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
聚集在北京南站附近的访民们，绝大多数被安元鼎关押过，有的甚至不止一次。
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
戴月权数次反映被安元鼎“黑监狱”关押的情况，均无答复。
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
安元鼎用来押送访民的“护送”车。
南都记者龙志 实习生杨艺蓓 发自北京、广西、福建、河北、湖南
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保安业正悄然做大。数年内，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元鼎)拿到了诸多荣耀，这是中国保安行业所能达到的巅峰。
但媒体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据信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访者施暴。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曾发文狠批“黑监狱”，引述一份权威的调查报告：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 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黑监狱”的畸形存在就像毒瘤，是谁给安元鼎们以“司法”的权力？
南都记者历时半年，对这一极端隐蔽的“公司业务”，做了缜密的调查。
【上篇】访民噩梦：无效的抗争
安元鼎噩梦是如何降临到访民头上？在“黑监狱”中他们遭遇了什么？在大肆抓捕、押送访民的行径背后，谁是安元鼎的雇主？
女警张耀春的故事
上访女警被送黑监狱
来到北京第三天，张耀春接到一个电话后，前往位于东三环中路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驻京办，陪同的还有另一名湛江籍访民林蒂芬。
在双井桥和国贸桥之间的桂京宾馆是广西驻京办所在地，宾馆呈半封闭状态，出入经过一扇铁门，正对着车辆川流不息的路桥。
2009年12月16日，北京气温零下5℃，张耀春来到这里时，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妥，但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她让林蒂芬留在桂京宾馆门口的招待所，以防不测。
2000年以前，张耀春是广西合浦县公安局户政科一名干警；在此之前，她曾在内保科工作了两年，负责枪支造册登记存档。她发现这里的枪支管理之混乱匪夷所思，某些干部为了牟取私利，竟然凭着私人感情给社会上的“包工头”、“大老板”们配枪，甚至以种种名义违法销售枪支弹药给一些单位和个人。①
在一次执法大检查行动中，张耀春向“检查团”说出了真相，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合浦县公安局某些人违法乱纪情况反映》的材料。“检查团”走后，她遭到调离，最后以“考勤不及格”为由被辞退。
2001年《南方周末》曾介入报道此事，但一切并没有改观，站在媒体面前的张耀春处境更加艰难，由此前对付个别腐败分子，上升到对抗整个利益集团。她所揭露的问题被一一证实、查处，但她的工作却始终没有落实。更有甚者，在2007年夏天，曾经同处一室的战友以身份证是假的为由，拒绝帮她办理第二代身份证。她便成了这个国家里没有身份的公民。
自9年前第一次进京上访开始，张耀春与驻京办官员打过无数交道，今天打来电话请她过来了解情况的是驻京办负责人朱某。
她如约到来，却发现危机四伏，除了从北海过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巷口还布设了两个便衣警察，来抓她的人终于现身了，她试图冲出去，路口也被封堵了。她落入一个早已布好的圈套中。
等着她的是一辆白色依维柯，车身大字赫然：“安元鼎护送”。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年轻人冲出来，对于张耀春来说，这套制服再熟悉不过。制式、颜色与特警制服完全相同，只有一字之差，肩章上写着：“特勤”。
这是安元鼎与访民张耀春的第一次交集，5个月后，当她第二次被驻京办官员逮到，并交到安元鼎手中时，在被押送回合浦的路上，她甚至跟其中一个“特勤”聊得很熟。
在车上，张耀春问：你们拉我去哪里？
对方回答说，上车就知道。
张耀春大声抗议：“我有权利知道我上车后去哪里，你们不能这样，这是侵犯人权。”
两个“特勤”警告她：你要安分一点，你不安分你就是死。
驻京办官员们目睹了整个过程，张耀春说，他们甚至还帮忙扭送上车。但他们不是帮凶，他们是雇主关系，是他们打电话请来了安元鼎。在此之前，他们达成了协议：以政府的名义与安元鼎签订押送上访人员的服务合同。这是安元鼎公司诸多业务中，最赚钱也最见不得光的一项。②
“囚车”(在张耀春看来，这辆限制人身自由的车辆，与囚车别无二致)越拉越远，一个多小时后，开到没有路标的地方。随后，张耀春从车窗外瞥见“京津高速铁路”的箭头，还看见南四环的路牌，看到小红门大红门这边有个“红门路”的标志，用木头写的，插在路上，里面就是农村了。越走越远，这一带是破烂的工厂、仓库，高高低低的树林，冷寂得可怕。
傍晚时，“囚车”在一个写有“凯安达储备仓库”的楼房前停下，那是个破旧工厂，里面有两层楼，外面有四扇小铁门，红红的。
张耀春进去时，里面关了约两百多号人。天冷，墙上挂着空调，很旧了，根本不顶暖，被子又臭又脏，但还是被大家争抢着。北京的冬夜，漫长而难熬，他们只有相互取暖。这让张耀春备受屈辱：在里面男女同住，毫无尊严可言。
这是安元鼎在北京市区以及周边地区设立的众多“关押点”之一，访民们称之为“黑监狱”。
如果一个人触犯了法律，被法院裁定有罪投入监狱，他所遭遇的情景也莫过于此：在扭送进来那一刻，在身后铁门“咣当”一声巨响之后，已宣告尊严荡然无存。第一道程序是搜身，缴获他们的身份证、手机，以及任何物品。之后，他们无法跟外面联系，也消解了任何反抗的可能。
第三天早上，8点不到，张耀春就去排队，她想喝点稀饭，对方回答：“没有。”
张耀春还没有明白所处的境地，她不服气上前顶嘴，引起了一些访民们的共同情绪。在这个关押点，安元鼎的主管是两名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哈尔滨人邱林和牛力军(音)。
牛力军显得更残暴些，不容张耀春争辩，一把揪住她拉到办公室，砰地关上门，用拳头猛击她的头部，接着又扇了耳光，狠狠地踹了几脚。
聚集在门外的访民们喊来了邱林，门被撞开时，张耀春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在众人前，牛力军挥舞着电压棒，噼里啪啦向张耀春头上抽去，被众人及时拦下。
