挣了，还挣那么多，她何苦还要辛辛苦苦拉客户去她家赌？无限贬踩郭美美也丝毫不能让人增加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和信心！大裤衩女主持一次数十万我信（转自天涯）
昆山爆炸，曝光了安全生产的巨大黑洞：工厂拒不采取防尘吸尘措施和设备，各级安监部门不是包庇纵容就是尸位素餐，各级工会形同聋子的耳朵。吃亏还要受难的、流汗还要流血的、永远是那些无辜的工人！必须彻底追究责任以还死者伤者公正 必须建立工人和社会监督以避免悲剧重演！（转自天涯）
上海一女生欲跳楼自杀遭围观者起哄后纵身跳下。视频仅见白发老者一直在默默地摇手示意，眼神流露出无奈和悲伤；身后尽是嬉笑的脸，等待别人鲜血换取瞬间刺激的看客，这个民族，让人伤心！反省。。。反思（转自天涯）
湖北十堰网友求救@姝丽soul :房县看守所把我家属打死， 前天人已经去世昨天九点才通知我们家属到如今没有任何部门管理。起因是一点邻里边界纠纷，当事人被带到房县看守所，昨天通知家属到医院去说情况不好来了以后人就去世了，看到的是翩体磷傷的尸体。
麻娟，女，1980年4月出生，山西离石人，大学本科学历，1999年4月参加工作，199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汾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80年出生，99年工作，19岁大本学历？9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入党？神一般的速度啊！看样子日后发展空间很大啊！』
沈阳浑南城管与小商贩发生冲突，城管抢东西，小贩不让，双方均有受伤，听说120急救车来只拉走了受伤的城管，把眼前这位留在地上，我看到的时候已经趟很久了…
【江西父子偷拍县长收礼获罪后续：妻女仍遭追查 东躲西藏】汪冬根妻子告诉记者，自从去年11月份，偷拍县长的网帖发出后，当地警方怀疑网帖是她女儿发的，一直在找她们母女，因为害怕像丈夫和儿子一样被关押，这9个月来，母女俩有家不敢回，一直在外东躲西藏 （转自天涯）
【 高级贪官的后台在哪里 】 刘志军曾供出，他若不出事，下一步准备好二十多个亿，想买一个副总理当。他想把买副总理的钱向谁行贿？他买的铁道部部长又是谁收贿了？谷俊山挪用军资两百多亿，有五个二奶，千米豪宅将军府，三百多套房屋。到这些关健时刻，镜头就被掐了！谁能说清楚？？ （转自天涯）
张雪忠：有人说，反腐还是要支持。我想问他们：主政者若真想反腐，怎么会大规模迫害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的无辜公民？他们又说，那是失势派系在绑架主政者。我想问他们：现代政治是责任政治，掌握最高权力者必须对政务负最大责任，你们怎可托辞于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失势派系，来豁免主政者的政治责任？
章诒和：昆山爆炸的工厂平时在通风、防尘、劳保方面，基本未执行国家标准。员工说：”干一天活儿下来，整个人是黑的。“在发生爆炸的抛光车间，平素开工也是“粉尘大得都看不到人，白茫茫一片。”由于工作环境恶劣，几乎没有当地人在中荣工作——企业如此漠视人的健康，有何安全可言？（转自天涯）
张小玉的儿子许天龙在中站分局失去联系，焦作是想搞株连九族的把戏啊！大家。关注张小玉的儿子，许天龙！ 来自焦作前方单亚娟消息。
当法律不再保护正义，抵抗就成为全民义务。抗争到底！！！
#快讯#山东省聊城临清市，上访百姓在政府门口被暴打，随后被蒙住眼睛带走，我们报警没人调查，请求帮助
河北张占，石家庄人，今年春天在曲阜开始他个人追求自由、民主之路，后来一直活跃于维权一线，从建三江、苏州林昭墓、北京陆肆研讨会为良心犯送饭、武汉山巅犯送饭。昨天他为十君子抗争，现在他被刑拘了，我来为他继续抗争，
周恩来在55年末指示：日本战犯不判处1个死刑，也不判1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至64年战犯全部释放。56年，日本战犯听了宣判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参加抗日，保卫祖国的抗战国军将领仅在毛的镇反运动就被杀了无数，校尉级几乎杀光，还有大部分士兵。（转自天涯）
【 多么痛的领悟】遵义高尚苑大门，一男子尾随自己的女人，发现其与另一男人一起约会，直接二话不说就上去把那男的阉了，这七夕节过得……真是血淋淋的教训啊！前两天刚有某公司高官当街被割鸡鸡，但愿从此后天下所有的奸夫淫妇都能收敛哦！！此招普及，棺员必定洁身自好之！转发推广！（转自天涯）
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怎么会产生这么多贪官，找点原因出来吧。看了最近相关部门和官媒的解释，它们一致认为，制度是好的，贪官只是极少数，他们之所以成为贪官，主要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放松了世界观改造，由此认定，个别人的腐败无损于党的伟大光荣坚强。这种制度自信真是前所未有。（转自天涯）
【平度征地案律师：在酒店被抢开庭材料】3月，平度杜家疃村民因抗征地被纵火烧死，刘勇律师曾为平度失地农民代理多起征地案件。据其反映，今早20多名不明身份人员分两次，强行闯入其酒店房间，抢走了部分开庭材料。警方称人数“绝对没有那么夸张”。谁抢的？黑社会吗？（转自天涯）
【东阳副市长陈军拒回应吴英案 】记者在东阳市政府见到正在办公的副市长陈军，在向其询问关于吴英案的情况时，陈表示不接受媒体采访。此前，吴英曾向上级纪检部门举报东阳市副市长陈军涉嫌受贿。7月30日，东阳警方称吴英父亲及代理人因涉嫌诬告被刑拘http://url.cn/WbUJMS
【荒唐奇闻！救灾宣传成噱头，大兵竟然喝泥汤？】云南地震，百姓死伤数千！惨剧震惊世界！某国宣传部抓住这难得灾难，大肆鼓吹官府衙役、大兵如何吃苦耐劳！为弘扬官方正能量、显示灾区惨状，官员竟然让子弟兵吃泥汤泡面！？并摆拍给全世界看！军方没空投食品饮水吗？？如此演戏，是脑残还是愚蠢？？
（续前）09年【中国野战饮水装置技术立于世界第一名】 http://url.cn/LJ7YFT 2014年【救援官兵用浑水煮面】http://url.cn/LcDYGB
04年【新型便携式野战净水器研制成功 每小时可净化一般地面水150升】http://url.cn/U4Om7f 08年【野战净水车：移动的“不老泉” 】http://url.cn/NrGOIS
【湘潭自焚者】8月1日赵广生在湘潭政府自焚。他曾是湘潭锅炉厂的销售代表，其父曾官至湘潭军分区后勤部部长。锅炉厂破产后，人生急转直下，下岗、离婚、儿子智障、糖尿病。为维持生计，赵开始追讨工厂欠所欠20万元提成款，多次上访未果后他点燃了自己http://url.cn/MAEVsF
邓朴方通过残联和红十字会的代理人，控制着中国慈善捐款，福利彩票等数千亿现金流；邓楠极其丈夫张宏以中国科协为窗口主导转基因主粮计划意图成为坐拥数千亿中国最大的农业粮食买办；邓榕与其丈夫贺平控制中国保利集团这一上万亿资产的巨大财团
【安徽官员被盗巨额财物 盗窃团伙专偷厅处级官员】作案时，一旦发现大量财物，会先集中拍照。“她们这么做，一是被发现后威胁受害人不要报案，还有就是他们被警方盯上时，恐吓受害人撤案，以逃避法律制裁。”从犯罪嫌疑人住处搜出的大量党政机关通讯录http://url.cn/J436mH
【天朝城管太凶残，打得老人满脸血】浙江迅：在烈火的爆晒下，绍兴市供销大厦后面，一位可怜的老人在挑着两筐莲蓬在叫卖，被一伙城管拦截，冷不极防，049321城管就一拳打在老人脸上，老人被打得满脸是血，伤得倒地站立不得。城管为何如此凶残？为何要逼死百姓？党会辟谣吗？央视会报道？（天涯）
历史上最有名的名妓不是陈圆圆，不是李师师，不是董小宛，也不是小凤仙，还不是宋烧酱，是谁？郭美美啊！主流媒体为其广告：一次十万！在喉舌上面广告“很多人不论花多少钱也想跟我睡一觉！”你可知道，这些还都是专案组的专案结果！（转自天涯）
"@miaojue12: 一个时代的最后尊严！ @oubiaofeng: 朱孝頂律師今天在鄭州第三看守所拍到的賈靈敏老師的照片⋯⋯ pic.twitter.com/Pn4V1e9b0t"
黄文勋，90年生，博罗人。13年，在深圳举牌，高呼不要恐惧，要民主。被国宝吐口水，勒脖子，拘留10天。4月开始光明中国行，餐风宿露，跨越数省。29日祭拜林日召。5月25日，折戟赤壁，羁押期间，遭受残酷的电刑。14年3月秘密开庭审判，以山巅罪获刑四年。他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中国的未来
【戈培尔说】1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2宣传是一个组织的先锋，宣传永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3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4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5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转自天涯）
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纳粹通过煽动和利用公共舆论扩大自己。如果没有相当多的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热心期待和拥护，纳粹就不可能在1932年通过民选成为国会第一大裆，导致后来的一裆专制。导致屠杀犹太人……霍姆斯鲍：法西斯就出现在这样时代气氛中。美国律师丹诺：警惕人类最大的敌人—公共舆论！
云南昭通村民向记者反应抗震安居房被风吹倒，官员回应称：这些都是刁民，喜欢闹事。刚砌好没几天的墙，又是空心砖的，被风吹倒正常的嘛，你们不是干建筑这行的，根本不了解。http://url.cn/B1rfGW ——知道为什么昭通市鲁甸县这次6.5级地震会有这么大的伤亡了吧。
北京市政府号召市民捐款，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抵制和唾骂，市民质疑：仅仅一个7月，我国就无偿捐献给外国合计1000亿元，为什么当自己受灾时，却要百姓捐款？北京市民政局在公布捐款方式和账号后，2个小时内收到7万多条微博，都是骂娘的，骂声汹涌。现已被迫关闭。
【郑州三看外抗议公民被拘案一】下午公民们到郑州市公安局大河路分局要求释放被拘公民，该局潘姓局长告知被拘六位公民均关押在郑州三看。我刚才赶到持律师证查询，结果是他们均没有关押在彼。翟岩民，姜建军，张占，李燕军，邓福权，尹恩沛你们在哪里？很多律师正在前往郑州会见你们的路上。
【感谢台湾】①保留下了中华经典的繁体汉字 ②保留下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最精髓的国宝 ③保留下了台湾数以千计的历代故居、旧址和纪念馆 ④保留下了青山绿水和新鲜的空气 ⑤感谢台湾至今不承认近代多个出让国土的条约，为将来讨还国土保留了一点点希望 ⑥感谢台湾，让人们看到世间还有公平与正义存在
现行教育体制下又一悲剧：昨天上午10点多钟，淮安市局刑警支队陈某儿子因成绩不好被其母批评后跳楼自杀身亡，晚上6点发现陈妻宋某吊在卫生间小窗旁自杀死亡。
［中国之人，上诈下愚］。意思是［中国的上层精英狡诈、心黑、不守规则、不择手段。而中国的下层百姓则愚昧、不明真相、不通晓事理、容易受煽动、倾向于走极端］。陈寅恪的这句评论对近代中国人真是入木三分。狡诈的精英煽动愚昧的百姓瞎折腾。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精髓。
中国红十字会是全世界唯一不办给穷人免费医疗的慈善医院的红十字会。
12年京溪派出所即对孙德胜非法拘留24小时，后非法遣送孙回原籍，孙在广州南站以头撞地自杀抗议，警方遂解除遣送，并赔偿孙3000元钱（实际2500元，截留500元说是请他们吃饭）孙德胜在押期间，曾以绝食、头撞墙自杀方式对拘押、虐待行为抗议http://url.cn/MocVQi
中国怪事多！北京通州，维稳警察和学龄前儿童对峙。原因是非京藉儿童无法在北京上学！这可能是这个世界上警察面对的年纪最小的人……转！！
【天朝盛景，无锡5岁女饥饿难耐，父偷饼干被拘】无锡警方接报案抓捕一名偷窃者，在其身上搜出价值11元的几包 饼干，押其住所搜查时发现他5岁的女儿正卷曲在被子里，吃着发霉的馒头。当人们的善心被红会这样的 流氓所裹挟，上帝的子民被刻意打压，民间的慈善难以泽被个体，这种凄凉哪里都有
【湖南冷水江市在校未成年女生被轮奸 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予批捕！】《 请求严厉打击冷水江市轮奸在校幼女犯罪团伙！》 今年1月至4月，罗文一伙多次持刀威胁将两女生（今年13岁，幼女）周某和陈某灌醉之后挟持到小旅馆实施强奸、轮奸... http://url.cn/Tbk5y7
中国大陆确实是一个对邻国负责任的大国;是二战胜利后全世界唯一丢失领土最多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全世界唯一没有免费慈善医院的国家;是全世界唯一农民没有土地的国家;全世界唯一没有新闻法的国家;全世界唯一不承认人人平等普世价值的国家;全世界唯一不让孩子在父母工作城市上学的国家.
人人都在叫周老虎，把方便面说成是打老虎的成功！拜托，你们是真不懂假不懂啊？进了长老院的长老怎么可能因经济问题出事呢？他明摆着就是政治上出了问题，他要搞症变啊！经济问题不过是方法而已。这叫政治问题经济办！OK？
【央视得了什么病？】最近，海南遭遇17级飓风袭击，海南严重灾情还未能进入央视的视野，央视聚焦的是马航；8月2日，江苏某工厂发生爆炸伤亡惨重，央视关注的是台湾燃气爆炸事件；昨日，云南发生6.5级地震，在抗震救灾的紧要关头，央视却热播一个小姐卖淫的故事。
CCAV，既然要做舆论审判，何不先审判贵台主播门？还男女通杀呢！
杨澜：共党党员！从诈捐门，到万里大造林大骗案代言，从达芬奇代言、蓝月亮代言，到红十字事件、希望工程黑幕，从阳光卫视证券欺诈、吴征博士门、国藉门，到阳光基金黑幕等，你没有一件解释过，更没有一件道歉。陈平：我接手阳光卫视，被一个姓杨的女人骗得精光，官司都没得打，她的干爹是某裆常委
46年冬国军21军换防刚从共军手里夺回的盐城。在城内战壕挖出700具共军尸体，几乎每人口袋里都有血和水浸透了的家书或照片。城外护城河里挖出3000具国军尸体，胸前绣“铁汉”二字，面目铁青，许多没有合眼，瞪着蓝蓝的天空。这3700余具尸体，8成以上都是16、7岁的孩子.这就是内战。
这时候谁敢为美美后台翻案？得多大实力，才能全国演戏，郎咸平拿几百万洗白她娘两？2011年下半年，全国删帖封闭微博，禁止说美美的事，一个不入流的小商人干的？谁信？拈花：一个组织一旦公信力破产，说什么都不会有人相信！即便说真话都不会有人信！何况看上去就不像是真话？
”中荣”死难者赤裸仰天躺在卡车上，让人悲愤！对待个体生命的尊严，你们不如日本。广岛原爆，日本可列出细致的死者名单，而南京大屠杀有多少人知道死者叫什么名字？爱国者会说我们有英雄纪念碑。是的，上面除了领袖题词还有什么？爱国者又会说我们有无数民族英雄。你去参拜连他们的牌位都找不到
三年前郭美美被曝光之初，红会极力宣传说郭美美的钱与红会无关。找郎咸平做节目为其做假宣传，然后找林园上电视说郭登峰当年和他一起炒股票。林园是第一批最成功的个人股票投资者，为了钱撒谎的话比较难。他公开撒谎应该是高级官员的命令。但是郭登峰很快就承认，她根本没炒股票。红会为什么造谣？
抵制北京争权冬奥会，把钱用来救人，救济那些没钱看病等死的孩子！申请冬奥会是一场捞钱的把戏！
2014年8月10日星期日
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51）
3．“内王外圣”的尴尬
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有一个根本的性变化，即从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政党变成了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权力集团。它几乎放弃了所有原本奉若神明的原则，唯一保留的底线就是它的权力不受触动。不超越那条底线，什么它都可以容忍，但是超越那条底线，它就会做出强硬激烈的反应，专制本色显露无遗。
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棋盘上，改变西藏政策的意义之一是为了向关注西藏问题的西方社会显示中共的“开明”，以换取西方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支持。那时候，中共并不担心会它在西藏的权力会受到什么威胁。西藏当时一片平静，藏人也非常驯服。
一九七九年，北京同意达赖喇嘛向西藏分批派遣参观团，并做出了参观团可以进行自由考察的允诺。与毛泽东时期的铁幕状态相比，这种开放姿态让世界刮目相看。然而，这也表现了北京对西藏情况的无知。它完全陶醉在自己多年对西藏情况的自我宣传之中，以为西藏真是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达赖喇嘛的参观团在亲眼目睹后也会为之折服，从而没有理由再要求重新恢复对西藏的统治。最可笑的是，西藏的中共官员还认真地召开了会议，要求各级组织对当地群众进行规劝，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向达赖喇嘛的参观团扔石头或吐唾沫 [46]。
事实却让北京当众丢脸。由达赖的三哥洛桑三旦率领的第一个达到西藏的参观团，在所经途中受到了成千上万西藏人的欢迎，人们围着参观团欢呼，流着热泪，长跪在地，献上他们的哈达，每个人都想让达赖的哥哥抚摸一下，很多人呼喊着达赖喇嘛的名字，嚎啕大哭，向参观团诉说他们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苦难，参观团的成员也禁不住失声痛哭，一部分人甚至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参观团看到的西藏真相是西藏宗教和文化被全面破坏，人民生活贫穷、落后、物质匮乏，有些地方甚至不如达赖喇嘛统治的时代。即使是北京一直引为自豪的公路、建筑等基础设施也不尽人意，远未达到北京自我宣传的水平。 [47]
北京的中共高层人士为这个弄巧成拙的事实而震惊。尤其是成千上万西藏人迎接参观团的悲痛场面展现到世界，对北京是无法挽回的惨败。一向自诩为代表人民的中共，这回如何解释民心的背离？
它必须挽回面子。事隔不久，中共便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调整了对西藏的政策，随之胡耀邦去西藏讲话，公布了的西藏具有转折意义的“六条”。中共迫切地希望西藏在最短时间内发生根本变化，改变西方人对中共统治西藏的疑虑。
“西方人会怎么看？”这在整个八十年代成为中共西藏政策的出发点。西藏由此得到了很多实惠，不过西藏后来出现的许多矛盾，也都是从这个问题发源的。
达赖方面的第一个参观团使北京在世界面前大丢脸面后，北京仍然接受了后面几个参观团继续访问西藏。它内心已经不情愿，只是事先已经允诺，不能让西方人看到自己说话不算。然而它又决心避免第一次的情况重演，因此便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参观团自由活动的措施，对西藏群众也进行严密控制，切断他们与参观团的接触，为此而搞了许多小动作。作为互动的对方，参观团当然采取要打破封锁的反措施，公开表达不满，并通过西方媒体向世界揭露中共的行为。在这种对抗中，双方矛盾日益加剧，北京最终以参观团对藏人进行反中国煽动为名，停止了参观团继续对西藏进行访问。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邓小平时代的西藏政策比毛泽东时代改善了许多，却受到世界舆论的更多谴责。毛泽东时代是彻底的专制暴政，达赖也好，西方人也好，谁也不准进入西藏，什么都看不到，与北京也形不成互动关系。外面的人尽可以想象西藏是一片黑暗与苦难，但只能停留在概念上，没有具体材料的支持，尤其没有“正在进行时”的新闻热点，所以无法引起传媒的炒作，也吸引不了公众关注。舆论谴责只停留在空泛的表态。到了邓小平时代，达赖喇嘛的参观团和西方记者有了进入西藏的可能，本来是进步，然而可以对中国统治进行谴责的具体材料这时也就暴露在世界面前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当然不可能赞扬中共的统治，而西方记者无论在哪里（包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都是首先把问题（中共术语中的“黑暗面”）当作新闻。惯于对新闻进行控制的中共一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条件反射式地使用限制手段，希望能够干涉或者进行欺骗，那往往弄巧成拙，反而成为新把柄，给西方传媒进行的抨击增添新材料。
这就是在开放条件下中共面临的难题，它既想对国际社会表现自己开放，事实上又不是真的开放，于是就会与国际社会形成系列的互动，造成矛盾持续不断地产生，最终越来越遭人谴责。
借用中国古代“内圣外王”的概念来比喻，专制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王道，即使是搞开明的专制政治，也只能“内圣”而必须“外王”。从专制政治的本质而言，“外王”是保持其社会稳定不可不有的统治方式，“内圣”则只是表达一种理想，或是臣民对君主的期望，因而只能是一种例外，大部分专制政治的实际状态只能是内外都“王”。或是说，究竟是“内圣”还是“内王”，并不从本质上影响专制统治，但是专制统治必须是“外王”的。
在这方面，邓小平显然没有自觉意识，他改变西藏政策，主要目的是给西方人看，那是一种表演。既然是表演，当然主要是在外面下功夫，那就要把“外王”变成（至少是装成）“外圣”。而中共在本质上又是一个专制的权力集团，不容许任何对其权力（包括其对西藏的主权）的触动和威胁，所以它又必须是“内王”的，结果就成了“内王外圣”。
对于专制统治，没有比“内王外圣”更糟糕的状态了。那最容易制造矛盾和出现失衡，导致“给人吃肉遭人骂娘”的结果。“外圣”给了反动派势力和社会不满情绪生长的土壤和扩散空间，不可能不与其专制极权的本质发生冲突。而为了维护“外圣”形象，它可能开始步步被动后退，起到鼓励反对派的作用，使其得胧望蜀，然而它的“内王”又决定它不可能退得彻底，反而会引发更大的冲突，直到局面对它的权力构成了严重挑战，它最终就一定剥掉“外圣”的外衣，以血腥镇压解决问题。
中共一九八四年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那次座谈会的指导思想与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基本一致，进一步促使加快改变西藏的步伐。八十年代的西藏社会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却在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离心和反抗。一九八七年九月，拉萨发生一九五九年以来首次公开示威。从那以后，拉萨骚乱不断，中共不得不多次动用军警，对示威者开枪镇压，连续制造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直到一九八九年，中共对拉萨实行长达十四个月的军事戒严，标志邓小平的西藏政策彻底失败。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十一年，中共才在一九九五年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间隔的时间之长（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与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只间隔四年），也可以看出中共对西藏的变化、走向与应对策略茫然和无措。
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它重新回到了内外都“王”。
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棋盘上，改变西藏政策的意义之一是为了向关注西藏问题的西方社会显示中共的“开明”，以换取西方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支持。那时候，中共并不担心会它在西藏的权力会受到什么威胁。西藏当时一片平静，藏人也非常驯服。
一九七九年，北京同意达赖喇嘛向西藏分批派遣参观团，并做出了参观团可以进行自由考察的允诺。与毛泽东时期的铁幕状态相比，这种开放姿态让世界刮目相看。然而，这也表现了北京对西藏情况的无知。它完全陶醉在自己多年对西藏情况的自我宣传之中，以为西藏真是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达赖喇嘛的参观团在亲眼目睹后也会为之折服，从而没有理由再要求重新恢复对西藏的统治。最可笑的是，西藏的中共官员还认真地召开了会议，要求各级组织对当地群众进行规劝，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向达赖喇嘛的参观团扔石头或吐唾沫 [46]。
事实却让北京当众丢脸。由达赖的三哥洛桑三旦率领的第一个达到西藏的参观团，在所经途中受到了成千上万西藏人的欢迎，人们围着参观团欢呼，流着热泪，长跪在地，献上他们的哈达，每个人都想让达赖的哥哥抚摸一下，很多人呼喊着达赖喇嘛的名字，嚎啕大哭，向参观团诉说他们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苦难，参观团的成员也禁不住失声痛哭，一部分人甚至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参观团看到的西藏真相是西藏宗教和文化被全面破坏，人民生活贫穷、落后、物质匮乏，有些地方甚至不如达赖喇嘛统治的时代。即使是北京一直引为自豪的公路、建筑等基础设施也不尽人意，远未达到北京自我宣传的水平。 [47]
北京的中共高层人士为这个弄巧成拙的事实而震惊。尤其是成千上万西藏人迎接参观团的悲痛场面展现到世界，对北京是无法挽回的惨败。一向自诩为代表人民的中共，这回如何解释民心的背离？
它必须挽回面子。事隔不久，中共便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调整了对西藏的政策，随之胡耀邦去西藏讲话，公布了的西藏具有转折意义的“六条”。中共迫切地希望西藏在最短时间内发生根本变化，改变西方人对中共统治西藏的疑虑。
“西方人会怎么看？”这在整个八十年代成为中共西藏政策的出发点。西藏由此得到了很多实惠，不过西藏后来出现的许多矛盾，也都是从这个问题发源的。
达赖方面的第一个参观团使北京在世界面前大丢脸面后，北京仍然接受了后面几个参观团继续访问西藏。它内心已经不情愿，只是事先已经允诺，不能让西方人看到自己说话不算。然而它又决心避免第一次的情况重演，因此便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参观团自由活动的措施，对西藏群众也进行严密控制，切断他们与参观团的接触，为此而搞了许多小动作。作为互动的对方，参观团当然采取要打破封锁的反措施，公开表达不满，并通过西方媒体向世界揭露中共的行为。在这种对抗中，双方矛盾日益加剧，北京最终以参观团对藏人进行反中国煽动为名，停止了参观团继续对西藏进行访问。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邓小平时代的西藏政策比毛泽东时代改善了许多，却受到世界舆论的更多谴责。毛泽东时代是彻底的专制暴政，达赖也好，西方人也好，谁也不准进入西藏，什么都看不到，与北京也形不成互动关系。外面的人尽可以想象西藏是一片黑暗与苦难，但只能停留在概念上，没有具体材料的支持，尤其没有“正在进行时”的新闻热点，所以无法引起传媒的炒作，也吸引不了公众关注。舆论谴责只停留在空泛的表态。到了邓小平时代，达赖喇嘛的参观团和西方记者有了进入西藏的可能，本来是进步，然而可以对中国统治进行谴责的具体材料这时也就暴露在世界面前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当然不可能赞扬中共的统治，而西方记者无论在哪里（包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都是首先把问题（中共术语中的“黑暗面”）当作新闻。惯于对新闻进行控制的中共一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条件反射式地使用限制手段，希望能够干涉或者进行欺骗，那往往弄巧成拙，反而成为新把柄，给西方传媒进行的抨击增添新材料。
这就是在开放条件下中共面临的难题，它既想对国际社会表现自己开放，事实上又不是真的开放，于是就会与国际社会形成系列的互动，造成矛盾持续不断地产生，最终越来越遭人谴责。
借用中国古代“内圣外王”的概念来比喻，专制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王道，即使是搞开明的专制政治，也只能“内圣”而必须“外王”。从专制政治的本质而言，“外王”是保持其社会稳定不可不有的统治方式，“内圣”则只是表达一种理想，或是臣民对君主的期望，因而只能是一种例外，大部分专制政治的实际状态只能是内外都“王”。或是说，究竟是“内圣”还是“内王”，并不从本质上影响专制统治，但是专制统治必须是“外王”的。
在这方面，邓小平显然没有自觉意识，他改变西藏政策，主要目的是给西方人看，那是一种表演。既然是表演，当然主要是在外面下功夫，那就要把“外王”变成（至少是装成）“外圣”。而中共在本质上又是一个专制的权力集团，不容许任何对其权力（包括其对西藏的主权）的触动和威胁，所以它又必须是“内王”的，结果就成了“内王外圣”。
对于专制统治，没有比“内王外圣”更糟糕的状态了。那最容易制造矛盾和出现失衡，导致“给人吃肉遭人骂娘”的结果。“外圣”给了反动派势力和社会不满情绪生长的土壤和扩散空间，不可能不与其专制极权的本质发生冲突。而为了维护“外圣”形象，它可能开始步步被动后退，起到鼓励反对派的作用，使其得胧望蜀，然而它的“内王”又决定它不可能退得彻底，反而会引发更大的冲突，直到局面对它的权力构成了严重挑战，它最终就一定剥掉“外圣”的外衣，以血腥镇压解决问题。
中共一九八四年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那次座谈会的指导思想与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基本一致，进一步促使加快改变西藏的步伐。八十年代的西藏社会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却在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离心和反抗。一九八七年九月，拉萨发生一九五九年以来首次公开示威。从那以后，拉萨骚乱不断，中共不得不多次动用军警，对示威者开枪镇压，连续制造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直到一九八九年，中共对拉萨实行长达十四个月的军事戒严，标志邓小平的西藏政策彻底失败。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十一年，中共才在一九九五年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间隔的时间之长（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与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只间隔四年），也可以看出中共对西藏的变化、走向与应对策略茫然和无措。
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它重新回到了内外都“王”。
注 释
[1]郭锡兰1980年6月3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二届五次会议上的讲话，载《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页 97 98。
[2]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 页15-32。
[3]同上 ，页15-32。
[4]《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0，109； 《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表 4-15、4-16。
[5]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3-4。
[6]同上，页21。
[7]刘伟，《西藏的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94，253。
[8]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第二集）页89。 [9]黄慕松在他的进藏日记中有这样一段：“余意政府整理佛教，必先令高僧转世之小童，学习汉文，成年时考试及格，始准其承袭，斯亦统治上之要道欤。”（《使藏纪程》页50）
[10]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29-30。
[11]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29。
[12]《西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页51。
[13]《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0。
[14]同上
[15]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92。
[16]《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页236-237。
[17]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 12 65。
[18]同上
[19]1984年2月27日至3月6日胡耀邦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七次讲话众元老插话，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情况通报》第372期。
[20]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室《西藏自治区中央文件选编》页29。 [21]同上页31。
[22]达赖喇嘛等，《慈悲》，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页67。
[23]以下表格数字取自《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和《中国人口·西藏分册 》或根据其提供的数字计算所得。
[24]对以下数字，需要注意的是中共进藏以后的人口数仅指西藏自治区的人口，而非指整个藏区人口。在整个的统计系统中，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区人口都随其所归属的省进行统计。另外，1959年1980年期间人口增长的平均年递增率较高，与汉人迁入有关；1980年1994年的递增率降低，与汉人的迁出有关。目前总人口中有65749名汉人（1994年），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2·9％；即使在汉人最多的1980年（汉人为122400），在当时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中占的比例也只有6.6％，所以汉人的增减对西藏自治区人口的总体分析影响不算太大。
[25]岸波，《西藏：人口在爆炸》，见《西藏青年论文选》1991年，页49-52。
[26]《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5。
[27]《健康报》，1991年5月16日。
[28]《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31。
[29]同上，1992年，页329-330。
[30]《西藏日报》，1990年11月28日；《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33。
[31]《西藏日报》，1991年3月11日。
[32]《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62。
[33]孙勇等《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简明史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22。
[34]《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79。
[35]《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42。
[36]《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78。
[37]《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9。
[38]多杰才旦，《西藏的教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页60。
[39]《西藏统计计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282-284。
[40]《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40。
[41]我在一所牧区小学见到一个九岁的学生，家里送他上学要骑马走七天，还要在没碰上恶劣天气的前提下。路上要翻数座雪山。有时为了不耽误放牧，还要赶上成群的牛羊，一边放牧一边走路，路上的时间就更长了。孩子的父母一个往返要走半个月到一个月，因此孩子最多半年回家一次。要动员这样的父母送孩子进学校，基层政府要费很大力气。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入学率指标，有些基层政府不得不额外拨一笔专门资金进行“奖励”。谁家送孩子上学给谁家发奖，不送孩子上学的则罚款。有些父母宁愿交罚款也不让孩子上学，除了舍不得孩子离家，还有一个原因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已经可以放一群羊，一年的收益还多于罚款。
[42]《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195。
[43]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十辑，页356。
[44]同上。
[45]白玛朗杰，《现阶段西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载《 西藏社科论文选》，页207-208。
[46]M·C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54。
[47]M·C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53 354。晓晖等，《纽约访达赖喇嘛》，载《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页233。
1.西藏的怪圈
邓小平改变中共对藏政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不干涉藏人岁其传统宗教的信仰。这种解禁使西藏宗教获得全面复兴。这时的中共才发现它落进了一个“怪圈”。
“怪圈”是这样的：中共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全民信教----＞信教者服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达赖喇嘛同时又是反对中共统治西藏的政治领袖。
中共给西藏宗教自由本是为了争取藏人对其统治的认同，缓解国际社会对其西藏政府的批评。然而上述“怪圈”的存在，却使其目标和手段背道而驰。达赖喇嘛是形成这个“怪圈”的关键的一环。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对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拥有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民族跟随他反对中共统治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他的政治工具。中共则因此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重新禁绝西藏宗教是行不通的，何况也已没有逆转的手段和相应的替代意识形态；而放任宗教的发展，就无法防止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对藏人所发挥的政治作用。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在西藏是唯一的有组织力量，是人民唯一的信息和指令来源，是全部社会财富的唯一控制者。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即使在藏人心中仍然享有崇高威望，因为缺少沟通渠道，也无法发挥多大影响。他那时与那些逐渐被人遗忘的下台领袖和过时人物没有多少区别。随宗教自由在西藏恢复，情况就完全变了样。西藏宗教以遍布各地的寺庙为依托，有一个伸向所有地域和所有社会阶层的网络。依靠这种网络，西藏宗教成为不受中共控制的传播信息和发布指令的独立系统。目前，这个拥有一千七百八十七座寺庙的系统覆盖面已经达到可以与政权系统（八百九十七个乡级政府）覆盖面相比的程度。
西藏寺庙同时具有从民间“敛财”的能力----那可以被视为建立在信徒自愿基础上的纳税制度。大量财富作为供奉流入寺庙。寺庙（尤其是一些香火旺盛的大寺庙）由此掌握了雄厚的资源。既有组织网络，又有财政来源，加上其至高无上的精神影响力和一呼百应的群众基础，今天的西藏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潜政权”的性质。
对广布藏区的寺庙和僧尼，中共虽然一直进行着所谓的“统战”，不惜花费大量财力和精力，但是以为西藏僧尼们因此就会尽弃前嫌，并且在达赖和中共的对抗中站在中共一边，那就是太低估宗教信仰的力量了。达赖喇嘛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是藏传佛教的基本原则之一。很清楚，按照这样的原则，西藏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服从达赖喇嘛，是符合逻辑的行为，指望他们不服从达赖喇嘛，只能是中共的一厢情愿。
例如班禅喇嘛的传统驻锡寺庙---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他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一些藏人指责为汉 人走狗。北京对他也信任有加，给了他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高位。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让他全权负责寻找班禅的转世灵童，拨专款六百万元人民币。而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在内心深处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花着北京的钱，用了五年时间，对北京始终虚与委蛇，暗中却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印度的达赖喇嘛汇报，听取达赖喇嘛指示，最终使达赖喇嘛得以抢在中共之前，宣布根敦·却吉尼玛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按照正常寻访的结果，根敦·却吉尼玛本来的确是最佳的灵童人选，就因为达赖喇嘛抢先对他进行了确认，中共大为恼怒，导致了另选灵童的风波，结果既造成了灵童合法性危机，出现了两个班禅并立的局面，也严重打击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利用班禅制约达赖的战略。中共将恰扎·强巴赤列活佛投入监狱，判了八年徒刑，有报导说还对其实行了人生虐待。
恰扎活佛并不后悔，他这样解释他的行为：“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 [1]
僧侣之所以成为僧侣就是为了崇拜神并为神而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国家和遵守世俗法律放在神位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正是为了实现神的旨意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达赖喇嘛的意志因此必然是左右他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据有关材料统计，从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拉萨发生第一次骚乱到一九九六年底，一共发生的一百四十多起骚乱闹事中，其中近一百三十起是由僧尼在“西藏独立”的名义下带头闹起来的。一九九五年上半年西藏以“反革命罪”逮捕的一百二十一人，其中一百一十六人是僧尼。尽管达赖喇嘛本人进不了西藏，数万服从他意志的僧尼却广布在西藏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中共要对付的仅仅是寺院和僧尼，虽然对上千座寺庙和数万僧侣进行控制困难多并且成本高，但是以中共的力量，只要真下决心，也不是做不到。然而中共所面对的，除了僧尼，还有人人信教的整个藏民族。对此前面已经谈及，这里再举一个小事为例。
我在云南藏区旅行时，有一次拦了一辆军队的越野吉普车。在向司机问路时，我看见车后座有一位中共解放军大校，是个藏人。这样高级别的藏族军官不太多见，但是令我注意的倒不是他的军衔，而是他怀里捧的大把柏树枝，他的下半身全被埋在柏树枝下面。他要干什么？我留下一个悬念。
不久悬念就解开了。我的车和那军车前后到达一个山口。那山口正对着梅里雪山。梅里雪山是藏人的神山，不少藏人正在向梅里雪山瞌长头。山口扯满经幡，几座焚香塔缭绕青烟。那位大校把他带来的柏树枝全部添进焚香塔，随之空气中散发出柏树燃烧的香气。大校没有磕头，但表情虔诚。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应该是藏人中对中共最忠诚者，也是受中共无神论教育最深者，他都照样要拜他们民族的神，其它的藏人更是可想而知。我在那山口逗留了一个多小时，过往汽车没有一辆不停下，所有藏人---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政府官员----全都下车对神山顶礼膜拜。
当前，宗教已经成为西藏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借着宗教回归，达赖喇嘛对整个藏族地区的影响已无所不在。尽管在具体的世俗生活中，大多数老百姓与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但对他们而言，宗教与世俗是两个世界，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即使有矛盾，也各不相扰。力求二者统一是理性思维的逻辑，低文化的宗教信徒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需求。宗教赋予达赖喇嘛神的地位，他的与宗教本无关系的政治主张就混同为神的旨意，成了宗教命令，大多数藏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或至少是不敢表达异议。
宗教是达赖喇嘛扎在西藏最有生命力的根。西藏宗教被禁绝的时期，他只是一条无水之鱼，而西藏宗教一旦复活，他就是根深叶茂的大树。西藏宗教的一切实体都是他的延伸，西藏宗教掌握的一切资源都可以为调用。既然西藏的一切都与宗教关联在一起，达赖喇嘛的灵魂因此就能附着在西藏的每一寸土地上。虽然西藏的政权由中共控制，达赖喇嘛却控制西藏的人心。政权和人心，哪一个更有决定作用？中共夺取中国的政权，当年不就是靠的人心吗？
一九八九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达赖喇嘛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虽然当时的拉萨还在中共军队戒严之下，拉萨却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自发庆祝狂欢。人们欢呼着向空中扬撒糌耙，向地上倒洒青稞酒，吉祥符和传单满天飞舞。那一天八廓街和大昭寺广场交通完全堵塞，因为买糌耙（扬撒用）的人多，糌耙价格从每斤三角暴涨到每斤两元。画有龙、虎、羊等图案的吉祥符纸片铺满了地面，大昭寺门前积存了一厘米厚 [2]。这种场面给中共心里留下什么滋味，只有它自己知道了。
中共面对这个怪圈，长时间地找不到应对办法，使局势向着矛盾激化方向发展，直到危机暴发，措手不及。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发表“五点计划”的演说六天之后，作为回应，拉萨发生了一九五九年以后第一次要求西藏独立的游行。二十多名西藏僧人手持西藏独立国旗帜，高喊“中国人滚出西藏”的口号，环绕人群拥挤的八廓街游行五圈，警方因为没有接到上级的明确指示而无所行动，直到游行者向西藏自治区政府所在地进发，才出面阻止。
警方的迟钝和息事宁人鼓舞了僧人进一步表达他们的意志。三天后的中国国庆节，更多的僧人在八廓街举行游行。这回已有准备的警方立刻拘捕了他们，但却非常没有策略地把他们集中在八廓街的警察派出所进行审问，有些警察（主要是藏人警察）还对不驯服的僧人进行殴打。八廓街是拉萨藏人最集中的居住区，僧人被打的情况和惨叫之声可以被周围的藏人听到。这极大地刺激了在传统中把僧人视为“宝”的藏人群众，勾起他们对西藏宗教在毛泽东时代所受迫害的痛苦回忆。群众开始自发地对八廓街派出所呼喊抗议口号并扔石头。人越聚越多，形成了围攻局面。而当局对那种情况既无预料也无措施，可想而知，事态如果不是在一开始就受到遏止，很快就会扩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就发展到纵火，烧汽车，殴打街上的汉人，还有人趁乱捣毁和抢劫街面的商店。“西藏独立”和“把汉人赶出西藏”的口号也立刻传遍拉萨。
我访问过一个当年在场的武警士兵，他埋怨那是因为当官的怕丢乌纱帽，谁也不敢做决定，不下令采取措施，事态就制止不住。他们当时被调到现场，但只能被动地挨打，什么准备也没有，没有盾牌、警棍，更没有国外警察那些防暴设备，连钢盔在开始都没有，后来才从野战军调来一批。那位武警士兵所说的“决定”和“采取措施”，说白了就是下令开枪。平时没有准备，遇到这种突发事件，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就只有开枪一个选择。有枪不开，拿在手里还不如烧火棍好使1，远敌不过藏人手里的石头。何况群众人多，军警人少。这和北京“六·四”时的情况是一样的。
当八廓街派出所被围攻的群众点火焚烧时，困在里面的警察通过对讲机向西藏的中共首脑请示，首脑们只回答“要冷静，千万不能开枪”，但是对警察们继续追问怎么办，对讲机里只有杂音而听不到回答，气愤的警察向没有声音的对讲机大喊“你们他妈的是人不是人，还管不管我们死活” [3] 。
警察死活是小事，对西藏的中共首脑来讲，没有北京的明确指示，他们绝对不敢擅自下令开枪。开枪不开枪是分水岭，性质截然不同。他们既没有别的手段和办法，又不能下令开枪，就只有干等北京的指示。其实谁都明白，所谓的北京指示，别的照旧没用，等的就是一个开枪的许可。
然而允许开枪对北京又何尝是轻易之事？八廓街发生骚乱三个多小时之后，西藏党政首脑终于等到“中央指示”，那不过是公安部办公厅一位副主任通过西藏自治区公安厅传达的，内容有五条：
一.可以出动消防车救火；
二.一定要保护好群众；
三.对抢枪、烧车、砸车采取坚定果断措施；
四.现场指挥要沉着冷静；
五.不要开枪。 [4]
一眼就能看出来，对于制止事态，这实在是等于什么都没说的五条。希望能通过北京指示减掉自己压力的西藏党政首脑，压力更为沉重。没有获得开枪许可，他们就没有任何“坚决果断”的措施。事实上在那几天，拉萨中心的八廓街一带基本失控，被有人说成是已经实现了“独立” [5]。
当然，警察还是开了枪，并且打死了人。现在无从证实是有了允许开枪的命令，还是警察自发开的枪。不过不难想象，警察手里有枪，总让他们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即使没命令，他们最终也一定会开枪。也许那正是西藏党政首脑所希望的。上面不下开枪许可，自己就不能松口，但是一旦被激怒了的警察自行开火，再多发射一些子弹也就没有本质区别，骚乱的人群可以因此被打散，威慑可以形成，事态就能平息。如果事后上面有追查责任，那是由下面的警察负。
那次事件成了西藏以后一系列抗议活动和骚乱的开端。中共后来也习惯了开枪，并且动辄以开枪解决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多报导，这里就不再赘述。对于为什么偏在西藏社会进入最好状态时发生如此广泛的动乱，下面是中共《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的一些拉萨人的言论片段：
政府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脸总对着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心。
既然让信教，又让批宗教的领袖，感情说不过去。
要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又突出宣扬信教，这本身就矛盾。恢复寺庙可以适当一点，现在不光是信仰宗教自由，而是政府在组织了，有大的宗教节目，自治区领导都要参加，公安人员很多，干什么嘛，政权和宗教本身就是分开的嘛。年轻人打石头，跟着骚乱分子跑，为什么？有些还是小孩子，还不是家庭和社会的不正常影响。
好几年来八角街不时就有反标，写“西藏独立”之类的内容，可是没有重视，总以为群众在我们这一边。上边看来不了解民情，光报喜不报忧。如果真是政府说的形势那么好，那么团结，骚乱根本不会闹起来嘛。光是喊请示中央，请示中央，自治区是干什么吃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呢？不过是怕自己乌纱帽掉了，谁也不明确表态。
政府总是翻过去的事情，总想做出宽怀仁厚的样子，过去的伤疤越揭越痛，当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复和平解放前的两千多座寺庙，再制定哲蚌寺七千七百人、色拉寺五千五百人、甘丹寺三千三百人的喇嘛定额，宗教政策仍然不会让一些人满意。因为西藏过去是政教合一社会，总不至于落实到政教再 合一，三大寺重新过问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级政府领导吧？
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像我们办事处，四个居委会，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个党员干部，骚乱以后，只有一个居委会干部来反映了一下群众的情况。基层政权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 [6]
采访这些言论的记者还透露了他以“特殊方式”对参加骚乱的一个喇嘛进行的采访（那“特殊方式”大概是装成台湾或香港的游客）：
问：你赞成西藏独立吗？为什么？
答：赞成，西藏本来就是西藏人的嘛，我们有达赖喇嘛，汉人有吗？汉人吃糌耙喝酥油茶青稞酒吗？我们不一样。
问：你愿意当喇嘛吗？
答：当然，藏人最光荣的就是当喇嘛。
问：你对政府的宗教政策怎么看？你认为西藏人现在的生活不错吗？
答：他们汉人把我们的寺庙都毁了，当然应该他们修。我们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们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应，噶厦也专门供应，现在钱很少，寺庙很多值钱的东西他们都拿走了。汉人在拉萨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们住的。拉萨城就是修得再好，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希望的是到处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
“怪圈”是这样的：中共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全民信教----＞信教者服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达赖喇嘛同时又是反对中共统治西藏的政治领袖。
中共给西藏宗教自由本是为了争取藏人对其统治的认同，缓解国际社会对其西藏政府的批评。然而上述“怪圈”的存在，却使其目标和手段背道而驰。达赖喇嘛是形成这个“怪圈”的关键的一环。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对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拥有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民族跟随他反对中共统治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他的政治工具。中共则因此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重新禁绝西藏宗教是行不通的，何况也已没有逆转的手段和相应的替代意识形态；而放任宗教的发展，就无法防止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对藏人所发挥的政治作用。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在西藏是唯一的有组织力量，是人民唯一的信息和指令来源，是全部社会财富的唯一控制者。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即使在藏人心中仍然享有崇高威望，因为缺少沟通渠道，也无法发挥多大影响。他那时与那些逐渐被人遗忘的下台领袖和过时人物没有多少区别。随宗教自由在西藏恢复，情况就完全变了样。西藏宗教以遍布各地的寺庙为依托，有一个伸向所有地域和所有社会阶层的网络。依靠这种网络，西藏宗教成为不受中共控制的传播信息和发布指令的独立系统。目前，这个拥有一千七百八十七座寺庙的系统覆盖面已经达到可以与政权系统（八百九十七个乡级政府）覆盖面相比的程度。
西藏寺庙同时具有从民间“敛财”的能力----那可以被视为建立在信徒自愿基础上的纳税制度。大量财富作为供奉流入寺庙。寺庙（尤其是一些香火旺盛的大寺庙）由此掌握了雄厚的资源。既有组织网络，又有财政来源，加上其至高无上的精神影响力和一呼百应的群众基础，今天的西藏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潜政权”的性质。
对广布藏区的寺庙和僧尼，中共虽然一直进行着所谓的“统战”，不惜花费大量财力和精力，但是以为西藏僧尼们因此就会尽弃前嫌，并且在达赖和中共的对抗中站在中共一边，那就是太低估宗教信仰的力量了。达赖喇嘛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是藏传佛教的基本原则之一。很清楚，按照这样的原则，西藏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服从达赖喇嘛，是符合逻辑的行为，指望他们不服从达赖喇嘛，只能是中共的一厢情愿。
例如班禅喇嘛的传统驻锡寺庙---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他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一些藏人指责为汉 人走狗。北京对他也信任有加，给了他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高位。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让他全权负责寻找班禅的转世灵童，拨专款六百万元人民币。而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在内心深处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花着北京的钱，用了五年时间，对北京始终虚与委蛇，暗中却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印度的达赖喇嘛汇报，听取达赖喇嘛指示，最终使达赖喇嘛得以抢在中共之前，宣布根敦·却吉尼玛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按照正常寻访的结果，根敦·却吉尼玛本来的确是最佳的灵童人选，就因为达赖喇嘛抢先对他进行了确认，中共大为恼怒，导致了另选灵童的风波，结果既造成了灵童合法性危机，出现了两个班禅并立的局面，也严重打击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利用班禅制约达赖的战略。中共将恰扎·强巴赤列活佛投入监狱，判了八年徒刑，有报导说还对其实行了人生虐待。
恰扎活佛并不后悔，他这样解释他的行为：“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 [1]
僧侣之所以成为僧侣就是为了崇拜神并为神而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国家和遵守世俗法律放在神位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正是为了实现神的旨意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达赖喇嘛的意志因此必然是左右他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据有关材料统计，从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拉萨发生第一次骚乱到一九九六年底，一共发生的一百四十多起骚乱闹事中，其中近一百三十起是由僧尼在“西藏独立”的名义下带头闹起来的。一九九五年上半年西藏以“反革命罪”逮捕的一百二十一人，其中一百一十六人是僧尼。尽管达赖喇嘛本人进不了西藏，数万服从他意志的僧尼却广布在西藏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中共要对付的仅仅是寺院和僧尼，虽然对上千座寺庙和数万僧侣进行控制困难多并且成本高，但是以中共的力量，只要真下决心，也不是做不到。然而中共所面对的，除了僧尼，还有人人信教的整个藏民族。对此前面已经谈及，这里再举一个小事为例。
