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花时评:
审计署：十万亿地方债不存在低估或遗漏。审计署发言人7月11日在京表示，审计署近期公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结果，不存在个别机构和个人所说的低
估或遗漏。此前有媒体称3.5万亿元贷款被漏报。评：十万亿地方债，怕有五万亿流入官员和亲属的腰包了吧？http://url.cn/0zUTGX
拈花时评:
蛋糕核桃(付文文)：)：【爆笑名字】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办统计出全国最爆笑的人名：刘产、赖月京（还是个男的）、范剑、姬从良、范统、夏建仁、朱逸群、
秦寿生（亏他父母想得出）、庞光、杜琦燕、魏生津、矫厚根、沈京兵、杜子腾。排名第一的：史珍香。世界人口日，祝你笑口常开！
拈花时评:
经常有人说腐败势头得到遏止，你应该朝他脸上吐唾沫，说放屁，又来忽悠了。中国历史上杀贪官最狠的是朱元璋，五百两银子就砍头，还有凌迟、腰斩、剥人皮挂
在县衙。可他也哀叹贪官杀之不尽。什么叫做腐败的势头得到遏止？有谁能把“势头”量化比较的？有什么数据支持他的论点？纯粹是欺骗大众的谎言！
拈花时评:
海洋局：中海油渤海油田仍在少量溢油。11日，海洋局称据7月10日卫星遥感信息，中海油渤海油田的B、C平台附近再次出现油带，且经进一步海底探测发
现，B平台附近海域仍有可能发生溢油的迹象。此前中海油曾称已经渗漏已被控制。评：反正只有你一张嘴巴说，爱说什么都行。http://url.cn
/2z1tFe
拈花时评:
重庆官员否认唱红歌累计花费逾2700亿元。重庆市宣传部长何事忠接受采访时否认唱红歌累计花费逾2700亿元的说法。他表示，“唱红”是健康有益的群众
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够高潮迭起主要源于群众自觉和自愿。评：这才叫做睁着眼睛说瞎话，自觉自愿？难道重庆人都是傻b?http://url.cn
/0yuv0K
人文观止2：中国黑幕：【中国最大犯罪群体在哪里?】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与最高法报告等数据计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
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结果显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高1倍；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
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转
拈花时评:S大哥佬：
【只是希望他和她能吃饱穿暖一点点】就在刚刚,终于在数天打了无数电话后,找到了贫困捐助地址及电话【如果！你还有不想穿的旧衣服什么的,只要干净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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拈花时评:
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不等，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
多万至600多万元。如汪道涵，去年公费开支达947万元，医疗开支500多万元，他在上海锦江宾馆、大公馆设有两个集医疗设施的“汪办（公室）”。北
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的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
拈花时评:
2004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
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前辈遗孀）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
多万元。
拈花时评: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老干部局最新公布：截至2005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干部，有
12人；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一级离休干部105人；省部级离休干部
5537人。一共是5654人。
江焰:#云游未来#佛法四个字：一是缘。世间万物皆有相缘，缘是机遇，缘是达观。二是空。四大皆空，空是境界，看破红尘，放眼世界。空是智慧，包容宽恕，
虚怀若谷，海纳百川。三是悟。悟为慧根，启发心智，世事洞明皆学问。四是善。心怀悲悯，心存感恩，积善行，帮助别人!
笑熬糨糊姐:魏英杰：真tm赚钱有方，钻营有术啊！红十字会，你该关门了。多地规定考驾照须向红十字会交救护培训费。
拈花时评转播:
平安保险-陕西:@宝贝回家志愿者静宇:【求助】急寻2011年7月4日失踪的7岁北京女孩
刘丽洁，失踪地点：北京市丰台区丰台桥南新华街四六里，孩子体态较瘦，梳马尾辫。当日下午三点半左右下楼玩，六点多家人发现没回来就找不到了。孩子刚刚丢
失，恳请大家转发，您的每一次转发都会给孩子回家带来多一份的希望，
拈花时评:
张维为教授谈我国的政治模式时说：“我们的制度特点就是选拔，我们是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一种政治模式。”自上而下的选拔制度存在着诸多弊端。如果上级
本身是正直的，选拔下级有时也会看走眼；如果上级本身是贪腐的，选拔下级定会导致坏人当道，买官卖官现象严重。选拔制度不宜成为我国的政治模式。
拈花时评:
传说中的老蒋
【越来越快了】苏联的解体并非因为经济停滞，也非因为外部压力，而是因为丧失道德上的合法性。如戈尔巴乔夫的总理雷日科夫所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
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所有人都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拈花时评:
【在中国四大困惑】1、政党是人民的母亲，还是人民是政党的母亲？世界上有几个政党敢给人民当母亲？2、称领导是父母官，群众是领导的衣食父母，还是领导
是群众的父母？3、政党要感恩人民，还是人民要感恩政党？4、“一边吃着党，一边还骂党，没良心”，是党养活了人民，还是人民养活了党。转
拈花时评:
草根屁民
【中国最大外逃贪官——高严】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吉林省省长、云南省委书记，2002年出逃。03年审计报告披露国家电力公司原领导班子违法违规金额
211亿。高严儿子高新元揽工程近3亿，七姑八姨5亿多。在上海，高严巨款建“行宫”，经常床上拥着情人杨珊，用电话遥控国家电力公司的日常工作。
拈花时评:
广西田东县副局长驾公车肇事逃逸致群体性事件。网传广西田东县市政局副局长刘智解自驾公务车肇事后逃逸，其将公车送到修理厂后被十几名群众聚众围堵。田东
县纪委称刘智解已被撤职，县纪委已对其立案调查。评：狗官一点人性都没有，撞了人就逃，好象个个都这样。http://url.cn/2BNW9p
拈花时评:
山东部分银行因为资金紧缩对个人房贷业务开始惜贷，有的银行规定具备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身份才可办理房贷，非济南户籍的外地人很难获得贷款。评：应该早日立
法保护平等权力和反歧视，因为到处都是歧视对外地人，对残疾人，对农村人口等等。这不是一个文明社会应有的现象。http://url.cn
/3SPqv8
拈花时评:
S大哥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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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长沙男子刘华因发帖反映拆迁情况，被警方以诽谤任志强为由行政拘留10天，而任志强称没有举报过。2010年底，刘华起诉当地公安局，法院判
公安局拘留其10天违法，公安局上诉改称刘华诽谤领导“恶意攻击当地拆迁政策，丑化政府形象”，网友质疑警方报复。http://url.cn
/3zfxZL
拈花时评:
@曾家奴:领导人生病是机密、海上漏油是机密、三公消费是机密、官员财产是机密、高干子女信息是机密、慈善账目是机密、税收用途是机密、二奶巨额财产来源是机密、只有民众收入不是机密：十三亿人中，月收入达到3500元个税起征点的民众只有2400万。
变态辣椒:薄一波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中拣了条命，别说人要整死咱们，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连我儿子小熙来也给我一顿铁拳，把我打得眼前
一黑摔倒在地上，这个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看来小子政治立场坚定，革命态度坚决，将来可成大事！
拈花时评:
@顾明峰：【中国发展潜力巨大】1、2009年中国清廉指数全球第79位。2、卫生医疗公平全球倒数第四。3、大学学费世界最高。4、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
一。5、税负全球第
二。6，矿难死人数占全球80％。7，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8，收费公路14万公里10万在中国，占70%。9、有8亿人口游离于社保之外。
聂圣哲:西班牙《世界报》：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但现在，年轻人大学一
毕业就成为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记者陈宝成:【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1993年】程序原理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即使彻底刷新实体规范也不会有明显的效果。信访不仅不会退潮，也许反
而倒变得更加汹涌。判决的强制力不仅不会强化，反而可能由于旧式控制的放松而变得更加缺乏成效。民众的不满会从各个角度喷射出来，互相刺激诱发，以致不可
收拾。
胥晓琦:朋友们，晚上好！我刚刚从奥运派出所回家。因为今天上午我被中船重工七院涉黑流氓团伙头子、保安队长李京丰打伤了。我坚决要求警察走法律程序处理此事，所以一直耗到这么晚才回家。下周一，我去做法医鉴定。非常感谢朋友们惦记！
拈花时评:
全球重口味 【有人问啥是两会】 农民代表答：会养猪、会交配。 工人代表答：会挣钱、会消费。 民工代表答：会讨薪、会下跪。
保姆代表答：会插足、会叠被。 艺人代表答：会炒作、会陪睡。 商人代表答：会赚钱、会逃税。 官员代表答：会撒谎、会受贿。
股民代表答：会割肉，会流泪。
|| 山姆哥(@samding): 胥大姐是开国少将胥治中之女，她这几年间遭遇逼迁，保安长期骚扰其生活。
山姆哥:接到胥晓琦(@胥晓琦) 电话，胥大姐称今天中午在其住处与保安发生冲突，遭保安殴打致伤。目前正在奥运派村派出所，她身上没有带钱，要求上医院，派出所亦置之不理。求援助。
拈花时评:
法律的最终目的是惩前毖后，如果一个法律不能惩前毖后，这个法律有问题。 当法律变成了保护邪恶的工具时， 给老百姓留下的唯一路是拼命， 这就是何胜凯 和杨+案告诉我们的潜台词。
拈花时评:
“你可能会嘲笑我是一个堂吉诃德，资源的不对称，地位的不对等，正义不仅是迟到，而是永远的缺席。” 何胜凯死了,终年25岁。他杀了人,但这个社会负了他,造成了悲剧。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对等,资源不对称,正义不仅迟到,而是缺席！
拈花时评:
“为天下苍生请难，引刀为一快，不负少年头。” “法官是社会正义和良知的最后一条底线，竟然如此腐烂、卑劣，不铲除大乱之期不远。” “生不为惜，只可未为国之捐躯，荡平污垢。死未所憾，英雄虽死贼仍狂。憾。一腔热血未君识。憾！”
拈花时评:
何胜凯被捕重判刑两年半。据律师称此案刑期一般应判六个月。何胜凯认定是派出所和法院迫害他。从此播下报复的种子。 何胜凯的言论和日记语录:
“从此世界在我眼中失去了颜色。” “我是一粒来得偶然的种子，我这人生何以如此凄凉，生于贫贱，长于磨难，苍天这么多的冰刀雪剑。”
拈花时评:
事缘1999年邻居村干部唐坤地建房占了何家几十平方米宅基地。初时曾承诺给予补偿,拖到2005年还分文未补,村支书记李文权参予调解此事,让文盲的何
胜凯母亲在一份文件画押,同意无偿让唐坤地占用何家土地。 何胜凯气愤找唐坤地争论,进而打斗，何胜凯用刀将唐坤地大腿刺伤，唐要住院一星期。
拈花时评:
昨天,二审死刑判决经最高法院核准,何胜凯被执行了死刑。奇怪的是,法院门口没有贴出告示,当地传媒对这宗大案全无新闻,就象没发生。法院只通知何姐何胜
先前往领菽骨灰。这个才25岁朝气勃勃的青年人,为何闯法院杀人？而且专拣穿制服的举刀,放过在法院内办事的群众？
拈花时评:
2010年7月21日，铜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何胜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何胜凯提出上诉。
2011年2月16日11时，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何胜凯故意杀害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钟世鑫一案进行
二审宣判：驳回被告人何胜凯的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拈花时评:
09年10月14日，贵州遵义市长征镇坪丰村民何胜凯藏刀闯入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楼一楼大厅，持刀对该院的法警、保安、保洁员等4人进行连续刺杀，造
成1人死亡、3人受伤的严重后果。监控录影显示,行凶者刺倒四人只用了30秒。死者是法警支队长钟世鑫,三名伤者分别是
保安员刘育红和璩先武.物管经理王义碧
瘦马:于建嵘(@于建嵘):著名学者黄钟在给《改革内参》辞职信称：“在给在眼下这种时候发表这种文章为重庆当局歌功颂德，无论是否要从权力那里换来金
钱，我都认为是一种违背起码的新闻职业道德的耻辱。既然《改革内参》不能减掉这种耻辱，那就让《改革内参》减掉我吧”。（黄钟曾任《战略与管理》主编，
《凤凰周刊》
叶楚华:国家统计局破天荒公布这么高的cpi，用阴谋论的立场看，这里面肯定阴谋。阴谋论的最高准则就是：反常举动一定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以前统计局从
来是很谨慎公布cpi的，连续两个月超过五后，第三个月就搞成4.9.这次竟然公布了是6.4.阴谋，绝对有阴谋。国家看来要借cpi高涨来对宏观经济做
什么大动作了。
拈花时评: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
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当他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到走投无路的绝境，你们会怎样选择？－2006年崔案辩护律师夏霖
拈花时评:
我没有文化，没有像李刚一样的爹的只能出卖体力。有错吗？ 我也有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为了让他们过上美好的生活。有错吗？
我也想开着汽车体面的去挣钱，养家糊口。可是如果我有能力开车我何必去骑电动车。我骑电动车有错吗？
这个社会让我很无耐，我也想遵纪守法。可是法只针对我，怎么办！！！
拈花时评:
这样的解释谁信呀，一个送水的单挑四个大汉？我当时就在现场，一个送水工用电车有什么问题？广州这天气，人家用自行车送一桶水，要流多少汗水，大狗们知道
吗？电动车和自行车占的空间是一样的，比汽车环保，你们为了市容，禁了老百姓的摩托车和电动车也就算了，送水的和送快递的也禁，你们还有人性吗？
拈花时评:
《法制日报》女记者8日下午在浙江兰溪市马涧镇采访时遭遇当地政府部门人员阻拦，在双方僵持时，当地镇长质问记者“你在干什么？谁让你来的？他们给你多少
钱？我也给你！”。8日下午，兰溪市委宣传部向女记者道歉，称言辞欠妥。评：咱正腐良知是没有的，钱却大把。http://url.cn/3VC1Cz
拈花时评:
日前，有网友称广州交警对一送水工粗暴执法，广州交警调查后否认粗暴执法指责，称送水工踢打交警和协管员，阻碍警方执行公务；经多次解释说服无效后，交警
将其人车分离，采取强制措施将其制服。目前已被警方行政拘留7天。评：为什么现在正腐的话没人信，“谣言”却深入民心？http://url.cn
/43O3mO
拈花时评:
唱红歌时，我激动万分，终于翻身做了主人。唱完，我才清醒过来，不但无家可归，肚子还要填饱。
拈花时评:
全国去年“三公花费”支出总计28711.28万元，也就是2.8亿元，你们信吗？人家讲的是一个县的。人家讲的是一个镇的。人家说的是一个官员的。人家说的是一个村长的。明明就是算人均。
拈花时评:
06年,三国外公司仅用295亿元就购工行10％股,价格1.16元/股.上市后,按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高达2755亿元,三国
外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上市前工行10000多亿坏账国家买单,还共向工行注资12000亿元.花那么
多纳税钱扶工行上市却贱卖股份给国外公司获暴利
拈花时评:
天堂门坏了,上帝要招标重修.印度人说:3千元就弄好,理由是:材料费1千,人工费1千,我自己赚1千.来个德国人说:要6千元,材料费2千,人工2千,
自己赚2千.最后仲国人很淡定地说:这个要9千元,3千给你,3千我的,剩下3千雇那个印度人干.上帝拍案,人才啊,就给你干了。
拈花时评:
北京一些大型超市证实，鲁花花生油提价，涨幅最高近7.6%。广东超市金龙鱼等大品牌食用油价格5升装的涨了2元。去年年底，发改委要求食用油价格平稳。
今年4月，发改委建议6月底前再次暂缓提价。目前，发改委限价令已到期。评：物价有传递效应，到时百物腾贵，低收入人士惨了！http://url.cn
/05IfRf
拈花时评:
所谓预算内收支，收就是国家划拨的行政经费。所谓预算外收支，就是俗称”小钱柜“。现在几乎每个行政单位在办事的时候都收取大量合理不合理的高昂费用，比
如说发身份证要去指定的店照，城管收管理费和罚款，还有行政单位的明的暗的企业赢利。所以预算外的收入支出可能是预算内的十倍八倍以上。
拈花时评:
7月8日，财政部公布2011年中央单位的“三公经费”财政预算为94.28亿元。与去年的支出相比，今年的“三公经费”预算减少4200万元。教育部公
布今年预算，未降反涨。尚有多个部门未公布今年三公预算。评：这是预算内的，预算外的可能是两倍、十倍呢？这是绝对不公开的。http://url.cn
/2Ggvme
拈花时评:
如果有人告诉你过几个月物价就会降下来了，他在放屁，他在忽悠大众，缓兵之计。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或者机构敢对你说多少个月内我们能把物价降下
来。这是个世纪难题，经济学都没有结论的，他凭什么这么说？他是超人？没事回家流泪去吧，少骗人了，当国人都是傻b?
拈花时评:
统计局24日公布的“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显示，6月中旬猪肉五花肉上涨4.3%，猪肉后腿肉上涨4.1%，均接近每斤15元，已直逼牛
肉价格。分析称猪肉价格后期可能还有一定程度的上涨，CPI很难在第三季度底前见顶。评：又闯通涨关啦，跟二十年前一样，会不会历史重
演？http://url.cn/2mVilu
拈花时评:
没有普遍通涨的时候，货品可以有其他方面的得利补贴，同时也有行业竞争使供货人不敢随便提价。但是到最后，这些因素总是要反映到最终物价的。朋友们想想，这两个主要原因得益者是谁，就很明白了。
拈花时评:
所以通涨罪魁首推央行。再者税赋过重也是原因之一，同样的货品，税高自然价格就高。你可以说税率没变，怎么高了？因为税率反映到物价是一个传递过程，需要时间。
拈花时评:
五楼是五毛，你知道通涨？就是通货膨胀，所谓通货其实就是货币。通货膨胀就是货币贬值了，同样货币购买的物品量少了。为什么货币不值钱了？首先要从货币本
身找原因，央行超量发行二十万亿人民币，能不贬值吗？发钞必须与实际财富保持一定比例的，发钞过多，实际财富变或少变，那货币能不贬值吗？
拈花时评:
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2.7%。其中，烟草价格上涨0.3%，酒类价格上涨6.6%。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2.1%。其中，服装价格上涨2.3%，鞋价格上涨
0.5%。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2.5%。其中，耐用消费品价格上涨0.5%。。。评：涨啊拼命地涨！如此超量发行货币，能不通涨？央行
的人都不吃饭，吃便便的。
拈花时评:
中国6月CPI同比涨6.4%
创3年来新高。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4%。其中，城市上涨6.2%，农村上涨7.0%；食品价格上涨14.4%，非食品价格上涨
3.0%。猪肉价格上涨57.1%。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赋税过高，这个难解决？不难解决？http://url.cn/0hD1Ha
拈花时评:
《21世纪经济报道》：绵阳梓潼县为建设城北新区的政府办公大楼，对梓潼县下属文昌镇城郊村一社302线居民进行拆迁，民警抱走一位村民1岁多的孩子逼村
民签协议。绵阳市公安局发多条微博回应该报道，承认确有拆迁户被拘留，无抢孩子逼签协议一事。评：真是人民的好警察呀。http://url.cn
/0WuUIq
拈花时评:
@热点微直播：【
又见无耻的血拆，物权法和宪法是屁做的吗？】6月29日下午6点，山西灵丘县武灵镇城道坡村强拆发生流血事件，30多手持木棍年轻人冲入拆迁户家中，双方
展开激烈打斗，砖头木棍飞舞场面骇人，被拆户主4人血流满面受伤严重，其一人倒在房前空地，半个多小时打斗，无一人到现场阻止，
拈花时评:
@记者调查团：【从红会到希望工程，从福利彩票到残疾基金，咋没有一个干净的呢？】日本老人松冈洋明捐款7000万日圆（460万港元）给中国希望工程，因被中国希望工程官员因私挪用事件，当事人近日再度从日本飞到北京，向外交部求助…..
拈花时评:严少雄
【又让人联想到从床上到主席台上】云南省委组织部昏了头，提拔干部如同儿戏。党煦燕（女）三年提四级，2004至2007年7月从借用人员提升为局长助
理、副局长、局长、管委会主任助理、管委会副主任，违反组织原则；伪造历史，篡改档案。有人猜测背后有极不正常的内幕。 转
拈花时评:
@史料味辑：#真相大白#揭秘中越战争，解放军的真实伤亡档案，《解放军报》报道说是伤亡4000人，实际我军伤亡的真实数字应当为27000人，其中阵
亡将士为6000多人，负伤战士为21000多人。而且值得注
意的是，在6000多阵亡将士里，有500多人并没有死在敌人的炮火下，而是死在了当时我军自己的劣质武器手中
拈花时评:
@记者调查团：【从红会到希望工程，从福利彩票到残疾基金，咋没有一个干净的呢？】日本老人松冈洋明捐款7000万日圆（460万港元）给中国希望工程，因被中国希望工程官员因私挪用事件，当事人近日再度从日本飞到北京，向外交部求助…..
拈花时评:
@热点微直播：【
又见无耻的血拆，物权法和宪法是屁做的吗？】6月29日下午6点，山西灵丘县武灵镇城道坡村强拆发生流血事件，30多手持木棍年轻人冲入拆迁户家中，双方
展开激烈打斗，砖头木棍飞舞场面骇人，被拆户主4人血流满面受伤严重，其一人倒在房前空地，半个多小时打斗，无一人到现场阻止，
拈花时评:
Negative(@Negative)：中国红十字会官方网站的一个页面被黑 黑客留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 ！====> GuoMeiMei Do It
拈花时评:
财新网(@财新网)：【许迈永最后陈述曝光】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称，自己有自首情节，在有些问题上，为了争取个态度好，没有实事求是，承担过多。另外，他还向纪检、检察部门提供其他人犯罪的线索，有检举立功行为。附：许迈永的14笔受贿清单。
拈花时评:
朱孝顶律师：#长沙最牛钉子户#党旗国旗横幅标语，大喇叭循环广播中央关于严惩违法征地拆迁的紧急通知，另重金聘请数十名保安捍卫家园!户主陈菊红陈雪红
姐妹，岳麓区靳江村靳江河组最后一户钉子，插在潇湘大道旁！当第居民称岳麓区为野蛮征地重灾区，仅该村民组去年就有李秋香赵利书在拆迁办喝农药死亡!
拈花时评:
许志永(@许志永)：河南一家医院院长透露红十字会捐赠医疗器械的潜规则：假如市场价50万元，红会标价100万，医院要给中间人送5%，给红会工作人员回扣15%，即，捐款人和受赠人总共付出120万元，医院才能得到50万元的器械。红会的倒掉
拈花时评:
@万国盛世:
河南沁阳八位农民，因为在村内散发传单，指控村支书有经济问题等，当地公安机关将几位农民公捕，在公捕大会上进行“展览”，每人脖子上挂了牌子，写着：扰
乱公共秩序。八位农民被刑期一到两年不等。被告们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所有被告皆被加刑！
拈花时评:
【海洋环境污染最高罚款20万元
中海油员工年薪38.67万元】蓬莱油田漏油事故，已导致840平方公里海域一类水变成劣四类水。该油田是中海油和康菲公司合作开发。依据《海洋环境保护
法》海洋局对事故责任方最高可处20万元罚款。相比较，2010年中海油员工人均薪酬38.67万元。凸显立法滞后，违法成本太低！
拈花时评:
财政部：副部级官员出差可乘坐高铁商务座 评论已关闭 中国工程院去年“三公”消费489万元 评论已关闭 中国红十字会要求自查与企业合作项目 评论已关闭
拈花时评:
港媒报道，前香港人大代表吴康民1996年曾捐20万元人民币在广州增城兴建一所小学，数月前他获知曾捐助的小学已变成皮革厂。吴康民亲赴增城现场考察并
质疑当地官员通过转租图利，目前，当地政府还未给予正式回复。评：看来不经红会的也有问题，反正那个组织都信不过的。http://url.cn
/0KJVIJ
拈花时评:
严少雄
【又让人联想到从床上到主席台上】云南省委组织部昏了头，提拔干部如同儿戏。党煦燕（女）三年提四级，2004至2007年7月从借用人员提升为局长助
理、副局长、局长、管委会主任助理、管委会副主任，违反组织原则；伪造历史，篡改档案。有人猜测背后有极不正常的内幕。 转
拈花时评:
7月6日，中国工程院发布去年三公经费决算数据。国务院曾三令五申要求中央部门压缩预算，并明令要求各中央部门务必于今年6月将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向社
会公开。到目前为止只有科技部与工程院公布，其他部门均未公布。评：公布了我也不相信，预算外的就更别说了。http://url.cn/3u26oO
拈花时评:
你一个拿山寨机当手表的人，给戴百达翡丽的人捐款，不害臊么？你一个住月租几百元租房的人，给住别墅的人捐款，不觉得可耻么？你一个每天挤公交的人，给开
兰博基尼的人捐款，不害羞？你一个提无纺织袋的人，给提爱玛仕的捐钱，不惭愧？ 你一个到今天还没娶到老婆的人，给包养三奶的人捐款，下贱不?
拈花时评:
郭美美的玛莎拉蒂车辆保险单出来了,速来围观
拈花时评:
央行宣布自7月7日起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的存、贷款利率分别提高至3.5%和6.56%，为今年来第3次加息，本轮紧缩政策以来
第5次加息。与此同时，住房贷款利率相应调整，房贷利率升至10年来最高。评：仍然是负利率，怎么不回收流动性呢？http://url.cn
/2EIqJe
拈花时评:
用“谷歌”搜索“拈花时评”的结果昨天狂飑到一百六十万，超过很多“著名写手”。想看我长文的朋友会发现我无处不在，呵呵。不需要担心看不到我的文章了，谢谢各位。
赵福安:#纪念卢沟桥事变74周年#【1937.7.7-2011.7.7】今天各大门户网站与报纸似乎都对此事只字未提，呵。。。那是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忘记，即意味着背叛！以蛋糕上的一片红烛，告慰抗日英雄之英灵[]。浩然天地，正气长存。
拈花时评:
据《凤凰周刊》报道，田万昌作为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田主抓六盘水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维稳曾是其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两年前女
儿田小龙被强奸一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田万昌最终不得不带妻女进京上访，成为六盘水维稳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http://url.cn
/2hJVVm
律师刘卫国:@经典微博语录 【默默哀悼老兵】这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死的时候，双脚连草鞋都没穿全。几百万的伤亡，才换来了今天的民族独立。每个中华儿女，在这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面，都不应该忘记他们。如果你是中国人，请转起来。今天是七七纪念日，你忙得忘了吗？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2)]
裴晋军:向大家隆重推荐一位明星：郭子豪。中国红十字会郭长江会长的公子，开玛莎拉蒂总裁车牌号京X88888.这回郭长江总不会说，他不是我儿子，不知道是谁儿子了！转起来。这就是红十字会！
拈花时评:
刘著民【李娜捐50万给武汉孤残养老院-拒绝通过红十字会捐助】湖北省政府日前为鼓励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将，奖励李娜60万 。
李娜及其家人表示，完成纳税后，48万元所得，加上个人出钱 凑够50万元定向捐助给 武汉市孤残养老院 ，改善他们生活，
但拒绝通过红十字会捐助！点评：娜姐V5，娜姐是个明白人啊
拈花时评:
去年有报道讲工行年报董事长年薪表面是100万左右而实际年收是在600-750万之间。在工行,行长拿高薪,但对贷款造成的损失却无人负责,不是核销就
是剥离,没究行长责任.现在行长离任稽核是形式,没动真格.这种无须负责任行长誰都能当.工行前几年剥离大量不良资产,谁对这些不良资产担责？
拈花时评:
如果一个桶的桶底没有修补好,单纯在上面加水,加多少漏多少.粮仓里生满了耗子,把粮食吃的差不多了,不先捉老鼠,而是再向粮仓注入更多的粮食,有什么
用？如99年工行不良贷款剥离到华融公司后,2000年姜就任工行一把手,上任后几年工行新增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原因?
拈花时评:
工信部原总工程师苏金生被“双开”。中纪委监察部官员证实，工信部原总工程师苏金生因收受巨额贿赂生活腐化，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收缴违纪所得，并移送司法机关。评：天天说抓贪官，就是不见贪官少，无能啊。http://url.cn/2EXMHS
拈花时评:
中国红十字会6日通报了“郭美美事件”相关调查。党组书记王伟表示，公众应客观对待“郭美美事件”。他要求各级红十字会自查与企业合作项目，杜绝利用公益
项目谋取商业利益行为。评：想自救？靠这些没用，除非彻底透明化否则再没人相信你们了。http://url.cn/2KKsnF
拈花时评:
【刺死纳税人】段新建,河南驻马店人,7月4日去国税局排队领发票.快要排到时,来了个女人,是工作人员的熟人,直接加塞在段新建前面.段新建抗议,不理
睬,找领导,没结果.但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柜台里的工作人员操剪刀冲出来,哧哧四剪刀,将段新建戮死……不让加塞,就杀了你,国税人员何以凶戾到这种地
步?
|| 张波(@tiancang): 我不好意思，我羞愧，我可耻，我不要脸啊啊啊啊！！！ ||
加菲猫沉默愤怒的火山(@aizhenglibaohuta): 羞愧吖，为我们狂妄的行为忏悔 ||
bumblebee(@BUMBLEBEE2010): 我羞愧地流， 下了悔恨的水
拈花时评:你一个为面条加不加盐都想半天的人，给一餐上万的人捐款，你好意思么？
你一个bb机当手表的人，给戴百达翡丽的人捐款，你不害臊么？？ 你一个住集装箱的人，给住别墅的人捐款，你不觉得可耻么？？
你一个骑车还经常掉链子的人，给开兰博基尼的人捐款，你还要脸不？？
X_探侦:中国公务和行政性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37.6%，美国是12.5%，西欧国家是6%左右，日本是2%多一点，中国是美国的三倍、西欧的六倍多、
日本的一二十倍。另据中央党校刊物报道：中国的“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和旅游支出总额在9000余亿元，骇人听闻。
聂圣哲:【不谈政治谈大学生】大部分大学生很可怜！在上海，您如果高中毕业找个3000多的工作比较容易，但只要是一般大学生，必定2000元以下。因为
制造业不需要很多大学生。这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调节，今后二十年都不会改变。但是，真正能解决技术难题的大学生还是很紧缺的，但他们一般都出自985院
校。
聂圣哲:【不谈政治谈不要上当】对国家来说，最好的局面就是男的读书读到60岁，女的读书读到55岁，这样就彻底解决就业压力了。可悲的是，国家搞了一些
烂学校，大量扩招，可怜的家长花了大量的钱（三本学费贵）供孩子拿了一张狗屁都不值的文凭，于是，孩子从容易就业的劳动力市场转到了人才市场失业，真是害
人！
拈花时评:
郑炜: 郭美美事件重大突破，民政部对于慈善类、社会服务类等的NGO组织的注册放开。此举意义巨大以后慈善募捐不用再挂靠红十字会了，并且可注册NGO组织。其影响不亚于取消收容制度！
民国科技史：1912至1937不过25年时间，学会达到110多个（不含医学），涉及各种近代科技领域。地质学、气象学、物理学等个别领域中取得了具有
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能仿造万吨级轮船、飞机、汽车、各种机床。中国工程师们掌握了运用钢筋混凝土建筑高层建筑的技术，建成了具有国际水平的钱塘江大
桥。
拈花时评:
两段视频，台湾总统看望灾民，一女灾民说：“你现在跑来干什么，做秀啊？还是这个总统，到一个居民家访问，受访的居民对记者说：我为什么要理他？他做得不
好，我不满意，下届我打算不投他票，让他滚下台！”看看人家的人民，才活得像个人。看看我们中国，人活得太憋屈，太不像人。有时候跟牲畜没两样
拈花时评:
【港大教授曝中国GDP真相：在世界绝对地位不如1913年】港大教授许成钢援引数据说：1913年美国GDP世界第一，中国第二，只看这个指标，中国终
于回到了1913年时在国际间的地位。但从绝对数量上看，2010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二，还不如1913年。即使2025年中国GDP世界第一
也只是达到了1880年的状态。
拈花时评:
张鸣：这些年来，知识界蹑手蹑脚地活着，跟当局一个鼻孔出气，生怕阐释圣旨不到位。出卖灵魂的结果，卖灵魂的钱跟小姐卖肉的钱相差无几。高级知识分子还比不上高级小姐。添了一点碗边的汤汁，就心满意足。
拈花时评:
在言論自由得不到保障、新聞媒體備受壓制的國度，謠言其實就是存在於人心深處的真相，是群體表達意願的一種方式，是大眾對抗官方宣傳和謊言的有力武器。它
不是事實，但遠比事實更真；它經不起推敲，但總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擋不住大眾深信不疑。目前謠言已無法止於智者，只能止於言論自由
拈花时评:
@孟庆泉律师：【前铁道部长刘志军睡了这个美女五年】请看原帖地址http://url.cn/1orSQo 如此贪腐，执掌重要部门多年！为何非要养肥壮了才发现监督缺位？必须深究一路扶植上位的官员，以及其执政期间提拔的全部余孽！
拈花时评:
@爆料周刊：【最新内幕消息】据在红十字会工作朋友说，这几天一天最多开四次会，全乱了套了。气的某副会长大病好几天、某些领导直接会上就拍桌子骂娘。昨晚红会某副会长饭饱酒足之后骂骂咧咧的：娘的，整天这都什么事，就算你包二奶，也得先看那女的二不二！
拈花时评:
7月4日，腾讯公司在微博上称部分用户其QQ电脑管家未能随Windows正常启动，这些用户也安装了360软件，疑遭360“暗杀”。对此，360发表
声明称，腾讯公司提供的截图证据系“人为制造”。有媒体透露，电脑管家团队已于昨日(7月5日)再次向政府主管部门投诉360。
http://url.cn/2JPemE
拈花时评:
辽宁盖州看守所副所长郑锡铭于2011年1月14日驾车撞倒中学生姜潇楠，将被撞昏迷的姜潇楠带离现场，遗弃在另一条公路上，随后逃逸。姜因颅脑严重损伤
死亡。5月31日辽宁省营口市中级法院以郑涉嫌故意杀人罪，对此案开庭审理。7月6日，此案将在该法院再次开庭审理。http://url.cn
/0dPOcQ
拈花时评:
红十字会投30亿给中红博爱，郭美美自称有收购新浪的实力。而此时，网友发现短短几天时间，北京企业信用网上中红博爱的法定代表人就从温敏伊变成了翁涛
拈花时评:
郭美美说过的所有信息都跟中红博爱公司对上了，车体广告保险和博爱卫生站的医疗器械等等。中红博爱08年成立，几乎正在这之后郭美美开始暴富。中红博爱今
年五月开始发招聘信息，包括行政总经理等职位，同期郭美美发微博说我要学做红商会总经理。红十字会投30亿给中红博爱，郭美美自称有收购新浪的实力
拈花时评:
美媒:美国欧盟将联合起诉中国限制稀土出口行为。美媒称，世界贸易组织 (WTO)5日裁决中国限制主要原材料出口违规，美国和欧盟贸易官员称，这一胜利将为稀土诉讼铺平道路。评：后事如何，有待观察。http://url.cn/0oJCVH
拈花时评:
美媒:美国欧盟将联合起诉中国限制稀土出口行为。美媒称，世界贸易组织 (WTO)5日裁决中国限制主要原材料出口违规，美国和欧盟贸易官员称，这一胜利将为稀土诉讼铺平道路。评：后事如何，有待观察。http://url.cn/0oJCVH
拈花时评:
5日，国家海洋局通报称，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在石油开采生产作业中，溢油事故的责任由作业者来承担。康菲石油中国是发生此次溢油事故的
蓬莱19－3油田的作业者，应该承担溢油事故的法律责任。作为合作方的中海油不承担责任。http://url.cn/2kNyrI
拈花时评:
你一个为面条加不加盐都想半天的人，给一餐上万的人捐款，你好意思么？ 你一个bb机当手表的人，给戴百达翡丽的人捐款，你不害臊么？？
你一个住集装箱的人，给住别墅的人捐款，你不觉得可耻么？？ 你一个骑车还经常掉链子的人，给开兰博基尼的人捐款，你还要脸不？？
拈花时评:
你一个为面条加不加蛋都想半天的人，给一餐上万的人捐款，你好意思么？ 你一个拿山寨机当手表的人，给戴百达翡丽的人捐款，你不害臊么？？
你一个住月租几百元租房的人，给住别墅的人捐款，你不觉得可耻么？？ 你一个涨价连夜排队加油的人，给开兰博基尼的人捐款，你还要脸不？？
拈花时评:
郭美美否认其男友为中红博爱前董事。昨日，郭美美针对近期网上关于其男友的猜测发微博回应，称其男友为1986年出生，并非是网上传言的那些人。此前，有人称郭美美男友为王军，拥有中红博爱大股东物华公司10%的股份。http://url.cn/0zney7
拈花时评:
李天天律师的遗书
[图片]
拈花时评:
2009年1月7日，数以万计的柬埔寨人聚集在金边的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场内，庆祝柬埔寨脱离红高棉统治30周年。首相洪森出席了这场盛会。柬埔寨参议员主
席谢辛在致词时表示，这个纪念日标志著“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已告一段落。谢辛特别感谢越南“拯救了柬埔寨”，但对中国只字未提。
拈花时评:
隐居猫：RT waterhiking(@waterhiking):
韩寒，已经被中共国安部门列为重点监控人物，在一份经过中G政治菊常萎层级的人审阅的“黑名单”中，韩寒已经成为艾妹妹之后的另一个被打击对象。据韩寒公
司的一位高层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透露，一星期前，韩寒曾被上海市国宝部门约谈，被要求收敛自己的行为。
拈花时评:
封紧：“据刚刚获悉的内部消息：北京两律师将北京市政府告上了法庭，上告理由是北京市政府不能花一千多万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唱红歌的活动，政府的钱是纳税人也就是老百姓的钱，唱红歌只能用党费。据说法院已受理此案。”
拈花时评:
草根屁民草根屁民
房价上涨是为了让我们好好工作，油价上涨是为了让我们好好节约，肉价上涨是为了让我们好好减肥，蔬菜上涨是为了让我们低碳生活；墓地上涨是为了让我们好好
活着。为了让我们过上幸福、高尚的生活，工资不涨是为了我们可以努力奋斗，国家真是用心良苦 （by@如果我是愤青）
拈花时评:
【“处罚”】在中海油漏油事故发布会上，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副局长郭明克称，经过调查取证，目前该事故已经立案，根据现行环境保护法，最高索赔20万人民
币——国家海洋局确认，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已形成劣四类海水面积840平方公里。最高罚款20万？当时媒体们就震惊了！
拈花时评:
明日出：转：【古巴声称改革必须坚持“四个绝不，一个始终”】绝不搞市场经济；绝不允许财富集中；绝不改变全民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医疗；绝不照搬中国的改革经验；始终坚持“人民决定一切。
拈花时评:
明日出：转：晚年的恩格斯，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幡然悔悟写道：“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
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拈花时评:
今年春季和夏季增加的社会动荡，使这个杂耍更是难上加难。如果通货膨胀继续侵蚀工资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也会使这一问题变得尖锐。
市场情报研究公司Omnis负责人理查斯（James
Rickards）说，“在地上有很多干柴，火种是什么？火种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是5.5%。但食品通胀为10%。”
拈花时评:
摩根大通中国区全球市场业务主席李晶（Jing
Ulrich）说：“中国政府正面临着艰难的平衡，在保持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同时控制通货膨胀。他们需要维持高就业水平，他们需要维持一个体面的收入水平增
长。他们还需要抑制工资增长造成的通胀和对对中国全球竞争力的影响。这是一个困难的杂耍。”
拈花时评:
如果你看看希腊或爱尔兰和葡萄牙，当一个国家运用杠杆，它必须借得越来越多，以偿还利息。这使得它越来越不可能投资能够增加GDP的项目。评：一旦发生他
所说的情况，GDP停滞甚至倒退，会有无数公司倒闭或者发不出薪水。有无数人会失业，物价会飞起来，出现通缩甚至滞涨，社会连现在可怜的稳定都不复存在
拈花时评:
威廉斯说，问题是，在这样的制度下，银行家即使发生了不良贷款他们还是赚钱。现在，随着地方政府债务堆积如山，政府及其国有银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不良债
务。最终，该坏账将使中国难以贷出更多的钱投资到新的基础设施项目上。 沃特（Carl E. Walter）说，“中国已经迅速明显运用杠杆。”
拈花时评:
北京将从地方政府转移走4630亿美元坏账，并允许售卖债券来筹集新的资金。中国的国有银行，有可能调整将账本按稳定利润进行调整，稳定利润由银行储户和
借款人所付利息差保障。中国银行也允许坏账无限期滚计，在通过出售股票给投资者筹集新资金的同时注销一点。这是中国在90年代末处理债务危机的做法。
拈花时评:
《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一书的合著者美国投资银行家沃特（Carl E. Walter）说，“去年，基础设施投资，换句话说，银行贷款占了中国GDP的55%。如果继续保持不还钱的不良贷款，用完钱是迟早的事。”
拈花时评:
近日中国政府宣布全国审计结果，发现地方政府负有价值1万6000亿美元的贷款。且20%可能要作为坏帐被注销。北京希望公路、铁路和高速互联网能够将消
费潮从沿海城市扩大到内陆地区，来刺激经济发展。但许多这些建设项目已经深陷债务之中，现代化的高速列车上乘客寥寥无几，四车道农村高速公路上没有车辆。
拈花时评:
中国目前的问题可以追溯到2008年全球经济崩溃的时候，如同西方做法，中国政府发大量发行现金，以刺激经济。这些钱大部份是国有银行给地方政府提供的贷
款，用于兴建新道路、铁路、电厂等项目，帮助中国维持其经济增长步伐。但是许多钱并未用在应该用的地方，而是不明不白地流失了。
拈花时评:
MSNBC财经记者舒恩（John Schoen）近日发表文章“轮到中国与坏帐搏斗
大规模基础设施开支造成了巨额不良贷款”，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巨额坏帐，将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由于政府操控金融系统，积累大量坏帐，使得中国难以在基础项目
上进行更多投资。社会问题积聚，通货膨胀问题严重，都将给社会动荡埋下伏笔
拈花时评:
MSNBC财经记者舒恩（John Schoen）近日发表文章“轮到中国与坏帐搏斗
大规模基础设施开支造成了巨额不良贷款”，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巨额坏帐，将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由于政府操控金融系统，积累大量坏帐，使得中国难以在基础项目
上进行更多投资。社会问题积聚，通货膨胀问题严重，都将给社会动荡埋下伏笔
拈花时评:
中共组织部最新数位显示，八千多万党员中，工人党员只有六百九十八万，即百分之八点七；但包括国企与私企老板在内的“企事业管理人员、专业人士”有一千八百多万，占全党人数百分之二十三。
拈花时评:
陈可辛新作《武侠》后传出的第一个消息是票房被偷！亮出票根：这张由金逸国际电影城肇庆店出具的电影票上，原本打印着《建党伟业》的字样涂改成了“武”
字，放映时间和场次也同样被修改过。该网友称“看《武侠》，居然给《建党伟业》的票，这样帮他刷票房，不知道《武侠》的制作单位会怎么想？”
拈花时评:
cll2040: 假如没有外力，这鱼有救么？这个盘踞在鱼嘴里的家伙名叫缩头鱼虱，它的幼体首先附着到鱼鳃上，逐渐与鱼血管相连，吸取鱼的营养，一直倒鱼死去他的寿命也就结束了。对鱼来说，他是主人吗？把他清除是人道的吗？假如没有外力，这鱼有救么？
拈花时评:
一人抱怨贫苦，旁人说你家的日子怎么可能不难。你爷爷你爸和你有一个共同女人，户口本上没有她，干家务没有她，生孩子养孩子没有她，养家活口没有她，但是
你家的钱先紧着她花，你家的事指手画脚有她，最坑爹的是她的姘头油瓶也要你家出钱供养，可悲的是你祖孙三辈谁也没用过她，你们还被逼着管他叫妈
拈花时评:
侏罗纪美妞: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根据卫生部的统计，我国心脏支架用量正迅猛增长，从2008年的18万个猛增到2009年的24万个，2010年已
突破30万个。不少患者身上放了五六个支架，最多的是13个。一些医生为了经济利益，乱放支架，病人当时手术是成功了，但过了半年就不行了，甚至死了
拈花时评:
戏说江山 自最后一条微博至今，GMM已经失踪近72小时！中国红会、新浪微博亦与其无法联系！本人担心其被阶级敌人灭口！
由于此人涉嫌资产来源不明、涉嫌污蔑陷害中国红会，故敬请@深圳公安、北京及各地公安、边检、海关密切关注，予以人身安全保护！请各地网友予以密切关注！
拈花时评:
重庆一名市民3年前购买了2块月饼，置于家中一直未打开包装食用，昨日发现，保存了3年的月饼一直不曾霉变，因此质疑是防腐剂问题。厂家表示使用的防腐剂未超标，对月饼不变质无法解释。评：这种月饼吃完死了都不腐烂，新产品。
拈花时评:
据悉，委屈的安德列斯警长向市长解释，他只是在执行法院的强制拆迁令。他的头部和背部共挨了4拳。女市长离开的时候，受到了棚户区民众的鼓掌欢迎。据悉，
菲律宾内政部表示，女市长将面临行事不当的处分，最严厉的处分将是开除公职。评：市长打了警长几拳要被开除？弊国打死都不带埋的。
拈花时评:
记者杨涛
红十字，国字号无注册之机构。行济贫积善之德，享部级之行政待遇，生意遍及大江南北，各行各业。孰料，有湘女美美，脑残爆机密，令其深陷网友围观，媒体刨
根问底；利益链遭人肉不算，几副会长更是如坐针毡，上野震惊之余，不得不丢车保帅，公开透明。是时，功德无量成笑话，前程堪忧不足奇
拈花时评:
日前，菲律宾第三大城市达沃市的女市长莎拉因警长未执行暂缓拆除令，对警长大打出手。莎拉曾下令暂缓2小时拆迁一棚户区，但当她赶到现场时才知道警长已经
下令拆除了这些建筑，同时动用了持枪的防暴警察，导致部分棚户区居民受伤。评：好市长是用什么培养出来的？选票！http://url.cn
/0aiQx2
拈花时评: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日到4日先后来到本溪、沈阳等地，深入工厂企业、科研院所、农贸市场考察。在农贸市场内，温家宝向摊主询问粮食、蔬菜、肉类价格变化，
表示最近猪肉价格贵了，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平抑物价，再过几个月就下来了。评：楼价你也说过降低，结果呢？http://url.cn/3FNsuo
拈花时评:
光明乳业总裁称中国生乳国标全球最差。7月3日，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表示，中国生乳标准几乎是全世界最差。光明成为首个回应生乳国标问题的乳企，其它大型
乳企表示不予评论。而针对生乳标准问题，日前卫生部曾表态称标准并未降低，而农业部也声称正着手制定生乳分级标准。http://url.cn
/0ywPr4
拈花时评:
红会秘书长王汝鹏称，部分网友情绪偏激，对红十字会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全盘否定。希望公众和媒体能够理性看待郭美美事件。7月底红会捐款系统将上
网，玉树地震捐款将作为首个公开项目接受监督。评：又是理性对待，放屁都是旧的。公开我也不信，做假帐谁不会？http://url.cn/3jrNw4
拈花时评:
中国红十字总会官方微博于昨晚7时半左右连发4条微博，三条介绍国际红十字运动历史和中国红会历史，一条为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的答博友问，该条微博的评论达到了2000多条，被转发1000余次。然而，每一条微博后的评论几乎都是骂声一片。
拈花时评:
不明真真相 我发了个微博：“到底是哪些人在吃特供食品呢？不妨对社会公示一下。”有位网友回复说：“反正我没吃，谁吃谁是王八蛋。”这句话我也敢说。你敢不敢？敢就转呗。@乔志峰
拈花时评:
程益中(@程益中)：在言論自由得不到保障、新聞媒體備受壓制的國度，謠言其實就是存在於人心深處的真相，是群體表達意願的一種方式，是大眾對抗官方宣傳
和謊言的有力武器。它不是事實，但遠比事實更真；它經不起推敲，但總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擋不住大眾深信不疑。目前謠言只能止於言論自由。
拈花时评:
@捏造的信仰五十八世：湖北民主人士李文钊绝食服毒死亡——李文钊在北京以绝水绝食的方式自杀，6月18日被警方通知家人带回湖北，临上火车前服毒自杀，在北京经抢救暂时脱离危险后于6月23日转回湖北救治，最终于7月3日不治身亡。
拈花时评:
老老笨猫:
【吴敬琏：行政垄断是败坏中国经济的毒瘤】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最高行业平均收入与最低行
业平均收入的差距的高达15倍，创造了世界记录。要理顺分配关系，就必须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取消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
拈花时评:
cll2040: @超级低俗屠夫一世：你妹的，你们十几万人唱红歌都不用批准，几万人开个扯淡会都没批准，我们几个鸟人吃个饭就是非法聚会，你这鸟证权也太TMD不稳定，吃个饭就能癫蝠，如果这么脆弱，建议你们早死早超生。
拈花时评:
国父镕基: 求证s0s：【《南方周末》被大清洗】天朝你对不起新闻人的理想，唯一敢于直言的媒体被水产，《南方周末》高层被大清洗，大批记者辞职
拈花时评:
在成都坐出租车，车顶上都有捐一元献爱心字样。车内也有如是标牌和发票。师傅说，公司规定，这一打百元（一元一张）发票如在规定期间卖不完，司机个人承担！成都红十字会出台的新硬性指标！@时事周刊：
拈花时评:
长话短说
中国公共卫生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88（倒数第四）,美国是13.9%,瑞士是10.9%.wto制定的最底投入
标准为5%，世界经合组织为8.4%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但医疗服务支出不到全国总支出的20%。中国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比不上世界上最贫
穷的国家之一乌干达！
拈花时评:
柳岸烟雨 【七•一
检察院门前汉寿农民集体服毒自杀真相】媒体记者上午9时赶到医院，采访了这几名采取极端行为自杀农民的家属。据悉，该事与一起检察机关扣押财产案有关。培
根：“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还要尤烈，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败坏了水的源头。”
拈花时评:
不小心，泄露国家机密了
财政部表示，个税法修改后，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这就意味着有约6000万人不需要缴纳个税，只剩下约2400万人继续缴税。
财政部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中国只有8400万人的月薪在2000元以上，二是中国只有2400万人的月薪在3500元以上。全国还有13亿的人在
2000元以下
拈花时评:
@章翔鸥：昨天惊讶地发现，全温州的固定电话铃声都被换成了“唱支山歌给党听”，我很想知道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这样强制换铃声有什么合法的依据，凭什么我
家的电话铃声要让你做主，你是垄断的国企，党是你妈不假，凭什么你非要我也要认定它当妈呢？记住，你妈不是我妈，我爸口味没这么重！
拈花时评:
经典微博语录 【美国人民有权利暗杀腐败官员】1765年，一美国公民出于义愤，把一位引起民众公愤的腐败官员暗杀了。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富兰克林挺身而出，为其辩护。他认为，“政府若无力控制官员腐败，人民就有权利暗杀腐败官员。”
拈花时评:
张铁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级和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而其他大国都免费向本国国民提供；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人数居世界第
一。中国有句名言:人不为已,天殊地灭！这种为自身利益及巩固政权而获得更多的国际政治空间不顾本国人民的行为简直是可恨，可耻。/摘
拈花时评:
董藩(@董藩)： 观众提问：“为什么新闻联播完了总要播出在收拾稿子的片段？” 央 视领导回答：“这是为了告诉你，谁说我们吹牛不打草稿。”转
开心段子微博 陕西民歌历史上是很生猛的，《信天游》云：“白花花的大腿、水灵灵的逼，这么好的地方留不住你“！
@贺承军：好玩转发：延安学研究专家朱鸿召接受《周末》采访时说。当时一首著名的歌：革命战士个个要老婆，你要我要哪有那么多，毛主席说过，遵守纪律每人
发一个，调皮捣蛋发个老太婆……
拈花时评:
不明真真相
【党代会午餐】国民党18大全会期间，午餐从主席马英九到基层党代表一视同仁：每位党代表领到一份盒餐；提袋放在座位上，让党代表入场就可以享用；上千名
党代表用餐，现场不见喧闹，相当有次序；党部在篮球场上搭帐幕，供党代表用餐； 没有鱼翅？评：没有燕窝？这是党代表吃的东西吗？矮油。
拈花时评:
老顽童野兔 去年有个朋友为一家企业装监控，到了场地才发现这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地沟油加工厂，臭气熏天，接着他发现工厂的一部电脑里有一张客户清单，本地的大部分星级饭店赫然在册。寒江雪.. .http://url.cn/2jCNjl
拈花时评:
孔乙己
给力啊！！！被指全球最差的中国业标准，不但收到受到广州协理事长王丁棉炮轰！现在，就是企自身，也开始炮轰！光明业总裁郭本恒，指中国生奶标准不仅在
“细菌总数”和“蛋白质含量”两项指标全球最差，而且对抗生素、亚硝酸盐等指标“甚至不作要求”，结论就是“垃圾生产出来垃圾”！
拈花时评:
北京、天津和河北等地发现大量规模各异的地沟油回收、炼制、销售产业链，仅京城就有数千人从事此业，各有分工，组织严密，年产值数以亿元计。一些颇具规模
的地沟油加工厂已经营十几年，由地下工场升格至正规工厂，设备齐全，证件齐全，甚至通过质量安全的QS认证。寒江雪
拈花时评:
孔乙己
郭美美微博炫富门引发人们对红十字会的舆论狂潮，如今张海迪又深陷舆论漩涡，激起人们对残联巨额基金去向的质疑，其实让人感到疑惑的还包括中国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借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名义大量发售彩票，每年获利近千亿，而这些巨额资金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人民有权知道！支持者转！
拈花时评:
袁騰飛：太搞笑了，你讓我們報效祖國，你們的子女全在海外，你讓我愛國？我瘋啦？我愛他？
拈花时评:
交警巡警、包括雨花区分局副局长张某，到达现场后仍然无法控制局势。警车司机在僵持3小时后勉强开窗。在巡特警交警的“保护”下离开现场，但仍被现场上千
群众群殴！”愤怒的人群在敲打着车，司机躲在车里，车子“摇摇欲坠”几乎被掀翻。司机在警察的“保护”下，最后才得以脱身。
拈花时评:
7月1日长沙人民中路曙光集团门口，一辆警车撞了一辆的士，并打伤了的士司机后逃跑至此路段，后被的士堵住了去路。警车司机蛮横的态度，引起众人的愤怒，
以致数千人围观。被的士堵住去路的警车司机将车窗车门紧锁不肯下车，拒不接受检查及赔礼道歉。围观群众达到数千人，而愤怒的群众差点将车掀翻。
拈花时评:
记者从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获悉，截至6月30日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有2．9亿人次因各类自然灾害受灾，死亡失踪人数达508人，紧急转移安置
296．4万人次，倒房27．4万间，损房11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420．3亿元。评：中国发生的天灾到最后往往发现都是人祸。
http://url.cn/2M92DG
拈花时评:
7月4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网民在线交流。他在谈及食品安全问题时表示：广东官员没有食品特供，我们吃的东西和大家一样，都是在街上买的，我们对食品安
全也有切肤之痛。评：北京也否认过特供，后来就不说话了。汪的话你信？纯属放屁。http://url.cn/3N5Fm7
拈花时评:
网友称杨澜捐款给希望工程后以拍摄宣传片名义取回捐款。希望工程的主管机构青基金发表声明称杨澜捐款属实。杨澜网络事件造成社会负面影响，相关部门和机构
正在进行技术与内容取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此事件。评：自己一屁股屎，有什么资格证明别人？马不知脸长啊。http://url.cn/0B3W0G
拈花时评:
商业红会关联公司中红博爱法人翁涛3日表示，GMM男友是该公司前董事王军。王军已辞去董事职务。同时，王军承认郭美美在网上炫耀的名车名包都是他所赠。
评：我心理比较阴暗，觉得这个王军是出来顶缸的。他没有公职，钱是做生意赚的，没法律责任。GMM几年前就很阔了，不是今年http://url.cn
/3eyMqv
拈花时评评论:
[坏笑] || 陈敬如(@chen138009): 居然被提醒刚刚过去的71是贱党节，OMG！送给他一份来自历史的礼物！！！
拈花时评:明日出：转：仵德厚，血战台儿庄战役敢死队队长，国民政府曾授予他“甲种一等嘉禾奖章”、“华胄荣誉勋章”和“宝鼎二等勋章”。1949年仵师
长被俘，由于他不低头、不认罪、不怕死，换来10年的牢狱之灾，17年监外工作生涯。经历了士兵、军官、将军、囚犯、工人几种身份的转变。2007年97
岁老人走了
2014年3月13日星期四
中苏关系内幕记实-彼德琼斯（5）2011-07-10 04:30:11
第十一章 后毛泽东时期的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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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２年）
中国经过一段整顿和巩固的时期以后，１９７６年９月，毛主席逝世。在中国政府内部，邓小平的支持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集团。中国的国 内政策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政府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主要任务要求政治上安定和实行党的纪律。为了获得先进技术和经济管理方法，自７０年代末以来，中国 强有力地推行了“对外开放政策”。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国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见第十章）。与此同时，同日本、西欧的关系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对“修正主义”苏联在口头上的谴责也有所减少。苏联希望更进一步地同中国恢复友好关系，但是，由于中国人仍然 担心苏联的“霸权主义”意图，从而使中苏两国恢复关系受阻。７０年代末期，支配着中国外交政策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表明，苏联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在这 一时期，中苏两国就支持或不支持印度支那的越南、柬埔寨的问题，就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问题，再次挑起了论战。
当１９８０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时，比较平稳发展的中美关系受到了破坏（见第十章）。
但是，到了８０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这样，使中国对苏联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望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反应。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内部情况的发展
（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９７７年７月）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主席逝世。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激进派”和“稳健派”之间进行的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起初，在高级领导层中，没有一种派别能起支配作用。
但是，到了同年１０月７日，中共中央常委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继任毛主席的职务。与此同时，激进派的四位领导人张春桥、江青、姚 文元和王洪文（中国报刊称之为“四人帮”）因阴谋篡党夺权而被捕。尽管部队在一些地区（如福建省）被命令进行休整，但“稳健派”的彻底胜利几乎没有受到任 何反对。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掀起了声讨“四人帮”的运动。
开始，“四人帮”被指控为“丧心病狂地打倒中央和地方党政军一大批领导干部，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采取的“错误” 政策受到了批判。继之，他们又被指控为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实现。后来，宣传机构又指出，尽管他们表面上实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但实质上他 们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宣传机构强调了他们以前曾经与林彪元帅有过联系。１９７７年５月，在一篇文章中，作者断言张春桥在１９５４年已成了“赫鲁晓 夫修正主义的追随者”。为了隐藏其反革命本性，１９５８年张曾经采取极端的“左”倾机会主义政策。在对外交往中，“四人帮”被说成是“对外国人摇尾乞怜、 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的人。这场运动扩大了范围，攻击了“四人帮”在各省的代理人。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共开始进行内部清洗，１９７７年３月和 １０月又再次进行清洗。
结果，许多省党组织的领导人被更换。
在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１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四人帮”被开除出党。他们被定的罪名是：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江青被判处死刑，后来被减刑为终身监禁，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这次全会确定了华国锋为党的主席，恢复了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被撤销的职务。这样，巩固了稳健派的地位。
苏联的主动和争论的重新开始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７７年４月）
苏联宣传机构始终把中国对苏联的敌视政策归因于毛主席和中国党内“激进派”的影响，并认为“稳健派”领导人不支持这一政策。因此，毛主席的逝世以及中共党的领导人的更换，唤起了苏联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希望。
苏联评论家指出：１９７５年，中国发起的反对“投降主义”的运动攻击了中苏恢复友好关系的提倡者。１９７５年１２月，中国释放了苏联直升飞机机组人员 （见第１２章），这种做法暗示着中国为采取更调和的政策而迈出的第一步。但调和的进程因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的逝世、由于激进派的压力致使邓小平蒙受耻辱 而受阻。据信，在中国军队的领导层支持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呼声尤为强烈。１９７６年２月，塔斯社的一位评论员写道：
“赞同现实主义的国内和国外政策的意见……正在领导人中不断传播。这些倾向与所谓温和主义或实用主义路线的立场相联系。这种立场与政府机构或军队组织 的代表有关……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过程，暴露了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即一些领导人自己毫不妥协地采取反“左”行动的阶层和另一些炫耀 对毛主席忠诚的阶层。但是，有些人的政治经历显示出他们是作为“稳健派”属于老的一代或第二代领导人的范畴的。例如华国锋于政治局在名义上就是这一阶层的 代表。此外，１９７６年２月３日，苏联电视播放的中国纪录片曾猛烈地攻击毛主席和他的夫人江青，但没有攻击周恩来。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逝世后，苏联作了若干促进发展中苏良好关系的缓和姿态。苏联的宣传媒介暂时停止了所有的反华宣传。此外，苏联共产党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了一则简短的唁电。完全可以相信，这是中苏两国几年来首次的直接联系。
但唁电被拒绝接受，未能在中国报刊上刊登，因为当时两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与尚存的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同）。然而，中国的报刊却简短地报道了苏联部 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特·马祖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伊·瓦·尔希波夫，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曾于９月１３日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吊唁并在吊唁簿上签名 的消息。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Ｉ．亚历山柯夫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没有涉及到毛主席。文章声称：“我们的国家正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同中国举行谈判。苏联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的经济、领土和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
双方本着共同的愿望和睦邻的精神，从共同的利益和各自的利害关系考虑，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的国庆贺电也表达了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江青和“激进派”的领导人被捕，苏联国内对此表示欢迎。尽管苏联报刊避开对中国国内所有发展情况发表评论，但苏联记者维克多·刘易斯（被认为是苏联官方观点的反映者）１０月１２日在伦敦《晚间新闻》发表评论说：
“敌视苏联的大多数领导人已被撤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下半月，勃列日涅夫在自毛逝世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声明中，谈到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他呼吁两国言归于好。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在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举行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理所当然地特别关注亚洲问题，这包括最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 能得到解决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睦邻、真正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为未来和实现建设性的对话作好准备，我们应该逐步地、坚持不懈地建 立关系。
任何一个用这种方法处理这种问题的国家都能期待着我们的理解。“过去曾比苏联人更引人注目的批评中国的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说：“巩固和平与安全的前景正在亚洲面前开辟。”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勃列日涅夫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内政治发展的舞台。现在很难预测中国的政治路线。但很清楚，过去１５年中北京实行的对外政策已极大地被世界各国所怀疑。
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我们坚持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互不诉诸武力的原则。
换言之，我们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本着睦邻的精神，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根据这一精神，我们将继续尽我们的职责，而这一切效果和结果将取决于我们双方所采取的立场。”
然而，在反苏宣传的性质上，不会因中国领导人的更换而带来苏联所期待的缓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勃列日涅夫祝贺华国锋任职的贺电被拒绝接受。同年１１月２日，中国政府发表的正式声明宣布，中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政策将不会改变。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日，中国外交部一名官员告诉正在中国访问的法国记者：“如果苏联愿意停止争论，那么，苏联必须承认自１９６０年以来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改变其路线……。实际上，能与苏联和平共处吗？照我们的看法，那是不可能的。”
同一天，塔斯社发表评论指出：
“反苏的谩骂”继续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同时，评论还涉及到中国抵制投票承认苏联幕后操纵的安哥拉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事，声称中国代表炮制了一个“荒谬的声明”，反对接纳安哥拉加入该组织。这是自毛逝世以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对中国的第一次批评。
但是，同年秋天，没有报道说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过强烈的反苏讲话。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５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上，费奥多尔·库拉托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表了讲话。他阐明了这样一个事 实：同中国断绝差不多１５年的友好关系是“不合理的、不正常的”。这次大会是十年来发言者不攻击中国的大会，也是中国外交代表不退出会场的大会。但是，同 年１１月５日，在中非共和国总统博卡萨举行的一个宴会上，李先念副总理在发言中说：“社会帝国主义在不断地诽谤和威胁我国的同时，也对同我们的关系不停地 作出缓和的表示，以便混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则区别。甚至到目前为止，苏联还蛮横地要求我们改变政策，这简直是痴心忘想、白日做梦。
”苏联大使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在李发言的过程中退席。
１９７６年底至１９７７年初，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打算以失败告终（见十二章）。苏联报刊的报道，抱怨中国人继续进行反苏谩骂。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３０日，苏联报刊发表的不少文章批评华国锋１２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大会上的发言是：
“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谩骂。”
说这次全国农业大会是对苏联的间接攻击。１９７７年２月１０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再次强烈抗议中国的反苏攻击。该文章指出：“这样做只 能是干着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有利的事。他们是国际关系的缓和的损毁者。”虽然如此，中国报刊对苏联的继续攻击丝毫不减。１９７７年４月，苏联反对中国的言论 又重新开始了。
苏联高级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对中国进行长达几个月的攻击是从１９７７年４月２２日开始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米哈伊尔·齐姆亚宁谴责“中国制造了国际紧 张局势”，“与最反动的势力结成联盟”。５月４日，一篇署名为Ｉ·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把中国领导人说成是明显的拥护“新世界刽子 手”的人，他们“实行太平洋和东南亚扩张主义计划。”５月１９日，苏联照会中国政府，对中国的反苏宣传表示抗议。照会抗议说：
“在中国蛊惑人心骗局的帮助下，我们所采取的旨在造成一个正常局势的行动，以及改进洲际关系的有利前提，都变成了他们反苏的口实。”
中国的调解行动和反苏攻击的恢复
（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１月）
中国的反苏宣传一直延续到１９７７年年底。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７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的苏联宪法。中国的《人民日报》谴责该宪法是对“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卑鄙背叛。”中国攻击的矛头主要是直接对着苏联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尤其是苏联对非洲的政策。中国把苏联说成是当前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这些 观点，在华国锋所作的中共十一大报告中尤为突出（中共十一大在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在北京召开）。华的报告着重强调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见下一 节），并重申了中国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政权的攻击。
华说：“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到处侵略扩张，使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我 们同它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坚持同它的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我们一贯主张，中苏两国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 系。苏联领导集团对改善中苏国家关系根本没有诚意，不但使拖延八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毫无结果，而且为了摆脱内外困境，转移视线，声东击西，不断掀起反华 浪潮。他们用种种手段妄图迫使我们改变毛主席制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完全是痴心妄想。使中苏国家关系‘走进死胡同’的，不是别人，正是苏联领导集 团。如果苏联领导集团真要改善中苏国家关系，就应当拿出实际行动来。”
在这个报告的前几章里，华谴责苏联“加紧推行全球‘进攻性战略’，要把整个欧洲、亚洲控制起来。虽然苏美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但争夺的重点仍然是欧 洲。苏联陈重兵于欧洲东部，同时又加紧在非洲和中东掠夺战略资源和抢占战略基地，企图东取波斯湾，南下好望角，西断大西洋交通要道，从侧翼迂回和包围欧 洲。”华说，任何缓和政策都“会助长苏联的扩张野心。”他声称目前的世界形势促使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１９７７年８月２６日，塔斯社对华的报告作了评述：“这次大会确立了把人民引向继续实行国家军事化的目标。……首先，这足以证明，中国存在着来自苏联 的‘威胁’是虚构的和根本不存在的，……缓和政策应受到尖锐的攻击。然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论点应得到确认。换言之，实行战争政策和赞美战争的事继续 进行着，……将世界发生的事件用这样的方式作出解释，以符合毛泽东主义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众所周知，根据这个报告，这个理论是被用来为北京与世界上最 反动的势力结成联盟作辩护的，这样做，为的是与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团体相对立。”
然而，１９７７年年底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显露出与中国官方声明所唱的敌对调子的不相一致。１９７７年６月，王幼平被任命为中国驻莫斯科大使，而自 １９７６年３月以来，中国驻苏大使的职位一直空缺着。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７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庆祝十月革命６０周年的贺电中表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 歧不应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同时，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参加了纪念活动。可以肯定，这是自１９６９ 年以来，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如此盛大的纪念活动。
然而，同年１１月７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指出：“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背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改变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航向。他们把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的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 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竭力推行霸权主义，把苏联变成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变成当代一个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变成新的战争的 最危险的策源地……”
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
（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
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三个世界”的理论支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这种“三个世界”的理论对整个世界是这样分析的：
苏联和美国是第一世界，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包括中国）是第三世界，第二世界包括日本、加拿大和欧洲各国。这一理论与把世界划分为帝国主义阵营、社 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方法完全不同。中国的这种与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际阶级斗争理论的“背离”，导致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决 裂（见第十三章）。
根据中国的资料记载，这一理论是１９７４年２月毛泽东在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谈话中阐述的。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在发言中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从而使这一理论公开化。
１９７５年１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高度概括。在以后的两年里，中共的注意力集中在党内斗争上，因而很少 宣传这一理论。但是，这一理论与中国的稳健派领导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指出：“四人帮”曾疯狂地反对这一理 论。此外，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捕，１９７７年邓小平恢复职务以后，这一理论突出地出现在党的宣传刊物上。１９７７年夏，中共突出地宣传了这一 理论。在同年８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１９７８年１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在他的报告中再次肯定了这一理论。
这一理论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制定政策的依据，成了中国稳健派领导集团的对外政策具有的主要特色的东西。这种外交政策：（１）确认了中国最重要的斗争矛 头是反对苏联，因为苏联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一观点也是稳健派的观点。（２）为中国寻求与反对苏联的世界势力结成同盟进行辩护，这也包括为中国同美 国、西欧不断增长的密切关系作辩护。（３）让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国家中树立一个明显的独立偶像。
这一理论最完整的阐述出现在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长篇文章 里。文章想方设法证实毛主席创立的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教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文章叙述道：“世界各种政治发展，经历了一番大动荡、大 分化、大改组，面临着一种新的历史形势……。”文章作了如下论证：“而到了后来，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集团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并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虽然还存在着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过去的那样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存在了，并且历史条件也没有使重新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提供必要基础。”