对着这名曾经的女警察，身着保安制服的牛力军愤愤地说，我要拘留你，“你回去收拾东西，准备去拘留所吧。”
张耀春只觉得很气愤，并不害怕。她想，去拘留所也好，去哪我都不怕，大不了一死，我也不屈服。
她对来核查情况的安元鼎特勤小队长韦应强(甘肃白银人，现已离开安元鼎)说，“你们到厨房里看看，能捞出米来吗？”
韦应强试着在锅子里捞了几下，一小勺都没捞出来。
3万元被“特勤”押回县城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 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在安元鼎的“黑监狱”中，无不诠释着“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高墙大院，封闭的空间，主管们身上穿着与警服相差无几的制服，只不过袖肩上面写着“治安”，胸前还有编号。大门唯一开启时，是“囚车”押送着访民们进进出出的时候，全副武装的特勤们，冷漠地注视并随时训斥着畏畏缩缩的访民们。事实上，在对给安元鼎招聘特勤的劳务公司采访时，南都记者获悉，自2008年之后，安元鼎招聘“特勤”的标准提升到：身高180CM，且要求是训练有素的退伍军人。③
即便张耀春始终提醒自己，他们的机关是非法的，是没有执法权的。但在被安元鼎关押时期，她仍不由自主地以为自己是在监狱里服刑，而她发现，她的难友们则完全把自己当成触犯刑罚，在此受刑服役的人。那些身着保安服的牛力军们，则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公权力的一方，手握执法权。
安元鼎希望访民们关押的时间越长越好，结果导致安元鼎的黑监狱爆满，生意应接不暇。
韦应强透露给张耀春的价码是，每个人每关一天，地方政府要付给安元鼎200元伙食费。接下来，安元鼎的业务员会打个电话过去，问：要不要送回去？或者继续关着？通常得到的答复是后者。
在第五天后，张耀春和广西常乐的一名访民被押送回北海。在标有“安元鼎护送”字样的依维柯囚车上(车牌号为：“京M O B035”)，除了两个司机，还有两个男“特勤”，以及一个女“特勤”，一共五个人。
在路上，依然是黑监狱的延续，访民们被训诫：不许停车吃东西，车上的面包、快餐面不许拿开水泡，硬邦邦地生吃。如果吃不了，也没人理你。从北京到广西北海合浦，一共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马不停蹄，车不熄火，两个司机轮班开。
到达广西合浦的时间是晚上11点多，在南北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张耀春曾经的同事——— 合浦县公安局信访科干警彭某和李某，以及县信访局工作人员周某早已经等在那里。
交接仪式显得快速而有效，安元鼎公司的特勤人员和警察们对照了合同之后，一方收钱回京，另一方，则将这个“上访者”押回县城。
2010年5月27日，在进京上访，第二次被驻京办官员交给安元鼎时，押送张耀春和另一名访民回广西的车辆牌照为：京M OB039。
这次，跟她熟悉的一名特勤告诉她，押送她的价码是：三万。④特勤小队长在一旁怂恿她说，你下次再来北京上访，你一来你们地方的腐败官员就害怕了，就扣分了。
“是啊，我来北京上访一次，你们又多赚3万。”张耀春骂道。
下午，在老地方交接的时候，张耀春看到了公安局与安元鼎公司签订的合同，并且从合同中不小心掉下了驻京办出示的一张证明。
“这并不奇怪，一个曾经的人民警察，却被保安公司送进了黑监狱，像犯人一样押送回家，经历过这样的事，还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她说。
被殴访民的恐惧与疑问
2010年，出身于刑侦专业的傅政华，在其55岁之年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履新第74天后，部署“雷霆行动”，扫荡了首都最知名的夜总会“天上人间”，一战成名。
傅政华的出现让远在无锡的谢其明看到了一缕曙光，他和其他17名访民合计后，决定给傅政华写封公开信，告诉这位首都公安局最高行政长官，在其治下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可能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行为。⑤
44岁的谢其明是原无锡市卷笔刀厂法人代表，2010年1月26日，他前往北京上访，三天后，在位于王府井附近的公安部信访局按程序登记了信息，当天被接待的无锡籍访民约有60多人。
走完上访程序后，谢其明一行18人
在街上游览，被民警盘问是否来上访，并要求检查身份证。
之后他们被带到公安分局，并做了记录。大概三小时后，一辆安元鼎护送车开进公安局大院。警察将18名无锡籍访民接交给安元鼎公司。按照性别区分他们被分别关押起来，其中谢其明和另外一名男性访民被押送到位于小红门南四环东路88号的安元鼎总部接待中心大院，在那里，他统计了大约有60多名“难友”；另外16名女性访民被送到一处离安元鼎总部不远的仓库，据她们统计，里面关押了大约200多名上访者。⑥⑦
在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他们被逐个搜身，手机、身份证等私人物品被扣押，并由保安看管限制人身自由。谢其明说，“所有的保安制服与正规的警服极类似，常人很难分辨。”
访民们在安元鼎关了一天一夜，超过了24小时。1月30日晚，18人被押上车身写有“安元鼎护送”的大客车，押送回无锡。随行有两名司机，以及20 多个“特勤”，每个“特勤”看管一人，访民相互之间被禁止说话，稍有越轨则被身边的看押人员恐吓、谩骂。(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晚上车行至河北沧州高速公路服务站休息时，保安在车内吸烟，访民中16个妇女，被呛得剧烈咳嗽，呼吸困难，要求保安不要再吸烟，但立即遭到他们的谩骂。
“特勤”小队长是一个身材高大壮实的胖子，但极度缺乏教养而又性情暴戾，他动手殴打了一个名叫沈建群的妇女。⑧
女访民王品仙刚刚上完厕所回到车上，她站在“胖子”后面，被他挥动的拳头误伤了。王品仙责问他为什么打人，“胖子”转身对王品仙劈头盖脸地一阵猛打，嘴里还不停地狂叫：“刚才不叫打人，这才叫打！”王品仙的脸上顿时破皮流血，眼眶乌黑。⑦
“胖子”不光在王品仙的头脸上狠打，亦对她胸部乱打乱抓，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暴行，甚至引发了随行部分“特勤”的反感，他们也喊道“胖子”不要打了。但行凶者充耳不闻，继续殴打女访民。⑤
谢其明上厕所后回到车上，撞见“胖子”的恶行，打抱不平地说：“有事好好说，你不能打人啊。”对方不说话回手对谢其明脸上打了几拳，还叫其他2个保安群殴谢其明。
随后在山东境内，谢其明又被“胖子”特勤队长等人无故殴打了2次，倒地后，特勤们狠狠地踩住他已触地的手掌。打人时，“胖子”亦重复这句话：“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打人？这样才叫打人。”