我在云南藏区旅行时，有一次拦了一辆军队的越野吉普车。在向司机问路时，我看见车后座有一位中共解放军大校，是个藏人。这样高级别的藏族军官不太多见，但是令我注意的倒不是他的军衔，而是他怀里捧的大把柏树枝，他的下半身全被埋在柏树枝下面。他要干什么？我留下一个悬念。
不久悬念就解开了。我的车和那军车前后到达一个山口。那山口正对着梅里雪山。梅里雪山是藏人的神山，不少藏人正在向梅里雪山瞌长头。山口扯满经幡，几座焚香塔缭绕青烟。那位大校把他带来的柏树枝全部添进焚香塔，随之空气中散发出柏树燃烧的香气。大校没有磕头，但表情虔诚。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应该是藏人中对中共最忠诚者，也是受中共无神论教育最深者，他都照样要拜他们民族的神，其它的藏人更是可想而知。我在那山口逗留了一个多小时，过往汽车没有一辆不停下，所有藏人---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政府官员----全都下车对神山顶礼膜拜。
当前，宗教已经成为西藏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借着宗教回归，达赖喇嘛对整个藏族地区的影响已无所不在。尽管在具体的世俗生活中，大多数老百姓与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但对他们而言，宗教与世俗是两个世界，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即使有矛盾，也各不相扰。力求二者统一是理性思维的逻辑，低文化的宗教信徒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需求。宗教赋予达赖喇嘛神的地位，他的与宗教本无关系的政治主张就混同为神的旨意，成了宗教命令，大多数藏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或至少是不敢表达异议。
宗教是达赖喇嘛扎在西藏最有生命力的根。西藏宗教被禁绝的时期，他只是一条无水之鱼，而西藏宗教一旦复活，他就是根深叶茂的大树。西藏宗教的一切实体都是他的延伸，西藏宗教掌握的一切资源都可以为调用。既然西藏的一切都与宗教关联在一起，达赖喇嘛的灵魂因此就能附着在西藏的每一寸土地上。虽然西藏的政权由中共控制，达赖喇嘛却控制西藏的人心。政权和人心，哪一个更有决定作用？中共夺取中国的政权，当年不就是靠的人心吗？
一九八九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达赖喇嘛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虽然当时的拉萨还在中共军队戒严之下，拉萨却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自发庆祝狂欢。人们欢呼着向空中扬撒糌耙，向地上倒洒青稞酒，吉祥符和传单满天飞舞。那一天八廓街和大昭寺广场交通完全堵塞，因为买糌耙（扬撒用）的人多，糌耙价格从每斤三角暴涨到每斤两元。画有龙、虎、羊等图案的吉祥符纸片铺满了地面，大昭寺门前积存了一厘米厚 [2]。这种场面给中共心里留下什么滋味，只有它自己知道了。
中共面对这个怪圈，长时间地找不到应对办法，使局势向着矛盾激化方向发展，直到危机暴发，措手不及。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发表“五点计划”的演说六天之后，作为回应，拉萨发生了一九五九年以后第一次要求西藏独立的游行。二十多名西藏僧人手持西藏独立国旗帜，高喊“中国人滚出西藏”的口号，环绕人群拥挤的八廓街游行五圈，警方因为没有接到上级的明确指示而无所行动，直到游行者向西藏自治区政府所在地进发，才出面阻止。
警方的迟钝和息事宁人鼓舞了僧人进一步表达他们的意志。三天后的中国国庆节，更多的僧人在八廓街举行游行。这回已有准备的警方立刻拘捕了他们，但却非常没有策略地把他们集中在八廓街的警察派出所进行审问，有些警察（主要是藏人警察）还对不驯服的僧人进行殴打。八廓街是拉萨藏人最集中的居住区，僧人被打的情况和惨叫之声可以被周围的藏人听到。这极大地刺激了在传统中把僧人视为“宝”的藏人群众，勾起他们对西藏宗教在毛泽东时代所受迫害的痛苦回忆。群众开始自发地对八廓街派出所呼喊抗议口号并扔石头。人越聚越多，形成了围攻局面。而当局对那种情况既无预料也无措施，可想而知，事态如果不是在一开始就受到遏止，很快就会扩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就发展到纵火，烧汽车，殴打街上的汉人，还有人趁乱捣毁和抢劫街面的商店。“西藏独立”和“把汉人赶出西藏”的口号也立刻传遍拉萨。
我访问过一个当年在场的武警士兵，他埋怨那是因为当官的怕丢乌纱帽，谁也不敢做决定，不下令采取措施，事态就制止不住。他们当时被调到现场，但只能被动地挨打，什么准备也没有，没有盾牌、警棍，更没有国外警察那些防暴设备，连钢盔在开始都没有，后来才从野战军调来一批。那位武警士兵所说的“决定”和“采取措施”，说白了就是下令开枪。平时没有准备，遇到这种突发事件，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就只有开枪一个选择。有枪不开，拿在手里还不如烧火棍好使1，远敌不过藏人手里的石头。何况群众人多，军警人少。这和北京“六·四”时的情况是一样的。
当八廓街派出所被围攻的群众点火焚烧时，困在里面的警察通过对讲机向西藏的中共首脑请示，首脑们只回答“要冷静，千万不能开枪”，但是对警察们继续追问怎么办，对讲机里只有杂音而听不到回答，气愤的警察向没有声音的对讲机大喊“你们他妈的是人不是人，还管不管我们死活” [3] 。
警察死活是小事，对西藏的中共首脑来讲，没有北京的明确指示，他们绝对不敢擅自下令开枪。开枪不开枪是分水岭，性质截然不同。他们既没有别的手段和办法，又不能下令开枪，就只有干等北京的指示。其实谁都明白，所谓的北京指示，别的照旧没用，等的就是一个开枪的许可。
然而允许开枪对北京又何尝是轻易之事？八廓街发生骚乱三个多小时之后，西藏党政首脑终于等到“中央指示”，那不过是公安部办公厅一位副主任通过西藏自治区公安厅传达的，内容有五条：
一.可以出动消防车救火；
二.一定要保护好群众；
三.对抢枪、烧车、砸车采取坚定果断措施；
四.现场指挥要沉着冷静；
五.不要开枪。 [4]
一眼就能看出来，对于制止事态，这实在是等于什么都没说的五条。希望能通过北京指示减掉自己压力的西藏党政首脑，压力更为沉重。没有获得开枪许可，他们就没有任何“坚决果断”的措施。事实上在那几天，拉萨中心的八廓街一带基本失控，被有人说成是已经实现了“独立” [5]。
当然，警察还是开了枪，并且打死了人。现在无从证实是有了允许开枪的命令，还是警察自发开的枪。不过不难想象，警察手里有枪，总让他们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即使没命令，他们最终也一定会开枪。也许那正是西藏党政首脑所希望的。上面不下开枪许可，自己就不能松口，但是一旦被激怒了的警察自行开火，再多发射一些子弹也就没有本质区别，骚乱的人群可以因此被打散，威慑可以形成，事态就能平息。如果事后上面有追查责任，那是由下面的警察负。
那次事件成了西藏以后一系列抗议活动和骚乱的开端。中共后来也习惯了开枪，并且动辄以开枪解决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多报导，这里就不再赘述。对于为什么偏在西藏社会进入最好状态时发生如此广泛的动乱，下面是中共《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的一些拉萨人的言论片段：
政府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脸总对着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心。
既然让信教，又让批宗教的领袖，感情说不过去。
要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又突出宣扬信教，这本身就矛盾。恢复寺庙可以适当一点，现在不光是信仰宗教自由，而是政府在组织了，有大的宗教节目，自治区领导都要参加，公安人员很多，干什么嘛，政权和宗教本身就是分开的嘛。年轻人打石头，跟着骚乱分子跑，为什么？有些还是小孩子，还不是家庭和社会的不正常影响。
好几年来八角街不时就有反标，写“西藏独立”之类的内容，可是没有重视，总以为群众在我们这一边。上边看来不了解民情，光报喜不报忧。如果真是政府说的形势那么好，那么团结，骚乱根本不会闹起来嘛。光是喊请示中央，请示中央，自治区是干什么吃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呢？不过是怕自己乌纱帽掉了，谁也不明确表态。
政府总是翻过去的事情，总想做出宽怀仁厚的样子，过去的伤疤越揭越痛，当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复和平解放前的两千多座寺庙，再制定哲蚌寺七千七百人、色拉寺五千五百人、甘丹寺三千三百人的喇嘛定额，宗教政策仍然不会让一些人满意。因为西藏过去是政教合一社会，总不至于落实到政教再 合一，三大寺重新过问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级政府领导吧？
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像我们办事处，四个居委会，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个党员干部，骚乱以后，只有一个居委会干部来反映了一下群众的情况。基层政权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 [6]
采访这些言论的记者还透露了他以“特殊方式”对参加骚乱的一个喇嘛进行的采访（那“特殊方式”大概是装成台湾或香港的游客）：
问：你赞成西藏独立吗？为什么？
答：赞成，西藏本来就是西藏人的嘛，我们有达赖喇嘛，汉人有吗？汉人吃糌耙喝酥油茶青稞酒吗？我们不一样。
问：你愿意当喇嘛吗？
答：当然，藏人最光荣的就是当喇嘛。
问：你对政府的宗教政策怎么看？你认为西藏人现在的生活不错吗？
答：他们汉人把我们的寺庙都毁了，当然应该他们修。我们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们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应，噶厦也专门供应，现在钱很少，寺庙很多值钱的东西他们都拿走了。汉人在拉萨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们住的。拉萨城就是修得再好，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希望的是到处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
2.达赖喇嘛的苦衷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和十月一日拉萨的示威及街头暴乱，直接起因是藏人对达赖喇嘛美国国会演讲的回应。虽然那次演讲内容被冠以“五点和平计划”之称，但演讲内容主要还是对中共西藏政策的谴责。五点建议的大意分别为：
一.把整个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
二.中国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
三.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
四.重建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国放弃在西藏制造核子武器及储存核子废弃物；
五.对西藏未来的地位和藏族人民关心的问题进行真正的会谈。 [7]
演讲虽然表达了达赖喇嘛希望与北京谈判的愿望，也没有公开宣布要求西藏独立，但别的不说，仅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第一条），已经和独立相去不多。演讲没有对八十年代中共西藏政策的改进做出评价，矛盾仍集中于北京的谴责。这无疑使西藏境内的自然反对派与北京的对抗心理得到加强，从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十七个月内，拉萨发生了十八次示威骚乱，最终导致北京于 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开始，对拉萨实行了长达四百一十九天的军事戒严。
从心里，达赖喇嘛肯定愿意西藏独立，但他的理性使他明白，以西藏与中国的力量之悬殊，独立是没有希望的。在拉萨出现大规模藏人抗议运动、国际社会纷纷对北京施加压力之时，手里有了更多筹码的达赖喇嘛以政治家的精明，于一九八八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对中共的妥协----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之内，并同意由北京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放弃西藏独立的正式表态，比起以前的立场，应该说做出了重大让步。
在以后的岁月里，达赖喇嘛进一步表示他“从未提倡西藏独立” [8]尽管他仍然坚持在历史上西藏和中国是两个国家，但那并不意味着他现在赞成西藏独立。他还批评中共一直破坏他的名誉，“老是认为我要独立” [9]虽然有人认为达赖喇嘛的这种言论与他以前说的话并不完全一致2，但至少可以表明达赖喇嘛的转变，是一种愿意妥协的表示。
然而北京对达赖喇嘛的方案完全不做任何考虑。达赖喇嘛的让步是建立在“五点和平计划”基础上的，有这样几条限制性的条件：
一 .与中国结盟的西藏必须是将中国所有藏区统一在一起的大西藏；
二 .西藏将实行与中共统治完全不同的民主政体，由西藏人自己进行高度自治 ；
三 .北京虽然负责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保留外交办事处，在“非政治领域”发展独立的对外 关系并参加国际组织；
四.国防方面，仅同意“在西藏非军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国可以在西藏保留少数的军事设施”，并限制那些军事设施只能是“防御性”的 [10]
对北京来说，只为换取达赖喇嘛口头上承认西藏留在中国，它是否值得接受那些限制，使中国在西藏的地位退到比五十年代达赖喇嘛走以前还不如的状况吗？按照北京的眼光，它看不出达赖喇嘛有什么资格提出那些要求，凭几百个藏人在拉萨街头扔石头，或是西方国家的几个议员表示抗议，就能让拥有几百万军队、且早已牢牢控制西藏全境的中共束手就范，让出它统治了几十年、投进了无数人力财力的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交给被它打出国的西藏流亡者去统治吗？别说几百个藏人扔石头，当年上万荷枪实弹的叛乱者盘踞拉萨，不也就是几十个小时就被打垮了吗？在北京眼里，达赖喇嘛提出的交易纯粹是“空手套白狼”，异想天开。
对比一下中共开给达赖的条件，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距，形容为天壤之别毫不过分。一九八一年七月，胡耀邦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提出中共方面的如下五点：
一 .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政治上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这样一个新时期。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
二 .达赖喇嘛和他派来同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对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即一九五九年的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
三 .我们诚心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为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四 .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党中央可以向全国人大建议他还当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并经过协商，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生活上也维持原来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西藏现在的年轻人已上来，他们工作做得很好嘛！ 当然也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不要担心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因为我们国家发展了。
五 .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来，给我们一个通知， 如果经香港从陆路到广州，我们就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到边界去迎接他，也发表一个消息。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欢迎他，并发表消息。 [11]
中共的允诺只是派一个“部长级”的干部迎接达赖，给达赖一个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的虚职，连西藏都不让他回，怎么可能跟他去谈判斯特拉斯堡方案呢？
当然，达赖喇嘛是不会接受中共那点可怜条件的。对于一个为西藏解放奋斗了几十年的民族领袖，那简直是个污辱性的施舍。然而，以达赖喇嘛的政治眼光，又岂能想不到斯特拉斯堡方案也是不可能被中共接受的谈判基础呢？
-----他实在是再也不能退了。
先不说他的个人信念是否允许他退，他的社会基础首先就把他限制死了。他名义上是全体藏人的精神领袖，可是他真正能够接触的藏人仅仅是跟随他在海外流亡的那批藏人------数量约为十万左右。比起西藏境内的四百多万藏人（西藏流亡政府说是六百万），那十万藏人数量虽小，却是达赖喇嘛立足其上的整个藏人社会。流亡政府从他们中间产生，税款由他们交纳，选举由他们投票，西藏解放的事业由他们进行，国际上的西藏形象也由他们代表。多少年来，他们一直为西藏自由而斗争，那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他们的子女从小就在仇恨中国的教育下长大成人，至今在海外出生的藏人已经成为流亡团体的骨干。对他们，即使是中共绝不可能接受斯特拉斯堡方案，都被视为丧失了基本原则，因而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有多少藏人坚持西藏独立而反对放弃了独立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呢？“西藏青年大会”的秘书长扎西南杰非常肯定地认为---有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扎西南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地表示反对达赖喇嘛。
事实上，我们认为那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明智之举。把外交和国防交给中国，就等于是放弃西藏的主权。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任何的妥协。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斗争到底，一直到实现西藏的独立为止。这是“西藏青年大会”的想法，也是西藏人的想法。和中国人会谈不会有任何的结果的。我们所应该要做的，就是靠斗争抢回所有属于我们的权力。我们应该为此而战斗。不能凭嘴皮子！
中国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西藏的。不过我们也不会转易地放弃我们的动机。面对着中国人允许我们是少了一点，可是我们有坚决的意志！自由的精神！我们的目的只是在我们有生之年，重新获得西藏的独立，不过斗争的精神必须代代薪传不绝才有这个可能。我们对达赖喇嘛的建议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我们有强烈表达不同意的义务。 [12]。
扎西南杰的“西藏青年大会”是流亡藏人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少壮派组织，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个地方分会，上万名成员，其骨干分子大多数是受过西方高度教育的青年藏人，熟悉西方社会，有民主思想，活动能量远远超过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
平措旺杰曾是达赖喇嘛驻英国及北欧国家的代表，现任伦敦“西藏基金会”主任。作为流亡藏人的高级官员，他也公开反对斯特拉斯堡方案。他的看法是，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演说都是个严重错误。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完全不赞成这个演说的提议。尤其是和中国联盟并且把国防责任交付给中国这一点。让中国人有权力在西藏安兵置屯，就表示我们并不要完全独立。
……我要说如果我们不为争取完全独立而战斗，人民会逐渐丧失这个希望。这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某些东西却没有因而给西藏人带来一点利益。我不认为支持独立斗争会给西藏局势带来任何不良的影响。我不相信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制止大批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家乡落藉。 [13]
流亡藏人内部对斯特拉斯堡方案的反对使达赖喇嘛受到极大压力，他最终在一九九一年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除了因为没有得到中共的回应，他在流亡藏人内部遭受的强烈反对大概也不无关系。
达赖喇嘛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必须以理性和妥协的姿态才能使处弱势的西藏在北京谈判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顾及流亡者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个方面往往互相矛盾，以致发生难以调和的冲突。尤其后者不仅是信仰和道义的问题，还有很多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
例如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方案中对北京所做的“退步”，是把西藏独立变为西藏高度自治，但自治的范围是“所有藏人居住区”-----即 大西藏。对北京来讲，那哪里是“退步”，即使在五十年代达赖没有走出以前，《十七条协议》给他的治理范围也不过是西藏自治区（很长时间还不包括昌都地区）。甚至在清朝和民国，达赖的行政管辖范围也没有超过卫藏。现在他一无所有地回来，要的领土竟然比原来还多一倍！北京对这种“妥协”不予理睬是不奇怪的。
从现实出发，比较明智的策略是，达赖喇嘛应该先以他流亡之前的状况作为谈判基础，或像有人建议的那样重新回到《十七条协议》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14]，第一步是争取回到西藏，实现卫藏----即西藏自治区的自治。等到了立足之地和政治实体后，再根据中国社会的变化，掌握时机，利用国际舆论和国际力量，继而图谋大西藏范围的自治，最后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甚至也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要先回西藏，为此就不应该把起点定得太高，否则是不可能取得现实进展的。
这本是常识性的道理，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达赖喇嘛肯定非常明白。但限制他不能采取这种现实谋略和灵活手段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西藏流亡者不光来自卫藏，还有相当比例来自安多和康区。五十年代对中共的武装反抗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区，大批反抗战士和百姓为了躲避中共军队的围剿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四十六个议席，其中三十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和卫藏三大区分配的，每个地区十个议席， [15] 那么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哪怕是出于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在议会难以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无论从公正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各方面的利益出发，皆说不过去。仅此一点，就决定了达赖喇嘛与北京的谈判，几乎永远无法找到共同点。
达赖喇嘛也有一个自己设的“局”。为了增强流亡阵营的战斗意志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他必须把中共描绘成彻头彻尾的魔鬼。那形象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也许合适，但到邓小平时代，中共已经大大改善了西藏政策，达兰萨拉的宣传口径却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反而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推行人权政策，为了获得西方国家对西藏的更多支持，达兰萨拉的宣传机器变本加厉地攻击中共，包括有意进行错误导向和胡编乱造的指控，这种宣传政策无疑受到了达赖喇嘛的宽容，因为在他自己发表的各种言论中，也同样看不到对中共改善西藏状况的正面肯定。在双方宣传机器互相攻击的漫骂性气氛中，是不可能导致建设性谈判的，反而使北京产生“好心不得好报”的恼怒，失去与流亡藏人打交道的耐心。既然怎么都不得好，干脆我行我素。
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是达赖喇嘛的成功，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使他陷身其中的“局”-----既然全世界都在为西藏说话，他作为西藏的精神领袖与西藏流亡者的政治领袖，只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国际社会的“好意”和期望去表演。那虽然会博得喝彩，树立更高的道德形象和取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对解决实质问题却不一定有益，反而会使他越来越无法改变形象和采取现实策略，与中共的距离只能越来越远。
几十年来，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独立作为旗帜，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从小就把独立的目标视为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他们所接受的关于西藏历史的教育一直都把中国描述为残暴的侵略者，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教育有必要和成功的一面，使海外出生的藏人奋勇接过西藏解放之旗，而没有因为时间流逝和远离西藏本土失去对故乡的关怀。但是在需要与北京进行更为灵活的谈判时，妥协和退让的余地却会因此变得很小。受过良好教育和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年轻一代又不像传统藏人那样迷信达赖喇嘛的权威，他们毫不犹豫地对达赖喇嘛提出批评，甚至对他的神圣地位进行质疑。伦敦“西藏基金会”的主任平措旺杰就曾公开对西方记者抱怨藏人对达赖喇嘛过分崇拜，认为应该是觉醒的时候了。
他们相信达赖喇嘛什么都知道。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他是神，所以他不会犯错。我可不信这一套。我是佛教徒，没错。然而就我而言，他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我常常对我的同胞说，达赖喇嘛变老了。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菩萨的化身？……同样的，当他做错事的 时候，我们也应该问这些问题。当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提醒他。[16]
年轻一代宁可与中国人战斗到底，直到彻底解放西藏，实现西藏独立。他们反对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也不接受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主义。“西藏青年大会”的扎西南杰提到非暴力主义的时候，否定的口气十分强烈。
达赖喇嘛的建议非常不好。他说他是慈悲佛。我可不是。达赖喇嘛追求幸福，不只是为了西藏人的幸福，更为全体人类谋幸福。他谈没有国界，没有护照，没有警察的世界。他相信这种事情。我们可不，我们不能用相同的眼光来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很真诚。我们不能说：“既然达赖喇嘛不怨恨中国人，我们也不怨恨中国人。”不。相反地，我们非常痛恨中国人。我们痛恨所有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祸害的根源。他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安安稳稳地睡觉。 [17]
甚至连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活佛也赞成使用暴力把中国人赶出西藏。非常难以想象中国人会洒脱地自己离去。除非是我们使用这个(他 用右手比了比扣扳机的手势）。您知道达赖喇嘛提出了他的计划。他扮演的是慈悲的红脸。他是个和平主义者，是同情达理的。他在这上面付出了无比的精神心血。因此我们必须要使用某些方法才能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所认识的唯一压力就是暴力……我们必须要制造流血事件。
……我们应该做些不让达赖喇嘛知道的事。他不能够知道。他是在暴力之外。不过，您知道，我们生存在一个痛苦的世界里。你打我！我打你，大家都感到痛。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了解。我想中国人只听得懂暴力的语言。[18]
之所以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认可恐怖主义，是因此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别的途径去想象几百万藏人如何可以战胜十多亿汉人和他们的三百万军队。恐怖活动可以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果。一方面，“这样可以使中国人心惊肉跳，可以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 [19]；另一方面，恐怖活动容易获得广泛影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当某些西方人表示，如果流亡藏人听从达赖喇嘛的主张，放弃使用暴力，会比较容易得到西方各国政府对西藏合法要求的正式支持。流亡藏人的回答是：
当阿拉法特杀人、制造恐怖的时候，各国政府争相与他会晤。他由此而得到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和同情……阿富汗的游击队也是一样。当他们到伦敦的时候，图谋被邀请上唐宁街十号晚宴。当一直提倡和平、爱与慈悲的达赖喇嘛到伦敦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安排接见他。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他不是个值得敬重的人。相反地，全世界的人对他敬仰有加。问题就出在达赖喇嘛没有攻击性。他不会制造问题。因此，根本不需要为他的事情操心。
我们不使用暴力的方式被误解为力量薄弱的表现……如果这些暴力行为瞌得到成果，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一招？这个世界就吃这一套。 [20]
近几年西藏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就是藏人恐怖主义者在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目前那些恐怖活动还远没有达到巴勒斯坦人的水平，但是其发展势头不可小视，水平也会逐渐提高。
在内部分歧和激烈争执中，达赖喇嘛撤消了他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但是如何选择西藏的前途，是西藏流亡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此，达赖喇嘛于一九九五年提出了“人民公决”的设想-----即由全体藏人对目前存在的四种主要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为西藏确定一条未来道路。四种方案分别为：
一.西藏独立；
二.“中间道路”；
三.“自治道路”；
四.“正义事业运动”。
其中的“中间道路”即为达赖喇嘛提出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坚持西藏独立的人认为，如果同北京对话能够取得成效的话，走“中间道路”也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争取同中国谈判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中间道路”没有实际意义，既然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目的，那还不如将独立的要求坚持到底。
“自治道路”比“中间道路”还退一步，只要求藏人的自治权，暂时可以不谈其它要求。能争取到西藏独立当然很好，但那并没有实际可能性，连“中间道路”也是不会被北京接受的，所以必须基于现实的基础，实现充分自治比起现在由中共统治，就是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现在选择西藏未来道路还太早，不过是口头选择一下而已，并不能真正实现，目前的情况是藏民族的生存都面临危险，因此他们主张首先应该像当年圣雄甘地在印度推行正义事业那样在西藏开展正义运动，发动藏民族在西藏掀起不承认汉人统治的运动，要不惜牺牲生命为正义事业努力奋斗。正义运动开展得越深入，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就越大，也就可以促进使中国转变思想。只有当正义运动在西藏形成一定规模时，才能真正决定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 [21]
在公决方法上，达赖喇嘛提出，鉴于西藏境内被中共统治，进行全面投票公决有困难，因此，可以采取在各地区征求代表性意见的办法进行，而对境外藏人，则要有组织地全面征求意见以最终确定结果。近年，中共在西藏的安全机构不断查出境外带进西藏的“公决表”，说明公决活动一直在推动之中。
公决是使达赖喇嘛摆脱两难境地的一条出路，但也同样可能把西藏问题进一步推进难以破解的“局”中。即使是达赖喇嘛自己提出的“中间道路”最终能获得公决的多数同意，他在与北京的谈判中，从此也就再没有了退让的余地。因为按照现代世界的民主规则，公决结果意味着最高的法律，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和修正。对于笃信宗教的民族，达赖喇嘛在进行公决的过程中也许可以充当主宰民意的神，而公决一旦完成，他就将沦为公决结果的人质。既然他奉行民主原则，采取民主的公决形式，又把公决结果拿到全世界面前作为自己的行为依据，他的神性就由此而失，他的身份就只剩下执行民意的政治代表。那种时候，如果他的“中间道路”不被中国接受呢？那几乎是肯定的。除了囿于公决结果，他就只能不越雷池一步地扮演一个道德形象了，再也不能去寻找别的打破僵局的办法了。
大的历史转折和突破性进展往往是在强权威的主持之下才容易实现（包括西方民主制的实现），达赖喇嘛本来有这个条件，但出于他的民主理念，可能也有国际舞台对他的角色确定，他主动放弃对自身权威的利用。然而以民主的手段，把西藏的未来交给并不清楚民主为何物的大多数藏人，前途如何应该是带着很多问号的。
另外，达赖喇嘛的年龄也是形成“局”的一个因素，生命有限，终点越来越近，而他追求的西藏解放前景渺茫，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一生壮志未酬，谁也不会心甘情愿。六十三岁的达赖喇嘛已经没有多少静观待变的时间，他的耐心是否也已被流逝的生命消磨得差不多？他的心情从他与一位流亡中国人的谈话可以得到反映。当那位中国民运人士表示中国实现民主后，西藏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时，达赖喇嘛说：
我给你讲一个寓言，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后，有一个婆罗门会看相，他看出释迦牟尼未来会成为挽救人类的导师，但他自己却哭了，他说“佛祖会完成他的伟大事业，但那时候我已经死了。”那么你看，西藏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在未来民主中国出现时候之前一刻，西藏却死掉了？ [22]
在为西藏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达赖喇嘛身后接替他的旗帜。这是西藏宗教转世制度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每位达赖喇嘛去世之后，都至少要等待二十年左右，他的转世-----也即后一位达赖喇嘛才能长大成人，担当起西藏政教的领导大业。而那二十年时间， 往往是脆弱和容易发生问题的阶段。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不能在他此生解决西藏问题，他的死亡将使西藏自由事业群龙无首，很可能由此陷入内乱和低潮。即使下一任达赖喇嘛成年后有能力重整旗鼓，时间的浪涛可能已将藏人的战斗意志和世人对西藏的同情冲刷掉了大半。这悲哀的情景可能经常在达赖喇嘛脑海中浮现。他目前身体不错，加上善于养生，也许还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二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对他这有佛之大胸怀的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他之所以要抢在中共前面指认班禅灵童，这样一个动机肯定起了重要作用：按时间计算，他在去世时，现在的班禅灵童将已长大成人，他希望那班禅能够在那时代替他，接掌西藏自由事业的旗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灵童必须由他指认，才有利于形成这种薪火相传的关系，而不会像以往历史那样，让汉人把班禅当作对抗达赖的工具。
且不说达赖喇嘛走的这步棋是否会在将来产生他预期的作用，至少在他和中共的互动关系中，他这一次“出击”的结果是使中共对他彻底敌视，从此再不留有余地，双方之间的“局”因此成了无法回旋的僵局。中共自恃拥有一切----西藏的领土、人民与政权全在它手中，对达赖采取了彻底不理睬的态度，就是准备用来时间来耗干他。中共同样看到这一点，只要达赖喇嘛生命枯竭，西藏独立势力就会瓦解，再也难成气候。
达赖喇嘛怎么破这个“局”呢？怎么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所作为而不是白白被耗干呢？面对中共的不理睬，似乎只有采取更多的主动出击，中共不谈，那就不停地制造事件，打破沉闷，逼着中共做出反应，并且使西藏始终位于世界瞩目的中心。因此，流亡藏人是不会容忍西藏社会从此变得安定的------尽管西藏境内的藏人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状态，尽管安定会使境内西藏人少受牺牲，也会使中共的压迫缓解，但是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发生社会动乱，本身是海外流亡藏人从事西藏解放事业的最大资源。为了获得这种资源，他们有很多理由去推动和操纵西藏境内对中共的反抗。
可以想象，如果达赖喇嘛一方有所“作为”，北京也一定要还以颜色，拿出更多的“作为”。就像两个斗殴的人，如果都不想认输，又没有外界力量进行制止，开始的你一拳我一脚，最后一定会发展到你死我活才见分晓-----这就成了一个死局。
一.把整个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
二.中国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
三.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
四.重建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国放弃在西藏制造核子武器及储存核子废弃物；
五.对西藏未来的地位和藏族人民关心的问题进行真正的会谈。 [7]
演讲虽然表达了达赖喇嘛希望与北京谈判的愿望，也没有公开宣布要求西藏独立，但别的不说，仅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第一条），已经和独立相去不多。演讲没有对八十年代中共西藏政策的改进做出评价，矛盾仍集中于北京的谴责。这无疑使西藏境内的自然反对派与北京的对抗心理得到加强，从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十七个月内，拉萨发生了十八次示威骚乱，最终导致北京于 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开始，对拉萨实行了长达四百一十九天的军事戒严。
从心里，达赖喇嘛肯定愿意西藏独立，但他的理性使他明白，以西藏与中国的力量之悬殊，独立是没有希望的。在拉萨出现大规模藏人抗议运动、国际社会纷纷对北京施加压力之时，手里有了更多筹码的达赖喇嘛以政治家的精明，于一九八八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对中共的妥协----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之内，并同意由北京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放弃西藏独立的正式表态，比起以前的立场，应该说做出了重大让步。
在以后的岁月里，达赖喇嘛进一步表示他“从未提倡西藏独立” [8]尽管他仍然坚持在历史上西藏和中国是两个国家，但那并不意味着他现在赞成西藏独立。他还批评中共一直破坏他的名誉，“老是认为我要独立” [9]虽然有人认为达赖喇嘛的这种言论与他以前说的话并不完全一致2，但至少可以表明达赖喇嘛的转变，是一种愿意妥协的表示。
然而北京对达赖喇嘛的方案完全不做任何考虑。达赖喇嘛的让步是建立在“五点和平计划”基础上的，有这样几条限制性的条件：
一 .与中国结盟的西藏必须是将中国所有藏区统一在一起的大西藏；
二 .西藏将实行与中共统治完全不同的民主政体，由西藏人自己进行高度自治 ；
三 .北京虽然负责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保留外交办事处，在“非政治领域”发展独立的对外 关系并参加国际组织；
四.国防方面，仅同意“在西藏非军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国可以在西藏保留少数的军事设施”，并限制那些军事设施只能是“防御性”的 [10]
对北京来说，只为换取达赖喇嘛口头上承认西藏留在中国，它是否值得接受那些限制，使中国在西藏的地位退到比五十年代达赖喇嘛走以前还不如的状况吗？按照北京的眼光，它看不出达赖喇嘛有什么资格提出那些要求，凭几百个藏人在拉萨街头扔石头，或是西方国家的几个议员表示抗议，就能让拥有几百万军队、且早已牢牢控制西藏全境的中共束手就范，让出它统治了几十年、投进了无数人力财力的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交给被它打出国的西藏流亡者去统治吗？别说几百个藏人扔石头，当年上万荷枪实弹的叛乱者盘踞拉萨，不也就是几十个小时就被打垮了吗？在北京眼里，达赖喇嘛提出的交易纯粹是“空手套白狼”，异想天开。
对比一下中共开给达赖的条件，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距，形容为天壤之别毫不过分。一九八一年七月，胡耀邦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提出中共方面的如下五点：
一 .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政治上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这样一个新时期。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
二 .达赖喇嘛和他派来同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对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即一九五九年的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
三 .我们诚心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为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四 .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党中央可以向全国人大建议他还当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并经过协商，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生活上也维持原来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西藏现在的年轻人已上来，他们工作做得很好嘛！ 当然也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不要担心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因为我们国家发展了。
五 .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来，给我们一个通知， 如果经香港从陆路到广州，我们就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到边界去迎接他，也发表一个消息。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欢迎他，并发表消息。 [11]
中共的允诺只是派一个“部长级”的干部迎接达赖，给达赖一个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的虚职，连西藏都不让他回，怎么可能跟他去谈判斯特拉斯堡方案呢？
当然，达赖喇嘛是不会接受中共那点可怜条件的。对于一个为西藏解放奋斗了几十年的民族领袖，那简直是个污辱性的施舍。然而，以达赖喇嘛的政治眼光，又岂能想不到斯特拉斯堡方案也是不可能被中共接受的谈判基础呢？
-----他实在是再也不能退了。
先不说他的个人信念是否允许他退，他的社会基础首先就把他限制死了。他名义上是全体藏人的精神领袖，可是他真正能够接触的藏人仅仅是跟随他在海外流亡的那批藏人------数量约为十万左右。比起西藏境内的四百多万藏人（西藏流亡政府说是六百万），那十万藏人数量虽小，却是达赖喇嘛立足其上的整个藏人社会。流亡政府从他们中间产生，税款由他们交纳，选举由他们投票，西藏解放的事业由他们进行，国际上的西藏形象也由他们代表。多少年来，他们一直为西藏自由而斗争，那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他们的子女从小就在仇恨中国的教育下长大成人，至今在海外出生的藏人已经成为流亡团体的骨干。对他们，即使是中共绝不可能接受斯特拉斯堡方案，都被视为丧失了基本原则，因而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有多少藏人坚持西藏独立而反对放弃了独立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呢？“西藏青年大会”的秘书长扎西南杰非常肯定地认为---有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扎西南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地表示反对达赖喇嘛。
事实上，我们认为那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明智之举。把外交和国防交给中国，就等于是放弃西藏的主权。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任何的妥协。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斗争到底，一直到实现西藏的独立为止。这是“西藏青年大会”的想法，也是西藏人的想法。和中国人会谈不会有任何的结果的。我们所应该要做的，就是靠斗争抢回所有属于我们的权力。我们应该为此而战斗。不能凭嘴皮子！
中国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西藏的。不过我们也不会转易地放弃我们的动机。面对着中国人允许我们是少了一点，可是我们有坚决的意志！自由的精神！我们的目的只是在我们有生之年，重新获得西藏的独立，不过斗争的精神必须代代薪传不绝才有这个可能。我们对达赖喇嘛的建议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我们有强烈表达不同意的义务。 [12]。
扎西南杰的“西藏青年大会”是流亡藏人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少壮派组织，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个地方分会，上万名成员，其骨干分子大多数是受过西方高度教育的青年藏人，熟悉西方社会，有民主思想，活动能量远远超过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
平措旺杰曾是达赖喇嘛驻英国及北欧国家的代表，现任伦敦“西藏基金会”主任。作为流亡藏人的高级官员，他也公开反对斯特拉斯堡方案。他的看法是，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演说都是个严重错误。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完全不赞成这个演说的提议。尤其是和中国联盟并且把国防责任交付给中国这一点。让中国人有权力在西藏安兵置屯，就表示我们并不要完全独立。
……我要说如果我们不为争取完全独立而战斗，人民会逐渐丧失这个希望。这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某些东西却没有因而给西藏人带来一点利益。我不认为支持独立斗争会给西藏局势带来任何不良的影响。我不相信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制止大批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家乡落藉。 [13]
流亡藏人内部对斯特拉斯堡方案的反对使达赖喇嘛受到极大压力，他最终在一九九一年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除了因为没有得到中共的回应，他在流亡藏人内部遭受的强烈反对大概也不无关系。
达赖喇嘛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必须以理性和妥协的姿态才能使处弱势的西藏在北京谈判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顾及流亡者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个方面往往互相矛盾，以致发生难以调和的冲突。尤其后者不仅是信仰和道义的问题，还有很多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
例如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方案中对北京所做的“退步”，是把西藏独立变为西藏高度自治，但自治的范围是“所有藏人居住区”-----即 大西藏。对北京来讲，那哪里是“退步”，即使在五十年代达赖没有走出以前，《十七条协议》给他的治理范围也不过是西藏自治区（很长时间还不包括昌都地区）。甚至在清朝和民国，达赖的行政管辖范围也没有超过卫藏。现在他一无所有地回来，要的领土竟然比原来还多一倍！北京对这种“妥协”不予理睬是不奇怪的。
从现实出发，比较明智的策略是，达赖喇嘛应该先以他流亡之前的状况作为谈判基础，或像有人建议的那样重新回到《十七条协议》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14]，第一步是争取回到西藏，实现卫藏----即西藏自治区的自治。等到了立足之地和政治实体后，再根据中国社会的变化，掌握时机，利用国际舆论和国际力量，继而图谋大西藏范围的自治，最后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甚至也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要先回西藏，为此就不应该把起点定得太高，否则是不可能取得现实进展的。
这本是常识性的道理，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达赖喇嘛肯定非常明白。但限制他不能采取这种现实谋略和灵活手段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西藏流亡者不光来自卫藏，还有相当比例来自安多和康区。五十年代对中共的武装反抗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区，大批反抗战士和百姓为了躲避中共军队的围剿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四十六个议席，其中三十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和卫藏三大区分配的，每个地区十个议席， [15] 那么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哪怕是出于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在议会难以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无论从公正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各方面的利益出发，皆说不过去。仅此一点，就决定了达赖喇嘛与北京的谈判，几乎永远无法找到共同点。
达赖喇嘛也有一个自己设的“局”。为了增强流亡阵营的战斗意志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他必须把中共描绘成彻头彻尾的魔鬼。那形象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也许合适，但到邓小平时代，中共已经大大改善了西藏政策，达兰萨拉的宣传口径却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反而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推行人权政策，为了获得西方国家对西藏的更多支持，达兰萨拉的宣传机器变本加厉地攻击中共，包括有意进行错误导向和胡编乱造的指控，这种宣传政策无疑受到了达赖喇嘛的宽容，因为在他自己发表的各种言论中，也同样看不到对中共改善西藏状况的正面肯定。在双方宣传机器互相攻击的漫骂性气氛中，是不可能导致建设性谈判的，反而使北京产生“好心不得好报”的恼怒，失去与流亡藏人打交道的耐心。既然怎么都不得好，干脆我行我素。
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是达赖喇嘛的成功，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使他陷身其中的“局”-----既然全世界都在为西藏说话，他作为西藏的精神领袖与西藏流亡者的政治领袖，只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国际社会的“好意”和期望去表演。那虽然会博得喝彩，树立更高的道德形象和取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对解决实质问题却不一定有益，反而会使他越来越无法改变形象和采取现实策略，与中共的距离只能越来越远。
几十年来，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独立作为旗帜，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从小就把独立的目标视为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他们所接受的关于西藏历史的教育一直都把中国描述为残暴的侵略者，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教育有必要和成功的一面，使海外出生的藏人奋勇接过西藏解放之旗，而没有因为时间流逝和远离西藏本土失去对故乡的关怀。但是在需要与北京进行更为灵活的谈判时，妥协和退让的余地却会因此变得很小。受过良好教育和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年轻一代又不像传统藏人那样迷信达赖喇嘛的权威，他们毫不犹豫地对达赖喇嘛提出批评，甚至对他的神圣地位进行质疑。伦敦“西藏基金会”的主任平措旺杰就曾公开对西方记者抱怨藏人对达赖喇嘛过分崇拜，认为应该是觉醒的时候了。
他们相信达赖喇嘛什么都知道。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他是神，所以他不会犯错。我可不信这一套。我是佛教徒，没错。然而就我而言，他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我常常对我的同胞说，达赖喇嘛变老了。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菩萨的化身？……同样的，当他做错事的 时候，我们也应该问这些问题。当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提醒他。[16]
年轻一代宁可与中国人战斗到底，直到彻底解放西藏，实现西藏独立。他们反对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也不接受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主义。“西藏青年大会”的扎西南杰提到非暴力主义的时候，否定的口气十分强烈。
达赖喇嘛的建议非常不好。他说他是慈悲佛。我可不是。达赖喇嘛追求幸福，不只是为了西藏人的幸福，更为全体人类谋幸福。他谈没有国界，没有护照，没有警察的世界。他相信这种事情。我们可不，我们不能用相同的眼光来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很真诚。我们不能说：“既然达赖喇嘛不怨恨中国人，我们也不怨恨中国人。”不。相反地，我们非常痛恨中国人。我们痛恨所有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祸害的根源。他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安安稳稳地睡觉。 [17]
甚至连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活佛也赞成使用暴力把中国人赶出西藏。非常难以想象中国人会洒脱地自己离去。除非是我们使用这个(他 用右手比了比扣扳机的手势）。您知道达赖喇嘛提出了他的计划。他扮演的是慈悲的红脸。他是个和平主义者，是同情达理的。他在这上面付出了无比的精神心血。因此我们必须要使用某些方法才能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所认识的唯一压力就是暴力……我们必须要制造流血事件。
