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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号华春辉和王译被长垣国宝带走！求关注
这张网上疯传的图，是8月1日下午，湘潭市政府门口发生一起自焚事件，不知道背后包含了多少辛酸的情节，那个在烈火中站立的身影却向人的世界发出了悲苍与绝望。湖南卫视、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对此只字不提，这个底层的普通人以死抗争的事件不具备起码的新闻价值，还是我们的新闻失去了起码的敏感与良知
【江西株潭镇政府称：不配住宅楼无人来上班】株潭镇考虑到相关规定要求公职人员只能在周末回家，于是在办公用房后面修建了这栋五层的住宅楼。http://url.cn/NUcqMt @江西发布 @宜春发布 //镇政府办公大楼比县政府办公大楼还气派呀。万载县不是号称贫困县吗？
@张兰英之一声叹息 我的私有住宅和财产被天津南开区政府光天化日拧门撬锁，洗劫一空，诉诸法律，怎奈法院枉法，万般无奈向党中央反映：被绑架、被非法拘禁、被黑监狱、被逼割腕、、至今公安天津南开分局不给立案、、时至今日，仍在犯罪第二现场南开区鞍山西道时代宾馆103室。
潘石屹说，北京拥有20套房产以上的人和拥有100套房子的人都有。——要不然他们以寻衅滋事罪抓捕要他们公开财产的人？要不然他们这也不搞那也不搞？不就是为了子子孙孙都能摸房子、摸票子、摸情妇这些石头。
【解放】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名詞，台灣人時刻生活在被解放的恐懼中。解放區明朗的天空下，民眾看不住房子，農民守不住土地，遇到强徵強拆，法院還不予受理。解放的不是民眾的自由，保護的不是民眾的權力。解放而是權力不受制約，解放的是官員無法無天的搜刮劫掠，這樣的狀況名為解放，實為淪陷
【昆山爆炸把我们搞糊涂了？】人民网昆山8月2日电：上午7时37分，江苏昆山开发区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举世震惊！奇怪的是，昆山市政府宣称：今日7时30分，公安及消防等救援力量就已赶到现场！爆炸之前，警X竟在现场？？这预示未卜先知？
【地方政府招商屡屡受骗非偶然】一个价值75亿的重点项目，地已经批了出去，文件上许可了一大堆优惠措施，省、市、县各级领导到场视察，结果却是一场骗局，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纯粹是因为地方官员太笨被忽悠了吗？许多网友都不认可这种说法。 http://url.cn/KEsIaf
【正常维权为什么要逼入维稳模式？】孩子报考沈阳音乐学院，过了分数线却没有招生名额，40多名家长无奈到辽宁省教育厅下跪，主管部门没人露面。政府部门自己弄错了，毫无愧疚，就怕担责任。群众晕倒都视而不见，就这么搞教育实践活动？只知道叫警察出面，难道非要把维权逼入维稳模式？
【各国医疗投入占政府总支出%】加拿大18.1、英国15.6、古巴14.5、哈萨克斯坦11.2、俄罗斯10.2、白俄罗斯9.9、乌克兰9.2、印度3.7（以上是免费医疗）。另有：美国19.5、德国18.2、日本17.9、阿根廷13.9、中国9.9，其中20%即1.98用于普通百姓！
三鹿奶粉事件6周年。当年被判入狱的三鹿高管和被惩处的官员今何在？被判无期的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减刑至17年3个月；三鹿集团副总经理杭志奇获减刑已出狱；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原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均已复出……主要责任人的现状见下表http://url.cn/OWnVTd
江启动海外特工系统狙击习近平 【2014年08月02日讯】... #长微博#http://url.cn/Jtyx3a
社保基金亏175亿，我们的明天怎么办？观者微评：印钱呗！要多少印多少，反正又不用负责任，谁敢质疑？ http://url.cn/VgiGRS
張聖雨：郑州三看声援十君子的勇士翟岩民、张占、姜建军、李燕军、尹恩沛、邓福权6人刑拘
【戈培尔说】 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 “ ：没有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
全球关注8月7日高律师能否被如期释放！
【警察称乱说就弄死我 】“明明作案8起，为什么只追究6起？”房云云举报称，她曾偷盗安徽两副厅级官员家200余万财物，引起广泛关注。房云云说，她被移交给常州警方：办案的人再三告诫我，不准向检察机关和法院提合肥的案件，如果我乱说话，就弄死我http://url.cn/QV19wg
据张雪忠律师消息，郭飞雄、孙德胜所谓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将于2014年8月1日（周五）上午9：30在广州天河法院举行庭前会议。这意味着8月10日前一般会开庭审判。
【国家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政府。爱不爱国，就看对国民的态度，包括对生者的态度和对与死者的态度。】http://url.cn/4fV7sX
【“宇宙真理”！“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清廉！！！”——徐才厚！】人渣为何能步步高升？？？骗子为何能横行数十年？？？
【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自杀内幕】1999年姬鹏飞的儿子出卖国家利益，受贿二千多万，事发被判死刑，姬出面要求以自己的功劳减少儿子的罪责，被拒绝后用红酒吞服了三十多粒安眠药片，入睡了……http://url.cn/QWKe5W
【昆山市民无偿献血，红十字会有偿结算】今@作家天佑 所有微博账号全部被销号，只因他发微博指出两点：一、发生爆炸事故后，昆山红十字会血站呼吁市民无偿献血，结果市民纷纷踊跃献爱心。二、而红十字会血站收到无偿献血后，对医院却是有偿结算。此博发出一下戳中黑十字会菊花，下午天佑所有账号被封
7月以来，陕西关中、陕南地区出现持续高温，为1961年以来温度最高的年份，部分地区玉米绝收。河南省目前有24.5万人、8万头大牲畜吃水困难；秋粮受旱面积已达2310万亩，严重干旱610万亩。大片土地干涸龟裂。部分村民只能冒险下到深井取水http://url.cn/SEOYfs
每日一呼：自由飞雄，郭飞雄无罪！
10年中国发展消耗了全世界53%水泥、48%铁矿石、47%煤炭、45%钢和铅、41%锌和铝、39%铜、35%镍，也就是说，中国消耗了全球资源一半或将近一半，而中国创造GDP只占全世界9.3%。我们不仅预支了子孙未来，且透支了中国道德。http://url.cn/TZ1pCR
随着海外媒体的不断曝光，周永康案牵出了央视的美女主播和主持人。随着事态的发展，涉及李东生和周永康案遭调查的央视女主持人愈来愈多。有媒体称，已确认周永康的情妇至少29人，多数来自央视。
7月31日，湖南郴州市永兴县城管抢瓜与女摊贩发生冲突，被数百路人围堵数小时
郑州三看现场被突袭！很多人被拉上车，手机被缴。在焦作看守所門口声援的十个公民:于新勇，孙立勇，雷建芳，徐良英，扬祟，应立剛， 佳华，刘星老道，孙东生，叶洪霞全部被抓走。河南全线告急，中国的民主在带伤行走。
【五味草】2014年7月，继乌克兰将共产党视为非法政党后，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紧接其后表示：鉴于腐败现象猖獗不停，主张解散越南共产党！——你说，这是什么节奏?
一位熟悉企业情况的人士说，这企业污染很厉害，员工曾多次反映，洗过的衣服晾晒后往往都还附着一层脏东西。有现场群众说，这家企业不仅污染严重，而且一直存在安全隐患。还有职工举报过，不过没听说企业被整顿，一直都在生产。http://url.cn/ToXpZB 为什么一直被举报而不停产
【如此巧合】他是贵州警察张磊，连开五抢射杀两人，人称“张五枪”！他是辽宁警察张岩，连开六抢致父伤子亡，人送外号“张六枪”！张五枪案至今未判，张六枪案又震惊全国。离奇的是他们都姓张，都是派出所的副所长，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开枪射杀的不是十恶不赦的罪犯！都是农民，是老百姓！谁之过？
志愿者找到一位抗战老兵，送去善款。问他怎么花，答：买棺材。他一生凄苦，坐过牢，妻离子散，贫病交加，活得很屈辱。仅存的希望是死得有尊严。日本政府在滇缅寻找战死日军尸骨，悬赏条件是：一根遗骨换台彩电，一具遗骸换辆轿车。昆山爆炸案后，遇难者遗体被粗暴处理，侮辱至死。
【某团伙广告】如果你月薪1万，不吃不喝，要833年才能存上1亿元，等于从南宋工作到今天。但是如果你掌握了宇宙真理，牢记几点重要思想，再加入先尽兴团伙，你就有机会用10到20年，不！或许只要三到五年！对！三年五年！是的，你没听错！你就可以成为亿万富豪！来加入我们吧！这才叫浓缩人生！
【中纪委：前苏共允许异议引危害 中国须以苏联解体为鉴】前时期很看好中纪委，对它们的体察民情四处巡访抱很大希望，然而狼狈为奸的结果一次次告诉我：宦官终究向着朝廷，百姓能算啥？更让我失望的是：全世界都在吃饭，它们还在吹嘘吃屎，对如此惧怕异议的权贵者来说，它们爱国是假，罪恶太多才是真！
【吉林征地血案 一城管大队长被砍身亡】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八家子村征地现场，龙潭区城管大队长邵罡带领执法人员设立警戒线时，村民楚志喜纠集10余人突然手持镰刀、匕首、棍棒、汽油弹等凶器攻击执法人员，整个过程约3分钟。邵罡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http://url.cn/P7FyLG
周永康落马后，有媒体根据可查询到的工商资料粗略统计发现，大老虎的家族成员在全国各地至少37家公司中，持有或控制一定的股份。其中账面值为2.81亿元、预估值约为9.31亿元的鸿丰钾肥整个运作几乎都由周永康侄子周锋在背后全力推进。。 http://url.cn/Ob6S6V
哈马斯恐怖分子把儿童挂在建筑窗户上，以阻止以色列的定点清除....
【中海集团财务经理李克江为赌博贪污5.2亿元判无期】李克江贪污5.2亿元被赌博挥霍一空，且有被判10年有期徒刑的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两罪并罚，最终只被判无期徒刑，离死刑相差了两档，无疑是再次抬高了极刑的涉案金额。应该说该案是一个极为负面的判例，坐实了“贪官不死”的铁律。
美国大使骆家辉：无论大小，中国每个官员都是个土皇帝，上任时信誓旦旦：“欢迎人民监督”，说的好听！拿什么监督？报纸，那是要审查的！网络，那是要删帖、封号的！电视台，那是你们全权掌控的！写信监督，那是要跨省的！“欢迎人民监督”不过是一句美丽的镜花水月、海市蜃楼！
奥巴马问拜登：为什么一群共产主义者会在国外建那么多孔子学院呢？拜登：因为儒者和共产主义者很相像。奥巴马：哪些地方？拜登：第一，他们都声称找到了人类社会的完美模式。第二，他们都声称不惧权力，勇于为理想献身。第三，他们都声称自己大公无私。奥巴马：真不错，还有吗？拜登：他们都爱说大话。
【司马南强烈呼吁，对腐败官员不能赶尽杀绝】@司马南 认为，反腐败要反的是腐败行为，而不是腐败官员，对腐败官员要团结，要讲情面，不然官员工作就没有积极性了。 反腐太深入是没有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表现。司马南在质疑谁的领导水平呢 ？大家同意司马南上述看法吗？
美斯坦福大学得到蒋介石日记的保管权后，也想得到孔祥熙档案。孔令仪决定将孔家史料捐出，并公开让中国近代史学者研究。她表示：“是非功过，由历史判断。”这批文件多达200多盒，涵盖了辛亥革命、民国政府时期等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Ps:教科书说四大家族多坏，但人家就敢公开其档案，你敢吗？
今天是七夕，在绍兴市越城区供销大厦后面有位老农就卖了几个莲蓬，就被几个城管追着打，有一个年轻的城管，竟然不知廉耻把把人打的满脸都是血，老农被打伤站不起来，躺在地上只能死死抓住城管的衣服。拈花：持有上崗證的流氓確實了得！
河北平山县，一男子持56年前1千元的银行存单奔波8年取款遭拒，银行回应说，找不到存根；之前有报道美国一老太祖上留下一张200年前100美元的存单，银行核实后，兑现50万美元并奖励100万美元行长登门表示感谢！
米帝对天朝的态度是：1、希望中国平安（不打仗好做生意）；2、永远也不希望中国强大（一个强大的无赖是可怕的）
【最新消息，著名保钓人士盛兴元妻子被公安打！】外国人曾说：“该国青年保不住自己的工作，保不住自己的房子，保不住自己的权利，保不住自己的自由，保不住自己的食品安全，保不住自己的生存环境，更重要的是，连自己孩子奶粉质量安全都保不住...但却想去保住钓鱼岛，这个民族是不是疯了！”
《这些家伙，都自己掐起来了！》：有点迷乱 毛左喷子们都怎么了？ 为求自保纷纷见风使舵... #长微博#http://url.cn/VQYPI5
世界上没任何国家批准转基因水稻，在中国销售转基因水稻种子、种植转基因水稻和销售转基因大米都是非法。方舟子在2012年3月14日发微博显示，他至少拥有两袋华中农业大学研制的转基因大米，违犯了《种子法》，涉嫌协助销售国家违禁物品。http://url.cn/Tbcz8I
36岁安徽农妇艳红因患尿毒症无钱医治，不想拖累丈夫和两个孩子，在病房厕所用一根手机充电线上吊自杀。11月9日在合肥绩溪路上一家医院的感染科，她对丈夫说：“今天晚上我们不吃稀饭和馒头了，我想吃鸡腿···”几小时后，丈夫发现妻子···这是个什么社会？权贵们穷奢极侈，屁民生活在炼狱里！
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11日在记者会放言〝台湾前途由全中国人民决定〞，激起台湾千层浪，台湾各界纷纷谴责大陆将黑手伸向台湾。有网民质问：〝中国13亿人都没有权力选国家领导人！哪有权力决定台湾的命运？〞拈花：人民就像jb，有用的时候就掏出来了，用完就塞进裤裆！
【 湘潭市政府，能告诉老百姓，这个人为什么在你们那里自焚吗？ 】
湖北巴东县的谭陈东今年高考649分，被北京大学录取。无奈家徒四壁，凑不齐学费。一家人挤在破旧的土坯房内。6月9日开始，他每天6点去砖厂打砖，一直忙到晚7点，一天挣80多元。。http://url.cn/Rbobrc ——孩子，至少你心里该记住，是你爹妈养活你，不是裆、国。
反腐记者 http://url.cn/JRcaMv 我揭露了山西运城耗资两亿八千万的假渗灌工程后，中纪委刘丽英副书记批示，山西省纪检委先行查处。没想到山西纪检委不查运城的假渗灌，反而查了我半年。同年央视报道不久，运城市委书记黄有泉操纵公检法，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我12年。
德媒文章: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但从许多方面而言，制裁的主题对中国来说又是棘手的。首先，北京原则上反对这些措施。其次，在中国领导人眼里，西方反对俄罗斯的行动，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未来对付中国的“彩排”。http://url.cn/UVlffu
这是天津动物园的老虎…动物食物都是有预算的，何况是天津这样的大动物园，会缺钱吗？唯一的解释，就是工作人员把钱贪污了！我朋友在驻外使馆工作，外交人员连使馆配的看门狗的伙食费都贪污，弄得看门狗骨瘦如材；在美华人还抢松鼠的松子吃、掏鸟窝偷鸟蛋、偷白人邻居的狗粮猫食…
本周一法庭宣布，澳大利亚前议长Peter Slipper在2010年担任联邦议员时为满足个人嗜好，滥用纳税人补贴，公款搭乘出租车对首都堪培拉的酒庄进行了游览，滥用公款总计954澳元、滥用纳税人补贴罪名成立............这位前议长面临最高5年有期徒刑。。。
吉林龙潭发生征地血案 城管大队长被砍身亡 http://url.cn/PDSoPS 农民自愿吗？不自愿，是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干吗给你？并且你还不想出市场价，还想几倍的赚没心钱。不想在沉默中被狗欺，就得在暴发中杀出公平，最低也推动法制进步。
1919年段祺瑞执正的北洋正府顶住各方压力，不顾苏俄日本的威胁和警告，坚决不承认外蒙古独力，派皖系名将徐树铮挥师出塞、直取库伦，击败俄蒙联军。同年11月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蒙古全境包括被俄占的唐努乌梁海重归祖国！
紧急关注！【#郑州公民案#声援团，在三看门口今天下午被清场！】现在被抓到了郑州市公安局大河路派出所，详细地址:大河路与古须路交叉口向北300米路西。大河路派出所报警电话：0371_86252100，杨崇被单个带走。翟岩民被另外带走，去向不明。现派出所有男30人，女17人。
“托克维尔定律”其实就是一种“松动崩溃论”，它否定... #长微博#http://url.cn/Rbfmjf
#人權的根本是自由#BBC系列电视片《英国史》述说北美为什么脱离强盛的英国追求独立：“300万美国人宁愿贫困的自由也不要镀金的枷锁，他们愿为自由而死”。
【毛泽东】毛的历史功绩是成功地消灭了全中国人的脑子。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有思想，一个人有巨额稿费，而且是著作摊派到每一个公社社员家（目不识丁者也有一份）以后的巨额稿费。其他所有人，一分一毛的稿费都没有。消灭脑袋，只剩行尸走肉，当然是通过控制肚子进行的，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集体化和公有制
新疆石河子市149团职工代建军被当地两级公安拦路抢劫、杀人放火、碎尸焚尸灭迹！逐级反映11年无立案、推诿无人受理！冤魂尸骨不全缺尸至今未得入土@中国政府网@公安部刑侦局@最高人民检察院 #长微博# http://url.cn/N5i8Ux 请主持法律公正还民公道
吴英资产：本色概念酒店，至少5000万，拍卖450万；38辆汽车2000多万，拍卖390万；法拉利375万，去向不明；珠宝7000多万，去向不明；博大新天地商品房买断销售权定金500万，去向不明；希宝广场定金500万，去向不明；本色集团财务没收现金75万，去向不明……
【吴英律师申请公开副市长调查报告】下午，吴英代理人蔺文财的辩护律师王永杰以及吴英父亲吴永正辩护律师王常清，联合发布《政府公开申请书》，并已向东阳市市长朱建军发了快递。两位律师要求公开浙江东阳市政府关于副市长陈军是否涉及受贿问题的调查报告http://url.cn/J2XD2e
【高级贪官的狱中生活】秦城监狱关押中国最高级别的#宇宙真理#犯人而被称为“中国第一监狱”；它隶属于公安部，是惟一不隶属司法部的监狱。落马高官们生活怎样？独住20平米单间、月伙食费成本约6000元，可以不穿囚服，有专职医疗保健团队... http://url.cn/N20Hbk
杨振宁说他在北美生活二十年，从未见过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上过一堂品德课，整个社会也没人提所谓德育。可在社会上大多数人遵守社会最基本道德，社会秩序井然。而中国人耻于谈钱，却是世界上最爱钱民族；最讲究思想品德，却是世界上最缺德民族。羞于谈性，却制造了第一人口大国。这究竟是为什么？
传周永康之子周滨资产亿万 已遭没收900亿 （分享自 凤凰视频） http://url.cn/L4u1N4
#中国监督网特邀监督员#是广东河源市连平县的唐建萍其父亲被陷害遭严刑拷打致死，伸冤不成自己反被判刑，两代人的悲剧，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执法官员有错不纠,不敢面对事实,而是狡尽脑汁推避。想方设法把百姓打发退堂,老百姓维权比登天更难！ http://url.cn/K0BKbv
今天下午四点，在郑州三看门口，突然路上开来两辆警用大巴和多辆警车，从大巴上冲下来大量警察如狼似虎扑向围观人群，四十多位朋友迅速被抓并带到派出所关押，候审室非常闷热，晚餐两个馒头，所有人都被带去做笔录并要求写保证书，晚上九点多十位朋友获释，警方带我们收拾行李并送我们离开古荥镇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指岀,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上升,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还指出,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他们的财产水平及财产的增长幅度都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
中小学生新守则取消"热爱人民热爱党"：【中小学生新守则取消“热爱人民热爱党”】教育部新制定的《中小学生守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备受关注的“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内容被取消。首条改为“爱祖国。尊敬国旗国徽，奏唱国歌肃立，升降国旗行礼，了解国情历史”
我们有一致的理想亦即贵国总统向全世界揭示的“四个自由：言论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自由的钟声，联合国家自由的钟声，和侵略者的丧钟响彻我国辽阔的土地。（宋美龄访美演说）....明白了，抗日胜利是因为民国政府和军民的努力，在美国帮助下取得的
凉山州，书口小学，因为这个小姑娘中午有一小团白米饭吃，旁边的小男孩羡慕的表情让人心酸。
2014年8月1日晚，浙江温州有线电视系统被黑客入侵，部分有线电视系统传输的节目被叠加"反动"图片及文字信息，包括要求释放王炳章政治犯等内容。入侵持续数十分钟后节目中断。
【兲朝特色】世界上有离休一说吗？只有中国有；有二线干拿工资的吗？只有中国有；有就医各种颜色等级本吗？只有中囯有；有常规化公款吃喝旅游吗？只有中国有；有不成文子女就业照顾吗？只有中国有；有专门为领导犯罪设立豪华监狱吗？只有中国有；有经常光顾色情行业的去扫黄的吗？只有中国有。—孙立平
【围观中国红十字会---“郭家帮”】先看看郭会长的儿子，名叫郭子豪，看看他得豪华的玛莎拉蒂名车，车号是：京X-88888。郭会长曾说郭美美不是他女儿，也不是他的私生女，更不是二奶。那么你郭会长敢说，郭子豪不是你的儿子吗？现在的最新消息，郭美美，有可能是郭长江的父亲郭沫若的重孙女。
每每看到美国政府为了一个战死在异国的士兵遗骸斤斤计较寸步不让之时，一种莫名的感动自心底涌起。每每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如草芥和数字时，一种无以言状的悲凉直达心底。在我们几千年历史里，你检测不出丝毫的关于人的概念，人的权利，人的尊严。——王安忆
【你的自信与我的不信】你有庞大的机器，花不完的经费，众多的文棍和庞大的五毛水军，却如此胆怯几个公知书生。公知有什么？一个大脑，一台电脑，一点点讲话的时间和空间，你们就如临大敌，还要养庞大的网奸队伍整天忙不停地删帖封号。你这也叫自信？
《文匯報》今日起推出校園贈閱版與其他目標讀者贈閱版，派通全港九新界，以加強對校園及年輕人滲透，此外，亦向港九新界社團、社區中心／青少年服務中心、酒店、航空公司／巴士、港資及中資企業、中旅社、咖啡店、商場、連鎖集團酒家、健康院、屋邨、醫院、特區政府機構等全力統戰。
所谓家电维修热线4000－999－380就是个骗子行骗的号码！请大家警惕！！！
不是国企养着全国人民，而是全国人民养着国企。国企在“全民所有”的幌子下剥削全民，在“国有”的幌子下掠夺国家。权贵集团通过操控国企发大财，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不是特色社会主义。三中全会决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派就这样与权贵利益集团划清了界限（转自天涯）
【王沪宁：着手政改须反思文革】一、执政党内部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制度；二、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切实有效地行使权力；三、缺乏有力的宪法保证；四、缺乏一套独立的司法体制；五、没有完善的纵向分权机制；六、没有形成健全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七、缺乏严密的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权利。（转自天涯）
广西涠洲岛遭“威马逊”重创，村里90%以上瓦房受损，但20日管委会发布了“禁止私运建材”的相关通告。有的村民只能在家门口搭简易棚，运几块铁皮遮阳都会遭跟踪干扰。盖新房要交3万费用、上岛要购百元门票等，都让村民怨气积累已久。http://url.cn/NU005h （转自天涯）
【19家企业环保造假，骗取纳税人4亿补贴】http://url.cn/KITroq （转自天涯）
【中国式移民】：所谓“身份移民”就是人不出国，只是获得外国人身份，只是把财产子女及亲属转移到国外，人仍然在国内生活。并且还像国际间谍那样把国籍隐藏起来，视为是超越身体隐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现象？答案只有一个：他们知道自己将来要遭受清算，在拼命准备后路（转自天涯）
反腐不设名额，有多少抓多少。针对有人威胁要〝走着瞧〞表示，〝我要正告他们，谁怕谁!”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他现在是决心要跟权贵集团彻底决裂，跟这个贪腐集团彻底决裂，绝不维护他们，绝不代表他们，他不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新政也推不开。〞 （转自天涯）
揭穿巴勒斯坦谎言，顺扒CCAV的臭皮！试图撤离加沙的巴勒斯坦民众遭CCAV 向来支持的哈马斯武装人员阻拦和暴打。转贴：加沙居民在收到以色列的传单和声讯电话要求撤离到安全区域的告知，试图离家时，但遭到哈马斯武装执法人员的阻拦和殴打，并凶狠警告：呆在家里！（等着挨炸）（转自天涯）
惊爆！厦门市长刘可清贪污受贿7亿，海外存款7亿，国内有八套房子，海外别墅两套，多次潜规则提拔女下属，勾结商人势力，还有两个情妇！ http://url.cn/1hoQFt （转自天涯）
许小年：“政府印钱，制造通货膨胀，让百姓口袋里的钱变毛，这不就是偷吗？你偷要蹲班房，他偷叫做“宏观调控”，这道理咱古人早就明白，庄子曾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转自天涯）
【绝食抗议焦作殴打律师】刘金湘律师:为抗议“河南国焦作地区”殴打、迫害中国律师的恶行，自今日中午始，我绝食24小时！刘卫国、江天勇、张磊（@青石）律师一起陪我进行24小时绝食抗议！
刘浩律师被殴打图片一。河南焦作看守所以武警演练为名关闭大门把律师堵在看守所大门外，方便殴打律师；从市里护送律师到看守所的两名警察及时根据命令以出辖区为由中途下车，确保看守所打人现场无警察在场。焦作市公安局，安排打律师，导演水平很高！今天已满48小时，立即安排会见。
丰台国际花园117号别墅，这个别墅的地下室有个铁门，里面关了好多上访老百姓。
三鹿女董事长获减刑：三鹿毒奶粉案发近6周年，三鹿女董事长田文华，从无期减刑至18年，而减刑具体缘由，却成了不能对外公布的机密。当年“问责”官员，也大多重新上岗。一位三鹿员工称，“无期改判有期，再过两三年就保外就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http://url.cn/Q78Hqy
【狗急跳墙？】河蟹国“首善”陈光标被联合国指控伪造联合国书！正惊魂未定！《财经》杂志、腾讯网 又曝光：陈光标参与、指挥江苏泗洪强拆，导致大量百姓家破人散、无处喊冤、集体自杀！？全国舆论沸腾！陈惊恐！恼怒！悬赏百万召集打手控告《财经》、腾讯！如此疯狂，是心虚？是作死？谁在给他撑腰？
看看凤凰卫视讲述的这个「没有记载的历史」吧。视频有5集，耐心点看。活着的老兵们说：真实情况是，志愿军每24小时上去一拨人，一个连140人上去，24小时后只剩10几人。到底死了多少人？其实老兵们最清楚http://url.cn/Ls75rp
【砀山岐价调查】作为安徽贫困县之一的砀山县，天然气气价会比省、市级城市高出近1元每立方，有点不可思议。问题1，国企华润燃气公司与砀山县政府有没有利益关系？2.传说政府参与垄断30年是否属实？3.城区总计405辆出租车（常驻人口不足10万）四台机器为何限时供应？
马克思和家里女仆海伦有个私生子。女仆怀上了后，老马怕老婆发飙，就写信向恩格斯求救，老恩就把这黑锅顶了下来，现在博物馆里还有这封信。这不是最雷的，最天雷的是小时候思想品德课外教材有篇说马克思尊重劳动人民，很听这位女仆的话，当然没有说他们有一腿。
1、欧阳智薇，1987年出生，央视《第一时间》主播；2、沈冰，1976年生，央视《对话》节目主持人；3、贾晓烨，1970年生，央视二套编导；4、叶迎春，出生日期不详，央视四套《中国新闻》主播。（完）.............微评：白菜都被猪拱了...........
今天日本各报头版头条继续是周永康，因为在十几万几十万日元（千把几千美元）就是“贪腐”，上了百万日元（万把美元）就是“大案”，几乎就发展不到上千万日元（十万美元）的日本，周永康的“一万五千亿日元”确实是太雄伟壮观，让人开眼界了，要知道前些时候渡边喜美就因为借了八亿日元而不得不辞职。
日本11岁跆拳道女孩和家人在俄罗斯旅游，赤手打到3个抢劫壮汉；美国11岁女孩为救被美洲狮攻击的哥哥，拿猎枪将狮子一枪爆头；德国11岁的女孩迷失森林，自力更生43天获救；南非11岁小孩跳进司机心脏病突发而失控的公交车紧急刹车拯救一车市民；中国11岁女孩在学校被校长猥琐强奸
最强爆料：芮成钢，下半生在里面过吧。。。拈花：原因据说是出卖情报，呵呵，这下子严重鸟！
秦城监狱建成之日起，部分伙食标准就按部长级待遇，到东华门“高干供应点”采购。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两菜一汤，饭后有一个苹果。苹果是刚从冷库里拉来的，放在稻糠里保鲜，拉来时那苹果都冒着气儿。监狱虽有统一囚服，但这里的囚犯一般可不用穿http://url.cn/LnhoFm
新华社刊发的一条资讯称：中纪委认为，当前反腐败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从体制内部来看，中纪委干的的确是“出力不讨好”、“人见人躲”的活儿。评：早干嘛了？放开言论，支持网络微博民间举报，一抓就准。
吴鹏彬：我们并不是来为李化平先生辩护的，因为他并不需要辩护。一个无罪的、正直的、追求社会公义和国家进步的人，不需要任何人为他辩护。我们到法庭上来，只是为了告诉李化平先生以及躲在幕后迫害他的决策者：当一个人为了社会公义而作出牺牲... http://url.cn/RoWXkE
【官方承认:九成先富是高干子女】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近日推出一份调查报告披露:中国的亿万富豪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多亿。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5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
【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被带走】据财新网报道，央视反腐并未因大老虎落马而平息，他们从多个渠道证实，央视纪录频道（CCTV-9）总监刘文，被查出有经济问题，已于昨天被带走。央视纪录频道在刘文的掌管下取得了巨大成功。http://url.cn/QhyEVV
昨天，李化平先生在法庭上说：＂作为一名孩子的父亲，我当然不希望自己去坐牢。但是，如果不是我孩子的父亲去坐牢，那也会有其他孩子的父亲去坐牢。一个国家的进步，总要有一些比较傻的人去付出。我愿意作那个比较傻的人。＂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平安抵达洛阳后，《大公报》称：“全国民众听到这个喜讯，都欢喜得几乎要发疯了。昨天晚间，全国自都市至城关，自成人以至儿童，都热烈庆祝，欢声彻夜，这种情形，真是揭开了历史的新页”。
【社会主义】列宁是犹太社会主义者，斯大林是封建社会主义者，希特勒是民族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列宁是为了犹太民族自救，斯大林是为了巩固格鲁吉亚对俄罗斯侵略的伪政权，而希特勒是民族扩张野心的极度膨胀；他们把封建主义推向了最高形式，是最腐朽的，最惨无人道的社会主义制度。
某女演员家中遭强拆，微博求援开首一句“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会降临在我家人身上”道出了很多明星的隐秘心态，看她微博，果然除了自拍晒宝娱乐之外，极少关心时政。这里不是要道德绑架这位姑娘，而是提醒那些拥有海量粉丝的明星们，不要以为社会不公与你无关，为别人说话…
#公民监督#河南省固始县城关东大店村因拆迁打伤抓走百姓一案，本博第一时间 关注，现扩散达几百万，在这里@你.@平安固始.多次你不敢回应，竟在新浪诽谤说我们发的视频不属实，为什么不敢在我的帖子回复？真是于法律于不顾，上级多次严令不允许公安机关参与强拆，你们顶风违纪，呼吁关注
@绝望的叶海燕 武汉出入境管理处打电话来，说我被“有关部门”限制出境，我问限制多大时间。他说由有关部门来回答我。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部门。今天我去武汉市民之家等待有关部门答复我。不知道有没有政府公务员或者律师，能帮助我解释一下，如何去与理解有关部门限制我出入境这种行为的正当性？
【吴英代理律师首度回应吴永正等人去向】7月23日，吴英代理人蔺文财向浙江省高院和东阳市委、市政府递交了“要求组长陈军回避”的申请，随后在山西太原机场被暂扣。吴英的另一位代理人朱建伟表示，与蔺文财同行的两位人士向他证实，原因是东阳警方发出了网上追逃的信息。
丁玲说过:“他（毛）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一往情深。”......
美国务院发布13年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在当天的发布会上，美助理国务卿Tom Malinowski 公开谴责zh共对法*功、基督教、藏人、穆斯林等遭受的国家性质的迫害，并呼吁zh共在8月7日释放被关押多年的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并对法*功学员 李昌、于长新被长期关押表示关注。
【为见狱中父亲而入狱的晓晖：】 今天是卞晓晖的生日。晓晖勇敢、聪明、和善。她的爸爸被抓到监狱，并且不允许家人探访。用尽法律的方法后，晓晖只好多次在各地举“我要见父亲”的黄色字幅，竟然自己也被抓。今天她正在狱中渡过她的23岁生日。晓晖，生日快乐，祝你平安、如愿。
现在政府机构真正关心人民收入的只剩税务局了，真正关心祖国下一代的只剩计生委了，真正关心祖国明天的只剩气象局了，真正关心房价的只剩拆迁办了，真正关心祖国花朵的只剩校长了，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只剩城管了，真正能言善辩的只剩砖家了，现在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转发了。
我们的春药有两种：一曰国民生产总值，一曰核武器、长征x号、神舟、蛟龙、嫦娥、天宫……这些东西让人很兴奋，一些人表示很自嚎，但是自豪完之后，发现跟自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还看不起病，还拆迁，还吃毒食品，还追尾，还贪污，还专制……在世界上还是抬不起头
【法庭女警太凶残，拳打老人倒在地】四川迅：40多名群众前往成都新都区法院旁听开庭。一个女群众身穿反腐衣服想进入法庭，遭法警阻止，温江区柳城街办和平社区蔡文金大爷就打抱不平，女警察512792当场就给蔡大爷一记勾拳，蔡大爷当即倒地。女警武艺真了得，帮她火一把！
日人民报又发雄论：抱怨医疗，不如多锻炼身体。抱怨教育，不如多辅导孩子。抱怨房价，不如努力工作。这建议真是太高太神奇了，以此类推，抱怨社会治安不好，不如呆在家里不出来。抱怨物价高，不如不吃饭、不消费。抱怨社会不公，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只是有一个问题：既然这样，那还要政府干屌啊？
【被控种族灭绝及违反人道 农谢与乔森潘不认罪】昨天，联合国特别法庭对前红色高棉的领袖进行第二次开庭，他们否认自己对于上百万柬埔寨人的死亡负有责任。迟到的审判，提醒我们深入地思考人类的命运和道路。哈耶克说：文明不是人的大脑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千百万个人的自由努力中生长起来的。
老人叫方正： 今年97岁上海人，新一军38师政训处上校处长......向抗日军人致敬！！
40年10月新四军突袭抗日名将韩德勤的部队，全歼国军第89军及独立第6旅，占领让日寇屡攻不下的黄桥。抗日将领翁达、李守维在此役遇难。彭德怀因不听毛泽东配合袭击韩德勤的命令，擅自发动百团大战，后来长期被整。不久，新四军将黄桥让给日寇。41年1月国军伏击屡抗军令的新四军，史称皖南事变
超级低俗屠夫: 今天郑州三看前继续接力绝食，各路人马有的前往焦作，有的刚到郑州，南京王健兄被南京國保遣送回家，這是清場的節奏，第一梯队如果被清場，第二梯隊会及時跟進。
新闻说，一户人家56年前的存款，银行还在，去取，结果银行不给，银行称，我们找不到你存款的底账。这就好比，你从我这里借走100元钱，借条一式两份，拿到钱你就撕掉借条。有一天，我拿借条找你要钱，你不认，你说你反正没有那个借条。你可真是流氓地痞加无赖啊！
晋A-踏雪寻梅 真是天降横祸！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因为医院一群保安拳打脚踢推走胃病发作的儿子，上前理论，竟被打晕过去，事发五六个小时，亲属一直未能知晓具体病情如何，父亲一直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不醒，院方至今都没与亲属交涉以及如何处理！朗朗乾坤，天理何在？肯求大家帮忙转发申讨！
【可怕！10万元能买断孩子一生？】山东8岁男孩李致康，在接种甲流疫苗后，无法说话和正常行走，智力低下。数次进京上访后，当地卫生局与他家签订协议，补贴10万，不准上访和起诉。为什么首先做的不组织专家会诊治疗，而是花钱买断？如果是做此决定的官员家的孩子，遭遇此厄运，作为家长会怎么做
【强拆何时休】现场报道：河南固始县城关东大店村2014.7.11上午发生由副县长和城关镇镇长、村支部书记 高学武 、 派出所所长姚光才， 带领公安二百多人强行征地砍伐群众树木，抓蒱和打伤多人，现场抓走4人
【全国国企"家底"首次对外公开 15.5万户国企总资产超百万亿元】财政部28日公布2013年全国国企财务决算情况,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法人企业15.5万户,资产总额104.1万亿元,营业总收入47.1万亿元,共上交税费3.8万亿元。（转自天涯）拈花：够养好多个周老虎鸟！
吁整治政府度假村：1年也能省千亿。星级酒店、度假村、山庄、培训基地……在很多好山好水之地坐落着政府公馆。“公车改革后我呼吁整治政府度假村，一年也能节约1000亿。”中南财经大学教授叶青表示。政府公馆是公开的，财大气粗的政府部门开发山庄、度假村门槛很低，甚至不花钱就能拿到地
举报官员的结果：吴英父亲及代理人涉嫌诬告陷害被刑拘。吴英的代理人蔺文财涉嫌诬告陷害罪，于29日被浙江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吴英父亲吴永正涉嫌诬告陷害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被公安局刑事拘留。此前吴英被羁押期间，通过书面方式举报14名领导干部涉嫌受贿，包括副市长陈军（转自天涯
“江西省强制戒毒劳教所”因管理不善，造成场所内毒品泛滥、学员及无故人群遭大量感染艾滋病死亡的重大责任事故。作为主管江西政法的主要领导舒小琴，付有不可推卸渎职责任。更有甚者，在06年“市劳教所”因遭学员集体联名举报，影响了某高官的仕途，后老羞成怒，有多人被离奇死亡。（转自天涯）
又出来驳“崖山之后无中国”，我也赞同，准确的说法是49以后无中国。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岁的女儿现在生活在荷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女儿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这些都是被博友挖出来的鲜料。一边把西方骂个没完，一边却让子女生活在人家的地盘上。这些人怎么这么分裂呢?（转自天涯）
【超24亿元巨额“超生罚款”,一笔糊涂账？】 计划生育是一票否决制，长期超越法律之上，明目张胆地违法。现在既然要建设法治社会，那么请从计划生育开刀，每年数百亿的计划生育罚款，从基层计生人员到国家计生委，可以一锅端。http://url.cn/RzuinB （转自天涯）
广东：怎么还不打惠州的房爷书记？湖南：耒阳市移民局副局长开奔驰住别墅娶小三。广西：新闻记者实名举报南宁市司法局律管科长。四川：养猪场污染地下水，几十户村民无水可吃，郫县环保不作为。甘肃：看看宁县120杀人全过程。http://url.cn/MMXkl0 （转自天涯）
汉川高中学生因感情问题，被富二代带20多人追杀砍打，逼人跳河，最后致死，法院竟判为自杀。被杀高中生高成爷爷被打断了腿，爸爸高血压，妈妈疯了，就这么一个儿子，被打死了，还被判为自杀，天朝天理何在？有良知的转（转自天涯）
MH17被击落事件真凶一浮出水面，国内各大媒体就基本上再看不到相关报道了...
【研究显示：共产制度下生活过的人更易撒谎】压抑的政治制度能使人变成爱说谎的人，而在这种制度下生活过的人即便在该制度不复存在了以后，还保留这爱说谎的习惯。这项研究是由美国杜克大学的丹•阿雷利与他3个同事共同开展的。研究的对象是在德国柏林的几个公民中心领取身份证的188个德国人。
焦作张小玉案律师被袭，疑似警方导演:【摘要】 焦作张小玉被控刺，警案的辩护律师李金星与刘浩今天在焦作看守所门口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是不是由焦作警方导演？为什么过了48小时看守所还不 ...(发自@微博桌面 http://url.cn/Doq1Di ）
1918年7月16日俄皇尼古拉二世夫妇、5个子女及仆人近10人被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赶到地下室，使用机关枪扫射集体处决；尸体被浇上硫酸和汽油销毁，残余骨渣被埋藏在叶卡捷琳堡的一个废弃洞穴中。2008年10月1日，俄罗斯最高法院正式为尼古拉二世平反，宣布他的家族是苏联镇压下的受害者。
千余米道路、21个井盖，多处破损，部分竟碎裂成渣，一踩就破。"原来越来越薄的不止是手机，还有井盖"，近日，东湖高新地区流芳一路附近居民发出上述感叹。记者实地探访后发现，该路段一破损井盖最薄处竟然只有4毫米。大楚新闻 http://url.cn/KF9jVI
【桐庐县公安局嚣张恶警沈全根陈家鲁打病重上访人钟亚芳有录音】因桐庐县公安局不依法出具杭州公安局转交我要求依法撤除监控人员受理单，7月25日上午在当局违法雇请监控人员非法押送下我到该局信访科，沈全根竟不承认收到转送材料，拍他照，两不作为恶警沈全根陈家鲁凶恶夺去包并打伤我且辱骂疯婆
拆迁办：国家需要这块地，给2千你不搬，3千你不干，加到5千你还不干，这不是讹诈吗？仁至义尽你都不听，我们只好强制拆除了。我反问：我看起你老婆了，需要你让给我，给2千你不搬，3千你不干，加到5千你还不干，这不是讹诈吗？仁至义尽你都不听，我只好强奸了。警告你别说我犯法，强拆等同强奸！
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记者会：关东军及其家属，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6万名日军直接为共军前线工作，有教士兵开炮打枪，有教飞行技术，有做战术指导，也有驾驶坦克跟国军直接交战的。48年9月29日《纽约时报》
【大批乌克兰共产党议员退党】乌克兰议长图尔奇诺夫宣布解散议会中的共产党团。基辅一家法院当天开始审理在乌克兰取缔共产党案。议员邦达尔丘克认为，光取缔共产党还不够，还应在乌克兰禁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反人性，更对乌克兰国家和乌克兰民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说，大陆寺庙收费过高，所有的寺庙都收费，而台湾没有一个寺庙要收费。“寺庙等历史景点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不应该收高费用。”他说黄山等自然景区，都是自然创造的景色，理应为中华儿女共同享有，不应收取高达300元的门票。寺庙应免费向信徒开放，支持请转！
【福州当局真威武，抓捕访民冒酷暑】今天6月29日上午九点许，没有去北京上访的福州访民在公园互相问候，被警方团团包围。没去北京告状也是罪？ http://url.cn/IRu6t4
李化平，上海人。基督徒。今天开庭受审。一位靠经商成为衣食无忧的成功人士(夫人是上海某大学教授，目前定居美国)。多年为弱势群体维权，倡导、推动公民社会而被捕。当局曾多次对他表示，如果他能书面认错，就可能把他放了。李化平先生的回答是：“对不起，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和魔鬼立约。”
中国政府是个伟大的政府、3年对外援助893亿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323.2亿....一边是、93岁的抗日老兵舍命保家卫国、年老背弯了还能自食其力顶着高温一天拣十几个瓶子，卖1块多钱补贴家用，绝不拖国家的后腿、让我们伟大的祖国能甩开膀子去援助更困难的外国人。此举堪比雷锋，应载入史册
我叫刘元玮，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家住山东省.阳信县.洋湖乡.西大刘村。在2005年因为生活所迫，来到了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双龙煤矿打工，做了井下采煤工人，可是我们乡里为了霸占我的土地及房屋，竟然趁着我不在家乡，把我的户口给注销，让我成了黑户，我现在房屋财产土地都被乡村政府官员给
【河南焦作看守所门前律师被殴打】我要求焦作市公安局局长承担责任。1截至目前焦作看守所没有48小时内安排律师会见2在早晨已经出现对律师人身攻击势头律师反复要求警察护送，警察以出辖区为由中止护送。3、焦作看守所以武警演练为由大门紧闭把律师堵大门外，不明身份人员趁机殴打律师
【浙江一名官员坠楼！ [衰] 】新华社消息：7月30日下午，浙江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巡视员赵纪来从市政府办公大楼坠楼！赵纪来曾任杭州市经信委主任，目前坠楼原因尚不明。图为高耸入天堂的杭州市政府大楼。拈花：又一个空降部队！
长沙县能出来辟个谣吗？http://url.cn/IrJUmq
湖北随县吴山人民抗议石材厂。4.7随县吴山堵路抗污染！以前的青山绿水已不复存在，四年了，湖北省随州市吴山镇没下过一场大雨，这让这里的老百姓怎么活，官官相护，没人管我们的死活，求求大家帮我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处境，只有通过这样我们才会被重视
【外媒：周案有五千人被查、数百人被抓】《搜狐财经》“今日主角”无数曾经事关周家的达官显贵都被羁押在宜昌、咸宁，据传人数高达千人之多，以至于当地的看守所都“装”不下，不得不另开辟场所羁押。外媒；由于周案涉及人多、级别高，都极为敏感，之所以一再推迟公布案情，是因为愈来愈多人被牵涉其中
【美国正式宣布转基因有毒】美国环境医学科学研究院推出报告称：“一些动物实验表明，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包括不育，免疫问题，加速老化，胰岛素的调节和主要脏腑及胃肠系统的改变”。美国科学院环境医学研究院得出的结论引起了轰动。报告强烈建议：尽量避免食用转基因食品。
警察爆打访民，赤膊上阵！网爆：7月22日下午64岁的杨厂长应湖北随州市政府主管信访的黄秘书长之约到市政府上访，在市政府大厅内，遭公安、保安、政府工作人员五六个人辱骂毒打。市公安局政治科警察章勇，尤其残忍，赤膊上阵并叫嚣：我就是警察，你打110吧！这是真的吗？
【彭德怀被诬陷要告状：侄女直言“天真”】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批“里通外国”，怒不可遏，沉默了半天，说：我应该按照宪法，应该告状。彭钢（彭德怀的侄女）对他说：“你说我天真，我看你也天真。”那天彭德怀掉了眼泪。http://url.cn/QEJyQP
【幸亏只喊了三声】河南，驻马店，公安局信访大厅，67岁的陈青喊： 杨局长，我见见您中不？；杨局长，您来这些年，一回也没接待过我；杨局长，您咋不见我，人家都喊您是青天，您不能是阴天嘞。喊完第三句，数名民警将她架出大厅，以扰乱单位秩序拘留8天……
【兰州回民vs城管，城管被打下跪哭喊求饶】19日，兰州市七里河区小西湖附近，城管和小贩发生摩擦，原因是同样的，可结果是不同的，这次趴在地上的不是商贩，而是城管，原来这里是回民聚集地，当城管们掀翻了水果摊子的时候，也掀翻了少数民族的底线！
蔡元培倡导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大学精神，尽管在当年的北京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曾辉煌一时，但现今已经是了无踪影。主张以人为本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半个世纪以来更是不断遭受严厉批判。 http://url.cn/JhPL4B
山东平度被征地块价格超1亿元 村民仅得800万元：自己的东西卖了别人得大头，稍有抵触就有生命危险，平度式征地是当今中国征占拆迁的真实写照。何止平度，哪里的拆迁没有几桩血案？强占强拆只为钱，官商狼狈大祸源。钱权法律都免疫，何处拆迁无暴残？http://url.cn/RmvuZY
【血酬史观】吴思厦门大学演讲：20多年前有人说过，我们这个政权是用3千万个人头换来的，你们想掌权，也拿人头来换。http://url.cn/9YLKy8
欧美日韩，把军区建立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从不建立在市中心。为的就是如果要和其他组织或者国家宣战的话，直接互相攻击，而不伤害平民。而哈马斯这样的垃圾组织一定要把自己的队伍驻扎在市区，这样一边可以无耻的攻击对方，一边挨打了，可以说，你又杀害了我们多少无辜的平民儿童。假借正义的的哈马斯
北戴河會議：還有一場惡戰！ 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blog/blog_contents.aspx?ID=0000004600000024 … pic.twitter.com/TB7ZWg893n
【投奔革命的少女】延安革命队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38年达30:1，好在有好多女学生投奔而来，才有所缓解。刘茜，16岁，中学生，与26岁高级将领黄克功相恋，但她很快发现与黄各方面认知相差太大，无法相处。黄便约她到河边逼婚，未遂，便朝刘肋下开了一枪，不顾刘哀嚎，又在脑袋上补了一枪。
04 年政治局常委、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离休高干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中顾委常委、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
还别说，有点市场经济的味道，可惜放错了地方！ pic.twitter.com/GDJc8YCcex
中南海文工团撤销后，毛的舞伴主要来自空政文工团，她们个个端庄秀丽，每次舞会由中南海派专车接送，舞厅旁边有毛专用休息室，在这里舞伴可以单独聆听领袖教诲。一位名叫陈惠敏，空政文工团演员，初到中南海14岁。一位来自空政的刘素媛，初到中南海时18岁；这两人都与毛结下了特殊关系。
吴英被捕后，8000万元的酒店被官方450万拍卖了。仓库里一个亿的货物，至今不知道拍卖金额和款项去向。。。在吴英案处理过程中，存在着利益输送的腐败，但不会有人去追查这件事，也查不清。官场利益者麻花一样纠集在一起，大家一起分羹。很多贪腐都是明目张胆的，但就是没人去追究。已成惯例
说实话央视以后还怎么干啊？随便哪个主持人站出来，女的象情妇男的象面首！都tm怎么培养出来的？阵容竟然这般整齐？
别把园长不当官员。北京动物园原副园长贪污1400万被公诉，众人惊讶园长都这么牛。北京动物园乃全额拨款的副厅级事业单位，副园长就是县处级。每年拨款多少我不知道，但查到该园2012年光修白熊舍就花2600万元。再设想一下，那熊猫馆一年花的钱够一个县多少教师的工资?油水之大可想而知。
【六旬老者吕政 实名举报省厅局级贪官——“祝国业”】市牟平区烟草专卖局原局长祝国业利用职权官威，设套，洗劫，豪夺，诈骗我的血汗钱前后共计150余万元，并致其家庭破裂，妻离子散；老年生活无靠！ 本人... #长微博#http://url.cn/Re3n7u
【贾晓烨】就读于大同二中,北大毕业后进入央视,任财经频道CCTV-2编辑,其父贾丙文是山西大同艺校的老师，已退休并移民海外。2001年，贾与年长28岁的周结婚，周的原配夫人则死于车祸。不久前落马的原吕梁市长丁雪峰系贾丙文学生，当年丁买官高升正是通过贾的特殊关系运作。
有一种傻B，吃着地沟油和毒食品，呼吸着毒空气，缴纳着世界上最重的税。起早贪黑也买不起可住70年的房子。生病政府不管他，父母老了只能自己养！房子被强拆了没处申冤。可一听到美国围堵打击毒裁国家就义愤填膺，很自觉的和毒裁者站在同一阵线痛骂，他到死都搞不清楚谁在解救他、又是谁一直在迫害他
一农村小寡妇说，中国警察最擅长于4件事：第一，扫黄，第二，抓赌，第三，阻止上访，第四，协助拆迁。扫黄可以养眼，抓赌可以分钱，阻止上访可以讨好上司，协助拆迁可以认识有钱人。而且这四个项目，都没有风险。所以一见到这些项目，警察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其他的就别指望了。。
【17岁女孩的控诉】杜艳丽，17岁，生前是山东郯城縣第四职中学生，2013年4月12曰被田培培掳到宾館强奸。公安人员数次找家属要求5万元私了，被家属拒絕。6月24日发现杜艳丽在校失踪，之后，发现竟蹊蹺地死在距县城几十公里外的水库。警方说是自杀，现场留下的烈性酒与农药让家属觉得
一农村小媳妇说：誓与贪官污吏同归于尽？那简直就是吹牛B！狗咬狗和老百姓有球毛关系吗？没有财产公示，没有权力制约，反腐按下葫芦浮起瓢。收缴的赃款分给你五毛了吗？云山雾罩、含沙射影、忽忽悠悠，文革余孽兴风作浪，怨声载道，你高兴了球毛啊？？
【中央民族大学原讲师伊力哈木吐赫提被公诉】中央民族大学原讲师伊力哈木吐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今日被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http://url.cn/OP0e1Y 拈花：我所听说的是此人是个正义的学者！
【越南60名老党员：放弃社会主义】7月28日，越共60多名老党员向党中央发表公开信，要求：放弃社会主义，不要再依赖中共。共产党把国家引向错误的道路，越共的政策和腐败问题〝导致国家完全陷入危机。〞这些老党员要求越共〝废除社会主义的错误道路，将专制的政治制度改革成为民主制度。〞
吴英代理人蔺文财涉嫌诬告陷害罪，于7月29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吴英父亲吴永正涉嫌诬告陷害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于7月30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http://url.cn/KkRzQT 拈花：吴父曾举报过东阳市副市长向吴英索贿受贿，这是要灭口的节奏
周永康玩过至少400名女性，仅央视就有29名情人，在北京至少有6处“行宫”供他淫乐。你说，是他太好色了吗？还是她们太不要逼脸了？
张家口前几年发生一起同样的事件，一个修鞋的刺死了两个城管。不过幸运的是修鞋的跑了，一直没有被抓住。
清军入关时只有8.5万，吴三桂驻军3.5万，合一起12万，明朝武装力量却在400万以上。可12万打400万，如入无人之境。为什么？因为你腐败了，400万人就是一堆臭肉。到道光时八旗、绿营、乡勇各种武装力量80余万，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不过2万人，却被打得签城下之盟，清军也成了堆臭肉。
日本最新消息，不接受某国秘密移交请求，今日正式宣布对此人提供政治庇护延续一年，消息说这位亚裔女子手中握有大量其国家高官的腐败及通奸证据并有日本松竹黑帮人员陪伴。日本政府回应，待请求国和日本关系修复后再做考虑送还。——这女人是谁呀？（转自天涯）
德国一战赔款百年才赔完：10年还清最后一笔利息。对德国人来说一战持续了近100年，直到10年德意志联邦银行严格按照《凡尔赛条约》规定向战胜国支付了最后一笔6990万欧元赔偿金。一代又一代德国人支付各类赔偿，除产品还要支付3000亿马克战争赔款，而总理默克尔却将赔款视为情感解脱方式
1.茂名副市长杨光亮房产140套，现金12亿；2.楚雄州长杨红卫房产230套，现金17亿；3.杭州副市长许迈永房产250，现金14亿；4.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房产350套，现金30亿；5.山东副省长黄胜房产460套，现金90亿美元；6.浙江省药监局长黄萌房产840套，现金20亿
【武汉转基因大米调查：随机买5袋米3袋转基因】http://url.cn/QjPbs9 湖南、湖北、安徽、福建一带的米，基本上大部分都被转基因“污染”掉了。（转自天涯）
重庆网友猛爆料【百名警花被逼,大闹市政府.交警VS公安.正面交锋】 http://url.cn/PxQDCu （转自天涯） [图片]
新西兰交通部长格林因赶时间，私自走机场工作人员快速通道，被曝光后引咎辞职。看看我中华泱泱大国，上至什么什么高官，下至什么什么芝麻官，闯安检，辱骂工作人员，享受一切可能的特权。对比下小国官员做法，我大国官员情何以堪？如此低素质官员，如何给我大众百姓带来福祉？（转自天涯）
7月27日，浙江省金华市，新农贸市场数百商户罢市，抗议市场提高投标价格炒高摊位费。http://url.cn/R6wv0a
7月27日，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村民阻断归德路与株洲路，抗议政府暴力强拆。26日晚至27日凌晨，当地政府雇佣百余打手强拆侯庄农贸市场，致使多名村民受伤。http://url.cn/NgdoM1
21+ RT @malaGB: 今天下午，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楼顶题字“江泽民”三个字被拆除。 pic.twitter.com/mcYpODKx0v
7月28日，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邯郸市人大代表、银信公司董事长李彦平集资诈骗数亿元后跑路，近千受害人游行到武安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出面解决。http://url.cn/OHGA7r
【80后纪检干部43天借查案之际受贿1千多万】2012年6月，梅州市纪委正科级纪律检查员吴汉林在调查市拍卖行过程中，收受人民币4万元。7月，其还在协助调查梅县某建筑公司董事长过程中，先后6次受贿共计1025万元、22万港元。http://url.cn/InhV4l
请关注！江西宜春维权人士廖佳华因在两会前到北京天安门前散步，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现已失去联系10天。请大家扩散！廖佳华 18707952727
分享恨透了(http://url.cn/NmQKRN )的日志：为我惨死的哥哥伸冤动感影集，http://url.cn/PDZCzQ ”http://url.cn/SaBDvP 请看链接江东检察院人员对话http://url.cn/N1uqkR 黑帮恐怖分子可恨
本人肖保印，81年股兵役，85年退役，分得一套公司福利房，开发商“湖北广锦投资公司”在没有与我们签协议的情况下，就带领200多个社会闲散人员手持木棍、铁锹、砍刀、铁锤等封锁大门，对所有未签协议住户进行驱赶，对不走者使用暴力，并用警棍、木棒殴打住户，催泪瓦斯、辣椒水驱赶---
作案8起只究6起 未提偷官员。房云云因在江苏省常州市盗窃，被钟楼区法院判刑十年。她疑惑，咋只追究6起？在合肥一官员家偷了600多张购物卡，五六十万元购物卡和礼品；在另一家偷了三四十万的购物卡，还看到几本房产证，有个300多平方米的别墅，还有一个1800平方米的土地证等。
7月28日，湖南省娄底近5000名债权人游行。http://url.cn/MWNQs6
7月27至28日，甘肃省庆阳市千辆出租车罢工，抗议政府无偿收回运营权。28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出租车，北京市房山区电动出租车罢工。http://url.cn/Ow2jY6
7月28日，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怀恩堂、鹿城区吴桥基督徒聚会处、瓯海区上蔡基督教堂、温州辛田教堂遭强拆，多名信徒被警察打伤。http://url.cn/PAeZqS
俄罗斯普京一边高调宣称：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一边不断向乌克兰叛军输送武器装备和防空导弹，甚至不断派出特种部队进入乌克兰协助叛军，俄罗斯空军也不断出动军机先后被击落多架乌克兰飞机，在人类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普金这类政治军事强人靠武力开疆拓土的霸权行为就是现实版的法西斯主义。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6万多家，北京6千多家，每一家后头都是一个衙内，权力作背景。中国最富的100人，其中51个房地产，25个卖假药的，其余是开矿的，发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勾结腐败干部，轰走老百姓。 ——周孝正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小学，中学不收学费了，改收补课费了。贵了不知道几十倍，越改革越贵。希望纪委查一下！ 披着教育的大旗，挣着昧心的钱，老师在课堂上不讲重点，专门留着给孩子补课时讲，一个孩子一年补课就得让老师挣去好几万！补课，葬送了孩子的童年趣味！而在日常课堂上白白浪费孩子的时光。——刘桂娟
这是谁的过错？这是谁泯灭天良制造出这一人间惨剧？我丈夫无辜惨遭冤狱，险些命赴黄泉，我全家为挽救亲人的生命，焦急如焚、抛弃尊严、四处奔走呼吁，所遭遇的却是一副副冷漠的面孔!《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政府以谎言掩盖真相失去的是民心泯灭的是良知》 http://url.cn/Kzcjh8
泗洪强拆事件越暴露越复杂。【陈光标被指涉泗洪强拆：捐建农贸市场引暴力强拆】据《财经》杂志29日报道，泗洪县拆迁问题上一次引发公众关注是在2011年，泗洪县天岗湖乡村民在网上频频发帖，指责同为泗洪老乡的“中国首善”陈光标为“中国首骗”。http://url.cn/QT671U
【尘肺病患者：一个时代的悲痛】时代让600万劳动人民患上了尘肺病，他们是一个时代的悲痛。时代变迁，尘肺病患者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呵护。只希望人们在幸福生活的背后不要忘了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为了社会的发展“燃烧”了自己。http://url.cn/O1LkZP
周永康倒不倒我无所谓，他贪了多少个亿，养了几打情妇我也不关心，说实话麻木了，一点不惊讶。我只关心的是，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有个说事的地？！不说什么民办报纸，独立官媒，微博能不销号禁言吗？中国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法国贝当曾说：“我祝愿德国胜利。因为如果没有德国，共产主义将在欧洲所有地方安顿下来。”他说，欧洲的前途不是由讷粹法茜斯决定，就是由共产主义决定，而他在这两者宁愿挑选前者。贝当曾经因为这段话而骂名滚滚，但是战后法茜斯国家都民主了，而赤化国家都极权了，现代史逆向证明了贝当说的是对的。
【第一白宝山】北京人，为了两个孩子吃上一顿肉才偷窃。因偷农户院内的两斤玉米未遂，被事主发现，结果被判有期徒刑11年。96年刑满出狱，就是补办户口，多次被派出所的民警勒索，“不拿出一千块钱，就不给你办户口，爱哪告哪告去！”白哥说，“我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给你？！发展到杀人如麻的悍匪
前线紧急消息！续：【2014年7月29日，#郑州公民案#】现在警察已闯到#郑州公民案声援团#房间，查验身份证，不让出入！请大家关注！ ！！
2011年10月至2012年2月，以陈某为首的12人团伙，招募“圈养”近40人，摘除23人肾脏。出卖器官非法获利154 .8万。南昌青山湖区法院25日对作出一审判决，12被告人分别获有期徒刑2年至9年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至10万元。http://url.cn/OdpVfM
我是因见义勇为而死的熊红胜的母亲，我儿见义勇为与罪犯搏斗，身受二十多处伤而死，可是湖北省却不依法追认我儿为烈士，仅仅是追认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国家规定的补偿金也被某些人给贪占，我家没有拿到分文！-#http://url.cn/JX8lWY#http://url.cn/NlKpVW
只有施害者才怕揭露与宣传并用尽吃奶的力气去装B... #长微博#http://url.cn/OQlwty
【台湾农民很牛B】台北最高建筑101大厦附近的地段是“寸土寸金”。就是在这里，有一块号称台北最贵的农田，主人不愿意将这块地卖出，每天在地里种菜。政府还不能随便动用暴力机器拆迁，更不能在土地上喷上一个显眼的“拆”字，台湾人都知道而且羡慕这个事实。这在大陆简直不敢想象，不可思议！
@顾义民的妻子 今天接到顾义民电话，二审判决已下，而他的律师还不知;并让我到看守所会见。见面时，他笑呵呵的告诉我:明天就要转到南京某监狱服刑，并谢谢大家的支持。
吴立星 我是吴立星爱人，失地维权人士吴立星因为到杭州祭拜去世的中国民主党老人王荣清先生后回到浦江就被派出所叫去，6月29日01时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7月10日变成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逮捕，现羁押在浙江浦江县看守所。这分明是对维权人士的迫害。警方以彻底不要脸，裸奔了。
#郑州紧急通知#警察把支援郑州的同仁所住楼全部封锁！紧急求援！（另，晚间，警察到郑州案公民围观团驻地，查验身份。清场在即。）
郑州即时情况：今天7.29下午2点多炎炎夏日 众勇士统一T恤集体抗议合影！望各路有志之士英雄豪杰转发扩散！他们冒着酷暑还可能随时寻性姿势！而我们只需动动手指！
中国在安理会九次投否决票。07年美国要求缅甸改善人权草案，被中国否决；08年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选举作弊，英美提议制裁，被中俄否决；12年安理会提议制裁巴沙尔，被中俄否决；14年将叙利亚问题提交国际法院审判草案，又被中俄否决。叙利亚人说：中国，你的道德比产品还垃圾！
25日北大社科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我国基尼指数达到0.73。顶端的1%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财产，底端25%家庭拥有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根据联合国规定：0.4为警戒线，0.6为差距悬殊，超过0.4易引起社会对立和动荡。天朝比全球最高的非洲纳米比亚还高出一头！
百年大教堂，历经晚清、民国、北洋、日本侵华依然屹立不倒，却在中华民族复兴到65%的时候，付之一炬。
为什么日本公务员违法犯罪少之又少？这和日本充分重视刑事立法对职务犯罪的威慑作用有关联。简单说说：刑法典中，竟然有受托受贿罪、事前受贿罪、向第三者供贿罪、加重受贿罪、事后受贿罪、斡旋受贿罪、赠贿罪等。这在红朝不是要吓死一大批人。如：约定贿赂的行为，尽管未实际交付，也构成犯罪。
一份令人吃惊的文件：《人民日报》1953年1月8日钓鱼岛报道，我还是在看日文资料的时候，看到日本右翼如此说法，我以为是造谣，查《人民日报》库，就调出了下面的报道。悲哀啊！我现在宁愿没有做过这个研究！http://url.cn/UkpCPs
贵州一落马副县长查出艾滋病，疾控部门要求其供述与其有染的女性，结果有30多人。女干部要体检，女干部的老公要去体检，女干部老公的情妇要去体检，女干部老公的情妇的老公也要去体检，女干部老公的情妇的老公的…也要去体检。医院体检人数聚増更多http://url.cn/F4uXTs
面霸的家底，虽然有心里准备，屌丝表示还是被震了一下 pic.twitter.com/eH027eN58A
【看到这个不得不发，我伟大的祖国，中国人到这地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谈神马素质？】武汉一老奶奶走投无路，闹市卖亲孙救白血病儿
《检察长包案和副区长制造冤案 私自设立黑监狱打击报复迫害举报人》：控 告 状 控告人：杨亚美，女37岁，农民，系广东省韶... #长微博#http://url.cn/JbPJbj
人大教授张呜在微博上说："到现在才发现，原来江**题写的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这几个字，居然把井冈山的冈字给写错了，变成了岗。可怜，当时居然没有一个人提醒他，一任他错到今天。马屁精们，就是这样彰君之丑的。"是啊，笔误很正常。可怕的是，明知上位者错了，却无人敢言！
河南焦作警方警察王军干自身有疾病，为显示忠心，在痛殴手无寸铁的许有臣时用力过度，病发死亡。有人涉嫌颠倒黑白，将王军干自身有疾的实情隐瞒，栽脏给张小玉夫妻，并迅速火化王的尸体毁灭证据，求证!