文章继续叙述道：６０年代，苏联发展了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一个象美国那样威胁世界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消耗了力量，由于它面对着日益增长的西欧与日本的经济力量，使“美帝国主义”处于“衰落”状态。因此，“帝国主义阵营 的许多国家，已经不再听从美国的指挥，甚至公开同美国分庭抗礼。”与此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艰巨的斗争相继宣告 独立……中国过去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属于第三世界。”文章声称，“在全世界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第 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主力军”。应该对这种斗争给予“支持和援助，……由于苏联领导集团的背叛、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分裂，发达国家的工 人运动已逐渐遭到破坏。”
文章说由于上述情况的变化，使世界形势形成了如下局势：“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它们已成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 者，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它们之间的争夺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战争。苏美两霸对于世界的争夺，它们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威胁和全世界人民对于它们的反抗，已 经成为当前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
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柱石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受剥削压迫最深、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一起，共同形成第三世界，它们站在反对苏美两霸斗争的最前列， 成为世界反帝反霸斗争的主力军。在上述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它们既对被压迫民族进行压迫剥削，又受超级大国的控制欺负，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都 有矛盾，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然而，文章又强调，“苏联还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凶恶、更冒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 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
这是因为：“第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比美国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因而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美帝国主义无疑也在继续谋求称霸世界，但它的摊子 已经铺得太大，当前不能不力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总的战略上不能不处于守势。第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由于经济力量相对不足，不能不主要依靠军事力 量和战争威胁来进行扩张……。第三，苏联的官僚垄断集团，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变为比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更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把无产阶级 专政的政权变为法西斯专政的政权，这就使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容易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把整个国家机器军国主义化……。第四，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从第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而成的，它可以利用列宁的威望，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 ”
苏联呼吁召开最高级会议
（１９７８年２月）
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４日（中国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前两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信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倡议苏中两国 应该发表联合声明，其内容包括：“在和平共处、坚决地坚持平等的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放弃诉诸武力的基础上，建立两国的正常关 系。”信上还建议双方代表的会谈应尽早在北京或莫斯科举行。“在足够高的水平上，确定双方都可以共同接受的文本。”信件作出结论说：
“就我们来说，我们准备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建议。”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在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在他的报告中，就苏联这封信的内容直接地作了回答。
华说：“中苏两国曾经是友好的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是苏联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挑起的。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到今天的地步，也是他们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造成的。原则争论必须进 行下去。同时，我们历来认为，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集团口头上说愿意改善中苏国家关系，但实际上 顽固坚持敌视我国的政策，甚至狂妄地要我们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完全是白日作梦。如果苏联领导集团真的愿意改善中苏国家关系，就应拿出实际行动来。”
同年３月９日，在中国官方给苏联的正式答复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在答复中，中国把苏联提出的原则声明看作是“内容空洞的、毫无价值的”，根本不能解 决任何问题。中国在答复中宣布，改善中苏关系，必须先采取解决边界争端问题这一步骤。然而，同年５月至６月在北京举行的边界谈判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整个国际紧张局势的发展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９７９年９月）
１９７８年夏秋和１９７９年最初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使中苏关系再次造成了紧张的局势。１９７８年８月华国锋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的访问， 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在同一个月，中国同日本缔结了友好和平条约。条约里有“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含蓄地直接反对苏联，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美两国一 致同意建立外交关系。
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访问（见第十章）。在苏联所采取的敌视观点看来，中国、日本和美国结成太平洋联盟的可能性很大。中苏两国还卷入到印 度支那再次发生的冲突中去。７０年代，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已经开始恶化，后来，随着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在１９７９年２月在中越边界地 区教训了越南。在中越发生武装冲突前，为了结成统一联盟反对中国，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苏联同越南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
这些事件发生的结果，使这一时期中苏之间的相互攻击达到了自１９６９年以来最疯狂、最剧烈的程度。苏联宣传机构开始谴责中国实行“霸权主义”的政策。“霸权主义”一词是中国在以前经常用来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的。
即使如此，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２日，苏联还是任命伊利亚·谢尔巴科夫为苏联驻中国大使，接替瓦西里·托尔史蒂科夫的大使职务（瓦西里·托尔史蒂科夫自１９７０年起任此职），伊利亚·谢尔巴科夫在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８日向中国政府递交了国书。
中国内部政策的放宽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１年）
自１９７８年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以前制定的政策在中国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些政策上的变化与不断地处 于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邓小平有着密切的关系。邓在华国锋辞职后，成了无可争辩的中国老资格政治家。华于１９８０年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赵紫阳接替此职。 赵被认为是邓的政策的支持者。据称，华的辞职是中央委员会为了防止权力过份集中于某个人身上（华当时还是中共党的主席）。毫无疑问，这与１９８０年底和 １９８１年初中共领导层内部发生的严重危机有关。这种危机通过１９８１年６月华辞去党的主席职务而由胡耀邦接替此职得到了解决。胡是与邓有着密切关系的 人。
华的辞职的内部原因，是在他任职期间对毛泽东思想和政策的评价造成的。华提倡的“两个凡是”的政策特别地受到了批评。“两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据说这种政策导致了华犯了若干种“左”的错误。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稳健派领导人认为再次发表毛主席对有关政策的论述方面的著作是非常必要的。诸如 《论十大关系》、《三项指示》，这显然是为他们制定的新政策寻找理论依据。后来，稳健派领导人口头上仍然继续说怀念毛主席，但却停止了对毛主席的个人崇 拜。毛的理论和政策逐渐地受到了严重的批评。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但也断言毛主席在晚年“逐渐骄傲 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中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 致破坏。”这导致了产生“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的“左”倾错误，毛对此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作出这样的最后历史结论。得到了党的幕后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邓小平 的批准。
“四人帮”及其支持者的“左”派势力被说成执行新的放宽政策的障碍。“稳健派”的政治势力通过继续捉拿“四人帮”的支持者，通过给成千上万个在文革期 间和早些时候蒙冤受辱的人平反而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个过程在１９８０年２月为已故的刘少奇平反达到了最高峰。刘是前国家主席，１９６８年被指控为“修正主 义头目”，而被解除党和政府的职务（见第十二章）。稳健派强调要不断地稳定政治局势。同时，这一时期带来的变化鼓舞着人们要求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革。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北京开始出现了呼吁要求有更多的民主的标语和小字报。但是，１９７９年的头几个月，北京农民进行的一系列示威、游行，上海等地待业青年 进行的骚乱导致了国内的强烈反响。反对者的运动遭到了镇压。自华国锋失去权力么后，这一时期的特点表现为党的控制能力的巩固和思想指导路线的统一。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中国宣布要对国家和政府机构进行精简。以后，又对“左”派的错误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进行了清洗。
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坚信政局的稳定是放宽国内政策并获得成功的保证。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定的政策被取消。１９７９年６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宣布，取消在文革期间建立起来的、作为地方政府机构的革命委员会。
取代该机构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自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第一次制定了刑法，并采用正规的审判程序。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变化。
而且，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这些变化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党和政府的最主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现代化并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为了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设备和技术援助，中国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从１９７８年起，中国接受了外国政府和外国银行的贷款。同时，１９７９年通过了 允许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的法律。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国政府批准了在中国东南部地区建立经济特区的规定，鼓励外商和海外华侨来华投资。
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中国政府强调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国家给创办的工业企业和国营农场在管理和资金方面予更多的自主权。为了使工资与产量挂钩，国家鼓励实行资金分配制度、按件计酬和利润分成计划。
与此同时，提高人民公社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了农副产品的税率，并且停止了将人民公社合并为更大组织的趋势。
过去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农副产品现在已允许在自由市场上交换。开始实行这些改革时，国内立即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１９７９年，政府采取了调整政策，即采取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而后再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后来，政策又强调，应该根据市场的需要建立相应的企业。
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立场的变化
（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９８０年３月）
随着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中国的反苏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毛逝世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报刊继续痛斥苏联的“修正主义”的国内政策和“霸权主义” 的对外政策。然而，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０年中国报刊发表的文章清楚地表明：中苏之间的差异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在于苏联的霸权主义。这些重要的变化 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自１９６０年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反对苏联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观点、关于战争可以避免的观 点。然而，在最近几年里，中国已同美国、西欧和日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同时，中国领导人不再强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而更多地强调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需 要一个长久的和平时期。此外，６０年代初期，中国曾把南斯拉夫当作“修正主义”的榜样进行猛烈的谴责。１９６８年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南之间的关系 变得日益密切和友好。
（２）１９７８年开始重新评价毛的政策并提出了纠正毛对苏联态度的问题。
（３）近年来，中国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而这种政策上的变化容易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而受到攻击。
中国党已准备好重新考虑对苏联的态度。这种迹象最早见于１９７９年３月９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文章声称，“中国没有垄断真正的社会主义称号。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权实行自己的政策，有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补充说，“不应用抽象的原则性的名称把这个或那个国家说成是‘社会主义’、‘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２日至２１日，苏联当代文学讨论会在中国哈尔滨举行。据１２月２０日报道，讨论会提出了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四种观点。根据该报道的介 绍，参加讨论会的大多数代表认为，尽管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但是，其国内政策“基本上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不少代表把苏联描绘成“不完善 的、僵化的、有不少缺点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南斯拉夫的开放社会主义和匈牙利的温和社会主义有区别”。少数代表则坚持认为，苏联是“一个修正主义国 家”。另一些代表提出，应作进一步研究后再对苏联的社会性质下结论。这份报道的单行本于１９８０年３月３０日在北京公开发行，数天内即售完。
１９８０年４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九篇苏共公开信的文章，曾于１９６３年９月６日至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４日这段时间发表。《人民日 报》声称：在九篇苏联的文章里，“修正主义的起因和性质已被错误地阐述”、“甚至错误地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提出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是修正主 义。”尽管文章对中苏两国政党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作了全面的解释，但文章又承认，中苏之间的分歧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而且在纯政策问题方面。设 于北京的苏联大使馆所在街道曾于文革期间改名为“反修街”，而到了１９８０年４月，又恢复了它原来的没有政治含义的街名。
在意大利共产党书记恩里科·贝林格访华期间，即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５日，胡耀邦对陪同贝林格来访的新闻记者说，中苏两党不可能举行会谈。因为苏联威胁着 别的党，干涉别国内政并用武力侵占别国领土。５月５日邓小平指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推行的是霸权主义政策，侵略别的国 家。”可见，胡、邓两人都是针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而谴责苏联党的，而不是针对苏联国内政策以及意识形态而谴责苏联党的。
１９８０年３月，第一期《苏联文学》杂志在北京创刊。著名作家茅盾在创刊词中写道：在文学和文学交流中没有宗派。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
（１９８０年４月）
１９７９年４月３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１９５０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一年后即告期满。中国将不同苏联继续延长这一条约的期限，但中国愿意同苏 联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举行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签订，１９５０年４月开始实施，条约规定有效期为３０年。除非在条约期满 的前一年，两党中的任何一方宣布终止条约，否则条约的期限将自动地延长五年（见第一章）。
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于并非中国方面的原因遭到践踏已名存实亡”。中国政府决定不延长该条约的年限。声明谈到：
“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为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建议，中苏两国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
１９７９年４月４日，苏联政府发表官方声明，指出，在对待同盟条约不必要补充其他附加条约的立场上，中国曾于１９７１年拒绝苏联提出的签订放弃使用武 力条约的建议。１９７３年，中国又拒绝苏联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声明把中国领导人对条约态度的改变归咎于他们有“霸权野心。”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７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建议双方提出关于两国政府关系原则的文件，并以该文件提出的原则作为改善两国关系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原 则。要求中国政府考虑苏联政府提出的有关会议的议题和目的的看法。５月５日，中国对此作出答复：大范围的会谈或单独就双方边界问题进行的谈判都应该解决两 国间的争端问题，并制订出恢复两国正常关系的基本原则，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解决有关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
１９７９年６月４日，苏联政府主动提出，在同年７月或８月在莫斯科举行中苏副外长级谈判，或者举行由两国政府授权的代表谈判。同时，苏联政府还建议， 中苏双方应一致否认在国际事务中有特权或霸权的要求。７月１６日，中国政府对此作出反应：中国同意在同年９月在莫斯科举行副外长级谈判，随后在北京举行第 二轮谈判。７月２３日，苏联接受了这一建议。
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７日，中苏双方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预备会议。苏联代表团由副外长伊利切夫率领。他自１９７０年以来一直率领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中苏 边界谈判。中国代表团由王幼平率领，他在不久前被任命为副外长。尽管谈判的议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双方都同意于１０月１２日举行第一轮谈判的第五次会 谈。正式谈判于１０月１７日举行。第一轮谈判的第六次会谈定于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３０日进行。
官方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
但是，据同年１２月８日《真理报》透露，苏联代表提出了发展两国政府关系的原则的宣言草案。据非官方报纸报道，中国代表曾提到中国的安全问题，这其中 也包括边界争端问题。中国代表团还请求苏联结束支持越南扩张主义政策、减少对越南的援助。据报道，苏联代表答复说，苏联援助越南是根据１９７８年苏越签订 的《苏越友好互助合作条约》而实行的。
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发表声明，并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照会苏联政府，强烈谴责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但是，中国政府发言人说，由于会谈涉及到双边问 题，因此，会谈不会因阿富汗危机而受到影响。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９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苏联入侵阿富汗，威胁着世界和平与中国安全，这为中苏两国关系 正常化又制造了新的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不宜举行中苏谈判。”
一些评论家提出，中国对谈判政策的改变是哈罗德·布朗博士（美国国防部长）在１９８０年１月５日至９日访华的结果。（见第十章），此外，其他的原因是 中国领导层内部有意见分歧。根据以后的分析，人们了解到，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至２５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极大地加强了邓小平的地位，而邓是对 苏态度最不肯作出让步的中国领导之一。
１９８０年春，中苏双方在恢复谈判的观点比较接近。２月１２日，杨守正（前驻莫桑比克大使）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接替王幼平大使的职务。苏联国防 部远东部主任、莫斯科谈判苏方代表团副团长米哈伊尔·贾丕才于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０日到达北京，进行所谓“应苏联大使邀请的私人访问。”非官方电台“八·一 广播电台”４月１４日广播说，中国代表已回到北京。他们就改善中苏关系与“苏联有关人士进行了秘密联系。”他们已回来四天了。
“八·一广播电台”的名字取自中国建军节。该电台从１９７９年３月开始用汉语广播。声称是对中国军队广播。该电台的广播经常批评中国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以邓小平为敌。据信，该电台是在苏联创建的。
１９８０年４月７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Ｉ·亚历山托夫的文章。文章提出应该恢复中苏谈判。但是，４月１０日，中国官方发言人发表声明：
“中国对中苏谈判的立场已公开声明过，并且将坚持同样的立场”。４月１１日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期满日，但是，中苏双方的报刊都忽视了这件事。
两国关系的稳定
（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９８２年３月）
勃列日涅夫在１９８１年２月的讲话、胡耀邦在１９８２年９月的讲话，表明了中苏两党的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各自的立场。但双方都没有进行新的攻击。据报道，到１９８２年初，中苏已建立了缓和的双边关系。
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３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里，引人注目地用适度调和的调子概述了苏中近来的关系。
他指出：“必须特别谈谈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二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它表明，不论是在国内政策还是在国际政策中，歪曲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实质会造成什么结果。
“中国现任领导人自己把他们国家在所谓文化革命时期的秩序称为‘最残酷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对于这种评价我们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遗憾的是，现在 还不能说北京的对外政策有什么好转。这种政策的目的依然是要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同帝国主义的政策密切配合。这当然不能使中国回到健康的发展道路上来。帝国 主义者不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朋友。
“美国、日本和一系列北约国家愿意同中国扩大军事政治联系，其用意很简单——使中国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敌对态度为其所用，为其帝国主义利益服务……如果说苏中关系仍然处于冻结状态，那么其原因不在于我们的立场。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不寻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作了政治报告。该报告极大地减少了对苏联的攻击。报道指出，中苏两国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友好的。
“中苏关系演变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是由于苏联执行了霸权主义政策。”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是，重要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
在报告的后面的章节里，胡耀邦在论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使用了“霸权主义”一词。“霸权主义”不仅是指苏联的政策，而且也是指两个超级 大国。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成了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报告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推行的分裂“一个中国”的政策。这里主要是指１９８０年里根当选为美国 总统后，批准了《与台湾关系法》（见第十章）。
１９８２年的头三个月，在因台湾问题而影响中美关系的同时，中苏两国建立了联系。３月２８日北京广播电台广播说，中国代表团一行已于１月１２日至１９ 日为参加举行贸易谈判的预备会议访问了莫斯科，并草签了一项协定。３月２９日，三名中国经济学家为了研究苏联的经济访问了莫斯科。
中苏经济方面的关系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２年）
根据中苏每年贸易与付款协定，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两国间的贸易量出现了极大的波动。１９７８年中苏贸易额达五亿一千六百万美元，是自６０年代以来双边贸易的最高额。
１９７９年贸易额达五亿零三百万美元。１９８０年减少到三亿七千五百万美元。１９８１年又减少到两亿美元（与中日贸易总额比较，在同一时期，中日贸易 额为一千亿美元。与中美贸易额比较，在同一时期，中美贸易额为五百五十亿美元）。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０日，中苏又签订了一项双边贸易协定，把中苏贸易额增至 三亿零二百万美元。根据该协定，中国在减少购买苏联主要工业品的同时，增加了对原材料的进口。１９８２年２月６日，中苏又签订了一项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可 以通过跨越苏联国土的铁路向西欧和伊朗出口物资。
第十二章 边界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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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２年）
１９６９年３月和８月，在远东和中亚地区爆发激战之后，中苏两国于当年年底再次举行边界争端的谈判。但是，谈判没有结果。后来，解决所有争论的尝试又告失败。更多的边境冲突断断续续地发生。
相持不下的谈判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４年８月）
１９６９年春夏两季，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小岛上接连不断地发生的零星冲突，造成了双方的一些伤亡。１９６９年４月和８月，处于中亚地区的中苏 边界又发生了冲突。８月１３日的战斗达到了最高峰，造成了双方的较大伤亡。中苏两国的紧张状态达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致到了８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 宣布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但是，１９６９年９月３日，北越胡志明主席逝世。由于北越公布了他赞同“兄弟党之间恢复团结”的政治遗嘱，形势才发生了变化。在 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后，９月１１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飞到北京，在那里，他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都同意重新进行边界问题的谈 判。
后来，中苏之间达成协议的精确期限成了辩论的主题。根据苏联的资料记载，苏联同意采取措施避免在边界上发生武装冲突，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采 取措施使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措施包括：恢复大使级的外交关系，扩大双边贸易等等。而根据中国方面的说法，谈判时这两国总理指着中苏两国的地图，确定哪里 是产生边界争端的地方。后来双方同意从这些地区撤走各自的武装部队并缔结一项维持边界现状的条约。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同意就边界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声明说：“中苏边界问题发展到如此尖锐的地步，其责任完全不在中国方面。中 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去的领土，相反，是苏联政府坚持要违背这些条约的规定，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并且还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政 府承认这种侵占是合法的。正是由于苏联政府坚持扩张主义的立场，因而在中苏边界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成为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的根源……”１９６９年１０月 ２０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经过中断几次谈判以后，１９７３年７月，谈判又继续举行。尽管官方没有发表声明报道谈判的进展情况。但非官方的报道说， 在谈判初期，双方都处于僵持状态。
香港的共产党报纸《大公报》有时充当中国政府的喉舌。
１９７０年１月９日《大公报》发表文章指出，这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因为“在会谈期间，苏联拒绝对本国武装部队的约束，也不同意遣散冲突地区的武 装部队。”据从莫斯科和北京的外交渠道提供的消息证实，中国坚持要求苏联承认，苏联通过“不平等条约”（包括沙俄条约），掠夺了在远东地区的大面积中国领 土。而且谈判的问题只限于与边界有关的问题。然而，苏联代表团明确地主动将在黑龙江的有争议的岛屿（包括珍宝岛）移交给中国。
苏联反对谈论“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同时建议谈判的范围应进一步扩大到两国间的外交、贸易和文化关系方面。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３日，苏联代表团团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和他的副手马耶·金·马特洛索夫离开北京返回莫斯科。
名义上是为了回国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１９７０年１月２日，当库兹涅佐夫回到北京时，据说金·马特洛索夫正在接受医院治疗。他的职位由他的副手金·维克多·甘科夫斯基接替。
《时代》杂志评论说：“人们还不知道，金·甘科夫斯基的确切职务。但是人们相信，他是靠近中国新疆省边界地区的苏联边防军总司令。马特洛索夫在东西伯 利亚地区也拥有类似的指挥权。因而，这些变化意味着第一阶段的谈判与中国接壤的苏联远东边境问题有关，而现在谈判却又涉及到西部的边界问题。”
１９７０年６月３０日，库兹涅佐夫由于健康问题返回莫斯科。据报道，在库兹涅佐夫缺席的情况下，谈判仍继续进行。
在一个很少见到的谈判的资料里，人们可以看到谈判的内容。
７月７日，《真理报》评论道：
“北京领导人通过蛮横地篡改历史资料，或者断章取义，人为地试图制造一个领土问题。他们提出不平等条约仍然是谈判的争论问题。１９６３年曾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过谈判的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于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５日抵达北京，接替库兹涅佐夫的职位。
举行谈判后，中苏报纸的报道没有提到中苏的边界冲突事件，但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仍然存在。１９６９年中苏往各自的边境地区大量增派部队。１９６９年 １１月７日，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阅兵活动的报道表明，苏联有一个独立的军事防御区，即众所周知的中亚军区，包括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 吉克地区。
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５日，苏联代表团多次提出建议：两国应签订一项双方放弃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的条约。据非官方报纸报道，中国认为没有必要拒绝这一 建议，并指出，１９５０年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仍然有效。中国拒绝了苏联第二次提出的建议。该建议主张发表同盟条约仍然有效的声明。在这一轮谈判 中，苏联代表表示愿意作出让步，承认有争议的阿穆尔河岛和乌苏里江的大部分地区的边界线，应以沿着“河道中心最深处”而确定。但是，要中国放弃整个黑瞎子 岛（被苏联看作是军事要点的位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一个岛屿），中国难以接受这种建议。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在接见斯堪的那维亚新闻记者时，周恩来说：“一方面，苏联方面现在坚持说边界问题没有争议……另一方面，现在他们又否认边界问题仍有争议的地段……也许他们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正在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担心在别的国家的某些地区会产生连锁反应……”。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３日，《金融时报》在评论中苏边界谈判时指出：“边界问题，北京和莫斯科涉及很少……这说明，北京谈判实际上没有直接涉及到边界争 端问题的解决。就解决边界争端问题来说，双方应尽可能创造出使边界谈判能够开始进行的条件，……中国政府已提出了一项双边协定……这样可以保证他们和俄 国：（１）维持边界现状。（２）撤出在有争议地区的武装部队……。北京谈判造成僵局的事实说明，那些双方提出的协定的项目已成了谈判的症结。什么是‘边界 现状’？‘实际控制线’是什么？这些问题使双方在谈判时争论不休。很明显，俄国人会怀疑，以后中国会提出一条商定的实际控制的边界线走向的问题。中国提出 的从争议地区撤出武装部队的建议，莫斯科已明确表态，不愿意接受中国这一建议。中国的建议仅仅指望双方应在有争议的地区撤出武装部队，赞成建立一个不影响 主权要求的非军事区。出于战略考虑，显然，俄国人从根本上拒绝了这一建议……”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４日，勃列日涅夫透露，苏联曾于１９７３年６月再次主动向 中国提出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条约包括下列内容；即：“不使用来自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各类武器进行相互攻击。制止使用武力进行相互威胁。”他还 说，北京对此一直没有作出答复。据北京的报纸报道，中国认为，除非苏联执行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的协定，从中苏有争议的地区撤走武装部队，否则中国肯定会 拒绝上述两项建议，因为这两项建议毫无意义。在中国拒绝苏联主动提出的第二次建议后，１９７３年７月，伊利切夫从北京返回莫斯科。后来，据说他正式恢复了 苏联副外长的职务。但这与中国无关。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３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的庆祝纪念十月革命胜利的电报中建议，在排除任何威胁的条件下，中苏应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１１月２５日，苏联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答复中，重申了双方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在中苏谈判取得某些进展的时候，《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１９７３年第一期刊登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一道命令，决定把苏联远东地区一些原来用汉语和 满语命名的城镇改为俄语名称。３月７日，新华通讯社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苏联政府的这一命令。声明指出，苏联政府的这道命令，企图表明首先到这些地区居住的 不是中国人而是俄国人。后来，通过这道命令的执行，在这一地区的大约２５０条河流、山脉同样被更换了名字。
伊利切夫返回莫斯科后，边界谈判被迫暂停一年。１９７４年６月２５日，伊利切夫来到北京，谈判又重新恢复。两个月后，谈判又中断。８月１９日，伊利切夫飞回莫斯科。
对互不侵犯条约的进一步交换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２月）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日，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发来贺电，庆祝中国革命胜利２５周年。贺电重申了苏联政府主动提出的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贺 电说：“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主张恢复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谊。苏联提出的建议，特别是关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不使用武力 条约、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在互利基础上发展各方面关系的建议就是为上述目的服务的。”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７日，中国政府给苏联政府发了贺电，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的纪念日。同时，对苏联政府的上述建议作了答复。中国政府重申了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应以中苏双方从有争议的地区撤出武装部队为前提条件的建议。
贺电说：“中国政府历来建议，中苏两党应通过谈判，实现中苏两国的友好睦邻关系。”
贺电继续说：“为此目的，根据１９６９年９月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首先必须签订一项协定。该协定应包括下列内容：双方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在维持边界现状的基础上，阻止武力冲突，双方在有争议的地区撤出武装部队。然后，通过谈判，解决全部的边界问题。
我们始终相信，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象过去那样，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捍卫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国广播电台用俄语播送了这篇贺电，但是，北京的报刊并没有发表这篇文章。在莫斯科，《真理报》仅仅发表了贺电摘要。该摘要没有提到中国提出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从有争议的地区撤走武装部队的建议。尽管《真理报》全文发表了其他２５个国家的贺电。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６日，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贺电提出的建议作出正式答复。该答复指出，关于中苏关系的全部问题，包括边界争端问题，“在没有任何先决 条件的前提下”，苏联政府赞成谈判。但是，在中国政府的贺电中，中国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并没有为谅解提供最基本的东西。勃列日涅夫在 同一天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他是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讲话中拒绝中国政府这一建议的。
他说，“乍一看，似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表明了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立场。但是，麻烦的是，他们言行不一。北京提出的不只是一个先决条件，即要求我们从我国的领土的许多地区撤走边防部队。
而这些被叫作有争议的地区，正是中国领导人对我国领土有要求的地区。另外，北京还直言不讳地宣布，只有满足中国的所谓有争议的地区的要求后，中国政府才同意边界问题的谈判。很明显，这样的立场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们拒绝答应这些先决条件。”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中国杂志《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再次肯定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不要求归还被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吞并的领土。但是这些不平等的条约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苏联违犯了这些条约，继续侵占中国领土。作为全部解决有争议地区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地区也同样考虑进行“调整”。
该杂志呼吁苏联把边境武装部队减少到“赫鲁晓夫”时期（即１９６４年以前）的水平。
在边界地区结束军事演习，结束挑衅活动，停止派遣特务进入中国。苏联应承认俄国在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通过武力割去的中国领土。苏联应同中国缔结临时协定以保持边界现状。
中亚边界的紧张
（１９７４年３月～１９７６年２月）
据苏联的消息说，１９７４年３月１４日，一架由两名边防士兵驾驶的直升飞机在途中抢运一名病危的维修人员时迷失了方向，被其在中国的边疆省份新 疆降落。第二天，尽管苏联外交部要求归还直升飞机和机组人员，但是，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的照会中断言，直升飞机上既没有医务人员也没有药品，而从飞机上 发现的证件可以证明飞机是从事间谍活动的。照会还指出，自１９７３年１月以来，苏联飞机非法闯入新疆多达６１次。照会声明：“除非苏联政府保证以后不再发 生类似的事件，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全部由苏联负责。”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８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否认中国作的结论。照会声明，近来发生的包括１９７３年２月发生的飞机进入中国领空的事件，那只是苏联的民用飞机按常规飞行时迷失了方向。
苏联作了第三次抗议后，中国方面没有任何反应。中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允许一名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探望直升飞机机组人员的请求。中国官方还反复声明：这三名苏联人“在适当的时候”将受到审讯。但中国报纸没有报道审讯的准备情况。
这一事件与１９７４年１月中国驱逐五名声称犯有间谍罪的苏联侨民不同（见第九章）。
这一事件成了苏联报刊掀起一个宣传运动的主题。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５日，苏联《消息报》发表声明说，１９７３年６月，苏联曾建议中苏两国应举行任何级别 的谈判，包括国家首脑级谈判（众所周知，１９７３年６月苏联建议互不侵犯条约，但尚未透露有关举行国家首脑级谈判的建议）。５月８日《文学报》杂志声称， 中国人已经在边界制造了大规模的侵犯事件，但是，苏联忍住了，没有把这些事件公开。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苏联方面收到了若干个未加证实的有关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报告。据这些报告里所说的，１１月份，苏联军队同中国军队在中蒙边境发生了 武装冲突。在冲突中，大约有３０人伤亡。１９７５年１月，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在苏联的《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声称，中国军队已侵犯 蒙古边境地区，砍伐树木、放火烧毁森林并将带有传染病的牲畜赶入蒙古境内。
三名被押的苏联直升飞机机组人员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７日获释（他们被关押了２１个月）。两天后，他们返回莫斯科。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经过调查，国家安全机关认为，苏联人无意进入中国领空的说法是可靠的——这一说法彻底地否定了中国当初关于苏联直升飞机从事间谍活动所作的结论。
尽管中国已作了和解的姿态，但是，在随后的几周里，两国继续进行着相互攻击的宣传活动。１９７６年２月３日和６日，北京广播电台声称，中国军队曾几次将入侵新疆的苏联军队驱赶出境。但是，广播没有说出这些事件发生的日期和细节。苏联方面绝对地否认了这种说法。
恢复边界谈判
（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９７７年２月）
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２日，伊利切夫来到北京。中苏边界谈判又重新开始。５月５日，伊利切夫离开北京回莫斯科。但是，苏联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仍留在北京。根据未得到证实的资料透露，边界问题已达成一项协议。
协议的内容包括，边界问题应进行一个项目又一个项目的检查。开始达成这一协议时，已具备了这种较大的可能性。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６日，中国政府发给苏联政府的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的贺电比上一年要简短得多。关于边界问题，贺电是仅仅提及，严格来说，双方应根据１９６９年９月达成的谅解，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谈判，采取实际步骤，解决边界争端问题。
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８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Ｉ·亚历山德罗夫的长篇文章（Ｉ·亚历山德罗夫是苏联政府用来发表重要政策声明的笔名）。文章呼吁应重新恢复中苏边界谈判（见第九章）。中国政府对这一呼吁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提出了对苏联边界地区整整３．３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无理要求。北京方面蓄意使自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就开始的谈判陷入僵局。中国代表团 提出一个先决条件，既要求苏联承认所有这些苏联领土为‘有争议地区’，并要求苏联放弃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此外，中国用最后通牒的口气宣布：只有在满足中国 的所谓‘有争议的地区’的领土要求以后，中国代表团才准备对边界的争端问题进行直接的调查。对这些问题，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清楚的。苏联准备通过实际的 和具体的谈判，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但是，不能有任何先决条件……至于需要核实的中苏边界的若干地区，在平等并且可以接受的前提下，苏联也准备这样做。围 绕边界谈判这件事，北京当局人为地炮制了许多问题。而边界争端问题的解决，是符合苏联和中国的根本利益的……”“根据苏中边界谈判的项目，苏联代表团提出 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讨论并履行这些建议，是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的，同时，也使我们的谈判立即从死胡同里走出来。谈判是否能朝着这个方向取得进展；完 全取决于中国方面。”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１０月１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Ｉ·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文章建议，“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进行边界谈判（见 第十一章）。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２７日，伊利切夫来到北京。中苏边界谈判又重新开始（谈判已中断了１８个月）。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８日，伊利切夫同中国外交部 长黄华举行了会谈。２月２８日，伊利切夫飞回莫斯科。
关于远东河流的谈判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７年）
对于离了谱的边界争端问题，尽管中苏两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在远东河流航行的特殊问题上，谈判却取得了某些进展。１９７０年７月１０日至 １２月１９日，中苏远东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在中国黑河镇举行会议。该联合委员会纯粹是与技术问题有关的组织。除了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没有举行会议以 外，自１９５１年成立以来，该委员会都一年一度正常地举行会议。１２月１９日，塔斯社发表评论说，会议“以签订一份合适的议定书”而告结束。但是，１２月 ２３日，新华通讯社却发表声明指出：“在所有进行过讨论的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中苏两国声明都没有解释该委员会为什么１９６９年达成协议七个 星期以后，又用五个月时间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３日，在给中国的一个照会里，苏联外交部声明：“如果中国恢复尊重苏联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苏联方面坚持认为，解决中国船只通过苏联内陆河道的问题不会有什么困难。”
苏联的照会特别提到了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处，该处在哈巴罗夫斯克①附近。两河的汇合处是名叫黑瞎子的三角形岛屿（面积１２８平方英里）。当时苏 联占领该岛，但中国仍然要求拥有该岛的主权。该岛以漠河以北为界，通向西南的狭窄的著名的卡扎克维奇河道、一条较宽的通向东南的河道流经该岛。苏联坚持认 为，这两条河道均是阿穆尔河的支流。阿穆尔河与位于黑沙淄南面的乌苏里江汇合。然而，中国则坚持认为这两条河道是乌苏里江的支流。这两条支流的汇合处应是 在黑瞎子的东面，即在卡扎克维奇附近。
自１９６６年以来，苏联炮艇阻止中国船只通过东面河道。
苏联认为，这一河道是苏联的内陆河道。中国船只得被迫使用卡扎克维奇河道。但是，到了夏季，河道太浅，不利船只航行。苏联在照会里提出建议，两国应合作加深该河道。河道加深以后，中国船只在得到苏联当局的约定和通知后，可以利用这两条河道。
１９７４年５月３０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把苏联照会提出的建议看作是“敲榨勒索”。
因此，中国拒绝接受这一建议。
声明又指出，黑瞎子岛是中国的领土，而苏联政府认为的这两条河道是她的内陆河道。中国船只有权使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到两河汇合处之间的河道。尽管自１９６６年以来，苏联一直强行阻止中国船只在这里通行。
中苏远东河流联合委员会已有三年不召开会议了。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７日至１０月６日，该委员会在中国黑河镇召开会议。
会议期间，双方就船只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航行这一问题达成一项有限的协定。而黑瞎子岛则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协定规定，中国船只在河道太浅不能航行时，可以使用东面的河道。
中苏边界事件
（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０年）
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０年，中亚和远东的中苏边境地区，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事件。据报道，在这些武装冲突事件中，至少有三名中国边民和两名苏联边民死亡。中国官方谴责苏联顽固地在新疆地区侵占中国领土。
这些谴责的详细内容如下：
关于中亚边界。中国发言人于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告诉外国记者：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９年，苏联掠夺了中国新疆北部额敏地区的１８５平方英里土 地；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７年，在新疆西部的伊黎河流域，苏联又掠夺了１０８０平方英里的领土，驱赶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牧民，在道路上设置铁丝网障碍物。这 位发言人补充说，在两国有争议的地区，除了３６８６平方英里面积的领土外，苏联侵占了３４７５平方英里面积的领土。但是，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９日，另一名中 国官员说，沿新疆边界的２０个地区是有争议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领土面积由３９０平方英里变成了１１６００平方英里，在这些有争议的地区，苏联“象蚕虫一叶 一叶地蚕食桑叶一样，侵占了这些地区。”
据中国方面的消息透露，１９７７年７月初，６名苏联武装特务越过边界进入中国新疆境内。在同当地民兵发生的冲突中，一名特务被打死，一名自杀，其他４ 名逃跑。苏联方面则称这６名苏联人是鸦片走私犯。据报道，８月５日，两名苏联边防士兵潜入中国领土，枪杀一名哈萨克牧民，打伤并逮捕另一名牧民。１０天 后，苏联将这位牧民移交给中国当局。
１９７９年２至３月，在中国教训越南期间，新疆边界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中苏双方都在这一地区增派了武装部队，老人和小孩被迫从伊黎、塔城以及这一地区的城镇疏散。边境地区邮局也中断了调解双方争执的正常联系。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７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非书面照会，宣称早些日子４名中国武装人员在塔城地区穿过苏联领土。在同苏联士兵的交火中，一名被打 死，另一名受伤并被拘禁。但是，７月２４日，中国政府在向苏联政府提出的照会中，坚持说，２０名苏联边防士兵首先开火，杀死一名中国人，打伤另一名中国人 并越过边界把死者的尸体和受伤者移至苏联境内。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４日，苏联将这位受伤的中国人移交给中国当局。
关于远东边界。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的照会中声明，５月９日，大约有３０名苏联武装人员穿过乌苏里江，在中国的河岸登陆，打伤 若干名中国边民。第二天，苏联外交部向中国政府道歉说，苏联边防士兵在晚上追捕一名武装逃犯中，误把中国河岸当作苏联的一个小岛。苏联外交部否认苏联边防 士兵有对中国边民的骚扰行为。５月１７日，中国外交部驳斥了这种解释，坚持说这一严重事件是在白天发生的，并一再重申，苏联边防士兵开枪并打伤了若干名中 国边民。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５日，在额尔古纳河边界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中苏双方对这一事件作了截然相反的说明。１０月６日，中国政府照会苏联政府时宣 称，４名苏联武装人员在中国河岸登陆，绑架一名牧民。苏联武装人员在遭到牧民反抗时将牧民打死。同时，他们还向中国士兵开火（中国士兵被迫还击），打死一 名士兵。１０月９日，苏联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声称，中国边防士兵向三名正在船上进行捕鱼作业的手无寸铁的苏联边民开枪，打死一名边民。１９８２年２ 月，尽管中国官方人士在哈尔滨宣布说，１９８１年中苏边界发生了１００多起大小事件，但是，自此以后，双方报纸没有报道有关边界死亡事件的消息。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１年，中国黑龙江省省报报道了几则审判苏联间谍的消息。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０日，在牡丹江市抓获了一名中国人，此人犯有充当苏联间谍的罪行。在对他实行逮捕时，此人拒捕，并枪杀一名中国警察。
８月１６日，中国当局枪决了该罪犯。１９７４年，中国当局逮捕了一名苏联公民。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０日，在中国北安镇查获了此人犯有间谍罪的罪证。罪犯被判７年监禁。对于为什么延迟那么长时间才对罪犯进行判决，报纸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
１９８１年４月４日，中国当局宣布，最近在伊春市判决一名中国人犯有苏联间谍罪，并对此人实行枪决。
会谈被国际事件的发展所打断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９８０年１月）
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４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在和平共处、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苏中两国应该发表一个发展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华国锋在２月２６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直接对苏联的建议作了回答。
华在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对边界争端的立场：
“首先，应当按照１９６９年中苏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有争议的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并进而谈 判解决边界问题。苏联应当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苏边境撤军，撤到６０年代初期那样。中苏关系究竟如何发展，完全取决于苏联方面。”
１９７８年３月９日，中国政府在答复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中，谴责苏联政府不愿履行中苏两国总理在１９６９年达成的谅解，甚至还否认这种谅解的存在。如果 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苏联政府应同意同中国政府签订一项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通过谈判，逐步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从蒙古和中苏边界撤走苏联武装部队。
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２日，蒙古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声明说，苏联部队是应蒙古的请求而驻扎的。因为中国有“扩张主义的野心”，只要“中国威胁”继续存在，苏联部队将继续在蒙古驻扎。
中苏边界谈判自１９７７年２月中断以来一直没有举行过。
１９７８年５月４日，谈判又在北京举行。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到了６月，谈判只好中断。１９７８年下半年到１９７９年初，中苏两国的紧张局势 在各个边界地区不断加剧。双方相互攻击不断升级，进一步举行边界争端的谈判受到限制。苏联政府不能容忍举世瞩目的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改善。同时，在印度 支那问题上，苏联和中国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卷入柬埔寨和越南的纠纷中去了（关于这方面的更详细的内容，可见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
１９７９年春夏两季，中苏两国重新接触。同年秋天，两国就改善双方关系问题举行了谈判。９月２７日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的预备会议。１１月３０日举行正式会谈。
根据非官方报纸报道，中国代表团要求苏联把在中国边界武装部队的人数和装备减少到１９６４年的水平。苏联武装部队应从蒙古和中国有领土要求的地区撤 走。据报道，苏联代表团答复说，苏联减少在边界地区的武装部队，中国也减少在同一地区的武装部队。双方应同样减少那里的部队。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底，随着苏军入侵阿富汗，中国政府认为“不宜”再继续举行中苏谈判。
直至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双方没有举行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的谈判。因而，中苏边界谈判再度中断。
中国在边界争端问题上的主动性
（１９８１年６月）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７日，中国的《人民日报》登载了１９７９年莫斯科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汇川的文章。文章提出了关于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建议：
李声明，目前的中苏边界，是由沙皇俄国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确定的。根据这些条约，沙皇俄国从中国割去了１５０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大约折合５８万平方英里），相当于３个法国或１２个捷克斯洛伐克的面积。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对华宣言中明确宣布：“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１９２４年５月签订的《中苏 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又规定，将彼此疆界重新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之前，仍维持现有疆界。根据这一协定，中苏双方在１９２６年举行了会谈。但由于当时的历史 条件，在边界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没有签订平等新约。结果，“中苏边界问题至今还是悬案。”
李继续指出：尽管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中国政府仍准备以这些现存的条约为基础，来确定边界的界线。但是，苏联报刊的文章不仅坚持以这些条约来划 定目前的边界，而且坚持以“历史形成的”和被苏联军队“实际守卫的”，边界来划定目前的边界，而“历史形成的”和“实际守卫的”，边界与以上述条约划定的 边界相去甚远。因此，应当以这些条约为基础来解决全部边界问题。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李提出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１）应当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２）边界问题应在条约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来 解决。（３）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侵占的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地归还对方，但是，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 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４）签订中苏平等新条约并以此勘定边界线。（５）履行两国总理谅解，在中苏边界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取得全面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武装力量从中苏边界的一切争议地区（即根据１９６４年中苏边界谈判中交换的地图双方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
撤出或不再进入，脱离接触，并为此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
这篇文章是在美国国防部长亚历山大·黑格离开北京的当天发表的。黑格在北京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谈判，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可以被看作是对美国的警告：中国试图同苏联改善关系（见第十章）。几天后，李先念（中共中央副主席）告诉西德一个代表团说，中国希 望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同苏联恢复谈判，但是，谈判必须涉及到苏军撤出中国边境地区、撤出阿富汗等问题。
１９８１年夏，在苏联同阿富汗签订了一项边界条约时，中苏又发生了新的摩擦。该条约承认，苏联对中苏边界领土有要求，同时，中国对这些地区也同样有领土要求。（详细情节可参见第十三章。）
苏联的友好表示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９８２年３月）
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５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建议在莫斯科恢复边界谈判。１２月２９日，一位中国官方发言人说，中国最近已答复了苏联的建议， 并强调说，由于上次谈判没有取得成功，故在进行这次谈判之前，应作好充分的准备。据报道，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４日，莫斯科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谢尔盖·齐 赫文斯基抵达北京，同中国外交部官员进行为期１０天的秘密会谈。
１９８２年１月８日，李先念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的来访成员时说，在中苏边界地区，面积为８００００到９０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地域属于两国有争 议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已被苏联武装部队所占领。在未来的中苏谈判中，将会涉及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从中苏边界和蒙古撤走武装部队等问 题。李补充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赞成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是，“这种关系不是老子和儿子那样的关系。
”１９８２年２月１日，苏联政府再次提出建议，应恢复苏中边界谈判。但是，２月２３日，苏联外交部发言人说，苏联并不打算同中国商谈“领土问题”。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４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反复强调，苏联政府主动提出了重新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建议。他又强调说，苏联对中国没有 领土要求。苏联准备继续同中国就“存在的边界问题”、在边境地区“实行加强双方信任的可能性的措施”进行谈判。
尽管中苏两国的联系不断增加，但是，边界谈判从来没有正式恢复过。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４年，双方进行可能解决边界争端问题的谈判，则属于彻底改善中苏关系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见第十四章）。
中蒙关系和蒙古坚定支持苏联
（１９６９～１９８４年）
由于蒙古处于中苏两国之间，因此，蒙古很容易就卷入了中苏论战，特别是卷入了两个大国的边界争论。自６０年代初以来，蒙古一直同苏联保持着密切 而且稳固的关系。但是，同中国的关系却淡漠了。根据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５日签订的《蒙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大量的苏联军队驻扎在中蒙边境地区，这成了影响 中蒙关系的主要问题。
中苏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时，由于蒙古支持苏联，因而，在１９６４年，中蒙关系开始变得淡漠起来。１９６７年中期，中蒙两国关系达到了最低点。后来，中国教师被驱逐出乌兰巴托（蒙古首都），大批的中国人在北京的蒙古大使馆外示威，８月，蒙古大使馆遭到了围攻。
但是，１９７１年８月２０日，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抵达乌兰巴托；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４日，蒙古新任驻中国大使抵达北京，中蒙两国在同年就恢复了正常关系。
１９７８年初，中国政府把苏联从蒙古撤军作为中国同苏联交换解决边界问题的关键问题之一。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华国锋在讲话中谈到了这一意见。同年 ３月９日，中国官方在答复苏联主动提出恢复两国边界谈判的建议时也提到了这一意见。４月１２日，蒙古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声明说，苏联部队是应蒙古的请求而 驻扎蒙古的。
因为中国有“扩张主义野心”，只要“中国威胁”的存在，苏联部队将继续驻扎。
１９７８年以后，由于中国向苏联提出苏联应从蒙古撤军的要求，从而使中蒙关系恶化起来了。两国的摩擦是由蒙古在１９７９年３月和６月驱逐华人引期的。 当时蒙古指控华人犯有“预谋罪和组织罪”，犯有教唆、“贪污、种植鸦片和从事地下职业”等罪行。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初，蒙古人民革命党日报《真理报》声称， 在蒙古的一部分华人（在蒙古的华人大约有７，０００人）承认，为了在有信仰动摇的人群中煽动反对社会的民族情绪，他们根据北京的命令，在蒙古收集军事和经 济情报。在乌兰巴托的汉语学校也受到了围攻。学校被认为是中国人灌输“沙文主义”的地方。学校校长被宣判犯有一系列严重的罪行。
１９８０年６月，一名中国外交官员被指控为间谍，被驱逐出乌兰巴托。１９８０年９月２日，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报道：６名中国侨民因有“非法活动”而被驱逐。这些非法活动包括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等等。
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６日，蒙古国家元首泽登巴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了蒙古与苏联的密切关系。报告特别提到在增强蒙古防御能力方面，苏联援助蒙古的重要性。报告一再声明，苏联军队是“应我们国家的请求”而驻扎蒙古的。
泽登巴尔评论说，蒙古同中国关系的恶化，是由于中国领导人“歪曲了社会主义原则，野蛮地违背了两国政府相互关系的准则，并且用大霸权主义的政策与行动 取代这些准则，用威胁和命令来取代这些准则”。他指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站到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一边去了。”他又补充说，蒙古将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做法的 不妥协的斗争”，因为中国的做法“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日益增长的威胁”。
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９８３年３月至６月，蒙古又发生了进一步强行驱逐华人的事件。当时，按照蒙古政府的说法，蒙古政府要求“一部分华人”从乌兰巴托（大部分华人在此地居住）迁移到蒙古北部的农场去。
据１９８３年８月报道，经蒙古政府与中国政府磋商后，蒙古政府驱逐华人的事件有所减少。但是，据中国方面的消息透露，９月份，平均每天至少仍有１００ 名华侨被驱逐。蒙古外交部长曼加林·杜哥苏伦在一个声明中指出，目前，在蒙古仅仅有２００至３００名中国侨民干活，这些侨民担心整个华人团体会全部被驱 逐。
据来自外交方面的消息透露，驱逐华人是蒙古政府企图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第二阶段谈判施加影响（见第十四章），同时，蒙古的这种做法与反对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从蒙古撤军有关。
１９８３年５月，蒙古《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抨击中国的这种要求是“大肆叫嚣要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的一个行动，是在解决中苏边界争端问题上的一 种企图。在这些行动和企图的背后，中国的做法直接损害了蒙古人民的根本利益。”文章宣称，苏联军队驻扎蒙古是暂时的，是应蒙古政府的请求而驻扎的。文章重 申，由于中国鼓吹扩张主义政策，蒙古人民对此有长期的忧虑。据报道，１９８３年８月，杜哥苏伦说，中国长期地企图破坏蒙古独立，企图吞并蒙古。他宣称， “据一些消息透露，几乎一半的（中国）军队已集结在中蒙边境地区。”从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５日到３月１５日，蒙古政府提出了传统性的、大量的防务工作的任 务，同时，又发动了“响应元帅（国家元首泽登巴尔）在报告中提出号召的运动”。蒙古政府进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提高蒙古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
第十三章 国际上的继续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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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４年）