……我们应该做些不让达赖喇嘛知道的事。他不能够知道。他是在暴力之外。不过，您知道，我们生存在一个痛苦的世界里。你打我！我打你，大家都感到痛。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了解。我想中国人只听得懂暴力的语言。[18]
之所以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认可恐怖主义，是因此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别的途径去想象几百万藏人如何可以战胜十多亿汉人和他们的三百万军队。恐怖活动可以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果。一方面，“这样可以使中国人心惊肉跳，可以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 [19]；另一方面，恐怖活动容易获得广泛影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当某些西方人表示，如果流亡藏人听从达赖喇嘛的主张，放弃使用暴力，会比较容易得到西方各国政府对西藏合法要求的正式支持。流亡藏人的回答是：
当阿拉法特杀人、制造恐怖的时候，各国政府争相与他会晤。他由此而得到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和同情……阿富汗的游击队也是一样。当他们到伦敦的时候，图谋被邀请上唐宁街十号晚宴。当一直提倡和平、爱与慈悲的达赖喇嘛到伦敦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安排接见他。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他不是个值得敬重的人。相反地，全世界的人对他敬仰有加。问题就出在达赖喇嘛没有攻击性。他不会制造问题。因此，根本不需要为他的事情操心。
我们不使用暴力的方式被误解为力量薄弱的表现……如果这些暴力行为瞌得到成果，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一招？这个世界就吃这一套。 [20]
近几年西藏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就是藏人恐怖主义者在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目前那些恐怖活动还远没有达到巴勒斯坦人的水平，但是其发展势头不可小视，水平也会逐渐提高。
在内部分歧和激烈争执中，达赖喇嘛撤消了他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但是如何选择西藏的前途，是西藏流亡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此，达赖喇嘛于一九九五年提出了“人民公决”的设想-----即由全体藏人对目前存在的四种主要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为西藏确定一条未来道路。四种方案分别为：
一.西藏独立；
二.“中间道路”；
三.“自治道路”；
四.“正义事业运动”。
其中的“中间道路”即为达赖喇嘛提出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坚持西藏独立的人认为，如果同北京对话能够取得成效的话，走“中间道路”也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争取同中国谈判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中间道路”没有实际意义，既然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目的，那还不如将独立的要求坚持到底。
“自治道路”比“中间道路”还退一步，只要求藏人的自治权，暂时可以不谈其它要求。能争取到西藏独立当然很好，但那并没有实际可能性，连“中间道路”也是不会被北京接受的，所以必须基于现实的基础，实现充分自治比起现在由中共统治，就是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现在选择西藏未来道路还太早，不过是口头选择一下而已，并不能真正实现，目前的情况是藏民族的生存都面临危险，因此他们主张首先应该像当年圣雄甘地在印度推行正义事业那样在西藏开展正义运动，发动藏民族在西藏掀起不承认汉人统治的运动，要不惜牺牲生命为正义事业努力奋斗。正义运动开展得越深入，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就越大，也就可以促进使中国转变思想。只有当正义运动在西藏形成一定规模时，才能真正决定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 [21]
在公决方法上，达赖喇嘛提出，鉴于西藏境内被中共统治，进行全面投票公决有困难，因此，可以采取在各地区征求代表性意见的办法进行，而对境外藏人，则要有组织地全面征求意见以最终确定结果。近年，中共在西藏的安全机构不断查出境外带进西藏的“公决表”，说明公决活动一直在推动之中。
公决是使达赖喇嘛摆脱两难境地的一条出路，但也同样可能把西藏问题进一步推进难以破解的“局”中。即使是达赖喇嘛自己提出的“中间道路”最终能获得公决的多数同意，他在与北京的谈判中，从此也就再没有了退让的余地。因为按照现代世界的民主规则，公决结果意味着最高的法律，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和修正。对于笃信宗教的民族，达赖喇嘛在进行公决的过程中也许可以充当主宰民意的神，而公决一旦完成，他就将沦为公决结果的人质。既然他奉行民主原则，采取民主的公决形式，又把公决结果拿到全世界面前作为自己的行为依据，他的神性就由此而失，他的身份就只剩下执行民意的政治代表。那种时候，如果他的“中间道路”不被中国接受呢？那几乎是肯定的。除了囿于公决结果，他就只能不越雷池一步地扮演一个道德形象了，再也不能去寻找别的打破僵局的办法了。
大的历史转折和突破性进展往往是在强权威的主持之下才容易实现（包括西方民主制的实现），达赖喇嘛本来有这个条件，但出于他的民主理念，可能也有国际舞台对他的角色确定，他主动放弃对自身权威的利用。然而以民主的手段，把西藏的未来交给并不清楚民主为何物的大多数藏人，前途如何应该是带着很多问号的。
另外，达赖喇嘛的年龄也是形成“局”的一个因素，生命有限，终点越来越近，而他追求的西藏解放前景渺茫，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一生壮志未酬，谁也不会心甘情愿。六十三岁的达赖喇嘛已经没有多少静观待变的时间，他的耐心是否也已被流逝的生命消磨得差不多？他的心情从他与一位流亡中国人的谈话可以得到反映。当那位中国民运人士表示中国实现民主后，西藏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时，达赖喇嘛说：
我给你讲一个寓言，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后，有一个婆罗门会看相，他看出释迦牟尼未来会成为挽救人类的导师，但他自己却哭了，他说“佛祖会完成他的伟大事业，但那时候我已经死了。”那么你看，西藏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在未来民主中国出现时候之前一刻，西藏却死掉了？ [22]
在为西藏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达赖喇嘛身后接替他的旗帜。这是西藏宗教转世制度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每位达赖喇嘛去世之后，都至少要等待二十年左右，他的转世-----也即后一位达赖喇嘛才能长大成人，担当起西藏政教的领导大业。而那二十年时间， 往往是脆弱和容易发生问题的阶段。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不能在他此生解决西藏问题，他的死亡将使西藏自由事业群龙无首，很可能由此陷入内乱和低潮。即使下一任达赖喇嘛成年后有能力重整旗鼓，时间的浪涛可能已将藏人的战斗意志和世人对西藏的同情冲刷掉了大半。这悲哀的情景可能经常在达赖喇嘛脑海中浮现。他目前身体不错，加上善于养生，也许还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二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对他这有佛之大胸怀的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他之所以要抢在中共前面指认班禅灵童，这样一个动机肯定起了重要作用：按时间计算，他在去世时，现在的班禅灵童将已长大成人，他希望那班禅能够在那时代替他，接掌西藏自由事业的旗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灵童必须由他指认，才有利于形成这种薪火相传的关系，而不会像以往历史那样，让汉人把班禅当作对抗达赖的工具。
且不说达赖喇嘛走的这步棋是否会在将来产生他预期的作用，至少在他和中共的互动关系中，他这一次“出击”的结果是使中共对他彻底敌视，从此再不留有余地，双方之间的“局”因此成了无法回旋的僵局。中共自恃拥有一切----西藏的领土、人民与政权全在它手中，对达赖采取了彻底不理睬的态度，就是准备用来时间来耗干他。中共同样看到这一点，只要达赖喇嘛生命枯竭，西藏独立势力就会瓦解，再也难成气候。
达赖喇嘛怎么破这个“局”呢？怎么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所作为而不是白白被耗干呢？面对中共的不理睬，似乎只有采取更多的主动出击，中共不谈，那就不停地制造事件，打破沉闷，逼着中共做出反应，并且使西藏始终位于世界瞩目的中心。因此，流亡藏人是不会容忍西藏社会从此变得安定的------尽管西藏境内的藏人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状态，尽管安定会使境内西藏人少受牺牲，也会使中共的压迫缓解，但是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发生社会动乱，本身是海外流亡藏人从事西藏解放事业的最大资源。为了获得这种资源，他们有很多理由去推动和操纵西藏境内对中共的反抗。
可以想象，如果达赖喇嘛一方有所“作为”，北京也一定要还以颜色，拿出更多的“作为”。就像两个斗殴的人，如果都不想认输，又没有外界力量进行制止，开始的你一拳我一脚，最后一定会发展到你死我活才见分晓-----这就成了一个死局。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2014年8月8日星期五
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50）
3.传媒制造世界
我有一位熟人曾去法国念书，研究西藏问题。去法国之前，他在西藏工作了八年。我本以为他会驾轻就熟，没想到最后拿学位时，他的论文被他的法国导师“枪毙”。原因是论文中谈到了中共时期西藏社会的进步。据我所知，他不是一个热爱中共的人，不会特意到“自由世界”去唱中共的赞歌，但是只要研究当代西藏，中共的统治是躲不过去的。他对西藏的了解照理说应当比他的导师多，可是他不能不按照导师的看法改了论文，才算把学位拿下来。他出国前总是赞美西方的思想言论自由，现在则有所保留了。至少在西藏问题上，他认为西方与中共相差不多，都走极端，只不过极端的方向相反而已。
我在西藏遇见一个沮丧的汉人导游，旅行社派他到与尼泊尔交界的樟木口岸接一个西方旅游团，并负责那个团的全程导游。可是那个旅游团的成员们见他是汉人，集体拒绝由他导游，声称他们到西藏来，不是为了和“中国人”打交道。旅行社只好派了一个藏族导游把他换下来。大部分旅游团虽然没有这样极端，但是心理都差不多。
西藏这些年把旅游定为“支柱产业”，在旅游旺季的旅游热线上，常常看见洋溢着兴奋表情的兴奋西方旅游者。他们到西藏来，一般都做了很长时间的计划和准备，带上了各种各样可能在西藏买不到的日用品与医药。还有另外一样东西，亦是不少旅游者必带的，那就是达赖喇嘛画像，以及鼓励西藏独立的宣传品。日用品和医药是给自己用的，后者是给西藏人的，他们认为二者在西藏都很缺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藏人分发达赖喇嘛像，似乎成了不少西方旅游者西藏之旅的一个固定节目，既高尚又刺激，在进行美好旅游的同时又从事了正义崇高的事业。以至旅游热线附近的西藏儿童一见到穿着旅行服装的人（包括我这样的汉人）就伸出小手追着喊“达赖喇嘛”。我看到过几次西方旅游者分发达赖喇嘛像的场面。面对那些围着他们雀跃争抢的西藏儿童，他们的表情很有些救世的意味。有一伙浓妆艳抹的法国老太太，在她们的行装里找了很久，吊起围观儿童的期望，结果拿出的只是一迭复印的黑白达赖喇嘛像。早已得到过各种达赖喇嘛像包括纪念章的儿童们大失所望，老太太们还没等分完，已经有一些被扔在了地上。老太太们十分气愤，与只有她们自己才懂的法国话对孩子们发了一通教训。我想她们回去对亲友（或者还有她们所属的社团）发表观感时，大概会把这令人痛心的现象解释为中共推行奴化教育的结果。
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几乎全部是通过传媒。今日人类正在分类为两种世界。除了真实的世界，还有一个传媒制造的世界。传媒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眼界变宽，关注对象越来越多，但是依靠传媒技术扩展的世界，基础已经是传媒提供的间接认识，而不再是人的直接经验。
长期以来，西藏一直是西方的热门话题。传媒制造时尚。时尚不仅可以卷挟人们投入从众潮流，也因为提供了更多的观众而产生更多表演者。“炒”是形容现代传媒一个非常生动的词，热点越炒越热是一个正循环。在这种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真实世界发生偏离，发展成传媒制造的世界。在我看来，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相当程度上就已经是这样一个传媒世界。
日本导演黑泽明拍的电影《罗生门》讲的是一个古代发生的案件，在审讯过程中，几个当事人虽然都在现场，但每个人的“亲眼所见”却讲述得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以至于审讯者和观众谁也弄不清到底哪个是事实真相，或者根本就没有事实真相。
这不是简单的诚实与否的问题，每个人对事实的观察和复述都不可能完全客观，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主观体，他们与客观的关系取决于他们主观的角度。达赖喇嘛肯定是诚实的，但对同一问题只变换一下叙述方法，听的人就会是完全不同的印象。
九世班禅在一九二三年与十三世达赖喇嘛闹翻后逃离西藏，客死中国内地，直到签定《十七条协议》，拉萨方面才在压迫下不得不同意十世班禅返回西藏。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十世班禅到达拉萨并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晤面。达赖喇嘛在他出版于一九九零年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这样描述他们的见面：
就在他到拉萨不久，我循官方的会见程序，接见这位年轻的班禅喇嘛，接着就在布达拉宫举行私人午宴。有一位精神强旺的中国安全官紧跟着他。我们单独相处时，这位仁兄甚至企图闯入。我的侍从一度出面制止他，结果在我手中差点演变成紧急意外事件：他有武器。
最后，我到底安排了一些时间，与班禅喇嘛单独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实、守信的年轻人。由于比我小三岁，至今尚未即位，使他仍保有一股天真的气质，视我为一位非常快乐、愉悦的人。我觉得和他十分亲近。我们两人都不知道，他往后过的是多么凄惨的日子。［32］
对这同一件事，另外一种回忆出自当年中共西北入藏部队的首长范明，他是当时中共方面处理和护送班禅返藏问题的具体负责人。他在一九八九年写了一篇三万五千多字的文章，回忆班禅返藏情况。其中班禅与达赖见面的部分是这样的：
班禅返回西藏，在拉萨与达赖会见的仪式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达赖方面竭力找借口企图把班禅的地位和影响压低，提出在达、班会见时，要班禅向达赖磕头，班禅的座位比达赖低两格，班禅给达赖朝贡，不让班禅驻锡大昭寺等。这些意见转达给班禅后，堪厅官员很生气。他们提出要是这样，干脆不进拉萨径回日喀则，双方坚持不下。
……工委（指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又开会讨论，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论年龄，班禅比达赖小几岁，虽然不是师徒关系，但是达赖年龄 大，从这一点出发，达赖与班禅初次见面时，班禅可以给达赖行磕头礼，然后两人再行碰头的平等礼；座位问题，历史上达赖是班禅的师父时，座位可以高一个垫子，这次达赖与班禅见面应以两人平座为好；将朝贡改为达赖、班禅互赠礼物。经过反复研究，初步作出了四条决定：班禅给达赖磕头；达赖站在宝座前；班禅与达赖互换哈达；班禅与达赖互相碰头；班禅与达赖的宝座一般高……经过一整夜的功夫，班禅方面才勉强同意了。但提出要我们保证，不再变更。我向他们拍了胸膛，说了硬话，作了保证。回过来，我又找国华同志（中共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谈堪厅的意见，国华说阿沛（阿沛 ·阿旺晋美）表示同意作出保证。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达赖与班禅在布达拉宫会晤。但当班禅给达赖磕头时，达赖不站起来；而且把达赖、班禅互换哈达，变成班禅献达赖接；把班禅的宝座不仅压得很低很小，而且摆在旁边。对此，班禅方面的人很气愤，纳旺金巴把他的棒都要举起来，班禅警卫营去的卫士，气得几乎要开枪。幸有刘旭初同志作了制止，才未酿成大祸。事后，班禅方面的人痛哭流涕，说是我们欺骗了他们。［33］
两个回忆如此不同，应该相信哪一个？简单地以信任感判断，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相信达赖喇嘛。但是对当时情况有一些了解，就更容易倾向范明。达赖与班禅的矛盾由来已久，噶厦政府百般阻挠班禅返藏尽人皆知，当时同意班禅返藏是迫于北京压力，于心不甘，为此而做出一些小动作，在接待礼节上压班禅一头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争执也符合西藏文化的特点。范明的叙述比起达赖喇嘛的叙述细节完整，更有说服力。而范明写文章时早已退休，此前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挨整多年，没有太多的理由去编造与他不相干的事情。
当然，我并非说达赖喇嘛撤谎，因为我已经注意到达赖喇嘛的叙述中有“循官方的会见程序”的字样，也就是说，他可以把与班禅礼节之争的所有那些不愉快都放在这几个字中，他并没有故意歪曲事实，只是没有将具体情况公开而已。而且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造成班禅方面不愉快的，不是达赖一边的问题，而是“官方的会见程序”，争执也是在下面人之间进行的。当一个被称为太阳、一个被称为月亮的两位活佛单独见面时，肯定不会为那些小事针锋相对，至少表面上会保持亲切友好。在达赖喇嘛的叙述中，尽可以突出这友好的一面。
如果真是这样，达赖喇嘛和范明的回忆就都成了真的。然而对同一事件同为真实的描述，给人的印象却截然相反，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差别就产生于叙述的技巧。
由此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传媒的技巧已经超过了事实本身，事情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媒、而不是由事实本身所决定。传媒不用故意歪曲事实，它只需要把事实中的要素进行不同取舍和组合，就可以使“事实”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再现。而如何取舍和组合是由传媒说了算的，这就是传媒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掌握巨大权力的来源。大部分事实都需要通过它的传播才能为人了解，它因此成为事实的主宰者。
达赖喇嘛自传里还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在第三章“西藏真相”的一开头，达赖喇嘛这样说：
一九五九年初期，西藏紧急的形势已经升高到濒临突如其来的剧烈变动。我听说在一分上呈给毛主席的备忘录中写着：西藏人对中共人民解放军继续驻扎并不高兴，还说到处都有西藏人反抗，所有监狱现在都关满了人。据说毛泽东这么回答：“没有什么好担心。不要管西藏人觉得什么的----这跟他们不相关。至于西藏人反抗嘛，如果需要的话，人民政府必须随时准备把所有的西藏人关进牢房里。因此，牢房是一定要加盖的。”我记得当我听到这消息时，真是吓坏了。比起从前真有天壤之别；中共未入侵西藏前，我认得拉萨的每一个犯人，我还把每一个犯人都当成是自己的朋友。［34］
稍微了解一点毛泽东都会知道，从来自认为是“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尽管他的确把无数人关进了监狱，那都是他眼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他根本不会承认他统治下的一个民族所有人民都反对他。达赖喇嘛说到毛泽东这段话时，并不是用肯定口气，而是加上了“听说”和“据说”两个词的限制。但是他没有特地说明那可能是谣传，那么除非特别细心的读者能够注意这两个限制词，大多数读者就会认定毛泽东真说过那样的话，而且也真是那样做的。
凭藉技巧，通过传媒所进行的复述不用撒谎都能改变事实，这已经是够糟糕的状况，更何况传媒的传播还的确存在着许多虚假的成份。除了专制政权的宣传机器进行体系化的谎言生产，即便以新闻真实为标榜的西方传媒，也避免不了哗众取宠、道听途说或捕风捉影的毛病。在西藏问题上，这种情况由于西方记者无法深入西藏进行实地考证而变得更加严重。
中共对西方记者进藏采取了严格管制，由此切断了西方媒体对西藏的独立消息来源，只能从其它来源间接获得消息。前面说过，当今世界几乎只有两个提供西藏消息的来源，一个是中共，一个是西藏流亡集团。西方人不相信中共的话，那不奇怪。中共说的假话太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即使它说真话时别人也不在相信它了。何况中共的本事仅是在国内控制舆论，操作国际舆论却从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达赖喇嘛一方的消息就成为西方了解西藏主要来源。不难想象仅有一个消息来源肯定是难以保持客观性的。且不说达赖喇嘛是否有自己的立场和政治需要，至少他已经有近四十年没见过西藏。不错，他与西藏保持着密切联系和众多地下渠道，但可想而知经由那些渠道传递、过滤和整理的信息不可能没有倾向。再加上为了引导与投合西方的传媒世界，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和加工，离真实状况距离就可能更远。
例如达赖喇嘛一九八七年在华盛顿提出“五点和平计划”时称藏人死于中共迫害的人数为一百余万［35］，在近年的演讲中，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一百二十万［36］。一百万的数字本身就已经非常惊人，以二十万的幅度增长，不知道根据是什么，更是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表达义愤，而不是公布事实。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谴责“中共曾经夸口要在十五年内根除西藏语言”、中共在西藏所建的“许多学校只是孩童的劳工营”［37］、“小孩被驱迫为奴工”［38］、“即使在西藏自治区，汉人也已多于藏人”［39］、八九年拉萨藏人抗议期间“中共至少杀害两千五百名武装西藏人”［40］……也都甚为离谱。
在西方广泛流行的中共对藏人的迫害说法也有许多的夸张，如解放军强迫西藏和尚与尼姑当众性交，红卫兵到处强奸妇女的说法，显然距离事实相当远。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性行为在那时被视为极其肮脏和邪恶的事情，对于意识形态观念最强的解放军和红卫兵，尤其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如果个别人有那种行为，只应该归于背后犯罪（对任何人群而言都免不了）的特例。
美国人艾夫唐数度追随达赖喇嘛作系列采访，并在达赖喇嘛身边工作一年多，在他的书里描写班禅喇嘛一九六四年受迫害的场面，其中有这样一句：
……干部们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开始打耳光，拳打脚踢班禅喇嘛，拽着他的头发将他拖到舞台正中……
那本书的编辑特地在“拽着他的头发”后面加了一个括号，里面注上“原文如此----编者”。因为按照一般常识，喇嘛是不留头发的。在班禅喇嘛各个年代的所有照片中，都未看到过他的头发达到过能被拽住的长度。
我提出这些疑问，不是反对藏人曾受深重迫害的结论，也并非全盘否定海外人士对西藏现状的研究，我的目的只是说明从铁幕之外了解西藏，消息来源大部分是道听途说，说者有立场，听者有目的，也会有为了政治需要掺加的宣传成份。这些似是而非并且经过加工取舍的消息再通过传媒扩散，对西方社会的民意和舆论起到了具有“定向”性质的引导作用。
当西方传媒中制造了一个西藏之后，那个传媒中的西藏又通过各种传媒渠道进入西藏，激发西藏人对其“应激”，影响西藏人的态度和行为，反过来又为人为制造的传媒西藏提供印证，使其产生真实性。随着如此一个循环过程的不断滚动，西藏就越来越成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一个问题。
今天，由于达赖喇嘛的成功，西藏难民已成为国际难民中的贵族，整个西藏民族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这种宠爱通过各种渠道为西藏人了解。藏人从历史上一贯戒备西方人的立场，转变为对西方人无以复加的亲密和信任，连带着其它的海外来人，统统都被视为朋友。最典型的是喇嘛的态度，当年在他们的反对之下，西藏最早开办的英语学校中途夭折，而现在，寺庙里学习英语的风气极盛，会说英语高人一等。几年前我和一位朋友去甘丹寺。一个刚从警察学校毕业的藏族警察在那里维持治安。我们同他喝了几杯青稞酒，有了点交情，他给了我们一个忠告：若是有人问我们从哪来，可以回答是从香港、台湾来，日本、新加坡什么的也都没问题，只要别说是从内地来的汉人，尤其别说从北京来。我们对这个忠告做了一下试验，把自己说成香港人，得到的待遇果然不一样，处处得到笑脸和方便，若说英语，更受尊重。而当我们实说是中国内地的汉人，喇嘛们的态度马上就变化。非常灵。
一次我乘北欧航空公司（SAS）的飞机去奥斯陆，碰上SAS职工罢工，得转其它公司的飞机，原来的转机时间、途经空港全部被打乱。一位公差去奥斯陆的西藏官员在那趟航班上只找到我这一个中国人，于是跟我行影相随地开始辗转欧洲。一路上，凡是遇到需要交涉的地方，他总让我提醒对方他是西藏人。他信息只要西方人知道他是西藏人，就会乐于给我们与众不同的特殊帮助和照顾。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每一个场合寻找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他可以进行语言沟通的，而且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从中国出来。我从我的西藏伙伴身上看到一种矛盾状态。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化了，可是他一旦在西方人面前，就要强调西藏的特殊地位。我帮他填写入境表格的时候，他希望我把他的出生地只写成西藏，而不是他的中国护照上所写的中国西藏。平时接触，并不感到他真有多少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他的表现更多地是被西方世界对西藏的态度激发出来的。他觉得作为一个西藏人，他应该按照西方人心目中的西藏人那样去表现。如此而已。
我在西藏遇见一个沮丧的汉人导游，旅行社派他到与尼泊尔交界的樟木口岸接一个西方旅游团，并负责那个团的全程导游。可是那个旅游团的成员们见他是汉人，集体拒绝由他导游，声称他们到西藏来，不是为了和“中国人”打交道。旅行社只好派了一个藏族导游把他换下来。大部分旅游团虽然没有这样极端，但是心理都差不多。
西藏这些年把旅游定为“支柱产业”，在旅游旺季的旅游热线上，常常看见洋溢着兴奋表情的兴奋西方旅游者。他们到西藏来，一般都做了很长时间的计划和准备，带上了各种各样可能在西藏买不到的日用品与医药。还有另外一样东西，亦是不少旅游者必带的，那就是达赖喇嘛画像，以及鼓励西藏独立的宣传品。日用品和医药是给自己用的，后者是给西藏人的，他们认为二者在西藏都很缺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藏人分发达赖喇嘛像，似乎成了不少西方旅游者西藏之旅的一个固定节目，既高尚又刺激，在进行美好旅游的同时又从事了正义崇高的事业。以至旅游热线附近的西藏儿童一见到穿着旅行服装的人（包括我这样的汉人）就伸出小手追着喊“达赖喇嘛”。我看到过几次西方旅游者分发达赖喇嘛像的场面。面对那些围着他们雀跃争抢的西藏儿童，他们的表情很有些救世的意味。有一伙浓妆艳抹的法国老太太，在她们的行装里找了很久，吊起围观儿童的期望，结果拿出的只是一迭复印的黑白达赖喇嘛像。早已得到过各种达赖喇嘛像包括纪念章的儿童们大失所望，老太太们还没等分完，已经有一些被扔在了地上。老太太们十分气愤，与只有她们自己才懂的法国话对孩子们发了一通教训。我想她们回去对亲友（或者还有她们所属的社团）发表观感时，大概会把这令人痛心的现象解释为中共推行奴化教育的结果。
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几乎全部是通过传媒。今日人类正在分类为两种世界。除了真实的世界，还有一个传媒制造的世界。传媒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眼界变宽，关注对象越来越多，但是依靠传媒技术扩展的世界，基础已经是传媒提供的间接认识，而不再是人的直接经验。
长期以来，西藏一直是西方的热门话题。传媒制造时尚。时尚不仅可以卷挟人们投入从众潮流，也因为提供了更多的观众而产生更多表演者。“炒”是形容现代传媒一个非常生动的词，热点越炒越热是一个正循环。在这种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真实世界发生偏离，发展成传媒制造的世界。在我看来，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相当程度上就已经是这样一个传媒世界。
日本导演黑泽明拍的电影《罗生门》讲的是一个古代发生的案件，在审讯过程中，几个当事人虽然都在现场，但每个人的“亲眼所见”却讲述得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以至于审讯者和观众谁也弄不清到底哪个是事实真相，或者根本就没有事实真相。
这不是简单的诚实与否的问题，每个人对事实的观察和复述都不可能完全客观，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主观体，他们与客观的关系取决于他们主观的角度。达赖喇嘛肯定是诚实的，但对同一问题只变换一下叙述方法，听的人就会是完全不同的印象。
九世班禅在一九二三年与十三世达赖喇嘛闹翻后逃离西藏，客死中国内地，直到签定《十七条协议》，拉萨方面才在压迫下不得不同意十世班禅返回西藏。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十世班禅到达拉萨并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晤面。达赖喇嘛在他出版于一九九零年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这样描述他们的见面：
就在他到拉萨不久，我循官方的会见程序，接见这位年轻的班禅喇嘛，接着就在布达拉宫举行私人午宴。有一位精神强旺的中国安全官紧跟着他。我们单独相处时，这位仁兄甚至企图闯入。我的侍从一度出面制止他，结果在我手中差点演变成紧急意外事件：他有武器。
最后，我到底安排了一些时间，与班禅喇嘛单独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实、守信的年轻人。由于比我小三岁，至今尚未即位，使他仍保有一股天真的气质，视我为一位非常快乐、愉悦的人。我觉得和他十分亲近。我们两人都不知道，他往后过的是多么凄惨的日子。［32］
对这同一件事，另外一种回忆出自当年中共西北入藏部队的首长范明，他是当时中共方面处理和护送班禅返藏问题的具体负责人。他在一九八九年写了一篇三万五千多字的文章，回忆班禅返藏情况。其中班禅与达赖见面的部分是这样的：
班禅返回西藏，在拉萨与达赖会见的仪式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达赖方面竭力找借口企图把班禅的地位和影响压低，提出在达、班会见时，要班禅向达赖磕头，班禅的座位比达赖低两格，班禅给达赖朝贡，不让班禅驻锡大昭寺等。这些意见转达给班禅后，堪厅官员很生气。他们提出要是这样，干脆不进拉萨径回日喀则，双方坚持不下。
……工委（指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又开会讨论，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论年龄，班禅比达赖小几岁，虽然不是师徒关系，但是达赖年龄 大，从这一点出发，达赖与班禅初次见面时，班禅可以给达赖行磕头礼，然后两人再行碰头的平等礼；座位问题，历史上达赖是班禅的师父时，座位可以高一个垫子，这次达赖与班禅见面应以两人平座为好；将朝贡改为达赖、班禅互赠礼物。经过反复研究，初步作出了四条决定：班禅给达赖磕头；达赖站在宝座前；班禅与达赖互换哈达；班禅与达赖互相碰头；班禅与达赖的宝座一般高……经过一整夜的功夫，班禅方面才勉强同意了。但提出要我们保证，不再变更。我向他们拍了胸膛，说了硬话，作了保证。回过来，我又找国华同志（中共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谈堪厅的意见，国华说阿沛（阿沛 ·阿旺晋美）表示同意作出保证。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达赖与班禅在布达拉宫会晤。但当班禅给达赖磕头时，达赖不站起来；而且把达赖、班禅互换哈达，变成班禅献达赖接；把班禅的宝座不仅压得很低很小，而且摆在旁边。对此，班禅方面的人很气愤，纳旺金巴把他的棒都要举起来，班禅警卫营去的卫士，气得几乎要开枪。幸有刘旭初同志作了制止，才未酿成大祸。事后，班禅方面的人痛哭流涕，说是我们欺骗了他们。［33］
两个回忆如此不同，应该相信哪一个？简单地以信任感判断，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相信达赖喇嘛。但是对当时情况有一些了解，就更容易倾向范明。达赖与班禅的矛盾由来已久，噶厦政府百般阻挠班禅返藏尽人皆知，当时同意班禅返藏是迫于北京压力，于心不甘，为此而做出一些小动作，在接待礼节上压班禅一头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争执也符合西藏文化的特点。范明的叙述比起达赖喇嘛的叙述细节完整，更有说服力。而范明写文章时早已退休，此前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挨整多年，没有太多的理由去编造与他不相干的事情。
当然，我并非说达赖喇嘛撤谎，因为我已经注意到达赖喇嘛的叙述中有“循官方的会见程序”的字样，也就是说，他可以把与班禅礼节之争的所有那些不愉快都放在这几个字中，他并没有故意歪曲事实，只是没有将具体情况公开而已。而且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造成班禅方面不愉快的，不是达赖一边的问题，而是“官方的会见程序”，争执也是在下面人之间进行的。当一个被称为太阳、一个被称为月亮的两位活佛单独见面时，肯定不会为那些小事针锋相对，至少表面上会保持亲切友好。在达赖喇嘛的叙述中，尽可以突出这友好的一面。
如果真是这样，达赖喇嘛和范明的回忆就都成了真的。然而对同一事件同为真实的描述，给人的印象却截然相反，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差别就产生于叙述的技巧。
由此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传媒的技巧已经超过了事实本身，事情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媒、而不是由事实本身所决定。传媒不用故意歪曲事实，它只需要把事实中的要素进行不同取舍和组合，就可以使“事实”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再现。而如何取舍和组合是由传媒说了算的，这就是传媒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掌握巨大权力的来源。大部分事实都需要通过它的传播才能为人了解，它因此成为事实的主宰者。
达赖喇嘛自传里还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在第三章“西藏真相”的一开头，达赖喇嘛这样说：
一九五九年初期，西藏紧急的形势已经升高到濒临突如其来的剧烈变动。我听说在一分上呈给毛主席的备忘录中写着：西藏人对中共人民解放军继续驻扎并不高兴，还说到处都有西藏人反抗，所有监狱现在都关满了人。据说毛泽东这么回答：“没有什么好担心。不要管西藏人觉得什么的----这跟他们不相关。至于西藏人反抗嘛，如果需要的话，人民政府必须随时准备把所有的西藏人关进牢房里。因此，牢房是一定要加盖的。”我记得当我听到这消息时，真是吓坏了。比起从前真有天壤之别；中共未入侵西藏前，我认得拉萨的每一个犯人，我还把每一个犯人都当成是自己的朋友。［34］
稍微了解一点毛泽东都会知道，从来自认为是“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尽管他的确把无数人关进了监狱，那都是他眼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他根本不会承认他统治下的一个民族所有人民都反对他。达赖喇嘛说到毛泽东这段话时，并不是用肯定口气，而是加上了“听说”和“据说”两个词的限制。但是他没有特地说明那可能是谣传，那么除非特别细心的读者能够注意这两个限制词，大多数读者就会认定毛泽东真说过那样的话，而且也真是那样做的。
凭藉技巧，通过传媒所进行的复述不用撒谎都能改变事实，这已经是够糟糕的状况，更何况传媒的传播还的确存在着许多虚假的成份。除了专制政权的宣传机器进行体系化的谎言生产，即便以新闻真实为标榜的西方传媒，也避免不了哗众取宠、道听途说或捕风捉影的毛病。在西藏问题上，这种情况由于西方记者无法深入西藏进行实地考证而变得更加严重。
中共对西方记者进藏采取了严格管制，由此切断了西方媒体对西藏的独立消息来源，只能从其它来源间接获得消息。前面说过，当今世界几乎只有两个提供西藏消息的来源，一个是中共，一个是西藏流亡集团。西方人不相信中共的话，那不奇怪。中共说的假话太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即使它说真话时别人也不在相信它了。何况中共的本事仅是在国内控制舆论，操作国际舆论却从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达赖喇嘛一方的消息就成为西方了解西藏主要来源。不难想象仅有一个消息来源肯定是难以保持客观性的。且不说达赖喇嘛是否有自己的立场和政治需要，至少他已经有近四十年没见过西藏。不错，他与西藏保持着密切联系和众多地下渠道，但可想而知经由那些渠道传递、过滤和整理的信息不可能没有倾向。再加上为了引导与投合西方的传媒世界，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和加工，离真实状况距离就可能更远。
例如达赖喇嘛一九八七年在华盛顿提出“五点和平计划”时称藏人死于中共迫害的人数为一百余万［35］，在近年的演讲中，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一百二十万［36］。一百万的数字本身就已经非常惊人，以二十万的幅度增长，不知道根据是什么，更是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表达义愤，而不是公布事实。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谴责“中共曾经夸口要在十五年内根除西藏语言”、中共在西藏所建的“许多学校只是孩童的劳工营”［37］、“小孩被驱迫为奴工”［38］、“即使在西藏自治区，汉人也已多于藏人”［39］、八九年拉萨藏人抗议期间“中共至少杀害两千五百名武装西藏人”［40］……也都甚为离谱。
在西方广泛流行的中共对藏人的迫害说法也有许多的夸张，如解放军强迫西藏和尚与尼姑当众性交，红卫兵到处强奸妇女的说法，显然距离事实相当远。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性行为在那时被视为极其肮脏和邪恶的事情，对于意识形态观念最强的解放军和红卫兵，尤其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如果个别人有那种行为，只应该归于背后犯罪（对任何人群而言都免不了）的特例。
美国人艾夫唐数度追随达赖喇嘛作系列采访，并在达赖喇嘛身边工作一年多，在他的书里描写班禅喇嘛一九六四年受迫害的场面，其中有这样一句：
……干部们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开始打耳光，拳打脚踢班禅喇嘛，拽着他的头发将他拖到舞台正中……
那本书的编辑特地在“拽着他的头发”后面加了一个括号，里面注上“原文如此----编者”。因为按照一般常识，喇嘛是不留头发的。在班禅喇嘛各个年代的所有照片中，都未看到过他的头发达到过能被拽住的长度。
我提出这些疑问，不是反对藏人曾受深重迫害的结论，也并非全盘否定海外人士对西藏现状的研究，我的目的只是说明从铁幕之外了解西藏，消息来源大部分是道听途说，说者有立场，听者有目的，也会有为了政治需要掺加的宣传成份。这些似是而非并且经过加工取舍的消息再通过传媒扩散，对西方社会的民意和舆论起到了具有“定向”性质的引导作用。
当西方传媒中制造了一个西藏之后，那个传媒中的西藏又通过各种传媒渠道进入西藏，激发西藏人对其“应激”，影响西藏人的态度和行为，反过来又为人为制造的传媒西藏提供印证，使其产生真实性。随着如此一个循环过程的不断滚动，西藏就越来越成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一个问题。
今天，由于达赖喇嘛的成功，西藏难民已成为国际难民中的贵族，整个西藏民族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这种宠爱通过各种渠道为西藏人了解。藏人从历史上一贯戒备西方人的立场，转变为对西方人无以复加的亲密和信任，连带着其它的海外来人，统统都被视为朋友。最典型的是喇嘛的态度，当年在他们的反对之下，西藏最早开办的英语学校中途夭折，而现在，寺庙里学习英语的风气极盛，会说英语高人一等。几年前我和一位朋友去甘丹寺。一个刚从警察学校毕业的藏族警察在那里维持治安。我们同他喝了几杯青稞酒，有了点交情，他给了我们一个忠告：若是有人问我们从哪来，可以回答是从香港、台湾来，日本、新加坡什么的也都没问题，只要别说是从内地来的汉人，尤其别说从北京来。我们对这个忠告做了一下试验，把自己说成香港人，得到的待遇果然不一样，处处得到笑脸和方便，若说英语，更受尊重。而当我们实说是中国内地的汉人，喇嘛们的态度马上就变化。非常灵。
一次我乘北欧航空公司（SAS）的飞机去奥斯陆，碰上SAS职工罢工，得转其它公司的飞机，原来的转机时间、途经空港全部被打乱。一位公差去奥斯陆的西藏官员在那趟航班上只找到我这一个中国人，于是跟我行影相随地开始辗转欧洲。一路上，凡是遇到需要交涉的地方，他总让我提醒对方他是西藏人。他信息只要西方人知道他是西藏人，就会乐于给我们与众不同的特殊帮助和照顾。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每一个场合寻找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他可以进行语言沟通的，而且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从中国出来。我从我的西藏伙伴身上看到一种矛盾状态。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化了，可是他一旦在西方人面前，就要强调西藏的特殊地位。我帮他填写入境表格的时候，他希望我把他的出生地只写成西藏，而不是他的中国护照上所写的中国西藏。平时接触，并不感到他真有多少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他的表现更多地是被西方世界对西藏的态度激发出来的。他觉得作为一个西藏人，他应该按照西方人心目中的西藏人那样去表现。如此而已。
注 释
［1］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3。
［2］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5。
［3］D·米勒，《西藏妇女的地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329。
［4］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九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16-417。
［5］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九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17。
［6］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7。
［7］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442。
［8］梁辰，《西藏比中国有希望---一个灭顶文明的力量》，《民主中国》 电子版第二十二期。
［9］张骏逸等，《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藏问题》，《北京之春》电子版第五十三期。
［10］张骏逸等，《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藏问题》，《北京之春》电子 版第五十三期。
［11］张骏逸等，《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藏问题》，《北京之春》电子版第五十三期。
［12］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 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63，24。
［13］朱少逸，《 拉萨见闻记 》，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21。
［14］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 页124。
［15］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 页24
［16］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页124。
［17］陈锡璋，《 西藏从政纪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页124。
［18］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51。
［19］达赖喇嘛等，《慈悲》，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页 30-31
［20］Melryn C.Godlstein见 Pierre- Antoine Donnet: 《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 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63。
［21] Melryn C.Godlstein见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65-266。
［22］亚衣，《让西藏流亡者早日回归家园---访〈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电子版第五十四期。
［23］Melryn C.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p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 264。
［24］同上， 1994内，页 263。
e25］Melryn C.Godlstein见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4年，页 92。
［26］同上，1994年，页90。
［27］同上，1994年，页89。
［28］同上，1994年，页90。
［2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48-249。
［30］Melryn C.Godlstein见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1。
［31］A·汤姆·格兰菲尔德，《为西藏而斗争》，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 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472-476。
［32］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91-92。
［33］范明，《护送十世班禅大师返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1年，页108-110。
［34］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63。
［35］MelrynC.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25。
［36］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页 23。
［37］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79。
［38］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 276。
［3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98。
［40］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 311。
１．此宪法目前尚为草案，因为按照民主理念，宪法需要全体人民批准，而藏人的大多数因为在中共统治下不能参与讨论和进行选择。所以要等到那些藏人都有可能表态以后，宪法才能正式通过。但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流亡藏人中就已经具有了法律效力。
２．《纽约时报》报道，接近诺贝尔委员会的人说，他们选择达赖喇嘛作为获奖者“是试图去影响中国发生的事件以及对民主运动的学生领导人的努力的承认”。（ A· 汤姆·格兰菲尔德，《为西藏而斗争》，载《国外藏学译文集· 第十辑》 页 471）。
［2］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5。
［3］D·米勒，《西藏妇女的地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329。
［4］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九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16-417。
［5］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九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17。
［6］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7。
［7］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442。
［8］梁辰，《西藏比中国有希望---一个灭顶文明的力量》，《民主中国》 电子版第二十二期。
［9］张骏逸等，《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藏问题》，《北京之春》电子版第五十三期。
［10］张骏逸等，《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藏问题》，《北京之春》电子 版第五十三期。
［11］张骏逸等，《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藏问题》，《北京之春》电子版第五十三期。
［12］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 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63，24。
［13］朱少逸，《 拉萨见闻记 》，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21。
［14］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 页124。
［15］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 页24
［16］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页124。
［17］陈锡璋，《 西藏从政纪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页124。
［18］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51。
［19］达赖喇嘛等，《慈悲》，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页 30-31
［20］Melryn C.Godlstein见 Pierre- Antoine Donnet: 《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 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63。
［21] Melryn C.Godlstein见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265-266。
［22］亚衣，《让西藏流亡者早日回归家园---访〈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电子版第五十四期。
［23］Melryn C.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p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 264。
［24］同上， 1994内，页 263。
e25］Melryn C.Godlstein见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4年，页 92。
［26］同上，1994年，页90。
［27］同上，1994年，页89。
［28］同上，1994年，页90。
［2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48-249。
［30］Melryn C.Godlstein见 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1。
［31］A·汤姆·格兰菲尔德，《为西藏而斗争》，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 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472-476。
［32］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91-92。
［33］范明，《护送十世班禅大师返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1年，页108-110。
［34］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63。
［35］MelrynC.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25。
［36］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页 23。
［37］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79。
［38］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 276。
［3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98。
［40］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 311。
１．此宪法目前尚为草案，因为按照民主理念，宪法需要全体人民批准，而藏人的大多数因为在中共统治下不能参与讨论和进行选择。所以要等到那些藏人都有可能表态以后，宪法才能正式通过。但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流亡藏人中就已经具有了法律效力。
２．《纽约时报》报道，接近诺贝尔委员会的人说，他们选择达赖喇嘛作为获奖者“是试图去影响中国发生的事件以及对民主运动的学生领导人的努力的承认”。（ A· 汤姆·格兰菲尔德，《为西藏而斗争》，载《国外藏学译文集· 第十辑》 页 471）。
1.开放的礼品
随着毛泽东撒手人间，接近崩溃边缘的中国终于有了转折的契机。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充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终得机会实施他在韬晦多年中形成的改造中国之蓝图。
在邓小平以发展经济为坐标原点的蓝图上，为了实现经济迅速起飞，“改革”是必须与“开放”并举的。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好对象是西方。虽然为了对抗苏联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当时已与中国政府眉来眼去若干年，关系不错，但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如果在“民意”起决定作用的西方社会获得认同，对能否成功地“开放”将有很大的影响。西藏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尤其是民间与论关注的重点之一。争取西方的“民意”，这个问题无法忽略。
一九七八年底，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决定性胜利，把中国的舵轮掌握到自己手中。其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受美联社新闻记者访华团的采访时，向西方传达了愿与达赖和解的信息，表示达赖喇嘛可以回来。
达赖方面立刻积极回应，派人到北京接触。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进一步表明和解态度，并且以实际行动配合这种表态-----几天之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三百七十六名，对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即不再当作敌人对待。
中共与达赖喇嘛和解，有一个绝对的前提-----西藏必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邓小平的话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然而在对西方“开放”的背景下坚持这个前提，不能再用闭关自守时代那种强硬的方式，而需要有一定的说服力。寻找历史根据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应该是让爱挑毛病的西方人看到，今天的西藏在中国统治下比在达赖统治下发展的更好，西藏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绝非像达赖一方宣传得那样暗无天日。
事实却非如此。仅从老百姓的生活看，当时的中共西藏党委书记郭锡兰在内部会议上通报的情况是：
全国大约五十万人的生活不比互助组时好，其中有近二十万人生活相当困难，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有的地方讨饭的也多了。还有几十万牧民和城镇居民，因为供应的青稞和糌耙少了，小麦和面粉多了，在生活上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征购任务的偏重和任务分配的不合理，也给一部分群众生活带来了困难。 [1]
郭锡兰所说的“互助组时”，是指六十年代初期。到他讲话的八十年代，十几年过去，没有进步，反而退步。当时西藏的人口总数是一百八十三万，五十万人生活困难，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所说青稞和糌耙少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迫农民改种小麦。强迫西藏人放弃传统的类似事情还有很多。加上寺庙、文物被破坏，宗教遭禁绝，西藏上层社会受到广泛迫害，汉族干部执掌西藏主要权力等，达赖喇嘛在国际场合对中共统治的控诉从事实上难以反驳。