已经67岁的陈青走出驻马店市正阳县拘留所，拽着手中的《解除拘留证明书》，却想不明白：市公安局对全市市民开放的信访接待日上，我在接待大厅喊了三声“想见局长”就被拘留了？儿子被巡逻民警当在逃嫌疑犯射杀，陈青自此走上申诉之路。http://url.cn/QQVAYE
艰苦斗争后，律师会见到张小玉、许有臣。震惊！今晚所有律师连夜赶往郑州，去河南检察院河南公安厅控告！遭受残酷殴打，重创！许有臣伤痕累累，张小玉已经失明。焦作公安立即回避！立即验伤！明日12点前见不到省检察院公安厅领导表态，继续爆料!
今天看到一个好办法，大家可以借鉴！吉林王炜维权，使用宪法赋予的监督权，吓得整个吉林中级法院乱了套！这些党员干部、律师、保安，连话都不敢说，咨询法律条款，竟然不敢回答！可笑！鼓励大家自觉成立小团体公民监督，行使监督权。http://url.cn/JqjLoJ （转自天涯）
深圳龙华新区观澜办事处茜坑工作站站长张建东是“房哥”和“裸官”。房产超3亿，每月仅房租就超50万，每年偷漏租赁税金和管理费300余万。其妻为香港公民身份，三个孩子也均为香港身份。龙华新区宣布停止其职务全面调查。 http://url.cn/RhUmyG （转自天涯）
16日,7访民在北京某单位门前喝下农药。喝药者亲属称,7人认为拆迁补偿不合理。当地居民称从未见过征收补偿方案及公告,且补偿价格不到周边商品房价格一半,政府未通过法院，而是由住建局和镇政府人员带施工队进行强拆。 http://url.cn/PeHnmM （转自天涯）
60年5月9日中外采矿史上最悲惨的煤尘大爆炸在我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大同矿务局发生了。事故死亡677人，连同被救出的228人中又死亡5人，共死亡682人。这起被列为绝密的惨案，在尘封了30年后首次向国内外公开http://url.cn/5uZqVV （转自天涯）
【厦大博导被指诱奸女生调查：已有4人自称受害】网络上出现、各种渠道能找到的相关女性已有5人，称“被诱奸”的为4人。24日一封由76名厦大校友签署的“呼吁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规范”的联署倡议信被寄给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呼吁正视校园性骚扰问题http://url.cn/MbNYs3
7月26日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坎市镇，村民到国产实业（福建）水泥有限公司示威，遭数百警察、城管镇压，多人被打伤入院，至少7人被抓捕，当晚，村民继续到镇政府示威。因不堪毒气粉尘污染以及搬迁赔偿费被政府贪污，村民7月中旬开始围堵水泥厂示威 http://url.cn/O3f9E8
我国的水电油气供应，品质全都低于美，价格却远远高于美。水价是美的5倍，电价是美国的1·2倍，油价高过美国，即便按照2.5元/立方米的低价，天然气价格也是美国的3倍。我国的网速不及美国的1/2，上网费却是美国的4·5倍。与道路基本免费的美国相比，我国的过路费、过桥费与停车费简直离谱
【天朝奇迹】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当年的申奥主席陈希同在高墙里；2010年世博会开幕式，当年的申博主席陈良宇也在高墙里；2011年大运会开幕式，那个申办委员会执行主席许宗衡还在高墙里。（转自天涯）
美国《独立宣言》讲的不是群体、国家，甚至没有讲民主，讲的只是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个人的权利，不是哪个群体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只有捍卫个体权利的文化，才能真正使一个国家强大。美国的强大不是军事、经济、国土的强大，是思想的强大。（转自天涯）
普通刑案是破出来的，经济案子是做出来的，政治案子是研究出来的。
四渡赤水时，林彪给张闻天写信，说毛泽东瞎参谋，走弓背，根本不懂打仗，建议中央听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毛说是彭唆使林彪干的。林彪当众表态和彭无关。林彪死后，要彭揭发林有罪，彭拒绝。
7月16日下午3时，铁玫瑰园被暴恐腐败分子泼尿！林昭、张志新青铜像和雕塑家被淋尿，严正学遭殴打，右足两趾骨被骨折已构成轻伤！（图片地址：http://url.cn/MBxeeV ）请关注声援：龙园派出所电话：010-80755110
尘肺病患者@古浪周俊山 前两年干上了出租车，我觉得日子总算有点希望了。谁知道前几天不小心撞了老太太，惹了大麻烦。之前他三番五次要求买全赔保险，出租车公司不让给买，说是政府有文件不给卖。现在人撞了，政府没了，出租车公司跟没事人一样。我觉得这样的国家的劳动者真的应该起来革命了
1955年毛泽东表态：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们为你们好，因为对你们好的，也对我们好。希望你们强盛起来，发展起来，这对我们和对世界和平都有好处。亚非国家刚在万隆开过一次会，这些国家都应该强盛起来，包括日本在内。 http://url.cn/NqQg41
@姬来松妻子 整整60天了，我老公姬来松仍然没有其他的任何消息，律师多次要求会见都被拒绝，昨天又无意间听到十君子中的于世文病重的消息，使我更加的担心，他们是因否受到了酷刑对待，所以才不让和外界接触？之前警察在找我做笔录时告诉我说在里面很安全，是真的吗？
曾经出现过的社会主义国家明细表。共出现过19个，目前还剩5个。。。。
1945年，东北三省工业规模居亚洲第一，铁路里程占全国一半，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80%。仅半年，苏联就使沈阳90%工厂无设备、东北70%铁路无机车。美国航空机械师罗伯特回忆当时的沈阳：“俄国人抢空了这座城市，留给中国人的仅仅是市中心一座头顶坦克的苏军烈士纪念碑。”
【荒唐的反右与更荒唐的结论】反右运动有4616032人被划右派，算上被诛连的亲友达2000万众。他们基本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或折磨致死，或饿死，或被自杀。荒唐的是，21年后只有96人未平反，当局结论是：运动正确，错在扩大化。从96人到461万，扩大了3万多倍！
【军训造假是对国家的犯罪】凤凰网报道：一是陆军40集团军某旅因在军训中造假有319人被问责；二是中华神盾舰在参加美军主导的环太军演中展示炮击，结果四连发全部脱靶。这种客观报道让人耳目一新。我军历来的军演都是红军战无不胜，蓝军惨遭失败，难于服众。我们希望甲午海战的历史教训不要重演！
【MH370中国旅客亲属称遭北京警方拘留殴打】7月26日报道失踪马航MH370的中国乘客亲属声称，他们在要求观看显示该航班旅客登机的马航官方录像后遭北京警方拘留近24小时。另外两名女性亲属声称，当她们要求释放在不同场合被拘押的另外两名亲属父亲和女儿，她们被大约六名警官拳打脚踢。
☎为了良知!!!!—崔永元美国考察转基因的纪录片被公开了（看完你会转的）http://url.cn/QhkW4H
据简氏调查，中国的国防开支已达148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9856.8亿人民币。仅次于美国，并首次超越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军费开支总和。其实在下认为这大可不必，把这9856.8亿拿一半来改善民生比军备竞赛更具威慑力，一个国家只要上下同心则战无不胜。
【农业部长韩长赋在说谎话】农业部长答中外记者采访说，中国获批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木瓜。 目前国内湖南、湖北、广西、吉林四省都存在大规模违规种植转基因玉米和水稻的问题。http://url.cn/JIVNJk 强烈声讨农业部长拿全国人民的健康来扯谎！ 呼吁这样的官员立即下台！
夏俊峰用他的生命换来南乐郊路的今天，人们永远怀念夏俊峰。夏俊峰因与城管发生冲突被带走，后发生两名城管被刺死的悲剧，夏俊峰今天被判死刑。而南乐郊路成为沈阳有名的夜市，小贩只要每天交上二三十元的“管理费”，便可安心摆摊，再无城管驱赶。
熊十力睥睨天下，说梁启超是变色龙，胡适被美国人洗脑了，冯友兰不识字，陈寅恪就是记性好，梁漱溟太丑，牟宗三勉强算朽木不可雕，徐复观脑子笨得要命……1949，国民政府接他去台，他说：“我不了解共产党，但我了解国民党，不会再有一个政党比国民党更糟糕了，我不走！”后来他不断开拓了见识……
马相伯，复旦大学创始人，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大腕的老师。曾将全部家产三千亩田产捐出助学。百岁寿辰时他曾对胡愈之沉痛地说：“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叫醒中国人。”马老很幽默、执着，要搁现在，他能叫多久？悲哀的是，又过了一百年，中国人不但依旧没被唤醒，连叫唤的狗也几乎没了。
[长微博：俄罗斯在中国领土制造过多少个“克里米亚”！]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以来，中国遇上了俄罗斯，一直被强奸，割土赔款，俄罗斯主导了两次针对中国的“公投”，让中国丢失200万平方公里领土...但强奸久了，中国竟然把“奸夫”当作“老公”来处了，总一副“妾身相给”的作态...
1945年德国难民船，核定载客量只有1865人的德国籍客轮“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正搭载着10582名逃难者，从德国东部向西部安全地带撤退 随后，该船被苏联潜艇盯住并跟踪，最终被该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约9330名乘客命丧深海。 苏联--恐怖主义的代言词
@越南阮晋勇 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率领中央工作组赴海防市白龙尾岛县调研指导工作，他肯定了白龙尾岛县各级政府和人民在促进岛县面貌焕然一新中所付出的努力。白龙尾岛原属于中国，1957年赠予越南，越南人民永远感谢毛主席，2002年中越签署北部湾协议，白龙尾永归越南，越南人民永远感谢江总
【警与民】云南胶农筑垒袭警，深圳电摩的司机袭警，南宁村民持刀袭警；拆教堂被袭警，征地遭袭警，拆迁招袭警，建污染厂遭袭警。。。地方正腐偏好出警，民众横眉怒向警，警民对立逐年升温。难道退化到依警治国了吗？
湘D周菊花 今天是2014年7月16日县纪委王平凡打电话说:你来纪委一趟。我赶到纪委得到的是他们一次次的假汇报和回复，这五年来的一次次举报纪委，从县到市省及中央纪委举报而他们—次次地转批下来，今天得到的是这张杀人不用刀的回复。请网友和共产党员们看看!谁在违法乱纪造成我家成危房
江苏省东海县公安局副局长刘跃法医杨杰多次伪造假的法医鉴定害民，并且在假的轻伤害案件调解，撤销决定后将近2年，再次伙同平明镇派出所所长，将我网上追逃，并且判了刑，害的我是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他们目无国法，知法犯法，谁可以查处！
黄文 温州市南郊派出所民警陈辉为帮朋友逃避处罚，用我顶替！打我脸部和大腿，要我跪下踩我脚跟！我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省高院官官相护！申诉材料不处理！电话15070297894
廣西大化岩灘10.13警察打庫區移民事件，呼吁關注#紅水河大化岩灘電站#上遊庫區移民的生活及溫飽問題。呼全國網友們支持轉發。[话筒]http://url.cn/MZY79s
@律师刘书庆 #访民张小玉失明急需紧急治疗…2#和@伍雷论法的精神及@中国刘浩律师 来看守所要求会见，所答应 48小时安排，尽管法律规定是尽快安排会见。但张小玉眼睛失明的创伤不能等，多等一个小时就多一份永久失明的危险，多等一个小时创伤的证据难以固定。我心如刀绞
【赌输5.2亿公款被判无期，坐实“贪官不死”铁律 】李克江贪污5.2亿元被赌博挥霍一空，且有被判10年有期徒刑的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后竟然仅被判无期徒刑，离受贿罪的最高刑“死刑”相差了两档，无疑是再次抬高了受贿罪“极刑”的涉案金额，进一步坐实了“贪官不死”铁律。
高智晟律师的女儿格格在华盛顿“爸爸回家”的听证会上！提到她狱中苦难的爸爸她泪流满面
司马南吃转基因玉米棒时，特意在胸口别上了国旗，言下之意是“反对推广转基因就是不爱国”。一手拿孟山都的推广经费，一手拿着“爱国大棒”，这就是那些“花瓶下的老鼠”做的“爱国生意”。
【洛杉矶神秘游艇社区曝光 成中国裸官们重选之地】在这么个僻静的海边，大宅加游艇，阳光加海洋，谁不想在这儿住，谁不想在这儿玩，怪不得裸官只把妻儿移民来美，不弄够钱，在这儿可怎么呆，原来这才是裸官们重选之地，安静，无人知道。。。http://url.cn/QdBnCo
【女贼供认偷两官员几十万元购物卡 未被受理入罪】据房云云称，在合肥盗窃的对象是该省两名官员，她多次向警方主动交代，认为凭此会被认定“重大立功表现”，但公诉时，这两起案件并未提及 ，你怎么看？http://url.cn/RQI3dR
【国家能源局集体沦陷】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副局长许永盛、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核电司司长郝卫平等先后被查。按官方的初步数据，刘铁男非法所得1.5亿元；检察机关从魏鹏远家中搜出1亿现金，重1.15吨，还有多套房产。我最担心的是核电司长落马，核电站的安全问题！
【历史上的今天】37年7月28日：日军进攻北平，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阵亡。七七事变后，佟麟阁父病重，但他誓死坚守南苑，以身殉国。45年后佟在北平住过的大街改名佟麟阁路。文革中佟麟阁夫人彭静智被吊销北京户口，押送原籍河北高阳县边家坞村当农民，死了在边家坞村的茅草屋里。
【当官苦】 一怕财产上报；二怕子女炫耀；三怕美女下套；四怕上班枯燥；五怕掀掉面罩；六怕上级不笑；七怕上司不尿；八怕赃款被盗；九怕麻將放炮；十怕家伙不翹；十一怕伟哥失效；十二怕老婆浑闹；十三怕小三还要；十四怕情妇密告；十五怕微博爆料；十六怕记者拍照；十七怕双规报到；十八怕双手戴铐。
@张雪忠：我已收到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通知，李化平所谓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将于7月30日上午9：00在第二法庭开庭。敬请各位朋友帮忙转发、转贴和传播此条微博的内容，以便更多的人关注李化平先生的境遇。
中国医生如果用美国的法律标准，已经全部被吊销执照了。全体中国大陆医生吃回扣，“以药养医”这种群体性的违法行为，在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
【江苏7人喝农药续:泗洪县委书记等14人受处分 7名喝农药的访民被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_腾讯新闻】14名官员受到严肃处理，县委书记徐德被党内警告！！7名访民身体已无大碍，北京警方已将其刑事拘留。 http://url.cn/K6lQnM
香港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历史学家冯克（Frank Dikotter）走遍中国，搜集官方资料，著成了有关大跃进运动名为《毛与他的大饥荒》一书。冯克凭着这本历史巨著，赢得英国塞缪尔·约翰逊文学奖！ 书中认为这场灾难死亡人数4700万 以上，至少有300万人是被直接处决！
【罗素:极权统治最长不会超过70年】经历69年解放全人类的美丽梦幻之后，1922年成立的苏联终于在全世界的诅咒中寿终正寝。“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所有帝国最后都死于“自杀”。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http://url.cn/DrUs1I
张雪忠：接到合肥市蜀山区法院电话通知，李化平所谓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将于2014年7月18日下午3：30召开庭前会议。——评：“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正如维权人士陈云飞所言：“为张安妮重返校园，我愿坐牢20年！”，一如独行侠李化平所言：“用生命改变规则！”
警察连开4枪打死一个65岁的上访老头张泽清，理由是他劫持了镇书记。放掉吧劫持人质梦，以后那个傻逼还会劫持人质？只有学习京城侠客杨佳山西杀人大侠胡文海才是我们穷人的唯一出路。
2014年8月1日星期五
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47）
3、远离利润与效率
有人曾这样假设
:
假使西藏大高原的河谷平原极广，气候又温和多雨，货物的运输亦不十分困难，则喇嘛的统治决不能持久，喇嘛教亦难狂热地被人拥护而能持久不衰，喇嘛僧侣决不会有如此众多，因为求财是人类最普遍的欲望，假使西藏人-广义人-求财的状况并不瘠薄困苦，可以活动的部门亦不少，状况之可以生活，不说可与欧洲比较，只须与平均人类可住之地比较，假使西藏大高原的生活状况有如此优胜，而其居民之从事各种求财的活动 又极合理，则任何宗教的教义不能禁止大量的居民从事各种求财的活动，而多被吸引到以解脱业缘为终身从之的职业［12］。
这和我们的结论差不多 -----西藏的“天”决定了西藏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制约了生活方式 ，而后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西藏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念。
一个日本投资者考察西藏后，得出的结论是藏民族是一个让人绝望且无可救药的民族。拉萨一九九零年投产了一座啤酒厂，据说每次出酒时，全厂从藏族厂长到车间的藏族工人必定全部醉倒，只乘一个从兰州啤酒厂聘来汉人技术员上窜下跳地对付所有设备和阀门。那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不过我经历过的事有点类似，那年我去黄河源头，给我的两个向导买了一桶五斤装的白酒，本是为他们一路准备的，我希望他们每天晚上喝点酒解乏去寒。结果第一天宿营，酒就被他们喝个精光，让我一个人在草原上逛了两天等他们醒酒。虽然那时我也上火，可是仔细想一想，生活为什么不可以散漫一些，随心所欲，不让具体的事务和日程表破坏生活的感觉？在藏人眼里，让人绝望且无可救药的也许正是从早忙到晚的日本民族或者我这样的人。
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不可互换，也不可相互作为标准的。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个文化体系却可能是好的，只要当事人自己觉得好，局外人是否有相反的观点并不重要。拉萨某单位买了一辆日本造的豪华越野吉普车。主管的藏族处长爱上了那辆车，便死活不在当处长，而要任命自己当司机。汉人把这件事当作笑话讲。但是那处长的选择岂不正是反映了藏人热爱自由和驰骋的天性。作为马背民族的后代，在马背和草原上长大，他的血管里流的血本是和办公室的狭小与拘谨不相容的，他选择了类似马又比马更强大有力的汽车，虽然汉文化的官本位观念难以理解，对他而言，那种反扑归真却远远比当一个永远失去了草原梦想的处长更幸福。
在很多方面，西藏人与现代社会的观念规则格格不入。查尔斯、贝尔记录了一个西藏人与他的谈话。那个西藏人在当时被英国统治的大吉岭抬“滑竿”。在大吉岭街上，座“滑竿”的是富有的欧洲人和印度人。
“我不理解你们的收税法”，他对我说，“我听说酒店都要向政府纳税，而且喝酒越多，缴税就越多。一天，我在一家酒店里喝酒，坐在路边唱歌。我肯定喝醉了，不过唱歌并不犯罪，我并不比别人喝的差。但是，你们的一位廓尔喀警察走上前来说；『你喝醉了』。不错，我是喝醉了，但喝酒并不犯法。『你必须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下星期六你将被带去见名誉法官，罚款五盾卢比。但是，你如果现在给我一盾卢比，我马上就放你走。』我为啥要给他一盾卢比？我不过就是唱唱歌罢了。于是第二个星期六我确实被带去见了名誉法官，确实被罚了五盾卢比。我现在仍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并没有犯罪，我是在为你们政府增加收入。此外，我还花了两个安娜（二便士）才喝醉，这笔钱在拉萨可供三个人喝得酩酊大醉［13］。”
不仅是抬滑竿的普通藏人如此，即使是伟大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对现代社会的观念也常常不以为然。在西藏历来有各种版本的佛教大藏经，由于是木刻版，年代已久很多已不清楚。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向后代广为传播佛教，主持重新出版拉萨版的大藏经，这是他的一件重要功绩。当时在色拉寺学经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曾建议改变西藏传统的木刻印制方法，改为活字印刷，因为那样可以体高效率，印出的书也方便携带和阅读。
谁知达赖喇嘛一听就发了怒。他说；“要把佛像传至未世，必须倾注全部精力，用方便的办法不可能留下神圣的宗教。如果在古代用了十倍的努力，那么，今天就必须用白倍的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来。佛教不是什么方便主义，方便主义就是邪道。”［14］
而贝尔讲的另一见事情就更有意思了。
威尔夫人是访问拉萨的第一个英国妇女…威尔夫人曾与达赖喇嘛进行了一次交谈。为了使他了解女性的成就，她告诉他阿米、约翰逊是以多快的速度驾机从英国飞到澳大利亚、从而保持了男女飞行员的飞行速度的，达赖沉思片刻，然后带着几分惊异的神情说道；“她干吗要这样匆匆忙忙呢［15］？”
在根本没有时间观念的西藏，理解此类“纪录”的价值是有困难的。有一个故事说拉萨大昭寺所设的大钟，历来按时敲钟报点，有一次午后一点，大钟敲的却是十二响。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此找来司钟者询问，司钟者回答是，因为十二点时忘了敲钟，所以在一点时补上。［16］
一七七四年进入西藏的波格尔（Bogle），作为第一个到拉萨的英国人，在他离开拉萨之前，他为西藏做了如下颇为感伤的祈祷： 告别了，你们这些高尚、纯朴的人民！祝愿你能永享其它诸国人民不能享受的快乐。当敌人无止境地追逐贪婪与野心之时，愿您们凭藉高山屏障，永久生息在和平满足之处， 除自然条件外不知需求［17］。
假使西藏大高原的河谷平原极广，气候又温和多雨，货物的运输亦不十分困难，则喇嘛的统治决不能持久，喇嘛教亦难狂热地被人拥护而能持久不衰，喇嘛僧侣决不会有如此众多，因为求财是人类最普遍的欲望，假使西藏人-广义人-求财的状况并不瘠薄困苦，可以活动的部门亦不少，状况之可以生活，不说可与欧洲比较，只须与平均人类可住之地比较，假使西藏大高原的生活状况有如此优胜，而其居民之从事各种求财的活动 又极合理，则任何宗教的教义不能禁止大量的居民从事各种求财的活动，而多被吸引到以解脱业缘为终身从之的职业［12］。
这和我们的结论差不多 -----西藏的“天”决定了西藏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制约了生活方式 ，而后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西藏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念。
一个日本投资者考察西藏后，得出的结论是藏民族是一个让人绝望且无可救药的民族。拉萨一九九零年投产了一座啤酒厂，据说每次出酒时，全厂从藏族厂长到车间的藏族工人必定全部醉倒，只乘一个从兰州啤酒厂聘来汉人技术员上窜下跳地对付所有设备和阀门。那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不过我经历过的事有点类似，那年我去黄河源头，给我的两个向导买了一桶五斤装的白酒，本是为他们一路准备的，我希望他们每天晚上喝点酒解乏去寒。结果第一天宿营，酒就被他们喝个精光，让我一个人在草原上逛了两天等他们醒酒。虽然那时我也上火，可是仔细想一想，生活为什么不可以散漫一些，随心所欲，不让具体的事务和日程表破坏生活的感觉？在藏人眼里，让人绝望且无可救药的也许正是从早忙到晚的日本民族或者我这样的人。
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不可互换，也不可相互作为标准的。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个文化体系却可能是好的，只要当事人自己觉得好，局外人是否有相反的观点并不重要。拉萨某单位买了一辆日本造的豪华越野吉普车。主管的藏族处长爱上了那辆车，便死活不在当处长，而要任命自己当司机。汉人把这件事当作笑话讲。但是那处长的选择岂不正是反映了藏人热爱自由和驰骋的天性。作为马背民族的后代，在马背和草原上长大，他的血管里流的血本是和办公室的狭小与拘谨不相容的，他选择了类似马又比马更强大有力的汽车，虽然汉文化的官本位观念难以理解，对他而言，那种反扑归真却远远比当一个永远失去了草原梦想的处长更幸福。
在很多方面，西藏人与现代社会的观念规则格格不入。查尔斯、贝尔记录了一个西藏人与他的谈话。那个西藏人在当时被英国统治的大吉岭抬“滑竿”。在大吉岭街上，座“滑竿”的是富有的欧洲人和印度人。
“我不理解你们的收税法”，他对我说，“我听说酒店都要向政府纳税，而且喝酒越多，缴税就越多。一天，我在一家酒店里喝酒，坐在路边唱歌。我肯定喝醉了，不过唱歌并不犯罪，我并不比别人喝的差。但是，你们的一位廓尔喀警察走上前来说；『你喝醉了』。不错，我是喝醉了，但喝酒并不犯法。『你必须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下星期六你将被带去见名誉法官，罚款五盾卢比。但是，你如果现在给我一盾卢比，我马上就放你走。』我为啥要给他一盾卢比？我不过就是唱唱歌罢了。于是第二个星期六我确实被带去见了名誉法官，确实被罚了五盾卢比。我现在仍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并没有犯罪，我是在为你们政府增加收入。此外，我还花了两个安娜（二便士）才喝醉，这笔钱在拉萨可供三个人喝得酩酊大醉［13］。”
不仅是抬滑竿的普通藏人如此，即使是伟大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对现代社会的观念也常常不以为然。在西藏历来有各种版本的佛教大藏经，由于是木刻版，年代已久很多已不清楚。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向后代广为传播佛教，主持重新出版拉萨版的大藏经，这是他的一件重要功绩。当时在色拉寺学经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曾建议改变西藏传统的木刻印制方法，改为活字印刷，因为那样可以体高效率，印出的书也方便携带和阅读。
谁知达赖喇嘛一听就发了怒。他说；“要把佛像传至未世，必须倾注全部精力，用方便的办法不可能留下神圣的宗教。如果在古代用了十倍的努力，那么，今天就必须用白倍的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来。佛教不是什么方便主义，方便主义就是邪道。”［14］
而贝尔讲的另一见事情就更有意思了。
威尔夫人是访问拉萨的第一个英国妇女…威尔夫人曾与达赖喇嘛进行了一次交谈。为了使他了解女性的成就，她告诉他阿米、约翰逊是以多快的速度驾机从英国飞到澳大利亚、从而保持了男女飞行员的飞行速度的，达赖沉思片刻，然后带着几分惊异的神情说道；“她干吗要这样匆匆忙忙呢［15］？”
在根本没有时间观念的西藏，理解此类“纪录”的价值是有困难的。有一个故事说拉萨大昭寺所设的大钟，历来按时敲钟报点，有一次午后一点，大钟敲的却是十二响。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此找来司钟者询问，司钟者回答是，因为十二点时忘了敲钟，所以在一点时补上。［16］
一七七四年进入西藏的波格尔（Bogle），作为第一个到拉萨的英国人，在他离开拉萨之前，他为西藏做了如下颇为感伤的祈祷： 告别了，你们这些高尚、纯朴的人民！祝愿你能永享其它诸国人民不能享受的快乐。当敌人无止境地追逐贪婪与野心之时，愿您们凭藉高山屏障，永久生息在和平满足之处， 除自然条件外不知需求［17］。
注释
［1］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页276。
［2］多田等观，《入藏纪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 26。
［3］土登晋美诺布，《西藏---历史·宗教·人民》，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年，页47。
［4］叶祖容，《川藏公路昌都至拉萨段踏勘片段》，见《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文献集·第二卷》，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年，页 18。
［5］《西藏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0。
［6］《西藏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2。
［7］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第47页的数据计算。
［8］孙勇等，《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简明史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63。
［9］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表21-1的数据计算。
［10］文胡风，《自然经济怎样向商品经济过度？》，载《西藏社科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43-44。
［11］《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5。
［12］胡翼成，《论康藏喇嘛制度》，见《藏事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18。
［13］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02。
［14］多田等观，《入藏纪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38-39。
［15］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选编辑室，1985年，页369。
［16］黄慕松，《使藏纪程》，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379。
［17］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315。
1、贺觉非在他的《西康纪事诗本事注》有一段描写西康藏人的藏袍；“康人纯以羊皮为衣，贵族富商则以绸缎或布为面。一般牛厂娃，仅 无面羊裘一件，一年四季，日夜晴雨皆着之。果亲王所为『四季长穿不肯丢』也。人多讥其简陋，妙用亦复不少。关外旅行，晴雨风雪不定，笠伞既不适用，雨衣非力所能备，且易碎裂，惟此无面羊裘，无论晴雨风雪，均视之蔑如，露宿蒙头而卧，尤非袱被所能及，出外旅行，所需各项，一一纳之怀中，余见有送官家鸡者 ，亦自怀中取出，有售马鞍者，亦置之怀中，其容量概可想见。”
2、西藏现有耕地 333、 93万亩，占西藏地表总面积 18·43亿亩的 0·18％。（见《西藏统计年鉴·1995》表1-3）。
3、手工打制酥油的方法为；将鲜牛奶倒入桶中发酵，略有酸味后在特制桶中搅打，搅打次数往往需要数百以上，酥油遂从奶汁中折出来浮 于表面。捞出后挤去水分，放入凉水中降温，使之凝结得更结实。提取酥油后，奶水称作达拉，倒入锅中烧开，即有块状物质分离出来，滤出晒干即成奶渣。乘下的水变清，称作达曲。可以喂牲畜，贫苦人家也有当饮料喝的。洗衣机打酥油，每次打的量大，省了人的搅打，速度又快得多。
［2］多田等观，《入藏纪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 26。
［3］土登晋美诺布，《西藏---历史·宗教·人民》，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年，页47。
［4］叶祖容，《川藏公路昌都至拉萨段踏勘片段》，见《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文献集·第二卷》，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年，页 18。
［5］《西藏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0。
［6］《西藏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2。
［7］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第47页的数据计算。
［8］孙勇等，《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简明史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63。
［9］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表21-1的数据计算。
［10］文胡风，《自然经济怎样向商品经济过度？》，载《西藏社科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43-44。
［11］《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5。
［12］胡翼成，《论康藏喇嘛制度》，见《藏事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18。
［13］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02。
［14］多田等观，《入藏纪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38-39。
［15］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选编辑室，1985年，页369。
［16］黄慕松，《使藏纪程》，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379。
［17］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315。
1、贺觉非在他的《西康纪事诗本事注》有一段描写西康藏人的藏袍；“康人纯以羊皮为衣，贵族富商则以绸缎或布为面。一般牛厂娃，仅 无面羊裘一件，一年四季，日夜晴雨皆着之。果亲王所为『四季长穿不肯丢』也。人多讥其简陋，妙用亦复不少。关外旅行，晴雨风雪不定，笠伞既不适用，雨衣非力所能备，且易碎裂，惟此无面羊裘，无论晴雨风雪，均视之蔑如，露宿蒙头而卧，尤非袱被所能及，出外旅行，所需各项，一一纳之怀中，余见有送官家鸡者 ，亦自怀中取出，有售马鞍者，亦置之怀中，其容量概可想见。”
2、西藏现有耕地 333、 93万亩，占西藏地表总面积 18·43亿亩的 0·18％。（见《西藏统计年鉴·1995》表1-3）。
3、手工打制酥油的方法为；将鲜牛奶倒入桶中发酵，略有酸味后在特制桶中搅打，搅打次数往往需要数百以上，酥油遂从奶汁中折出来浮 于表面。捞出后挤去水分，放入凉水中降温，使之凝结得更结实。提取酥油后，奶水称作达拉，倒入锅中烧开，即有块状物质分离出来，滤出晒干即成奶渣。乘下的水变清，称作达曲。可以喂牲畜，贫苦人家也有当饮料喝的。洗衣机打酥油，每次打的量大，省了人的搅打，速度又快得多。
1、“嵌入”现代化
作为西藏早期的两次现代化尝试，张荫棠、联豫推行的新政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的改革，大部分只针对于政府机构，影响局
限于拉萨，大部分改革尝试半途而废或人去政息，对西藏社会没有太本质的触动
。
具有本质意义的现代化，是通过中共对西藏的占领而强行“嵌入”西藏社会的。我用“嵌入”这个词汇，是强调那种现代化并非出于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也没有同西藏的传统社会相融合，而是从外部进入并且自成一体的。其所以它与以前两次现代化尝试不同，是因为它的势力强大，分布广阔，足以抗衡甚至压倒西藏传统社会，因此西藏社会从整体上无法不受到极大的影响与冲击。
从一九五一年签署《十七条协议》，浩浩荡荡的中央大军兵分数路开进西藏，进驻各个城镇、军事重地、交通要道和漫长的边境地区。一整套维持那个军事力量有效运转的庞大体系也随之进入。仅为保证军事供应修筑进藏公路一项工程，就动用了十几万人力，占当时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强。大批的中共党政官员也随之来到西藏。尽管中国在世界上属于落后国家，但对当时的西藏来讲尚为先进。中共进入西藏的力量，带进了对西藏而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成分。
中共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西藏主权。但是它深知那主权决非到手就能一劳永逸。两个民族太不一样，历史上的关联毕竟太少，它在西藏的“天时地利人和”之各种条件又十分薄弱，不稳定的因素比比皆是，因此稳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一个压倒一切的长期任务。为此它必须在西藏当地建立一个长期扎根，担负巩固主权之使命的集团。那个集团开始是以进藏军队和各级党政官员为主，大部分是汉人，也包括维持其运转的各种补助系统人员。可以根据那个集团的使命，将其称为“稳定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集团”的规模越来越大，藏人在其中占的比例也逐步变得越来越高。
根据《十七条协议》达成的“一国两制”原则，早期的中共“稳定集团”与西藏传统社会各自独立，互不关联，除了上层之间进行协调，基本是各搞各的。不仅政治方面如此，经济方面也尽量不发生联系。因为西藏生活资源贫乏，不可能满足外来的庞大“稳定集团”的物质需要。中共军队刚进入拉萨时，就因为在当地筹粮造成市场粮价飞涨，带动拉萨全面通货膨胀，几乎酿成政治事件。中央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对“稳定集团”采取全部供养，所有物资都从中国内地调运，“稳定集团”全体成员从工作到生活的一切需要都有中国内地满足，不和当地经济发生关系2。在当时，那是落实“一国两制”的一种必要措施，而对当时以军事人员为主的体制，全面供养制也是一种理所应当的方式。西藏今天的供养型经济，可以说就是从那时种下的种子。
西藏初始的现代化事物大都是由“稳定集团”带来的，或是围绕对“稳定集团”的供养而发展的。如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现代化工厂 ---拉萨汽车修配厂，就是为装修从内地给“稳定集团”运输物资的汽车而建造的。现代化的强行嵌入给西藏带来了公路、机场、银行、通讯网络、现代医院……然而那些现代化事物的基本目标和绝大部分功能都是服务于巩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以及“稳定集团”的成员与家属们在西藏的生活。
如西藏的现代化企业之一---昂仁煤矿，每年产出的所有煤，当地老百姓是从来不用的，全部卖给当地驻军。这一点，在巨额耗资的进藏公 路工程上表现的最清楚。虽然中共一直称公路对西藏的意义如何重大，但是有没有那些公路，对城市以外的绝大多数藏人都不重要。看一下公路上跑的车，绝大多数都是在为西藏的城市---“稳定集团”的基地---运送物资。当然军队的调遣和后勤供应是进藏公路另一个主要用途所在。至于普通藏人百姓，公路上跑的汽车很少与他们有关，对他们最有实际作用的，可能只是可以利用公路和汽车比较方便地去拉萨朝拜。
再以中共在西藏兴办教育为例，那是它经常炫耀的一大成就。办教育固然在哪都会被当成好事，但对中共来讲，其中却有相当成分的政治目的。尤其在与西藏保持“一国两制”的五十年代，因为受《十七条协议》的制约，它不能明目张胆地“发动群众”，它就是以兴办教育的方式在藏人中间培养效忠者的。它通过建立世俗学校，把西藏的教育权从寺庙夺到自己手中。中共进藏以前，西藏的世俗学校仅有二十余座。到一九五九年，已经有小学四百六十二所，学生一万六千三百名；中学二所，学生三百四十二名；并建立了咸阳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咸 阳西藏公学，专门为中共培养藏族干部（一九五九年建校时即有三千六白多名藏人入学（2）），许多后来在中共政府任职的西藏官员都出 自那个学校。中共在西藏 兴办教育与巩固其对西藏的主权，其中的相关之处是很清楚的3。
拉萨事件以后，“一国两制”宣告破产，中共在西藏的“稳定集团”接管了西藏全部权力，变成了西藏的统治集团。行政事务的增加与对西藏旧制度进行革命的需要，使得“稳定集团”的权力、职能和人员迅速膨胀起来，大量内地汉人被调进西藏，同时也有众多效忠北京的藏人被接纳为“稳定集团”的成员。那是一个政治急剧变革的时期，经济考虑被放在后面，维持“稳定集团”的顺利运转和保障其生活，最简单方便的莫过于继续实行以前的全面供养方式。一方面“稳定集团”的膨胀使之更加无法以西藏的紧缺资源满足其需求，另一方面以中国之大，供养西藏的“稳定集团”不是难事，于是供养就继续下来，供养的范围也随着“稳定集团”随后的扩大而不断扩大。
2、现代化表演
中国在为其统治西藏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时候，除了在似是而非的历史文字中搬弄概念、寻找证据以外，它最为理直气壮的就是宣称旧西藏如何落后，而它的统治给西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不仅是强词夺理，它真心相信这一点。以至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敢于面对西方媒体把中共“解放”西藏比作林肯解放黑奴。
通过展示西藏的现代化，以向世界证实中共统治西藏的合法性，是目前中共在西藏推动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毛泽东时代也有，但还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那时的中共将更多的合法性来源放在“推翻吃人的旧社会”、“解放西藏百万农奴”之上，而且那时它也不太在乎世界的看法是什么。邓小平时代的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失去了毛时代的合法性来源，推动西藏现代化就成了最主要的替补。何况随着西藏日益被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又实行了对外开放，已经无法维持西藏的封闭，因此更促使中共要用现代化的色彩涂抹西藏--- 它需要证明它的统治使西藏变得更好，否则它就难以在国际舆论面前自圆其说，也无法平息藏人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4。
出于这种目的推动的现代化，显然不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它的目的是为了表演，为了制造一个形象，而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说明这种现代化表演，最好的例子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北京在西藏搞得两次“大庆工程”。
中国有重视逢十纪念日的传统。西藏于一九六五年九月成为中国国家建制下的一个正式行政区划----西藏自治区，标志着西藏从此彻底归属中国。一九八五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和一九九五年的成立三十周年，被当作重要纪念-------称为“大庆”。北京为迎接这两个纪念 周年进行了西藏现代化建设的“突击”，二十年大庆搞了个“四十三项工程”，三十年大庆更增加为“六十二项工程”，名曰“大庆献礼”，实则是对其治藏成就的突击大表演。
今天到拉萨的人所惊叹的拉萨面貌变化，大部分都是被那两次“大庆工程”改变的。从下面列出是“大庆工程”部分具体项目，不难看出其中的表演性质：
拉萨饭店、机场宾馆、西藏体育馆、西藏电教馆、泽当饭店、西藏大学艺术楼、机场到拉萨的道路、自治区医疗大楼、西藏大学教学楼、西藏图书馆、 那曲群艺馆、 拉萨剧院、西藏博物馆、拉萨街道改造、布达拉宫广场、林芝宾馆
……………
不管这些工程多么“现代化”，它们可以使参观者惊讶（不一定是赞赏），但是西藏社会的主体与这种“现代化”之间却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也不可能从这种现代化中得到益处。举例说，西藏体育馆是“二十年大庆”的产物，至今已经盖起了十多年，但总共加起来也没有举行过几场体育比赛或演出，不要说普通西藏农牧民，就连大部分拉萨市民也从来没有迈进过那座体育馆的大门；花费巨大的西藏图书馆，养着好几十名工作人员，办理借书证的不到一千人5，真正看书和借书的更是寥寥无几。那些项目的最大功能，可能就是摆在大街上让人们看。出 于这种表演目的，所谓的“大庆工程”把项目和资金中很大一部分都投资在了首府拉萨（二十年大庆的“四十三项工程”，全部九亿元人民币投资，七·六亿给了拉萨），因此拉萨以外的藏人与这些“现代化”的关系就更少了。
“大庆工程”中也有一些能源、工业等方面的项目，尤其在二十四年大庆的“六十二项工程”（投资总额达到三十八亿元）中增加了经济项目的比例，但是其中的表演性质并没有减少，甚至连增加经济项目比例也成了一种刻意表演。这方面的情况，下一节将进一步谈。
两次“大庆工程”的钱都是有北京和中国内地其它省份拿的，不仅如此，因为西藏自己没有能力进行施工，北京便以指令的方式将工程项目逐一分配给中国内地各省市，由它们包建，从设计到设备材料到施工全部包下来，最后 将建还并且已经能够正常运转的完工工程交给西藏 ---为此创造了一个专门术语：“交钥匙” ---让西藏坐享其成。
这种事关西藏的工程，北京都以“政治任务”派给各省市，因此完成得好坏便对那些省市地方官员的仕途有直接影响。“二十年大庆”时，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派他的专机去运送“大庆工程”施工队进藏（3），就是给下面做出的姿态---援助西藏，不惜一切。所以各地无不把西藏工程视为“中央工程”，全力以赴，不敢马虎。现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那时是天津的市长，当天津包建的拉萨剧院出现设计问题时，他亲自调人，集中了一百四十多名设计人员，二十多天内赶了二百多张图纸，每出一张图就航运到拉萨一 张，供拉萨的天津施工队抢 进度（4），生怕天津包的工程落到其它省市的后面。
在其它事情上，只要涉及到出钱，各省市总是与北京讨价还价、搪塞和拖延，但是在西藏工程上，各地甚至不惜牺牲本地利益。如湖北援建西藏措美县的当巴水电站，西藏报的预算是二千八百万元，实际建成后花费的资金高达七千四百万元。施工当年正赶上湖北发大水，损失了几百个亿，本身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为了筹措那笔钱给西藏一个县建电站的资金，湖北决定省内每度电加价一厘收费，除了少部分贫困地区免收以外，可以 说八十％ 的湖北人都为措美的电站出了钱。
七千四百万元如果用在湖北，可以建起八万千瓦的电站，用在西藏，只能建到一点伍万千瓦。且不算这方面的投资效益比，湖北人被告知他们出的钱是用于西藏人民，然而当巴电站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解决了措美县城和县城附近八个乡的照明。
没有电站以前那里也有电灯，只不过是用菜油机发电，每天天快黑才发电，夜深时则停止发电，对于白天想看电视或者夜里睡得晚的人，会感到不方便。花了湖北的七千四百万元建了这个水电站，从早到晚都有电了，的确是方便了一些，然而代价怎么算呢？措美县全县人口只有一·二六万（5），即使全部人口都是电站的受益者（实际还有四个乡不通电），平均每人为用常明电的花费是五千八百七十三元，是一九 九三年措美县人均收入的五倍半。也就是说，那等于全县人五年半不吃不喝地劳动，只为把电灯从原来的定时照明变成常明。
当然，建电站的钱不是措美县出，不要白不要。但是湖北省建完电站，交了“钥匙”，举行一个盛大仪式热热闹闹地表演一番，就可以向北京交差了。从此湖北撒手而去，电站的运行和维护就全都是措美县自己的事了。原来用柴油机发电，那不难对付，一二个人管就够了，而这新建的当巴电站却招了四十多名工作人员，每年仅工资就得几十万元，再加上维护电站运行的几十万费用，都得措美县自己想办法。以措美每年二百多万元的财政收入（其中本地收缴的财政只有二十多万，其它全是北京的补助）（6），如何支持得了呢？
固然，按照市场的观点，只要有人用电，就可以通过收电费补偿费用，包括赚取利润。然而措美没有市场，用电全部是免费的。过去用柴油机发电时就是由财政负担费用，现在想改过来是很难的。如果一定要收费，大多数人家---尤其是住在县城外面的农牧民---就会拒绝用电。反正祖祖辈辈都是没有电，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个供神的酥油灯顺便照一下明就够了。何况，得收多少电费才够付水电站的成本开支呢？假设电站一年开支为五十万元，措美县的全部男女老少就得平均每人为此付出四十元，一个五口之家就得二百元。这还没有考虑电站的折旧，更没有敢想赚取利润。措美县人均年收入是一千零七十四元，农业商品率是二十四·七四％（一九九三年）（7），也就是说，老百 姓每年可以到手的现金，人均顶多不过二百多元，怎么能指望他们拿出其中的五分之一去交电费呢？所以，这座电站是不可能指望从当地老百姓那里收费来维护运行的。
有什么别的办法解决呢？当地政府官员也有浪漫的设想，有了电不就可以开矿建厂了吗（措美全县照明用电最多仅消耗当巴电站发电能力的三分之一），而有了矿山和工厂，不就可以靠卖电养电站，那不仅可以收回运行费用，还应该能够赚取利润呢。然而，仅仅因为有电是不会自动出来矿山和工厂的，那得有比电站更多的投资。可是到那里去找那更多的投资呢？这样的问题对于措美几乎是迈不过去的榄。财政没有钱，市场投资不会往措美那样的穷乡僻壤走。即使退一步，假定措美能够找到那些投资，难道它能够保证新建的矿山工厂是赚钱而不是赔本的吗？说不定会变成比电站更加沉重的财政包袱呢。
现代化表演的后果就是这样。当为表演目的上马的工程峻工时，各级官员出席典礼，电视报纸报导，各地纷纷送上一片喜庆颂扬之词。据说在电视报导中，措美县城灯火辉煌，身着节日服装的藏族老百姓们载歌载舞，场面绚丽。然而表演结束之后，参加表演和观看表演的人离开措美，一去不再回头，措美从此背上一个管不好、用不起、又丢不了的大包袱。
对此有经验的西藏官员都清楚，最后的出路无非是两个，一是电站废弃不用，一是由国家财政另拨一笔专款把电站养起来。前者在西藏并不少见，各个历史时期北京花钱在西藏建了不少电站，许多都这样废弃了。有时只要损坏一个零件，整个电站就报废，因为当地既没有修复的技术力量，也没有钱。此类电站的运行时间从建成那天算起一般不超过两三年。而由国家财政另外发款养起来的情况，在西藏也是常见的情况。那种情况构成了在西藏投资搞工程的一种奇观------只要为最初的工程投了资，就等于陷进了一个不得不年年都要继续投资的“套”，没完没了。关于这种情况，后面还会谈到。
措美水电站只是西藏众多的类似工程之一。近年，除了北京要向西藏国际社会表演它在西藏推行现代化的成就，被北京指定援助西藏的内地各省也开始在西藏进行同样的表演，只不过后者的表演是给北京看的。各省官员以此为“政绩”而邀工领赏，使的其表演愈加浅薄和无用。例如负责援助西藏山南地区的福建，其派往山南朗县的官员搞了近千万元的投资建设了一条“商业街”，样子挺漂亮，作为电视新闻播出去也挺有效果，可是朗县是个整个县城杀一头猪都卖不完的地方，全县每年除了几百公斤的虫草，没有其它任何商品。在没有商品和市场的地方，搞一条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商业街”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于是轰轰烈烈的开业仪式之后，就只能听任风吹雨淋，自然报废了。不过对那些希望表演的官员来讲并不重要，只要中南海的决策者能够在电视屏幕中看到一眼，他们期望的回报就可能全在其中了。
具有本质意义的现代化，是通过中共对西藏的占领而强行“嵌入”西藏社会的。我用“嵌入”这个词汇，是强调那种现代化并非出于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也没有同西藏的传统社会相融合，而是从外部进入并且自成一体的。其所以它与以前两次现代化尝试不同，是因为它的势力强大，分布广阔，足以抗衡甚至压倒西藏传统社会，因此西藏社会从整体上无法不受到极大的影响与冲击。
从一九五一年签署《十七条协议》，浩浩荡荡的中央大军兵分数路开进西藏，进驻各个城镇、军事重地、交通要道和漫长的边境地区。一整套维持那个军事力量有效运转的庞大体系也随之进入。仅为保证军事供应修筑进藏公路一项工程，就动用了十几万人力，占当时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强。大批的中共党政官员也随之来到西藏。尽管中国在世界上属于落后国家，但对当时的西藏来讲尚为先进。中共进入西藏的力量，带进了对西藏而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成分。
中共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西藏主权。但是它深知那主权决非到手就能一劳永逸。两个民族太不一样，历史上的关联毕竟太少，它在西藏的“天时地利人和”之各种条件又十分薄弱，不稳定的因素比比皆是，因此稳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一个压倒一切的长期任务。为此它必须在西藏当地建立一个长期扎根，担负巩固主权之使命的集团。那个集团开始是以进藏军队和各级党政官员为主，大部分是汉人，也包括维持其运转的各种补助系统人员。可以根据那个集团的使命，将其称为“稳定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集团”的规模越来越大，藏人在其中占的比例也逐步变得越来越高。
根据《十七条协议》达成的“一国两制”原则，早期的中共“稳定集团”与西藏传统社会各自独立，互不关联，除了上层之间进行协调，基本是各搞各的。不仅政治方面如此，经济方面也尽量不发生联系。因为西藏生活资源贫乏，不可能满足外来的庞大“稳定集团”的物质需要。中共军队刚进入拉萨时，就因为在当地筹粮造成市场粮价飞涨，带动拉萨全面通货膨胀，几乎酿成政治事件。中央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对“稳定集团”采取全部供养，所有物资都从中国内地调运，“稳定集团”全体成员从工作到生活的一切需要都有中国内地满足，不和当地经济发生关系2。在当时，那是落实“一国两制”的一种必要措施，而对当时以军事人员为主的体制，全面供养制也是一种理所应当的方式。西藏今天的供养型经济，可以说就是从那时种下的种子。
西藏初始的现代化事物大都是由“稳定集团”带来的，或是围绕对“稳定集团”的供养而发展的。如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现代化工厂 ---拉萨汽车修配厂，就是为装修从内地给“稳定集团”运输物资的汽车而建造的。现代化的强行嵌入给西藏带来了公路、机场、银行、通讯网络、现代医院……然而那些现代化事物的基本目标和绝大部分功能都是服务于巩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以及“稳定集团”的成员与家属们在西藏的生活。
如西藏的现代化企业之一---昂仁煤矿，每年产出的所有煤，当地老百姓是从来不用的，全部卖给当地驻军。这一点，在巨额耗资的进藏公 路工程上表现的最清楚。虽然中共一直称公路对西藏的意义如何重大，但是有没有那些公路，对城市以外的绝大多数藏人都不重要。看一下公路上跑的车，绝大多数都是在为西藏的城市---“稳定集团”的基地---运送物资。当然军队的调遣和后勤供应是进藏公路另一个主要用途所在。至于普通藏人百姓，公路上跑的汽车很少与他们有关，对他们最有实际作用的，可能只是可以利用公路和汽车比较方便地去拉萨朝拜。
再以中共在西藏兴办教育为例，那是它经常炫耀的一大成就。办教育固然在哪都会被当成好事，但对中共来讲，其中却有相当成分的政治目的。尤其在与西藏保持“一国两制”的五十年代，因为受《十七条协议》的制约，它不能明目张胆地“发动群众”，它就是以兴办教育的方式在藏人中间培养效忠者的。它通过建立世俗学校，把西藏的教育权从寺庙夺到自己手中。中共进藏以前，西藏的世俗学校仅有二十余座。到一九五九年，已经有小学四百六十二所，学生一万六千三百名；中学二所，学生三百四十二名；并建立了咸阳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咸 阳西藏公学，专门为中共培养藏族干部（一九五九年建校时即有三千六白多名藏人入学（2）），许多后来在中共政府任职的西藏官员都出 自那个学校。中共在西藏 兴办教育与巩固其对西藏的主权，其中的相关之处是很清楚的3。
拉萨事件以后，“一国两制”宣告破产，中共在西藏的“稳定集团”接管了西藏全部权力，变成了西藏的统治集团。行政事务的增加与对西藏旧制度进行革命的需要，使得“稳定集团”的权力、职能和人员迅速膨胀起来，大量内地汉人被调进西藏，同时也有众多效忠北京的藏人被接纳为“稳定集团”的成员。那是一个政治急剧变革的时期，经济考虑被放在后面，维持“稳定集团”的顺利运转和保障其生活，最简单方便的莫过于继续实行以前的全面供养方式。一方面“稳定集团”的膨胀使之更加无法以西藏的紧缺资源满足其需求，另一方面以中国之大，供养西藏的“稳定集团”不是难事，于是供养就继续下来，供养的范围也随着“稳定集团”随后的扩大而不断扩大。
2、现代化表演
中国在为其统治西藏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时候，除了在似是而非的历史文字中搬弄概念、寻找证据以外，它最为理直气壮的就是宣称旧西藏如何落后，而它的统治给西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不仅是强词夺理，它真心相信这一点。以至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敢于面对西方媒体把中共“解放”西藏比作林肯解放黑奴。