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初期，通过在世界某些地区的直接竞争，中苏这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分裂程度比以前更为严重了。这种分裂对亚洲的影响尤为强烈。
从地缘战略角度考虑，中苏两国１９７９年都对自己的邻国采取了军事行动。中国人怀疑苏联企图包围中国。因为印度和越南都与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导致了中国对印度采取了敌视态度（特别是在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２年），继而在１９７８年以后又对越南采取了敌视态度。
１９７９年以后，苏联出兵阿富汗。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对此极为关注，而苏联则担心中日可能会形成联盟。在两国的国际竞争中，苏联担心中国会首先同日本发展关系。
此外，在战场上，中国向苏联提出的挑战比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影响更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形成了与世隔绝的状态。后来，中国发展了同亚洲以外 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特别是在西欧，中国寻求帮助实现本国经济现代化的国家的合作，寻求同反苏势力的合作。７０年代期间，中国对其他共产党国家也采取了更 为实际的姿态。在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接触中，中国获得了有益的联系。中国和苏联在国际上的竞争不断地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影响。两国的分裂也进一步 加深。
印度——巴基斯坦战争及其后果
（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２年７月）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东巴基斯坦（后来称为孟加拉国）的危机导致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战争。
在东巴基斯坦危机期间，苏联和中国采取了相互敌对的立场。这从苏联与印度、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长期的密切关系中可以得到证明。在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 战争爆发以前，或自此以后，中国同印度的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中国人一直怀疑印度人在扶持潜藏在西藏的敌对势力。而对苏联来说，在南亚地区，印度是苏联 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与此同时，中国则通过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保持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
１９７１年，东巴基斯坦人要求将该地区建成一个完全自治的省份，这件事发展成为东巴基斯坦的危机。东巴基斯坦的反抗者与巴基斯坦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持续 了将近一年。这场战争造成了９００多万难民涌进邻国印度。这给印度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东巴基斯坦的危机导致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抗。最后，在１１月 底，印度出兵东巴基斯坦并迅速控制了整个地区。１２月１７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实现了停火。
在１９７１年东巴基斯坦危机发展期间，中国和苏联分别在许多场合发表声明，中国表示全力支持巴基斯坦，而苏联则表示全力支持印度。苏联谴责巴基斯坦政 府放任危机局势的恶化，而与此同时，中国则谴责印度干涉巴基斯坦的内部事务。中国把东巴基斯坦事件与１９５９年的西藏叛乱事件作了比较，并断言，印度人是 这些事件的煽动者。
起初，中国对印度出兵巴基斯坦的反应不是很强烈。但不久便表示支持巴基斯坦，谴责印度对巴基斯坦采取军事行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李先念副总理发表声明指出：“最近几天来，印度政府在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励下，对东巴基斯坦进行颠覆活动和军事挑衅。
”他重申，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５日，塔斯社发表声明指出，苏联政府已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用政治的手段解决东巴基斯坦问题”没有取得成功。 声明呼吁“尽快结束流血战争，在尊重东巴基斯坦合法权利、尊重东巴基斯坦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用政治手段解决东巴基斯坦问题。”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４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印度已经实行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第９条。根据该条文，在任何一方受到威胁或攻击时，印度应与苏联进行磋商。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６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用最强硬的言辞一再强调，１９５９年西藏叛乱与印度人有着同谋的关系。
文章在将“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强盗逻辑”与日本在３０年代对中国实行的政策作了比较之后，在将孟加拉国与日本的“满洲国”傀儡政府作了比较之后指出：“印度反动派之所以这样猖狂，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帝国主义（指苏联）的支持。”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９日，《真理报》在回敬中国对苏联的攻击时指出，中国是印巴战争的煽动者。《真理报》宣称，一方面，毛泽东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缓慢迂 回地进入东巴基斯坦，在他们的代理人的帮助下，他们在东巴基斯坦“实行人民战争”。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宣布支持巴基斯坦的军人政府。他们企图将巴基斯坦军 人政权变成他们在亚洲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工具。他们的做法与巴基斯坦人民的真正的民族利益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在国际舞台上，在他们演出的肮脏的把戏中，中 国人只不过是把巴基斯坦当作玩偶而已……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４日至５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印度——巴基斯坦问题展开辩论。中国代表黄华呼吁安理会“谴责印度政府的侵略行为”。在对呼吁印度与巴基 斯坦双方实行停火、双方军事人员立即撤回到自己本国边界一侧的提案进行表决时，苏联代表雅科夫·马立克投了反对票。他声明，应该把印度同巴基斯坦一样同等 对待，不应该因东巴基斯坦的危机而指责印度。是由于巴基斯坦的做法而导致了印度、巴基斯坦战争的爆发。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５日至６日，联合国安理会试图通过一项提案，但没有成功。因为苏联不准备承认这一没有涉及到东巴基斯坦政治局势的提案。同时，美国和 中国也同样不会赞成这一提案。在安理会进行辩论时，中国代表和苏联代表交替地进行激烈的辩论。例如，黄华在１２月６日宣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到处实行侵 略、颠覆和扩张政策。”马立克对此进行了反驳：“中国代表用漏洞百出的、病态般的诽谤反对苏联，渴望着充当帝国主义大院里的小丑角色”。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６日，联合国安理会最后作出决定，将辩论的问题提交给第二天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意大利直接与另一个 超级大国结盟）提出了一个议案，呼吁印度、巴基斯坦应立即停火，将本国的军队撤到双方边界一侧。马立克又一次否决了这一提案。他提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 武装部队只不过是实现停火而已，而实际上，巴基斯坦当局会继续采取报复和恐怖行动。”巴基斯坦政府必须“停止流血事件，立即无条件地承认东巴基斯坦人民的 意愿。”中国代表乔冠华声明，“印度政府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者”，“苏联政府是印度侵略者的后台老板。”他呼吁，“联合国必须强烈地谴责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 行为，彻底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印度侵略者的厚颜无耻的支持。”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一提案。苏联和它的盟国（罗马尼亚除外）投了反对票。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２日至１３日，安理会再次召开理事会。美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议案。
该提案实际上与１２月７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提案完全相同。
雅科夫·马立克反对这个提案。他一再声明，这个提案忽视了印度、巴基斯坦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在辩论过程中，马立克提出安理会应让孟加拉国（东巴基斯 坦）的代表阿布·赛义德·乔杜里法官到会发言。马立克是在１２月４日的安理会上第一次提出这个议案的，但是，当时安理会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磋商。 在同一场合，黄华反对马立克的提案（黄华在１２月４日提出，让孟加拉国代表到会发言，无异于干涉巴基斯坦的内政）。结果，乔杜里法官没能在安理会发言。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猛烈抨击印度和苏联的政策。声明在谴责东巴基斯坦的印度军队的“最凶残的暴行”之后强调指出，印度“不仅 要吞并东巴基斯坦，而且还要消灭整个巴基斯坦。”声明指出，苏联对印度实行政策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对印度的控制，进而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整个南亚次 大陆和印度洋，同时，又扶植印度成为南亚次大陆的次超级大国，作为苏联侵略亚洲的助手和伙伴。”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７日，周恩来对印度和苏联也进行了类似的抨击，谴责印度对东巴基斯坦人民实行大屠杀。１２月２２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反驳文章，宣称中国已强烈要求美国派战舰进入印度洋，并且指责周恩来是中国实行反苏政策的主要煽动者。
东巴基斯坦实行停火以后，安理会于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再次举行会议。会上，有的代表提出了一个和解的议案。提案呼吁严格遵守停火协定，印巴双方的 武装部队应尽快撤到各自国土上去。安理会以１３票对零票通过了这个提案。苏联代表对这一提案表示弃权。中国代表投了赞成票，但又表示对该提案不甚满意。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孟加拉国流亡政府在达卡宣告成立（３月２６日）孟加拉国。１９７２年１月２４日，苏联承认了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并立即给孟加拉国提供经济援助。中国直到１９７５年８月３１日才予以承认。
与日本的关系
（１９７２年～１９８３年）
中国和苏联对获得日本这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强大的邻邦都很感兴趣。为了抗衡苏联在太平洋不断增长的势力，中国很想得到日本的支持；同时，苏 联也需要防止中国和日本结成反苏联盟。由于边界争端，特别是苏联和日本的边界争端，使情况复杂化了。就日本方面来说，日本试图在与中国、苏联打交道时，在 两者中间保持平衡。
苏联与日本的领土争端问题主要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时，苏联所占领的距离日本东北部海岸较远的几个岛屿。这些有争议的岛屿包括：
国后、择捉、齿舞和色丹四岛。日本人认为，这些岛屿是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岛屿位于库页群岛的最南端，无论是从战略上考虑还是作为捕捞中心，都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苏日两国在１９５６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由于双方对这些岛屿争论不休，从而使之成了双方缔结和平条约的障碍。
由于日本人声称北方诸岛为有争议的岛屿，为此苏联和日本断断续续举行了多次讨论“北方领土”问题的部长级会议。尽管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为了开发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的自然资源，日苏两国在１９７４年６月至１９７５年７月签订了一系列协定。
自从１９７２年９月中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以来，日本一直与中国商谈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据报道，１９７５年２月初，苏联驻日本大使奥莱格·特 罗亚诺夫斯基提出，如果日本与中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本应对苏日关系所“引起令人遗憾的反应”承担责任。据说，他反复强调，苏联早就建议日本推迟同 中国签订和平条约，而与苏联签订“友好亲善条约”。这个建议是１９７５年１月中旬，日本外务大臣宫泽喜一访问莫斯科会见葛罗米柯时，由葛罗米柯提出来的。
１９７５年２月中旬，勃列日涅夫在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出了这一建议。但是，日本以签订友好亲善条约将会在实际上中止日本要求归还有争议的岛屿条约为理由，拒绝接受这一建议。
日本政府坚持公开宣布与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目标。为此，１９７５年６月１８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警告日本不要“毫无限制地被拖进中国政策的轨道。”声明指出，从日本和苏联的共同利益考虑，日本和苏联都应挫败所有第三国试图阻止苏联和日本改善关系的企图。
１９７５年６月１９日，日本外务省对苏联的声明作了答复，提出与中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并不是“直接反对第三国”。同一天，田中角荣首相也发表声明，指 出：“当我们在北京举行谈判时，按照我们的观点，我们没有保持特殊关系的国家，例如苏联。关于反霸条款（与中国签订任何条约均有此款），只不过是普遍能接 受的和平原则的一个词汇而已。”
据报道，１９７５年９月中旬，葛罗米柯严重警告宫泽喜一，反对日本与中国签订包含有“反对霸权主义”条款的条约。日本外务大臣表示，要在条约中保留这 样的条款。然而他又说，中国政府坚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必须有这个条款。在以后进行的两年多的中日谈判中，“反霸条款”一直是谈判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１９７８年４月至６月，中日之间出现了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个是日本对琉球群岛的拥有权问题。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对琉球群岛的一部分有领土要求。另一个问题是日本和南朝鲜互相交换了共同开发日本、南朝鲜之间的大陆架的文件。
而这两个问题成了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障碍。
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２日，中国捕鱼船队在琉球群岛水域进行捕鱼作业。后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北京的官员也强调，这起事件是“偶然发生的”。 同时表示中国将避免在那些岛屿与日本再次发生冲突。１９７８年８月中旬有人提出，中国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群岛的控制权。
对于日本、南朝鲜共同开发日本、南朝鲜大陆架的协定。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中国政府重申，１９７７年６月２２日，日本和南朝鲜交换了共同开发日本、南朝鲜大陆架的文件。对此，中国政府表示强烈的抗议。 日本和南朝鲜共同开发日本、南朝鲜大陆架的问题，成了中日有争议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在以后两个月内，中国和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外务大臣园田在北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第二条规定：
“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第四条规定：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中国反对条约中“反霸条款”所包含的意思是直接指任何特定的第三国的那些说明词句。
苏联对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反应强烈。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３日，塔斯社发表评论指出：日本对北京“强加于日本的单方面的苛刻条件”已作出让步。日本正冒 险卷入中国霸权主义政策的旋涡之中。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前，苏联曾警告日本，日本同中国签订这样的条约，要考虑由此而引起的苏日关系不良后果的可能 性。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后，中日关系在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０年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结果，１９７８年２月１６日，两国签订了８年贸易协定。同时，又签订了许多经济合作协定。
这些协定包括发展中国工业规划以及在中国海域开采石油等等。中国用石油和煤炭偿还日本的设备款项和贷款。
中日在加强经济联系的同时，两国之间部长级领导人的接触也在增多。而象部长级领导人这样高水平?的接触是空前的。在中日领导人互访期间，他们除了商谈 双边经济关系以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特别谈到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增长问题；苏联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入侵阿富汗的问题以及印 度支那局势的发展问题等等。尽管两国对太平洋和阿富汗事态的发展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以后，日本并没有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而与此同 时，当１９７９年３月中国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时，日本对此却提出了抗议。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７９年期间，苏联和日本就签订和平条约和解决“北方领土”争端的问题，举行了多次谈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日本政府声称，苏联正在不断加强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能力，正在增大与日本有争议的岛屿上的军事力量。
苏联对日本人的发牢骚式的舆论表示不满。１９８０年９月２日，苏联新闻机构Ｎｏｖｏｓｔｉ提出：最近“日本在民族主义和反苏主义的基础上，与美国和中国的霸权主义者结成了危险的同盟。”
尽管苏联和日本的关系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在这个时期，苏日两国同意在库页岛和西伯利亚地区共同实施开发煤矿资源的计划。１９８０年，苏日双方贸易 有所增长，但是，由于日本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实行制裁，两国的贸易量减少了。由于中国政府再次调整了发展计划，１９８０年，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合作也受到了影 响。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７日至６月１日，在华国锋访问日本期间，谷牧（副总理）表示，中国可能会不得不砍掉一些与日本合作的项目，同时减少原来商定的对日本 的石油输出。日本对中国取消部分合同大失所望。但是，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３日，谷牧对由中国方面的决定而造成的“难题”，向日本政府表示歉意。他表示，日本 将得到由此而引起的损失赔偿。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３日，波兰强制实行戒严令。１９８２年２月，日本政府参加了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国对苏联实行的某些制裁。１９８３年８月３１日至９月 １日夜，苏联战斗机在库页岛地区上空击落了一架南朝鲜航空班机。日本同西方国家一道，对苏联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１９８２年中期，由于日本文部省正式修订 日本历史教科书，导致了中国和日本的争论，中日关系一度受到了影响。日本历史教科书把日本在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在亚洲大陆的暴行描写到最轻的程度。中国对 此表示强烈抗议，后来，日本同意再修改教科书。
印度支那的冲突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４年）
七十年代后期，由于中国和越南处于敌对状态，其结果使印度支那成了中国和苏联进行对抗的最前沿的地区。越南在它的邻国柬埔寨和老挝驻扎武装部 队，这一作法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中国人怀疑越南的目标是要统治整个印度支那，而且怀疑越南的做法得到了苏联的鼓励。鉴于苏联的扩张主义和苏联对中国安全威 胁的证据，中国人完全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苏联指责中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故意延长印度支那的冲突，中国的行动加剧了国际的紧张局势。
１９７５年４月，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赢得胜利之后，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很快便开始恶化起来了。越南逐步倒向了苏联，与此同时，在中苏的相互攻击 中，柬埔寨显示出了对中国的同情。中越关系由于悬而未决的、有争议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些群岛位于南中国海）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化了。与此同时，自 １９７５年以后，越南同柬埔寨的关系日益恶化，边界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到了１９７７年，越南和柬埔寨还发生了激战。同年１２月３１日，柬埔寨同越南断绝了 外交关系。中国支持柬埔寨，苏联和它的盟国则支持越南；中苏两个大国互相指责对方在该地区有霸权主义野心。
１９７８年初，中越关系迅速恶化。在越南的大多数华侨，对越南的经济政策和该地区的形势非常不安。当时，在越南的华侨人数达１５０万人。１９７８年中 期，由于越南当局的驱赶，使１６万多名华侨逃回中国。中国对越南驱赶华侨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据报道，１９７８年４月间，中越两国在边界地区发生了武装冲 突。８月以后，中越边界事件更加频繁发生。１９７８年７月３日，即越南被吸收为经互会成员国后的第４天，中国停止了对越南的经济援助。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３ 日，苏联和越南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此外，还签订了６个经济协定。在１９７８年整整一年里，由于苏联、越南之间关系的发展，由于柬埔寨边界武装冲突事 件的发生，使得中国和苏联之间出现了紧张局势。
１９７８年期间，越南、柬埔寨边界的战斗一直没有停止过。
最后，１２月２５日，越南军队侵入了柬埔寨。１９７９年１月７日，柬埔寨首都金边失陷第二天，柬埔寨流亡者成立了以韩桑林为总理的“人民革命议会”。 自１９７５年以来，柬埔寨流亡者一直领导着反对红色高棉政权的武装斗争。越南和苏联集团承认了这个新政权；与此同时，中国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谴责韩桑林 政权。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４日，中国宣称：“越南侵略者”“得到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据不确切的消息透露，１９７９年２月，中国通过泰国向柬埔寨的 红色高棉政权提供援助。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１日至１５日，联合国安理会对印度支那的危机进行了辩论。苏联对呼吁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的提案投了反对票。在辩论期间，中国代表陈楚 指出，苏联把越南当作“亚洲的古巴”，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霸权主义政策。苏联代表奥莱格·特罗亚诺夫斯基谴责红色高棉政权在波尔布特的领导下，在进行毛泽 东主义社会的建设中，实行“公开的种族灭绝”政策，侵略越南和泰国。
１９７９年初，中越边界的武装冲突接连不断。２月１７日，中国教训了越南。中国声称：这是在越南对中国进行了多次武装挑衅之后，中国对越南进行的有限度的自卫还击。中国军队占领了越南边境地区的许多城镇，在遭受严重伤亡以后，中国军队于３月５日开始撤退。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６日，中国军队全部撤离越南。后来，即１９７９年春季，中越两国举行了边界谈判，但毫无结果。
尽管苏联表示，只要战争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苏联将不卷入这场战争，但是，苏联仍然严厉地抨击了中国的“入侵”。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８日，《真理报》 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中国把东南亚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文章宣称，在越南同美国发生战争期间，中国曾出兵北越，但同时中国又阻止苏联向越南运送军事物资。 中国扶植波尔布特政权在柬埔寨执政；中国“已经详细制订了大规模消灭柬埔寨人民的计划”，并以此作为“使柬埔寨……与中国同化”的步骤，“将柬埔寨改造成 为一个对‘不顺从的’越南形成包围的重要的桥头堡，并使柬埔寨成为中国直接向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进军的通道”。为了“使越南同时在两条战线作 战”，中国曾命令波尔布特政权进攻越南。
文章还指出，美国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中国。文章接着指出，“北京并不否认侵略越南的时间选择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联 系……”。１９７９年３月２日，勃列日涅夫在一次讲话中，谴责中国的政策“是对世界和平的最严重的威胁，”并指出“纵容中国政策的实行会产生任何形式的危 险。”但在整篇讲话中，勃列日涅夫没有直接提到美国。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３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东南亚的局势开始进行辩论。由于苏联坚持投票反对任何不特别谴责中国的提案，于是，辩论陷入了僵局。陈楚威胁 道，中国投票反对任何在辩论中提出的没有越南侵略柬埔寨内容的提案。经过进一步磋商后，３月１６日，安理会对越南侵略柬埔寨“深表遗憾”的提案进行了辩 论。安理会呼吁，任何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外国军队都应撤走。奥莱格·特罗亚诺夫斯基对这一提案投了反对票，因为他认为该提案没有包含“明确谴责中国的侵略” 的内容，而且该提案把“侵略者与他的受害者摆到了同样的位置上。”尽管陈楚批评该提案没有充分地谴责越南，并对提案批评中国的“正义行动”表示遗憾（而当 时，中国已完全从越南撤走了它的全部军队。）但陈楚还是投票赞成这一提案。
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７９年初发生的事件，对中国和老挝的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１９７５年，共产党在老挝执掌了政权。直到１９７８年，在边界地区发生 冲突和中苏相互攻击的问题上，老挝希望保持中立。但是，老挝政府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老挝承认柬埔寨韩桑林政权，同时，在中国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后，老挝 则呼吁中国从越南撤走军队。自从１９７９年３月以来，中国同老挝的关系日趋紧张，这导致了中老边界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１９７９年４月底，越南官方第一次承认在老挝驻扎有军队。４月２９日，越南外长阮基石说，根据１９７７年７月越南同老挝签订的越老友好合作条约，同 时，也应老挝政府的要求，越南在老挝驻扎了军队。１９８１年，在中国、老挝边界上发生了更多的事件。有报告证实，中国正在援助一些老挝组织，反对老挝政 府。
从１９７９年起，越南继续在柬埔寨驻扎部队，企图镇压红色高棉政权和其他组织对韩桑林政权的反抗。中国坚持把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改善中越关系的一个 条件。苏联不断增加对越南的经济援助。中国和越南在边界地区的冲突仍时有发生。中国炮击越南的高峰期往往与越南在柬埔寨发动攻势的时期相一致。
越南在柬埔寨驻扎军队成了中苏分岐的中心问题之一。
中国要求苏联撤销对越南的支持与援助，并把它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条件之一。对于苏联海军可能会使用越南港口，中国领导人表明了反对的立场。
苏联拒绝讨论柬埔寨问题。坚持认为讨论这个问题会对第三国有影响，而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则是根据１９７８年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进行的。
苏联在阿富汗的介入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４年）
１９７８年４月，阿富汗发生了政变。这个政变产生了统治阿富汗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府。该政府与苏联发展有密切的关系。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该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
苏联向阿富汗运送军事物资，给阿富汗派谴顾问，以帮助新政府镇压穆斯林抵抗组织，因为穆斯林抵抗组织动员阿富汗的大多数人反对阿富汗当局。此外，苏联 给阿富汗提供了更大范围的经济援助。苏联在阿富汗势力的不断增加引起了中国的关注。中国人担心，中国西部边界的安全将会受到威胁。
１９７９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使这个问题成了中苏互相攻击的焦点之一。
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７９年间，阿富汗和苏联当局多次谴责中国援助穆斯林反抗组织。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１日，中国向在北京的阿富汗临时代办递交了抗议照会，对上述指责进行了驳斥。后来，中国政府谴责苏联政府，说苏联政府企图在阿富汗——
巴基斯坦地区扩大它的势力范围。
１９７９年９月，哈菲苏拉·阿明领导的反对派，推翻了阿富汗领导人——努尔·穆罕默得·塔拉奇总统的统治。在阿明的控制下，阿富汗的国内形势，阿富汗 同苏联的关系恶化起来了。１２月底，阿明下台并被处死，并由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接替阿明的职务。政府更换以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至２６日，大约有 ４０００至５０００名苏联士兵进驻阿富汗。苏联政府坚持说，面对阿富汗外部敌人的武装挑衅，根据苏联和阿富汗的友好合作条约，阿富汗政府要求苏联出兵阿富 汗。从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考虑，苏联采取行动，向阿富汗的武装部队提供军事援助，以镇压穆斯林抵抗战士。据估计，至１９８０年底，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人数 已增到８５，０００人，此外，在阿富汗全国范围内，苏联还部署了数百辆坦克。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９日，中国把苏联的侵略行为称为“１９６８年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来的又一次十分严重的国际事件。”这是苏联第一次对一 个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入侵，这一事件“严重威胁着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次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暴露了它“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践 踏”。苏联已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天使”了。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政府向苏联驻华大使递交了抗议照会。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谴责苏联不仅想在阿富汗获得“永久的居住地”，而且“企图把这一计划作为向南插入巴基斯坦和亚洲次大陆的步骤。”文章接着指出，“苏军在战略要地阿富汗驻军４５，０００人，从南亚到非洲之角这一广大弧形地区将无宁日。”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８日至２３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对巴基斯坦进行了正式访问。在抵达伊斯兰堡时，黄发表讲话指出，阿富汗事态的发展为他的这次访问增添了新的重大意义。在结束访问时，黄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同巴基斯坦政府会谈的内容主要与阿富汗问题有关。
他向全世界呼吁：“包括美国、西欧和日本应该给阿富汗的邻国以真正的支持，以反对苏联超级大国。”
黄说，中国认为，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企图掠夺海湾石油、割断美国与西方联系的另一个步骤。工业国家和其他热爱和平的国家应该在阿富汗问题上形成战略联 合，通过对苏联扩张主义的认识，一定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根据巴基斯坦拉合尔乌尔都语日报《时代之声》报道，面对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中国愿意向 巴基斯坦提供充足的军事和经济援助。１９８０年１月９日，《真理报》指出，中国正在通过喀喇昆仑山公路（连结中巴两国的要道）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装备。但 是，１月２２日，巴基斯坦当局发表声明指出，巴基斯坦没有同中国缔结任何军事援助条约。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９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由于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中苏关系正常化被迫中止（“中苏关系正常化”一词在１９７９年秋天出现在中苏报刊上，见第十一章）。
从这一点来说，苏联在阿富汗驻扎军队又成了恢复中苏边界谈判和全面改善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６日，苏联、阿富汗签订了边界走向条约。
这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响。该条约涉及到萨雷阔勒岭地区。该地区人口稀少，但却是阿富汗的咽喉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萨雷阔勒岭向东北延伸与中国边界相接，是苏联、阿富汗国土的南北分界线。
边界走向条约没有更准确地透露细节，但是，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７日喀布尔广播电台广播说，条约对阿富汗与苏联之间的边界进行了调整。在条约签订以后的两 个月里，苏联军队大规模地开往萨雷阔勒岭地区并占领了该地区。据报道，８月中旬，苏联军队驱赶了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名阿富汗居民。苏联军队已接近阿富汗 与巴基斯坦接壤的边界，并在这一地区派了官员。此外苏联还在这一地区建立一大块军事基地。
１９８１年７月２２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特别重申，苏联无权与第三国（指阿富汗）签订涉及到中阿两国边界地区的边界走向条约。因为中阿边界紧密接邻 的以北地区不是苏联的合法领土，而实际上，先是中国与俄国，后是中国与苏联政府，对这一边界地区问题的争论已进行了几乎９０年。因此，声明指出，苏联、阿 富汗边界走向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声明还强调，中国和阿富汗之间已于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２日签订了边界条约，中阿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根据中阿边界 条约规定，中阿勘定了沿萨雷阔勒岭以东最边缘地区的４３英里的边界线。
中国反对苏联的实例依据是１８８４年签订的关于《中俄喀什地区边界草约》（或者如新华通讯社在１９８１年８月３１日所称之为的《中俄喀什边界条 约》）。这一条约是俄国入侵和侵占了中亚地区传统的中国领土一个很长时期之后签订的。该条约明确说明：从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边界转往西南，中国边界一 直伸向正南”。根据中国人的说法，俄国人在１８９２年非法占领了大约２００００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而且随后又企图通过把１８９４年中俄两国就边界问题的 互换照会，说成是签订了边界条约，从而使上述非法占领的领土合法化。
１９８１年８月１１日，塔斯社对上述观点进行了答复，声称：阿富汗和苏联之间新签订的边界条约纯属两国之间的事情。与第三国无关。塔斯社还谴责中国通 过“篡改历史”，“捏造”了一个有争议的领土问题。而这个所谓有争议的问题早在１８９４年通过沙俄和中国清朝政府互相交换文件而得到了最终的解决。 “１８９４年所划的边界线仍然有效”，“除此之外，绝无其他任何边界线”。
１９８１年８月２４日，新华通讯社发表声明说，苏联军队已在萨雷阔勒岭地区布署了弹道导弹。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８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珍妮·柯克苇 文顿女士声称：苏联已经执行了一个吞并“Ｄｅeａｃｔｏ”突出部的计划；并且还声称，６月１６日，苏联、阿富汗签订的条约包括了阿富汗同意苏联正式吞并 该地区这一内容。
对于阿富汗危机，中国政府继续对苏联坚持强硬的敌对立场。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成了中国在两国解决分歧问题的谈判中提出的三大条件之一。但是，苏联坚持说，苏联在阿富汗驻军，是一个只影响该国国内安全的问题，因此，苏联没有必要同中国讨论这个问题。
与东欧国家的关系
（１９６８年～１９８４年）
１９６９年以后，中国企图利用东欧国家对苏联施加压力。
中国同南斯拉夫政权以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状态减弱了，同时，还同南斯拉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与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为保护中罗 的友好关系而辛勤地耕耘着。中、罗、南三国能够联结在一起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对１９６８年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都持共同的反对立场（见第八章）。１９６８ 年至１９７１年，中国在与南斯拉夫的接触中改善了相互间的友好关系。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７日，中南两国的外交关系恢复到大使级的水平?（自１９５８年以来， 两国仅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临时代办机构）。与此同时，中国同罗马尼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迹象进一步表明，中国实行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公开反对苏联。
从６０年代末期，中国报刊停止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攻击。中国此时的报刊只限于对忠实地支持苏联的国家的批评。１９７０年１２月中旬，波兰的波 罗的海附近的城市工人举行罢工。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备加称赞。而《真理报》却谴责中国说，波兰的内政遭到了中国的“不可宽恕的 干涉”。
据报道，１９７０年１０月，齐奥塞斯库访问了美国。１９７１年４月２６日以来，罗马尼亚成了疏通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外交渠道。１９７１年６月１日至９日，在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理扬·格奥尔基·莫里的陪同下，齐奥塞斯库对北京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同毛主席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
１９７１年６月１日，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赞扬罗马尼亚抵制了“外来压力”和“大国沙文主义”。周在含蓄地回答齐奥塞斯库要求结束中苏争端的问题时 说，“罗马尼亚正在克服重重困难，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中间求生存。”访问结束后，中罗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再次肯定了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的对外 政策。同时，罗马尼亚发表声明指出，“没有中国就不可能完全彻底地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声明对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化关系表示赞赏。
１９７１年６月９日至１５日，南斯拉夫外交部长米尔科·特帕瓦茨率领代表团访问北京。
在访问开始时，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称赞南斯拉夫的独立自主精神，称赞南斯拉夫反对超级大国的干涉、颠覆、侵略和威胁的斗争”。
特帕瓦茨访华期间，正是南斯拉夫同苏联集团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时期。据报道，１９７１年６月初，南斯拉夫政府向苏联驻南大使提出书面抗议，指 出：１９４８年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关系破裂后，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工作人员”在莫斯科避难。这些工作人员仍在莫斯科进 行了一系列活动。对此，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反对。据南斯拉夫的消息透露，苏联政府支持在西欧的极右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
１９７１年８月，继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和７月１５日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后，罗马尼亚同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得极度紧张起来。莫斯科深疑 这是对苏联施加压力的一种企图。１９７１年８月２日，苏联集团的共产党领导人（包括罗马尼亚）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召开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谴责“左倾机会 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公报。“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苏联分别指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中国的政策的常用语。克里米亚会议结束后，苏联、波兰、捷 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报纸发起了一个猛烈地反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运动。
上述国家指责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表明它们要充当中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反苏轴心国”。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对此表示反对。１９７１年８ 月１８日，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Ｖ．Ｉ．德罗兹坚科会见了齐奥塞斯库。据非官方消息报道，苏联大使向齐奥塞斯库递交了一份照会，谴责罗马尼亚在中国和美国的 支持下，在巴尔干半岛组织反苏集团，并要求罗马尼亚结束这样的活动。
但是，齐奥塞斯库一再声明，罗马尼亚实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齐奥塞斯库拒绝了实行统一控制世界共产主义的计划。１９７８年８月２２日至３１日， 由李德生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对罗马尼亚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李将军再次声明，中国政府支 持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苏联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一直持续到１９７１年夏。据报道，８月１８日，铁托总统收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同一天，苏联向罗马尼亚递交了照会）。
信中说，苏联对南斯拉夫同中国保持日益增长的友好关系深感不安。对铁托来说，苏联等国在匈牙利举行的军事演习以及计划在保加利亚举行的军事演习，都被看作是直接反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表示。然而，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２日至２５日，勃列日涅夫访问了南斯拉夫。
７０年代中期，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保持同苏联领导人正常的接触的同时，也继续加强同中国领导人的联系。１９７８年３月，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恢复了两党关系。中国和南斯拉夫的贸易量也随之增加了。
１９７８年８月，华国锋访问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是继毛泽东１９５７年访问莫斯科后，中国共产党的主席第一次出访欧洲。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６日至２１日，华国锋访问了罗马尼亚。
这段时间恰好是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周年纪念日。８月１６日，华国锋在讲话中声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到处伸手，不断对一些国家进行渗透、颠覆、侵略和扩张。”
他在讲话中用的是比较温和的腔调。据报道，罗马尼亚政府曾请求中国客人避开谈及苏联，以免遭到苏联的攻击。８月１８日，罗马尼亚政府发布新闻公报。公 报涉及到华的讲话内容（据报道，双方对公报的某些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公报谴责了“任何统治形式和单方面的苛刻条件”，但没有使用“霸权主义”这一容易引 起争论的词语。然而，苏联报刊谴责了华的这次访问。８月２４日，《真理报》发表文章抨击“北京的侵略行径”，并指出：“只有那些将马眼罩蒙住自己的眼睛的 人才看不到这一点。”
在访问南斯拉夫第一天所作的讲话中，华国锋反复地强调，苏美两国正在互相争夺，企图称霸世界。在讲话中，华赞扬了南斯拉夫的自治和不结盟政策。他指 出，“不结盟运动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一支十分重要力量。”他谴责有人“力图破坏不结盟运动的团结，改变它的方向，使不结盟运动从属于他 们自己的霸权主义目的。”《真理报》含蓄地批评了南斯拉夫人不把自己同华的讲话分离开来的做法。
１９７８年，在越南和柬埔寨发生武装冲突期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保持了中立。然而到了１２月，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攻击越南侵略柬埔寨。后来，又 反对越南在柬埔寨驻扎军队。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２３日，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在莫斯科召开最高级会议，罗马尼亚在会上又与各成员国产生了意见分歧。齐 奥塞斯库拒绝将罗马尼亚的军费提高到３％，并拒绝将罗马尼亚军队交由华沙条约组织指挥。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强烈地批评了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苏联武装干涉阿 富汗。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４年，中国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多次进行互访。１９８３年５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了罗 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虽然他称赞了南斯拉夫的不结盟运动，但他没有直接谈到苏联，也没有攻击霸权主义。一些观察家认为，胡的温和式的调子与当时中苏谈判取得 的某些进展有关。
胡耀邦于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５日离开南斯拉夫后，钱琪琛（外交部副部长、中苏谈判的首席代表、一直陪同胡的出访）
继续对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进行访问。人们认为，这是中国希望同东欧国家改善关系的迹象。１９８２年初，中国没有谴责波兰在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３日颁布的制裁。１９８２年２月初，中国同波兰签订了贸易协定。
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８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在南斯拉夫访问时指出：“两国领导人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完全一致的看法”，双方认为，“两国在国内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整个七十年代期间，中国与南斯拉夫恢复了友好关系，同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改善了关系，但是，中国失去了阿尔巴尼亚的支持。阿尔巴尼亚是自六十年代 初以来中国在欧洲的唯一盟友。１９７７年中期，阿尔巴尼亚开始批评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至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１日，阿尔巴尼亚逐渐发展到尖锐地攻击中国 政策的地步。这时，中国宣布中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所有经济援助。后来，阿尔巴尼亚继续谴责中国。
尽管中阿两国在１９８３年恢复了贸易关系，但是，阿尔巴尼亚没有改变对中国的政治批评。
与西欧国家的关系
（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４年）
１９６９年以后，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中国用类似处理同美国关系的方式，来处理与西欧国家的关系。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西方采取敌视态度之 后，决定把西欧国家作为一种反苏力量和经济、技术合作的伙伴，来发展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苏联追求促进欧洲的缓和，而且苏联也真心 希望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从某种意义上讲，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近期目的是为了继续同中国抗衡。
在两条战线上保持强大的防御力量，这给苏联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且苏联领导人也为苏联可能会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敌对势力的进攻而担扰。
六十年代期间，苏联和法国是缓和的积极倡导者。当时，查理士·戴高乐出任法国总统。苏法两国多次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谈，发展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 并在各个领域签订了一系列协定。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西德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举行大选，威利·布兰特当选为政府总理。尔后，西德也开始了类似上述的进程。七十 年代期间，苏联进一步改善并保持了同西欧国家的关系，这导致了苏联普遍同这些国家扩大了贸易和技术交流。同时，西欧的紧张局势也有所降温。
中国同西欧的接触在开始时是十分有限的。例如，中国放松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欧洲国家的限制，并恢复了同西欧的直通电话联系。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３ 日，中英两国的外交关系在中断了２２年之后（在这期间，两国只是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临时代办机构），中国同英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英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 一个省份，并立即从台湾撤走了总领事馆。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１日，即西德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在访问北京期间，中国同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
七十年代中期，中苏都发展了同欧洲共同体的关系——
苏联是通过经互会发展同欧洲共同体的关系的。从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６年初，经互会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举行了多次谈判，并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５日，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李连璧被任命为中国驻欧洲共同体大使。
因而，中国成了向欧洲共同体委派官员的第二个共产党国家（另一个国家是南斯拉夫）。
《欧洲共同体》（由欧洲委员会伦敦办事处正式出版）评论道：“１９６９年，北京仍然生动地描绘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帝国主义矛盾的中心’和‘美国的阴 谋’，但到了１９７１年，欧洲共同体在其扩大的边缘上，已经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平衡因素。而对中国来说，中国最基本的战略原则是——维护或抛弃两极世界 （即由苏联和美国统治的两极世界）。”
１９７８年４月３日，中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定了５年非特惠贸易协定。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经互会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进一步举行谈判，尽管严重的障碍阻止这些联系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６日，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发表声明指出，在不损害苏联提倡的缓和局势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希望同中国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苏联和西方国家互相猜疑，从这一点来说，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了。卡拉汉还提到英国向中国出售８０架哈里喷气式战斗机的计划。与 此同时，中国为购买重要的军事装备还同法国进行了磋商。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４日，中国同法国签订了一项比较重要的贸易协定。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４日，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证实，据早些时候报道，勃列日涅夫几次向卡拉汉提出个人警告，说英国向中国出售哈里喷气式战斗机将会严重地 损害苏英关系。根据塔斯社的消息透露，苏联领导人指出，除了别的不说，“提供军事装备决非普通的贸易机构所能为之”。这样的贸易“不能不影响到其他国家的 利益。”“出售军事装备使解决国际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这样做会逐渐破坏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基础。”据了解，法国和意大利也受到了同样的警告（这两个 国家也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可能性）。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１月１６日，华国锋访问了西欧四国，它们是：法国、西德、英国和意大利。在访问期间，华国锋多次尖锐地攻击苏联。１０月６ 日，在他动身前往西欧四国之前，华国锋为西欧记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首先强调，中国并不反对缓和，但是却要反对“霸权主义”和“侵略政策与扩张主义政 策”。并说：“问题是霸权主义在向外扩张侵略，你想缓和也缓和不了。过去一年来，世界上，特别是中东、非洲、红海、海湾、南亚地区、印度支那的局势……我 们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一个是提醒人们不要搞绥靖政策。”
在开始进行对法国的访问时，华国锋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举行了会谈（陪同华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１０月１８日，华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谈了对苏关系的看法。
他说，尽管西方同苏联签订了一些有关文件，“也许这些协议、条约有某种作用”，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采取扎扎实实的行动，对那些扩张侵略行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苏联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方面比西欧更占有优势。中国希望欧洲应该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和增强防御能力。因为一个团结强大的欧洲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他坚持 说，苏联一直把推动越南实现“大印支联邦”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以便把它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同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军事部署联在一起，从而造成战略 上的优势。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２１日至２８日，在访问西德时，华表示支持德国的统一。他重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者的侵略和 扩张。”在英国（华在那里停留至１１月３日），华在讲话中攻击苏联的地方要比在访问的初期多。华称赞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说她“清楚地认识到 战争危险的根源，并采取了有效的反对措施。”
１０月３１日，他评论说，发展中英合作“会成为某些人不舒服的原因。”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日，在英格兰银行总裁举行的午宴上，华再度指出：“某些人想谋求世界霸权”。
１１月３日至６日，华国锋访问了意大利。访问期间，华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该党经常与苏联党发生争执）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会见了意大利总理弗朗西 斯科·科斯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或在西欧之行的各站，中国代表团同西欧四国签订了许多经济或其他协定。在多个场合，华清楚地表明，中国希望扩大同西欧国 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据１１月２日华在英国作的评论认为：从政治上说，欧洲之行的目的并不是同西欧结成同盟，而是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以后，东西方关系的气候恶化了（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在西欧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苏联出兵阿富汗）。这种恶化的气 候为中国增加同西欧的对话提供了有利的场所。与此同时，出于政治原因或者为了促进西欧国家或公司同中国发展贸易而进行竞争，中国对平衡它同美国和日本的联 系也极感兴趣。
１９８４年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１６日，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对西欧进行了访问。他访问了法国、比利时、瑞典、丹麦、挪威和意大利。在他动身前往西欧前夕， 赵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将始终“支持西欧为使西欧本身的强大而作的努力”。５月３０日，在法国议会大厅发表演讲时，赵极力主张两个超级大国“都采取克制的态 度，停止部署新的核武器，并进行认真谈判，为实现大幅度削减核武器作出各自应有的努力。”他还说，“一个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中国同一个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 中的欧洲之间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合作，肯定将对缓和国际局势，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做出重大的贡献。”在赵的整个西欧之行期间，中国与欧洲国家又签订 了一系列经济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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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２年）
中国经过一段整顿和巩固的时期以后，１９７６年９月，毛主席逝世。在中国政府内部，邓小平的支持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集团。中国的国 内政策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政府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主要任务要求政治上安定和实行党的纪律。为了获得先进技术和经济管理方法，自７０年代末以来，中国 强有力地推行了“对外开放政策”。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国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见第十章）。与此同时，同日本、西欧的关系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对“修正主义”苏联在口头上的谴责也有所减少。苏联希望更进一步地同中国恢复友好关系，但是，由于中国人仍然 担心苏联的“霸权主义”意图，从而使中苏两国恢复关系受阻。７０年代末期，支配着中国外交政策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表明，苏联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在这 一时期，中苏两国就支持或不支持印度支那的越南、柬埔寨的问题，就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问题，再次挑起了论战。
当１９８０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时，比较平稳发展的中美关系受到了破坏（见第十章）。
但是，到了８０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这样，使中国对苏联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望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反应。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内部情况的发展
（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９７７年７月）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主席逝世。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激进派”和“稳健派”之间进行的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起初，在高级领导层中，没有一种派别能起支配作用。
但是，到了同年１０月７日，中共中央常委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继任毛主席的职务。与此同时，激进派的四位领导人张春桥、江青、姚 文元和王洪文（中国报刊称之为“四人帮”）因阴谋篡党夺权而被捕。尽管部队在一些地区（如福建省）被命令进行休整，但“稳健派”的彻底胜利几乎没有受到任 何反对。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掀起了声讨“四人帮”的运动。
开始，“四人帮”被指控为“丧心病狂地打倒中央和地方党政军一大批领导干部，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采取的“错误” 政策受到了批判。继之，他们又被指控为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实现。后来，宣传机构又指出，尽管他们表面上实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但实质上他 们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宣传机构强调了他们以前曾经与林彪元帅有过联系。１９７７年５月，在一篇文章中，作者断言张春桥在１９５４年已成了“赫鲁晓 夫修正主义的追随者”。为了隐藏其反革命本性，１９５８年张曾经采取极端的“左”倾机会主义政策。在对外交往中，“四人帮”被说成是“对外国人摇尾乞怜、 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的人。这场运动扩大了范围，攻击了“四人帮”在各省的代理人。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共开始进行内部清洗，１９７７年３月和 １０月又再次进行清洗。
结果，许多省党组织的领导人被更换。
在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１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四人帮”被开除出党。他们被定的罪名是：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江青被判处死刑，后来被减刑为终身监禁，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这次全会确定了华国锋为党的主席，恢复了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被撤销的职务。这样，巩固了稳健派的地位。
苏联的主动和争论的重新开始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７７年４月）
苏联宣传机构始终把中国对苏联的敌视政策归因于毛主席和中国党内“激进派”的影响，并认为“稳健派”领导人不支持这一政策。因此，毛主席的逝世以及中共党的领导人的更换，唤起了苏联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希望。
苏联评论家指出：１９７５年，中国发起的反对“投降主义”的运动攻击了中苏恢复友好关系的提倡者。１９７５年１２月，中国释放了苏联直升飞机机组人员 （见第１２章），这种做法暗示着中国为采取更调和的政策而迈出的第一步。但调和的进程因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的逝世、由于激进派的压力致使邓小平蒙受耻辱 而受阻。据信，在中国军队的领导层支持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呼声尤为强烈。１９７６年２月，塔斯社的一位评论员写道：
“赞同现实主义的国内和国外政策的意见……正在领导人中不断传播。这些倾向与所谓温和主义或实用主义路线的立场相联系。这种立场与政府机构或军队组织 的代表有关……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过程，暴露了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即一些领导人自己毫不妥协地采取反“左”行动的阶层和另一些炫耀 对毛主席忠诚的阶层。但是，有些人的政治经历显示出他们是作为“稳健派”属于老的一代或第二代领导人的范畴的。例如华国锋于政治局在名义上就是这一阶层的 代表。此外，１９７６年２月３日，苏联电视播放的中国纪录片曾猛烈地攻击毛主席和他的夫人江青，但没有攻击周恩来。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逝世后，苏联作了若干促进发展中苏良好关系的缓和姿态。苏联的宣传媒介暂时停止了所有的反华宣传。此外，苏联共产党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了一则简短的唁电。完全可以相信，这是中苏两国几年来首次的直接联系。
但唁电被拒绝接受，未能在中国报刊上刊登，因为当时两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与尚存的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同）。然而，中国的报刊却简短地报道了苏联部 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特·马祖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伊·瓦·尔希波夫，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曾于９月１３日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吊唁并在吊唁簿上签名 的消息。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Ｉ．亚历山柯夫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没有涉及到毛主席。文章声称：“我们的国家正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同中国举行谈判。苏联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的经济、领土和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
双方本着共同的愿望和睦邻的精神，从共同的利益和各自的利害关系考虑，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的国庆贺电也表达了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江青和“激进派”的领导人被捕，苏联国内对此表示欢迎。尽管苏联报刊避开对中国国内所有发展情况发表评论，但苏联记者维克多·刘易斯（被认为是苏联官方观点的反映者）１０月１２日在伦敦《晚间新闻》发表评论说：
“敌视苏联的大多数领导人已被撤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下半月，勃列日涅夫在自毛逝世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声明中，谈到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他呼吁两国言归于好。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在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举行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理所当然地特别关注亚洲问题，这包括最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 能得到解决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睦邻、真正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为未来和实现建设性的对话作好准备，我们应该逐步地、坚持不懈地建 立关系。
任何一个用这种方法处理这种问题的国家都能期待着我们的理解。“过去曾比苏联人更引人注目的批评中国的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说：“巩固和平与安全的前景正在亚洲面前开辟。”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勃列日涅夫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内政治发展的舞台。现在很难预测中国的政治路线。但很清楚，过去１５年中北京实行的对外政策已极大地被世界各国所怀疑。
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我们坚持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互不诉诸武力的原则。
换言之，我们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本着睦邻的精神，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根据这一精神，我们将继续尽我们的职责，而这一切效果和结果将取决于我们双方所采取的立场。”
然而，在反苏宣传的性质上，不会因中国领导人的更换而带来苏联所期待的缓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勃列日涅夫祝贺华国锋任职的贺电被拒绝接受。同年１１月２日，中国政府发表的正式声明宣布，中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政策将不会改变。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日，中国外交部一名官员告诉正在中国访问的法国记者：“如果苏联愿意停止争论，那么，苏联必须承认自１９６０年以来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改变其路线……。实际上，能与苏联和平共处吗？照我们的看法，那是不可能的。”
同一天，塔斯社发表评论指出：
“反苏的谩骂”继续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同时，评论还涉及到中国抵制投票承认苏联幕后操纵的安哥拉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事，声称中国代表炮制了一个“荒谬的声明”，反对接纳安哥拉加入该组织。这是自毛逝世以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对中国的第一次批评。
但是，同年秋天，没有报道说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过强烈的反苏讲话。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５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上，费奥多尔·库拉托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表了讲话。他阐明了这样一个事 实：同中国断绝差不多１５年的友好关系是“不合理的、不正常的”。这次大会是十年来发言者不攻击中国的大会，也是中国外交代表不退出会场的大会。但是，同 年１１月５日，在中非共和国总统博卡萨举行的一个宴会上，李先念副总理在发言中说：“社会帝国主义在不断地诽谤和威胁我国的同时，也对同我们的关系不停地 作出缓和的表示，以便混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则区别。甚至到目前为止，苏联还蛮横地要求我们改变政策，这简直是痴心忘想、白日做梦。
”苏联大使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在李发言的过程中退席。
１９７６年底至１９７７年初，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打算以失败告终（见十二章）。苏联报刊的报道，抱怨中国人继续进行反苏谩骂。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３０日，苏联报刊发表的不少文章批评华国锋１２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大会上的发言是：
“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谩骂。”
说这次全国农业大会是对苏联的间接攻击。１９７７年２月１０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再次强烈抗议中国的反苏攻击。该文章指出：“这样做只 能是干着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有利的事。他们是国际关系的缓和的损毁者。”虽然如此，中国报刊对苏联的继续攻击丝毫不减。１９７７年４月，苏联反对中国的言论 又重新开始了。
苏联高级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对中国进行长达几个月的攻击是从１９７７年４月２２日开始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米哈伊尔·齐姆亚宁谴责“中国制造了国际紧 张局势”，“与最反动的势力结成联盟”。５月４日，一篇署名为Ｉ·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把中国领导人说成是明显的拥护“新世界刽子 手”的人，他们“实行太平洋和东南亚扩张主义计划。”５月１９日，苏联照会中国政府，对中国的反苏宣传表示抗议。照会抗议说：
“在中国蛊惑人心骗局的帮助下，我们所采取的旨在造成一个正常局势的行动，以及改进洲际关系的有利前提，都变成了他们反苏的口实。”
中国的调解行动和反苏攻击的恢复
（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１月）