所以，迅速改变西藏状况，就成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去走这的第一步棋的，是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四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那个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的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两个月之后，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临走前一天，召开了四千五百多人------囊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胡耀邦以其特有的“放大炮”之风格，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 提出未来的核心目标是“尽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较快地提高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要解决六件大事。分别用一句话概括大意，所谓“六件大事”如下：
一.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二.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三.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
四.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五.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六.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2]
在那个讲话里，胡耀邦最后说：“所有的六条，目的是为什么东西呢？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希望两年到三年，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或者初步扭转贫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过三十年来最好的水平。十年要比较大幅度地富裕起来 ” [3]。这是收尾总结，一般都把话说得留些余地，其实从他整个讲话中感觉，他期待西藏变化的进程还要更快。实施向西方“开放”的战略，需要尽可能快地改变西藏面貌。
胡耀邦在西藏的讲话被视为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意义可以与一九一二年西藏驱逐驻藏大臣、一九五一年解放军进军西藏、一九五九年镇压叛乱后进行的“民主改革”相比，决定了西藏至今以及未来的走向。
将胡耀邦谈的六条与清朝制定的《二十九条章程》、中共五十年代与西藏签定的《十七条协议》相比，可以发现一个明显变化：“二十九条”和“十七条”的主体内容都是对西藏施加限制，增强北京在西藏的地位，有利于北京对西藏的控制。以西藏的立场看，西藏都是受压迫和吃亏的一方。尤其是“二十九条”几乎都是居高临下的命令。“十七条”虽然在形式上有对西藏的承诺，表现出北京方面的妥协，但既然是西藏打了败仗后才被迫签署的，只能是西藏丧失原有的权利。而胡耀邦的“六条”，却条条都是北京方面自觉向西藏交还权利，或是主动充诺给西藏更多的好处。
不管中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胡耀邦的“六条”肯定给西藏带来了好处。对农牧民的免税、免征购自不必说，那是最直接的好处，从那时到现在一免就是十几年。实行鼓励私有化的经济政策，解散人民公社，自然也受到多数劳动者的欢迎。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在胡耀邦西藏 讲话之后，从一九七九年的五亿多元长到一九九四年的接近二十九亿元：北京对西藏的基建投资，也从一九七九年的一亿多元长到一九九三年的九亿多元 [4]。西藏从这几方面（“六条”中的二、三、四条）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对西藏有特殊意义、可以被称为转折的，却是“六条”中的另外三条（一、五、六条）。
对于第一条，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共中央就“西藏工作座谈会”所发的 [1980] 31号文件上，已经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5]。 对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中共，在发给全党的文件上做出这种许诺，以往是不敢想象的。胡耀邦到西藏后，对此又进一步强调，甚至在大会上以煽动的口气号召：
今天在座的县委书记以上的都在这里吧？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们都要搞啊，以后你们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东西，我们就要批评你们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懒汉思想。 [6]
多少年来，中央奉行举国一致，不要说行动，连声音都只能有一个。尤其对边疆的少数民族，有史以来的一切中央王朝都巴不得其绝对服从。主动促使他们不要那么服从甚至敢于抗拒，这似乎是第一次，让人不能不感到惊讶。
在谈到西藏文化地位时，胡耀邦讲得更具体，如在西藏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全部由国家包起来，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学生；还有汉族干部必须学习藏文等，包括断言西藏的音乐舞蹈比汉族高明得多。从他谈的那些具体事中，可以体会出他在极力推动西藏人建立自信和敢于自主，促使他们去自觉争取西藏本地和本民族更高的地位。这种内在的推动远比那些具体的措施对西藏人的影响更大。虽然他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涉及宗教解禁，但在中共中央三十一号文件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已经有了“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之谈，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强调加强藏文化的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得到加强，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随之复兴。
恢复宗教自由，可以说是北京在西藏“拨乱反正”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它为了平息西方的谴责而向世界做出的开明姿态。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其它各省藏区的宗教都已经达到相当自由与繁荣的程度，大大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况。除了“政教合一”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与“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也已相差不大。虽然中共时有宣称对宗教要实行控制，大部分只停留在口头，实际还是放任自流。那些年西藏宗教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期，到处弥漫宗教气氛。喇嘛僧人不仅受到西藏老百姓的尊崇，当局也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优抚有加。每个地方都在兴修寺庙，其中很多资金来自中共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修缮布达拉宫，北京拨款五千三百多万元；为十世班禅建陵塔，北京拨款六四 0 六万元，黄金六百一十四公斤 [7]。这方面情况前面已经讲了不少，不再重复。直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尤其是从一九九六年开始，中共把西藏不稳定的根源归于宗教，才对西藏宗教采取了镇压措施。这是后话。
中共在西藏文化方面的“拨乱反正”，也体现在使用语言文字的变化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官方语言完全变成汉语。开会、发文件、写材料，都使用汉语，不用藏文。不仅汉族干部不学藏文，连藏族干部也不学藏文了。甚至当时提拔干部，汉语水平的高低也算一条。那到不见得是出于达赖喇嘛所说的中共消灭藏语文的阴谋，而是图省事。当时干部多为汉人，开会、行文坚持使用两种语言会增添很多麻烦，耽误时间，提高成本，惰性使然。一旦使用两种语言的机制被放弃，不会汉语的藏人干部在工作中就难以沟通，负责提拔干部的汉人自然就不愿意要他们。自胡耀邦到西藏以后，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连续数次发文，要求在工作场合使用藏语，行文用两种文字，开会用两种语言。并且要求把“藏文水平的高低作为升学、招工、转干和使用、晋级、提拔干部的一项主要条件” [8]。对比历史上的统治民族皆巴不得被统治的民族放弃自己语言，国民党官员甚至设想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必须通过汉文考试才可承袭活佛之位 [9]，中共这种做法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在中共这种推动之下，到九十年代初，西藏农村已经很少看到汉字，连基层机关门前挂的牌子----包括党委---也全都是藏文，让不识藏文 的汉人弄不清该进哪个门。基层开会的语言仍然只用一种----不过已经不再是汉语，而换成了藏语。岗巴县一位汉族副县长跟我说，县政府开会从头到尾全讲藏语，只在最后时讲一句汉语------问听不懂藏话而干坐一旁的汉族干部对讨论结果是否同意。
不过相比之下，对西藏最具转折性的，还是“六条”中的最后一条---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之所以岗巴县开会的语言换成了藏语，主要并不是因为上面有要求。如果 岗巴县党政领导的主要成员都像过去一样是汉人，上面的命令再坚持也是没用的。同样道理，胡耀邦号召西藏不要全听中央的，要保护“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如果不把西藏的党政干部从以汉人为主体变成以藏人为主体，就是一句空话-----藏民族的特殊利益如何靠汉人干部 去保护？在讲话中，胡耀邦对这一点说得最多，比其它几点都长一倍以上，足见他把这一点当作重头，而且要求得非常具体。他的原话有这样一段：
昨天我们商量的结果，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他比我还要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 [10]
对这一点，当时阻力是很大的。胡耀邦对此的说法是：“ 听说有些同志想不通，不通也得通，先决定后打通。” [11]不过，有阻力也仅是在掌握西藏高层权力的汉人，对一般汉族干部和职工，以往是想回内地回不成，早就巴不得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胡耀邦的讲话如一股强风，把中共在西藏苦心经营的汉人队伍吹得人心纷乱。回内地成了当时所有在藏汉人的话题。而藏族干部当然愿意汉族干部给他们让位，所以两厢情愿，互相配合，加上胡耀邦专门把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留在西藏主持此事，西藏汉人大批内调很快就进入实际操作。
胡耀邦讲话之后半个月，内调方案已经出台。方案是这样设计的：当时西藏共有干部五万五千人，其中汉族干部三万一千余人，准备内调二万一千人；有工人八万多人，其中汉族工人四万多，准备内调二万五千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共九万二千名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藏回内地 [12]。
当时西藏的全部汉族人口为十二 ·二四万人 [13]，由此计算，就是有七十五％的汉族人口应该在胡耀邦讲话后从西藏调回内地。但在实际上，上述方案没有完全做到。那是因为大批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使得西藏很多部门单位的工作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到底有多少汉人在那次大内调中离开西藏？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到一九八五年，西藏汉族人口从一九八 0年的十二·二四万人减少为七万零九百人[14]，也就是说，有五万一千五百名汉人离开了西藏，五年内西藏的汉族人口减少了四十二 ％ ，即使没有达到原定方案，幅度也不可谓不大。
达赖喇嘛所说“胡耀邦提出中共驻西藏官员减少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未被采纳” [15]是没有根据的。胡耀邦讲话仅一年，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直属机关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就谈到“在短短的时间里，至少内返了汉族干部职工和家属三万多人”表示“第一批比原计划走得多了些”，同时表示“内调工作的政策没有变”，还要搞下去[16]。据我对西藏阿里地区的实地调查，那次内调之前，阿里共有一千七百多汉人干部，内调后只剩二百多人，减少了将近九十％。相比西藏其它地区，阿里的汉人是走得最彻底的。一是因为阿里地区最艰苦，汉人对内调特别积极；二是因为多少阿里地区的藏族专员（地区最高行政主管）特别放手，提供一切条件让汉人离开。那位专员因为“对中央精神贯彻得力”在当时受到上级表扬，现在已经提拔为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后来阿里地区虽然又重新接纳了一些汉人（多数是学校分配的毕业生），到九六年全地区也只有四百多名汉族干部，远远不能跟当年的一千七百人相比。
不光是汉人的人数减少，权力也在同时交给藏人。一九九三年，西藏自治区一级干部五十六人，已经有三十八人是藏族 [17]，占六十八％ ；四百八十七名地区级干部，藏族为三百一十三人，占六十四％；县级干部中有藏族二千零八十八人，占六十％ [18]；区乡一级的干部则已百分之百都是藏族。各级除了党的第一书记大部分由汉人担任，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手一般都是藏人，财政、司法、公安等要害部门的职位也都属于藏人。
后来西藏出现反对汉人的运动，胡耀邦也因为“制止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邓小平罢免，他在西藏的讲话（包括后来去新疆也讲了类似的话）也遭到攻击，并被认为是他个人的任意发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胡的讲话没有离开此前已经下发的中共中央 [1980] 31号文件。按当时的中共体制，胡担任的总书记只是具体办事的角色，他头上还有中央主席（华国锋）和数位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中央文件的内容和发布绝对不会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批准。当时的中共高层人物对西藏采取了基本一致的立场。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共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到会的中共元老如薄一波、宋任穷、习仲勋等，与胡耀邦的口径都完全一致，甚至还更激进 [19]。
对于中共为什么决定向藏族干部让权，胡耀邦讲话中有两个解释：一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教导”，藏族干部“成长起来了……要把担子多给他们，他们挑这个担子比我们挑得好”，“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 [20]这种共产党式的戴高帽不太令人相信；另一个解释是经济的，胡的原话是 这么说：
“你们没有算这个帐，减少五万人一年就减少两千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帐？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气呀！这么一来（指把汉族干部调走），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21]
这个理由具有邓小平的实用特色。高昂的治藏成本一直是北京的沉重包袱。减少西藏“稳定集团”的汉人成员，让藏人成为“稳定集团”的主要角色，可以降低治藏成本。仅五万汉人回内地休假的路费和薪金，每年也得几千万，换上藏人至少不再需要花这笔钱。邓小平的哲学一向是有利即干（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方法则是“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瞧一步。那时的藏人已被毛泽东时代的暴政治得很服帖，起码当时看不出会有“反骨”。中共高层又在改革初期受到举国拥戴，产生了强烈的自信--只要给人民好处，从人民那里得到的必然就是感恩戴德。在百废待兴，万事缠身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难以对治藏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他们当时没有想到，正是“六条”的最后一条，最终导致了西藏政权的异质化。
可以肯定，中共治藏政策的转变，目前不是真要给西藏人民以自治权利，他们也确实一直在玩弄表里不一和暗中控制的把戏。但是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无论如何是有了改善，并且改善的幅度不小，西藏人民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自由和自主，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在邓小平以发展经济为坐标原点的蓝图上，为了实现经济迅速起飞，“改革”是必须与“开放”并举的。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好对象是西方。虽然为了对抗苏联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当时已与中国政府眉来眼去若干年，关系不错，但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如果在“民意”起决定作用的西方社会获得认同，对能否成功地“开放”将有很大的影响。西藏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尤其是民间与论关注的重点之一。争取西方的“民意”，这个问题无法忽略。
一九七八年底，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决定性胜利，把中国的舵轮掌握到自己手中。其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受美联社新闻记者访华团的采访时，向西方传达了愿与达赖和解的信息，表示达赖喇嘛可以回来。
达赖方面立刻积极回应，派人到北京接触。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进一步表明和解态度，并且以实际行动配合这种表态-----几天之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三百七十六名，对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即不再当作敌人对待。
中共与达赖喇嘛和解，有一个绝对的前提-----西藏必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邓小平的话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然而在对西方“开放”的背景下坚持这个前提，不能再用闭关自守时代那种强硬的方式，而需要有一定的说服力。寻找历史根据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应该是让爱挑毛病的西方人看到，今天的西藏在中国统治下比在达赖统治下发展的更好，西藏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绝非像达赖一方宣传得那样暗无天日。
事实却非如此。仅从老百姓的生活看，当时的中共西藏党委书记郭锡兰在内部会议上通报的情况是：
全国大约五十万人的生活不比互助组时好，其中有近二十万人生活相当困难，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有的地方讨饭的也多了。还有几十万牧民和城镇居民，因为供应的青稞和糌耙少了，小麦和面粉多了，在生活上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征购任务的偏重和任务分配的不合理，也给一部分群众生活带来了困难。 [1]
郭锡兰所说的“互助组时”，是指六十年代初期。到他讲话的八十年代，十几年过去，没有进步，反而退步。当时西藏的人口总数是一百八十三万，五十万人生活困难，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所说青稞和糌耙少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迫农民改种小麦。强迫西藏人放弃传统的类似事情还有很多。加上寺庙、文物被破坏，宗教遭禁绝，西藏上层社会受到广泛迫害，汉族干部执掌西藏主要权力等，达赖喇嘛在国际场合对中共统治的控诉从事实上难以反驳。
所以，迅速改变西藏状况，就成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去走这的第一步棋的，是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四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那个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的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两个月之后，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临走前一天，召开了四千五百多人------囊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胡耀邦以其特有的“放大炮”之风格，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 提出未来的核心目标是“尽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较快地提高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要解决六件大事。分别用一句话概括大意，所谓“六件大事”如下：
一.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二.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三.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
四.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五.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六.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2]
在那个讲话里，胡耀邦最后说：“所有的六条，目的是为什么东西呢？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希望两年到三年，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或者初步扭转贫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过三十年来最好的水平。十年要比较大幅度地富裕起来 ” [3]。这是收尾总结，一般都把话说得留些余地，其实从他整个讲话中感觉，他期待西藏变化的进程还要更快。实施向西方“开放”的战略，需要尽可能快地改变西藏面貌。
胡耀邦在西藏的讲话被视为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意义可以与一九一二年西藏驱逐驻藏大臣、一九五一年解放军进军西藏、一九五九年镇压叛乱后进行的“民主改革”相比，决定了西藏至今以及未来的走向。
将胡耀邦谈的六条与清朝制定的《二十九条章程》、中共五十年代与西藏签定的《十七条协议》相比，可以发现一个明显变化：“二十九条”和“十七条”的主体内容都是对西藏施加限制，增强北京在西藏的地位，有利于北京对西藏的控制。以西藏的立场看，西藏都是受压迫和吃亏的一方。尤其是“二十九条”几乎都是居高临下的命令。“十七条”虽然在形式上有对西藏的承诺，表现出北京方面的妥协，但既然是西藏打了败仗后才被迫签署的，只能是西藏丧失原有的权利。而胡耀邦的“六条”，却条条都是北京方面自觉向西藏交还权利，或是主动充诺给西藏更多的好处。
不管中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胡耀邦的“六条”肯定给西藏带来了好处。对农牧民的免税、免征购自不必说，那是最直接的好处，从那时到现在一免就是十几年。实行鼓励私有化的经济政策，解散人民公社，自然也受到多数劳动者的欢迎。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在胡耀邦西藏 讲话之后，从一九七九年的五亿多元长到一九九四年的接近二十九亿元：北京对西藏的基建投资，也从一九七九年的一亿多元长到一九九三年的九亿多元 [4]。西藏从这几方面（“六条”中的二、三、四条）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对西藏有特殊意义、可以被称为转折的，却是“六条”中的另外三条（一、五、六条）。
对于第一条，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共中央就“西藏工作座谈会”所发的 [1980] 31号文件上，已经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5]。 对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中共，在发给全党的文件上做出这种许诺，以往是不敢想象的。胡耀邦到西藏后，对此又进一步强调，甚至在大会上以煽动的口气号召：
今天在座的县委书记以上的都在这里吧？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们都要搞啊，以后你们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东西，我们就要批评你们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懒汉思想。 [6]
多少年来，中央奉行举国一致，不要说行动，连声音都只能有一个。尤其对边疆的少数民族，有史以来的一切中央王朝都巴不得其绝对服从。主动促使他们不要那么服从甚至敢于抗拒，这似乎是第一次，让人不能不感到惊讶。
在谈到西藏文化地位时，胡耀邦讲得更具体，如在西藏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全部由国家包起来，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学生；还有汉族干部必须学习藏文等，包括断言西藏的音乐舞蹈比汉族高明得多。从他谈的那些具体事中，可以体会出他在极力推动西藏人建立自信和敢于自主，促使他们去自觉争取西藏本地和本民族更高的地位。这种内在的推动远比那些具体的措施对西藏人的影响更大。虽然他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涉及宗教解禁，但在中共中央三十一号文件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已经有了“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之谈，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强调加强藏文化的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得到加强，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随之复兴。
恢复宗教自由，可以说是北京在西藏“拨乱反正”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它为了平息西方的谴责而向世界做出的开明姿态。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其它各省藏区的宗教都已经达到相当自由与繁荣的程度，大大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况。除了“政教合一”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与“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也已相差不大。虽然中共时有宣称对宗教要实行控制，大部分只停留在口头，实际还是放任自流。那些年西藏宗教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期，到处弥漫宗教气氛。喇嘛僧人不仅受到西藏老百姓的尊崇，当局也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优抚有加。每个地方都在兴修寺庙，其中很多资金来自中共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修缮布达拉宫，北京拨款五千三百多万元；为十世班禅建陵塔，北京拨款六四 0 六万元，黄金六百一十四公斤 [7]。这方面情况前面已经讲了不少，不再重复。直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尤其是从一九九六年开始，中共把西藏不稳定的根源归于宗教，才对西藏宗教采取了镇压措施。这是后话。
中共在西藏文化方面的“拨乱反正”，也体现在使用语言文字的变化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官方语言完全变成汉语。开会、发文件、写材料，都使用汉语，不用藏文。不仅汉族干部不学藏文，连藏族干部也不学藏文了。甚至当时提拔干部，汉语水平的高低也算一条。那到不见得是出于达赖喇嘛所说的中共消灭藏语文的阴谋，而是图省事。当时干部多为汉人，开会、行文坚持使用两种语言会增添很多麻烦，耽误时间，提高成本，惰性使然。一旦使用两种语言的机制被放弃，不会汉语的藏人干部在工作中就难以沟通，负责提拔干部的汉人自然就不愿意要他们。自胡耀邦到西藏以后，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连续数次发文，要求在工作场合使用藏语，行文用两种文字，开会用两种语言。并且要求把“藏文水平的高低作为升学、招工、转干和使用、晋级、提拔干部的一项主要条件” [8]。对比历史上的统治民族皆巴不得被统治的民族放弃自己语言，国民党官员甚至设想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必须通过汉文考试才可承袭活佛之位 [9]，中共这种做法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在中共这种推动之下，到九十年代初，西藏农村已经很少看到汉字，连基层机关门前挂的牌子----包括党委---也全都是藏文，让不识藏文 的汉人弄不清该进哪个门。基层开会的语言仍然只用一种----不过已经不再是汉语，而换成了藏语。岗巴县一位汉族副县长跟我说，县政府开会从头到尾全讲藏语，只在最后时讲一句汉语------问听不懂藏话而干坐一旁的汉族干部对讨论结果是否同意。
不过相比之下，对西藏最具转折性的，还是“六条”中的最后一条---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之所以岗巴县开会的语言换成了藏语，主要并不是因为上面有要求。如果 岗巴县党政领导的主要成员都像过去一样是汉人，上面的命令再坚持也是没用的。同样道理，胡耀邦号召西藏不要全听中央的，要保护“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如果不把西藏的党政干部从以汉人为主体变成以藏人为主体，就是一句空话-----藏民族的特殊利益如何靠汉人干部 去保护？在讲话中，胡耀邦对这一点说得最多，比其它几点都长一倍以上，足见他把这一点当作重头，而且要求得非常具体。他的原话有这样一段：
昨天我们商量的结果，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他比我还要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 [10]
对这一点，当时阻力是很大的。胡耀邦对此的说法是：“ 听说有些同志想不通，不通也得通，先决定后打通。” [11]不过，有阻力也仅是在掌握西藏高层权力的汉人，对一般汉族干部和职工，以往是想回内地回不成，早就巴不得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胡耀邦的讲话如一股强风，把中共在西藏苦心经营的汉人队伍吹得人心纷乱。回内地成了当时所有在藏汉人的话题。而藏族干部当然愿意汉族干部给他们让位，所以两厢情愿，互相配合，加上胡耀邦专门把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留在西藏主持此事，西藏汉人大批内调很快就进入实际操作。
胡耀邦讲话之后半个月，内调方案已经出台。方案是这样设计的：当时西藏共有干部五万五千人，其中汉族干部三万一千余人，准备内调二万一千人；有工人八万多人，其中汉族工人四万多，准备内调二万五千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共九万二千名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藏回内地 [12]。
当时西藏的全部汉族人口为十二 ·二四万人 [13]，由此计算，就是有七十五％的汉族人口应该在胡耀邦讲话后从西藏调回内地。但在实际上，上述方案没有完全做到。那是因为大批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使得西藏很多部门单位的工作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到底有多少汉人在那次大内调中离开西藏？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到一九八五年，西藏汉族人口从一九八 0年的十二·二四万人减少为七万零九百人[14]，也就是说，有五万一千五百名汉人离开了西藏，五年内西藏的汉族人口减少了四十二 ％ ，即使没有达到原定方案，幅度也不可谓不大。
达赖喇嘛所说“胡耀邦提出中共驻西藏官员减少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未被采纳” [15]是没有根据的。胡耀邦讲话仅一年，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直属机关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就谈到“在短短的时间里，至少内返了汉族干部职工和家属三万多人”表示“第一批比原计划走得多了些”，同时表示“内调工作的政策没有变”，还要搞下去[16]。据我对西藏阿里地区的实地调查，那次内调之前，阿里共有一千七百多汉人干部，内调后只剩二百多人，减少了将近九十％。相比西藏其它地区，阿里的汉人是走得最彻底的。一是因为阿里地区最艰苦，汉人对内调特别积极；二是因为多少阿里地区的藏族专员（地区最高行政主管）特别放手，提供一切条件让汉人离开。那位专员因为“对中央精神贯彻得力”在当时受到上级表扬，现在已经提拔为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后来阿里地区虽然又重新接纳了一些汉人（多数是学校分配的毕业生），到九六年全地区也只有四百多名汉族干部，远远不能跟当年的一千七百人相比。
不光是汉人的人数减少，权力也在同时交给藏人。一九九三年，西藏自治区一级干部五十六人，已经有三十八人是藏族 [17]，占六十八％ ；四百八十七名地区级干部，藏族为三百一十三人，占六十四％；县级干部中有藏族二千零八十八人，占六十％ [18]；区乡一级的干部则已百分之百都是藏族。各级除了党的第一书记大部分由汉人担任，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手一般都是藏人，财政、司法、公安等要害部门的职位也都属于藏人。
后来西藏出现反对汉人的运动，胡耀邦也因为“制止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邓小平罢免，他在西藏的讲话（包括后来去新疆也讲了类似的话）也遭到攻击，并被认为是他个人的任意发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胡的讲话没有离开此前已经下发的中共中央 [1980] 31号文件。按当时的中共体制，胡担任的总书记只是具体办事的角色，他头上还有中央主席（华国锋）和数位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中央文件的内容和发布绝对不会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批准。当时的中共高层人物对西藏采取了基本一致的立场。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共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到会的中共元老如薄一波、宋任穷、习仲勋等，与胡耀邦的口径都完全一致，甚至还更激进 [19]。
对于中共为什么决定向藏族干部让权，胡耀邦讲话中有两个解释：一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教导”，藏族干部“成长起来了……要把担子多给他们，他们挑这个担子比我们挑得好”，“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 [20]这种共产党式的戴高帽不太令人相信；另一个解释是经济的，胡的原话是 这么说：
“你们没有算这个帐，减少五万人一年就减少两千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帐？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气呀！这么一来（指把汉族干部调走），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21]
这个理由具有邓小平的实用特色。高昂的治藏成本一直是北京的沉重包袱。减少西藏“稳定集团”的汉人成员，让藏人成为“稳定集团”的主要角色，可以降低治藏成本。仅五万汉人回内地休假的路费和薪金，每年也得几千万，换上藏人至少不再需要花这笔钱。邓小平的哲学一向是有利即干（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方法则是“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瞧一步。那时的藏人已被毛泽东时代的暴政治得很服帖，起码当时看不出会有“反骨”。中共高层又在改革初期受到举国拥戴，产生了强烈的自信--只要给人民好处，从人民那里得到的必然就是感恩戴德。在百废待兴，万事缠身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难以对治藏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他们当时没有想到，正是“六条”的最后一条，最终导致了西藏政权的异质化。
可以肯定，中共治藏政策的转变，目前不是真要给西藏人民以自治权利，他们也确实一直在玩弄表里不一和暗中控制的把戏。但是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无论如何是有了改善，并且改善的幅度不小，西藏人民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自由和自主，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2.藏人的最好状态
达赖喇嘛把中共 统治下的西藏称为“西藏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期”[22]
。这话既对又不对，或者说一半对，一半不对。从他一九五九年出走流亡，西藏在中国统治下已有近四十年时间。这四十年分为两个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个时代从时间上大概各占一半。客观地评价，把毛泽东时代称为“西藏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代”是有理由的，但是对邓小平时代却不能一概而论，那虽然也是中共统治，却应该被视为藏人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所说这“最好的时期”，既是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也是相对达赖时代而言。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一般不会有人反对这样的结论，相对达赖而言，也许就会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尽管达赖时代与现在存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别，但是并非就如中共所宣传的，那时是“野蛮黑暗的农奴制”。不同民族有各自在文化上的区别（政治制度也属于广义上的文化），而文化无“好”“坏”，也就不能用“进步”、“落后”、“野蛮”等概念进行衡量和比较。
在后现代性的语境里，社会的“好”“坏”的确不容易进行比较。即使以邓小平时代藏人不再赋税当差去比较达赖时代繁重的乌拉差役，也可以按照相对主义观点争辩达赖时代的藏人并不以乌拉差为苦（虽然在事实上值得怀疑）；或者以过去对领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比较其今天获得了人身自由，从文化角度也可以说他们宁愿做本民族上层社会的家奴，也不愿意做中国人统治下的“自由人”（虽然也难令人相信）。然而，衡量一个社会的状况，并非全部取决于相对的感觉，还有一些指标是绝对的，对哪个社会都是适用的-----如人口增长幅度，平均寿命，儿童死亡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普及程度等。说邓小平时代藏人状况好过达赖时代，我们不谈文化，仅从这类绝对指标进行衡量。
以现在的人口增长幅度为例 [23]，中共进藏以后，现在人口增长幅度远超过达赖时代，可见下表 [24]：
年代
13世纪80-18世纪30（450年）
18世纪80-中共进藏（210年）
中共进藏至达赖出走（52-59）
1959年 1980年
1980年 1994年 人口增长数
38
11
7.8
62.48
46.70 平均年递增
10.6
6.8
50.9
25.2 均年递增
0.05
0.73
2.00
1.64
注：1、上表中的人口增长数为万人。2、增长幅度和平均递增率均为百分比。
把中共从一九五九年接管现在政权到一九九四年的三十五年合在一起计算， 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总数增长了一百零九·一八万，增幅为八十八·九％，平均年递增率为一．八三％。这个人口递增率是中共进藏以前人口递增率的三十六．六倍。如果说中共进藏以前西藏缺乏统计体系，数字不足为凭，那么一九五九年以后中共掌权时期与一九五九年以前十四世达赖喇嘛掌权期间相比，人口递增率也是后者的二．五倍。西藏人口增加之快，使西藏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数年以前就已经开始讨论西藏的“人口爆炸”问题 [25]。
虽然政府已经在藏人干部职工及城市居民中要求进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汉人一对夫妇只许生一个），但在藏人主要居住的农牧区，仅仅是进行“宣传”和“鼓励”，并没有像西方舆论传言的那样采取“强迫藏族妇女流产和绝育”以及“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的措施。事实上政府 控制人口愿望也几乎没有效果。我在西藏各地所见的藏族农牧民，每家都是四五个、五六个乃至七八个孩子。
从人口研究的统计数字上看，一九八九年西藏自治区藏族育龄妇女“出生孩子率”为：一孩二十三．七三％；二孩二十0·四二％；三孩十四· 七八％ ；四孩十一·八一％ ；五孩以上二十九·二六％ [26]。可见生育五个孩子以上的藏人妇女占最大比例。
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德斯坦深入西藏牧区长达十六个月的 实地观察也支持这种看法，他发表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号美国《亚洲概览》的文章《中共在西藏自治区的生育控制政策：是谎言还是事实》上这样写：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限制游牧和农垦地区的妇女所生孩子的数目的证据，尽管对于计划生育和小家庭的宣传、赞誉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政府部门所在的周围地区。
在帕拉，到一九八八年，有些牧民已听说了有可以避孕的方法，但绝对没有强迫履行计划生育和限制家庭规模的任何压力。事实上，一个有许多孩子的妇女来问我们能否帮她获得避孕药。当我们调查这些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离此地骑马三天路程远的地方有能进行避孕注射的医疗所，在更远的县总医院，能进行人流和绝育手术。当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我们在那里进行调查的时候，还没有发现称赞小家庭的宣传。一九九零年，两种小的避孕方式（注射和药丸）被小规模地分发给乡级官员，他们被教导要问一问处于再生（孩子）年龄的妇女是否想避孕，但很快，再没有压力或强制施之于她们了。令人吃惊的不仅是牧民，连她们的官员，都有一个大家庭。帕拉的四名当地共产党员（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牧民）的多产经历即反映了这一点。对于其中三位已婚的而言：党委书记的妻子已有了七个孩子（六个活着）；第二个官员的两个妻子（一个是继妻）共有八个活着的孩子；第三个的妻子已有了七个孩子（六个活着）。这些高生育的总的观察可以对该游牧社会的所有女性的统计信息为证明。
……我们认为，不断存在的有关西藏生育控制领域的普遍的对人权的侵犯的诉说，并不是在西藏存在系统的和强制的生育控制政策的客观表现，而是围绕着流亡藏人及其支持者反汉斗争的高度情绪化的气氛的表现。那些报导体现出了政治感情是多么容易误传客观事实。
达赖时期，西藏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五十年代中共刚进藏时，婴儿死亡率高达430％[27],到一九九零年下降了四倍，为97·40％（其中城镇婴儿死亡率为38·70％ ）[28]。人口死亡率下降了三倍，从 28％ 下降到一九九零年的9·20％ [29]。而西藏人的平均寿命从达赖时期的三十六岁提高到六一·四岁（一九九零） [30]。
在生产和生活水平提高方面，为了排除北京供养的因素，我们不看以比较拨款为基础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也不看以“稳定集团”成员及家属为主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看农业生产和农牧民的生活：
----一九九四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西藏（自治区）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了四倍多，从三·一亿斤[31]增加到十三·三亿斤 [32]；
----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区）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八年增长六十九·八％，比一九五二年增长四·六倍 [33]；
-----按农业人口平均，一九七八年每人生产肉类三十三·二三公斤，油料五·一五公斤，奶类六十一·六六公斤，到一九九四年，三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五十一·九六公斤，十四·六八公斤，八十·七九公斤 [34]，增加幅度分别为五十六·四％ ，一百八十五％，三十一％ ；
----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一九七九年为一百四十七元，一九九零年为四百八十四元 [35，一九九四年为九百零三·二九元[36]。
再看西藏的教育。达赖时期西藏的教育功能几乎完全由寺院承担，只有从小被送进寺院，才有可能通过念经学习识字。本世纪以来西藏开始萌芽世俗教育，到中共进藏以前，有西藏政府官办学校二十六所，私塾九十六个，在校学生三千二百人左右，占当时西藏人口的0·二六％ [37]。还有一些贵族把子弟送到印度去上学。普通百姓则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国民党政府曾在拉萨办了一所正规学校，十年只有十二名学生高小毕业[38]。中共进藏后，从一九五二年创办第一所小学，一九五六年创办第一所中学，一九六五年创办第一所高等学校，到一九九四年，西藏自治区已经有小学三四七七所，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九十三所，高等学校四所，共有二十七万名学生在校，占西藏（自治区）人口总数的十一·七二 ％ ，其中小学儿童入学率达到六十六·五九％ 。 [39]文盲从达赖时期的九十％ 以上下降到一九九零年的四十四·四三％[40]
为了鼓励儿童入学，中共政权在西藏采取了特殊的鼓励政策：对所有入学学生实行“三包”----即包吃包住包学费，全部免费。由于西藏地广人稀的环境、流动的生活方式和对教育水平要求不高的传统生产方式，西藏普及世俗教育的内驱力相对较弱且难度很大。西藏教育发展到今天这种水平，是靠政府长期不懈地推动、扶持和注入资金才能实现的。
当然，可以把中共在西藏普及教育说成是对藏人进行同化的手段。中共的学校教育中也的确有大量“爱党爱国”的意识形态教育，但是从加强统治的角度出发，最有利的不是推广教育，反而是实行愚民政策。教育开启人的心智，使人眼界开阔，思想活耀，产生独立意识，即使中共想把教育搞成“洗脑”，也是做不到的。当前凡具有较强西藏分离主义观点与情绪的人，大多数都是从中共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不无嘲讽地证实了这一点。
仅仅靠以上数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人活着不仅是为了增长人口、延长寿命或是简单地获得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活的自由和愉快，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毛泽东时代西藏的人口增长甚至比邓小平时代还高（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九年西藏自治区人口递增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 二·一二 ％，邓小平时代的一九七九------一九九零年为一．六二％ [42]，但是不能因此说毛泽东时代藏人的状况是最好的。的确，邓小平时代藏人状况的改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压迫。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当年那种政治迫害已经不存在。运动没有了，阶级不提了，随着土地和牲畜“承包”，家庭经济独立，财产变为私有，连行政管制也都随中共基层组织的瘫痪而松弛到极点，尤其在城市以外地区，几乎不再起作用。
戈德斯坦对这一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谈到的一个例子是：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几个牧民拿着新买的收音机到我们的帐篷里收听印度台的藏语节目，这一事实比较突出地反映了改革带来的影响。他们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大，而我们的帐篷离一个中共干部的帐篷只有几米远，我们就问他们是否在乎那个干部听见没有，牧民大笑道：“他才不管呢，他自己都听。” [43]
尽管现在还会有中共官员欺压百姓的事情，但达赖时代有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政治上也一样会严厉惩罚任何敢于反对（哪怕是在言论上）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人。
在藏人的生活中，摆在核心位置的是宗教。邓小平时代基本恢复了藏人的宗教自由。戈德斯坦的评价是：
新政策带来的变化在宗教方面表现尤甚。我们在帕拉考察期间，牧民们能自由地从事他们传统的宗教仪式。许多牧民家里设有香炉或是插有经幡。牧民们不再担心宗教性摆设会被禁止。有一些牧民甚至有达赖的徽章或公开摆有达赖的照片。摇转经筒，数佛珠、瞌长头等都是很常见的。甚至在官方举办的一些活动，像夏季赛马会上，都有非官方但是正式的宗教活动，僧人们可在一个当权寺院的帐篷里祈祷……
牧民们自由地到寺院或圣地去朝拜，自由地到拉萨旅行。许多人积极支持一些佛教活动的回归，如捐送食物和牲畜以帮助地方上建小寺院，在家里死人时雇僧人超度亡灵等……牧民中巫师的出现也突出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这种宗教活动不但中共，甚至连西藏流亡政府都认为是不必要的。 [44]
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西藏还存在着对宗教的诸多限制，那大部分都是针对寺庙组织和僧侣，一般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已经基本不受干涉。即使是对寺庙和僧侣的限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只停留在口头，实际难以执行。对此，中共研究人员的文章有如下结论：
一是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而自行开放寺庙和宗教活动点过多。三中全会以后……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需维修开放的寺庙有二三五座，经各地行署（市）和县批准的宗教活动点九十七座处。但是，近几年来，我区开放寺庙有些地方已超过所批准的数量，现在不少寺庙是群众自行开放的。有些地方寺庙数目超过了“文革”以前。昌都地区到今年为止，全地区已修复寺庙八十六座，拉康八十六个，宗教活动点一百二十一个，日措三十七个，共计三百三十处。其中自治区批准寺庙四十九座，各县批准寺庙、宗教活动点二百八十一处。与“文革”前的全地区五十六座保留寺庙相比较就有较大的增加。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这种自行开放的寺庙数量还在增加。他们不经有关部门批准，就大兴土木，擅自建寺。甚至有的误认为现在落实宗教政策就是发展宗教。一些寺庙的修建互相攀比，追求豪华，精雕细刻，富丽堂皇，一个比一个规模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二是自行入寺信教人员过多……全那曲地区僧尼已占全地区总人数的一·五％，还不包括家庭僧尼。索县西昌乡一千九百多人中，就有一百八十个喇嘛和尼姑。昌都地区经自治区批准开放寺庙四十九座，有住寺定员僧尼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各县批准的寺庙、宗教活动点二百八十一处，有僧尼六千八百七十七人。而群众自发修复宗教活动点一百一十六处，就有僧尼三千七百四十人。这些僧尼大多数都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比如县白嘎乡有七十四个喇嘛，而该乡的小学也只有七十四个学生……
三是有些地方宗教活动搞得有些过头。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个别地方乡党支部组织群众开展正常的学习和生产活动时，有的群众不听、不参加，甚至还骂乡干部，使这些基层干部受孤立、受打击。而活佛、喇嘛说的话，不管是否正确，百分之百地听，不折不扣的去执行。……另一种是一些党员公开参加宗教活动。[45]
不过无论如何，邓小平时代的西藏宗教肯定无法与达赖时代相比，那时的西藏以宗教为本，政教合一，僧侣地位至高无上，寺庙数量和占有的财富也要多得多。但是在当今任何一个由世俗政权管理的社会，宗教都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到那种地步。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邓小平时代有了一定的政治宽松，中共政权的确依然对某些藏人实行政治迫害，把他们关进监狱，甚至施加虐待或拷打。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后期西藏发生抗议活动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对西藏实行强硬政治路线，坚决镇压对它统治西藏构成挑战的任何势力。事实上，中共在这方面从未有过宽容，并且一直神经过敏，反应过度。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它还对国际社会有所顾忌，现在则强硬似得完全赤裸裸了。对它的这种转变，下一章将进一步谈及。
不过，北京的这种镇压目前只针对危及其对西藏统治的人。只要不涉及政治问题，别的它基本不管，都给予自由。然而对那些争取民族独立的藏人而言，别的自由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西藏民族的政治自由。这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争取西藏独立的活动招致中共的镇压迫害，反过来中共的镇压迫害又成为西藏应该独立的理由，更加刺激争取西藏独立的斗争。
西方人大都认为西藏人和巴勒斯坦人一样，也是全民集体投身于民族独立的斗争，因此中共迫害参与西藏独立活动者就是在迫害全体西藏人民。然而真地深入西藏社会，会知道并非如此。西藏的地广人稀使藏人难以产生商业冲动，也同样难以产生政治热情。也许在理论上，他们作为信徒会赞成达赖喇嘛的任何主张，然而这种赞成仅是停留在表态。他们的生活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状态，西藏独立与否，主要与民族精英的利益相关，百姓并不会因此得到什么。说道底，在一个教育还不普及，信息化和组织化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大多数人民最关心的只是现实生活，只要生活好，统治者是谁或独立与否都并不那么重要。
所说这“最好的时期”，既是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也是相对达赖时代而言。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一般不会有人反对这样的结论，相对达赖而言，也许就会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尽管达赖时代与现在存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别，但是并非就如中共所宣传的，那时是“野蛮黑暗的农奴制”。不同民族有各自在文化上的区别（政治制度也属于广义上的文化），而文化无“好”“坏”，也就不能用“进步”、“落后”、“野蛮”等概念进行衡量和比较。