通过展示西藏的现代化，以向世界证实中共统治西藏的合法性，是目前中共在西藏推动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毛泽东时代也有，但还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那时的中共将更多的合法性来源放在“推翻吃人的旧社会”、“解放西藏百万农奴”之上，而且那时它也不太在乎世界的看法是什么。邓小平时代的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失去了毛时代的合法性来源，推动西藏现代化就成了最主要的替补。何况随着西藏日益被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又实行了对外开放，已经无法维持西藏的封闭，因此更促使中共要用现代化的色彩涂抹西藏--- 它需要证明它的统治使西藏变得更好，否则它就难以在国际舆论面前自圆其说，也无法平息藏人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4。
出于这种目的推动的现代化，显然不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它的目的是为了表演，为了制造一个形象，而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说明这种现代化表演，最好的例子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北京在西藏搞得两次“大庆工程”。
中国有重视逢十纪念日的传统。西藏于一九六五年九月成为中国国家建制下的一个正式行政区划----西藏自治区，标志着西藏从此彻底归属中国。一九八五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和一九九五年的成立三十周年，被当作重要纪念-------称为“大庆”。北京为迎接这两个纪念 周年进行了西藏现代化建设的“突击”，二十年大庆搞了个“四十三项工程”，三十年大庆更增加为“六十二项工程”，名曰“大庆献礼”，实则是对其治藏成就的突击大表演。
今天到拉萨的人所惊叹的拉萨面貌变化，大部分都是被那两次“大庆工程”改变的。从下面列出是“大庆工程”部分具体项目，不难看出其中的表演性质：
拉萨饭店、机场宾馆、西藏体育馆、西藏电教馆、泽当饭店、西藏大学艺术楼、机场到拉萨的道路、自治区医疗大楼、西藏大学教学楼、西藏图书馆、 那曲群艺馆、 拉萨剧院、西藏博物馆、拉萨街道改造、布达拉宫广场、林芝宾馆
……………
不管这些工程多么“现代化”，它们可以使参观者惊讶（不一定是赞赏），但是西藏社会的主体与这种“现代化”之间却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也不可能从这种现代化中得到益处。举例说，西藏体育馆是“二十年大庆”的产物，至今已经盖起了十多年，但总共加起来也没有举行过几场体育比赛或演出，不要说普通西藏农牧民，就连大部分拉萨市民也从来没有迈进过那座体育馆的大门；花费巨大的西藏图书馆，养着好几十名工作人员，办理借书证的不到一千人5，真正看书和借书的更是寥寥无几。那些项目的最大功能，可能就是摆在大街上让人们看。出 于这种表演目的，所谓的“大庆工程”把项目和资金中很大一部分都投资在了首府拉萨（二十年大庆的“四十三项工程”，全部九亿元人民币投资，七·六亿给了拉萨），因此拉萨以外的藏人与这些“现代化”的关系就更少了。
“大庆工程”中也有一些能源、工业等方面的项目，尤其在二十四年大庆的“六十二项工程”（投资总额达到三十八亿元）中增加了经济项目的比例，但是其中的表演性质并没有减少，甚至连增加经济项目比例也成了一种刻意表演。这方面的情况，下一节将进一步谈。
两次“大庆工程”的钱都是有北京和中国内地其它省份拿的，不仅如此，因为西藏自己没有能力进行施工，北京便以指令的方式将工程项目逐一分配给中国内地各省市，由它们包建，从设计到设备材料到施工全部包下来，最后 将建还并且已经能够正常运转的完工工程交给西藏 ---为此创造了一个专门术语：“交钥匙” ---让西藏坐享其成。
这种事关西藏的工程，北京都以“政治任务”派给各省市，因此完成得好坏便对那些省市地方官员的仕途有直接影响。“二十年大庆”时，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派他的专机去运送“大庆工程”施工队进藏（3），就是给下面做出的姿态---援助西藏，不惜一切。所以各地无不把西藏工程视为“中央工程”，全力以赴，不敢马虎。现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那时是天津的市长，当天津包建的拉萨剧院出现设计问题时，他亲自调人，集中了一百四十多名设计人员，二十多天内赶了二百多张图纸，每出一张图就航运到拉萨一 张，供拉萨的天津施工队抢 进度（4），生怕天津包的工程落到其它省市的后面。
在其它事情上，只要涉及到出钱，各省市总是与北京讨价还价、搪塞和拖延，但是在西藏工程上，各地甚至不惜牺牲本地利益。如湖北援建西藏措美县的当巴水电站，西藏报的预算是二千八百万元，实际建成后花费的资金高达七千四百万元。施工当年正赶上湖北发大水，损失了几百个亿，本身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为了筹措那笔钱给西藏一个县建电站的资金，湖北决定省内每度电加价一厘收费，除了少部分贫困地区免收以外，可以 说八十％ 的湖北人都为措美的电站出了钱。
七千四百万元如果用在湖北，可以建起八万千瓦的电站，用在西藏，只能建到一点伍万千瓦。且不算这方面的投资效益比，湖北人被告知他们出的钱是用于西藏人民，然而当巴电站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解决了措美县城和县城附近八个乡的照明。
没有电站以前那里也有电灯，只不过是用菜油机发电，每天天快黑才发电，夜深时则停止发电，对于白天想看电视或者夜里睡得晚的人，会感到不方便。花了湖北的七千四百万元建了这个水电站，从早到晚都有电了，的确是方便了一些，然而代价怎么算呢？措美县全县人口只有一·二六万（5），即使全部人口都是电站的受益者（实际还有四个乡不通电），平均每人为用常明电的花费是五千八百七十三元，是一九 九三年措美县人均收入的五倍半。也就是说，那等于全县人五年半不吃不喝地劳动，只为把电灯从原来的定时照明变成常明。
当然，建电站的钱不是措美县出，不要白不要。但是湖北省建完电站，交了“钥匙”，举行一个盛大仪式热热闹闹地表演一番，就可以向北京交差了。从此湖北撒手而去，电站的运行和维护就全都是措美县自己的事了。原来用柴油机发电，那不难对付，一二个人管就够了，而这新建的当巴电站却招了四十多名工作人员，每年仅工资就得几十万元，再加上维护电站运行的几十万费用，都得措美县自己想办法。以措美每年二百多万元的财政收入（其中本地收缴的财政只有二十多万，其它全是北京的补助）（6），如何支持得了呢？
固然，按照市场的观点，只要有人用电，就可以通过收电费补偿费用，包括赚取利润。然而措美没有市场，用电全部是免费的。过去用柴油机发电时就是由财政负担费用，现在想改过来是很难的。如果一定要收费，大多数人家---尤其是住在县城外面的农牧民---就会拒绝用电。反正祖祖辈辈都是没有电，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个供神的酥油灯顺便照一下明就够了。何况，得收多少电费才够付水电站的成本开支呢？假设电站一年开支为五十万元，措美县的全部男女老少就得平均每人为此付出四十元，一个五口之家就得二百元。这还没有考虑电站的折旧，更没有敢想赚取利润。措美县人均年收入是一千零七十四元，农业商品率是二十四·七四％（一九九三年）（7），也就是说，老百 姓每年可以到手的现金，人均顶多不过二百多元，怎么能指望他们拿出其中的五分之一去交电费呢？所以，这座电站是不可能指望从当地老百姓那里收费来维护运行的。
有什么别的办法解决呢？当地政府官员也有浪漫的设想，有了电不就可以开矿建厂了吗（措美全县照明用电最多仅消耗当巴电站发电能力的三分之一），而有了矿山和工厂，不就可以靠卖电养电站，那不仅可以收回运行费用，还应该能够赚取利润呢。然而，仅仅因为有电是不会自动出来矿山和工厂的，那得有比电站更多的投资。可是到那里去找那更多的投资呢？这样的问题对于措美几乎是迈不过去的榄。财政没有钱，市场投资不会往措美那样的穷乡僻壤走。即使退一步，假定措美能够找到那些投资，难道它能够保证新建的矿山工厂是赚钱而不是赔本的吗？说不定会变成比电站更加沉重的财政包袱呢。
现代化表演的后果就是这样。当为表演目的上马的工程峻工时，各级官员出席典礼，电视报纸报导，各地纷纷送上一片喜庆颂扬之词。据说在电视报导中，措美县城灯火辉煌，身着节日服装的藏族老百姓们载歌载舞，场面绚丽。然而表演结束之后，参加表演和观看表演的人离开措美，一去不再回头，措美从此背上一个管不好、用不起、又丢不了的大包袱。
对此有经验的西藏官员都清楚，最后的出路无非是两个，一是电站废弃不用，一是由国家财政另拨一笔专款把电站养起来。前者在西藏并不少见，各个历史时期北京花钱在西藏建了不少电站，许多都这样废弃了。有时只要损坏一个零件，整个电站就报废，因为当地既没有修复的技术力量，也没有钱。此类电站的运行时间从建成那天算起一般不超过两三年。而由国家财政另外发款养起来的情况，在西藏也是常见的情况。那种情况构成了在西藏投资搞工程的一种奇观------只要为最初的工程投了资，就等于陷进了一个不得不年年都要继续投资的“套”，没完没了。关于这种情况，后面还会谈到。
措美水电站只是西藏众多的类似工程之一。近年，除了北京要向西藏国际社会表演它在西藏推行现代化的成就，被北京指定援助西藏的内地各省也开始在西藏进行同样的表演，只不过后者的表演是给北京看的。各省官员以此为“政绩”而邀工领赏，使的其表演愈加浅薄和无用。例如负责援助西藏山南地区的福建，其派往山南朗县的官员搞了近千万元的投资建设了一条“商业街”，样子挺漂亮，作为电视新闻播出去也挺有效果，可是朗县是个整个县城杀一头猪都卖不完的地方，全县每年除了几百公斤的虫草，没有其它任何商品。在没有商品和市场的地方，搞一条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商业街”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于是轰轰烈烈的开业仪式之后，就只能听任风吹雨淋，自然报废了。不过对那些希望表演的官员来讲并不重要，只要中南海的决策者能够在电视屏幕中看到一眼，他们期望的回报就可能全在其中了。
3、“稳定集团”是西藏现代化的动力和受益者
前面说到了推动西藏现代化的两个因素，一个是“稳定集团”的嵌入，另一个是现代化表演。看上去，两个因素似乎各自独立，但是深处却有难解难分的联系---一方面，“稳定集团”由北京全盘供养，另一方面北京要通过“稳定集团”实现它在西藏的现代化表演，两个因素就在这一点上产生了相关，“稳定集团”就可以利用北京在西藏的现代化
表演，获得对自身的利益和更多的供养。
此类现象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典型例子之一是西藏一度建立过大批滥竽充数的学校，打出的旗号当然是发展西藏教育，内在动力却是“稳定集团”成员可以藉机把自己的亲友安插到学校去当教师。当上教师，就可以领取工资。在那个时代，能领国家工资是社会地位（成为“稳定集团”成员）的象征，生活也就由此有了基本保障。为了这个目的，建立的学校越多，可供安插的位置自然也多，至于那些亲友们有没有当教师的能力，就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七十年代西藏汉人干部和职工（“稳定集团”成员）纷纷把内地亲友弄到西藏“农转非”6，也成为当时促使西藏“现代化 ”发展的原因之一。“农转非”是一个中共户口制度创造的独特概念，指把农村户口转变成城镇户口。但仅仅转为城镇户口还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有了城镇户口才可以成为“公家人”---领工资的国家职工，在西藏掌权的汉人们除了尽可能的扩大已有单位的编制（这是造成西 藏冗员众多的原因之一），还会想法设法地上项目。每开一个工厂或商店，就能提供一批相应的工作岗位。在当年，那可是最为稀缺和宝贵的资源。在审批项目的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审批者可能就因为他有一个亲属需要安排，或是他的上司、同事有类似的问题需要解决，审批就会因此顺利地通过。当然心里的动机谁都不会摆在桌面上，打出的名义都是建设西藏的现代化。北京为此出的钱，相当一部分就这样转化为“稳定集团”成员对其亲友的供养。
不过，那时的清教主义居统治地位，“稳定集团”以权谋私的现象还比较少。到了邓小平时代，一切趋于利益化，“稳定集团”藉推动西藏现代化为名，行供养自己之实就越来越成为主要的成分。刚谈到的“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其中搞了不少楼堂馆所一类的项目，除了可以摆在大街上进行现代化表演以外，建设那些项目的重要动机就是满足地方官们自己的享受需要和讲排场的心理。
“六十二项工程”中有一项是在北京建一座“西藏大厦”。当今在北京盖楼，其昂贵程度已经排在世界前列，为此无疑要花掉“六十二项工程”投资的相当一部分。然而那座大厦的“现代化”跟西藏有什么关系呢？不难想知，能够享受那个“现代化”的，只有经常出入北京的西藏官员。他们需要在北京有一个体面的住所，一个舒适的安乐窝，一个自己能够随心所欲的豪华领地。不错，中国大多数省市都在北京建起了这样的大厦，动机与目的也都差不多，西藏相比之下还算搞得晚的。问题是其它的省市建大厦是花自己的钱，是从其它经济的利税中拿出的，花得理直气壮。西藏的钱却是北京为发展西藏现代化提供的无偿拨款，而西藏的“稳定集团”用这钱把西藏的“现代化”建到了北京，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西藏人毫无关系，这种“现代化”到底是为谁所用，再清楚不过。
当然，建到北京的项目就这一个，然而即使那些建在西藏最基层的项目，深入观察，也一样在被“稳定集团”转化为对其自身的供养。因为八十年代的“四十三项工程”资金和项目给拉萨太多，引起西藏其它地方尤其是基层不满，十年后的“六十二项工程”搞了一些平衡，一是提高经济性项目的比例，二是给基层多分了一些项目，其中给各县兴建的电站就达到十几个。但是从措美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那些电站所发挥的“现代化”功能大部分仅限于照明，其主要的受益者是虽呢？是那些居住县城且使用电视机和家用电器较多的居民。而且前西藏县城的居民是些什么人？他们主要是政府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电站的主要受益者是他们。
其次，每建一个电站，就需要招收一批新职工，解决一批人的就业。这在目前仍然以计划体制为主、缺乏市场吸纳劳动力的西藏，是年轻人普遍希望得到的位置，几乎全部都是被“稳定集团”的子女们所得到。一个项目的上马可以解决几十个子女就业，这对那些子女的父母们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对没有子女就业问题的官员，也是一个”寻租“机会，可以藉此收取贿赂或交换人情。事实上，西藏上上下下各级的“现代化”项目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绝大部分都是被“子女”们和“有关系”的人获得，普通老百姓几乎从无沾光的机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西藏“现代化”中所暗含的“稳定集团”自我建设、自我利用和自我循环的性质。
正像措美当巴电站那样，西藏各县建成的项目，大部分是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甚至是不能维持运转的。然而这并不能妨碍地方官员上项目的热情，项目的钱不是他们自己出，而为项目的花钱却是他们花，那么多钱从自己手里花出去，其中肯定是有许多权力乐趣和实惠满足的，远比守着一个清水衙门处理日常琐事来劲。至于藉项目就业的子女和亲友，反正给了他们“铁饭碗”，即使项目最终维持不下去，他们的“铁饭碗”也不会丢。最有西藏特色的是只要上了一个项目，从上面要到了钱，就成了以后接着要钱的依据。你不是要搞现代化表演码？如果我这项目维持不下去了，你的表演岂不就是失败，你的脸面会多么难看，在群众中的影响会多坏。何况，你已经投了那么多钱，不接着投就等于前功尽弃。还有，项目一旦维持不下去，招收的职工怎么安排？群众已经习惯点长明灯，退回柴油机定时发电，群众有意见，难保不会影响稳定… 一般来讲，这样的策略经常是可以成功的。多年来，西藏的“稳定集团”一直在跟北京进行这样的讨价还价，成功地迫使北京拿出一年比一年多的钱，去养以前拿出的钱。拿钱的反倒成了欠债的，这是北京和西藏之间一种奇妙的关系7。
在毛泽东时代，“稳定集团”忠实地充当北京在西藏的驯服工具，发挥了中共对其要求的稳定功能，使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达到了相当稳定的程度。到了邓小平时代，已经成熟并且获得了自我发展的“稳定集团”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与自我追求的目标，逐步异化为与北京同床异梦、讨价还价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内的高层官员及官僚体系，迄今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于简单地被“供养”（只有仅做无自我意识的工具才会满足于供养），他们需要支配巨额资源的权力，需要在资源支配中可能得到的好处，需要享受更高的职位消费，以及营建属于自己的王国。要想实现这些目的，仅靠向北京讨价还价地多要出一点“供养”是不够的。供养再增加，为数也有限，围绕供养来进行讨价还价，也是既费力腰杆也不硬的。
而打起“现代化”的旗帜，以项目向北京要资金，则是开多大的口都可以理直气壮。在这一点上，西藏“稳定集团”巧妙地把自身目的融合进北京在西藏进行的现代化表演中。既然北京需要让世界看到西藏的现代化，西藏就有理由为自身的现代化向北京要求任何条件，而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只能由“稳定集团”进行操作，那么北京为西藏现代化的所有投入，就会连同其中蕴涵的权力与实惠统统落进西藏“稳定集团”之手，成为供他们在“现代化”旗号之下支配的资源，供他们为所欲为的王国也就在无形之中了。
在这里需要对“稳定集团”再做进一步区分。前面谈到西藏的“稳定集团”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驻藏军队，二是地方系统。这一节所谈的“稳定集团”，主要是指地方。对地方系统，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比如汉人和藏人是有区别的，组成官僚体系的各级官员和普通职工也是有不同的。能够在现代化表演中获取自身利益的，主要是官僚体系及其成员。然而，“稳定集团”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一般职工，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他们虽然不掌握权力，但是他们在人数上占多数，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稳定集团”中的职工部分，是在供养“稳定集团”和上现代化表演项目过程中逐步产生并且日益扩大的。他们或是为“稳定集团”做辅助性工作，或是被招收进国有企业当工人，那些国有企业都是直接或间接为“稳定集团”服务的，或者就是现代化表演的产物，并不属于经济活动，完全靠北京供养，归根结底也是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稳定服务的。所以，我把西藏的“国有单位”（即有北京发工资）干部职工都视为“稳定集团”的成员。
西藏（自治区）目前的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为十六万零五百一十一人（一九九四年）（8），其中干部为六万零三百六十五人（9）。这六万包括了医生、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干部应该被归于普通职工范畴。党政机关官僚体系的官员数量是多少，目前找不到准确数字可以作为参考的是，一九九三年西藏县级以上官员总数为四千零九十五人（10），另有乡镇干部八千多人（11），加上在上级机关工作的公务员和各国有企业的当权者（皆由政府任免），总数应该在三、四万人左右，属于官僚体系。在这三、四万人之外，西藏“稳定集团”内的一般 职工，数量约在十二三万左右。
一九九三年西藏共有市镇人口三十八、四八万，“稳定集团”的成员及家属都是市镇人口，以十六万“稳定集团”成员每人有一个家属计算，“稳定集团”及其家属已经达到三十二万人之多，这说明“稳定集团”构成了西藏城市人口的绝对主体。
“稳定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以汉人为主体，近二十年汉人纷纷调回中国内地，藏人官员掌握实权，新被纳入“稳定集团”的名额也主要给了他们的亲友 8，“稳定集团”已经越来越多地变成以藏人为主。一九九四年西藏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中，藏人所占比例已经达到六十七 .八 ％ （12）。
藏人在西藏“稳定集团”内占据多数和把持主要权力，成为“稳定集团”加剧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一方面是为自身争取好处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往往以藏民族的代表自居，他们中间的官僚与一般职工之间，既有彼此对立，又有相互统一。在为自身争取好处方面，藏人官僚向北京争的是拨款、优惠政策或是更多的权力，普通职工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供养方面---更多的工资，更好的住房，更多的休假等。 由于职工及其家属就是西藏城市居民的主体，西藏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因此都成了与供养“稳定集团”有关的问题。几十年的供养已经使藏人形成了习惯，就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习惯“大锅饭”一样，供养必须一直维持，不能停，不能减少，稍有问题就可能引起巨大不满，甚至导致西藏城市社会的反抗活动。
属于“稳定集团”的藏人虽然是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集团，但只有其中的藏人官员从担心的权力失落的角度抵制达赖阵营，普通的藏人职工不属于权力阶层，因此他们并不把稳定西藏当作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清楚自身与“稳定集团”之间的共生关系，丝毫不为此感激中共的供养。因此藏人职工中不仅有很多人接受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政治主张，甚至比“稳定集团”之外的农牧民还更为激烈。八十年代西藏发生历次反对中共统治的示威活动，除了宗教界人士，往往就是城市的年轻职工参与最多。
“稳定集团”中的官员和官僚体系，一方面有责任管束西藏职工，必要时甚至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往往乐于并且善于利用职工的不满和闹事，做为对北京施加压力的筹码，既然北京期望“稳定集团”的基本功能是稳定西藏，那么西藏的不稳定就成了“稳定集团”与北京讨价还价的资本，成了可供他们开发的一种资源。
由此导致了西藏问题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乱则生利。拉萨一九八九年发生大规模骚乱，导致了军事戒严，但是当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补贴 就猛增二十％，超出原本许诺每年递增十％的一倍，第二年拨给西藏的建设投资竟一下增加了八十四％（13），增加幅度之大令人咂舌。怪不得内蒙古的官员背后抱怨北京“欺软怕硬”。内蒙古也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地位与西藏自治区一样，但几乎从来得不到北京的巨额拨款。内蒙古官员心里当然不平衡。也许他们也暗暗盼望，如果内蒙古人也能跟藏人一样上街搞一通打砸抢，内蒙古就能像西藏一样捞到大笔好处。
既然不稳定的结果能带来好处，“稳定集团”中的权力阶层就不会真心希望西藏彻底稳定。如果真正稳定了，西藏岂不就得落到内蒙古那样。当然，他们也不会希望西藏乱大了，那会给他们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他们需要是一种畜而不发的“适度不稳”---一种能够控制的张力。他们喜欢玩这种游戏。
西藏目前的状态是，社会在任何方面的不满，几乎都会转变为政治上的不满，随之就会喊出要求西藏独立的口号。其实西藏真的独立了，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回来统治，现在的国有单位绝大部分都得被解散，职工也都将失去饭碗，更别说享受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了。除了中共以外，世界上哪一个政府会花钱养这么多无所事实的职工呢？
这无疑是一个讽刺-------中共处于稳定西藏的目的不惜花费巨资，最终却制造出一个产生不稳定的来源。西藏“稳定集团”自身，首先就成为影响西藏稳定的问题和需要被稳定的对象。
今天，稳定西藏的“稳定集团”，成了一个令北京头痛不已的问题。
此类现象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典型例子之一是西藏一度建立过大批滥竽充数的学校，打出的旗号当然是发展西藏教育，内在动力却是“稳定集团”成员可以藉机把自己的亲友安插到学校去当教师。当上教师，就可以领取工资。在那个时代，能领国家工资是社会地位（成为“稳定集团”成员）的象征，生活也就由此有了基本保障。为了这个目的，建立的学校越多，可供安插的位置自然也多，至于那些亲友们有没有当教师的能力，就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七十年代西藏汉人干部和职工（“稳定集团”成员）纷纷把内地亲友弄到西藏“农转非”6，也成为当时促使西藏“现代化 ”发展的原因之一。“农转非”是一个中共户口制度创造的独特概念，指把农村户口转变成城镇户口。但仅仅转为城镇户口还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有了城镇户口才可以成为“公家人”---领工资的国家职工，在西藏掌权的汉人们除了尽可能的扩大已有单位的编制（这是造成西 藏冗员众多的原因之一），还会想法设法地上项目。每开一个工厂或商店，就能提供一批相应的工作岗位。在当年，那可是最为稀缺和宝贵的资源。在审批项目的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审批者可能就因为他有一个亲属需要安排，或是他的上司、同事有类似的问题需要解决，审批就会因此顺利地通过。当然心里的动机谁都不会摆在桌面上，打出的名义都是建设西藏的现代化。北京为此出的钱，相当一部分就这样转化为“稳定集团”成员对其亲友的供养。
不过，那时的清教主义居统治地位，“稳定集团”以权谋私的现象还比较少。到了邓小平时代，一切趋于利益化，“稳定集团”藉推动西藏现代化为名，行供养自己之实就越来越成为主要的成分。刚谈到的“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其中搞了不少楼堂馆所一类的项目，除了可以摆在大街上进行现代化表演以外，建设那些项目的重要动机就是满足地方官们自己的享受需要和讲排场的心理。
“六十二项工程”中有一项是在北京建一座“西藏大厦”。当今在北京盖楼，其昂贵程度已经排在世界前列，为此无疑要花掉“六十二项工程”投资的相当一部分。然而那座大厦的“现代化”跟西藏有什么关系呢？不难想知，能够享受那个“现代化”的，只有经常出入北京的西藏官员。他们需要在北京有一个体面的住所，一个舒适的安乐窝，一个自己能够随心所欲的豪华领地。不错，中国大多数省市都在北京建起了这样的大厦，动机与目的也都差不多，西藏相比之下还算搞得晚的。问题是其它的省市建大厦是花自己的钱，是从其它经济的利税中拿出的，花得理直气壮。西藏的钱却是北京为发展西藏现代化提供的无偿拨款，而西藏的“稳定集团”用这钱把西藏的“现代化”建到了北京，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西藏人毫无关系，这种“现代化”到底是为谁所用，再清楚不过。
当然，建到北京的项目就这一个，然而即使那些建在西藏最基层的项目，深入观察，也一样在被“稳定集团”转化为对其自身的供养。因为八十年代的“四十三项工程”资金和项目给拉萨太多，引起西藏其它地方尤其是基层不满，十年后的“六十二项工程”搞了一些平衡，一是提高经济性项目的比例，二是给基层多分了一些项目，其中给各县兴建的电站就达到十几个。但是从措美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那些电站所发挥的“现代化”功能大部分仅限于照明，其主要的受益者是虽呢？是那些居住县城且使用电视机和家用电器较多的居民。而且前西藏县城的居民是些什么人？他们主要是政府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电站的主要受益者是他们。
其次，每建一个电站，就需要招收一批新职工，解决一批人的就业。这在目前仍然以计划体制为主、缺乏市场吸纳劳动力的西藏，是年轻人普遍希望得到的位置，几乎全部都是被“稳定集团”的子女们所得到。一个项目的上马可以解决几十个子女就业，这对那些子女的父母们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对没有子女就业问题的官员，也是一个”寻租“机会，可以藉此收取贿赂或交换人情。事实上，西藏上上下下各级的“现代化”项目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绝大部分都是被“子女”们和“有关系”的人获得，普通老百姓几乎从无沾光的机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西藏“现代化”中所暗含的“稳定集团”自我建设、自我利用和自我循环的性质。
正像措美当巴电站那样，西藏各县建成的项目，大部分是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甚至是不能维持运转的。然而这并不能妨碍地方官员上项目的热情，项目的钱不是他们自己出，而为项目的花钱却是他们花，那么多钱从自己手里花出去，其中肯定是有许多权力乐趣和实惠满足的，远比守着一个清水衙门处理日常琐事来劲。至于藉项目就业的子女和亲友，反正给了他们“铁饭碗”，即使项目最终维持不下去，他们的“铁饭碗”也不会丢。最有西藏特色的是只要上了一个项目，从上面要到了钱，就成了以后接着要钱的依据。你不是要搞现代化表演码？如果我这项目维持不下去了，你的表演岂不就是失败，你的脸面会多么难看，在群众中的影响会多坏。何况，你已经投了那么多钱，不接着投就等于前功尽弃。还有，项目一旦维持不下去，招收的职工怎么安排？群众已经习惯点长明灯，退回柴油机定时发电，群众有意见，难保不会影响稳定… 一般来讲，这样的策略经常是可以成功的。多年来，西藏的“稳定集团”一直在跟北京进行这样的讨价还价，成功地迫使北京拿出一年比一年多的钱，去养以前拿出的钱。拿钱的反倒成了欠债的，这是北京和西藏之间一种奇妙的关系7。
在毛泽东时代，“稳定集团”忠实地充当北京在西藏的驯服工具，发挥了中共对其要求的稳定功能，使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达到了相当稳定的程度。到了邓小平时代，已经成熟并且获得了自我发展的“稳定集团”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与自我追求的目标，逐步异化为与北京同床异梦、讨价还价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内的高层官员及官僚体系，迄今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于简单地被“供养”（只有仅做无自我意识的工具才会满足于供养），他们需要支配巨额资源的权力，需要在资源支配中可能得到的好处，需要享受更高的职位消费，以及营建属于自己的王国。要想实现这些目的，仅靠向北京讨价还价地多要出一点“供养”是不够的。供养再增加，为数也有限，围绕供养来进行讨价还价，也是既费力腰杆也不硬的。
而打起“现代化”的旗帜，以项目向北京要资金，则是开多大的口都可以理直气壮。在这一点上，西藏“稳定集团”巧妙地把自身目的融合进北京在西藏进行的现代化表演中。既然北京需要让世界看到西藏的现代化，西藏就有理由为自身的现代化向北京要求任何条件，而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只能由“稳定集团”进行操作，那么北京为西藏现代化的所有投入，就会连同其中蕴涵的权力与实惠统统落进西藏“稳定集团”之手，成为供他们在“现代化”旗号之下支配的资源，供他们为所欲为的王国也就在无形之中了。
在这里需要对“稳定集团”再做进一步区分。前面谈到西藏的“稳定集团”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驻藏军队，二是地方系统。这一节所谈的“稳定集团”，主要是指地方。对地方系统，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比如汉人和藏人是有区别的，组成官僚体系的各级官员和普通职工也是有不同的。能够在现代化表演中获取自身利益的，主要是官僚体系及其成员。然而，“稳定集团”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一般职工，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他们虽然不掌握权力，但是他们在人数上占多数，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稳定集团”中的职工部分，是在供养“稳定集团”和上现代化表演项目过程中逐步产生并且日益扩大的。他们或是为“稳定集团”做辅助性工作，或是被招收进国有企业当工人，那些国有企业都是直接或间接为“稳定集团”服务的，或者就是现代化表演的产物，并不属于经济活动，完全靠北京供养，归根结底也是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稳定服务的。所以，我把西藏的“国有单位”（即有北京发工资）干部职工都视为“稳定集团”的成员。
西藏（自治区）目前的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为十六万零五百一十一人（一九九四年）（8），其中干部为六万零三百六十五人（9）。这六万包括了医生、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干部应该被归于普通职工范畴。党政机关官僚体系的官员数量是多少，目前找不到准确数字可以作为参考的是，一九九三年西藏县级以上官员总数为四千零九十五人（10），另有乡镇干部八千多人（11），加上在上级机关工作的公务员和各国有企业的当权者（皆由政府任免），总数应该在三、四万人左右，属于官僚体系。在这三、四万人之外，西藏“稳定集团”内的一般 职工，数量约在十二三万左右。
一九九三年西藏共有市镇人口三十八、四八万，“稳定集团”的成员及家属都是市镇人口，以十六万“稳定集团”成员每人有一个家属计算，“稳定集团”及其家属已经达到三十二万人之多，这说明“稳定集团”构成了西藏城市人口的绝对主体。
“稳定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以汉人为主体，近二十年汉人纷纷调回中国内地，藏人官员掌握实权，新被纳入“稳定集团”的名额也主要给了他们的亲友 8，“稳定集团”已经越来越多地变成以藏人为主。一九九四年西藏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中，藏人所占比例已经达到六十七 .八 ％ （12）。
藏人在西藏“稳定集团”内占据多数和把持主要权力，成为“稳定集团”加剧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一方面是为自身争取好处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往往以藏民族的代表自居，他们中间的官僚与一般职工之间，既有彼此对立，又有相互统一。在为自身争取好处方面，藏人官僚向北京争的是拨款、优惠政策或是更多的权力，普通职工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供养方面---更多的工资，更好的住房，更多的休假等。 由于职工及其家属就是西藏城市居民的主体，西藏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因此都成了与供养“稳定集团”有关的问题。几十年的供养已经使藏人形成了习惯，就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习惯“大锅饭”一样，供养必须一直维持，不能停，不能减少，稍有问题就可能引起巨大不满，甚至导致西藏城市社会的反抗活动。
属于“稳定集团”的藏人虽然是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集团，但只有其中的藏人官员从担心的权力失落的角度抵制达赖阵营，普通的藏人职工不属于权力阶层，因此他们并不把稳定西藏当作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清楚自身与“稳定集团”之间的共生关系，丝毫不为此感激中共的供养。因此藏人职工中不仅有很多人接受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政治主张，甚至比“稳定集团”之外的农牧民还更为激烈。八十年代西藏发生历次反对中共统治的示威活动，除了宗教界人士，往往就是城市的年轻职工参与最多。
“稳定集团”中的官员和官僚体系，一方面有责任管束西藏职工，必要时甚至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往往乐于并且善于利用职工的不满和闹事，做为对北京施加压力的筹码，既然北京期望“稳定集团”的基本功能是稳定西藏，那么西藏的不稳定就成了“稳定集团”与北京讨价还价的资本，成了可供他们开发的一种资源。
由此导致了西藏问题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乱则生利。拉萨一九八九年发生大规模骚乱，导致了军事戒严，但是当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补贴 就猛增二十％，超出原本许诺每年递增十％的一倍，第二年拨给西藏的建设投资竟一下增加了八十四％（13），增加幅度之大令人咂舌。怪不得内蒙古的官员背后抱怨北京“欺软怕硬”。内蒙古也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地位与西藏自治区一样，但几乎从来得不到北京的巨额拨款。内蒙古官员心里当然不平衡。也许他们也暗暗盼望，如果内蒙古人也能跟藏人一样上街搞一通打砸抢，内蒙古就能像西藏一样捞到大笔好处。
既然不稳定的结果能带来好处，“稳定集团”中的权力阶层就不会真心希望西藏彻底稳定。如果真正稳定了，西藏岂不就得落到内蒙古那样。当然，他们也不会希望西藏乱大了，那会给他们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他们需要是一种畜而不发的“适度不稳”---一种能够控制的张力。他们喜欢玩这种游戏。
西藏目前的状态是，社会在任何方面的不满，几乎都会转变为政治上的不满，随之就会喊出要求西藏独立的口号。其实西藏真的独立了，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回来统治，现在的国有单位绝大部分都得被解散，职工也都将失去饭碗，更别说享受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了。除了中共以外，世界上哪一个政府会花钱养这么多无所事实的职工呢？
这无疑是一个讽刺-------中共处于稳定西藏的目的不惜花费巨资，最终却制造出一个产生不稳定的来源。西藏“稳定集团”自身，首先就成为影响西藏稳定的问题和需要被稳定的对象。
今天，稳定西藏的“稳定集团”，成了一个令北京头痛不已的问题。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2014年7月31日星期四
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46）
2、精英集团的资源
今天，越是藏人与汉人交往密切的地方---如城市和交通干线---藏人对汉人的仇视就越强。有时候会达到盲目的地步。如果一位在医院生产的西藏妇女失去孩子，她会想当然地归咎于汉人医生为执行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害死了她的孩子，而不愿接受孩子自然死亡的事实。类似的
谣言总是广为传播。在拉萨街头，如果一个汉人与一个藏人发生争执，许多无关的藏人就会一拥而上，不管谁有理，都会帮助他们的同胞。一九九五年冬天，一位中共下级军官因为大雪造成交通中断，步行回他的连队，晚上向一个养路道班求宿，遭到藏族养路工的拒绝，后来那军官被发现冻死在公路边的电线杆下。
在日益增长的民族对立中，西藏精英集团起的作用非常大。八十年代以来，诸种因素相互整合的结果，使藏人精英阶层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共同立场。过去作为对立阶级的双方，现在把以往相互之间的斗争和分裂共同记到汉人帐上。西藏民族情绪最强的，除了宗教界，最主要的就是以中共培养的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的精英集团。宗教界仇恨中共统治不足为奇，奇怪的是那些从小被送到中国内地上“西藏班”、“西藏中学”（中国内地有十九个省市办有这样的学校）和“民族学院”的藏人，往往反汉情绪最强，而且越在中国内地的中心大城市（如北京）上学，学历越高，越有西藏独立的意识。这些人毕业后大都作为国家干部回西藏，不少人都进入政权，或至少与政权有着紧密的关系。中共自己培养的干部和专业人员“恩将仇报”，已经成为中共的心腹之患。
精英阶层具有比其它社会阶层更强的民族主义意识，可以说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这个精英阶层的思想能力、知识水平、自尊人格和自主性等因素所决定的。他们接触的信息渠道也更为丰富，有更多角度，使他们对镇压和歧视-----无论是思想文化上的还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尤其敏感，再加时知识分子的“逆反心理”，往往比较容易凝聚和统一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
在毛泽东时代，旧西藏的精英集团------传统上层社会和宗教集团被打倒，从底层“翻身”而被提拔的藏族干部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只知道对中共感恩戴德，亦步亦趋地跟随，充当的角色仅是汉族当权者的帮手，而没有形成新的藏人精英集团。新精英集团主要是在“文革”之后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新一代藏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已经成长起来，不再是过去那种被“解放”的感恩者和充当“驯服工具”的角色；另一方面随毛泽东神明的消逝，他们的自主意识民族意识都得到鼓励和加强，而且在中共八十年代初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随大批汉人撤离西藏，他们也得到了实权。其后的中共治藏失误、达赖在国际上的地位上升、世界民族主义潮流和苏联阵营解体，都在不断地给这个集团注入对北京的离心力，使他们日益高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
不过，必须看到一点，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精英集团而言，也是一种资源和获得实际利益的手段。不认识这一点，有时就难免被表面现象搞糊涂。例如前面讲到西藏产生了一批“拒绝达赖喇嘛的藏人”，其中最有能量的就是中共培养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个集团和现在所说的藏人精英集团有很大程度的重合，而精英集团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反汉情绪，这一点似乎又是和达赖阵营一致的。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不好解释，而从利益的角度，就非常清楚------正是因为利益的关系，他们拒绝达赖；同时也正为了追求在中共体制内进一步获得利益，他们又需要利用民族主义。他们与达赖阵营是同一民族主义旗帜下的两个对立的利益集团。
新一代藏人权贵目前不仅在数量上是西藏政权的主体，而且掌握了各级政权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和主要领导职位，以及各级政权的财政、公安、司法等要害部门。这是八十年代中共落实“民族自治”政策的结果。到一九九八年，西藏干部总数中藏人占了六十六．六％，省级官员中藏人占七十二％，地级官员中藏人占六十八．四％，自治区和地（市）行政一把手均为藏人，全区七十五个县中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由藏人担任，其中六十三个县的中共党委一把手也是藏人。（10）
从原来的配角转变成实权者，藏人官员的心态会随之发生变化。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熟知并且用共产党的权谋与政治技巧，已经成为藏民族的代言人和代表者。面对全球性共产主义的衰亡，他们预感到“变天”的可能，促使他们在中共之外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他们当然不会忘记，他们之所以成为精英集团，是基于对旧西藏的摧毁，因此他们的立足点也不能放到旧西藏的代表----达赖喇嘛那边去。凝聚现在社会的两面旗帜----宗教和民族，前者是抓不到他们手中的，那是达赖喇嘛的专利。对他们而言，唯一可以把已经在手的既得利益与未来可能的“变天”协调起来的立足点，只剩下民族主义。正是这种特殊处境----与达赖阵营的不可兼容，以及他们在传统宗教方面的弱势或不良形象，反而会刺激他们以更加趋向极端的民族主义诉求增加自己的代表性。
藏人官员中的民族主义日趋发展，加上八十年代末期的“拉萨动乱”，使中共产生了警觉，开始改变八十年代把权利交给藏人的做法，重新增加汉人掌权的份额。一九九三年，省级官员中藏人比例比一九八九年下降了四个百分点（六十七、九％［11］），到一九九六年，在现在六十九名省级官员中，藏人比例又下降了近八个百分点（降到六十％），十六名最有实权的中共自治区党委常委，汉藏各五十％；地厅级藏族官员从一九八九年的六十八、四％下降到一九九三年的六十二．六％［12］，一九九六年再下降到五十六％。不过，尽管中共做了很大努力，藏人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难以扭转（可以看出藏人官员比例下降幅度有限，在县级政权更是基本没变），反而激起了藏人官员中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咬住中共已经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抵制汉人在西藏掌权。中共对此也往往无奈。
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民族主义与精英集团利益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打起民族旗号，如何抵制权力被汉人夺走？民族精英集团坚持的“民族自治”，不过是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权力总是被精英阶层掌握的，民族自制的任何扩大，都是首先给民族精英集团提供新的机会和资源，远远超过其它阶层所能得到的。八十年代初进藏汉族干部职位和上万个国营企业的“铁饭碗”，连他们的家属，至少数万人因此得到实惠。后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又从法律上保证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必须由本民族官员担任，汉人官员只能担任副职，使民族精英进一步尝到甜头，也鼓舞了他们进一步以民族主义为武器，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新资源。
为了得到并且确保自己的利益，他们甚至希望（以至鼓励）西藏适当地出现以达赖喇嘛为旗帜的分离主义运动。然而不要被那种表面现象所迷惑，那并不说明他们和达赖喇嘛是一致的，而是他们把达赖对西藏的影响当作与北京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一是想让北京知道，离了他们，尽靠汉人是解决不了西藏问题的；二是可以藉此向北京索取优惠政策和“安定团结”拨款。北京的民族政策总结为“软的欺，硬的怕”，哪里闹事它就抚慰哪里，给哪里好处，结果培养了一种为得到好处而闹事的机制，这一点在西藏最为明显。
不过，无论民族自制的空间如何扩大，只要以少数民族的身份与别的民族“统一”在一个国家，少数民族的精英往往总是被多数民族的精英所淹没，无法攀到顶层。那既有才能的原因，也肯定有“民族歧视”的作用（多数被归于后者）。所以对相当一部分民族精英来讲，只有民族独立才是“一步登天”。实现民族独立可以得到最大的资源---一个新主权。在目前这种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主权资源是可 以通过分裂而实现“无损耗复制”的。只要实现独立，立刻就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平起平坐的一员，而不再是从属某一主权之下的“地方”。一个新国家将提供多少诱人的位置？国家元首、内阁、议员、部长、高级将领、驻外大使… 且国家不论大小，至少在礼仪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上，一样得到国际规定的待遇。就连从事科学、艺术的专业精英，在原属大国也许只能排在三流地位，随独立则可成为一国最高水平的代表，直接步入国际场合。
当然，这些内心动机从来都不会摆到桌面上，民族精英肯定都把民族独立说成是民族利益的需要。但是那对老百姓到底有多少真正的好处，常常值得怀疑。不能说当今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潮都是由心想个人利益的精英阶层煽动起来的，老百姓仅仅是被煽动的对象和炮灰，但是在那些战火纷飞或社会衰退的地区，打起了形形色色的新国旗，产生了一大堆新的总理和将军，大多数老百姓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呢？
在日益增长的民族对立中，西藏精英集团起的作用非常大。八十年代以来，诸种因素相互整合的结果，使藏人精英阶层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共同立场。过去作为对立阶级的双方，现在把以往相互之间的斗争和分裂共同记到汉人帐上。西藏民族情绪最强的，除了宗教界，最主要的就是以中共培养的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的精英集团。宗教界仇恨中共统治不足为奇，奇怪的是那些从小被送到中国内地上“西藏班”、“西藏中学”（中国内地有十九个省市办有这样的学校）和“民族学院”的藏人，往往反汉情绪最强，而且越在中国内地的中心大城市（如北京）上学，学历越高，越有西藏独立的意识。这些人毕业后大都作为国家干部回西藏，不少人都进入政权，或至少与政权有着紧密的关系。中共自己培养的干部和专业人员“恩将仇报”，已经成为中共的心腹之患。
精英阶层具有比其它社会阶层更强的民族主义意识，可以说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这个精英阶层的思想能力、知识水平、自尊人格和自主性等因素所决定的。他们接触的信息渠道也更为丰富，有更多角度，使他们对镇压和歧视-----无论是思想文化上的还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尤其敏感，再加时知识分子的“逆反心理”，往往比较容易凝聚和统一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
在毛泽东时代，旧西藏的精英集团------传统上层社会和宗教集团被打倒，从底层“翻身”而被提拔的藏族干部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只知道对中共感恩戴德，亦步亦趋地跟随，充当的角色仅是汉族当权者的帮手，而没有形成新的藏人精英集团。新精英集团主要是在“文革”之后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新一代藏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已经成长起来，不再是过去那种被“解放”的感恩者和充当“驯服工具”的角色；另一方面随毛泽东神明的消逝，他们的自主意识民族意识都得到鼓励和加强，而且在中共八十年代初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随大批汉人撤离西藏，他们也得到了实权。其后的中共治藏失误、达赖在国际上的地位上升、世界民族主义潮流和苏联阵营解体，都在不断地给这个集团注入对北京的离心力，使他们日益高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
不过，必须看到一点，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精英集团而言，也是一种资源和获得实际利益的手段。不认识这一点，有时就难免被表面现象搞糊涂。例如前面讲到西藏产生了一批“拒绝达赖喇嘛的藏人”，其中最有能量的就是中共培养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个集团和现在所说的藏人精英集团有很大程度的重合，而精英集团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反汉情绪，这一点似乎又是和达赖阵营一致的。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不好解释，而从利益的角度，就非常清楚------正是因为利益的关系，他们拒绝达赖；同时也正为了追求在中共体制内进一步获得利益，他们又需要利用民族主义。他们与达赖阵营是同一民族主义旗帜下的两个对立的利益集团。
新一代藏人权贵目前不仅在数量上是西藏政权的主体，而且掌握了各级政权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和主要领导职位，以及各级政权的财政、公安、司法等要害部门。这是八十年代中共落实“民族自治”政策的结果。到一九九八年，西藏干部总数中藏人占了六十六．六％，省级官员中藏人占七十二％，地级官员中藏人占六十八．四％，自治区和地（市）行政一把手均为藏人，全区七十五个县中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由藏人担任，其中六十三个县的中共党委一把手也是藏人。（10）
从原来的配角转变成实权者，藏人官员的心态会随之发生变化。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熟知并且用共产党的权谋与政治技巧，已经成为藏民族的代言人和代表者。面对全球性共产主义的衰亡，他们预感到“变天”的可能，促使他们在中共之外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他们当然不会忘记，他们之所以成为精英集团，是基于对旧西藏的摧毁，因此他们的立足点也不能放到旧西藏的代表----达赖喇嘛那边去。凝聚现在社会的两面旗帜----宗教和民族，前者是抓不到他们手中的，那是达赖喇嘛的专利。对他们而言，唯一可以把已经在手的既得利益与未来可能的“变天”协调起来的立足点，只剩下民族主义。正是这种特殊处境----与达赖阵营的不可兼容，以及他们在传统宗教方面的弱势或不良形象，反而会刺激他们以更加趋向极端的民族主义诉求增加自己的代表性。
藏人官员中的民族主义日趋发展，加上八十年代末期的“拉萨动乱”，使中共产生了警觉，开始改变八十年代把权利交给藏人的做法，重新增加汉人掌权的份额。一九九三年，省级官员中藏人比例比一九八九年下降了四个百分点（六十七、九％［11］），到一九九六年，在现在六十九名省级官员中，藏人比例又下降了近八个百分点（降到六十％），十六名最有实权的中共自治区党委常委，汉藏各五十％；地厅级藏族官员从一九八九年的六十八、四％下降到一九九三年的六十二．六％［12］，一九九六年再下降到五十六％。不过，尽管中共做了很大努力，藏人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难以扭转（可以看出藏人官员比例下降幅度有限，在县级政权更是基本没变），反而激起了藏人官员中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咬住中共已经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抵制汉人在西藏掌权。中共对此也往往无奈。
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民族主义与精英集团利益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打起民族旗号，如何抵制权力被汉人夺走？民族精英集团坚持的“民族自治”，不过是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权力总是被精英阶层掌握的，民族自制的任何扩大，都是首先给民族精英集团提供新的机会和资源，远远超过其它阶层所能得到的。八十年代初进藏汉族干部职位和上万个国营企业的“铁饭碗”，连他们的家属，至少数万人因此得到实惠。后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又从法律上保证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必须由本民族官员担任，汉人官员只能担任副职，使民族精英进一步尝到甜头，也鼓舞了他们进一步以民族主义为武器，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新资源。
为了得到并且确保自己的利益，他们甚至希望（以至鼓励）西藏适当地出现以达赖喇嘛为旗帜的分离主义运动。然而不要被那种表面现象所迷惑，那并不说明他们和达赖喇嘛是一致的，而是他们把达赖对西藏的影响当作与北京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一是想让北京知道，离了他们，尽靠汉人是解决不了西藏问题的；二是可以藉此向北京索取优惠政策和“安定团结”拨款。北京的民族政策总结为“软的欺，硬的怕”，哪里闹事它就抚慰哪里，给哪里好处，结果培养了一种为得到好处而闹事的机制，这一点在西藏最为明显。