中国的反苏宣传一直延续到１９７７年年底。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７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的苏联宪法。中国的《人民日报》谴责该宪法是对“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卑鄙背叛。”中国攻击的矛头主要是直接对着苏联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尤其是苏联对非洲的政策。中国把苏联说成是当前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这些 观点，在华国锋所作的中共十一大报告中尤为突出（中共十一大在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在北京召开）。华的报告着重强调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见下一 节），并重申了中国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政权的攻击。
华说：“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到处侵略扩张，使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我 们同它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坚持同它的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我们一贯主张，中苏两国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 系。苏联领导集团对改善中苏国家关系根本没有诚意，不但使拖延八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毫无结果，而且为了摆脱内外困境，转移视线，声东击西，不断掀起反华 浪潮。他们用种种手段妄图迫使我们改变毛主席制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完全是痴心妄想。使中苏国家关系‘走进死胡同’的，不是别人，正是苏联领导集 团。如果苏联领导集团真要改善中苏国家关系，就应当拿出实际行动来。”
在这个报告的前几章里，华谴责苏联“加紧推行全球‘进攻性战略’，要把整个欧洲、亚洲控制起来。虽然苏美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但争夺的重点仍然是欧 洲。苏联陈重兵于欧洲东部，同时又加紧在非洲和中东掠夺战略资源和抢占战略基地，企图东取波斯湾，南下好望角，西断大西洋交通要道，从侧翼迂回和包围欧 洲。”华说，任何缓和政策都“会助长苏联的扩张野心。”他声称目前的世界形势促使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１９７７年８月２６日，塔斯社对华的报告作了评述：“这次大会确立了把人民引向继续实行国家军事化的目标。……首先，这足以证明，中国存在着来自苏联 的‘威胁’是虚构的和根本不存在的，……缓和政策应受到尖锐的攻击。然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论点应得到确认。换言之，实行战争政策和赞美战争的事继续 进行着，……将世界发生的事件用这样的方式作出解释，以符合毛泽东主义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众所周知，根据这个报告，这个理论是被用来为北京与世界上最 反动的势力结成联盟作辩护的，这样做，为的是与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团体相对立。”
然而，１９７７年年底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显露出与中国官方声明所唱的敌对调子的不相一致。１９７７年６月，王幼平被任命为中国驻莫斯科大使，而自 １９７６年３月以来，中国驻苏大使的职位一直空缺着。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７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庆祝十月革命６０周年的贺电中表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 歧不应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同时，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参加了纪念活动。可以肯定，这是自１９６９ 年以来，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如此盛大的纪念活动。
然而，同年１１月７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指出：“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背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改变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航向。他们把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的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 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竭力推行霸权主义，把苏联变成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变成当代一个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变成新的战争的 最危险的策源地……”
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
（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
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三个世界”的理论支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这种“三个世界”的理论对整个世界是这样分析的：
苏联和美国是第一世界，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包括中国）是第三世界，第二世界包括日本、加拿大和欧洲各国。这一理论与把世界划分为帝国主义阵营、社 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方法完全不同。中国的这种与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际阶级斗争理论的“背离”，导致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决 裂（见第十三章）。
根据中国的资料记载，这一理论是１９７４年２月毛泽东在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谈话中阐述的。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在发言中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从而使这一理论公开化。
１９７５年１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高度概括。在以后的两年里，中共的注意力集中在党内斗争上，因而很少 宣传这一理论。但是，这一理论与中国的稳健派领导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指出：“四人帮”曾疯狂地反对这一理 论。此外，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捕，１９７７年邓小平恢复职务以后，这一理论突出地出现在党的宣传刊物上。１９７７年夏，中共突出地宣传了这一 理论。在同年８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１９７８年１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在他的报告中再次肯定了这一理论。
这一理论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制定政策的依据，成了中国稳健派领导集团的对外政策具有的主要特色的东西。这种外交政策：（１）确认了中国最重要的斗争矛 头是反对苏联，因为苏联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一观点也是稳健派的观点。（２）为中国寻求与反对苏联的世界势力结成同盟进行辩护，这也包括为中国同美 国、西欧不断增长的密切关系作辩护。（３）让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国家中树立一个明显的独立偶像。
这一理论最完整的阐述出现在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长篇文章 里。文章想方设法证实毛主席创立的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教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文章叙述道：“世界各种政治发展，经历了一番大动荡、大 分化、大改组，面临着一种新的历史形势……。”文章作了如下论证：“而到了后来，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集团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并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虽然还存在着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过去的那样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存在了，并且历史条件也没有使重新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提供必要基础。”
文章继续叙述道：６０年代，苏联发展了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一个象美国那样威胁世界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消耗了力量，由于它面对着日益增长的西欧与日本的经济力量，使“美帝国主义”处于“衰落”状态。因此，“帝国主义阵营 的许多国家，已经不再听从美国的指挥，甚至公开同美国分庭抗礼。”与此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艰巨的斗争相继宣告 独立……中国过去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属于第三世界。”文章声称，“在全世界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第 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主力军”。应该对这种斗争给予“支持和援助，……由于苏联领导集团的背叛、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分裂，发达国家的工 人运动已逐渐遭到破坏。”
文章说由于上述情况的变化，使世界形势形成了如下局势：“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它们已成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 者，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它们之间的争夺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战争。苏美两霸对于世界的争夺，它们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威胁和全世界人民对于它们的反抗，已 经成为当前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
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柱石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受剥削压迫最深、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一起，共同形成第三世界，它们站在反对苏美两霸斗争的最前列， 成为世界反帝反霸斗争的主力军。在上述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它们既对被压迫民族进行压迫剥削，又受超级大国的控制欺负，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都 有矛盾，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然而，文章又强调，“苏联还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凶恶、更冒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 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
这是因为：“第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比美国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因而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美帝国主义无疑也在继续谋求称霸世界，但它的摊子 已经铺得太大，当前不能不力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总的战略上不能不处于守势。第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由于经济力量相对不足，不能不主要依靠军事力 量和战争威胁来进行扩张……。第三，苏联的官僚垄断集团，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变为比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更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把无产阶级 专政的政权变为法西斯专政的政权，这就使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容易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把整个国家机器军国主义化……。第四，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从第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而成的，它可以利用列宁的威望，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 ”
苏联呼吁召开最高级会议
（１９７８年２月）
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４日（中国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前两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信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倡议苏中两国 应该发表联合声明，其内容包括：“在和平共处、坚决地坚持平等的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放弃诉诸武力的基础上，建立两国的正常关 系。”信上还建议双方代表的会谈应尽早在北京或莫斯科举行。“在足够高的水平上，确定双方都可以共同接受的文本。”信件作出结论说：
“就我们来说，我们准备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建议。”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在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在他的报告中，就苏联这封信的内容直接地作了回答。
华说：“中苏两国曾经是友好的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是苏联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挑起的。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到今天的地步，也是他们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造成的。原则争论必须进 行下去。同时，我们历来认为，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集团口头上说愿意改善中苏国家关系，但实际上 顽固坚持敌视我国的政策，甚至狂妄地要我们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完全是白日作梦。如果苏联领导集团真的愿意改善中苏国家关系，就应拿出实际行动来。”
同年３月９日，在中国官方给苏联的正式答复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在答复中，中国把苏联提出的原则声明看作是“内容空洞的、毫无价值的”，根本不能解 决任何问题。中国在答复中宣布，改善中苏关系，必须先采取解决边界争端问题这一步骤。然而，同年５月至６月在北京举行的边界谈判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整个国际紧张局势的发展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９７９年９月）
１９７８年夏秋和１９７９年最初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使中苏关系再次造成了紧张的局势。１９７８年８月华国锋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的访问， 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在同一个月，中国同日本缔结了友好和平条约。条约里有“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含蓄地直接反对苏联，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美两国一 致同意建立外交关系。
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访问（见第十章）。在苏联所采取的敌视观点看来，中国、日本和美国结成太平洋联盟的可能性很大。中苏两国还卷入到印 度支那再次发生的冲突中去。７０年代，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已经开始恶化，后来，随着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在１９７９年２月在中越边界地 区教训了越南。在中越发生武装冲突前，为了结成统一联盟反对中国，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苏联同越南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
这些事件发生的结果，使这一时期中苏之间的相互攻击达到了自１９６９年以来最疯狂、最剧烈的程度。苏联宣传机构开始谴责中国实行“霸权主义”的政策。“霸权主义”一词是中国在以前经常用来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的。
即使如此，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２日，苏联还是任命伊利亚·谢尔巴科夫为苏联驻中国大使，接替瓦西里·托尔史蒂科夫的大使职务（瓦西里·托尔史蒂科夫自１９７０年起任此职），伊利亚·谢尔巴科夫在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８日向中国政府递交了国书。
中国内部政策的放宽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１年）
自１９７８年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以前制定的政策在中国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些政策上的变化与不断地处 于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邓小平有着密切的关系。邓在华国锋辞职后，成了无可争辩的中国老资格政治家。华于１９８０年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赵紫阳接替此职。 赵被认为是邓的政策的支持者。据称，华的辞职是中央委员会为了防止权力过份集中于某个人身上（华当时还是中共党的主席）。毫无疑问，这与１９８０年底和 １９８１年初中共领导层内部发生的严重危机有关。这种危机通过１９８１年６月华辞去党的主席职务而由胡耀邦接替此职得到了解决。胡是与邓有着密切关系的 人。
华的辞职的内部原因，是在他任职期间对毛泽东思想和政策的评价造成的。华提倡的“两个凡是”的政策特别地受到了批评。“两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据说这种政策导致了华犯了若干种“左”的错误。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稳健派领导人认为再次发表毛主席对有关政策的论述方面的著作是非常必要的。诸如 《论十大关系》、《三项指示》，这显然是为他们制定的新政策寻找理论依据。后来，稳健派领导人口头上仍然继续说怀念毛主席，但却停止了对毛主席的个人崇 拜。毛的理论和政策逐渐地受到了严重的批评。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但也断言毛主席在晚年“逐渐骄傲 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中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 致破坏。”这导致了产生“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的“左”倾错误，毛对此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作出这样的最后历史结论。得到了党的幕后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邓小平 的批准。
“四人帮”及其支持者的“左”派势力被说成执行新的放宽政策的障碍。“稳健派”的政治势力通过继续捉拿“四人帮”的支持者，通过给成千上万个在文革期 间和早些时候蒙冤受辱的人平反而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个过程在１９８０年２月为已故的刘少奇平反达到了最高峰。刘是前国家主席，１９６８年被指控为“修正主 义头目”，而被解除党和政府的职务（见第十二章）。稳健派强调要不断地稳定政治局势。同时，这一时期带来的变化鼓舞着人们要求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革。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北京开始出现了呼吁要求有更多的民主的标语和小字报。但是，１９７９年的头几个月，北京农民进行的一系列示威、游行，上海等地待业青年 进行的骚乱导致了国内的强烈反响。反对者的运动遭到了镇压。自华国锋失去权力么后，这一时期的特点表现为党的控制能力的巩固和思想指导路线的统一。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中国宣布要对国家和政府机构进行精简。以后，又对“左”派的错误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进行了清洗。
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坚信政局的稳定是放宽国内政策并获得成功的保证。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定的政策被取消。１９７９年６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宣布，取消在文革期间建立起来的、作为地方政府机构的革命委员会。
取代该机构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自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第一次制定了刑法，并采用正规的审判程序。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变化。
而且，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这些变化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党和政府的最主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现代化并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为了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设备和技术援助，中国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从１９７８年起，中国接受了外国政府和外国银行的贷款。同时，１９７９年通过了 允许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的法律。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国政府批准了在中国东南部地区建立经济特区的规定，鼓励外商和海外华侨来华投资。
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中国政府强调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国家给创办的工业企业和国营农场在管理和资金方面予更多的自主权。为了使工资与产量挂钩，国家鼓励实行资金分配制度、按件计酬和利润分成计划。
与此同时，提高人民公社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了农副产品的税率，并且停止了将人民公社合并为更大组织的趋势。
过去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农副产品现在已允许在自由市场上交换。开始实行这些改革时，国内立即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１９７９年，政府采取了调整政策，即采取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而后再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后来，政策又强调，应该根据市场的需要建立相应的企业。
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立场的变化
（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９８０年３月）
随着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中国的反苏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毛逝世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报刊继续痛斥苏联的“修正主义”的国内政策和“霸权主义” 的对外政策。然而，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０年中国报刊发表的文章清楚地表明：中苏之间的差异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在于苏联的霸权主义。这些重要的变化 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自１９６０年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反对苏联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观点、关于战争可以避免的观 点。然而，在最近几年里，中国已同美国、西欧和日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同时，中国领导人不再强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而更多地强调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需 要一个长久的和平时期。此外，６０年代初期，中国曾把南斯拉夫当作“修正主义”的榜样进行猛烈的谴责。１９６８年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南之间的关系 变得日益密切和友好。
（２）１９７８年开始重新评价毛的政策并提出了纠正毛对苏联态度的问题。
（３）近年来，中国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而这种政策上的变化容易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而受到攻击。
中国党已准备好重新考虑对苏联的态度。这种迹象最早见于１９７９年３月９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文章声称，“中国没有垄断真正的社会主义称号。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权实行自己的政策，有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补充说，“不应用抽象的原则性的名称把这个或那个国家说成是‘社会主义’、‘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２日至２１日，苏联当代文学讨论会在中国哈尔滨举行。据１２月２０日报道，讨论会提出了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四种观点。根据该报道的介 绍，参加讨论会的大多数代表认为，尽管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但是，其国内政策“基本上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不少代表把苏联描绘成“不完善 的、僵化的、有不少缺点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南斯拉夫的开放社会主义和匈牙利的温和社会主义有区别”。少数代表则坚持认为，苏联是“一个修正主义国 家”。另一些代表提出，应作进一步研究后再对苏联的社会性质下结论。这份报道的单行本于１９８０年３月３０日在北京公开发行，数天内即售完。
１９８０年４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九篇苏共公开信的文章，曾于１９６３年９月６日至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４日这段时间发表。《人民日 报》声称：在九篇苏联的文章里，“修正主义的起因和性质已被错误地阐述”、“甚至错误地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提出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是修正主 义。”尽管文章对中苏两国政党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作了全面的解释，但文章又承认，中苏之间的分歧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而且在纯政策问题方面。设 于北京的苏联大使馆所在街道曾于文革期间改名为“反修街”，而到了１９８０年４月，又恢复了它原来的没有政治含义的街名。
在意大利共产党书记恩里科·贝林格访华期间，即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５日，胡耀邦对陪同贝林格来访的新闻记者说，中苏两党不可能举行会谈。因为苏联威胁着 别的党，干涉别国内政并用武力侵占别国领土。５月５日邓小平指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推行的是霸权主义政策，侵略别的国 家。”可见，胡、邓两人都是针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而谴责苏联党的，而不是针对苏联国内政策以及意识形态而谴责苏联党的。
１９８０年３月，第一期《苏联文学》杂志在北京创刊。著名作家茅盾在创刊词中写道：在文学和文学交流中没有宗派。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
（１９８０年４月）
１９７９年４月３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１９５０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一年后即告期满。中国将不同苏联继续延长这一条约的期限，但中国愿意同苏 联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举行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签订，１９５０年４月开始实施，条约规定有效期为３０年。除非在条约期满 的前一年，两党中的任何一方宣布终止条约，否则条约的期限将自动地延长五年（见第一章）。
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于并非中国方面的原因遭到践踏已名存实亡”。中国政府决定不延长该条约的年限。声明谈到：
“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为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建议，中苏两国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
１９７９年４月４日，苏联政府发表官方声明，指出，在对待同盟条约不必要补充其他附加条约的立场上，中国曾于１９７１年拒绝苏联提出的签订放弃使用武 力条约的建议。１９７３年，中国又拒绝苏联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声明把中国领导人对条约态度的改变归咎于他们有“霸权野心。”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７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建议双方提出关于两国政府关系原则的文件，并以该文件提出的原则作为改善两国关系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原 则。要求中国政府考虑苏联政府提出的有关会议的议题和目的的看法。５月５日，中国对此作出答复：大范围的会谈或单独就双方边界问题进行的谈判都应该解决两 国间的争端问题，并制订出恢复两国正常关系的基本原则，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解决有关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
１９７９年６月４日，苏联政府主动提出，在同年７月或８月在莫斯科举行中苏副外长级谈判，或者举行由两国政府授权的代表谈判。同时，苏联政府还建议， 中苏双方应一致否认在国际事务中有特权或霸权的要求。７月１６日，中国政府对此作出反应：中国同意在同年９月在莫斯科举行副外长级谈判，随后在北京举行第 二轮谈判。７月２３日，苏联接受了这一建议。
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７日，中苏双方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预备会议。苏联代表团由副外长伊利切夫率领。他自１９７０年以来一直率领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中苏 边界谈判。中国代表团由王幼平率领，他在不久前被任命为副外长。尽管谈判的议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双方都同意于１０月１２日举行第一轮谈判的第五次会 谈。正式谈判于１０月１７日举行。第一轮谈判的第六次会谈定于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３０日进行。
官方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
但是，据同年１２月８日《真理报》透露，苏联代表提出了发展两国政府关系的原则的宣言草案。据非官方报纸报道，中国代表曾提到中国的安全问题，这其中 也包括边界争端问题。中国代表团还请求苏联结束支持越南扩张主义政策、减少对越南的援助。据报道，苏联代表答复说，苏联援助越南是根据１９７８年苏越签订 的《苏越友好互助合作条约》而实行的。
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发表声明，并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照会苏联政府，强烈谴责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但是，中国政府发言人说，由于会谈涉及到双边问 题，因此，会谈不会因阿富汗危机而受到影响。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９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苏联入侵阿富汗，威胁着世界和平与中国安全，这为中苏两国关系 正常化又制造了新的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不宜举行中苏谈判。”
一些评论家提出，中国对谈判政策的改变是哈罗德·布朗博士（美国国防部长）在１９８０年１月５日至９日访华的结果。（见第十章），此外，其他的原因是 中国领导层内部有意见分歧。根据以后的分析，人们了解到，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至２５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极大地加强了邓小平的地位，而邓是对 苏态度最不肯作出让步的中国领导之一。
１９８０年春，中苏双方在恢复谈判的观点比较接近。２月１２日，杨守正（前驻莫桑比克大使）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接替王幼平大使的职务。苏联国防 部远东部主任、莫斯科谈判苏方代表团副团长米哈伊尔·贾丕才于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０日到达北京，进行所谓“应苏联大使邀请的私人访问。”非官方电台“八·一 广播电台”４月１４日广播说，中国代表已回到北京。他们就改善中苏关系与“苏联有关人士进行了秘密联系。”他们已回来四天了。
“八·一广播电台”的名字取自中国建军节。该电台从１９７９年３月开始用汉语广播。声称是对中国军队广播。该电台的广播经常批评中国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以邓小平为敌。据信，该电台是在苏联创建的。
１９８０年４月７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Ｉ·亚历山托夫的文章。文章提出应该恢复中苏谈判。但是，４月１０日，中国官方发言人发表声明：
“中国对中苏谈判的立场已公开声明过，并且将坚持同样的立场”。４月１１日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期满日，但是，中苏双方的报刊都忽视了这件事。
两国关系的稳定
（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９８２年３月）
勃列日涅夫在１９８１年２月的讲话、胡耀邦在１９８２年９月的讲话，表明了中苏两党的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各自的立场。但双方都没有进行新的攻击。据报道，到１９８２年初，中苏已建立了缓和的双边关系。
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３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里，引人注目地用适度调和的调子概述了苏中近来的关系。
他指出：“必须特别谈谈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二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它表明，不论是在国内政策还是在国际政策中，歪曲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实质会造成什么结果。
“中国现任领导人自己把他们国家在所谓文化革命时期的秩序称为‘最残酷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对于这种评价我们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遗憾的是，现在 还不能说北京的对外政策有什么好转。这种政策的目的依然是要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同帝国主义的政策密切配合。这当然不能使中国回到健康的发展道路上来。帝国 主义者不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朋友。
“美国、日本和一系列北约国家愿意同中国扩大军事政治联系，其用意很简单——使中国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敌对态度为其所用，为其帝国主义利益服务……如果说苏中关系仍然处于冻结状态，那么其原因不在于我们的立场。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不寻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作了政治报告。该报告极大地减少了对苏联的攻击。报道指出，中苏两国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友好的。
“中苏关系演变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是由于苏联执行了霸权主义政策。”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是，重要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
在报告的后面的章节里，胡耀邦在论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使用了“霸权主义”一词。“霸权主义”不仅是指苏联的政策，而且也是指两个超级 大国。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成了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报告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推行的分裂“一个中国”的政策。这里主要是指１９８０年里根当选为美国 总统后，批准了《与台湾关系法》（见第十章）。
１９８２年的头三个月，在因台湾问题而影响中美关系的同时，中苏两国建立了联系。３月２８日北京广播电台广播说，中国代表团一行已于１月１２日至１９ 日为参加举行贸易谈判的预备会议访问了莫斯科，并草签了一项协定。３月２９日，三名中国经济学家为了研究苏联的经济访问了莫斯科。
中苏经济方面的关系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２年）
根据中苏每年贸易与付款协定，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两国间的贸易量出现了极大的波动。１９７８年中苏贸易额达五亿一千六百万美元，是自６０年代以来双边贸易的最高额。
１９７９年贸易额达五亿零三百万美元。１９８０年减少到三亿七千五百万美元。１９８１年又减少到两亿美元（与中日贸易总额比较，在同一时期，中日贸易 额为一千亿美元。与中美贸易额比较，在同一时期，中美贸易额为五百五十亿美元）。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０日，中苏又签订了一项双边贸易协定，把中苏贸易额增至 三亿零二百万美元。根据该协定，中国在减少购买苏联主要工业品的同时，增加了对原材料的进口。１９８２年２月６日，中苏又签订了一项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可 以通过跨越苏联国土的铁路向西欧和伊朗出口物资。
第十二章 边界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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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２年）
１９６９年３月和８月，在远东和中亚地区爆发激战之后，中苏两国于当年年底再次举行边界争端的谈判。但是，谈判没有结果。后来，解决所有争论的尝试又告失败。更多的边境冲突断断续续地发生。
相持不下的谈判
（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４年８月）
１９６９年春夏两季，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小岛上接连不断地发生的零星冲突，造成了双方的一些伤亡。１９６９年４月和８月，处于中亚地区的中苏 边界又发生了冲突。８月１３日的战斗达到了最高峰，造成了双方的较大伤亡。中苏两国的紧张状态达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致到了８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 宣布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但是，１９６９年９月３日，北越胡志明主席逝世。由于北越公布了他赞同“兄弟党之间恢复团结”的政治遗嘱，形势才发生了变化。在 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后，９月１１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飞到北京，在那里，他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都同意重新进行边界问题的谈 判。
后来，中苏之间达成协议的精确期限成了辩论的主题。根据苏联的资料记载，苏联同意采取措施避免在边界上发生武装冲突，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采 取措施使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措施包括：恢复大使级的外交关系，扩大双边贸易等等。而根据中国方面的说法，谈判时这两国总理指着中苏两国的地图，确定哪里 是产生边界争端的地方。后来双方同意从这些地区撤走各自的武装部队并缔结一项维持边界现状的条约。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同意就边界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声明说：“中苏边界问题发展到如此尖锐的地步，其责任完全不在中国方面。中 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去的领土，相反，是苏联政府坚持要违背这些条约的规定，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并且还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政 府承认这种侵占是合法的。正是由于苏联政府坚持扩张主义的立场，因而在中苏边界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成为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的根源……”１９６９年１０月 ２０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经过中断几次谈判以后，１９７３年７月，谈判又继续举行。尽管官方没有发表声明报道谈判的进展情况。但非官方的报道说， 在谈判初期，双方都处于僵持状态。
香港的共产党报纸《大公报》有时充当中国政府的喉舌。
１９７０年１月９日《大公报》发表文章指出，这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因为“在会谈期间，苏联拒绝对本国武装部队的约束，也不同意遣散冲突地区的武 装部队。”据从莫斯科和北京的外交渠道提供的消息证实，中国坚持要求苏联承认，苏联通过“不平等条约”（包括沙俄条约），掠夺了在远东地区的大面积中国领 土。而且谈判的问题只限于与边界有关的问题。然而，苏联代表团明确地主动将在黑龙江的有争议的岛屿（包括珍宝岛）移交给中国。
苏联反对谈论“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同时建议谈判的范围应进一步扩大到两国间的外交、贸易和文化关系方面。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３日，苏联代表团团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和他的副手马耶·金·马特洛索夫离开北京返回莫斯科。
名义上是为了回国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１９７０年１月２日，当库兹涅佐夫回到北京时，据说金·马特洛索夫正在接受医院治疗。他的职位由他的副手金·维克多·甘科夫斯基接替。
《时代》杂志评论说：“人们还不知道，金·甘科夫斯基的确切职务。但是人们相信，他是靠近中国新疆省边界地区的苏联边防军总司令。马特洛索夫在东西伯 利亚地区也拥有类似的指挥权。因而，这些变化意味着第一阶段的谈判与中国接壤的苏联远东边境问题有关，而现在谈判却又涉及到西部的边界问题。”
１９７０年６月３０日，库兹涅佐夫由于健康问题返回莫斯科。据报道，在库兹涅佐夫缺席的情况下，谈判仍继续进行。
在一个很少见到的谈判的资料里，人们可以看到谈判的内容。
７月７日，《真理报》评论道：
“北京领导人通过蛮横地篡改历史资料，或者断章取义，人为地试图制造一个领土问题。他们提出不平等条约仍然是谈判的争论问题。１９６３年曾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过谈判的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于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５日抵达北京，接替库兹涅佐夫的职位。
举行谈判后，中苏报纸的报道没有提到中苏的边界冲突事件，但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仍然存在。１９６９年中苏往各自的边境地区大量增派部队。１９６９年 １１月７日，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阅兵活动的报道表明，苏联有一个独立的军事防御区，即众所周知的中亚军区，包括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 吉克地区。
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５日，苏联代表团多次提出建议：两国应签订一项双方放弃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的条约。据非官方报纸报道，中国认为没有必要拒绝这一 建议，并指出，１９５０年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仍然有效。中国拒绝了苏联第二次提出的建议。该建议主张发表同盟条约仍然有效的声明。在这一轮谈判 中，苏联代表表示愿意作出让步，承认有争议的阿穆尔河岛和乌苏里江的大部分地区的边界线，应以沿着“河道中心最深处”而确定。但是，要中国放弃整个黑瞎子 岛（被苏联看作是军事要点的位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一个岛屿），中国难以接受这种建议。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在接见斯堪的那维亚新闻记者时，周恩来说：“一方面，苏联方面现在坚持说边界问题没有争议……另一方面，现在他们又否认边界问题仍有争议的地段……也许他们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正在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担心在别的国家的某些地区会产生连锁反应……”。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３日，《金融时报》在评论中苏边界谈判时指出：“边界问题，北京和莫斯科涉及很少……这说明，北京谈判实际上没有直接涉及到边界争 端问题的解决。就解决边界争端问题来说，双方应尽可能创造出使边界谈判能够开始进行的条件，……中国政府已提出了一项双边协定……这样可以保证他们和俄 国：（１）维持边界现状。（２）撤出在有争议地区的武装部队……。北京谈判造成僵局的事实说明，那些双方提出的协定的项目已成了谈判的症结。什么是‘边界 现状’？‘实际控制线’是什么？这些问题使双方在谈判时争论不休。很明显，俄国人会怀疑，以后中国会提出一条商定的实际控制的边界线走向的问题。中国提出 的从争议地区撤出武装部队的建议，莫斯科已明确表态，不愿意接受中国这一建议。中国的建议仅仅指望双方应在有争议的地区撤出武装部队，赞成建立一个不影响 主权要求的非军事区。出于战略考虑，显然，俄国人从根本上拒绝了这一建议……”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４日，勃列日涅夫透露，苏联曾于１９７３年６月再次主动向 中国提出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条约包括下列内容；即：“不使用来自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各类武器进行相互攻击。制止使用武力进行相互威胁。”他还 说，北京对此一直没有作出答复。据北京的报纸报道，中国认为，除非苏联执行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的协定，从中苏有争议的地区撤走武装部队，否则中国肯定会 拒绝上述两项建议，因为这两项建议毫无意义。在中国拒绝苏联主动提出的第二次建议后，１９７３年７月，伊利切夫从北京返回莫斯科。后来，据说他正式恢复了 苏联副外长的职务。但这与中国无关。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３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的庆祝纪念十月革命胜利的电报中建议，在排除任何威胁的条件下，中苏应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１１月２５日，苏联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答复中，重申了双方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在中苏谈判取得某些进展的时候，《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１９７３年第一期刊登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一道命令，决定把苏联远东地区一些原来用汉语和 满语命名的城镇改为俄语名称。３月７日，新华通讯社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苏联政府的这一命令。声明指出，苏联政府的这道命令，企图表明首先到这些地区居住的 不是中国人而是俄国人。后来，通过这道命令的执行，在这一地区的大约２５０条河流、山脉同样被更换了名字。
伊利切夫返回莫斯科后，边界谈判被迫暂停一年。１９７４年６月２５日，伊利切夫来到北京，谈判又重新恢复。两个月后，谈判又中断。８月１９日，伊利切夫飞回莫斯科。
对互不侵犯条约的进一步交换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２月）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日，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发来贺电，庆祝中国革命胜利２５周年。贺电重申了苏联政府主动提出的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贺 电说：“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主张恢复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谊。苏联提出的建议，特别是关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不使用武力 条约、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在互利基础上发展各方面关系的建议就是为上述目的服务的。”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７日，中国政府给苏联政府发了贺电，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的纪念日。同时，对苏联政府的上述建议作了答复。中国政府重申了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应以中苏双方从有争议的地区撤出武装部队为前提条件的建议。
贺电说：“中国政府历来建议，中苏两党应通过谈判，实现中苏两国的友好睦邻关系。”
贺电继续说：“为此目的，根据１９６９年９月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首先必须签订一项协定。该协定应包括下列内容：双方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在维持边界现状的基础上，阻止武力冲突，双方在有争议的地区撤出武装部队。然后，通过谈判，解决全部的边界问题。
我们始终相信，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象过去那样，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捍卫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国广播电台用俄语播送了这篇贺电，但是，北京的报刊并没有发表这篇文章。在莫斯科，《真理报》仅仅发表了贺电摘要。该摘要没有提到中国提出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从有争议的地区撤走武装部队的建议。尽管《真理报》全文发表了其他２５个国家的贺电。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６日，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贺电提出的建议作出正式答复。该答复指出，关于中苏关系的全部问题，包括边界争端问题，“在没有任何先决 条件的前提下”，苏联政府赞成谈判。但是，在中国政府的贺电中，中国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并没有为谅解提供最基本的东西。勃列日涅夫在 同一天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他是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讲话中拒绝中国政府这一建议的。
他说，“乍一看，似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表明了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立场。但是，麻烦的是，他们言行不一。北京提出的不只是一个先决条件，即要求我们从我国的领土的许多地区撤走边防部队。
而这些被叫作有争议的地区，正是中国领导人对我国领土有要求的地区。另外，北京还直言不讳地宣布，只有满足中国的所谓有争议的地区的要求后，中国政府才同意边界问题的谈判。很明显，这样的立场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们拒绝答应这些先决条件。”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中国杂志《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再次肯定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不要求归还被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吞并的领土。但是这些不平等的条约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苏联违犯了这些条约，继续侵占中国领土。作为全部解决有争议地区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地区也同样考虑进行“调整”。
该杂志呼吁苏联把边境武装部队减少到“赫鲁晓夫”时期（即１９６４年以前）的水平。
在边界地区结束军事演习，结束挑衅活动，停止派遣特务进入中国。苏联应承认俄国在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通过武力割去的中国领土。苏联应同中国缔结临时协定以保持边界现状。
中亚边界的紧张
（１９７４年３月～１９７６年２月）
据苏联的消息说，１９７４年３月１４日，一架由两名边防士兵驾驶的直升飞机在途中抢运一名病危的维修人员时迷失了方向，被其在中国的边疆省份新 疆降落。第二天，尽管苏联外交部要求归还直升飞机和机组人员，但是，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的照会中断言，直升飞机上既没有医务人员也没有药品，而从飞机上 发现的证件可以证明飞机是从事间谍活动的。照会还指出，自１９７３年１月以来，苏联飞机非法闯入新疆多达６１次。照会声明：“除非苏联政府保证以后不再发 生类似的事件，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全部由苏联负责。”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８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否认中国作的结论。照会声明，近来发生的包括１９７３年２月发生的飞机进入中国领空的事件，那只是苏联的民用飞机按常规飞行时迷失了方向。
苏联作了第三次抗议后，中国方面没有任何反应。中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允许一名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探望直升飞机机组人员的请求。中国官方还反复声明：这三名苏联人“在适当的时候”将受到审讯。但中国报纸没有报道审讯的准备情况。
这一事件与１９７４年１月中国驱逐五名声称犯有间谍罪的苏联侨民不同（见第九章）。
这一事件成了苏联报刊掀起一个宣传运动的主题。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５日，苏联《消息报》发表声明说，１９７３年６月，苏联曾建议中苏两国应举行任何级别 的谈判，包括国家首脑级谈判（众所周知，１９７３年６月苏联建议互不侵犯条约，但尚未透露有关举行国家首脑级谈判的建议）。５月８日《文学报》杂志声称， 中国人已经在边界制造了大规模的侵犯事件，但是，苏联忍住了，没有把这些事件公开。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苏联方面收到了若干个未加证实的有关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报告。据这些报告里所说的，１１月份，苏联军队同中国军队在中蒙边境发生了 武装冲突。在冲突中，大约有３０人伤亡。１９７５年１月，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在苏联的《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声称，中国军队已侵犯 蒙古边境地区，砍伐树木、放火烧毁森林并将带有传染病的牲畜赶入蒙古境内。
三名被押的苏联直升飞机机组人员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７日获释（他们被关押了２１个月）。两天后，他们返回莫斯科。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经过调查，国家安全机关认为，苏联人无意进入中国领空的说法是可靠的——这一说法彻底地否定了中国当初关于苏联直升飞机从事间谍活动所作的结论。
尽管中国已作了和解的姿态，但是，在随后的几周里，两国继续进行着相互攻击的宣传活动。１９７６年２月３日和６日，北京广播电台声称，中国军队曾几次将入侵新疆的苏联军队驱赶出境。但是，广播没有说出这些事件发生的日期和细节。苏联方面绝对地否认了这种说法。
恢复边界谈判
（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９７７年２月）
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２日，伊利切夫来到北京。中苏边界谈判又重新开始。５月５日，伊利切夫离开北京回莫斯科。但是，苏联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仍留在北京。根据未得到证实的资料透露，边界问题已达成一项协议。
协议的内容包括，边界问题应进行一个项目又一个项目的检查。开始达成这一协议时，已具备了这种较大的可能性。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６日，中国政府发给苏联政府的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的贺电比上一年要简短得多。关于边界问题，贺电是仅仅提及，严格来说，双方应根据１９６９年９月达成的谅解，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谈判，采取实际步骤，解决边界争端问题。
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８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Ｉ·亚历山德罗夫的长篇文章（Ｉ·亚历山德罗夫是苏联政府用来发表重要政策声明的笔名）。文章呼吁应重新恢复中苏边界谈判（见第九章）。中国政府对这一呼吁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提出了对苏联边界地区整整３．３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无理要求。北京方面蓄意使自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就开始的谈判陷入僵局。中国代表团 提出一个先决条件，既要求苏联承认所有这些苏联领土为‘有争议地区’，并要求苏联放弃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此外，中国用最后通牒的口气宣布：只有在满足中国 的所谓‘有争议的地区’的领土要求以后，中国代表团才准备对边界的争端问题进行直接的调查。对这些问题，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清楚的。苏联准备通过实际的 和具体的谈判，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但是，不能有任何先决条件……至于需要核实的中苏边界的若干地区，在平等并且可以接受的前提下，苏联也准备这样做。围 绕边界谈判这件事，北京当局人为地炮制了许多问题。而边界争端问题的解决，是符合苏联和中国的根本利益的……”“根据苏中边界谈判的项目，苏联代表团提出 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讨论并履行这些建议，是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的，同时，也使我们的谈判立即从死胡同里走出来。谈判是否能朝着这个方向取得进展；完 全取决于中国方面。”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１０月１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Ｉ·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文章建议，“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进行边界谈判（见 第十一章）。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２７日，伊利切夫来到北京。中苏边界谈判又重新开始（谈判已中断了１８个月）。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８日，伊利切夫同中国外交部 长黄华举行了会谈。２月２８日，伊利切夫飞回莫斯科。
关于远东河流的谈判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７年）
对于离了谱的边界争端问题，尽管中苏两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在远东河流航行的特殊问题上，谈判却取得了某些进展。１９７０年７月１０日至 １２月１９日，中苏远东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在中国黑河镇举行会议。该联合委员会纯粹是与技术问题有关的组织。除了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没有举行会议以 外，自１９５１年成立以来，该委员会都一年一度正常地举行会议。１２月１９日，塔斯社发表评论说，会议“以签订一份合适的议定书”而告结束。但是，１２月 ２３日，新华通讯社却发表声明指出：“在所有进行过讨论的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中苏两国声明都没有解释该委员会为什么１９６９年达成协议七个 星期以后，又用五个月时间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３日，在给中国的一个照会里，苏联外交部声明：“如果中国恢复尊重苏联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苏联方面坚持认为，解决中国船只通过苏联内陆河道的问题不会有什么困难。”
苏联的照会特别提到了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处，该处在哈巴罗夫斯克①附近。两河的汇合处是名叫黑瞎子的三角形岛屿（面积１２８平方英里）。当时苏 联占领该岛，但中国仍然要求拥有该岛的主权。该岛以漠河以北为界，通向西南的狭窄的著名的卡扎克维奇河道、一条较宽的通向东南的河道流经该岛。苏联坚持认 为，这两条河道均是阿穆尔河的支流。阿穆尔河与位于黑沙淄南面的乌苏里江汇合。然而，中国则坚持认为这两条河道是乌苏里江的支流。这两条支流的汇合处应是 在黑瞎子的东面，即在卡扎克维奇附近。
自１９６６年以来，苏联炮艇阻止中国船只通过东面河道。
苏联认为，这一河道是苏联的内陆河道。中国船只得被迫使用卡扎克维奇河道。但是，到了夏季，河道太浅，不利船只航行。苏联在照会里提出建议，两国应合作加深该河道。河道加深以后，中国船只在得到苏联当局的约定和通知后，可以利用这两条河道。
１９７４年５月３０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把苏联照会提出的建议看作是“敲榨勒索”。
因此，中国拒绝接受这一建议。
声明又指出，黑瞎子岛是中国的领土，而苏联政府认为的这两条河道是她的内陆河道。中国船只有权使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到两河汇合处之间的河道。尽管自１９６６年以来，苏联一直强行阻止中国船只在这里通行。
中苏远东河流联合委员会已有三年不召开会议了。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７日至１０月６日，该委员会在中国黑河镇召开会议。
会议期间，双方就船只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航行这一问题达成一项有限的协定。而黑瞎子岛则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协定规定，中国船只在河道太浅不能航行时，可以使用东面的河道。
中苏边界事件
（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０年）
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０年，中亚和远东的中苏边境地区，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事件。据报道，在这些武装冲突事件中，至少有三名中国边民和两名苏联边民死亡。中国官方谴责苏联顽固地在新疆地区侵占中国领土。
这些谴责的详细内容如下：
关于中亚边界。中国发言人于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告诉外国记者：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９年，苏联掠夺了中国新疆北部额敏地区的１８５平方英里土 地；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７年，在新疆西部的伊黎河流域，苏联又掠夺了１０８０平方英里的领土，驱赶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牧民，在道路上设置铁丝网障碍物。这 位发言人补充说，在两国有争议的地区，除了３６８６平方英里面积的领土外，苏联侵占了３４７５平方英里面积的领土。但是，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９日，另一名中 国官员说，沿新疆边界的２０个地区是有争议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领土面积由３９０平方英里变成了１１６００平方英里，在这些有争议的地区，苏联“象蚕虫一叶 一叶地蚕食桑叶一样，侵占了这些地区。”
据中国方面的消息透露，１９７７年７月初，６名苏联武装特务越过边界进入中国新疆境内。在同当地民兵发生的冲突中，一名特务被打死，一名自杀，其他４ 名逃跑。苏联方面则称这６名苏联人是鸦片走私犯。据报道，８月５日，两名苏联边防士兵潜入中国领土，枪杀一名哈萨克牧民，打伤并逮捕另一名牧民。１０天 后，苏联将这位牧民移交给中国当局。
１９７９年２至３月，在中国教训越南期间，新疆边界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中苏双方都在这一地区增派了武装部队，老人和小孩被迫从伊黎、塔城以及这一地区的城镇疏散。边境地区邮局也中断了调解双方争执的正常联系。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７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非书面照会，宣称早些日子４名中国武装人员在塔城地区穿过苏联领土。在同苏联士兵的交火中，一名被打 死，另一名受伤并被拘禁。但是，７月２４日，中国政府在向苏联政府提出的照会中，坚持说，２０名苏联边防士兵首先开火，杀死一名中国人，打伤另一名中国人 并越过边界把死者的尸体和受伤者移至苏联境内。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４日，苏联将这位受伤的中国人移交给中国当局。
关于远东边界。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的照会中声明，５月９日，大约有３０名苏联武装人员穿过乌苏里江，在中国的河岸登陆，打伤 若干名中国边民。第二天，苏联外交部向中国政府道歉说，苏联边防士兵在晚上追捕一名武装逃犯中，误把中国河岸当作苏联的一个小岛。苏联外交部否认苏联边防 士兵有对中国边民的骚扰行为。５月１７日，中国外交部驳斥了这种解释，坚持说这一严重事件是在白天发生的，并一再重申，苏联边防士兵开枪并打伤了若干名中 国边民。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５日，在额尔古纳河边界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中苏双方对这一事件作了截然相反的说明。１０月６日，中国政府照会苏联政府时宣 称，４名苏联武装人员在中国河岸登陆，绑架一名牧民。苏联武装人员在遭到牧民反抗时将牧民打死。同时，他们还向中国士兵开火（中国士兵被迫还击），打死一 名士兵。１０月９日，苏联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声称，中国边防士兵向三名正在船上进行捕鱼作业的手无寸铁的苏联边民开枪，打死一名边民。１９８２年２ 月，尽管中国官方人士在哈尔滨宣布说，１９８１年中苏边界发生了１００多起大小事件，但是，自此以后，双方报纸没有报道有关边界死亡事件的消息。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１年，中国黑龙江省省报报道了几则审判苏联间谍的消息。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０日，在牡丹江市抓获了一名中国人，此人犯有充当苏联间谍的罪行。在对他实行逮捕时，此人拒捕，并枪杀一名中国警察。
８月１６日，中国当局枪决了该罪犯。１９７４年，中国当局逮捕了一名苏联公民。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０日，在中国北安镇查获了此人犯有间谍罪的罪证。罪犯被判７年监禁。对于为什么延迟那么长时间才对罪犯进行判决，报纸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
１９８１年４月４日，中国当局宣布，最近在伊春市判决一名中国人犯有苏联间谍罪，并对此人实行枪决。
会谈被国际事件的发展所打断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９８０年１月）
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４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在和平共处、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苏中两国应该发表一个发展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华国锋在２月２６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直接对苏联的建议作了回答。
华在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对边界争端的立场：
“首先，应当按照１９６９年中苏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有争议的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并进而谈 判解决边界问题。苏联应当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苏边境撤军，撤到６０年代初期那样。中苏关系究竟如何发展，完全取决于苏联方面。”
１９７８年３月９日，中国政府在答复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中，谴责苏联政府不愿履行中苏两国总理在１９６９年达成的谅解，甚至还否认这种谅解的存在。如果 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苏联政府应同意同中国政府签订一项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通过谈判，逐步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从蒙古和中苏边界撤走苏联武装部队。
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２日，蒙古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声明说，苏联部队是应蒙古的请求而驻扎的。因为中国有“扩张主义的野心”，只要“中国威胁”继续存在，苏联部队将继续在蒙古驻扎。
中苏边界谈判自１９７７年２月中断以来一直没有举行过。
１９７８年５月４日，谈判又在北京举行。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到了６月，谈判只好中断。１９７８年下半年到１９７９年初，中苏两国的紧张局势 在各个边界地区不断加剧。双方相互攻击不断升级，进一步举行边界争端的谈判受到限制。苏联政府不能容忍举世瞩目的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改善。同时，在印度 支那问题上，苏联和中国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卷入柬埔寨和越南的纠纷中去了（关于这方面的更详细的内容，可见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
１９７９年春夏两季，中苏两国重新接触。同年秋天，两国就改善双方关系问题举行了谈判。９月２７日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的预备会议。１１月３０日举行正式会谈。
根据非官方报纸报道，中国代表团要求苏联把在中国边界武装部队的人数和装备减少到１９６４年的水平。苏联武装部队应从蒙古和中国有领土要求的地区撤 走。据报道，苏联代表团答复说，苏联减少在边界地区的武装部队，中国也减少在同一地区的武装部队。双方应同样减少那里的部队。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底，随着苏军入侵阿富汗，中国政府认为“不宜”再继续举行中苏谈判。
直至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双方没有举行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的谈判。因而，中苏边界谈判再度中断。
中国在边界争端问题上的主动性
（１９８１年６月）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７日，中国的《人民日报》登载了１９７９年莫斯科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汇川的文章。文章提出了关于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建议：
李声明，目前的中苏边界，是由沙皇俄国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确定的。根据这些条约，沙皇俄国从中国割去了１５０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大约折合５８万平方英里），相当于３个法国或１２个捷克斯洛伐克的面积。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对华宣言中明确宣布：“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１９２４年５月签订的《中苏 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又规定，将彼此疆界重新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之前，仍维持现有疆界。根据这一协定，中苏双方在１９２６年举行了会谈。但由于当时的历史 条件，在边界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没有签订平等新约。结果，“中苏边界问题至今还是悬案。”
李继续指出：尽管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中国政府仍准备以这些现存的条约为基础，来确定边界的界线。但是，苏联报刊的文章不仅坚持以这些条约来划 定目前的边界，而且坚持以“历史形成的”和被苏联军队“实际守卫的”，边界来划定目前的边界，而“历史形成的”和“实际守卫的”，边界与以上述条约划定的 边界相去甚远。因此，应当以这些条约为基础来解决全部边界问题。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李提出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１）应当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２）边界问题应在条约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来 解决。（３）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侵占的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地归还对方，但是，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 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４）签订中苏平等新条约并以此勘定边界线。（５）履行两国总理谅解，在中苏边界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取得全面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武装力量从中苏边界的一切争议地区（即根据１９６４年中苏边界谈判中交换的地图双方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