后经无锡市人民医院诊断显示：谢其明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见医院诊断报告)。
1月31日晚，车到无锡新体育馆门口，18名访民被等候在此的各街道办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一一认领，谢其明和王品仙两人脸上的淤青未消，甚至还流着血。
谢其明最后一个被领下车，他看到了双方的交易过程。他说：“无锡市政府的一名中年男子把钱交给安元鼎两名司机中的一名，当场现金交易，然后各自回去”。
但18人并没有被送回家，随即被无锡方面以口头宣布的“学习班”名义关押到各区的宾馆，直到春节前一天才被放出来，亦没有任何法律文书和书面手续。
谢其明和王品仙在采访中向记者证实，他们被关在宾馆时，向看守打听到安元鼎押送访民的价格是每人每天食宿费300元，加上押送等费用，每人4100余元，共8万余元。但进一步了解的情况是每人1万多元，这笔钱由每个访民所在的街道支付。
“这就是我们的遭遇，”谢其明说，在他们被从“学习班”放出来时，新年的喜庆并没有冲淡内心的恐惧，反而像噩梦一样，让他们坐立不安。
春节期间，18名访民聚在一起，他们把这些恐惧列举出来，形成了以下疑问———
我们想问的是：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是否有执法权？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是否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行为？我们知道稳定靠的是法治，靠暴力和违法犯罪是带不来稳定的，希望有人能对此作出回应。⑤
老访户状告黑监狱安元鼎
57岁的重庆人戴月权决定状告安元鼎公司和重庆驻京办，试图通过法律途径，驱赶访民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作为一名老上访户，自1977年7月被抽调修水库，因工伤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他逐级信访到北京12年。2009年9月30日，戴月权到国家信访局领表填表交表后，被送往久敬庄。在那里他被重庆驻京办官员控制后，交给安元鼎，随后被送到北京朝阳区南顶路红寺村的一个黑监狱。
“这所黑监狱关押着数十名信访人，年龄最小的是重庆市石柱县周博之子周易只有两岁多，整天哭喊着要妈妈……他们一家祖孙三代同时关押在一起，老人七十多岁，还有个双下肢瘫痪靠滑轮在地上滑行的残废人，他是贵州安顺人……”
4天后，一名大学生从黑监狱里逃出来后，告发了这里，戴月权与其他信访人一起被紧急转移到北京南四环外的朝阳区小红门村西门的“北京市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
这座“黑监狱”比之前的更严，两扇铁大门同样日夜紧锁着，门口由多名保安日夜轮流看守，里面有保安拿着花名册随时清点人名，门外有保安不停巡逻，门旁还有两条狼狗盯着来往人。
该黑监狱关押着100人左右，其中年龄最大的是75岁的黑龙江黑河市人杨培耕；关押时间最长的是江西赣州的廖启荣，他于2009年8月18日进来。廖说，他进来就挨打，直到他写下再也不上访的“保证书”后才停止。廖还说这里随时打人，他看见一个云南人被打得皮破血流，衣服被鲜血染红了强迫脱掉……
戴月权在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关押了6天，随后押送到北京西客站，交到前来截访的重庆巴川办事处负责人手上。
因为总是进京上访，戴月权成为黑监狱的常客。去年5月份，他被重庆驻京办人员用“京E25441”车送到通州潞城镇距留庄东口指路牌200米远的树林中的黑监狱羁押。⑨
遣送回家乡后，当地派出所干警警告他说：“从今起不准到任何地方任何机关上访，否则一律送劳动教养，你多次被拘留，已经劳教过，再去就判有期徒刑五年至十年……”⑨
2009年3月，戴月权与同乡访民林永良二人在北京南站乘公交20路车前往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待室信访途中被抓。被重庆驻京办人员用“京 M 10167”车押到通州潞城镇“富乐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旁边树林中的黑监狱羁押。
2007年9月，戴月权与妻子来京上访，遭到重庆市驻京办人员的殴打，致戴月权多处软组织挫伤。
自2007年9月至2009年10月止，戴月权先后共被关押三次合计16天。毒打两次，抢光材料、有关证据、法律书籍等财物一次，“这些都是重庆驻京办的××等人勾结安元鼎保安公司所致。”
戴月权分别向朝阳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寄送举报材料。今年5月25日，他接到检察院答复通知，称材料已经转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信访办处理。
朝阳分局答复他，已派人去重庆驻京办和安元鼎调查，请等待，下周再来。一周后，戴月权来到公安局，却没有任何结果，也没有人给他答复。
又过了一周，仍没有人出来答复他。6月下旬，公安局的警察告诉他，“这事不归我们管，你到别处去告吧。”
“可是，我被关押在安元鼎的黑监狱里，都在你们管辖区啊？”戴月权问，“不找你们找谁？”
跟以往一样，依然没有答复。
它如何从一家“杂货铺”发展为专业的保安公司？它的迅速“崛起”靠什么？一个河北农民如何操纵访民命运？
前传：一家保安公司的“折腾”
2004年6月15日，家住北京海淀区魏公村韦伯豪家园的张照华向海淀区工商分局登记注册了一家公司，名为：北京安元鼎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金为50万元，两名投资人分别是：张照华以及郑长兴。其中张照华出资40万元，出任法人代表。①
总的来说，这是一家服务类公司，从其经营范围来看，却像一家五花八门且毫不相干的“杂货铺”：经销研制服装、鞋帽、配饰、安全防护器械、提供安全防护服务和咨询。
很快，两名涉猎广泛的投资人便发现，要获得成功，他们应该更专注于一条道路走下去。2005年8月，公司名称变更为沿用至今的名字：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自主经营业务更加明确：提供安全防范技术咨询服务。其注册资本和法人代表均无改变。
2006年3月，出于某种原因，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两名创始人隐退，张照华在电话里不愿多谈，他说：“是你看到的那样，我们把公司正常转让出去了。”②