不过，无论民族自制的空间如何扩大，只要以少数民族的身份与别的民族“统一”在一个国家，少数民族的精英往往总是被多数民族的精英所淹没，无法攀到顶层。那既有才能的原因，也肯定有“民族歧视”的作用（多数被归于后者）。所以对相当一部分民族精英来讲，只有民族独立才是“一步登天”。实现民族独立可以得到最大的资源---一个新主权。在目前这种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主权资源是可 以通过分裂而实现“无损耗复制”的。只要实现独立，立刻就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平起平坐的一员，而不再是从属某一主权之下的“地方”。一个新国家将提供多少诱人的位置？国家元首、内阁、议员、部长、高级将领、驻外大使… 且国家不论大小，至少在礼仪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上，一样得到国际规定的待遇。就连从事科学、艺术的专业精英，在原属大国也许只能排在三流地位，随独立则可成为一国最高水平的代表，直接步入国际场合。
当然，这些内心动机从来都不会摆到桌面上，民族精英肯定都把民族独立说成是民族利益的需要。但是那对老百姓到底有多少真正的好处，常常值得怀疑。不能说当今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潮都是由心想个人利益的精英阶层煽动起来的，老百姓仅仅是被煽动的对象和炮灰，但是在那些战火纷飞或社会衰退的地区，打起了形形色色的新国旗，产生了一大堆新的总理和将军，大多数老百姓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呢？
3、政权异质化
一九五九年达赖出走后，中共在西藏建立了绝对“同质”的政权。其“同质”的标志是汉人官员占多数且为主导，处于辅助地位的藏人官员也对北京唯命是从。中共对西藏的统治在那时达到空前的巩固。邓小平时代，西藏政权进入“异质化”过程，目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异质”政权。
所谓的“异质”并非是说西藏建立了另一套权力体系，而是在相同的外表之下，西藏地方政权的本质，已经转变为地方化和民族化的性质。这方面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在政权组成中，汉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作用上都大幅度下降。
西藏干部的构成变化如下表［ 13］：
年份
1951
1958
1965
1978
1980
1992
1993 合计
2200
8967
22818
44986
59780
58643
60365 汉族
2000
6200
15210
24963
32498
17958
17923 少数民族
200
2767
7608
20023
27210
40685
42442 汉族占干部总数百分比
90·9％
69．1％
66．7％
55．5％
54．4％
30· 6％
29．7％
注；少数民族干部中藏族干部占98％。
可以看出，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汉人干部所占的比例在百分之六十左右，而到了九十年代下降了将近一半，在干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降到三分之一下。
数量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质量和效率的下降。由于在西藏工作时间较长的汉人官员大都调回中国内地，乘下的汉人大都年轻无权1，与过去 汉人干部在政权里发挥的作用没法相比。另外毛泽东的“精神原子弹”丧失，汉人官员已失去当年的献身精神，效率大大下降。如果把这个因素也换算进来，汉人在西藏政权中所占的比重就得再打折扣。
另外，数量本已大大减少的汉人干部，却越来越集中到西藏几个中心城镇，被形容为典型的“头重脚轻”。尽在拉萨的汉人干部就超过一万人以上，占西藏汉人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多。另有四千左右汉族干部在西藏地一级党政机关（也在中心城镇），只有约二千五百人在县级政权。而西藏所有的乡级政权，已经没有一个汉人干部。对比毛泽东时代每个乡至少都有几个汉人干部、每个县城都有数百汉人干部（现在一半只有几十人） 的状况，更可以看出汉人在西藏政权中的衰落。
虽然目前西藏政权内的汉人官员还有上千2，远远多于驻藏大臣时代的几十个中国人，但是由于“无人进藏”重新成为问题，在藏汉人人心 思走，工作敷衍塞责，不下基层，在藏族老百姓的眼中，他们就好像流水，来来去去，几年一换，藏人官员却想不动的石头3。且不说民族感情，尽从功利角度，藏人也不会选择汉官为靠山。这种结果更加强了西藏政权 ---尤其是基层政权 -----的实权被藏人官员掌握。
藏人掌握实权并不是政权“异质”的关键，重要的是掌握的藏人官员忠诚于谁。毛泽东主义的破产使中共已经没有能够“降伏”藏人官员的意识形态，他们虽然吃着北京的俸禄，内心世界已经完全回归本民族。藏民族全民信教，藏人官员既在其“全民”之中，自然不可能超脱。据对西藏大学藏族大学生的调查，完全不信宗教不到五％［14］。藏人官员平均受教育水平低于大学，信教比例只会更高。信教必然拜神，这是宗教的基本逻辑。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神，但是对中共而言，达赖喇嘛是敌人，那么藏人官员是以拜神为先呢，还是以对敌斗争为先？ 这就是以藏人为主的西藏政权一个始终处 在微妙状态的问题。
在一位执行拉萨戒严任务的中共高级军官眼里，藏人官员是“两面派”。他说那“两面派”的称呼名副其实。“为什么这么说？”他酒过三巡对我讲，“在拉萨时，我经常去他们那些人家里做客。他们的墙上都挂着毛主席、周总理的像，有一次风吹得画像翻起来，我才发现毛主席像的另一面竟然是达赖像，周总理像的另一面是班禅像。原来他们是挂这一面，晚上就翻过来挂那一面了。这不是一个人的做法，后来我知道很多藏族干部都这么做。你说他们这叫不叫两面派”？
一九八九年三月，北京当局做出拉萨戒严的决定后，为了防止走漏消息，直到戒严开始的前一天----三月七日凌晨，西藏当时的中共书记胡锦涛才向西藏党、政、军、警少数核心首脑传达，准备下午五点传达到地厅级干部，但是下午三点，一个蒙面尼姑就在拉萨中心的八廓街站在货架上，向众人大声疾呼地公布了这个信息。送出信息的只能是参加凌晨会议的核心人员［15］。此类情况在西藏多次发生，包括警察系统刚刚在 核心人员中布置逮捕，要逮捕的人就已闻风而逃。
据说中共安全部门会在班禅转世灵童掣签仪式的会场安装了监测仪器，掣签结果刚一出来，会场内就有好几部手持电话打向国外，给达赖一方通报信息。其中就有政府官员。
一九九五年，一个达赖喇嘛在海外授封的活佛从印度回他的本寺所在地---青海玉树。玉树当地有一万多藏族百姓前去欢迎，并且组织了由 一百辆汽车和一百摩托车组成的欢迎车队。这种规模的活动在人烟稀少的西藏高原已是轰动大事，也是中共最为害怕和警惕的事。在中共党政部门包括安全、公安机构却一概不知道。事情暴露是因为一个临时下乡的副生长偶然碰上了欢迎场面。后来进行查处，玉树州的安全机关说事先已经上报州政府，但没有上报上级安全机关。而玉树州藏族州长把情况压住，也没有上报。面对查处时，他们会辩解那是工作疏忽，实际那疏忽肯定是有意的，他们从心里就不希望这个活动受到干涉。
我在昌都地区也见过类似的场面。千百名穿着节日盛装骑骏马的藏人欢迎从印度来的活佛。藏族的中共党员和干部也纷纷前往请活佛摸顶。当地藏人对此无人不晓，只有我跟那位汉人县委书记提起的时候，他一无所知。他的藏族下属根本不跟他提这事。
基层政权的藏人官员对宗教更是顶礼膜拜。他们大部分是在家乡任职，经验和观念多来自民间，立场和长远打算也都是建立在本土之上。各种血缘的、亲属的、邻里的、友情的关系，成为一张“众意”之网，把他们裹挟进“随大流”之中。他们中间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有文盲，连上级发的文件都得找寺庙喇嘛给念。举行民间宗教活动时，他们往往充当召集人，端茶倒水，刷锅做饭，忙得不亦乐乎。对他们而言，上级指示远不如活佛意志神圣，法律惩罚也不如神的惩罚可怕，所有他们对宗教势力经常亦步亦趋地追随，导致宗教势力干涉政权功能，影响司法等。西藏的基层政权，现在已经基本“民间化”。
所谓的“异质”并非是说西藏建立了另一套权力体系，而是在相同的外表之下，西藏地方政权的本质，已经转变为地方化和民族化的性质。这方面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在政权组成中，汉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作用上都大幅度下降。
西藏干部的构成变化如下表［ 13］：
年份
1951
1958
1965
1978
1980
1992
1993 合计
2200
8967
22818
44986
59780
58643
60365 汉族
2000
6200
15210
24963
32498
17958
17923 少数民族
200
2767
7608
20023
27210
40685
42442 汉族占干部总数百分比
90·9％
69．1％
66．7％
55．5％
54．4％
30· 6％
29．7％
注；少数民族干部中藏族干部占98％。
可以看出，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汉人干部所占的比例在百分之六十左右，而到了九十年代下降了将近一半，在干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降到三分之一下。
数量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质量和效率的下降。由于在西藏工作时间较长的汉人官员大都调回中国内地，乘下的汉人大都年轻无权1，与过去 汉人干部在政权里发挥的作用没法相比。另外毛泽东的“精神原子弹”丧失，汉人官员已失去当年的献身精神，效率大大下降。如果把这个因素也换算进来，汉人在西藏政权中所占的比重就得再打折扣。
另外，数量本已大大减少的汉人干部，却越来越集中到西藏几个中心城镇，被形容为典型的“头重脚轻”。尽在拉萨的汉人干部就超过一万人以上，占西藏汉人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多。另有四千左右汉族干部在西藏地一级党政机关（也在中心城镇），只有约二千五百人在县级政权。而西藏所有的乡级政权，已经没有一个汉人干部。对比毛泽东时代每个乡至少都有几个汉人干部、每个县城都有数百汉人干部（现在一半只有几十人） 的状况，更可以看出汉人在西藏政权中的衰落。
虽然目前西藏政权内的汉人官员还有上千2，远远多于驻藏大臣时代的几十个中国人，但是由于“无人进藏”重新成为问题，在藏汉人人心 思走，工作敷衍塞责，不下基层，在藏族老百姓的眼中，他们就好像流水，来来去去，几年一换，藏人官员却想不动的石头3。且不说民族感情，尽从功利角度，藏人也不会选择汉官为靠山。这种结果更加强了西藏政权 ---尤其是基层政权 -----的实权被藏人官员掌握。
藏人掌握实权并不是政权“异质”的关键，重要的是掌握的藏人官员忠诚于谁。毛泽东主义的破产使中共已经没有能够“降伏”藏人官员的意识形态，他们虽然吃着北京的俸禄，内心世界已经完全回归本民族。藏民族全民信教，藏人官员既在其“全民”之中，自然不可能超脱。据对西藏大学藏族大学生的调查，完全不信宗教不到五％［14］。藏人官员平均受教育水平低于大学，信教比例只会更高。信教必然拜神，这是宗教的基本逻辑。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神，但是对中共而言，达赖喇嘛是敌人，那么藏人官员是以拜神为先呢，还是以对敌斗争为先？ 这就是以藏人为主的西藏政权一个始终处 在微妙状态的问题。
在一位执行拉萨戒严任务的中共高级军官眼里，藏人官员是“两面派”。他说那“两面派”的称呼名副其实。“为什么这么说？”他酒过三巡对我讲，“在拉萨时，我经常去他们那些人家里做客。他们的墙上都挂着毛主席、周总理的像，有一次风吹得画像翻起来，我才发现毛主席像的另一面竟然是达赖像，周总理像的另一面是班禅像。原来他们是挂这一面，晚上就翻过来挂那一面了。这不是一个人的做法，后来我知道很多藏族干部都这么做。你说他们这叫不叫两面派”？
一九八九年三月，北京当局做出拉萨戒严的决定后，为了防止走漏消息，直到戒严开始的前一天----三月七日凌晨，西藏当时的中共书记胡锦涛才向西藏党、政、军、警少数核心首脑传达，准备下午五点传达到地厅级干部，但是下午三点，一个蒙面尼姑就在拉萨中心的八廓街站在货架上，向众人大声疾呼地公布了这个信息。送出信息的只能是参加凌晨会议的核心人员［15］。此类情况在西藏多次发生，包括警察系统刚刚在 核心人员中布置逮捕，要逮捕的人就已闻风而逃。
据说中共安全部门会在班禅转世灵童掣签仪式的会场安装了监测仪器，掣签结果刚一出来，会场内就有好几部手持电话打向国外，给达赖一方通报信息。其中就有政府官员。
一九九五年，一个达赖喇嘛在海外授封的活佛从印度回他的本寺所在地---青海玉树。玉树当地有一万多藏族百姓前去欢迎，并且组织了由 一百辆汽车和一百摩托车组成的欢迎车队。这种规模的活动在人烟稀少的西藏高原已是轰动大事，也是中共最为害怕和警惕的事。在中共党政部门包括安全、公安机构却一概不知道。事情暴露是因为一个临时下乡的副生长偶然碰上了欢迎场面。后来进行查处，玉树州的安全机关说事先已经上报州政府，但没有上报上级安全机关。而玉树州藏族州长把情况压住，也没有上报。面对查处时，他们会辩解那是工作疏忽，实际那疏忽肯定是有意的，他们从心里就不希望这个活动受到干涉。
我在昌都地区也见过类似的场面。千百名穿着节日盛装骑骏马的藏人欢迎从印度来的活佛。藏族的中共党员和干部也纷纷前往请活佛摸顶。当地藏人对此无人不晓，只有我跟那位汉人县委书记提起的时候，他一无所知。他的藏族下属根本不跟他提这事。
基层政权的藏人官员对宗教更是顶礼膜拜。他们大部分是在家乡任职，经验和观念多来自民间，立场和长远打算也都是建立在本土之上。各种血缘的、亲属的、邻里的、友情的关系，成为一张“众意”之网，把他们裹挟进“随大流”之中。他们中间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有文盲，连上级发的文件都得找寺庙喇嘛给念。举行民间宗教活动时，他们往往充当召集人，端茶倒水，刷锅做饭，忙得不亦乐乎。对他们而言，上级指示远不如活佛意志神圣，法律惩罚也不如神的惩罚可怕，所有他们对宗教势力经常亦步亦趋地追随，导致宗教势力干涉政权功能，影响司法等。西藏的基层政权，现在已经基本“民间化”。
4、发展经济不是药方
中共一九九五年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除了决定对西藏加强政治控制，对分离活动加强镇压之外，最重要的话题就是围绕西藏的经济发展。很明显，北京把稳定西藏的希望开始寄托于西藏经济的发展上----如果藏人生活富裕了，全都热中于追逐财富和享乐，还有什么心思和必要搞独立呢？这和中共“六四”以后对中国的统治思路是一致的。同时，北京还把推进西藏与中国内地经济的一体化，当作把西藏进一步与中国捆绑在一起的绳索。经济越融合为一体，西藏与中国分离就会导致越大的损失，中共希望那也能因此成为对独立的意愿的制约。
北京这种政策在某些方面的确产生了作用，如与市场经济共生的物欲对宗教形成腐蚀，尤其是卷进市场活动较深的城市藏人，宗教意识开始淡漠，享乐风气盛行。今天去拉萨会强烈感受到其世俗化的一面，灯红酒绿，到处是卡拉OK、麻将大战，年轻男子沉溺喝酒赌钱，玩物丧志，时髦女郎热中模仿中国内地时尚，为追求物欲沦落风尘……据说达赖喇嘛对这一点相当担忧。宗教是西藏的核心，人心是宗教的根本，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当然比谁都清楚这一点。达赖喇嘛指责中共在西藏进行的城市化是有计划的阴谋，是用“软刀子”对西藏民族进行文化消灭。
不过，将西藏的世俗化全归于中共，在我看是高估了中共的能力。工商社会对宗教的腐蚀，全世界莫不如此。除非西藏永远闭关自守，不求发展，否则走到这一步是谁也当不住的。与其说中共促进了这个过程，莫不如说它阻碍了这个过程，使其在西藏乃至在中国晚发生了若干年。五十年代进军西藏的这个政权如果不是共产党，而是一个接受了西方体制的资本主义政权，西藏的变化肯定早已不是今天的地步。
不过，经济发展可以淡化宗教影响，却不能遏制民族主义的蔓延，甚至相反，还可能在某些方面成为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在这层意义上，达赖喇嘛又应该得到一些宽慰，他不仅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民族的政治领袖，他几十年如一日为西藏所做的斗争，确立了他的道德形象和国际地位，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西藏民族主义无可争议的旗帜与核心。社会世俗化进程虽然削弱他宗教领袖的影响，却在同时加强着他的民族主义政治领袖的影响。
事实表明，在目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西藏城市年青人中，并没有像中共所期望的那样远离西藏独立运动，他们反而成为离心力最强，民族主义情绪最严重，最不安定的一个社会集团。他们是近年西藏进行反抗运动和街头骚扰的主要力量。骚乱时的口号之一是“ 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然而把那口号喊得最响的，往往都是早已经不吃糌粑，口味改成了汉菜和西式点心的人。
另一方面，不管宗教如何受到物质主义瓦解，在广阔的西藏牧区和农村，西藏高原的“天”却注定藏人与宗教保持不可分离的关系。钱的腐蚀只局限于城市及周围地区，对那些生活在大山、雪原和牧场的藏人，钱只是某些时候有用，神却是时时刻刻都有用。人在那里可以离开钱，却离不开神，没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种恐惧环境中是支撑不下去的。所以，即使有一天全世界的宗教都遭到瓦解，西藏的宗教也会存留。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将奇特地始终保持在达赖喇嘛的两手，成为他可以左右开弓的双兵器。
北京即使最后真能实现西藏经济与中国内地经济的一体化，也一样不能成为消解民族主义的药方。前苏联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不可谓不高，苏联解体对各个新国家的经济造成的损失不可谓不大，然而既然推动分裂的民族精英兴趣在于获得个人权力，那是只有通过分裂才能获得的。至于割裂经济联系造成的经济衰退和生活艰难，是由老百姓承担。民族精英们可以很崇高地将其解释为是“不自由，毋宁死”的必要代价。
在对付中国日益激化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方面，北京至今拿不出有效办法，除了暴力镇压，几乎别无选择。这不奇怪，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性的新宗教，连北京也在利用它填补共产主义崩溃后的意识形态空虚。在它自己也在鼓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同时，难道它能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去否定其它民族的民族主义吗？
北京这种政策在某些方面的确产生了作用，如与市场经济共生的物欲对宗教形成腐蚀，尤其是卷进市场活动较深的城市藏人，宗教意识开始淡漠，享乐风气盛行。今天去拉萨会强烈感受到其世俗化的一面，灯红酒绿，到处是卡拉OK、麻将大战，年轻男子沉溺喝酒赌钱，玩物丧志，时髦女郎热中模仿中国内地时尚，为追求物欲沦落风尘……据说达赖喇嘛对这一点相当担忧。宗教是西藏的核心，人心是宗教的根本，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当然比谁都清楚这一点。达赖喇嘛指责中共在西藏进行的城市化是有计划的阴谋，是用“软刀子”对西藏民族进行文化消灭。
不过，将西藏的世俗化全归于中共，在我看是高估了中共的能力。工商社会对宗教的腐蚀，全世界莫不如此。除非西藏永远闭关自守，不求发展，否则走到这一步是谁也当不住的。与其说中共促进了这个过程，莫不如说它阻碍了这个过程，使其在西藏乃至在中国晚发生了若干年。五十年代进军西藏的这个政权如果不是共产党，而是一个接受了西方体制的资本主义政权，西藏的变化肯定早已不是今天的地步。
不过，经济发展可以淡化宗教影响，却不能遏制民族主义的蔓延，甚至相反，还可能在某些方面成为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在这层意义上，达赖喇嘛又应该得到一些宽慰，他不仅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民族的政治领袖，他几十年如一日为西藏所做的斗争，确立了他的道德形象和国际地位，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西藏民族主义无可争议的旗帜与核心。社会世俗化进程虽然削弱他宗教领袖的影响，却在同时加强着他的民族主义政治领袖的影响。
事实表明，在目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西藏城市年青人中，并没有像中共所期望的那样远离西藏独立运动，他们反而成为离心力最强，民族主义情绪最严重，最不安定的一个社会集团。他们是近年西藏进行反抗运动和街头骚扰的主要力量。骚乱时的口号之一是“ 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然而把那口号喊得最响的，往往都是早已经不吃糌粑，口味改成了汉菜和西式点心的人。
另一方面，不管宗教如何受到物质主义瓦解，在广阔的西藏牧区和农村，西藏高原的“天”却注定藏人与宗教保持不可分离的关系。钱的腐蚀只局限于城市及周围地区，对那些生活在大山、雪原和牧场的藏人，钱只是某些时候有用，神却是时时刻刻都有用。人在那里可以离开钱，却离不开神，没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种恐惧环境中是支撑不下去的。所以，即使有一天全世界的宗教都遭到瓦解，西藏的宗教也会存留。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将奇特地始终保持在达赖喇嘛的两手，成为他可以左右开弓的双兵器。
北京即使最后真能实现西藏经济与中国内地经济的一体化，也一样不能成为消解民族主义的药方。前苏联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不可谓不高，苏联解体对各个新国家的经济造成的损失不可谓不大，然而既然推动分裂的民族精英兴趣在于获得个人权力，那是只有通过分裂才能获得的。至于割裂经济联系造成的经济衰退和生活艰难，是由老百姓承担。民族精英们可以很崇高地将其解释为是“不自由，毋宁死”的必要代价。
在对付中国日益激化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方面，北京至今拿不出有效办法，除了暴力镇压，几乎别无选择。这不奇怪，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性的新宗教，连北京也在利用它填补共产主义崩溃后的意识形态空虚。在它自己也在鼓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同时，难道它能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去否定其它民族的民族主义吗？
注释
［1］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8年，页
142。
［2］吴忠信，《西藏纪要》，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178-179。
［3］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92。
［4］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93。
［5］埃德蒙·坎德勒（EdwudnCandler），《拉萨真面目》（ The Unveiling Of Lhas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67。
（6）埃德蒙、坎德勒（EdwudnCandler），《拉萨真面目》（TheUnveilingOfLhasa）,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年，页81。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75。
（8）魏京生，1992年10月5日《给邓小平的信》。
（9）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页35。
（10）张仕荣，《西藏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宏观管理初探》，见《西藏青年论文选》，页 161。
（11）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表12-65（页115）。
（12）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表12-65（页115）。
（13）此标数据引自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2-65（页114）。
（14）赵代君 ，《藏族大学生民族观宗教观的调查与思考》，载《西藏青年论文选》，1991年，页291。
（15）秦笼光，《拉萨：骚乱与戒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81-82。
1、如西藏阿里地区 1996年共有四百多名汉族干部，其中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有三百多人，大多都是“老西藏”的子女，或是刚从学校毕业，只能在机关做一般性工作。
2、 1993年自治区、地区和县三级共有汉人官员1571人。（见《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2-65）。
3、贺觉非在《西康纪事诗本事注》中写到；“余旅行关外
［2］吴忠信，《西藏纪要》，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178-179。
［3］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92。
［4］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93。
［5］埃德蒙·坎德勒（EdwudnCandler），《拉萨真面目》（ The Unveiling Of Lhas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67。
（6）埃德蒙、坎德勒（EdwudnCandler），《拉萨真面目》（TheUnveilingOfLhasa）,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年，页81。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75。
（8）魏京生，1992年10月5日《给邓小平的信》。
（9）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页35。
（10）张仕荣，《西藏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宏观管理初探》，见《西藏青年论文选》，页 161。
（11）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表12-65（页115）。
（12）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表12-65（页115）。
（13）此标数据引自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2-65（页114）。
（14）赵代君 ，《藏族大学生民族观宗教观的调查与思考》，载《西藏青年论文选》，1991年，页291。
（15）秦笼光，《拉萨：骚乱与戒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81-82。
1、如西藏阿里地区 1996年共有四百多名汉族干部，其中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有三百多人，大多都是“老西藏”的子女，或是刚从学校毕业，只能在机关做一般性工作。
2、 1993年自治区、地区和县三级共有汉人官员1571人。（见《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2-65）。
3、贺觉非在《西康纪事诗本事注》中写到；“余旅行关外
，就乌拉娃而询以对汉官与土司之观感，彼答汉官如流水，司土如石头，流水去而石头不动。余为之憬然。”
1、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汉文明的重要的哲学思想，藏文明也许没有把它明确地上升为理论，但是在生活实践中，藏文明却是将这一哲学贯彻得最为充分、彻底和持久的文明，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其文明扎根的基础。
在天和人的关系中，藏文明绝对把天摆在第一位，把天当成凌驾在上的主宰，绝对地崇拜和服从。在西藏高原的高天远地中，人太过渺小，自然（天）的力量太过巨大，二者不成比例到没有任何相提并论的可能，所以藏文明天人合一的“合”，天是不动的，全在于人着力去适应和顺从天，把自己“合”进天中。人的全部智慧和机谋用于顺应自然还怕不够，又怎能产生与天抗争-----更别说征服-----的雄心呢？这是藏人的基本生活态度。
中国的汉代大儒董仲舒曾对汉武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句话被毛泽东批判成“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的“形而上学”之谬论［1］。毛泽东若是能对西藏有一些了解，下这个结论之前也许就会再想想。不管董仲舒说的“天”和“道”有多少深意，我先从最简单的层次使用-----西藏的海拔及其相应的地理气候特点属于“天”的概念，而“道”可以理解为人的生活方式。
先以“衣食住行”中最外在的“衣”为例。为什么在全世界的服装都按西方样式和审美标准变得日益难于区分的时候，藏民族的传统服装仍然在其农牧区----尤其是牧区----保持主流地位呢？那不是在节日庆典为摄像机而穿，而是真正的日常服装。
藏服最基本的是藏袍，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穿。在藏东南较温暖的河谷地区，夏天是布袍，冬天换氆氇袍或皮袍，而在藏北广大牧区，一年四季只一件皮袍就够了。藏袍那种被人们通过电视或照片所熟知的样子，可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物或仅仅出于尊重传统，它的每一个特点都有与西藏的“天”相适应的专门功能，是工具性的。比如藏袍的袖子，外人只看到藏人跳舞时被很好看地甩来甩去，其实际的作用在于既保暖，同时又不影响手的灵敏。手套固然也能保暖，但以西藏高原的低温，必须厚到相当程度，以至不摘手套就无法抠动枪机、点烟、开酒壶盖，更别说捏糌粑等等。而手缩在袖筒里，做所有这些事都不耽误，又不会冻手。尤其是长时间骑马，手在袖筒里拉缰绳，既保暖，又能灵敏地控制坐骑。如果需要策马狂奔，则可以把一双胳膊推出袖子挥动马鞭。当需要两只胳膊都能活动自如时，可以把两只袖子都褪下来，塞到腰后，就可以很方便地干活。
穿藏袍的讲究之处在于扎腰带。不同情况有不同扎法。出门时往往扎得藏袍上半身宽松，便于穿脱袖子，又可以充当一个宽敞口袋，里面装吃糌粑与喝茶用的碗，以及杂七杂八的各种用品1。这种扎法同时把藏袍下半身提高，便于骑马走路。西藏高原的气候被称为“一天四季” ，夜间遍野冰霜，中午又可能烈日炎炎。穿低地服装，从早到晚要回来脱换，藏袍却可以变换不同的穿法适应各种天气。热的时候上半身脱掉，藏袍只被腰带固定在腰间，同时保护着胃和肾。牧区没有椅子，也几乎不用床，人不论在哪都坐在地上，睡在地上。皮制的藏袍最隔凉，又不怕潮湿。藏袍的宽度足够一半铺一半盖，展开的长度正好能从头盖到脚，所有藏袍是牧区最适合的被褥。虽然有些牧民家也开始有棉被，但多数人至今仍然还是常年用藏袍，白天穿，晚上盖。
过去的藏区交通阻塞，少有货易，棉制品不易得到，下层藏民百姓一般不穿内衣。当年马步芳统治青海时，曾在其治下的藏区强力推行让藏人穿裤子。他大概是从风化角度考虑，只要他认为羞耻，就当作人家“愚蛮未化”。其实从功能上考虑，藏袍穿脱麻烦，沉且厚，下摆难以提起，里面如果有裤子，大小便必然十分烦琐。直到今天也有不少人不穿裤子，解手时不论男女就地一蹲即可进行。藏袍将一切遮的严严实实，既挡风，又遮羞。在西藏高原的特殊环境，实在是更文明的一种方式。否则在一览无余的草原上，找到一个不让人看见脱裤子的地方谈何容易。 另外在冰天雪地 时，蹲在藏袍里显然更适于保存体温。
我不厌其烦地就藏袍说了这么多，目的就在以它为例说明功能产生于“天”，而不仅仅是产生于文化。仅仅产生于文化的传统，一般都抵御不住现代文明的冲击，只要封闭的环境打破，文化和传统都将随之变化；然而“天”----西藏高原的海拔高度----既然不可改变，因此产生于“天”的传统就必然会长期保留，因为它是在那“天”之中的生活所需要的。可以想象，在西藏高原的气候条件下，有什么服装比藏袍更适应人的生存及其特定的生活方式----骑马、游牧、难以定居、无法洗衣-----呢？如果没有的话，藏袍就是不可替代的。
在西藏，要经常从这个角度去想问题。如西藏牧区男人普遍留长发，其实用功能是在太阳照耀的雪原上行路时，把长发披在脸上能遮挡阳光。高原雪地的紫外线是最厉害的，全部反射到人的脸上。即使在零下三十度的低温，人脸也会被灼伤脱皮。我到过的一个边防军队为解决这个问题，曾想尽办法，最后派人从中国内地买了一批孙悟空、猪八戒一类的面具，让巡逻的士兵戴在脸上。那可不如藏民的长发来得自然、舒服和透气。长发还有防雪盲的功能。尤其在没有墨镜的过去，透过长发的缝隙在雪原上看路，既不当视线，又泸掉了大部分强光。
汉人常讥笑藏人一辈子不洗澡。那倒不假。即使生活相对比较讲究的寺庙僧人，洗漱也极其简单。曾在色拉寺习经十年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这样描写僧人洗脸：
先在嘴里含一口水，然后用嘴里吐出来的水洗手，再抓一把石灰当肥皂。第二口水吐在手心里，再往脸上一抹，这样洗上两三次就算洗完了脸。因为没有毛巾或手帕之类的东西，一般是用衣服下摆擦一下。［2］
至于牧区老百姓，就更是不洗了。我原来也以为那是卫生习惯的问题，但是在牧区呆上几天，连我自己也不洗了。藏北连七月的盛夏晚上都要烤火，寒冷使人根本不想碰水。何况皮肤洗得越干净越不禁风吹，开裂越多，反而是不洗可以留下天然保护层。因此我明白，不洗并非是 不卫生，而 是必要的生存方法。
初到西藏的人亦常对藏人不洗碗大惊小怪，其实道理一样，寒冷使得用水洗碗既困难，也洗不掉碗上沾的油腻，只有擦才最干净。有时藏人还用干牛粪擦锅，那是因为牛粪有硷性，有助去油。其实西藏的牛粪不一定比内地的洗条剂有害成分更多，如果再进一步了解西藏人与牛粪的关系，就更懂得他们不会把牛粪当成物。
西藏高原的特有物种-----耄牛，在西藏人的生活中起着特殊作用。耄牛肉比黄牛、水牛的肉都好吃；耄牛奶极为浓缩，可以打酥油，烧奶 茶，做酸奶，在无法从事农耕的高原牧区，耄牛奶是维生素的主要来源；耄牛毛用来编织人住的帐房和个类索具；迁居时耄牛充当最主要的运输工具；牛皮制作口袋、鞍具、靴子、船…最奇特的就是牛粪，西藏大部分地区既不长树，也运不进煤炭石油，送不进电力，唯一的燃料就是牛粪，一年到头烧茶、煮肉、取暖全靠它。虽然理论上草原上有无穷无尽可以烧的草，但是高寒地区的草长不高且比较稀疏，即使人终日忙于打草，得到的燃料也不够烧一小会儿。从加工燃料的角度看，耄牛的嘴是最好用的割草机，不用加油，从早干到晚，割下的草用牙齿粉碎，通过肠胃“生产线”进行处理，使草压缩，结合紧密，更符合燃烧性质，再从“生产线”的出口排出-----成为牛粪。有了这种“机 器”，人获取燃料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了许多倍，人只需把牧场上一摊摊牛粪收集起来，晾晒干燥，储存起来就可以随时使用了。可以说没有牛粪，除了少数能够生长树木的河谷，西藏高原将在整体上没有人生存的可能。从这个角度出发，把牛粪视为文明得以建立的基石之一，不应算夸张。
为把藏人与耄牛（包括羊）构成的自足关系称为“牛生态”。这种“牛生态”决定了牧区------也是西藏最广大地区的生产方式。在无法进行农耕的高海拔地区生存，生产就只能围绕着牛羊---放牧、打毛、挤奶、捡粪。而西藏高原的“天”又为这种生产附加了一种限制，即为 了保证牛羊有足够的草吃，必须不断轮换草场-----游牧。西藏高原以外的许多牧区（如新疆和内蒙古）现在都实现了定居，那是因为低海 拔地区的牧草可以长得较高，同一草场的蓄草量供得上牲畜一年四季需要。现在高原却因为高寒气候，草的生长期长，蓄草量少，又不可刈割贮存，所有只有游牧方式才可保证畜牧需要。牧民们把草场分为“冬窝子”、“夏窝子”等不同季节的牧场，一年搬迁好几次，一生搬迁上百次。
生产方式决定了相应的生活方式。只要是在草原上不断搬迁，就不能住房子，不能睡席梦丝床、买家具，不能通电、通自来水、煤气，不能看电视、用电话，连通一封信都困难。
我在青海藏区的玛多县，看到县政府后面的草地上搭了一座“模范帐房”。帐房里有电灯、洗衣机、电视，靠一架风力发电机提供电力。藏族县长普日娃在就住在那里。一是因为那位牧民出身的县长喜欢睡在草地上，二是按着上级指示给牧民做一个示范，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改善自己生活。凡是进城办事的牧民全去县长的帐房参观，啧啧称奇，小心翼翼地抚摩每一样电器。
但是普日娃心里明白，他们虽然羡慕，却不会真地去购买使用。就拿那架风力发电机来讲，尽管是专门为牧区设计的，可以拆卸，便于搬运，但是大部分地区的游牧搬迁不能用汽车，草场之间也没有公路，物品只能靠耄牛来驮运。首先耄牛看见那些金属杆件和桨叶就害怕，不愿意驮在身上；其次耄牛群行走爱聚堆，经常要互相挤碰，金属件容易碰疼它们发出响声，使整个牛群受惊。那将是非常糟糕的局面。牛群四处奔逃，直到把驮在背上的东西甩掉才罢休。弄不好要花几天的工夫才能把跑散的牛找全。脚踏缝纫机当年刚到牧区出售的时候，也会引起过牧民尤其是妇女的极大兴趣，不少家庭买了。但是大部分在一两次搬家后摔得不能再用，缝纫机也就从此在牧区销声匿迹。靠耄牛驮运搬迁，最适合的是软性的天然物品。如打成捆的牛毛帐房，牛皮袋装的酥油和青稞，牛毛口袋装的牛粪等。那些物品都是靠“牛生态”自给自足的，市场提供的现代化物品多数不能适合这个基本要求，更谈不上适应高原生活的 其它条件， 因此只能与西藏 高原绝缘。
所以，尽管货币已经在西藏的所有角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尊崇，但是至少在牧区，使用货币的需求仍然只在很低的水平，更多地是作为财富象征。有些牧民家庭把大面值钞票排列着贴在箱子表面或佛龛之下，作为满足自己视觉或给客人观看的装饰，典型地反映了钱在那里与其实际功能的脱节。此外，作为供奉献给寺庙及活佛，大概是货币在西藏基层社会最主要的使用价值之一。
从不同的角度，对藏人生活状况的认识与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十四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写的书中，你会感受的到藏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中那种愉快、自如，甚至充满诗意。
聪明人不仅睡觉时脱下靴子，早上挤奶时也不穿靴子，尽管天气是零下三、四十度，他们有时甚至光着脚走一些路。他们干活时，无论挤爱或是往耄牛背上装货，不仅光着脚甚至袒露着肩膀从来不会冻伤。他们仍然在外面睡觉，我也愿意在外面睡觉。冬天的宿营地较稳定，因此，牧民用各种方法加固营地，一种是用牛粪围成墙防风，这样牛粪很快就吹干成为好烧的燃料，这也是贮存牛粪的好办法，我们常睡在这牛粪墙与帐篷之间，但是年纪较大的人冬天睡在帐篷里。除了牛粪之外，我们也常把鞍具堆积起来作为防风设备。那些狗常睡在我们身上，这也使我们得到温暖，羊也这样。我们有些人与羊睡在一块，用靴子做枕头。耄牛虽很温和，但不能一块睡，它们爱踢人。有时下雪，我们身上都湿了，但仍然愿意睡在外面。有一次，我从青海湖到拉萨（青海湖是离塔尔寺不远的一个大湖），正值隆冬，路上我走了一百一十一天。我带有一个帐篷，但每天晚上，我仍然睡在外面，就是下雪也如此。我们那支旅行队伍一共有大约一千人，一万或一万两千头耄牛、马、驴。这是冬天长途旅行唯一安全的方法。［3］
然而在汉人的眼里，藏人的生活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一位当年在西藏踏勘公路线路的汉人竟将自己无法接受的生活归结给了“封建农奴制”：
我们很佩服给我们赶牛马驮运行李公物的藏胞。他们睡前把耄牛背上的鞍垫拿来铺在草地上解开腰带，就这样用氆氇长袍裹着身子睡下了，长袍就是铺盖。到第二天早晨，大雪已经把他们覆盖起来。我们担心他们被冻坏，可是他们站起来抖抖学，又准备上路了。有一次途中休息时，一个驮运行李的藏胞肚子饿了，他拔出腰间的刀在牛颈上割了一道口子，用毡帽接了半帽子热乎乎的牛血，喝了下去。然后，他抓了一把稀牛粪把牛颈上的伤口糊住。我们看到这样的情景，感到十分愕然，同时对在封建农奴制度压迫下的穷苦藏胞寄予无限同情［4］。
在天和人的关系中，藏文明绝对把天摆在第一位，把天当成凌驾在上的主宰，绝对地崇拜和服从。在西藏高原的高天远地中，人太过渺小，自然（天）的力量太过巨大，二者不成比例到没有任何相提并论的可能，所以藏文明天人合一的“合”，天是不动的，全在于人着力去适应和顺从天，把自己“合”进天中。人的全部智慧和机谋用于顺应自然还怕不够，又怎能产生与天抗争-----更别说征服-----的雄心呢？这是藏人的基本生活态度。
中国的汉代大儒董仲舒曾对汉武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句话被毛泽东批判成“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的“形而上学”之谬论［1］。毛泽东若是能对西藏有一些了解，下这个结论之前也许就会再想想。不管董仲舒说的“天”和“道”有多少深意，我先从最简单的层次使用-----西藏的海拔及其相应的地理气候特点属于“天”的概念，而“道”可以理解为人的生活方式。
先以“衣食住行”中最外在的“衣”为例。为什么在全世界的服装都按西方样式和审美标准变得日益难于区分的时候，藏民族的传统服装仍然在其农牧区----尤其是牧区----保持主流地位呢？那不是在节日庆典为摄像机而穿，而是真正的日常服装。
藏服最基本的是藏袍，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穿。在藏东南较温暖的河谷地区，夏天是布袍，冬天换氆氇袍或皮袍，而在藏北广大牧区，一年四季只一件皮袍就够了。藏袍那种被人们通过电视或照片所熟知的样子，可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物或仅仅出于尊重传统，它的每一个特点都有与西藏的“天”相适应的专门功能，是工具性的。比如藏袍的袖子，外人只看到藏人跳舞时被很好看地甩来甩去，其实际的作用在于既保暖，同时又不影响手的灵敏。手套固然也能保暖，但以西藏高原的低温，必须厚到相当程度，以至不摘手套就无法抠动枪机、点烟、开酒壶盖，更别说捏糌粑等等。而手缩在袖筒里，做所有这些事都不耽误，又不会冻手。尤其是长时间骑马，手在袖筒里拉缰绳，既保暖，又能灵敏地控制坐骑。如果需要策马狂奔，则可以把一双胳膊推出袖子挥动马鞭。当需要两只胳膊都能活动自如时，可以把两只袖子都褪下来，塞到腰后，就可以很方便地干活。
穿藏袍的讲究之处在于扎腰带。不同情况有不同扎法。出门时往往扎得藏袍上半身宽松，便于穿脱袖子，又可以充当一个宽敞口袋，里面装吃糌粑与喝茶用的碗，以及杂七杂八的各种用品1。这种扎法同时把藏袍下半身提高，便于骑马走路。西藏高原的气候被称为“一天四季” ，夜间遍野冰霜，中午又可能烈日炎炎。穿低地服装，从早到晚要回来脱换，藏袍却可以变换不同的穿法适应各种天气。热的时候上半身脱掉，藏袍只被腰带固定在腰间，同时保护着胃和肾。牧区没有椅子，也几乎不用床，人不论在哪都坐在地上，睡在地上。皮制的藏袍最隔凉，又不怕潮湿。藏袍的宽度足够一半铺一半盖，展开的长度正好能从头盖到脚，所有藏袍是牧区最适合的被褥。虽然有些牧民家也开始有棉被，但多数人至今仍然还是常年用藏袍，白天穿，晚上盖。
过去的藏区交通阻塞，少有货易，棉制品不易得到，下层藏民百姓一般不穿内衣。当年马步芳统治青海时，曾在其治下的藏区强力推行让藏人穿裤子。他大概是从风化角度考虑，只要他认为羞耻，就当作人家“愚蛮未化”。其实从功能上考虑，藏袍穿脱麻烦，沉且厚，下摆难以提起，里面如果有裤子，大小便必然十分烦琐。直到今天也有不少人不穿裤子，解手时不论男女就地一蹲即可进行。藏袍将一切遮的严严实实，既挡风，又遮羞。在西藏高原的特殊环境，实在是更文明的一种方式。否则在一览无余的草原上，找到一个不让人看见脱裤子的地方谈何容易。 另外在冰天雪地 时，蹲在藏袍里显然更适于保存体温。
我不厌其烦地就藏袍说了这么多，目的就在以它为例说明功能产生于“天”，而不仅仅是产生于文化。仅仅产生于文化的传统，一般都抵御不住现代文明的冲击，只要封闭的环境打破，文化和传统都将随之变化；然而“天”----西藏高原的海拔高度----既然不可改变，因此产生于“天”的传统就必然会长期保留，因为它是在那“天”之中的生活所需要的。可以想象，在西藏高原的气候条件下，有什么服装比藏袍更适应人的生存及其特定的生活方式----骑马、游牧、难以定居、无法洗衣-----呢？如果没有的话，藏袍就是不可替代的。
在西藏，要经常从这个角度去想问题。如西藏牧区男人普遍留长发，其实用功能是在太阳照耀的雪原上行路时，把长发披在脸上能遮挡阳光。高原雪地的紫外线是最厉害的，全部反射到人的脸上。即使在零下三十度的低温，人脸也会被灼伤脱皮。我到过的一个边防军队为解决这个问题，曾想尽办法，最后派人从中国内地买了一批孙悟空、猪八戒一类的面具，让巡逻的士兵戴在脸上。那可不如藏民的长发来得自然、舒服和透气。长发还有防雪盲的功能。尤其在没有墨镜的过去，透过长发的缝隙在雪原上看路，既不当视线，又泸掉了大部分强光。
汉人常讥笑藏人一辈子不洗澡。那倒不假。即使生活相对比较讲究的寺庙僧人，洗漱也极其简单。曾在色拉寺习经十年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这样描写僧人洗脸：
先在嘴里含一口水，然后用嘴里吐出来的水洗手，再抓一把石灰当肥皂。第二口水吐在手心里，再往脸上一抹，这样洗上两三次就算洗完了脸。因为没有毛巾或手帕之类的东西，一般是用衣服下摆擦一下。［2］
至于牧区老百姓，就更是不洗了。我原来也以为那是卫生习惯的问题，但是在牧区呆上几天，连我自己也不洗了。藏北连七月的盛夏晚上都要烤火，寒冷使人根本不想碰水。何况皮肤洗得越干净越不禁风吹，开裂越多，反而是不洗可以留下天然保护层。因此我明白，不洗并非是 不卫生，而 是必要的生存方法。
初到西藏的人亦常对藏人不洗碗大惊小怪，其实道理一样，寒冷使得用水洗碗既困难，也洗不掉碗上沾的油腻，只有擦才最干净。有时藏人还用干牛粪擦锅，那是因为牛粪有硷性，有助去油。其实西藏的牛粪不一定比内地的洗条剂有害成分更多，如果再进一步了解西藏人与牛粪的关系，就更懂得他们不会把牛粪当成物。
西藏高原的特有物种-----耄牛，在西藏人的生活中起着特殊作用。耄牛肉比黄牛、水牛的肉都好吃；耄牛奶极为浓缩，可以打酥油，烧奶 茶，做酸奶，在无法从事农耕的高原牧区，耄牛奶是维生素的主要来源；耄牛毛用来编织人住的帐房和个类索具；迁居时耄牛充当最主要的运输工具；牛皮制作口袋、鞍具、靴子、船…最奇特的就是牛粪，西藏大部分地区既不长树，也运不进煤炭石油，送不进电力，唯一的燃料就是牛粪，一年到头烧茶、煮肉、取暖全靠它。虽然理论上草原上有无穷无尽可以烧的草，但是高寒地区的草长不高且比较稀疏，即使人终日忙于打草，得到的燃料也不够烧一小会儿。从加工燃料的角度看，耄牛的嘴是最好用的割草机，不用加油，从早干到晚，割下的草用牙齿粉碎，通过肠胃“生产线”进行处理，使草压缩，结合紧密，更符合燃烧性质，再从“生产线”的出口排出-----成为牛粪。有了这种“机 器”，人获取燃料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了许多倍，人只需把牧场上一摊摊牛粪收集起来，晾晒干燥，储存起来就可以随时使用了。可以说没有牛粪，除了少数能够生长树木的河谷，西藏高原将在整体上没有人生存的可能。从这个角度出发，把牛粪视为文明得以建立的基石之一，不应算夸张。
为把藏人与耄牛（包括羊）构成的自足关系称为“牛生态”。这种“牛生态”决定了牧区------也是西藏最广大地区的生产方式。在无法进行农耕的高海拔地区生存，生产就只能围绕着牛羊---放牧、打毛、挤奶、捡粪。而西藏高原的“天”又为这种生产附加了一种限制，即为 了保证牛羊有足够的草吃，必须不断轮换草场-----游牧。西藏高原以外的许多牧区（如新疆和内蒙古）现在都实现了定居，那是因为低海 拔地区的牧草可以长得较高，同一草场的蓄草量供得上牲畜一年四季需要。现在高原却因为高寒气候，草的生长期长，蓄草量少，又不可刈割贮存，所有只有游牧方式才可保证畜牧需要。牧民们把草场分为“冬窝子”、“夏窝子”等不同季节的牧场，一年搬迁好几次，一生搬迁上百次。
生产方式决定了相应的生活方式。只要是在草原上不断搬迁，就不能住房子，不能睡席梦丝床、买家具，不能通电、通自来水、煤气，不能看电视、用电话，连通一封信都困难。
我在青海藏区的玛多县，看到县政府后面的草地上搭了一座“模范帐房”。帐房里有电灯、洗衣机、电视，靠一架风力发电机提供电力。藏族县长普日娃在就住在那里。一是因为那位牧民出身的县长喜欢睡在草地上，二是按着上级指示给牧民做一个示范，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改善自己生活。凡是进城办事的牧民全去县长的帐房参观，啧啧称奇，小心翼翼地抚摩每一样电器。
但是普日娃心里明白，他们虽然羡慕，却不会真地去购买使用。就拿那架风力发电机来讲，尽管是专门为牧区设计的，可以拆卸，便于搬运，但是大部分地区的游牧搬迁不能用汽车，草场之间也没有公路，物品只能靠耄牛来驮运。首先耄牛看见那些金属杆件和桨叶就害怕，不愿意驮在身上；其次耄牛群行走爱聚堆，经常要互相挤碰，金属件容易碰疼它们发出响声，使整个牛群受惊。那将是非常糟糕的局面。牛群四处奔逃，直到把驮在背上的东西甩掉才罢休。弄不好要花几天的工夫才能把跑散的牛找全。脚踏缝纫机当年刚到牧区出售的时候，也会引起过牧民尤其是妇女的极大兴趣，不少家庭买了。但是大部分在一两次搬家后摔得不能再用，缝纫机也就从此在牧区销声匿迹。靠耄牛驮运搬迁，最适合的是软性的天然物品。如打成捆的牛毛帐房，牛皮袋装的酥油和青稞，牛毛口袋装的牛粪等。那些物品都是靠“牛生态”自给自足的，市场提供的现代化物品多数不能适合这个基本要求，更谈不上适应高原生活的 其它条件， 因此只能与西藏 高原绝缘。
所以，尽管货币已经在西藏的所有角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尊崇，但是至少在牧区，使用货币的需求仍然只在很低的水平，更多地是作为财富象征。有些牧民家庭把大面值钞票排列着贴在箱子表面或佛龛之下，作为满足自己视觉或给客人观看的装饰，典型地反映了钱在那里与其实际功能的脱节。此外，作为供奉献给寺庙及活佛，大概是货币在西藏基层社会最主要的使用价值之一。
从不同的角度，对藏人生活状况的认识与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十四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写的书中，你会感受的到藏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中那种愉快、自如，甚至充满诗意。
聪明人不仅睡觉时脱下靴子，早上挤奶时也不穿靴子，尽管天气是零下三、四十度，他们有时甚至光着脚走一些路。他们干活时，无论挤爱或是往耄牛背上装货，不仅光着脚甚至袒露着肩膀从来不会冻伤。他们仍然在外面睡觉，我也愿意在外面睡觉。冬天的宿营地较稳定，因此，牧民用各种方法加固营地，一种是用牛粪围成墙防风，这样牛粪很快就吹干成为好烧的燃料，这也是贮存牛粪的好办法，我们常睡在这牛粪墙与帐篷之间，但是年纪较大的人冬天睡在帐篷里。除了牛粪之外，我们也常把鞍具堆积起来作为防风设备。那些狗常睡在我们身上，这也使我们得到温暖，羊也这样。我们有些人与羊睡在一块，用靴子做枕头。耄牛虽很温和，但不能一块睡，它们爱踢人。有时下雪，我们身上都湿了，但仍然愿意睡在外面。有一次，我从青海湖到拉萨（青海湖是离塔尔寺不远的一个大湖），正值隆冬，路上我走了一百一十一天。我带有一个帐篷，但每天晚上，我仍然睡在外面，就是下雪也如此。我们那支旅行队伍一共有大约一千人，一万或一万两千头耄牛、马、驴。这是冬天长途旅行唯一安全的方法。［3］
然而在汉人的眼里，藏人的生活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一位当年在西藏踏勘公路线路的汉人竟将自己无法接受的生活归结给了“封建农奴制”：
我们很佩服给我们赶牛马驮运行李公物的藏胞。他们睡前把耄牛背上的鞍垫拿来铺在草地上解开腰带，就这样用氆氇长袍裹着身子睡下了，长袍就是铺盖。到第二天早晨，大雪已经把他们覆盖起来。我们担心他们被冻坏，可是他们站起来抖抖学，又准备上路了。有一次途中休息时，一个驮运行李的藏胞肚子饿了，他拔出腰间的刀在牛颈上割了一道口子，用毡帽接了半帽子热乎乎的牛血，喝了下去。然后，他抓了一把稀牛粪把牛颈上的伤口糊住。我们看到这样的情景，感到十分愕然，同时对在封建农奴制度压迫下的穷苦藏胞寄予无限同情［4］。
2、洗衣机打酥油的现代化
到目前为止，说的主要是西藏牧区，西藏农区相比之下有很大不同，不像牧区那样纯粹。从农区的服装普遍比牧区服装“汉化”（西化）程度高很多就能看出这种区别。西藏农区住房子，睡床，不少村庄通了电，已经开始有电视，也开始使用农机，有些家庭还买了拖拉机或汽车。年轻人打篮球，穿“耐克”鞋，看录像，唱卡拉OK，趋向现代化的迹象是可以清晰感受的。
不错，如果是纯粹的农业文明，道理上应该能够进入现代化。虽然行政部门把西藏的七十三个县分成三十五个农业县，十四个牧业县和二十四个半农半牧县［5］，人口统计中划归农业人口的人数也高于牧业人口，然而事实上西藏几乎不存在纯粹的农业区。即使在农业最发达的地区，牧业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这方面，海拔高度首先就是一个制约因素。一般海拔千米左右的高度就是农作物生长的极限（藏南的上限约在四千三百米，青海藏区的上限约在三千七百米），而西藏高原海拔四千米以下的面积只占其总面积的十三、九％［6］，而这十三·九％的面积中，又只有很小一部分---基本只限于几条河谷-----可以用作耕地2。这就决定了即使是在以农业为主的农区，在经营农业的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人力投入牧业，收入也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牧业。这一点可以从西藏自治区的牧业产值从来都是超过农业产值（一九九三年牧业产值超出农业产值二十三、一％［7］）上得到间接反映。另外一个证据是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肉产量要高于纯牧区的肉产量。一九九二年，前者占全西藏（自治区）肉产量的六十七·四八％［8］。因此，前面所讲的“高海拔-游牧生产方式-传统生活方式”那样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逻辑，在西藏农区也依然会起到相当程度的作用。
西藏的农业区和西藏以外的农业区还有一个很大不同，那就是西藏之天所决定的交通阻塞。凡是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西藏农村现代化趋势，大部分只在交通干线两侧。离开交通，无论现代化的冲动还是现代化的可能，都立刻大大下降。
也许有人会说，交通是可以改善的，这些年，西藏的交通不是改善了许多吗？确实如此，我们才看到了沿公路的西藏农村现代化迹象。然而相对于西藏高原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巨大面积，西藏的公路实在太少，它所能带动的“现代化带”因此也只能是很小的部分。
花费高昂代价所建设的西藏现有公路，在西藏“天”之威力面前是相当脆弱的。山洪、暴风雪、泥石流、塌方、大雪封山、险峻的地形和糟糕的路况，以及缺少公路服务体系（修理、加油、救援及食宿等），使在西藏的每一次行车出门都几乎相当于面临一次冒险。即使对拥有高性能越野车、给养供应车、无线台和长枪短枪的政府官员，下一次乡都得当成大事来筹划和准备，其它车只要不是非跑不可，那就一般不跑。在这样一种交通状况下，即使是在公路两侧也只能出现一些现代化表象，难以想象会全面实现现代化，更不要说远离公路的广大地区。
这种状况靠人力难以改变。前面已经说过面对西藏的“天”，人是多么渺小无力。以中国唯一未通汽车的西藏墨脱县为例，即便只是为了面子，中共当局也一直想消灭那个空白，并为此不惜成本。多少年过去了，一直干到一九九四年，始终大张旗鼓地宣传墨脱实现了通车，并为庆祝这个共产党的光辉功绩举行了盛大通车典礼。然而只有一辆车开了进去，造价昂贵的公路随之又被泥石流和塌方阻断。一九九六年我去西藏时，开进墨脱的那辆汽车还被困在里面没有出来，成为当地人的笑谈。
西藏的公路，除了青藏公路和拉萨到加德满都之间的“中尼友好公路”路况较好（后者进入喜马拉雅山脉以后也是危险重重）之外，即使是在地图上标志为干线的公路，许多部分也不过是草原上压出来的车辙而已，从来无人养护。至于县城以下的乡村牧场，路的条件就更差，主要交通仍然靠畜力和人的两脚。西藏的“天”使得修筑公路和保养公路的花费如此巨大，而经济回报又如此之少，以至在比较重实利的邓小平时代，西藏的公路建设几乎陷于停顿。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四年十五年间，西藏公路通车里程仅增加了二百九十一公里［9］，平均每年不到二十公里。以这样的进度，如何指望靠交通发展带动西藏农村的现代化呢？
其实，即使修通再多的道路，能否因此而实现西藏乡村现代化，依然是个疑问。如果你曾经在西藏那些脱离主干线的分支公路上行过车，你就会发现常常跑一天见不到几辆车。那么公路的利用率实在是低得不能再低。
交通的发展，主要驱动力应该是来自市场经济的需要。西藏乡村牧区至今保持着典型的自然经济状态，自给自足。“牛羊生态”的牧区自不必说，然而相比之下，西藏的农区甚至更不需要交换。牧区至少从农区换取粮食，农区却因为农牧业并举，粮食、肉类、奶制品、纺织原料等一应俱全，几乎什么都不需要从外面获得。中共以前，西藏农牧区之间还有一种传统交换-----每年藏北牧区和藏东南农业区进行一次民间的 “盐粮交换”，即牧区人把产于藏北的食盐用牛羊驮运到农区交换青稞。但是中共执政后，实行了由政府对农牧区分别供应盐粮，并且实行价格补贴，连那唯一的交换也因此变得没有必要了。
有学者这样分析西藏乡村无法产生商品经济的原因［10］；产生商品经济的第一条件是有相当份额的剩余产品，西藏由于地理、气候和资源的限制，决定了剩余产品是比较有限的（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送进了寺庙）；弟二条件是大规模生活分工产生广泛的交换需要，而西藏除了农牧分工，其余都属小范围内的自然分工，靠物物简单交换就可以满足；还有一个条件是需要有足够的人口密度。西藏自治区二百多万人口散布于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最低的日土县，平均二十、五平方公里的面积才有一个人［11］，人口稀疏到这种程度，已经足以低销人与人之间交换的企 图，更别说发达、频繁的商品贸易。
西藏的官员这样感慨，如果西藏问题仅仅是没有技术或者没有资金，那都不难解决，都可以从外面引进，而唯有市场是不可引进的，西藏问题恰恰就在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在今天这个以市场为核心的世界，如何有实现现代化的可能呢？