撤出或不再进入，脱离接触，并为此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
这篇文章是在美国国防部长亚历山大·黑格离开北京的当天发表的。黑格在北京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谈判，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可以被看作是对美国的警告：中国试图同苏联改善关系（见第十章）。几天后，李先念（中共中央副主席）告诉西德一个代表团说，中国希 望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同苏联恢复谈判，但是，谈判必须涉及到苏军撤出中国边境地区、撤出阿富汗等问题。
１９８１年夏，在苏联同阿富汗签订了一项边界条约时，中苏又发生了新的摩擦。该条约承认，苏联对中苏边界领土有要求，同时，中国对这些地区也同样有领土要求。（详细情节可参见第十三章。）
苏联的友好表示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９８２年３月）
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５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建议在莫斯科恢复边界谈判。１２月２９日，一位中国官方发言人说，中国最近已答复了苏联的建议， 并强调说，由于上次谈判没有取得成功，故在进行这次谈判之前，应作好充分的准备。据报道，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４日，莫斯科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谢尔盖·齐 赫文斯基抵达北京，同中国外交部官员进行为期１０天的秘密会谈。
１９８２年１月８日，李先念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的来访成员时说，在中苏边界地区，面积为８００００到９０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地域属于两国有争 议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已被苏联武装部队所占领。在未来的中苏谈判中，将会涉及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从中苏边界和蒙古撤走武装部队等问 题。李补充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赞成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是，“这种关系不是老子和儿子那样的关系。
”１９８２年２月１日，苏联政府再次提出建议，应恢复苏中边界谈判。但是，２月２３日，苏联外交部发言人说，苏联并不打算同中国商谈“领土问题”。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４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反复强调，苏联政府主动提出了重新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建议。他又强调说，苏联对中国没有 领土要求。苏联准备继续同中国就“存在的边界问题”、在边境地区“实行加强双方信任的可能性的措施”进行谈判。
尽管中苏两国的联系不断增加，但是，边界谈判从来没有正式恢复过。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４年，双方进行可能解决边界争端问题的谈判，则属于彻底改善中苏关系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见第十四章）。
中蒙关系和蒙古坚定支持苏联
（１９６９～１９８４年）
由于蒙古处于中苏两国之间，因此，蒙古很容易就卷入了中苏论战，特别是卷入了两个大国的边界争论。自６０年代初以来，蒙古一直同苏联保持着密切 而且稳固的关系。但是，同中国的关系却淡漠了。根据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５日签订的《蒙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大量的苏联军队驻扎在中蒙边境地区，这成了影响 中蒙关系的主要问题。
中苏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时，由于蒙古支持苏联，因而，在１９６４年，中蒙关系开始变得淡漠起来。１９６７年中期，中蒙两国关系达到了最低点。后来，中国教师被驱逐出乌兰巴托（蒙古首都），大批的中国人在北京的蒙古大使馆外示威，８月，蒙古大使馆遭到了围攻。
但是，１９７１年８月２０日，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抵达乌兰巴托；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４日，蒙古新任驻中国大使抵达北京，中蒙两国在同年就恢复了正常关系。
１９７８年初，中国政府把苏联从蒙古撤军作为中国同苏联交换解决边界问题的关键问题之一。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华国锋在讲话中谈到了这一意见。同年 ３月９日，中国官方在答复苏联主动提出恢复两国边界谈判的建议时也提到了这一意见。４月１２日，蒙古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声明说，苏联部队是应蒙古的请求而 驻扎蒙古的。
因为中国有“扩张主义野心”，只要“中国威胁”的存在，苏联部队将继续驻扎。
１９７８年以后，由于中国向苏联提出苏联应从蒙古撤军的要求，从而使中蒙关系恶化起来了。两国的摩擦是由蒙古在１９７９年３月和６月驱逐华人引期的。 当时蒙古指控华人犯有“预谋罪和组织罪”，犯有教唆、“贪污、种植鸦片和从事地下职业”等罪行。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初，蒙古人民革命党日报《真理报》声称， 在蒙古的一部分华人（在蒙古的华人大约有７，０００人）承认，为了在有信仰动摇的人群中煽动反对社会的民族情绪，他们根据北京的命令，在蒙古收集军事和经 济情报。在乌兰巴托的汉语学校也受到了围攻。学校被认为是中国人灌输“沙文主义”的地方。学校校长被宣判犯有一系列严重的罪行。
１９８０年６月，一名中国外交官员被指控为间谍，被驱逐出乌兰巴托。１９８０年９月２日，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报道：６名中国侨民因有“非法活动”而被驱逐。这些非法活动包括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等等。
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６日，蒙古国家元首泽登巴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了蒙古与苏联的密切关系。报告特别提到在增强蒙古防御能力方面，苏联援助蒙古的重要性。报告一再声明，苏联军队是“应我们国家的请求”而驻扎蒙古的。
泽登巴尔评论说，蒙古同中国关系的恶化，是由于中国领导人“歪曲了社会主义原则，野蛮地违背了两国政府相互关系的准则，并且用大霸权主义的政策与行动 取代这些准则，用威胁和命令来取代这些准则”。他指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站到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一边去了。”他又补充说，蒙古将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做法的 不妥协的斗争”，因为中国的做法“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日益增长的威胁”。
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９８３年３月至６月，蒙古又发生了进一步强行驱逐华人的事件。当时，按照蒙古政府的说法，蒙古政府要求“一部分华人”从乌兰巴托（大部分华人在此地居住）迁移到蒙古北部的农场去。
据１９８３年８月报道，经蒙古政府与中国政府磋商后，蒙古政府驱逐华人的事件有所减少。但是，据中国方面的消息透露，９月份，平均每天至少仍有１００ 名华侨被驱逐。蒙古外交部长曼加林·杜哥苏伦在一个声明中指出，目前，在蒙古仅仅有２００至３００名中国侨民干活，这些侨民担心整个华人团体会全部被驱 逐。
据来自外交方面的消息透露，驱逐华人是蒙古政府企图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第二阶段谈判施加影响（见第十四章），同时，蒙古的这种做法与反对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从蒙古撤军有关。
１９８３年５月，蒙古《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抨击中国的这种要求是“大肆叫嚣要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的一个行动，是在解决中苏边界争端问题上的一 种企图。在这些行动和企图的背后，中国的做法直接损害了蒙古人民的根本利益。”文章宣称，苏联军队驻扎蒙古是暂时的，是应蒙古政府的请求而驻扎的。文章重 申，由于中国鼓吹扩张主义政策，蒙古人民对此有长期的忧虑。据报道，１９８３年８月，杜哥苏伦说，中国长期地企图破坏蒙古独立，企图吞并蒙古。他宣称， “据一些消息透露，几乎一半的（中国）军队已集结在中蒙边境地区。”从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５日到３月１５日，蒙古政府提出了传统性的、大量的防务工作的任 务，同时，又发动了“响应元帅（国家元首泽登巴尔）在报告中提出号召的运动”。蒙古政府进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提高蒙古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
第十三章 国际上的继续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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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４年）
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初期，通过在世界某些地区的直接竞争，中苏这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分裂程度比以前更为严重了。这种分裂对亚洲的影响尤为强烈。
从地缘战略角度考虑，中苏两国１９７９年都对自己的邻国采取了军事行动。中国人怀疑苏联企图包围中国。因为印度和越南都与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导致了中国对印度采取了敌视态度（特别是在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２年），继而在１９７８年以后又对越南采取了敌视态度。
１９７９年以后，苏联出兵阿富汗。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对此极为关注，而苏联则担心中日可能会形成联盟。在两国的国际竞争中，苏联担心中国会首先同日本发展关系。
此外，在战场上，中国向苏联提出的挑战比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影响更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形成了与世隔绝的状态。后来，中国发展了同亚洲以外 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特别是在西欧，中国寻求帮助实现本国经济现代化的国家的合作，寻求同反苏势力的合作。７０年代期间，中国对其他共产党国家也采取了更 为实际的姿态。在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接触中，中国获得了有益的联系。中国和苏联在国际上的竞争不断地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影响。两国的分裂也进一步 加深。
印度——巴基斯坦战争及其后果
（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２年７月）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东巴基斯坦（后来称为孟加拉国）的危机导致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战争。
在东巴基斯坦危机期间，苏联和中国采取了相互敌对的立场。这从苏联与印度、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长期的密切关系中可以得到证明。在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 战争爆发以前，或自此以后，中国同印度的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中国人一直怀疑印度人在扶持潜藏在西藏的敌对势力。而对苏联来说，在南亚地区，印度是苏联 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与此同时，中国则通过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保持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
１９７１年，东巴基斯坦人要求将该地区建成一个完全自治的省份，这件事发展成为东巴基斯坦的危机。东巴基斯坦的反抗者与巴基斯坦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持续 了将近一年。这场战争造成了９００多万难民涌进邻国印度。这给印度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东巴基斯坦的危机导致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抗。最后，在１１月 底，印度出兵东巴基斯坦并迅速控制了整个地区。１２月１７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实现了停火。
在１９７１年东巴基斯坦危机发展期间，中国和苏联分别在许多场合发表声明，中国表示全力支持巴基斯坦，而苏联则表示全力支持印度。苏联谴责巴基斯坦政 府放任危机局势的恶化，而与此同时，中国则谴责印度干涉巴基斯坦的内部事务。中国把东巴基斯坦事件与１９５９年的西藏叛乱事件作了比较，并断言，印度人是 这些事件的煽动者。
起初，中国对印度出兵巴基斯坦的反应不是很强烈。但不久便表示支持巴基斯坦，谴责印度对巴基斯坦采取军事行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李先念副总理发表声明指出：“最近几天来，印度政府在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励下，对东巴基斯坦进行颠覆活动和军事挑衅。
”他重申，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５日，塔斯社发表声明指出，苏联政府已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用政治的手段解决东巴基斯坦问题”没有取得成功。 声明呼吁“尽快结束流血战争，在尊重东巴基斯坦合法权利、尊重东巴基斯坦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用政治手段解决东巴基斯坦问题。”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４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印度已经实行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第９条。根据该条文，在任何一方受到威胁或攻击时，印度应与苏联进行磋商。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６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用最强硬的言辞一再强调，１９５９年西藏叛乱与印度人有着同谋的关系。
文章在将“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强盗逻辑”与日本在３０年代对中国实行的政策作了比较之后，在将孟加拉国与日本的“满洲国”傀儡政府作了比较之后指出：“印度反动派之所以这样猖狂，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帝国主义（指苏联）的支持。”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９日，《真理报》在回敬中国对苏联的攻击时指出，中国是印巴战争的煽动者。《真理报》宣称，一方面，毛泽东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缓慢迂 回地进入东巴基斯坦，在他们的代理人的帮助下，他们在东巴基斯坦“实行人民战争”。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宣布支持巴基斯坦的军人政府。他们企图将巴基斯坦军 人政权变成他们在亚洲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工具。他们的做法与巴基斯坦人民的真正的民族利益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在国际舞台上，在他们演出的肮脏的把戏中，中 国人只不过是把巴基斯坦当作玩偶而已……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４日至５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印度——巴基斯坦问题展开辩论。中国代表黄华呼吁安理会“谴责印度政府的侵略行为”。在对呼吁印度与巴基 斯坦双方实行停火、双方军事人员立即撤回到自己本国边界一侧的提案进行表决时，苏联代表雅科夫·马立克投了反对票。他声明，应该把印度同巴基斯坦一样同等 对待，不应该因东巴基斯坦的危机而指责印度。是由于巴基斯坦的做法而导致了印度、巴基斯坦战争的爆发。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５日至６日，联合国安理会试图通过一项提案，但没有成功。因为苏联不准备承认这一没有涉及到东巴基斯坦政治局势的提案。同时，美国和 中国也同样不会赞成这一提案。在安理会进行辩论时，中国代表和苏联代表交替地进行激烈的辩论。例如，黄华在１２月６日宣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到处实行侵 略、颠覆和扩张政策。”马立克对此进行了反驳：“中国代表用漏洞百出的、病态般的诽谤反对苏联，渴望着充当帝国主义大院里的小丑角色”。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６日，联合国安理会最后作出决定，将辩论的问题提交给第二天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意大利直接与另一个 超级大国结盟）提出了一个议案，呼吁印度、巴基斯坦应立即停火，将本国的军队撤到双方边界一侧。马立克又一次否决了这一提案。他提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 武装部队只不过是实现停火而已，而实际上，巴基斯坦当局会继续采取报复和恐怖行动。”巴基斯坦政府必须“停止流血事件，立即无条件地承认东巴基斯坦人民的 意愿。”中国代表乔冠华声明，“印度政府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者”，“苏联政府是印度侵略者的后台老板。”他呼吁，“联合国必须强烈地谴责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 行为，彻底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印度侵略者的厚颜无耻的支持。”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一提案。苏联和它的盟国（罗马尼亚除外）投了反对票。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２日至１３日，安理会再次召开理事会。美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议案。
该提案实际上与１２月７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提案完全相同。
雅科夫·马立克反对这个提案。他一再声明，这个提案忽视了印度、巴基斯坦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在辩论过程中，马立克提出安理会应让孟加拉国（东巴基斯 坦）的代表阿布·赛义德·乔杜里法官到会发言。马立克是在１２月４日的安理会上第一次提出这个议案的，但是，当时安理会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磋商。 在同一场合，黄华反对马立克的提案（黄华在１２月４日提出，让孟加拉国代表到会发言，无异于干涉巴基斯坦的内政）。结果，乔杜里法官没能在安理会发言。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猛烈抨击印度和苏联的政策。声明在谴责东巴基斯坦的印度军队的“最凶残的暴行”之后强调指出，印度“不仅 要吞并东巴基斯坦，而且还要消灭整个巴基斯坦。”声明指出，苏联对印度实行政策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对印度的控制，进而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整个南亚次 大陆和印度洋，同时，又扶植印度成为南亚次大陆的次超级大国，作为苏联侵略亚洲的助手和伙伴。”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７日，周恩来对印度和苏联也进行了类似的抨击，谴责印度对东巴基斯坦人民实行大屠杀。１２月２２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反驳文章，宣称中国已强烈要求美国派战舰进入印度洋，并且指责周恩来是中国实行反苏政策的主要煽动者。
东巴基斯坦实行停火以后，安理会于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再次举行会议。会上，有的代表提出了一个和解的议案。提案呼吁严格遵守停火协定，印巴双方的 武装部队应尽快撤到各自国土上去。安理会以１３票对零票通过了这个提案。苏联代表对这一提案表示弃权。中国代表投了赞成票，但又表示对该提案不甚满意。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孟加拉国流亡政府在达卡宣告成立（３月２６日）孟加拉国。１９７２年１月２４日，苏联承认了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并立即给孟加拉国提供经济援助。中国直到１９７５年８月３１日才予以承认。
与日本的关系
（１９７２年～１９８３年）
中国和苏联对获得日本这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强大的邻邦都很感兴趣。为了抗衡苏联在太平洋不断增长的势力，中国很想得到日本的支持；同时，苏 联也需要防止中国和日本结成反苏联盟。由于边界争端，特别是苏联和日本的边界争端，使情况复杂化了。就日本方面来说，日本试图在与中国、苏联打交道时，在 两者中间保持平衡。
苏联与日本的领土争端问题主要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时，苏联所占领的距离日本东北部海岸较远的几个岛屿。这些有争议的岛屿包括：
国后、择捉、齿舞和色丹四岛。日本人认为，这些岛屿是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岛屿位于库页群岛的最南端，无论是从战略上考虑还是作为捕捞中心，都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苏日两国在１９５６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由于双方对这些岛屿争论不休，从而使之成了双方缔结和平条约的障碍。
由于日本人声称北方诸岛为有争议的岛屿，为此苏联和日本断断续续举行了多次讨论“北方领土”问题的部长级会议。尽管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为了开发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的自然资源，日苏两国在１９７４年６月至１９７５年７月签订了一系列协定。
自从１９７２年９月中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以来，日本一直与中国商谈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据报道，１９７５年２月初，苏联驻日本大使奥莱格·特 罗亚诺夫斯基提出，如果日本与中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本应对苏日关系所“引起令人遗憾的反应”承担责任。据说，他反复强调，苏联早就建议日本推迟同 中国签订和平条约，而与苏联签订“友好亲善条约”。这个建议是１９７５年１月中旬，日本外务大臣宫泽喜一访问莫斯科会见葛罗米柯时，由葛罗米柯提出来的。
１９７５年２月中旬，勃列日涅夫在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出了这一建议。但是，日本以签订友好亲善条约将会在实际上中止日本要求归还有争议的岛屿条约为理由，拒绝接受这一建议。
日本政府坚持公开宣布与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目标。为此，１９７５年６月１８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警告日本不要“毫无限制地被拖进中国政策的轨道。”声明指出，从日本和苏联的共同利益考虑，日本和苏联都应挫败所有第三国试图阻止苏联和日本改善关系的企图。
１９７５年６月１９日，日本外务省对苏联的声明作了答复，提出与中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并不是“直接反对第三国”。同一天，田中角荣首相也发表声明，指 出：“当我们在北京举行谈判时，按照我们的观点，我们没有保持特殊关系的国家，例如苏联。关于反霸条款（与中国签订任何条约均有此款），只不过是普遍能接 受的和平原则的一个词汇而已。”
据报道，１９７５年９月中旬，葛罗米柯严重警告宫泽喜一，反对日本与中国签订包含有“反对霸权主义”条款的条约。日本外务大臣表示，要在条约中保留这 样的条款。然而他又说，中国政府坚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必须有这个条款。在以后进行的两年多的中日谈判中，“反霸条款”一直是谈判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１９７８年４月至６月，中日之间出现了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个是日本对琉球群岛的拥有权问题。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对琉球群岛的一部分有领土要求。另一个问题是日本和南朝鲜互相交换了共同开发日本、南朝鲜之间的大陆架的文件。
而这两个问题成了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障碍。
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２日，中国捕鱼船队在琉球群岛水域进行捕鱼作业。后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北京的官员也强调，这起事件是“偶然发生的”。 同时表示中国将避免在那些岛屿与日本再次发生冲突。１９７８年８月中旬有人提出，中国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群岛的控制权。
对于日本、南朝鲜共同开发日本、南朝鲜大陆架的协定。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中国政府重申，１９７７年６月２２日，日本和南朝鲜交换了共同开发日本、南朝鲜大陆架的文件。对此，中国政府表示强烈的抗议。 日本和南朝鲜共同开发日本、南朝鲜大陆架的问题，成了中日有争议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在以后两个月内，中国和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外务大臣园田在北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第二条规定：
“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第四条规定：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中国反对条约中“反霸条款”所包含的意思是直接指任何特定的第三国的那些说明词句。
苏联对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反应强烈。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３日，塔斯社发表评论指出：日本对北京“强加于日本的单方面的苛刻条件”已作出让步。日本正冒 险卷入中国霸权主义政策的旋涡之中。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前，苏联曾警告日本，日本同中国签订这样的条约，要考虑由此而引起的苏日关系不良后果的可能 性。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后，中日关系在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０年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结果，１９７８年２月１６日，两国签订了８年贸易协定。同时，又签订了许多经济合作协定。
这些协定包括发展中国工业规划以及在中国海域开采石油等等。中国用石油和煤炭偿还日本的设备款项和贷款。
中日在加强经济联系的同时，两国之间部长级领导人的接触也在增多。而象部长级领导人这样高水平?的接触是空前的。在中日领导人互访期间，他们除了商谈 双边经济关系以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特别谈到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增长问题；苏联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入侵阿富汗的问题以及印 度支那局势的发展问题等等。尽管两国对太平洋和阿富汗事态的发展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以后，日本并没有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而与此同 时，当１９７９年３月中国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时，日本对此却提出了抗议。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７９年期间，苏联和日本就签订和平条约和解决“北方领土”争端的问题，举行了多次谈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日本政府声称，苏联正在不断加强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能力，正在增大与日本有争议的岛屿上的军事力量。
苏联对日本人的发牢骚式的舆论表示不满。１９８０年９月２日，苏联新闻机构Ｎｏｖｏｓｔｉ提出：最近“日本在民族主义和反苏主义的基础上，与美国和中国的霸权主义者结成了危险的同盟。”
尽管苏联和日本的关系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在这个时期，苏日两国同意在库页岛和西伯利亚地区共同实施开发煤矿资源的计划。１９８０年，苏日双方贸易 有所增长，但是，由于日本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实行制裁，两国的贸易量减少了。由于中国政府再次调整了发展计划，１９８０年，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合作也受到了影 响。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７日至６月１日，在华国锋访问日本期间，谷牧（副总理）表示，中国可能会不得不砍掉一些与日本合作的项目，同时减少原来商定的对日本 的石油输出。日本对中国取消部分合同大失所望。但是，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３日，谷牧对由中国方面的决定而造成的“难题”，向日本政府表示歉意。他表示，日本 将得到由此而引起的损失赔偿。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３日，波兰强制实行戒严令。１９８２年２月，日本政府参加了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国对苏联实行的某些制裁。１９８３年８月３１日至９月 １日夜，苏联战斗机在库页岛地区上空击落了一架南朝鲜航空班机。日本同西方国家一道，对苏联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１９８２年中期，由于日本文部省正式修订 日本历史教科书，导致了中国和日本的争论，中日关系一度受到了影响。日本历史教科书把日本在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在亚洲大陆的暴行描写到最轻的程度。中国对 此表示强烈抗议，后来，日本同意再修改教科书。
印度支那的冲突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４年）
七十年代后期，由于中国和越南处于敌对状态，其结果使印度支那成了中国和苏联进行对抗的最前沿的地区。越南在它的邻国柬埔寨和老挝驻扎武装部 队，这一作法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中国人怀疑越南的目标是要统治整个印度支那，而且怀疑越南的做法得到了苏联的鼓励。鉴于苏联的扩张主义和苏联对中国安全威 胁的证据，中国人完全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苏联指责中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故意延长印度支那的冲突，中国的行动加剧了国际的紧张局势。
１９７５年４月，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赢得胜利之后，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很快便开始恶化起来了。越南逐步倒向了苏联，与此同时，在中苏的相互攻击 中，柬埔寨显示出了对中国的同情。中越关系由于悬而未决的、有争议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些群岛位于南中国海）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化了。与此同时，自 １９７５年以后，越南同柬埔寨的关系日益恶化，边界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到了１９７７年，越南和柬埔寨还发生了激战。同年１２月３１日，柬埔寨同越南断绝了 外交关系。中国支持柬埔寨，苏联和它的盟国则支持越南；中苏两个大国互相指责对方在该地区有霸权主义野心。
１９７８年初，中越关系迅速恶化。在越南的大多数华侨，对越南的经济政策和该地区的形势非常不安。当时，在越南的华侨人数达１５０万人。１９７８年中 期，由于越南当局的驱赶，使１６万多名华侨逃回中国。中国对越南驱赶华侨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据报道，１９７８年４月间，中越两国在边界地区发生了武装冲 突。８月以后，中越边界事件更加频繁发生。１９７８年７月３日，即越南被吸收为经互会成员国后的第４天，中国停止了对越南的经济援助。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３ 日，苏联和越南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此外，还签订了６个经济协定。在１９７８年整整一年里，由于苏联、越南之间关系的发展，由于柬埔寨边界武装冲突事 件的发生，使得中国和苏联之间出现了紧张局势。
１９７８年期间，越南、柬埔寨边界的战斗一直没有停止过。
最后，１２月２５日，越南军队侵入了柬埔寨。１９７９年１月７日，柬埔寨首都金边失陷第二天，柬埔寨流亡者成立了以韩桑林为总理的“人民革命议会”。 自１９７５年以来，柬埔寨流亡者一直领导着反对红色高棉政权的武装斗争。越南和苏联集团承认了这个新政权；与此同时，中国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谴责韩桑林 政权。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４日，中国宣称：“越南侵略者”“得到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据不确切的消息透露，１９７９年２月，中国通过泰国向柬埔寨的 红色高棉政权提供援助。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１日至１５日，联合国安理会对印度支那的危机进行了辩论。苏联对呼吁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的提案投了反对票。在辩论期间，中国代表陈楚 指出，苏联把越南当作“亚洲的古巴”，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霸权主义政策。苏联代表奥莱格·特罗亚诺夫斯基谴责红色高棉政权在波尔布特的领导下，在进行毛泽 东主义社会的建设中，实行“公开的种族灭绝”政策，侵略越南和泰国。
１９７９年初，中越边界的武装冲突接连不断。２月１７日，中国教训了越南。中国声称：这是在越南对中国进行了多次武装挑衅之后，中国对越南进行的有限度的自卫还击。中国军队占领了越南边境地区的许多城镇，在遭受严重伤亡以后，中国军队于３月５日开始撤退。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６日，中国军队全部撤离越南。后来，即１９７９年春季，中越两国举行了边界谈判，但毫无结果。
尽管苏联表示，只要战争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苏联将不卷入这场战争，但是，苏联仍然严厉地抨击了中国的“入侵”。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８日，《真理报》 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中国把东南亚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文章宣称，在越南同美国发生战争期间，中国曾出兵北越，但同时中国又阻止苏联向越南运送军事物资。 中国扶植波尔布特政权在柬埔寨执政；中国“已经详细制订了大规模消灭柬埔寨人民的计划”，并以此作为“使柬埔寨……与中国同化”的步骤，“将柬埔寨改造成 为一个对‘不顺从的’越南形成包围的重要的桥头堡，并使柬埔寨成为中国直接向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进军的通道”。为了“使越南同时在两条战线作 战”，中国曾命令波尔布特政权进攻越南。
文章还指出，美国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中国。文章接着指出，“北京并不否认侵略越南的时间选择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联 系……”。１９７９年３月２日，勃列日涅夫在一次讲话中，谴责中国的政策“是对世界和平的最严重的威胁，”并指出“纵容中国政策的实行会产生任何形式的危 险。”但在整篇讲话中，勃列日涅夫没有直接提到美国。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３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东南亚的局势开始进行辩论。由于苏联坚持投票反对任何不特别谴责中国的提案，于是，辩论陷入了僵局。陈楚威胁 道，中国投票反对任何在辩论中提出的没有越南侵略柬埔寨内容的提案。经过进一步磋商后，３月１６日，安理会对越南侵略柬埔寨“深表遗憾”的提案进行了辩 论。安理会呼吁，任何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外国军队都应撤走。奥莱格·特罗亚诺夫斯基对这一提案投了反对票，因为他认为该提案没有包含“明确谴责中国的侵略” 的内容，而且该提案把“侵略者与他的受害者摆到了同样的位置上。”尽管陈楚批评该提案没有充分地谴责越南，并对提案批评中国的“正义行动”表示遗憾（而当 时，中国已完全从越南撤走了它的全部军队。）但陈楚还是投票赞成这一提案。
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７９年初发生的事件，对中国和老挝的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１９７５年，共产党在老挝执掌了政权。直到１９７８年，在边界地区发生 冲突和中苏相互攻击的问题上，老挝希望保持中立。但是，老挝政府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老挝承认柬埔寨韩桑林政权，同时，在中国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后，老挝 则呼吁中国从越南撤走军队。自从１９７９年３月以来，中国同老挝的关系日趋紧张，这导致了中老边界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１９７９年４月底，越南官方第一次承认在老挝驻扎有军队。４月２９日，越南外长阮基石说，根据１９７７年７月越南同老挝签订的越老友好合作条约，同 时，也应老挝政府的要求，越南在老挝驻扎了军队。１９８１年，在中国、老挝边界上发生了更多的事件。有报告证实，中国正在援助一些老挝组织，反对老挝政 府。
从１９７９年起，越南继续在柬埔寨驻扎部队，企图镇压红色高棉政权和其他组织对韩桑林政权的反抗。中国坚持把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改善中越关系的一个 条件。苏联不断增加对越南的经济援助。中国和越南在边界地区的冲突仍时有发生。中国炮击越南的高峰期往往与越南在柬埔寨发动攻势的时期相一致。
越南在柬埔寨驻扎军队成了中苏分岐的中心问题之一。
中国要求苏联撤销对越南的支持与援助，并把它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条件之一。对于苏联海军可能会使用越南港口，中国领导人表明了反对的立场。
苏联拒绝讨论柬埔寨问题。坚持认为讨论这个问题会对第三国有影响，而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则是根据１９７８年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进行的。
苏联在阿富汗的介入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４年）
１９７８年４月，阿富汗发生了政变。这个政变产生了统治阿富汗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府。该政府与苏联发展有密切的关系。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该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
苏联向阿富汗运送军事物资，给阿富汗派谴顾问，以帮助新政府镇压穆斯林抵抗组织，因为穆斯林抵抗组织动员阿富汗的大多数人反对阿富汗当局。此外，苏联 给阿富汗提供了更大范围的经济援助。苏联在阿富汗势力的不断增加引起了中国的关注。中国人担心，中国西部边界的安全将会受到威胁。
１９７９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使这个问题成了中苏互相攻击的焦点之一。
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７９年间，阿富汗和苏联当局多次谴责中国援助穆斯林反抗组织。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１日，中国向在北京的阿富汗临时代办递交了抗议照会，对上述指责进行了驳斥。后来，中国政府谴责苏联政府，说苏联政府企图在阿富汗——
巴基斯坦地区扩大它的势力范围。
１９７９年９月，哈菲苏拉·阿明领导的反对派，推翻了阿富汗领导人——努尔·穆罕默得·塔拉奇总统的统治。在阿明的控制下，阿富汗的国内形势，阿富汗 同苏联的关系恶化起来了。１２月底，阿明下台并被处死，并由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接替阿明的职务。政府更换以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至２６日，大约有 ４０００至５０００名苏联士兵进驻阿富汗。苏联政府坚持说，面对阿富汗外部敌人的武装挑衅，根据苏联和阿富汗的友好合作条约，阿富汗政府要求苏联出兵阿富 汗。从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考虑，苏联采取行动，向阿富汗的武装部队提供军事援助，以镇压穆斯林抵抗战士。据估计，至１９８０年底，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人数 已增到８５，０００人，此外，在阿富汗全国范围内，苏联还部署了数百辆坦克。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９日，中国把苏联的侵略行为称为“１９６８年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来的又一次十分严重的国际事件。”这是苏联第一次对一 个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入侵，这一事件“严重威胁着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次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暴露了它“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践 踏”。苏联已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天使”了。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政府向苏联驻华大使递交了抗议照会。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谴责苏联不仅想在阿富汗获得“永久的居住地”，而且“企图把这一计划作为向南插入巴基斯坦和亚洲次大陆的步骤。”文章接着指出，“苏军在战略要地阿富汗驻军４５，０００人，从南亚到非洲之角这一广大弧形地区将无宁日。”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８日至２３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对巴基斯坦进行了正式访问。在抵达伊斯兰堡时，黄发表讲话指出，阿富汗事态的发展为他的这次访问增添了新的重大意义。在结束访问时，黄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同巴基斯坦政府会谈的内容主要与阿富汗问题有关。
他向全世界呼吁：“包括美国、西欧和日本应该给阿富汗的邻国以真正的支持，以反对苏联超级大国。”
黄说，中国认为，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企图掠夺海湾石油、割断美国与西方联系的另一个步骤。工业国家和其他热爱和平的国家应该在阿富汗问题上形成战略联 合，通过对苏联扩张主义的认识，一定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根据巴基斯坦拉合尔乌尔都语日报《时代之声》报道，面对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中国愿意向 巴基斯坦提供充足的军事和经济援助。１９８０年１月９日，《真理报》指出，中国正在通过喀喇昆仑山公路（连结中巴两国的要道）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装备。但 是，１月２２日，巴基斯坦当局发表声明指出，巴基斯坦没有同中国缔结任何军事援助条约。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９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由于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中苏关系正常化被迫中止（“中苏关系正常化”一词在１９７９年秋天出现在中苏报刊上，见第十一章）。
从这一点来说，苏联在阿富汗驻扎军队又成了恢复中苏边界谈判和全面改善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６日，苏联、阿富汗签订了边界走向条约。
这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响。该条约涉及到萨雷阔勒岭地区。该地区人口稀少，但却是阿富汗的咽喉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萨雷阔勒岭向东北延伸与中国边界相接，是苏联、阿富汗国土的南北分界线。
边界走向条约没有更准确地透露细节，但是，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７日喀布尔广播电台广播说，条约对阿富汗与苏联之间的边界进行了调整。在条约签订以后的两 个月里，苏联军队大规模地开往萨雷阔勒岭地区并占领了该地区。据报道，８月中旬，苏联军队驱赶了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名阿富汗居民。苏联军队已接近阿富汗 与巴基斯坦接壤的边界，并在这一地区派了官员。此外苏联还在这一地区建立一大块军事基地。
１９８１年７月２２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特别重申，苏联无权与第三国（指阿富汗）签订涉及到中阿两国边界地区的边界走向条约。因为中阿边界紧密接邻 的以北地区不是苏联的合法领土，而实际上，先是中国与俄国，后是中国与苏联政府，对这一边界地区问题的争论已进行了几乎９０年。因此，声明指出，苏联、阿 富汗边界走向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声明还强调，中国和阿富汗之间已于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２日签订了边界条约，中阿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根据中阿边界 条约规定，中阿勘定了沿萨雷阔勒岭以东最边缘地区的４３英里的边界线。
中国反对苏联的实例依据是１８８４年签订的关于《中俄喀什地区边界草约》（或者如新华通讯社在１９８１年８月３１日所称之为的《中俄喀什边界条 约》）。这一条约是俄国入侵和侵占了中亚地区传统的中国领土一个很长时期之后签订的。该条约明确说明：从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边界转往西南，中国边界一 直伸向正南”。根据中国人的说法，俄国人在１８９２年非法占领了大约２００００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而且随后又企图通过把１８９４年中俄两国就边界问题的 互换照会，说成是签订了边界条约，从而使上述非法占领的领土合法化。
１９８１年８月１１日，塔斯社对上述观点进行了答复，声称：阿富汗和苏联之间新签订的边界条约纯属两国之间的事情。与第三国无关。塔斯社还谴责中国通 过“篡改历史”，“捏造”了一个有争议的领土问题。而这个所谓有争议的问题早在１８９４年通过沙俄和中国清朝政府互相交换文件而得到了最终的解决。 “１８９４年所划的边界线仍然有效”，“除此之外，绝无其他任何边界线”。
１９８１年８月２４日，新华通讯社发表声明说，苏联军队已在萨雷阔勒岭地区布署了弹道导弹。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８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珍妮·柯克苇 文顿女士声称：苏联已经执行了一个吞并“Ｄｅeａｃｔｏ”突出部的计划；并且还声称，６月１６日，苏联、阿富汗签订的条约包括了阿富汗同意苏联正式吞并 该地区这一内容。
对于阿富汗危机，中国政府继续对苏联坚持强硬的敌对立场。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成了中国在两国解决分歧问题的谈判中提出的三大条件之一。但是，苏联坚持说，苏联在阿富汗驻军，是一个只影响该国国内安全的问题，因此，苏联没有必要同中国讨论这个问题。
与东欧国家的关系
（１９６８年～１９８４年）
１９６９年以后，中国企图利用东欧国家对苏联施加压力。
中国同南斯拉夫政权以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状态减弱了，同时，还同南斯拉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与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为保护中罗 的友好关系而辛勤地耕耘着。中、罗、南三国能够联结在一起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对１９６８年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都持共同的反对立场（见第八章）。１９６８ 年至１９７１年，中国在与南斯拉夫的接触中改善了相互间的友好关系。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７日，中南两国的外交关系恢复到大使级的水平?（自１９５８年以来， 两国仅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临时代办机构）。与此同时，中国同罗马尼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迹象进一步表明，中国实行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公开反对苏联。
从６０年代末期，中国报刊停止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攻击。中国此时的报刊只限于对忠实地支持苏联的国家的批评。１９７０年１２月中旬，波兰的波 罗的海附近的城市工人举行罢工。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备加称赞。而《真理报》却谴责中国说，波兰的内政遭到了中国的“不可宽恕的 干涉”。
据报道，１９７０年１０月，齐奥塞斯库访问了美国。１９７１年４月２６日以来，罗马尼亚成了疏通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外交渠道。１９７１年６月１日至９日，在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理扬·格奥尔基·莫里的陪同下，齐奥塞斯库对北京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同毛主席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
１９７１年６月１日，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赞扬罗马尼亚抵制了“外来压力”和“大国沙文主义”。周在含蓄地回答齐奥塞斯库要求结束中苏争端的问题时 说，“罗马尼亚正在克服重重困难，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中间求生存。”访问结束后，中罗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再次肯定了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的对外 政策。同时，罗马尼亚发表声明指出，“没有中国就不可能完全彻底地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声明对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化关系表示赞赏。
１９７１年６月９日至１５日，南斯拉夫外交部长米尔科·特帕瓦茨率领代表团访问北京。
在访问开始时，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称赞南斯拉夫的独立自主精神，称赞南斯拉夫反对超级大国的干涉、颠覆、侵略和威胁的斗争”。
特帕瓦茨访华期间，正是南斯拉夫同苏联集团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时期。据报道，１９７１年６月初，南斯拉夫政府向苏联驻南大使提出书面抗议，指 出：１９４８年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关系破裂后，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工作人员”在莫斯科避难。这些工作人员仍在莫斯科进 行了一系列活动。对此，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反对。据南斯拉夫的消息透露，苏联政府支持在西欧的极右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
１９７１年８月，继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和７月１５日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后，罗马尼亚同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得极度紧张起来。莫斯科深疑 这是对苏联施加压力的一种企图。１９７１年８月２日，苏联集团的共产党领导人（包括罗马尼亚）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召开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谴责“左倾机会 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公报。“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苏联分别指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中国的政策的常用语。克里米亚会议结束后，苏联、波兰、捷 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报纸发起了一个猛烈地反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运动。
上述国家指责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表明它们要充当中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反苏轴心国”。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对此表示反对。１９７１年８ 月１８日，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Ｖ．Ｉ．德罗兹坚科会见了齐奥塞斯库。据非官方消息报道，苏联大使向齐奥塞斯库递交了一份照会，谴责罗马尼亚在中国和美国的 支持下，在巴尔干半岛组织反苏集团，并要求罗马尼亚结束这样的活动。
但是，齐奥塞斯库一再声明，罗马尼亚实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齐奥塞斯库拒绝了实行统一控制世界共产主义的计划。１９７８年８月２２日至３１日， 由李德生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对罗马尼亚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李将军再次声明，中国政府支 持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苏联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一直持续到１９７１年夏。据报道，８月１８日，铁托总统收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同一天，苏联向罗马尼亚递交了照会）。
信中说，苏联对南斯拉夫同中国保持日益增长的友好关系深感不安。对铁托来说，苏联等国在匈牙利举行的军事演习以及计划在保加利亚举行的军事演习，都被看作是直接反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表示。然而，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２日至２５日，勃列日涅夫访问了南斯拉夫。
７０年代中期，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保持同苏联领导人正常的接触的同时，也继续加强同中国领导人的联系。１９７８年３月，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恢复了两党关系。中国和南斯拉夫的贸易量也随之增加了。
１９７８年８月，华国锋访问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是继毛泽东１９５７年访问莫斯科后，中国共产党的主席第一次出访欧洲。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６日至２１日，华国锋访问了罗马尼亚。
这段时间恰好是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周年纪念日。８月１６日，华国锋在讲话中声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到处伸手，不断对一些国家进行渗透、颠覆、侵略和扩张。”
他在讲话中用的是比较温和的腔调。据报道，罗马尼亚政府曾请求中国客人避开谈及苏联，以免遭到苏联的攻击。８月１８日，罗马尼亚政府发布新闻公报。公 报涉及到华的讲话内容（据报道，双方对公报的某些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公报谴责了“任何统治形式和单方面的苛刻条件”，但没有使用“霸权主义”这一容易引 起争论的词语。然而，苏联报刊谴责了华的这次访问。８月２４日，《真理报》发表文章抨击“北京的侵略行径”，并指出：“只有那些将马眼罩蒙住自己的眼睛的 人才看不到这一点。”
在访问南斯拉夫第一天所作的讲话中，华国锋反复地强调，苏美两国正在互相争夺，企图称霸世界。在讲话中，华赞扬了南斯拉夫的自治和不结盟政策。他指 出，“不结盟运动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一支十分重要力量。”他谴责有人“力图破坏不结盟运动的团结，改变它的方向，使不结盟运动从属于他 们自己的霸权主义目的。”《真理报》含蓄地批评了南斯拉夫人不把自己同华的讲话分离开来的做法。
１９７８年，在越南和柬埔寨发生武装冲突期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保持了中立。然而到了１２月，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攻击越南侵略柬埔寨。后来，又 反对越南在柬埔寨驻扎军队。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２３日，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在莫斯科召开最高级会议，罗马尼亚在会上又与各成员国产生了意见分歧。齐 奥塞斯库拒绝将罗马尼亚的军费提高到３％，并拒绝将罗马尼亚军队交由华沙条约组织指挥。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强烈地批评了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苏联武装干涉阿 富汗。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４年，中国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多次进行互访。１９８３年５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了罗 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虽然他称赞了南斯拉夫的不结盟运动，但他没有直接谈到苏联，也没有攻击霸权主义。一些观察家认为，胡的温和式的调子与当时中苏谈判取得 的某些进展有关。
胡耀邦于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５日离开南斯拉夫后，钱琪琛（外交部副部长、中苏谈判的首席代表、一直陪同胡的出访）
继续对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进行访问。人们认为，这是中国希望同东欧国家改善关系的迹象。１９８２年初，中国没有谴责波兰在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３日颁布的制裁。１９８２年２月初，中国同波兰签订了贸易协定。
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８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在南斯拉夫访问时指出：“两国领导人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完全一致的看法”，双方认为，“两国在国内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整个七十年代期间，中国与南斯拉夫恢复了友好关系，同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改善了关系，但是，中国失去了阿尔巴尼亚的支持。阿尔巴尼亚是自六十年代 初以来中国在欧洲的唯一盟友。１９７７年中期，阿尔巴尼亚开始批评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至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１日，阿尔巴尼亚逐渐发展到尖锐地攻击中国 政策的地步。这时，中国宣布中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所有经济援助。后来，阿尔巴尼亚继续谴责中国。
尽管中阿两国在１９８３年恢复了贸易关系，但是，阿尔巴尼亚没有改变对中国的政治批评。
与西欧国家的关系
（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４年）
１９６９年以后，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中国用类似处理同美国关系的方式，来处理与西欧国家的关系。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西方采取敌视态度之 后，决定把西欧国家作为一种反苏力量和经济、技术合作的伙伴，来发展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苏联追求促进欧洲的缓和，而且苏联也真心 希望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从某种意义上讲，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近期目的是为了继续同中国抗衡。
在两条战线上保持强大的防御力量，这给苏联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且苏联领导人也为苏联可能会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敌对势力的进攻而担扰。
六十年代期间，苏联和法国是缓和的积极倡导者。当时，查理士·戴高乐出任法国总统。苏法两国多次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谈，发展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 并在各个领域签订了一系列协定。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西德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举行大选，威利·布兰特当选为政府总理。尔后，西德也开始了类似上述的进程。七十 年代期间，苏联进一步改善并保持了同西欧国家的关系，这导致了苏联普遍同这些国家扩大了贸易和技术交流。同时，西欧的紧张局势也有所降温。
中国同西欧的接触在开始时是十分有限的。例如，中国放松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欧洲国家的限制，并恢复了同西欧的直通电话联系。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３ 日，中英两国的外交关系在中断了２２年之后（在这期间，两国只是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临时代办机构），中国同英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英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 一个省份，并立即从台湾撤走了总领事馆。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１日，即西德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在访问北京期间，中国同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
七十年代中期，中苏都发展了同欧洲共同体的关系——
苏联是通过经互会发展同欧洲共同体的关系的。从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６年初，经互会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举行了多次谈判，并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５日，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李连璧被任命为中国驻欧洲共同体大使。
因而，中国成了向欧洲共同体委派官员的第二个共产党国家（另一个国家是南斯拉夫）。
《欧洲共同体》（由欧洲委员会伦敦办事处正式出版）评论道：“１９６９年，北京仍然生动地描绘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帝国主义矛盾的中心’和‘美国的阴 谋’，但到了１９７１年，欧洲共同体在其扩大的边缘上，已经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平衡因素。而对中国来说，中国最基本的战略原则是——维护或抛弃两极世界 （即由苏联和美国统治的两极世界）。”
１９７８年４月３日，中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定了５年非特惠贸易协定。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经互会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进一步举行谈判，尽管严重的障碍阻止这些联系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６日，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发表声明指出，在不损害苏联提倡的缓和局势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希望同中国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苏联和西方国家互相猜疑，从这一点来说，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了。卡拉汉还提到英国向中国出售８０架哈里喷气式战斗机的计划。与 此同时，中国为购买重要的军事装备还同法国进行了磋商。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４日，中国同法国签订了一项比较重要的贸易协定。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４日，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证实，据早些时候报道，勃列日涅夫几次向卡拉汉提出个人警告，说英国向中国出售哈里喷气式战斗机将会严重地 损害苏英关系。根据塔斯社的消息透露，苏联领导人指出，除了别的不说，“提供军事装备决非普通的贸易机构所能为之”。这样的贸易“不能不影响到其他国家的 利益。”“出售军事装备使解决国际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这样做会逐渐破坏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基础。”据了解，法国和意大利也受到了同样的警告（这两个 国家也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可能性）。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１月１６日，华国锋访问了西欧四国，它们是：法国、西德、英国和意大利。在访问期间，华国锋多次尖锐地攻击苏联。１０月６ 日，在他动身前往西欧四国之前，华国锋为西欧记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首先强调，中国并不反对缓和，但是却要反对“霸权主义”和“侵略政策与扩张主义政 策”。并说：“问题是霸权主义在向外扩张侵略，你想缓和也缓和不了。过去一年来，世界上，特别是中东、非洲、红海、海湾、南亚地区、印度支那的局势……我 们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一个是提醒人们不要搞绥靖政策。”
在开始进行对法国的访问时，华国锋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举行了会谈（陪同华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１０月１８日，华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谈了对苏关系的看法。
他说，尽管西方同苏联签订了一些有关文件，“也许这些协议、条约有某种作用”，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采取扎扎实实的行动，对那些扩张侵略行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苏联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方面比西欧更占有优势。中国希望欧洲应该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和增强防御能力。因为一个团结强大的欧洲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他坚持 说，苏联一直把推动越南实现“大印支联邦”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以便把它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同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军事部署联在一起，从而造成战略 上的优势。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２１日至２８日，在访问西德时，华表示支持德国的统一。他重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者的侵略和 扩张。”在英国（华在那里停留至１１月３日），华在讲话中攻击苏联的地方要比在访问的初期多。华称赞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说她“清楚地认识到 战争危险的根源，并采取了有效的反对措施。”
１０月３１日，他评论说，发展中英合作“会成为某些人不舒服的原因。”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日，在英格兰银行总裁举行的午宴上，华再度指出：“某些人想谋求世界霸权”。
１１月３日至６日，华国锋访问了意大利。访问期间，华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该党经常与苏联党发生争执）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会见了意大利总理弗朗西 斯科·科斯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或在西欧之行的各站，中国代表团同西欧四国签订了许多经济或其他协定。在多个场合，华清楚地表明，中国希望扩大同西欧国 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据１１月２日华在英国作的评论认为：从政治上说，欧洲之行的目的并不是同西欧结成同盟，而是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以后，东西方关系的气候恶化了（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在西欧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苏联出兵阿富汗）。这种恶化的气 候为中国增加同西欧的对话提供了有利的场所。与此同时，出于政治原因或者为了促进西欧国家或公司同中国发展贸易而进行竞争，中国对平衡它同美国和日本的联 系也极感兴趣。
１９８４年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１６日，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对西欧进行了访问。他访问了法国、比利时、瑞典、丹麦、挪威和意大利。在他动身前往西欧前夕， 赵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将始终“支持西欧为使西欧本身的强大而作的努力”。５月３０日，在法国议会大厅发表演讲时，赵极力主张两个超级大国“都采取克制的态 度，停止部署新的核武器，并进行认真谈判，为实现大幅度削减核武器作出各自应有的努力。”他还说，“一个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中国同一个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 中的欧洲之间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合作，肯定将对缓和国际局势，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做出重大的贡献。”在赵的整个西欧之行期间，中国与欧洲国家又签订 了一系列经济协定。
中苏关系内幕记实-彼德琼斯（4）2011-07-07 10:06:11
第八章 边界争端与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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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９年）
中苏边界被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缓冲国隔开而分为两部分：一、中亚部分。它把中国新疆自治区与苏联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隔开。二、远东部分。它把中国东北与西伯利亚东北隔开。
从十八世纪起，中亚的俄国边界从巴尔喀什湖向东逐步推进，原先在中国宗主国下的大量地区在１８６４年和１８６１年被沙俄兼并。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以及 中国共产党革命开始后的数年中，中国行政区的地图对苏联领土的大量地区提出了主权要求，并且最近更多的中国地图标明苏联认为是最后的边界地区为“未明确规 定”部分。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前，苏联政府曾积极鼓励新疆的反华运动。在新疆，绝大多数人并非中国人。在反对当地中国政府的暴乱之后，被当地的中国政府逐 出。之后，在苏联的保护下，于１９４４年在伊犁地区建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该地区拥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口，而且只是在１９４９年之后才被重新统一归 入新疆。虽然，自１９４９年以来，至少有二百万中国内地人定居新疆，但是，当地绝大多数人口仍然由哈萨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维吾尔人以及乌兹别克 人组成——这些同样的种族组成了与之毗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人口。
在远东，黑龙江北部和乌苏里江东部人口稀少的荒原，由于满族人征服中国，从而使之在十七世纪成为中国帝国的部分。但实际上，中国人从未在那里定居过。 １８５８年中俄《瑷珲条约》给予了俄国阿穆尔河①北部二十三万平方英里的主权，并且把乌苏里北部（阿穆尔的主要附庸国）十五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置于中俄联合 控制之下。该条约是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当时，即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５８年，中国由于同英、法发生战争而被削弱。１８６０年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 里东部的领土并入了俄罗斯帝国。
后来，俄罗斯帝国在新得到的领土上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②港市。
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其他条约承认了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治外法权，这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俄国革命之后，苏联政府于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 发表声明：苏联政府“宣布前俄国政府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占领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把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掠夺占领的一切 领土都无偿地和永久归还中国。”
１９２４年苏联与中国签订的协定否定了过去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秘密条约，放弃了俄国在中国的一切势力范围、治外法权以及领事裁判权。不过，苏联政府并没有处理边界问题。
自中国共产党革命以来，边界问题一直被搁置起来。当两国关系恶化时，它又一次居于重要地位。苏中资料后来的声明披露出：尽管当时没有向苏联技术专家公 布，但是，在他们被从中国召回之后，１９６０年７月１日便开始了边境事件。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林彪元帅在他的讲话中指出。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２日和９月 ２１日，中国曾向苏联政府建议应当通过举行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
中国提出边界问题
（１９６３年）
１９６３年３月，中国首先公开提到了修正边界的可能性，以此作为对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２日赫鲁晓夫讲话中的一段内容的答复。在这段话中，当他为古巴危机期间他的政策辩护时，谈到了中国对西方列强原来吞并中国领土的态度。
赫鲁晓夫宣称：“一个人必须十分谨慎，不要以不负责的指责匆匆行事，例如：一些人执行正统的政策，而另一些人执行错误的政策；有些人攻击帝国主义，而 另一些人容忍帝国主义。”赫鲁晓夫讽刺性地把印度驱逐果阿地区的葡萄牙人与中国政府不履行法律责任对澳门和香港采取（和印度）类似的行动相对照之后，继续 指出：“来自这些地区的气味决不比果阿地区的殖民主义所释放出来的气味芳香。但是，谁也不会指责中国使殖民主义的这些碎砖烂瓦保持原样。刺激中国采取自己 认为不合时宜的行动，这将是错误的。如果中国政府容忍澳门和香港，很明显，她这样做是有正确的理由。因此，指责中国这些做法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和葡萄牙殖 民主义的让步和姑息，这将是荒唐可笑的……”为了答复这段话，１９６３年３月８日，《人民日报》提到了前中国政府被迫签订的九个条约，其中包括中俄《瑷珲 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并质问道：“你们指出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这个评论被看作是中国保留要 求在将来某个时期归还这些领土的权利的一个建议。
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１日，苏联政府发表的声明宣称：中国“故意侵犯”苏联边境，并且中国宣传机构要求修正边界。