新接手的投资人有6人，注册资本50万元不变，其中大股东是张军和付国有，分别出资12.5万元。由张军出任法人代表。其经营场所也由魏公村119 平方米的住所搬至海淀区定慧西里21号楼一间仅59.12平方米的住宅房内。
1963年出生的张军籍贯地在河北省围场县，那是河北省最北部的偏远县城。在清朝康熙年间，这里被设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人猎场，，自此，当地亦有了一个显赫的名称：木兰围场。到了张军这一代，围场荣耀已被雨打风吹去。每户人家都想着地里土豆的收成，这几乎是农民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张军的父亲是一名老军人，参加过四平战役，并因此伤残退伍。在家中，张军是老大，他还有两个弟弟，初中毕业后，张军在围场县车子村担任民兵连长，其身材高大，被同龄人取了个外号叫：张奈贼(音，满语意为“狼”)。③
1983年后，张军开过石灰窑，但家乡人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他倒腾“皮货”生意的经历：头脑灵活，人脉活络，认识的人很多，什么都敢干。他是村里最早出去的一批人之一，并且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待过。在十多年前，张军带着最小的弟弟外出闯荡，留下二弟张智在家照看父母。④
张军到北京后似乎做过很多杂活，在与他最早的追随者聊天时，他还会时常透露初来首都讨生活的辛酸。至少能证实的是，在2005年前后，张军就已经以安元鼎公司重要员工的身份，在北京保安行业崭露头角。
2005年，北京圣安卫嘉保安公司总经理余志云在马驹桥商业街成立了一家“人力资源部”，由河北人老李负责运作，这家人力资源部只有一间门面，业务也只有一项：为安元鼎保安公司招聘保安。⑤
人力资源部成立之日，张军前来剪彩，在挥动剪刀那一刻，他甚至是“借人家的车来的，非常狼狈。”⑥
但安元鼎扩张的迹象已经很明显，在北京，当时为安元鼎招聘保安的人力资源部大概有10多家，而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比如陕西、河北等地也有与安元鼎有业务往来的中介机构。以老李负责的人力资源部为例，“保安要求身高1.65米，每招一个提成300元，通常1个月能给安元鼎输送100-200名保安。”⑥
保安公司的人员总在流动，而且流动非常快，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其中也暴露了这个行业诟病已久且仍未革除的丑陋一面。“新人招来后，要扣押身份证，干满一个月才能发工资，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干完一个月，保安公司总能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将你炒掉，由于你违反了规定，你的工资拿不到了，你的空缺马上又有新人顶上，流水作业。”⑥
一名离开安元鼎的保安在网上写他的短暂经历时称：初到(安元鼎)公司以调查是否有前科为由收走身份证；押半个月工资，服装费押金200元，1个月实际到手300余元；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流动量很大，干上3个月就算老员工了。
张军接任安元鼎之初，日子艰难，赚钱也是微不足道的。2006年，安元鼎公司资产总额为85.70万，税后利润为负12.22万元；此后一年，资产总额增加到116.97万，公司也开始盈利15.26万元。对于安元鼎来说，从负数到盈利，总算前进了一小步，但这似乎还不够。⑦
到最后，保安公司对人力成本的压榨极度膨胀，甚至到了向合作伙伴下手的地步，“给他们招聘保安的劳务费是300元，说好是干满十天才支付，但有很多是不到十天，就被各种借口赶出去了，最后劳务费也拿不到，而保安公司则侵吞了这不到十天的血汗钱。”⑥
一段时间后，余志云和老李都不再给安元鼎办事，他们脱离了关系。2008年，老李在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对面的村庄里新开办了一家人力资源部，没多久，张军又来找他合作。不过这一次，已今非昔比了。张军有了私家车，并且容光焕发。
短短六年历史，安元鼎取得了“辉煌”的业绩：2007年，获得了由12家单位联合授予的中国保安服务“十大影响力品牌”；2008年被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评选为A级安保企业。
张军也实现了对安元鼎公司的完全掌控，2006年10月，在其出任安元鼎法人后不久，几经股权转换变更，与之平分秋色的大股东付国有退出，张军以出资30万的金额，成为安元鼎毫无争议的最大股东(其他4名股东分别出资5万元)。此后，安元鼎股权结构一直保持着悬殊状态，2008年11月14日，安元鼎变更注册金额为100万元，张军出资额增加到80万，其他四名股东仍保持不变。
“特勤”护送：高利润的新业务
2008年5月，安元鼎公司成立了一个新部门：护送部。新部门的职责很明确：负责为各地政府消除头疼事，帮他们关押、押送上访人员。安元鼎嗅到并抓住了一个长期有效，低产出，高回报，且无风险的赚钱模式。
张军甚至将这个契机告诉了远在围场县老家种土豆的二弟张智，“以前日子过得很艰苦，2008年我哥哥他们成立护送部，全国各地进京上访人员都往他们那里送，规模特大，北京有5个基地和一个总公司，上海还有他的点，”张智说。④
在安元鼎公司构架当中，共有十个部门，但在其经济构成体系中，其他九个行政部门都是虚的，唯独护送部是“摇钱树”，地位也彰显出来，护送部是单列出来，由一名专职副总经理直接负责。
护送部的特保们身穿青蓝色制服，头戴“特警帽”，左右胸前挂有黑底白字“特勤”标志，臂章为“BEIJIN GSECU R ITY”(北京安保) 英文环绕着的公司徽标：“安元鼎”。这身装束往往让访民们以为是特警。
成立之初，护送部的任务是应驻京办要求，从接济服务中心将访民接来稳住，骗访民说去个有吃有住的地方。这些地方刚开始是旅馆，后来变成了仓库，发展到最后便成了“黑监狱”。在他们看来，稳住和护送是一体的。按照客户的需要，接到安置点(“黑监狱”)两天之后，如果雇主发出押送回原籍的指令，护送队马上到旅馆来接人，装车送人。
所有这些项目都是收费的，费用包括：稳控费每人200元、强制费每人200元，这些费用都可以随便调整到300甚至400元；此外则是护送费：坐火车的，特保一天500元；开车押送按每公里12元算，随行的特保是另外加钱，一个特保工钱为300元，司机也是同样的价钱。
对于强制费的解释是：将访民接到安元鼎指挥中心的时候，访民身上的包和物，以及所有东西都要安检一遍。烟、刀具、手机、身份证都要收。并且要跟访民说，麻烦你配合工作，身份证和手机要交给我们保管。碰到不合作的，就采取强制措施，这一项是收费的。因此在行动之前，安元鼎一般先给客户打个电话，对方说要强制的话，特保们便动手了。⑩