所以，尽管西藏公路沿线的农区开始显示了现代化迹象，城市附近的一些农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现代化程度，却不能说明西藏农区在整体上存在现代化的可能。甚至在藏北纯牧区的公路沿线，也能看到戴鸡冠帽的喇嘛团聚路边打台球的景象，那当然不是现代化。就像有些农牧民现在开始购买洗衣机，但不是为了洗衣服，而是他们发现洗衣机可以用来打酥油，比人工打酥油省力又省时3。这个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西藏农牧区出现的现代化迹象的注解。
我并不是说藏人自身没有现代化的愿望。即使是在最偏僻的草原上，那里的牧民谈起用机机械代替人剪羊毛、挤牛奶的话题也会表现出强烈的心向往之。如果能够住进有煤气、暖气，可以洗热水澡的房子，虽然他们现在还不能很清楚地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情况，但他们肯定也不会宁愿继续以牛粪为燃料也拒绝过那样的生活。在藏族社会学家格勒发现的案例中，已经有个别牧民卖掉全部牲畜，举家搬到藏东城市昌都开始过城市生活的现象。问题就在这里，他们的代价必须是放弃原来的生活。
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角度看，在西藏高原的高海拔上生活，只有遵循在千年“天人合一”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要想改变这一点，除非自然整体迁移出所有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地区-那是占总面积八十六·一％的西藏高原主体，集中到几条较低海拔的狭窄河谷中去从事纯农业 ，或是集中到与海拔高低无关的城市和企业，去从事商业、金融、矿业、能源工业和制造业。那倒是会使西藏社会有了现代化的可能，价值是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高原除了少量“点”和“线”，整体上成为无人区，除了探险队再无人光顾。西藏作为一个人文地理的概念，那时将不复存在，藏文明也就此走到了尽头。
不错，如果是纯粹的农业文明，道理上应该能够进入现代化。虽然行政部门把西藏的七十三个县分成三十五个农业县，十四个牧业县和二十四个半农半牧县［5］，人口统计中划归农业人口的人数也高于牧业人口，然而事实上西藏几乎不存在纯粹的农业区。即使在农业最发达的地区，牧业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这方面，海拔高度首先就是一个制约因素。一般海拔千米左右的高度就是农作物生长的极限（藏南的上限约在四千三百米，青海藏区的上限约在三千七百米），而西藏高原海拔四千米以下的面积只占其总面积的十三、九％［6］，而这十三·九％的面积中，又只有很小一部分---基本只限于几条河谷-----可以用作耕地2。这就决定了即使是在以农业为主的农区，在经营农业的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人力投入牧业，收入也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牧业。这一点可以从西藏自治区的牧业产值从来都是超过农业产值（一九九三年牧业产值超出农业产值二十三、一％［7］）上得到间接反映。另外一个证据是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肉产量要高于纯牧区的肉产量。一九九二年，前者占全西藏（自治区）肉产量的六十七·四八％［8］。因此，前面所讲的“高海拔-游牧生产方式-传统生活方式”那样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逻辑，在西藏农区也依然会起到相当程度的作用。
西藏的农业区和西藏以外的农业区还有一个很大不同，那就是西藏之天所决定的交通阻塞。凡是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西藏农村现代化趋势，大部分只在交通干线两侧。离开交通，无论现代化的冲动还是现代化的可能，都立刻大大下降。
也许有人会说，交通是可以改善的，这些年，西藏的交通不是改善了许多吗？确实如此，我们才看到了沿公路的西藏农村现代化迹象。然而相对于西藏高原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巨大面积，西藏的公路实在太少，它所能带动的“现代化带”因此也只能是很小的部分。
花费高昂代价所建设的西藏现有公路，在西藏“天”之威力面前是相当脆弱的。山洪、暴风雪、泥石流、塌方、大雪封山、险峻的地形和糟糕的路况，以及缺少公路服务体系（修理、加油、救援及食宿等），使在西藏的每一次行车出门都几乎相当于面临一次冒险。即使对拥有高性能越野车、给养供应车、无线台和长枪短枪的政府官员，下一次乡都得当成大事来筹划和准备，其它车只要不是非跑不可，那就一般不跑。在这样一种交通状况下，即使是在公路两侧也只能出现一些现代化表象，难以想象会全面实现现代化，更不要说远离公路的广大地区。
这种状况靠人力难以改变。前面已经说过面对西藏的“天”，人是多么渺小无力。以中国唯一未通汽车的西藏墨脱县为例，即便只是为了面子，中共当局也一直想消灭那个空白，并为此不惜成本。多少年过去了，一直干到一九九四年，始终大张旗鼓地宣传墨脱实现了通车，并为庆祝这个共产党的光辉功绩举行了盛大通车典礼。然而只有一辆车开了进去，造价昂贵的公路随之又被泥石流和塌方阻断。一九九六年我去西藏时，开进墨脱的那辆汽车还被困在里面没有出来，成为当地人的笑谈。
西藏的公路，除了青藏公路和拉萨到加德满都之间的“中尼友好公路”路况较好（后者进入喜马拉雅山脉以后也是危险重重）之外，即使是在地图上标志为干线的公路，许多部分也不过是草原上压出来的车辙而已，从来无人养护。至于县城以下的乡村牧场，路的条件就更差，主要交通仍然靠畜力和人的两脚。西藏的“天”使得修筑公路和保养公路的花费如此巨大，而经济回报又如此之少，以至在比较重实利的邓小平时代，西藏的公路建设几乎陷于停顿。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四年十五年间，西藏公路通车里程仅增加了二百九十一公里［9］，平均每年不到二十公里。以这样的进度，如何指望靠交通发展带动西藏农村的现代化呢？
其实，即使修通再多的道路，能否因此而实现西藏乡村现代化，依然是个疑问。如果你曾经在西藏那些脱离主干线的分支公路上行过车，你就会发现常常跑一天见不到几辆车。那么公路的利用率实在是低得不能再低。
交通的发展，主要驱动力应该是来自市场经济的需要。西藏乡村牧区至今保持着典型的自然经济状态，自给自足。“牛羊生态”的牧区自不必说，然而相比之下，西藏的农区甚至更不需要交换。牧区至少从农区换取粮食，农区却因为农牧业并举，粮食、肉类、奶制品、纺织原料等一应俱全，几乎什么都不需要从外面获得。中共以前，西藏农牧区之间还有一种传统交换-----每年藏北牧区和藏东南农业区进行一次民间的 “盐粮交换”，即牧区人把产于藏北的食盐用牛羊驮运到农区交换青稞。但是中共执政后，实行了由政府对农牧区分别供应盐粮，并且实行价格补贴，连那唯一的交换也因此变得没有必要了。
有学者这样分析西藏乡村无法产生商品经济的原因［10］；产生商品经济的第一条件是有相当份额的剩余产品，西藏由于地理、气候和资源的限制，决定了剩余产品是比较有限的（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送进了寺庙）；弟二条件是大规模生活分工产生广泛的交换需要，而西藏除了农牧分工，其余都属小范围内的自然分工，靠物物简单交换就可以满足；还有一个条件是需要有足够的人口密度。西藏自治区二百多万人口散布于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最低的日土县，平均二十、五平方公里的面积才有一个人［11］，人口稀疏到这种程度，已经足以低销人与人之间交换的企 图，更别说发达、频繁的商品贸易。
西藏的官员这样感慨，如果西藏问题仅仅是没有技术或者没有资金，那都不难解决，都可以从外面引进，而唯有市场是不可引进的，西藏问题恰恰就在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在今天这个以市场为核心的世界，如何有实现现代化的可能呢？
所以，尽管西藏公路沿线的农区开始显示了现代化迹象，城市附近的一些农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现代化程度，却不能说明西藏农区在整体上存在现代化的可能。甚至在藏北纯牧区的公路沿线，也能看到戴鸡冠帽的喇嘛团聚路边打台球的景象，那当然不是现代化。就像有些农牧民现在开始购买洗衣机，但不是为了洗衣服，而是他们发现洗衣机可以用来打酥油，比人工打酥油省力又省时3。这个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西藏农牧区出现的现代化迹象的注解。
我并不是说藏人自身没有现代化的愿望。即使是在最偏僻的草原上，那里的牧民谈起用机机械代替人剪羊毛、挤牛奶的话题也会表现出强烈的心向往之。如果能够住进有煤气、暖气，可以洗热水澡的房子，虽然他们现在还不能很清楚地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情况，但他们肯定也不会宁愿继续以牛粪为燃料也拒绝过那样的生活。在藏族社会学家格勒发现的案例中，已经有个别牧民卖掉全部牲畜，举家搬到藏东城市昌都开始过城市生活的现象。问题就在这里，他们的代价必须是放弃原来的生活。
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角度看，在西藏高原的高海拔上生活，只有遵循在千年“天人合一”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要想改变这一点，除非自然整体迁移出所有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地区-那是占总面积八十六·一％的西藏高原主体，集中到几条较低海拔的狭窄河谷中去从事纯农业 ，或是集中到与海拔高低无关的城市和企业，去从事商业、金融、矿业、能源工业和制造业。那倒是会使西藏社会有了现代化的可能，价值是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高原除了少量“点”和“线”，整体上成为无人区，除了探险队再无人光顾。西藏作为一个人文地理的概念，那时将不复存在，藏文明也就此走到了尽头。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2014年7月30日星期三
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45）
3、拒绝达赖的藏人
不过历史再怎么变化，西藏也不会退回到跟过去一模一样的状态。中共进入西藏已将近半个世纪，给西藏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渗透了各个方面，甚至连神灵鬼怪都受了影响──这可以从马丽华拍摄“降神”仪式时“灵媒”的一段对话看出：
当有人小声招呼说，开始了！我们连忙打开电瓶灯，打开摄像机，冲进她家侧房......她已不是尼玛曲珍，是伦布附体了──巫： 冷笑 哈哈哈哈......想干什么！得到好处不知感恩。得不到时又要抱怨，怎能如此随心所欲！
尼玛曲珍之父 神谕解释者 垂首低声：我已禀报过，今天他们来拍电视，为向国外进行文化交流，没有恶意。他们保证过今后不会对我家造成危害的。对不起，请原谅。
......
巫：拍电视的领导是藏族吗？
德珍走上前去致歉并解释
巫： 明显地高兴，格外和蔼 没关系，没有严重妨碍的话，没关系！我们是护法神，去向不明，只要不给家里带来害处，就没关系。你们这是为政府工作嘛！我们跟汉人一起工作，要搞好团结......［6］
达赖喇嘛对西藏的“降神”与“神谕”之真实性进行过不少论证，他自己在重大事件中也总是聆听“神谕”［7］。那么连“神谕”当中都已混杂进了中共的逻辑和概念，西藏变化之深可见一斑。当然，这种例子并非是严肃的论证，可以只视为一种比喻。不可逆转的方面主要应该在利益结构中去寻找。尽管翻身农奴可以重新给过去的领主让路敬礼，但是要让他们把已经属于自己名下的土地还给领主，重做农奴，无论是以谁的名义──达赖喇嘛、佛、哪怕是来世──他们都是不会同意的。中共在西藏实行的社会改造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那其中不仅包括藏人的新权贵，也包括为数众多的底层人民，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他们也同样不希望那些海外的藏人成为未来西藏的主人。
一个名叫次仁卓玛的女人给我讲完她在旧西藏受的苦，然后回答我问她的是否希望西藏独立：“旧社会的西藏不就是独立的吗？如果西藏再独立，我们不是就要第二次痛苦吗！”
我在路上见到的吾金次仁认为，现在希望达赖喇嘛回西藏的大多都是对历史毫无了解的年轻人，凡是有过旧西藏生活经历的农牧民，“没有一个愿意”。
对我讲过文革期间砸寺庙的尼玛次仁，在他后来的生活中遭遇一系列不幸──先是摔成脑震荡，后来老婆离婚，再后来又因为家庭纠纷被女婿捅刀，差点丧命，身体也一直也没有好起来。当年跟他一块砸寺庙的积极分子，有的得病，有的早死，人们都说那是他们领头砸寺庙的报应。尼玛次仁说到这时，一反他平时说话的有气无力，眼睛闪光，表情悲壮──
“我就不信那些！”他激昂地说。“旧社会有那么多寺庙，我们藏民对寺庙那么恭敬，难道我们过上了好生活吗？那时的老百姓死了多少！又死得有多早！发生个感冒都能让一村一村的人死光。我们村上边的古鲁贡巴村现在连废墟都快看不见了，就是解放前发生流感死光的。那时人们拜神求神，为什么照样死？神那时候在哪里呢？”
他的身后，一张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挥手的绣像挂在墙上。那是一张六七十年代的像，在他的墙上已经挂了几十年。
说到藏人对毛泽东的崇敬，一九八九年指挥过拉萨戒严的一位解放军将军讲过他颇为自得的一件事。一天拉萨的示威队伍向自治区政府进发，他的部队驻扎在郊区，一时难以赶到，政府机关面临受冲击的危险。当他知道游行队伍喊的口号中有“打倒毛主席”时，虽然明知那“毛主席”指的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一个姓毛的副主席，但是他当即用对讲机指挥那些化装成普通市民的藏族警察与喊口号者进行辩论，强词夺理地指责喊口号者是要打倒毛泽东。他利用藏人对毛泽东的崇敬而混淆视听，以辩论阻滞游行队伍前进的速度，使他有时间把军队调上去保护政府机关。以毛泽东为由头，还可以保护便衣警察，否则不管用什么理由阻滞游行队伍，都可能受到示威者的攻击。
我举这些实例，其中没有价值判断。我只是想指出一种客观事实，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表面之下，已然存在着一种不可弥补的深刻分裂。藏人不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已经有不同的甚至彼此对立的藏人。他们是不能以“西藏人民”或“西藏民族”几个字就可以囊括和说明的。
对达赖及其追随者重新统治西藏。除了底层的“翻身农奴”有疑虑，最不愿意的应该属今天正在西藏掌握权力的藏人新贵集团。他们中间，对毛泽东仍然保持愚忠的已经很少，死心塌地忠于北京当局的更是不多，但相比之下，他们最担心达赖返回。他们毕竟多数是当年的下层阶级，如果达赖喇嘛回来，大批过去的贵人和在西方受教育的流亡者后代也会随之而来，无论从阶级关系还是从政治派系上，他们的地位都不会不受威胁，除了既得利益的丧失，他们还会担心由于“历史污点”而受到清算。所以在必须做最终选择时，出于自身利益，他们很可能宁愿在北京与达赖之间选择“亲汉”。
这个集团有多大？可以看这样几个数字：一九九三年，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中共党员总数为七万四千三百四十七人 基本为藏族 ；少数民族干部总数为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二人(九十八%为藏族 ；县级以上的藏族干部为二千四百三十九人［8］。虽然这些人当中的中共党员大部分只是有名无实，干部中有相当比例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能被算进新贵集团，但哪怕只一、二万人铁了心地拒绝达赖喇嘛，凭他们在西藏广泛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还有大批担心旧西藏复辟的“翻身农奴”充当他们的群众基层，形成的力量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小看的。
其实，达赖喇嘛不但不会在西藏复辟旧制度，还将在西藏实行远比现在的共产极权制度更有利于人民的民主制度。然而对于西藏普通百姓，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一个以宗教为本的社会，其内在精神如何与民主的理念相协调，也的确存在逻辑上的障碍，不容易让直线思维的普通百姓想得通。与百姓亲身利益关系最为紧密的是社会经济制度，但是恰恰在这方面，达赖喇嘛的主张是什么，是否能保障底层人民的利益，多数西藏百姓对此十分模糊，甚至毫不了解，他们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旧西藏模式，并认为那既是达赖喇嘛带走的，当然也将是他带回的。他当初之所以和共产党开战而且逃走，不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改变那些制度吗？
达赖方面如何解决中共制度下形成的利益格局，中国海外民运杂志《北京之春》的记者亚衣就这个问题与《西藏通讯》的主编达瓦才仁有过对话：
亚：如果从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算起，近四十年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藏族同胞在共产党官僚体制内担任了各种级别的职务，这些人由于既得利益的限制，是否会采取与西藏流亡政府不同的政治态度·
达：现在在西藏担任各级干部的藏人，尤其是其中的高学历者支持西藏独立。因为西藏如果独立，并不意味着他们权力的消失。他们相信，到那个时侯，不过是在另一个旗帜下面再宣誓一遍而已。而且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也历来强调，未来的西藏管理应该是现在的官员来管理，流亡政府的官员不会回去与现有的官员争权，流亡政府也没有什么官员，全部公务员总共才四百名，将来回西藏也形成不了自己的势力。所以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一再强调，不管愿意不愿意，未来西藏只能是现在的干部主导。对于流亡政府的这个政策，里面的干部也明白。
亚：这是您的一种经验判断，还是有统计根据的说法·达：是经验判断，同时也有现实的调查。我在国内有许多朋友，有担任乡长、村长还有其它什么长的各部门官员，他们对此并不抱有怀疑。［9］
对达瓦才仁说的西藏官员“不抱有怀疑”，我倒是怀疑的。我在阿里狮泉河镇的甜茶馆碰到几个二十出头的藏人，他们是刚从学校分配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对我问达赖回来后他们会怎么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是得让位给“寺庙的人”。何况那些在共产党政治文化中耳濡目染多少年的藏人官员，他们对这类“统战”手段早已了如指掌，对说一套做一套的背信弃义更是屡见不鲜，他们不会轻信任何许诺。何况他们又怎么能相信？共产党的天下还没垮，当年的“积极分子”就已处处遭人侧目，将来即使达赖喇嘛不主张清算，别人又是否听呢？何况还有那么多藏人官员本身就是共产党的党务官员，难道西藏没有共产党了，达赖政府还会给他们专门安排别的职务吗？
我有一个在拉萨公安部门工作的朋友，他的一位藏族同僚曾经对他说：“即使你们汉人全撤了，我们也不会让那些国外的人回来。我们会和他们血战到底！”他说的“国外的人”就是流亡藏人。
我相信他十分清楚，即使他想“洗刷”自己，也是洗不干净的了。
西方和达赖方面谈到中共镇压拉萨示威时，总是笼统地说中国警察或武警如何向西藏示威者开枪，让不明白情况的人听了，就以为那是汉人对藏人的屠杀。其实中共在西藏的警察和武警中，藏人占有相当比例，在镇压过程中藏族警察开枪的勇气和决心比他们的汉族同事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没有民族包袱。武警某支队的藏族参谋长表示对他不存在民族镇压的问题，所以每次开枪命令都是由他下，而且他还亲自带头开枪。藏族便衣警察把手枪放在衣袋里对示威者开枪，是那时在拉萨广为人知的常见之事。我的公安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几个藏族警察在八廓街值班，围坐一起打牌，一伙喇嘛突然打起雪山狮子旗喊口号游行。一个藏族警察一手拿牌，抬起眼睛，想都没想，另一手掏枪就开，当场打死一个喇嘛。这违反了只有制止无效并受到暴力攻击时才允许开枪的原则，当局要给予处分，那个藏族警察还表示委屈，辩解他是为了“平暴”。
藏人再也不会回到以往那种一体的状态，他们分裂为不可弥合的不同集团。但是，藏人的分裂主要还不在于以人群划分的分裂，更多并且更难解决的是在他们每人自身内部的分裂──他们既信奉达赖，又尊敬毛泽东；他们膜拜传统的神明，却不想要传统的社会；他们重新像过去那样畏惧来世，却已经无法不贪恋今生；他们需要从控制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共政权获得世俗好处，又必须从主宰他们精神世界的达赖那里获得人生指点，两边相反，他们却对两边都不敢反抗；他们无所适从，脑所想的和心所愿的可能相反，所作所为可能正是毁坏自己；他们因为“叛教”的罪疚不敢面对过去，展望未来又必须回首当年；他们往往被撕扯得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和到底要什么......这种精神分裂才是藏人最大的悲剧。
当有人小声招呼说，开始了！我们连忙打开电瓶灯，打开摄像机，冲进她家侧房......她已不是尼玛曲珍，是伦布附体了──巫： 冷笑 哈哈哈哈......想干什么！得到好处不知感恩。得不到时又要抱怨，怎能如此随心所欲！
尼玛曲珍之父 神谕解释者 垂首低声：我已禀报过，今天他们来拍电视，为向国外进行文化交流，没有恶意。他们保证过今后不会对我家造成危害的。对不起，请原谅。
......
巫：拍电视的领导是藏族吗？
德珍走上前去致歉并解释
巫： 明显地高兴，格外和蔼 没关系，没有严重妨碍的话，没关系！我们是护法神，去向不明，只要不给家里带来害处，就没关系。你们这是为政府工作嘛！我们跟汉人一起工作，要搞好团结......［6］
达赖喇嘛对西藏的“降神”与“神谕”之真实性进行过不少论证，他自己在重大事件中也总是聆听“神谕”［7］。那么连“神谕”当中都已混杂进了中共的逻辑和概念，西藏变化之深可见一斑。当然，这种例子并非是严肃的论证，可以只视为一种比喻。不可逆转的方面主要应该在利益结构中去寻找。尽管翻身农奴可以重新给过去的领主让路敬礼，但是要让他们把已经属于自己名下的土地还给领主，重做农奴，无论是以谁的名义──达赖喇嘛、佛、哪怕是来世──他们都是不会同意的。中共在西藏实行的社会改造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那其中不仅包括藏人的新权贵，也包括为数众多的底层人民，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他们也同样不希望那些海外的藏人成为未来西藏的主人。
一个名叫次仁卓玛的女人给我讲完她在旧西藏受的苦，然后回答我问她的是否希望西藏独立：“旧社会的西藏不就是独立的吗？如果西藏再独立，我们不是就要第二次痛苦吗！”
我在路上见到的吾金次仁认为，现在希望达赖喇嘛回西藏的大多都是对历史毫无了解的年轻人，凡是有过旧西藏生活经历的农牧民，“没有一个愿意”。
对我讲过文革期间砸寺庙的尼玛次仁，在他后来的生活中遭遇一系列不幸──先是摔成脑震荡，后来老婆离婚，再后来又因为家庭纠纷被女婿捅刀，差点丧命，身体也一直也没有好起来。当年跟他一块砸寺庙的积极分子，有的得病，有的早死，人们都说那是他们领头砸寺庙的报应。尼玛次仁说到这时，一反他平时说话的有气无力，眼睛闪光，表情悲壮──
“我就不信那些！”他激昂地说。“旧社会有那么多寺庙，我们藏民对寺庙那么恭敬，难道我们过上了好生活吗？那时的老百姓死了多少！又死得有多早！发生个感冒都能让一村一村的人死光。我们村上边的古鲁贡巴村现在连废墟都快看不见了，就是解放前发生流感死光的。那时人们拜神求神，为什么照样死？神那时候在哪里呢？”
他的身后，一张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挥手的绣像挂在墙上。那是一张六七十年代的像，在他的墙上已经挂了几十年。
说到藏人对毛泽东的崇敬，一九八九年指挥过拉萨戒严的一位解放军将军讲过他颇为自得的一件事。一天拉萨的示威队伍向自治区政府进发，他的部队驻扎在郊区，一时难以赶到，政府机关面临受冲击的危险。当他知道游行队伍喊的口号中有“打倒毛主席”时，虽然明知那“毛主席”指的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一个姓毛的副主席，但是他当即用对讲机指挥那些化装成普通市民的藏族警察与喊口号者进行辩论，强词夺理地指责喊口号者是要打倒毛泽东。他利用藏人对毛泽东的崇敬而混淆视听，以辩论阻滞游行队伍前进的速度，使他有时间把军队调上去保护政府机关。以毛泽东为由头，还可以保护便衣警察，否则不管用什么理由阻滞游行队伍，都可能受到示威者的攻击。
我举这些实例，其中没有价值判断。我只是想指出一种客观事实，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表面之下，已然存在着一种不可弥补的深刻分裂。藏人不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已经有不同的甚至彼此对立的藏人。他们是不能以“西藏人民”或“西藏民族”几个字就可以囊括和说明的。
对达赖及其追随者重新统治西藏。除了底层的“翻身农奴”有疑虑，最不愿意的应该属今天正在西藏掌握权力的藏人新贵集团。他们中间，对毛泽东仍然保持愚忠的已经很少，死心塌地忠于北京当局的更是不多，但相比之下，他们最担心达赖返回。他们毕竟多数是当年的下层阶级，如果达赖喇嘛回来，大批过去的贵人和在西方受教育的流亡者后代也会随之而来，无论从阶级关系还是从政治派系上，他们的地位都不会不受威胁，除了既得利益的丧失，他们还会担心由于“历史污点”而受到清算。所以在必须做最终选择时，出于自身利益，他们很可能宁愿在北京与达赖之间选择“亲汉”。
这个集团有多大？可以看这样几个数字：一九九三年，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中共党员总数为七万四千三百四十七人 基本为藏族 ；少数民族干部总数为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二人(九十八%为藏族 ；县级以上的藏族干部为二千四百三十九人［8］。虽然这些人当中的中共党员大部分只是有名无实，干部中有相当比例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能被算进新贵集团，但哪怕只一、二万人铁了心地拒绝达赖喇嘛，凭他们在西藏广泛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还有大批担心旧西藏复辟的“翻身农奴”充当他们的群众基层，形成的力量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小看的。
其实，达赖喇嘛不但不会在西藏复辟旧制度，还将在西藏实行远比现在的共产极权制度更有利于人民的民主制度。然而对于西藏普通百姓，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一个以宗教为本的社会，其内在精神如何与民主的理念相协调，也的确存在逻辑上的障碍，不容易让直线思维的普通百姓想得通。与百姓亲身利益关系最为紧密的是社会经济制度，但是恰恰在这方面，达赖喇嘛的主张是什么，是否能保障底层人民的利益，多数西藏百姓对此十分模糊，甚至毫不了解，他们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旧西藏模式，并认为那既是达赖喇嘛带走的，当然也将是他带回的。他当初之所以和共产党开战而且逃走，不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改变那些制度吗？
达赖方面如何解决中共制度下形成的利益格局，中国海外民运杂志《北京之春》的记者亚衣就这个问题与《西藏通讯》的主编达瓦才仁有过对话：
亚：如果从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算起，近四十年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藏族同胞在共产党官僚体制内担任了各种级别的职务，这些人由于既得利益的限制，是否会采取与西藏流亡政府不同的政治态度·
达：现在在西藏担任各级干部的藏人，尤其是其中的高学历者支持西藏独立。因为西藏如果独立，并不意味着他们权力的消失。他们相信，到那个时侯，不过是在另一个旗帜下面再宣誓一遍而已。而且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也历来强调，未来的西藏管理应该是现在的官员来管理，流亡政府的官员不会回去与现有的官员争权，流亡政府也没有什么官员，全部公务员总共才四百名，将来回西藏也形成不了自己的势力。所以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一再强调，不管愿意不愿意，未来西藏只能是现在的干部主导。对于流亡政府的这个政策，里面的干部也明白。
亚：这是您的一种经验判断，还是有统计根据的说法·达：是经验判断，同时也有现实的调查。我在国内有许多朋友，有担任乡长、村长还有其它什么长的各部门官员，他们对此并不抱有怀疑。［9］
对达瓦才仁说的西藏官员“不抱有怀疑”，我倒是怀疑的。我在阿里狮泉河镇的甜茶馆碰到几个二十出头的藏人，他们是刚从学校分配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对我问达赖回来后他们会怎么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是得让位给“寺庙的人”。何况那些在共产党政治文化中耳濡目染多少年的藏人官员，他们对这类“统战”手段早已了如指掌，对说一套做一套的背信弃义更是屡见不鲜，他们不会轻信任何许诺。何况他们又怎么能相信？共产党的天下还没垮，当年的“积极分子”就已处处遭人侧目，将来即使达赖喇嘛不主张清算，别人又是否听呢？何况还有那么多藏人官员本身就是共产党的党务官员，难道西藏没有共产党了，达赖政府还会给他们专门安排别的职务吗？
我有一个在拉萨公安部门工作的朋友，他的一位藏族同僚曾经对他说：“即使你们汉人全撤了，我们也不会让那些国外的人回来。我们会和他们血战到底！”他说的“国外的人”就是流亡藏人。
我相信他十分清楚，即使他想“洗刷”自己，也是洗不干净的了。
西方和达赖方面谈到中共镇压拉萨示威时，总是笼统地说中国警察或武警如何向西藏示威者开枪，让不明白情况的人听了，就以为那是汉人对藏人的屠杀。其实中共在西藏的警察和武警中，藏人占有相当比例，在镇压过程中藏族警察开枪的勇气和决心比他们的汉族同事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没有民族包袱。武警某支队的藏族参谋长表示对他不存在民族镇压的问题，所以每次开枪命令都是由他下，而且他还亲自带头开枪。藏族便衣警察把手枪放在衣袋里对示威者开枪，是那时在拉萨广为人知的常见之事。我的公安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几个藏族警察在八廓街值班，围坐一起打牌，一伙喇嘛突然打起雪山狮子旗喊口号游行。一个藏族警察一手拿牌，抬起眼睛，想都没想，另一手掏枪就开，当场打死一个喇嘛。这违反了只有制止无效并受到暴力攻击时才允许开枪的原则，当局要给予处分，那个藏族警察还表示委屈，辩解他是为了“平暴”。
藏人再也不会回到以往那种一体的状态，他们分裂为不可弥合的不同集团。但是，藏人的分裂主要还不在于以人群划分的分裂，更多并且更难解决的是在他们每人自身内部的分裂──他们既信奉达赖，又尊敬毛泽东；他们膜拜传统的神明，却不想要传统的社会；他们重新像过去那样畏惧来世，却已经无法不贪恋今生；他们需要从控制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共政权获得世俗好处，又必须从主宰他们精神世界的达赖那里获得人生指点，两边相反，他们却对两边都不敢反抗；他们无所适从，脑所想的和心所愿的可能相反，所作所为可能正是毁坏自己；他们因为“叛教”的罪疚不敢面对过去，展望未来又必须回首当年；他们往往被撕扯得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和到底要什么......这种精神分裂才是藏人最大的悲剧。
4、无人进藏（下）
以往中共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靠得是“精神原子弹”，那既有效、成本又低廉。而随中共宗教破产，“精神原子弹”消失，个人利益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主体，自我成为人生核心，那种被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老西藏精神”也就再没有存身之地。
这时，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无人进藏”，重新成为中国治藏所面对的问题。
暂且先不说今天是否有人进藏，就是那些已经在过去进了藏并且工作多年的汉人，现在也几乎人人思走。“哀莫大于心死”，一位八十年代的进藏大学生在离开西藏时，回忆了身边两件事，从文章的题目──“枯海沧桑向谁诉”，就已能感受到其中的哀怨。
那年初冬，我认识了本单位一个工人刘建国，他二十多岁，清秀的相貌看上去老实本分，家人都在内地。我常去找他同屋的张雷聊天，刘建国很少插话，大多是听，有时给我倒杯水，土屋虽破，却被小伙子的朝气所辉映，是我唯一串的门户。那天下午，沉闷的爆炸声从刘建国住的小屋里传来，人们跑去一看，屋顶被炸飞，四壁被他的血肉涂得斑斑点点，屋梁挂着肚肠，头颅飞落于隔壁屋顶，只有他的两条完整的腿，在废墟中仿佛依然抽搐着。
张雷惊呆在水池边，几分钟前，刘建国镇静地对他说：“张雷，没水了，你去提一桶。”张雷提着水桶刚到水池边，就听到沉闷的轰响，刘建国怕伤及无辜，是用胸膛捂住炸药引爆的。远在内地的亲人没有来──幸亏没来，旁人尚且不忍，千里迢迢的家人赶来看到如此惨景将何以堪──一个三合板木匣盛起他残存的肢骸，被拉出大门，不知去向。
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向职工说明：刘建国死了，为什么会死？那年冬天单位分配牛羊肉的时候，大家买去的大多是整羊，很少有人去摸牛腿。人们说：那太像刘建国留下的......
另一个冬天，就在我住的单身宿舍楼楼下，兰州大学毕业的援藏大学生郭宾被锁在小屋，恶骂了两天一夜，精神失常，被一条麻绳捆送回内地。
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向职工说明：郭宾疯了，为什么会疯？......［10］
对那一死一疯两个人，没有人出来说明情况，也许正是因为找不到可以解释的原因。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原因的，必须是直接有关的什么事情──失恋、犯错误等等。放在今天，人们大都明白了那更可能是心理问题，跟事没关。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心理问题，都是与西藏有关的。就象西藏人在西藏高原的高天远地中生活必定需要宗教一样，汉人在西藏坚持下去，也离不开精神的支持──那精神必须能够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到这完全不同的世界来生存，给他们在艰苦和孤寂中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还有人生意义的满足。一旦没有了那种可以做为生活意义与价值支点的精神，进藏汉人的心理就会变得相当脆弱，发生心理问题的可能也就会大大增高。
在驻守西藏边防的中共军队中，军官得精神病的比例相当高。这中间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今日西藏驻军的各方面条件，比毛泽东时代已有极大改善，无论生活条件、工资待遇，还是文化生活 基本都能看到电视 、休假时间都有大幅提高。一位驻藏老军人告诉我，六十年代他在边防连队当兵，住的是半地下的窝棚，没有电，更别说电视，每天晚上只能在油灯下学“毛选”。唯一的娱乐是半年来一次电影放映队。他最长一次连续看了十四个小时电影，每部片子至少看两遍。然而在那比现在艰苦和枯燥得多的年代，却很少有人得精神病。为什么？原因就在那时的人有信仰支持。尽管那种信仰带有相当多的荒谬成分，但是并不妨碍它对精神的平衡功能。在这方面，它和西藏宗教的价值是一样的。
如果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失去信仰支持的进藏汉人也不会苦闷和失衡到这种程度。但是问题谈到这，就变成了人种方面的原因。低地人对高原环境的天然不适，使进藏汉人普遍认为孩子不能生养在西藏。不管在西藏出生和长大的汉人孩子是否真会受到肌体损害，此种观念的流行的确导致了大部分进藏汉人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中国内地，自己一个人进藏工作。
前面提到过的孙小梅后来自愿要求进藏工作。在进藏路上与她同房间的一个女人有一段难忘经历。那女人曾经实在忍受不了分居生活，毅然带着尚在襁褓的孩子到西藏找丈夫。原以为无论多苦也要生活在一起，没想到孩子的高山反应特别强烈，在西藏没呆几天她就只好带着孩子往回返。赶到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孩子已经一口气不如一口气，最后完全没有了气息。周围的人都同情她，有人劝她赶快把孩子埋掉。她那时精神陷入恍惚，抱着孩子就是不松手。登机时也没人敢拦她，她抱着孩子上了飞机。没想到飞机关门以后，空气环境立刻调节到低地状态，氧气增加，气压增高，孩子又开始有了气息，很快就活了过来。那时她才悲情大作，嚎啕大哭。飞机上的众人纷纷陪她掉泪。
可想而知，类似这样的经历会对女人心理造成怎样的伤害。即使没遇到这种极端情况，女人们对独守空房、一个人操持家庭也是难以长期忍受的。尤其在今天这个务实的时代，进藏汉人的家庭问题多、离婚率高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在一本中共军官写的小册子里见过一封实录信件，是一个下级军官的妻子写给军队上级的。那位妻子不但要与丈夫离婚，而且不要孩子，做丈夫的只好把一岁四个月的孩子带回部队。部队上级为此写信给那位妻子进行劝说。
妻子回信如下：
部队领导：
或许你们已经知道我和万明的关系吧！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要我来队把孩子带回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单身一人，路途遥远，再说需要那么多钱，我能去吗？
现在你们出面叫我单位领导做工作，有什么工作可做，谁理解你们前方军人，又有谁能理解我呢？现在金钱第一，金钱万能，难道你们不知道？不会吧！
领导，说实话，我和万明的感情还没完全破裂，还没到不能挽回的地步，然而请你们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我单身一人在这里，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还要应付与这个家庭有关的各种事情，不怕你们笑话，上厕所都要把孩子带上，这些你们感受过吗？因此，我只能忍受感情上的痛苦与他离婚，各走各的路，不然叫我怎么办呢？一副又一副的重担我担不起，为什么要我全部付出？我付出的还不够吗？我又得到了什么？
婚前，我把未来的生活想象得像电影、电视、小说里面一样美好、浪漫，谁知，婚后的实际生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还不是因为嫁给了一个当兵的。
领导，如果你们真正关心我，关心这个家，就让他转业吧！或者调来离我近一点也行，如果你们什么也不答应，那么请把离婚证给我寄回，我好重新走我的路，我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
最后，请你们转告万明，把孩子给我带好！
此致
敬礼汪丽蓉
1989.2.15
过四川与西藏分界的金沙江桥，西藏境内的第一个县城──芒康，座落在一个三叉路口。一条路进西藏，一条路下云南。一九九四年我开车进藏，在那个路口碰上一个解放军军官拦车，他向我打听有没有见到一个士兵。虽然他没说，看他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八九：那个兵开了小差。军官指挥他的士兵分头向云南和四川的方向追。我继续往西藏境内开了几公里，在无人也无草木的西藏大山之中，远远看见一个孤独的身影。像那军官形容的一样，没戴帽子，只穿一身迷彩服，剃光的头在中午垂直的太阳下发亮。是那个兵。他低着头，步履沉重，脸上的表情只能用一个苦字形容──苦成一团，让人看了心疼。我停车在他身旁，那是个农村孩子，问他每一句话都老老实实回答。我劝他赶快回去，向军官解释他不是开小差──因为他是向西藏深处走而不是向外走 尽管也许是他走错了方向 。最后我学着军队的口令让他“跑步走”。他真地按照军队操典的姿势往芒康方向跑去了。当晚我住在一个叫竹卡的兵站。兵站站长身材魁梧，气势豪爽，是个典型的军人，但是听我讲了逃兵的事，眼里却泛出泪水，使劲抑制才没流出。随后他感叹那个兵的前途算完了，不管他是不是真要开小差，都会受到军纪处分，以后也就不可能得到提拔机会。不过我明白那显然不是使兵站站长眼含泪水的理由，打动他的是所有进藏汉人内心深处的孤苦与乡愁。失去了信仰的支撑，汉人在西藏势必要永远地受到这种折磨。
毛泽东时代，与意识形态激励机制相辅相成的，还有中共无孔不入的行政手段。那时中国人从生到死几乎一切都在中共的行政控制之下，违抗党的意志将受到极大的惩罚，离开党的安排也基本找不到活路，所以那时无论派干部到西藏任职，命令驻守西藏的军人就地转业，还是分配毕业学生进西藏工作，即使有人心里不愿意，也很少有人敢于违抗。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给了中国人一定的自由空间，党的惩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不及了，强迫人进藏的行政手段也就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作用。丁青县一九九三年分配了一个大学毕业生，那个大学生人到了丁青，在丁青县城唯一的街道上走了一个来回，只扔下一句“这哪是人呆的地方”，从此一去再不见踪影。他的“人事关系”和“档案”──二者皆为“铁饭碗”的象征──现在仍然放在丁青县委组织部的柜子里。丁青县委书记辛高锁跟我说起这事时，表情中只有无可奈何，或者还有一分理解。就连他手下工作了多年的干部，现在也有不告而辞离开西藏的。现在的中国在“铁饭碗”之外还有其它许多活路──打工、经商、做实业，可能比“铁饭碗”还要吃得好。即使是辛本人，也不断向上级要求调回内地。他父母在山西，妻子在昌都，孩子在重庆，他已经多少年没有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之所以他还不能像别人一样一走了之，是因为他已经当到了县委书记，一方面有责任所迫，另一方面则是只有通过“组织调动”的渠道，他回内地才能“分配”到相应级别的职位，否则在西藏的二十年就等于白干了。
辛高锁一九七六年自愿报名进藏。那时他大学刚毕业，与他同期有六千多名中国内地各大学和中专的毕业学生 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自愿进藏。现在西藏不少地厅处县一级的干部，都由这些人担任。他们正值中年，熟悉西藏情况，是中共目前治藏的骨干力量。但是他们当年的“革命”激情早已熄灭，大部分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活动调回内地，有些人不惜采取“泡病号”、“撂挑子”的方式。因为他们大都面临与辛高锁同样的“分配”问题，不能说走就走，西藏中共组织系统目前还有办法阻挠他们调离，但是他们多数都是人在西藏，心早已在内地。
八十年代初，还有总数大约四千人的中国内地大学生主动申请进藏工作。他们是在文革之后上的大学，比辛高锁那批文化革命期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受到更好的正规教育。当时西藏汉人正在大批外调，他们的逆潮而动并非如以往那样出于“革命理想”，而是文革之后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复兴，使他们盼望到西藏寻找心往的浪漫，是出于个人主义的追求。加上那时北京为了鼓励他们进藏，允诺进藏八年之后，他们就可以返回内地，由政府安排工作。然而那种浪漫追求仅仅是中国大陆之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抹回光返照而已。一九八三和一九八四两年是高潮，每年有上千名这种大学生自愿进藏。到一九八五年，陡降为九人，以后每年只三、五人，甚至一个没有2。那批大学生的浪漫理想很快破灭，不少人后悔当初的进藏。在熬满八年后，他们以联名上书的方式，向中共最高当局要求兑现当初许下的诺言──让他们回内地。
从自愿报名进藏到以集体闹事的方式要求离开，这种变化反映了汉人在西藏全面溃退的大势。现这些人已经几乎全离开了西藏。
对西藏来讲，一九八○年是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的转折点。进藏汉人的数量，在一九八○年达到最高峰，随后便逐年减少 以下数字不包括驻藏军队 3：
年份
1980
1982
1984
1985 西藏汉人数量
122400
91720
76323
70932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西藏汉人数量
67407
65101
66318
70932
有些到过拉萨的人可能会对我说的无人进藏不以为然。他们在拉萨街头看到熙熙攘攘的汉人，这些年到西藏做生意、搞工程、打工挣钱的汉人越来越多，怎么能说无人进藏？
的确，现在去西藏的汉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甚至超过毛泽东时代。那么为什么我说毛泽东时代解决了无人进藏，现在反倒是无人进藏呢？区别就在于我所说的进藏，不是临时进藏，而是进藏扎根，不是那些来到西藏的外地人，而是成为西藏本地的汉人。
区分上述两种进藏，在中国的现实体制中，有一个判断标准是户口。自古以来，中国一直由官方将本地居民登记在册，作为他们合法身份的依据。中共执政以后，为了对人民实行控制，户口的作用被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人属于哪里，上学、工作、住房、婚丧嫁娶、生育后代，甚至是吃饭穿衣 粮票布票 全取决户口。中国的户口制度一个基本特点是户口迁移受严格限制，经常是人出生在哪就再不能挪动。这一点在邓小平时代虽然有所减弱，但户口仍然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点之一。人们对户口具有强烈的隶属感，所以只有那些户口在西藏的的汉人，才能被视为西藏本地的汉人，命运才真正和西藏联系在一起。其它那些进藏汉人，“根”在其户口所在地，他们进藏只是临时的。
以上的西藏汉人数字，只包括户口在西藏的汉人。他们的户口绝大部分都是毛泽东时代保留下来的。八十年代以来，再想让汉人带户口进西藏越来越困难，西藏汉人则想方设法把户口迁出西藏，所以西藏汉人的户口数量几乎一直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
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从军队转业、或从内地被派进西藏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现在，这茬被称为“老西藏”的人普遍快到退休年龄。根据规定，一旦退休，他们的户口就将迁回内地。现在，他们大多已别无所求，只是等待熬到退休年龄，得到按规定应该得到的待遇，回内地养老。他们的户口必迁离西藏无疑，而且近几年会越来越多。他们是对西藏有感情而且具有影响力的汉人，随着他们离去，北京将失去在西藏最可依赖的人员。
他们回内地，他们已经成年的子女，户口却不能随他们一块迁离。这是当局为了在西藏保存一定汉人居民数量而采取的强制措施。但是留得下户口未见得留得下人。由于年轻，是否能得到退休待遇，对子女一代不像对他们父辈那样是致命约束。其中不少人已经自行离开西藏到内地开始新生活，根本不理有没有户口。所以上述人数中，肯定有不少是只有户口数，已无其人的了。
目前户口在西藏的汉人，全都不打算在西藏久留。而毛泽东时代把汉人送进西藏的途径和手段，至今也都失去了作用。有户口的的汉人目前仅占西藏总人口的二·八%。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又将有五千名汉人干部职工因为工作年限已到，可以调回内地。如此只出不进，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数量只能越来越少。
还有另一种无人进藏的表现──户口在西藏的汉人，即使暂时无法离开西藏，也纷纷脱离基层，向几个中心城市尤其是向拉萨集中。我只能找到一九九○年的数字，也足以说明问题。如果有现在的数字，肯定更加突出。
1990年西藏汉族人口的地区分布［11］
地区
拉萨
昌都
山南
日喀则
那曲
阿里
林芝
合计 人口
44939
7019
5725
4920
2961
1435
14218
81217* 分布比例(%)
55.3
8.6
7.1
6.1
3.6
1.8
17.5
100.0*
*此数字大于上面 所列的一九九○年西藏自治区汉人总数，估计是在统计时加进了长期居留的无户口汉人。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仅拉萨一个市，就集中了西藏全部汉族人口的一多半。在西藏的汉人基本是城镇人口。一九九○年拉萨市镇人口数为十三万七千六百六十一人［12］，也就是说汉人常住人口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再加上汉人的流动人口和驻扎拉萨的军队，外人在拉萨街头得到汉人为主的印象是一点不奇怪的。
不过通过这组数据，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拉萨以外的偌大西藏，汉人少到了什么程度 只有三万多人，含暂住 。
我们再来看临时进藏的汉人。中共以前因为交通不便，全靠车马，进藏一趟需时数月，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旅游，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都成了得不偿失的事情，所以不会有多少人产生临时进藏的雅兴。毛泽东时代虽然有了公路和汽车，以那时的汽车和公路条件，进藏仍是一件不易之事。那时既无旅游之风，也不允许做生意，一般只有带着国家“任务”的人才会、也才可能进藏。今天的喷气飞机把进藏时间缩短为两三个小时，青藏公路铺上了柏油路面，交通不再成为阻碍，随时可进可出，这才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大批临时进藏者。由于有了人数越来越多的临时进藏者，今天的无人进藏与历史上的无人进藏有所不同。
临时进藏者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谋生和赚钱的目标吸引进藏的。他们在拉萨街头补鞋、裁衣、修钟表，在公路沿线开饭馆，包工程、挖金子、倒卖草药、盗猎野生动物 我甚至见到过从内地到拉萨要饭的汉人 ，这些人都是汉人中的普通老百姓；还有一类是出于旅游和猎奇动机进藏的。他们主要是汉人中的上层人士──记者、作家、画家、摄影爱好者、大学生......其中还有相当多的官员。官员虽然都有“公事”名义，不少人的主要目的也是旅游，而且是在“公事”名义下的公费旅游。这样的进藏者再多，也不能改变无人进藏的局面。他们与西藏社会和西藏人的生活无关。前者与中国内地的几千万“流动人口”性质一样；后者则和那些从外国来的游客没有多少区别。这两类人与西藏的关系都是用得着的时候用，用不着的时候一走了之。这样的人再多，对中国控制西藏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这种临时进藏者的数量究竟有多少？连西藏当地政府也难掌握准确数字。西藏自治区政法委员会 中共主管法律、公安方面工作的机构 的王先生估算，一九九六年的夏秋，拉萨的流动人口约为十万人，其中四分之三是汉人 还有一些回民 ，其余是做生意或朝拜的藏人。西藏其它几个城镇这种流动人口比拉萨少得多。例如阿里的狮泉河镇，一九九六年夏天的流动人口约为五千人。按照这种规模估计，每年夏季高峰时，临时进入西藏自治区的的汉人大约保持在十几万到二十万的规模。比起中国内地几千万四处流动的劳动力，其所占比例之小，仍然可以被视为对“无人进藏”的证明。
如果你选择冬天进西藏，就会得到另外一种印象。那时汉人走掉了一大半，都如候鸟一样回到中国内地。看到西藏汉人多的人，都是在旅游季节到西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互相看而已──看到的都不是西藏的汉人。除此而外，即使是在高峰季节，进藏观光或挣钱的汉人也局限在少数城市、几条主要公路线和一些知名的观光景点。那些点和线不过是西藏微乎其微的部分。离开那些点线，经常连续多少天，连走几百里也见不到一个汉人。
我这种看法，和当今国际流行的观点不一样。在这方面，国际舆论跟着达赖喇嘛走。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指责中国把七百五十万中国人送到西藏，使西藏人在西藏成为少数民族。这个数字在国际上广为流传，反复引用。
当然，达赖喇嘛使用的西藏概念与中共相差很大。他的西藏是包括安多和康区的“大西藏”。但是达赖喇嘛在演讲中也特别谈到了中共概念的西藏：
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中国政府的资料证实目前中国人的数量超过了西藏人......在中国人称为西藏自治区的西藏中部和西部，中国人自己承认一百九十万的西藏人已经成为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了。这些有关中国人的数字还不包括部队，他们大约有三十万到五十万人，其中二十五万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13］
也就是说，在达赖喇嘛演讲的一九八七年，不包括军队，西藏自治区的汉人至少超过一百九十万。如果真是这样，我在这里讨论“无人进藏”岂不就成了开玩笑。
因为达赖喇嘛没有公布他所称的“中国政府的资料”和“中国人自己承认”的来源在哪，所以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不过我所看到的中国政府关于人口方面最权威的资料──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和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联合编写的《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一书，一九八七年西藏汉人的数量为七万八千八百人［14］，仅为达赖喇嘛所说的二十四分之一。
按照同一资料公布的数字，即使在大西藏的范围──西藏自治区加上青、甘、川、滇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和一个藏族自治乡──汉人总数也仅为一百五十二·一万 占总人口的二十六·九% ［15］，也只有达赖喇嘛所说的五分之一。而且，即使在这个范围，汉人总数也在减少 一九八二年为一百五十四·一万 4，表现出与西藏同样的无人进藏的趋势。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的数字是虚假的。的确，中共制造过大量虚假数字，不过也应当看到另一面，中共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政党，还是一个国家当局。在数字化管理越来越成为治理现代国家的关键因素时，它不可能把所有的数字都做成给别人看的假数字。除此而外，我还有亲身在西藏的所见。虽然我不可能搞人口统计，但以我在西藏接触的范围和深入程度，应该已经达到比较充分的随机化。在这种随机化基础上产生的感觉，我判断中共方面的数字更接近实际。
达赖喇嘛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数字，除了他的情报系统有放大，以及为了加强政治宣传的效果，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即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图比中共认定的藏区更大，进入了汉人稠密区，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不过，我完全相信，以北京的心理，决不是不想向西藏移民。如果它真能把达赖喇嘛说的那么多汉人弄进西藏，它会最高兴。那样西藏对中国就不再成为问题，也就永远不会再有西藏独立的可能。达赖喇嘛的斗争还有什么希望呢？
然而，目前的真实情况却是无人进藏。
西藏的天跟西藏人站在一起。那是西藏人的希望所在。
我曾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东方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转换，需要承认既成事实。看上去那似乎是对西藏的不公平，然而问题在于“事实”并没有达到“既成”。中国曾经解决了无人进藏，因而得到了西藏，那的确是事实；现在中国又重新面临无人进藏的问题，也是事实；如果将来，得到天助的藏人真能把人心思走的汉人统统赶出西藏，那不也是一个既成事实吗？
而且，那将是一个“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的事实。
这时，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无人进藏”，重新成为中国治藏所面对的问题。
暂且先不说今天是否有人进藏，就是那些已经在过去进了藏并且工作多年的汉人，现在也几乎人人思走。“哀莫大于心死”，一位八十年代的进藏大学生在离开西藏时，回忆了身边两件事，从文章的题目──“枯海沧桑向谁诉”，就已能感受到其中的哀怨。
那年初冬，我认识了本单位一个工人刘建国，他二十多岁，清秀的相貌看上去老实本分，家人都在内地。我常去找他同屋的张雷聊天，刘建国很少插话，大多是听，有时给我倒杯水，土屋虽破，却被小伙子的朝气所辉映，是我唯一串的门户。那天下午，沉闷的爆炸声从刘建国住的小屋里传来，人们跑去一看，屋顶被炸飞，四壁被他的血肉涂得斑斑点点，屋梁挂着肚肠，头颅飞落于隔壁屋顶，只有他的两条完整的腿，在废墟中仿佛依然抽搐着。
张雷惊呆在水池边，几分钟前，刘建国镇静地对他说：“张雷，没水了，你去提一桶。”张雷提着水桶刚到水池边，就听到沉闷的轰响，刘建国怕伤及无辜，是用胸膛捂住炸药引爆的。远在内地的亲人没有来──幸亏没来，旁人尚且不忍，千里迢迢的家人赶来看到如此惨景将何以堪──一个三合板木匣盛起他残存的肢骸，被拉出大门，不知去向。
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向职工说明：刘建国死了，为什么会死？那年冬天单位分配牛羊肉的时候，大家买去的大多是整羊，很少有人去摸牛腿。人们说：那太像刘建国留下的......