在后现代性的语境里，社会的“好”“坏”的确不容易进行比较。即使以邓小平时代藏人不再赋税当差去比较达赖时代繁重的乌拉差役，也可以按照相对主义观点争辩达赖时代的藏人并不以乌拉差为苦（虽然在事实上值得怀疑）；或者以过去对领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比较其今天获得了人身自由，从文化角度也可以说他们宁愿做本民族上层社会的家奴，也不愿意做中国人统治下的“自由人”（虽然也难令人相信）。然而，衡量一个社会的状况，并非全部取决于相对的感觉，还有一些指标是绝对的，对哪个社会都是适用的-----如人口增长幅度，平均寿命，儿童死亡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普及程度等。说邓小平时代藏人状况好过达赖时代，我们不谈文化，仅从这类绝对指标进行衡量。
以现在的人口增长幅度为例 [23]，中共进藏以后，现在人口增长幅度远超过达赖时代，可见下表 [24]：
年代
13世纪80-18世纪30（450年）
18世纪80-中共进藏（210年）
中共进藏至达赖出走（52-59）
1959年 1980年
1980年 1994年 人口增长数
38
11
7.8
62.48
46.70 平均年递增
10.6
6.8
50.9
25.2 均年递增
0.05
0.73
2.00
1.64
注：1、上表中的人口增长数为万人。2、增长幅度和平均递增率均为百分比。
把中共从一九五九年接管现在政权到一九九四年的三十五年合在一起计算， 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总数增长了一百零九·一八万，增幅为八十八·九％，平均年递增率为一．八三％。这个人口递增率是中共进藏以前人口递增率的三十六．六倍。如果说中共进藏以前西藏缺乏统计体系，数字不足为凭，那么一九五九年以后中共掌权时期与一九五九年以前十四世达赖喇嘛掌权期间相比，人口递增率也是后者的二．五倍。西藏人口增加之快，使西藏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数年以前就已经开始讨论西藏的“人口爆炸”问题 [25]。
虽然政府已经在藏人干部职工及城市居民中要求进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汉人一对夫妇只许生一个），但在藏人主要居住的农牧区，仅仅是进行“宣传”和“鼓励”，并没有像西方舆论传言的那样采取“强迫藏族妇女流产和绝育”以及“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的措施。事实上政府 控制人口愿望也几乎没有效果。我在西藏各地所见的藏族农牧民，每家都是四五个、五六个乃至七八个孩子。
从人口研究的统计数字上看，一九八九年西藏自治区藏族育龄妇女“出生孩子率”为：一孩二十三．七三％；二孩二十0·四二％；三孩十四· 七八％ ；四孩十一·八一％ ；五孩以上二十九·二六％ [26]。可见生育五个孩子以上的藏人妇女占最大比例。
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德斯坦深入西藏牧区长达十六个月的 实地观察也支持这种看法，他发表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号美国《亚洲概览》的文章《中共在西藏自治区的生育控制政策：是谎言还是事实》上这样写：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限制游牧和农垦地区的妇女所生孩子的数目的证据，尽管对于计划生育和小家庭的宣传、赞誉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政府部门所在的周围地区。
在帕拉，到一九八八年，有些牧民已听说了有可以避孕的方法，但绝对没有强迫履行计划生育和限制家庭规模的任何压力。事实上，一个有许多孩子的妇女来问我们能否帮她获得避孕药。当我们调查这些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离此地骑马三天路程远的地方有能进行避孕注射的医疗所，在更远的县总医院，能进行人流和绝育手术。当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我们在那里进行调查的时候，还没有发现称赞小家庭的宣传。一九九零年，两种小的避孕方式（注射和药丸）被小规模地分发给乡级官员，他们被教导要问一问处于再生（孩子）年龄的妇女是否想避孕，但很快，再没有压力或强制施之于她们了。令人吃惊的不仅是牧民，连她们的官员，都有一个大家庭。帕拉的四名当地共产党员（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牧民）的多产经历即反映了这一点。对于其中三位已婚的而言：党委书记的妻子已有了七个孩子（六个活着）；第二个官员的两个妻子（一个是继妻）共有八个活着的孩子；第三个的妻子已有了七个孩子（六个活着）。这些高生育的总的观察可以对该游牧社会的所有女性的统计信息为证明。
……我们认为，不断存在的有关西藏生育控制领域的普遍的对人权的侵犯的诉说，并不是在西藏存在系统的和强制的生育控制政策的客观表现，而是围绕着流亡藏人及其支持者反汉斗争的高度情绪化的气氛的表现。那些报导体现出了政治感情是多么容易误传客观事实。
达赖时期，西藏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五十年代中共刚进藏时，婴儿死亡率高达430％[27],到一九九零年下降了四倍，为97·40％（其中城镇婴儿死亡率为38·70％ ）[28]。人口死亡率下降了三倍，从 28％ 下降到一九九零年的9·20％ [29]。而西藏人的平均寿命从达赖时期的三十六岁提高到六一·四岁（一九九零） [30]。
在生产和生活水平提高方面，为了排除北京供养的因素，我们不看以比较拨款为基础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也不看以“稳定集团”成员及家属为主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看农业生产和农牧民的生活：
----一九九四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西藏（自治区）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了四倍多，从三·一亿斤[31]增加到十三·三亿斤 [32]；
----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区）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八年增长六十九·八％，比一九五二年增长四·六倍 [33]；
-----按农业人口平均，一九七八年每人生产肉类三十三·二三公斤，油料五·一五公斤，奶类六十一·六六公斤，到一九九四年，三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五十一·九六公斤，十四·六八公斤，八十·七九公斤 [34]，增加幅度分别为五十六·四％ ，一百八十五％，三十一％ ；
----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一九七九年为一百四十七元，一九九零年为四百八十四元 [35，一九九四年为九百零三·二九元[36]。
再看西藏的教育。达赖时期西藏的教育功能几乎完全由寺院承担，只有从小被送进寺院，才有可能通过念经学习识字。本世纪以来西藏开始萌芽世俗教育，到中共进藏以前，有西藏政府官办学校二十六所，私塾九十六个，在校学生三千二百人左右，占当时西藏人口的0·二六％ [37]。还有一些贵族把子弟送到印度去上学。普通百姓则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国民党政府曾在拉萨办了一所正规学校，十年只有十二名学生高小毕业[38]。中共进藏后，从一九五二年创办第一所小学，一九五六年创办第一所中学，一九六五年创办第一所高等学校，到一九九四年，西藏自治区已经有小学三四七七所，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九十三所，高等学校四所，共有二十七万名学生在校，占西藏（自治区）人口总数的十一·七二 ％ ，其中小学儿童入学率达到六十六·五九％ 。 [39]文盲从达赖时期的九十％ 以上下降到一九九零年的四十四·四三％[40]
为了鼓励儿童入学，中共政权在西藏采取了特殊的鼓励政策：对所有入学学生实行“三包”----即包吃包住包学费，全部免费。由于西藏地广人稀的环境、流动的生活方式和对教育水平要求不高的传统生产方式，西藏普及世俗教育的内驱力相对较弱且难度很大。西藏教育发展到今天这种水平，是靠政府长期不懈地推动、扶持和注入资金才能实现的。
当然，可以把中共在西藏普及教育说成是对藏人进行同化的手段。中共的学校教育中也的确有大量“爱党爱国”的意识形态教育，但是从加强统治的角度出发，最有利的不是推广教育，反而是实行愚民政策。教育开启人的心智，使人眼界开阔，思想活耀，产生独立意识，即使中共想把教育搞成“洗脑”，也是做不到的。当前凡具有较强西藏分离主义观点与情绪的人，大多数都是从中共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不无嘲讽地证实了这一点。
仅仅靠以上数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人活着不仅是为了增长人口、延长寿命或是简单地获得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活的自由和愉快，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毛泽东时代西藏的人口增长甚至比邓小平时代还高（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九年西藏自治区人口递增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 二·一二 ％，邓小平时代的一九七九------一九九零年为一．六二％ [42]，但是不能因此说毛泽东时代藏人的状况是最好的。的确，邓小平时代藏人状况的改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压迫。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当年那种政治迫害已经不存在。运动没有了，阶级不提了，随着土地和牲畜“承包”，家庭经济独立，财产变为私有，连行政管制也都随中共基层组织的瘫痪而松弛到极点，尤其在城市以外地区，几乎不再起作用。
戈德斯坦对这一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谈到的一个例子是：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几个牧民拿着新买的收音机到我们的帐篷里收听印度台的藏语节目，这一事实比较突出地反映了改革带来的影响。他们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大，而我们的帐篷离一个中共干部的帐篷只有几米远，我们就问他们是否在乎那个干部听见没有，牧民大笑道：“他才不管呢，他自己都听。” [43]
尽管现在还会有中共官员欺压百姓的事情，但达赖时代有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政治上也一样会严厉惩罚任何敢于反对（哪怕是在言论上）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人。
在藏人的生活中，摆在核心位置的是宗教。邓小平时代基本恢复了藏人的宗教自由。戈德斯坦的评价是：
新政策带来的变化在宗教方面表现尤甚。我们在帕拉考察期间，牧民们能自由地从事他们传统的宗教仪式。许多牧民家里设有香炉或是插有经幡。牧民们不再担心宗教性摆设会被禁止。有一些牧民甚至有达赖的徽章或公开摆有达赖的照片。摇转经筒，数佛珠、瞌长头等都是很常见的。甚至在官方举办的一些活动，像夏季赛马会上，都有非官方但是正式的宗教活动，僧人们可在一个当权寺院的帐篷里祈祷……
牧民们自由地到寺院或圣地去朝拜，自由地到拉萨旅行。许多人积极支持一些佛教活动的回归，如捐送食物和牲畜以帮助地方上建小寺院，在家里死人时雇僧人超度亡灵等……牧民中巫师的出现也突出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这种宗教活动不但中共，甚至连西藏流亡政府都认为是不必要的。 [44]
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西藏还存在着对宗教的诸多限制，那大部分都是针对寺庙组织和僧侣，一般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已经基本不受干涉。即使是对寺庙和僧侣的限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只停留在口头，实际难以执行。对此，中共研究人员的文章有如下结论：
一是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而自行开放寺庙和宗教活动点过多。三中全会以后……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需维修开放的寺庙有二三五座，经各地行署（市）和县批准的宗教活动点九十七座处。但是，近几年来，我区开放寺庙有些地方已超过所批准的数量，现在不少寺庙是群众自行开放的。有些地方寺庙数目超过了“文革”以前。昌都地区到今年为止，全地区已修复寺庙八十六座，拉康八十六个，宗教活动点一百二十一个，日措三十七个，共计三百三十处。其中自治区批准寺庙四十九座，各县批准寺庙、宗教活动点二百八十一处。与“文革”前的全地区五十六座保留寺庙相比较就有较大的增加。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这种自行开放的寺庙数量还在增加。他们不经有关部门批准，就大兴土木，擅自建寺。甚至有的误认为现在落实宗教政策就是发展宗教。一些寺庙的修建互相攀比，追求豪华，精雕细刻，富丽堂皇，一个比一个规模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二是自行入寺信教人员过多……全那曲地区僧尼已占全地区总人数的一·五％，还不包括家庭僧尼。索县西昌乡一千九百多人中，就有一百八十个喇嘛和尼姑。昌都地区经自治区批准开放寺庙四十九座，有住寺定员僧尼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各县批准的寺庙、宗教活动点二百八十一处，有僧尼六千八百七十七人。而群众自发修复宗教活动点一百一十六处，就有僧尼三千七百四十人。这些僧尼大多数都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比如县白嘎乡有七十四个喇嘛，而该乡的小学也只有七十四个学生……
三是有些地方宗教活动搞得有些过头。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个别地方乡党支部组织群众开展正常的学习和生产活动时，有的群众不听、不参加，甚至还骂乡干部，使这些基层干部受孤立、受打击。而活佛、喇嘛说的话，不管是否正确，百分之百地听，不折不扣的去执行。……另一种是一些党员公开参加宗教活动。[45]
不过无论如何，邓小平时代的西藏宗教肯定无法与达赖时代相比，那时的西藏以宗教为本，政教合一，僧侣地位至高无上，寺庙数量和占有的财富也要多得多。但是在当今任何一个由世俗政权管理的社会，宗教都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到那种地步。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邓小平时代有了一定的政治宽松，中共政权的确依然对某些藏人实行政治迫害，把他们关进监狱，甚至施加虐待或拷打。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后期西藏发生抗议活动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对西藏实行强硬政治路线，坚决镇压对它统治西藏构成挑战的任何势力。事实上，中共在这方面从未有过宽容，并且一直神经过敏，反应过度。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它还对国际社会有所顾忌，现在则强硬似得完全赤裸裸了。对它的这种转变，下一章将进一步谈及。
不过，北京的这种镇压目前只针对危及其对西藏统治的人。只要不涉及政治问题，别的它基本不管，都给予自由。然而对那些争取民族独立的藏人而言，别的自由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西藏民族的政治自由。这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争取西藏独立的活动招致中共的镇压迫害，反过来中共的镇压迫害又成为西藏应该独立的理由，更加刺激争取西藏独立的斗争。
西方人大都认为西藏人和巴勒斯坦人一样，也是全民集体投身于民族独立的斗争，因此中共迫害参与西藏独立活动者就是在迫害全体西藏人民。然而真地深入西藏社会，会知道并非如此。西藏的地广人稀使藏人难以产生商业冲动，也同样难以产生政治热情。也许在理论上，他们作为信徒会赞成达赖喇嘛的任何主张，然而这种赞成仅是停留在表态。他们的生活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状态，西藏独立与否，主要与民族精英的利益相关，百姓并不会因此得到什么。说道底，在一个教育还不普及，信息化和组织化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大多数人民最关心的只是现实生活，只要生活好，统治者是谁或独立与否都并不那么重要。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2014年8月7日星期四
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49）
3、谁来执行稳定西藏的功能？
由于汉人成员的“无人进藏”和藏人成员的“异化”，“稳定集团”稳定西藏的功能如今已经受到严重的消弱。中共认识到了这种危机，并开始想办法弥补。
把藏人恢复到毛泽东时代那等忠诚，现在已难指望。中共反省其八十年代西藏政策的教训，就是把西藏的主要权利交给了藏人。事实证明，稳定西藏不能靠藏人，只有像过去那样由汉人掌握西藏各级政权的主要权力，才能真正控制西藏，否则稳定就是一句空话。
这就回到如何解决无人进藏的难题上。当今中国利益当道，中共自身也已在大部分领域把利益当作主要的驱动杠杆。如果给进藏干部高于内地十倍的工资，有关方面就认为能够吸引汉人自愿进藏工作，并使他们在西藏工作较长时间。然而北京即使拿得出那笔钱，它也无法那样做。既然它从来标榜民族平等，怎么能只给汉人干部提高工资，不给藏人干部提呢？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干部是汉人干部的两倍多（一九九三年汉人干部数一万七千九百二十三，藏人干部数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二［8］），引起藏人干部抵触，带来的麻烦更多。而给藏人干部工资也提到同样水平，拿出的钱多两倍不说，立刻又会出现怎么与“稳定集团”中十多万普通职工平衡的问题。
中共多年在西藏的理论和实践使它落入了一种环环相扣的制约，它已经不可能单独为在西藏工作的汉人采取利益激励措施。甚至本来为家在内地的汉人探亲制定的休假制度，因为这种制约也不得不扩展到所有藏人干部职工，哪怕他们就在家乡任职，天天住在家 。更有意思的是，藏人干部职工还跟他们的汉人同事一样，都从北京领取“缺氧补助”。
不过西藏至今还有一万多名汉人干部，他们人已经在西藏，只要提拔重用他们，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效力的。然而这又会面临合法性的问题。既然已经以法律形式公布了民族自治地区的主要行政长官和关键都有少数民族人士担任，同时规定地方官员的任命必须通过地方人大选举，今天要重新让汉人掌握政权，怎么自圆其说？又怎么通得过藏人占绝大多数的当地“人大”的投票呢？
这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援藏”似乎成了最佳方案。援藏干部虽然也是“重赏”之下的结果，但他们得到的利益不在西藏体现，不由西藏负担，可以避免对藏人干部直接刺激。把他们安插到各级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在藏人官员中引起抵触的也比较小。因为他们不占本地的编制，也就不会与本地官员抢位置，而且派他们来，名义上是和各省从经济上对西藏“对口支持”相配套的，可以从中共内地引入援助项目或投资等，给西藏本地带来实际利益，所有突出这种“援藏”的经济色彩，对他们的任命就容易避开与民族自治原则的矛盾，也就有了无需通过当地“人大”投票通过的理由。任用援藏干部因此而成为百难之中一条柳暗花明的出路。
中共这几年号召其全党向之学习的孔繁森，生前就是从山东派到西藏的援藏干部。他当过拉萨市的副市长，后来调到阿里地区当中共书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确定阿里地区的“援藏”由河北和陕西两省对口承担。两省第一批派出三十三名党政官员。在阿里地区一级的党政职务中，由援藏干部担任的有常务副书记、副专员、组织部副部长、法院和检察院的副院长、公安处和司法处的副处长、财政局副局长、计委副主任等；他们还在阿里地区的三个县担任了“一把手”----党委书记的职位。他们中间职位最低的，也在各县担任副书记和副县长。从这种职务分布上，明显地可以看出远非“经济援藏”的格局，其中加强政治控制的意图很浓。阿里地区一共七个县，只有四个县（日土、扎达、噶而、普兰）派了“援藏干部”，这四个县都是边境县，而不靠边境的三个县（革吉、改则、措勤）却没派一个援藏干部。
一九九六年，全西藏这样的“对口援藏”干部共有六百多人。阿里地区是人数最少的，山南、林芝等地区一般达到七八十人。他们总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全都在县以上政权机构担当领导职位，掌握很多实权，应该说初步实现了中共“改变西藏干部结构”（说白了就是汉人掌权）的设想。按照步骤，下一步将继续增加“援藏干部”数量，让汉人干部掌握更多的权力 11。
然而，与中国许多在几难困境中产生的夹缝方案一样，虽然其左右迂回的柳暗花明令人称绝，却还是免不了“摁下葫芦 浮起瓢”的愿此失彼。“援藏”体制给西藏带来的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以致命的失衡加速瓦解了被称为“老西藏”的汉人队伍。
“老西藏”们在西藏工作了几十年，奉献了一辈子12，“甚至奉献了青春献子孙”13。轮到提升掌权的时候，却把他们晾在一边，从外面请来一些对西藏毫不了解的人，给那些人加官进级，对他们进行那么多宣传和赞扬，还给他们那么丰厚的物质报偿，而他们在西藏只待三年时间。相比之下，倍受冷落的“老西藏”心理怎么能平衡？失去了原本的信仰支持，以他们自己一生的“奉献”对比“援藏者”，一定产生一辈子都是吃亏上当的感觉。而当他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索债感必然随之产生，至少是不会再继续“奉献”。
有人认为，北京以高昂成本派进西藏的六百多“援藏干部”，换来的是得罪了一万七千名“在藏干部”。这六百比一万七的关系，真是得不偿失。如果说“老西藏”队伍在此之前已经失去了斗志，这六百“援藏干部”的到来，作用则是使“老西藏”的队伍彻底垮掉。
中共在一九九五年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把死于车祸的“援藏干部”孔繁森树为全党全国学习的榜样。然而那活动在西藏却开展不下去。藏人对汉人抵触自不必说14，“老西藏”们则表示，与孔繁森相比，如果说有差距的话，那孔繁森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他们在西藏待的更久，比孔繁森的条件更艰苦，比孔繁森的贡献更大，而他们得到的却比孔繁森少得多15。
老西藏对“援藏干部”普遍采取排斥态度，指责他们作风浮夸，趾高气扬，说得多做得少，热衷吃喝玩乐，把内地腐败坏习气带进了西藏……有些人甚至专门与“援藏干部“作对，给他们的工作制造障碍，用整人手法“揪辫子”、“告黑状”，对他们进行打击。以至我所访问的一位“援藏干部”负责人，认为与“老西藏”的关系是他们第一头疼的问题，与援藏干部的关系反而好得多 16。
当然，可以不考虑“老西藏”的态度，不管怎么样，那已是一支靠不上的队伍，趋势是必然走向没落。如果“援藏”真能取代过去的体制，发挥稳定西藏的功能，目前的矛盾只是过度期的问题，一旦体制的取代全面实现，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从动向上看，北京目前正是抱着这种期望。那么，我们看这种“援藏”是否真能实现北京的期望。
不错，以目前的“援藏”方式，确实可以把一些汉人弄进西藏。在“重赏”的诱惑之下，有些单位甚至出现争抢报名的局面，使得单位需要以“搞福利”的方式进行平衡，根据谁最需要解决实际困难--分房子或家属就业--最后决定谁进藏。可想而知，这样的进藏者，心是放在哪里。
不过“悬赏”不起作用的现象也不少。有些单位无论怎么动员也没人报名，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提高“悬赏”，或是把援藏者在藏时间减少17。最有意思的是，有的地方甚至把“援藏”当做整人手段。如浙江萧山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赵福庆因为拒绝去西藏被撤职［9］，全国 很多报刊转载了那个消息，似乎由此表现了“援藏”态度的坚决。其实了解内幕的人知道，此事起因在于赵与萧山其它几位主要官员素来不和，明争暗斗。当萧山市被上级指定派一个市级领导去西藏时，对方人多，便以多数决定让赵去西藏。赵在班子成员中岁数最大，身体不好，其它几个年轻力壮的都不去，他认为明摆着是整他，于是表示拒绝。这正好给了对方以口实，告到了上级，再配以政治上的小动作，最后以拒绝“援藏”之名将赵撤职，也就是在派系斗争中把他彻底打倒了。
故事至此还没有完，赵福庆遭此下场，满腔愤怒，决心鱼死网破。今日中共干部大多数经济上都不清白，赵福庆在萧山多年，掌握对手诸多把柄，于是忆苦证据确凿的“腐败”罪名指控对方，到处告状，最终致使他的对手也全部被撤职。萧山市的党政班子因为一个进藏名额的斗争，整个垮台。
进了藏的援藏干部，不少人不久就开始后悔。尤其是那些被分到边缘地区的干部，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的确如此，相当比例的人都发现身体出了问题。
普兰县一共有四个陕西援藏干部，进藏一年后，三十二岁的书记偏瘫，确诊为脑动脉硬化，送回内地治病，基本可以肯定不会再回西藏。两个副县长一个出现心室肥厚，心肌缺血，另一个出现脑血管痉孪，也需要回内地治疗。只有一个三十四岁的副书记好一些。按他们自己说，进藏之前他们检查身体时 全都没有任何问题。
一位副县长跟我说了真心话：“当初报名到西藏来，除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最主要的是想在事业上取得发展，艰苦几年，回去可以得到更高的位置。可是身体是事业的本钱，如果在这搞坏了身体，有再大的 抱负回去不也是废人一个？”
普兰县援藏干部的偏瘫在这批援藏干部中间的震动很大，人人感到自危。消息传回陕西，到动员下一批干部进藏时肯定会造成心理阴影，难度会更大。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援藏”是否真能从长远 解决“无人进藏”的难题，前景并不完全乐观。
另外，形式上的人身进藏，和真正的人心进藏，二者效果完全不同。即使“援藏”体制真能不计成本地把汉人官员不断送进西藏，由于人进而心不进，对 稳定西藏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首先援藏干部都是临时进藏，顶多三年即换班。第一年不了解情况，身体也不适应，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按规定，在西藏工作每一年半有一次休假，休假时间为县级干部五个月，地级干部六个月，另外加一个月用于路途往返。休假者往往带点“公事”，又有理由晚回来一些时间。这样，援藏的第二年大部分就耗在了休假上；第三年是援藏结束年，每个人都早早开始做回家的准备，心思已不在西藏，对工作能应付就可以了，尤其不需要考虑长远。
虽然按规定进藏一年半才可休假，目前不少援藏干部每年冬天都不在西藏，十一月出藏，第二年四五月份才回来，名义上带一点工作，实际是回家过年休息，到医院检查身体和疗养。有的县干脆让分到本县工作的援藏干部三年全在内地，县里给名义，任务就是给县里弄钱。那些不愿意待在西藏的援藏干部也宁愿利用内地的关系拉点钱，换取自己留在内地的自由和舒适。
援藏体制中每个具体援藏者的这种临时性，使得这个体制在整体上变成一种肤浅的形式。援藏干部客观上不能了解情况，主观上没有长远打算。他们不学藏语，不发展群众关系，无法建立威信。下级和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来来去去，几年就走，靠不上，因此即使把援藏干部安排在一把手和其它重要职位上，也改变不了实际权力和权威都在藏人官员手的局面。
这还不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既然援藏干部大都是在“悬赏”之下才挺身的“勇夫”，他们能以多大的真心和努力在西藏工作是不难想象的。吸引他们的“悬赏”与他们在西藏的工作没有关系，是由于他们在内地的单位提供的。那些单位只要把人打发去了西藏，就算完成“政治任务”。而对援藏者来讲，在西藏呆够了三年时间就是目标。进藏不过是一个交易。参与交易的哪一边对西藏都没有切身相关的责任，也没有与西藏长期有关的战略利益。援藏者的一切依然植根在原来的环境，只不过短时间地 伸进西藏一只脚，到时就走。
一位援藏干部挂在墙上的条幅写的是“有书多富贵，无事小神仙”，都到西藏去当无事神仙，这样的援藏者再多，也不过是滥竽充数而已。
目前援藏干部最低只下到县级。他们在生活、语言、工作方式上都不能、也不愿去适应西藏县以下的区、乡基层--对汉人官员来讲，那种艰苦环境已经属于无法生存之地。这既与失去了信仰激励有关，也是现在援藏干部的层次---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都相对较高所致的结果。从反映在统计报表上的学历、资历、职称和级别看，援藏干部的质量似乎挺高，然而对于北京所期望的西藏稳定，最重要的是从控制基层政权着手，缺的是能下到最基层干实事的“手脚”，而不是只能浮在上层机关思考的“首脑” 18。
进藏人员的临时性，敷衍职责和不下基层，是中国自清朝开始治藏以来的三个基本难题，那一直使得中国无法在西藏建立和巩固主权。今天这三个难题又重新困扰北京 ，援藏体制 只有人身进藏，没有人心进藏，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无人进藏。
目前西藏还能保持稳定，主要依靠既不是“稳定集体”，也不是“援藏体制”，而是军队。
然而，到了只能以武力来保持稳定的时候，那稳定肯定已经是十分脆弱了。
把藏人恢复到毛泽东时代那等忠诚，现在已难指望。中共反省其八十年代西藏政策的教训，就是把西藏的主要权利交给了藏人。事实证明，稳定西藏不能靠藏人，只有像过去那样由汉人掌握西藏各级政权的主要权力，才能真正控制西藏，否则稳定就是一句空话。
这就回到如何解决无人进藏的难题上。当今中国利益当道，中共自身也已在大部分领域把利益当作主要的驱动杠杆。如果给进藏干部高于内地十倍的工资，有关方面就认为能够吸引汉人自愿进藏工作，并使他们在西藏工作较长时间。然而北京即使拿得出那笔钱，它也无法那样做。既然它从来标榜民族平等，怎么能只给汉人干部提高工资，不给藏人干部提呢？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干部是汉人干部的两倍多（一九九三年汉人干部数一万七千九百二十三，藏人干部数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二［8］），引起藏人干部抵触，带来的麻烦更多。而给藏人干部工资也提到同样水平，拿出的钱多两倍不说，立刻又会出现怎么与“稳定集团”中十多万普通职工平衡的问题。
中共多年在西藏的理论和实践使它落入了一种环环相扣的制约，它已经不可能单独为在西藏工作的汉人采取利益激励措施。甚至本来为家在内地的汉人探亲制定的休假制度，因为这种制约也不得不扩展到所有藏人干部职工，哪怕他们就在家乡任职，天天住在家 。更有意思的是，藏人干部职工还跟他们的汉人同事一样，都从北京领取“缺氧补助”。
不过西藏至今还有一万多名汉人干部，他们人已经在西藏，只要提拔重用他们，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效力的。然而这又会面临合法性的问题。既然已经以法律形式公布了民族自治地区的主要行政长官和关键都有少数民族人士担任，同时规定地方官员的任命必须通过地方人大选举，今天要重新让汉人掌握政权，怎么自圆其说？又怎么通得过藏人占绝大多数的当地“人大”的投票呢？
这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援藏”似乎成了最佳方案。援藏干部虽然也是“重赏”之下的结果，但他们得到的利益不在西藏体现，不由西藏负担，可以避免对藏人干部直接刺激。把他们安插到各级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在藏人官员中引起抵触的也比较小。因为他们不占本地的编制，也就不会与本地官员抢位置，而且派他们来，名义上是和各省从经济上对西藏“对口支持”相配套的，可以从中共内地引入援助项目或投资等，给西藏本地带来实际利益，所有突出这种“援藏”的经济色彩，对他们的任命就容易避开与民族自治原则的矛盾，也就有了无需通过当地“人大”投票通过的理由。任用援藏干部因此而成为百难之中一条柳暗花明的出路。
中共这几年号召其全党向之学习的孔繁森，生前就是从山东派到西藏的援藏干部。他当过拉萨市的副市长，后来调到阿里地区当中共书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确定阿里地区的“援藏”由河北和陕西两省对口承担。两省第一批派出三十三名党政官员。在阿里地区一级的党政职务中，由援藏干部担任的有常务副书记、副专员、组织部副部长、法院和检察院的副院长、公安处和司法处的副处长、财政局副局长、计委副主任等；他们还在阿里地区的三个县担任了“一把手”----党委书记的职位。他们中间职位最低的，也在各县担任副书记和副县长。从这种职务分布上，明显地可以看出远非“经济援藏”的格局，其中加强政治控制的意图很浓。阿里地区一共七个县，只有四个县（日土、扎达、噶而、普兰）派了“援藏干部”，这四个县都是边境县，而不靠边境的三个县（革吉、改则、措勤）却没派一个援藏干部。
一九九六年，全西藏这样的“对口援藏”干部共有六百多人。阿里地区是人数最少的，山南、林芝等地区一般达到七八十人。他们总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全都在县以上政权机构担当领导职位，掌握很多实权，应该说初步实现了中共“改变西藏干部结构”（说白了就是汉人掌权）的设想。按照步骤，下一步将继续增加“援藏干部”数量，让汉人干部掌握更多的权力 11。
然而，与中国许多在几难困境中产生的夹缝方案一样，虽然其左右迂回的柳暗花明令人称绝，却还是免不了“摁下葫芦 浮起瓢”的愿此失彼。“援藏”体制给西藏带来的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以致命的失衡加速瓦解了被称为“老西藏”的汉人队伍。
“老西藏”们在西藏工作了几十年，奉献了一辈子12，“甚至奉献了青春献子孙”13。轮到提升掌权的时候，却把他们晾在一边，从外面请来一些对西藏毫不了解的人，给那些人加官进级，对他们进行那么多宣传和赞扬，还给他们那么丰厚的物质报偿，而他们在西藏只待三年时间。相比之下，倍受冷落的“老西藏”心理怎么能平衡？失去了原本的信仰支持，以他们自己一生的“奉献”对比“援藏者”，一定产生一辈子都是吃亏上当的感觉。而当他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索债感必然随之产生，至少是不会再继续“奉献”。
有人认为，北京以高昂成本派进西藏的六百多“援藏干部”，换来的是得罪了一万七千名“在藏干部”。这六百比一万七的关系，真是得不偿失。如果说“老西藏”队伍在此之前已经失去了斗志，这六百“援藏干部”的到来，作用则是使“老西藏”的队伍彻底垮掉。
中共在一九九五年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把死于车祸的“援藏干部”孔繁森树为全党全国学习的榜样。然而那活动在西藏却开展不下去。藏人对汉人抵触自不必说14，“老西藏”们则表示，与孔繁森相比，如果说有差距的话，那孔繁森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他们在西藏待的更久，比孔繁森的条件更艰苦，比孔繁森的贡献更大，而他们得到的却比孔繁森少得多15。
老西藏对“援藏干部”普遍采取排斥态度，指责他们作风浮夸，趾高气扬，说得多做得少，热衷吃喝玩乐，把内地腐败坏习气带进了西藏……有些人甚至专门与“援藏干部“作对，给他们的工作制造障碍，用整人手法“揪辫子”、“告黑状”，对他们进行打击。以至我所访问的一位“援藏干部”负责人，认为与“老西藏”的关系是他们第一头疼的问题，与援藏干部的关系反而好得多 16。
当然，可以不考虑“老西藏”的态度，不管怎么样，那已是一支靠不上的队伍，趋势是必然走向没落。如果“援藏”真能取代过去的体制，发挥稳定西藏的功能，目前的矛盾只是过度期的问题，一旦体制的取代全面实现，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从动向上看，北京目前正是抱着这种期望。那么，我们看这种“援藏”是否真能实现北京的期望。
不错，以目前的“援藏”方式，确实可以把一些汉人弄进西藏。在“重赏”的诱惑之下，有些单位甚至出现争抢报名的局面，使得单位需要以“搞福利”的方式进行平衡，根据谁最需要解决实际困难--分房子或家属就业--最后决定谁进藏。可想而知，这样的进藏者，心是放在哪里。
不过“悬赏”不起作用的现象也不少。有些单位无论怎么动员也没人报名，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提高“悬赏”，或是把援藏者在藏时间减少17。最有意思的是，有的地方甚至把“援藏”当做整人手段。如浙江萧山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赵福庆因为拒绝去西藏被撤职［9］，全国 很多报刊转载了那个消息，似乎由此表现了“援藏”态度的坚决。其实了解内幕的人知道，此事起因在于赵与萧山其它几位主要官员素来不和，明争暗斗。当萧山市被上级指定派一个市级领导去西藏时，对方人多，便以多数决定让赵去西藏。赵在班子成员中岁数最大，身体不好，其它几个年轻力壮的都不去，他认为明摆着是整他，于是表示拒绝。这正好给了对方以口实，告到了上级，再配以政治上的小动作，最后以拒绝“援藏”之名将赵撤职，也就是在派系斗争中把他彻底打倒了。
故事至此还没有完，赵福庆遭此下场，满腔愤怒，决心鱼死网破。今日中共干部大多数经济上都不清白，赵福庆在萧山多年，掌握对手诸多把柄，于是忆苦证据确凿的“腐败”罪名指控对方，到处告状，最终致使他的对手也全部被撤职。萧山市的党政班子因为一个进藏名额的斗争，整个垮台。
进了藏的援藏干部，不少人不久就开始后悔。尤其是那些被分到边缘地区的干部，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的确如此，相当比例的人都发现身体出了问题。
普兰县一共有四个陕西援藏干部，进藏一年后，三十二岁的书记偏瘫，确诊为脑动脉硬化，送回内地治病，基本可以肯定不会再回西藏。两个副县长一个出现心室肥厚，心肌缺血，另一个出现脑血管痉孪，也需要回内地治疗。只有一个三十四岁的副书记好一些。按他们自己说，进藏之前他们检查身体时 全都没有任何问题。
一位副县长跟我说了真心话：“当初报名到西藏来，除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最主要的是想在事业上取得发展，艰苦几年，回去可以得到更高的位置。可是身体是事业的本钱，如果在这搞坏了身体，有再大的 抱负回去不也是废人一个？”
普兰县援藏干部的偏瘫在这批援藏干部中间的震动很大，人人感到自危。消息传回陕西，到动员下一批干部进藏时肯定会造成心理阴影，难度会更大。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援藏”是否真能从长远 解决“无人进藏”的难题，前景并不完全乐观。
另外，形式上的人身进藏，和真正的人心进藏，二者效果完全不同。即使“援藏”体制真能不计成本地把汉人官员不断送进西藏，由于人进而心不进，对 稳定西藏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首先援藏干部都是临时进藏，顶多三年即换班。第一年不了解情况，身体也不适应，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按规定，在西藏工作每一年半有一次休假，休假时间为县级干部五个月，地级干部六个月，另外加一个月用于路途往返。休假者往往带点“公事”，又有理由晚回来一些时间。这样，援藏的第二年大部分就耗在了休假上；第三年是援藏结束年，每个人都早早开始做回家的准备，心思已不在西藏，对工作能应付就可以了，尤其不需要考虑长远。
虽然按规定进藏一年半才可休假，目前不少援藏干部每年冬天都不在西藏，十一月出藏，第二年四五月份才回来，名义上带一点工作，实际是回家过年休息，到医院检查身体和疗养。有的县干脆让分到本县工作的援藏干部三年全在内地，县里给名义，任务就是给县里弄钱。那些不愿意待在西藏的援藏干部也宁愿利用内地的关系拉点钱，换取自己留在内地的自由和舒适。
援藏体制中每个具体援藏者的这种临时性，使得这个体制在整体上变成一种肤浅的形式。援藏干部客观上不能了解情况，主观上没有长远打算。他们不学藏语，不发展群众关系，无法建立威信。下级和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来来去去，几年就走，靠不上，因此即使把援藏干部安排在一把手和其它重要职位上，也改变不了实际权力和权威都在藏人官员手的局面。
这还不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既然援藏干部大都是在“悬赏”之下才挺身的“勇夫”，他们能以多大的真心和努力在西藏工作是不难想象的。吸引他们的“悬赏”与他们在西藏的工作没有关系，是由于他们在内地的单位提供的。那些单位只要把人打发去了西藏，就算完成“政治任务”。而对援藏者来讲，在西藏呆够了三年时间就是目标。进藏不过是一个交易。参与交易的哪一边对西藏都没有切身相关的责任，也没有与西藏长期有关的战略利益。援藏者的一切依然植根在原来的环境，只不过短时间地 伸进西藏一只脚，到时就走。
一位援藏干部挂在墙上的条幅写的是“有书多富贵，无事小神仙”，都到西藏去当无事神仙，这样的援藏者再多，也不过是滥竽充数而已。
目前援藏干部最低只下到县级。他们在生活、语言、工作方式上都不能、也不愿去适应西藏县以下的区、乡基层--对汉人官员来讲，那种艰苦环境已经属于无法生存之地。这既与失去了信仰激励有关，也是现在援藏干部的层次---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都相对较高所致的结果。从反映在统计报表上的学历、资历、职称和级别看，援藏干部的质量似乎挺高，然而对于北京所期望的西藏稳定，最重要的是从控制基层政权着手，缺的是能下到最基层干实事的“手脚”，而不是只能浮在上层机关思考的“首脑” 18。
进藏人员的临时性，敷衍职责和不下基层，是中国自清朝开始治藏以来的三个基本难题，那一直使得中国无法在西藏建立和巩固主权。今天这三个难题又重新困扰北京 ，援藏体制 只有人身进藏，没有人心进藏，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无人进藏。
目前西藏还能保持稳定，主要依靠既不是“稳定集体”，也不是“援藏体制”，而是军队。
然而，到了只能以武力来保持稳定的时候，那稳定肯定已经是十分脆弱了。
注释
［1］1997年5月《北京晚报》报导：“拉萨展露现代化城市风姿”。
［2］《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页47。
［3］《西藏统计 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10。
［4］《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20。
［5］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244。
［6］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 第一集》，页112。
［7］《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56。
［8］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2-65（页114）。
［9］《文汇报》，1995年5月29日。
1、可以比较这样的数据：拉萨的工农业产值是3·36亿元（此为1993年数据，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3-68，13-72），商品销售额加饮食业销售额共计6·6亿元（此为1994年数据，见《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表13-9）。
2、按人口排在中国第一大省的河南省会郑州，全市183万人，有餐饮网点4569个，平均 395人一个，而拉萨平均每54人就有一个。
3、八十年代去拉萨能带的最好礼物，就是从成都坐飞机时带一筐新鲜蔬菜。
4、倒是拉萨寺庙的年轻和尚，经常换上便装，用老百姓的供养到拉萨的餐馆舞厅去寻欢作乐。一位知情者告诉我，去年（96年）哲蚌寺派人拦截，一次就抓获四十多个化装成俗人的“花和尚”。
5、“消费品购买”只包括购买商品的开销，不包括公款吃喝娱乐，以及公款旅游等，后者大多数都以种种方式打进办公费、事业费等项目里开销。
6、西藏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杨志国给《内地人在西藏》一书（西藏人民出版社）所作的序言中写到：“1958年，西藏工委即对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等地流窜到藏人员进行处理，拘送内地处理者四百五十六人。”
7、亚东外来人口比例之高，与当地是一个与不丹进行贸易的口岸有关。另外，当地有较多驻军所形成的消费潜力也是吸引因素。
8、仲巴县1992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仅为31万元（见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所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4-74）。
9、 1993年的拉萨示威就是反对“放开粮价”，放开粮价是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措施，当时中国内地各省市已经全部完成了此项改革，都没有引起问题。
10、为了突出本节侧重的问题，在讨论西藏“稳定集体”的人数和花费时，都未把军队和军费算在内。
11、据说中共高层近年对西藏的“干部结构”曾有这种“内部精神”，县一级干部中汉人的比例不低于40％，对此比例不怕突破，最高可以达到70-80％，最好能实现乡级政权的一把手也由 汉人担当。
12、他们进藏的时候也曾被允许三年一换，但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把它的干部当作“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只要还能用就懒得换，而那时的人皆信奉“把一生交给党安排”，不敢为个人前途讨价还价，于是一呆就是三十年。
13、按照中共的户口制度，子女的户口必须落在父母的户口所在地，父母户口迁移的时候，如果子女已经成年，就不能随父母户口迁移。“老西藏”退休离开西藏时，子女大多已经成人，按此规定只能留在西藏，他们的后代由此将世世代代是西藏户口。
14、阿里地区的科委主任明久被指定随“孔繁森事迹报告团”到全国讲孔的模范事迹，中央电视台对全国转播。他回到阿里后，藏人骂他是孔繁森的儿子。
15、我在孔繁森工作过的阿里地区见到那些曾与孔一起工作过的“老西藏”，他们很愿意告诉外人孔繁森不那么高尚的一面。如他们说孔在世时从老家山东倒了几十万元对虾来阿里，用公款付了钱，但是大部分虾没有卖出去，现在还压在武警的冷库里。他们还提出疑问，孔那么积极地给家乡搞推销，自己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吗？
16、由此可以看出，“稳定集团”内部的藏汉矛盾，表面看似民族矛盾，其实主要还是出于利益分配的矛盾。
17、按照北京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每一期援藏者在藏时间是 5年，后因援藏者普遍难以接受，降为三年，有些单位又自行降为 2年或 2年半。
18、现在不仅援藏干部不下基层，即使在内地上过西藏班或民族学院的藏人，回到西藏后也都不下基层。
［2］《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页47。
［3］《西藏统计 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10。
［4］《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20。
［5］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244。
［6］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 第一集》，页112。
［7］《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56。
［8］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2-65（页114）。
［9］《文汇报》，1995年5月29日。
1、可以比较这样的数据：拉萨的工农业产值是3·36亿元（此为1993年数据，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3-68，13-72），商品销售额加饮食业销售额共计6·6亿元（此为1994年数据，见《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表13-9）。
2、按人口排在中国第一大省的河南省会郑州，全市183万人，有餐饮网点4569个，平均 395人一个，而拉萨平均每54人就有一个。
3、八十年代去拉萨能带的最好礼物，就是从成都坐飞机时带一筐新鲜蔬菜。
4、倒是拉萨寺庙的年轻和尚，经常换上便装，用老百姓的供养到拉萨的餐馆舞厅去寻欢作乐。一位知情者告诉我，去年（96年）哲蚌寺派人拦截，一次就抓获四十多个化装成俗人的“花和尚”。
5、“消费品购买”只包括购买商品的开销，不包括公款吃喝娱乐，以及公款旅游等，后者大多数都以种种方式打进办公费、事业费等项目里开销。
6、西藏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杨志国给《内地人在西藏》一书（西藏人民出版社）所作的序言中写到：“1958年，西藏工委即对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等地流窜到藏人员进行处理，拘送内地处理者四百五十六人。”
7、亚东外来人口比例之高，与当地是一个与不丹进行贸易的口岸有关。另外，当地有较多驻军所形成的消费潜力也是吸引因素。
8、仲巴县1992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仅为31万元（见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所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4-74）。
9、 1993年的拉萨示威就是反对“放开粮价”，放开粮价是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措施，当时中国内地各省市已经全部完成了此项改革，都没有引起问题。
10、为了突出本节侧重的问题，在讨论西藏“稳定集体”的人数和花费时，都未把军队和军费算在内。
11、据说中共高层近年对西藏的“干部结构”曾有这种“内部精神”，县一级干部中汉人的比例不低于40％，对此比例不怕突破，最高可以达到70-80％，最好能实现乡级政权的一把手也由 汉人担当。
12、他们进藏的时候也曾被允许三年一换，但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把它的干部当作“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只要还能用就懒得换，而那时的人皆信奉“把一生交给党安排”，不敢为个人前途讨价还价，于是一呆就是三十年。
13、按照中共的户口制度，子女的户口必须落在父母的户口所在地，父母户口迁移的时候，如果子女已经成年，就不能随父母户口迁移。“老西藏”退休离开西藏时，子女大多已经成人，按此规定只能留在西藏，他们的后代由此将世世代代是西藏户口。
14、阿里地区的科委主任明久被指定随“孔繁森事迹报告团”到全国讲孔的模范事迹，中央电视台对全国转播。他回到阿里后，藏人骂他是孔繁森的儿子。
15、我在孔繁森工作过的阿里地区见到那些曾与孔一起工作过的“老西藏”，他们很愿意告诉外人孔繁森不那么高尚的一面。如他们说孔在世时从老家山东倒了几十万元对虾来阿里，用公款付了钱，但是大部分虾没有卖出去，现在还压在武警的冷库里。他们还提出疑问，孔那么积极地给家乡搞推销，自己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吗？
16、由此可以看出，“稳定集团”内部的藏汉矛盾，表面看似民族矛盾，其实主要还是出于利益分配的矛盾。
17、按照北京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每一期援藏者在藏时间是 5年，后因援藏者普遍难以接受，降为三年，有些单位又自行降为 2年或 2年半。
18、现在不仅援藏干部不下基层，即使在内地上过西藏班或民族学院的藏人，回到西藏后也都不下基层。
1.神秘香巴拉
西方社会具有富于想象和迷恋新奇的精神。那种精神培育了众多冒险家和旅行家。他们不畏险阻地足迹踏遍世界各个角落，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先锋。东方的古老神秘一直对西方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历史上，初到东方的西方人往往把自己的东方之行和所见所闻描写得天花乱坠，使其热衷于听故事的同胞们神往不已。西方对东方的早期认识，几乎都是在类似马可波罗的描述中培育起来的神话世界。十八世纪僵化腐朽的中国竟会被伏尔泰那样的西方大哲标榜为欧洲启蒙的榜样，足以说明神话泛滥的程度。直到中国大门被西方大炮轰开以后，大批西方人得以进入中国，中国的神话才一落千丈，又反过来成为西方“优越”文明所傲视的对象。
西藏在东方神话中具有更为神秘的地位，使西方人尤其神往，它地处世界最大的高原深处，雪山环绕，由“活佛”统治。早期去过（或自称去过）西藏的人对西藏的描述离奇之极。举一段为例：
这个王国（西藏）的时尚时这样的：妇女的头发梳成一百多根辫子。她们长着野猪一样尖长的牙齿。他们国家的另一个风俗是：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去世了，那么这个人会说：“我愿意保留我父亲的记忆。”因此，他把这一地区周围的祭司、僧人及乐师和所有的邻人亲属召集在一起。这些人高高兴兴地把尸体抬进村子。他们准备好一张大台子，祭司们在台子上把尸首的首级砍下来，递给死者的儿子。死者的儿子及其所有人齐声多次为死者祈祷。祭司将尸体切成碎块。他们得到一些碎块后，就返回了市内，他们边走边祈祷……在此之后，鹰及苍鹰从山顶飞下来，纷纷啄食人肉，然后腾空而起。这时，所有的人齐声高呼：“看哪，这个人是个圣人，神使降临把他带进了天国！”这种方式使死者的儿子感到得到了极大的荣誉。神使以这种令人称道的方式使其父亲超生，他目睹了这一切。为此，他取来其父的头颅，马上煮了吃掉，并且用头盖骨制成饮酒器皿。他及其家人总是虔诚地从头盖骨碗中汲取其父的记忆。他们的这种做法表达了对其父的最大尊崇……［1］
这段文字出自十四世纪的圣方济会修士奥多里克笔下。虽然后人对他的描写究竟是记录还是文学创作表示怀疑，但是他在当时被当作半个圣人，在整个意大利闻名遐迩。由于他的令人神往的冒险经历，在他去世后全城百姓皆参加他的葬礼，为纪念他专门修建了一座神殿，罗马还将七十件奇迹归于他的功劳［2］。不难想见人们对他的奇异故事是非常乐于听闻和相信的。
从宗教角度，到过西藏的欧洲传教士把西藏比喻为“魔鬼创造的凡蒂冈”［3］。最早到过拉萨的欧洲人---奥地利传教士白乃心（Johannes Gruber）这样描写当时的达赖喇嘛：
他置身于其宫中的一个黑暗和秘密的地方。该宫殿完全被黄金、白银和宝石覆盖，由大量的灯照耀，高高地置身于一个很显眼的地方，他坐在一个细绒垫子上，双脚踏在铺着的珍贵地毯上……他受到了所有人的如此崇拜和尊重，以至于这些人为能通过丰厚的恩赐获得大喇嘛的崇屎或其它排泄物而自以为幸福无比，并将这一切悬挂在脖子上。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令人讨厌的龌龊行为啊！他们甚至把这种尿混合于肉之中，愚蠢地认为这是预防各种疾病的良药……［4］
白乃心还告诉他的欧洲同胞，西藏女人用“某种气味恶臭的油涂面。这种油除了使她们产生难闻的气味之外……还使她们的面容严重变形，以至于大家不知道她们是女子，还是地狱的幽灵……”［5］。在欧洲早期对西藏的传说里，还流传西藏荒漠上有无数身躯比狗小但是比狐狸大的巨型蚂蚁，它们在掘穴时翻出含有金砂的一堆堆沙子。但是谁要是去取那些金砂，巨蚁就会追踪他并且进行攻击［6］。 这一切奇异传说都足以让欧洲人心旌摇动。
法国藏学家米歇尔·泰勒这样说：“如果没有西方旅行家，那就绝不会有关于西藏的神话。西藏除了是一种地理现实之外，还是一种思想造物。”［7］西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另一世界的”或“非地球的”同义语，提供了满足西方精神对遥远、不可思议事物和奇异力量之渴望的一个最佳幻觉之地。
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西藏获得了封闭领土的巨大名声和神秘性。那时的西方已经在全球任意行走，它的枪炮可以轻易敲开任何封闭的国门。然而只有西藏的高原雪山使他们难以进入。由活佛统治的神秘民族尽管武力薄弱，却凭藉西藏之“天”的保护牢牢地把守着进入西藏的通道，使一批又一批西方探险家无功而返。直到本世纪以前，能够到达拉萨的西方人屈指可数。西藏的吸引力从而演化成了禁地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对于热衷于未知事物的西方人尤其强烈。
虽然本世纪初，一支英国军队终于打进了拉萨，随后西藏藉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之机脱离中国控制，对西方做了有限的开放，然而由于那时的交通技术不足以打破西藏的地理隔绝，西方又在那几十年忙于两次世界大战，对西藏的顾及有限，能够进入西藏的西方人仍然是凤毛麟角。
随后就是中共占领西藏，并且把西藏关入铁幕之后，从此西藏比以往更加难以被西方人看见真面目。一直到中共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旅游团队才开始被允许进入西藏，一方面由于接待能力不够，游客数量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中共仍然保持严格控制，只允许游客在规定线路上“观光”。所以，西藏等于至今还未对西方完全撩起面纱，类似中国和其它东方国家在西方人心目中破除神秘和解构理想化的过程也始终没有完成。
当今的人类世界已经被喷气飞机和通讯卫星连结成一个“地球村落”，西方人可以凭着硬通货和商业旅游网成群结队地随便出入任何角落，这世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寄托神话境界呢？----只剩下一个西藏。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明显露弊端，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变得迷茫，后现代主义成为潮流，不少西方人希望从东方神秘主义中获得新的启示。这从美国的英语佛学教学中心几年之间就从四百二十九个（一九八八年）跃增为一千0六十二个就可看出［8］。而在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的渴求中，西藏成为最有吸引力的一个。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人为的神圣化。今日西方人眼目中西藏和他们以前对西藏的态度同样表现了偏激和非理性。如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被早年西方人描写为愚弄百姓的骗术或是一种狡猾的政治手段；而在今天，连达赖喇嘛本人都不止一次表示应该废止转世之时，西方人士反而十分起劲地对它进行渲染，不容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西藏在西方人心目中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西方人寻求实现自我认同所需的，西藏作为这样一种工具，在今日西方到处受到欢迎。［9］
曾经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担任过“蒙藏委员会”主任的张骏逸就此有过这样一段评论：
……何以一向以理性着称的西方人对西藏情有独锺，竟然到了如此执着的程度？如前所述，西方工业国已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技术发展、经济繁荣和富裕生活之后，也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例如，弱小民族消亡，传统文化遗产的失落，自然环境的破坏，核扩散引起对前途的焦虑等。人们自然地产生了对失落的过去的留恋。西方人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重视绿色和平的同时，也把注意力投向了发展中国家，善意的希望发展中国家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而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冲击，而且这里生活着相对与世隔绝、智慧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于是西藏在他们心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幸的是西藏今天偏偏在共产主义中国的统治之下，据说汉人正在剥夺藏人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正在以移民的手段最终消灭这个民族。正在这块净土上进行可以导致全人类走向毁灭的核试验。这怎能不让热爱自然、热爱和平的后现代西方人格外痛心疾首，动起真感情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民众采取与政府完全不同、十分过激的态度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西藏问题最终成为国际问题的根本原因。［10］