声明指出：“１９６０年以来，中国的军队和平民一直故意地侵犯苏联边境。在１９６０年一年，中国一方对苏联边境的侵犯记录达五千余次。中国一方未经允 许还试图‘开发’一些地区的苏联领土。”声明继续引用了被称为中国满洲政府所发表的一份文件，并提供了中国渔民不理睬苏联边防战士发出的不要接近阿穆尔河 和乌苏里江的有争议的岛屿的命令的事实情况。
声明继续指出：“苏联政府多次邀请中国政府就确定边界线问题举行协商会谈，以排除任何可能的误会。然而，中国一方在继续侵犯边界的同时，回避了这些协 商会谈。这只能使我们提高警惕，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宣传机构在明确地暗示所谓过去所造成的苏中边界某些地区的‘不公平的定界’。不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尤 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人为地造成任何领土问题，都将会走上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
中亚边界的紧张局势
（１９６３年）
１９６３年９月发表的中国声明和苏联声明指出：新疆边境碼e在着一种紧张的局势。９月６日，《人民日报》宣称，苏联一些机构和人员在新疆伊犁地 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并且胁迫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跑入苏联”。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０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一篇访问记说，四名新疆难民说：中 国对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这些人的态度大大恶化了，特别是当他们自称是苏联公民时；他们并且说，大约有四百名同情苏联的干部被送到了劳改营。
根据莫斯科报道，最近几年，在新疆的穆斯林哈萨克人、维吾尔族人和其他民族之间发生过多起暴乱，他们对中国企图禁止他们的宗教和语言表示不满。在１９６２年６月到１９６３年９月间，大约有五万名哈萨克人和其他部落的人逃入了苏联。
边界谈判与在边界问题上的进一步争吵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６年）
边界谈判于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５日在北京开始举行，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就于其后的５月份中止了。据苏联方面的资料报道，苏联代表团提出了“澄 清”边界某些地区的建议，但是中国代表团对１５０多万平方公里（５８万平方英里）的苏联领土提出了主权要求。中国同时声明目前将不坚持自己的要求。根据中 国方面的说法，中国代表团把《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看作是“不平等条约”的同时，提出以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为基础，来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并在此条 件下“对双方边界的个别地段作必要的调整。”但是，苏联代表团拒绝接受这些建议。虽然原则上双方已经商定在晚些时候继续于莫斯科会谈，但后来没有举行进一 步的谈判。
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在接见一批日本社会党人时恢复了争吵。据报道，在会见中，毛泽东说道：“有太多的地方都被苏联占领着。……有人曾经说，新疆省和阿穆尔河北面的领土都必须包括在苏联的领土内。苏联正陈兵于边境。
……中国还没有向苏联提出清算关于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堪察加半岛以及其他城镇和贝加尔湖东部地区的帐，这些地区大约在一百年以前就已经成为俄国的领土了。”
１９６４年９月２日，《真理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谈话，同时配发了一个长篇社论。社论警告说，坚持中国领土要求的任何企图都会发生“最危险的后果”。
《真理报》社论指出：“我们面临着一个具有深远意图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这个计划不是出现在今天，也不是出现在昨天。１９５４年，中国出版的一本现 代史教科书上的一幅地图标明了（就作者的看法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这幅地图把缅甸、越南、朝鲜、泰国、马来亚、尼伯尔、不丹和锡金都包括在中 国地盘之内。中国北面的边界穿过斯塔诺夫克山脉，切断了苏联的沿海领土。在西面，吉尔吉斯、塔吉尔、哈萨克一直到巴尔喀什湖的一部分领土被包括在中国地盘 之内。库页岛也标明为中国的领土。如果人们相信这本教科书，那么所有的这些土地和国家就是‘中国政府的版土’，并且它们已经被从这本教科书中给划走 了……”“中国领导人根据什么权利要求从来就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主权呢？他们指的是几百年前，中国军队路过这些领土，而且中国皇帝有时从这些人中收集贡金。 如果问题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毛泽东所运用的所谓典型的历史争端只能说是孩子气的。……那些质问苏联１５０万平方公里领土所有权的人们，难道他们想到世世代 代生息和劳动在这片领土上的苏联人民会怎样接受这些要求，并把这片领土看作是自己的祖国的吗？”……最后，《真理报》宣称，“任何试图重新划分世界地图的 作法”都将会导致“最危险的后果”。
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５日，赫鲁晓夫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通过提倡新疆和内蒙古的非中国人的民族自决而答复了毛的声明。
赫鲁晓夫指出：“毛泽东宣称，苏联面积太大，沙俄占领了太多的中国领土。我不愿维护沙皇主义；沙皇和中国皇帝是一丘之貉。可是中国皇帝征服了内蒙古、 满洲、西藏和新疆。新疆不是中国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居住在那里。大多数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居住在苏联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但是新疆也有哈萨克人和吉 尔吉斯人，甚至还有乌兹别克人。因此，同样，独立的蒙古国只有一半蒙古人。另一半蒙古人定居在中国。毛泽东希望不在政治基础上而在人种论的基础上解决政治 问题。如果在人种论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我们不缺乏论据。哈萨克必须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支持民族自决。中国人也必须同样如此……”１９６６年初，苏联共产 党在发给其他共产党的信件中（见第五章）指责中国“引起边界争端”。５月２０日，陈毅元帅（当时的中国外长）答复这种断言时指责苏联在１９６０年７月和 １９６５年底之间挑起了五千多起事件，指责苏联陈兵中国边境，并进行以中国为假设敌的军事演习。
文化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８年）
在文化革命初期阶段，边界紧张局势大大增加。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日，据莫斯科报道，估计有二百万中国人在苏联边境，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之间的边界上，参加了群众示威游行，以支持中国的领土要求。而且中国军队向往返于阿穆尔河上的苏联轮船几次开火。
鉴于紧张的局势，苏联于１２月７日报道，苏联为哈萨克共和国、塔吉克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公民建立了军事培训学校。
１９６７年２月，在苏联大使馆被围困期间，局势特别紧张。
２月２日，北京广播电台宣称：
“苏修和美日帝国主义者”通过黑龙江省进攻中国的阴谋被粉碎了。２月１１日，所有的中国边境军队处于戒备状态。第二天，北京的墙报宣称：最近，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击退了海参崴附近苏联的一个营的进攻；这一报道未得到其他任何资料的证实。
西方资料估计，当时中苏边界上的军队数目，苏军为近４０个师（其中，许多个师是刚从西欧调来的），中国军队为５０—６０个师，即６０万以上的兵力。然 而，据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１日莫斯科报道，除边防战士外，所有的中国军队从苏联和蒙古边界撤退了大约１００英里，创造了一块所有居民被疏散的“无人之地”。
１９６７年１月，苏联报刊报道说：最近几个月，几万名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越过新疆边境在苏联避难，他们的离去被归咎于文化革命的恐吓和与此相伴随的对 苏联同情者的搜捕。大量的中国人定居新疆，并且被称之为对少数民族的迫害。２月２１日的报道说，新疆边境地区公民的疏散工作进行得特别彻底，从而几乎结束 了难民向苏联的逃入。
根据莫斯科的外交资料，１９６８年发生了许多小事件，但是双方都未公布这些事件；不过，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６日的一个中国抗议照会宣称：８月９日到２９日之间，苏联军用飞机在黑龙江省上空飞行了２９次。
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
战斗
（１９６９年３月）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到３月１５日，在乌苏里江附近发生了苏中边防战士之间的武装冲突，造成了大量的生命伤亡。战斗发生在一个荒无人烟的１．５英 里长、半英里宽的小岛上，苏联人称这个岛为达曼斯基岛，中国人称这个岛为珍宝岛。它位于哈巴罗夫斯克市南大约１１０英里，海参崴北２０５英里。根据中俄 《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这个岛的地位是有争议的。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０日，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坚持认为：按照国际法，乌苏里江主要河床的中心线就是边界线，珍宝岛位于这条中心线的中国一方，它一直处 于中国的管辖之下，而且在１９６４年边界谈判时被苏联代表团承认为它属于中国。另一方面，３月２９日苏联的一个照会（见下述）坚持认为：１８６１年双方政 府通过的一幅地图表明，乌苏里江中国一边的江岸为这个地区的边界线。这个问题因春天冰雪融化后乌苏里江经常淹没江岸和改变河床这一事实而复杂化了。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０日的中国声明宣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至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期间，苏联边防军曾１６次入侵“中国珍宝岛地区”，有几次打伤了中国 边防战士。而苏联海军陆战队少将瓦西里·洛巴诺夫（苏联驻太平洋边区的指挥官）在３月１６日声称，中国军队在最近一年半期间，经常企图占领这个岛。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双方对冲突都进行了完全相反的报道。按照苏联的说法，３月１日至２日夜间，大约３００名中国士兵用白斗篷伪装起来，穿越冰冻的江 河，登上达曼斯基岛，在那里埋伏着。次日清晨，另外３０名中国人登上这个岛，当苏联边防军向他们走来，准备提出抗议时，中国人没有警告就开了火。与此同 时，在这个岛上的军队和在中国岸上的其他军队朝另一批苏联边防军开枪开炮。据说，苏联军队在一个邻近边防哨所援军的帮助下，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打退了入 侵者。在这次战斗中，苏军死亡３１人，包括一名军官，受伤１４人，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声明说，一大批苏军伴随着四辆装甲车朝着正常巡逻执勤的中国边防战士 开火，打死打伤许多边防战士。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两国政府都向对方送去了措词激烈的抗议照会。苏联照会要求立即进行调查，严惩这一事件的肇事者，并采取紧急措施阻止任何继续侵犯 边界的行为。照会还宣称，“中国当局不顾后果的挑衅行动”，将“遭到我们的断然拒绝”。同样，中国照会要求严惩罪犯，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力；而且宣称，如果 苏联政府继续“挑起武装冲突”，它将遭到“坚决的反击”。
１９６９年３月３日，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开始了群众抗议示威游行，实际上，苏联大使馆被数以万计高呼“吊死柯西金”“油炸勃列日涅夫”口号的中国军人和公民包围了四天。
在以后的几天里，整个中国都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游行。据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有二亿六千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在苏联方面，虽然３月３日至４日，在哈巴罗 夫斯克市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举行了示威游行，但是直到３月７日，莫斯科才举行了示威游行，当５万多人列队走过中国大使馆时，人群中一些人朝中国使馆大楼扔 石头、冰块、墨水屏和颜料炸弹，砸烂了许多窗户，这是多年来这个城市所见到的最大的一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
１９６９年３月７日，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在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讲述这个事件的详情之后，宣称中国人开枪和刺杀伤员，有些死亡 者的面部“如此残缺不全，以致于无法辩认”。３月８日，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外发生了比前一天规模更大的有１０万余人参加的示威活动。
虽然这一次没有发生骚乱，但是３月８日至９日，俄罗斯其他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集会。
在北京，３月１１日，在苏联大使馆外开始了对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扔石头的抗议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活动持续了三天。《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 物）于３月１４日宣布，如果苏联领导想打仗，“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文章补充说：“苏修泡制的‘有限主权论’有助于苏军进驻其他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 ——作者注）。这使我们认识到，苏修最近这次的武装挑衅决不是偶然的。”
苏联大使馆拒绝接受中国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３日的照会，该照会宣称：３月４日至３月１２日之间，苏联装甲车辆已经有六次“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而且在这段时间里，苏联直升飞机有两次在珍宝岛上空飞行。
苏联官方声明声称，３月１４日，一群中国士兵企图“入侵”这个岛，但被驱散。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发生了进一步的战斗，显然，这次战斗比３月２日的规模更大。３月１６日洛巴诺夫将军告诉新闻界：中国一个团的步兵——或者说一共 二千人——在中国岸上的大炮和迫击炮的火力掩护下，向这个岛不断发动进攻，在邻近边防哨所和后备队边防军的援助下，经过七个小时的战斗，赶走了中国步兵。 据北京广播电台提供的说法是，大批苏军在坦克车的支援下，不断地向在该岛上值勤的中国边防战士进攻，并且经过１１个小时的战斗，苏军被赶了回去。在战斗 中，苏联的重型大炮和坦克炮轰了这个岛和中国江岸。虽然双方都没有详细说明伤亡情况，但显然伤亡严重。苏联新闻界报道提到了死亡的１２名军官和军士的名 字，其中包括一个上校，——根据《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的说法——苏联方面有整整一个团的边防军和后备队，或者说近三千人参加了这次战斗。
随后，关于这个地区报道的只是一些小事件。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８日至４月８日，苏联报刊有好几次报道说，中国人把迫击炮和机枪对准这个岛，并且在自己的 江岸一边挖了防御工事；４月１３日，北京广播电台宣称，俄国人在乌苏里边界犯下了“新的侵略罪行”，但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中国的一个照会指责苏联政府“不断地”派兵入侵中国领士，并且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停止“武装挑衅”。同一天的苏联照会坚持认为， “达曼斯基岛是苏联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声称：“如果有人再次企图破坏苏联领土的不可侵犯性，那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其各族人民将坚决捍 卫自己的领土，并对这类侵犯边界的行径给以毁灭性的还击”。
在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战斗之后的一些日子里，中国报刊和苏联报刊发起了对对方国家领导人的恶毒和好斗性的攻击。３月２０日，北京《人民日报》把“赫 鲁晓夫、柯西金、勃列日涅夫之流”说成是“一小撮坏蛋”，宣称苏联人民憎恨“这些新沙皇”；而在３月２３日，苏联军报《红星报》谴责毛泽东是“神圣的共产 主义事业的叛徒……沾满了人类的鲜血”，并且把他比作希特勒。然而，尽管最近的战斗依然严重，但是双方都不再继续进行抗议示威游行这一事实表明，双方政府 都不急于把问题推向极端。
苏联提出边界谈判的建议
（１９６９年３月～４月）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２日，柯西金要求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次日，中国政府以便函的形式答复说：“鉴于中苏目前的关系，以电话会谈是不适宜的。如果苏联政府有话要说，请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来。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９日，苏联政府在一个措词温和、篇幅冗长的照会中详细重申了自己对达曼斯基岛的主权要求，并且建议尽快继续１９６４年中断的边界谈判。
这个照会谈了苏联对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和１５日事件的看法之后坚持认为，根据１９５１年缔结的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船运的协定，中国政府已经表示接受现 时的边界；根据要求，苏联主管当局允许为了砍伐干草和木材而使用那些江上的一些岛屿——这是一种暗示：他们不再争论苏联对那些岛屿（包括达曼斯基岛）的主 权要求。
照会继续回顾了五十年代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评论说：“如果不是由于中国方面所采取的立场，那么我们两国间的贸易、经济和科技合作将会毫无疑问地成 功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对今天来说也是适用的。……每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出现危险时，苏联忠实于其友好、联盟和互助条约许下的诺言，总是站出来支持 人民的中国。”（西方观察家们把这些声明看作是在中国政策的变化事件中，苏联准备对中国继续进行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的一个建议。——作者注）
在对边界谈判中断表示惋惜和回顾了１９６０年中国周恩来总理所说的苏中边界未确定部分“在地图上是无足轻重的差异，是很容易和平解决的”之后，苏联照 会敦促中国政府“遏制可能会引起复杂化的任何边界行动，并且在和平的气氛中通过谈判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分歧”。照会建议尽快恢复１９６４年于北京开始的 边界协商会，最后还说：“苏联政府坚信，苏中两国人民的重要利益最终将有可能消除和克服苏中关系中的困难。苏联政府已经声明过，并且认为有必要重申：
苏联政府坚决拒绝任何人在苏联领土问题上的任何侵犯，以及用语言工具来讲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坏话的任何企图都将会遭到严厉的反击。
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林彪元帅指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对苏联照会的答复。４月１１日，苏联的第二个照会建议：于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５日或于中国方面认为适当的其他任何时期在莫斯科继续开始边界谈判。
第九章 争论与双边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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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６年）
中苏边界问题的会谈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０日开始，但在以后的数月（参见第七章）里进展甚微。与此相应，中国报刊上的反苏论战暂时不见了；但 是，到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下半月又重新开始了争论；反过来，苏联报刊也重新开始了其反华运动。１９７０年１月６日，《真理报》谴责说：“中国在进行备战的同 时，伴随着中国报刊对苏联的日益恶毒的攻击。”最近几周，出现在苏联报刊上的文章反复谴责挑起战争歇斯底里的中国领导人。
在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以后的这个时期里，许多事情受到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国政府内部日益占优势的温和派的影响。
苏联依然被看作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两国关系的特点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对抗和论争。然而，中国激进派对莫斯科的军事敌视政策在文化革命期 间就放松了，这一政策被周恩来的力求避免不必要激怒苏联的比较实际的对外政策所代替。此外，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与美国发展了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参 见第十章），作为对看得到的苏联威胁的一种战略抗衡。
勃列日涅夫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与中国的反应
（１９７０年４月～７月）
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外，来自各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都出席了１９７０年４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庆祝会，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都未被邀请。 ４月２１日至２２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一次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再次说到，苏联对捷克 斯洛伐克的干预是保卫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必需的，而且使苏联的行动与中国在亚洲支持“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自我扩张政策形成了对比。
在涉及苏联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段落中，勃列日涅夫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反社会主义阴谋……是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精心策划并用恶意宣传作掩护的企图。这 种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勾结，并在世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使捷克斯洛伐克同兄弟国家隔绝起来，从而 给欧洲社会主义阵地以严重的打击，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性，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及信守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 则的盟国的坚决行动，粉碎了敌人旨在破坏社会主义共同利益并最终破坏欧洲大陆和平的危险计划……”勃列日涅夫继续指出：“遗憾的是，也有这样的情况，社会 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现状就说明了这一点。十分清楚，这种状况是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政策的产 物，是他们同列宁遗训的原则相决裂的结果。……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反苏运动，只是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效劳。最后，这一运动是在凭空捏造的来自苏联的威 胁的幌子下进行的。这一运动的那些发起人以自己的反对列宁的国家，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暴露了他们是列宁革命事业的背叛者。”
“至于苏联，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主张在凡是社会主义之间的良好关系遭到破坏的地方恢复这种关系。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今后仍将按照列宁的教导积极地一贯地朝着这个方面努力……”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２日，中国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 《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长篇社论，它被看作是开始双边谈判以来对苏联领导的最猛烈的攻击。社论重申了中国的断言：苏联不再 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声称赫鲁晓夫１９５６年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宣布否定斯大林化政策——见上述第二章，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推翻 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反革命政变。”社论引用了毛泽东１９６４年５月说过的话：“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 政，希特勒式的专政”。社论还猛烈抨击了用来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辩护的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并把它称为“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理论”。社论把其内容解释如 下：
“其一，‘有限主权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苏修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包括它们主权和命运在内。……也就是说，你们有权摆布别国，别国无权反对 你们。……”“其二，‘国际专政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他们有权‘以军事援助兄弟国家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
你们所说的‘国际专政’，就是要把别的国家置于新沙皇的统治和奴役之下……”“其三，‘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勃列日涅夫鼓吹：‘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 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行动’。你们所说的‘统一’，就是把别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统一’到你们那里。你们所说的‘不 可分割’，就是不许别国摆脱你们的控制和奴役……”“其四，‘国际分工论’，勃列日涅夫之流……不仅在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推行所谓‘国际分工’，而且把它 扩展到亚、非、拉国家。……苏修集团正是继承了帝国主义的这种殖民政策。他们的‘国际分工论’，也就是‘苏联工业、亚非拉农业’或者‘苏联工业，亚非拉附 属加工厂。’……”“其五，‘利益有关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扬：‘苏联具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广泛发展的国际联系，对于即使在地理上遥远，但是却涉及到 我们的安全和我们朋友的安全的那种事件，也不能消极对待。’……这种所谓‘利益有关论’，是帝国主义的世界侵略政策的典型论调。……苏修的腔调同老沙皇和 美帝国主义何其相似！”
伴随这些争论之后，是一国指责另一国具有扩张主义意图的一系列历史交换文件。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８日，《真理报》发表一篇题为《摘下假面具的假革命者》的强有力的五千字社论。社论指出：
“若干年来，中国领导一直在亚洲宣传破坏进步政权，引起国与国的冲突，以及孤立人民的真正同盟者——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 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路线。北京这样行事向帝国主义者证明，它不打算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采取一致的行动。这种立场使帝国主义集团 能够实行他们反人民的计划和方案，印度支那的最近事件。例如，美国对柬蒲寨的干预可以补充说明这一点。根据北京领导人的行为，毫无疑问，他们力求在自己的 全球阴谋中利用各国人民的英雄自由斗争，这种全球阴谋起源于大汉梦想。
成为若不能统治全世界，至少能统治亚洲的‘大中国’的新皇帝……”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在呼吁中国人民“随时准备击退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和侵略”的一篇联合社论中，指责苏联准备进攻中国。
两国互换大使
（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０月）
１９７０年秋，当以互换大使的方式采取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时，中苏关系显示出明显的改善。９月１６日，在莫斯科宣布任命瓦西里· 托尔斯季科夫（列宁格勒地区的共产党书记）为驻中国的大使。托尔斯季科夫于１０月１０日抵达北京，中国的新大使刘新权（前副外长）于１１月２２日抵达莫斯 科。在１９６７年，由文化革命所引起的极度紧张时期两国都召回了自己的大使，从此，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代办级。
比较调和的情绪进一步反映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日中国国庆节之际苏联政府的祝词，和同年１１月７日俄国革命纪念日之际中国政府的祝词里。两国的祝词语 调都非常热情。苏联的祝词表达了“国家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中国的祝词则指出：“中国始终认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 歧不应当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的报告
（１９７１年３月）
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１日，苏共二十四大在莫斯科开幕，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他在回顾了与中国的关系之后，特别提到，两国关系最近有所改善，并力劝中国在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正常化方面进行合作。
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生活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特殊的、与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思想政治纲领，却要求我们放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的镇压和“个人迷信”——
作者注）的路线和苏共纲领。他们展开了反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激烈的敌对宣传，提出了对苏联的领土要求，甚至把事态弄到１９６９年春夏在边境上发生武装事 件的地步……”“近一年半以来，由于我们方面表现的主动性，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某些正常化的迹象。１９６９年９月，两国政府首脑进行 了会晤，在此以后，在北京开始了两国政府代表团关于调解边界问题的谈判。这一谈判进展缓慢，为了使谈判取得圆满的结果，当然需要不单是一方的建设性立 场。”
“去年年底，苏联和中国互派了大使。在长期中断后，签署了贸易协定，贸易额略有增长。这是一些有益的步骤。我们今后也准备按这一方面行事。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中国的宣传和政策中，反苏路线仍在继续，而且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其决议中已把这一敌视苏联的方针固定下来。…… 我们党和苏联政府深信，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将符合我们两国根本的长远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巩固和平的利益。因此，我们不 仅愿意全力促进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愿意全力促进两国睦邻关系和友谊的恢复……”然而，勃列日涅夫在后面的一段话里，又批评了中国 破坏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他指出：“反帝斗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帝力量，首先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在我们提到的时期里，想从各方面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进攻的企图，最为尖锐地表现出来了，中国领导着手在一系列国家中建立 以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幌子的分裂主义集团。……托洛茨基分子往往同这些集团结成同盟。在某些地方，民族主义自我孤立的倾向加强了。……资产阶级 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现在恰恰是最乐意把希望寄托在民族主义倾向上，特别是以反苏主义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上……”
恢复争论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９７１年７月）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继波兰普遍的粮食暴乱对苏联的支持的波兰政权引起严重的挑战之后，中国报刊上又出现了反苏攻击。不过，自１９７０年以来，第 一次对苏联的主要攻击出现在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的文章里，这篇文章于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８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 上，以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尽管如此，苏联副外长列昂尼德·伊里奇夫，仍于３月２１日会见了周恩来，就边界问题举行了会谈（参见第十二章）。
文章说：“被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领导权的苏维埃国家，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是复辟了的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苏修叛徒们把苏联变成了一小撮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乐园，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监狱。”
文章还谴责“苏修叛徒们”利用“最野蛮、最残暴的手段……
镇压国内各族人民”，对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严加控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到处进行军事扩张，对别的国家进行种种阴险的颠覆活动。”
１９７１年４月，这篇《红旗》杂志上重新开始了中国对所谓的苏联扩张主义的攻击，说苏联：“加剧蜕变为法西斯专政，实行与其在世界霸权斗争中的对手美 帝国主义一起侵略和合作的政策。”在稍后的１９７１年７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的《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苏联领导人是“叛徒”， “全世界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
至于苏联的报刊，在中美关系改善这一时期，对此表现了特别的不满。１９７１年４月发表的一些文章指责中国政府与美国“勾结”。在１９７１年７月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以后，苏联对中国的指责逐步加强了。
林彪方面的情况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９７３年８月）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中国的前国防部部长、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被指定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元帅乘飞机飞往苏联，在蒙古境内爆炸身亡。当 这一消息报道之后，同年９月苏联的反华宣传有所缓和。据中国方面说，林彪企图发动军事政变，试图暗杀毛泽东。１９７１年９月３０日，《泰晤士报》评论道。 “反华宣传的沉默表明：
俄国人希望北京发生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变化，而且他们在坐等静观情况的变化，他们不打算使自己显得似乎比平常更加反华……”西方评论家认为：林彪危机主 要是由中共领导内部在对外和对内政治、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所引起的，它反映了林彪所主要依赖支持的党的左翼和周恩来总理所领导的稳健派之间的分裂。继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６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这种分裂明朗化了。会议之后，两名突出的左翼分子陈伯达和李雪峰从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大家认 为，分歧的主要问题如下：
（１）有人认为，林彪元帅反对稳健派在１９７１年最初几个月内所积极推行的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缓和的政策，这一斗争以７月１５日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而达 到顶峰。据一些资料报道，他提倡如果采取这项政策，应同时努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他在此之前就提出了世界革命的策略；在１９６５年发表的题为《人民战争胜 利万岁》的一篇文章中，他曾预言，不发达国家的革命战争将结束“美国和西欧的包围”。
（２）林彪以及军界反对削弱军队政治优势的措施；文化大革命在破坏共产党的各个机构的同时，却大大加强了军队的政治作用，军队基本控制了各省的革委会 以及许多政府部门和经济企业。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在重新建立各省党委会的同时，加强了同１９６９年以来正在发展着的极左派的斗争。从而，巩固了稳健派的地 位。对过激的“５．１６”组织（该组织曾对北京的外国外交使馆组织了多次进次）的打击构成了政府实行缓和政策的组成部分。
（３）１９７０年９月提出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设想了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的纲领。据说，林彪元帅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反对通过缩减军费开支来为这个纲领筹措资金，他们争论说，与美国的缓和政策将会恶化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这样，就有必要加强武装力量。
林彪的所谓阴谋（显然，是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１日或１２日发现了这个阴谋）的详细情况，没有正式公布。但是，许多据说来源于中国资料的非正式报道，于将近一年以后，在１９７２年７月和８月出现了，其中包括苏联卷入了这个事件的说法。
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３日，中国民族主义政府的情报机构（在台湾），发表了他们声称的（中共）寄给各省党的领导的正式报告。据这份文件报道，林彪元帅在 １９７０年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与毛泽东发生了口角，并且与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黄永胜将军、吴法宪将军、海军将军李作鹏和邱会作将军（军队后勤部部长 和政治委员）组织了“５７１”计划。据说这些阴谋家们计划起义，他们期望苏联支持这次起义。他们计划要么赢得毛泽东主席，迫使他接受他们的要求，要么暗害 他。据说，“５７１”这个代号用汉字来说类似“武装起义”这几个字（的读音）。
在后来中国对苏联的攻击中，重复谴责了苏联（与林彪）的勾结。周恩来在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举行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主要是指责已故的林彪元帅和攻击苏联，周恩来认为，苏联支持了林彪元帅已经尝试的军事政变。
在讲到林彪阴谋集团的详情时，周恩来指出：“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过，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周继续指出： “继刘少奇（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文化革命高潮时期被视为‘走资派’而被撤职。——作者注）及其支持者垮台后，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 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当时，苏联谴责了这种清洗（参见第七章）。
周恩来把苏联与所谓的新右派分子的威胁联系在一起。
“早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 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 道路上来。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重新回到林彪元帅及其支持者的话题上之后，周恩来 继续指出：“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地 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上，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
……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林彪这一类……
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展现了他的总暴露和总失 败……”“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 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结束时，追补通过了一个决议：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内奸”林彪元帅开除出中 国共产党。
争论的加剧
（１９７１年后期～１９７４年初期）
由林彪危机引起一段间歇后，苏联的反华宣传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１９７１年１２月的战争而重新开始。在这场战争中，苏联支持印度，中国和美国支持巴基斯坦（参见第八章）。
《真理报》（１２月２２日）指责中国企图，“与美国做交易”，并把苏联报刊上原来没有攻击过的周恩来描述成“反印和反苏的领导人之一。”１９７２年３月，当边界谈判中断三个月后又重新开始时，苏联对中国的攻击消声匿迹了，但是，当年秋天，双方的争论又加剧了。
１９７３年３月７日，《泰晤士报》评论到：“最近，中国指责俄国人在日本的领空侦察，抢劫巴基斯坦的鱼源；通过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的大量购买，破坏委内 瑞拉（言外之意是中国）的经济；把自己武装起来威胁西欧；通过承认大量犹太人移居以色列而伤害阿拉伯国家。反过来，俄国指责中国卷入了世界毒品生意之 中……”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５日，当勃列日涅夫声称，苏联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尝试由于中国“公开的反苏”政策而失败时，几个月的间歇又一次结束了。１９７３ 年８月和９月，在不结盟国家的阿尔及尔会议召开之前和召开之中，苏联的宣传断言，中国不再是社会主义了，它已被旨在变成核大国和主宰亚洲的军事官僚政治专 政家们所统治。
周恩来在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意图进行了相似的攻击，要求警惕苏联可能进行的突然袭击。显而易见，在答 复党内对政府与美国的缓和政策的批评中，周的整个讲话都强调相信：苏联对中国的安全造成的威胁要比美帝国主义大得多；他认为，美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而且已经“公开承认自己正在日益衰落”，因而“它（不得不）从越南撤退……”周恩来指出：“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 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强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 政，奴役各民族人民。……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撤走专家，肢解巴基斯坦， 在许多亚洲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代 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这句话最后提到的各岛是指捉泽岛、国后岛，色丹岛和齿舞群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苏联占领着日本北方几个岛屿，日本声称是自己国内领土的一部分。——作者注）
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的必要妥协区别开来，”他继续指出：“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 争，特别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１９７３年后 期和１９７４年初期，双方都严厉攻击对方国内政策的所谓镇压本性，一国声称另一国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另一国称对方的政权是众叛亲离，大失人心。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７日，苏联作家协会的《文学报》杂志指责中国政府实行反对少数民族的“接近种族灭绝”的政策。据说，一些少数民族已被完全灭绝。该杂 志断言，在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２年间，新疆、内蒙、西藏、四川、海南和云南的少数民族起义遭到了残暴的镇压，当１９７２年西藏新的起义被镇压时，有一万二 千多人被杀。（关于１９７２年西藏大叛乱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西藏被流放者的进一步证实。——作者注）。
１９７４年１月８日，北京《人民日报》回击了这种攻击，宣称苏联正处于普遍反抗“苏修叛徒集团”所引起的混乱之中，“新沙皇处境危险”。文章特别指 出，除了在精神病院给持有不同意见者服用失去理智的药物外，一百多万人被禁闭在一千多个劳改营里，他们用坦克、装甲车、伞兵部队来镇压普遍的动乱。自 １９６０年以来，这种动乱采取了罢工、暗中破坏，示威游行、成立地下革命组织的形式；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乌克兰几千名大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的统治。
互相驱逐外交官
（１９７４年１月）
１９７４年１月，当五名苏联公民（包括三名外交官）因进行所谓间谍活动被驱逐出中国，一名中国外交官以相似的指控方式也被驱逐出苏联时，中苏关 系降到了自１９６９年边界战争以来的最低点。１月１９日中国的一个照会宣称，Ｖ·Ｉ·马尔琴科（苏联大使馆的第一书记），Ｕ·Ａ·谢苗诺夫（苏联大使馆的 第三书记），和他们的妻子们以及Ａ·Ａ·科洛索夫（翻译），在与两名苏联特工秘密会晤时被捕，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２日，新华社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说：１月１５日傍晚，苏联五名外交官驱车到北京郊区的一座桥上，在那里，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会见了一 位名叫李洪枢的中国人，一位不知姓名的李的同犯把用秘密文字写成的情报交给了谢苗诺夫，谢苗诺夫给了他一个包，包里面装有一台有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 台和用隐显墨水写成的说明书，“一份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一张伪造的出境证，一大笔钱以及其他谍报材料。这时，信号灯亮了，警察逮捕了这四 个人，拍摄了现场，当其他三名苏联公民驱车来接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时，他们也被捕了。
李洪枢的所谓招供也发表了。声明宣称，他于１９６７年飞往苏联，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后，于１９７２年６月返回中国，从那时起，他在莫斯科和苏联驻北京大 使馆的军事情报机构的命令下，在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７日，他接到莫斯科的一份无线电报，命令他与其“朋友”一起到北京，于１月１５ 日到北京那座桥上与大使馆人员接头。他抵达北京后，于１月１５日晨给大使馆拍发了密码无线电信号，并接到了批准这次约会的答复信号。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１日，苏联的一个抗议照会宣称：马尔琴科、他的妻子以及谢苗诺夫夫人在街上车子被堵塞，他们的车子被拖下来落在了后面，他们驱车来到 另一条街上，那里聚集着一群人，安置了电影摄相机。摄相之后，他们被带到一幢大楼，试图让他们供认他们从事了间谍活动，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在街上行走时被 捕，并且受到与上述相似的对待。
尽管苏联大使馆提出了抗议，但是，中国官方否认了他们行踪的一切情况。直到１月１９日，才释放了他们。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９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人员关恒广被指控企图从一位苏联妇女那里获得军事情报在伊尔库次克（西伯利亚）被拘捕。并被驱逐出境。１月２５日中国的一个照会在答复苏联的抗议时，把关恒广的被捕说成是“一个反华丑剧”和“一个卑鄙的报复行动”。
中国照会声称，关完成值勤任务返回北京时，乘座的国际列车在伊尔库次克车站被阻挡，其借口是发现了一名乘客正患天花。他被从车上带下来，被迫留在隔离 站，在那里，一位妇女设法把一个“画片夹”塞进他的手里。接着警察走进房间，拘捕了他，带他乘飞机飞回莫斯科，他一直受审，直到第二天才被释放。
周恩来在向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到这一事件。他指出：
“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
苏联领导采取了恶化两国关系的一系列的步骤，对我国进行颠覆，直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
在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新宪法，修改了原来１９５４年起草的宪法的序言。１９５４年宪法涉及到了中国与“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和人民牢固不破的友谊”。并且用“我们应该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句话替换了它。
中国内部情况的发展
（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６年）
林彪垮台之后，中苏关系的上述这些发展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发展，都出现在中国政府内部稳健派和激进派之间继续竞争的背景下，人们认为，周恩来 的威望仅次于毛泽东，他领导的稳健派在党、政、军中博得了广泛的支持。许多在文化革命中被撤职的高级官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邓小平，他于１９７３年４月恢 复了地位）
重返政治生涯，使稳健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政府内的激进派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毛泽东之妻）为代表，他们后来被称为“四人帮”。虽然林彪 的垮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继续控制着报刊电台，从工会、民兵和共青团中得到支持；人们还认为，他们通过江青来接近深居简出的毛主席。在国内政策方 面，两派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接见方面的优先权问题。
周恩来在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阐述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即在１９８０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 体系”，以及“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通常所指的“四个现代化”。——作者注），“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 列”。当双方都完全支持这个计划时，激进派认为，经济方面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诸如市场关系，在“按劳分配”原则下付酬而造成分配上的差别等，有可能 在“修正主义”的领导下——例如，大家认为的苏联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的领导——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他们强调了毛主席的口号：“以阶级斗争 为纲”和“政治挂帅”，并要求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利”，迅速朝建立“按需分配”原则基础上的平均主义社会前进。
另一方面，稳健派认为，政治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因此，他们为了经济利益提倡政治的稳定性，他们准备恢复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具有实用 的技术资格的官员们的地位，并且反对可能降低科技研究水平的大学教育的试验。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从广义上可以引用邓小平的话来概括：“不管白猫黑猫，捉 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两派都对苏联持怀疑态度的同时，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态度赞成缓和激进派所推行的对抗政策以及他们对“苏修集团”无限制的反感。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６年期间，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国内局势发展中明朗化了。大家认为，激进派应对旨在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一系列运动负责。这首先是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１９７４年夏开始而且至少持续到１９７５年７月的工业不安定浪潮。为了对这次运动所引起的 混乱作出反应，１９７４年秋毛泽东提出了安定团结。这被看作是激进派的失败，正如周恩来１９７５年１月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说的。
在报告中，他大大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但是，１９７５年２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下，激进派继续进攻。这场运动强调：
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仍然存在，如果“资产阶级的权利”不受到限制；那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将仍然存在。１９７５年秋天，激进派发动了一场反对“投降主义”的新运动，其矛头多半是指向对苏联持调和态度的共产党人。
然而，稳健派的势力仍然很强大。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的一大批政治军事领导人，都在１９７５年夏秋恢复了地位，而且，９月份发动的农业机械化运动有助于转移对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问题的注意力。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了，在选择总理接班人问题上，导致了两派间的直接冲突。最后，选举华国锋继周恩来接任总理，而没有选举邓小平（邓小平 作为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生病期间日益履行了周的许多职责），这被外国评论家看作是一种妥协的举动，因为，华国锋在党内与任何一派都没有联系，１９７６年 ４月７日进一步证实了对他的总理任命。
然而，１９７６年２月，当激进派开始了一场反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激烈运动时，两派之间的斗争激化了。特别是邓小平蒙受了耻辱，１９７６年１月以后，他没有再公开露面。
１９７６年４月，报道他被撤了职务。
勃列日涅夫的苏共二十五大报告
（１９７６年２月）
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４日至３月５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报告。虽然他提到了实现与中国 关系的正常化，同时，他指责毛主义“直接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调和的方法似乎基于苏联的希望：即中国政治领导人最近的变化将对苏联产生更有利的政 策。
关于中国，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国现领导人的政策明目张胆地反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只说毛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不相容，现在 已经不够了。它们甚至是直接敌对的。……我们仍将同毛主义作斗争，作原则性的和不可调和的斗争。同时我想再次重申：对待中国也象对待其它国家一样，我们坚 定地奉行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总之，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不但如此，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 北京回到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策上来，放弃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走上同社会主义世界合作的团结的道路，那么，这定将得到我们方面相应的反 应……。问题就在中国方面了。
”继华国锋１９７６年４月７日被任命为总理的消息被证实之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发了祝贺电报，他在电报中说：苏联“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８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个署名为“Ｉ·亚历山大罗夫”（发表苏联政策的重要声明常常使用的假名）
的长篇文章，好象苏联政府要同中国政府内的稳健派联盟，希望主动改善关系。文章把中国政府的反苏政策归咎于“毛泽东集团”，并且说：“正如最近北京和其他城市大规模的不安定局面所表明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同毛主义一道走的”。文章还呼吁恢复边界谈判。（参见第七章）。
这种做法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任何反应。与此同时，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９日招待当时的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的宴会上，华国锋谴责苏联是“野心很大” 的“战争最危险的策源地”。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９日，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门前还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两名中国卫兵和一名市民遇难。５月１３日，中国官方发言 人说，这次爆炸事件是“一个现场遇难的反革命分子的一次破坏活动”。
中苏经济关系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６年）
自１９５９年（当时苏联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两国的互换贸易等值总数达二百亿美元以上，即占中国对外贸易的４７％）中苏关系破裂以来，中苏贸 易逐步下降。文化革命加速了这个过程，１９７０年，贸易数额下降到四千五百万美元。不过，从那以后，贸易扩大了：中国的进口需求——特别是资本货物——随 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加了，虽然，中国工业设备的进口来自西方和日本；但是，与苏联的商业联系，由于这种贸易的易货方式和直接铁运的方便而特别吸引中 国。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２日，中国政府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伊万·格里申率领的代表团缔结了一项新的贸易支付协定。尽管１９７１年夏（见上述）两国关系恶 化，然而１９７１年８月５日和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３日，还是签订了两项更进一步的贸易和支付协定。在这些协定下，两国的贸易值计划从１９７１年的一亿六千七 百万美元增长到１９７２年的二亿八千八百万美元。
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０日，在前一个月签订的协定下，提出了一项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直达航空服务。迄今为止，苏联的航空公司在伊尔库茨克中途停下，只管理 这段航线；而中国民航总局只服务北京——伊尔库茨克这段航线。大家同意，苏联公司和中国公司各管理一周的直接飞行，双方都使用Ｉ－ｌｙｕｓｈｉｎ６２ｓ标 志。
１９７４年７月４日，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４日，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１日，两国分别签订了每年的贸易支付协定。已经确定的贸易额１９７４年为二亿美元：１９７５年为一亿五千八百七十万美元；１９７６年为二亿一千万美元。
贸易方式没有变化，苏联提供机械和设备，中国提供原料和消费品。１９７６年６月１６日，《金融时报》评论道：“现在，贸易的规模把苏联列到同联合王国相等的北京合作者的名册里，尽管日本、法国、西德和日益增长的美国远远地超过了苏联”。
第十章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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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２年）
当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隔离逐步地减少。尤其是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后更是如此。
由于中国同苏联存在着日益紧张的关系，从而促使中国人鼓起勇气寻求外部世界的联系，同时也使中国人对美国的建议作出反应。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加快了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的进程。
越南战争结束后，中国决心引进外国技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则希望平衡其在东亚的势力，这两种因素有助于中美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但中美双方都视 对方为对付苏联的一只法码。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的改善和美国在援助台湾问题上出了问题，中国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立的状况，制定了明显的平衡政策来维护 自己的利益。
七十年代是苏美关系的缓和时期。
随着两国关系的解冻，苏美两国的相互联系得到了发展，并签署了几个有关限制核武器的重要协定。但是，１９７６年以后，由于中美关系所具有的反苏意义和 美国人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怀疑，从而导致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和１９８０年罗德纳·里根当选为美国总 统这两件事实际上中止了苏美关系缓和的进程。与此相反，这些事件却使中苏关系得到了重要的发展。
美国对中国限制的放松
（１９６９年７月～１９７１年３月）
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１日，美国宣布放松某些自１９５０年以来对中国强制实行的旅游限制。取消限制的内容包括：（１）允许到国外旅游的美国公民可以 带回价值达１００美元的中国大陆产品。而在这段时间里，除印刷品外，美国一直禁止在中国大陆制造的一切物品进口。（２）对某些美国公民撤销他们对中国旅游 的禁令。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林蒂克就此进行解释说，这些措施仅仅是美国单方面采取的；采取这些措施没有同中国当局磋商过，而且美国也不期 望北京对此作出任何酬答。他还补充说，这些措施有助于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９日美国宣布，尼克松总统已决定放松美国对华贸易的某些限制。根据这些放松的原则，美国将撤销三项禁止贸易令，内容是：
（１）允许美国公司的外国从属机构同中国进行非战略性货物贸易。
（２）尽管禁止中美两国直接贸易的法令仍然有效，但美国公司可以购头中国产品，然后转卖给第三国。
（３）允许美国公民在国外购买供自己家庭使用的中国商品，数量不限。
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５日，美国宣布撤销美国公民到中国旅游的最后逗留期限的限制。这一决定是美国政府采取的，旨在缓和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采取的一个步骤。然而，中国方面对美国的主动没有作出明显的反应。
乒乓球外交
（１９７１年４月）
１９７１年４月６日，在日本长崎市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持近尾声。中美两国均派代表队参加了这次比赛。美国参赛队接到一个令人惊异的访问中 国的邀请。美国队当即接受了这一邀请。自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执政以来，美国运动员被邀请访问中国尚属首次。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对这一邀请表示欢迎。并表 示，在没有得到北京官方的同意之前，美国是不会安排这次出访的。
美国运动员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０日至１７日在华访问期间，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范围的旅游、观光活动，还进行了多次表演赛。周恩来总理４月１４日在北京接 见了美国运动员。在欢迎美国人的宴会上，他说：“由于你们接受我们的邀请，你们已经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我深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的 开端毫无疑问地会得到两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美国运动员回国后，美国人对中国人给予崇高礼遇和友好接待备加赞赏。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Ｂ·斯廷霍文发表声明说：“中国乒乓球队接受了他的邀请，不久将访问美国。”他的声明深受美国白宫的欢迎。
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４日，尼克松总统宣布进一步放松对中国贸易和旅游方面的限制：（１）
美国准备为中国的来访者从速办理护照签证手续。（２）美国将放宽货币管制，允许中国使用美元。（３）取消美国各公司给往返中国的船只、飞机提供燃料的 种种限制。但是，中国往返于北越、北朝鲜或古巴的运载工具则除外。（４）美国的船只、飞机在各非中国大陆港口可以运载中国的货物。悬挂外国国旗的美国船只 可以访问中国港口。１９７１年５月７日，美国正式取消了货币管制。这样，自１９５０年１２月以来中断的中美两国的直接贸易又重新开始了。
由于尼克松在１９７１年６月１０日进一步放松对中国贸易的限制，从而使美国二十一年来禁止对中国出口非战略物资的历史即告结束。尼克松的这一决定带来的结果是：美国放宽了同中国贸易条件的范围。这其中包括从中国进口商品。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６日，中美两国直通电话线又重新恢复使用（１９６８年以来一直中断）。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３日，中国政府释放了两名在押的美国人，其中一名是１９５２年在中国东北因飞机被击落而被俘的美国飞行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权利的承认和台湾被驱逐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联合国举行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联合国以７６票赞成，３５票反对，１７票弃权，通过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联合国成员国的提案，这一提案包括中华人民并和国在安理会有常驻代表的资格。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立即”取消台湾民族主义政体的代表席位—— 这是联合国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取消成员国的代表席位。产生这样结果的提案是由阿尔巴尼亚和其他２２个成员国联合提出来的。联合国经过六天对中国代表席位的 辩论，最终通过了这一提案。苏联也投票赞成承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代表席位。
在上述提案被通过之前，联合国大会曾否决了美国的一个提案。这一提案是由美国和另外１８个国家联合提出来的。
提案要求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占２／３多数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取消中华民国（即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的建议作出裁决，并指出，“他们的要求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提案的投票结果是：
５５票赞成，５７票反对（包括苏联），１５票弃权。
美国国务卿威廉斯·罗杰斯在１９７１年８月２日曾明确表示：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与此同时，他又表示反对 任何取消台湾代表资格的行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在８月１７日提交给吴丹（联合国秘书长）的备忘录中，重申了美国的这一立场，他要求联合国大会 在讨论中国的代表席位问题时，应该“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代表席位要同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代表资格的确定，应该考虑不可否认的两 个国家同时存在的事实”。美国的备忘录还谈到：
“如果这样做的话，象以前根据联合国宪章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一样，在各成员国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代表席位这个问题上，联合国无需采取什么 立场。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同时，联合国应该作出规定，中华民国的代表席位不应被取消。如果联合国想在和平共存和促进人类进步方面取 得成功的话，联合国就应该以公正和现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代表席位问题”。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６日，在一次临时性紧急会议上，尼克松总统说，美国决定投票赞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承认该国在安理会的席位，美 国的这一决定“考虑了所面临的现实。”同时，他又强调说，美国将投票反对将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我们将尽我们的努力，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达到这一目 标。”然而，北京的外交部则早在８月２０日强调指出：“除非联合国将‘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加入联合国。”声明指出：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任何类似的谬论，坚决反对‘决定维持台湾在联合国代表席位的现状’的谬论；坚决反对制造‘台独’的阴谋。如果联合国出现类似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绝对不与联合国有任何接触。
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毫不动摇的。任何人玩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不管是谁、无论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兜售同样的货色都不会得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必须从联合国和它的全部机构中滚出去。联合国必须完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这一声明是中国对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第一次作出的官方反应，尽管新华通讯社早在１９７１年８月２日对罗杰斯的声明作出了义正词严的驳斥。
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联合公报》
（１９７２年２月）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至２８日，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随行的有美国国务卿威廉斯·罗杰斯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在抵达北京以 后，尼克松会见了周恩来。接着，在基辛格的陪同下，尼克松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谈。当地报纸除报道这次会谈是“认真而坦率”以 外，没有进行更详细的报道。
在访问逗留期间，尼克松多次会见周恩来并同他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会谈。总统一行到中国各地著名的风景区游览，罗杰斯多次同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会谈。起 初，宣传机构很少公开尼克松来访的消息。而在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２日以后，中国的各主要报纸突出地登载了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会谈的消息。访问于２月２７日结 束。在上海，尼克松和周恩来结束了会谈。
那天，在上海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尼克松把七天中国之行描绘成“改变世界的一周”。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７日，双方发表了冗长的联合公报。公报声明：
“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
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而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的交流提供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成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成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
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０日，美国白宫宣布：经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同意，通过外交渠道，中美两国指定各自的驻巴黎大使继续进行联系。紧接着，两国大使立即在中国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举行会谈。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２日，尼克松撤销美国船只、飞机通往中国的长达２２年的限制。这一行动表明了美国政府在《上海联合公报》的精神鼓舞下，“推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贸易与交往的发展”的意图。但任何通航中国的美国船只、飞机，必须预先得到中国的许可。
基辛格使团抵达北京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１月）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５日，基辛格博士抵达北京。在为期五天的访问期间，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姬鹏飞（外交部长）和乔冠华（副外长）进行了会谈。２月１７日，基辛格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长达２小时的会谈。
基辛格访问结束后发表的一个简短公报说：“会谈是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进行的。是认真、坦率和建设性的。”他们商定了一项扩大贸易以及科学、文化和其他 方面交流的具体计划。双方重申了上海联合公报的各项原则。经商定，每一方将在不久的将来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一个联络处。其细节将通过现有渠道拟就。双方认为 现在是加速关系正常化的适宜时机。
基辛格回国后，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２日在华盛顿发表声明说：
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从敌对状态进入正常化。”他还说，在北京和华盛顿建立的联络处，对没有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中美两国来说，将会促成两国间的正常的密切的联系。（３月１２日和１５日，中国当局释放了自１９５２年起就关押的和在越南战争中被俘的三名美国飞行员） 。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４日，基辛格（已担任美国国务卿）再度访华。访问期间，他同周恩来、姬鹏飞进行了更进一步的会谈；他还同毛主席进行了２小时的会谈。