另一个冬天，就在我住的单身宿舍楼楼下，兰州大学毕业的援藏大学生郭宾被锁在小屋，恶骂了两天一夜，精神失常，被一条麻绳捆送回内地。
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向职工说明：郭宾疯了，为什么会疯？......［10］
对那一死一疯两个人，没有人出来说明情况，也许正是因为找不到可以解释的原因。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原因的，必须是直接有关的什么事情──失恋、犯错误等等。放在今天，人们大都明白了那更可能是心理问题，跟事没关。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心理问题，都是与西藏有关的。就象西藏人在西藏高原的高天远地中生活必定需要宗教一样，汉人在西藏坚持下去，也离不开精神的支持──那精神必须能够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到这完全不同的世界来生存，给他们在艰苦和孤寂中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还有人生意义的满足。一旦没有了那种可以做为生活意义与价值支点的精神，进藏汉人的心理就会变得相当脆弱，发生心理问题的可能也就会大大增高。
在驻守西藏边防的中共军队中，军官得精神病的比例相当高。这中间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今日西藏驻军的各方面条件，比毛泽东时代已有极大改善，无论生活条件、工资待遇，还是文化生活 基本都能看到电视 、休假时间都有大幅提高。一位驻藏老军人告诉我，六十年代他在边防连队当兵，住的是半地下的窝棚，没有电，更别说电视，每天晚上只能在油灯下学“毛选”。唯一的娱乐是半年来一次电影放映队。他最长一次连续看了十四个小时电影，每部片子至少看两遍。然而在那比现在艰苦和枯燥得多的年代，却很少有人得精神病。为什么？原因就在那时的人有信仰支持。尽管那种信仰带有相当多的荒谬成分，但是并不妨碍它对精神的平衡功能。在这方面，它和西藏宗教的价值是一样的。
如果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失去信仰支持的进藏汉人也不会苦闷和失衡到这种程度。但是问题谈到这，就变成了人种方面的原因。低地人对高原环境的天然不适，使进藏汉人普遍认为孩子不能生养在西藏。不管在西藏出生和长大的汉人孩子是否真会受到肌体损害，此种观念的流行的确导致了大部分进藏汉人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中国内地，自己一个人进藏工作。
前面提到过的孙小梅后来自愿要求进藏工作。在进藏路上与她同房间的一个女人有一段难忘经历。那女人曾经实在忍受不了分居生活，毅然带着尚在襁褓的孩子到西藏找丈夫。原以为无论多苦也要生活在一起，没想到孩子的高山反应特别强烈，在西藏没呆几天她就只好带着孩子往回返。赶到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孩子已经一口气不如一口气，最后完全没有了气息。周围的人都同情她，有人劝她赶快把孩子埋掉。她那时精神陷入恍惚，抱着孩子就是不松手。登机时也没人敢拦她，她抱着孩子上了飞机。没想到飞机关门以后，空气环境立刻调节到低地状态，氧气增加，气压增高，孩子又开始有了气息，很快就活了过来。那时她才悲情大作，嚎啕大哭。飞机上的众人纷纷陪她掉泪。
可想而知，类似这样的经历会对女人心理造成怎样的伤害。即使没遇到这种极端情况，女人们对独守空房、一个人操持家庭也是难以长期忍受的。尤其在今天这个务实的时代，进藏汉人的家庭问题多、离婚率高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在一本中共军官写的小册子里见过一封实录信件，是一个下级军官的妻子写给军队上级的。那位妻子不但要与丈夫离婚，而且不要孩子，做丈夫的只好把一岁四个月的孩子带回部队。部队上级为此写信给那位妻子进行劝说。
妻子回信如下：
部队领导：
或许你们已经知道我和万明的关系吧！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要我来队把孩子带回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单身一人，路途遥远，再说需要那么多钱，我能去吗？
现在你们出面叫我单位领导做工作，有什么工作可做，谁理解你们前方军人，又有谁能理解我呢？现在金钱第一，金钱万能，难道你们不知道？不会吧！
领导，说实话，我和万明的感情还没完全破裂，还没到不能挽回的地步，然而请你们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我单身一人在这里，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还要应付与这个家庭有关的各种事情，不怕你们笑话，上厕所都要把孩子带上，这些你们感受过吗？因此，我只能忍受感情上的痛苦与他离婚，各走各的路，不然叫我怎么办呢？一副又一副的重担我担不起，为什么要我全部付出？我付出的还不够吗？我又得到了什么？
婚前，我把未来的生活想象得像电影、电视、小说里面一样美好、浪漫，谁知，婚后的实际生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还不是因为嫁给了一个当兵的。
领导，如果你们真正关心我，关心这个家，就让他转业吧！或者调来离我近一点也行，如果你们什么也不答应，那么请把离婚证给我寄回，我好重新走我的路，我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
最后，请你们转告万明，把孩子给我带好！
此致
敬礼汪丽蓉
1989.2.15
过四川与西藏分界的金沙江桥，西藏境内的第一个县城──芒康，座落在一个三叉路口。一条路进西藏，一条路下云南。一九九四年我开车进藏，在那个路口碰上一个解放军军官拦车，他向我打听有没有见到一个士兵。虽然他没说，看他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八九：那个兵开了小差。军官指挥他的士兵分头向云南和四川的方向追。我继续往西藏境内开了几公里，在无人也无草木的西藏大山之中，远远看见一个孤独的身影。像那军官形容的一样，没戴帽子，只穿一身迷彩服，剃光的头在中午垂直的太阳下发亮。是那个兵。他低着头，步履沉重，脸上的表情只能用一个苦字形容──苦成一团，让人看了心疼。我停车在他身旁，那是个农村孩子，问他每一句话都老老实实回答。我劝他赶快回去，向军官解释他不是开小差──因为他是向西藏深处走而不是向外走 尽管也许是他走错了方向 。最后我学着军队的口令让他“跑步走”。他真地按照军队操典的姿势往芒康方向跑去了。当晚我住在一个叫竹卡的兵站。兵站站长身材魁梧，气势豪爽，是个典型的军人，但是听我讲了逃兵的事，眼里却泛出泪水，使劲抑制才没流出。随后他感叹那个兵的前途算完了，不管他是不是真要开小差，都会受到军纪处分，以后也就不可能得到提拔机会。不过我明白那显然不是使兵站站长眼含泪水的理由，打动他的是所有进藏汉人内心深处的孤苦与乡愁。失去了信仰的支撑，汉人在西藏势必要永远地受到这种折磨。
毛泽东时代，与意识形态激励机制相辅相成的，还有中共无孔不入的行政手段。那时中国人从生到死几乎一切都在中共的行政控制之下，违抗党的意志将受到极大的惩罚，离开党的安排也基本找不到活路，所以那时无论派干部到西藏任职，命令驻守西藏的军人就地转业，还是分配毕业学生进西藏工作，即使有人心里不愿意，也很少有人敢于违抗。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给了中国人一定的自由空间，党的惩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不及了，强迫人进藏的行政手段也就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作用。丁青县一九九三年分配了一个大学毕业生，那个大学生人到了丁青，在丁青县城唯一的街道上走了一个来回，只扔下一句“这哪是人呆的地方”，从此一去再不见踪影。他的“人事关系”和“档案”──二者皆为“铁饭碗”的象征──现在仍然放在丁青县委组织部的柜子里。丁青县委书记辛高锁跟我说起这事时，表情中只有无可奈何，或者还有一分理解。就连他手下工作了多年的干部，现在也有不告而辞离开西藏的。现在的中国在“铁饭碗”之外还有其它许多活路──打工、经商、做实业，可能比“铁饭碗”还要吃得好。即使是辛本人，也不断向上级要求调回内地。他父母在山西，妻子在昌都，孩子在重庆，他已经多少年没有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之所以他还不能像别人一样一走了之，是因为他已经当到了县委书记，一方面有责任所迫，另一方面则是只有通过“组织调动”的渠道，他回内地才能“分配”到相应级别的职位，否则在西藏的二十年就等于白干了。
辛高锁一九七六年自愿报名进藏。那时他大学刚毕业，与他同期有六千多名中国内地各大学和中专的毕业学生 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自愿进藏。现在西藏不少地厅处县一级的干部，都由这些人担任。他们正值中年，熟悉西藏情况，是中共目前治藏的骨干力量。但是他们当年的“革命”激情早已熄灭，大部分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活动调回内地，有些人不惜采取“泡病号”、“撂挑子”的方式。因为他们大都面临与辛高锁同样的“分配”问题，不能说走就走，西藏中共组织系统目前还有办法阻挠他们调离，但是他们多数都是人在西藏，心早已在内地。
八十年代初，还有总数大约四千人的中国内地大学生主动申请进藏工作。他们是在文革之后上的大学，比辛高锁那批文化革命期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受到更好的正规教育。当时西藏汉人正在大批外调，他们的逆潮而动并非如以往那样出于“革命理想”，而是文革之后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复兴，使他们盼望到西藏寻找心往的浪漫，是出于个人主义的追求。加上那时北京为了鼓励他们进藏，允诺进藏八年之后，他们就可以返回内地，由政府安排工作。然而那种浪漫追求仅仅是中国大陆之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抹回光返照而已。一九八三和一九八四两年是高潮，每年有上千名这种大学生自愿进藏。到一九八五年，陡降为九人，以后每年只三、五人，甚至一个没有2。那批大学生的浪漫理想很快破灭，不少人后悔当初的进藏。在熬满八年后，他们以联名上书的方式，向中共最高当局要求兑现当初许下的诺言──让他们回内地。
从自愿报名进藏到以集体闹事的方式要求离开，这种变化反映了汉人在西藏全面溃退的大势。现这些人已经几乎全离开了西藏。
对西藏来讲，一九八○年是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的转折点。进藏汉人的数量，在一九八○年达到最高峰，随后便逐年减少 以下数字不包括驻藏军队 3：
年份
1980
1982
1984
1985 西藏汉人数量
122400
91720
76323
70932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西藏汉人数量
67407
65101
66318
70932
有些到过拉萨的人可能会对我说的无人进藏不以为然。他们在拉萨街头看到熙熙攘攘的汉人，这些年到西藏做生意、搞工程、打工挣钱的汉人越来越多，怎么能说无人进藏？
的确，现在去西藏的汉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甚至超过毛泽东时代。那么为什么我说毛泽东时代解决了无人进藏，现在反倒是无人进藏呢？区别就在于我所说的进藏，不是临时进藏，而是进藏扎根，不是那些来到西藏的外地人，而是成为西藏本地的汉人。
区分上述两种进藏，在中国的现实体制中，有一个判断标准是户口。自古以来，中国一直由官方将本地居民登记在册，作为他们合法身份的依据。中共执政以后，为了对人民实行控制，户口的作用被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人属于哪里，上学、工作、住房、婚丧嫁娶、生育后代，甚至是吃饭穿衣 粮票布票 全取决户口。中国的户口制度一个基本特点是户口迁移受严格限制，经常是人出生在哪就再不能挪动。这一点在邓小平时代虽然有所减弱，但户口仍然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点之一。人们对户口具有强烈的隶属感，所以只有那些户口在西藏的的汉人，才能被视为西藏本地的汉人，命运才真正和西藏联系在一起。其它那些进藏汉人，“根”在其户口所在地，他们进藏只是临时的。
以上的西藏汉人数字，只包括户口在西藏的汉人。他们的户口绝大部分都是毛泽东时代保留下来的。八十年代以来，再想让汉人带户口进西藏越来越困难，西藏汉人则想方设法把户口迁出西藏，所以西藏汉人的户口数量几乎一直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
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从军队转业、或从内地被派进西藏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现在，这茬被称为“老西藏”的人普遍快到退休年龄。根据规定，一旦退休，他们的户口就将迁回内地。现在，他们大多已别无所求，只是等待熬到退休年龄，得到按规定应该得到的待遇，回内地养老。他们的户口必迁离西藏无疑，而且近几年会越来越多。他们是对西藏有感情而且具有影响力的汉人，随着他们离去，北京将失去在西藏最可依赖的人员。
他们回内地，他们已经成年的子女，户口却不能随他们一块迁离。这是当局为了在西藏保存一定汉人居民数量而采取的强制措施。但是留得下户口未见得留得下人。由于年轻，是否能得到退休待遇，对子女一代不像对他们父辈那样是致命约束。其中不少人已经自行离开西藏到内地开始新生活，根本不理有没有户口。所以上述人数中，肯定有不少是只有户口数，已无其人的了。
目前户口在西藏的汉人，全都不打算在西藏久留。而毛泽东时代把汉人送进西藏的途径和手段，至今也都失去了作用。有户口的的汉人目前仅占西藏总人口的二·八%。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又将有五千名汉人干部职工因为工作年限已到，可以调回内地。如此只出不进，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数量只能越来越少。
还有另一种无人进藏的表现──户口在西藏的汉人，即使暂时无法离开西藏，也纷纷脱离基层，向几个中心城市尤其是向拉萨集中。我只能找到一九九○年的数字，也足以说明问题。如果有现在的数字，肯定更加突出。
1990年西藏汉族人口的地区分布［11］
地区
拉萨
昌都
山南
日喀则
那曲
阿里
林芝
合计 人口
44939
7019
5725
4920
2961
1435
14218
81217* 分布比例(%)
55.3
8.6
7.1
6.1
3.6
1.8
17.5
100.0*
*此数字大于上面 所列的一九九○年西藏自治区汉人总数，估计是在统计时加进了长期居留的无户口汉人。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仅拉萨一个市，就集中了西藏全部汉族人口的一多半。在西藏的汉人基本是城镇人口。一九九○年拉萨市镇人口数为十三万七千六百六十一人［12］，也就是说汉人常住人口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再加上汉人的流动人口和驻扎拉萨的军队，外人在拉萨街头得到汉人为主的印象是一点不奇怪的。
不过通过这组数据，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拉萨以外的偌大西藏，汉人少到了什么程度 只有三万多人，含暂住 。
我们再来看临时进藏的汉人。中共以前因为交通不便，全靠车马，进藏一趟需时数月，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旅游，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都成了得不偿失的事情，所以不会有多少人产生临时进藏的雅兴。毛泽东时代虽然有了公路和汽车，以那时的汽车和公路条件，进藏仍是一件不易之事。那时既无旅游之风，也不允许做生意，一般只有带着国家“任务”的人才会、也才可能进藏。今天的喷气飞机把进藏时间缩短为两三个小时，青藏公路铺上了柏油路面，交通不再成为阻碍，随时可进可出，这才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大批临时进藏者。由于有了人数越来越多的临时进藏者，今天的无人进藏与历史上的无人进藏有所不同。
临时进藏者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谋生和赚钱的目标吸引进藏的。他们在拉萨街头补鞋、裁衣、修钟表，在公路沿线开饭馆，包工程、挖金子、倒卖草药、盗猎野生动物 我甚至见到过从内地到拉萨要饭的汉人 ，这些人都是汉人中的普通老百姓；还有一类是出于旅游和猎奇动机进藏的。他们主要是汉人中的上层人士──记者、作家、画家、摄影爱好者、大学生......其中还有相当多的官员。官员虽然都有“公事”名义，不少人的主要目的也是旅游，而且是在“公事”名义下的公费旅游。这样的进藏者再多，也不能改变无人进藏的局面。他们与西藏社会和西藏人的生活无关。前者与中国内地的几千万“流动人口”性质一样；后者则和那些从外国来的游客没有多少区别。这两类人与西藏的关系都是用得着的时候用，用不着的时候一走了之。这样的人再多，对中国控制西藏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这种临时进藏者的数量究竟有多少？连西藏当地政府也难掌握准确数字。西藏自治区政法委员会 中共主管法律、公安方面工作的机构 的王先生估算，一九九六年的夏秋，拉萨的流动人口约为十万人，其中四分之三是汉人 还有一些回民 ，其余是做生意或朝拜的藏人。西藏其它几个城镇这种流动人口比拉萨少得多。例如阿里的狮泉河镇，一九九六年夏天的流动人口约为五千人。按照这种规模估计，每年夏季高峰时，临时进入西藏自治区的的汉人大约保持在十几万到二十万的规模。比起中国内地几千万四处流动的劳动力，其所占比例之小，仍然可以被视为对“无人进藏”的证明。
如果你选择冬天进西藏，就会得到另外一种印象。那时汉人走掉了一大半，都如候鸟一样回到中国内地。看到西藏汉人多的人，都是在旅游季节到西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互相看而已──看到的都不是西藏的汉人。除此而外，即使是在高峰季节，进藏观光或挣钱的汉人也局限在少数城市、几条主要公路线和一些知名的观光景点。那些点和线不过是西藏微乎其微的部分。离开那些点线，经常连续多少天，连走几百里也见不到一个汉人。
我这种看法，和当今国际流行的观点不一样。在这方面，国际舆论跟着达赖喇嘛走。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指责中国把七百五十万中国人送到西藏，使西藏人在西藏成为少数民族。这个数字在国际上广为流传，反复引用。
当然，达赖喇嘛使用的西藏概念与中共相差很大。他的西藏是包括安多和康区的“大西藏”。但是达赖喇嘛在演讲中也特别谈到了中共概念的西藏：
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中国政府的资料证实目前中国人的数量超过了西藏人......在中国人称为西藏自治区的西藏中部和西部，中国人自己承认一百九十万的西藏人已经成为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了。这些有关中国人的数字还不包括部队，他们大约有三十万到五十万人，其中二十五万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13］
也就是说，在达赖喇嘛演讲的一九八七年，不包括军队，西藏自治区的汉人至少超过一百九十万。如果真是这样，我在这里讨论“无人进藏”岂不就成了开玩笑。
因为达赖喇嘛没有公布他所称的“中国政府的资料”和“中国人自己承认”的来源在哪，所以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不过我所看到的中国政府关于人口方面最权威的资料──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和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联合编写的《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一书，一九八七年西藏汉人的数量为七万八千八百人［14］，仅为达赖喇嘛所说的二十四分之一。
按照同一资料公布的数字，即使在大西藏的范围──西藏自治区加上青、甘、川、滇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和一个藏族自治乡──汉人总数也仅为一百五十二·一万 占总人口的二十六·九% ［15］，也只有达赖喇嘛所说的五分之一。而且，即使在这个范围，汉人总数也在减少 一九八二年为一百五十四·一万 4，表现出与西藏同样的无人进藏的趋势。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的数字是虚假的。的确，中共制造过大量虚假数字，不过也应当看到另一面，中共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政党，还是一个国家当局。在数字化管理越来越成为治理现代国家的关键因素时，它不可能把所有的数字都做成给别人看的假数字。除此而外，我还有亲身在西藏的所见。虽然我不可能搞人口统计，但以我在西藏接触的范围和深入程度，应该已经达到比较充分的随机化。在这种随机化基础上产生的感觉，我判断中共方面的数字更接近实际。
达赖喇嘛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数字，除了他的情报系统有放大，以及为了加强政治宣传的效果，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即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图比中共认定的藏区更大，进入了汉人稠密区，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不过，我完全相信，以北京的心理，决不是不想向西藏移民。如果它真能把达赖喇嘛说的那么多汉人弄进西藏，它会最高兴。那样西藏对中国就不再成为问题，也就永远不会再有西藏独立的可能。达赖喇嘛的斗争还有什么希望呢？
然而，目前的真实情况却是无人进藏。
西藏的天跟西藏人站在一起。那是西藏人的希望所在。
我曾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东方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转换，需要承认既成事实。看上去那似乎是对西藏的不公平，然而问题在于“事实”并没有达到“既成”。中国曾经解决了无人进藏，因而得到了西藏，那的确是事实；现在中国又重新面临无人进藏的问题，也是事实；如果将来，得到天助的藏人真能把人心思走的汉人统统赶出西藏，那不也是一个既成事实吗？
而且，那将是一个“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的事实。
注释
［1］M·C·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66-367。
［2］M·C·戈德斯坦，《龙与雪狮：二十世纪的西藏问题》，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66-367。
［3］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 第一集 页20。
［4］白玛朗杰《现阶段西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见《西藏青年论文选》页207。
［5］白玛朗杰《现阶段西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见《西藏青年论文选》页207。
［6］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122─124。
［7］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49-254。
［8］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表12-64、12-65 页112-115 。
［9］亚衣，《让西藏流亡者早日回归家园──访〈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电子版54期。
［10］昊夫，《主人》杂志1992年第六期，页26-27
［11］《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2。
［12］《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52。
［13］《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见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26-327。
［14］《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0。
［15］《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90。
1林芝地区的行署专员张木生说，目前的基层干部哪怕再坏或者再无能也没法换，因为找不到人愿意干。西藏基层中共党组织严重老化，大部分是民主改革时期发展的党员。他说有一个村是“七个党员八颗牙”──即把那个村七个中共党员嘴里的牙全加在一起，只有八颗，可见老化到了什么程度。
2 1994年中共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内地大学生毕业生表示愿意进藏工作的人数又有显着上升。但这回基本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中国改革了大学毕业分配制度，从原来的国家包分配，变成大部分毕业生需要自谋职业。而凡进藏工作者，则仍属国家安排，享受公务员的待遇和“铁饭碗”。这对那些在内地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人，产生了一定吸引力。
3 其中1980年的数字取自《当代中国西藏人口》页200；1982、1984年的数字取自《中国人口·西藏分册》表11-1；1958─1993年的数字取自《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3-13。
4 四川康区的两个藏族自治州汉人减少的趋势最为明显。从1982年到1990年，汉族人口减少6.5万，相当于13%。这8年，藏族自治地区全部147个县当中，汉族人口在县总人口中百分比下降的有128个县，占87.1%。
［2］M·C·戈德斯坦，《龙与雪狮：二十世纪的西藏问题》，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66-367。
［3］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 第一集 页20。
［4］白玛朗杰《现阶段西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见《西藏青年论文选》页207。
［5］白玛朗杰《现阶段西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见《西藏青年论文选》页207。
［6］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122─124。
［7］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49-254。
［8］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表12-64、12-65 页112-115 。
［9］亚衣，《让西藏流亡者早日回归家园──访〈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电子版54期。
［10］昊夫，《主人》杂志1992年第六期，页26-27
［11］《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2。
［12］《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52。
［13］《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见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26-327。
［14］《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0。
［15］《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90。
1林芝地区的行署专员张木生说，目前的基层干部哪怕再坏或者再无能也没法换，因为找不到人愿意干。西藏基层中共党组织严重老化，大部分是民主改革时期发展的党员。他说有一个村是“七个党员八颗牙”──即把那个村七个中共党员嘴里的牙全加在一起，只有八颗，可见老化到了什么程度。
2 1994年中共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内地大学生毕业生表示愿意进藏工作的人数又有显着上升。但这回基本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中国改革了大学毕业分配制度，从原来的国家包分配，变成大部分毕业生需要自谋职业。而凡进藏工作者，则仍属国家安排，享受公务员的待遇和“铁饭碗”。这对那些在内地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人，产生了一定吸引力。
3 其中1980年的数字取自《当代中国西藏人口》页200；1982、1984年的数字取自《中国人口·西藏分册》表11-1；1958─1993年的数字取自《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3-13。
4 四川康区的两个藏族自治州汉人减少的趋势最为明显。从1982年到1990年，汉族人口减少6.5万，相当于13%。这8年，藏族自治地区全部147个县当中，汉族人口在县总人口中百分比下降的有128个县，占87.1%。
1、文化冲突与民族歧视
民族主义的形成可能非常复杂，但文化冲突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来文化只有不同，没有高低，不过在实际的民族交往中，真正能够以这种相对主义态度对待文化区别是很少的。尤其是做为征服者面对被征服民族或弱小民族时，更容易表现出文化方面的歧视。高海拔的生活环境，决定了西藏文化与低地的汉文化有巨大差别。一向具有文化优越感的汉人不去从“天人合一”的角度理解西藏文化，而是把凡属自己不能理解的食物一概斥为落后、野蛮和不开化。从与藏人接触之始，汉人就一直持有如此心态。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被派遣进藏的清廷宗室果亲王（雍正之子）所写的《七笔勾》，可能是保留下来的专门讥讽西藏风俗的最早文字。
一、 万里遨游，西出炉关天尽头。山途穹而陡，水恶声似吼。四月柳条抽，花无锦绣，惟有狂风，不辨昏和画。因此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二、蛮栅拴牛，人住其间百尺楼。满屋屎尿臭，遍地丧家狗。乱石砌墙头，彩旗前后；金顶标杆，独立当门右。因此把画栋雕梁一笔勾。
三、无面羊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白雪堆山厚，帘下寒风透。纱葛不须求，氆氇耐久，一口钟儿，常挂当胸扣。因此把锦绣绫罗一笔勾。
四、 大脚丫头，发辫蓬松似冕旒。细褶裙儿皱，半截衫无钮。腿裤不遮羞，春风透露，方便门儿，尽管由人走。因此把礼仪廉耻一笔勾。
五、 客到先留，奶子熬茶敬一瓯。蛮冲青稞酒，糌粑和酥油。牛腿与羊肘，连毛入口；风卷残云，吃尽方罢休。因此把珍馐美味一笔勾。
六、万恶秃头，饶钹喧天不住休。口念糊涂咒，心想鸳鸯偶。两眼黑黝黝，如禽似兽；偏袒露肩，黑漆钢叉手。因此把释教风流一笔勾。
七、出入驿骡，胜过君家万户侯。世代承恩厚，顶戴儿孙有，凌阁表勋猷，荣华已够；何必执经，去向文场走。因此把金榜题名一笔勾［1］。
果亲王本人虽是满人，不过已经汉化，所以说他这篇轻浮文字代表汉人对藏文化的歧视应该不算错。
至民国，虽民族平等思想已成时髦，主管西藏事务的最高官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一九三九年赴西藏之后所写的考察报告中，还 是充满此类言辞描述西藏；“西藏可程世界上极不请求卫生之地方”、”藏人煮食牛羊肉多半生不熟，尤不卫生“、”藏人衣服常终年不换，衣上满积油垢，富贵者多以衣上之油垢愈多为光荣“、“藏人有随地大小便之习惯，拉萨街道每值早晨，便溺遍地，值等于一公共厕所”…［2］
早期进藏的西方人对西藏人更是充满轻蔑。在他们眼里，连中国人都是没开化的，西藏人就更不用说了。一九零四年，荣赫鹏的武装使团挺进拉萨时，西方记者首次进入西藏。他们第一次通过现代媒体向西方人展示了西藏。英国《政治家》的记者这样描写他们最先到达的帕里 :
今天早上我从屋顶鸟瞰帕里城，它就像一个在城堡下的养兔场。从城垛往下看，只能看到低矮的黑色房子的扁平屋顶。臭气刺鼻的浓烟从屋顶袅袅升起。屋顶上堆满了麦杆。房屋与房屋之间五颜六色的经幡形成网状，把屋顶连成一片。有时，作为大街使用的狭窄小巷也挂满了经幡。无数的肥胖的乌鸦栖息在墙上，还有数不清的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出于保暖的目的，大部分的房间都在地下。黑的像搬运煤炭的西藏人在这些地下住所里与犁牛或骡子缩挤在一起。同样肮脏的藏族妇女到处走动着，她们的脸涂抹得很脏，布满了疙瘩。她们的头戴着像箍一样的红色头饰，上面有时装饰着绿松石，有时是红宝石颜色的头饰。在城堡里，人们在清晨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其肮脏的女人爬上台阶。她们背上背着已结了冰的木桶及成袋的犁牛粪。这是她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3）
另一位《泰晤士报》记者笔下展现的也是一样糟糕的场面:
城堡的南墙低御住最严寒方向刮来的寒风，只有一层，至少有两层用草皮搭起的小棚挤缩在墙下。房子互相支撑着。已经腐烂、位置放错了的大梁不时的从一层层黑色的泥炭土中伸出。从与摇摇欲坠的黑色假型板相连的几扇小窗子可以辨别出楼上楼下。大门敞开，它也只不过就是三块黑黑的厚板子，两个横梁及一个扣锁。在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涂上了一层黑烟油……在大街中央，在两堆污物和垃圾之间，流淌着一条臭气熏天的小溪。它每天都解冻。西藏人吃掉的或没有吃掉的动物的角、骨头等都仍在里面。狗或者乌鸦把它们叼走后，泥灰墙和门内的小溪才清洁可用。这种恶臭令人恐惧 。［4］
他们不仅攻击西藏的卫生状况，而且把西藏人的全部生活方式都看得非常可笑。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埃德蒙·坎德勒这样写 :
在这个佛教确立了自身地位的国家里，人们仍然受着巫术和转世活佛的指导。人们在处理世俗事务时，还要用一双眼睛盯着那奇异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在他们的生活中是最实在的东西。这是一个乱七八糟、秩序颠倒的国度，这里的人们用一生中的一半世间哼着晦涩难懂的经文和摇着转经筒，死人则被砍成碎块仍去喂狗喂鹰。［5］
西藏使埃德蒙、坎德勒感到厌倦，他表示即使送给他一千头犁牛也不想再到西藏，他“渴望得到香皂，渴望得到雪白的亚麻布，渴望得到气色赏心悦目的女人 ，渴望看到脸上刮得 干干净净、 衣着整洁的男人。［6］
不过，以前的西藏由于封闭，与外部世界的文化冲突只在很小范围被感受。那时能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寥寥无几，中国人除了少数经商者，只有一些执行公务的官员和军人。他们身为上层人士，即使显示出傲慢和歧视，也多被具有较强等级意识的藏人视为正常，不至于引起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
西藏被中共占领后，大批汉人进藏工作。不过那些汉人都是中共的干部和职工，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约束。中共一方面信奉马列主义的“民族大家庭”理念，另一方面从有利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也一直在其部队内部对“大汉族主义”进行批评和整萧。毛泽东将其上网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况，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 在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变这一方面的错误”。［7］
毛泽东把话说到这么严重的地步，说明实际情况的严重。即使有官方纪律约束，对藏人的歧视在中共进藏官员中仍然广泛存在。不奇怪，官员首先是社会人，有其自身的民族背景。意识形态和官方纪律只能定下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大原则，却无法约束其每个人的日常细微心态和表现。日常琐事中能有多少大原则呢？而正是日常那些细节小事，时时刻刻地暴露“大汉族主义”，使中共笼络藏人的成果不断受到腐蚀和破坏。
闻名世界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出身中共干部家庭。他在监狱里就西藏问题写给邓小平的信，以他自己的经历说明中共干部对西藏民族的歧视 :
我的父母既没有接触过藏民也没有研究过藏族，他们对藏族的了解完全来自你们党内的文件和公开宣传，而这些宣传留给他们的心里印象就是“半牲口”的形象。所以当我准备和一位藏族姑娘结婚时遭到了他们极强烈的反对，以至于要和我“断绝父子母子关系”。当然，后来他们认识这位藏族姑娘后就完全改变了看法。但是人家藏族家庭的自尊心却不能容忍这样的“亲家”，所以我到底也没做成藏族女媳［8］。
其实，魏京生准备与之结婚的那位姑娘，其父也是长居北京的的中共干部。如果真是西藏本土的藏族姑娘，魏的父母更不知道要反对到什么程度了。
我在西宁宾馆与同住一个房间的藏区汉人官员聊天，发现虽然他受过高等教育，在藏区生活了三十多年，对西藏文化的无知和偏见却令人吃惊。诸如我记下了他这样的原话；“喇嘛搞女人是犯罪，顶小喇嘛沟子不犯罪。”“沟子”是西北土话中的臀部，他的意思是西藏宗教禁止和尚与女人性交，但是不禁止同性进行鸡奸。他还这样解释“鸡奸”一词的来历：“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鸡交配，不仅拍着巴掌大笑起来，他这下可找到办法解决喇嘛的性欲了。从此就有了『鸡奸』的说法。”
那位官员对这种下流笑话之所以能够三十多年信以为真，津津乐道，我想就在于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过歧视的眼镜看西藏。虽然纪律约束使他不会把这种歧视公开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会影响到他的思维，也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在藏区工作的决策和行为。
我亲自听到过一位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这样表达他的民族观：“人都有人性和兽性双重性，区别在有的人性多，有的兽性多。先进的民族人性在兽性之上，落后愚昧的民族兽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对付劣马的方法就是用铁夹子夹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实。”那位高级军官参与了一九八九年拉萨戒严的指挥。可想而知，他这种“哲学”会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有一些出于文化歧视而导致的决策，甚至可以达到荒谬的程度。例如六十年代曾发生有些中共干部强制推行藏装“改革”，其道理是藏装的长袖长袍“浪费了材料，穿起来不方便”。［9］他们不屑稍微花点工夫了解一下藏袍在西藏环境下的特殊功能（后文专有谈及），就想当然地得出自以为是的结论。
我还认识一位在西藏自治区政府管理农业的“援藏”干部，私下谈话时，他拿出一张照片感慨西藏农民的“懒惰”。照片是一片农田里布满巴掌大的石块。“他们就懒到这种程度，就不愿意动动手把石块捡出去，年年这么对付！”其实对西藏稍有了解就会知道，夏季西藏农区雨大其猛，雨水容易把泥土冲跑，平时阳光又格外强，田里水分蒸发过快。石块留在田里，下雨可压住泥土，防止水土流失，烈日时石块下又可保存水份。那是西藏一种特有而聪明的保土壤方法，是不能用中国内地的标准衡量的。
到了邓小平时代，随着经济交流增加和进藏交通条件改善，中国内地与西藏的接触开始在民间层次展开，与藏人打交道的已经不限于汉人官员。而汉人老百姓不像官员那样至少在表面不显露歧视态度，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往往溢于言表。即便是街头做苦力的汉人，也自以为比藏人高一等，稍有点身分的汉人就更是表现得居高临下。而在信息日益开放的年代，藏人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意识，对文化歧视的反应也就越来越具有对抗性，亦成为民族主义滋生的土壤。
我在青海汉藏交接地区乘长途汽车时，车上的汉族售票员就像赶牲口一样驱赶藏族人坐到汽车后排去，肆无忌惮地说他们太脏，别人没法和他们坐在一起。当我坚持不让坐在我身边的藏人挪到后面时，周围的汉族乘客就移到别处去了。那些藏人都是普通的农牧民，他们没有抗议，但他们心里难道会没有感觉？两个民族的对立不就是在这些小事中让人一览无余？也许长途汽车上的低层藏人也就罢了，不会有什么影响，换了另一些藏人呢？
我曾在火车上与咸阳民族学院一批暑假回家的学生坐在一起。我对面的那条三座长椅，靠窗的是一个汉族女学生，另外两个座位是藏族女生，一个藏族男生没有找到座位，便与他的藏族女同胞挤在一起坐下。自然汉族女生的空间窄小了一些。他们都是同学，照理本该互相照顾，可是汉族女生立刻表现出反感，甚至推搡挨着她的藏族女生。我在对面阅读她的表情，能感受到导致她暴躁不安的，一是本能地觉得藏族人脏；二是藏族男生和女生的肌肤相亲被她当作藏人男女关系的不检点，她感到跟他们在一起受了玷污。其实那几个藏族学生至少跟她一样干净，而且比车厢里几乎所有汉人都漂亮和健康。问题还在于，如果那女生身边是她的汉人同学，也许她就不会在意，或者即使不高兴，也不会流露。
那几个藏族学生没有和汉族学生争执，然而他们可不是长途汽车上的农牧民，他们将来都会成为学者、官员、上层人士，他们曾受到的歧视 ----不管是从多么小的事上受到的---很可能就会成为将由他们代表的民族情绪，就像甘地在南非火车上受到的侮辱成为他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转折点一样。
现代社会主流标准的确立和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同位置，决定了民族优越感的存在和对落后民族自觉不自觉的傲慢态度，这在当今世界任何角落都普遍存在，并非汉人对藏人所独有。今日中国精英阶层产生的民族主义，与西方人表现出的优越感和傲慢态度也有直接关系，二者道理是一样的。要改变这方面的冲突，绝非政府政策或意识形态原则可以做到的，冲突也因此必然是长期的。
还有一些冲突与歧视没有关系，是纯粹的“文化”冲突。例如有这样一件事；一藏一汉两个司机开车下乡，几个藏族姑娘向他们兜售青稞酒。酒装在羊膀胱里，两头扎死，像装满了水的气球。汉族人根深蒂固地嫌恶与排泄物有关的一切。姑娘们嬉闹着把泛血丝的羊尿泡往车窗里塞，那个汉族司机阻止不住，最后忍无可忍地破口大骂。这时通行的藏族司机不干了，他认为姑娘给你酒喝是敬你，你不知好歹，反倒骂人，明摆着是对藏族的歧视。于是两个司机又打起来。
汉族司机的行为之所以能被看作是歧视，在于他属于多数民族。即使他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的行为完全是个人的，也会被加上民族属性。其实这种冲突很难说是民族歧视。不如说看作文化上的相互误解和习惯上的相互不适应更准确。从昌都去云南的路上，我曾在一个叫吉塘的兵站停留。兵站虽然有电视机和发电机，晚上却既不发电也不开电视。不是兵站的人不想照明和看电视，电视是他们唯一的娱乐。兵站的军官向我们解释，只要一开电视附近的藏族老百姓就携家带口一起来，把电视房挤得满满。他们听不懂汉话，无须保持安静倾听，彼此大声地喧哗议论电视画面，加上孩子哭叫和打闹，兵站的人也看不成电视。开始兵站的人装作关掉电视不看了，等藏民散了再接着看。很快藏民也明白这种把戏，关掉电视也不走，除非停掉发电机。电视必须靠发电机看，发电机声音成了一种信号，无论何时只要一响，周围藏民就自动到兵站集合，等着开电视。兵站曾经关闭大门不让人进，藏民却善于翻墙，不但挡不住，为了报复这种不友好的举动，还会从外面把兵站大门反锁，不让兵站的人出入。为了看电视这件小事，兵站的士兵与藏民打过多次架。兵站人少寡不敌众。如果事闹大了，变成军队与地方的矛盾，也是对军队的处分重，所以 兵站就干脆既不发电也不开电视了。
用当代市民的标准衡量，当然会认为藏民这种行为是不“开化”，不仅兵站的士兵这样看，换上西方人，可能更难接受。但是反过来，藏民却会认为不让大家一起看电视是不可理解的自私小气，是不友好的表示，尤其是还为此耍弄花招，就更为卑鄙。当你真正理解藏人这种想法的时候，有时是会为我们已经习惯的自我意识和权利计较感到羞耻的。
我在丁青县遇到开基层干部会，每当会议开饭，食堂门口就围坐上不少妇女儿童，藏族干部吃完饭，必定要随手带一些馒头之类的食品出门分给他们。食堂经理小杨跟我说，他手下的藏族工作人员绝对不贪污，也不偷摸，但是食堂亏空很大，都是被送人了。藏族人生性慷慨，没有彼此分明的界限，所谓“慷他人之慨”在我们的词汇中是贬义，他们做得却让你难以指责，因为他们首先慷自己的慨。
不过，这种文化上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有多少人能够弄懂并且愿意站在对方的立场予以理解和欣赏呢？至少对于今天的世界，实在是很困难。中国人与西藏人的关系是这样，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只不过位置颠倒了）。由于文化隔阂，民族之间的广泛理解和体谅原本就非常困难，然而不同民族却被日益紧密地推到了一起，不可回避地发生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碰撞，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民族主义之所以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世界越来越强的思潮，正是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与文化冲突之间相反相成的结果。
一、 万里遨游，西出炉关天尽头。山途穹而陡，水恶声似吼。四月柳条抽，花无锦绣，惟有狂风，不辨昏和画。因此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二、蛮栅拴牛，人住其间百尺楼。满屋屎尿臭，遍地丧家狗。乱石砌墙头，彩旗前后；金顶标杆，独立当门右。因此把画栋雕梁一笔勾。
三、无面羊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白雪堆山厚，帘下寒风透。纱葛不须求，氆氇耐久，一口钟儿，常挂当胸扣。因此把锦绣绫罗一笔勾。
四、 大脚丫头，发辫蓬松似冕旒。细褶裙儿皱，半截衫无钮。腿裤不遮羞，春风透露，方便门儿，尽管由人走。因此把礼仪廉耻一笔勾。
五、 客到先留，奶子熬茶敬一瓯。蛮冲青稞酒，糌粑和酥油。牛腿与羊肘，连毛入口；风卷残云，吃尽方罢休。因此把珍馐美味一笔勾。
六、万恶秃头，饶钹喧天不住休。口念糊涂咒，心想鸳鸯偶。两眼黑黝黝，如禽似兽；偏袒露肩，黑漆钢叉手。因此把释教风流一笔勾。
七、出入驿骡，胜过君家万户侯。世代承恩厚，顶戴儿孙有，凌阁表勋猷，荣华已够；何必执经，去向文场走。因此把金榜题名一笔勾［1］。
果亲王本人虽是满人，不过已经汉化，所以说他这篇轻浮文字代表汉人对藏文化的歧视应该不算错。
至民国，虽民族平等思想已成时髦，主管西藏事务的最高官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一九三九年赴西藏之后所写的考察报告中，还 是充满此类言辞描述西藏；“西藏可程世界上极不请求卫生之地方”、”藏人煮食牛羊肉多半生不熟，尤不卫生“、”藏人衣服常终年不换，衣上满积油垢，富贵者多以衣上之油垢愈多为光荣“、“藏人有随地大小便之习惯，拉萨街道每值早晨，便溺遍地，值等于一公共厕所”…［2］
早期进藏的西方人对西藏人更是充满轻蔑。在他们眼里，连中国人都是没开化的，西藏人就更不用说了。一九零四年，荣赫鹏的武装使团挺进拉萨时，西方记者首次进入西藏。他们第一次通过现代媒体向西方人展示了西藏。英国《政治家》的记者这样描写他们最先到达的帕里 :
今天早上我从屋顶鸟瞰帕里城，它就像一个在城堡下的养兔场。从城垛往下看，只能看到低矮的黑色房子的扁平屋顶。臭气刺鼻的浓烟从屋顶袅袅升起。屋顶上堆满了麦杆。房屋与房屋之间五颜六色的经幡形成网状，把屋顶连成一片。有时，作为大街使用的狭窄小巷也挂满了经幡。无数的肥胖的乌鸦栖息在墙上，还有数不清的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出于保暖的目的，大部分的房间都在地下。黑的像搬运煤炭的西藏人在这些地下住所里与犁牛或骡子缩挤在一起。同样肮脏的藏族妇女到处走动着，她们的脸涂抹得很脏，布满了疙瘩。她们的头戴着像箍一样的红色头饰，上面有时装饰着绿松石，有时是红宝石颜色的头饰。在城堡里，人们在清晨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其肮脏的女人爬上台阶。她们背上背着已结了冰的木桶及成袋的犁牛粪。这是她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3）
另一位《泰晤士报》记者笔下展现的也是一样糟糕的场面:
城堡的南墙低御住最严寒方向刮来的寒风，只有一层，至少有两层用草皮搭起的小棚挤缩在墙下。房子互相支撑着。已经腐烂、位置放错了的大梁不时的从一层层黑色的泥炭土中伸出。从与摇摇欲坠的黑色假型板相连的几扇小窗子可以辨别出楼上楼下。大门敞开，它也只不过就是三块黑黑的厚板子，两个横梁及一个扣锁。在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涂上了一层黑烟油……在大街中央，在两堆污物和垃圾之间，流淌着一条臭气熏天的小溪。它每天都解冻。西藏人吃掉的或没有吃掉的动物的角、骨头等都仍在里面。狗或者乌鸦把它们叼走后，泥灰墙和门内的小溪才清洁可用。这种恶臭令人恐惧 。［4］
他们不仅攻击西藏的卫生状况，而且把西藏人的全部生活方式都看得非常可笑。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埃德蒙·坎德勒这样写 :
在这个佛教确立了自身地位的国家里，人们仍然受着巫术和转世活佛的指导。人们在处理世俗事务时，还要用一双眼睛盯着那奇异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在他们的生活中是最实在的东西。这是一个乱七八糟、秩序颠倒的国度，这里的人们用一生中的一半世间哼着晦涩难懂的经文和摇着转经筒，死人则被砍成碎块仍去喂狗喂鹰。［5］
西藏使埃德蒙、坎德勒感到厌倦，他表示即使送给他一千头犁牛也不想再到西藏，他“渴望得到香皂，渴望得到雪白的亚麻布，渴望得到气色赏心悦目的女人 ，渴望看到脸上刮得 干干净净、 衣着整洁的男人。［6］
不过，以前的西藏由于封闭，与外部世界的文化冲突只在很小范围被感受。那时能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寥寥无几，中国人除了少数经商者，只有一些执行公务的官员和军人。他们身为上层人士，即使显示出傲慢和歧视，也多被具有较强等级意识的藏人视为正常，不至于引起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
西藏被中共占领后，大批汉人进藏工作。不过那些汉人都是中共的干部和职工，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约束。中共一方面信奉马列主义的“民族大家庭”理念，另一方面从有利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也一直在其部队内部对“大汉族主义”进行批评和整萧。毛泽东将其上网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况，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 在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变这一方面的错误”。［7］
毛泽东把话说到这么严重的地步，说明实际情况的严重。即使有官方纪律约束，对藏人的歧视在中共进藏官员中仍然广泛存在。不奇怪，官员首先是社会人，有其自身的民族背景。意识形态和官方纪律只能定下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大原则，却无法约束其每个人的日常细微心态和表现。日常琐事中能有多少大原则呢？而正是日常那些细节小事，时时刻刻地暴露“大汉族主义”，使中共笼络藏人的成果不断受到腐蚀和破坏。
闻名世界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出身中共干部家庭。他在监狱里就西藏问题写给邓小平的信，以他自己的经历说明中共干部对西藏民族的歧视 :
我的父母既没有接触过藏民也没有研究过藏族，他们对藏族的了解完全来自你们党内的文件和公开宣传，而这些宣传留给他们的心里印象就是“半牲口”的形象。所以当我准备和一位藏族姑娘结婚时遭到了他们极强烈的反对，以至于要和我“断绝父子母子关系”。当然，后来他们认识这位藏族姑娘后就完全改变了看法。但是人家藏族家庭的自尊心却不能容忍这样的“亲家”，所以我到底也没做成藏族女媳［8］。
其实，魏京生准备与之结婚的那位姑娘，其父也是长居北京的的中共干部。如果真是西藏本土的藏族姑娘，魏的父母更不知道要反对到什么程度了。
我在西宁宾馆与同住一个房间的藏区汉人官员聊天，发现虽然他受过高等教育，在藏区生活了三十多年，对西藏文化的无知和偏见却令人吃惊。诸如我记下了他这样的原话；“喇嘛搞女人是犯罪，顶小喇嘛沟子不犯罪。”“沟子”是西北土话中的臀部，他的意思是西藏宗教禁止和尚与女人性交，但是不禁止同性进行鸡奸。他还这样解释“鸡奸”一词的来历：“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鸡交配，不仅拍着巴掌大笑起来，他这下可找到办法解决喇嘛的性欲了。从此就有了『鸡奸』的说法。”
那位官员对这种下流笑话之所以能够三十多年信以为真，津津乐道，我想就在于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过歧视的眼镜看西藏。虽然纪律约束使他不会把这种歧视公开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会影响到他的思维，也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在藏区工作的决策和行为。
我亲自听到过一位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这样表达他的民族观：“人都有人性和兽性双重性，区别在有的人性多，有的兽性多。先进的民族人性在兽性之上，落后愚昧的民族兽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对付劣马的方法就是用铁夹子夹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实。”那位高级军官参与了一九八九年拉萨戒严的指挥。可想而知，他这种“哲学”会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有一些出于文化歧视而导致的决策，甚至可以达到荒谬的程度。例如六十年代曾发生有些中共干部强制推行藏装“改革”，其道理是藏装的长袖长袍“浪费了材料，穿起来不方便”。［9］他们不屑稍微花点工夫了解一下藏袍在西藏环境下的特殊功能（后文专有谈及），就想当然地得出自以为是的结论。
我还认识一位在西藏自治区政府管理农业的“援藏”干部，私下谈话时，他拿出一张照片感慨西藏农民的“懒惰”。照片是一片农田里布满巴掌大的石块。“他们就懒到这种程度，就不愿意动动手把石块捡出去，年年这么对付！”其实对西藏稍有了解就会知道，夏季西藏农区雨大其猛，雨水容易把泥土冲跑，平时阳光又格外强，田里水分蒸发过快。石块留在田里，下雨可压住泥土，防止水土流失，烈日时石块下又可保存水份。那是西藏一种特有而聪明的保土壤方法，是不能用中国内地的标准衡量的。
到了邓小平时代，随着经济交流增加和进藏交通条件改善，中国内地与西藏的接触开始在民间层次展开，与藏人打交道的已经不限于汉人官员。而汉人老百姓不像官员那样至少在表面不显露歧视态度，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往往溢于言表。即便是街头做苦力的汉人，也自以为比藏人高一等，稍有点身分的汉人就更是表现得居高临下。而在信息日益开放的年代，藏人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意识，对文化歧视的反应也就越来越具有对抗性，亦成为民族主义滋生的土壤。
我在青海汉藏交接地区乘长途汽车时，车上的汉族售票员就像赶牲口一样驱赶藏族人坐到汽车后排去，肆无忌惮地说他们太脏，别人没法和他们坐在一起。当我坚持不让坐在我身边的藏人挪到后面时，周围的汉族乘客就移到别处去了。那些藏人都是普通的农牧民，他们没有抗议，但他们心里难道会没有感觉？两个民族的对立不就是在这些小事中让人一览无余？也许长途汽车上的低层藏人也就罢了，不会有什么影响，换了另一些藏人呢？
我曾在火车上与咸阳民族学院一批暑假回家的学生坐在一起。我对面的那条三座长椅，靠窗的是一个汉族女学生，另外两个座位是藏族女生，一个藏族男生没有找到座位，便与他的藏族女同胞挤在一起坐下。自然汉族女生的空间窄小了一些。他们都是同学，照理本该互相照顾，可是汉族女生立刻表现出反感，甚至推搡挨着她的藏族女生。我在对面阅读她的表情，能感受到导致她暴躁不安的，一是本能地觉得藏族人脏；二是藏族男生和女生的肌肤相亲被她当作藏人男女关系的不检点，她感到跟他们在一起受了玷污。其实那几个藏族学生至少跟她一样干净，而且比车厢里几乎所有汉人都漂亮和健康。问题还在于，如果那女生身边是她的汉人同学，也许她就不会在意，或者即使不高兴，也不会流露。
那几个藏族学生没有和汉族学生争执，然而他们可不是长途汽车上的农牧民，他们将来都会成为学者、官员、上层人士，他们曾受到的歧视 ----不管是从多么小的事上受到的---很可能就会成为将由他们代表的民族情绪，就像甘地在南非火车上受到的侮辱成为他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转折点一样。
现代社会主流标准的确立和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同位置，决定了民族优越感的存在和对落后民族自觉不自觉的傲慢态度，这在当今世界任何角落都普遍存在，并非汉人对藏人所独有。今日中国精英阶层产生的民族主义，与西方人表现出的优越感和傲慢态度也有直接关系，二者道理是一样的。要改变这方面的冲突，绝非政府政策或意识形态原则可以做到的，冲突也因此必然是长期的。
还有一些冲突与歧视没有关系，是纯粹的“文化”冲突。例如有这样一件事；一藏一汉两个司机开车下乡，几个藏族姑娘向他们兜售青稞酒。酒装在羊膀胱里，两头扎死，像装满了水的气球。汉族人根深蒂固地嫌恶与排泄物有关的一切。姑娘们嬉闹着把泛血丝的羊尿泡往车窗里塞，那个汉族司机阻止不住，最后忍无可忍地破口大骂。这时通行的藏族司机不干了，他认为姑娘给你酒喝是敬你，你不知好歹，反倒骂人，明摆着是对藏族的歧视。于是两个司机又打起来。