西藏在东方神话中具有更为神秘的地位，使西方人尤其神往，它地处世界最大的高原深处，雪山环绕，由“活佛”统治。早期去过（或自称去过）西藏的人对西藏的描述离奇之极。举一段为例：
这个王国（西藏）的时尚时这样的：妇女的头发梳成一百多根辫子。她们长着野猪一样尖长的牙齿。他们国家的另一个风俗是：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去世了，那么这个人会说：“我愿意保留我父亲的记忆。”因此，他把这一地区周围的祭司、僧人及乐师和所有的邻人亲属召集在一起。这些人高高兴兴地把尸体抬进村子。他们准备好一张大台子，祭司们在台子上把尸首的首级砍下来，递给死者的儿子。死者的儿子及其所有人齐声多次为死者祈祷。祭司将尸体切成碎块。他们得到一些碎块后，就返回了市内，他们边走边祈祷……在此之后，鹰及苍鹰从山顶飞下来，纷纷啄食人肉，然后腾空而起。这时，所有的人齐声高呼：“看哪，这个人是个圣人，神使降临把他带进了天国！”这种方式使死者的儿子感到得到了极大的荣誉。神使以这种令人称道的方式使其父亲超生，他目睹了这一切。为此，他取来其父的头颅，马上煮了吃掉，并且用头盖骨制成饮酒器皿。他及其家人总是虔诚地从头盖骨碗中汲取其父的记忆。他们的这种做法表达了对其父的最大尊崇……［1］
这段文字出自十四世纪的圣方济会修士奥多里克笔下。虽然后人对他的描写究竟是记录还是文学创作表示怀疑，但是他在当时被当作半个圣人，在整个意大利闻名遐迩。由于他的令人神往的冒险经历，在他去世后全城百姓皆参加他的葬礼，为纪念他专门修建了一座神殿，罗马还将七十件奇迹归于他的功劳［2］。不难想见人们对他的奇异故事是非常乐于听闻和相信的。
从宗教角度，到过西藏的欧洲传教士把西藏比喻为“魔鬼创造的凡蒂冈”［3］。最早到过拉萨的欧洲人---奥地利传教士白乃心（Johannes Gruber）这样描写当时的达赖喇嘛：
他置身于其宫中的一个黑暗和秘密的地方。该宫殿完全被黄金、白银和宝石覆盖，由大量的灯照耀，高高地置身于一个很显眼的地方，他坐在一个细绒垫子上，双脚踏在铺着的珍贵地毯上……他受到了所有人的如此崇拜和尊重，以至于这些人为能通过丰厚的恩赐获得大喇嘛的崇屎或其它排泄物而自以为幸福无比，并将这一切悬挂在脖子上。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令人讨厌的龌龊行为啊！他们甚至把这种尿混合于肉之中，愚蠢地认为这是预防各种疾病的良药……［4］
白乃心还告诉他的欧洲同胞，西藏女人用“某种气味恶臭的油涂面。这种油除了使她们产生难闻的气味之外……还使她们的面容严重变形，以至于大家不知道她们是女子，还是地狱的幽灵……”［5］。在欧洲早期对西藏的传说里，还流传西藏荒漠上有无数身躯比狗小但是比狐狸大的巨型蚂蚁，它们在掘穴时翻出含有金砂的一堆堆沙子。但是谁要是去取那些金砂，巨蚁就会追踪他并且进行攻击［6］。 这一切奇异传说都足以让欧洲人心旌摇动。
法国藏学家米歇尔·泰勒这样说：“如果没有西方旅行家，那就绝不会有关于西藏的神话。西藏除了是一种地理现实之外，还是一种思想造物。”［7］西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另一世界的”或“非地球的”同义语，提供了满足西方精神对遥远、不可思议事物和奇异力量之渴望的一个最佳幻觉之地。
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西藏获得了封闭领土的巨大名声和神秘性。那时的西方已经在全球任意行走，它的枪炮可以轻易敲开任何封闭的国门。然而只有西藏的高原雪山使他们难以进入。由活佛统治的神秘民族尽管武力薄弱，却凭藉西藏之“天”的保护牢牢地把守着进入西藏的通道，使一批又一批西方探险家无功而返。直到本世纪以前，能够到达拉萨的西方人屈指可数。西藏的吸引力从而演化成了禁地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对于热衷于未知事物的西方人尤其强烈。
虽然本世纪初，一支英国军队终于打进了拉萨，随后西藏藉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之机脱离中国控制，对西方做了有限的开放，然而由于那时的交通技术不足以打破西藏的地理隔绝，西方又在那几十年忙于两次世界大战，对西藏的顾及有限，能够进入西藏的西方人仍然是凤毛麟角。
随后就是中共占领西藏，并且把西藏关入铁幕之后，从此西藏比以往更加难以被西方人看见真面目。一直到中共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旅游团队才开始被允许进入西藏，一方面由于接待能力不够，游客数量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中共仍然保持严格控制，只允许游客在规定线路上“观光”。所以，西藏等于至今还未对西方完全撩起面纱，类似中国和其它东方国家在西方人心目中破除神秘和解构理想化的过程也始终没有完成。
当今的人类世界已经被喷气飞机和通讯卫星连结成一个“地球村落”，西方人可以凭着硬通货和商业旅游网成群结队地随便出入任何角落，这世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寄托神话境界呢？----只剩下一个西藏。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明显露弊端，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变得迷茫，后现代主义成为潮流，不少西方人希望从东方神秘主义中获得新的启示。这从美国的英语佛学教学中心几年之间就从四百二十九个（一九八八年）跃增为一千0六十二个就可看出［8］。而在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的渴求中，西藏成为最有吸引力的一个。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人为的神圣化。今日西方人眼目中西藏和他们以前对西藏的态度同样表现了偏激和非理性。如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被早年西方人描写为愚弄百姓的骗术或是一种狡猾的政治手段；而在今天，连达赖喇嘛本人都不止一次表示应该废止转世之时，西方人士反而十分起劲地对它进行渲染，不容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西藏在西方人心目中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西方人寻求实现自我认同所需的，西藏作为这样一种工具，在今日西方到处受到欢迎。［9］
曾经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担任过“蒙藏委员会”主任的张骏逸就此有过这样一段评论：
……何以一向以理性着称的西方人对西藏情有独锺，竟然到了如此执着的程度？如前所述，西方工业国已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技术发展、经济繁荣和富裕生活之后，也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例如，弱小民族消亡，传统文化遗产的失落，自然环境的破坏，核扩散引起对前途的焦虑等。人们自然地产生了对失落的过去的留恋。西方人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重视绿色和平的同时，也把注意力投向了发展中国家，善意的希望发展中国家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而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冲击，而且这里生活着相对与世隔绝、智慧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于是西藏在他们心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幸的是西藏今天偏偏在共产主义中国的统治之下，据说汉人正在剥夺藏人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正在以移民的手段最终消灭这个民族。正在这块净土上进行可以导致全人类走向毁灭的核试验。这怎能不让热爱自然、热爱和平的后现代西方人格外痛心疾首，动起真感情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民众采取与政府完全不同、十分过激的态度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西藏问题最终成为国际问题的根本原因。［10］
2.达赖喇嘛的成功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应该说是西藏问题得以成功地实现国际化的另一决定因素。由于达赖喇嘛是西藏流亡者几乎独一无二的象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实际上就是达赖喇嘛国际化的过程。今天，达赖喇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伟人之一，他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人自己的宗教领袖----天主教教皇。有人这样描写：“达赖喇嘛马不停蹄地在西方世界游说布道，所到之处无不万人空巷。虽然他每次演讲的内容大同小异，可每每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他宣扬的佛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启蒙知识，却都被笔录成书，一版再版，充斥西方的书市。他不应是一位俗世的政治家，却对尘间浊世关怀备至，也享有许多职业政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威望。”［11］达赖喇嘛成功地通过他自身引导了世界对西藏问题的瞩目。说西藏在国际上获得今天的这种普遍关注是他个人的胜利，那是不过份的。
可想而知，达赖喇嘛肯定具有极高的天分。对此无需寻找别的证明，他能在幼年通过对灵童的种种测试，成为达赖喇嘛，就足以说明他的超群拔萃。且不说转世是否是真，至少那么多高僧大德对他进行了反复观察考验，一定可以保证他在人种上绝对优秀。一九三九年国民政府赴藏代表团的成员朱少逸在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后曾这样感叹：
灵儿年仅四岁有半，姑无论其灵迹所在，传遍遐迩，即其起坐行动之间，稳重悠闲，虽成人犹不可及，亦异事也……自参拜开始，前后约四小时，而灵儿安坐台上，精神始终如一，且态度自然，对拜见群众，了无畏惧或羞涩，此灵儿之所以为灵儿欤！［12］
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于青海省平安县，那里海拔不高，挨近汉区，以农业为主，汉化程度频高。按朱少逸的看法：“达赖全家均作汉语，实汉人也”［13］（另一国民党在藏工作人员则说达赖的父亲连藏语都说不好［14］）。代表团在拉萨拜见达赖父母时，达赖父亲身着汉装，长袍马褂，以汉地“馒头”招待代表团，并频频表示“西藏糌耙吃不下”，劝代表团多吃馒头［15］。
达赖父亲出身微寒，爱贪小利，突然暴发，不免得意忘形，加上他亲汉姿态鲜明，为西藏噶厦政府所排斥，在拉萨的贵族圈中非常孤立。达赖喇嘛受左右影响，对自己父亲渐生不满，据说他十来岁时，曾有骑在父亲身上殴打之事［16］。达赖父亲死于一九四六年，时年五十余岁，身体健壮。有传说他当时只得了轻微小病，吃了摄政达扎送的一剂汤药之后突然而死，由此有人怀疑他被下了毒［17］。不过这仅属于无从证实的推测。
达赖喇嘛受到当时西藏最高水平的教育。但是他仍然需要经过漫长修炼以去掉人性中恶的成份，达到慈悲的无上境界。年幼之时，尽管他已经是西藏无比崇敬的对象，却在大昭寺的楼顶用唾沫啐下面五体投地朝拜的信徒，以此为乐［18］。到了老年，他已真正地堪称圣人。在访问日本的养鸡场时，他为鸡的处境感到震惊而悲哀，因为二十万只母鸡像囚徒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为人类产蛋，直到不能生育时再被卖掉。因此从爱护生命的角度出发，他主张即使一定要吃肉，应该吃大动物，而不吃小动物，因为那样可以少牺牲很多生命。［19］这种既宏大又细微的慈悲，令人不能不高山仰止。
不过达到这种博爱慈悲的境界，任何一代达赖喇嘛都是有可能做到的。十四达赖喇嘛与他的其它前身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于他的开放性。以前的任何一代达赖喇嘛，都封闭在雪山深处，除了自己的子民，几乎不与外人接触。十三世达赖喇嘛虽然有过六年的流亡经历，但其中五年是为躲避英国人而逗留在中国和蒙古信奉喇嘛教的地区，与在拉萨区别不大，流亡印度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十四世达赖喇嘛则是二十出头就被迫逃离西藏，至今在外已近四十年时光，他生命中主要部分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而且他必须面对以西方为主的世界，从他们那里争取流亡藏人所需要的支持。为了获得西方世界的同情与接纳，他要以开放的姿态去学习西方理念与价值观，并按照西方的标准去树立自己的形象。
从流亡开始，达赖喇嘛就努力改变旧西藏的专制传统，在西藏难民团体中建立民主制度。他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人民议会”，规定十八岁以上的藏人有权选举议会代表：年满二十一岁就有被选举权。一九六三年三月十日，颁布了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1，保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对崇拜神权的西藏破天荒的。那时随达赖喇嘛踏上流亡之路的十万藏人，被认为没有十个人知道什么叫民主［20］，所有推行民主权极为困难。对在千年历史中完全习惯于被神主宰的西藏人，让他们由自己投票决定自己的命运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内阁成员洛地嘉日在九十年代对记者说：
民主，对我们而言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您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没有经过痛苦争取到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您们法国人，您们曾经为着争民主而奋斗牺牲。民主这个字对您们有特殊的意义。可是我们，我们不了解什么是民主。达赖喇嘛对我们说，民主是非常重要的。既然他这么说，我们就接受这个观念。我向您透露一个秘密，一直到最近，我从来没有投过票。前不久我刚当选为议会议员，可是我从来没有履行我的投票权！很奇怪，不是吗？因为在心理上，投票对我们说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前几天我去投了票，因为我觉得身为部长，我至少应该以身作则！所以四天前我到投票所投了票。［21］
通过这位内阁部长对民主投票的态度可以看出，在流亡藏人中间推行民主，几乎是达赖喇嘛独力所为。他完全可以保持自己作为神的绝对权威，但是他要把这个权威交给人民。人民不要，他也要迫使他们接受。目前，西藏流亡议会共有议员四十五名。按照西藏的三区----卫藏、康巴、安多，每区各选十名议员；还有十二名议员是按照西藏不同教派和藏人流亡的海外区域选举的；只有三名议员由达赖喇嘛指定，他们一般是在科学、艺术、教育方面有特殊贡献的人。［22］
达赖喇嘛甚至考虑改革达赖制度。对于藏人过分地依赖达赖，达赖喇嘛虽然表示对他个人是很荣耀的事，但是他很清楚地指出“这也是我们民族的最大缺点”［23］。他用一个客观分析者的语气说到自己：
在所有的人类社会里，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发挥他的创造天分。这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有可能。就本质而言，独裁与共产主义制度是反民主的。西藏人由于对达赖喇嘛的极度崇拜，而屈服于他的选择与决定，却不相信自己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对达赖喇嘛的身份地位加以重新考虑的原因。［24］
达赖喇嘛说过多次，一旦和中国签订协议和约，他将放弃政治生涯，把毕生的精力投注于宗教生活。他对达赖喇嘛在未来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也认为要以民主的方式听从全体藏人的决定。
我早在一九六九年就说过了，达赖喇嘛制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也可以到此为止。这完全要看西藏人民的意愿。如果这种制度继续使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保留原有的传统仪轨，还是要选用新的规矩。事实上，是有好几种可行的办法。其中一种可能是遴选一位经过验证，足以取代我的喇嘛。为什么不呢？另外一种办法是像天主教教宗的产生一样。当他圆寂时，最有资格的最高经师群共同开会决定。如果我们决定采用第一种方法，我将在有生之年选择我的继承人。这会是一件很好的措施……不过，当我和其它的喇嘛谈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之中有些觉得非常震惊，而对我说：“噢！您不应该说这种事。达赖喇嘛承继的方式应该因循既有的制度延续下去。”但是，就我而言，他们不可抗议，我可不会因此作罢。［25］
这种大胆与彻底的改革想法，可以说在西藏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比起他的前身，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他对科学的肯定和赞赏态度。下面这段话非常明确表示了他对宗教中迷信成份的扬弃：
如果两者（科学与宗教）之间发生了冲突，寻找解决之道就是我们的职责。这样，这个世界就会像某些佛经上所说的无争。在这些方面，我们就必须接受科学合理的解释，而杨弃佛经。佛陀本身对这点有很明确的指示：“您们应该按照实际的操作，按照您们自己的经验来跟随我的教诲。只有在您们真正信服了它的真实性之后，您们才可以接受它。”这样，菩萨亲自赋予我们对他的教诲提出质疑的权力，做实际考察的权力。因此，如果我们证实了科学所提出来的证据和经文上所说的相互冲突，这段经文就必须舍弃。我向我的信徒们解释说，如果科学家能够在他们的实验中证明神转世的不可能性，我们也应该放弃轮回这个观念。［26］
当信徒们希望得到他的神力治好他们的病时，他总是对他们说：“您们应该去看医生”［27］。流亡在外使他开阔了眼界，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之处。他经常敦促藏传佛教的喇嘛们在寺庙教育中增开科学、西方哲学及西方心理学等课程。他认为，与其教授诸如印度古宗教这类不再存在的哲学，更应该研究现代科学，以了解对这个世界的科学解释。上年纪的西藏宗教长老对现代化科学总是怀疑，在全世界通过电视目睹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的时刻，他们表示不相信。达赖喇嘛嘲笑他们说：“也许您们应该派几个代表陪着这些航天员一起上去。从高高挂在天穹的月亮上面，您们就可以亲眼证实这个地球是圆的。”［28］
达赖喇嘛的愿望是将科学和他的宗教结合起来，并且证实二者之间没有根本冲突。为此，他同意西方科学家对西藏宗教的修行方法进行测试和实验----那些源自密法的修行方法过去从来都是对外保持高度保密的。达赖喇嘛为此需要力排众议。据说测试结果证实了西藏宗教的奇异，如正在进行修行的和尚体温竟比常人升高摄氏十度，可以烘干覆盖在他们身上的泡过水的被单，他们可以整夜赤身坐在雪地中而不失温，呼吸次数减低到一分钟七次。［29］
达赖喇嘛这种开明显然能够获得西方人的极大好感。他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也很懂得利用西方人的心理和西方传媒，掌握在西方社会打开局面的运作方法。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佣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动。去美国访问时，他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散步，在旧金山与电视记者谈话，在威斯康星州看橄榄球比赛，在巴克利参观电子加速器……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也与西方非常一致，这无疑使他更加被西方人认可与爱戴。最奇特的是，好莱坞的动作片明星 Steven Seagl竟会被西藏的宗教领袖认出是一个十五世纪喇嘛的转世之身，足以见出西藏流亡者是多么善于与西方社会相融合并巧妙地利用西方社会。
一九九四年，达赖喇嘛和他手下的西藏流亡人士所参加的国际会议有：在俄罗斯召开的“全球安全和解决现代边疆冲突问题讨论会”；在尼加拉瓜召开的“重建民主国际会议”；由国际自由发展组织协会召开的“为二十一世纪做准备国际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的“为新世纪着眼妇女领导权大会”；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废除死刑联盟会议”；在挪威开的“全球难民会议”；开罗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等等。积极参加国际会议一方面是西藏流亡者扩大影响的手段，同时仅从这些会议的名称，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流亡者与西方意识形态的融合，以及他们必然从中受到的熏陶。
当然达赖喇嘛肯定不是只出于迎合西方人的目的。上述一切在佛教之中都能找到思想基础，西方问题和困惑也可以在佛教中找到解答甚至出路。比中国大陆民运人士更为聪明的是，深谙西方人文气象的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自由运动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譬如他直接谈及西藏独立，甚至声明他并不要求独立，他最关心的只是西藏文明的延续。他为此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是将西藏建设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在西方赢得广泛支持。
同时，达赖喇嘛面对西方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寻求支持，还以导师的身份传播西藏的文明，把西藏的宗教修身教给西方人。他似乎在实践西藏一个古老的预言 “当铁鸟在空中飞翔、当铁马在大地奔驰时，西藏人将如蝼蚁般星散世界各地，而佛法也将传播到红人领域。”拥有飞机和汽车的中共军队在西藏打开杀戒，使西藏人逃离家园而星散到世界各国，而随着藏人流亡，佛教也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并成为现在西方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西方人觉得他们从西藏人那里得到很多他们原本没有的东西，因此就更愿意为西藏多做事情。总之，达赖喇嘛灵活地把他坚守的传统宗教与西方社会的时尚连接在一起，引导流亡藏人在无根的环境中成为生存的胜利者。
无须讳言，达赖喇嘛也是非常注意不惹西方人不悦的，为此回避事实也有所见。例如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他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市的演说里这样讲：
我的国家，西藏，一向是和平的、融合的。在中国人入侵之前，我的人民从来没有尝过警察和现代化部队的威力。［ 30］
他不会是真地忘记了远在中共进藏之前，英国人就以当时而言非常现代化的部队让西藏人民尝到了威力。他说的这句话竟被一个法国记者当作写书的开篇语。由此可见，达赖喇嘛不提西方侵略西藏的历史，西方人自己就更没有必要把历史记在心上。
在流亡和寂寞中坚忍多年的达赖喇嘛终于获得了回报，使他成为世界伟人里程碑的，是一九八九年十月五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那个奖虽然一部分是被北京“天安门事件”促成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委员们玩的一种“政治手腕”，但更多地还是来自于达赖喇嘛多年努力、加上对西方社会进行成功“公关”的成果。
获奖之后，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顿时猛增，西方各国都对达赖喇嘛打开了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 达赖喇嘛为荣。至于西方传媒，更是把焦点对准达赖喇嘛，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
达赖喇嘛的成功使流亡藏人运动在国际社会取得巨大进展。一九九零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动建立了议院委员会：二十八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稍晚一些时候，三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又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谋求将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议员联合起来，冰岛首相出席了那次会议；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援助西藏难民，并在白宫会晤了达赖喇嘛，而在毛泽东时代，达赖喇嘛根本拿不到去美国的签证；一百三十一名美国众议院的议员签署了一项动议，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一九九一年，达赖喇嘛成功地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十月一个月，西藏流亡者组织“西藏之家”就在全球三十六个国家举行了六十次活动；至今，流亡藏人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设置了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另外在伦敦、东京、布达佩斯、日内瓦、加德满都等地派驻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参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那是一九六五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31］欧洲议会五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对北京进行谴责；俄罗斯下议院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纽约市政府规定拉萨起义的纪念日-----每年三月十日为纽约的“西藏日”；一九九四年，达赖喇嘛一年出访十七个国家。到一九九四年为 止，他流亡之后访问过的国家已经达到四十九个（其中许多国家是多次访问）。一九九七年，他还成功地访问了台湾，在作为同一民族的中国内部打进了楔子……
达赖喇嘛六十岁生日之时，四百多名世界政要和名流参加了庆祝会，他的荣耀达到举世瞩目的高峰。他完全当之无愧地名列在当今世界的巨人行列。
可想而知，达赖喇嘛肯定具有极高的天分。对此无需寻找别的证明，他能在幼年通过对灵童的种种测试，成为达赖喇嘛，就足以说明他的超群拔萃。且不说转世是否是真，至少那么多高僧大德对他进行了反复观察考验，一定可以保证他在人种上绝对优秀。一九三九年国民政府赴藏代表团的成员朱少逸在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后曾这样感叹：
灵儿年仅四岁有半，姑无论其灵迹所在，传遍遐迩，即其起坐行动之间，稳重悠闲，虽成人犹不可及，亦异事也……自参拜开始，前后约四小时，而灵儿安坐台上，精神始终如一，且态度自然，对拜见群众，了无畏惧或羞涩，此灵儿之所以为灵儿欤！［12］
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于青海省平安县，那里海拔不高，挨近汉区，以农业为主，汉化程度频高。按朱少逸的看法：“达赖全家均作汉语，实汉人也”［13］（另一国民党在藏工作人员则说达赖的父亲连藏语都说不好［14］）。代表团在拉萨拜见达赖父母时，达赖父亲身着汉装，长袍马褂，以汉地“馒头”招待代表团，并频频表示“西藏糌耙吃不下”，劝代表团多吃馒头［15］。
达赖父亲出身微寒，爱贪小利，突然暴发，不免得意忘形，加上他亲汉姿态鲜明，为西藏噶厦政府所排斥，在拉萨的贵族圈中非常孤立。达赖喇嘛受左右影响，对自己父亲渐生不满，据说他十来岁时，曾有骑在父亲身上殴打之事［16］。达赖父亲死于一九四六年，时年五十余岁，身体健壮。有传说他当时只得了轻微小病，吃了摄政达扎送的一剂汤药之后突然而死，由此有人怀疑他被下了毒［17］。不过这仅属于无从证实的推测。
达赖喇嘛受到当时西藏最高水平的教育。但是他仍然需要经过漫长修炼以去掉人性中恶的成份，达到慈悲的无上境界。年幼之时，尽管他已经是西藏无比崇敬的对象，却在大昭寺的楼顶用唾沫啐下面五体投地朝拜的信徒，以此为乐［18］。到了老年，他已真正地堪称圣人。在访问日本的养鸡场时，他为鸡的处境感到震惊而悲哀，因为二十万只母鸡像囚徒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为人类产蛋，直到不能生育时再被卖掉。因此从爱护生命的角度出发，他主张即使一定要吃肉，应该吃大动物，而不吃小动物，因为那样可以少牺牲很多生命。［19］这种既宏大又细微的慈悲，令人不能不高山仰止。
不过达到这种博爱慈悲的境界，任何一代达赖喇嘛都是有可能做到的。十四达赖喇嘛与他的其它前身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于他的开放性。以前的任何一代达赖喇嘛，都封闭在雪山深处，除了自己的子民，几乎不与外人接触。十三世达赖喇嘛虽然有过六年的流亡经历，但其中五年是为躲避英国人而逗留在中国和蒙古信奉喇嘛教的地区，与在拉萨区别不大，流亡印度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十四世达赖喇嘛则是二十出头就被迫逃离西藏，至今在外已近四十年时光，他生命中主要部分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而且他必须面对以西方为主的世界，从他们那里争取流亡藏人所需要的支持。为了获得西方世界的同情与接纳，他要以开放的姿态去学习西方理念与价值观，并按照西方的标准去树立自己的形象。
从流亡开始，达赖喇嘛就努力改变旧西藏的专制传统，在西藏难民团体中建立民主制度。他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人民议会”，规定十八岁以上的藏人有权选举议会代表：年满二十一岁就有被选举权。一九六三年三月十日，颁布了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1，保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对崇拜神权的西藏破天荒的。那时随达赖喇嘛踏上流亡之路的十万藏人，被认为没有十个人知道什么叫民主［20］，所有推行民主权极为困难。对在千年历史中完全习惯于被神主宰的西藏人，让他们由自己投票决定自己的命运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内阁成员洛地嘉日在九十年代对记者说：
民主，对我们而言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您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没有经过痛苦争取到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您们法国人，您们曾经为着争民主而奋斗牺牲。民主这个字对您们有特殊的意义。可是我们，我们不了解什么是民主。达赖喇嘛对我们说，民主是非常重要的。既然他这么说，我们就接受这个观念。我向您透露一个秘密，一直到最近，我从来没有投过票。前不久我刚当选为议会议员，可是我从来没有履行我的投票权！很奇怪，不是吗？因为在心理上，投票对我们说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前几天我去投了票，因为我觉得身为部长，我至少应该以身作则！所以四天前我到投票所投了票。［21］
通过这位内阁部长对民主投票的态度可以看出，在流亡藏人中间推行民主，几乎是达赖喇嘛独力所为。他完全可以保持自己作为神的绝对权威，但是他要把这个权威交给人民。人民不要，他也要迫使他们接受。目前，西藏流亡议会共有议员四十五名。按照西藏的三区----卫藏、康巴、安多，每区各选十名议员；还有十二名议员是按照西藏不同教派和藏人流亡的海外区域选举的；只有三名议员由达赖喇嘛指定，他们一般是在科学、艺术、教育方面有特殊贡献的人。［22］
达赖喇嘛甚至考虑改革达赖制度。对于藏人过分地依赖达赖，达赖喇嘛虽然表示对他个人是很荣耀的事，但是他很清楚地指出“这也是我们民族的最大缺点”［23］。他用一个客观分析者的语气说到自己：
在所有的人类社会里，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发挥他的创造天分。这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有可能。就本质而言，独裁与共产主义制度是反民主的。西藏人由于对达赖喇嘛的极度崇拜，而屈服于他的选择与决定，却不相信自己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对达赖喇嘛的身份地位加以重新考虑的原因。［24］
达赖喇嘛说过多次，一旦和中国签订协议和约，他将放弃政治生涯，把毕生的精力投注于宗教生活。他对达赖喇嘛在未来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也认为要以民主的方式听从全体藏人的决定。
我早在一九六九年就说过了，达赖喇嘛制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也可以到此为止。这完全要看西藏人民的意愿。如果这种制度继续使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保留原有的传统仪轨，还是要选用新的规矩。事实上，是有好几种可行的办法。其中一种可能是遴选一位经过验证，足以取代我的喇嘛。为什么不呢？另外一种办法是像天主教教宗的产生一样。当他圆寂时，最有资格的最高经师群共同开会决定。如果我们决定采用第一种方法，我将在有生之年选择我的继承人。这会是一件很好的措施……不过，当我和其它的喇嘛谈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之中有些觉得非常震惊，而对我说：“噢！您不应该说这种事。达赖喇嘛承继的方式应该因循既有的制度延续下去。”但是，就我而言，他们不可抗议，我可不会因此作罢。［25］
这种大胆与彻底的改革想法，可以说在西藏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比起他的前身，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他对科学的肯定和赞赏态度。下面这段话非常明确表示了他对宗教中迷信成份的扬弃：
如果两者（科学与宗教）之间发生了冲突，寻找解决之道就是我们的职责。这样，这个世界就会像某些佛经上所说的无争。在这些方面，我们就必须接受科学合理的解释，而杨弃佛经。佛陀本身对这点有很明确的指示：“您们应该按照实际的操作，按照您们自己的经验来跟随我的教诲。只有在您们真正信服了它的真实性之后，您们才可以接受它。”这样，菩萨亲自赋予我们对他的教诲提出质疑的权力，做实际考察的权力。因此，如果我们证实了科学所提出来的证据和经文上所说的相互冲突，这段经文就必须舍弃。我向我的信徒们解释说，如果科学家能够在他们的实验中证明神转世的不可能性，我们也应该放弃轮回这个观念。［26］
当信徒们希望得到他的神力治好他们的病时，他总是对他们说：“您们应该去看医生”［27］。流亡在外使他开阔了眼界，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之处。他经常敦促藏传佛教的喇嘛们在寺庙教育中增开科学、西方哲学及西方心理学等课程。他认为，与其教授诸如印度古宗教这类不再存在的哲学，更应该研究现代科学，以了解对这个世界的科学解释。上年纪的西藏宗教长老对现代化科学总是怀疑，在全世界通过电视目睹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的时刻，他们表示不相信。达赖喇嘛嘲笑他们说：“也许您们应该派几个代表陪着这些航天员一起上去。从高高挂在天穹的月亮上面，您们就可以亲眼证实这个地球是圆的。”［28］
达赖喇嘛的愿望是将科学和他的宗教结合起来，并且证实二者之间没有根本冲突。为此，他同意西方科学家对西藏宗教的修行方法进行测试和实验----那些源自密法的修行方法过去从来都是对外保持高度保密的。达赖喇嘛为此需要力排众议。据说测试结果证实了西藏宗教的奇异，如正在进行修行的和尚体温竟比常人升高摄氏十度，可以烘干覆盖在他们身上的泡过水的被单，他们可以整夜赤身坐在雪地中而不失温，呼吸次数减低到一分钟七次。［29］
达赖喇嘛这种开明显然能够获得西方人的极大好感。他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也很懂得利用西方人的心理和西方传媒，掌握在西方社会打开局面的运作方法。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佣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动。去美国访问时，他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散步，在旧金山与电视记者谈话，在威斯康星州看橄榄球比赛，在巴克利参观电子加速器……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也与西方非常一致，这无疑使他更加被西方人认可与爱戴。最奇特的是，好莱坞的动作片明星 Steven Seagl竟会被西藏的宗教领袖认出是一个十五世纪喇嘛的转世之身，足以见出西藏流亡者是多么善于与西方社会相融合并巧妙地利用西方社会。
一九九四年，达赖喇嘛和他手下的西藏流亡人士所参加的国际会议有：在俄罗斯召开的“全球安全和解决现代边疆冲突问题讨论会”；在尼加拉瓜召开的“重建民主国际会议”；由国际自由发展组织协会召开的“为二十一世纪做准备国际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的“为新世纪着眼妇女领导权大会”；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废除死刑联盟会议”；在挪威开的“全球难民会议”；开罗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等等。积极参加国际会议一方面是西藏流亡者扩大影响的手段，同时仅从这些会议的名称，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流亡者与西方意识形态的融合，以及他们必然从中受到的熏陶。
当然达赖喇嘛肯定不是只出于迎合西方人的目的。上述一切在佛教之中都能找到思想基础，西方问题和困惑也可以在佛教中找到解答甚至出路。比中国大陆民运人士更为聪明的是，深谙西方人文气象的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自由运动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譬如他直接谈及西藏独立，甚至声明他并不要求独立，他最关心的只是西藏文明的延续。他为此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是将西藏建设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在西方赢得广泛支持。
同时，达赖喇嘛面对西方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寻求支持，还以导师的身份传播西藏的文明，把西藏的宗教修身教给西方人。他似乎在实践西藏一个古老的预言 “当铁鸟在空中飞翔、当铁马在大地奔驰时，西藏人将如蝼蚁般星散世界各地，而佛法也将传播到红人领域。”拥有飞机和汽车的中共军队在西藏打开杀戒，使西藏人逃离家园而星散到世界各国，而随着藏人流亡，佛教也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并成为现在西方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西方人觉得他们从西藏人那里得到很多他们原本没有的东西，因此就更愿意为西藏多做事情。总之，达赖喇嘛灵活地把他坚守的传统宗教与西方社会的时尚连接在一起，引导流亡藏人在无根的环境中成为生存的胜利者。
无须讳言，达赖喇嘛也是非常注意不惹西方人不悦的，为此回避事实也有所见。例如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他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市的演说里这样讲：
我的国家，西藏，一向是和平的、融合的。在中国人入侵之前，我的人民从来没有尝过警察和现代化部队的威力。［ 30］
他不会是真地忘记了远在中共进藏之前，英国人就以当时而言非常现代化的部队让西藏人民尝到了威力。他说的这句话竟被一个法国记者当作写书的开篇语。由此可见，达赖喇嘛不提西方侵略西藏的历史，西方人自己就更没有必要把历史记在心上。
在流亡和寂寞中坚忍多年的达赖喇嘛终于获得了回报，使他成为世界伟人里程碑的，是一九八九年十月五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那个奖虽然一部分是被北京“天安门事件”促成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委员们玩的一种“政治手腕”，但更多地还是来自于达赖喇嘛多年努力、加上对西方社会进行成功“公关”的成果。
获奖之后，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顿时猛增，西方各国都对达赖喇嘛打开了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 达赖喇嘛为荣。至于西方传媒，更是把焦点对准达赖喇嘛，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
达赖喇嘛的成功使流亡藏人运动在国际社会取得巨大进展。一九九零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动建立了议院委员会：二十八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稍晚一些时候，三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又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谋求将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议员联合起来，冰岛首相出席了那次会议；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援助西藏难民，并在白宫会晤了达赖喇嘛，而在毛泽东时代，达赖喇嘛根本拿不到去美国的签证；一百三十一名美国众议院的议员签署了一项动议，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一九九一年，达赖喇嘛成功地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十月一个月，西藏流亡者组织“西藏之家”就在全球三十六个国家举行了六十次活动；至今，流亡藏人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设置了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另外在伦敦、东京、布达佩斯、日内瓦、加德满都等地派驻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参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那是一九六五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31］欧洲议会五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对北京进行谴责；俄罗斯下议院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纽约市政府规定拉萨起义的纪念日-----每年三月十日为纽约的“西藏日”；一九九四年，达赖喇嘛一年出访十七个国家。到一九九四年为 止，他流亡之后访问过的国家已经达到四十九个（其中许多国家是多次访问）。一九九七年，他还成功地访问了台湾，在作为同一民族的中国内部打进了楔子……
达赖喇嘛六十岁生日之时，四百多名世界政要和名流参加了庆祝会，他的荣耀达到举世瞩目的高峰。他完全当之无愧地名列在当今世界的巨人行列。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2014年8月5日星期二
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48）
4、昂贵的稳定成本
在“建立边防的代价”一节，已经从边防角度涉及了稳定成本的问题。这一节再看除边防以外其它方面的稳定成本，以及随时代变化，稳定成本所发生的“通货膨胀”。
毛泽东时代，西藏的稳定成本虽然高于中国内地，相对来讲却被压到了最低。那时有一整套激励机制及相应的社会氛围，压抑欲望和个人主义追求，提倡“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到邓小平时代，那一套完全失去了作用，人们再不肯亏待自己。过去的人坐卡车进藏，还要打着红旗唱革命歌曲；现在的进藏者不坐飞机是不会动身的；过去干部下乡靠骑马，现在换成了汽车，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进口车，动辄一辆几十万元。西藏官场车多车好是有名的。每到开大型会议的时候，官员们开来的车停在一起，就像高档车荟翠的汽车博览会。可以想象，仅此一项会使中共在西藏的稳定成本提高多少。
贡嘎机场距拉萨九十多公里，过去路不好时汽车要跑三个小时，现在缩短为一个小时。不知为什么，多年来从拉萨飞往中国内地的飞机总是早晨起飞，而拉萨的航空公司只在前一天下午提供去机场的班车，因此旅客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提前一天坐民航的班车去机场，在机场旅馆住一夜，要么就是自己有专车第二天一早去机场。事实上，坐民航班车去机场旅馆过夜的人从来不多，大部分只限于自费旅行者。多年来，每天黎明时分从拉萨开往贡嘎机场的车流已经成了一道固定景观。那车流犹如一条不见首尾的长龙，白色和红色的车灯衔接在一起，在拉萨河谷黑暗的山脚下蜿蜓飞驰。我也曾置身那车龙之中。那年一位西藏朋友派他属下的一辆福特车送我。由于那车速度快，一路不停地超过其它的汽车，使我得以直观地感受车龙的全貌。大多数的车都很好，价格昂贵，每辆车送一个或两个去机场的乘客，像我一样，有专门的司机给开车。但是几乎没有一辆车是私车，也基本不见出租车，全是公车。可想而知，那车龙载的乘客绝大多数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或与“稳定集团”有关系的人。送我的车在那一路超过了很多车。到机场时，天刚亮，停车场上已经停了更多送入的车。过不多久，整个车龙就将掉转头，从贡嘎机场再奔驰回拉萨。
这是一件每天发生的小事，但是不难想象每天需要为这件小事付出的成本。车、油、驾驶员的人工（由于起早还要休息半天），天天如此，日积月累是多少？一件上飞机的小事都需要如此成本，其它事又 该如何？
从小见大，我曾见过军官们一次喝掉十几瓶四川名酒“泸州老窖”，每瓶七十六元，还有成箱瓶装的“青岛啤酒，对深知西藏交通之难的人，那价钱已经不好算，仅运费一项该算多少？那些钱都是军费，名义上都是被用于西藏的稳定。前线的边防战士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十二·八五元，军官们喝一顿酒，够士兵吃多少天？不过从稳定“稳定集团”的角度，把军官喝酒的钱打入稳定成本也应该。那的确是为稳定不能不付的代价。因为问题在于，在已经失去了信仰支持的年代，凭什么让人在西藏坚持下去？比起内地的物欲横流，纸醉金迷，喝点酒仅是最起码的要求。
驻藏军队常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军官不在部队，除了休假，就是以开会、看病、出差、学习等各种理由逗留内地。那些理由很多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是军官们需要去内地享受和放松。那已经形成默契，军官们你来我走，轮流出山，费用自然都是在军费中报销。“稳定集团”的地方官员也是一样。阿里地区一九九六年一个冬季，以治病名义回内地的干部就有一百多人，平均每人的花费至少在一万以上，都有公款报销。其中不少人并没有非回内地治的病，只不过是藉此理由而已。至于那些藉公事出差名义下山的人数就更多了。不难估算，每年仅次一项，稳定成本又会增加多少。
毛泽东时代，进藏的汉人干部职工皆是年轻人，距离退休和安置都很遥远。他们在西藏一干几十年，现在普遍进入养老阶段，长期在高原生活落下的病也开始发作，而他们在内地已经没根全得靠西藏安排他们回内地治病养老。为此，西藏需要拿出大笔钱在内地买地盖房，建“干部休养所”，安置他们，并担负全部养老金和医疗费，直到送终。随着退休人数不断增加，对西藏财政而言，已经有不堪重负之感。
不过相对而言，上述花费都是小数，北京花费在西藏稳定的稳定成本，最大的份额还是用于西藏的现代化表演和对“稳定集团”的整体供养。表面上，这一部分被体现为西藏的经济，但是为认为，抛开西藏自古存在的自然经济不谈，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在西藏所占的成分其实很小。虽然大量钱和物的活动都披着经济的外衣，事实上却不应该将其视为经济，因为那些钱和物的活动之本质，补过是一个正在执行政治使命的集团所进行的消耗---部分消耗用于其政治使命，如对社会的控制管理、边防，以及出于政治目的的进行的现代化表演；另一部分消耗则是对那集团自身的供养。
那种钱和物的消耗是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的。投入者（北京）进行投入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产出（而是在于稳定西藏），甚至不要求产出。试问，这与以获得最大利润为基本目标的经济活动能是一回事吗？所以，我认为按照一般经济学的原理讨论西藏的“经济”，很可能是完全文不对题。
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没有对中共到底给了西藏多少钱和物进行争论的必要了，因为不管他拿了多少钱和物，主要都是他自己花，养他自己的人，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对西藏的经济并没有多少实际作用，西藏老百姓从中得到的实惠也是很有限。所有那些钱物，按真正的用途来作帐，都应该打入中共对西藏的稳定成本。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笔稳定成本（不算军费）总共有多少。在北京对西藏投入的资金中，分为财政补贴、基建（即工程项目）投资和专项投资等几大类。基建投资又分为给西藏地方的投资和用于兴建国家项目的国家直接投资（如修筑国家公路等），专项投资则包括“大庆工程”一类的投资。由于不同类别的投资往往分头计算，在不同场合对外公布的数字也有很大差异，这里不做复核，对本书的内容而言，知道大概就可以。
八十年代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一九八零年视察西藏时，在自治区干部大会这样说：
同志们，我报告你们一个数目字，二十九年来，国家给了你们多少钱哪？不算国家直接投资的，不算军费，给了你们四十五亿三千多万块钱。记住这个数字，四十五亿三千多万。你们自己收入工商业税、农业税一共多少钱呢？二十九年来，你们只收了五千七百三十八万。你看嘛，给了你们四十五亿，你们自己向老百姓要的只有五千七百万，我何必要那个五千七百万呢？！ （14）
胡耀邦的口气像个大家长，而且一言九鼎，从此后西藏免除了农牧业税，并且，北京还大幅度增加了对西藏的拨款。到一九八四年，按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西藏时的讲话，北京给西藏的财政补贴总数已经猛长到七十二亿。也就是说，一九八零年 ---一九八四年中的拨款达到了二十七亿。胡、田二人的讲话纪要中还有下列数字：
解放以来，国家给西藏的财政补贴达七十二个亿。财政补贴占自治区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增高：五十年代为三十.六％，六十年代为四 十五.五％，七十年代为八十.五％，八十年代为九十七.一％。一九八三年，国家给西藏的财政补贴为六亿八千八百万元，人均三百五十七 元，全自治区生产总值七亿零三百万元，人均三百六十四元；补贴与产值几乎相等。去年，从内定调入西藏的生产、生活资料商品总额三亿七千八百万元，占全区商品销售总额的八十四.三％。这说明西藏的经济基本上变成了一种供给式的经济，中央的财政补贴和物资调入实际上成了西藏的经济命脉 。（15）
这些讲话都不是对外宣传性的讲话，而且带有某种检讨成分，因此可以相信数字的真实性。这些数字尚不包括对西藏的基建投资和专业投资 。另外，出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特色和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中共其它省份，包括军队，都经常以搞运动或响应号召的方式向西藏提供无偿支持，那究竟投入多少人力、物 力和财力就很难计算了。
一九九五年八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庆典的一次会议上，西藏的中共第一书记陈奎元宣布，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三十年间（一九六五---一九九五），北京给西藏的钱物总共计为三百亿元人民币（16）。另有一个数字是从中共进入西藏的一九五一年算起，到一九九五年的 四十四年之中，北京给西藏的钱物总值共计三百五十亿元人民币。
对此，有的汉人愤愤不平地计算，这四十四年平均下来，西藏全部人口中每人每年都能从北京得到五百元左右，也就是说全西藏的人即使一年到头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得到的收入也超过中国内地大多数老百姓一年辛苦干到头的收入，因此有人说出“汉人的血汗养活了藏人”那样的话。
但是这样计算显然是不公平的，西藏老百姓没有直接得到那些钱9。如果说那是对西藏经济的投资，因此间接地使藏人老百姓得到了好处， 那么就必须结解释那三百五十亿人民币是怎么花的，为西藏创造出了多少价值。事实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三十年，所创建的工农业产值全部加在一起才是三百亿多一点。而在北京给西藏的三百五十亿当中，分给西藏农牧业的顶多是个零头，因此农牧业产值与那三百五十亿元关系不大，如果不算农牧业产值，只把西藏三十年的工业产值加在一起，那就更少得只剩六十多亿元（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九三年二十八年的工业产值之和为五十·三三亿（17））。这样一种三百多亿投资对六十亿产值的关系，怎么能被视为是对经济的投资呢？哪里有经济的意义呢？只能被视为消耗。所以我说，北京对西藏投入的钱物，大部分都应该打进它为西藏所支付的成本。
今日西藏，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取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在北京。如果离开北京的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10。
随着稳定西藏的成本日益高昂（一九九三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一百六十三倍（18）），北京也越来越感到不堪承担。为了减轻自己的重负，北京近年开始采取一种名为“援藏”的办法，即指定中国内地一些比较富裕发达的省市及中央各部委，对西藏进行“对口支援”。一九九四年“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对口”关系是：中央各部委负责西藏自治区的相应厅局；北京包拉萨；上海、山东包日喀则；广东、福建包林芝；浙江、辽宁包那曲；湖南、湖北包山南；天津、四川包昌都。对口关系暂定十年，对口支持的内容包括资金、技术、工程建设、干部、科技人员等各方面。总之就是把原来全部由北京去填西藏那个无底洞，分出一部分让地方和各部委填。其实也是一种利用权力进行的政治性摊派，跟风行全中国的各种摊派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北京管着各级地方官的升迁罢免，它让谁出血谁敢不听，甚至还得表现积极。如山东省在自己担负的“大庆工程”（中央工程）之外，自己又援助了日喀则地区六十三个项目；湖南、湖北援助山南地区五千万元资金；上海投钱物总值四百多万元在日喀则建传染病医院；河北援助阿里地区近二千万元；陕西为阿里狮泉河镇的上下水工程增加投资三百万元……仅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大庆工程，这些省市就拿出了近十亿元人民币。
在这种被称为“大规模、成体系”的对口援藏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向西藏派遣汉人党政干部。那是鉴于两个原因而制定的措施，一是以往派遣汉人进藏的机制失效，必须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二是派遣汉人进藏的成本增加，北京要把那成本转嫁给地方。
“干部援藏”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存在，当时是为了应付大批汉人返回中国内地造成人才紧缺采用的一种应急措施，从内地临时调遣一些汉人官员或技术人员，不迁户口，不带家属，不转隶属关系，工资由原单位发，只是短时间到西藏工作，一般三年为限，结束后仍会原单位。那时这种体制还是辅助性的，长期在西藏工作的汉人一直保持主体地位。但是随着无人进藏的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汉人队伍不断老化、瓦解和流失，“援藏干部”逐步开始成为北京更加倚重的对象。一九九四年确立“对口援藏”体制后，援藏干部也实行了对口，由对口的省市向西藏的对口地区（或对口部委向西藏的对口厅局）派遣，援藏干部的选派、组织、管理、工资和物质鼓励，以及援藏结束后的安置，都由对口省市负责。
这种“援藏”方式在机制上是一种混杂的变通，“建设边疆”、“民族团结”一类意识形态口号仍然挂在嘴上，宣传、动员、表彰等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但是谁都明白已经没人真信这些。实际起作用的机制，一方面仍然是集权制度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是靠利益。
行政手段现在对动员援藏者个人已经不起决定作用，主要是针对各级党政领导。北京压各省市，省市再把任务层层压给下级 11，中央分派的“援藏干部”名额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在中共术语中意味着最高任务），必须完成。那种压力之所以还有效，在对各级官员来讲，完成任务是政绩，完不成则会影响升迁。
领受了任务的各级官员急于交差，另一方面却是无人进藏的现实，过去的意识形态、组织动员和行政手段现在对个人都已失效，于是能指靠的就只剩自古以来的老办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虽然动员干部进藏在形式上尚未脱离“搞运动”的框架，仍然是以上级的行政命令为原动力，但是最终能把人派进西藏的决定因素，已经转变为利益上的交换。
“重赏”的内容花样繁多，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条件和财力不同而有变化。不过凡“援藏者”皆升官一级已是共同标准。这一条就对不少想走仕途的人有吸引力。不走这条路，也许十年八年升不了一级，相比之下，去西藏忍个三年两载，岂不就成了仕途捷径。12
分房子是另一种诱人的重赏。中国城市居民住房大部分靠单位分配（近年虽出现了一些私人房地产，工薪阶层基本无力购买），根据年龄资历等众多条件排队，年轻人要等待的时间往往遥遥无期，去一趟西藏，能分一套住房，算下来也是一件合适的事。还有解决配偶的工作、户口、“农转非”或者子女上学、就业等等各种中国特色的问题，都被用来“悬赏”。有些单位除了上述各种条件外，还给援藏者家里安排一部公费电话，其使其可以经常与家属通话，电话费由单位报销。
我对正在西藏工作的陕西援藏干部所做的了解，他进藏得到的具体交换条件有 :
从没有实权的卫生站站长（正科级）提为副区长（副处级），不仅是级别提拔，连具体的实权职务都事先落实，使其援藏一结束就能立刻走马上任，而且因为有实职，在藏工作其间，单位的各项待遇和福利都有，单位和同事对其家庭也能关心照顾；
其原在农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给予办理“农转非”；
妻子进工厂当了工人，并允许在丈夫援藏期间不上班，在家照顾孩子；
其工资在副处级工资之上再上调二级；
在工资之外每月给援藏补助费五百元；
每年给缺氧补助一千五百元；
家里装公费电话。
陕西是对口援藏个省市中最穷的一个，其它省市的待遇一般高于陕西。那位援藏干部不无羡慕地告诉我，南方省的某些单位简化了“悬赏”内容，例如一次性给每个援藏者三十万元人民币。那笔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十年的工资.