碰到难缠的上访人员，四个特保抓着胳膊拉着腿往车上一摁，摁到车上就跟他说：别害怕，我们是国家信访局的，是给你解决问题的，不要怕……“我们经常去永定门汽车站一带，许多进京上访的老头老太太在那坐着，当地驻京办给我们打电话，去了之后，抓着便往上车丢。”一名安元鼎特保说。
安元鼎护送部刚开始只有10多个特保，三四辆车，一辆大客车已经很旧了。之后又买了两辆面包车，坐11个人左右。后来人多了，车不够了，就开始租车，招人。
2009年初，安元鼎公司应贵州省的要求，押送了两辆大客车的访民，这趟行程收入为30万。
彼时，安元鼎有小车17-18辆，总共30多个司机，两会一过，马上增加了10辆7座的依维柯。到现在，51座的大巴有3辆，24座的3辆，27座的有4辆，7座的有6辆，别克，奔驰……
安元鼎护送部的队伍逐渐健全完善，护送部编制建设也有着军队色彩：下设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三个中队长，一个中队是两三个班，一个班有七八个人。
“在护送部，特保加上司机有200人左右。有值班的，安检的……所有人都住在一块，在安元鼎接待中心后面的大院里，楼上楼下，平房，很热闹。像部队一样的上下床，房间有8个人的，也有10个人的。安元鼎还规定：在特保内部，男的不许跟女的谈恋爱。”⑩
安元鼎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赚钱模式，在关押访民的市场领域中开疆拓土，为其带来了高额利润：2008年年底，注册资金还是“小打小闹”的100万元，此后半年，一跃扩充10倍为1000万元，其中，张军出资980万元。
北京市工商局年检资料显示，2007年安元鼎全年营业收入为861.93万元，2008年，全年营业收入跃升为2100.42万元。安元鼎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荣耀，都来自这一年之后。目前，拥有保安3000余名。
但张军谋求的不是单向度发展，眼前的事业虽然看起来风光无限，也危机四伏，不时被媒体或者网络曝光出来的殴打、关押访民的控诉，让他觉得有必要收敛些。他告诫手下，尽可能地不要动武，应该转变观念，暴力对他们并无好处，访民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财神和钞票⑩。
此外，他在2008年登记注册了两家企业：北京安元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及与安元鼎一字之差的“北京安元鼎立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后者的经营范围为：技术服务、接受委任提供劳务服务、劳务派遣、翻译服务、销售消防器材。从股权变更迹象来看，这家公司似乎更像是张军在为培养其儿子张学松做准备，这位出生于1984年的年轻人身份登记是：初中毕业，在京劳务，目前任职安元鼎业务部经理。他在安元鼎新公司出资额为10万元，仅次于张军。
就个人发展而言，47岁的张军已完全从围场县一个“挖土豆”的农民，蜕变为成功商人，一家集雅俗一身的金字塔式公司董事长。他深入简出，吃住、办公都在位于小红门南四环东路上的安元鼎装饰一新的接待中心总部大院，极少露面。⑥
“政府是雇主，访民是财神”
安元鼎最初的雇主们是代表各地政府的驻京办，但光这样还不行，他需要主动出击，才能将业务网络辐射到各省地区，甚至偏远乡镇。现在的良好业绩难以想象，即便在福建最偏远的乡村也有安元鼎的业务往来。一名负责押送访民的特保说：“我们跑过三亚、云南。”
做到这样的地步，必须归功于安元鼎的业务部。名字看起来不怎么打眼，在安元鼎公司组织结构上，它排名第二，但在安元鼎的赚钱模式中，它却是连接公司与雇主们的桥梁。
在安元鼎，专职联系护送业务的业务员有5-6名，都是酒量很好的年轻女性，按照省份划分各自的业务区域。她们的工作就是给各地驻京办和相关部门打电话，请负责人吃饭。活是接不完的，白天晚上都忙，拉不完的人。业务员们拿提成，一个月下来，能拿到三四万。⑽
在安元鼎业务员的文件包里，有两份文件是谈生意时必须携带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
《委托书》似乎是一张免责声明，它声称：兹有某某省某某市，依据《关于对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要“快速接领、快速劝返”》的要求，特委托受托方将我省非正常上访人员(人数)，护送回。望贵单位鼎力配合。
《特保护送服务合同》则详尽列出了“特保护送内容”、“聘用特保队员的形式、数量、服务期限和服务地点”、“护送特保人员补助费以及管理费收费标准和付款方式”，以及“双方权利和义务”。
收费内容有四项：特保队员服务费(每人每天多少)、护送管理费(路程公里数算)、协助代理服务费，以及住宿费。
上述特保人员说：“合同有三份，白的，红的，绿的。白的是和驻京办签的，签了这个最起码路上有什么事的话，这是证据。价格是自己定。驻京办是要拿回扣的。比如你找驻京办要3000元，驻京办要找地方政府要3600元。”
规定付款方式为预付制，长途护送发车前预付总服务费的80%，剩余20%返京后一次性结清。这种方式对于安元鼎是有利的，之前也有过教训，几名特保拿到一笔护送费巨款后潜逃了，安元鼎只好吃哑巴亏。如今预付制能把款项安全收回。
2010年两会期间，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下通知，让安元鼎将“特保”名称改成了“特勤”。一是，两年之中安元鼎特保已经臭名昭著，所到之处，怕人知道，招来报复；其二是据称保安总公司感受到了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⑩
今年4月份，安元鼎在每辆护送车里安装了摄像头。一名特勤声称：“上访的分两拨，非法上访和正规上访，正规就是在信访局、天安门分局和三里屯派出所这些地方，送到马家楼的，就是非法上访的。当地驻京办打电话叫咱们去，就把人接出来，先安置稳定下来，做思想工作，稳固一两天，再送走。一人一天200元生活费。住的地方是我们租别人不干了的旅馆。专门找个人负责做饭，再把他们的心一一笼络。”⑩
高峰期关押点一个地方不够，进进出出，有的住两天，有的三天，安元鼎每天必须给当地驻京办打电话，汇报被关押的访民思想状况怎样，以此确定护送日期。
对于安元鼎来说，收集双方的信息是有必要的。张耀春第二次被关押在“黑监狱”时，注意观察到这一点。她回忆说，“一进去，他们就骗我们，跟我们说有什么上访材料就交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帮你们交到政法委、中纪委等等高层的地方去。老百姓很相信他，整天讨好他，排队去他那里向他求，他们就时不时抓紧时机，告诉我们这些上访人员，说上访是不归之路，要么就坚持到底，要么就回去，再也不来。坚持到底就是要勤来、多来。”
“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这样说好像感觉到他们很关心我们，很真心帮我们。他们还说关我们是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很多人都相信。他们还说，你们多来的话，就把你们地方政府官员的分给扣了，中央扣了他们的分，对他们的前途有影响，他们就害怕了，就会被迫帮你们。后来我发现这是假的。”