汉族司机的行为之所以能被看作是歧视，在于他属于多数民族。即使他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的行为完全是个人的，也会被加上民族属性。其实这种冲突很难说是民族歧视。不如说看作文化上的相互误解和习惯上的相互不适应更准确。从昌都去云南的路上，我曾在一个叫吉塘的兵站停留。兵站虽然有电视机和发电机，晚上却既不发电也不开电视。不是兵站的人不想照明和看电视，电视是他们唯一的娱乐。兵站的军官向我们解释，只要一开电视附近的藏族老百姓就携家带口一起来，把电视房挤得满满。他们听不懂汉话，无须保持安静倾听，彼此大声地喧哗议论电视画面，加上孩子哭叫和打闹，兵站的人也看不成电视。开始兵站的人装作关掉电视不看了，等藏民散了再接着看。很快藏民也明白这种把戏，关掉电视也不走，除非停掉发电机。电视必须靠发电机看，发电机声音成了一种信号，无论何时只要一响，周围藏民就自动到兵站集合，等着开电视。兵站曾经关闭大门不让人进，藏民却善于翻墙，不但挡不住，为了报复这种不友好的举动，还会从外面把兵站大门反锁，不让兵站的人出入。为了看电视这件小事，兵站的士兵与藏民打过多次架。兵站人少寡不敌众。如果事闹大了，变成军队与地方的矛盾，也是对军队的处分重，所以 兵站就干脆既不发电也不开电视了。
用当代市民的标准衡量，当然会认为藏民这种行为是不“开化”，不仅兵站的士兵这样看，换上西方人，可能更难接受。但是反过来，藏民却会认为不让大家一起看电视是不可理解的自私小气，是不友好的表示，尤其是还为此耍弄花招，就更为卑鄙。当你真正理解藏人这种想法的时候，有时是会为我们已经习惯的自我意识和权利计较感到羞耻的。
我在丁青县遇到开基层干部会，每当会议开饭，食堂门口就围坐上不少妇女儿童，藏族干部吃完饭，必定要随手带一些馒头之类的食品出门分给他们。食堂经理小杨跟我说，他手下的藏族工作人员绝对不贪污，也不偷摸，但是食堂亏空很大，都是被送人了。藏族人生性慷慨，没有彼此分明的界限，所谓“慷他人之慨”在我们的词汇中是贬义，他们做得却让你难以指责，因为他们首先慷自己的慨。
不过，这种文化上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有多少人能够弄懂并且愿意站在对方的立场予以理解和欣赏呢？至少对于今天的世界，实在是很困难。中国人与西藏人的关系是这样，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只不过位置颠倒了）。由于文化隔阂，民族之间的广泛理解和体谅原本就非常困难，然而不同民族却被日益紧密地推到了一起，不可回避地发生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碰撞，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民族主义之所以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世界越来越强的思潮，正是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与文化冲突之间相反相成的结果。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2014年7月29日星期二
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44）
3、神的转换
问题在于，谁能推翻已经被藏人在千年时间奉为神圣天理的前提呢？
那必须是一个远比旧神更强大的新神。新神必须能把旧神残暴地踩在脚下，然后不容置辩地宣布一个新纪元开始，公布一套新天理，实行一套新的奖惩规则。藏人才会敢于把原本对传统宗教的“愿意”变成不愿意。
中共恰如其分地充当了那个新神。新神宣布的新天理既能符合藏人传统心理的宗教性，又能同时给他们以人类本性方面的满足 暂不谈中共后来的作为 ，因而被相当数量的藏人以近乎狂热的方式接受是合乎逻辑的。在宗教性上，皈依者以趋于极端的方式投身“砸烂旧世界”中，表达他们对新神的敬畏和忠诚，那和西藏宗教的内在精神本是一脉相承；在人性方面，受苦人一旦压抑解除，满腔苦水就会喷涌而出，并以残忍的方式回报给过去制造了苦难的来源，这也并不奇怪。从“平叛”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 一九六０到一九六六年 ，正好完成了藏人从启蒙、觉醒到全面动员的过程，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解除了世俗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管制，完全由那位光芒万丈的毛姓大神从遥远神秘的北京那座庙一样的城楼上挥动有着闪亮红五星的帽子进行指挥──那简直有太多藏人熟悉之极并且极易引起他们感应和激动的宗教意味。他们的宗教性和人性被双重蓬勃地点燃，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去，应该是十分顺理成章的。
中共从被他们称为“翻身农奴”的底层藏人拥护中，自以为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正确性。如毛泽东所说：“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一旦被压迫人民的阶级觉悟觉醒，就会奋起斗争，砸烂旧世界，追求新世界。然而以我看，与其说底层藏人是自己选择了以西藏上层社会为对手进行阶级斗争，倒不如说是他们是在一场两神之间的斗争中选择了胜利的一方。那场两神斗争是高高地发生在他们之上的，他们只能看到天上的翻腾乌云和雷鸣闪电，当那神界相争的恶战结束，云开雾散，阳光所照射的胜者是那位名字叫做毛泽东的新神，于是藏人就向他顶礼膜拜了，并按照他所公布的新天理去对被打倒的旧神进行“阶级斗争”了。
达赖喇嘛一方认为藏人从未有过对西藏传统宗教的背叛，是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历史事实；而另一种认为藏人曾接受了反宗教意识形态的观点，亦只是看到了外表。在那些年代，即使藏人高喊着“无神论”的口号对传统宗教进行摧毁，他们也不过是信奉了那个叫作“无神论”的新宗教，把宗教之神从达赖喇嘛换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藏人有崇拜强者的心态，毛泽东和达赖孰强孰弱，通过二者的两次较量，已经被藏人看得十分清楚。昌都战役，藏政府的精锐兵力在中共解放军面前一触即垮，如摧枯拉朽，达赖喇嘛只能逃到亚东去避风；拉萨事件，数万拥护达赖的武装战士云集拉萨，驻拉萨的解放军只用二十几个小时就获全胜，达赖喇嘛则流亡印度。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展现在藏人面前，肯定会给他们极大的震动。他们一直五体投地崇拜的神，原来并非像他们想象得那样战无不胜、无所不能，反而在毛泽东面前只有逃了再逃。崇拜神界之强大和威严的潜意识，会使藏人崇拜的对象无形中发生转移。
前面说过，西藏的百姓宗教和僧侣宗教差距是很大的。百姓宗教更多的是一种表现为集体潜意识的宗教感，而满足那种宗教感的具体内容可以不拘一格，不像僧侣宗教那样必须符合学术体系、流派和严格的对象。西藏百姓有神便拜，他们理解的世界是个多神世界，凡是强大或位高的事物都会被他们赋予神灵特性，为他们所拜。连黄慕松那样的世俗官僚，在进藏路上也曾被藏人要求其为之“摩顶”：
万民争来求福，罗拜帐外，并献金珠饰物，余乃施以摩顶礼，众皆大悦。余之乘舆挂满哈达，俨如活佛出行......在加沙未受摩顶之民众，亦沿踪偕来，余乃一一抚慰。盖民众信佛极虔，以为中央大员，必为活佛转世也。［26］
那么以毛泽东和中共表现出的强大，更足以引起藏人百姓的敬畏之心。使毛和中共可以顺利地在藏人百姓中取代传统旧神的，还在于中共意识形态本身和西藏宗教颇有内在相通之处，因此不会使他们的宗教意识发生太大冲突；同时，中共在西藏的专制统治和传统西藏的政教合一统治亦非常相像；作为至高无上的宗教象征符号，毛泽东比达赖有过之无不及，不仅其作为世俗领袖更加威严强大，而且因为历史上中国皇帝被藏人视为文殊菩萨化身，比作为观音菩萨化身的达赖喇嘛有更高的神格，理所当然地，毛被藏人当作了文殊菩萨。
在强制推行和相互裹挟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对毛泽东表达崇拜的仪式化行为，虽然具体方式不同，在精神实质上和藏人熟悉的喇嘛教却无二致，因此转换起来非常容易。家家挂毛泽东像，每天对画像鞠躬，手捧“小宝书”背诵“最高指示”，与过去家家供奉达赖画像、对其叩拜、祈祷念经有多大区别？对普通的藏人百姓，只要能满足他们的宗教意识所寻求的强大威慑和庇护，以及提供他们相应的宗教形式，真正的宗教内容反而是次要的，很容易置换。文革期间废除了设在山口与路边的宗教玛尼堆，代之以石块与水泥砌成的“毛主席语录牌”，藏人老百姓路过时，仍然自觉地绕其转圈，与当年绕玛尼堆一样。传统中收割之日的“望果节”，藏人要在田里举着佛像念经唱歌，文化大革命期间，变成举着毛泽东像念毛语录唱“东方红”。
藏人对西藏宗教的典籍心怀敬畏，但大部分是文盲的底层藏人顶多背诵一点“六字箴言”那样简单的经文，对深奥且浩瀚的宗教典籍，不要说弄懂其中的含义，连不知所以然地朗读一下都没有可能。西藏之所以发展出众多“自动化念经”方式，与此也有关系。如藏人多有手持的经桶，桶内装有印着经文的纸卷，转动经桶就相当念诵其中的经文；把经文印在布上 经幡 挂在外面让风吹动，则可算作“风力念经”；有流水的地方可以设置水力带动的经桶，原理和跟水磨一样，等于昼夜不停的“水力念经”；还有遍布西藏高原的玛尼堆，把经文和佛像刻在石板上，堆放在一起，围绕玛尼堆转行也相当念那些经文。以那种方式念经，把经换成了“毛主席著作”，又会有什么区别呢？西藏林芝地区的专员张木生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期间，林芝地区的农牧民，平均每人可以背诵的“毛主席语录”达到四十多条。但是那并不意味他们真地接受了毛思想，无论对佛教经典还是毛语录，他们的念诵之形式都高于实质。
所以，只要在形式置换上有足够的分量，能满足西藏宗教所需要的形式感，以毛泽东置换掉达赖，以共产主义天堂置换掉西天极乐世界，以共产党组织置换掉寺院结构，对底层藏人来讲，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也许今天人们会说共产党统治西藏如何残暴，给藏人带来了多少苦难。残暴是无疑的，然而正如上述，残暴在西藏的宗教意识中并非能够简单地全部视之为恶，还是其文化深层的某种必要因素。中共统治残暴，西藏的传统社会也不尽甜美。中共的残暴是针对上层阶级 至少在六十年代 ，传统西藏的压迫却是对下层阶级，是以多数人的苦难维系少数人的特权。共产党颠倒了这种关系 “翻身”一词是非常形象的描述 ，把上层社会的财富分给过去的农奴。当那些世世代代苦命的人们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牲畜，而且被告之他们成了主人的时候，他们的惊喜是可想而知的。并且他们将不会为此感到惶惑，因为给他们做主的新神是那么强大有力，整个旧世界在那新神面前不堪一击。一方面新神可以降临最残忍的惩罚于敌人，另一方面又可以普施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恩惠──废除乌拉、不收税，空投救灾、巡回医疗、送穷人的孩子上大学......区分的规则如此明确，一目了然──阶级。这种将人的命运决定于先天的哲学，简直跟西藏传统宗教对生命的解释一模一样，区别只在于过去的角色调了个个儿──这回是穷人把富人踩在脚下了。
为什么会调个儿，那是因为天地重造，出现了神界轮回──旧神的时代结束，而一个无比强大的新神时代从此开始！以新神的神威，新世界必将与天地共长久，而旧世界将万劫沉沦，永世打入地狱。在这种对比中，慑服于新神，投靠新神，敬畏新神，按照新神的意志抛弃和打倒旧神，以西藏文化的思想方法，应该是再合理不过的选择。
不要说西藏底层百姓，即使是写下了《七万言书》对中共进行尖锐批评的班禅喇嘛，在其《七万言书》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搀杂了对新神的畏惧和敬意。以《七万言书》最后一段为例：
这份报告呈送给总理您并通过您转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伟大正确英明的领袖毛主席。请在宏大深邃的胸怀中稍加关注。因为我的知识水平低，这份报告里有许多不全面、不成熟、不对、不妥、不当的地方，请毫不避讳的以父母诫子之心，严赐批评教导。总之，过去十二年中靠党的恩惠而生存，由于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各位首长和以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为首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各位书记对我的思想经常给以许多帮助，因而使我有了一定的革命观点、看法、认识和理想等......我已立下誓言，今后为了党和人民除了肯定办好事外，绝不让有辱一个作为勤劳勇敢的藏族子孙名誉的任何痕迹遗留在我的历史上。今后我要在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等各级领导下，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各位副主任的帮助和工作上共同协作下，可以完善的负起自己的责任，对此请在宏大深邃圣洁的胸怀中加以鉴察。［27］
并且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也想到了佛教的末日，所以在《七万言书》中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宇宙间所包罗的一切 事物 都是瞬息万变，趋于消亡的；不变化不消亡而能存在者连一件也没有。因此佛教的存在也有时限，这是我们慈悲之主释迦牟尼已经明确讲过的。［28］
他所能做的，仅仅是请求中共不要把佛教灭亡的日子以人为之力加以提前罢了。
那必须是一个远比旧神更强大的新神。新神必须能把旧神残暴地踩在脚下，然后不容置辩地宣布一个新纪元开始，公布一套新天理，实行一套新的奖惩规则。藏人才会敢于把原本对传统宗教的“愿意”变成不愿意。
中共恰如其分地充当了那个新神。新神宣布的新天理既能符合藏人传统心理的宗教性，又能同时给他们以人类本性方面的满足 暂不谈中共后来的作为 ，因而被相当数量的藏人以近乎狂热的方式接受是合乎逻辑的。在宗教性上，皈依者以趋于极端的方式投身“砸烂旧世界”中，表达他们对新神的敬畏和忠诚，那和西藏宗教的内在精神本是一脉相承；在人性方面，受苦人一旦压抑解除，满腔苦水就会喷涌而出，并以残忍的方式回报给过去制造了苦难的来源，这也并不奇怪。从“平叛”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 一九六０到一九六六年 ，正好完成了藏人从启蒙、觉醒到全面动员的过程，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解除了世俗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管制，完全由那位光芒万丈的毛姓大神从遥远神秘的北京那座庙一样的城楼上挥动有着闪亮红五星的帽子进行指挥──那简直有太多藏人熟悉之极并且极易引起他们感应和激动的宗教意味。他们的宗教性和人性被双重蓬勃地点燃，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去，应该是十分顺理成章的。
中共从被他们称为“翻身农奴”的底层藏人拥护中，自以为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正确性。如毛泽东所说：“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一旦被压迫人民的阶级觉悟觉醒，就会奋起斗争，砸烂旧世界，追求新世界。然而以我看，与其说底层藏人是自己选择了以西藏上层社会为对手进行阶级斗争，倒不如说是他们是在一场两神之间的斗争中选择了胜利的一方。那场两神斗争是高高地发生在他们之上的，他们只能看到天上的翻腾乌云和雷鸣闪电，当那神界相争的恶战结束，云开雾散，阳光所照射的胜者是那位名字叫做毛泽东的新神，于是藏人就向他顶礼膜拜了，并按照他所公布的新天理去对被打倒的旧神进行“阶级斗争”了。
达赖喇嘛一方认为藏人从未有过对西藏传统宗教的背叛，是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历史事实；而另一种认为藏人曾接受了反宗教意识形态的观点，亦只是看到了外表。在那些年代，即使藏人高喊着“无神论”的口号对传统宗教进行摧毁，他们也不过是信奉了那个叫作“无神论”的新宗教，把宗教之神从达赖喇嘛换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藏人有崇拜强者的心态，毛泽东和达赖孰强孰弱，通过二者的两次较量，已经被藏人看得十分清楚。昌都战役，藏政府的精锐兵力在中共解放军面前一触即垮，如摧枯拉朽，达赖喇嘛只能逃到亚东去避风；拉萨事件，数万拥护达赖的武装战士云集拉萨，驻拉萨的解放军只用二十几个小时就获全胜，达赖喇嘛则流亡印度。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展现在藏人面前，肯定会给他们极大的震动。他们一直五体投地崇拜的神，原来并非像他们想象得那样战无不胜、无所不能，反而在毛泽东面前只有逃了再逃。崇拜神界之强大和威严的潜意识，会使藏人崇拜的对象无形中发生转移。
前面说过，西藏的百姓宗教和僧侣宗教差距是很大的。百姓宗教更多的是一种表现为集体潜意识的宗教感，而满足那种宗教感的具体内容可以不拘一格，不像僧侣宗教那样必须符合学术体系、流派和严格的对象。西藏百姓有神便拜，他们理解的世界是个多神世界，凡是强大或位高的事物都会被他们赋予神灵特性，为他们所拜。连黄慕松那样的世俗官僚，在进藏路上也曾被藏人要求其为之“摩顶”：
万民争来求福，罗拜帐外，并献金珠饰物，余乃施以摩顶礼，众皆大悦。余之乘舆挂满哈达，俨如活佛出行......在加沙未受摩顶之民众，亦沿踪偕来，余乃一一抚慰。盖民众信佛极虔，以为中央大员，必为活佛转世也。［26］
那么以毛泽东和中共表现出的强大，更足以引起藏人百姓的敬畏之心。使毛和中共可以顺利地在藏人百姓中取代传统旧神的，还在于中共意识形态本身和西藏宗教颇有内在相通之处，因此不会使他们的宗教意识发生太大冲突；同时，中共在西藏的专制统治和传统西藏的政教合一统治亦非常相像；作为至高无上的宗教象征符号，毛泽东比达赖有过之无不及，不仅其作为世俗领袖更加威严强大，而且因为历史上中国皇帝被藏人视为文殊菩萨化身，比作为观音菩萨化身的达赖喇嘛有更高的神格，理所当然地，毛被藏人当作了文殊菩萨。
在强制推行和相互裹挟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对毛泽东表达崇拜的仪式化行为，虽然具体方式不同，在精神实质上和藏人熟悉的喇嘛教却无二致，因此转换起来非常容易。家家挂毛泽东像，每天对画像鞠躬，手捧“小宝书”背诵“最高指示”，与过去家家供奉达赖画像、对其叩拜、祈祷念经有多大区别？对普通的藏人百姓，只要能满足他们的宗教意识所寻求的强大威慑和庇护，以及提供他们相应的宗教形式，真正的宗教内容反而是次要的，很容易置换。文革期间废除了设在山口与路边的宗教玛尼堆，代之以石块与水泥砌成的“毛主席语录牌”，藏人老百姓路过时，仍然自觉地绕其转圈，与当年绕玛尼堆一样。传统中收割之日的“望果节”，藏人要在田里举着佛像念经唱歌，文化大革命期间，变成举着毛泽东像念毛语录唱“东方红”。
藏人对西藏宗教的典籍心怀敬畏，但大部分是文盲的底层藏人顶多背诵一点“六字箴言”那样简单的经文，对深奥且浩瀚的宗教典籍，不要说弄懂其中的含义，连不知所以然地朗读一下都没有可能。西藏之所以发展出众多“自动化念经”方式，与此也有关系。如藏人多有手持的经桶，桶内装有印着经文的纸卷，转动经桶就相当念诵其中的经文；把经文印在布上 经幡 挂在外面让风吹动，则可算作“风力念经”；有流水的地方可以设置水力带动的经桶，原理和跟水磨一样，等于昼夜不停的“水力念经”；还有遍布西藏高原的玛尼堆，把经文和佛像刻在石板上，堆放在一起，围绕玛尼堆转行也相当念那些经文。以那种方式念经，把经换成了“毛主席著作”，又会有什么区别呢？西藏林芝地区的专员张木生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期间，林芝地区的农牧民，平均每人可以背诵的“毛主席语录”达到四十多条。但是那并不意味他们真地接受了毛思想，无论对佛教经典还是毛语录，他们的念诵之形式都高于实质。
所以，只要在形式置换上有足够的分量，能满足西藏宗教所需要的形式感，以毛泽东置换掉达赖，以共产主义天堂置换掉西天极乐世界，以共产党组织置换掉寺院结构，对底层藏人来讲，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也许今天人们会说共产党统治西藏如何残暴，给藏人带来了多少苦难。残暴是无疑的，然而正如上述，残暴在西藏的宗教意识中并非能够简单地全部视之为恶，还是其文化深层的某种必要因素。中共统治残暴，西藏的传统社会也不尽甜美。中共的残暴是针对上层阶级 至少在六十年代 ，传统西藏的压迫却是对下层阶级，是以多数人的苦难维系少数人的特权。共产党颠倒了这种关系 “翻身”一词是非常形象的描述 ，把上层社会的财富分给过去的农奴。当那些世世代代苦命的人们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牲畜，而且被告之他们成了主人的时候，他们的惊喜是可想而知的。并且他们将不会为此感到惶惑，因为给他们做主的新神是那么强大有力，整个旧世界在那新神面前不堪一击。一方面新神可以降临最残忍的惩罚于敌人，另一方面又可以普施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恩惠──废除乌拉、不收税，空投救灾、巡回医疗、送穷人的孩子上大学......区分的规则如此明确，一目了然──阶级。这种将人的命运决定于先天的哲学，简直跟西藏传统宗教对生命的解释一模一样，区别只在于过去的角色调了个个儿──这回是穷人把富人踩在脚下了。
为什么会调个儿，那是因为天地重造，出现了神界轮回──旧神的时代结束，而一个无比强大的新神时代从此开始！以新神的神威，新世界必将与天地共长久，而旧世界将万劫沉沦，永世打入地狱。在这种对比中，慑服于新神，投靠新神，敬畏新神，按照新神的意志抛弃和打倒旧神，以西藏文化的思想方法，应该是再合理不过的选择。
不要说西藏底层百姓，即使是写下了《七万言书》对中共进行尖锐批评的班禅喇嘛，在其《七万言书》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搀杂了对新神的畏惧和敬意。以《七万言书》最后一段为例：
这份报告呈送给总理您并通过您转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伟大正确英明的领袖毛主席。请在宏大深邃的胸怀中稍加关注。因为我的知识水平低，这份报告里有许多不全面、不成熟、不对、不妥、不当的地方，请毫不避讳的以父母诫子之心，严赐批评教导。总之，过去十二年中靠党的恩惠而生存，由于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各位首长和以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为首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各位书记对我的思想经常给以许多帮助，因而使我有了一定的革命观点、看法、认识和理想等......我已立下誓言，今后为了党和人民除了肯定办好事外，绝不让有辱一个作为勤劳勇敢的藏族子孙名誉的任何痕迹遗留在我的历史上。今后我要在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等各级领导下，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各位副主任的帮助和工作上共同协作下，可以完善的负起自己的责任，对此请在宏大深邃圣洁的胸怀中加以鉴察。［27］
并且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也想到了佛教的末日，所以在《七万言书》中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宇宙间所包罗的一切 事物 都是瞬息万变，趋于消亡的；不变化不消亡而能存在者连一件也没有。因此佛教的存在也有时限，这是我们慈悲之主释迦牟尼已经明确讲过的。［28］
他所能做的，仅仅是请求中共不要把佛教灭亡的日子以人为之力加以提前罢了。
4、西藏寺庙是谁砸的
在五十年代中共镇压藏人武装反抗的过程中，不少寺庙因为成为反抗据点，受到中共炮火打击甚至飞机轰炸，因而遭到破坏。在随后进行的“民主改革”中，中共又迫使大批僧尼离寺还俗，使不少寺庙因无人驻守而荒废，或是因改作它用而遭到毁坏。这一类还不算专门针对寺庙的破坏。还有一类则是以彻底摧毁寺庙为宗旨的破坏，所说的“砸庙”就是这样一种行为。前者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已经比较清楚，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后一类破坏。
达赖阵营和西方舆论，一向把砸庙行为归于文革期间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的汉族红卫兵，并认为那是中共政权对西藏宗教“深思熟虑、有计画、有步骤的全面性摧毁”［29］的组成部分。董尼德在他的书中称之为“废墟行动”和“汉灾”［30］。他的有些描写让人惊讶：
寺庙愈牢固，工程就愈困难。对某些深墙高院、固若金汤的寺庙，红卫兵还动用了炸药和大炮。在某些情形下，他们甚至有轰炸机支持。［31］
不知他的说法根据在哪里？以我的了解，说红卫兵使用大炮和轰炸机摧毁寺庙实在是实在有些离谱了。不过，砸庙的具体手段暂时可以放在次要地位，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西藏寺庙到底是谁砸的。无疑，肯定有汉人参加。西藏当时有数万汉人，集中在文革浪潮相对汹涌的城市，中国内地刮进的“破旧立新”之风肯定会使他们受到影响。然而当时在西藏的汉人基本都是干部职工，干部职工一般较晚才介入运动。文革初期的“破旧立新”是红卫兵的行为，而红卫兵是学生组织，一般只有中学以上的学生才能参加。当时进藏工作的汉人普遍年轻，带子女进藏的本来就少，子女已上中学的更没有几个，所以不可能有多少西藏本地的汉人红卫兵参加砸庙行动。
这一点可以从拉萨寺庙的情况得到证明。拉萨那时集中了最多的汉人，但是拉萨寺庙受到破坏的程度远逊于汉人稀少的西藏农村和偏远地区。那些偏远地区的寺庙是谁砸的呢？
在西方人写的书中，连立场比较接近中共的谭·戈伦夫也将砸庙归之于中国内地的红卫兵。他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写到：“一九六六年整整半年，红卫兵开始涌进西藏，有些甚至是坐飞机去的，机票是由同情他们的北京官员办理的”［32］。达赖一方对此则更为明确，达兰萨拉的《西藏通讯》杂志主编达瓦才仁对此记载得极为详实：
这些破坏是由来自中国的红卫兵干的，当时，第一个闯进西藏的是一九六六年七月进入拉萨的北京女子学校八十中学的“八十中学红色造反队”，四百余人，队长是武姿汉 音译，下同 ；接着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地质学院红旗战斗队”三百余人，首领叫萧联；北京航空学院的“红色航空学院进藏战斗队”三百五十人；北京人民大学的反修战斗队有四百五十人；北京清华大学的“反帝战斗队”二百五十余人，领队叫张金松，李凤莲 女 等；北京民族学院四百余人叫“东方红战斗队” 其中一半是藏人 ；东北铁道学院的“红色造反队”三百人等。所以在西藏首先开始破四旧和破坏大型寺院并掠取珍贵艺术品的全是来自中国本土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虽未到过西藏却对西藏的文物极为熟悉，只砸他们不要的东西。［33］
上述的数字和名字虽然详细，但是没有提供引据来源，可信度是有问题的。至今时间已过三十多年，当年的当事人已难以寻找，尤其那是一个档案系统瘫痪的年代，基本无从核实当年的情况。但文中所列举的“第一个闯进西藏的”的“四百余”红卫兵所在的“北京女子学校八十中学”，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曾是女子中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另外，文中所说的八十中红卫兵到拉萨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七月”，那时红卫兵“大串联”尚未开始1，中国内地的只有少量红卫兵到北京“取经”或告状，因此不可想象会有四百余人的庞大红卫兵团队在那时从北京到拉萨。
我访问了一位从一九六五年就在八十中学教书的阮姓女教师，她知道学校在“文革”期间有学生去了西藏，由于那时教师都“靠边站”，具体情况她不是很清楚，但她可以肯定，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进藏。我访问的另一位名字叫孙小梅的女士，她在一九六七年去拉萨，并且参加了拉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在拉萨有一个“首都红卫兵赴藏总部”，不超过一百人。其中有八十中的学生，约十多个，领头的名叫贾军，是个男生。孙女士表示，至少她在西藏期间，没有汉族红卫兵参与砸寺庙的事。汉人红卫兵到了拉萨以后，也极少再有去西藏其它地区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去砸其它那些地方的寺庙。
虽然现在准确地了解当年情况已经不易，但是以经验判断，也难以相信当年会有大批汉人红卫兵进藏砸庙。也许他们会有这种愿望，如果没有西藏高原的大山阻挡，成千上万的汉人红卫兵可能真会乘“大串联”之机，涌进西藏去破“四旧” 依当时的标准，西藏的“四旧”无疑最多 。然而西藏的遥远和恶劣的交通挡住了他们。西藏行路之难，连三十年后的今天，交通条件改善了多少倍，离开了几条主要公路都有寸步难行之感。西藏寺庙遍布农村牧场和丛山峻岭，皆为当地最坚固的建筑，内地红卫兵如何能够深入进去，又如何有对付高原缺氧的体力和足够的人手，把散布在上百万平方公里面积上的数千座寺庙毁坏得那样彻底呢？
我还采访过一位名叫何佳的北京女士，她曾在一九六六年以红卫兵的身份到过拉萨。通过与她交谈得到的印象，我更相信汉族红卫兵那时进藏的人数极为有限。何佳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那是一个中共干部子女集中的学校。西藏中共首脑张国华的女儿也在那个学校上学。何佳与另外四个红卫兵战友进西藏，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拿到了张国华的批条才得以实现的。没有那层关系，当时的汉族红卫兵根本不被允许进藏。那时控制进藏的手段非常简单，进藏唯一的交通工具──汽车全都控制在当局手中，既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私人汽车。只要不被允许上汽车，红卫兵不可能靠两条腿走进西藏。何佳他们拿着张国华的条子，虽然得到了进藏汽车上的位置，也仅仅是在卡车货厢上露天而坐。
从成都到拉萨，走了半个月。他们一到拉萨就被安排住进军区的招待所──那是进藏汉族红卫兵的集中地。何佳现在说不清当时一共有多少人住在那里，但是她敢肯定不过百。
何佳进藏的目的是什么呢？与“破四旧”毫无关系。她和她的同伴是要求到西藏农村去当农民，“扎根边疆，建设祖国”。与他们同住招待所的另一伙北京红卫兵是想在西藏办学校。她在拉萨住的时间不长，因为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西藏当局支持。尽管他们采用死磨硬缠的方式，最后得到的答复只是可以考虑让他们留在拉萨当售货员或服务员。那与他们的浪漫理想显然差距太远。他们一共仅在拉萨逗留了十几天，拉萨以外的地区没有去，她相信别的汉族红卫兵也不会再有多少往下走的。除了因为交通限制，大多数汉族红卫兵能到拉萨已属不易，也就没有再往下走的心气。他们在拉萨的活动大部分都由当局安排，并且以保证安全的理由限制他们自己在外面活动。他们不但没有参与“破四旧”的行动，还以旅游者的心态去参观了布达拉宫等处。在何佳的记忆里，至少她在拉萨那段时间，没听说过内地汉族红卫兵有参与砸庙的行为。
我有一位朋友也曾与他的红卫兵战友踏上过去西藏之路。那时当然是打着革命旗号，现在他承认真实的愿望是想去玩。没有毛主席慷慨赐予的“大串联”，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如何有机会去西藏玩一趟呢？他们从青海西宁进藏。沿途的政府官员对北京红卫兵给予特殊照顾，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我那位朋友不认为官员们的动机是怂恿他们进藏“革命”，只不过是一种对文化大革命的惶恐迎合罢了。他们最终没能进入西藏。路途的漫长和辛苦使他们失去了信心，高原缺氧造成病号，他们在海拔五千二百多米的唐古拉山口退了回去。
西藏没去成，他们倒是在青海藏区走了一些地方，其间虽然也见过其它汉族红卫兵，不过是有限的几小拨。我问他们是否在藏区参与了“破四旧”，如砸寺庙等。我的朋友承认他曾在塔尔寺偷了一尊小铜佛。但在做那事时，完全没有“造反有理”的气概，而是惴惴不安。他们一伙去过数次塔尔寺，从没想过要砸庙，都是为了“参观”而已。他们去牧区搞“革命”时，真正的心思也都是在骑马一类更好玩的事上。他们在牧区的革命终止于他们中间一人被当地的藏族姑娘看上，不但姑娘向那红卫兵小将表了态，其父母也来提亲。当地的干部劝他们还是早一点离开为妙，免得造成“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于是“革命”宣告结束，只给少男少女们留下一个持久不衰的话题。
不过，那时从中国内地进藏的汉族红卫兵不多，但是从中国内地返回西藏的藏族红卫兵却不少。当时有几千名藏族学生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兰州的西北民族学院，以及位于陕西的咸阳西藏民族学院读书，他们同中国上千万青年学生一样，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他们大批返回西藏，对推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起了关键的“煽风点火”作用。何佳进藏，就是与西南民族学院的藏族红卫兵共乘一车。那时对藏族学生回西藏，沿途政权机构不加限制，并且提供相应条件。对这一点，既可以解释是中共利用藏族学生当工具，也可以解释为他们没有理由不让藏族学生回家闹革命。也许两个因素都有。所谓“中共”是由具体的机构和人组成的，并非只有一个大脑一种意志。对于文化大革命，当时大部分中共地方政权和干部都是不赞成的，并且以各种办法进行暗中抵制。西藏的中共当局也是一样。不难想象，谁愿意自己统治的地盘上涌进成群结队无法无天的造反者呢？他们不难预见到，红卫兵的造反很快就会造到自己头上。他们只是没有胆量抗拒毛泽东的意志，而毛泽东也正是藉助把红卫兵洒遍整个中国 “大串联”的奥妙所在 去“煽风点火”，动员起群众进行造反，才打垮了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务实派控制的政权体系，最终使中共极左派掌握了政权。
当时身在中国内地的藏族学生，对于回西藏进行文化大革命是有充分热情的。他们大多出身西藏底层社会，已经接受了数年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教育，文革所鼓吹的“造反”又最能投合青年人的叛逆与躁动心态，他们会责无旁贷地把对西藏社会“破旧立新”的使命揽在他们这第一代新藏人的肩上。除此之外，他们一般已经几年没有机会回家，很多人也从没去过藏人世代仰慕的拉萨或在广阔的藏区做过旅行，这一切都会在他们回西藏闹革命的愿望上再添动力。
不过那时区别一个人的身份是以阶级出身、参加的组织、持有的观点、政治面貌 是否党、团员等，民族成分不是主要的,即使后来分派进行“武斗”，每派成员也都各有汉藏民族 ，所以返回西藏的藏族红卫兵往往保持着诸如“首都红卫兵”、“内地红卫兵”等称呼，在拉萨成立组织，进行活动，印刷宣传品等，这可能也是后来把问题搞模糊的原因之一。随着那些藏族红卫兵逐步返回家乡 革命与探家相结合 ，文革的火种撒到整个西藏高原的农村牧场，遍布西藏各地的砸庙也就随之开始了。
在西藏最偏远的阿里地区普兰县，尼玛次仁给我讲了他家附近的贤柏林寺是如何砸掉的。当他说到内地来的红卫兵时，我问他那是汉族红卫兵吗？
不是，我们这儿没有一个内地汉人来，都是去咸阳民院上学的本地学生。他们一共回来了十六个人，包括现在日喀则军分区的副司令江洋次仁。现在他们都是大官了。他们是六六年底回来的。那时县上的领导干部都成了走资派，不能控制局面了。县上也成立了红卫兵。他们先动员县上的红卫兵，县上的红卫兵再分头到各乡动员。我那年十六岁，在多尤乡小学上五年级。县上红卫兵把材料发给我们，让我们到群众中去念，我们还在墙上到处写毛主席语录。
六七年的一月还是二月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在春节快到的时候，一天晚上骨干分子开会布置了第二天砸寺庙。我那时是毛主席语录宣传员，也参加了会。不过当时在会上的决定是只砸扎仓，不砸经堂。
第二天两个村的贫农小组一共十几个人去砸寺庙。带头的是乡长索朗次仁和贫农协会主任江布罗藏。他们在旧社会都是非常穷的。索朗次仁后来当过九大代表和区委书记。江布罗藏的儿子是那十六个咸阳民院红卫兵中间的一个。他儿子现在是地区交通局的副局长。
你问咸阳回来的红卫兵去没去砸庙？没有。他们动员群众去砸，自己没去。
寺庙的和尚那时大部分都不在，民主改革时不少跑到印度和尼泊尔去了，还有自杀的，只剩下几个和尚看庙。他们不给我们开门，我们就把门给砸开了。进去之后我们先扔佛像，然后开始砸扎仓的房子，还砸寺庙过去用来关人的监狱。
砸房子土大，像冒烟一样，远远就能看见。其它村子的贫农小组也都赶来参加了。开始只有我们乡的人，到中午时，其它乡的人也都来了。人一多就控制不住了，从砸扎仓发展到砸经堂，最后干脆全砸了。后来连几十里地以外的科加乡、西地乡都来人参加砸庙。多的时候达到五六百人，前前后后砸了一个多月，全部砸光了。
我们这里对寺庙的破坏最严重，其它地方有的还留下了文物和房子，我们这什么都没了。
没有，群众没有拿文物的，当时对那些东西都恨得很。群众拿的主要是生活用品和家具什么的。还有抢木料的。一些老百姓参加砸庙是为了要木料。你知道，我们这的木料很缺。金的银的那些东西先是各乡分，后来县上银行来人收走了。有些铜的东西散在老百姓手里，每斤三四毛钱卖给了县上的收购部门。
我后来在普兰的科加寺看见两座高达两米多的银佛像，就是文革期间被银行运走的。当时阿里地区归新疆“代管”，佛像被运到新疆，一直放在银行保险库里。直到邓小平时代重建科加寺才归还回来。科加寺的僧人给我掀开佛像的衣服，让我看佛像银腿上的有一块凹坑，那就是当年被砸庙者用大锤砸的。不知道为什么只砸一锤就中止了，我想也许是在场的银行工作人员及时进行了制止？
我与很多藏人谈到文革情况，他们都承认砸庙主要是藏人进行的，而且是群众自发的，但是像尼玛次仁那样谈及自己如何参与其中的就很少见了。我访问过一个名叫吾金次仁的藏人，文革开始时他在日土县。他讲了日土寺被当地藏人砸掉的过程。我问到他当时怎么做时，他回答他在一旁看。陪我去访问的当地驻军军官跟他关系很熟，以开玩笑的口气说他当时肯定也动手砸了，他才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那会儿都年轻嘛！”
西方著作对西藏文革期间寺庙被砸的描述大都缺乏细节，只是笼统地归于红卫兵。即使谈到了藏人砸庙，也附加上一些并不确切的事实。如董尼德书中的说法是：“西藏人民在枪管的逼迫下，身体力行地参加了寺庙的拆除工程。”［34］既然宗教是西藏社会与文化千年发展的核心，人们很难解释藏人为何会自己动手对其加以毁灭，于是就只有想当然地相信“枪管逼迫”那种理由，或者干脆就视而不见。
不错，当时确实存在高压氛围，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然而一种社会氛围并非仅仅由执政者造成，还必须有群众的配合。有时后者的作用更大。其实当时的中共的西藏政权常常想阻止过激行为，例如西藏的中共军队就一直支持群众中比较保守的一方，而不是支持更激进的“造反派”。事实表明，凡是在当局尚能控制的中心城市和地区，寺庙都得到相对较好的保护，而同为西藏黄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只因为离拉萨有六十公里距离，就被毁坏得只剩下一片废墟。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藏人自发地起来砸庙，的确是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尤其在全世界都天经地义地认定藏人是受害者的情况下。西藏以外了解这个事实的人很少。中共当局虽然清楚，却不会涉及这个话题，因为不管西藏寺庙是谁砸的，责任都在于它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对藏人而言，随着时过境迁，当年的行为成了今天的心病，于是宁愿闭眼不看过去的事实，或者希望缄默能够改变事实。而流亡在外的藏人即使知道真实的情况，也要坚持把砸庙说成是汉人所为，以在国际舆论中维护他们对西藏问题的描述。如此下去，再过一二代人，那段历史的真相也许真地会被改写成另外一个样子。
我说明西藏寺庙主要是藏人自己动手砸的，而且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目的不在于为汉人开脱，把责任推给藏人。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责任的问题，除了需要正视历史事实以外，还应该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为什么千百年把宗教视为生命的西藏人会亲自动手砸碎佛像？为什么他们敢于从寺庙拆下木料去盖自己的房子？为什么寺庙里物品被他们毫不在乎地毁坏？又是为什么他们曾在那时大声地否定神灵、虐待喇嘛活佛而不怕遭到报应？在这些行动中，除了看到被蛊惑的疯狂以外，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一旦藏人认识到能够自己把握命运，就会以彻底解放的姿态抛弃千百年压在头顶的“来世”，他们是不是更愿意做现世的人而非来世的魂呢？
目前的一般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暴政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是一种事后的观点。以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难推断当初人民一定反对，是过高地估计了人民的理性和预见能力。实际上理性和预见能力正是人民最缺乏的。在中国内地，普通人民对官僚主义及当权者的不满，以及长期严厉管制所造成的压抑，使相当一部分人在文革初期是欢欣鼓舞地投入的。西藏也是一样。甚至在某些方面，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群众基础甚至比中国内地还充分。内地的文化大革命矛头所指主要是中共当权派，而在西藏，文化大革命既可以表达对中共当权派的不满，也可以发泄已经被煽动起来的对西藏传统社会的仇恨。群众获得解放的感觉是空前的。
固然，毛泽东并没有真的给藏人以解放和他允诺的“现世天堂”。前面已经谈了很多西藏人民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苦难。不过我们同时需要慎重地对待另一种判断：中共的统治不好，因此被中共打倒的西藏传统社会就是好的。即使在藏人对中共的信仰和敬畏已经荡然无存的今天，仍旧可以在一些藏人家里发现毛泽东的画像，与达赖和班禅的像挂在一起。共产党曾经给了“翻身农奴”解放的理想，即使没给他们真实的解放，那理想也已经在他们心中扎根，再也不能拔除。就像当年的朗生次仁拉姆在文革期间被抓去“隔离审查”前，对家人说出这样的话：“就是进了监狱，也比旧社会好。”［35］
总之，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宗教在西藏取得全胜。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和稳定。今天让中共经常寝食不安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藏人对汉人的态度也普遍融洽友好。而达赖喇嘛，那时默默无闻地呆在被人遗忘的角落，心里一定非常地寒冷。
达赖阵营和西方舆论，一向把砸庙行为归于文革期间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的汉族红卫兵，并认为那是中共政权对西藏宗教“深思熟虑、有计画、有步骤的全面性摧毁”［29］的组成部分。董尼德在他的书中称之为“废墟行动”和“汉灾”［30］。他的有些描写让人惊讶：
寺庙愈牢固，工程就愈困难。对某些深墙高院、固若金汤的寺庙，红卫兵还动用了炸药和大炮。在某些情形下，他们甚至有轰炸机支持。［31］
不知他的说法根据在哪里？以我的了解，说红卫兵使用大炮和轰炸机摧毁寺庙实在是实在有些离谱了。不过，砸庙的具体手段暂时可以放在次要地位，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西藏寺庙到底是谁砸的。无疑，肯定有汉人参加。西藏当时有数万汉人，集中在文革浪潮相对汹涌的城市，中国内地刮进的“破旧立新”之风肯定会使他们受到影响。然而当时在西藏的汉人基本都是干部职工，干部职工一般较晚才介入运动。文革初期的“破旧立新”是红卫兵的行为，而红卫兵是学生组织，一般只有中学以上的学生才能参加。当时进藏工作的汉人普遍年轻，带子女进藏的本来就少，子女已上中学的更没有几个，所以不可能有多少西藏本地的汉人红卫兵参加砸庙行动。
这一点可以从拉萨寺庙的情况得到证明。拉萨那时集中了最多的汉人，但是拉萨寺庙受到破坏的程度远逊于汉人稀少的西藏农村和偏远地区。那些偏远地区的寺庙是谁砸的呢？
在西方人写的书中，连立场比较接近中共的谭·戈伦夫也将砸庙归之于中国内地的红卫兵。他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写到：“一九六六年整整半年，红卫兵开始涌进西藏，有些甚至是坐飞机去的，机票是由同情他们的北京官员办理的”［32］。达赖一方对此则更为明确，达兰萨拉的《西藏通讯》杂志主编达瓦才仁对此记载得极为详实：
这些破坏是由来自中国的红卫兵干的，当时，第一个闯进西藏的是一九六六年七月进入拉萨的北京女子学校八十中学的“八十中学红色造反队”，四百余人，队长是武姿汉 音译，下同 ；接着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地质学院红旗战斗队”三百余人，首领叫萧联；北京航空学院的“红色航空学院进藏战斗队”三百五十人；北京人民大学的反修战斗队有四百五十人；北京清华大学的“反帝战斗队”二百五十余人，领队叫张金松，李凤莲 女 等；北京民族学院四百余人叫“东方红战斗队” 其中一半是藏人 ；东北铁道学院的“红色造反队”三百人等。所以在西藏首先开始破四旧和破坏大型寺院并掠取珍贵艺术品的全是来自中国本土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虽未到过西藏却对西藏的文物极为熟悉，只砸他们不要的东西。［33］
上述的数字和名字虽然详细，但是没有提供引据来源，可信度是有问题的。至今时间已过三十多年，当年的当事人已难以寻找，尤其那是一个档案系统瘫痪的年代，基本无从核实当年的情况。但文中所列举的“第一个闯进西藏的”的“四百余”红卫兵所在的“北京女子学校八十中学”，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曾是女子中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另外，文中所说的八十中红卫兵到拉萨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七月”，那时红卫兵“大串联”尚未开始1，中国内地的只有少量红卫兵到北京“取经”或告状，因此不可想象会有四百余人的庞大红卫兵团队在那时从北京到拉萨。
我访问了一位从一九六五年就在八十中学教书的阮姓女教师，她知道学校在“文革”期间有学生去了西藏，由于那时教师都“靠边站”，具体情况她不是很清楚，但她可以肯定，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进藏。我访问的另一位名字叫孙小梅的女士，她在一九六七年去拉萨，并且参加了拉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在拉萨有一个“首都红卫兵赴藏总部”，不超过一百人。其中有八十中的学生，约十多个，领头的名叫贾军，是个男生。孙女士表示，至少她在西藏期间，没有汉族红卫兵参与砸寺庙的事。汉人红卫兵到了拉萨以后，也极少再有去西藏其它地区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去砸其它那些地方的寺庙。
虽然现在准确地了解当年情况已经不易，但是以经验判断，也难以相信当年会有大批汉人红卫兵进藏砸庙。也许他们会有这种愿望，如果没有西藏高原的大山阻挡，成千上万的汉人红卫兵可能真会乘“大串联”之机，涌进西藏去破“四旧” 依当时的标准，西藏的“四旧”无疑最多 。然而西藏的遥远和恶劣的交通挡住了他们。西藏行路之难，连三十年后的今天，交通条件改善了多少倍，离开了几条主要公路都有寸步难行之感。西藏寺庙遍布农村牧场和丛山峻岭，皆为当地最坚固的建筑，内地红卫兵如何能够深入进去，又如何有对付高原缺氧的体力和足够的人手，把散布在上百万平方公里面积上的数千座寺庙毁坏得那样彻底呢？
我还采访过一位名叫何佳的北京女士，她曾在一九六六年以红卫兵的身份到过拉萨。通过与她交谈得到的印象，我更相信汉族红卫兵那时进藏的人数极为有限。何佳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那是一个中共干部子女集中的学校。西藏中共首脑张国华的女儿也在那个学校上学。何佳与另外四个红卫兵战友进西藏，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拿到了张国华的批条才得以实现的。没有那层关系，当时的汉族红卫兵根本不被允许进藏。那时控制进藏的手段非常简单，进藏唯一的交通工具──汽车全都控制在当局手中，既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私人汽车。只要不被允许上汽车，红卫兵不可能靠两条腿走进西藏。何佳他们拿着张国华的条子，虽然得到了进藏汽车上的位置，也仅仅是在卡车货厢上露天而坐。
从成都到拉萨，走了半个月。他们一到拉萨就被安排住进军区的招待所──那是进藏汉族红卫兵的集中地。何佳现在说不清当时一共有多少人住在那里，但是她敢肯定不过百。
何佳进藏的目的是什么呢？与“破四旧”毫无关系。她和她的同伴是要求到西藏农村去当农民，“扎根边疆，建设祖国”。与他们同住招待所的另一伙北京红卫兵是想在西藏办学校。她在拉萨住的时间不长，因为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西藏当局支持。尽管他们采用死磨硬缠的方式，最后得到的答复只是可以考虑让他们留在拉萨当售货员或服务员。那与他们的浪漫理想显然差距太远。他们一共仅在拉萨逗留了十几天，拉萨以外的地区没有去，她相信别的汉族红卫兵也不会再有多少往下走的。除了因为交通限制，大多数汉族红卫兵能到拉萨已属不易，也就没有再往下走的心气。他们在拉萨的活动大部分都由当局安排，并且以保证安全的理由限制他们自己在外面活动。他们不但没有参与“破四旧”的行动，还以旅游者的心态去参观了布达拉宫等处。在何佳的记忆里，至少她在拉萨那段时间，没听说过内地汉族红卫兵有参与砸庙的行为。
我有一位朋友也曾与他的红卫兵战友踏上过去西藏之路。那时当然是打着革命旗号，现在他承认真实的愿望是想去玩。没有毛主席慷慨赐予的“大串联”，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如何有机会去西藏玩一趟呢？他们从青海西宁进藏。沿途的政府官员对北京红卫兵给予特殊照顾，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我那位朋友不认为官员们的动机是怂恿他们进藏“革命”，只不过是一种对文化大革命的惶恐迎合罢了。他们最终没能进入西藏。路途的漫长和辛苦使他们失去了信心，高原缺氧造成病号，他们在海拔五千二百多米的唐古拉山口退了回去。
西藏没去成，他们倒是在青海藏区走了一些地方，其间虽然也见过其它汉族红卫兵，不过是有限的几小拨。我问他们是否在藏区参与了“破四旧”，如砸寺庙等。我的朋友承认他曾在塔尔寺偷了一尊小铜佛。但在做那事时，完全没有“造反有理”的气概，而是惴惴不安。他们一伙去过数次塔尔寺，从没想过要砸庙，都是为了“参观”而已。他们去牧区搞“革命”时，真正的心思也都是在骑马一类更好玩的事上。他们在牧区的革命终止于他们中间一人被当地的藏族姑娘看上，不但姑娘向那红卫兵小将表了态，其父母也来提亲。当地的干部劝他们还是早一点离开为妙，免得造成“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于是“革命”宣告结束，只给少男少女们留下一个持久不衰的话题。
不过，那时从中国内地进藏的汉族红卫兵不多，但是从中国内地返回西藏的藏族红卫兵却不少。当时有几千名藏族学生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兰州的西北民族学院，以及位于陕西的咸阳西藏民族学院读书，他们同中国上千万青年学生一样，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他们大批返回西藏，对推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起了关键的“煽风点火”作用。何佳进藏，就是与西南民族学院的藏族红卫兵共乘一车。那时对藏族学生回西藏，沿途政权机构不加限制，并且提供相应条件。对这一点，既可以解释是中共利用藏族学生当工具，也可以解释为他们没有理由不让藏族学生回家闹革命。也许两个因素都有。所谓“中共”是由具体的机构和人组成的，并非只有一个大脑一种意志。对于文化大革命，当时大部分中共地方政权和干部都是不赞成的，并且以各种办法进行暗中抵制。西藏的中共当局也是一样。不难想象，谁愿意自己统治的地盘上涌进成群结队无法无天的造反者呢？他们不难预见到，红卫兵的造反很快就会造到自己头上。他们只是没有胆量抗拒毛泽东的意志，而毛泽东也正是藉助把红卫兵洒遍整个中国 “大串联”的奥妙所在 去“煽风点火”，动员起群众进行造反，才打垮了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务实派控制的政权体系，最终使中共极左派掌握了政权。
当时身在中国内地的藏族学生，对于回西藏进行文化大革命是有充分热情的。他们大多出身西藏底层社会，已经接受了数年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教育，文革所鼓吹的“造反”又最能投合青年人的叛逆与躁动心态，他们会责无旁贷地把对西藏社会“破旧立新”的使命揽在他们这第一代新藏人的肩上。除此之外，他们一般已经几年没有机会回家，很多人也从没去过藏人世代仰慕的拉萨或在广阔的藏区做过旅行，这一切都会在他们回西藏闹革命的愿望上再添动力。
不过那时区别一个人的身份是以阶级出身、参加的组织、持有的观点、政治面貌 是否党、团员等，民族成分不是主要的,即使后来分派进行“武斗”，每派成员也都各有汉藏民族 ，所以返回西藏的藏族红卫兵往往保持着诸如“首都红卫兵”、“内地红卫兵”等称呼，在拉萨成立组织，进行活动，印刷宣传品等，这可能也是后来把问题搞模糊的原因之一。随着那些藏族红卫兵逐步返回家乡 革命与探家相结合 ，文革的火种撒到整个西藏高原的农村牧场，遍布西藏各地的砸庙也就随之开始了。
在西藏最偏远的阿里地区普兰县，尼玛次仁给我讲了他家附近的贤柏林寺是如何砸掉的。当他说到内地来的红卫兵时，我问他那是汉族红卫兵吗？
不是，我们这儿没有一个内地汉人来，都是去咸阳民院上学的本地学生。他们一共回来了十六个人，包括现在日喀则军分区的副司令江洋次仁。现在他们都是大官了。他们是六六年底回来的。那时县上的领导干部都成了走资派，不能控制局面了。县上也成立了红卫兵。他们先动员县上的红卫兵，县上的红卫兵再分头到各乡动员。我那年十六岁，在多尤乡小学上五年级。县上红卫兵把材料发给我们，让我们到群众中去念，我们还在墙上到处写毛主席语录。
六七年的一月还是二月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在春节快到的时候，一天晚上骨干分子开会布置了第二天砸寺庙。我那时是毛主席语录宣传员，也参加了会。不过当时在会上的决定是只砸扎仓，不砸经堂。
第二天两个村的贫农小组一共十几个人去砸寺庙。带头的是乡长索朗次仁和贫农协会主任江布罗藏。他们在旧社会都是非常穷的。索朗次仁后来当过九大代表和区委书记。江布罗藏的儿子是那十六个咸阳民院红卫兵中间的一个。他儿子现在是地区交通局的副局长。
你问咸阳回来的红卫兵去没去砸庙？没有。他们动员群众去砸，自己没去。
寺庙的和尚那时大部分都不在，民主改革时不少跑到印度和尼泊尔去了，还有自杀的，只剩下几个和尚看庙。他们不给我们开门，我们就把门给砸开了。进去之后我们先扔佛像，然后开始砸扎仓的房子，还砸寺庙过去用来关人的监狱。
砸房子土大，像冒烟一样，远远就能看见。其它村子的贫农小组也都赶来参加了。开始只有我们乡的人，到中午时，其它乡的人也都来了。人一多就控制不住了，从砸扎仓发展到砸经堂，最后干脆全砸了。后来连几十里地以外的科加乡、西地乡都来人参加砸庙。多的时候达到五六百人，前前后后砸了一个多月，全部砸光了。
我们这里对寺庙的破坏最严重，其它地方有的还留下了文物和房子，我们这什么都没了。
没有，群众没有拿文物的，当时对那些东西都恨得很。群众拿的主要是生活用品和家具什么的。还有抢木料的。一些老百姓参加砸庙是为了要木料。你知道，我们这的木料很缺。金的银的那些东西先是各乡分，后来县上银行来人收走了。有些铜的东西散在老百姓手里，每斤三四毛钱卖给了县上的收购部门。
我后来在普兰的科加寺看见两座高达两米多的银佛像，就是文革期间被银行运走的。当时阿里地区归新疆“代管”，佛像被运到新疆，一直放在银行保险库里。直到邓小平时代重建科加寺才归还回来。科加寺的僧人给我掀开佛像的衣服，让我看佛像银腿上的有一块凹坑，那就是当年被砸庙者用大锤砸的。不知道为什么只砸一锤就中止了，我想也许是在场的银行工作人员及时进行了制止？
我与很多藏人谈到文革情况，他们都承认砸庙主要是藏人进行的，而且是群众自发的，但是像尼玛次仁那样谈及自己如何参与其中的就很少见了。我访问过一个名叫吾金次仁的藏人，文革开始时他在日土县。他讲了日土寺被当地藏人砸掉的过程。我问到他当时怎么做时，他回答他在一旁看。陪我去访问的当地驻军军官跟他关系很熟，以开玩笑的口气说他当时肯定也动手砸了，他才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那会儿都年轻嘛！”
西方著作对西藏文革期间寺庙被砸的描述大都缺乏细节，只是笼统地归于红卫兵。即使谈到了藏人砸庙，也附加上一些并不确切的事实。如董尼德书中的说法是：“西藏人民在枪管的逼迫下，身体力行地参加了寺庙的拆除工程。”［34］既然宗教是西藏社会与文化千年发展的核心，人们很难解释藏人为何会自己动手对其加以毁灭，于是就只有想当然地相信“枪管逼迫”那种理由，或者干脆就视而不见。
不错，当时确实存在高压氛围，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然而一种社会氛围并非仅仅由执政者造成，还必须有群众的配合。有时后者的作用更大。其实当时的中共的西藏政权常常想阻止过激行为，例如西藏的中共军队就一直支持群众中比较保守的一方，而不是支持更激进的“造反派”。事实表明，凡是在当局尚能控制的中心城市和地区，寺庙都得到相对较好的保护，而同为西藏黄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只因为离拉萨有六十公里距离，就被毁坏得只剩下一片废墟。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藏人自发地起来砸庙，的确是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尤其在全世界都天经地义地认定藏人是受害者的情况下。西藏以外了解这个事实的人很少。中共当局虽然清楚，却不会涉及这个话题，因为不管西藏寺庙是谁砸的，责任都在于它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对藏人而言，随着时过境迁，当年的行为成了今天的心病，于是宁愿闭眼不看过去的事实，或者希望缄默能够改变事实。而流亡在外的藏人即使知道真实的情况，也要坚持把砸庙说成是汉人所为，以在国际舆论中维护他们对西藏问题的描述。如此下去，再过一二代人，那段历史的真相也许真地会被改写成另外一个样子。
我说明西藏寺庙主要是藏人自己动手砸的，而且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目的不在于为汉人开脱，把责任推给藏人。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责任的问题，除了需要正视历史事实以外，还应该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为什么千百年把宗教视为生命的西藏人会亲自动手砸碎佛像？为什么他们敢于从寺庙拆下木料去盖自己的房子？为什么寺庙里物品被他们毫不在乎地毁坏？又是为什么他们曾在那时大声地否定神灵、虐待喇嘛活佛而不怕遭到报应？在这些行动中，除了看到被蛊惑的疯狂以外，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一旦藏人认识到能够自己把握命运，就会以彻底解放的姿态抛弃千百年压在头顶的“来世”，他们是不是更愿意做现世的人而非来世的魂呢？
目前的一般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暴政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是一种事后的观点。以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难推断当初人民一定反对，是过高地估计了人民的理性和预见能力。实际上理性和预见能力正是人民最缺乏的。在中国内地，普通人民对官僚主义及当权者的不满，以及长期严厉管制所造成的压抑，使相当一部分人在文革初期是欢欣鼓舞地投入的。西藏也是一样。甚至在某些方面，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群众基础甚至比中国内地还充分。内地的文化大革命矛头所指主要是中共当权派，而在西藏，文化大革命既可以表达对中共当权派的不满，也可以发泄已经被煽动起来的对西藏传统社会的仇恨。群众获得解放的感觉是空前的。