对北京来讲，这种摊派方式减轻了它在财政上的负担，但是花费总额没有因此而减少，只不过是被分散了。如果对那些分散花费的总量进行计算，只会比集中花费更多。以目前的援藏方式派进西藏的一个汉人官员，成本要高于过去数十倍。除了用于“悬赏”方面的支付，进藏后各省援藏官员之间还有横向攀比13，互动式地拉动待遇上涨。那些官员在藏期间依然在原单位挂着实职，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单位会对其及其家属给予多方照顾，也会给以后进藏的干部打下了攀比的基础。
目前这种对口援藏的汉人官员总数不多，全西藏不到七百人。但是他们皆被分到党政系统掌握实权，担任的职务上至自治区一级高层官员、各厅局的要害职位，下至各地区与各县的专员、书记、副县长等，影响大，波及面广。从趋势判断，面对无人进藏难题的北京，今后很可能越来越以这种方式保证汉人对西藏的控制，援藏人数将不断增加，为此支付的成本总额也越来越高。
毛泽东时代，西藏的稳定成本虽然高于中国内地，相对来讲却被压到了最低。那时有一整套激励机制及相应的社会氛围，压抑欲望和个人主义追求，提倡“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到邓小平时代，那一套完全失去了作用，人们再不肯亏待自己。过去的人坐卡车进藏，还要打着红旗唱革命歌曲；现在的进藏者不坐飞机是不会动身的；过去干部下乡靠骑马，现在换成了汽车，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进口车，动辄一辆几十万元。西藏官场车多车好是有名的。每到开大型会议的时候，官员们开来的车停在一起，就像高档车荟翠的汽车博览会。可以想象，仅此一项会使中共在西藏的稳定成本提高多少。
贡嘎机场距拉萨九十多公里，过去路不好时汽车要跑三个小时，现在缩短为一个小时。不知为什么，多年来从拉萨飞往中国内地的飞机总是早晨起飞，而拉萨的航空公司只在前一天下午提供去机场的班车，因此旅客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提前一天坐民航的班车去机场，在机场旅馆住一夜，要么就是自己有专车第二天一早去机场。事实上，坐民航班车去机场旅馆过夜的人从来不多，大部分只限于自费旅行者。多年来，每天黎明时分从拉萨开往贡嘎机场的车流已经成了一道固定景观。那车流犹如一条不见首尾的长龙，白色和红色的车灯衔接在一起，在拉萨河谷黑暗的山脚下蜿蜓飞驰。我也曾置身那车龙之中。那年一位西藏朋友派他属下的一辆福特车送我。由于那车速度快，一路不停地超过其它的汽车，使我得以直观地感受车龙的全貌。大多数的车都很好，价格昂贵，每辆车送一个或两个去机场的乘客，像我一样，有专门的司机给开车。但是几乎没有一辆车是私车，也基本不见出租车，全是公车。可想而知，那车龙载的乘客绝大多数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或与“稳定集团”有关系的人。送我的车在那一路超过了很多车。到机场时，天刚亮，停车场上已经停了更多送入的车。过不多久，整个车龙就将掉转头，从贡嘎机场再奔驰回拉萨。
这是一件每天发生的小事，但是不难想象每天需要为这件小事付出的成本。车、油、驾驶员的人工（由于起早还要休息半天），天天如此，日积月累是多少？一件上飞机的小事都需要如此成本，其它事又 该如何？
从小见大，我曾见过军官们一次喝掉十几瓶四川名酒“泸州老窖”，每瓶七十六元，还有成箱瓶装的“青岛啤酒，对深知西藏交通之难的人，那价钱已经不好算，仅运费一项该算多少？那些钱都是军费，名义上都是被用于西藏的稳定。前线的边防战士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十二·八五元，军官们喝一顿酒，够士兵吃多少天？不过从稳定“稳定集团”的角度，把军官喝酒的钱打入稳定成本也应该。那的确是为稳定不能不付的代价。因为问题在于，在已经失去了信仰支持的年代，凭什么让人在西藏坚持下去？比起内地的物欲横流，纸醉金迷，喝点酒仅是最起码的要求。
驻藏军队常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军官不在部队，除了休假，就是以开会、看病、出差、学习等各种理由逗留内地。那些理由很多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是军官们需要去内地享受和放松。那已经形成默契，军官们你来我走，轮流出山，费用自然都是在军费中报销。“稳定集团”的地方官员也是一样。阿里地区一九九六年一个冬季，以治病名义回内地的干部就有一百多人，平均每人的花费至少在一万以上，都有公款报销。其中不少人并没有非回内地治的病，只不过是藉此理由而已。至于那些藉公事出差名义下山的人数就更多了。不难估算，每年仅次一项，稳定成本又会增加多少。
毛泽东时代，进藏的汉人干部职工皆是年轻人，距离退休和安置都很遥远。他们在西藏一干几十年，现在普遍进入养老阶段，长期在高原生活落下的病也开始发作，而他们在内地已经没根全得靠西藏安排他们回内地治病养老。为此，西藏需要拿出大笔钱在内地买地盖房，建“干部休养所”，安置他们，并担负全部养老金和医疗费，直到送终。随着退休人数不断增加，对西藏财政而言，已经有不堪重负之感。
不过相对而言，上述花费都是小数，北京花费在西藏稳定的稳定成本，最大的份额还是用于西藏的现代化表演和对“稳定集团”的整体供养。表面上，这一部分被体现为西藏的经济，但是为认为，抛开西藏自古存在的自然经济不谈，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在西藏所占的成分其实很小。虽然大量钱和物的活动都披着经济的外衣，事实上却不应该将其视为经济，因为那些钱和物的活动之本质，补过是一个正在执行政治使命的集团所进行的消耗---部分消耗用于其政治使命，如对社会的控制管理、边防，以及出于政治目的的进行的现代化表演；另一部分消耗则是对那集团自身的供养。
那种钱和物的消耗是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的。投入者（北京）进行投入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产出（而是在于稳定西藏），甚至不要求产出。试问，这与以获得最大利润为基本目标的经济活动能是一回事吗？所以，我认为按照一般经济学的原理讨论西藏的“经济”，很可能是完全文不对题。
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没有对中共到底给了西藏多少钱和物进行争论的必要了，因为不管他拿了多少钱和物，主要都是他自己花，养他自己的人，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对西藏的经济并没有多少实际作用，西藏老百姓从中得到的实惠也是很有限。所有那些钱物，按真正的用途来作帐，都应该打入中共对西藏的稳定成本。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笔稳定成本（不算军费）总共有多少。在北京对西藏投入的资金中，分为财政补贴、基建（即工程项目）投资和专项投资等几大类。基建投资又分为给西藏地方的投资和用于兴建国家项目的国家直接投资（如修筑国家公路等），专项投资则包括“大庆工程”一类的投资。由于不同类别的投资往往分头计算，在不同场合对外公布的数字也有很大差异，这里不做复核，对本书的内容而言，知道大概就可以。
八十年代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一九八零年视察西藏时，在自治区干部大会这样说：
同志们，我报告你们一个数目字，二十九年来，国家给了你们多少钱哪？不算国家直接投资的，不算军费，给了你们四十五亿三千多万块钱。记住这个数字，四十五亿三千多万。你们自己收入工商业税、农业税一共多少钱呢？二十九年来，你们只收了五千七百三十八万。你看嘛，给了你们四十五亿，你们自己向老百姓要的只有五千七百万，我何必要那个五千七百万呢？！ （14）
胡耀邦的口气像个大家长，而且一言九鼎，从此后西藏免除了农牧业税，并且，北京还大幅度增加了对西藏的拨款。到一九八四年，按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西藏时的讲话，北京给西藏的财政补贴总数已经猛长到七十二亿。也就是说，一九八零年 ---一九八四年中的拨款达到了二十七亿。胡、田二人的讲话纪要中还有下列数字：
解放以来，国家给西藏的财政补贴达七十二个亿。财政补贴占自治区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增高：五十年代为三十.六％，六十年代为四 十五.五％，七十年代为八十.五％，八十年代为九十七.一％。一九八三年，国家给西藏的财政补贴为六亿八千八百万元，人均三百五十七 元，全自治区生产总值七亿零三百万元，人均三百六十四元；补贴与产值几乎相等。去年，从内定调入西藏的生产、生活资料商品总额三亿七千八百万元，占全区商品销售总额的八十四.三％。这说明西藏的经济基本上变成了一种供给式的经济，中央的财政补贴和物资调入实际上成了西藏的经济命脉 。（15）
这些讲话都不是对外宣传性的讲话，而且带有某种检讨成分，因此可以相信数字的真实性。这些数字尚不包括对西藏的基建投资和专业投资 。另外，出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特色和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中共其它省份，包括军队，都经常以搞运动或响应号召的方式向西藏提供无偿支持，那究竟投入多少人力、物 力和财力就很难计算了。
一九九五年八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庆典的一次会议上，西藏的中共第一书记陈奎元宣布，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三十年间（一九六五---一九九五），北京给西藏的钱物总共计为三百亿元人民币（16）。另有一个数字是从中共进入西藏的一九五一年算起，到一九九五年的 四十四年之中，北京给西藏的钱物总值共计三百五十亿元人民币。
对此，有的汉人愤愤不平地计算，这四十四年平均下来，西藏全部人口中每人每年都能从北京得到五百元左右，也就是说全西藏的人即使一年到头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得到的收入也超过中国内地大多数老百姓一年辛苦干到头的收入，因此有人说出“汉人的血汗养活了藏人”那样的话。
但是这样计算显然是不公平的，西藏老百姓没有直接得到那些钱9。如果说那是对西藏经济的投资，因此间接地使藏人老百姓得到了好处， 那么就必须结解释那三百五十亿人民币是怎么花的，为西藏创造出了多少价值。事实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三十年，所创建的工农业产值全部加在一起才是三百亿多一点。而在北京给西藏的三百五十亿当中，分给西藏农牧业的顶多是个零头，因此农牧业产值与那三百五十亿元关系不大，如果不算农牧业产值，只把西藏三十年的工业产值加在一起，那就更少得只剩六十多亿元（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九三年二十八年的工业产值之和为五十·三三亿（17））。这样一种三百多亿投资对六十亿产值的关系，怎么能被视为是对经济的投资呢？哪里有经济的意义呢？只能被视为消耗。所以我说，北京对西藏投入的钱物，大部分都应该打进它为西藏所支付的成本。
今日西藏，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取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在北京。如果离开北京的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10。
随着稳定西藏的成本日益高昂（一九九三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一百六十三倍（18）），北京也越来越感到不堪承担。为了减轻自己的重负，北京近年开始采取一种名为“援藏”的办法，即指定中国内地一些比较富裕发达的省市及中央各部委，对西藏进行“对口支援”。一九九四年“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对口”关系是：中央各部委负责西藏自治区的相应厅局；北京包拉萨；上海、山东包日喀则；广东、福建包林芝；浙江、辽宁包那曲；湖南、湖北包山南；天津、四川包昌都。对口关系暂定十年，对口支持的内容包括资金、技术、工程建设、干部、科技人员等各方面。总之就是把原来全部由北京去填西藏那个无底洞，分出一部分让地方和各部委填。其实也是一种利用权力进行的政治性摊派，跟风行全中国的各种摊派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北京管着各级地方官的升迁罢免，它让谁出血谁敢不听，甚至还得表现积极。如山东省在自己担负的“大庆工程”（中央工程）之外，自己又援助了日喀则地区六十三个项目；湖南、湖北援助山南地区五千万元资金；上海投钱物总值四百多万元在日喀则建传染病医院；河北援助阿里地区近二千万元；陕西为阿里狮泉河镇的上下水工程增加投资三百万元……仅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大庆工程，这些省市就拿出了近十亿元人民币。
在这种被称为“大规模、成体系”的对口援藏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向西藏派遣汉人党政干部。那是鉴于两个原因而制定的措施，一是以往派遣汉人进藏的机制失效，必须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二是派遣汉人进藏的成本增加，北京要把那成本转嫁给地方。
“干部援藏”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存在，当时是为了应付大批汉人返回中国内地造成人才紧缺采用的一种应急措施，从内地临时调遣一些汉人官员或技术人员，不迁户口，不带家属，不转隶属关系，工资由原单位发，只是短时间到西藏工作，一般三年为限，结束后仍会原单位。那时这种体制还是辅助性的，长期在西藏工作的汉人一直保持主体地位。但是随着无人进藏的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汉人队伍不断老化、瓦解和流失，“援藏干部”逐步开始成为北京更加倚重的对象。一九九四年确立“对口援藏”体制后，援藏干部也实行了对口，由对口的省市向西藏的对口地区（或对口部委向西藏的对口厅局）派遣，援藏干部的选派、组织、管理、工资和物质鼓励，以及援藏结束后的安置，都由对口省市负责。
这种“援藏”方式在机制上是一种混杂的变通，“建设边疆”、“民族团结”一类意识形态口号仍然挂在嘴上，宣传、动员、表彰等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但是谁都明白已经没人真信这些。实际起作用的机制，一方面仍然是集权制度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是靠利益。
行政手段现在对动员援藏者个人已经不起决定作用，主要是针对各级党政领导。北京压各省市，省市再把任务层层压给下级 11，中央分派的“援藏干部”名额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在中共术语中意味着最高任务），必须完成。那种压力之所以还有效，在对各级官员来讲，完成任务是政绩，完不成则会影响升迁。
领受了任务的各级官员急于交差，另一方面却是无人进藏的现实，过去的意识形态、组织动员和行政手段现在对个人都已失效，于是能指靠的就只剩自古以来的老办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虽然动员干部进藏在形式上尚未脱离“搞运动”的框架，仍然是以上级的行政命令为原动力，但是最终能把人派进西藏的决定因素，已经转变为利益上的交换。
“重赏”的内容花样繁多，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条件和财力不同而有变化。不过凡“援藏者”皆升官一级已是共同标准。这一条就对不少想走仕途的人有吸引力。不走这条路，也许十年八年升不了一级，相比之下，去西藏忍个三年两载，岂不就成了仕途捷径。12
分房子是另一种诱人的重赏。中国城市居民住房大部分靠单位分配（近年虽出现了一些私人房地产，工薪阶层基本无力购买），根据年龄资历等众多条件排队，年轻人要等待的时间往往遥遥无期，去一趟西藏，能分一套住房，算下来也是一件合适的事。还有解决配偶的工作、户口、“农转非”或者子女上学、就业等等各种中国特色的问题，都被用来“悬赏”。有些单位除了上述各种条件外，还给援藏者家里安排一部公费电话，其使其可以经常与家属通话，电话费由单位报销。
我对正在西藏工作的陕西援藏干部所做的了解，他进藏得到的具体交换条件有 :
从没有实权的卫生站站长（正科级）提为副区长（副处级），不仅是级别提拔，连具体的实权职务都事先落实，使其援藏一结束就能立刻走马上任，而且因为有实职，在藏工作其间，单位的各项待遇和福利都有，单位和同事对其家庭也能关心照顾；
其原在农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给予办理“农转非”；
妻子进工厂当了工人，并允许在丈夫援藏期间不上班，在家照顾孩子；
其工资在副处级工资之上再上调二级；
在工资之外每月给援藏补助费五百元；
每年给缺氧补助一千五百元；
家里装公费电话。
陕西是对口援藏个省市中最穷的一个，其它省市的待遇一般高于陕西。那位援藏干部不无羡慕地告诉我，南方省的某些单位简化了“悬赏”内容，例如一次性给每个援藏者三十万元人民币。那笔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十年的工资.
对北京来讲，这种摊派方式减轻了它在财政上的负担，但是花费总额没有因此而减少，只不过是被分散了。如果对那些分散花费的总量进行计算，只会比集中花费更多。以目前的援藏方式派进西藏的一个汉人官员，成本要高于过去数十倍。除了用于“悬赏”方面的支付，进藏后各省援藏官员之间还有横向攀比13，互动式地拉动待遇上涨。那些官员在藏期间依然在原单位挂着实职，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单位会对其及其家属给予多方照顾，也会给以后进藏的干部打下了攀比的基础。
目前这种对口援藏的汉人官员总数不多，全西藏不到七百人。但是他们皆被分到党政系统掌握实权，担任的职务上至自治区一级高层官员、各厅局的要害职位，下至各地区与各县的专员、书记、副县长等，影响大，波及面广。从趋势判断，面对无人进藏难题的北京，今后很可能越来越以这种方式保证汉人对西藏的控制，援藏人数将不断增加，为此支付的成本总额也越来越高。
注释
［1］《像朋友那样真诚相待 ---达赖喇嘛访谈录》，《北京之春》电子版第 35期。
［2］多吉才旦《西藏的教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页115。
［3］秦文玉，《神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72。
［4］秦文玉，《神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0。
［5］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页130。
［6］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页138。
［7］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 14-75（一）、14-75（二 ）。
（8）《西藏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页52。
（9）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4-65。
（10）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4-65（续表）。
（11）张仕荣，《西藏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宏观管理初探》，《西藏青年论文选》，1991年，页163。
（12）《西藏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页56。
（13）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4-15、4-16计算。
（14）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页25。
（15）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第一集），页 50。
（16）见1995年9月1日《中国日报》（英文版）。
（17）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2-9计算。
（18）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4-16计算。
1、这位名叫夏尔宗德丹的流亡藏人在他的文章《以公道面对西藏》这样写：“在纳税支差的数字和种类上，我想中共一定会打破世界纪录 的。藏区在农业和牧业上获得的劳动果实中，基本50％要纳税上交。近期在牧区又增加租税额，平均每只羊要租税7元，可是羊毛价格低得 惊人，每斤羊毛3元，平均每只羊身上2斤羊毛，这样倒赔1元，牧人养羊主要是为了产羊毛，这样还让藏人生活码？”(见《北京之春》电子版第五十四期）。
这不符合事实，中共从1980年胡耀邦进藏后，一直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按照戈德斯坦的考察，剥削情况存在于当地政府以强行摊牌的方式用较低价格收购农牧民的产品，自己去卖较高价格，赚取其中的差价。戈德斯坦以他在帕拉牧区为期16个月的实地考察，对此有相当详细的计算（见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不过，那部分剥削都是被西藏当地官员享用，并没有送到中国内地，再者，剥削量也远没有达到夏而宗德丹所讲。退步讲，即使真是被中共拿去建设中国内地了，有多大量，是否能起到夏而宗德丹所说的那么大作用？
2、当时中共为防止现金过多流入西藏市场，造成通货膨胀，严禁其进藏人员到当地市场购买商品，并为此开设内部商店，供内部人员购物 。这作为一项严格纪律，一直实行到 1960年中共全面接管西藏政权为止。
3、我访问过一位现已退休的藏人官员，他十四岁时被送到咸阳西藏公学念书。当时与他一道有八十多个西藏孩子，分坐在三辆中共解放军 的卡车。前后各有四辆满载士兵的卡车保护。当时正值反对的中国的藏人展开反叛战争，一路上走了几个星期，护送的士兵为西藏孩子做饭、搭帐篷，车到兰州才算进了安全地区。那位藏人现在还津津乐地道回忆他在兰州第一次坐火车：“一排房子跑过来，房子里面有凳子，坐进去房子自己有跑起来。”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如此之多的人被送到与他们传统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受教育，对西藏人也肯定起到了现代化启蒙的作用。
4、中共的这种变化，可以从它对西藏的拨款增幅中`得到反映。1959年到1976年十七年属毛泽东时代，而后的十七（到1993）年属邓小平时代。北京拨款数如下（摘自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页28---29“4--16财政收支情况”）：
年份
1959
1976
1993 北京对藏财政拨款
11111.7
33861.6
170946.0 北京对藏基本建设投资
2906
10017
65365
注：上面的表格中的单位均为万元
前十七年财政拨款年平均增幅 17·9％，基建投资年平均增幅 20·3％；后十七年平均增幅 29·7％，基建投资年平均增幅 38·4％。
5、1996年 10月份的情况。
6、中共的户口制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建立一道难以逾越的壁垒。所有中国人的户口被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即城镇户口），从前者变成后者，简称“农转非”。“农转非”一直受到严格限制，比地域之间的户口迁移更难。毛泽东时代为实现工业化积累实行剥夺农村的政策，农村生活比城市差很多，所以那时的中国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最大的理想就是进城当工人。而当时招收国家职工，按规定只能招有城镇户口的人，因此对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农民，前提就是先得实现“农转非”。在中国内地，“农转非”条件苛刻，名额极少。而当时在西藏“农转非”相对容易得多，有不少政策上的空子可以利用。所以当时在西藏工作的汉人干部职工纷纷把他们在内地农村的亲属弄进西藏实现“农转非”，从此跳出“农门”，吃上“铁饭碗”。当时不少汉人自愿进藏，目的其实在此。对他们而言，进藏等于从农村进了城市。不过到了邓小平时代，农村和城市已经不是那样壁垒森严。“农转非”虽然在中国内地仍然还被一些农民所向往，但是用变成西藏人做代价，已经没有人认为上算了。
7、以学者身份从北京到藏东林芝地区担任行署专员的张木生做过一个统计，在他统计的时间段中，北京给西藏投资260亿元人民币，只形成五亿元产值，外加 1·86亿元的工业亏损。
8、这样的情况在西藏非常普遍，往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只要一一个人进入“稳定集团”，他的家庭其它成员或迟或早都会跟他一块进去。
9、以中共对藏人实行的全民医疗为例，名义上是任何藏人只要有病都能得到免费治疗，实际上只有占人口少数的城市藏人（“稳定集团” 的成员及家属）主要收益，如在拉萨市几个地区首府的卫生技术人员占全西藏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一半，而这几个城市的人口只占西藏总人口的不到15％。不算军队医院，拉萨市内的病床已经达到每千人8·5张，比全自治区平均水平高出3·5倍，而有些边远县每千人不足一张病床。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南木林县的医药费平均每个农民才能摊到0·3---0·4元，这样的“免费医疗”对老百姓有多大的意义 ？（见孙勇主编，《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页60）。
10、北京多年对西藏最低的期望---实现粮食自给，至今也达不到，开始得从中国内地调入粮食。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95》表13---12“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量”和表13---13“社会消费品零售量”两者之差计算，中国内地调入西藏的粮食数量，1985年为84614吨，1990年为131704吨，1993年为79755吨。
11、上行下效，各省也采取摊派给下面各地市的办法。如陕西省指令咸阳承担第一批赴西藏普兰县的援藏干部，三年后的第二批和六年后的第三批将分别由渭南地区和铜川地区承担。
12、有些地区还有相应的反措施，如河北省要求所有“后备干部”（即被选定准备提拔的培养对象）全得报名，不报名者三年不考虑提拔。
13、例如最富裕的广东省，除了给其援藏干部的工作补助比其它省多，还给了每人4万元“活动费”---即可以用于吃喝的费用，其中领队有120万元可供自己支配的经费。陕西省副省长到西藏看望本省援藏干部时，听到这种情况也批了15万元做“招待费”，补贴本省援藏干部吃饭。
［2］多吉才旦《西藏的教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页115。
［3］秦文玉，《神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72。
［4］秦文玉，《神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0。
［5］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页130。
［6］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页138。
［7］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 14-75（一）、14-75（二 ）。
（8）《西藏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页52。
（9）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4-65。
（10）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4-65（续表）。
（11）张仕荣，《西藏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宏观管理初探》，《西藏青年论文选》，1991年，页163。
（12）《西藏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页56。
（13）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4-15、4-16计算。
（14）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页25。
（15）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第一集），页 50。
（16）见1995年9月1日《中国日报》（英文版）。
（17）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2-9计算。
（18）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4-16计算。
1、这位名叫夏尔宗德丹的流亡藏人在他的文章《以公道面对西藏》这样写：“在纳税支差的数字和种类上，我想中共一定会打破世界纪录 的。藏区在农业和牧业上获得的劳动果实中，基本50％要纳税上交。近期在牧区又增加租税额，平均每只羊要租税7元，可是羊毛价格低得 惊人，每斤羊毛3元，平均每只羊身上2斤羊毛，这样倒赔1元，牧人养羊主要是为了产羊毛，这样还让藏人生活码？”(见《北京之春》电子版第五十四期）。
这不符合事实，中共从1980年胡耀邦进藏后，一直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按照戈德斯坦的考察，剥削情况存在于当地政府以强行摊牌的方式用较低价格收购农牧民的产品，自己去卖较高价格，赚取其中的差价。戈德斯坦以他在帕拉牧区为期16个月的实地考察，对此有相当详细的计算（见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不过，那部分剥削都是被西藏当地官员享用，并没有送到中国内地，再者，剥削量也远没有达到夏而宗德丹所讲。退步讲，即使真是被中共拿去建设中国内地了，有多大量，是否能起到夏而宗德丹所说的那么大作用？
2、当时中共为防止现金过多流入西藏市场，造成通货膨胀，严禁其进藏人员到当地市场购买商品，并为此开设内部商店，供内部人员购物 。这作为一项严格纪律，一直实行到 1960年中共全面接管西藏政权为止。
3、我访问过一位现已退休的藏人官员，他十四岁时被送到咸阳西藏公学念书。当时与他一道有八十多个西藏孩子，分坐在三辆中共解放军 的卡车。前后各有四辆满载士兵的卡车保护。当时正值反对的中国的藏人展开反叛战争，一路上走了几个星期，护送的士兵为西藏孩子做饭、搭帐篷，车到兰州才算进了安全地区。那位藏人现在还津津乐地道回忆他在兰州第一次坐火车：“一排房子跑过来，房子里面有凳子，坐进去房子自己有跑起来。”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如此之多的人被送到与他们传统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受教育，对西藏人也肯定起到了现代化启蒙的作用。
4、中共的这种变化，可以从它对西藏的拨款增幅中`得到反映。1959年到1976年十七年属毛泽东时代，而后的十七（到1993）年属邓小平时代。北京拨款数如下（摘自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页28---29“4--16财政收支情况”）：
年份
1959
1976
1993 北京对藏财政拨款
11111.7
33861.6
170946.0 北京对藏基本建设投资
2906
10017
65365
注：上面的表格中的单位均为万元
前十七年财政拨款年平均增幅 17·9％，基建投资年平均增幅 20·3％；后十七年平均增幅 29·7％，基建投资年平均增幅 38·4％。
5、1996年 10月份的情况。
6、中共的户口制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建立一道难以逾越的壁垒。所有中国人的户口被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即城镇户口），从前者变成后者，简称“农转非”。“农转非”一直受到严格限制，比地域之间的户口迁移更难。毛泽东时代为实现工业化积累实行剥夺农村的政策，农村生活比城市差很多，所以那时的中国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最大的理想就是进城当工人。而当时招收国家职工，按规定只能招有城镇户口的人，因此对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农民，前提就是先得实现“农转非”。在中国内地，“农转非”条件苛刻，名额极少。而当时在西藏“农转非”相对容易得多，有不少政策上的空子可以利用。所以当时在西藏工作的汉人干部职工纷纷把他们在内地农村的亲属弄进西藏实现“农转非”，从此跳出“农门”，吃上“铁饭碗”。当时不少汉人自愿进藏，目的其实在此。对他们而言，进藏等于从农村进了城市。不过到了邓小平时代，农村和城市已经不是那样壁垒森严。“农转非”虽然在中国内地仍然还被一些农民所向往，但是用变成西藏人做代价，已经没有人认为上算了。
7、以学者身份从北京到藏东林芝地区担任行署专员的张木生做过一个统计，在他统计的时间段中，北京给西藏投资260亿元人民币，只形成五亿元产值，外加 1·86亿元的工业亏损。
8、这样的情况在西藏非常普遍，往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只要一一个人进入“稳定集团”，他的家庭其它成员或迟或早都会跟他一块进去。
9、以中共对藏人实行的全民医疗为例，名义上是任何藏人只要有病都能得到免费治疗，实际上只有占人口少数的城市藏人（“稳定集团” 的成员及家属）主要收益，如在拉萨市几个地区首府的卫生技术人员占全西藏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一半，而这几个城市的人口只占西藏总人口的不到15％。不算军队医院，拉萨市内的病床已经达到每千人8·5张，比全自治区平均水平高出3·5倍，而有些边远县每千人不足一张病床。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南木林县的医药费平均每个农民才能摊到0·3---0·4元，这样的“免费医疗”对老百姓有多大的意义 ？（见孙勇主编，《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页60）。
10、北京多年对西藏最低的期望---实现粮食自给，至今也达不到，开始得从中国内地调入粮食。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95》表13---12“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量”和表13---13“社会消费品零售量”两者之差计算，中国内地调入西藏的粮食数量，1985年为84614吨，1990年为131704吨，1993年为79755吨。
11、上行下效，各省也采取摊派给下面各地市的办法。如陕西省指令咸阳承担第一批赴西藏普兰县的援藏干部，三年后的第二批和六年后的第三批将分别由渭南地区和铜川地区承担。
12、有些地区还有相应的反措施，如河北省要求所有“后备干部”（即被选定准备提拔的培养对象）全得报名，不报名者三年不考虑提拔。
13、例如最富裕的广东省，除了给其援藏干部的工作补助比其它省多，还给了每人4万元“活动费”---即可以用于吃喝的费用，其中领队有120万元可供自己支配的经费。陕西省副省长到西藏看望本省援藏干部时，听到这种情况也批了15万元做“招待费”，补贴本省援藏干部吃饭。
1、圣城沦落
拉萨是藏人心目中的圣城，世世代代，无数藏人的最高心愿就是一生中能到拉萨朝圣。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他们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中共经常举例其刚进藏时拉萨乞丐之多做为旧西藏“黑暗”的证明，其实那些乞丐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前往拉萨的朝圣者，因为花光了盘缠或供奉了全部钱财而无法返回老家，才沦为乞丐的。他们对此心甘情愿。
当年在西方人心目中，拉萨就是西藏的化身。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探险者在其艰苦卓绝的行进路上，方向全指着拉萨。凡没有达到拉萨者，在成绩单上皆显得黯然失色，如同就没到过西藏。
今天情况则全然不同，拉萨成了西藏境内最容易达到的地方。成都、北京、西安的航线直达拉萨，仅需要几个小时的飞行。站在拉萨街头，会产生置身于中国内地城市的感觉。整个拉萨城里挤满了南来北往的外地人，朝圣的藏人只占很小比例，大多数是做生意或打工的汉人、回人，还有形形色色的旅游者和出差的中国公务人员。如果只到过拉萨，在今天反会被认为没到过西藏。拉萨不仅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圣城的神秘光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西藏特色。
中共进藏前，拉萨地区只有三平方公里，现在扩展到了五十一平方公里。当年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几条土路，现在延伸为总长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城区柏油路。比起往日垃圾遍布、野狗和乞丐到处游荡的拉萨，新建筑日新月异地崛起，遮蔽了古老藏式建筑。可以说除了高耸的布达拉宫，今天的拉萨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模样。除了城市面貌改变，最使拉萨变了味道的，是那数千家林立街道两旁的饭馆、酒吧、商店、歌舞厅、夜总会等。拉萨市区总共不到十二万的城镇人口（一九九四年末为十一万七千七百五十三人），竟然有一万三千多个个体工商户（1），可想经营风气之盛。过去的拉萨之所以被称作“圣城”，在于它是宗教圣地，是藏传佛教中心。那时尽管也存在世俗的寻欢作乐，但是皆在宗教至高无上的神圣笼罩之下。今天的拉萨则完全不同，即使重新恢复了寺庙，有了众多僧人，各地的藏人百姓也前来朝拜，然而世俗生活已经在拉萨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拉萨街头，形形色色的门面招牌交相辉映，叫卖，拉客的吆喝此起彼伏，三陪小姐花枝招展，烹调油烟四处弥漫，拉萨从过去的圣城变成了一个物质丰富、生活舒适的世俗城市， 欲望涌动，贪婪横流。以 佛教的眼光，肯定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看西藏的统计数字，会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按照经济的三个产业门类（农林牧业组成的第一产业，轻重工业组成的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组成的第三产业），在西藏公布的产值构成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是大头，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却很小。请看历年三个产业构成的百分比（2）：
年份
1985
1987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第一产业
50.1
45.6
50.9
50.8
49.8
49.0
46.0 第二产业
17.4
12.0
12.9
13.7
13.4
14.8
17.3 第三产业
32.5
42.4
36.2
35.6
36.8
36.2
36.7
按照正常规律，三类产业的构成应该是这样的：
对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第一产业的比例应该最大，第二产业次之，最小的是第三产业；
对于开始进入工业化的社会，第一产业所占的份额下降，第三产业的份额开始增长，占最 大比例的则是第二产业；
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社会，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变得最大，第二产业次之，最小的是第一产业。
这种递进规律是资金积累的需要所决定的，第二产业的需要第一产业为其积累资金，第三产业的发展则需要第二产业为其积累资金。尤其是作为服务业的第三产业，在相当程度上是为社会消费服务的，其存在前提是社会必须有钱去消费，其创造的产值也有相当成分是从前两类产业（主要是从第二产业）那里挣到的。
而像西藏这样中间小、两头大的比例关系，非常特殊。西藏农业部门基本是自足经济，对第三产业的所谓“服务”需求很少，而西藏的第二产业之弱小程度，从其产值还未到达第一产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就可看出，它根本无法给第三产业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那么西藏的第三产业为什么会达到那么高的比例？它是依托什么发展的，它的市场在那里，它的服务对象又是谁呢？
这就是从外部对西藏进行供养所造成的特点。它是不能从所谓的“西藏经济”内部找到原因的。
以修路为例。公路属于第三产业，是社会公用事业。一般来讲，修路由政府主持，以税收方式从整个社会征集资金。其中税收大头应该来自对公路最有实际需求的工业部门（第二产业），公路修通后，再以征收水费的方式进行养护。然而西藏即使有征税一说，也只有象征意义，数量小到几乎可以不计。那不光是因为“优惠政策”的减免，即使真心实意地在西藏征税，也远征不够能在西藏修公路的钱。以西藏（自治区）总共二百多万的人口，即使把税率定得在高，又能收上来多少钱？而西藏的企业又大部分是只赔不赚，无税可收。因此在西藏修路，只能由北京拨款。那等于北京把它在中国内地收的税拿来投进了西藏的第三产业，修出来的路却被算进了西藏第三产业的产值。这种“第三产业”，本质上是和西藏当地经济没有关系的。
这种“第三产业”和西藏经济的脱节还体现在，北京把中国内地的钱拿到西藏去修筑公路，那修路钱的大部分又被中国内地挣回去。那一是因为西藏缺少自己的施工力量，想挣这份钱也无从可挣；二是改革后的市场化管理采用投票方式，西藏的工程部门往往也难以与内地施工单位竞争；除此之外，筑路所需的大部分设备和材料都得从中国内地采购，也使得北京投到西藏的钱向中国内地回流。
内地人员到西藏施工，肯定会有日常消费。然而这种花在消费上的钱西藏也挣不到，因为西藏的日用消费品大多数都是中国内地生产的，尽管在数字上体现为现在的产值，实际现在挣到只是商品运输和经销等附加部分，甚至连这附加部分也有相当份额被内地的运输和商业经营者挣走。
这样来看，公路修筑虽然在西藏，但是钱来自中国内地，施工者和施工物资来自中国内地，施工中的消费也来自中国内地，大部分钱和利润又被内地挣回去。对此可以这样比喻，就像是先在中国内地造好了 一条公路，然后搬过来摆放在西藏高原上---送给西藏。
这条送给西藏的公路作用是什么呢？它将给西藏运进供养“稳定集团”的物资---民用的、军用的、进行现代化表演所需要的……还能使军队迅速地调动进藏。近年北京减少驻藏军队的数量以降低日常的后勤成本，就是因为机械化部队可以随时基本畅通无阻的青藏公路开进西藏。
鉴于此，说是北京送给西藏一条公路又不准确了，虽说是北京花的钱，可是那条公路完全服务于北京控制西藏的目标，其实是北京为自己建造的用于统治西藏的一个工具。
这就是西藏第三产业的缩影。通过这个例子，可以明白为什么西藏的产值构成两头大中间小的怪象。其中第一产业的大比例是正常和真实的，反映了西藏现实的经济状况---西藏目前还是一个以农牧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而看上去份额很大的第三产业，与西藏经济没有实质关系 ，那不过是北京拨的钱在西藏花掉，其中相当部分的钱被挣回中国内地，等于是在西藏运行的中国内地经济，只从数字上体现为西藏的第三产业。
而所谓的西藏第三产业，如果一层层剥去其经济学的形式外衣，会发现在它最终发生的日常层面，大部分可以通向对“稳定集团”的供养，服务于北京稳定西藏的目标。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拉萨，在中共治下，拉萨成为中共“稳定集团”的中心。从经济角度，拉萨的生产水平远远低于其消费水平，是一座典型的被供养的消费型城市1。不过这不是问题所在，达赖时期的拉萨也不创造多少财富，同样是一座消费型城市，但那时拉萨的消费是由西藏 本地经济供养的，与本地经济处于不可分割的关系。之所以拉萨能获得供养，在于它是藏民族的心脏和西藏宗教的中心。而今日拉萨则完全是由北京供养，与本地经济失去了血脉联系，在功能上与过去的拉萨已经完全不同，或者更正确的说，是完全相反。
可以用刚刚谈过的修筑公路的一例进行类比，把整个“稳定集团”视为一个由北京出钱在西藏建设的项目，项目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控制西藏、稳定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为此项目，北京需要拿出大笔工资雇佣许多人，把他们安排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同时要为这些人解决办公条件（建筑、电信、交通等），提供生活设施和物资供应（市政建设、住宅、商业、卫生教育等），加上进行现代化表演（建设企业、“大庆”工程等），在这个大项目下又不停地引伸出各式各样的分项目。与建筑公路相同，那些项目的施工费一大半将被内地的施工单位拿走，建设物资也大多数需要从内地购买，包括“稳定集团”成员日常生活消费的物资，百分之八十以上也由内地供应，于是北京投到西藏的钱，虽然在西藏花出去，但是最终大部分又转回中国内地。
近年越来越多涌入西藏的汉人，并非像达赖喇嘛指责的那样是由北京排去西藏定居的，也不像有些西藏人认为的那样是去掠夺西藏的财富。他们自发而去，目标的确是奔着从西藏挣钱，不过他们挣的钱主要是北京从中国内地拿到西藏去的钱，而不是西藏本地生出来的钱。
这些年开始在西藏兴起的所谓“市场经济”，追根溯源到根本，就会发现，所谓的“市场”，其实就是北京端到西藏去的那个财政盘子，所谓的“经济”就是各种不同 的人和机构都在千方百计地从那盘子里挖一块肉、分一杯羹，或至少是捡一点渣。
西藏社会的现代化一元从来就是托放在北京的盘子上，在计划经济年代，能够参与分那个盘子的，只有系统、部门和单位，分配方案和份额也都是按照计划。在中国普遍实行改革后的年代，西藏照样还是靠分盘子，其中的大头照样得按照计划分配---办工、工资、补贴……只要是仍然吃财政，就不可能打破计划，所以人称中国最后的社会主义是在西藏。
不过同时，西藏也受到改革的推动，开始引进一定的市场手段。这种市场手段明着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利用竞争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暗的好处则是能够给权钱交易创造机会，有利于当权者的设租和寻租，因此是乐于被当权者采纳的。在这个过程中，打着市场名义的个人也开始有了介入的可能。不过，真正能够从盘子里大捞一把的，多数还是那些与权利集团有关系、或有办法让当权者得到实惠的人。供养西藏“稳定集团”的钱年年都要花出去，花到谁头上谁就能发财。西藏那些挣大钱的人，都是在挣这种“政府的钱”，他们自身也都是和政府有着千丝万楼联系的人。他们并不都是汉人，拉萨那些成功的藏人企业家大部分也都有权贵集团的背景。
当然，西藏也存在具有真正市场性质的经济部分，如林立拉萨的上千家店铺，八廓街的市场，公路沿线的饭馆……在他们挣的钱中，大部分是消费者的钱而不是政府的钱。不过，我们可以对他们挣的钱做进一步分析。他们面对的消费者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西藏普通百姓，一类是西藏以外来的旅游者，还有一类就是西藏的官员和职工、军人、城市居民等。说到这，我们已经可以发现，这第三类消费者实际就是“稳定集团”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如果前两类消费者花的钱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的消费可以算作市场行为，这第三类消费者花的钱，却是拐了一个弯，其实也是从北京的盘子里分出来的（以工资或公款消费等形式），挣这些人的钱，仍然是变相地对财政盘子进行分配。
以拉萨的餐饮业为例，十二万人口的拉萨一九九三年有餐饮机构二千三百九十六个（3），按人口平均计算，在中国所有城市中名例前茅2。为什么在其它方面皆排名在后的拉萨，其餐饮业却独占鳌头呢？从西藏的餐饮业，可以折射出许多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拉萨的餐馆寥寥无几。那时干部职工在家吃饭，外来客人在招待所吃饭，乡下来的老百姓自己带糌粑。吃饭是人人天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必须不停的解决3，人们在吃上也舍得花钱，但却没有形成今天弥漫于拉萨街上下吃喝风气。吃喝风气的出现是和时代变迁联 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瓦解，精神空虚，纪律松弛，欲望膨胀，以及源于“无人进藏”的心理失衡，人在偏远的西藏又难以找到别的发泄渠道和补偿可能，大吃大喝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首选寄托。