１１月１４日，在以他的名义举行的宴会上，基辛格阐明了他的观点：“不论将来美国发生什么事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不变的因素。”
在基辛格结束对北京的访问时，中美两国重申信守上海联合公报中确定的各项原则。美国方面重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 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中国方面再次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公报最后谈到，双方满意地注意到，在北京和华盛顿的联络处正顺利地行使其职能。双方商定，应该继续扩大联络处的工作范围。
在过去一年里，两国贸易有了迅速发展。双方认为，采取措施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贸易创造条件，是符合两国利益的。双方表示将在上海联合公报的基础上为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继续努力。
福特总统访华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
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由国务卿基辛格陪同，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日至５日访问了北京。
访问期间，他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进行了会谈。毛主席接见了福特总统。访问的各项细节是由基辛格在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北京会谈期间安排的。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在谈到同苏联缓和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在１２月１日的宴会上，在福特和邓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邓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世界上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明显增长。……对于世界霸权的争夺愈演愈烈，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这样 争夺下去，势必导致新的世界大战。……今天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正是和平经念的最起劲的那个国家。‘缓和’的辞藻掩盖不住战争危险日益增长的严酷现实。”
福特总统指出：在国际领域中，我们“共同关心的是希望看到世界不被军事力量或压力——即我们在联合声明中所说的霸权——所统治……当然，在争取到达我 们的目标时，我们各自将根据自己在世界上的不同处境和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理解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和做法……美国将既努力减少危险，也努力探索新的和平机会，但 我们对此不抱幻想。当前的形势要求力量、警惕和坚定性。但是，在我们继续决心反抗任何威胁别人的独立和幸福的行动的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争取实现一个更 为和平的世界。
”尽管会谈结束后没有发表公报，但１２月５日，基辛格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会谈对美中双方都有利。因为他们能使“双方领导人相互理解和懂得能够采取平行 政策的做法。”虽然欧洲和安哥拉是“平行政策”的地区，但很明显，美国要花时间去解决继续承认台湾民族主义政府的基本问题。对美国在南朝鲜保留军事力量的 问题，两国仍然存在着分歧。扩大两国间贸易、文化和科学交流的设想将通过正式渠道继续实现。
福特在评论他在北京的会谈时说：“我们也肯定了，我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点……并且根本反对别人以任何形式把霸权强加在亚洲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我在我们的会谈中重申，美国保证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
我们的关系正成为国际政治前景的一个持久的特征。”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５日，美国国务院宣布，作为友谊的表示，中国当局将归还越南战争中被击毙的两名美国海军航空兵的骨灰。
中美关系正常化和苏联的反应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自１９７５年１２月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后，到１９７７年８月没有美国政府官员访华。
１９７７年８月，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访问北京，同黄华（当时的外交部长）、邓小平（刚恢复副总理职务不久）
和华国锋主席举行会谈。两国政府间中断联系，主要是由于中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即：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同时，也由于１９７６年底吉米·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
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８日，万斯在纽约再度会见黄华。据后来透露，在这次会谈中，他们已正式同意讨论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于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至２３日到中国访问，并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他宣布，“美国对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已下了决 心。”
在北京的日子里，布热津斯基发表了若干被看作是有强烈的反苏腔调的声明。在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的一次宴会上，他说：“我们认识到中国决心抵抗任何国 家寻求建立全球霸权或地区霸权的努力，我们也有这种决心……只有那些想支配别人的人才会害怕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非正式的评论和报道中，他把苏联比 作“野蛮人”和“北极熊”。
苏联《消息报》在８月４日的评论中说：“他本人（指布热津斯基——译者注）所作的反苏声明与美国政府一点也不抵触……我们已明确地指出，在削减核战争 的危险和裁军方面，在反苏主义基础上同中国形成的集团与美国的合作有着更为接近的可能性。华盛顿应该考虑这一点而不应考虑微不足道的反苏计划……”在以后 的几个月里，若干名美国高级官员到中国访问，他们为在教育和科学的交流、能源工程和发展农业方面达成协议而进行会谈。此外，布热津斯基的访华进一步促进了 中美关系正常化。１９７８年７月中旬，双方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谈判。
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采取灵活的态度的建议，是有益于谈判的。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９日，邓小平说，中国政府承认台湾有与大陆不同的政治体制。中国政府愿意寻求一个现实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当 局讨论台湾回归祖国的条件。中国政府不会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做法。因为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这种保证会使台湾当局拒绝谈判。邓还指出，中国要 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将不会放弃三大条件，这就是：美国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取消同台湾现存的条约和从台湾岛上撤出美国的所有军事力量。同 时，美国应减少同台湾继续保持正常的联系。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美国官员声明说：美国已经接受中国关于美国和台湾关系问题的三大基本条件。但美国政府也坚持自己的三大条件：（１）同台湾于 １９４５年缔结的共同防御条约不能立即终止。根据该条约的规定，终止该条约需要在通知对方一年后才能生效。（２）美国政府表示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 决。同时，中国不再就台湾问题作出与此相反的声明。（３）即使在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和终止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以后，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然而，据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报道，邓小平发表声明说，尽管中国政府仍然坚持美国必须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但中国不再把这一点作为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６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政府以前曾决定有限度地向台湾当局提供防御性喷气式战斗机。今后美国政府将不（按台湾的要求）向台湾当局提 供能够攻击中国大陆的战斗机。１２月３日，赛勒斯·万斯表示，美国通过北约各成员国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政策有所改变。声明说，各国对此问题“应该自己作出决 定”。他还暗示，美国目前不会鼓励向中国出售武器。
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同美国参议院代表团会谈时说，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是“合理的进程”，但他又补充说：“我们不理解的是一个号称自己致力于和平与国际友好关系的国家，与此同时却向中国出售武器，在中国建立一个不仅使战火在 亚洲扩散而且将会遍及整个世界范围的危险军事中心。”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６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起互相承认 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公报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
（１）“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２）“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３）“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１９７９年３月１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在联合公报发表的同一时间里，两国政府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表明各自的立场：
美国声明：“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开始，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１月１日同一天，根据美国台湾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美国 将通知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终止美国同中华民国制定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还声明在４个月内，将从台湾撤走原保留在台湾的军事人员。将来，在没有政府官方代表 参加和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仍保持商业、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美国政府将请求调整美国的法律和法规，以便在新的形势下，允许同台湾 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非官方的关系……美国将继续注视着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希望中国人民能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声明：“中华人民并和国和美 利坚合众国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曾经是阻碍 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这个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得到了解决……至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 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华国锋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在回答中美建交会不会恶化中苏关系的问题时，他说： “不是同盟，也不是轴心……所以谈不到正常化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问题……当然，这毫无疑问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我们在公报里已经提到了反 对霸权主义。我们既反对大霸权主义，也反对小霸权主义，既反对全球性的霸权主义，也反对地区性的霸权主义”。（中国的宣传机构经常遣责苏联谋求“全球性的 霸权”、越南谋求“地区性的霸权”）
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中，卡特总统保证：“这一步骤除了维护世界和平以外，没有别的目的。”塔斯社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１日的一篇报道声称，勃烈日涅 夫在他的复信中说，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建立正式关系是自然的事。但正常化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和双方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却是另一个问题。他关注着这一事实，即 “假如人们记住中国领导人的常用词汇的话，中美两国联合公报毫无疑问地包含着有所指的词汇（意指霸权）”。这封信作出结论说，苏联始终在实践中密切地注视 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从中为苏联的政策作出适当的结论。
一般来说，苏联报刊对中美联合公报抱怀疑的态度。但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９日，《真理报》对卡特在１２月１５日所作的“我们没有利用同中国的新关系 去损害苏联或其他国家利益的任何企图”的保证表示欢迎。但该报又评论道：“时间将会证明上述言论是否与实际行为和政治行动相一致。”苏联军队报纸《红星 报》在１２月１７日指出：“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复活主义和中国大国沙文主义”，正在逐渐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它还遣责中国企图煽动一场使美国和苏联互相毁 灭、从而为中国的“全球霸权”铺平道路的战争。
美国政府发言人在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５日发表声明说，卡特总统在他给勃烈日涅夫的复信中反复强调，美国承认，中国不是直接反对苏联的；同时又承认，向北京出售武器不是美国的政策。但是，其他国家出售防御性武器以及中国购买这些武器，这都是国家主权的问题。
美国将不阻止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售武器。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至２月１日，由外交部长黄华陪同，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邓在华盛顿同卡特总统进行了会谈，另外还签署了包括科学、技术、教育和外交交流四项内容的协定。
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声明：双方“一致认为在许多方面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相似的观点。”“双方也讨论了彼此看法有所不同的方面。”公报补 充说：“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邓在访美期间，由于在某些公开的场合反复地攻击苏联，从而使美国政府很是为难。邓在接受 《时代》杂志的采访时，称苏联是“战争的温床”。坚持说美国处于“战略撤退”的状态。邓宣称，“如果我们真的要能够控制这头北极熊的话，对我们来说，唯一 要做的事就是联合。”
１月３１日，在另一次谈话中，邓说：１９６３年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和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４年的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约束不了也减少不了苏联扩充军备的 努力和他们的扩军政策。”在否认中国反对这类协定的同时，邓宣称：“需要的是，采取更加现实的、更加切实可行的步骤，比如说，美国、中国、日本、西欧和第 三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关于台湾问题，邓在１月３０日告诉美国参众两院议员：
“只要台湾回归住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中国领导人向台湾更进一步地表示了和解的姿态。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日，塔斯社发表了一则新闻电讯，评论邓小平的谈话，要求美国政府阐明对邓的“煽动性声明”的态度。《真理报》在２月４日发表评论说： “苏联公众舆论不能闭着眼睛面对美国给中国来访者提供宽阔的论坛，用以诽谤苏联这样的事实。这种反苏行为似乎指的就是中美联合公报中提到的‘共同的利害关 系’和‘相似的观点’。人们感兴趣的是想知道华盛顿的观点在哪些具体方面与北京领导人的政策相一致……”１９７８年２月１２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特 卓有成效地表明了他本人与邓对苏联声明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卡特强调说，他希望与苏联改善关系。
中美经济和军事协定
（１９７９年６月～１９８１年）
１９７９年以前，尽管中美两国贸易实际上起伏较大，但两国贸易量已达到了颇具规模的水平。两国期待着关系正常化会导致两国贸易的稳步增长。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国外贸部长李强表示，美国公司可以在北京设立永久性办事处。美国公司可以同中国贸易公司共同承担风险。他补充说，“只要条件适 合，中国准备接受外国贷款。”这似乎与中国先前的“自力更生”政策相悖。
１９７９年１月５日，美国钢铁联合公司同中国签订了一个关于在中国东北吉达山建立一个价值十亿美元的矿石加工基地的协定。这项工程拟于１９８３年完工。３月２日，中美两国就尚未解决的所有权问题签订了一项协定。
１９１９年５月８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四项有关中美两国科学和技术相互交流的协定。接着，６月１２日签订了一项关于美国向中国援助一台五万千 瓦高能加速器的协定。６月２２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关于医疗和公共卫生的五年合作协定。１９７９年７月７日，中美两国签订了美国允许中国为最惠国的协定。这一 贸易协定于１９８０年２月１日生效。结果，美国将中国产平的税率从２０％降为１０．５％左右（这一税率是美国对非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的贸易税率）。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后，１９８０年１月５日至９日，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问北京。中国方面同他会谈的有：徐向前元帅、邓小平副 总理、耿飚副总理以及外交部长黄华。访问期间，布朗暗示，尽管没有打算采取共同的步骤以加强“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以对付苏联占领阿富汗，但中国与美国除 了在外交方面进行合作以外，同时在防御领域也应当进行合作（关于这一点两国都有同样的看法）。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０日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发表声明说，美国将向中国提供新的技术，但不是提供武器，虽然其中某些技术可以用于军事目的。１月２４日美国国 防部宣布：美国正准备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包括攻击性武器）。据透露，布朗在访问北京期间，他就已经着手进行这宗交易了。５月中旬，中国副外长章文晋在访 问华盛顿期间，宣布了某些订货协定。３月底，耿飚也曾宣布过同样内容的协定。１９８０年９月，美国政府同意批准有关先进电子和军事设备的４００多种产品的 出口许可。据报道，从战略的重要性考虑，中国准备向美国出售稀有金属。
正象布朗访问中国期间，中美官方报纸宣布的那样，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中美两国签署了一份关于在中国建立一个信息地面接收站协定的备忘录。该站接收 的信息由美国代号为Ｌａｎｄｓａｔ——Ｄ卫星系统传送。美国国防部承认，尽管这一卫星系统用于民用，但该系统的技术也可以用于军事。
１９８０年３月，中美两国签订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为美国大规模援助中国发展水电工程铺开了道路。协定是根据１９７９年８月美国副总统瓦尔特·蒙代尔访华商谈的内容签订的。
１９８０年４月４日，美国总统卡特授权美国进出口银行给中国发放贷款，以便有利于美国在华推销商品。１９８１年５月，中国银行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 一项协定。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７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又签署了一项有关领事航海和民航协定。同一天，美国同意从１９８０年起到１９８２年止，美国有限度地从 中国进口六种纺织品。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２日，中美两国在北京又签署一项协定。
根据该协定，从１９８１年起到１９８４年止，中国每年将从美国购进６００万吨到８００万吨谷物。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总值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１０亿美元增 加到１９７９年的２３０亿美元；从１９８０年的４８０亿美元增加到１９８１年的５５０亿美元。双边贸易的平衡对美国十分有利。美国大批量向中国出口的主要 是农产品。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４日至１７日，美国新上任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在北京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他同黄华、耿飚（最近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以及负责经济方面事务的副总理薄一波举行会谈。同时还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赵应邀出访美国）、邓小平。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６日，国务卿黑格宣布，美国方面已原则上同意考虑中国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请求。第二天，美国国务院还强调出售的武器仅仅是用于防御目的而已（尽管美国承认“某些武器装备明显地能够用于防御和进攻的目的”）。
美国国务卿说，会谈是富有建设性的。他还强调了里根总统希望同中国发展关系，希望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结盟”的法律条文；他还希望改善出口控制 手续，扩大同中国的贸易。中美两国一致同意建立一个美中商业贸易联系委员会。黑格说：虽然他还没有来中国完成“出售武器的使命”，但是，“我们确实一致同 意我们的防御体系方面的交流能进一步扩大。”他还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将于８月份访问美国。届时将讨论武器的销售问题。而这将是对“双重使用技术的实 质性放松”，即商业和军事潜力、军火项目的限制将进一步得到解除。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９日，《真理报》在评论黑格的声明时指出，黑格的声明“鼓吹中美由敌变友，是在扩大军事战略方面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黑格的声明旨在作出最大努力，利用中国的反苏倾向进行冒险，目的是损害缓和局势，挑动局部地区发生冲突，威胁世界和平。”
６月２７日，《真理报》在一篇署名为“Ｉ·亚历山德罗夫（苏联发表半官方评论常用的笔名）的文章中，对黑格的声明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析。
中国军事化的危险……在于存在着如下事实：“中国人手中的美国武器将首先在中国较小的邻国使用。顺便说一下，在这些邻国中，有美国的盟国。”
文章接着宣称：“很明显，中国在加速实现它在东南亚和南亚的领土要求……如果华盛顿利用现在中国领导人狂热的反苏情绪来推行美国的全球反苏战略，北京 会因有自己的利害关系而追随之。也就是说，使苏美两国相斗，经过核战争后，中国就能够统治全世界。按照北京的计划，这场核战争将消灭美国和欧洲，但会有许 多或数亿中国人存活下来。……以反苏为基础的中美合作，在对待苏联方面，在苏美、苏中关系的来龙去脉方面，应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６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广播说：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由美国提供设备、中国人操纵的两个电子情报收集站，正在监测苏联在中亚的导弹试 验。第二天，《纽约时报》证实了这一广播。但仅说只有一个情报收集站。中美双方官方发言人就此事拒绝作出肯定和否定的回答。６月１８日，塔斯社在引证这篇 报道时指出：中国人已经扮演了为“帝国主义情报服务自愿代理人”的“可耻角色”（１９７９年４月，邓小平曾对一个来访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代表团说，中 国将进口美国监听设备，在单独由中国人充当监听人员的条件下，同美国共同使用这些情报）。
台湾因素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２年８月）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８日至２９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同年４月１０日，卡特总统签署了这一法令。根据该法令，美国通过在台湾的办事机构，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
法令规定：“采取任何非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将会使美国对此进行严肃的考虑。”法令要求美国“通过提供具有防御性武器的办法，帮助台湾人民保持足够 的自卫防御能力。”法令还详细地规定，从移民的目的考虑，原则上要把台湾当作独立的国家看待。这项法令的签署，遭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反对。４月１９日，邓 小平发表声明说，这项法令等于几乎取消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６日，在台湾的美国办事机构开始进行工作。该机构临时配置离职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充当外事官员。根据美国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设在台湾的台湾非官方机构）签署的协定，设在台湾的美国办事机构人员和设在美国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成员均享有外交特权。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随着美国与台湾共同防御条约终止通知的下达，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小组的最后一批成员于同年４月离开了台湾岛。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共同防御条约自行终止。
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在１９７９年２月５日发表声明说，在１９７９年内，美国将不再答应向台湾提供武器。尽管这些武器早就同意向台湾出售，并准备 运往台湾。但是，１９８０年１月３日，美国国务院又宣布：美国将向台湾出售一些防御性武器。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０日，新华通讯社强烈地遣责美国向台湾出售武 器“违背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原则”。
１９８０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在参加竞选期间，建议美国应同台湾恢复官方关系。这招致了中国宣传机构的猛烈指责。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５日，中国就里根参加总统竞选发表一项声明，声明指出：
“我们希望并期望新的美国政府继续坚持上海公报和中美两国建交联合公报的原则。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继续向前发展并得到巩固。”
在里根政府执政的头几个月，中美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其原因是受到里根在竞选期间发表的声明和某些别的因素的影响。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５日，中国拒 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允许中国购买额外的可作军事用途的技术的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表评论说：“我们宁愿不购买美国的武器，也不同意美国通过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方 式而继续干涉中国内政。”评论最后补充说，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将不得不作出强硬的反应。”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４日至１７日，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访问了北京。这次访问的主要内容与中国的贸易和军事关系有关（如上所述），同时也包括台湾问 题。在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后，６月１６日，黑格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黑格解释说，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来往的“非官方”关系将继续下去。 “这一点已被中国领导人所理解。”他说，我强调美国将继续按照美中建交联合公报的原则发展双边关系。“里根总统打算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友好国家对待。美 国和中国虽然不是盟国，但双方有许多共同的利益。美国还将修订外贸管制措施以扩大对华贸易。”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黑格承认他已经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美国 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但拒绝作详细的回答。
在１９８１年下半年和１９８２年的头一个月，由于在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没有达成统一的协定，尽管黑格访华，但中美关系仍然很紧张。结果，中国不接 受黑格提出的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建议，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了对美国的访问。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中国政府就和平统一台湾问题提出了更详细的建议。这 些建议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态度。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３日，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国家首脑会议上，赵紫阳会见了里根总统。据报道，他警告里根，如果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那将会危及中美关系。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２９日至３０日，黄华访问了华盛顿。访问期间，他同黑格进行了会谈。据报道，他要求美国政府不再向台湾销售比原有武器更尖端的武器 了，提供给台湾武器的数量应逐步减少。在指定的日期，美国应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８日、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１日，美国又宣布向台湾 提供更多的武器。后来，据透露，美国政府已经拒绝接受中国要求美国确定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最后期限的建议。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９日，里根总统签署了一项关于移民入境的法令。根据该法令，美国允许每年从中国大陆移民二万人，从台湾移民二万人。对此，１９８２ 年３月２６日，中国方面照会美国政府，对里根总统签署的这项法令表示抗议，北京方面说，这项法令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待。要求美国应纠正这种“错 误”。
１９８２年４月至５月间，中美关系稍微有所改进。同年３月７日至９日，布什副总统访问北京。同黄华、赵紫阳和邓小平进行了会谈。３月８日，布什副总统 声明说，中美双方代表已经同意就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继续举行会谈。据报道，布什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不同意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最后期限的意见，但是， 美国并不希望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
１９８２年４月５日，里根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该信的内容在同年４月９日公开。在信中，里根对中国在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的和平建议表示欢迎。里根的 这种观点引起了较大的反响。４月５日这一天，里根给胡耀邦（１９８１年６月接替华国锋任党的主席职务）的信中说，他重申了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同年夏 天，美国又进一步表示，对台湾政府要给予更多的支持。
随着通过外交途径在北京举行谈判的延长，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中美两国政府发布了一个联合公报。公报声明：“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中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
公报指出，“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原有的供应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通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公报发表后，中美双方作了不同的解释。美国方面把公报看作是中国不会通过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的保证。中国方面则把公报看作美国在限定的时间内结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保证。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１日和１０月１０日，中国政府再次批评美国表示支持台湾的做法。同年１０月，在中美展开论战的同时，中苏两国之间开始进行磋商，这是 自１９７９年以来双方进行的第一次磋商。１９８２年秋，中国官方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在苏美两国之间采取一种中立的立场。中国把美苏两国的政策同等地看作是 “霸权主义”，但近几年来，“霸权主义”这个术语却主要是为苏联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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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９年）
中苏边界被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缓冲国隔开而分为两部分：一、中亚部分。它把中国新疆自治区与苏联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隔开。二、远东部分。它把中国东北与西伯利亚东北隔开。
从十八世纪起，中亚的俄国边界从巴尔喀什湖向东逐步推进，原先在中国宗主国下的大量地区在１８６４年和１８６１年被沙俄兼并。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以及 中国共产党革命开始后的数年中，中国行政区的地图对苏联领土的大量地区提出了主权要求，并且最近更多的中国地图标明苏联认为是最后的边界地区为“未明确规 定”部分。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前，苏联政府曾积极鼓励新疆的反华运动。在新疆，绝大多数人并非中国人。在反对当地中国政府的暴乱之后，被当地的中国政府逐 出。之后，在苏联的保护下，于１９４４年在伊犁地区建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该地区拥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口，而且只是在１９４９年之后才被重新统一归 入新疆。虽然，自１９４９年以来，至少有二百万中国内地人定居新疆，但是，当地绝大多数人口仍然由哈萨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维吾尔人以及乌兹别克 人组成——这些同样的种族组成了与之毗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人口。
在远东，黑龙江北部和乌苏里江东部人口稀少的荒原，由于满族人征服中国，从而使之在十七世纪成为中国帝国的部分。但实际上，中国人从未在那里定居过。 １８５８年中俄《瑷珲条约》给予了俄国阿穆尔河①北部二十三万平方英里的主权，并且把乌苏里北部（阿穆尔的主要附庸国）十五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置于中俄联合 控制之下。该条约是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当时，即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５８年，中国由于同英、法发生战争而被削弱。１８６０年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 里东部的领土并入了俄罗斯帝国。
后来，俄罗斯帝国在新得到的领土上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②港市。
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其他条约承认了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治外法权，这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俄国革命之后，苏联政府于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 发表声明：苏联政府“宣布前俄国政府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占领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把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掠夺占领的一切 领土都无偿地和永久归还中国。”
１９２４年苏联与中国签订的协定否定了过去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秘密条约，放弃了俄国在中国的一切势力范围、治外法权以及领事裁判权。不过，苏联政府并没有处理边界问题。
自中国共产党革命以来，边界问题一直被搁置起来。当两国关系恶化时，它又一次居于重要地位。苏中资料后来的声明披露出：尽管当时没有向苏联技术专家公 布，但是，在他们被从中国召回之后，１９６０年７月１日便开始了边境事件。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林彪元帅在他的讲话中指出。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２日和９月 ２１日，中国曾向苏联政府建议应当通过举行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
中国提出边界问题
（１９６３年）
１９６３年３月，中国首先公开提到了修正边界的可能性，以此作为对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２日赫鲁晓夫讲话中的一段内容的答复。在这段话中，当他为古巴危机期间他的政策辩护时，谈到了中国对西方列强原来吞并中国领土的态度。
赫鲁晓夫宣称：“一个人必须十分谨慎，不要以不负责的指责匆匆行事，例如：一些人执行正统的政策，而另一些人执行错误的政策；有些人攻击帝国主义，而 另一些人容忍帝国主义。”赫鲁晓夫讽刺性地把印度驱逐果阿地区的葡萄牙人与中国政府不履行法律责任对澳门和香港采取（和印度）类似的行动相对照之后，继续 指出：“来自这些地区的气味决不比果阿地区的殖民主义所释放出来的气味芳香。但是，谁也不会指责中国使殖民主义的这些碎砖烂瓦保持原样。刺激中国采取自己 认为不合时宜的行动，这将是错误的。如果中国政府容忍澳门和香港，很明显，她这样做是有正确的理由。因此，指责中国这些做法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和葡萄牙殖 民主义的让步和姑息，这将是荒唐可笑的……”为了答复这段话，１９６３年３月８日，《人民日报》提到了前中国政府被迫签订的九个条约，其中包括中俄《瑷珲 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并质问道：“你们指出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这个评论被看作是中国保留要 求在将来某个时期归还这些领土的权利的一个建议。
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１日，苏联政府发表的声明宣称：中国“故意侵犯”苏联边境，并且中国宣传机构要求修正边界。
声明指出：“１９６０年以来，中国的军队和平民一直故意地侵犯苏联边境。在１９６０年一年，中国一方对苏联边境的侵犯记录达五千余次。中国一方未经允 许还试图‘开发’一些地区的苏联领土。”声明继续引用了被称为中国满洲政府所发表的一份文件，并提供了中国渔民不理睬苏联边防战士发出的不要接近阿穆尔河 和乌苏里江的有争议的岛屿的命令的事实情况。
声明继续指出：“苏联政府多次邀请中国政府就确定边界线问题举行协商会谈，以排除任何可能的误会。然而，中国一方在继续侵犯边界的同时，回避了这些协 商会谈。这只能使我们提高警惕，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宣传机构在明确地暗示所谓过去所造成的苏中边界某些地区的‘不公平的定界’。不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尤 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人为地造成任何领土问题，都将会走上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
中亚边界的紧张局势
（１９６３年）
１９６３年９月发表的中国声明和苏联声明指出：新疆边境碼e在着一种紧张的局势。９月６日，《人民日报》宣称，苏联一些机构和人员在新疆伊犁地 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并且胁迫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跑入苏联”。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０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一篇访问记说，四名新疆难民说：中 国对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这些人的态度大大恶化了，特别是当他们自称是苏联公民时；他们并且说，大约有四百名同情苏联的干部被送到了劳改营。
根据莫斯科报道，最近几年，在新疆的穆斯林哈萨克人、维吾尔族人和其他民族之间发生过多起暴乱，他们对中国企图禁止他们的宗教和语言表示不满。在１９６２年６月到１９６３年９月间，大约有五万名哈萨克人和其他部落的人逃入了苏联。
边界谈判与在边界问题上的进一步争吵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６年）
边界谈判于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５日在北京开始举行，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就于其后的５月份中止了。据苏联方面的资料报道，苏联代表团提出了“澄 清”边界某些地区的建议，但是中国代表团对１５０多万平方公里（５８万平方英里）的苏联领土提出了主权要求。中国同时声明目前将不坚持自己的要求。根据中 国方面的说法，中国代表团把《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看作是“不平等条约”的同时，提出以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为基础，来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并在此条 件下“对双方边界的个别地段作必要的调整。”但是，苏联代表团拒绝接受这些建议。虽然原则上双方已经商定在晚些时候继续于莫斯科会谈，但后来没有举行进一 步的谈判。
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在接见一批日本社会党人时恢复了争吵。据报道，在会见中，毛泽东说道：“有太多的地方都被苏联占领着。……有人曾经说，新疆省和阿穆尔河北面的领土都必须包括在苏联的领土内。苏联正陈兵于边境。
……中国还没有向苏联提出清算关于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堪察加半岛以及其他城镇和贝加尔湖东部地区的帐，这些地区大约在一百年以前就已经成为俄国的领土了。”
１９６４年９月２日，《真理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谈话，同时配发了一个长篇社论。社论警告说，坚持中国领土要求的任何企图都会发生“最危险的后果”。
《真理报》社论指出：“我们面临着一个具有深远意图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这个计划不是出现在今天，也不是出现在昨天。１９５４年，中国出版的一本现 代史教科书上的一幅地图标明了（就作者的看法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这幅地图把缅甸、越南、朝鲜、泰国、马来亚、尼伯尔、不丹和锡金都包括在中 国地盘之内。中国北面的边界穿过斯塔诺夫克山脉，切断了苏联的沿海领土。在西面，吉尔吉斯、塔吉尔、哈萨克一直到巴尔喀什湖的一部分领土被包括在中国地盘 之内。库页岛也标明为中国的领土。如果人们相信这本教科书，那么所有的这些土地和国家就是‘中国政府的版土’，并且它们已经被从这本教科书中给划走 了……”“中国领导人根据什么权利要求从来就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主权呢？他们指的是几百年前，中国军队路过这些领土，而且中国皇帝有时从这些人中收集贡金。 如果问题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毛泽东所运用的所谓典型的历史争端只能说是孩子气的。……那些质问苏联１５０万平方公里领土所有权的人们，难道他们想到世世代 代生息和劳动在这片领土上的苏联人民会怎样接受这些要求，并把这片领土看作是自己的祖国的吗？”……最后，《真理报》宣称，“任何试图重新划分世界地图的 作法”都将会导致“最危险的后果”。
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５日，赫鲁晓夫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通过提倡新疆和内蒙古的非中国人的民族自决而答复了毛的声明。
赫鲁晓夫指出：“毛泽东宣称，苏联面积太大，沙俄占领了太多的中国领土。我不愿维护沙皇主义；沙皇和中国皇帝是一丘之貉。可是中国皇帝征服了内蒙古、 满洲、西藏和新疆。新疆不是中国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居住在那里。大多数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居住在苏联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但是新疆也有哈萨克人和吉 尔吉斯人，甚至还有乌兹别克人。因此，同样，独立的蒙古国只有一半蒙古人。另一半蒙古人定居在中国。毛泽东希望不在政治基础上而在人种论的基础上解决政治 问题。如果在人种论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我们不缺乏论据。哈萨克必须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支持民族自决。中国人也必须同样如此……”１９６６年初，苏联共产 党在发给其他共产党的信件中（见第五章）指责中国“引起边界争端”。５月２０日，陈毅元帅（当时的中国外长）答复这种断言时指责苏联在１９６０年７月和 １９６５年底之间挑起了五千多起事件，指责苏联陈兵中国边境，并进行以中国为假设敌的军事演习。
文化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８年）
在文化革命初期阶段，边界紧张局势大大增加。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日，据莫斯科报道，估计有二百万中国人在苏联边境，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之间的边界上，参加了群众示威游行，以支持中国的领土要求。而且中国军队向往返于阿穆尔河上的苏联轮船几次开火。
鉴于紧张的局势，苏联于１２月７日报道，苏联为哈萨克共和国、塔吉克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公民建立了军事培训学校。
１９６７年２月，在苏联大使馆被围困期间，局势特别紧张。
２月２日，北京广播电台宣称：
“苏修和美日帝国主义者”通过黑龙江省进攻中国的阴谋被粉碎了。２月１１日，所有的中国边境军队处于戒备状态。第二天，北京的墙报宣称：最近，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击退了海参崴附近苏联的一个营的进攻；这一报道未得到其他任何资料的证实。
西方资料估计，当时中苏边界上的军队数目，苏军为近４０个师（其中，许多个师是刚从西欧调来的），中国军队为５０—６０个师，即６０万以上的兵力。然 而，据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１日莫斯科报道，除边防战士外，所有的中国军队从苏联和蒙古边界撤退了大约１００英里，创造了一块所有居民被疏散的“无人之地”。
１９６７年１月，苏联报刊报道说：最近几个月，几万名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越过新疆边境在苏联避难，他们的离去被归咎于文化革命的恐吓和与此相伴随的对 苏联同情者的搜捕。大量的中国人定居新疆，并且被称之为对少数民族的迫害。２月２１日的报道说，新疆边境地区公民的疏散工作进行得特别彻底，从而几乎结束 了难民向苏联的逃入。
根据莫斯科的外交资料，１９６８年发生了许多小事件，但是双方都未公布这些事件；不过，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６日的一个中国抗议照会宣称：８月９日到２９日之间，苏联军用飞机在黑龙江省上空飞行了２９次。
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
战斗
（１９６９年３月）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到３月１５日，在乌苏里江附近发生了苏中边防战士之间的武装冲突，造成了大量的生命伤亡。战斗发生在一个荒无人烟的１．５英 里长、半英里宽的小岛上，苏联人称这个岛为达曼斯基岛，中国人称这个岛为珍宝岛。它位于哈巴罗夫斯克市南大约１１０英里，海参崴北２０５英里。根据中俄 《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这个岛的地位是有争议的。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０日，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坚持认为：按照国际法，乌苏里江主要河床的中心线就是边界线，珍宝岛位于这条中心线的中国一方，它一直处 于中国的管辖之下，而且在１９６４年边界谈判时被苏联代表团承认为它属于中国。另一方面，３月２９日苏联的一个照会（见下述）坚持认为：１８６１年双方政 府通过的一幅地图表明，乌苏里江中国一边的江岸为这个地区的边界线。这个问题因春天冰雪融化后乌苏里江经常淹没江岸和改变河床这一事实而复杂化了。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０日的中国声明宣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至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期间，苏联边防军曾１６次入侵“中国珍宝岛地区”，有几次打伤了中国 边防战士。而苏联海军陆战队少将瓦西里·洛巴诺夫（苏联驻太平洋边区的指挥官）在３月１６日声称，中国军队在最近一年半期间，经常企图占领这个岛。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双方对冲突都进行了完全相反的报道。按照苏联的说法，３月１日至２日夜间，大约３００名中国士兵用白斗篷伪装起来，穿越冰冻的江 河，登上达曼斯基岛，在那里埋伏着。次日清晨，另外３０名中国人登上这个岛，当苏联边防军向他们走来，准备提出抗议时，中国人没有警告就开了火。与此同 时，在这个岛上的军队和在中国岸上的其他军队朝另一批苏联边防军开枪开炮。据说，苏联军队在一个邻近边防哨所援军的帮助下，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打退了入 侵者。在这次战斗中，苏军死亡３１人，包括一名军官，受伤１４人，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声明说，一大批苏军伴随着四辆装甲车朝着正常巡逻执勤的中国边防战士 开火，打死打伤许多边防战士。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两国政府都向对方送去了措词激烈的抗议照会。苏联照会要求立即进行调查，严惩这一事件的肇事者，并采取紧急措施阻止任何继续侵犯 边界的行为。照会还宣称，“中国当局不顾后果的挑衅行动”，将“遭到我们的断然拒绝”。同样，中国照会要求严惩罪犯，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力；而且宣称，如果 苏联政府继续“挑起武装冲突”，它将遭到“坚决的反击”。
１９６９年３月３日，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开始了群众抗议示威游行，实际上，苏联大使馆被数以万计高呼“吊死柯西金”“油炸勃列日涅夫”口号的中国军人和公民包围了四天。
在以后的几天里，整个中国都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游行。据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有二亿六千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在苏联方面，虽然３月３日至４日，在哈巴罗 夫斯克市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举行了示威游行，但是直到３月７日，莫斯科才举行了示威游行，当５万多人列队走过中国大使馆时，人群中一些人朝中国使馆大楼扔 石头、冰块、墨水屏和颜料炸弹，砸烂了许多窗户，这是多年来这个城市所见到的最大的一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
１９６９年３月７日，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在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讲述这个事件的详情之后，宣称中国人开枪和刺杀伤员，有些死亡 者的面部“如此残缺不全，以致于无法辩认”。３月８日，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外发生了比前一天规模更大的有１０万余人参加的示威活动。
虽然这一次没有发生骚乱，但是３月８日至９日，俄罗斯其他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集会。
在北京，３月１１日，在苏联大使馆外开始了对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扔石头的抗议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活动持续了三天。《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 物）于３月１４日宣布，如果苏联领导想打仗，“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文章补充说：“苏修泡制的‘有限主权论’有助于苏军进驻其他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 ——作者注）。这使我们认识到，苏修最近这次的武装挑衅决不是偶然的。”
苏联大使馆拒绝接受中国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３日的照会，该照会宣称：３月４日至３月１２日之间，苏联装甲车辆已经有六次“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而且在这段时间里，苏联直升飞机有两次在珍宝岛上空飞行。
苏联官方声明声称，３月１４日，一群中国士兵企图“入侵”这个岛，但被驱散。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发生了进一步的战斗，显然，这次战斗比３月２日的规模更大。３月１６日洛巴诺夫将军告诉新闻界：中国一个团的步兵——或者说一共 二千人——在中国岸上的大炮和迫击炮的火力掩护下，向这个岛不断发动进攻，在邻近边防哨所和后备队边防军的援助下，经过七个小时的战斗，赶走了中国步兵。 据北京广播电台提供的说法是，大批苏军在坦克车的支援下，不断地向在该岛上值勤的中国边防战士进攻，并且经过１１个小时的战斗，苏军被赶了回去。在战斗 中，苏联的重型大炮和坦克炮轰了这个岛和中国江岸。虽然双方都没有详细说明伤亡情况，但显然伤亡严重。苏联新闻界报道提到了死亡的１２名军官和军士的名 字，其中包括一个上校，——根据《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的说法——苏联方面有整整一个团的边防军和后备队，或者说近三千人参加了这次战斗。
随后，关于这个地区报道的只是一些小事件。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８日至４月８日，苏联报刊有好几次报道说，中国人把迫击炮和机枪对准这个岛，并且在自己的 江岸一边挖了防御工事；４月１３日，北京广播电台宣称，俄国人在乌苏里边界犯下了“新的侵略罪行”，但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中国的一个照会指责苏联政府“不断地”派兵入侵中国领士，并且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停止“武装挑衅”。同一天的苏联照会坚持认为， “达曼斯基岛是苏联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声称：“如果有人再次企图破坏苏联领土的不可侵犯性，那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其各族人民将坚决捍 卫自己的领土，并对这类侵犯边界的行径给以毁灭性的还击”。
在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战斗之后的一些日子里，中国报刊和苏联报刊发起了对对方国家领导人的恶毒和好斗性的攻击。３月２０日，北京《人民日报》把“赫 鲁晓夫、柯西金、勃列日涅夫之流”说成是“一小撮坏蛋”，宣称苏联人民憎恨“这些新沙皇”；而在３月２３日，苏联军报《红星报》谴责毛泽东是“神圣的共产 主义事业的叛徒……沾满了人类的鲜血”，并且把他比作希特勒。然而，尽管最近的战斗依然严重，但是双方都不再继续进行抗议示威游行这一事实表明，双方政府 都不急于把问题推向极端。
苏联提出边界谈判的建议
（１９６９年３月～４月）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２日，柯西金要求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次日，中国政府以便函的形式答复说：“鉴于中苏目前的关系，以电话会谈是不适宜的。如果苏联政府有话要说，请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来。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９日，苏联政府在一个措词温和、篇幅冗长的照会中详细重申了自己对达曼斯基岛的主权要求，并且建议尽快继续１９６４年中断的边界谈判。
这个照会谈了苏联对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和１５日事件的看法之后坚持认为，根据１９５１年缔结的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船运的协定，中国政府已经表示接受现 时的边界；根据要求，苏联主管当局允许为了砍伐干草和木材而使用那些江上的一些岛屿——这是一种暗示：他们不再争论苏联对那些岛屿（包括达曼斯基岛）的主 权要求。
照会继续回顾了五十年代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评论说：“如果不是由于中国方面所采取的立场，那么我们两国间的贸易、经济和科技合作将会毫无疑问地成 功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对今天来说也是适用的。……每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出现危险时，苏联忠实于其友好、联盟和互助条约许下的诺言，总是站出来支持 人民的中国。”（西方观察家们把这些声明看作是在中国政策的变化事件中，苏联准备对中国继续进行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的一个建议。——作者注）
在对边界谈判中断表示惋惜和回顾了１９６０年中国周恩来总理所说的苏中边界未确定部分“在地图上是无足轻重的差异，是很容易和平解决的”之后，苏联照 会敦促中国政府“遏制可能会引起复杂化的任何边界行动，并且在和平的气氛中通过谈判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分歧”。照会建议尽快恢复１９６４年于北京开始的 边界协商会，最后还说：“苏联政府坚信，苏中两国人民的重要利益最终将有可能消除和克服苏中关系中的困难。苏联政府已经声明过，并且认为有必要重申：
苏联政府坚决拒绝任何人在苏联领土问题上的任何侵犯，以及用语言工具来讲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坏话的任何企图都将会遭到严厉的反击。
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林彪元帅指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对苏联照会的答复。４月１１日，苏联的第二个照会建议：于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５日或于中国方面认为适当的其他任何时期在莫斯科继续开始边界谈判。
第九章 争论与双边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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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６年）
中苏边界问题的会谈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０日开始，但在以后的数月（参见第七章）里进展甚微。与此相应，中国报刊上的反苏论战暂时不见了；但 是，到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下半月又重新开始了争论；反过来，苏联报刊也重新开始了其反华运动。１９７０年１月６日，《真理报》谴责说：“中国在进行备战的同 时，伴随着中国报刊对苏联的日益恶毒的攻击。”最近几周，出现在苏联报刊上的文章反复谴责挑起战争歇斯底里的中国领导人。
在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以后的这个时期里，许多事情受到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国政府内部日益占优势的温和派的影响。
苏联依然被看作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两国关系的特点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对抗和论争。然而，中国激进派对莫斯科的军事敌视政策在文化革命期 间就放松了，这一政策被周恩来的力求避免不必要激怒苏联的比较实际的对外政策所代替。此外，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与美国发展了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参 见第十章），作为对看得到的苏联威胁的一种战略抗衡。
勃列日涅夫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与中国的反应
（１９７０年４月～７月）
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外，来自各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都出席了１９７０年４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庆祝会，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都未被邀请。 ４月２１日至２２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一次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再次说到，苏联对捷克 斯洛伐克的干预是保卫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必需的，而且使苏联的行动与中国在亚洲支持“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自我扩张政策形成了对比。
在涉及苏联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段落中，勃列日涅夫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反社会主义阴谋……是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精心策划并用恶意宣传作掩护的企图。这 种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勾结，并在世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使捷克斯洛伐克同兄弟国家隔绝起来，从而 给欧洲社会主义阵地以严重的打击，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性，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及信守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 则的盟国的坚决行动，粉碎了敌人旨在破坏社会主义共同利益并最终破坏欧洲大陆和平的危险计划……”勃列日涅夫继续指出：“遗憾的是，也有这样的情况，社会 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现状就说明了这一点。十分清楚，这种状况是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政策的产 物，是他们同列宁遗训的原则相决裂的结果。……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反苏运动，只是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效劳。最后，这一运动是在凭空捏造的来自苏联的威 胁的幌子下进行的。这一运动的那些发起人以自己的反对列宁的国家，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暴露了他们是列宁革命事业的背叛者。”
“至于苏联，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主张在凡是社会主义之间的良好关系遭到破坏的地方恢复这种关系。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今后仍将按照列宁的教导积极地一贯地朝着这个方面努力……”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２日，中国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 《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长篇社论，它被看作是开始双边谈判以来对苏联领导的最猛烈的攻击。社论重申了中国的断言：苏联不再 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声称赫鲁晓夫１９５６年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宣布否定斯大林化政策——见上述第二章，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推翻 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反革命政变。”社论引用了毛泽东１９６４年５月说过的话：“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 政，希特勒式的专政”。社论还猛烈抨击了用来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辩护的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并把它称为“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理论”。社论把其内容解释如 下：
“其一，‘有限主权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苏修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包括它们主权和命运在内。……也就是说，你们有权摆布别国，别国无权反对 你们。……”“其二，‘国际专政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他们有权‘以军事援助兄弟国家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
你们所说的‘国际专政’，就是要把别的国家置于新沙皇的统治和奴役之下……”“其三，‘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勃列日涅夫鼓吹：‘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 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行动’。你们所说的‘统一’，就是把别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统一’到你们那里。你们所说的‘不 可分割’，就是不许别国摆脱你们的控制和奴役……”“其四，‘国际分工论’，勃列日涅夫之流……不仅在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推行所谓‘国际分工’，而且把它 扩展到亚、非、拉国家。……苏修集团正是继承了帝国主义的这种殖民政策。他们的‘国际分工论’，也就是‘苏联工业、亚非拉农业’或者‘苏联工业，亚非拉附 属加工厂。’……”“其五，‘利益有关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扬：‘苏联具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广泛发展的国际联系，对于即使在地理上遥远，但是却涉及到 我们的安全和我们朋友的安全的那种事件，也不能消极对待。’……这种所谓‘利益有关论’，是帝国主义的世界侵略政策的典型论调。……苏修的腔调同老沙皇和 美帝国主义何其相似！”
伴随这些争论之后，是一国指责另一国具有扩张主义意图的一系列历史交换文件。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８日，《真理报》发表一篇题为《摘下假面具的假革命者》的强有力的五千字社论。社论指出：
“若干年来，中国领导一直在亚洲宣传破坏进步政权，引起国与国的冲突，以及孤立人民的真正同盟者——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 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路线。北京这样行事向帝国主义者证明，它不打算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采取一致的行动。这种立场使帝国主义集团 能够实行他们反人民的计划和方案，印度支那的最近事件。例如，美国对柬蒲寨的干预可以补充说明这一点。根据北京领导人的行为，毫无疑问，他们力求在自己的 全球阴谋中利用各国人民的英雄自由斗争，这种全球阴谋起源于大汉梦想。
成为若不能统治全世界，至少能统治亚洲的‘大中国’的新皇帝……”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在呼吁中国人民“随时准备击退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和侵略”的一篇联合社论中，指责苏联准备进攻中国。
两国互换大使
（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０月）
１９７０年秋，当以互换大使的方式采取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时，中苏关系显示出明显的改善。９月１６日，在莫斯科宣布任命瓦西里· 托尔斯季科夫（列宁格勒地区的共产党书记）为驻中国的大使。托尔斯季科夫于１０月１０日抵达北京，中国的新大使刘新权（前副外长）于１１月２２日抵达莫斯 科。在１９６７年，由文化革命所引起的极度紧张时期两国都召回了自己的大使，从此，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代办级。
比较调和的情绪进一步反映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日中国国庆节之际苏联政府的祝词，和同年１１月７日俄国革命纪念日之际中国政府的祝词里。两国的祝词语 调都非常热情。苏联的祝词表达了“国家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中国的祝词则指出：“中国始终认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 歧不应当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的报告
（１９７１年３月）
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１日，苏共二十四大在莫斯科开幕，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他在回顾了与中国的关系之后，特别提到，两国关系最近有所改善，并力劝中国在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正常化方面进行合作。
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生活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特殊的、与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思想政治纲领，却要求我们放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的镇压和“个人迷信”——
作者注）的路线和苏共纲领。他们展开了反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激烈的敌对宣传，提出了对苏联的领土要求，甚至把事态弄到１９６９年春夏在边境上发生武装事 件的地步……”“近一年半以来，由于我们方面表现的主动性，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某些正常化的迹象。１９６９年９月，两国政府首脑进行 了会晤，在此以后，在北京开始了两国政府代表团关于调解边界问题的谈判。这一谈判进展缓慢，为了使谈判取得圆满的结果，当然需要不单是一方的建设性立 场。”
“去年年底，苏联和中国互派了大使。在长期中断后，签署了贸易协定，贸易额略有增长。这是一些有益的步骤。我们今后也准备按这一方面行事。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中国的宣传和政策中，反苏路线仍在继续，而且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其决议中已把这一敌视苏联的方针固定下来。…… 我们党和苏联政府深信，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将符合我们两国根本的长远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巩固和平的利益。因此，我们不 仅愿意全力促进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愿意全力促进两国睦邻关系和友谊的恢复……”然而，勃列日涅夫在后面的一段话里，又批评了中国 破坏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他指出：“反帝斗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帝力量，首先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在我们提到的时期里，想从各方面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进攻的企图，最为尖锐地表现出来了，中国领导着手在一系列国家中建立 以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幌子的分裂主义集团。……托洛茨基分子往往同这些集团结成同盟。在某些地方，民族主义自我孤立的倾向加强了。……资产阶级 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现在恰恰是最乐意把希望寄托在民族主义倾向上，特别是以反苏主义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上……”
恢复争论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９７１年７月）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继波兰普遍的粮食暴乱对苏联的支持的波兰政权引起严重的挑战之后，中国报刊上又出现了反苏攻击。不过，自１９７０年以来，第 一次对苏联的主要攻击出现在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的文章里，这篇文章于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８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 上，以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尽管如此，苏联副外长列昂尼德·伊里奇夫，仍于３月２１日会见了周恩来，就边界问题举行了会谈（参见第十二章）。
文章说：“被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领导权的苏维埃国家，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是复辟了的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苏修叛徒们把苏联变成了一小撮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乐园，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监狱。”
文章还谴责“苏修叛徒们”利用“最野蛮、最残暴的手段……
镇压国内各族人民”，对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严加控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到处进行军事扩张，对别的国家进行种种阴险的颠覆活动。”
１９７１年４月，这篇《红旗》杂志上重新开始了中国对所谓的苏联扩张主义的攻击，说苏联：“加剧蜕变为法西斯专政，实行与其在世界霸权斗争中的对手美 帝国主义一起侵略和合作的政策。”在稍后的１９７１年７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的《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苏联领导人是“叛徒”， “全世界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