张耀春认识到，对于“生意人”安元鼎来说，“维稳才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呢，反倒是稳定了，他们的生意也玩完了，政府是雇主，访民却是财神。”
“财神”却常被弄伤。“去年春节前，安元鼎护送部一名大队长殴打了一个被关押的老太太，他抓住胳膊，老太太就骨折了。老太太送回去后，反过来把打人的保安给告了，公司也没有保住他，判了两年。”
“大队长被判刑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打过人。”一名特保队员目睹了这位大队长被抓走，他对安元鼎的冷漠耿耿于怀。
要弄明白“访民和财神的关系”，就必须转变工作方式和态度。张军告诫下属：“第一，要让访民信任我们公司，送人期间不要打人，打人的话第二次再不来了；第二，要让驻京办信任我们公司，对他们说一定能抓到，并押送回原籍，绝不会出事。”⑩
6月，通州郊区，戴月权和另一名被安元鼎关押过的重庆访民找到了一处“黑监狱”。
安元鼎与地方政府如何签约押人？它怎么外包驻京办的维稳职能？“黑监狱”是什么样子？这是市场化还是公权私化？
上杭县公安局在网站上挂出的工作动态认证6了一个事实：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承认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未必是件省心的事，”旧县乡政府人大负责人说，“与安元鼎签订协议，维稳费用不见得减少，反而增多了。”
来自政府的合同
上杭县，位于福建省西南部，全国23个苏区县之一，曾经的革命老区，但在外面，它甚至没有其境内的一家公司——— 紫金矿业名声响亮，在今年的污染事件中，紫金矿业的传播率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0年5月18日，福建上杭县公安局网站上挂出一条工作动态：
3月29日，旧县乡迳美村18名外嫁女分两批次出发到北京上访，要求解决紫金原始股分配等事项。4月2日晚，5名上访人员在天安门地区被公安民警盘查得知上访后被送到北京市马家楼接济中心。4月3日下午，另13名上访人员也在天安门地区被北京警方盘查，其中11名上访人员随后也被送往马家楼接济中心。4月3日晚12时，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在与旧县乡政府派出的工作组签订协议后将16名上访人员强制遣返护送回上杭，于4月5日中午抵达我县。
……
4月5日16名上访人员被遣返到达上杭后，上杭县公安局立即组织民警开展调查，在充分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决定对第二次前往北京天安门地区，被送往马家楼接济中心遣返的林某勤、翁某金、黄某、林某秀等4人各处治安拘留七日，钟某芳、林某凤、林某英等3人各处以治安拘留八日。
……
这份有些“表功”意味的工作动态，透露了隐蔽的事实：安元鼎公司与地方政府存在押送访民的业务往来。
尽管安元鼎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上，标明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行事，但它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的第564号令———2010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对保安服务行为进行了明确规范：保安员不得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殴打他人以及扣押、没收他人证件、财物；不得阻碍依法执行公务；不得有参与追索债务、采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处置纠纷等行为。
连夜奔袭36小时把人带回上杭
在上杭县旧县乡政府，没人会对这种违法违规的事情感到讶异。该乡负责迳美村工作的何姓官员称：“外嫁女们到北京非法上访，会给首都治安带来很大隐患，把她们押送回来，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①
旧县乡给“首都治安带来很大隐患”的是30多名“外嫁女”，她们因为出嫁，而被剥夺了“紫金原始股分配权”。两会前，在逐级信访无果后，她们决定进京寻求上访。前脚刚到，由县信访局长和乡政府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带队的工作组也尾随而至。
她们是第一次进京，有一部分人遭遇警察盘查被送到救济中心，通知驻京办来认领；林丽萍带着5岁的女儿以及另外一部分“外嫁女”住在陶然亭公园附近的鹤乡宾馆。晚上，上杭县工作组前来拜访，要求她们回去，遭到拒绝。
20多分钟后，“外嫁女”们正准备睡觉，有人在敲门。
林丽萍问：是谁？
对方回答：查房。
开门进来后，四个穿特警制服的安元鼎“特勤”说：身份证拿来。
接着又说：手机拿来。
一一收缴之后，指着外面说：收拾东西，跟我们走。
林丽萍问：你们是谁？
“无可奉告。”
“你们要带我们去哪里？”
“无可奉告。”
每个外嫁女都由两名男特勤押送到门外的安元鼎护送车上，上车后，特勤们拿着金属探测器在这些女人身上照来照去。
林丽萍忍无可忍，问道“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无可奉告”，特勤们神情严肃地回答。②
安元鼎的护送车连夜奔袭，开了36小时后，到达福建上杭县。
两个月后第二批前往北京上访的外嫁女们，完全是第一批遭遇的克隆版，上杭县政府与安元鼎公司联手，将这群“安全隐患”押送回来。只不过，这一次，是被直接送到了拘留所。
29岁的林新凤等7人被拘留了8天，理由是：2月份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教育批评后，4月份再次到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查获送往接济管理服务中心劝返。
出来后，林新凤质问乡政府，拘留有何依据？问题没解决，下次还是要上访。
对方恐吓说：“下次再敢上访，直接把你们送去劳教。”
上杭县公安局亦对这两次“维稳”行动表示满意，其网站上挂出的工作动态认证了一个事实：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承认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但不菲的费用，落到了乡政府头上。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刘家辉否认了自己参与此事，他表示，具体数目多少，自己也不清楚。