固然，毛泽东并没有真的给藏人以解放和他允诺的“现世天堂”。前面已经谈了很多西藏人民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苦难。不过我们同时需要慎重地对待另一种判断：中共的统治不好，因此被中共打倒的西藏传统社会就是好的。即使在藏人对中共的信仰和敬畏已经荡然无存的今天，仍旧可以在一些藏人家里发现毛泽东的画像，与达赖和班禅的像挂在一起。共产党曾经给了“翻身农奴”解放的理想，即使没给他们真实的解放，那理想也已经在他们心中扎根，再也不能拔除。就像当年的朗生次仁拉姆在文革期间被抓去“隔离审查”前，对家人说出这样的话：“就是进了监狱，也比旧社会好。”［35］
总之，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宗教在西藏取得全胜。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和稳定。今天让中共经常寝食不安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藏人对汉人的态度也普遍融洽友好。而达赖喇嘛，那时默默无闻地呆在被人遗忘的角落，心里一定非常地寒冷。
注释
［1］图齐等，《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218。
［2］R.A.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页140。［3］白冰 新华社记者 《揭开达赖“善人”的真面目──再访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见《光明日报》1996年4月11日。
［4］埃德蒙·坎德勒(EdwudnCandler ，《拉萨真面目》(TheUnveilingofLhas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86-188。
［5］《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90。
［6］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85。
［7］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书店，1984年，页493─497。
［8］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193。
［9］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149。
［10］“汉蒙藏对话──民族问题座谈会”纪要，《北京之春》电子版54期。
［11］苗凡卒，《布达拉宫藏宝揭密》，载《雪域文化》1991年冬季号，页52。
［12］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211-212。
［13］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1。
［14］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3。
［15］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页23。
［16］李安宅，《李安宅藏学论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70。
［17］《中国人口·西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页57-58。
［18］《中国人口·西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页47-48。
［19］拉巴次仁、罗布次仁，《宗教、历史与民族精神》载《西藏青年论文选》页232。
［20］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63。
［21］王森，《宗喀巴传论》，载《西藏史研究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98-199。
［22］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47-348。
［23］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87。
［24］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379自印度事务部档案。
［25］江中·扎西多吉、降村班觉，《西藏文史资料·第六辑》，页43。
［26］黄慕松，《使藏纪程》，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79。
［27］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页36。
［28］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页33。
［29］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0。
［30］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1、133。
［31］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2。
［32］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页273。
［33］达瓦才仁，《谁在制造西藏的神话》，《北京之春》一九九七年二月号。
［34］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2。
［35］《雪域文化·1992年春季号》，页39。
［2］R.A.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页140。［3］白冰 新华社记者 《揭开达赖“善人”的真面目──再访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见《光明日报》1996年4月11日。
［4］埃德蒙·坎德勒(EdwudnCandler ，《拉萨真面目》(TheUnveilingofLhas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86-188。
［5］《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90。
［6］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85。
［7］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书店，1984年，页493─497。
［8］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193。
［9］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149。
［10］“汉蒙藏对话──民族问题座谈会”纪要，《北京之春》电子版54期。
［11］苗凡卒，《布达拉宫藏宝揭密》，载《雪域文化》1991年冬季号，页52。
［12］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211-212。
［13］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1。
［14］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3。
［15］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页23。
［16］李安宅，《李安宅藏学论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70。
［17］《中国人口·西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页57-58。
［18］《中国人口·西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页47-48。
［19］拉巴次仁、罗布次仁，《宗教、历史与民族精神》载《西藏青年论文选》页232。
［20］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63。
［21］王森，《宗喀巴传论》，载《西藏史研究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98-199。
［22］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347-348。
［23］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87。
［24］梅·戈德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379自印度事务部档案。
［25］江中·扎西多吉、降村班觉，《西藏文史资料·第六辑》，页43。
［26］黄慕松，《使藏纪程》，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79。
［27］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页36。
［28］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页33。
［29］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0。
［30］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1、133。
［31］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2。
［32］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页273。
［33］达瓦才仁，《谁在制造西藏的神话》，《北京之春》一九九七年二月号。
［34］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2。
［35］《雪域文化·1992年春季号》，页39。
1、新神之死
这一逆转的轮回首先是从中国内地开始。中共的造神运动不仅是在西藏进行，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在中国大陆掌权，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在整个中国一直在进行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
中国文化的核心在“家”──从家庭到家族到国家，“忠”、“孝”、“仁”、“义”是围绕“家”核心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从这四根支柱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体系。“忠”、“孝”、“仁”、“义”在上下纵横不同方向互为支撑，本是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共政权出于全能式专制统治的需要，把家庭和家族视为对其统治的威胁，从而对后三者进行了连根拔除式的摧毁，只保留了一个被推向极端的“忠”──把全体人民纳入唯一一个“大家庭”，忠于唯一一个“大家长”。毛泽东成了至高无上的神。
然而没有家族文化的完整底座支撑，“忠”到极端必会失衡。其走向是越来越要求只忠于那个独一无二的最高领袖，其它的任何“忠”统统都是不可容忍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对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权威“造反有理”的一次总攻，最后结果就是仅剩下一个“伟大领袖”和他指挥的“中央”。
毛泽东的撒手人寰带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那份权威 他生时不与任何人分享，死时也就不可能让任何人继承 。而被毛泽东两次打倒的邓小平在其身后发动的改革，就是从把毛拉下神坛开始的。那并非出自邓小平的民主意识，他当时面对的现实是，为了阻止他复出，他的政敌提出了以“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作为当时中共的政治纲领。那种把毛泽东继续奉为神的做法，使毛泽东扣在他头上的黑锅无法搬掉，他对中国的改造也因违反神谕而不能推行。因此他首先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讨论，最终让作为标准的“实践”审判毛泽东，把毛泽东从创造绝对真理的上帝变成被实践所嘲弄的“三七开”凡人。
把“实践”放在比毛泽东更高的位置，邓小平名正言顺地打倒了“凡是派”，获取了最高领导权。当时中共的权力体系尚主要由“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人组成，邓小平要改变文革路线，首先需要完成权力体系的更换，以文革的受害者取代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平反”。这除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否定文革导致的政治开明也起了重要作用，曾被“踩在脚下”的经历，使邓小平及其同僚的良心有所觉醒，对其它受迫害的人产生同病相怜感情，而不再像当年主持各种整人运动时那样无动于衷。在全国性平反运动中，当时担任中共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是主要主持者。他为建立邓小平的权力体系、肃清文革的既得利益者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被邓小平提拔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不难想象，作为有一定良心和道德，并且也受过同样迫害的个人，能亲自主持拨乱反正的过程，得到普天下的感恩戴德，是容易进入一种崇高和神圣、甚至是救世心境的。那不仅是胡耀邦一个人的心态，当时中共那些重新“恢复工作”的高层领导，都有同样的情结，由此肯定会影响当时中共的治国之道──包括有关西藏问题的决策。这是中共在西藏开展“拨乱反正”的内在因素。政治需要和良心反省相辅相成，使文革后的平反运动不断扩大，源自中国内地的对毛泽东的否定和清算，也随之延伸到了西藏。
“拨乱反正”对于俗世西藏自然是好事，但是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起到的作用却使中共在藏人心目中创造的新神陷入土崩瓦解。意识形态造就的神从时间上无法与文化造就的神匹敌，道理就在这里。意识形态造就的神尽管可能一时强大无比，似乎能将文化造就的神连根拔除，也确实能在一时迷惑和动员相当多的群众，但是意识形态变换无常，往往随着政权更迭而更迭。后来的掌权者为了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经常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前者，或像邓小平对毛泽东那样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随着意识形态遭到否定，不管那人造的神明原来显得多么强大，也就立刻被抽掉基础，失去了神灵的光辉。
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神必须是完整的。邓小平那些“辨证”的说法──此时的中共和彼时的中共不一样，既是同一个，又完全分得开，那样的道理对藏人是说不通的。中共不理解为什么它进行了“拨乱反正”，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给了藏人那么多自由和好处，却不但没有笼络到藏人的感激之心，反而遭到他们更多的仇恨和反对。也许可以这样来看，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既然是神，那就是不会有错误的。他可以不理解神为什么那样残暴凶狠，无端地对他进行惩罚，但神必定是有道理的，神不必解释，或即使解释也如听天书。神不要讨人欢心，让人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尤其是，神绝对不会自己说自己有错误。如果承认了自己有错，哪怕由此改正错误而使人的境况变得好得多，那也就不再是神而成了俗世的凡人，对其过去的一切残暴就统统可以表示不满并进行发泄了，而且也就有权利要求其认更多的错和要求其进行更多的补偿了。
以中共投资修复文革期间被毁坏的西藏寺庙为例，藏人丝毫不为此而领情，反倒把中共拿钱修庙，认为是承认毁灭西藏寺庙是中共所为，是为其罪过而付的赔偿。可想而知，既然是为罪过而付赔偿，那将是给得再多也不会换得满意的。
另外，意识形态的神缺乏神界能力，也是其难以持久取胜的原因之一。神是不死的，这是自古以来人对神的基本认识之一。对于没有世俗化身的神，反正谁也看不见，论定其不死性并不难，然而若是有世俗化身者，却不能解决其死亡与不死性之间的矛盾，其是否是神就成了问题。西藏宗教通过转世体系圆满地解决了这个矛盾，毛泽东却没有炮制那样一套体系。在他活着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他一旦死亡，躲不过去的疑问立刻就呈现出来。一度藏人曾自己为其寻找解释，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政客眼中是庸才一个，却能获得藏人的普遍崇拜，原因就在于华既然是毛泽东生前钦定的“接班人”，藏人就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视作了毛的化身──那种共产主义独裁者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与西藏宗教的转世在意象上是有暗合之处的。
然而，邓小平打倒了华国锋，那一方面使毛泽东时代中共在藏人心目中立起的新神再无化身可以依托，同时也使毛的神力因为不能转世而失去效力。他活着的时候，邓小平毫无反抗能力地被他踩在脚下，然而只要他一死，江山就变，老婆就被关进监狱，邓小平就爬上最高位置，反过来否定他的一切。这些明确的事实，在藏人具有天命意识的思维当中，只能是毛泽东神话的破产──不能转世就注定了他不会是神，顶多是一个入侵神界的大魔头。无论他一时显得多么厉害，不能转世则使其所有功力随其肉身死亡顿作飞灰，他最终还是得败于绵延不绝的西藏之神。
的确，没有了毛，中共还能靠谁来对抗世代生生不息的达赖喇嘛和西藏大地上数以百计可以不断死而复活的活佛呢？这一世达赖喇嘛在被毛泽东打得落荒而逃时，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雏儿”，现在却已成就一代伟人，无论是风度魅力、政治经验、国际威望，都已远超过中共后一辈领导人。此一时彼一时也。
中国文化的核心在“家”──从家庭到家族到国家，“忠”、“孝”、“仁”、“义”是围绕“家”核心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从这四根支柱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体系。“忠”、“孝”、“仁”、“义”在上下纵横不同方向互为支撑，本是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共政权出于全能式专制统治的需要，把家庭和家族视为对其统治的威胁，从而对后三者进行了连根拔除式的摧毁，只保留了一个被推向极端的“忠”──把全体人民纳入唯一一个“大家庭”，忠于唯一一个“大家长”。毛泽东成了至高无上的神。
然而没有家族文化的完整底座支撑，“忠”到极端必会失衡。其走向是越来越要求只忠于那个独一无二的最高领袖，其它的任何“忠”统统都是不可容忍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对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权威“造反有理”的一次总攻，最后结果就是仅剩下一个“伟大领袖”和他指挥的“中央”。
毛泽东的撒手人寰带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那份权威 他生时不与任何人分享，死时也就不可能让任何人继承 。而被毛泽东两次打倒的邓小平在其身后发动的改革，就是从把毛拉下神坛开始的。那并非出自邓小平的民主意识，他当时面对的现实是，为了阻止他复出，他的政敌提出了以“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作为当时中共的政治纲领。那种把毛泽东继续奉为神的做法，使毛泽东扣在他头上的黑锅无法搬掉，他对中国的改造也因违反神谕而不能推行。因此他首先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讨论，最终让作为标准的“实践”审判毛泽东，把毛泽东从创造绝对真理的上帝变成被实践所嘲弄的“三七开”凡人。
把“实践”放在比毛泽东更高的位置，邓小平名正言顺地打倒了“凡是派”，获取了最高领导权。当时中共的权力体系尚主要由“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人组成，邓小平要改变文革路线，首先需要完成权力体系的更换，以文革的受害者取代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平反”。这除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否定文革导致的政治开明也起了重要作用，曾被“踩在脚下”的经历，使邓小平及其同僚的良心有所觉醒，对其它受迫害的人产生同病相怜感情，而不再像当年主持各种整人运动时那样无动于衷。在全国性平反运动中，当时担任中共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是主要主持者。他为建立邓小平的权力体系、肃清文革的既得利益者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被邓小平提拔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不难想象，作为有一定良心和道德，并且也受过同样迫害的个人，能亲自主持拨乱反正的过程，得到普天下的感恩戴德，是容易进入一种崇高和神圣、甚至是救世心境的。那不仅是胡耀邦一个人的心态，当时中共那些重新“恢复工作”的高层领导，都有同样的情结，由此肯定会影响当时中共的治国之道──包括有关西藏问题的决策。这是中共在西藏开展“拨乱反正”的内在因素。政治需要和良心反省相辅相成，使文革后的平反运动不断扩大，源自中国内地的对毛泽东的否定和清算，也随之延伸到了西藏。
“拨乱反正”对于俗世西藏自然是好事，但是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起到的作用却使中共在藏人心目中创造的新神陷入土崩瓦解。意识形态造就的神从时间上无法与文化造就的神匹敌，道理就在这里。意识形态造就的神尽管可能一时强大无比，似乎能将文化造就的神连根拔除，也确实能在一时迷惑和动员相当多的群众，但是意识形态变换无常，往往随着政权更迭而更迭。后来的掌权者为了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经常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前者，或像邓小平对毛泽东那样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随着意识形态遭到否定，不管那人造的神明原来显得多么强大，也就立刻被抽掉基础，失去了神灵的光辉。
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神必须是完整的。邓小平那些“辨证”的说法──此时的中共和彼时的中共不一样，既是同一个，又完全分得开，那样的道理对藏人是说不通的。中共不理解为什么它进行了“拨乱反正”，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给了藏人那么多自由和好处，却不但没有笼络到藏人的感激之心，反而遭到他们更多的仇恨和反对。也许可以这样来看，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既然是神，那就是不会有错误的。他可以不理解神为什么那样残暴凶狠，无端地对他进行惩罚，但神必定是有道理的，神不必解释，或即使解释也如听天书。神不要讨人欢心，让人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尤其是，神绝对不会自己说自己有错误。如果承认了自己有错，哪怕由此改正错误而使人的境况变得好得多，那也就不再是神而成了俗世的凡人，对其过去的一切残暴就统统可以表示不满并进行发泄了，而且也就有权利要求其认更多的错和要求其进行更多的补偿了。
以中共投资修复文革期间被毁坏的西藏寺庙为例，藏人丝毫不为此而领情，反倒把中共拿钱修庙，认为是承认毁灭西藏寺庙是中共所为，是为其罪过而付的赔偿。可想而知，既然是为罪过而付赔偿，那将是给得再多也不会换得满意的。
另外，意识形态的神缺乏神界能力，也是其难以持久取胜的原因之一。神是不死的，这是自古以来人对神的基本认识之一。对于没有世俗化身的神，反正谁也看不见，论定其不死性并不难，然而若是有世俗化身者，却不能解决其死亡与不死性之间的矛盾，其是否是神就成了问题。西藏宗教通过转世体系圆满地解决了这个矛盾，毛泽东却没有炮制那样一套体系。在他活着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他一旦死亡，躲不过去的疑问立刻就呈现出来。一度藏人曾自己为其寻找解释，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政客眼中是庸才一个，却能获得藏人的普遍崇拜，原因就在于华既然是毛泽东生前钦定的“接班人”，藏人就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视作了毛的化身──那种共产主义独裁者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与西藏宗教的转世在意象上是有暗合之处的。
然而，邓小平打倒了华国锋，那一方面使毛泽东时代中共在藏人心目中立起的新神再无化身可以依托，同时也使毛的神力因为不能转世而失去效力。他活着的时候，邓小平毫无反抗能力地被他踩在脚下，然而只要他一死，江山就变，老婆就被关进监狱，邓小平就爬上最高位置，反过来否定他的一切。这些明确的事实，在藏人具有天命意识的思维当中，只能是毛泽东神话的破产──不能转世就注定了他不会是神，顶多是一个入侵神界的大魔头。无论他一时显得多么厉害，不能转世则使其所有功力随其肉身死亡顿作飞灰，他最终还是得败于绵延不绝的西藏之神。
的确，没有了毛，中共还能靠谁来对抗世代生生不息的达赖喇嘛和西藏大地上数以百计可以不断死而复活的活佛呢？这一世达赖喇嘛在被毛泽东打得落荒而逃时，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雏儿”，现在却已成就一代伟人，无论是风度魅力、政治经验、国际威望，都已远超过中共后一辈领导人。此一时彼一时也。
2、 “变天”
邓小平上台，改变了中共统治中国的基本方针，放弃了意识形态教条和阶级斗争，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治国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之上。这种改变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其巨大，西藏社会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
毛泽东时代，中共以阶级划分瓦解了西藏民族的一体性，使西藏下层社会从上层社会的控制下分离出来，成为其在西藏的同盟者。邓小平放弃阶级路线，对人而言是好事，从中共统治西藏的角度，却因此失去了分化藏民族的依据，藏人也就必然被其复活了的传统文化重新整合，再度凝聚为一体的“民族”。
随着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斗争领主、砸寺庙过程中事事冲在前面的藏人“积极分子”对中共已经没有用处，成为过时人物。他们当年大多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公社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原来的职位和地位 包括特权 ，成为普通农牧民，其中不少人落入贫困和年老无靠的状况。在经济相对活跃的中国内地，公社解散后的生产队干部虽然也得自谋出路，但他们凭着过去积累的社会关系，不少人发财致富照样走在前面，保持着出人头地的地位。西藏的生产队干部却和当地老百姓一样，被自然经济所封闭，以往的资历没留下任何优势。根据西藏中共党委组织部的调查，当年的“积极分子”现在大多沦为最贫困阶层。除此之外，他们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今天，还承担着被同族人视为叛徒的重负。他们遭到中共遗忘和冷落，不但不会得到同情，反而成为乡亲们的笑柄。他们凄凉的下场成为对藏人的告诫──这就是跟着中共的下场。
邓小平推行农村经济改革，基本方法是以化公为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把原本属于公社的土地和牲畜以“大包干”形式分给农牧民，的确可以使农牧生产得到很大提高。但是这副灵丹妙药也带来一个共生的结果──贫富分化。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德斯坦作为第一个得到中国政府允许进入西藏进行长期研究的西方学者，在西藏西部牧区的帕拉乡进行了十六个月的调查，其研究也包括了改革政策导致的贫富分化状况。
一九八一年，所有的帕拉牧民几乎同时起步，人均占有牲畜至少三十九头。而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人牲畜数量增多了，另外一部分的则明显减少，又出现了贫穷和富有的牧民。每人占有的牲畜量以○到一五四头不等......一九八一年，八十八％的家庭每人占有三十-四九头牲畜，而到一九八八年只有三十七％的家有那么多。而且，一九八一年没有少于三十头牲口的家庭，一九八八年已有三十八％的家低于那个数字。一九八一年，只有十二％的家庭有五十头以上的牲畜，一九八八年已达到二十五％。一九八八年，十％的家庭有九十头以上的牲畜。这种经济分化的结果是，一九八八年帕拉十六％较富的人拥有三十三％的牲畜，而较穷的三十三％的人口只拥有十七％的牲畜。一九八一年，公社划定的生活标准和牲畜的平均分配，缩小了这个地区旧社会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但是，过去的七年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导致了牲畜逐渐集中到一小部分新富起来的家庭，再次出现了一个几乎没有牲畜的家庭阶层。
这些“新穷人”靠给富有的牧民干活维持基本生活。一些新富人现在像旧社会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规律地雇用牧民、挤奶工、以及仆人......也有短期的零活。如纺羊毛，梳理山羊绒，屠宰牲畜，修剪草坪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帕拉新的经济政策尤其使从前较富的阶层受益，比如，那些在文革中财产被没收或是遭到严重歧视的人。现在拥有七十头以上牲畜的六户人家中，四户 六十六％ 属于这个阶层。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虽然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也过得很好。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相当一部分现在很穷或属于中低阶层。
......福利救济对于使一些家庭免于彻底败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一九八七年，十户人家 十八% 从县里得到了救济。有趣的是，一九八七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1］
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过去的穷人重新穷下去，不管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这种现象产生的心理影响，肯定会让具有强烈宿命感的藏人感到其中暗含的天意。
在当年紧跟中共的下层“积极分子”遭抛弃的同时，当年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上层人士，又重新被中共待为上宾。放弃阶级路线，就只能把西藏当作一个民族整体对待。而在这种面对民族而非阶级的治理方式中，上层的作用显然就远大于下层，原本被打倒的上层就必然重新成为中共的“统战”对象。
为了重新拉拢西藏上层，中共归还了原来没收他们的房产，或是进行赎买或给予赔偿。当年的贵族、头人和活佛被请进人大、政协等机关任职，出席各种仪式庆典，参加社会活动，领取政府发的工资或津贴。例如一九五九年拉萨事件时担任西藏“叛军”司令的拉鲁，在中共监狱里被关押了二十年，邓小平上台后被释放。现在他本人是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也当上了政府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虽然中共不会把实权交给旧西藏上层人士，让他们担任的职务仅属荣誉性的，但是对于重视荣誉和仪式的藏人，足以从一方被抛弃、一方受礼遇的对比中看到变天的征兆。
毛泽东宗教的崩溃，使西藏传统宗教以席卷之势回复。传统宗教虽然曾遭到严厉禁绝，但是远没有被消灭，也不可能被消灭。它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基础绝非意识形态可以比拟，一旦解禁，反而会在藏人感情深处呼唤出比以往更强烈的皈依渴望，形成加倍反弹。中共在西藏实行开明政策之始，以为允许并且促进西藏宗教的恢复就会博得藏人感激之心，不惜用国家财政拨款重建西藏那些被毁坏的寺庙。有关材料统计，从一九八○年到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和下属七个地区，共拨款二·六亿元用于修复寺庙。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县级财政的拨款。在西藏自治区以外，川滇甘青四省对下辖藏区的宗教建设亦给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拨款。为了促进西藏宗教的恢复，西藏当时的中共书记伍精华曾经身着藏装，参加在拉萨举行的宗教大法会。那场面通过电视传播，使传统宗教的气势大增，也使那些企图守住阵地的中共干部们陷入沮丧和混乱。
不过，承认禁绝西藏宗教是犯了错误，那是不能用钱弥补的。宗教既是西藏人的生命核心，如果出于神界轮回去毁灭旧宗教，他们可以接受，甚至可以为表示对新宗教的效忠而积极参与毁灭旧宗教。但是有一天却突然告诉他们，新宗教原本并不存在，那只是一个不幸的错误，现在需要改正，那些曾经亲自去砸过庙、亵渎过传统宗教、摧残过自己生命之核心的藏人，他们感到的被耍弄、以及由此生出的愤恨，难道是可以用钱平息的吗？
当被中共从监狱放出重新担任“统战”工具的十世班禅喇嘛在哲蚌寺宣布中共要做的赔偿时，一个僧人站起来打断他说：“别指望我们会对此感激不尽。中国人破坏了我们许多东西，赔偿算不了什么。”［2］在毛泽东时代，说这话的下场可能是被枪毙，那位僧人却没有被怎么样。然而这种宽容同样不会被感激，只能被当作是犯错者的理屈和心虚。藏人是不管共产党内部那些派别或路线的区别的，他们甚至不考虑共产党、国民党或清朝皇帝之间的不同，他们只用一个概念──“中国人”统一地记帐。
中共对此开始醒悟时已经晚了，虽然它撤掉了穿藏服参加法会的西藏书记，宣布对西藏宗教不能“放任自流”，加强了控制，但是垮掉的新神已不能重立，西藏传统宗教的恢复也已不可阻挡。中共在一九八四年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曾定“在八十年代末逐步恢复到两百座左右的寺庙”［3］。结果远远超出那个数字。到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区修复开放的寺庙为一千四百八十座，一九九四年八月的统计的数字为一千七百八十七座。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对比，昌都地区文革以前只有五十六座寺庙，一九九○年则有寺庙八十六座、拉康八十六个、宗教活动点一百二十一个、日措三十七处，共计三百三十处［4］。整个西藏的僧尼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一九九四年八月的统计的数字为四万六千四百人 其中和尚四万二千五百人，尼姑三千九百人 ，达到西藏总人口二%。藏北索县西昌乡一千九百多人，有一百八十多个和尚和尼姑［5］，比例接近十%。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大量未经政府批准自行出家的僧人。
除了重建寺庙，吸收僧众，传统宗教还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西藏的民间社会。毛时代的中共政权通过一元化组织系统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全能控制，民间社会基本被扼杀。随着公社解体，推行家庭承包制，中共也就失去了对基层的控制，基层党政组织普遍衰落1，给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释放出很大的自由空间。这一点，中国内地的情况也差不多，但是被释放的自由空间怎么填充，西藏与中国内地却大不一样。
在中国内地，民间社会的根基几乎已经被中共铲除干净，决非短时间可以恢复，甚至很多成分永远不可再现，因此社会成员获得的自由往往表现为混乱无序、政令不行、人心涣散、治安恶化......那种失控缺乏组织性和同一性，形不成集中的破坏力量，除了造成混乱，一般不可能形成对政权的威胁。西藏的民间社会虽然也曾被中共政权全面取代，但由于时间相对短暂──西藏一九六五年开始试办公社，一九七五年全面完成公社化，一九八○年公社即开始解散──民间社会的基础远未消亡，而且那基础首先是西藏传统宗教。中共基层组织一涣散，宗教势力立刻占据其让出的空间，成为西藏民间社会的整合力量，与中共基层政权分庭抗礼。
今天，中共原本营造的国家至上的气势已基本丧失，活佛说话远比党政官员说话管用。丁青县的中共县委书记对我形容，在他那里，活佛说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林彪在文革期间吹捧毛泽东时说的话。因此他们经常需要请求活佛在对藏民百姓讲经时加进政府的意图──如政府号召消灭破坏草场的老鼠，不杀生的藏民不会接受，而活佛表示此事可做，藏民就不再拒绝。西藏党政官员往往把利用宗教人士做成自己做不到的事看作是“统战”成果而得意，其实往深看，那实在是中共政权的一种危险。
西藏宗教恢复了对藏人的精神统治，必然也就可以同时地获得实际生活中的众多特权。百姓的供奉使寺庙财力经常可以与有国家财政支持的当地政府匹敌，不少县乡政府在财政困难时甚至需要向寺庙借钱。还有些寺庙恢复了达赖时代的宗教特权，如藏北索县的寺庙明令，禁止在寺庙附近骑马、唱歌等“七不准”。
西藏传统宗教的蓬勃回潮，还有一个因素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凡是当年追随中共的藏人，在重新复兴的传统宗教面前，都意味着对自己的民族和神灵有过背叛，从而在西藏宗教的恐怖世界中将面临惩罚。中共强盛时期曾裹挟了很多藏人，能在那时保持忠于传统宗教的纯洁性是非常困难的。当他们发现毛泽东原来只是随风而逝的幻影，本民族的不朽之神又在废墟上显现，他们对过去的背叛不禁恐惧之极。他们所能做的，一是回避过去那段历史，或是将责任全盘推给中共和汉人，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被逼无奈；再者就是以对传统宗教的加倍虔诚和狂热进行“赎罪”，以平衡内心的恐惧。对过去的罪孽越恐惧，赎罪就往往越积极。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重修寺庙最卖力的人，往往也是文革时砸庙的带头者或主要参与者。
西藏的天在变，世界的天也在变。九十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使许多西藏人──尤其是西藏社会的精英阶层──开始考虑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独立战士重返西藏的可能性，也许那一天已经不那么遥远。毛泽东时代，藏人不管心里对北京的统治怎样想，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共对西藏的统治会动摇，想获得自身利益，或至少保住自身安全，只有紧跟中共。而现在，“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则有了疑问。即使在中共政权中身居高位的藏人新贵们，也开始考虑对未来重新下注。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一位官至厅长的西藏官员去印度访问时，曾秘密拜会达赖喇嘛表示忠心。脚踩两只船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聪明”策略。藏人中共高级干部安排子女与旧西藏贵族子女联姻成为拉萨上层社会的风气。旧贵族通过这种联姻得到现实好处，新权贵则是为将来一旦达赖复辟而多一把保护伞。藏人新权贵还往往对自己的子女进行分别培养──一个送到中共专门培养少数民族权贵的“中央民族大学”，一个送到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办的学校去“留学”，颇像当年蒋介石把一个儿子 蒋经国 送到共产主义苏联、另一个儿子 蒋纬国 送到纳粹德国去分别培养。这是一种两手准备，无论将来风往哪边吹，都可以左右迂回，能进能退。西藏中共党委后来不得不专门发文件，勒令凡把孩子送到印度去读书的干部限期把子女召回。
脚踏两只船并非全部出于投机目的，中共政权中的藏人官员也有不少是在“洗刷”自己的过去。如果有朝一日真变了天，死心塌地跟随中共的人一定会被当作“藏奸”清算。他们之所以能当中共的高官，肯定已经为中共效了很多劳，将来可以被清算的帐是很多的。西藏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恐惧，不如现在就开始自觉地“将功赎罪”，以获得达赖一边的“谅解”。那些人往往迫不及待地表现自己的民族性，主动扮演民族代言人的角色，挑动民族情绪，以种种方式表达其对汉人的憎恶与排斥。
虽然中共的理论没有变，做主人的姿态没有变，然而通过现实生活，西藏普通老百姓已经清楚地感觉中共再不如过去那般强大，旧时代正在悄悄地以某种方式返回。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按照这种变化调整行为方式。丁青县一位在西藏基层呆了二十多年的干部给我讲了一个小变化：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而老爷们的腰杆又像过去一样挺直了。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微妙，并非有人强迫，也未曾有人明说，完全是自觉的。虽然旧时代并没有真地回来，但是社会氛围已经变化，农奴们敏感地意识到还是早点缩头为好，那也是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挺胸抬头表示悔过。
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大变迁。
毛泽东时代，中共以阶级划分瓦解了西藏民族的一体性，使西藏下层社会从上层社会的控制下分离出来，成为其在西藏的同盟者。邓小平放弃阶级路线，对人而言是好事，从中共统治西藏的角度，却因此失去了分化藏民族的依据，藏人也就必然被其复活了的传统文化重新整合，再度凝聚为一体的“民族”。
随着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斗争领主、砸寺庙过程中事事冲在前面的藏人“积极分子”对中共已经没有用处，成为过时人物。他们当年大多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公社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原来的职位和地位 包括特权 ，成为普通农牧民，其中不少人落入贫困和年老无靠的状况。在经济相对活跃的中国内地，公社解散后的生产队干部虽然也得自谋出路，但他们凭着过去积累的社会关系，不少人发财致富照样走在前面，保持着出人头地的地位。西藏的生产队干部却和当地老百姓一样，被自然经济所封闭，以往的资历没留下任何优势。根据西藏中共党委组织部的调查，当年的“积极分子”现在大多沦为最贫困阶层。除此之外，他们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今天，还承担着被同族人视为叛徒的重负。他们遭到中共遗忘和冷落，不但不会得到同情，反而成为乡亲们的笑柄。他们凄凉的下场成为对藏人的告诫──这就是跟着中共的下场。
邓小平推行农村经济改革，基本方法是以化公为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把原本属于公社的土地和牲畜以“大包干”形式分给农牧民，的确可以使农牧生产得到很大提高。但是这副灵丹妙药也带来一个共生的结果──贫富分化。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德斯坦作为第一个得到中国政府允许进入西藏进行长期研究的西方学者，在西藏西部牧区的帕拉乡进行了十六个月的调查，其研究也包括了改革政策导致的贫富分化状况。
一九八一年，所有的帕拉牧民几乎同时起步，人均占有牲畜至少三十九头。而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人牲畜数量增多了，另外一部分的则明显减少，又出现了贫穷和富有的牧民。每人占有的牲畜量以○到一五四头不等......一九八一年，八十八％的家庭每人占有三十-四九头牲畜，而到一九八八年只有三十七％的家有那么多。而且，一九八一年没有少于三十头牲口的家庭，一九八八年已有三十八％的家低于那个数字。一九八一年，只有十二％的家庭有五十头以上的牲畜，一九八八年已达到二十五％。一九八八年，十％的家庭有九十头以上的牲畜。这种经济分化的结果是，一九八八年帕拉十六％较富的人拥有三十三％的牲畜，而较穷的三十三％的人口只拥有十七％的牲畜。一九八一年，公社划定的生活标准和牲畜的平均分配，缩小了这个地区旧社会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但是，过去的七年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导致了牲畜逐渐集中到一小部分新富起来的家庭，再次出现了一个几乎没有牲畜的家庭阶层。
这些“新穷人”靠给富有的牧民干活维持基本生活。一些新富人现在像旧社会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规律地雇用牧民、挤奶工、以及仆人......也有短期的零活。如纺羊毛，梳理山羊绒，屠宰牲畜，修剪草坪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帕拉新的经济政策尤其使从前较富的阶层受益，比如，那些在文革中财产被没收或是遭到严重歧视的人。现在拥有七十头以上牲畜的六户人家中，四户 六十六％ 属于这个阶层。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虽然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也过得很好。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相当一部分现在很穷或属于中低阶层。
......福利救济对于使一些家庭免于彻底败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一九八七年，十户人家 十八% 从县里得到了救济。有趣的是，一九八七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1］
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过去的穷人重新穷下去，不管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这种现象产生的心理影响，肯定会让具有强烈宿命感的藏人感到其中暗含的天意。
在当年紧跟中共的下层“积极分子”遭抛弃的同时，当年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上层人士，又重新被中共待为上宾。放弃阶级路线，就只能把西藏当作一个民族整体对待。而在这种面对民族而非阶级的治理方式中，上层的作用显然就远大于下层，原本被打倒的上层就必然重新成为中共的“统战”对象。
为了重新拉拢西藏上层，中共归还了原来没收他们的房产，或是进行赎买或给予赔偿。当年的贵族、头人和活佛被请进人大、政协等机关任职，出席各种仪式庆典，参加社会活动，领取政府发的工资或津贴。例如一九五九年拉萨事件时担任西藏“叛军”司令的拉鲁，在中共监狱里被关押了二十年，邓小平上台后被释放。现在他本人是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也当上了政府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虽然中共不会把实权交给旧西藏上层人士，让他们担任的职务仅属荣誉性的，但是对于重视荣誉和仪式的藏人，足以从一方被抛弃、一方受礼遇的对比中看到变天的征兆。
毛泽东宗教的崩溃，使西藏传统宗教以席卷之势回复。传统宗教虽然曾遭到严厉禁绝，但是远没有被消灭，也不可能被消灭。它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基础绝非意识形态可以比拟，一旦解禁，反而会在藏人感情深处呼唤出比以往更强烈的皈依渴望，形成加倍反弹。中共在西藏实行开明政策之始，以为允许并且促进西藏宗教的恢复就会博得藏人感激之心，不惜用国家财政拨款重建西藏那些被毁坏的寺庙。有关材料统计，从一九八○年到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和下属七个地区，共拨款二·六亿元用于修复寺庙。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县级财政的拨款。在西藏自治区以外，川滇甘青四省对下辖藏区的宗教建设亦给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拨款。为了促进西藏宗教的恢复，西藏当时的中共书记伍精华曾经身着藏装，参加在拉萨举行的宗教大法会。那场面通过电视传播，使传统宗教的气势大增，也使那些企图守住阵地的中共干部们陷入沮丧和混乱。
不过，承认禁绝西藏宗教是犯了错误，那是不能用钱弥补的。宗教既是西藏人的生命核心，如果出于神界轮回去毁灭旧宗教，他们可以接受，甚至可以为表示对新宗教的效忠而积极参与毁灭旧宗教。但是有一天却突然告诉他们，新宗教原本并不存在，那只是一个不幸的错误，现在需要改正，那些曾经亲自去砸过庙、亵渎过传统宗教、摧残过自己生命之核心的藏人，他们感到的被耍弄、以及由此生出的愤恨，难道是可以用钱平息的吗？
当被中共从监狱放出重新担任“统战”工具的十世班禅喇嘛在哲蚌寺宣布中共要做的赔偿时，一个僧人站起来打断他说：“别指望我们会对此感激不尽。中国人破坏了我们许多东西，赔偿算不了什么。”［2］在毛泽东时代，说这话的下场可能是被枪毙，那位僧人却没有被怎么样。然而这种宽容同样不会被感激，只能被当作是犯错者的理屈和心虚。藏人是不管共产党内部那些派别或路线的区别的，他们甚至不考虑共产党、国民党或清朝皇帝之间的不同，他们只用一个概念──“中国人”统一地记帐。
中共对此开始醒悟时已经晚了，虽然它撤掉了穿藏服参加法会的西藏书记，宣布对西藏宗教不能“放任自流”，加强了控制，但是垮掉的新神已不能重立，西藏传统宗教的恢复也已不可阻挡。中共在一九八四年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曾定“在八十年代末逐步恢复到两百座左右的寺庙”［3］。结果远远超出那个数字。到一九九二年，西藏自治区修复开放的寺庙为一千四百八十座，一九九四年八月的统计的数字为一千七百八十七座。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对比，昌都地区文革以前只有五十六座寺庙，一九九○年则有寺庙八十六座、拉康八十六个、宗教活动点一百二十一个、日措三十七处，共计三百三十处［4］。整个西藏的僧尼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一九九四年八月的统计的数字为四万六千四百人 其中和尚四万二千五百人，尼姑三千九百人 ，达到西藏总人口二%。藏北索县西昌乡一千九百多人，有一百八十多个和尚和尼姑［5］，比例接近十%。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大量未经政府批准自行出家的僧人。
除了重建寺庙，吸收僧众，传统宗教还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西藏的民间社会。毛时代的中共政权通过一元化组织系统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全能控制，民间社会基本被扼杀。随着公社解体，推行家庭承包制，中共也就失去了对基层的控制，基层党政组织普遍衰落1，给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释放出很大的自由空间。这一点，中国内地的情况也差不多，但是被释放的自由空间怎么填充，西藏与中国内地却大不一样。
在中国内地，民间社会的根基几乎已经被中共铲除干净，决非短时间可以恢复，甚至很多成分永远不可再现，因此社会成员获得的自由往往表现为混乱无序、政令不行、人心涣散、治安恶化......那种失控缺乏组织性和同一性，形不成集中的破坏力量，除了造成混乱，一般不可能形成对政权的威胁。西藏的民间社会虽然也曾被中共政权全面取代，但由于时间相对短暂──西藏一九六五年开始试办公社，一九七五年全面完成公社化，一九八○年公社即开始解散──民间社会的基础远未消亡，而且那基础首先是西藏传统宗教。中共基层组织一涣散，宗教势力立刻占据其让出的空间，成为西藏民间社会的整合力量，与中共基层政权分庭抗礼。
今天，中共原本营造的国家至上的气势已基本丧失，活佛说话远比党政官员说话管用。丁青县的中共县委书记对我形容，在他那里，活佛说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林彪在文革期间吹捧毛泽东时说的话。因此他们经常需要请求活佛在对藏民百姓讲经时加进政府的意图──如政府号召消灭破坏草场的老鼠，不杀生的藏民不会接受，而活佛表示此事可做，藏民就不再拒绝。西藏党政官员往往把利用宗教人士做成自己做不到的事看作是“统战”成果而得意，其实往深看，那实在是中共政权的一种危险。
西藏宗教恢复了对藏人的精神统治，必然也就可以同时地获得实际生活中的众多特权。百姓的供奉使寺庙财力经常可以与有国家财政支持的当地政府匹敌，不少县乡政府在财政困难时甚至需要向寺庙借钱。还有些寺庙恢复了达赖时代的宗教特权，如藏北索县的寺庙明令，禁止在寺庙附近骑马、唱歌等“七不准”。
西藏传统宗教的蓬勃回潮，还有一个因素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凡是当年追随中共的藏人，在重新复兴的传统宗教面前，都意味着对自己的民族和神灵有过背叛，从而在西藏宗教的恐怖世界中将面临惩罚。中共强盛时期曾裹挟了很多藏人，能在那时保持忠于传统宗教的纯洁性是非常困难的。当他们发现毛泽东原来只是随风而逝的幻影，本民族的不朽之神又在废墟上显现，他们对过去的背叛不禁恐惧之极。他们所能做的，一是回避过去那段历史，或是将责任全盘推给中共和汉人，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被逼无奈；再者就是以对传统宗教的加倍虔诚和狂热进行“赎罪”，以平衡内心的恐惧。对过去的罪孽越恐惧，赎罪就往往越积极。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重修寺庙最卖力的人，往往也是文革时砸庙的带头者或主要参与者。
西藏的天在变，世界的天也在变。九十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使许多西藏人──尤其是西藏社会的精英阶层──开始考虑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独立战士重返西藏的可能性，也许那一天已经不那么遥远。毛泽东时代，藏人不管心里对北京的统治怎样想，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共对西藏的统治会动摇，想获得自身利益，或至少保住自身安全，只有紧跟中共。而现在，“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则有了疑问。即使在中共政权中身居高位的藏人新贵们，也开始考虑对未来重新下注。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一位官至厅长的西藏官员去印度访问时，曾秘密拜会达赖喇嘛表示忠心。脚踩两只船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聪明”策略。藏人中共高级干部安排子女与旧西藏贵族子女联姻成为拉萨上层社会的风气。旧贵族通过这种联姻得到现实好处，新权贵则是为将来一旦达赖复辟而多一把保护伞。藏人新权贵还往往对自己的子女进行分别培养──一个送到中共专门培养少数民族权贵的“中央民族大学”，一个送到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办的学校去“留学”，颇像当年蒋介石把一个儿子 蒋经国 送到共产主义苏联、另一个儿子 蒋纬国 送到纳粹德国去分别培养。这是一种两手准备，无论将来风往哪边吹，都可以左右迂回，能进能退。西藏中共党委后来不得不专门发文件，勒令凡把孩子送到印度去读书的干部限期把子女召回。
脚踏两只船并非全部出于投机目的，中共政权中的藏人官员也有不少是在“洗刷”自己的过去。如果有朝一日真变了天，死心塌地跟随中共的人一定会被当作“藏奸”清算。他们之所以能当中共的高官，肯定已经为中共效了很多劳，将来可以被清算的帐是很多的。西藏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恐惧，不如现在就开始自觉地“将功赎罪”，以获得达赖一边的“谅解”。那些人往往迫不及待地表现自己的民族性，主动扮演民族代言人的角色，挑动民族情绪，以种种方式表达其对汉人的憎恶与排斥。
虽然中共的理论没有变，做主人的姿态没有变，然而通过现实生活，西藏普通老百姓已经清楚地感觉中共再不如过去那般强大，旧时代正在悄悄地以某种方式返回。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按照这种变化调整行为方式。丁青县一位在西藏基层呆了二十多年的干部给我讲了一个小变化：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而老爷们的腰杆又像过去一样挺直了。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微妙，并非有人强迫，也未曾有人明说，完全是自觉的。虽然旧时代并没有真地回来，但是社会氛围已经变化，农奴们敏感地意识到还是早点缩头为好，那也是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挺胸抬头表示悔过。
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大变迁。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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