对于推动拉萨餐饮业的勃兴，西藏的中国驻军起了很大的作用。拉萨最早的饭馆群就坐落在西藏军区门前的街道上，绝非偶然。军队单身多，工资高，娱乐少，饮食单调，而驻扎拉萨的军人又相当多，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且花钱的慷慨的吃喝群体。另一个吃喝群体是在西藏的汉人，他们有的是“援藏者”，有的是来搞项目，有的是做生意，他们也大部分没带家属，单身在西藏，除了满足口腹需要，他们还有怎样打发空闲时间的问题。西藏真正工作的时间很少，空闲时间十分多，喝酒吃饭自然就成了打发时间和寻找快乐的重要内容。当然，仅仅吃喝在今天已经不够了，拉萨的娱乐业和夜生活近年也迅速发展，歌舞厅、夜总会、游戏机房……色情业当然也会相伴而生。不过那些后发展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和餐饮业重叠或以餐饮业为基地。如西藏军区大门外饭馆群被拉萨市民称为“红灯区”或“军妓一条街”，就是讽刺那些饭馆有大量女招待兼作皮肉生意。拉萨的饭馆酒店已开始向高档化发展，提供餐饮、娱乐、色情“一条龙”服务。
我认识一些在拉萨的汉人“援藏干部”他们除了平日随机地寻找各种可能机会吃喝玩乐以外，大部分周末都要固定地消耗这些地方，常常带妓女回家过夜。那几乎是一种公开行为，除了瞒着自己远在万里之外的家庭，对其它人都毫不在乎，非常自然和坦诚。据他们讲，援藏干部多数都有这样的行为，否则到这么艰苦的地方，再没有一些享乐，如何能坚持下去呢？曾被北京树为“典型”号召全党学习的孔繁森，据说生前也曾是拉萨歌舞厅的常客。
当然，并非在西藏 的所有汉人官员都如此。“援藏干部”相对是最放荡的。他们把内地的腐败和“开放”带到了西藏。“老西藏”中则有不少人保持着原来的正统（虽然也开始逐步变化）。同时，藏人也不是跟这些 不沾边。拉萨的藏人妇女中之所有流传“赶走川妹，还我丈夫”的口号，就是 因为她们痛恨自己的丈夫把心思和金钱都给了做色情生意的四川姑娘（拉萨妓女大部分都来自四川）。藏人之中的奢靡之风在拉萨已经很普遍。藏人原本就有追求欢乐天性，较少约束，在现在的社会风气下，喝酒、赌钱、歌舞和女人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八廓街一位名叫阿布的藏族商人告诉我，那些被送到印度达兰萨拉去上学的藏人孩子，如果离开拉萨的时候岁数已经比较大，在达兰萨拉都呆不下去，想回拉萨，因为拉萨好玩而且自由。
阿布自己有两国孩子在达兰萨拉上学。那是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办的学校。阿布说那里管得严，没有卡拉OK，没有夜总会，饭馆里不许喝酒，孩子们在学校跟在军队一样。达兰萨拉比西藏还西藏。这似乎是个讽刺---孩子的父母处于向往自由把孩子送到达兰萨拉，而孩子在那里所向往的自由之地却是拉萨。这正是达赖喇嘛对西藏状况的最深忧虑之所在-----西藏是否会由此失去宗教精神， 落为一个腐败的民族。他认为这是中共最恶毒的手段，是对西藏文明从根上的毁减。
我想达赖喇嘛这种担心是深刻的，显示出他与一般政治领袖不同的大智所在。但是我认为即使中共真用世俗腐蚀宗教、用物欲同化西藏的阴谋，那阴谋的成功也是极有限的。了解这一点，在拉萨的餐馆里和娱乐场所看一看就会知道，那里虽然有藏人，但几乎只限于城市藏人，西藏农牧区的普通百姓是从来不在那些地方露面的。而我们已经谈到过，今日西藏的城市藏人，多数都属于中共在西藏供养的“稳定集团”。他们把北京供养的钱拿来寻欢作乐，而真正在西藏大地上用血汗换取财富的西藏百姓，还是把他们的钱送进寺庙4。
由驻藏军人、驻藏汉人和属于“稳定集团”的藏人构成的消费集团，消费数额远远高于普通西藏百姓，只有夏季才光临的少量旅游者在消费中更占不了多少比例，所以 西藏餐饮业从个人消费者那里挣的钱，说道底是以北京付给“稳定集团”的工资为主要部分。
不过，工资花在餐饮业上的消费，比起公款消费又是小巫见大巫。在那些高档酒楼一掷千金的，花的几乎全都是公款，或者是为了从官员那里捞到好处的老板，他们的支出会百倍千倍从官员手下流出的公款中返还，最终等于花的仍然是公款。
花在吃喝玩乐上的公款消费到底有多少是无从查清的，中国的统计系统也不会把公款消费例为统计项目，我们只能从其中一项“社会集团消费品购买力”5的统计中，得到间接认识（所谓的“社会集团”在中国专指区别于个人的“单位”，而西藏的单位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的）（4）：
年
集团购买力（万元） 1978
3478 1985
19874 1990
40001 1993
62783
一九七八年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十五年间，集团购买力增长了十八倍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二十％。而在同样时间之内，西藏的居民购买力增长四 六七倍，平均年增长三十一％；农村购买力增长二 七六倍，平均年增长十八 四％。从集团购买力如此之大的增长幅度，可以大概的想见西藏公款消费的规模。
十几年来，西藏的市场经济虽然没有创造出多少经济成果，却创造出了相当发达的消费场所。过去的西藏，人们即使有消费欲望也没有消费的去处。在西藏的汉人那时一般都休假回内地时，把攒了一年多的钱大肆挥霍，倾襄而尽，以平衡在西藏的艰苦和节制。那时中国内地的汉人进西藏要凭“进藏证“，否则就会被当作“盲流”遣送回内地6，更别说让他们在西藏搞个体经济、开饭馆、做生意了。直到一九八零年，中共中央发的三十一号文件还规定“要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阿沛 阿旺晋美一九八一年六月在西藏自治区县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更为严厉：
近来从区外来了不少无户口人员、私包工队及盲流人员，危害社会治安，损害西藏群众的利益，严重影响民族关系，成为西藏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群众强烈要求把他们遣送回去。最近政法领导小组，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三清”工作。这项工作符合西藏人民利益，政府各部门一定要积极配合和支持这项工作。我们要下决心把这个工作一抓到底……如果有谁坚持阻拦“三清”工作，不管他是什么人，是多大官，我们要坚决揭露出来，进行严肃处理（5）。
但是时过两年，西藏自治区就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以政府布告的形状对外宣布：
欢迎其它省、市、区的个体劳动者、集体和国营企业来藏设店、建厂，参与物资交流会，举办展销会，从事加工、运输、建筑以及服务性活动，为他们提供方便，保护其合法利益（6）。
起初进藏的汉人大多来自中国内地最穷的农村，只能做修鞋配钥匙之内的小本生意。随着北京对西藏拨款的不断增加，工程项目大量上马，以及西藏蕴藏的消费欲望膨胀，西藏显露出是一个可以挣到钱的丰厚市场，虽然条件艰苦，生意成本高，但是对于劳动力过剩的中国内地，仍然不失是一个满足发财欲望的去处。进藏挣钱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是四川人，除了施工以外，餐饮业和娱乐业是他们最多涉足的发展领域。今天，西藏的主要城市、各个县城以及交通沿线都有内地汉人的身影。不少西藏城镇的内地汉人在旺季高峰时会达到接近本地人口的数量。如亚东下司马镇，本地人口一千一百四十七人（城镇人口不到七百）外来人口也达到一千多人。外来人口中有个体工商户八十多家，从业人口三百二十人。一个如此规模的小镇，竟有两家卡拉 OK,四家录像室和八家台球室 7。
西藏人抱怨内地进藏汉人挣走了西藏的钱，通过刚才的讨论可知他们挣的并非是西藏的钱，而是北京从中国内地拿到西藏去的钱。不过问题还在另一面，不管钱从哪来，既然是花在西藏，为什么西藏人自己不挣，却都被内地汉人挣走了呢？照理说西藏人有地利之便，应该比内地汉人有优势，但是在西藏境内，能看见那些正在修路、造桥、盖房子、开饭馆的，几乎全部都是汉人，参与其中的藏人只属个别。
这可能与文明不同有关。既然当代西藏的现代化来源在中国内地，做为西藏社会的现代化一元，其消费口味也必然接近于中国内地，而不是西藏本地。尽管西藏人也能盖很好的房子，但是“稳定集团”不要住藏房，善于盖藏房的西藏施工者自然就被淘汰；虽然西藏也有风味独特的食品，但是“稳定集团”的消费者喜欢中国菜，连居住城市的藏人，口味也大都变成了川味，藏餐馆自然就竞争不过川菜馆；西藏歌舞固然文明世界，然而工业文明的娱乐方式完全是另外一套。这种文明的不同，决定了市场只能被中国内地来的汉人所垄断。
何况西藏人在挣钱意识上远不如汉人，他们更多地是寻求生活中的轻松和快乐，效率自然就放在后面。至于伦理方面的因素，藏族与汉族的差距就更大了，例如藏人的性观念虽然开放，但是用色相去换取金钱却被他们视为极端羞耻的事，而已经“市场化”了的汉人，早已经步入“笑贫不笑娼”的境界，当妓女挣钱的自然也就汉人多。
不过，这种为了挣钱的目的涌进西藏的汉人再多，也用不着担心他们就此呆下不走，成为时代扎根西藏的永住民。在此且不说前面反复谈过的“无人进藏”那些道理，他们所以到西藏，目的只是为了挣钱，而他们挣的又非西藏本地之钱，是北京拿到西藏的钱，那么北京的钱一天有，他们就会呆在西藏挣那份钱，而哪天北京的钱一断，无钱可挣的他们顷刻就会如鸟兽散，离开西藏再不回来。对他们进入西藏，达赖喇嘛实在不必担心。
当年在西方人心目中，拉萨就是西藏的化身。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探险者在其艰苦卓绝的行进路上，方向全指着拉萨。凡没有达到拉萨者，在成绩单上皆显得黯然失色，如同就没到过西藏。
今天情况则全然不同，拉萨成了西藏境内最容易达到的地方。成都、北京、西安的航线直达拉萨，仅需要几个小时的飞行。站在拉萨街头，会产生置身于中国内地城市的感觉。整个拉萨城里挤满了南来北往的外地人，朝圣的藏人只占很小比例，大多数是做生意或打工的汉人、回人，还有形形色色的旅游者和出差的中国公务人员。如果只到过拉萨，在今天反会被认为没到过西藏。拉萨不仅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圣城的神秘光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西藏特色。
中共进藏前，拉萨地区只有三平方公里，现在扩展到了五十一平方公里。当年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几条土路，现在延伸为总长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城区柏油路。比起往日垃圾遍布、野狗和乞丐到处游荡的拉萨，新建筑日新月异地崛起，遮蔽了古老藏式建筑。可以说除了高耸的布达拉宫，今天的拉萨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模样。除了城市面貌改变，最使拉萨变了味道的，是那数千家林立街道两旁的饭馆、酒吧、商店、歌舞厅、夜总会等。拉萨市区总共不到十二万的城镇人口（一九九四年末为十一万七千七百五十三人），竟然有一万三千多个个体工商户（1），可想经营风气之盛。过去的拉萨之所以被称作“圣城”，在于它是宗教圣地，是藏传佛教中心。那时尽管也存在世俗的寻欢作乐，但是皆在宗教至高无上的神圣笼罩之下。今天的拉萨则完全不同，即使重新恢复了寺庙，有了众多僧人，各地的藏人百姓也前来朝拜，然而世俗生活已经在拉萨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拉萨街头，形形色色的门面招牌交相辉映，叫卖，拉客的吆喝此起彼伏，三陪小姐花枝招展，烹调油烟四处弥漫，拉萨从过去的圣城变成了一个物质丰富、生活舒适的世俗城市， 欲望涌动，贪婪横流。以 佛教的眼光，肯定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看西藏的统计数字，会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按照经济的三个产业门类（农林牧业组成的第一产业，轻重工业组成的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组成的第三产业），在西藏公布的产值构成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是大头，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却很小。请看历年三个产业构成的百分比（2）：
年份
1985
1987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第一产业
50.1
45.6
50.9
50.8
49.8
49.0
46.0 第二产业
17.4
12.0
12.9
13.7
13.4
14.8
17.3 第三产业
32.5
42.4
36.2
35.6
36.8
36.2
36.7
按照正常规律，三类产业的构成应该是这样的：
对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第一产业的比例应该最大，第二产业次之，最小的是第三产业；
对于开始进入工业化的社会，第一产业所占的份额下降，第三产业的份额开始增长，占最 大比例的则是第二产业；
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社会，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变得最大，第二产业次之，最小的是第一产业。
这种递进规律是资金积累的需要所决定的，第二产业的需要第一产业为其积累资金，第三产业的发展则需要第二产业为其积累资金。尤其是作为服务业的第三产业，在相当程度上是为社会消费服务的，其存在前提是社会必须有钱去消费，其创造的产值也有相当成分是从前两类产业（主要是从第二产业）那里挣到的。
而像西藏这样中间小、两头大的比例关系，非常特殊。西藏农业部门基本是自足经济，对第三产业的所谓“服务”需求很少，而西藏的第二产业之弱小程度，从其产值还未到达第一产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就可看出，它根本无法给第三产业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那么西藏的第三产业为什么会达到那么高的比例？它是依托什么发展的，它的市场在那里，它的服务对象又是谁呢？
这就是从外部对西藏进行供养所造成的特点。它是不能从所谓的“西藏经济”内部找到原因的。
以修路为例。公路属于第三产业，是社会公用事业。一般来讲，修路由政府主持，以税收方式从整个社会征集资金。其中税收大头应该来自对公路最有实际需求的工业部门（第二产业），公路修通后，再以征收水费的方式进行养护。然而西藏即使有征税一说，也只有象征意义，数量小到几乎可以不计。那不光是因为“优惠政策”的减免，即使真心实意地在西藏征税，也远征不够能在西藏修公路的钱。以西藏（自治区）总共二百多万的人口，即使把税率定得在高，又能收上来多少钱？而西藏的企业又大部分是只赔不赚，无税可收。因此在西藏修路，只能由北京拨款。那等于北京把它在中国内地收的税拿来投进了西藏的第三产业，修出来的路却被算进了西藏第三产业的产值。这种“第三产业”，本质上是和西藏当地经济没有关系的。
这种“第三产业”和西藏经济的脱节还体现在，北京把中国内地的钱拿到西藏去修筑公路，那修路钱的大部分又被中国内地挣回去。那一是因为西藏缺少自己的施工力量，想挣这份钱也无从可挣；二是改革后的市场化管理采用投票方式，西藏的工程部门往往也难以与内地施工单位竞争；除此之外，筑路所需的大部分设备和材料都得从中国内地采购，也使得北京投到西藏的钱向中国内地回流。
内地人员到西藏施工，肯定会有日常消费。然而这种花在消费上的钱西藏也挣不到，因为西藏的日用消费品大多数都是中国内地生产的，尽管在数字上体现为现在的产值，实际现在挣到只是商品运输和经销等附加部分，甚至连这附加部分也有相当份额被内地的运输和商业经营者挣走。
这样来看，公路修筑虽然在西藏，但是钱来自中国内地，施工者和施工物资来自中国内地，施工中的消费也来自中国内地，大部分钱和利润又被内地挣回去。对此可以这样比喻，就像是先在中国内地造好了 一条公路，然后搬过来摆放在西藏高原上---送给西藏。
这条送给西藏的公路作用是什么呢？它将给西藏运进供养“稳定集团”的物资---民用的、军用的、进行现代化表演所需要的……还能使军队迅速地调动进藏。近年北京减少驻藏军队的数量以降低日常的后勤成本，就是因为机械化部队可以随时基本畅通无阻的青藏公路开进西藏。
鉴于此，说是北京送给西藏一条公路又不准确了，虽说是北京花的钱，可是那条公路完全服务于北京控制西藏的目标，其实是北京为自己建造的用于统治西藏的一个工具。
这就是西藏第三产业的缩影。通过这个例子，可以明白为什么西藏的产值构成两头大中间小的怪象。其中第一产业的大比例是正常和真实的，反映了西藏现实的经济状况---西藏目前还是一个以农牧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而看上去份额很大的第三产业，与西藏经济没有实质关系 ，那不过是北京拨的钱在西藏花掉，其中相当部分的钱被挣回中国内地，等于是在西藏运行的中国内地经济，只从数字上体现为西藏的第三产业。
而所谓的西藏第三产业，如果一层层剥去其经济学的形式外衣，会发现在它最终发生的日常层面，大部分可以通向对“稳定集团”的供养，服务于北京稳定西藏的目标。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拉萨，在中共治下，拉萨成为中共“稳定集团”的中心。从经济角度，拉萨的生产水平远远低于其消费水平，是一座典型的被供养的消费型城市1。不过这不是问题所在，达赖时期的拉萨也不创造多少财富，同样是一座消费型城市，但那时拉萨的消费是由西藏 本地经济供养的，与本地经济处于不可分割的关系。之所以拉萨能获得供养，在于它是藏民族的心脏和西藏宗教的中心。而今日拉萨则完全是由北京供养，与本地经济失去了血脉联系，在功能上与过去的拉萨已经完全不同，或者更正确的说，是完全相反。
可以用刚刚谈过的修筑公路的一例进行类比，把整个“稳定集团”视为一个由北京出钱在西藏建设的项目，项目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控制西藏、稳定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为此项目，北京需要拿出大笔工资雇佣许多人，把他们安排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同时要为这些人解决办公条件（建筑、电信、交通等），提供生活设施和物资供应（市政建设、住宅、商业、卫生教育等），加上进行现代化表演（建设企业、“大庆”工程等），在这个大项目下又不停地引伸出各式各样的分项目。与建筑公路相同，那些项目的施工费一大半将被内地的施工单位拿走，建设物资也大多数需要从内地购买，包括“稳定集团”成员日常生活消费的物资，百分之八十以上也由内地供应，于是北京投到西藏的钱，虽然在西藏花出去，但是最终大部分又转回中国内地。
近年越来越多涌入西藏的汉人，并非像达赖喇嘛指责的那样是由北京排去西藏定居的，也不像有些西藏人认为的那样是去掠夺西藏的财富。他们自发而去，目标的确是奔着从西藏挣钱，不过他们挣的钱主要是北京从中国内地拿到西藏去的钱，而不是西藏本地生出来的钱。
这些年开始在西藏兴起的所谓“市场经济”，追根溯源到根本，就会发现，所谓的“市场”，其实就是北京端到西藏去的那个财政盘子，所谓的“经济”就是各种不同 的人和机构都在千方百计地从那盘子里挖一块肉、分一杯羹，或至少是捡一点渣。
西藏社会的现代化一元从来就是托放在北京的盘子上，在计划经济年代，能够参与分那个盘子的，只有系统、部门和单位，分配方案和份额也都是按照计划。在中国普遍实行改革后的年代，西藏照样还是靠分盘子，其中的大头照样得按照计划分配---办工、工资、补贴……只要是仍然吃财政，就不可能打破计划，所以人称中国最后的社会主义是在西藏。
不过同时，西藏也受到改革的推动，开始引进一定的市场手段。这种市场手段明着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利用竞争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暗的好处则是能够给权钱交易创造机会，有利于当权者的设租和寻租，因此是乐于被当权者采纳的。在这个过程中，打着市场名义的个人也开始有了介入的可能。不过，真正能够从盘子里大捞一把的，多数还是那些与权利集团有关系、或有办法让当权者得到实惠的人。供养西藏“稳定集团”的钱年年都要花出去，花到谁头上谁就能发财。西藏那些挣大钱的人，都是在挣这种“政府的钱”，他们自身也都是和政府有着千丝万楼联系的人。他们并不都是汉人，拉萨那些成功的藏人企业家大部分也都有权贵集团的背景。
当然，西藏也存在具有真正市场性质的经济部分，如林立拉萨的上千家店铺，八廓街的市场，公路沿线的饭馆……在他们挣的钱中，大部分是消费者的钱而不是政府的钱。不过，我们可以对他们挣的钱做进一步分析。他们面对的消费者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西藏普通百姓，一类是西藏以外来的旅游者，还有一类就是西藏的官员和职工、军人、城市居民等。说到这，我们已经可以发现，这第三类消费者实际就是“稳定集团”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如果前两类消费者花的钱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的消费可以算作市场行为，这第三类消费者花的钱，却是拐了一个弯，其实也是从北京的盘子里分出来的（以工资或公款消费等形式），挣这些人的钱，仍然是变相地对财政盘子进行分配。
以拉萨的餐饮业为例，十二万人口的拉萨一九九三年有餐饮机构二千三百九十六个（3），按人口平均计算，在中国所有城市中名例前茅2。为什么在其它方面皆排名在后的拉萨，其餐饮业却独占鳌头呢？从西藏的餐饮业，可以折射出许多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拉萨的餐馆寥寥无几。那时干部职工在家吃饭，外来客人在招待所吃饭，乡下来的老百姓自己带糌粑。吃饭是人人天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必须不停的解决3，人们在吃上也舍得花钱，但却没有形成今天弥漫于拉萨街上下吃喝风气。吃喝风气的出现是和时代变迁联 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瓦解，精神空虚，纪律松弛，欲望膨胀，以及源于“无人进藏”的心理失衡，人在偏远的西藏又难以找到别的发泄渠道和补偿可能，大吃大喝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首选寄托。
对于推动拉萨餐饮业的勃兴，西藏的中国驻军起了很大的作用。拉萨最早的饭馆群就坐落在西藏军区门前的街道上，绝非偶然。军队单身多，工资高，娱乐少，饮食单调，而驻扎拉萨的军人又相当多，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且花钱的慷慨的吃喝群体。另一个吃喝群体是在西藏的汉人，他们有的是“援藏者”，有的是来搞项目，有的是做生意，他们也大部分没带家属，单身在西藏，除了满足口腹需要，他们还有怎样打发空闲时间的问题。西藏真正工作的时间很少，空闲时间十分多，喝酒吃饭自然就成了打发时间和寻找快乐的重要内容。当然，仅仅吃喝在今天已经不够了，拉萨的娱乐业和夜生活近年也迅速发展，歌舞厅、夜总会、游戏机房……色情业当然也会相伴而生。不过那些后发展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和餐饮业重叠或以餐饮业为基地。如西藏军区大门外饭馆群被拉萨市民称为“红灯区”或“军妓一条街”，就是讽刺那些饭馆有大量女招待兼作皮肉生意。拉萨的饭馆酒店已开始向高档化发展，提供餐饮、娱乐、色情“一条龙”服务。
我认识一些在拉萨的汉人“援藏干部”他们除了平日随机地寻找各种可能机会吃喝玩乐以外，大部分周末都要固定地消耗这些地方，常常带妓女回家过夜。那几乎是一种公开行为，除了瞒着自己远在万里之外的家庭，对其它人都毫不在乎，非常自然和坦诚。据他们讲，援藏干部多数都有这样的行为，否则到这么艰苦的地方，再没有一些享乐，如何能坚持下去呢？曾被北京树为“典型”号召全党学习的孔繁森，据说生前也曾是拉萨歌舞厅的常客。
当然，并非在西藏 的所有汉人官员都如此。“援藏干部”相对是最放荡的。他们把内地的腐败和“开放”带到了西藏。“老西藏”中则有不少人保持着原来的正统（虽然也开始逐步变化）。同时，藏人也不是跟这些 不沾边。拉萨的藏人妇女中之所有流传“赶走川妹，还我丈夫”的口号，就是 因为她们痛恨自己的丈夫把心思和金钱都给了做色情生意的四川姑娘（拉萨妓女大部分都来自四川）。藏人之中的奢靡之风在拉萨已经很普遍。藏人原本就有追求欢乐天性，较少约束，在现在的社会风气下，喝酒、赌钱、歌舞和女人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八廓街一位名叫阿布的藏族商人告诉我，那些被送到印度达兰萨拉去上学的藏人孩子，如果离开拉萨的时候岁数已经比较大，在达兰萨拉都呆不下去，想回拉萨，因为拉萨好玩而且自由。
阿布自己有两国孩子在达兰萨拉上学。那是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办的学校。阿布说那里管得严，没有卡拉OK，没有夜总会，饭馆里不许喝酒，孩子们在学校跟在军队一样。达兰萨拉比西藏还西藏。这似乎是个讽刺---孩子的父母处于向往自由把孩子送到达兰萨拉，而孩子在那里所向往的自由之地却是拉萨。这正是达赖喇嘛对西藏状况的最深忧虑之所在-----西藏是否会由此失去宗教精神， 落为一个腐败的民族。他认为这是中共最恶毒的手段，是对西藏文明从根上的毁减。
我想达赖喇嘛这种担心是深刻的，显示出他与一般政治领袖不同的大智所在。但是我认为即使中共真用世俗腐蚀宗教、用物欲同化西藏的阴谋，那阴谋的成功也是极有限的。了解这一点，在拉萨的餐馆里和娱乐场所看一看就会知道，那里虽然有藏人，但几乎只限于城市藏人，西藏农牧区的普通百姓是从来不在那些地方露面的。而我们已经谈到过，今日西藏的城市藏人，多数都属于中共在西藏供养的“稳定集团”。他们把北京供养的钱拿来寻欢作乐，而真正在西藏大地上用血汗换取财富的西藏百姓，还是把他们的钱送进寺庙4。
由驻藏军人、驻藏汉人和属于“稳定集团”的藏人构成的消费集团，消费数额远远高于普通西藏百姓，只有夏季才光临的少量旅游者在消费中更占不了多少比例，所以 西藏餐饮业从个人消费者那里挣的钱，说道底是以北京付给“稳定集团”的工资为主要部分。
不过，工资花在餐饮业上的消费，比起公款消费又是小巫见大巫。在那些高档酒楼一掷千金的，花的几乎全都是公款，或者是为了从官员那里捞到好处的老板，他们的支出会百倍千倍从官员手下流出的公款中返还，最终等于花的仍然是公款。
花在吃喝玩乐上的公款消费到底有多少是无从查清的，中国的统计系统也不会把公款消费例为统计项目，我们只能从其中一项“社会集团消费品购买力”5的统计中，得到间接认识（所谓的“社会集团”在中国专指区别于个人的“单位”，而西藏的单位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的）（4）：
年
集团购买力（万元） 1978
3478 1985
19874 1990
40001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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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十五年间，集团购买力增长了十八倍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二十％。而在同样时间之内，西藏的居民购买力增长四 六七倍，平均年增长三十一％；农村购买力增长二 七六倍，平均年增长十八 四％。从集团购买力如此之大的增长幅度，可以大概的想见西藏公款消费的规模。
十几年来，西藏的市场经济虽然没有创造出多少经济成果，却创造出了相当发达的消费场所。过去的西藏，人们即使有消费欲望也没有消费的去处。在西藏的汉人那时一般都休假回内地时，把攒了一年多的钱大肆挥霍，倾襄而尽，以平衡在西藏的艰苦和节制。那时中国内地的汉人进西藏要凭“进藏证“，否则就会被当作“盲流”遣送回内地6，更别说让他们在西藏搞个体经济、开饭馆、做生意了。直到一九八零年，中共中央发的三十一号文件还规定“要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阿沛 阿旺晋美一九八一年六月在西藏自治区县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更为严厉：
近来从区外来了不少无户口人员、私包工队及盲流人员，危害社会治安，损害西藏群众的利益，严重影响民族关系，成为西藏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群众强烈要求把他们遣送回去。最近政法领导小组，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三清”工作。这项工作符合西藏人民利益，政府各部门一定要积极配合和支持这项工作。我们要下决心把这个工作一抓到底……如果有谁坚持阻拦“三清”工作，不管他是什么人，是多大官，我们要坚决揭露出来，进行严肃处理（5）。
但是时过两年，西藏自治区就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以政府布告的形状对外宣布：
欢迎其它省、市、区的个体劳动者、集体和国营企业来藏设店、建厂，参与物资交流会，举办展销会，从事加工、运输、建筑以及服务性活动，为他们提供方便，保护其合法利益（6）。
起初进藏的汉人大多来自中国内地最穷的农村，只能做修鞋配钥匙之内的小本生意。随着北京对西藏拨款的不断增加，工程项目大量上马，以及西藏蕴藏的消费欲望膨胀，西藏显露出是一个可以挣到钱的丰厚市场，虽然条件艰苦，生意成本高，但是对于劳动力过剩的中国内地，仍然不失是一个满足发财欲望的去处。进藏挣钱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是四川人，除了施工以外，餐饮业和娱乐业是他们最多涉足的发展领域。今天，西藏的主要城市、各个县城以及交通沿线都有内地汉人的身影。不少西藏城镇的内地汉人在旺季高峰时会达到接近本地人口的数量。如亚东下司马镇，本地人口一千一百四十七人（城镇人口不到七百）外来人口也达到一千多人。外来人口中有个体工商户八十多家，从业人口三百二十人。一个如此规模的小镇，竟有两家卡拉 OK,四家录像室和八家台球室 7。
西藏人抱怨内地进藏汉人挣走了西藏的钱，通过刚才的讨论可知他们挣的并非是西藏的钱，而是北京从中国内地拿到西藏去的钱。不过问题还在另一面，不管钱从哪来，既然是花在西藏，为什么西藏人自己不挣，却都被内地汉人挣走了呢？照理说西藏人有地利之便，应该比内地汉人有优势，但是在西藏境内，能看见那些正在修路、造桥、盖房子、开饭馆的，几乎全部都是汉人，参与其中的藏人只属个别。
这可能与文明不同有关。既然当代西藏的现代化来源在中国内地，做为西藏社会的现代化一元，其消费口味也必然接近于中国内地，而不是西藏本地。尽管西藏人也能盖很好的房子，但是“稳定集团”不要住藏房，善于盖藏房的西藏施工者自然就被淘汰；虽然西藏也有风味独特的食品，但是“稳定集团”的消费者喜欢中国菜，连居住城市的藏人，口味也大都变成了川味，藏餐馆自然就竞争不过川菜馆；西藏歌舞固然文明世界，然而工业文明的娱乐方式完全是另外一套。这种文明的不同，决定了市场只能被中国内地来的汉人所垄断。
何况西藏人在挣钱意识上远不如汉人，他们更多地是寻求生活中的轻松和快乐，效率自然就放在后面。至于伦理方面的因素，藏族与汉族的差距就更大了，例如藏人的性观念虽然开放，但是用色相去换取金钱却被他们视为极端羞耻的事，而已经“市场化”了的汉人，早已经步入“笑贫不笑娼”的境界，当妓女挣钱的自然也就汉人多。
不过，这种为了挣钱的目的涌进西藏的汉人再多，也用不着担心他们就此呆下不走，成为时代扎根西藏的永住民。在此且不说前面反复谈过的“无人进藏”那些道理，他们所以到西藏，目的只是为了挣钱，而他们挣的又非西藏本地之钱，是北京拿到西藏的钱，那么北京的钱一天有，他们就会呆在西藏挣那份钱，而哪天北京的钱一断，无钱可挣的他们顷刻就会如鸟兽散，离开西藏再不回来。对他们进入西藏，达赖喇嘛实在不必担心。
2、割不掉的肿瘤
难办的，倒是中共在西藏培养的“稳定集团”。
那是一个寄生的集团。寄生不仅是指 它的生存完全靠供养，还指其工作效率低下，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完全是白养。
以普兰县的霍尔区为例，全区一千三百人，区一级的“稳定集团”的成员（或雇员）有一个书记、一个区长、二个副区长、一个文书、一个出纳、一个保管员、二个银行工作人员、二个学校教师、一个医生，还有六个临时工（另配有上级拨款买的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拖拉机）。除了教师，这些人平时都不上班，在家里打牌、喝酒，一年有几次到县里开会、几次下乡“检查”，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在老百姓眼里， 他们是“最舒服”的人。区下面还有好几个乡政府，编制有乡长、副乡长、书记、文书等，那些乡干部更是不上班，平时拿着国家工资干自家活，工作顶多是传达一下“上级文件”，或是处理一些夫妻吵架那类的矛盾。
到了县一级，倒是有了规定的上班时间。仲巴县一个新分配去的毕业生告诉我，县机关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一点上班，一点下班，下午四点上班，六点下班。每周五按惯例是打扫一下办公室即散伙，等于不上班，相当每周休息三天。对他这种没家的人，闲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即使是那么短的上班时间，也大多数是无所事事，聚在一块聊天玩牌。他所在的县计委，在全县个部门中相比事情还是最多的，其它部门就更是不知怎么闲了。
当然，不能说仲巴县政府什么事都不做，有时也会很忙碌。我去仲巴县时，仲巴县城刚刚从几十公里外的老县城搬迁到新县城。从无到有地在荒原上建一座新县城，上百栋房子、公路、街道、配套设施，再把所有的家当搬过来，想必让仲巴乡的所有部门和人员都大大地忙碌了一番。然而问题在于他们那些忙碌，即使再忙，与仲巴的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不过是他们自己忙自己的，安排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而已，而整个仲巴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肯定不会因为换了一个新县城而得到任何促进。
好在仲巴盖新县城的钱还不是老百姓出，否则当地人民就要因此而遭殃了。钱是北京给的，是中国老百姓的纳税钱。靠当地自己的税收，几十年也盖不起一座新县城8。至于仲巴县是以什么理由、什么手段要到了建造新县城的钱，内在的利益链和驱动力是什么，那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社会学研究课题的。这里不表。
现在西藏的“稳定集团”越来越把伸手要钱当作天经地义之事，开口也越来越大。例如为“三十年大庆”，西藏向北京开口要的钱数，竟高达六十多亿，经过讨价还价，北京同意给二十三·八亿（最后实投三十七·九亿）。自从北京推行由各省“对口援藏”以后，西藏又开始向各省伸手要钱。其中西藏广播系统开出的要钱单子高达三亿多元，一位参加讨论的官员向我透露，按照实际需要，有三千万元就足够了，因此他形容西藏向外伸手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西藏的中共书记陈奎元会鼓励西藏各部门、各地市都出去要钱。一位到上海要钱的地方官口气竟是这样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你们明白吗？我们不是来向你们要钱，是来要求你们兑现中央政策！”这类话让中国内地各省市听得实在不那么舒服，反映很大，为了避免 把各路财神全得罪光，西藏这才下令停止地市县自己出去要钱。
西藏的“稳定集团”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一方面阵线一致地想法设法从北京和中国内地尽量多弄到钱，另一方面则在内部你争我夺，谁都想在盘子里多割一块。实际上，增大北京从中国内地端到西藏来的盘子→在分割盘子中彼此争夺尽可能大的份额→把从盘子里拿到的份额花光→从中得到个人权利和捞到个人好处---这就是今天西藏的“稳定集团”之大部分兴趣所在，以及是他们年复一年“工作”的主要内容。
就是这样一个由外部势力培养的、彻底异化和完全寄生的怪胎，在西藏盘踞和生长的时间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在这些年月中，靠着时时刻刻吸吮北京输送的大剂量营养，它已经在西藏根深叶茂，并且长成了庞然大物，成为西藏社会一个固有的存在成分。这个集团绝无自己存活的可能，它只能被供养，哪怕一天断了供养就会造成大乱（甚至供养减少一点就会不稳9）。因为他们人数如此之多，无法弃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又因为他们占据着西藏所有城市和各个中枢，他们一乱就会以连锁形式扩散和放大，波及和破坏西藏整个社会，所以就必须养着他们，谁也不敢不养他们，谁做西藏的主人也没法不养他们。
这对达赖喇嘛来讲，无疑又是西藏前景的一个阴影。即使有一天西藏能够独立或实现“高度自治”，怎么来养活这么一大批人呢？从哪出这一笔每年都得需要的几十亿元（一九九三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拨款和基建投资共计二十三·六三亿元人民币，相当二·八八亿美元，并且每年以超过十％ 的速度增加）？前面谈过建立边防对独立的西藏是不可承担的重负 10，再加上这么一笔巨额开支，岂非更是雪上加霜。
一些人可能会把希望寄托于西方援助。然而，就像穷人往往对富人的慷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样，西藏人指望的西方援助也将大半是水中之月。回顾一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对西方的期望，与它最后真正从西方得到的援助，就应该有足够的清醒。这一点不奇怪，西方国家再富有，钱也是从纳税人那里收的。所谓“救急不救穷”，偶然给一些帮助是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中共那样把西藏的财政包下来，常年地供养西藏。
那么，脱离了中共的西藏是否能将中共制度下培育的这个“肿瘤”从西藏躯体上割掉呢？逻辑上似乎很简单，中共已经不再统治西藏，它的“稳定集团”还有什么理由存在？
如果“稳定集团”仅仅由汉人组成，割掉它不成问题，让汉人全部随中共一块离开西藏就是了。但是问题恰恰在于“稳定集团”的主要成分也已经变成了藏人。一九九四年西藏“ 国有单位”藏人干部职工的数量为十、八九万［7］，占当年“国有单位”（即“稳定集团“）干部 职工总数的六十七·八％。难道能让这十多万藏人也随中共离开西藏吗？那其中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中共的只有极少数，掌权的官员也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普通职工--他们及他们的家属构成了今日的西藏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他们只能被划归“人民”的范畴。而只要是“人民”，哪种势力上台当权，也得做出善待姿态。怎么敢让那么多企业破产，让那么多职工失业，让西藏所有城市都为此陷入瘫痪和混乱呢？
西藏“稳定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脱离了北京的设计，异化为具有独立追求的利益集团。其它任何稳定都不再被他视为使命，它只要自己的稳定和利益，任何对它自身稳定与利益的破坏，都注定会受到它的强烈反抗。现在承受反抗的是中共，表面似乎是出于民族主义，出于藏人对西藏独立的愿望，然而那大半只是盲目的口号，和实质相距甚远。达赖喇嘛对他们是一个象征，正因为遥远朦胧，当他们不满中共的时候，那个象征就格外地光芒四射，使他们相信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好运和更好的生活。
如果有一天，达赖喇嘛就在拉萨了，咫尺可见，他们却因此失去了工资、职业和福利，寄生生活一去不复返，无所事事的轻松也随之消失，那时，他们还会继续把中共当作反抗对象、把达赖视为带来幸福的神明吗？
也许有人会说，独立的西藏将是一个新的国家，必然也需要自己的政权组织和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现代交通、邮电、科技、生产、城市建设等各个部门（甚至还需要扩大），为什么不能吸收那些原来职工，把他们从寄生者改造为劳动者，从北京的“稳定集团”变成独立西藏的稳定力量呢？
能做到当然好。问题在西藏靠什么来源建立和维持一个独立国家的现代化体系，那体系必然庞大到在安排了上万名为西藏独立奋斗多年的流亡藏人（为数十多万的流亡藏人那时会有很多人返回西藏）之后，还能吸收中共留下的“稳定集团”？
如果没有外来的供养，西藏本身几乎找不到那种可能。
于是又回到一开始的起点，谁能供养一个在近代世界主权结构中可以自立、并且能够拥有现代国家体系的西藏？不管谁想成为西藏的主人，解决这个问题都是一个 前提。
那是一个寄生的集团。寄生不仅是指 它的生存完全靠供养，还指其工作效率低下，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完全是白养。
以普兰县的霍尔区为例，全区一千三百人，区一级的“稳定集团”的成员（或雇员）有一个书记、一个区长、二个副区长、一个文书、一个出纳、一个保管员、二个银行工作人员、二个学校教师、一个医生，还有六个临时工（另配有上级拨款买的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拖拉机）。除了教师，这些人平时都不上班，在家里打牌、喝酒，一年有几次到县里开会、几次下乡“检查”，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在老百姓眼里， 他们是“最舒服”的人。区下面还有好几个乡政府，编制有乡长、副乡长、书记、文书等，那些乡干部更是不上班，平时拿着国家工资干自家活，工作顶多是传达一下“上级文件”，或是处理一些夫妻吵架那类的矛盾。
到了县一级，倒是有了规定的上班时间。仲巴县一个新分配去的毕业生告诉我，县机关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一点上班，一点下班，下午四点上班，六点下班。每周五按惯例是打扫一下办公室即散伙，等于不上班，相当每周休息三天。对他这种没家的人，闲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即使是那么短的上班时间，也大多数是无所事事，聚在一块聊天玩牌。他所在的县计委，在全县个部门中相比事情还是最多的，其它部门就更是不知怎么闲了。
当然，不能说仲巴县政府什么事都不做，有时也会很忙碌。我去仲巴县时，仲巴县城刚刚从几十公里外的老县城搬迁到新县城。从无到有地在荒原上建一座新县城，上百栋房子、公路、街道、配套设施，再把所有的家当搬过来，想必让仲巴乡的所有部门和人员都大大地忙碌了一番。然而问题在于他们那些忙碌，即使再忙，与仲巴的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不过是他们自己忙自己的，安排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而已，而整个仲巴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肯定不会因为换了一个新县城而得到任何促进。
好在仲巴盖新县城的钱还不是老百姓出，否则当地人民就要因此而遭殃了。钱是北京给的，是中国老百姓的纳税钱。靠当地自己的税收，几十年也盖不起一座新县城8。至于仲巴县是以什么理由、什么手段要到了建造新县城的钱，内在的利益链和驱动力是什么，那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社会学研究课题的。这里不表。
现在西藏的“稳定集团”越来越把伸手要钱当作天经地义之事，开口也越来越大。例如为“三十年大庆”，西藏向北京开口要的钱数，竟高达六十多亿，经过讨价还价，北京同意给二十三·八亿（最后实投三十七·九亿）。自从北京推行由各省“对口援藏”以后，西藏又开始向各省伸手要钱。其中西藏广播系统开出的要钱单子高达三亿多元，一位参加讨论的官员向我透露，按照实际需要，有三千万元就足够了，因此他形容西藏向外伸手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西藏的中共书记陈奎元会鼓励西藏各部门、各地市都出去要钱。一位到上海要钱的地方官口气竟是这样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你们明白吗？我们不是来向你们要钱，是来要求你们兑现中央政策！”这类话让中国内地各省市听得实在不那么舒服，反映很大，为了避免 把各路财神全得罪光，西藏这才下令停止地市县自己出去要钱。
西藏的“稳定集团”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一方面阵线一致地想法设法从北京和中国内地尽量多弄到钱，另一方面则在内部你争我夺，谁都想在盘子里多割一块。实际上，增大北京从中国内地端到西藏来的盘子→在分割盘子中彼此争夺尽可能大的份额→把从盘子里拿到的份额花光→从中得到个人权利和捞到个人好处---这就是今天西藏的“稳定集团”之大部分兴趣所在，以及是他们年复一年“工作”的主要内容。
就是这样一个由外部势力培养的、彻底异化和完全寄生的怪胎，在西藏盘踞和生长的时间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在这些年月中，靠着时时刻刻吸吮北京输送的大剂量营养，它已经在西藏根深叶茂，并且长成了庞然大物，成为西藏社会一个固有的存在成分。这个集团绝无自己存活的可能，它只能被供养，哪怕一天断了供养就会造成大乱（甚至供养减少一点就会不稳9）。因为他们人数如此之多，无法弃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又因为他们占据着西藏所有城市和各个中枢，他们一乱就会以连锁形式扩散和放大，波及和破坏西藏整个社会，所以就必须养着他们，谁也不敢不养他们，谁做西藏的主人也没法不养他们。
这对达赖喇嘛来讲，无疑又是西藏前景的一个阴影。即使有一天西藏能够独立或实现“高度自治”，怎么来养活这么一大批人呢？从哪出这一笔每年都得需要的几十亿元（一九九三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拨款和基建投资共计二十三·六三亿元人民币，相当二·八八亿美元，并且每年以超过十％ 的速度增加）？前面谈过建立边防对独立的西藏是不可承担的重负 10，再加上这么一笔巨额开支，岂非更是雪上加霜。
一些人可能会把希望寄托于西方援助。然而，就像穷人往往对富人的慷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样，西藏人指望的西方援助也将大半是水中之月。回顾一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对西方的期望，与它最后真正从西方得到的援助，就应该有足够的清醒。这一点不奇怪，西方国家再富有，钱也是从纳税人那里收的。所谓“救急不救穷”，偶然给一些帮助是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中共那样把西藏的财政包下来，常年地供养西藏。
那么，脱离了中共的西藏是否能将中共制度下培育的这个“肿瘤”从西藏躯体上割掉呢？逻辑上似乎很简单，中共已经不再统治西藏，它的“稳定集团”还有什么理由存在？
如果“稳定集团”仅仅由汉人组成，割掉它不成问题，让汉人全部随中共一块离开西藏就是了。但是问题恰恰在于“稳定集团”的主要成分也已经变成了藏人。一九九四年西藏“ 国有单位”藏人干部职工的数量为十、八九万［7］，占当年“国有单位”（即“稳定集团“）干部 职工总数的六十七·八％。难道能让这十多万藏人也随中共离开西藏吗？那其中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中共的只有极少数，掌权的官员也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普通职工--他们及他们的家属构成了今日的西藏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他们只能被划归“人民”的范畴。而只要是“人民”，哪种势力上台当权，也得做出善待姿态。怎么敢让那么多企业破产，让那么多职工失业，让西藏所有城市都为此陷入瘫痪和混乱呢？
西藏“稳定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脱离了北京的设计，异化为具有独立追求的利益集团。其它任何稳定都不再被他视为使命，它只要自己的稳定和利益，任何对它自身稳定与利益的破坏，都注定会受到它的强烈反抗。现在承受反抗的是中共，表面似乎是出于民族主义，出于藏人对西藏独立的愿望，然而那大半只是盲目的口号，和实质相距甚远。达赖喇嘛对他们是一个象征，正因为遥远朦胧，当他们不满中共的时候，那个象征就格外地光芒四射，使他们相信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好运和更好的生活。
如果有一天，达赖喇嘛就在拉萨了，咫尺可见，他们却因此失去了工资、职业和福利，寄生生活一去不复返，无所事事的轻松也随之消失，那时，他们还会继续把中共当作反抗对象、把达赖视为带来幸福的神明吗？
也许有人会说，独立的西藏将是一个新的国家，必然也需要自己的政权组织和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现代交通、邮电、科技、生产、城市建设等各个部门（甚至还需要扩大），为什么不能吸收那些原来职工，把他们从寄生者改造为劳动者，从北京的“稳定集团”变成独立西藏的稳定力量呢？
能做到当然好。问题在西藏靠什么来源建立和维持一个独立国家的现代化体系，那体系必然庞大到在安排了上万名为西藏独立奋斗多年的流亡藏人（为数十多万的流亡藏人那时会有很多人返回西藏）之后，还能吸收中共留下的“稳定集团”？
如果没有外来的供养，西藏本身几乎找不到那种可能。
于是又回到一开始的起点，谁能供养一个在近代世界主权结构中可以自立、并且能够拥有现代国家体系的西藏？不管谁想成为西藏的主人，解决这个问题都是一个 前提。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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