“未必是件省心的事，”旧县乡政府人大负责人说，“与安元鼎签订协议，维稳费用不见得减少，反而增多了。”
“首先，你需要找几个驻京办领导”
事实上，安元鼎并不是首都唯一关押、押送访民的公司。市场已经形成，并且利润之丰厚，谁都看得见。2009年11月25日，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载文指出，一份权威部门的调研报告显示，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安元鼎公司所辖的关押上访人员的“黑监狱”，有无在所列73处之中尚不可知。
7月，在北京建外SO H O一家咖啡馆，坐在南都记者对面的安元鼎公司某特保队长就如何开办一家像安元鼎一样的公司时说：“首先，你需要找几个好的驻京办领导，跟接济中心做好沟通。有非法上访的，跟当地政府联系，问他们需不需要押送……”
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对吧？但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介入这个行业，你还需具备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在见过那位雄心勃勃的特保队长之后第二天，59 岁的重庆铜梁男子林永良带我们去找寻一年前，被关押过的“黑监狱”。
去年8月，他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上访完之后，被4名驻京办工作人员带到车上。在逼仄的车厢内，遭到了4名男子拳头和鞋跟劈头盖脸的毒打，打掉了三颗牙，其中两颗掉在车内，当他疾呼救命时，第三颗也掉下来了，他顺手接住藏到衣兜里，作为证据保留。
最后，那个名叫周勇的工作人员指着他说，“你不是要去告吗？这次看你又到哪里去告？”
车子开进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时，林永良口、鼻和眼睛都在流血，连“黑监狱”的看守都看不下去，说道：“驻京办太不像话了，怎么这样凶恶。”他需要向公司报告这件事，以防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林永良在这里呆了5天，因为有访民举报，引起媒体前来曝光，“黑监狱”的负责人赶紧将访民们转移到其它地方。之后林永良被遣送回重庆。
2009年3月起至8月之间，他先后被包括安元鼎公司在内的两所“黑监狱”关押了三次，合计17天。
“黑监狱”多次被查
因为地址记得比较牢靠，林永良很快便找到了这所位于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这其实是一家农家四合院，临街门面被浙江一家消防器材公司租赁，老板娘还记得这里曾关押过访民，看着确实可怜，但毕竟是做生意的人，也没有过多去管闲事。
“黑监狱”设在四合院里，用围墙隔绝起来，两层小楼，上下两间大厅，各有5间房子。已经人去楼空，一楼大厅里竖着一面衣帽镜，写着“北京保安”四个字。屋内所有窗户都被木板钉上，并用棉被堵住，黝黑一片，封闭的空间内，空气混浊，散发着霉味。地上散落着访民们撤走时来不及收拾的衣服，和方便面袋。二楼一间房间的窗台上，有两张纸屑，分别写着访民的名字和家乡地址。因为撤得突然，一楼铁门上，还挂着一顶黑色的保安帽，帽檐上别着国徽。
在向住在“黑监狱”的后面的居民打听房东情况时，林永良认出其中一位中年男子正是他被关押时，“黑监狱”的负责人袁主任。
袁主任实际上是一名保安队长，他在为“京都强业保安服务公司工作”。他承认这个大院是去年刚租赁下来，租了五年，“用来做公司保安基地，就是全国各地上访的……说违法也违法，说不违法也不违法。”三个月前，保安基地停掉了，因为被人举报，公司决定不做这项业务了。
跟安元鼎一样，京都强业保安服务公司也隶属于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但势力明显弱于前者，袁队长说，自从被举报后，保安基地便散了，业务停了，他也离开了公司，现在在一家小区当保安。
同样的事，安元鼎也遭遇过，去年10月份，安元鼎曾租赁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小红门村村南的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中的院落关押访民，最多时，这里曾关押了200-300多人。也因为被人举报，媒体闻讯赶来，便搬走了。
对安元鼎公司的控诉，网上不计其数，63岁的湖南澧县人毛元泽先后向小红门派出所以及朝阳区公安分局举报被安元鼎“黑监狱”关押一事，但至今没任何答复。
也有竞争，但基本被安元鼎垄断
曾给张军开车的一名司机说，“干这行在北京就是靠关系靠钱。”就在上周，他还给张军开车，接送公安局内保局一名处长吃饭。
“现在，也有其他公司在竞争，但是都被我们公司垄断了。”他说。
对于访民们的报警，这位安元鼎的司机表示，即便警察当时去过问，最后也会不了了之。
有多少地方政府如上杭县旧县乡那样与安元鼎签订了业务合同，由于这些难以见光而无从得知，但庞大的地方政府的“市场需求”导致安元鼎之类的保安公司业务成为稀缺，众多证据表明安元鼎的业务触角早已伸向全国各地。安元鼎一名特勤跟记者见面时说：“昨天上午，鄂尔多斯的一个公安局长，还有个集团的办公室主任请吃饭。他们也是为了上访这一块，所以请我们吃饭，昨天两个业务员经理开车去的，说下一步，有什么事给我们打电话。给他们搞定送到当地。”
2009年11月25日的《瞭望》新闻周刊指出，各地政府驻京工作组采取三种方式安置分流上访人员：一是自己租用房屋或宾馆设置临时劝返分流点，由驻京工作组照顾和看护；二是雇用专业保安公司，由保安公司租赁场所和负责看护；三是直接雇用社会闲散人员，由他们提供地点和看护。这些临时劝返分流场所，被上访人员称为“黑监狱”，因为很多人在那里被扣押手机、身份证，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虐待和殴打。
“撤掉了驻京办，撤不掉驻京办的需求。……可能不叫驻京办了，叫做保安公司，用来维稳。”7月20日，按照规定，146家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和 436家县级政府驻京办应在这个时限前全部撤销，但在《驻京资讯》社长李罡看来，这并不妨碍安元鼎们做大生意。
驻京办撤了，公权外包
大限日过后几天，北京市北辰绿色家园，《驻京资讯》社社长李罡坐在电脑前，盯着桌上刚打印出来的网站结构大样，为即将上线的邸讯网做准备。
隔壁会议室嘈杂的声音传来，李罡说，“里面是几个县驻京办的领导，约他们来商量网站的运作。”大限之后，这些官员，都是影子人，该做的事还在做。
李罡观察到，县级驻京办的撤销，使得用来维稳的保安公司浮出水面，被市场化。“我目前了解到，很多城里的接待服务站都是企业行为。我给你接个人，给你劝返，帮你送回去。你给我钱。”