至于苏联的报刊，在中美关系改善这一时期，对此表现了特别的不满。１９７１年４月发表的一些文章指责中国政府与美国“勾结”。在１９７１年７月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以后，苏联对中国的指责逐步加强了。
林彪方面的情况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９７３年８月）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中国的前国防部部长、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被指定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元帅乘飞机飞往苏联，在蒙古境内爆炸身亡。当 这一消息报道之后，同年９月苏联的反华宣传有所缓和。据中国方面说，林彪企图发动军事政变，试图暗杀毛泽东。１９７１年９月３０日，《泰晤士报》评论道。 “反华宣传的沉默表明：
俄国人希望北京发生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变化，而且他们在坐等静观情况的变化，他们不打算使自己显得似乎比平常更加反华……”西方评论家认为：林彪危机主 要是由中共领导内部在对外和对内政治、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所引起的，它反映了林彪所主要依赖支持的党的左翼和周恩来总理所领导的稳健派之间的分裂。继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６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这种分裂明朗化了。会议之后，两名突出的左翼分子陈伯达和李雪峰从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大家认 为，分歧的主要问题如下：
（１）有人认为，林彪元帅反对稳健派在１９７１年最初几个月内所积极推行的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缓和的政策，这一斗争以７月１５日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而达 到顶峰。据一些资料报道，他提倡如果采取这项政策，应同时努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他在此之前就提出了世界革命的策略；在１９６５年发表的题为《人民战争胜 利万岁》的一篇文章中，他曾预言，不发达国家的革命战争将结束“美国和西欧的包围”。
（２）林彪以及军界反对削弱军队政治优势的措施；文化大革命在破坏共产党的各个机构的同时，却大大加强了军队的政治作用，军队基本控制了各省的革委会 以及许多政府部门和经济企业。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在重新建立各省党委会的同时，加强了同１９６９年以来正在发展着的极左派的斗争。从而，巩固了稳健派的地 位。对过激的“５．１６”组织（该组织曾对北京的外国外交使馆组织了多次进次）的打击构成了政府实行缓和政策的组成部分。
（３）１９７０年９月提出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设想了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的纲领。据说，林彪元帅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反对通过缩减军费开支来为这个纲领筹措资金，他们争论说，与美国的缓和政策将会恶化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这样，就有必要加强武装力量。
林彪的所谓阴谋（显然，是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１日或１２日发现了这个阴谋）的详细情况，没有正式公布。但是，许多据说来源于中国资料的非正式报道，于将近一年以后，在１９７２年７月和８月出现了，其中包括苏联卷入了这个事件的说法。
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３日，中国民族主义政府的情报机构（在台湾），发表了他们声称的（中共）寄给各省党的领导的正式报告。据这份文件报道，林彪元帅在 １９７０年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与毛泽东发生了口角，并且与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黄永胜将军、吴法宪将军、海军将军李作鹏和邱会作将军（军队后勤部部长 和政治委员）组织了“５７１”计划。据说这些阴谋家们计划起义，他们期望苏联支持这次起义。他们计划要么赢得毛泽东主席，迫使他接受他们的要求，要么暗害 他。据说，“５７１”这个代号用汉字来说类似“武装起义”这几个字（的读音）。
在后来中国对苏联的攻击中，重复谴责了苏联（与林彪）的勾结。周恩来在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举行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主要是指责已故的林彪元帅和攻击苏联，周恩来认为，苏联支持了林彪元帅已经尝试的军事政变。
在讲到林彪阴谋集团的详情时，周恩来指出：“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过，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周继续指出： “继刘少奇（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文化革命高潮时期被视为‘走资派’而被撤职。——作者注）及其支持者垮台后，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 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当时，苏联谴责了这种清洗（参见第七章）。
周恩来把苏联与所谓的新右派分子的威胁联系在一起。
“早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 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 道路上来。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重新回到林彪元帅及其支持者的话题上之后，周恩来 继续指出：“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地 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上，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
……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林彪这一类……
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展现了他的总暴露和总失 败……”“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 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结束时，追补通过了一个决议：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内奸”林彪元帅开除出中 国共产党。
争论的加剧
（１９７１年后期～１９７４年初期）
由林彪危机引起一段间歇后，苏联的反华宣传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１９７１年１２月的战争而重新开始。在这场战争中，苏联支持印度，中国和美国支持巴基斯坦（参见第八章）。
《真理报》（１２月２２日）指责中国企图，“与美国做交易”，并把苏联报刊上原来没有攻击过的周恩来描述成“反印和反苏的领导人之一。”１９７２年３月，当边界谈判中断三个月后又重新开始时，苏联对中国的攻击消声匿迹了，但是，当年秋天，双方的争论又加剧了。
１９７３年３月７日，《泰晤士报》评论到：“最近，中国指责俄国人在日本的领空侦察，抢劫巴基斯坦的鱼源；通过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的大量购买，破坏委内 瑞拉（言外之意是中国）的经济；把自己武装起来威胁西欧；通过承认大量犹太人移居以色列而伤害阿拉伯国家。反过来，俄国指责中国卷入了世界毒品生意之 中……”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５日，当勃列日涅夫声称，苏联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尝试由于中国“公开的反苏”政策而失败时，几个月的间歇又一次结束了。１９７３ 年８月和９月，在不结盟国家的阿尔及尔会议召开之前和召开之中，苏联的宣传断言，中国不再是社会主义了，它已被旨在变成核大国和主宰亚洲的军事官僚政治专 政家们所统治。
周恩来在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意图进行了相似的攻击，要求警惕苏联可能进行的突然袭击。显而易见，在答 复党内对政府与美国的缓和政策的批评中，周的整个讲话都强调相信：苏联对中国的安全造成的威胁要比美帝国主义大得多；他认为，美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而且已经“公开承认自己正在日益衰落”，因而“它（不得不）从越南撤退……”周恩来指出：“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 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强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 政，奴役各民族人民。……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撤走专家，肢解巴基斯坦， 在许多亚洲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代 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这句话最后提到的各岛是指捉泽岛、国后岛，色丹岛和齿舞群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苏联占领着日本北方几个岛屿，日本声称是自己国内领土的一部分。——作者注）
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的必要妥协区别开来，”他继续指出：“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 争，特别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１９７３年后 期和１９７４年初期，双方都严厉攻击对方国内政策的所谓镇压本性，一国声称另一国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另一国称对方的政权是众叛亲离，大失人心。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７日，苏联作家协会的《文学报》杂志指责中国政府实行反对少数民族的“接近种族灭绝”的政策。据说，一些少数民族已被完全灭绝。该杂 志断言，在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２年间，新疆、内蒙、西藏、四川、海南和云南的少数民族起义遭到了残暴的镇压，当１９７２年西藏新的起义被镇压时，有一万二 千多人被杀。（关于１９７２年西藏大叛乱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西藏被流放者的进一步证实。——作者注）。
１９７４年１月８日，北京《人民日报》回击了这种攻击，宣称苏联正处于普遍反抗“苏修叛徒集团”所引起的混乱之中，“新沙皇处境危险”。文章特别指 出，除了在精神病院给持有不同意见者服用失去理智的药物外，一百多万人被禁闭在一千多个劳改营里，他们用坦克、装甲车、伞兵部队来镇压普遍的动乱。自 １９６０年以来，这种动乱采取了罢工、暗中破坏，示威游行、成立地下革命组织的形式；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乌克兰几千名大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的统治。
互相驱逐外交官
（１９７４年１月）
１９７４年１月，当五名苏联公民（包括三名外交官）因进行所谓间谍活动被驱逐出中国，一名中国外交官以相似的指控方式也被驱逐出苏联时，中苏关 系降到了自１９６９年边界战争以来的最低点。１月１９日中国的一个照会宣称，Ｖ·Ｉ·马尔琴科（苏联大使馆的第一书记），Ｕ·Ａ·谢苗诺夫（苏联大使馆的 第三书记），和他们的妻子们以及Ａ·Ａ·科洛索夫（翻译），在与两名苏联特工秘密会晤时被捕，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２日，新华社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说：１月１５日傍晚，苏联五名外交官驱车到北京郊区的一座桥上，在那里，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会见了一 位名叫李洪枢的中国人，一位不知姓名的李的同犯把用秘密文字写成的情报交给了谢苗诺夫，谢苗诺夫给了他一个包，包里面装有一台有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 台和用隐显墨水写成的说明书，“一份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一张伪造的出境证，一大笔钱以及其他谍报材料。这时，信号灯亮了，警察逮捕了这四 个人，拍摄了现场，当其他三名苏联公民驱车来接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时，他们也被捕了。
李洪枢的所谓招供也发表了。声明宣称，他于１９６７年飞往苏联，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后，于１９７２年６月返回中国，从那时起，他在莫斯科和苏联驻北京大 使馆的军事情报机构的命令下，在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７日，他接到莫斯科的一份无线电报，命令他与其“朋友”一起到北京，于１月１５ 日到北京那座桥上与大使馆人员接头。他抵达北京后，于１月１５日晨给大使馆拍发了密码无线电信号，并接到了批准这次约会的答复信号。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１日，苏联的一个抗议照会宣称：马尔琴科、他的妻子以及谢苗诺夫夫人在街上车子被堵塞，他们的车子被拖下来落在了后面，他们驱车来到 另一条街上，那里聚集着一群人，安置了电影摄相机。摄相之后，他们被带到一幢大楼，试图让他们供认他们从事了间谍活动，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在街上行走时被 捕，并且受到与上述相似的对待。
尽管苏联大使馆提出了抗议，但是，中国官方否认了他们行踪的一切情况。直到１月１９日，才释放了他们。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９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人员关恒广被指控企图从一位苏联妇女那里获得军事情报在伊尔库次克（西伯利亚）被拘捕。并被驱逐出境。１月２５日中国的一个照会在答复苏联的抗议时，把关恒广的被捕说成是“一个反华丑剧”和“一个卑鄙的报复行动”。
中国照会声称，关完成值勤任务返回北京时，乘座的国际列车在伊尔库次克车站被阻挡，其借口是发现了一名乘客正患天花。他被从车上带下来，被迫留在隔离 站，在那里，一位妇女设法把一个“画片夹”塞进他的手里。接着警察走进房间，拘捕了他，带他乘飞机飞回莫斯科，他一直受审，直到第二天才被释放。
周恩来在向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到这一事件。他指出：
“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
苏联领导采取了恶化两国关系的一系列的步骤，对我国进行颠覆，直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
在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新宪法，修改了原来１９５４年起草的宪法的序言。１９５４年宪法涉及到了中国与“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和人民牢固不破的友谊”。并且用“我们应该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句话替换了它。
中国内部情况的发展
（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６年）
林彪垮台之后，中苏关系的上述这些发展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发展，都出现在中国政府内部稳健派和激进派之间继续竞争的背景下，人们认为，周恩来 的威望仅次于毛泽东，他领导的稳健派在党、政、军中博得了广泛的支持。许多在文化革命中被撤职的高级官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邓小平，他于１９７３年４月恢 复了地位）
重返政治生涯，使稳健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政府内的激进派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毛泽东之妻）为代表，他们后来被称为“四人帮”。虽然林彪 的垮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继续控制着报刊电台，从工会、民兵和共青团中得到支持；人们还认为，他们通过江青来接近深居简出的毛主席。在国内政策方 面，两派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接见方面的优先权问题。
周恩来在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阐述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即在１９８０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 体系”，以及“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通常所指的“四个现代化”。——作者注），“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 列”。当双方都完全支持这个计划时，激进派认为，经济方面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诸如市场关系，在“按劳分配”原则下付酬而造成分配上的差别等，有可能 在“修正主义”的领导下——例如，大家认为的苏联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的领导——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他们强调了毛主席的口号：“以阶级斗争 为纲”和“政治挂帅”，并要求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利”，迅速朝建立“按需分配”原则基础上的平均主义社会前进。
另一方面，稳健派认为，政治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因此，他们为了经济利益提倡政治的稳定性，他们准备恢复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具有实用 的技术资格的官员们的地位，并且反对可能降低科技研究水平的大学教育的试验。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从广义上可以引用邓小平的话来概括：“不管白猫黑猫，捉 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两派都对苏联持怀疑态度的同时，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态度赞成缓和激进派所推行的对抗政策以及他们对“苏修集团”无限制的反感。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６年期间，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国内局势发展中明朗化了。大家认为，激进派应对旨在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一系列运动负责。这首先是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１９７４年夏开始而且至少持续到１９７５年７月的工业不安定浪潮。为了对这次运动所引起的 混乱作出反应，１９７４年秋毛泽东提出了安定团结。这被看作是激进派的失败，正如周恩来１９７５年１月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说的。
在报告中，他大大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但是，１９７５年２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下，激进派继续进攻。这场运动强调：
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仍然存在，如果“资产阶级的权利”不受到限制；那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将仍然存在。１９７５年秋天，激进派发动了一场反对“投降主义”的新运动，其矛头多半是指向对苏联持调和态度的共产党人。
然而，稳健派的势力仍然很强大。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的一大批政治军事领导人，都在１９７５年夏秋恢复了地位，而且，９月份发动的农业机械化运动有助于转移对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问题的注意力。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了，在选择总理接班人问题上，导致了两派间的直接冲突。最后，选举华国锋继周恩来接任总理，而没有选举邓小平（邓小平 作为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生病期间日益履行了周的许多职责），这被外国评论家看作是一种妥协的举动，因为，华国锋在党内与任何一派都没有联系，１９７６年 ４月７日进一步证实了对他的总理任命。
然而，１９７６年２月，当激进派开始了一场反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激烈运动时，两派之间的斗争激化了。特别是邓小平蒙受了耻辱，１９７６年１月以后，他没有再公开露面。
１９７６年４月，报道他被撤了职务。
勃列日涅夫的苏共二十五大报告
（１９７６年２月）
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４日至３月５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报告。虽然他提到了实现与中国 关系的正常化，同时，他指责毛主义“直接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调和的方法似乎基于苏联的希望：即中国政治领导人最近的变化将对苏联产生更有利的政 策。
关于中国，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国现领导人的政策明目张胆地反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只说毛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不相容，现在 已经不够了。它们甚至是直接敌对的。……我们仍将同毛主义作斗争，作原则性的和不可调和的斗争。同时我想再次重申：对待中国也象对待其它国家一样，我们坚 定地奉行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总之，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不但如此，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 北京回到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策上来，放弃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走上同社会主义世界合作的团结的道路，那么，这定将得到我们方面相应的反 应……。问题就在中国方面了。
”继华国锋１９７６年４月７日被任命为总理的消息被证实之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发了祝贺电报，他在电报中说：苏联“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８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个署名为“Ｉ·亚历山大罗夫”（发表苏联政策的重要声明常常使用的假名）
的长篇文章，好象苏联政府要同中国政府内的稳健派联盟，希望主动改善关系。文章把中国政府的反苏政策归咎于“毛泽东集团”，并且说：“正如最近北京和其他城市大规模的不安定局面所表明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同毛主义一道走的”。文章还呼吁恢复边界谈判。（参见第七章）。
这种做法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任何反应。与此同时，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９日招待当时的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的宴会上，华国锋谴责苏联是“野心很大” 的“战争最危险的策源地”。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９日，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门前还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两名中国卫兵和一名市民遇难。５月１３日，中国官方发言 人说，这次爆炸事件是“一个现场遇难的反革命分子的一次破坏活动”。
中苏经济关系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６年）
自１９５９年（当时苏联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两国的互换贸易等值总数达二百亿美元以上，即占中国对外贸易的４７％）中苏关系破裂以来，中苏贸 易逐步下降。文化革命加速了这个过程，１９７０年，贸易数额下降到四千五百万美元。不过，从那以后，贸易扩大了：中国的进口需求——特别是资本货物——随 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加了，虽然，中国工业设备的进口来自西方和日本；但是，与苏联的商业联系，由于这种贸易的易货方式和直接铁运的方便而特别吸引中 国。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２日，中国政府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伊万·格里申率领的代表团缔结了一项新的贸易支付协定。尽管１９７１年夏（见上述）两国关系恶 化，然而１９７１年８月５日和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３日，还是签订了两项更进一步的贸易和支付协定。在这些协定下，两国的贸易值计划从１９７１年的一亿六千七 百万美元增长到１９７２年的二亿八千八百万美元。
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０日，在前一个月签订的协定下，提出了一项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直达航空服务。迄今为止，苏联的航空公司在伊尔库茨克中途停下，只管理 这段航线；而中国民航总局只服务北京——伊尔库茨克这段航线。大家同意，苏联公司和中国公司各管理一周的直接飞行，双方都使用Ｉ－ｌｙｕｓｈｉｎ６２ｓ标 志。
１９７４年７月４日，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４日，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１日，两国分别签订了每年的贸易支付协定。已经确定的贸易额１９７４年为二亿美元：１９７５年为一亿五千八百七十万美元；１９７６年为二亿一千万美元。
贸易方式没有变化，苏联提供机械和设备，中国提供原料和消费品。１９７６年６月１６日，《金融时报》评论道：“现在，贸易的规模把苏联列到同联合王国相等的北京合作者的名册里，尽管日本、法国、西德和日益增长的美国远远地超过了苏联”。
第十章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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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２年）
当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隔离逐步地减少。尤其是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后更是如此。
由于中国同苏联存在着日益紧张的关系，从而促使中国人鼓起勇气寻求外部世界的联系，同时也使中国人对美国的建议作出反应。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加快了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的进程。
越南战争结束后，中国决心引进外国技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则希望平衡其在东亚的势力，这两种因素有助于中美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但中美双方都视 对方为对付苏联的一只法码。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的改善和美国在援助台湾问题上出了问题，中国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立的状况，制定了明显的平衡政策来维护 自己的利益。
七十年代是苏美关系的缓和时期。
随着两国关系的解冻，苏美两国的相互联系得到了发展，并签署了几个有关限制核武器的重要协定。但是，１９７６年以后，由于中美关系所具有的反苏意义和 美国人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怀疑，从而导致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和１９８０年罗德纳·里根当选为美国总 统这两件事实际上中止了苏美关系缓和的进程。与此相反，这些事件却使中苏关系得到了重要的发展。
美国对中国限制的放松
（１９６９年７月～１９７１年３月）
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１日，美国宣布放松某些自１９５０年以来对中国强制实行的旅游限制。取消限制的内容包括：（１）允许到国外旅游的美国公民可以 带回价值达１００美元的中国大陆产品。而在这段时间里，除印刷品外，美国一直禁止在中国大陆制造的一切物品进口。（２）对某些美国公民撤销他们对中国旅游 的禁令。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林蒂克就此进行解释说，这些措施仅仅是美国单方面采取的；采取这些措施没有同中国当局磋商过，而且美国也不期 望北京对此作出任何酬答。他还补充说，这些措施有助于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９日美国宣布，尼克松总统已决定放松美国对华贸易的某些限制。根据这些放松的原则，美国将撤销三项禁止贸易令，内容是：
（１）允许美国公司的外国从属机构同中国进行非战略性货物贸易。
（２）尽管禁止中美两国直接贸易的法令仍然有效，但美国公司可以购头中国产品，然后转卖给第三国。
（３）允许美国公民在国外购买供自己家庭使用的中国商品，数量不限。
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５日，美国宣布撤销美国公民到中国旅游的最后逗留期限的限制。这一决定是美国政府采取的，旨在缓和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采取的一个步骤。然而，中国方面对美国的主动没有作出明显的反应。
乒乓球外交
（１９７１年４月）
１９７１年４月６日，在日本长崎市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持近尾声。中美两国均派代表队参加了这次比赛。美国参赛队接到一个令人惊异的访问中 国的邀请。美国队当即接受了这一邀请。自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执政以来，美国运动员被邀请访问中国尚属首次。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对这一邀请表示欢迎。并表 示，在没有得到北京官方的同意之前，美国是不会安排这次出访的。
美国运动员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０日至１７日在华访问期间，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范围的旅游、观光活动，还进行了多次表演赛。周恩来总理４月１４日在北京接 见了美国运动员。在欢迎美国人的宴会上，他说：“由于你们接受我们的邀请，你们已经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我深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的 开端毫无疑问地会得到两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美国运动员回国后，美国人对中国人给予崇高礼遇和友好接待备加赞赏。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Ｂ·斯廷霍文发表声明说：“中国乒乓球队接受了他的邀请，不久将访问美国。”他的声明深受美国白宫的欢迎。
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４日，尼克松总统宣布进一步放松对中国贸易和旅游方面的限制：（１）
美国准备为中国的来访者从速办理护照签证手续。（２）美国将放宽货币管制，允许中国使用美元。（３）取消美国各公司给往返中国的船只、飞机提供燃料的 种种限制。但是，中国往返于北越、北朝鲜或古巴的运载工具则除外。（４）美国的船只、飞机在各非中国大陆港口可以运载中国的货物。悬挂外国国旗的美国船只 可以访问中国港口。１９７１年５月７日，美国正式取消了货币管制。这样，自１９５０年１２月以来中断的中美两国的直接贸易又重新开始了。
由于尼克松在１９７１年６月１０日进一步放松对中国贸易的限制，从而使美国二十一年来禁止对中国出口非战略物资的历史即告结束。尼克松的这一决定带来的结果是：美国放宽了同中国贸易条件的范围。这其中包括从中国进口商品。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６日，中美两国直通电话线又重新恢复使用（１９６８年以来一直中断）。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３日，中国政府释放了两名在押的美国人，其中一名是１９５２年在中国东北因飞机被击落而被俘的美国飞行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权利的承认和台湾被驱逐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联合国举行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联合国以７６票赞成，３５票反对，１７票弃权，通过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联合国成员国的提案，这一提案包括中华人民并和国在安理会有常驻代表的资格。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立即”取消台湾民族主义政体的代表席位—— 这是联合国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取消成员国的代表席位。产生这样结果的提案是由阿尔巴尼亚和其他２２个成员国联合提出来的。联合国经过六天对中国代表席位的 辩论，最终通过了这一提案。苏联也投票赞成承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代表席位。
在上述提案被通过之前，联合国大会曾否决了美国的一个提案。这一提案是由美国和另外１８个国家联合提出来的。
提案要求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占２／３多数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取消中华民国（即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的建议作出裁决，并指出，“他们的要求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提案的投票结果是：
５５票赞成，５７票反对（包括苏联），１５票弃权。
美国国务卿威廉斯·罗杰斯在１９７１年８月２日曾明确表示：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与此同时，他又表示反对 任何取消台湾代表资格的行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在８月１７日提交给吴丹（联合国秘书长）的备忘录中，重申了美国的这一立场，他要求联合国大会 在讨论中国的代表席位问题时，应该“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代表席位要同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代表资格的确定，应该考虑不可否认的两 个国家同时存在的事实”。美国的备忘录还谈到：
“如果这样做的话，象以前根据联合国宪章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一样，在各成员国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代表席位这个问题上，联合国无需采取什么 立场。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同时，联合国应该作出规定，中华民国的代表席位不应被取消。如果联合国想在和平共存和促进人类进步方面取 得成功的话，联合国就应该以公正和现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代表席位问题”。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６日，在一次临时性紧急会议上，尼克松总统说，美国决定投票赞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承认该国在安理会的席位，美 国的这一决定“考虑了所面临的现实。”同时，他又强调说，美国将投票反对将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我们将尽我们的努力，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达到这一目 标。”然而，北京的外交部则早在８月２０日强调指出：“除非联合国将‘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加入联合国。”声明指出：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任何类似的谬论，坚决反对‘决定维持台湾在联合国代表席位的现状’的谬论；坚决反对制造‘台独’的阴谋。如果联合国出现类似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绝对不与联合国有任何接触。
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毫不动摇的。任何人玩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不管是谁、无论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兜售同样的货色都不会得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必须从联合国和它的全部机构中滚出去。联合国必须完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这一声明是中国对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第一次作出的官方反应，尽管新华通讯社早在１９７１年８月２日对罗杰斯的声明作出了义正词严的驳斥。
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联合公报》
（１９７２年２月）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至２８日，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随行的有美国国务卿威廉斯·罗杰斯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在抵达北京以 后，尼克松会见了周恩来。接着，在基辛格的陪同下，尼克松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谈。当地报纸除报道这次会谈是“认真而坦率”以 外，没有进行更详细的报道。
在访问逗留期间，尼克松多次会见周恩来并同他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会谈。总统一行到中国各地著名的风景区游览，罗杰斯多次同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会谈。起 初，宣传机构很少公开尼克松来访的消息。而在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２日以后，中国的各主要报纸突出地登载了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会谈的消息。访问于２月２７日结 束。在上海，尼克松和周恩来结束了会谈。
那天，在上海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尼克松把七天中国之行描绘成“改变世界的一周”。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７日，双方发表了冗长的联合公报。公报声明：
“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
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而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的交流提供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成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成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
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０日，美国白宫宣布：经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同意，通过外交渠道，中美两国指定各自的驻巴黎大使继续进行联系。紧接着，两国大使立即在中国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举行会谈。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２日，尼克松撤销美国船只、飞机通往中国的长达２２年的限制。这一行动表明了美国政府在《上海联合公报》的精神鼓舞下，“推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贸易与交往的发展”的意图。但任何通航中国的美国船只、飞机，必须预先得到中国的许可。
基辛格使团抵达北京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１月）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５日，基辛格博士抵达北京。在为期五天的访问期间，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姬鹏飞（外交部长）和乔冠华（副外长）进行了会谈。２月１７日，基辛格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长达２小时的会谈。
基辛格访问结束后发表的一个简短公报说：“会谈是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进行的。是认真、坦率和建设性的。”他们商定了一项扩大贸易以及科学、文化和其他 方面交流的具体计划。双方重申了上海联合公报的各项原则。经商定，每一方将在不久的将来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一个联络处。其细节将通过现有渠道拟就。双方认为 现在是加速关系正常化的适宜时机。
基辛格回国后，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２日在华盛顿发表声明说：
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从敌对状态进入正常化。”他还说，在北京和华盛顿建立的联络处，对没有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中美两国来说，将会促成两国间的正常的密切的联系。（３月１２日和１５日，中国当局释放了自１９５２年起就关押的和在越南战争中被俘的三名美国飞行员） 。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４日，基辛格（已担任美国国务卿）再度访华。访问期间，他同周恩来、姬鹏飞进行了更进一步的会谈；他还同毛主席进行了２小时的会谈。
１１月１４日，在以他的名义举行的宴会上，基辛格阐明了他的观点：“不论将来美国发生什么事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不变的因素。”
在基辛格结束对北京的访问时，中美两国重申信守上海联合公报中确定的各项原则。美国方面重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 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中国方面再次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公报最后谈到，双方满意地注意到，在北京和华盛顿的联络处正顺利地行使其职能。双方商定，应该继续扩大联络处的工作范围。
在过去一年里，两国贸易有了迅速发展。双方认为，采取措施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贸易创造条件，是符合两国利益的。双方表示将在上海联合公报的基础上为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继续努力。
福特总统访华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
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由国务卿基辛格陪同，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日至５日访问了北京。
访问期间，他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进行了会谈。毛主席接见了福特总统。访问的各项细节是由基辛格在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北京会谈期间安排的。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在谈到同苏联缓和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在１２月１日的宴会上，在福特和邓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邓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世界上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明显增长。……对于世界霸权的争夺愈演愈烈，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这样 争夺下去，势必导致新的世界大战。……今天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正是和平经念的最起劲的那个国家。‘缓和’的辞藻掩盖不住战争危险日益增长的严酷现实。”
福特总统指出：在国际领域中，我们“共同关心的是希望看到世界不被军事力量或压力——即我们在联合声明中所说的霸权——所统治……当然，在争取到达我 们的目标时，我们各自将根据自己在世界上的不同处境和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理解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和做法……美国将既努力减少危险，也努力探索新的和平机会，但 我们对此不抱幻想。当前的形势要求力量、警惕和坚定性。但是，在我们继续决心反抗任何威胁别人的独立和幸福的行动的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争取实现一个更 为和平的世界。
”尽管会谈结束后没有发表公报，但１２月５日，基辛格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会谈对美中双方都有利。因为他们能使“双方领导人相互理解和懂得能够采取平行 政策的做法。”虽然欧洲和安哥拉是“平行政策”的地区，但很明显，美国要花时间去解决继续承认台湾民族主义政府的基本问题。对美国在南朝鲜保留军事力量的 问题，两国仍然存在着分歧。扩大两国间贸易、文化和科学交流的设想将通过正式渠道继续实现。
福特在评论他在北京的会谈时说：“我们也肯定了，我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点……并且根本反对别人以任何形式把霸权强加在亚洲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我在我们的会谈中重申，美国保证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
我们的关系正成为国际政治前景的一个持久的特征。”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５日，美国国务院宣布，作为友谊的表示，中国当局将归还越南战争中被击毙的两名美国海军航空兵的骨灰。
中美关系正常化和苏联的反应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自１９７５年１２月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后，到１９７７年８月没有美国政府官员访华。
１９７７年８月，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访问北京，同黄华（当时的外交部长）、邓小平（刚恢复副总理职务不久）
和华国锋主席举行会谈。两国政府间中断联系，主要是由于中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即：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同时，也由于１９７６年底吉米·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
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８日，万斯在纽约再度会见黄华。据后来透露，在这次会谈中，他们已正式同意讨论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于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至２３日到中国访问，并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他宣布，“美国对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已下了决 心。”
在北京的日子里，布热津斯基发表了若干被看作是有强烈的反苏腔调的声明。在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的一次宴会上，他说：“我们认识到中国决心抵抗任何国 家寻求建立全球霸权或地区霸权的努力，我们也有这种决心……只有那些想支配别人的人才会害怕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非正式的评论和报道中，他把苏联比 作“野蛮人”和“北极熊”。
苏联《消息报》在８月４日的评论中说：“他本人（指布热津斯基——译者注）所作的反苏声明与美国政府一点也不抵触……我们已明确地指出，在削减核战争 的危险和裁军方面，在反苏主义基础上同中国形成的集团与美国的合作有着更为接近的可能性。华盛顿应该考虑这一点而不应考虑微不足道的反苏计划……”在以后 的几个月里，若干名美国高级官员到中国访问，他们为在教育和科学的交流、能源工程和发展农业方面达成协议而进行会谈。此外，布热津斯基的访华进一步促进了 中美关系正常化。１９７８年７月中旬，双方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谈判。
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采取灵活的态度的建议，是有益于谈判的。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９日，邓小平说，中国政府承认台湾有与大陆不同的政治体制。中国政府愿意寻求一个现实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当 局讨论台湾回归祖国的条件。中国政府不会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做法。因为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这种保证会使台湾当局拒绝谈判。邓还指出，中国要 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将不会放弃三大条件，这就是：美国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取消同台湾现存的条约和从台湾岛上撤出美国的所有军事力量。同 时，美国应减少同台湾继续保持正常的联系。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美国官员声明说：美国已经接受中国关于美国和台湾关系问题的三大基本条件。但美国政府也坚持自己的三大条件：（１）同台湾于 １９４５年缔结的共同防御条约不能立即终止。根据该条约的规定，终止该条约需要在通知对方一年后才能生效。（２）美国政府表示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 决。同时，中国不再就台湾问题作出与此相反的声明。（３）即使在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和终止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以后，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然而，据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报道，邓小平发表声明说，尽管中国政府仍然坚持美国必须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但中国不再把这一点作为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６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政府以前曾决定有限度地向台湾当局提供防御性喷气式战斗机。今后美国政府将不（按台湾的要求）向台湾当局提 供能够攻击中国大陆的战斗机。１２月３日，赛勒斯·万斯表示，美国通过北约各成员国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政策有所改变。声明说，各国对此问题“应该自己作出决 定”。他还暗示，美国目前不会鼓励向中国出售武器。
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同美国参议院代表团会谈时说，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是“合理的进程”，但他又补充说：“我们不理解的是一个号称自己致力于和平与国际友好关系的国家，与此同时却向中国出售武器，在中国建立一个不仅使战火在 亚洲扩散而且将会遍及整个世界范围的危险军事中心。”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６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起互相承认 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公报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
（１）“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２）“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３）“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１９７９年３月１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在联合公报发表的同一时间里，两国政府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表明各自的立场：
美国声明：“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开始，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１月１日同一天，根据美国台湾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美国 将通知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终止美国同中华民国制定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还声明在４个月内，将从台湾撤走原保留在台湾的军事人员。将来，在没有政府官方代表 参加和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仍保持商业、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美国政府将请求调整美国的法律和法规，以便在新的形势下，允许同台湾 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非官方的关系……美国将继续注视着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希望中国人民能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声明：“中华人民并和国和美 利坚合众国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曾经是阻碍 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这个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得到了解决……至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 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华国锋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在回答中美建交会不会恶化中苏关系的问题时，他说： “不是同盟，也不是轴心……所以谈不到正常化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问题……当然，这毫无疑问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我们在公报里已经提到了反 对霸权主义。我们既反对大霸权主义，也反对小霸权主义，既反对全球性的霸权主义，也反对地区性的霸权主义”。（中国的宣传机构经常遣责苏联谋求“全球性的 霸权”、越南谋求“地区性的霸权”）
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中，卡特总统保证：“这一步骤除了维护世界和平以外，没有别的目的。”塔斯社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１日的一篇报道声称，勃烈日涅 夫在他的复信中说，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建立正式关系是自然的事。但正常化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和双方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却是另一个问题。他关注着这一事实，即 “假如人们记住中国领导人的常用词汇的话，中美两国联合公报毫无疑问地包含着有所指的词汇（意指霸权）”。这封信作出结论说，苏联始终在实践中密切地注视 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从中为苏联的政策作出适当的结论。
一般来说，苏联报刊对中美联合公报抱怀疑的态度。但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９日，《真理报》对卡特在１２月１５日所作的“我们没有利用同中国的新关系 去损害苏联或其他国家利益的任何企图”的保证表示欢迎。但该报又评论道：“时间将会证明上述言论是否与实际行为和政治行动相一致。”苏联军队报纸《红星 报》在１２月１７日指出：“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复活主义和中国大国沙文主义”，正在逐渐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它还遣责中国企图煽动一场使美国和苏联互相毁 灭、从而为中国的“全球霸权”铺平道路的战争。
美国政府发言人在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５日发表声明说，卡特总统在他给勃烈日涅夫的复信中反复强调，美国承认，中国不是直接反对苏联的；同时又承认，向北京出售武器不是美国的政策。但是，其他国家出售防御性武器以及中国购买这些武器，这都是国家主权的问题。
美国将不阻止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售武器。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至２月１日，由外交部长黄华陪同，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邓在华盛顿同卡特总统进行了会谈，另外还签署了包括科学、技术、教育和外交交流四项内容的协定。
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声明：双方“一致认为在许多方面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相似的观点。”“双方也讨论了彼此看法有所不同的方面。”公报补 充说：“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邓在访美期间，由于在某些公开的场合反复地攻击苏联，从而使美国政府很是为难。邓在接受 《时代》杂志的采访时，称苏联是“战争的温床”。坚持说美国处于“战略撤退”的状态。邓宣称，“如果我们真的要能够控制这头北极熊的话，对我们来说，唯一 要做的事就是联合。”
１月３１日，在另一次谈话中，邓说：１９６３年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和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４年的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约束不了也减少不了苏联扩充军备的 努力和他们的扩军政策。”在否认中国反对这类协定的同时，邓宣称：“需要的是，采取更加现实的、更加切实可行的步骤，比如说，美国、中国、日本、西欧和第 三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关于台湾问题，邓在１月３０日告诉美国参众两院议员：
“只要台湾回归住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中国领导人向台湾更进一步地表示了和解的姿态。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日，塔斯社发表了一则新闻电讯，评论邓小平的谈话，要求美国政府阐明对邓的“煽动性声明”的态度。《真理报》在２月４日发表评论说： “苏联公众舆论不能闭着眼睛面对美国给中国来访者提供宽阔的论坛，用以诽谤苏联这样的事实。这种反苏行为似乎指的就是中美联合公报中提到的‘共同的利害关 系’和‘相似的观点’。人们感兴趣的是想知道华盛顿的观点在哪些具体方面与北京领导人的政策相一致……”１９７８年２月１２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特 卓有成效地表明了他本人与邓对苏联声明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卡特强调说，他希望与苏联改善关系。
中美经济和军事协定
（１９７９年６月～１９８１年）
１９７９年以前，尽管中美两国贸易实际上起伏较大，但两国贸易量已达到了颇具规模的水平。两国期待着关系正常化会导致两国贸易的稳步增长。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国外贸部长李强表示，美国公司可以在北京设立永久性办事处。美国公司可以同中国贸易公司共同承担风险。他补充说，“只要条件适 合，中国准备接受外国贷款。”这似乎与中国先前的“自力更生”政策相悖。
１９７９年１月５日，美国钢铁联合公司同中国签订了一个关于在中国东北吉达山建立一个价值十亿美元的矿石加工基地的协定。这项工程拟于１９８３年完工。３月２日，中美两国就尚未解决的所有权问题签订了一项协定。
１９１９年５月８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四项有关中美两国科学和技术相互交流的协定。接着，６月１２日签订了一项关于美国向中国援助一台五万千 瓦高能加速器的协定。６月２２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关于医疗和公共卫生的五年合作协定。１９７９年７月７日，中美两国签订了美国允许中国为最惠国的协定。这一 贸易协定于１９８０年２月１日生效。结果，美国将中国产平的税率从２０％降为１０．５％左右（这一税率是美国对非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的贸易税率）。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后，１９８０年１月５日至９日，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问北京。中国方面同他会谈的有：徐向前元帅、邓小平副 总理、耿飚副总理以及外交部长黄华。访问期间，布朗暗示，尽管没有打算采取共同的步骤以加强“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以对付苏联占领阿富汗，但中国与美国除 了在外交方面进行合作以外，同时在防御领域也应当进行合作（关于这一点两国都有同样的看法）。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０日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发表声明说，美国将向中国提供新的技术，但不是提供武器，虽然其中某些技术可以用于军事目的。１月２４日美国国 防部宣布：美国正准备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包括攻击性武器）。据透露，布朗在访问北京期间，他就已经着手进行这宗交易了。５月中旬，中国副外长章文晋在访 问华盛顿期间，宣布了某些订货协定。３月底，耿飚也曾宣布过同样内容的协定。１９８０年９月，美国政府同意批准有关先进电子和军事设备的４００多种产品的 出口许可。据报道，从战略的重要性考虑，中国准备向美国出售稀有金属。
正象布朗访问中国期间，中美官方报纸宣布的那样，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中美两国签署了一份关于在中国建立一个信息地面接收站协定的备忘录。该站接收 的信息由美国代号为Ｌａｎｄｓａｔ——Ｄ卫星系统传送。美国国防部承认，尽管这一卫星系统用于民用，但该系统的技术也可以用于军事。
１９８０年３月，中美两国签订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为美国大规模援助中国发展水电工程铺开了道路。协定是根据１９７９年８月美国副总统瓦尔特·蒙代尔访华商谈的内容签订的。
１９８０年４月４日，美国总统卡特授权美国进出口银行给中国发放贷款，以便有利于美国在华推销商品。１９８１年５月，中国银行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 一项协定。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７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又签署了一项有关领事航海和民航协定。同一天，美国同意从１９８０年起到１９８２年止，美国有限度地从 中国进口六种纺织品。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２日，中美两国在北京又签署一项协定。
根据该协定，从１９８１年起到１９８４年止，中国每年将从美国购进６００万吨到８００万吨谷物。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总值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１０亿美元增 加到１９７９年的２３０亿美元；从１９８０年的４８０亿美元增加到１９８１年的５５０亿美元。双边贸易的平衡对美国十分有利。美国大批量向中国出口的主要 是农产品。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４日至１７日，美国新上任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在北京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他同黄华、耿飚（最近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以及负责经济方面事务的副总理薄一波举行会谈。同时还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赵应邀出访美国）、邓小平。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６日，国务卿黑格宣布，美国方面已原则上同意考虑中国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请求。第二天，美国国务院还强调出售的武器仅仅是用于防御目的而已（尽管美国承认“某些武器装备明显地能够用于防御和进攻的目的”）。
美国国务卿说，会谈是富有建设性的。他还强调了里根总统希望同中国发展关系，希望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结盟”的法律条文；他还希望改善出口控制 手续，扩大同中国的贸易。中美两国一致同意建立一个美中商业贸易联系委员会。黑格说：虽然他还没有来中国完成“出售武器的使命”，但是，“我们确实一致同 意我们的防御体系方面的交流能进一步扩大。”他还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将于８月份访问美国。届时将讨论武器的销售问题。而这将是对“双重使用技术的实 质性放松”，即商业和军事潜力、军火项目的限制将进一步得到解除。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９日，《真理报》在评论黑格的声明时指出，黑格的声明“鼓吹中美由敌变友，是在扩大军事战略方面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黑格的声明旨在作出最大努力，利用中国的反苏倾向进行冒险，目的是损害缓和局势，挑动局部地区发生冲突，威胁世界和平。”
６月２７日，《真理报》在一篇署名为“Ｉ·亚历山德罗夫（苏联发表半官方评论常用的笔名）的文章中，对黑格的声明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析。
中国军事化的危险……在于存在着如下事实：“中国人手中的美国武器将首先在中国较小的邻国使用。顺便说一下，在这些邻国中，有美国的盟国。”
文章接着宣称：“很明显，中国在加速实现它在东南亚和南亚的领土要求……如果华盛顿利用现在中国领导人狂热的反苏情绪来推行美国的全球反苏战略，北京 会因有自己的利害关系而追随之。也就是说，使苏美两国相斗，经过核战争后，中国就能够统治全世界。按照北京的计划，这场核战争将消灭美国和欧洲，但会有许 多或数亿中国人存活下来。……以反苏为基础的中美合作，在对待苏联方面，在苏美、苏中关系的来龙去脉方面，应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６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广播说：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由美国提供设备、中国人操纵的两个电子情报收集站，正在监测苏联在中亚的导弹试 验。第二天，《纽约时报》证实了这一广播。但仅说只有一个情报收集站。中美双方官方发言人就此事拒绝作出肯定和否定的回答。６月１８日，塔斯社在引证这篇 报道时指出：中国人已经扮演了为“帝国主义情报服务自愿代理人”的“可耻角色”（１９７９年４月，邓小平曾对一个来访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代表团说，中 国将进口美国监听设备，在单独由中国人充当监听人员的条件下，同美国共同使用这些情报）。
台湾因素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２年８月）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８日至２９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同年４月１０日，卡特总统签署了这一法令。根据该法令，美国通过在台湾的办事机构，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
法令规定：“采取任何非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将会使美国对此进行严肃的考虑。”法令要求美国“通过提供具有防御性武器的办法，帮助台湾人民保持足够 的自卫防御能力。”法令还详细地规定，从移民的目的考虑，原则上要把台湾当作独立的国家看待。这项法令的签署，遭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反对。４月１９日，邓 小平发表声明说，这项法令等于几乎取消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６日，在台湾的美国办事机构开始进行工作。该机构临时配置离职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充当外事官员。根据美国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设在台湾的台湾非官方机构）签署的协定，设在台湾的美国办事机构人员和设在美国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成员均享有外交特权。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随着美国与台湾共同防御条约终止通知的下达，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小组的最后一批成员于同年４月离开了台湾岛。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共同防御条约自行终止。
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在１９７９年２月５日发表声明说，在１９７９年内，美国将不再答应向台湾提供武器。尽管这些武器早就同意向台湾出售，并准备 运往台湾。但是，１９８０年１月３日，美国国务院又宣布：美国将向台湾出售一些防御性武器。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０日，新华通讯社强烈地遣责美国向台湾出售武 器“违背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原则”。
１９８０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在参加竞选期间，建议美国应同台湾恢复官方关系。这招致了中国宣传机构的猛烈指责。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５日，中国就里根参加总统竞选发表一项声明，声明指出：
“我们希望并期望新的美国政府继续坚持上海公报和中美两国建交联合公报的原则。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继续向前发展并得到巩固。”
在里根政府执政的头几个月，中美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其原因是受到里根在竞选期间发表的声明和某些别的因素的影响。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５日，中国拒 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允许中国购买额外的可作军事用途的技术的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表评论说：“我们宁愿不购买美国的武器，也不同意美国通过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方 式而继续干涉中国内政。”评论最后补充说，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将不得不作出强硬的反应。”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４日至１７日，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访问了北京。这次访问的主要内容与中国的贸易和军事关系有关（如上所述），同时也包括台湾问 题。在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后，６月１６日，黑格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黑格解释说，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来往的“非官方”关系将继续下去。 “这一点已被中国领导人所理解。”他说，我强调美国将继续按照美中建交联合公报的原则发展双边关系。“里根总统打算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友好国家对待。美 国和中国虽然不是盟国，但双方有许多共同的利益。美国还将修订外贸管制措施以扩大对华贸易。”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黑格承认他已经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美国 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但拒绝作详细的回答。
在１９８１年下半年和１９８２年的头一个月，由于在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没有达成统一的协定，尽管黑格访华，但中美关系仍然很紧张。结果，中国不接 受黑格提出的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建议，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了对美国的访问。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中国政府就和平统一台湾问题提出了更详细的建议。这 些建议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态度。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３日，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国家首脑会议上，赵紫阳会见了里根总统。据报道，他警告里根，如果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那将会危及中美关系。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２９日至３０日，黄华访问了华盛顿。访问期间，他同黑格进行了会谈。据报道，他要求美国政府不再向台湾销售比原有武器更尖端的武器 了，提供给台湾武器的数量应逐步减少。在指定的日期，美国应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８日、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１日，美国又宣布向台湾 提供更多的武器。后来，据透露，美国政府已经拒绝接受中国要求美国确定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最后期限的建议。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９日，里根总统签署了一项关于移民入境的法令。根据该法令，美国允许每年从中国大陆移民二万人，从台湾移民二万人。对此，１９８２ 年３月２６日，中国方面照会美国政府，对里根总统签署的这项法令表示抗议，北京方面说，这项法令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待。要求美国应纠正这种“错 误”。
１９８２年４月至５月间，中美关系稍微有所改进。同年３月７日至９日，布什副总统访问北京。同黄华、赵紫阳和邓小平进行了会谈。３月８日，布什副总统 声明说，中美双方代表已经同意就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继续举行会谈。据报道，布什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不同意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最后期限的意见，但是， 美国并不希望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
１９８２年４月５日，里根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该信的内容在同年４月９日公开。在信中，里根对中国在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的和平建议表示欢迎。里根的 这种观点引起了较大的反响。４月５日这一天，里根给胡耀邦（１９８１年６月接替华国锋任党的主席职务）的信中说，他重申了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同年夏 天，美国又进一步表示，对台湾政府要给予更多的支持。
随着通过外交途径在北京举行谈判的延长，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中美两国政府发布了一个联合公报。公报声明：“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中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
公报指出，“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原有的供应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通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公报发表后，中美双方作了不同的解释。美国方面把公报看作是中国不会通过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的保证。中国方面则把公报看作美国在限定的时间内结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保证。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１日和１０月１０日，中国政府再次批评美国表示支持台湾的做法。同年１０月，在中美展开论战的同时，中苏两国之间开始进行磋商，这是 自１９７９年以来双方进行的第一次磋商。１９８２年秋，中国官方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在苏美两国之间采取一种中立的立场。中国把美苏两国的政策同等地看作是 “霸权主义”，但近几年来，“霸权主义”这个术语却主要是为苏联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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