鉴于《驻京资讯》社掌握数目巨多的驻京办信息，一些保安公司找到李罡，寻求合作，或者让介绍业务。就在一小时前，有人找李罡建议说，“开发一套维稳软件，各地方的负面信息只要在网上有苗头，我全部给你监控出来……”
“县级驻京办是各地维稳第一线，被撤销后，保安公司趁机介入，这种做法，等于将公权外包了。”
在北京，围绕上访人员的吃、住、行、“抓人”、“看守”、遣送等，明里暗里已形成规模庞大、畸形的“灰色产业链”。越来越多的安元鼎们进入这条产业链中，瓜分利润。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看来，这类私人公司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公权性，让人震惊。张同时也是一位宪法学者、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显然是起很严重的违法事件。这个现象首先是公权私化，把公权外包给私人，公权力本身要遵循的原则被侵犯，还有就是，这些公司聘用了很多社会的闲散人员，从这个意义可以把它定义为“黑社会”，现在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变成了合法的公权力组织，这就是私权利的正当化或者合法化。”
张千帆认为：“这个口子一开，各地都纷纷效仿的话，后果很难想象。最主要的后果就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践踏，它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同时它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一定会出现越维越不稳的现象；还有就是黑白的勾结，现在已经分不清了，以后就越来越分不清，私人就变成了公权力的一部分，公权力可以把权力委托给私人行使，会造成中国公权力机构的黑社会化，黑社会变成合法正当化。”
“黑监狱”的衍生
安元鼎第一次进入北京邮电大学教师徐平(化名)视线，是在2008年左右，当时“黑监狱”的发展已经规模化了。当时在聚源宾馆、金宛宾馆，以及丰台各地的“黑监狱”，关押着不同省份的人。(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徐平说，在2003年前，访民们绝大多数是关押在收容遣送站。收容遣送站有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第二类也是最大量的，是随机抓的农民工；第三类则是上访人员。
“他们被归为一个特殊的区域，叫做病号区。我一开始也不懂什么意思，后来他们说，头脑有病。老上访户经常被关押在疏散遣送站或精神病医院。他们可以靠这个挣钱，从而形成大大的产业、市场。”
据徐平的调查，2003年之后，开始有了截访这一说，规模化地，大量地出现截访者。有了截访的规模化的出现，实际上黑监狱已经开始萌发了。因为截访不一定马上就能接回去，接到人之后不能立即带走，他可能就临时把上访者放在驻京办，或者临时租一个房间。这个时候，其实所谓的“黑监狱”就出现了。
到2006、2007年，上访更多了，截访也变得规模化，某种意义上它有些程式化的东西，有一整套(流程)：比如说怎么撤销上访登记的单子，怎么样接人……
6月份，新华社报道，内蒙古政法委书记任邢云称今年以来内蒙古用于化解社会矛盾的资金已超过3亿元，已抽调315名厅级干部和21320名干部深入基层，集中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层层签订了维稳、综治、信访工作责任书，公务员维稳工作在实绩考核中的权重由6%提高到 16.7%。
宪法学者：安元鼎式维稳踢开法制
在张千帆教授看来，“安元鼎们”的出现，是各地政府维稳的衍生品。“政府肯定是自己本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维稳，于是通过雇用一批私人，这批人其实也是公民，利用他们去对付另一群公民。”
“这种方式维稳，是非常危险的，把法制踢在一边不管，结果将是越维越不稳。首先是你没有解决问题，这些人被押回去了，就罢休了么？问题没有解决会继续上访。造成上访的很多制度性、根源性的问题没解决，所以要继续上访，这样就造成了更大规模的上访军。越来越多的人跑到省会、北京来上访，又把他们押回去，给他们造成了更大的压力，政府力量不够用，动用私人，不顾法律，这个过程中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和侵害私人的事件。所以它是越维越不稳的直接体现，也对它有着推波助澜的效果。”
张千帆教授说，“任何机构，包括驻京办在内，都无权授权私人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当年‘孙志刚事件’过了之后，收容遣送条例被废除，重要的理由就是它违反《立法法》，因为收容遣送根本没有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的立法依据，就是国务院的条例，所以废除了。如今这个东西，连国务院的条例都没有，更不用说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的授权。”
“根据《立法法》，所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在中国必须通过公权力机构，不能通过私人机构。比如现在争论很多的，拆迁动用地方涉黑组织，造成很大问题。黑和白的根本区别就是通过私人去执行公权力没有程序上的法律保障。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剥夺公民财产权必须要通过法律和公权力，因为法律给公权力机构设立了一系列的程序上的保障。所有这些东西一旦委托给私人机构，就不存在了，这就会造成大量侵犯基本权利的事件。”
在这位法学教授、宪法学者的声音之外，更多的现实是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没有身份的公民———广西合浦县前女民警张耀春目前正在各地东躲西藏地过日子，鉴于一再上访，且被安元鼎关押、遣送多次，当地公安局已经释放出来信息：即将对她劳教。
上杭县的外嫁女们从拘留所出来后，捏着政法机关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愤慨不已。即便被警告再次上访，直接的后果便是劳教，她们仍表示正在为下一次的上访做准备，“要抗争，问题解决之前，上访到底。”
对于身在无锡的谢其明来说，他在等一个答复：两个月前，一个据称是北京市公安局保安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核实了他在举报信中列举安元鼎罪行的细节，此后便杳无音信。
